时间：2023-06-07 09:21:58
关键词：信息技术；智能化仪器；教学改革；自主学习；创新学习
引言
技术、教育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在2017高等教育版《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得到了充分体现[1]，该报告指出，技术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教育和社会的改革进步。国家2015年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纲要，明确信息技术等9项任务与十大重点领域[2]，这些任务与重点领域都急需大量精通智能控制、智能化仪表的高技术人才，这也为测控技术与仪器类工科专业的智能化仪表及相关课程建设指明了革新的方向[1，3，4，5]。本文对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工科课程《智能化仪表》的教学变革进行研究，提出了一整套教学实践应对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智能仪器课程教学现状
智能化仪器是工科自动化类、信息类、电气类等专业核心类课程，该课程实践性、综合性强，讲授知识点、重点难点多，学习难度大。通过对智能化仪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智能化仪器和仪表的设计、分析和应用能力，以及独立科研攻关的能力。在以往的教学中，往往只传授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基础方法，工程应用重视不够，从而导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教学内容与工业实际紧密度不够。教学内容偏重理论，不能将工程实际中的典型智能化仪表、典型应用案例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起来，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能较好地引导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2.课堂教学、实践方法缺乏系统性模式。在人工智能、移动技术、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推动下，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手机移动接入教学、互联网在线学习、虚拟实验室、网上慕课、创客等教学新手段，但针对具体智能化仪器课程教学和实践还没有形成高效的面向这些新技术的教学实践管控体系。3.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掌握有用技术和形成真实能力的教学模式还没形成。现有智能化仪器课程教学中，教与学还不能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4.课程教学的专业化和学生学习的深度化、终身化引领不够。目前智能化仪器课程教学，还不能提供足够丰富的教学资源，还不能做到课堂学习和课下（在线学习，移动接入学习等）学习的充分融合，课程还不能提供足够充分的学习空间和学习环境。课程对使学生具备未来职场所需的技能，了解课程与真实世界间的联系，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解决问题、互相协作、自主学习，掌握学习内容”，实现深层学习的引领不够[1，3，6，7]。
二、信息技术驱动下的智能化仪器课程教学改革
在总结智能化仪器课程教学已取得教学成果和典型应用实例效果的基础上，结合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开展智能化仪器课程教学改革工作。具体包括，课程教学内容的多形态化划分模式改革，基于多技术支持的复合教学方法改革，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学实验管理系统研究，以及课程专业化授课队伍建设改革。
（一）课程教学内容的多形态化划分模式
现阶段，大部分高校采用一刀切的传统教学方法和统一的教材。同时，物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接入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教学解决方案，这将深深影响着高等教学过程。鉴于此，将智能化仪器课程的内容进行了多形态化划分，具体划分为：课堂讲授内容，在线讲授内容；基础理论内容，技术应用内容，综合应用技术内容；必讲内容，选讲内容，自主学习内容；专项技术内容，综合应用内容等。
（二）基于多技术支持的复合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育模式，老师讲、学生听，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依旧处在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由于智能化仪器课程具有工程实践性强的特点，基于物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智能计算技术等，在课堂教学和实践中引入了基于问题导向的教学方法，基于项目的教学方法，基于就业导向的教学方法，以社会和学生未来职场需要为引导，教授学生真正有用的知识，使学生掌握有用的技能。
（三）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学实验管理系统研究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智能化仪器课程的教学和实验管控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1，2，3]。基于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或者应用技术，例如，物联网技术、智能计算技术、自适应学习技术、大数据等技术设计开发了智能化仪器的新型教学实验管理系统，该系统包括智能化仪器在线综合课程评测系统，智能化仪器视频公开课系统，智能化仪器创新创业网络实验室，智能化仪器在线仿真实验室，智能化仪器远程录课授课系统，智能化仪器教学网络论坛，智能化仪器移动教学系统等。
（四）课程专业化授课队伍改革
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社会和教育环境不断变化，教师角色也随之发生改变。教育者已经远远超越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而逐渐成为学习过程的管理者和推动者[1，2，6]。为此，信息技术推动下，课程授课教师必须向专业化方面发展。1.面向职场需求的动态课程组。整个社会和未来职场对人才的要求折射到教师专业发展领域，深刻影响教育者的角色：除了能及时发现教学中的突发事件，教师还必须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入学率变化和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为毕业生提供全球视野下21世纪工作环境所需要的技能[1，7，8，9]。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但要关注社会和职场的相关专业和技能需求，而且要设计相应的教学内容，使学生获得这些技术和技能。这样给授课教师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们为智能化仪器课程设立了面向职场需求的动态课程组，课程组有3-5人组成，分别为：基础理论技术教师，负责基础理论技术研究和讲授，主要由智能化仪器课程专任教师担任，讲授智能化仪器设计所需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设计方法；基础技能实践教师，负责基本实验实践项目研究和讲授，主要有控制类、电气类、信息类、仪表类等多个学科的实践能力强的教师组成，以引导学生应用所学多学科技术知识进行简单项目开发的技能和能力；工程综合创新实践教师，负责工程综合创新项目研究和讲授，此类型教师主要聘任来自企业、研究所等一线市场的专家、技术骨干，最大限度地拉近教学和市场、职场的距离。2.教师队伍的信息素养建设。21世纪环境下，提高数字素养是对所有人的要求，它不仅指能够使用数字化工具，还包括利用特定的数字化技术解决具体情境中的问题[1，2，10，11]。为了提高智能化仪器课程组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采取了如下改革措施：1）设立了“信息化教学奖金”，奖励教师采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创新，获奖的教师积极探索各种前沿信息化教学技术和方式，如自适应学习、视频访问、数字档案、混合式学习模式[1，10]等；2）设立教师信息化进修培训基金，为课程组老师进行信息化应用技术进修和培训提供资金支持。
三、课程改革的特色与创新
本研究提出的信息技术驱动下的智能仪器课程教学改革，较现有的一些课程教学模式有诸多特色与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种教学模式有机融合
多种教学方式结合，对于实践性、综合性较强的智能化仪器课程需引入基于问题导向的教学模方法，基于项目的教学方法，基于就业导向的教学方法等，不设置固定的教学项目、实践步骤，教师只规定合理项目范围和要求，由学生主动去查询资料，自行设计方案、步骤，再与老师同学互相探讨，完成学习过程，以学生为中心，面向职场和培养有用能力为目标，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创新学习和终生学习意识和习惯的形成。
（二）专业化课程教师队伍建设
设立专项奖励和基金，制定培养计划，加强教师个人能力的培养、提高，鼓励教师不断学习，并且深入实践，做项目、做课题，根据社会实际和职场工作需求，选择合理项目融入教学，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聘请企业工程师作为兼职教师，丰富课程组教师组成，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校内专任教师与兼职企业教师一直处于交流与合作中，校内专任教师走进企业得到学习锻炼，企业工程师的协助教学提高了课程教学的实用性。
（三）有效整合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
基于物联网、云计算、自适应学习技术、大数据等技术进行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学实验管理系统的研究，从新构建了智能化仪器课程的学习空间，实现了课堂教学、在线教学、在线实验、网络化仿真、校内教学实验室、企业教学实践基地、大学生学科竞赛等教学资源的融合，整合了课堂、学校正式学习和网上在线学习，视频远程教学，企业工程实践等非正式学习模式，大力推动了学生移动学习、自主学习、自适应学习、创新学习意识和习惯的形成。
关键词：智能化；专利审批；审批制度改革
引言
2015年1月，国务院《关于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对行政审批改革提出具体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工作，解决审批环节多、时间长、随意性大、公开透明度不够等问题，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为人民群众服务水平”。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是我国唯一的专利审批行政部门，承担全国的专利申请受理和审查工作。多年来，专利局一直将提高查询效率、提升对外服务质量作为业务管理的重点，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0年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投入使用全流程电子化的专利审批系统，增加了电子化的申请模式。信息化手段极大提升了专利审批的服务质量的专利审查工作的效率，申请人足不出户既可向专利局提交专利申请，有效缩短了专利审查周期。
在我国，专利申请量逐年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又期待着更为方便、快捷的申请受理和审查服务，在不考虑增加审查员人力投入的情况下，如何帮助审查员提高效率，减少出错率，做到审查中质与量的统一，同时又能为申请人和机构提供更为愉悦的服务体验，仍然是专利局提升业务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课题。
1 我国专利审批制度现状
1.1 专利审批的主体与客体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统一受理和审查我国的专利申请，依法对符合授权条件的专利申请授予专利权。
我国专利审批的客体包括三类专利申请：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1.2 专利审查流程
目前，我国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采用初步审查加评价报告制度，对发明专利申请采用实质审查制度。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审查大体经过以下几个环节：受理审查、分类、缴纳初审费、初步审查、办理授权登记手续、授权公告。专利局可根据相关人的请求，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出具专利评价报告，对其专利权的稳定性作出评价。
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过程包括：受理审查、分类、缴纳初审费、初步审查、发明公开、提出实审请求及缴纳实审费、实质审查、办理授权登记手续、授权公告。
在审查过程中，未及时缴纳初审费或未及时答复专利局发出的通知书，则可能导致专利申请的视为撤回；符合授权条件但未及时办理授权登记手续，专利局会做视为放弃专利权处理；初步审查或实质审查不合格的申请，会被驳回专利申请权。
2 我国专利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2.1 专利申请程序复杂
一项专利要走完一套最基本的审批流程，申请人需要提供多种资料、这类资料还要符合很多细节上的形式要求，一个申请要经多诸多审查环节才能被授权。
一项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至少要提供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摘要、说明书附图、摘要附图。这类文件都有详细的形式和内容要求，如果出现形式缺陷，则需要在专利局规定的期限内进行补正，如果存在实质内容的缺陷，则要限期改正或陈述意见。补正和意见陈述也有细节的要求。除提交文件外，一项专利至少要缴纳两次费用：申请费和专利登记、印刷费、印花税（一次缴纳），发明专利还要缴纳实质审查费。
除提交最基本的申请文件、补正文件或意见陈述以及缴纳两次费用外，如果专利申请涉及优先权、费用减缓、申请人的变更、逾期视撤恢复等事项，则要提供更多的证明文件，有些还需缴纳费用。
这些环节不仅涉及专利局多个审查部门间的协作，还需要与申请人通过正式的文书进行大量的技术沟通和交互，这种方式耗费了双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外很多时候由于申请人对专利相关业务不熟悉额外产生更多的业务交互。这些都降低了专利审查的工作效率，延长了业务办理周期。
2.2 专利审批周期长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2013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结案周期（申请日至初步审查结案日）分别为4.3个月和3.8个月。发明专利从进入实审日至结案日之前的平均周期为22.2个月。
除非申请人要求提前公开，发明申请需满18个月才能公开，公开以后才能进入实审，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申请人没有要求提前公开，则他提交发明专利申请以后，通常要经过三年多的等待才能得到审批结果。
专利法中对申请人的行为有明确的期限要求，而对审批周期却并没有明确的要求。虽然，审批周期长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而且，长期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非常重视审查周期，为缩减审查周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如何进一步缩短审查周期、是否需要向申请人承诺最长周期、是否让申请人能够预知可能的审查周期等等，这些都是专利审批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3 智能化审批推进专利审批制度改革的可行性
智能审查加依赖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分别从审批系统的申请端和审查端入手，按照现有专利法规、业务规程、工作流程，对申请人和审查员的操作内容进行量化分解，提取智能化审查项目及计算机可识别的规则，最终实现系统辅助申请人撰写文件、自动完成部分审查以及辅助审查员完成必须的人工审查。
3.1 在线交互式申请，降低申请的难度、提升服务水平
在线交互式申请采用人机互动方式协助申请人撰写申请文件，采用AJAX①、HTML5②等最新的网页开发技术，根据申请人已填写内容，动态提示当前项目的填写内容或引导后续操作步骤。申请人还随时可以针对当前填写项目启动在线帮助。当出现填写错误时，系统提示错误信息、给出正确信息的填写建议。
交互式申请能有效帮助没有经验的申请人顺利完成专利申请的文件撰写，而不必在申请前先去细致学习专利申请法规，并且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撰写文件。
智能审查将审查端的业务规则前置到在线交互式申请，整合多层面的信息检查、规则校验，申请人能够及时获知填写内容中的缺陷，在系统指导下进行修改，避免了形式缺陷，从而避免因这些缺陷导致的补正或答复审查意见，不仅节约了审查资源，也能大大缩短审查周期。
在线交互式申请，通过提高申请人的撰写文件的操作体验、避免形式缺陷产生的补正答复环节，提升了专利局对公众服务的水平。
3.2 自动审查，减少审查案件的积压、短缩审查周期
新申请或中间文件提交到系统后，系统使用含有预定义业务规则的规则引擎③对所有审查项进行自动审查，包括对自由撰写的文字内容进行文本分析④，最后给出相应的审查结论。智能审系统需要区分全自动审查项和人工协助审查项，对于全自动审查项，系统不需要人工干预就能判断信息的正确性，给出精准的审查结论。
对于那些情形较简单的申请，只涉及全自动审查项，则智能审查完成能够直接做出审查结论，那么，这些案件就不必经案件分配、审查员审查、撰写通知书、质检等人工环节，直接由系统自动完成这些处理，向申请人发送通知书。由于系统处理的高效，这些案件不会导致积压，案件本身的审查周期大为压缩。
自动审查不仅结论准确、生成的通知书规范，有助于审查质量的提升，而且，系统自动审查替代审查员的人工审查，可以将一部分审查员从这些案件的审查中解放出来去审查其他复杂的案件，缓解了人工审查的压力。那么，即使在不投入更多审查员的情况下，采用自动审查在直接缩短个案的审查周期的同时，压缩了人工审查案件的平均审查周期。
3.3 智能辅助人工审查，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
智能辅助人工审查可以有这样几种方式：
（1）对案件中的自动审查项提示审查员系统已处理，审查员不必重复审查；（2）提示系统能够给出结论但可能不准确的审查项，需要审查员人工判断系统结论正确与否；（3）对系统完全不能处理的审查项，为审查员的人工审查提供智能化的辅助工具，如：提供先前已有的类似案件的审查记录，供审查员参考等；（4）辅助撰写通知书，根据审查员的审查结论，自动生成格式和文字表达规范的通知书，审查员只要专注于对人工审查项作出审查结论，不必考虑如何在通知书中描述这些结论。
由此可见，智能审查对一个无法直接给出审查结论的案件，也能够让审查员集中精力处理复杂的审查项，需要审查员人工审查的审查项目减少了，而且智能审查还给出了辅助的支持工具，既减轻审查员工作量上的压力，也从审查难度上提供了帮助，从而提高了审查质量和效率。
注释
①AJAX：即“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异步JavaScript和XML），是指一种创建交互式网页应用的网页开发技术，通过在后台与服务器进行少量数据交换，AJAX 可以使网页实现异步更新。这意味着可以在不重新加载整个网页的情况下，对网页的某部分进行更新。
②HTML5：万维网的核心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用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的第五次重大修改，其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web页的表现性，追加了本地数据库。
③规则引擎：规则引擎由推理引擎发展而来的一种嵌入在应用程序中的组件，实现了将业务决策从应用程序代码中分离出来，并使用预定义的语义模块编写业务决策。
④文本分析：是对文本的表示及其特征项的选取，它把从文本中抽取出的特征词进行量化来表示文本信息，将它们从一个无结构的原始文本转化为结构化的计算机可以识别处理的信息，即对文本进行科学的抽象，建立它的数学模型，用以描述和代替文本。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订版）[S].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10年修订版）[S].
