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1 09:3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今中国的新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解决中国当今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经济实践，也不为任何西方经济学理论所解释和预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同时，中国的实践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大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历史阶段，毛泽东同志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创立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并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贡献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和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等，从理论渊源来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特别是对《资本论》为核心的科学体系的承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源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断。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民营经济发展、开办股票市场等，都是在这一理论突破之下发展起来的，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国特色则表明在中国搞经济建设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的历史、人文、人口资源等要素，探索适合自身发展之路。在这方面，我们探索了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发挥作用的有效互补机制，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科学地定位和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等，这些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运作形式，都是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上的创造。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供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土壤。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证明了中国经济的成功，这里面隐含的理论含义是丰富和深刻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验证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素材。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在经济建设方面，既抛弃了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完全集中计划经济的体制，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踏出了一条道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同时，推进渐进式改革，推动中国走上了一条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之路。总结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化。马克思《资本论》出现的时代是18世纪中叶，与今天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环境有天壤之别。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建立了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灭亡的历史趋势的理论体系。尽管涉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但对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怎样建设，《资本论》并没有明确提及。因此，依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可供总结的丰富素材和理论创新的沃土。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排除利用人类一切的优秀成果。对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吸收或借鉴，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本意。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在吸收当时各种经济思想基础上加以发展并自成体系的。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也应该吸收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人类思想精华，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引进并吸收了大量的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分析方法和思维观念。特别是对市场经济建设的认识，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实践，一些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运行特点的研究、对人的行为心理假设等，西方经济学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和适用于市场经济的普遍的规律性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必要排斥和否认。中国在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中，也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从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中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这里不是为了比较优劣，而是为了吸收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理论解释和渊源体系的完备性方面，对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数量分析方法的应用。西方经济学无论规范和实证之分，都注重数学演绎和计量分析。这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更多地进行逻辑思辨所呈现的经济学语言表述和展示具有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的这种表述体系，不仅已成为国际上经济学研究的“惯例”，而且，这种规范的体系，本身也透着科学的严谨性和实证的考量，使经济学看起来更像一门“科学”。同时，运用事实和数据、运用数学模型方法的推导，本身也使经济学更加贴近经济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成为一门“经世济用”之学。此外，从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展现来看，即使不考虑分析方法的比较问题，仅从在国际上要发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声音角度，也需要加强应用国际通用的经济学研究和语言表述方法。
2.立论基点。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点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但必须要清楚，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立论基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的“只言片语”，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形成的整体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仅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中的分散在各处的某一句或几句话中去找出处，引申自己的观点，并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显然是违背马克思的初衷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还仅仅是从原著出发是否能够解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现代经济学研究有文献综述和清晰的理论脉络要求，但不是要机械地引用100多年前著作中的某几句话或某些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成立的命题，而是要结合不断变化的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继承并发展出能够映照和指导现实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因此，关键还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现实中加以具体化运用。
3.多流派的思想碰撞。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定义是，经济学是让人们理解经济如何运转并帮助社会达到它自己选择目标的学问。在此前提下，不同的理论目标将指向不同的路径和政策选择，从而产生众多的经济思想流派。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发挥作用并在经济学理论大厦中占据一角。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也发展了多种观察经济问题的视角。但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学研究思想体系的割裂。即存在两种并行而交融较少的经济学研究体系：一种是主要以西方经济学体系来开展研究，在实际中就是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体系、文献资料、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另一种则是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出发点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从发展的观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摆脱从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寻章摘句的惯性，真正以历史的、辩证的、兼容的观点来发展和建构自身独有的理论体系。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1.推进现代化、国际公认语言的经济学论述体系。就是要用数学化、模型化和实证的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阐释。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排除数学的运用，其中关于剩余价值、地租等的表述都有数学计算的影子。推进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表述，既要对马克思经典原著进行数学化解读、剖析和架构，更要以此为基础，通过从基本理论出发引申、推导新的理论，解释和分析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指导新发展。
2.建构新的理论分析范式。在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体系的努力中，有学者从社会化大生产中广泛存在的“分工”出发，建立“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范式等，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架构进行了演绎和创新;有学者立足于经济学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这一基本出发点，创建“人本经济学”研究体系;还有学者从生产力概念出发，建立研究生产力及其运动规律的生产力经济学分支学科等，都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实践融合的探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和创新的一部分。实际上，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思想中，都越来越关注人的需要。我国政治经济学认为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无疑是把人的需要放到重要位置。而西方经济学也强调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其基础也是个人的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这方面的共同点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吸收融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基础和创新的方向。
3.瞄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矛盾需要解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传导波及面广，货币超发的后遗症现已经波及每一个国家，全球性的通货紧缩问题已经来临。而中国发展正进入新旧动力转换的新阶段，如何处理全球经济紧缩的不利影响问题、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问题、人口和新城镇化、资源环境问题等等，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其中许多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预测到的。解决这些问题，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也将推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真正走向国际化，获得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一致的地位。
[关键词]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212－06
王耀德(1964－)，男，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区域创新；李俊华(1979－)，女，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区域创新。(江西南昌 330013)
Kunn(1962)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指出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研究的群体所共同持有的观念、遵循的实践规范和行为方式。Ansoff(1987)认为范式的本质是建立一种理论体系，是某一研究领域中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观点取得共识，用以界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研究应遵循的规则。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衰退以及未来趋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以创新为主线、动态发展的演进理论体系。目前学界对熊彼特的研究更多的是处于一种重复状态，通常散见于对熊彼特经济学思想、人物传略等著述，大多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更多的是侧重于技术创新理论或企业家理论研究，而对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鲜有研究，也缺少一个学界普遍认可的研究范式。本文将熊彼特的社会演进思想纳入熊彼特理论体系加以考察，从熊彼特的经济学体系中抽离出“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即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演进观点的理论体系，并试图基于逻辑视角建构研究分析其一般范式。
一、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的形成历程和主要内容
虽然熊彼特各个时期的著作有不同的侧重点，且观点有不甚一致的地方，但是熊彼特从投身学术到最终能够自成体系的关键就在于他前后理论的一贯性，基本方向与基本观点始终未发生改变，其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的形成历程和主要内容有章可循。
(一)形成历程
以熊彼特一生中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为线索，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大致可以分为起点、基础、形成与成熟四个阶段。
第一，起点阶段。这阶段是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的探索时期，熊彼特青年时期推崇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生平第一部重要的著述是《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1908年)。这一时期，他主要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研究完全竞争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但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他对经济学知识和资本主义现实状况及运行状态还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尽管他力图克服当时经济学界的纯粹性研究桎梏，尽力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之中，但还是不能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深入揭示，却确立了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第二，基础阶段。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开启了他研究社会演进之门，熊彼特紧紧抓住“创新”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概念，找到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窗口，并建立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理论模型，从而搭建起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理论架构的基本支点。对资本主义的资本、利润、信贷和利息的考察是其进一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构建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的基础，也是他该作的目的——建立一个关于经济演变过程的理论模型。此时，他的社会演进理论思路已经确立。
第三，形成阶段。在已经确立的理论体系框架内，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创新的不均衡性、不连续性和创新群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周期，现实经济的波动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多样性的表现。这种多样性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定性与逻辑尺度，也说明了经济周期各不同过程的整体关联性。这期间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济周期》(1939年)一书中，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展开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全面考察。
第四，成熟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中，熊彼特运用历史的、统计的、理论的方法建立了社会演进思想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和社会体制演变的一种历史和逻辑的考察。该书是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成熟的奠基之作，也是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成熟的标志。至此，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的研究范畴以及理论框架已经具有鲜明的特征。当然这并非全部，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还散见于其他著作中。
