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31 15:50:40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关键词：冷战 国际关系 多极化 一超多强 冲突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10-0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对抗和较量，东西方形成对峙之势，终于爆发了冷战。20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两极格局宣告终结。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其对外战略，国际关系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一、国外学术界的研究
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所能接触到的国外学术成果有限，在这里只是对笔者所收集到的外文著作和论文进行分析。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不久，塞谬尔·亨廷顿教授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塞谬尔·亨廷顿从文化的角度去构建冷战后世界的新秩序。此书的第四部分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S·奈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提出了“新国际冲突论”。在他的著作《硬权力与软权力》的第四章详细描述了冷战后的几种冲突。他认为迅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约瑟夫·S·奈还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他指出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军事、经济的“硬权力”，还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构成的“软权力”。约瑟夫·S·奈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提到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形势：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作用在相对下降，“软实力”在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均势论”，这个理论在他的著作《大外交》中有所提及。基辛格认为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将向多极化均势方向发展。《大外交》的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提到了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个论题，基辛格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类似于 18、19 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体系。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也提到了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主导地位最终让位给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
肯尼斯·沃尔兹在其论文《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认为国际政治并未发生转型，世界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肯尼斯·沃尔兹阐述了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以及冷战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国家。肯尼斯·沃尔兹得出结论：国际均势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国际体系的均势最终将会实现。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200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6.）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368.）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267.）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马克思在其不朽著作《资本论》里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以及它们的影响。他说：“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1030.）“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长……”（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495.）。可见，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主体：跨国公司的早期形式——卡特尔的性质与作用。后来他又指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653.）“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他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285.）“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497.）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96)。
（二）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喜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49.）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5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做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中。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2,113.）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了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给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三）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ieder,1997)。新自由主义流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 and 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96)。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 and 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 and 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发展，而是阻力(Gordon and 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 and Thompson,1996)。怀疑派还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96)。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 and Castells,1996)。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一）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的本质“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而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论。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对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只看到了其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更有见地，但他的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
关键词：“一带一路”；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意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7-0052-03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构想，它的实施不仅标志着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新的开端，同时也为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教育的对外开放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教育将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为推进国家战略服务。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和关键[1]。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肩负着国家振兴发展的重任。如何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善于在全球化竞争中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国际化人才成为高等教育急需解决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工作中的基础工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则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修课之一，课程设置目的是帮助大学生科学分析二战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我国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因而它可以成为大学生国际意识教育的有效途径。因此研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中开展大学生国际意识教育是值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深究的内容。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生国际意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大学生，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宽阔的国际视野。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国际社会就普遍认同将国际以及各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情况反映到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科研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并强调指出21世纪应将国际意识渗透到高等教育课程、教学和学习过程当中[3]。
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旨在构筑新格局，推动大开放，实现中国与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联互通和互利合作。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无论是解决理论问题，还是推进实施的实践问题，关键都在人才。在此时代背景下，高校要充分考虑新形势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结合本校实际，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并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传递担当与责任，加强大学生的国际意识教育，这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对大学生进行国际意识教育的重要平台
1.《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课程性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主要讲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领域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基本发展趋势的公共政治理论课程。该门课程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大学生了解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世界军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学科综合性。因而它是大学生认识世界，掌握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培养国际意识教育，引导他们为实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贡献智慧和力量的有效途径。
2.《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对大学生进行国际意识教育的重要平台。时间来到21世纪，资金、劳动力和信息构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潮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国家和民族要发展，就必须用世界的眼光来面对、顺应和投入这股潮流。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对外开放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这就意味着这个因素要不断强化，中国经济的未来才能充满希望。“一带一路”的构想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改革开放的那条我们曾经走过的来时的路。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任务不仅仅是一味地埋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应当主动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肩负历史使命的大学生应该具备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国际视野，实际上他们也非常乐于了解和关注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有关研究发现，跟刚入学相比，大学生时政关注度在整体上呈提高趋势[4]。然而，如果没有统一的引导，他们大都选择快捷且方便的互联网来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据调查显示，超9成大学生最主要的信息渠道为互联网[5]。但互联网泛滥且纷繁复杂的信息流会使青少年难以分辨和选择正能量的、有用的信息，这对于大学生来说会存在获取信息不全面、不系统以及缺乏深度的问题，且容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媒体所利用。在大学生自身精力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以选修课程的方式，在老师的指导下，系统了解和学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外，大部分高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面向大一学生开设。这一阶段的大学生刚脱离高考的压力，时间又还没有被繁重的专业课程挤压，有更多的时间关注人文、时政等公共基础课程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更加容易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大学生了解和关注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也是塑造其国际意识的重要平台。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国际意识教育实施路径