一、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实践教学环节在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的教学计划中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各高等学校普遍存在着重视理论教学环节、轻视实践教学环节，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目的性和系统性研宄不够，在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上缺乏连续性、科学性。在对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上照搬照抄理论教学的考核方法，无法有效地评价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甚至存在一些实践教学环节仅仅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效果或者实践教学的效果不明显，这不仅影响后续实践教学环节的实施，也影响理论教学的效果，影响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
部分实验课程教学理念陈旧，基本上针对理论教学的知识性验证，缺少相关课程和相近学科知识间的联系与验证，学生所学知识不连贯，缺乏系统概念；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理论课教师和实践课教师各司其职，缺少沟通；实验教学时间短，没有真正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没有调动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实验课程质量监督体系和学生成绩考核机制不健全，导致学生对实验课程不重视；从事实验教学人员大多年轻，实践经验缺乏，实验教学不深入，效果欠佳；缺少学术交流氛围，学生不能及时了解和参与具有明显专业背景的科研项目和工程技术等。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教育必须转变人才培养观念，创新实践教学管理与操作模式，切实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系统综合和实际工程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另外，我国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本科教育对实践教学特征的理解存在误区，主要表现在：一是因为强调建筑电气工程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就片面地理解为，在建筑智能化专业课程教学中，必须把工程实际操作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和考核内容；二是因为强调建筑智能化教育必须深入实际工程环境，就简单地理解为让学生去某些企业熟悉建筑智能化工作的过程和具体的工程技术处理措施；三是因为强调必需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而片面认为应把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作为直接教学目标。对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出发，通过对建筑电气实践教学改革的研宄与探索，改变当前建筑智能化实践教学的实施方案，以适应应用型本科学生的教学要求。
二、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设想
结合多年从事建筑电气专业教学的体会，笔者认为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在实施实践教学过程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构建完善、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
我校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本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在具备坚实的建筑智能化基本理论教育基础上，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改革，以培养出具有较强动手能力的建筑智能化应用型人才。由于建筑智能化技术是随着现代化建筑的发展而形成的新技术，它集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计算机技术、现代控制技术于一体，是一门综合的行业，学科知识更新快。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是建筑智能化技术与电气工程技术的融合，毕业生需要既具备建筑智能化专业的实践技能，又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才能适应知识的快速更新和现场条件、需求的变化，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潜在能力，更好地适应社会对建筑电气人员的需要。因此，在建筑智能化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中，一方面要加强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同时不能忽视专业基本理论教学；逐步提高实践性教学环节在整个教学计划中的比重，加强培养实践动手能力，制定出符合建筑智能化‘‘应用型人才”教育要求的教学计划、专业发展规划、相关课程建设计划和专业实践教学计划。
为了实施实践教学，需要建立完整配套的电气智能化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内容应包括实习（包括认识实习、电子工艺实习与毕业实习）、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环节。在实习教学的设置方面，与理论教学一样，各种实践教学环节均要精心编制教学大纲。各种实习都要求学生认真完成规定的实习任务、认真撰写实习报告、完整记录实习内容、仔细分析实习情况、归纳实习心得。
课程设计要强调专业课程的实用性、综合性，注重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制定相应的指导书和任务书。通过合适选题，锻炼学生全面分析、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开放实验室为学生提供实训条件，为愿意和有能力的同学提供试验平台，从而可以让他们体验成就感，提高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
毕业设计是学生毕业前对四年所学专业知识的概括与总结，要认真抓好毕业设计的选题与审题、设计指导和毕业答辩三个环节，目的是通过毕业设计这个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热爱建筑电气智能化专业的思想、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实际工程训练和一定的科研工作训练。毕业设计要制定相应的指导书和任务书，要抓好全过程监控与考核，强化毕业设计的全过程管理是保证毕业设计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基础，而毕业设计的考核（答辩）是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衡量毕业设计水平的重要手段。
(二）加强基本理论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课程的结合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课程中，各课程之间是既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结合，基础课的实践教学环节与专业课教学相互呼应。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上，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时间应合理分配，让有些课程的教学可在实践中完成。例如：《电子技术》《建筑消防控制系统》等课程，以解决学生对电子元件不认识和对电子设备概貌知识贫乏等问题，以便加深学生对建筑智能化专业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毕业设计安排在最后，是对前面所学各门课程教学内容的提炼与升华，以体现建筑智能化技术综合能力的培养效果。
建筑智能化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科，每门专业课程的学习，都要根据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开设验证性（设计性）实验；为达到良好的实验效果，建立直观的工程印象，应尽量采用相对真实的，或者模拟真实环境的实验装备进行实验，使学生在完成课程实验的过程中，如同置身建筑电气工程实际生产的真实环境，从而达到实验目的，锻炼实践动手能力。同时，进一步完善电气工程综合实验室，扩大综合实验设备规模和涉及面，提升实验水平。建筑智能化专业的所有专业、综合实验室要对学生开放，让学生随时都可以来实验室进行课程实验，实现兴趣制作，以提高实验设备的使用效率。实验教师利用多媒体课件、仿真软件辅助教学，可以直观、形象地介绍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化设计、安装、调试、测试与运行的全过程。
(三）加强产学研合作，努力培植完善的校外实习场所
由于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程专业，所以利用各种条件与企事业或科研院所共建实验室，签定实习基地、产学研合作协议，联合指导毕业设计可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加大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努力培植完善的校外实习场所，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实行学校与企业共建，实现实践教学资源合理配置与使用，并努力使实习基地尽可能涵盖有代表性的相关企业。有些实习可以安排参观、考察，也可以是上岗参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实习时间一般不长，每学年将安排一次。
另外，可以安排学生到相关企业的技术及施工部门实习，请企业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讲解有关产品的电气控制原理、设计、安装、调试、运行等相关问题。通过这种组织方式的实习，给学生们制造了身临其境的机会，接触实际工程，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而且，通过校外实习基地的现场实习，学生有机会到实际工作中演练，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增强对建筑电气工程工作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学生对电气智能化专业技能进行综合运用的能力。同时，通过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可以建立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争取现场生产与技术改造等方面的课题，使学校在社会上得以延伸发展，为企业技术人员、现场操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企业人员的技术素质，从而使学校和企业获得双赢。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实践教学的效果与实践教学教师的经验和能力密切相关。普通高校，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现有教师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在企业工作的经历，实践经验不足，理论脱离实际，为此，各高校应与电气工程相关的企业建立联系和交流机制。在不影响教学的前提下，鼓励并组织部分教师到企业、相关研究所等进修，让他们接触、熟悉电气工程实践，积累实践工程经验，提高实践能力，拓宽知识面。同时组织教师到兄弟院校参观学习，交流教学经验，邀请现场专业技术人员来学校讲学；组织有关企业与学校参加学术交流、研讨活动，提供相互学习的平台。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将自己所获得的实践经验与技能传授给学生，以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师的科研工作是教师建立工程实践经验、提高工程设计能力的重要渠道，因此鼓励教师积极争取并完成纵横向科研项目，撰写专业学术论文。通过做项目、写论文，既可以提高教师实践工作能力，又可以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授课水平。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在研究工作过程中，拓展知识面，培养兴趣，增长才干。
(五）完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合理设置实践性教学考核方法
实践性教学体系的规范与完善，必然需要运用科学的考评方法，这是实践性教学改革的重点。电气智能化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环节多，内容丰富，因此，对实践性教学的考核，最好通过答辩与实际现场考核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提问、实际操作的检查，可以综合考核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三、结语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中国制造；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绿色智造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着力，尤其是依托产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和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当代统一。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工业形态创新取得了主要成就，并且向着中国汹涌逼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随着全球工业产业的智能化创新日渐凸显，中国将如何发展制造业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针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这个重大现实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开展一个比较性研究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中国绿色智造的科学性。
一、借助信息网络强调能源革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美国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实施“再工业化”。正是适应发达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工业化”战略，2012年，杰里米・里夫金（Jeremv Rifkin）提出了未来学叙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观。
里夫金首先指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相融合的时代。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并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而能源体系则表现为可再生能源，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信息技术已经不再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传统信息技术，而是通过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体；能源体系也主要指向可再生能源，而不是现代生产所依赖的石化能源。信息技术能够转变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和依赖程度，把注重物质实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为注重信息共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将对资源环境产生重要的生态效益。
里夫金强调了以可再生能源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体系。能源是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使用能源的方式能体现出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的水平。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人们使用的主要能源，可再生能源体系能够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对生态环境没有任何污染，是适应低碳发展的绿色能源。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方式需要以信息化为中介的新技术，这就需要创立以信息化传播技术为中介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他认为：“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创立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这种体系由建筑装载、部分地以氢的形式储存、通过智能网络分配、由插件连接，并且是零排放。整个系统是交互式的、整体的、无缝的。这种互联性正在为跨行业关系创造新的机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服务于其他传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商业伙伴。”只要能够合理储存、智能化使用可再生能源，人们就能够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不仅把可再生能源作为整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世界性展开的发展动力，也作为现代产业形态的升级改造的能源动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观是一个系统的产业发展观。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网络化革命，更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产业革命。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包括五大支柱，分别是从传统的石化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在原有建筑物上安装发电设备、广泛使用氢和其他储存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建立能源共享网络、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概括起来，这五大支柱就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连接起来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为核心和动力的产业发展新形态，是生产方式的信息化、绿色化革命。新产业形态是当前全世界的发展方向，其中蕴含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对现代人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理论提出了现实的挑战。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经济具有分散式、合作型的新本质。里夫金认为：“新型模式在社会和市场结构上都追求扁平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道路。这一崭新的时代体现出企业家更加民主化的趋势，每个人都将成为能源的自主生产者，同时也需要合作的途径实现能源在本地、地区间乃至整个世界的共享。”自然资源的民主化自主性，突出了资源使用者的生态责任，也突出了这种生态责任的共同性和共享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实质上是基于生产方式转变基础上的个体化、多样化、新社会化的变革。里夫金把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核仅仅看成一种直接的生产方式，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原则，所以他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看成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看成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经济制度的新东西，这似乎有着明显的超历史性的虚妄特点。尽管如此，他关于新经济发展模式与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能源使用方式的革命、能源的世界性共享等观点还是值得关注。
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广泛的社会参与，这带来了民主化的新实践。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社会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社群化、扁平化、网络化等。个人之间的利益分化、身份认同差异、政治诉求都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了社会参与的民主实践，民主的表现形式显现为群体性的参与式民主。里夫金提到：“在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这一进程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政府、工商界、公民社会组织都要参与。城市、地区、国家基础设施的革命性变革，最终会影响到所有人，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方式都将改变。”所谓全社会实践指的是社会的民主参与，以产业发展为内容，以政治组织为核心。在这里，里夫金看到了当代社会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规范和民主实践的进步，并且力图把这种社群主义的变化带人由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中来，这是适应时代特点的理论判断。但是，里夫金并不涉及民主的实质，而只是从表象化的形式方面强调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组织秩序的形态变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里夫金提出，正是由于产业形态、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将由垂直型向分散型转变。一方面，“能源服务参与的民主化，是分散型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在这个新的时代，竞争的市场将越来越向合作网络让步。随着分散型资本主义的崛起，自上而下的垂直资本主义模式将逐渐被边缘化”；所谓的垂直型资本主义指的是政治结构的层级管理呈现为上下联系，而随着社会各界的民主化参与，社会管理呈现为网络化的合作模式，或者说，这种合作网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管理作用。资本主义的扁平化可以把个体对自然的生态责任直接地表现出来，也为社会组织表达个体生态诉求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基于社会管理的结构性变化，会形成分散式的世界观。世界观不仅是人们认识具体事物的前见，也是在具体实践和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新概括。里夫金强调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民主化和个人自主化发展形态。他提出：“在这一新兴革命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拥有自己的公司。所以，欢迎来到分散式生产的世界！”在分散式的社会结构中，第三次工业革命造成了实践主体的个体化、自主化趋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就是意味着生产实践的个体化和自主化。在这里，自主的产业主体能够从事符合其价值选择和市场需要的产业实践，整个社会产业的个体化标志着分散式生产日益成为产业形态的主导形式。在此基础上，世界分化为个体之间的松散联盟，这表达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民主化趋势，但也带有明显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松散性质。在松散结构中，生态治理越来越变成个体自觉以及依赖于个体生态自觉的参与式治理，社会治理中的国家作用被贬低。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泛大陆的洲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也需要转变社会观念。里夫金不仅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界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力图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变成世界性的产业模式、产业发展基础上的世界观。新世界观的建立以破除已有的国家政治和内部治理为前提，需要人们的观念发生根本变革。这不仅适应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国与国之间的深度交往和相互依赖，也能够为全球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积极的认识基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泛大陆的洲际政治和全球治理”是一种政治乌托邦，不管全球化进程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国家利益的政治区隔难以真正突破。同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对于生态资源的分配主导权、国家发展的生态利益之间的分化、后发国家的生态权利也往往会被忽视。
总体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帮助人们走向后碳发展的新时代，这是适应世界各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转变发展方式的。里夫金提出：“我们的关键任务就是要利用公共资本、市场资本，特别是社会资本来完成将世界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时代和后碳时代的使命。这种大规模的转变要求我们提高生物圈保护意识。”可以说，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生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事后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最根本的是转变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里夫金从碳排放、大气污染等角度把这种发展方式理解为“后碳发展”，以此来统合各种生态环境资源，有其显著的生态自觉，但有明显的片面之处。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污染防治。