(二)主要内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目前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呈现严重的错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一是某些经典理论观点明显地不适应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现实;二是许多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在许多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方面，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势发展相比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西主马微”局面，同日益走向中心地带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声弱势微，并日益被边缘化。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发展缓慢，主要表现为目前仍然坚持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经久不变的分析方法、教条僵化的传统观点以及始终不变的理论范式，因之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陈旧化特征:观点旧、方法旧和形式旧。这种陈旧化特征，一方面严重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严重落后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始终严格地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事实为根据，而社会生产方式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以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为科学基础，而经济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与创新之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发展与创新的速度和深度也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经济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明显加快，我国改革开放、体制转轨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与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人类社会新的历史时代和经济学新的历史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借鉴现代经济学的新成果，不断扩展新视野，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构建新范式，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创新的必要性
(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7由于“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1]489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成熟。这个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发育成熟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既确立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科学的基本原理，也提出了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特征的具体结论。从其理论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是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暴力革命理论”。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摆脱其古典形态而步入现代形态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了许许多多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即生产技术信息化、生产组织网络化、经济“计划化”、资本社会化、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和社会“和谐化”等。所有这些，就使得原本以私有制、市场调节和两极分化、社会对抗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生自我扬弃而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是表现出了许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量新特征，即经济市场化、生产要素个人化、生产经营分散化、收入分配差别化和社会分层化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明显地不适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所提出的理论挑战。如果不顾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仍然固守并僵化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关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论断，那就既不可能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与本质，更不能揭示与把握当代资本主展的规律，也不可能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及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阐释与说明，更不能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起指导及推动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必须现代化，否则，它就会作为已经过时的“昨天的理论”
而被抛弃。我们应当摈弃以往那种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结论而脱离现代社会现实的教条主义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作出科学的解释，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时代特征来看，当今世界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正确认识与处理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在向着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发展，资本国际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20世纪的发展给世界留下许多灾难性问题，如人口激增、失业与贫困、环境污染、毒品蔓延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它们向理论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必须面向世界、面对现实，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寻求科答案。21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和大趋势。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适应这个新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现代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的提，是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特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实践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条件。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包括其科学形式上的现代化，更包括其内容、方法的拓展与理论、体系的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1)透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与新矛盾，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定与运动规律，为促进发达国家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2)指导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俄罗斯、东欧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变化的原因、现行制度形态、演变趋势、变革的道路模式提供科学的说明与指导。(3)指导中国市场化经济转轨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从而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
(二)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方法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现代化，不仅18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理论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通过对“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的分析，古典经济学奠定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构成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人的偏好、企业组织形式及技术水平等容易变化的因素统统看作外生变量，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四是广泛应用数学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哲学作为经验主义的现代形式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理论挑战:一是其“科学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高度数学化和十分精细刻画的科学形式，从分析方法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定性研究和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似乎成为一种“粗糙”的理论。二是其“现实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个人所面临的市场经济现象出发，具体地分析个人、厂商的经济活动，描述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很现实的理论。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而远离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似乎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论。三是其“有用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具体分析支配人们经济行为的客规律和主观规则，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与对策建议，因而成为一种有用的经济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与发展规律，预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方向，而这些似乎与人们日常经济生活毫无关系。这样，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乎成为一种“不科学”、“不现实”和“毫无用处”的经济学理论。这不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势微力衰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迎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在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新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更大、更直接的作用。
(三)迎接现代经济学发展新潮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
社会科学是应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解释说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现象，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方针、对策。当资本经历了原始积累，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以后，它需要自由主义的政策环境。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它着力阐述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源于近代功利主义“个人权利至上”的哲学原则，认为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由于社会利益是每个人的利益总和，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自然地得到增进。因此，在斯密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一种天然的融合。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一直是评论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点和缺点，并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适合的体制和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增长繁荣的体制和结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发展。然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里，却学与政治学分道扬镳的时代，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着重于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分析。1890年，马歇尔综合各派的观点，在《经济学原理》中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和政治脱离，原本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变成了“经济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并且，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完全成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计算的“生意经”，完全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19完全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唯利是图的计算技术。这样，就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从而成为一种既不涉及道德问题、也不对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做道德判断的“不道德的”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融入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抛开政治因素而单纯地研究经济问题。这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很不充分，对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的理解也不深刻，所以很难全面理
解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这些缺陷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尽管在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必然导致其本身出现危机并走向衰落。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新政治经济学潮流。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更以其综合性、创新性的特点，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习俗等超经济因素，揭示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反映了人类对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浪潮。[2]在上述背景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新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什、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西方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过程，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于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主要有公共选择派、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这种新型经济学之所以命名为“新治经济学”，是因为它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新肯定，它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色是把经济结构的历史与制度分析和经济主体的理性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
化的思维定式。新政治经济学有四大特色，涉及四个领域。一是它的研究类型或研究取向，二是它的研究对象，三是它的研究内容，四是它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过程也无时无刻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政治过程的动因与目的也可归结为经济利益，是经济活动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其“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其“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从总体上来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要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于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以物质福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新政治经济学则以权利配置为研究对象、以自由权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得到。其中，“得到什么”的问题就是福利经济理论所阐述的自由权利的经济目标问题;“得到多少”的问题就是权利配置，每个个人都平等地获得其相对应的经济权利以及如何通过放弃一定的个人权利以获得相应的公共权利来配置总体的权利。“如何得到”的问题则是公共选择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即如何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来分配人们的权利、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权利交换，从而形成一定合作组织和合作秩序，实现各自的以及共同的利益。这样，新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就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其实质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较高的层面来看，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构成了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从较具体的层面来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这样，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