里夫金强调了绿色化的后碳发展与网络化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但是，他对智能化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与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观念相比，德国“工业4.0”的智能化理念则更进一步。
二、在凸显智能化中蕴含资源革命的工业4.0
工业4.0是工业革命的智能化新业态。人们认为，工业革命1.0是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结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经济社会从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转型到了以工业以及机械制造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工业革命2.0是从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领域大变革，这次工业革命形成了生产线生产的阶段，通过零部件生产与产品装配的成功分离，开创了产品批量生产的新模式；工业革命3.O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发生的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从此，机械能够逐步替代人类作业；工业革命4.0是强调未来10年即将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通过智能化生产和网络技术实现实时管理。
工业4.0（Industrie 4.0）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迅速的认同。“工业4.0”研究项目由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联手资助，在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公司等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建议和推动下形成，并已上升为国家级战略。2011年4月，“工业4.0”理念首次在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2012年10月，以德国科技研究院（Acatech）赫宁・卡葛曼教授（Henning Kagermann）等为首的“工业4.0工作小组”受联邦科教部委托，开始拟定《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书》。2013年初，德国已有47%企业开始探讨工业4.0，其中18%已展开相关研究，12%启用相关技术。2013年4月，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2013年12月，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
尽管工业4.0的提出者没有明确地描述新的智能制造具有什么样的生态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表达中看出，这种智能化制造业的勃兴能够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
工业4.0主要关注工业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及其中的主导因素、相关影响等。森德勒（Ulrich Sendler）认为，新的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变革的核心在于工业、工业产品和服务的全面交叉渗透。这种渗透借助软件，通过在互联网和其他网络上实现产品及服务的网络化而实现。新的产品和服务将伴随着这一变化而产生，从而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尤其是改变了人类与产品、技术和工艺之间的关系。这也要求工业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要有根本性的转变和调整，以便高质量地部署新工艺，并使其转化为具有经济上的益处。”工业4.0是一个以个性化、大数据、互联网、智能化、绿色化为根本特征的新型网络化产业形态，个性化体现了灵活性，大数据和互联网体现了分散性，智能化体现了创新性，绿色化体现了生态性。工业形态的升级突出地表现为智能化，其效益却包含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
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的是能源革命的话，那么，工业4.0强调了资源革命。工业4.0主要是推行智能化制造业，其核心就是要将大数据、工厂特定软件和制造技术的“硬件”创造性结合在一起。鲁思沃（Siegfried Russwurm）认为，工业4.0的理念是“通过充分利用嵌入式控制系统，实现创新交互式生产技术的联网，相互通信，即物理信息融合系统，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随着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高度融合，网络、计算机、信息、软件与自动化技术的深度交织产生新的价值模型，在制造领域形成了资源、信息、物品和人相互关联的“虚拟网络一实体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这样，产品的使用状态、产品的需求状态等信息就可以通过CPS得以精确化获悉，企业生产出来的每个产品都可以为人们所使用，避免了大量生产，节约了资源。CPS不仅可以降低实际资源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还能降低碳排放，在保护环境上发挥重大作用。
工业4.0特别依赖于数字化信息技术，信息化技术把数据作为基本的要素，提高了生产的集约性和生产资料的价值效率。鲁思沃认为：“‘工业4.0’的目标已十分明确。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门子公司也正为实现这一目标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积极而有的放矢地改进现有机制。在通用研发环境中，通过‘数字化企业平台’将虚拟和现实世界进行融合，实现从车间到公司管理层的双向信息流和数据协同优化，是通往实现‘工业4.0’的必由之路。在‘数字化企业平台’中，不通的生产阶段间无缝衔接，数据可以自由‘流通’。全面集成是实现‘工业4.0’的必要条件。”强调数据的流通和集成，能够提高生产管理的科技含量和内涵质量，跃出产品的资源要求和物质实体性，也能够更为高效地实现产品管理，减少生产的中间环节对资源的过度消耗。数据代替物质实体还实现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移，人们对数据的加工和消费部分地替代了人们对物质实体的生产和消费，形成了新的物质生活方式，减少了资源使用量和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4.0主要体现在“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两大方面。“智能工厂”将不会再制造统一、毫无差别的产品，而是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生产千万种定制化的产品。“智能制造”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强调智能化的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智能化的生产设备。生产过程和生产组织的智能化依赖于生产管理的软件开发。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森德勒认为：“软件不再仅仅是为了控制仪器或者执行某步具体的工作程序而编写，也不再仅仅被嵌入产品和生产系统里。产品和服务借助于互联网和其他网络服务，通过软件、电子及环境的结合，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产品功能无需操作人员介入，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自主的。传统产品被具备至今尚不明了的特性的技术系统所替代。”此外，鲁思沃也认为：“利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PLM）和自动化软件技术，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一个新产品的上市时间可以因此减少50%。也就是说，利用同样的资源与能源成本可以生产出更加优质的产品。”这种以生产管理软件为基础的生产组织能够极大地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生产效率。人们用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分析、智能化手段重新组织生产过程，把生产的智能化和清洁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物质资源的生产性消耗。
工业4.0时代，网络化的合作显得尤其重要。鲁思沃认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生产规划与实际生产的结合，生产数据一体化和生产服务的联系都成了决定未来工业是否成功的必要因素。”新的工业形态能不能成功，不仅要有智能化的要素，还取决于网络化的合作。鲁思沃提出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已经不再像数字化信息技术那么简单，而是更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全部联系中。网络化合作把不同环节、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智能化制造联成一体，实现了不同生产过程的无缝对接，使得生产按照科学规划的要求进行，避免了重复生产、物质资源的重复浪费等。
与第三次工业革命观念相比，生产环节及其组织形式的智能化转变包含了资源利用方式的智能化转变。通过智能化方式更高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是当前清洁生产、低碳发展的最基本产业形态。生产过程中的两大基本物质要素――资源和能源，都能够得到更高效的合理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工业4.0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面比第三次工业革命有着更广泛而又实质性的进步。但是，工业4.0的提出者和德国实践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工业4.0带来的生态效益，他们对工业4.0如何推进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控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也就是说，他们过于关注工业4.0的经济效益，而没有及时关注工业4.0的生态效益。
工业4.0作为实践性的发展战略已经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2014年lO月，总理和德国默克尔总理联合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领》，重点提及希望在工业4.0方面和德国加强合作。这反映了中国充分认识到工业4.0为代表的产业新形态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转型的极端重要性。面对汹涌来袭的产业新形态，中国只能主动适应，解放思想，加强创新，才能发展出“中国智造”，从而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积极参与到全球智能化制造业的发展潮流和大力推进制造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虽然德国的“工业4.0”突出了智能化的趋势和重大作用，但生态意识却凸显得不够充分；而能够把绿色化和智能化有机结合起来的，则是绿色智造。
三、应对两大挑战的中国“绿色智造"
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其中，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适应智能化智造的潮流是其必须重点考量的两大挑战。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最基本要素。然而，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是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的根本变革。如果停留在传统的资源化生产方式中，生态文明建设就难以切实深化。那么，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究竟如何转变？这给现存的制造业提出了重大的生态文明挑战。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制造业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中国一度被称为世界的加工厂，就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制造业的新变化，中国制造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从产业形态来说，一方面是新兴制造业快速崛起，另一方面是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从国际竞争来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把智能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另一方面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展现出制造业竞争力；从国内情况来看，一方面是我国开始转变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制造业成本上升。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制造业的新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推动中国不断融合新的思路和新的手段来开拓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机遇就是推进我国制造业的绿色智能化创新，只有迎难而上，才能获得竞争优势，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从污染中国变成美丽中国。在挑战与机遇面前，智能化生产既带来了转型期的社会阵痛，也孕育着新形态的产业成长。
近年来，中国提出和深化了应对制造业新发展而制定的国家战略，即“中国制造2025”。2013年初，中国工程院、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专门组成“制造中国”课题小组，重点研究“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2013年9月，中国工信部出台《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年）》，重点要求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业，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以改变中国制造业现状，使其在2025年跻身现代工业强国之列。2015年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必须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就是要坚持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所确定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把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突出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强化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基础、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引领制造业的绿色发展。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实施中国制造2025，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开发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着力在一些关键领域抢占先机、取得突破”。两化深度融合，需要建立在网络化、数字化尤其是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基础上，其中，智能化尤显突出。这已经不是20世纪末期的信息化和数字化那种科学技术基础，而是高新科技的深入发展和更为广泛应用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必将是“中国智造”的发展。中国制造2025是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基础的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苗圩部长用“一二三四五五十”高度概括了《中国制造2025》的主要内容。尽管要全面提升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但是，中国制造业不能因循守旧、局限在原有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的基础上，而是要以大力发展智能化制造业为主体，以“中国智造”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和标志。大力发展“中国智造”，我们才能极大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适应全球化的制造业竞争；大力发展“中国智造”，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由量增为主的制造大国转变为由质新为主的制造强国。
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是显著的：一方面减少石化能源的使用，从而避免发展的资源瓶颈；另一方面是减少环境污染，从而避免破坏生态。但是，传统制造业的物质基础仍然难以改变，因此，升级改造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仍然是有限的。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发展，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已经成为重大的现实需要。十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人中国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当然也包含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全过程。那么，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制造业智能化竞争的“中国智造”只能是“绿色智造”，是绿色化和智能化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发展，二者不可偏废。
中国的工业制造2025规划中，把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作为实现绿色发展基本方针的关键环节。根据《中国制造2025》，在全部产业发展中推行全面的绿色制造体系具有基础性、全面性的重大作用。《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其中提出：“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推广应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中国全面推行绿色制造，不仅加快了制造业的绿色升级改造，还通过不断增强绿色精益制造和全面推行循环生产方式来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最重要的是，不断地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就是把生态控制和智能控制相结合，减少石化能源的使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体系。
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需要与智能化相结合。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就是要“加大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力度，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积极推行低碳化、循环化和集约化，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相较于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和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全面性的重大作用。绿色制造体系主要表现为由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企业、绿色监管和绿色评价组成的一整套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产品和生产管理环节。当前，绿色制造体系肯定不能走传统制造业的老路，而是必须和智能化制造相结合，把信息化、绿色化和工业化紧密融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
《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要求，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能不能建成绿色制造体系，是中国制造业能不能有效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极为重要的环节。绿色制造体系能不能智能化则关乎我国制造业的水平和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的优劣存亡。
从发展趋势来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越来越依靠“中国绿色智造”。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型智能制造业。而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原则。大力发展绿色智造体系和完善绿色智造体制机制，才会更加有效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智造”，必须加大传统制造业的两化改造。我们所讲的“绿色智造”是服务于中国制造业实际的，这就要大力加强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按照市场决定原则，在政府指导下，淘汰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大的企业和生产方式，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要求，切实推进“绿色智造”。
推进“绿色智造”必须坚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深化产业机制改革。绿色智造作为智能化制造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予以保障。在当前中国，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全面深化产业制度改革，激活制造业主题的创新活力。尤其是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下，全面深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让一切有利于绿色智造的要素充分发挥活力。
推进“绿色智造”，需要大力推进产业形态的智能化创新。智能化创新是当前产业创新的新形态，借助“互联网+”的网络化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生产过程和生产组织的智能化创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创新需要大力发展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资源使用量，加大产品的智能含量。绿色智造以绿色为根本原则，以智能化制造为根本载体，如果没有智能化制造的承载，也就谈不上绿色智造。
推进“绿色智造”，需要坚持生态和谐的基本原则。绿色智造中，绿色就是生态原则。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原则是基本原则，这不仅是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的底线原则，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原则。坚持生态和谐的基本原则，就是在设计、规划、生产、合作过程中始终把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使用作为基本要求。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就是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以绿色化为基本准则，合理规划；按照生态文明要求，大力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建立完善的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建设绿色智造工程，协调增加绿色工程的分布面。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内涵式发展，建设绿色产业链；大力开发智能化的高新科技，加大引进和原创力度；对现代工业进行升级改造，分级管理，逐步向新兴业态转变；大力开发新能源，如潮汐能和风能等，引领后碳时代的新发展。强化绿色智造的推广和应用，调整政策；积极推动产业管理和产业决策的观念更新；不断优化绿色智造产品的实用性，提高绿色智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经过30年的改革，智利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企业私有化过程已基本结束，一种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从当前情况来看，智利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既不在于其经济体制，也不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在于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关键词智利，经济改革，经济政策，发展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改革在拉美地区普遍展开，这个地区的经济呈现出剧烈动荡和增长乏力的局面。然而，智利经济却表现不俗，不仅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保持稳定，而且增长势头强劲，1991-2000年以年均增长6.6%的业绩居拉美各国之冠(1990-2003年为5.6%)，比同期拉美地区的平均增长率(3.3%)高出1倍，成为智利发展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对于智利经济的出色表现，究竟应当如何解释?智利是新自由主义模式成功的样板吗?智利的发展模式究竟有什么特色?本文试图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对改革进程的回顾