20在研究方法上，新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各种
研究方法加以整合，其研究方法既有对传统政治经济
学的继承又有在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其研究方、法主要有:(1)制度—历史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经济时把基本制度作为内生的因素，在讨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特别关注由一定的制度给发展和变迁所制造和带来的障碍、刚性和机会，并在宏观层次上研究一定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对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存在、解体和转换的因素做出历史分析。
(2)数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对大量政治经济现象进行数据化归纳研究，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有用信息，归纳出政治经济系统的一般情况、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3)跨学科研究。新政治经济学尤其注重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充分利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中的相关材料，以使分析具有良好的开放性。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十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这种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融入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潮流，认真地研究与科学地吸收与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拓展、创新，从而构建适应于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要实现现代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迎接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挑战而实现理论创新的要求，也是克服其自身的历史局限而创新发展的需要;既面临解决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外部竞争的压力的要求，也是消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缺陷的需要;既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科学批判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潮流进行科学融合的需要。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摈弃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当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提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理论观点;二是利用与借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形成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三是科学综合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构造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行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范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定过，也从未曾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驳倒过;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结构和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及它对人们经济利益关系和社会生产方式运动的内在、本质规律性的揭示而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大魅力和远大前途之所在。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有两个方面:思想性和终极价值判断观念。所谓思想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满足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只回答事实如何，而是要思考社会经济生活深层次的问题，从而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透过经济现象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物化和异化的问题，努力寻找人类摆脱物化和异化从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与完全是在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上兜圈子的、作为“现象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经济学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透过现象而揭示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努力把现象分析与本质分析结合起来。所谓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从经济学范式的价值判断来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观念，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满足于此它的特点在于采用终极性价值判断导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因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现代经济学应当努力探讨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也要引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现世性价值判断方法，来分析市场运行机制和要素分配等具体问题，但它应该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对于人类自由的约束以及对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追求。其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整体性、长时段性的分析框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现代马克思经济学它们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这就是“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整体性。21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不是坚持学科的狭隘性和严格的学科内部形式逻辑一致性，而是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学科的限制，广泛地采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数学等等，这种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源于经济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第二，长时段性。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马歇尔奠定的均衡分析法，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法到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从单一均衡分析法到引入时间因素的动态分析法，它不能离开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横截面式”的精确解剖，这是均衡分析的优点，也是其缺点。马克思主义经一种长时段分析法。所谓长时段分析法，是指它超越了结构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找出其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而找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最后，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作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与分析框架，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更科学地解释现代经济社会问题，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所谓指导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出经验主义经济学的束缚，在更高的视野和更深刻的内涵上对基本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等问题作出规范和定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处不在于细致入微地刻画具体的经济运行机制，而是要通过对生产方式及其生产系或人们利益关系的经济学研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并进一步提出指导性观点和走向未来社会的正确路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寻找一条如何从现实的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未来更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正确路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无论对于分析现代社会经济问题还是科学地批判各种经济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在充分吸收18-19世纪所有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今天，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对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做出正确评价，确定其在现代经济学中所处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并对它们进行科学批判与综合，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完善其科学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全面地吸收马克思以后的20世纪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紧跟时展，成为21世纪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3]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应当是:面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形成一种积极吸收、不断创新、全面开放和科学综合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4]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一)克服传统经济理论背离科学轨道的教条主义错误，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即“苏联范式”，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旗帜但实质上是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和教条式的理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它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二是它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方面，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不管客观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一概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绝不允许有半点创新与突破，否则就扣上“反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帽子。从其世界观方面来看，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苏联范式”脱离本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根据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而主观地规定社会生产关系，根据人们加快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而人为改变生产关系，主张穷过渡，宣扬“集体至上”和“国家本位”的集权主义价值观。从其方法论方面来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片面倚重抽象法，偏爱规范研究，忽视实证研究;注重逻辑推演，忽视历史归纳;排斥对社会经济运行作实证的分析、动态的分析和定量的分析;重视经济制度分析，忽视经济运行分析;注重政府行为的研究，忽视个体行为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苏联范式”表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一方面偏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条化，完全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就必须摈弃“苏联范式”，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我们应当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一是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它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社会结构，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各个同阶段上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的层次上描述社会经济结构的活动，同时从22社会经济结构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的重要内容，是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基本因素。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二是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294这就是说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所在。具体说来，科学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基本原则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首先消除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和压迫，使人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在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建立社会性的自由人联合体。三是应当摈弃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分析方法。坚持从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面对现实、反映现实，充分占有材料，采取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方法;坚持辩证分析而不是机械推论的辩证方法，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都应当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坚持客观地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矛盾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坚持从其产生、发展以及被更高级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发展过程来分析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
(二)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藩篱，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就必须坚决地废弃斯大林的“教条范式”，自觉地把我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挣脱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羁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突破，提出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特征与时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现代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既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也分析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特征。首先，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特征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条件、完全自发竞争的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为主体以雇佣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以及以资本家对工人的专制和完全占有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是资本家的财富和工人的贫困的两极的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外壳，剥夺剥夺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具体结论，对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适用的、有效的，而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下，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那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问题上，应当摈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错误观点，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亦此亦彼”之密切联系的新观点。