笔者认为，智利的经济成就是政府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自主的、有创意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或者说，是智利逐步背离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智利的经济改革进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智利经济改革是在军队通过1973年“九一一”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政府之后启动的，迄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74—1982年，1983-1989年，1990年至今。
第一阶段的智利经济改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不仅严厉谴责“人民团结”政府“全面破坏了经济”，“企图把智利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极权国家”，而且全盘否定前期由国家主导的、高保护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主张建立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推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当时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放松管制，归还前政府征收的私人土地和企业，实行贸易自由化(平均关税由1973年的94%降至1979年6月的10%，取消非关税限制)，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反通货膨胀(包括采取货币升值手段)，等等。这些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旦确立了市场力量的统治，资源就会(无代价地)重新配置给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工业，从而既带动出口也带动整个国民产值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个阶段的改革成效并不好，表现为经济剧烈的起伏动荡，其中1975年和1982年分别出现负增长(-12.9%和-14.3%)，1974-1981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3%，低于1960-1970年的4.2%。虽然这个阶段出口明显增长，但进口增长更快，形成大量贸易赤字，到1981年出口已呈现下降趋势，到1982年智利因举借外债失控而陷入债务危机。
第二阶段的改革依然是在军政府时期进行的，但在政策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弗伦奇—戴维斯把这种调整称之为“对新自由主义正统的偏离”(unadesviaciondelaortdoxianeoliberal)。他指出：“为了应对1982年的严重衰退，智利被迫调整政策以对付外部的严重限制和促进国内的复苏。于是就出现了从主要是在70年代及80年代初确立的非常正统的或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向一个更实用主义的模式的转变，包括从某些初期改革中的局部倒退。”
第二阶段主要的政策调整有以下几个方面。(1)重新提高关税。前期快速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引起进口激增和外来商品的剧烈竞争。为扭转这种局面，智利政府在1982年以后再度提高关税，由原来10%的统一关税逐步提高，1984年9月达到35%的最高水平。1985年3月起关税开始缓慢下调，直到1991年年中才稳定在11%的水平上。尽管如此，1984-1989年的平均关税水平仍为20%，比1980-1982年期间高出1倍。(2)实行出口退税制度(sistemadereintegro)，并对出口生产商进口机器设备减免关税。(3)调整汇率。1983年，智利重新实行爬行汇率制(paridadreptante)，官方汇率根据国内与国际通货膨胀的差别不断调整，不仅纠正了原来的货币升值，而且使货币逐步贬值，1982-1988年期间货币实际贬值幅度达130%。此外，80年代期间，政府还采取了加大反倾销力度，实行主要农产品价格按国际行情浮动，对出口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减税等措施。上述政策措施至少反映出债务危机发生后国家对经济生活采取了一种主动干预的积极态度。这些政策调整不仅促使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可交易产品生产部门转移，推动了出口的增长，而且也带动了替代进口商品的生产，对于缓解80年代因债务危机引起的困境起了积极作用。整个8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出现“失去的10年”，1980-1990年地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1%，智利却仍然达到3.0%，比地区平均增长率高出1.7倍。
随着1990年文人政府取代军政府上台执政，智利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J.拉莫斯认为：“的确，在智利，从1990年起，随着民主的到来，(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偏离就更大了。发展战略虽然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础上，但已经作了修改，旨在建立一个致力于同时取得增长与公正的更积极的国家(unEstadomasactivo)，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说的公正是增长的结果。”弗伦奇—戴维斯对智利文人政府经济班子的基本立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新的看法是既赞同对开放过程中的失误有理有据的批评，开放过程造成了70年代严重的工业化倒退和大批企业的破产，但同时也考虑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在16年前就开始了，并已在1979年结束。做过了的已是既成事实。翻过那一页，重新开始。”这就是说，文人政府奉行的是对原有的改革再进行改革的方针。或者说，文人政府所继承的主要是改革的基本目标，即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由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至于基本经济政策，则要由政府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自主地决定和调整。
二文人政府经济政策举要
1990年以来，智利前后几届文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并表现出明显的政策连续性。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内，不能论及所有这些政策，只能择其主要者加以介绍。
贸易政策。90年代初，文人政府在保持原有的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同时，贸易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先后与拉美、北美、亚洲、欧盟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集团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智利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这一政策调整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尽管智利的贸易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但是，在当今世界区域集团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一国的单边贸易开放所能获得的收益是有限的。必须利用自身贸易开放的条件，与对方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才能通过相互的贸易优惠获取更大的收益。第二，鉴于智利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拉美国家，因此，在90年代以前，智利的贸易政策就具有一种脱离拉美而面向其他地区的倾向。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各国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向“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向发展，智利必须重新重视发展与本地区的贸易，而采取与其他拉美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贯彻这一方针的有效途径。可以说，90年代以来，智利通过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明显地扩大了出口市场。
汇率政策。如前所述，智利在80年代实行根据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不断进行小幅调整的爬行汇率。进入90年代以后，外资、特别是短期私人资本的大量流入，对本国货币形成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针对流入的外资以美元为主的形势，智利政府对汇率政策做出重要调整，放弃了本币单独与美元挂钩，改用钉住多种货币即“货币篮子”的办法，增加了央行对兑换市场的干预，并对流入的短期资本采取强制存款(encaje)的政策(关于这项政策，下面再做进一步介绍)。上述政策无疑对于稳定汇率和防止货币过度升值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对于像智利这样出口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尤为重要。尽管在90年代中期，主要在1996-1997年期间，智利依然未能有效遏制投机资本的过量流入，以及1995年至1997年10月期间货币累积升值16%，并由此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冲击波和1999年改用自由浮动汇率制，但与某些拉美国家长期采用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相比，智利在这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由于出口市场的扩大和汇率制度比较合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智利的出口在90年代一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1990-1994年为10.0%，1995—1998年为9.5%，1999—2001年为7.3%。
强制存款政策。众所周知，外来的短期投机资本对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严重的后果。智利是最先对这类投机资本采取防范措施的国家之一。1991年6月，智利央行出台了所谓“强制存款”政策，规定投机性的短期资本流入(主要是短期贷款和存款)必须将相当于资本流入量的30%存人中央银行1年，不付利息。这一做法实际上就是提高外部融资的成本，是限制投机资本流入数量和调整外来投资结构的调节措施之一。后来，随着资本流入压力的下降，强制存款比重也逐步下调，直至2001年最终放弃强制存款政策。学术界迄今对这一政策仍有争议。支持者认为，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看，这一政策能给货币政策提供更大的活动余地，可以避免因短期资本流入过多引起的周期深化；在使用外部融资较少的情况下，由资本流入形势逆转所造成的损失就比较小。反对者则认为，这一政策往往并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限制资本流入量方面，有可能给国内企业融资带来困难并加大融资成本。e不过，笔者认为，智利在特定的环境下采取特定的政策的做法，从决策层面看是有创意的；与短期投机资本在一些国家造成严重的金融动荡相比，智利实行这一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智利文人政府当政以来，对于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据有关文献介绍，智利政府通过适度限制公共开支，根据形势变化对增值税税率进行一定幅度内的向上或向下调整，建立稳定化基金(rondodeestabilizaci6n)，保持公共财政相当于GDPI%的结构性盈余等手段，逐步形成了一种稳健的、负责任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智利保持了27%-28%左右的投资率，达到其历史最高水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国家维持了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投人，并偿还了大量外债。“实际上，90年代期间，国家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财政支持，包括1998—2002年经济减速期间也不例外，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由1989年占GDP的43.8%降至2002年的15.9%。”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智利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和与之配套的体制架构。这个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面向中小企业的专门融资渠道，其中包括由国家生产开发公司(CORFO)担任中介的中小企业投资贷款；由CORFO购买银行债券，银行将发行债券收入专用于向中小企业贷款；国家提供担保补贴的贷款，即向中小企业放贷的金融机构直接向保险公司购买担保，其费用的75%由国家支付，等等。(2)提供技术援助。智利于1993年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援助基金(FAT)，专门资助这类企业聘请顾问，以解决诸如市场分析、产品设计、控制污染、建立信息系统等。(3)中小企业研究与开发援助。智利于1991年建立全国技术与生产基金(FONTEC)，支持中小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4)培训。军政府曾对国家培训体制进行改革，但效果不佳。1995年，文人政府制定了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计划，其中包括对中小企业业主、经理及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对小农业生产者的培训。1998年还建立国家培训基金(FONCAP)，为中小企业员工培训提供资助。此外，政府对这类企业的支持还包括某些鼓励出口的政策性优惠，以及鼓励同一地区的同类企业形成某种联合体等。
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智利在取得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社会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由于生产率的增长，工会作用的加强，也由于一度非常滞后的最低工资快速而集中的增加和税收的重要增长(超过GDP的2%)，实际工资以每年将近4.5%的速度提高，并显著增加了被拖欠的人力资本(卫生、教育和住房)投资，以及最低养老金和家庭拨款。因此，贫困人口已明显地降至总人口的30%以下，收入分配有了改善。”
三关于“国家”(Estado)的定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智利90年代以来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似乎有两个重要因素值得考虑。第一个因素是，同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经济改革的启动要早10-15年，进入90年代后智利已经渡过了改革前期的混乱与冲击。在经济改革的前期阶段，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和政策的不当，智利经济经历过剧烈的起伏动荡，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5%左右，贫困家庭比重由占30%上升到超过40%。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智利改革的)头10年中，自由贸易导向的主要冲击是一种‘对内的破坏效应’，其中最突出的是前几十年间逐步形成的国内经济遭到局部性的破坏或肢解，造成了巨大的负面社会效果。”对其他拉美国家而言，90年代还正处在改革的前期阶段，正在经历着类似智利前期的“激进式”改革所引起的强烈冲击。这或许是我们观察这些国家90年代经济与社会形势的一个重要视角，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与社会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化解。这就涉及我们所说的智利经济形势好转的第二个因素：政府在改革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上的重大调整。
在论及智利政府改革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我们应当看到，智利改革在追求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让私人企业起主导作用等基本目标上是前后一贯的。90年代以来智利历届文人政府改革指导思想的调整主要集中于对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位，并把国家的干预或调控集中于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在智利改革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者在国家的作用问题上有两种观点较具代表性。一是在对国家作用的整体看法上，认为“市场是自足的、良性的经济调节机制”，国家只会造成扭曲与无效率，主张取消政治和国家，因而被批评为“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二是认为国家的收入再分配职能是对企业部门的负面干预，收入再分配过程是经济“停滞之源”。根据国外学者对智利国家改革的研究，可以把智利政府对国家的重新定位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不再是企业创建者、经营者和直接生产投资者，但与此同时，国家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活力与稳定不断地进行调节(如对危机局面进行干预)；通过政府促销、提供补贴、刺激投资、签订贸易协定等支持企业扩张；采取多种办法吸引外资；提供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进行干预，等等。(2)国家不再在投资资源的配置上起决定作用，而是成为“第二线的资源配置者”，主要是通过提供补贴、提供投资政策优惠、放慢关税减让速度等来扶持某些部门的发展。(3)国家在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时坚持一条原则：不在大企业家阶层中造成不信任感。政府的行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特定的社会集团转移资源，包括现金和减免教育、医疗收费，确定最低工资水平，支持中小企业等；二是向贫困地区转移资金和建立特定的地区发展基金。(4)国家通过诸如汇率、利率、财政等方面的政策调整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5)国家制定必要的市场运作规范，包括对已经私有化的企业进行必要的干预，特别是在公用事业领域确保用户的权益不受侵害。正如劳尔·冈萨莱斯指出：“尽管国家的分量比过去减小了，但上述情况表明，智利经济绝不是一种不要国家的经济。国家保留了它在现代国家应当出现的所有领域的存在，并限制着教条式新自由主义的得逞。”
四关于智利的发展模式
经过30年的改革，智利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企业私有化过程已基本结束，一种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从当前情况来看，智利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既不在于其经济体制，也不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在于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智利经济改革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彻底改变以往由国家主导的、高保护下的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建立一种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这一改革目标的确定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原来的发展模式是逃避外部竞争的封闭模式，所形成的工业体系既无效率又无活力，阻碍着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新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快速地、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和非关税保护(平均关税降至原有水平的1／10)，使工业部门在激烈的外部竞争中遭到“破坏”或“肢解”。这就是笔者在前面说过的改革的头10年中，自由贸易导向造成对内的破坏效应。从债务危机发生到80年代末属于第二阶段，政府采取重点发展出口生产部门的方针，这既是建立新的发展模式的基础，也正好与债务危机发生后解决对外支付问题的紧迫性相吻合。可以说，国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和国内的低工资政策等因素，成就了这个阶段出口部门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80年代后半期私有化高潮中国家将大型铜矿企业保留下来。90年代文人当政后，政府进一步强化了促进出口的方针，推动智利产品出口成为国家外交工作的重心之一，签订了大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特殊部门补贴政策(如林业补贴)；专门制定矿业部门外国投资法；扩大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出口生产基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等。出口快速扩张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60年代，外贸占智利GDP的9%左右，到90年代末，这一比重上升到30%。
关键词：多元智能理论；儿童观；评价观
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我国幼儿园教育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非常注重多元智能理论中所涉及的语言智能以及数理智能。幼儿园的教学基本上是围绕这两种智能开展的，因此对其他的潜能涉及很少，幼儿园教育就被简单的等同于智育，而智育又被简单的等同于语言和数理的教育，从而导致了我国幼儿园教育模式的呆板，不利于儿童多元化的发展，埋没了可能在各方面有突出才能的现代化人才，造成了巨大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分析多元智能理论在幼儿园教学改革方面的影响和启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一、多元智能理论对儿童观的影响
应用多元智能理论，幼儿园教学首先要注重多元智能的开发，因为多元智能理论强调的是人的多元化发展，而不是考试高手、实践低能。其次要注重儿童创新能力的培养，素质教育的核心之一就是培养儿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多元化智能的开发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能够有效地拓展儿童的思维空间。最后要注重儿童的个体差异，多元智能理论下的儿童观是努力挖掘每一个孩子的潜能，能够让每一个儿童都能够取得成功，因此，在幼儿教学上要更加注重个体的培养，突出每一个个体的优势进而让每个儿童在该领域中的成功打下良好基础。
二、多元智能理论对幼儿教学观的影响
在幼儿教学上应用多元智能理论，就必须要革新现有的教学模式，需要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进行改革，第一，为多元智能而教，传统的教学活动更多从语言以及数理智能开展，但是在多元智能理论下，教学活动要实现多元化和个性化，通过因材施教进行教学改革，实现人人有才而又人无全才。第二，通过多元智能来教，老师要在原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基于对本班儿童个体情况的了解，从而充分认识到不同儿童会有不同的智力和个性特点，将自己的教育方法融入教学活动中，通过分析儿童智能的差异化并找到优势智能，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针对性教学。第三，要通过多元智能来学，随着幼儿教学改革的深化，儿童会因此得到更加自由的学习空间，让儿童真正实现从玩中学和学中玩，进而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
三、多元智能理论对评价观的影响
评价的目的就是促进儿童的多元化发展，随着教学观的革新，评价观同样要进行革新。首先要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幼儿教学的评价主体不再是老师一方，而是要结合老师、管理人员以及家长和同伴以及儿童自己等多方面主体作为评价主体，只有综合这些多元化主体的评价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水平。然后是评价内容的多元化，评价内容不应局限于语言智能和数理智能的分数，而是要关注各个领域知识技能的表现，同时还要关注儿童沟通能力、情感体验以及学习兴趣的发展。最后要实现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不能够简单地采用量化的评价方法，更多地应采用一些质性评价，运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来最大限度地真实反映儿童的学习情况。
总而言之，多元化智能理论拓展了智能内容，对于开展幼儿园教学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幼儿园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性指导，帮助我国幼儿教学工作者拓展思路，进而为提升幼儿教学水平以及儿童的综合素质作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姚敏.多元智能理论研究综述[J].科学之友：B版，2009（4）.
关键词：智能电网；互动电网；峰谷电价；阶梯电价；分布式能源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1)22-0100-03
一、智能电网的概念、功效、本质
(一)智能电网概念的发展有三个里程碑
第一个就是2006年，美国IBM公司提出的“智能电网”解决方案。从其在中国的《建设智能电网创新运营管理一中国电力发展的新思路》白皮书可以看出，IBM提出的一个大的框架：通过对电力生产、输送、零售的各个环节的优化管理，为相关企业提高运行效率及可靠性、降低成本。
第二个是奥巴马上任后提出的能源计划，美国将大力发展智能电网产业，最大限度发挥美国国家电网的价值和效率，将逐步实现美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的统一入网管理；全面推进分布式能源管理，创造世界上最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智能电网的重要目的就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个是中国能源专家武建东提出的“互动电网”。2009年5月，他了《中国智能互动电网发展战略报告》。报告中，对智能电网概念进行了阐述。
智能电网，即SmartGrid，原意为智能网格或智能网。其原意是建立新的电力客户服务信息管理体系，其核心是推动调度体系优化，有限度地加强电网的可靠性，节约支出，提高能源效率。从我国电网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把互动电网称为互动电力网络，简称为互动电网，智能电网的含义已涵盖其中。
互动电网的定义为：在开放和互联的信息模式基础上，通过加载系统数字设备和升级电网网络管理系统，实现发电、输电、供电、用电、客户售电、电网分级调度、综合服务等电力产业全流程的智能化、信息化、分级化互动管理，是集合了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的综合性的效率变革。
(二)互动电网的功效
互动电网的功效包括：
一是互动电网能够实现双向互动的数据传输，实行动态的浮动电价制度；
二是可以利用传感器对发电、输电、配电、供电等关键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整合，能够实现对整个电力系统运行的优化管理；
三是互动电网能够将新型可替代能源接入电网，比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实现分布式能源管理；
四是可以提高供电效率，减少能量损耗，改善供电质量，解决电网商业化运转。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智能电网的本质就是能源替代、兼容利用和互动经济。建设智能电网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供电效率，减少能量损耗，提高电网运行的经济性。
要实现智能电网的经济性，就必须使用经济手段，必须进行电价改革。
二、中国电价改革进程及电价机制的问题
电价改革是电力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核心。电力改革和电力市场建设本质上是一场电价改革。我国的电价改革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2002年12月。国家电力公司拆分为两大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集团，即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以及国电、华电、华能、大唐和中电投。
2003年3月。国家电监会成立，开始履行电力市场监管者的职责，实现“政监分开”。
2003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电价改革方案》，确定电价改革的目标、原则及主要改革措施。
2004年12月。国家发改委出台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措施。
2005年2月。《电力监管条例》颁布。
2005年3月。制定与《电价改革方案》相配套的《上网电价管理暂行办法》、《输配电价管理暂行办法》和《销售电价管理暂行办法》三个实施办法。
2009年10月。发改委和电监会联合制定《关于加快推进电价改革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改革的必要性，确定改革目标和原则，并提出电价改革的七个重点任务。
2010年10月9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了《关于居民生活用电实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就居民用电实行阶梯电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电价机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电价结构的不平衡问题、电价制定和监管机制的缺陷，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电力供求关系、市场结构的变化，原来的电价管理体制已经难以适应电力工业健康发展的要求。电价管制不合理，行政干预太多，电价难以“市场化”。
2．电价过去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电力价格与基本已放开市场的其他形态的终端能源价格形成了明显的价格反差。近年来，这一价格反差随着油、气价格上涨而呈扩大趋势，不利于各种形态终端能源的合理配置。
2．电价不能实时调整。目前国内油价已经实行实时调整机制。油价波动直接影响到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价格调整，直接影响电价成本，电价也应该实现动态的调整机制。
4．终端用户的销售电价制度与结构的不合理，居民用电电价偏低。交叉补贴的存在不利于用户提高电力能源利用效率。
5．现行的电价结构不能提供正确的经济信号和足够的激励作用，来促进投资者对提高电力领域能效的投资。
三、智能电网建设对电价改革的要求
智能电网的本质就是能源替代、兼容利用和互动经济。建设智能电网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供电效率，减少能量损耗，提高电网运行的经济性。而目前的电价机制不适应智能电网的需要。建设智能电网必须实行电价改革，最终实现输电配电由政府来管制，发电和售电完全由市场来形成的电价机制。
(一)实行动态的浮动电价机制
1．实施浮动电价机制主要考虑两点：第一，原油、煤炭、天然气等价格波动大，造成电价成本波动。目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波动剧烈，进而直接影响到煤炭、天然气等基础能源、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变化，这将对发电成本造成直接影响，而且也影响电网建设及运营成本。第二，根据电力供求关系调整电价。当电力过剩时，电力价格可以降下来，让消费者受益；在电力紧张时，电价可以上升，引导消费者控制用电，节约资源；当消费电量下降时，又引导企业加强资源的优化配置，尽力使电价恢复到均衡的水平。
2．峰谷单价。目前，我国在动态电价机制的举措就是峰谷电价。根据电力系统负荷曲线的变化将一天分成多个时问段，对不同时间段的负荷或电量，按不同的价格计费的电价制度。其典型做法是根据电网的负荷特性。将每天的时间划分为高峰、平阶、低谷三个时段，提高高峰时段的用电电价，降低低谷时段的用电电价。通过价格杠杆作用，刺激用户采用相应措施，缓解高峰期用电的紧张局面，提高低谷时的电力需求，提高电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峰谷电价实现后起到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为了完善峰谷电价机制，我们应该从下几点着手：(1)进一步拉大峰谷价比。目前，发达国家峰谷电价的价差约在8-10倍，而我国现行的峰谷电价差在2.6倍左右。因此，必须大力推行峰谷电价，并不断向发达国家靠拢，拉大到3倍以上。
(2)扩大峰谷电价的实施范围。目前峰谷电价的实施范围主要为工业用户，商业、非居民照明、农业用户尚未实行，而这部分用电是造成用电峰谷差的重要原因，应该考虑在对其制定合理电价的基础上实施峰谷电价。
(二)实行阶梯电价
“阶梯电价”引全名为“阶梯式累进电价”，是指把户均用电量设置为若干个阶梯，第一阶梯为基数电电力设施量，此阶梯内电量较少，每千瓦时电价也较低；第二阶梯电量较高，电价也较高一些，第三阶梯电量更多，电价也更高。随着户均消费电量的增长，每千瓦时电价逐级递增。
因为这种电价照顾到低收入人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用电要求，又被俗称为“平民电价”。国际上，美国、日本、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埃及、伊朗、菲律宾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均对居民用电执行阶梯电价。
2010年10月9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了《关于居民生活用电实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就居民用电实行阶梯电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阶梯电价将城乡居民每月用电量按照满足基本用电需求、正常合理用电需求和较高生活质量用电需求划分为三档，电价实行分档递增。
实行阶梯电价一定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就是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三档电量。因地制宜就是该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情况、经济发展情况制定差别化的三档电量。经济发达、用电量大的地区居民平均用电多，负荷密集，用电成本一般低于经济欠发达、负荷稀疏地区。
(三)用电价机制鼓励分布式能源发展
分布式能源是近年来兴起的利用小型设备向用户提供能源供应的新的能源利用方式。与传统的集中式能源系统相比，分布式能源接近负荷，无需建设大电网进行远距离高压输电，可大大减少电网线路损耗，节省输配电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它具有能源利用效率高，环境负面影响小，提高能源供应可靠性和经济效益好的特点。
分布式能源技术是未来世界能源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但是我国国内众多分布式能源项目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该产业在我国受政策支持不到位，利益格局未理顺。
智能电网的一个重要功效就是电网能够将新型可替代能源接入电网，比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实现分布式能源管理。
为了支持分布式能源建设，一方面要大力支持分布式能源发出的电能上网，实现分布式能源的“即接即用”。另一方面应该在电价上实行补贴正常。
目前分布式电源发电成本在0.7元左右，远远高出一般的火电标杆电价。再加上不菲的接入费与备用费，大多数分布式能源站只能选择离网运行。只要实行一定的电价补贴政策，让分布式能源站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分布式能源就能够获得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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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2013年6月30日，为促进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之间的交
流合作，更好地为项层没计提供研究和咨询服务，遵照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关于“建设高质量智席”、“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由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联合同开发计划署、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特聘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13’智库筑基‘中国梦’：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向会议发来贺信。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联合同副秘书长彼德・朗斯基蒂芬索、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方宁参加了学术研讨会，成思危作了题为《中国智库的责任和素质》的主旨报告。国务院参事、《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主编、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任玉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代表会议组委会致辞。
陈昌智在贺信中说，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进入关键时期。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智库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元素，理应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中央政府强调要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此次研讨会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知名智库专家，共商中国特色社会丰义新型智库的建构大计，适逢其时。期望“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坚持举办下去，通过研讨会这个窗口和平台，发展智库产业，让世界了解中国智库，让中国智库走向世界。
（图）
智库筑基中国梦：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 3年6月30日在北京举办。图为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大会上发言。
成思危强调，智库的责任一是要支持决策，具体体现为探讨理论基础、评鉴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实施难点；二是要对决策可行性进行评估。而智库需要具备的素质有四方面，分别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合理的方法、兼容并蓄的精神、人才合理的结构。另外，他提及，当前民间的第三方智库需要加强建设，希望能够通过基金的方式在资金上进行支持，希望社会各界加强对智库的认识和重视，促进智库逐渐发展壮大。
彼德・朗斯基蒂芬索代表联合国热烈祝贺研讨会召开。他说，在现在改革和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非常高质量的研究，而在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之外，智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智力、知识的骨干系统，聚集知识、专长以及经验，使政府和社会都能从中受益。希望这种高级别的智库研讨会能加强智席的力量，引导更多研究，尤其是指引“中国梦”和中国智库产业发展壮大。
任玉岭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都对建设新型智库给出了重要指示。中国的智库发展将迎来美好的春天。日前，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智库仍存存独立性不强、研究水平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各级政府必须强化智库意识，请智库机构参与到决策的依据、思路和框架中，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也要大力发展智库机构，对国有的智库机构松绑、放权，大力发展民间的智库机构。另外，智库要保持独立性，力排利益博弈的干扰，避免为既得利益者代言。
高尚全提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几点思考：一是要用改革的理念办好智库，用创新的精神做好研究；二是要探索有活力的智库建设组织形式；三是要在国际合作当中提高中国智库的学术水平；四是政府要引导支持智库建设，这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保证。
国内知名学者段应碧、卢中原、曲星、王绍光、徐根初、于宁、胡鞍钢、朱光磊、于今、金灿荣、王辉耀、朱旭峰、殷仲义等来自中央、国务院有关智库部门和部分高校、科研院所、非政府智库、港台智库等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出席了会议，海外知名学者郑永年、詹姆斯・麦甘、克里・布朗、李成等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悉尼大学以及联合国开友计划署、欧盟等国家20多位著名国际智库机构的代表应邀参加本次会议并作主旨报告。
会议期间，代表们以“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主题，围绕“中国智库的挑战与前景”、“思想市场与智库产业”两个议题，对“中国梦”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智库面临的问题、怎样开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如何发展。思想市场及智库产业、如何发挥好智库的作用、中国智库的职责和道德、国际领先智库的发展经验、中国民
间智库的发展以及与智库发展相关的体制机制等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宽领域广泛深入的探讨，对中国特色智库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智库筑基“中国梦”
专家学者探讨了实现“中国梦”与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在逻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教授认为，“中国梦”既是一个民族的梦，也是国家的梦，同时也是个人的梦。对于怎么实现“中国梦”，中共十报告中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等多方面去努力，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发挥智库的作用。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认为，“中国梦”是个丰富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还包括法治和政治方面的进步。从根本上讲， “中国梦”就是中产阶级的梦想，让普通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和美国梦、欧洲梦等有共同的地方。
美国纽约规划局前局长饶及人谈了自己对于“中国梦”的理解，他提出，房改、医改、教改应该作为“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
划的三人目标；中国城市建设要成为中国软实力的展现，未来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趋势就是后续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指出，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呈现趋势性放缓；中国的舆论环境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更加活跃。在这种变革大局下，中国的智库要有担当。第一，要告诉公共权力和决策当局，经济的未来趋势是什么。第二，智库要有一种互相包容的精神，彼此竞争同时义互相包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第三，智库要研究怎么使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化进一步衔接，更加积极利用全球化对中国的促进，防范可能带来的风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强调，智库建设不应追求数量，而要追求质量。智库需要存“知”（知识体系）和“行”（行动体，行动人物）之间搭一座桥。智库不仅要做短期回应战术上的东西，更要侧重于做中长期的分析。此外，他还介绍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做法，强调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且研究人员没有终身制，不能以追求影响为目标。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主管、资深研究员克里・布朗认为，智库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做桥梁和沟通的组织。当前任何领域内的政策制定，都需要了解中国的想法。但通常官员并没有这种知识，所以就特别需要依赖智库。他指出，在欧洲与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效应比较明显，可相互转化，但是中国目前还不明显，智库发挥的作用还不明显。应该存在更多的智库，容许更多不同的思想，让人们接受更多的想法。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指出，要把智库的定义、内涵和外延搞清楚，一般谈智库是跟公共政策相关的，而不把企业咨询看作智库。同时，应该纠正大家对国外智库的态度，将仰视改为平视，对中国智库应该多一些白信。当分析智库在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时，就会发现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智库，各类智库研究机构实际上可以扮演一个功能互补的角色。
台湾财团法人长城基金会董事长耿荣水认为，“中国梦”一定要把台湾这个因素包含进去，中国如果没有台湾的角色或台湾同胞的参与，这个梦也做得不是很完整。台湾也有梦，但很坦白地说，只有“中国梦”真正实现了，“台湾梦”才可能成真，未来智库之问人陆和台湾合作，要有几方面的内容，人才交流很重要，可以考虑两岸合资、合股来办一个智库。
当前中国智库的不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思维方法是中国智库现在而临最大的缺陷。无论是做建模，还是做定量、定性分析，这些都不难。这些是工具，最主要的，还是思维方式最重要。没有思维方式，各种工具也没用。现在大家把作为工具的东西变成目标了，用这些工具造出了很多东西来。这是木末倒置，做不出东西来。智库不是为了追求影响，智库就是说真话。如果为了追求影响，为了获得领导人的批示，肯定做不好智库。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分析了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调整思路：第一，要去意识形态化，在思想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科学、独立、自由地进行研究；第二，去行政化、部门化；第三，在资金渠道上，要让社会资金进入；第四，政策研究一定要客观、独立、中立。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仲大军认为，如果影响不了领导层和具体政策或决策方面，就很难称为智库。中国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要想上升到影响决策层，需要进一步在机制、体制上进行改革。民间智库的态度应该要把握两个原则：合作性、专业化。民间智库有其自身的优点，那就是没有官气，能接地气，还有一个优势是草根化。