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同古典资本主义既有内在联系，又具有许多重大区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蒸汽机和机械化生产为主的生产技术条件、以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为主的产组织条件已经转变为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主的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以公司制度和网络组织为主的现代生产组织条件，以自由竞争和经济危机为主要特征的古典市场经济已经转变为以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业主企业和垄断寡头以及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已经转变为以社会资本、法人资本、人力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资本家业主个人企业的家长制管理为主的专制式企业管理制度，已经转变为以职工参与管理和企业家主导作用为主要特征的参与制、专业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资本独占剩余价值和工人阶级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剥削制度，已经转变为以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和社会福利化为要特征的现代分配制度。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自我调节与自我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3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走向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会立刻灭亡，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以“炸毁”和“剥夺”的方式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扬弃性。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及其特征，我们应当而且必须突破马克思的已有结论:(1)应当突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不会超越其自身界限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已经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2)应当突破马克思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只能是“你死我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革命飞跃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确立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而且正在向社会主义自我扬弃与和平发展的新观点。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实际，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还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清除那些照搬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提出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我国实际国情，我们应当在四个面突破那些照搬马克思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某些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一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大工厂”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看到，在我国
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社会化的生产组织还不可能是囊括全社会的“社会大工厂”，而只能是在企业和农户自主经营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化、产业化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因此，实行国家经营的范围还不宜过大，国有资本退出一些部门和企业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在实践上，应当坚决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十六大精神，积极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缩小国有经济存在的范围，减少国有经济存在的领域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后，国有经济一般只应在四大领域中存在，即在自然垄断行业、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企业中应继续实行国有制，并实行国有国营或国家控股经营。为此，除了一些中小企业实行出售改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外，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应当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等形式实行改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二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产品———计划经济”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明确认识到，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资源配置的自觉性与社会性还不可能通过直接的产品生产和全面的计划经济这一具体形式来实现，应当而且必然要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调节这一新的形式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当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全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努力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全面地进行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全面市场化的体制转轨和制度创新，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三是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社
会所有制”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重大理论创新。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必须克服以“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教条化观点，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特征的理论基础上，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精神，确立以劳动者股份制作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新观点，从而推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重大变革，确立市场型的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四是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应当看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完全是以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全面的产品———计划经济为制度基础和体制条件的，它同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三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支撑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在我国现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社24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和分配制度的创新。具体说来，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平等性(按同一尺度进行分配)和效率性(按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进行分配)等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观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确立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分配制度的理论创新，明确提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新观点，在实践中全面推进我国分配制度的深刻变革，逐步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一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按生产要素分配既符合我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本质特征，应当而且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问题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二、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科学各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及历史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工业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内容，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规律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期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补充到更为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又称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曼总结的经验：
“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更节省也更学院化。我们有能力参加当前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对私人研究提供税收减免、给从事研究开发的合资企业以反垄断豁免权、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特许权的作用、贸易政策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私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挑选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还有明确的政府引导型技术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罗·鲁曼《经济增长的起源》）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谬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
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网络版，何畏等译校。
论文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是内容丰富、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经济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经济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它高度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个方面，系统地回答了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部分。所谓基础性，就是说这一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创造性的独特贡献，搭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这些重大理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
“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开创性部分。所谓开创性，就是说这一思想面向新世纪，着眼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思想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发展潮流，顺应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根本出发点，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视野，引领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经济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经济观点为指导，准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的世界大势和我国的经济发展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新思想，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意义在于，它既积极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科学的发展理念，顺应时展潮流，又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作出了新的科学揭示；既继承了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经济观点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经济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制社会主义蓝图，我们要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唯一可学习、借鉴的就是苏联“老大哥”。当时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认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本国的国情，但是从总体上看，是以学习苏联为主。无论是改变生产关系，还是发展生产力，都明显打上了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烙印，具有一定照搬的倾向。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的错误被揭露的同时，也暴露了苏联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弊端也日益显露，纷纷开始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也敏锐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对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进行反思。他提出不能照搬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深刻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开始一边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一边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并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然而，时隔不久就出现了严重失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首位，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急于求成，搞什么“一大二公”，严重违背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特别是史无前例的“”，使国民经济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造成的危难局面，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果断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他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提出新问题，回答新问题，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经济理论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继承、发展和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在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纠正过去的错误的同时，又坚决维护和继承已经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回到了正确的轨道。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并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刻分析当达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和态势，果断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姓“社”、姓“资”的争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判断得失成败，明确提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之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还科学谋划我国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以为领导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经济理论大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并非仅局限于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诠释之上，而是在“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新概括，赋予了公有制经济新的含义。他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把非公有制经济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由“补充论”提高到“共建论”的地位和高度；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经济理论。
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顺应历史发展新形势，抓住时展新机遇，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强调“五个统筹”，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宝库添加了新财富。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继经济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如果说作为最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取得的经济理论成果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对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当时“以苏为鉴”提出了怎样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问题的话，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则是与时俱进，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理论，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付诸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关键词] 新疆 企业 产业集群 循环经济
一、新疆区域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