中国人民人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指出，外交智库民问比较弱，主要还是政府的，这和外交性质有关系。他提出了智席的发展建议：官方要多投资，增加容忍度，智库本身要专业性、独立性，要有思想意识。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克里・布朗（ Kerry Brown）：悉尼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主管
郑永年：著名思想库专家。博士、教授，现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和《东亚政策》主编。
詹姆斯・麦甘：著名智库专家，思想库问题专家。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主任。
《国家智库》首席专家徐光裕少将认为，中国民间智库不发达，原因就在于从决策层到经营层，到人众，承受力不够。因为一旦出现非常繁荣发达的民间智库，就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就会出现正面、反面的争论，丁是乎在网络和媒体上就会出现完全打破人们原来思维模式的一种习惯。
台湾财团法人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孙扬明认为，智库几乎是没有边界的思想，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要求社会环境宽容，还要有自己资金支持。如果我们的容忍度不够或把边界设得太窄，智库的存在有时候和一言堂的差距就不大，所以要把边界放得非常非常宽，让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彼此相互冲撞。
克危克险总经理兼高级分析员袁铁成指出当前智库发展面临的问题：第一，当前智库的建立是人治，而非法治和市场治；第二，刚开始目标远人，但后来无法实现；第三，很多智库研究都是大而无当的，很多在低层次的无序研究，缺乏市场检验；第四，很多智库本身缺乏造血功能，缺乏独立性和持续性。中国当前人环境中的认知观念问题和消费观念问题，也阻碍了智库的发展。耐于未来发展，有以下建议：国家对智库观念要包容、开放，不要有敌意，要善意一些；取消限制政策；政策可以有取向，研究不能有；智库应该全程引入市场机制；鼓励社会资源进入智库。
如何发挥好智库的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我们已经建立了不少智库。过去智库不是没有发挥作用，但是不够。例如对于中央文件的起草，中央可以选择4--5个智库来交代这个任务，限期交卷。智库是比较公平、公正地来参与起草的，这就避免了把一些部门利益带到中央文件里，也克服了参与起草的部门精英的局限性。同时，智席之间也可以展开竞争，这样可以提高智库的学术水平。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这样可以更好地丰富中央文件，提高中央文件的质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主任詹姆斯・麦甘认为，全球化、不断增长的NGO和IGO、民主化和权力下
放、对独立信息和分析的需求、复杂政策问题的增加、社交网络等新技术的发展、日益开放的政策辩论、黑客活动、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全球性结构调整、经济危机和政治瘫痪、政策海啸、个人能够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挑战国家、大数据和超级计算机、增长的政治多极化、政客短期行为等15个原因正驱动着智库在全球的增长。筹资模式转变、专业性提升、竞争加剧、影响力和独立性的平衡、产出和影响、智库独立性的幻影、混合组织、行动和思想、更注重对外关系和营销策略、走向世界、领导和管理的紧张以及互联l删、新媒体、社交网络和云技术是智库而临的新问题和发展趋势。他指出，智库而临的持续挑战是如何在关键政策问题上及时有效地影响决策者、媒体和公众，而对智库的需求和依赖趋势将持续。
国家行政学院丁元竹教授认为，要建立统一的市场才能有智库间公平的竞争，而现在智库的市场不是统一的。不要一般意义上把智库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这样人肤浅了。目前智库可分为：按公务员法来管的智库，参照公务员法来管的智库，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智库，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智库。民间的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还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在民政部门注册，有按NGO注册的，还有按社团注册的。这个事情怎么管，我们要从深入去研究。要在多元格局下实现不同的主体之问的沟通和对话。对于智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第一，事业单位要改革；第二，要创新，按市场角度按市场标准不统一的情况，按事、业和产业进一步区分，对于推动真正推动智库的发展，十分重要。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也认为，中国智库不要用民间、官方的智库简单划分。不要在思想库身上贴标签：你是官方的，你就是为政府说话的；你是民问的，你就是推动民主化和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其实并不尽然。智库要发挥作用，一是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学术能力和政策研究能力，提高决策研究能力以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二是提高国际化水平，即参与国际事务，引进人才资源的同时要加强国际流动，最好能吸引西方学者为中国思想库服务。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升中国智库影响力。三是对研究思想库影响力小身做一定尝试，研究中国思想库，研究公共议题问题，参加国际交流。中国思想库不仅是决策科学化、民丰化的机制，对海外来讲也是中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窗口，是“中同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智库的挑战与前景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中国改革开放内在统一、相互推进。
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执行副会长于宁指出，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存存着资金不足、发展滞后等问题。中国智库要步入良性发展道路，不但要最大限度地争取政府的资金支持，而且要与基金会、公司、大学等非官方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沟通研究信息，以便更多地获取各方资金支持。此外，中国智库需要密切关注社会热点，坚定立场，提高专业水平，开展建设性的研究。就目前而言，中国智库需要多关注人部制改革问题。
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李曙光教授提到，中国的改革需要高端的智库，高端的智库当然要有高端的思想。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形成高端智库的政策法律和体制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四个方面的上作：第一，需要公平公正的政策法律环境；第二，要形成多元的政策利益集团；第三，形成高端智库公共政策决策环境，决策机制更加民主、公开和透明；第四，形成高端智库的社会环境，包括大的企业更愿意投入支持高端智库的出现，以及整个社会环境能够有更利丁高端智库意见市场和产品的形成。
南开人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认为，要促进智库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当前社会科学学料门类体系现在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社会科学社科化的转变基本完成，大量的新思想、新方法进入中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还太少，理论上过于依赖很多东两。所以，基于中国智库发展对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做好以下几个平衡：中国意识与国际意识的平衡、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的平衡、人精与社科做强的平衡。
《国家智库》首席专家、国防大学纪明葵少将分析比较了中国智库和国际智库的不同之处，他认为中国智库前端论证的东西比较少，后端论证的已经很多，也就是说能给国家提供决策支持建议不够，反过来国家决策以后，论证国家决策的优点的支持东西很多。对于未来智库建设，他建议，智库建设要有全局性、操作性、特色性、超前性以及科学性，要尽可能利用现有的科技手段。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认为，前30年是中国制造的崛起，后30年是新经济和创新经济事业的再崛起。中国现存有三个弱项：没有允分思想自由，天使投资不发达，知识产权没有得到保护，这三个问题是中国改革的三个中心问题。只要这三个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就可以实现新经济在全球的水平。军事科学院单秀法教授强调了思想的力量和价值，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给智库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提出，要建立中智库协会，其主要作用是代表政府对国内智库进行弹性管理，国家以适应互联网对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升各智库的质量，疏通智库和政府之间的对接渠道。
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认为，为了促进智席的发展，政府层面，不要把决策权当作自己的私人权力，要愿意听智库的建议。过去错误的东西要能够有胆识和魄力来改变。而智库自身方面，要培育智库文化，没有智库文化就不可能发挥智库的作用，没有智库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根本的还是在培育我们的智库文化。
怎样开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军事科学院黄星少将认为，中国的历史为中国的智库赋予了独特的理论内涵，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整体主义主流价值观，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思想，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倾向，大法无定法、万法归宗的认识论、方法论。由此，他认为中国当代新型智库最主要的特色应该是跨域整合。建设智库要站在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全局利益的高度进行总体设计，跨部门、跨系统地整合资源，这也正是当前智库的弱项，需要大力加强。
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指出，要科学把握智库的本质以及智库的组成要素。在智库发展中，要注意几方面问题：建立开放的公共决策体制、引入决策咨询的优胜劣汰、建立智库成果的独立评估体系、推进民问智库的多元发展等。
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周志兴提出了民间智库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上”。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智库生长的土壤，种子也有了，还缺肥料。要让民间智库能在这个土壤下生长，国家要支持，不仅允许它注册，还要采购它的产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认为，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两句话，一是开放，二是创新。各级政府，尤其中国政府在政策方面对民间智库有所开放，包括：注册、资金、人才、外事等。而创新方面则要学习西方发展经验和治理经验，战略定位必须聚焦、创新治理结构、组织机构等。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殷仲义结合自身发展经验，提出七点建议：第一，作为改革之库，一定要把服务改革决策、凝聚改革共识、营造改革氛围作为自己的使命、责任和自己的基本追求。第二，民间机构也要急国家之所急，急社会之所急。第三，改革研究机构必须把握改革的趋势性走向，自订瞻性研究全局性、战略性、皋础性、储备性改革政策。第四，必须努力建设改革研究品牌，提升改革研究成果及在服务改革决策当中的影响力。第五，要丰动适应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化，用改革的办法办改革研究机构。第六，坚持小机构大网络。第七，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升改革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认为，从国际竞争看，不仅是经济竞争、市场竞争、科技竞争，还包括思想竞争、文化竞争和话语权竞争，中国不缺硬实力，但缺少软实力，尤其缺少国际舆论话语权和国际学术影响力。因此，中国要有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份担当。他提出，要从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两个方面建设一流高校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董礼胜指出，现在我们智库的定位存在一定偏差，智库成果和评价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当前智库评价机制还不够专业化、制度化。因此，完善智库的评价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米做：第一，在各个地区构建智库成果评价专家组，智库成果评价专家组归属于官方，应该包含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专家；第二，把市场机制纳入到成果过程当中；第三，采用新的评审方式。新的评审方式应该致力于消除原有评审办式当中存在的弊端，具体可以考虑采用秘密评审机制。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下辉耀认为，中国亟须多元化的智库，包括民问智库加强政府决策的多元化和它的充分论证，这样充分的制度参与，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弥补在民主不够的情况下犹豫不决的局面出现。此外，还应该探索多家智库的合作、寻求智库的资金支持等。
加拿大两支大略大学阿贝尔森教授提出，中国拥有与美国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美国行阼的成功模式能否被中国复制是个问题，因此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
以智库产业为依托构建中国思想市场
与会的中外学者还从不同视角度如何发展思想市场及智库产业提出了诸多创见。英国智库研究擘家恩里克・蒙迪扎巴尔认为，智库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智库要想发展好，就必须要有许多同僚机构。我们需要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一、劳动市场和劳动政策必须灵活以支持智库所需要的人才；二、税收政策需要支持智库的资金来源；三、健康的政治辩论的环境；网、进行公共服务的改革；五、信息技术足够支撑；入、良好的沟通方式；七、城市必须要有创新能力；八、有很好的教育体系和系统来支撑。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聂永有认为，智库产业要能够持续地发展，需要具备四方面的条件和基础：第一，充分的市场需求；第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第三，高质量、专业化的智慧产品；第四，产业资本的持续支持。最后，他提到，要从五个方面来促进智库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各类智库机构、制定智库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引入智库产业发展的竞争机制、建市科学的智库产业发展评估体系、完善智库产业发展的社会配套环境。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助理王大伟提到，推出智库产业区的核心理念是，集中精力探索实践创新能力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改革、发展试验区，探讨智库产业区既是对现有的技术成果和人才的集聚，更是对创新活动必要的重要支撑条件的一种努力。智库产业最重要的作用是人才集聚与开发。智库产业区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智库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创新、智库人才与资源的吸引与整合、智库成果的产出与辐射、智库产业的服务与支撑、智库的配置与管理。
中国新生经济研究院院长郭夏认为，党的十提出创新驱动战略，要靠智库建设引领创新驱动。理解智库创新的实质，行席建设实际应该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来理解。智库建设应该上升到政体改革的顶层设计来理解。智库建设一定要走创新之路。今天智库产业也是新概念经济，在新生经济条件下含新量就是含金量。他认为今后的智席发展至少要有二个发展方向：全球化、网络化、多元化。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强调，对于未来智库的发展，一方面是智库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环境的问题包括思想市场机制健全，竞争机制完善。他提到，中智库建设应形成政府统筹、与专业集成、多层合作、分工协作的系统性构架，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智库基地或产业区为平台、以日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新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将以“智库群”和“智库产业”的形态出现，这些群体之间既具有区域性特征，也具有专业类组合特征，这就需要一定的载体，加强智力资源的整合，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智库产业集群。此外，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正确区分公益非营利性智库事业和经营性智库产业的不同性质和任务。发展智库产业必须把公益性营利性智库事业作为一项基本前提，智库产业也不是政府直接办产、政府的职能是为智库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空气，搭建好服务平台，做好政策引导，搞好市场临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及智库产业的发展一定要走科学发展之路，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两方智库发展模式进行，要基于中国国情以及东中部区域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内涵、质量、效益，坚决克服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倾向。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当前，把民问智库统称为“非改府智库”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智库发展进程。与会学者和步家还对智库体制机制、国际领先智库的发展经验、中国民问智库的发展等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闭幕式上，会议组委会了《2013年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宣言》，共同承诺从加强智库国际间的合作、提高影响力、完善捐款机制、成立智库行业协会、筹备智库发展基金等方面共同努力。
本次会议是在党的十召开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的一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为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了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对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推动学术界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深入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13’智库筑基“中国梦”是一个系列主题研讨会，主要是集中政府与非政府智库研究机构的智慧，从学术、政策和战略角度深入探讨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沦、政策和实践问题，围绕国家战略中的重点、难点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展开交流，旨在推进中国现代智库的发展，提供一个能够、直接反映和充分体现智库内容的交流平台，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窗口，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顶层设计。
朱光磊：南开大学副校长
王德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东营市教科院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把课程改革的着力点聚焦于课堂的“和谐”与“高效”。2001年各实验学校结合新课改实施，在前期创新研究的课堂教学“五个转变”（变教师讲解为引导学生自省自悟，变教师提问为诱导学生发问，变搞题海战术、应试训练为指导学生应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在涉及动手的教学中变教师演示为教导学生独立操作，变强制性教学管理为科学、民主的管理）中注入了新的理念、内容和方法，使“五个转变”成为在教学层面实践新课程、提高教学品质和效率的重要载体，2003年该项研究与实验荣获山东省首届（中等以下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在不断深化“五个转变”研究、加大该项成果推广力度的基础上，2005年东营市教科院提出并实施了“和谐课堂建设”研究与实践，使改革直指课堂教学的形态、品质和效益。围绕和谐课堂建设，各实验学校创生了许多教学模式，有的教学模式还在不同范围得到了认可和推广，为推进全市教学改革做出了贡献。2008年结合“有效教学”的实验推广，东营市教科院进一步提出并实验推广了“和谐高效教学”，使“和谐”与“高效”成为全市教学改革的真正主旨，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和成果。《和谐理念下的高效教学研究丛书》即是“和谐高效教学”本土化行动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成果之一。