1.发展循环经济的内涵与模式。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物质的闭环流动型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活动中“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行为准则。其模式是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目标是达到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
2.新疆区域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根据新疆经济空间结构的现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应采取非均衡、差别发展战略和据点开发、轴线延伸、网络开发的发展模式,选择优势区位，培植增长极点，通过各个极点的扩散和辐射作用形成产业带，各个产业带相互交织形成经济圈，对于一些地区，根据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进行重点开发，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1)全疆层面。新疆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总体上采取非均衡、差别发展战略，按照核心集聚、轴向扩散、自然分隔、集约发展的原则，根据全疆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结构，主要采取梯度开发模式，加强中心经济区域的地位，集中力量优化经济中心，发挥其辐射功能，加快产业、技术的转移，形成网络式经济发展格局，降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梯度，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带动新疆经济整体全面腾飞。(2)区域层面。①不同层次经济区发展模式选择。强核心区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为全疆的经济核心区，在经济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发展环境上明显优于其他区域，与梯度开发模式相对应，采取优势区位开发模式，兼顾网络式发展。继续加强这三个地区在全疆的经济中心地位，发挥地区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尽快提高其辐射功能，加快周边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变，带动相邻区域经济增长。一般核心区的经济发展继续采取点――轴开发模式，作为次一级经济中心，继续加强其经济发展具备的相对优势，增强积聚效应，同时接受强核心区的辐射，加强与强核心区的联系，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创造吸引经济要素的发展环境，努力成为全疆经济发展的一个支点。过渡区以据点开发为主，点――轴开发为辅，加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同时通过“轴线”加强信息、技术、人才的交流，以“优势条件”吸引经济要素走进来，培育自己的支柱产业，加快工业化发展。区和边缘区则采取据点开发模式，根据资源状况选择经济增长点，扶持工业经济发展，培养自我发展能力。坚持以产业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特别是对边缘区来说，寻找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尤为重要。②构建产业带，以主产业带壮大区域经济发展。北疆铁路沿线开发带：以乌鲁木齐都市圈为核心的乌昌综合型产业区；以石河子市为中心的（石河子、玛纳斯、沙湾）生态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区；以奎屯、乌苏、克拉玛依――独山子三角区为核心的综合型产业区；以伊犁、博尔塔拉为双核心的外向型经贸产业区。南疆铁路沿线开发带：以库尔勒――库车为中心的石油及石化产业区；以阿克苏为中心的轻工、轻纺产业区；以喀什为中心的边贸、旅游产业区。能源与矿产资源开发带：吐――哈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带；阿勒泰有色及稀有金属开发带。各地、州、市、县的重点产业区：石油勘探开发区（塔北、吐哈、准葛尔，其中重点开发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喀什、哈密、吐鲁番、昌吉）；石油化工基地区（南疆：库尔勒、库车、泽普；东疆：哈密、善鄯；北疆：乌鲁木齐、呼图壁、富康、克拉玛依――独山子――乌苏）；煤炭电力开发区（南疆：拜城、库车、库尔勒；北疆：乌鲁木齐、伊犁、昌吉、玛纳斯、阜康、吉木萨尔、和布克赛尔；东疆：哈密、托克逊）；矿产资源开发区（阿勒泰、哈密、伊犁、富蕴、库尔勒、若羌、善鄯、哈巴河、托里）；特色农业生产加工区：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以醇酒葡萄和枸杞、加工番茄、优质棉为主的特色农作物；天山南坡经济带发展以香梨、杏、红枣、核桃、苹果、鲜食葡萄为主的特色林果业和以长绒棉、加工番茄、芳香植物、中草药为主的特色农作物；塔里木盆地南缘发展区发展以杏、石榴、红枣、核桃为主的特色林果业和以玫瑰花、红柳、大芸、甜瓜为主的特色农作物；东疆发展区发展以葡萄、红枣、哈密瓜为主的特色林果园艺业。(3)建立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格局。新疆由于其绿洲经济的特点，地区之间相距较远，分布较散，但适合地区间组织经济圈发展经济，寻求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途径。北疆地区――乌昌经济圈的构建成为新疆实施经济一体化的先河；南疆地区，以“古丝绸之路”闻名遐迩，有着悠久的名胜古迹、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种类繁多，在南疆四地州旅游资源开发中，四地州（喀什、和田阿克苏、库尔勒）应充分利用和挖掘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沿边地缘优势来构建大旅游经济圈，形成特色突出、形象鲜明、各具特色的四个子经济圈，形成有机整体。
3.新疆区域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点思考。当前新疆区域整体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发展循环经济关键要注重两个方面。其一，要使循环经济得到全社会的了解和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装备、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和重复利用资源、提高效率、减少污染。其二，高度重视科研，提高科技水平，从而为较高水平的循环经济在全社会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因此在发展循环经济中应注意：(1)广泛开展循环经济的宣传教育;(2)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3)加大以循环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力度;(4)加强科研，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5)坚持依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二、依托产业集群实施循环经济
依托产业集群实施循环经济是通过对存量中小企业资源的关系调整和整合实现循环经济，不需要重新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降低中小企业之间合作的找寻成本、谈判成本、交易风险等成本、可以减少政府推行循环经济的政策、法律实施等规制成本、可以节约了运输成本并减少了运输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污染，因此可以实现成本上的节约。
1.新疆区域发展产业集群的可行性。(1)绿洲经济的特点适合发展产业集群。新疆区域绿洲经济的特点造成了区域内城镇化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城镇化使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资源在一定区域内集聚，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了天然的条件。(2)新疆地缘优势使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力。新疆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心，有5400多公里的国界线，与8个邻国接壤，具有建设国际通、商贸枢纽的条件，同时三条亚欧大陆桥的陆续开通加速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步伐，中西亚广阔的市场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3)新疆区域内特色资源丰富，为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新疆区域经济各具特色，根据这些不同的特色发展产业集群，将避免由产品同化而造成的恶性竞争，更有利于发挥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同时，新疆丰富的资源，大多还处于初加工阶段，大量资源和初级产品再内地进行深加工，形成的往返运输成本高的劣势，在更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也表明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在新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4)新疆各级政府为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条件。近几年，新疆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招商引资工作，积极吸引疆外资金，通过一年一度的“乌洽会”，许多内地企业已经进驻新疆，其中有不少企业已经成功实现借助新疆这块“跳板”开拓中西亚市场的目标。
2.新疆区域发展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几点思考。新疆区域要发展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制定各种政策，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实施手段上，地方政府有必要鼓励集群内的中小企业组建行业协会，使行业协会成为沟通政府、中小企业和市场的桥梁与纽带，成为社会多元利益的协调机构，实现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开展行业服务、保障公平竞争，促进集群内中小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创新。
第一，促进区域经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新疆经济在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必须鼓励个体经济、民营经济与各种股份制经济的发展；第二，根据地方产业发展的特点和优势，科学地制定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第三，大力改善非流动性要素，吸引流动性要素；区域的竞争是以非流动要素吸引流动要素的过程。第四，努力营造区域创新环境。政府首先要搭建技术创新的平台，由政府扶持集群内的企业组建区域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其次，要在集群内组建行业协会。
参考文献：
[1]宋 岭:借鉴与思考――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2]程达军:循环经济的制约因素与配套体系[J].商业时代，2005
一、非公有制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
所有制及其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乃至于政治制度的基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所以，马克思主义历来‘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冲突。其结果就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保证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这种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亦即社会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使得任何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劳动也就成了衡量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尺度。所以，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吸纳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成就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是实行全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这是马恩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设想。严格说来，经典社会主义只是关于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制度安扫^由于他们“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则鲜少论及。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必然是政治更加文明、文化更加先进、社会更加和谐。
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要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经典社会主义没有为非公有制经 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预留空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具体的所有制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特殊而不是一般的意义上来讨论所有制问题。他们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是这样，资本主义之前的所有制也是这样。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是仅仅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拒绝设计任何具体细节。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所有制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既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空洞地谈论所有制（比如撇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性认识其基本经济制度)，更不能想当然地设计所有制结构（比如所有制问题上时‘升级竞赛”）。
二、非公有制经济与传统社会主义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自然会与马恩的设想有很大不同。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而忽略了其立论的基础。为了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大加挞伐。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尽管也有列宁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退却，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但就其本意而言确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列宁去世后，对于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论的问题。斯大林在经过了对新经济政策的短暂肯定后，即于1929年底，终止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公有和私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基础上，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彻底清除私有制经济。从此，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国有化运动确立了国有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为农业集体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前苏联逐渐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模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认为前者是比后者更为高级、更为先进、距离共产主义更近的公有制形式。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低水平的按劳分配。脱离贫穷落后的本国国情、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照搬马克思主义条条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自然会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当然也会营养不良。
在中国，对于私有经济在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有过清醒和谨慎的认识，甚至在建国初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重要思想。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要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从而使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社会）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实现。与此相反，在紧接着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严重背离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仅仅在不到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原来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留下了“过急、过快、过粗”的后遗症。自此而后，为了建设“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就更是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必须不断地加以铲除。在实践上，漠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客观要求，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大搞“穷过渡”和所有制形式的“升级竞赛”，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的公有制模式。这样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国有制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消失的所有制结构，不能不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马恩的设想中，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失去了在社会主义下存在的理由；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中，非公有制经济是异己因素必须要加以消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两者不同。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失误，在于对贫穷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所有制结构这个“基本问题”，亦即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形成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关系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下，在消灭了私有制后又允许存在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就历史起点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历史起点的，而改革开放首先又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序幕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催生了一大批积极 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活动的专业户、重点户，他们在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增加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上，从改革开放初期主次分明的“有益补充论”演进到并肩而立的“共同发展论”;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上，由“允许存在论”发展到两个“毫不动摇论”。正是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逐渐提高和政策上的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竞相发展，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不过，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政治要求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社会问题的复杂化等问题，伴随着对这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领域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们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逻辑起点看，正是非公有制经济这一根本特色或曰底色，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派生特色。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现阶段仍然有着存在并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就有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它催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使得部分人可以获取财产收入，于是有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努力代表、维护和增进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注意兼顾和尊重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在各种经济成分中的就业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于外资的大量引进，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更加复杂，这也要求我们党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文化事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既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在社会建设上，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事实上走过了一条重资本、轻劳动，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发展道路，由此带来了劳资矛盾加剧、资源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于是，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任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总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所有制结构又是处于经济基础中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所以，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并快速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涂抹上了自己独有的亮丽色彩。
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这一判断，可能会面临一个理论问题的诘问和三种不同观点的论争。
理论诘问是，如果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那么，怎样理解“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这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这不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吗？
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解答。首先，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以贯之的生产力标准观。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任何一个阶级或利益集团、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及其兴替过程的时候，都是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要求着眼的。无论是对血腥奴隶制替代原始社会时对奴隶制度的热情讴歌，还是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充分肯定，无不是因为这个阶级或这种制度曾经在其进步时期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所作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论，绝不仅仅是因为资本的罪恶太过深重，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更不是他们对所有制形式有什么个人偏好，而是生产力的革命性所要求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曾一语中的。他认为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其次，消灭私有制是一切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但这是一个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认为，私有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发展仍不充分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不会是永恒的存在，它必定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私有制的消亡，需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一致的社会关系条件。只有当这样的条件出现的时候，共产党人才能顺势而为，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到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尚不具备时，采用超经济手段一厢情愿地消灭私有经济，这样不仅不能达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初衷，也不可能实现巩固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已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没有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而且仍有容纳生产力进步的广大空间。所以，在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仍然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当然是和经典社会主义迥然不同的根本特色。再次，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社会今天存在并蓬勃发展着的非公有制经济，和过渡时期的私有经济已经有了重要区别。后者作为旧社会的遗迹，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解决之时，是社会主义的对立力量。而前者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完全巩固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依靠党的政策发展壮大起来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主力方面军，其从业人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与该社会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是相互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了存在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则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独有特色。既如此，共产党人要消灭的私有制当然就不会是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的问题，有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不同观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应该说，这三种观点都在努力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三个理论也确实都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处理失当的地方。但细究之，他们都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我们想事情、干事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可以说，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清醒的认识，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毕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借以凭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使我们能够客观冷静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它本身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正如出发点并不意味着已经出发、立足点也不意味着已经迈步一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预留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重大的理论和体制创新。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了蕴积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经济能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天然地要求把市场经济作为它存在和发展的广阔天地，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理解了前者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后者。因此，非公有制经济比市场经济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
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时代特征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实际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向融合的一个过程，主要是围绕这分析中国国情，解决和研究中国的建设和革命两大问题进行开展的，因此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理论中心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经济理论的不彻底性和空想性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要是以解决中国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主，这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明显特征。例如：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认为，虽然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演变，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任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现代社会的总体面貌和基本属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封建经济的质量和数量进行决定，因此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任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改进与完善是以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且都是以切实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因此科学发展观不仅包含了理论原则和实践的批判性，同时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因素进行分析，并在此进出上进行了改进和发展。总而言之，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上来看，中国现代经历理论将切实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二)以实事求是为研究宗旨
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思想，也就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实事求是的特点。实事求是可以从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办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是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实事求是不仅是方法论，同时还是认知论，通过反复的研究和证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实事求是的宗旨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也有市场，二者同为经济的调控手段、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致性等观点，在刚被提出时其实是不被政府制定政策的部门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所认同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实践，在邓小平的1992年的男方讲话以及同年的十月的十四大报告观点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与肯定。同时1990年《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主线》一文中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的统一价值的规律性要求和计划与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特征等观点，在随后的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以上分析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先帝啊经济理论主体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痛死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实际问题。在进行上诉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中，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三)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任务
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角度来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主要是通过对变革旧中国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垄断、官僚以及封建的生产关系，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几部提供广阔空间的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促使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给经济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道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实现现代化的需求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目标开始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转变。在此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实现现代化又表现为丰富、完善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进一步的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实现现代化，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进步现代社会进步的真实反映。
(四)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归宿
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因此创新承载着理论的生命。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实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很多思想和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并且通过后期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经历理论的结论和观点都是正确的。中国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源地也不是列宁主义的出生地，但是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被引进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的完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的跨越，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三次重要的历史进程。通过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过程。
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特征的实现形式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无从谈起实事求是，因此可以说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与发展基础，而实事求是是衡量解放思想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同样也是构造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
(二)切实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中国既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也不会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胡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决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作用于意义更为突出。总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切实的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和运行机制。