《和谐高效教学及本土化行动》分册是广饶县教育局近年来推广“和谐高效教学”研究与实验的成果。新课改推进伊始，广饶县在课堂教学改革层面做了一些探索，但就整体而言，因为缺乏必要的专业引领和规范措施，成效并不明显，特色也不突出。2007年，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该县启动并实施了“有效教学”实验研究，进一步加强了实验推广的规划和指导工作，努力创新“有效教学”理论研讨、专项培训、课堂展示、成果评选等科研活动载体，并辅之以著名专家的专业指导和引领、先进学校的经验示范和影响、优秀教师的典型引路和带动，使实验推广工作显现成效。2008年，在深化“有效教学”研究与实验推广的基础上，结合东营市教科院对课堂教学改革的整体要求，该县把“和谐高效教学”作为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新的切入点，促动全县课堂教学改革向纵深处发展。这种县域推动的本土化教改行动研究与实验，使该县各个学校的“和谐高效”教学模式频出，教学流程得到再造，教学策略不断创新，从而区域推进了素质教育，提升了课改实施水平。《和谐高效教学及本土化行动》分册，对于唤醒县区的整体教学变革意识，激励县域的教学改革行为，也有一定的经验启示意义。
《学案导学的实践研究》和《塑造生命灵动的课堂》两分册，分别是利津县第一中学、东营市胜利五十九中近年来实施“学案导学”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学案是根据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能力、心理特点和教学内容、教学需要而设计的，是供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学习方案，而“学案导学”是改变教师教和学生学的一种具体形式。实施“学案教学”，使教师可以方便、清楚地知道学生理解了什么，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和困难，从而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利津一中和胜利五十九中以“学案导学”为突破口，扎实研究，认真实践，在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方面取得了较好绩效。他们的研究与实践还告诉我们，不论是高中学校，还是初中学校，实施“学案导学”可以根本上改变教学方式，有效解决学生厌学问题，这对于确立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对于提升学生自学、参与、合作、交流、表达、质疑、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对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意志、毅力、兴趣、习惯等非智力因素，真正体现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要求，具有重要的行动价值和实践意义。两校的教改经验和教学成果值得推广。
《“零”作业下的教学改革实践》分册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阐释了“零”作业下教学改革的探索，它通过大量而翔实的资料、丰富而生动的案例以及成功的实践经验，客观地向读者展示了利津县北宋一中这所农村学校实施“零”作业教学改革的现实、思想、认识和实践。2007年以来，北宋一中创新性地提出并实施了“零”作业下的教学改革，引发了该校一系列教育思想和行为的转变，促进了师生的健康成长，学校教育逐渐回归到关注人的发展上来。从书中可以了解到，“零”作业改革是以学生发展为主旨的行动，它以“零”作业的方式替代了以“作业量”为标志的“题海战术”，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改革后的教育的重新建构，“逼”着师生必须改变博弈的方式，使教师的博弈策略变“题海战术”为课堂和谐高效教学的建构，学生的博弈方式变“低效劳动”为“高效学习”。在“零”作业的前提下，“时间战术”失效，通过和谐高效教学的实施，向课堂要效果、要效率、要效益，成为提升学生学习品质和学习质量的保障。北宋一中“零”作业下的教学改革实践在不长时间里引起大的反响，其蕴涵的价值和凸显的意义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
《“竞和”高效课堂建设研究》分册是东营区第一中学这所新建学校教学改革及其实践创新的新成果。该校在全省落实《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试行）》、强力推进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借助省市专家力量，结合学校精心培育的“竞和”文化，立足实际，着眼课堂，从学校管理行为、教师教学行为、学生学习行为入手，准确把握影响课堂教学高效性的各种因素，探索出了以“五步导学”为基本框架的和谐高效教学模式，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课堂教学六大策略，扎实锻造以“和融竞进、低负高效”为特色的“竞和”高效课堂，取得了显著的教学实绩，产生了较好的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该校，“和融竞进”是师生的核心精神，是学校文化建设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为课堂教学改革而营造的氛围背景和提供的动力支撑；“和融竞进”的课堂是合作、融洽的和谐课堂，是思维碰撞、思想砥砺、情感交融的竞争课堂，是共同体验探究、共同快乐进步的发展课堂，是继承文化、生成智慧的文化课堂。“和融竞进”实现了“低负高效”的目的，从而最大限度地使课堂焕发出了应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一所年轻的学校，凭着敢于尝试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气魄，在教改路上留下了闪亮的印记。
打造《自主学习型高效课堂建设研究与实践》分册的是东营市胜利第四中学。本书对自主学习型高效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诠释，提出了自主学习型高效课堂建设的特征与要求，分学科详细阐述了自主学习型高效课堂模式及操作示例。该分册对当前的课堂教学改革实践颇具借鉴意义。2002年，该校基于教育教学的异化，课堂的低效甚至无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功能与职责的错位等现实，提出并实施了以“自主、合作、探究”为特征的“自主学习型”课堂教学模式，全校教风学风为之一变。在不断深化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2005年至2008年，承载着使命感的胜利四中人，又将洋思经验、杜郎口“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等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注入到自己的教改行动中，在教改实践中使“自主学习型”教学模式日趋成熟，教学效能和社会效益日益显著。2009年，该校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实施的“自主学习型高效课堂建设”行动使学校的教改文化更富内蕴，更具特色，更显魅力。
《小学和谐高效教学探索研究》分册是东营市胜利实验小学多年来实施“和谐高效教学”的智慧结晶。小学教改如何实现课堂文化的升级，如何觅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诗意栖居，如何秉承“和谐高效”理念、创新“和谐高效”方法、实现“和谐高效”目的，一直是该校孜孜探索的教改目标。在“和谐高效教学”探索研究中，该校校长要求教师努力践行“七字真言”，即“敢”字当头，敢于标新立异，打破常规；“勇”字争先，勇于创新进取，探索实践；“细”字落脚，细于微观具体，注重细节；真正在“实”上下功夫，在“真”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求突破，在“优”字上见成效。作为学校的主打课题，在校长躬身实践的榜样带动下，全校教师结合“和谐高效教学”研究与实践，把问题课题化，把教学科研化，把结果成果化，在实现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有效对接的同时，教师的理论修养和科研素质不仅得到了提高，而且课堂教学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真正把课堂还给了学生，实现了学生学习的自主化、教育教学的民主化、课堂教学的高效化。与此同时，为深入推进“和谐高效教学”实践研究，该校在开发利用自身优势资源的同时，一方面聘请全国知名教育专家来校把脉，明晰深化课堂新建的路径和方略，一方面充分借助本土专家进行系统研究、跟踪指导和经验提升，进一步提高了“和谐高效教学”研究与实践的质量和品位。
《智慧课堂建设行动研究》分册记录了垦利县第一实验小学全体教师研究与实践“智慧教学”的行迹和心迹。在教学改革的实践、思考、再实践的求索中，他们觉悟到：人们可以通过知识而接近智慧、获得智慧，但是知识并不等于智慧，知识只不过是追求智慧过程中的阶段性产品和部分产品，还不是智慧本身。须知，教育对智慧品质的追索，既是社会和时展的要求，也是教育之根本使命的要求，更是教育之为教育的要求。智慧本是教育教学的应有之义。由是，一名睿智的校长和一群富有智慧的教师通过切实的实践启示我们：课堂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学习过程，它是师生共同成长的生命历程，是不可重复的激情与智慧综合生成的过程；课堂教学改革就是要超越知识教育，从知识走向智慧，从培养“知识人”转为培养“智慧者”，引领教师和学生钟情智慧、追求智慧，让智慧唤醒课堂，让课堂创造智慧，让课堂教学焕发生命的活力，让学生在课堂上“感受过程，习得规律，发展智慧”，以此完善学生的人格成长，促进学生的智慧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智慧课堂建设行动研究》分册告诉我们：垦利实验一小的教师正凭借思想与实践的智慧，用生命哺育生命，用心灵雕塑心灵，用智慧点燃智慧，从而开启学生的智慧之源。
总之，以和谐理念引领课堂教学改革，变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转变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行为，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素质教育实践深化的必然呼唤，是新课程改革深入的必然要求。尤其在教育政策日渐深入的今天，锁定课堂改革，开展“和谐理念下的高效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注重教学系统重建的研究，反思和重构基于生命成长的教学生态场，其作用和意义自不待言。
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质检总局、中国工程院等部门和单位联合编制。
为了让广大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制造2025》，《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罗文。
罗文表示，中国之所以是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就是因为缺乏技术创新，创新能力比较弱。在《中国制造2025》里面，第一个解决的问题就是制度创新不强的问题；十项任务的第一项任务是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五大工程的第一个工程是要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在基本方针里也提到创新驱动。所以说，创新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条主线。
中国制造业未来四大红利
罗文告诉记者，中国制造业的第一个红利是改革带来的红利。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例如深化金融改革，将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重点领域，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进生产要素的战略改革，有助于理顺能源、资源等制造业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落实中小企业税收政策，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让创新创业的中小企业更好更快地成长起来。
第二个红利来自于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科技革命正在引发产业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这次变革中“互联网+”正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常态，互联网在各行各业应用中已成为普遍的趋势；生产的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创业模式也在变革，创新的载体从单个企业向跨领域、多主体的协同创新网络转变。这种变革会为制造业的赶超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将会极大激发我国制造业创新的内生动力。加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社会氛围的协调，会催生一大批有活力的、高成长的中小制造企业群。
第三个红利是新人口红利。我国每年有700多万大学生毕业，10年积累的人数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如果措施有力，在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减弱的同时，加快培育形成人口质量红利，将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利支撑。
第四个红利来自于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了全球产业梯度转移和全球产业分工调整的机遇。经过短短30多年的努力，2000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如果能够抓住这一机遇，推动我国制造企业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从过去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跃升到高端。
中国制造面临四大变革
罗文表示，中国制造的第一个变革是生产制造方式的变革，最突出的就是智能制造成为新兴的生产方式。要围绕这一变革重点做3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大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例如高等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智能化生产现代核心技术、可钻探设备、智能家居等智能化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第二，大力推进生产制造过程的智能化，例如从智能化的产品设计、关键工序的智能化、优化管控等方面，推进智能工厂或数字化车间的建设。
第三，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比如众包设计、全产业链的追溯等。
中国制造的第二个变革是组织形态的变革。生产的小型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成为企业组织一个新的特征。要着力培育新型产业组织，一是要引导制造企业向互联网的生产方式转型，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平台化和社会化参与的新兴产业组织；二是制造企业要积极应用移动电子商务、O2O等新型业务模式。
中国制造的第三个变革是产业结构的变革。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产业变革新的方向。要推动这种服务化，首先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引导企业围绕拓展产品功能、提升交易效率、增加集成能力，向服务环节延伸产业链。例如，制造企业做供应链金融，就是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发展壮大第三方的物流服务业、发展电子商务、发展企业的检验检测认证，就是大力发展生产业。
所谓智能电网，就是电网的智能化，也被称为“电网2.0”，它是建立在集成的、高速双向通信网络的基础上，通过先进的传感和测量技术、先进的设备技术、先进的控制方法以及先进的决策支持系统技术的应用，实现电网的可靠、安全、经济、高效、环境友好和使用安全的目标，其主要特征包括自愈、激励和包括用户、抵御攻击、提供满足21世纪用户需求的电能质量、容许各种不同发电形式的接入、启动电力市场以及资产的优化高效运行。智能电网的核心内涵是实现电网的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和互动化，简称为“坚强的智能电网（strong smart grid）”[1]。
而智能能源网是一个比智能电网层次更高、规模更大的新型能源网络。2009年11月27日，“国家‘十二五’中国智能能源网发展模式和实施方案课题组”在京成立，意味着中国正式开始筹备智能能源网。本文通过对智能电网与智能能源网的比较，分析了智能能源网技术。
关键词：智能 能源网 智能电网
0 引言
当初国家决定推出智能电网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为了解决由于新能源并网带来的调峰问题和电网适应性不够的问题，所谓调峰，是指电力系统中的负荷，因用户负载的投入和切除而经常发生变化，为了维持有功功率平衡，保持系统频率稳定，就需要电站随之改变方法，以适应负荷的变化。可以理解为：城市用电往往有高峰期和低谷期，不平衡，为此，电力有关部门采用价格或限电等措施，使得峰谷趋于平衡，叫调峰[2]。
但调峰不是光电力一家的事情，水、电、气都有调峰需求，这也是中国要打造更高层次的智能能源网的目的之一。据悉，原规划中的智能电网只是未来这个庞大的智能能源网的一部分。今后，水、电、气，甚至热力等能源都要构建智能网络。
就国内而言，智能电网建设的推进是迅速和高效的，但是这个智能电力网的建设仅仅是智能能源网的网架建设的主要部分而非全部，我们不能以智能电网的局部竞争而放弃在智能网领域的整体创造，而且，这个体系建设所缺憾的就是还没有一个世界领先的技术标准体系。
与智能电网不同，中国正在筹备建设的智能能源网，是将现有的电力、水务、热力、燃气等单向运转而且浪费巨大的能源网络改造为高效互动的创新网络。
政府为解决由于新能源并网带来的调峰问题和电网适应性不够的问题，“十二五”期间将普遍推行智能能源网。核电、风电等新能源要投入民用，离不开智能能源网，如果说核电、风电是“汽车”，智能电能源网就是“高速公路”。
作为中国互动电网学说奠基人，武建东在谈到智能电网与智能能源网的区别时表示，实际上目前我们使用的“智能电网”一词的英文原文为smart grid，原意应为智能网格或智能网，这个概念又包括智能家电网格、智能电力网格、智能数据网格、智能热力网格、未来网格等多种涵义，智能电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全部。由于有关外国公司的翻译问题，误将smart grid翻译为智能电网。我国发展智能能源网建设必须以智能电网为主要网架建设，智能电网的建设是智能能源网建设的核心。
1 如何认识智能电网与只能能源网的体系模式之区别
谁能够将现有的电力、水务、热力、燃气等单向运转而且浪费巨大的能源网络改造为高效互动的创新网络，谁就能够优先于其他国家达到全球能源体系更高级别的顶端水平，同时在这个历史的转型之中，谁就能够把握和整合能源体系最新的国际标准。
因此，采用信息化集成技术营建一个与生产和输送侧相对称、相互动的需求侧、用户端的运转体系，将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缺陷性工业结构和社会管理的彻底匡正和颠覆性修复，也是打开人类低碳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大通道。
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有两个营建模式[3]。
1.1 “分级登顶式”的渐进模式 这个模式主要是通过智能电力网、智能热力网、智能水务网等条条块块的分行业改革，通过多行业不断整合、体系不断叠加的架构原则推进，其特点是分期、试错、分级追求变革目标。
近二十年来移动通讯系统、电视视频系统等都曾通过不断试错而效准或提升产业空间，消费者、特别是中国的消费者也为此不断支付了使用成本。实际上，通过技术标准的超前设计和制定，可以有效地减少产业转型的成本，更合理地满足消费者需要，也可以大幅减少电子垃圾、推动人类更为健康的生活。
就国内智能电网的建设而言，其体系渊源源自欧美国家智能电网思想和实践，其标准之应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力量的影响。从组织目标运转而言，其向更高级别的互动能源网络结构跃进之时，也许架构的升级路线只有选择分级叠加的更换方式，因此，目前国内电力企业运转的智能电网改革模式和美国实施的智能电网建设应属相同的产业变革类型。
1.2 “制高点型”的大体系整合模式 中国应跳出单纯建立智能电力网的狭窄基准，集中发展有别于美国、具有中国优势、而且国际领先的综合性的互动能源网，由此可以避免日后的重复建设和不必要的补课。
这个模式需要将电力、水务、热力、燃气、数据、有线电视等资源捆绑为整体资源，以制高点型的规则推动能源组织的管理变迁和产业目标置换，其特点是跨越式、跨产业突变，以集成化手段高速实现互动式的能源网建设，我们将这种网络也称作智能能源网。
倘若以这种模式推进互动能源网络的建设，应可将智能电网的行业变革提升为互动能源体系的集成改革，并将由此诞生有更高制高点的智能网的发展路线图和国际技术标准，有效推动中国能源用户端的互动能力、互动标准、互动资源和互动产业链的建设和运转，推动中国能源经济加快实现升级转型。
建构中国智能能源网的标准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知识产权最高的创造性使命之一，它也应该成为中国智能能源网建设的战略高点，这个高点应该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中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巨大市场成为主导全球智能网变革的领先国家，建造影响未来百年的智能网标准，在百年一遇的全球工业变革中发挥主导作用。
2 如何把握智能电网与智能能源网的运转结构之区别和标准创造
孙中山说过，“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一个强国不但需要创造强大的工业生产体系，更需要创造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思想和实施其行动的国际技术标准。工业革命以来产业标准的建造大多与中国无缘，而智能能源革命却为中国提供了独特的机遇。
奥巴马的能源变革之于传统变革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催生了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三个革命的核心就是思想大革命。为此，一个国家占领新的全球制高点的能力也就取决于它颠覆习惯的能力和思想的改变程度。对于中国而言，这个革命的第一要务就是需要有效地调整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诸多的经济运行习惯和结构，构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创新社会，据此才能确保中国将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宏大体系付诸实践，建立适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改变中国公众和企业的能源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并力争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由此，智能能源网建设的核心是这个体系标准的建造，而且这个标准的建造也是当代知识产权的最高创造，具有无与伦比的回报价值，同样是检验中国能源思想创新能力的标志。
另外，智能电网的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有很大关系。只有当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日益庞大，电价摆脱固定模式，与用户之间的互动逐步形成，智能电网才能发展起来。智能能源网的推出也是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大发展奠定并网基础，以便于实现更大程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
参考文献：
[1]李兴源，魏巍，王渝红，穆子龙，顾威.坚强智能电网发展技术的研究[j].《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2009年17期.