一、新作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新作略可分为七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绪论。作者认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为此，他在绪论中着重阐述了开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背景、内涵与意义，国内外民族地区经济及其发展战略研究现状，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路与方法，并勾勒了全书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二）基本概念。规范、严谨的学术研究，必须奠立在核心概念的厘清之上，否则就很难与读者形成顺畅的沟通与交流。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经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等基本概念。为此，作者在全书第一章便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和民族观，民族地区、民族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基本概念，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内涵进行了辨析；介绍了战略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及其战略理论；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实践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
（三）阶段理论。在新作第二章中，作者通过认真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历程，指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民族地区经济总体上呈现出总量小、水平低、财力弱、城镇化慢、收入低、二元结构明显等特点；但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将全面提速、特色产业竞争力将全面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将明显加快、开放合作将明显加强、竞争发展格局将进一步巩固；总体来看，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下，民族地区经济将全面进入持续、健康、高效的快速发展阶段。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推进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研究回顾。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安排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作者在第三章中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三个转变、四个阶段——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局部区域优先发展战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此相应，民族地区发展战略也先后经历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区域科学发展战略的转变。
（五）中外对比。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学习借鉴沿海及内地的先进经验，还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作者在第四章中分析认为，从发展历程来看，发达国家也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这些国家为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其做法及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在综合分析、深入比较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促进和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良好环境是前提，国家主导是关键，健全法制是保障，环境保护是根本。
（六）战略选择。在新作第五至九章中，作者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国情研究功力，科学总结和系统提出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奋斗目标以及制定实施发展战略的基本步骤，根据民族地区的民族特征、区情特征、发展特点，创造性提出了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遵循的新理念、新观点，必须实施的重要战略，必须采取的战略措施，从而构建了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战略理论体系。
（七）个案研究。为了运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充分发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发展、服务社会的特殊功能，作者对广西“两区一带”发展战略，梧州、扶绥融入发达地区发展战略，百色、大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恭城、巴马特色现代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广西充分利用区位、资源、生态、政策等优势，大力实施“两区一带”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大力发展优势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健康、快速、高效发展。“两区一带”总体战略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市域、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二、新作的主要突破
新作约28万字，算不上煌煌巨著，但它成熟的思想、鲜明的观点、独特的视角、严谨的理论和大胆的创新，十分引人入胜，笔者相信它将成为引领中国21世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新作取得的重要突破可从五个方面概括：
（一）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学科建设新突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一门边缘的分支科学，它因“高、深、难”的特点而成为我国经济研究领域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薄弱环节。然而，作者却能站在经济发展理论基石上，把普遍性的经济发展理论与民族地区这一特殊区情和民族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综合采用文献检索与阅读、实证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理念、战略模式、战略重点、战略措施，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深度，表现了较强的理论指导性和实践科学性，这是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学科建设的新突破、新贡献。
（二）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理论研究新突破。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邓小平、、先后提出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理论，都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反映了中央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本质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都以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各自所处时代的特点，科学地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都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坚持以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为根本标准的价值取向；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本国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结合。不同时期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辩证地处理内地与沿海、东部与西部的关系，从而促进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新诠释，这是对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理论的新阐述。
（三）民族地区发展阶段理论研究新突破。按照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我国正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而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尚处在更落后的初级发展阶段。但是，巩固边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全面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鉴于民族地区具有后发性技术优势和制度性后发优势，作者认为，民族地区通过引人发达地区新技术，在技术领域形成“复制效应”，实现技术复制；通过引入发达地区最新科研成果，在生产领域形成“跨越效应”，实现生产跨越；通过引入发达地区最新管理机制，在管理领域形成“递增效应”，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新跨越。发挥复制、跨越、递增效应，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理论的最新诠释。
（四）中外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对比研究新突破。作者认为，探索和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借鉴德国区域政策、法国中心向外辐射、意大利政府投资主导、美国资源市场并驱、日本综合开发计划、巴西增长极、韩国特定地区开发、印度农村整体发展计划等手段，在整合部门资源的基础上，有目的、有步骤地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问题，从而系统提出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方法与途径，这是中外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新突破。
（五）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战略理论新突破。作者认为，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根据经济所处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结合鲜明的民族特征、区域特色，立足独特的比较优势、明显的后发优势，确立和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努力向先进生产力靠拢，同域化发展，利用和创造区位资源优势，后发展高起点，人才是第一资源，特色发展等七大科学理念，通过立足特色、培育特色、发展特色，走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发展之路。这是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系统阐述和最新成果，表现了作者成熟的研究思想。
三、新作的理论启示
通读全书，笔者觉得新作有如下四点理论启示：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一定要上升到民族经济学科建设的高度，才能有新的建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既有应用性研究性质，又有基础性研究性质。作为应用性研究，它的目的是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因而需要提出对策建议、完善体制机制；而作为基础性研究，它的目的是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使之成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科学方法和理论武器。作者提出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与发展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指导民族地区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发展的科学理论，因而成为了新时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学科理论建设的最新成果。
（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一定要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才能有新的突破。作者把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研究，重点考察民族地区在国家宏观战略指导下如何实施和实现跨越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考察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明确提出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奋斗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措施，从而构建了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战略理论体系，在民族经济研究领域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
与传统的经济管理相比，现代经济管理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现代化表现特征：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表现
1.经济管理具有艺术性的特点
当今社会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经济大背景也随之变化。经济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做指引，而先进的科学技术离不开经济管理。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现代化的程度得到更近一步的加深，一些国外先进的经济管理思想涌入到国内，使得我国现代经济管理的思想更具有艺术性。在企业管理中，企业的各项硬性规定不改变，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时，管理的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例如企业加强文化建设、对员工定期进行教育培训，以及公司的年会等活动，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公司的管理效率，并且可以无形中加强员工的企业认同感，加强公司员工与员工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管理效果。
2.经济管理具有创造性的特点
随着中国加入WTO，G20峰会的召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固守自封、闭关锁国的经济运作管理模式早已落后于当下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科学的经济管理方式尤为重要，创造性的管理方式逐渐形成，表现为，管理者提升自我修养，管理者操作经济管理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企业要有更加科学的管理手段，仅仅是照搬课本的经济管理方式，运用以往的陈旧经验，是不能适应时展需求的，故应当从参照经验到走出经验，再到发挥创造性。企业的管理者发挥其创造性，对于企业的员工是起到引领作用的，领导者的创造性和人格魅力可以带动企业形成良好的创新风气。将创新与管理有机结合，使企业发挥更大的创造性，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在新常态的经济大环境中发挥卓越的企业实力。
3.经济管理具有民主性的特点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和谐社会的理念被提出再一次的诠释了民主制在处于核心的地位。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故发展必须注重以人为本，企业的发展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中。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具有民主性的特点，不仅在企业的选举过程中体现民主思想，在企业的经济管理中也能看到民主性，大多数企业建立职工代表协会，还鼓励全体员工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和现实情况献计献策，每一项决定不再是管理者一人拟定，需要多部门领导同意，职代会投票决议。重大事项进行公示。
4.经济管理具有科学性的特点
经济飞速发展，企业想在新常态经济下稳固提升，均重视经济管理的科学性。并且大多数企业不仅规范的管理公司，还聘请专家对企业进行科学的指导，对企业的领导者进行培训，公司出资为领导者报名商学院进行学习交流，为公司提供科学的决策。企业的管理全程引入计算机和多媒体以及新型管理系统，提高公司的现代化经济管理水平。
二、探究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1.创新管理理念
管理理念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管理理念的落后会严重的影响企业的日常工作和未来的发展。从管理理念的角度，保证经济管理的发展和完善。应当不断的与时俱进，更新管理理念。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实际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考虑现阶段的大环境，不断的完善管理理念，切实的改善管理效果。与此同时，从业的管理者应当提高自身实力与创造力，提升自身的创新思想，实现管理思想的创新型发展，从而使经济管理逐步完成现代化。
2.建立现代化管理体制
建立完善的现代化管理体制可以成为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并且可以约束经济管理工作。建立完善的现代化管理体制能够促进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应对整个时代经济发展的趋势。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必须建立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在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的建立上，应当确保建立具有标准性、规范性、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保证使企业的各项管理的工作都可以找到依据。此外，对员工实施人性化的管理，加强企业价值与员工价值的统一，力求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3.不断深化民主管理
总所周知，民主管理是现代化经济管理的标志。我国现阶段在经济管理中，往往不能完整的实现民主化管理，特别是独裁专断现象突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管理的成效。随着民主思想不断地深入人心，企业都管理者也开始对经济管理民主化重视起来，经济管理也呈现民主化的趋势。
4.以知识性促进管理思想发展
现今社会，知识可以说是一种软实力，也是核心竞争力之一。知识性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软件，任何企业在经济发展中都不能缺少知识的指导。特别是国家化的企业竞争的背景下，人力资源与知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在企业的进步和发展中为企业提供支持力与引导力。故此，对企业进行经济管理时，应当重视企业的文化软件，在管理中融入知识性，在知识中提升创新性。
5.树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管理理念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由平衡的供需市场逐步向需求市场倾斜。客户需求变得格外重要。故此，企业从事经济管理时，应当树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管理理念，依照客户需求提供服务。特别是公司主要客户的需求应当予以高度的重视，合理规划企业产品的经营和产品的生产结构，实现高度的协调，从而应对激烈的竞争环境。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实施经济管理的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科学性，规范性、创造性以及民主性是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标志。未来的世界格局以及经济的大环境要求我们，不断创新管理的理念，建立新的管理体系，不断的深化民主管理思想，树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管理理念。以现代化的发展为主要指引，和时展的大环境相协调，不断的推进经济管理的现代化进程，力争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企业发展的新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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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东，刘富荣，王柳.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2（04）.