早在19世纪中期，智利便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保持了长期稳定性，形成了深入人心的民主传统。这样一个拥有长期民主传统与完善民主制度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政治上却日趋激进化和极端化，民主制几乎破坏殆尽。
以往，学术界对冷战时期智利史的关注点是阿连德社会主义改革，相比而言，对代表温和势力的弗雷政府关注较少。事实上，政治稳健的智利之所以在70年代后日益极端化，与弗雷政府密不可分，可以说，弗雷时期是智利政治发展史的分水岭。美国对弗雷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影响了弗雷政府本身及以后智利政治的发展走向，研究美国对弗雷政府政策，对于我们了解智利政治发展日趋激进化和极端化的根本原因有着重要意义。
国内有关美国对智利弗雷政府政策研究专著尚未出现，仅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和拉美史的专著中有所提及。另外，还有一些专著与译著从拉美地区和智利的角度分析美拉关系与美智关系，其中内容比较详细的是由美国的约翰・L・雷克特（John L. Rector）编著，郝明玮翻译的《智利史》和王晓燕编著的《列国志――智利》。《智利史》作者雷克特认为，60年代基督教在智利的上台有其必然性，不完全是因为美国的干预，弗雷上台虽然离不开美国的帮助，但智利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王晓燕的《列国志―智利》则认为，弗雷之所以打败阿连德，主要是外部原因，即美国的支持。但是，弗雷下台也与美国脱不了干系。①
美国支持弗雷始于1964年智利大选。关于这一点，贺喜的《美国对1964年智利总统选举的干涉探析》一文中有详细阐述。该文认为：美国选择弗雷并非弗雷亲美，而是因为要想在不引起拉美各国反感的前提下遏制共产主义，唯一的选择就是支持温和势力执政改革。文章还认为，美国政府以及中情局的干预打破了智利的政治平衡，损害了智利民主政治的稳定性。②
国外也没有出现相关的专门著述，但涉及这段史实的专著要多于国内。克里斯蒂安・古斯塔夫森（Kristian Gustafson）的《“敌意”――1964―1974年美国在智利的秘密行动》（Hostile Intent： U.S. Covert Operations in Chile， 1964―1974）一书主要阐述了1964―1974年美国在智利所进行的一系列秘密行动。作者认为，在智利，最有影响力的是代表中派的基督教，该党不认同共产主义，但主张社会改革，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有影响力，是美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对象。
威廉・F・萨特（William F. Sater）的《智利与美国：帝国间的冲突》（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pires in Conflict）一书对美国与智利之间各个时期的外交关系及重大外交事件进行了详细描述。①作者认为，美国选择支持弗雷是智利国内形势发展走向、美国拉美政策变化和国际冷战格局演变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美国与弗雷政府的“密切”关系完全依靠政治需要与经济利益维系。随着分歧的扩大化与明显化，二者间疏远是必然的。
本文通过挖掘相关国内外专著，以及解密的FRUS档案材料，旨在介绍1964―1970年智利弗雷政府时期，美国政策的演变及特点。文中通过研究分析美国对弗雷政府政策，来论证美国政策在智利政治形势激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影响。
1958年，政党联盟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当选总统，但他仅比人民行动阵线（FRAP）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多出34382张选票，这说明智利左派势力开始上升。②次年，古巴起义部队在卡斯特罗带领下，了巴蒂斯塔政权，美国对此不予承认，同时封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国在古巴革命后都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反美斗争，美国的后院开始不稳。为避免在拉美出现第二个古巴，1960年上台的肯尼迪政府提出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并对拉美政策做出调整。
此时的智利由执政，但亲共左派力量增长，这种局面令一向把智利看作拉美民主样板的美国感到不安。鉴于已无力控制智利政局，美国转而支持代表中间温和势力的基督教（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上台执政。早在基督教刚登上智利政治舞台时，美国中情局便予以关注，其西半球部门（Western Hemisphere Division）最初希望基民党与智利最大的单一政党――激进党（Radical Party）合作组成非共联盟（Non-Communist Coalition），但因为激进党选择加入的民主阵线（the Democratic Front）而作罢，于是美国转而扶持基民党以单一政党形式参政。
美国之所以没有直接策动颠覆，原因在于智利拥有完善的民主制和悠久的民主传统，民主已深入人心，领导人更迭跳过民主程序势必造成国内混乱，这与美国将智利树立为“民主样板”、渗透的初衷相违背。因此，虽然基民党不是最佳选择，但它的能力不容忽视：
基民党在智利发展的速度最快，它的社会计划以及宗教般的热情使它能够成功地同共产党争夺学生与工人的选票……在所有非共政党中，基民党的基础最牢固……在学生运动和工会控制权方面，基民党开始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③
综上所述，美国选择基民党是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现实需要的考虑，因此双方合作关系非常脆弱。一旦基民党政府的重要政策损害了美国利益，或者其失去了遏制共产主义的能力，它们的合作关系必然结束。
不论如何，美国于1964年初确立了支持基民党候选人弗雷的方针。中情局特别小组帮助基民党聚拢前支持者的选票，让他们在未来总统选举中把票投给弗雷。3月26日，中情局决定从应急储备中拨出100万美元作为基民党的选举资金。④除提供金钱，中情局综合分析了智利国内政治现状，并确定了美国的行动目的如下：
1.尽最大可能阻止由于民主阵线分裂，大量选票流向人民行动阵线的事情发生;
2.争取让智利国内的派与组织支持弗雷;
3.强化基民党组织结构和竞争能力，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拉拢智利选民的选票;
4.威逼利诱“独立候选人”，迫使他们退出选举。⑤
1964年4月22日，美国驻智利大使馆向国务院发来一份有关阿连德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
（未来）阿连德的外交目标如下：
1.与不发达国家结盟;
2.同苏联集团成员国及中国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
3.削弱美国在智利及西半球的影响，包括终止军事援助条约;
4.与古巴建立密切关系，并向美洲国家组织施压，迫使其终止孤立古巴的政策，但尚不清楚阿连德上台后对美洲国家组织会产生何种影响。很明显，美国政府无法接受以上这些带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的目标。①
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分析，国务院认为阿连德的政策与美国的根本利益是冲突且无法调和的，所以美国选择支持弗雷――尽管基民党在外交方面并不完全倒向美国。
9月4日，智利大选结果揭晓，弗雷获得高达56.1%的选票，超过半数选票，而阿连德只获得了38.9%的选票。②由于智利政坛的左中右三方势力基本上势均力敌，所以弗雷能够获得过半数选票超乎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反映改革已成为智利社会主流，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智利政局的干预获得了成功。受此鼓舞，美国政府和中情局频繁地涉足智利局势，深深地影响了日后智利的发展道路。
从本质上讲，弗雷的施政方针是改良。尽管他反对社会主义，但他的一些目标，如重新分配财富与收入、推行与铜矿国有化、加强国家经济干预等与社会主义理念存在雷同，只不过在具体做法上有偏差。因此，把弗雷与阿连德看作一丘之貉，只因美国干预和惧怕阿连德上台，才把选票投给弗雷。支持固然帮助弗雷赢得了大选，但弗雷政府在推行改革时不得不顾及的态度，使改革效果大打折扣，并造成基民党分裂。
美国对智利基民党的上台非常满意，这点在国务院情报研究局（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递交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会议记录中体现出来：
在拉美，智利基民党是第一个掌权的拉美国家基民党。基民党在外交政策方面很明显是亲美的，内政方面它提倡走中间道路。该党论调在工人中拥有稳固地位，拉美各国共产党尤其是卡斯特罗政权非常关注基民党，并害怕它引走大多数原本支持革命的人，弗雷当选证明了这种威胁的存在。③
美国通过支持弗雷当选暂时达到了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并希望以智利为蓝本，进一步扶持其他拉美国家内部的基民党与本国亲共势力争夺工农支持，从而维系“后院”安全。因此，尽管弗雷政府存在着局限性，但作为美国一手树立的“民主样板”，对其放任不管也不符合美国利益。特别强调的是：60年代初，美式民主受到共产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潮流的冲击，此时以民主程序选举上台的中派弗雷政府成为美式民主胜利的标志。因此，不论弗雷政府在智利国内前景如何，美国政府最终选择支持它。
自1964年起，美国开始向智利提供资金援助，这成为美国支持弗雷的一个重要标志。1964年11月13日，美国大使对弗雷表示，为了帮助弗雷政府降低通货膨胀、提高福利，解决前几任智利政府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美国在1965年将为智利提供1.35亿美元帮助智利财政达到收支平衡，同时再提供1.02亿美元帮助弗雷政府充实国库。④
综上所述，弗雷执政初期，美国之所以不遗余力给予支持，原因如下：
第一，拉美各国民族意识开始增长，之前美国在拉美大肆进行武装干涉的做法已经引起拉美各国不满，如果继续一味以武力镇压，那势必会损害美国的政治威信与经济利益。而且，通过美资铜矿公司，美国已经掌握了智利经济命脉，在幕后操纵政治人更符合国家利益。
第二，古巴革命带来了其他拉美国家以前未曾体验过的社会主义模式，拉美国家把社会主义模式当做是解决发展困境的新方法予以尝试。为避免更多的拉美国家步古巴后尘，美国亟须在拉美国家中树立一个民主样板与社会主义模式相抗衡，民主传统悠久、具有较完善民主制度的智利成为首选。
第三，智利形势的发展让美国只能支持弗雷。最初，美国最看好，然而因无力扭转经济形势失去民心，亲共的左派迅速崛起。鉴于已经失去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作用，美国转而支持当时在智利社会具有一定群众基础、能够胜任遏制共产主义任务的基督教。
不可否认，美国对弗雷政府的支持仅是美国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其根本出发点是在全球范围内与共产主义抗衡。同时，弗雷政府只是出于从美国获得援助，从而发展智利经济和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的目的，才在外交上趋向美国。由于出发点不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与弗雷政府的矛盾必然激化，最终导致美国与弗雷政府关系疏远。
美国疏远弗雷政府是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作用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自1965年起，美国援助智利的资金下降：早在1964年底，弗雷认为美国所提供的共计两亿多美元的援助不能完全解决通胀问题，需要再多出4000万美金;1965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总统特别顾问邦迪汇报说弗雷要求，美国在1966年应给予智利1到1.3亿美元的援助，但美国预算局认为1966年最多只能向智利提供8000万美元援助。①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自1965年3月起，美国全面卷入越战，随着驻越美军人数增加，军费开支递增。因此，美国对智利的援助受到限制，无法满足智利提出的援助数额，至1967年，美国政府对智利的援助下降至3500万美元左右，只相当于1964年援助的零头。②而弗雷政府改革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正是对美援最为依赖的关键时刻，美国援助的减少迫使弗雷寻求同其他国家增进经济关系，从而导致美智关系疏远。
第二个表现是美国对弗雷政府铜矿国有化政策的态度由先前默许逐步转向反对。随着越战爆发，国际市场对铜的需求增加，铜矿石价格随之上涨。与此同时，弗雷政府的赎买国有化政策也陷入困境：政府没有对美国铜矿公司实行全盘国有化，而是更谨慎地提出在矿石精炼环节分享25%的利润，在铜矿公司中分享51%的股份。③由于金钱赎买较为温和，且照顾了美国投资者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对弗雷的温和国有化持默许态度。
但随着国际铜价上涨，弗雷的赎买国有化变得行不通，随着越战升级，1966到1970年国际铜价比60年代初上涨了两倍。④这样一来，赎买所花费的代价也就更大，智利财政背上了大包袱，导致通货膨胀率再次上升（1967年为18.1%，1968年26.6%，1969年30.7%，1970年32.5%），社会不稳。同时，左派势力宣称要效仿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铜矿公司直接没收为国有。⑤当铜矿国有化政策日益激进化甚至有向社会主义公有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时，美国自然表示反对。
美国疏远弗雷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在于60年代末它改变了扶持智利中间派温和势力的方针，其原因在于二者外交上出现了分歧，第一次在外交上出现分歧始于1965年。4月24日，多米尼加爱国军官发动起义，试图亲美政府，4月27日，约翰逊总统派遣海军陆战队干涉多米尼加内战，同时为了争取其他拉美国家支持以及解释美国的政策，约翰逊派外交家哈里曼访问拉美各国。5月，哈里曼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并与弗雷举行会谈。事后，哈里曼将会谈过程详细报告给总统与国务院，里面提到了弗雷对共产主义与多米尼加内战的态度：
弗雷总统认真地听着我（哈里曼）对圣多明各（多米尼加首都）形势的分析和约翰逊总统决定的解释……他理解总统先生的难处与做出决定（指出兵多米尼加）的理由，但他希望美国能理解智利的政治形势……智利对军事独裁与军事干预的恐惧不亚于共产主义威胁……智利的共产主义可以通过政治运动、而非军事镇压消灭。⑥
由此可见，弗雷对美国有可能干预智利心存戒备，言语中包含着对美国武装干涉的反感与忧虑。
此外，由于温和改良收效甚微，弗雷政府被迫寻求同国内左派力量合作，这令美国感到不安。1967年出任美国驻智利大使的爱德华・M・科里（Edward M. Korry）给约翰逊总统的报告中说道：
弗雷实行了“向左派敞开大门”的策略（同莫斯科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并同智利共产党展开友好对话），他希望借此令共产党支持他，同时他拒绝与政党合作，并指责它们妨碍了自己的计划……共产党借此亲近基民党的重要成员，它把弗雷政府推上了孤立的位置，弗雷已经丧失了对基民党的控制。①
当弗雷政府不仅不能同社会主义抗衡，反而变成了共产主义势力壮大的温床时，美国自然而然地放弃弗雷。
在智利代表中产阶级的温和势力起到了缓冲作用，由于左翼的部分领导人物出身于中产阶级，同时右翼精英的大地产和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大多出自中产阶级，所以温和势力得以左右逢源，保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稳定。由此可见，稳定的关键因素在于温和势力。20世纪60年代，主张改革又不赞同暴力革命的基民党承担了缓和的职责。根据美国政府的观点，基民党领导人弗雷是一位成功改革人士，他的执政会大大降低未来左翼执政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也可以借此将智利树立为抵制古巴革命的范例。②基于此种考虑，美国对其改革给予高度支持。
改革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并未解决根本问题，譬如高通胀率、对外资高度依赖等。连美国都不否认弗雷改革存在缺陷――中情局认为，弗雷政府“已经陷入了经济停滞与高通胀率的窘境，承受着来自工资与福利方面的压力”。③因为改革受挫，基民党内部分裂。对基民党分裂，中情局表现出了忧虑：
为了在1970年大选中取得优势，其他党派会对基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加以利用，弗雷在国会中的影响将大大削弱。④
弗雷以赎买实现铜矿国有化，但为了向美国资本家支付补偿款，智利财政负担加剧，通货膨胀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有恶化的趋势。随着国际市场铜矿石价格上涨，国内财政收入无法承受支付补偿款带来的负担，只能依赖外部贷款。
由于过度地依赖美国支持，弗雷并未重视争取基民党内部其他派别和智利政坛左右翼，而一旦美国疏远弗雷，就意味着弗雷在国内能获得的支持寥寥无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69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右翼政党获得的选票比1967年的市政选举高出6%，相反，基督教丢失了近6%的选票，这是由于对弗雷改革失望的中产阶级将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右翼。⑤由于基民党的支持率降低，基民党内部推选拉多米罗・托米奇（Radomiro Tomic）为1970年大选候选人。对此美国认为，与弗雷温和的中间路线相比，托米奇的政治立场更偏向“左倾”，因为他希望通过和智利工人阶级结为同盟，建立一个“民众力量”政府（a government of “Popular Force”），来解决国内高通胀率问题。⑥
1970年1月，参加当年大选的三位候选人已经确定，分别是人民行动阵线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基民党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和独立候选人前总统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美国对基民党的前景并不看好：
托米奇与左派人士结盟的尝试被智利共产党拒绝，不仅如此，也疏远了他，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三位候选人中，托米奇的支持率最低。⑦
受古巴革命影响，拉美各国左翼的政治参与方式日趋极端化，与此相对应，一些国家的右翼势力同军人联合颠覆文官政府，以便断绝亲共势力执政的可能性。尽管智利此时并没有走上极左或极右道路，但左右翼都有极端化趋势，同时基民党内部弗雷代表的中派力量孤掌难鸣。因为失去了缓冲力量，智利政治形势激进化与极端化不可避免。
同时，美国在1970年智利大选中的做法对其政治形势激进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月30日，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如果托米奇上台，给美国造成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大于阿连德――“托米奇为了获得支持，要和共产主义者合作，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个机会，他们可能会将智利带上非资本主义道路。”①美国在1970年大选前夕，对基民党的误判和不支持使其失去了再次执政并充当智利政坛调停人角色的机会，一次中止智利政治形势激进化的机会也失去了。
智利政治形势完全激进化是在基民党投向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发生的，其标志是中情局在阿连德正式当选后，刺杀智利军队总司令雷内・施奈德（René Schneider）。为煽动军事阿连德，中情局联合智利极右势力策划了对施奈德的暗杀，结果刺杀不仅没有引发军事，反而令原先在对外关系上亲美的基民党迅速同阿连德和解――智利人对军人干政和破坏民主制度的恐惧要大于共产主义。对此，科里大使无奈而又颇为讽刺地对国务院汇报说：
施奈德死亡的后果是戏剧性的：那些我们一直认为是美国盟友的人（基民党人），现在不仅没有反对他们的新总统，反而与阿连德和解。中情局的行动反倒变成了阿连德的胜利果实，基民党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竟然是美国促成的。②
20世纪60年代，美国选择支持智利基督教上台执政并非因为该党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相反，基督教的党纲与施政方针同美国冷战外交政策存在差异甚至矛盾之处。但在智利右翼力量衰落的情况下，唯有基民党能够阻止左派候选人阿连德上台。因此，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在拉美地区发展的需要，美国支持基民党弗雷上台，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智利的发展。
弗雷因为在改革过程中过度依赖美国支持，所以他没有注意拉拢智利国内各方势力，急于求成，造成自身孤立;弗雷政府后期，由于经济与外交方面的根本分歧愈来愈大，美国疏远了弗雷，从而导致弗雷为首的中派温和势力陷入内外孤立的境地，削弱了智利传统民主政治中的缓冲力量;美国在弗雷失势后，错误地认为基民党被共产主义化，不再支持该党执政，致使基民党失去了重新成为政治缓冲力量的机会，加剧了智利政治形势的激进化发展;阿连德上台后，美国对智利高级将领进行暗杀和策动军事的行为触动了智利民主政治的底线，造成原先作为缓冲力量的基民党完全倒向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左右翼力量开始正面交锋，智利政治形势完全陷入激进化――先是极左的阿连德进行社会主义改革，随后是极右的皮诺切特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