制度内生性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
如果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审读“中国模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这就是：“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它被理解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路径和特点，很难与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类同，这就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制度特征，具有更多的“内生性”特点。
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按照“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的看法，“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由中国改革的特性所决定。因为，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仅包括经济自由化和所有权变革等内容，更需要足够的制度架构来支撑和推进。正如“北京共识”对于中国模式所作的概括：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它被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这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出发点。
“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特征
本土内生的制度创新。中国经济的新制度安排主要来自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而非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植。例如，在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迁方面，从改革之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再到最近颁布的关于中国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决议；再如，在企业制度改革方面，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国有企业的存量改革；在中国特区和沿海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自由迁徙、出口导向型的外贸发展战略，等等。
这样一些制度性变革，被学者们提升为中国制度变迁的独特之处：其一，中国转型中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专权；其二，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采用“大棒式”的私有化，而是对企业所有权进行诸如股份制改造治理等；其三，在农村提倡私营和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由此，中国学者们在对中国制度变迁做分析时指出，中国的改革一方面受到中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伦理规范等的影响，致使中国的制度变迁采用了比较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不是砸碎现有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可能地利用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中国在形成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又不断根据改革需求制定相适应的制度规则。
行为变革先于经济立法。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路径，大体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变化先于市场经济立法的制度轨迹。也就是人们的市场交易行为在先，市场制度规则颁布于后。在中国改革的起步阶段，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制度的变化首先来自于民间、民营、体制外、计划外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民间习惯、价值观念等非正式规则的先期改变。诸如众所周之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中国企业所有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变、企业兼并破产和债转股等行为，都是一个转变观念、由点到面、从小到大的改革过程。
在取得改革实践的认定后，中国相继问世各种新制度的法律和规则，诸如《乡镇企业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以及《物权法》等。从一些国家的制度形成和演进规律来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例如，16―18世纪以及之后，一些国家的发展中的国家法律条款和市场规则，很多是西方国家互为参照而定；也有的是先有商品行为和市场交易，之后逐渐形成私人产权和财产制度，从而产生立法约束的诉求，以保护私人财产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中国改革实践看，中国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也是循着市场经济的轨迹，依据市场发展程度，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其他转型国家所不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行为，国家以立法方式加以确立；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劣质交易行为，政府则以立法加以制止和规范。这样，在新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就能够将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至最低。
政府主导的制度和规则。中国的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优势和主导地位，特别掌控市场规则的制定权。政府不仅调节和干预经济、制定发展规划、执行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规则，而且通过修订宪法和法律、颁布各项政策和规则，以促进制度转型与创新。在西方国家经济中，政府行为仅仅被限定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政府具体而实际参与了市场行为和制度设定；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要素存在。在中国，政府对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在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向作用。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所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因为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需要政府参与和推动；同时，中国又是经济转型国家，从“转型”到“定型”也必须有政府的导向和参与。
制度内生性是制度创新的尝试
要探索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思路，必须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实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观念的教育，引导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和人生，增强学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辨别能力，大胆清理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并严重影响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陈腐观念。学校德育工作应着眼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拓展丰富德育工作内容，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系统安排，精心组织，确立德育工作所包含的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基本内容，挖掘德育工作潜在力量，有目的、有计划、有内容、有形式地开展好德育工作。在开展德育活动中一要摆正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做到教书育人并驾齐驱，克服存在的片面注重教学而忽视德育的现象；二要在德育中突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理解，学好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辟论述。钻研引导学生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出市场经济的主战场，特别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育、完善，有针对性地分层次，科学地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爱国主义和“两史一情”教育。当前深入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培养教育中学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坚实政治基础。三要选准德育工作的突破口。在开展德育工作中，要切人主题，摸准不同时期学生的思想实际，抓住学生的思想“热点”，培育一代新人应有的道德品质，教育他们公正、诚实、勇敢、文明礼貌、关心集体和热爱劳动的高尚品德，养成勤奋、刻苦、向上的精神，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找准自己的坐标，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一社会背景格局的转换，使得许多传统的理论、观念、价值标准等都受到了挑战。因此，深化学校德育改革，开拓德育工作新局面是我们做好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须在两个方面突破，第一是要突破过去“管人”、“防范”的管理模式，转轨到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各种实际能力。学校教育在人的成长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单纯的知识教育替代不了德育。学校德育工作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存在着包得过多，管得太死，多为指令性运动的活动，这些弊端不利于德育工作括力的发挥，必须加以克服。要敢于破除那些不适应新形势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建立正确的导向，形成多层次的追求，遵循学生心理、思想发展规律，为德育创造良好的氛围，构建生动活泼、形象有效的德育体系。第二是突破片面的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模式。当前就学校内部而言，其工作重点主要抓升学率。学生书包沉重，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胳、智、体发展不平衡，严重违背了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并导致学生在校就读重智轻德的现象。为此，加强德育工作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抓好学校的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将这项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的跨世纪育人工程摆到重要位置，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我们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肩负着教育培养青少年成长的重任。在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同时要注意克服心理定势，摆脱计划经济下的德育模式，不断研究市场经济及其对青少年全面影响的新情况，因势利导，开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新格局。
二、德育工作的新尝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德育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德育工作上做以尝试。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做好德育工作上要坚持一个中心，抓住两个重点，发扬三个特色，形成五种教育合力，最后实现育人目标和办学目标。
（1）要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中心。德育是首位，经济建设是中心，这两者的关系要摆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全党的一切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部要为这个中心服务，这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校德育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根本出发点。只有经济发展了，德育工作才会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德育工作只有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中作出实绩，育出“四有”新人，才能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也才能更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在德育工作中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注重培养学生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观点、道德情操、心理素质、文明行为、人际关系和活动能力等。从纯理论的说教式宣传，转变到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思想教育，树立起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
（2）坚持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德育原理告诉我们，德育的基本内容有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多方面的统一的综合要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认识到中学德育工作要着重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即基本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行为规范养成训练。
在基本政治观点教育中，切忌“面广、浮浅、空谈、说教”。在道德品质的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中，我们认识到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首要的是实现人的素质现代化。在德育工作中要重视抓经常、养成、实效，而且要贯穿学期思想教育工作的始终。并采取多项措施，为开展好德育工作创造条件。第一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在校内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形成文明、整洁、高雅、健康的校内小气候，让学生从中陶冶美好的心灵和道德情操，使德育工作由“虚变实”；第二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第三根据德育大纲和学生年龄特点，制定不同年级学生品德和行为规范的要求，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品德测评。
（3）坚持发扬三个教育特点。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教育途径的实践性，这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基本特色。坚持和发扬这一基本特色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的实效性，使得德育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更具有高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