1.以培养学生国际意识为导向，把国际意识教育作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中心任务。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三大职能之一，也是教学的最终目的。人才培养都不应脱离社会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更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6]。“一带一路”是促进世界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和世界经济版图重绘的战略布局，它正在引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我国国家利益迈向全球的强国梦展现，也是中国教育破茧腾飞迈向国际化的新机遇[7]。如何让青年意识到这一社会重任，让教育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特殊作用，尤其是在人文沟通、人才培养、科技合作等方面的作用，是当前摆在高等教育工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课程性质决定了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对大学生进行国际意识教育的良好平台。我们应当结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培养学生国际意识为导向，把国际意识教育作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中心任务。
2.建立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相结合的课堂教学形式。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在课堂，师生在教学中的有效互动是课堂质量的重要保证。课堂中要能体现出教师的引导作用、学生的主体地位，那种“师教生学”的被动的学习方式毫无疑问应当被摒弃。因为这种教学模式，无法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然也无法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在认真准备课堂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启发、调动学生积极性，让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让他们体验到主动探索知识带来的收获的愉悦。通过探究式学习，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实现从掌握已知到探索未知、进一步创造未来的跨越，逐步成长为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这样才能确保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具体到《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上，这就要求教师冲破传统“满堂灌”教学方式的束缚，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一方面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翻转课堂、专题讨论等形式组织课堂学习，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现代信息科技的便利鼓励并引导学生在课堂以外的时间积极主动学习了解相关世界最新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和普及能够为此提供技术支持。
3.将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相结合，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具有它自身的理论体系。同时，现实性也是这门课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这可从其名称中的“当代”一词体现出来――“当代”本身就是一个在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概念。时刻关注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增加研讨式教学的比重，是适应课程特点，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因此，除教材中涉及的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以及各主要国家对外关系所发生变化的内容以外，我们还需要及时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并将其更新补充到教学内容中来。在安排教学内容过程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把重点放在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变化以及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上来，并以国际视角解读国家战略，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例如，在讲到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这一内容时，我们可以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对推动共同发展时代主题的重要性，因为开放、合作、和平、发展正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题。又譬如，在当今“就业难”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在课堂上抛出“如何利用‘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机遇，让自己成长为市场和社会需要的人才”等问题，并让学生结合实际，展开讨论和思考。比如笔者所在为广西地区医学院校，地处“一带一路”的结合部、交汇点，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2016年初，广西“一带一路”实施方案出炉，提出合作重点，其中密切人文交流，推进共建中国―东盟医疗保健合作中心、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重大项目（事项），深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是合作重点之一。在向学生讲到“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则可以指出，广西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其在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一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独特势，理解时代潮流，把握世界大势，在大学校园里将自己打造成为适应和满足“一带一路”倡议下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需求的“走出去”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周谷平，阚阅.“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J].教育研究，2015，（10）.
[2]muniqu：2009 World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The New Dynamic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Societ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M]. Paris：UNESCO，2010.
[3]UNESCO.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Vision and Actionand Framework for Priority Action fo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M]. Paris：UNESCO，1998.
[4]蒋承，黄晓蕾.人际交往与大学生时政关注度――一项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5，（10）.
[5]超九成大学生及白领群体靠互联网获取信息[N].中国青年报，2015-03-24（06）.
[6] 杜玉波.高等教育要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N].中国教育报，2014-07-24（3）.
[7]毕诚.“一带一路”战略带来中国教育新机遇[N]中国教育报，2015-10-09（5）.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包含丰富内容，既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原则的继承，又符合复杂多变的时展的需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是一项复杂长期的工程，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术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仅从学术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新型国际关系”要在
继承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际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冷战后的多极化时期，现在进入到了多极化、全球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
纵观6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原则，有的已经过时，有的还应继续坚持，同时要赋予新的内容。已经过时的理论、原则和政策有：对苏联“一边倒”政策，打倒帝修反和支持世界革命，“一条线”政策和“三个世界”理论。这些政策和理论都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特点确定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已经不适用了。
但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理论，理应包含在“新型国际关系”之内。这些政策和理论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和平协商解决地区和国际争端，不结盟、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共同构建“和谐世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不是凭空而造，而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这就是中国60多年来一贯坚持和创立有效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和理论，这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厚基础。
“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顺应了时代潮流。关于当今的时代潮流，可以归纳为“四化”，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其中“多极化”和“全球化”是多年前提出的，现在它们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变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是近年来所强调的。
冷战结束已20多年，可以分为前10年和后10年两个发展阶段，而现在进入了第三个10年，“国际关系”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形势、中国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同这种发展变化相适应，“新型国际关系”应运而生。
然而，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形势发展。“冷战思维”、“定式思维”依然存在，“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及“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成见不断花样翻新地出现。中国主动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意在解惑释疑，破除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旧思维，充分发挥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作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际格局多极化向
“多个发展中心”方向演变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试图“单极独霸”世界，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作为其国际战略。但世界并未按照美国的意图发展。随着国际力量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多极化迅速发展，冲击了美国的“单极”思想。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多极化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向着纵深方向前进。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冷战结束后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新兴大国正在由新兴经济体逐步演化为一种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的综合力量，冲击着几个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也由此使多极化深入发展，正在逐步形成“多个发展中心”。“多中心”是件大好事，多极之间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有利于平衡世界各种力量。
经济全球化向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
2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经改变了旧时的世界经济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时，世界经济总量也在全球化推动下迅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六年多时间里，各种经济体的经济都有快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经济全球化也有两面性，即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其消极影响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仍然占有优势，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以有利于它们经济发展的原则制订的。经济全球化就是在国际经济这种不平衡、不公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竭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将经济危机转嫁与发展中国家。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适应全球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而调整和进行生产配置及分工。它必然带动全球经济的向前发展。从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来看，发达国家固然得到了好处，发展中国家顺势而为也有了空前的发展。“金砖四国”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催生的。除“金砖五国”之外，韩国、墨西哥、泰国、印尼、澳大利亚，以及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也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迅速发展。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涉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了牵连。因此，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质疑，“反全球化”的观点和社会运动也活跃了起来。可以说，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国际金融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不应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而且经济全球化也在为克服危机创造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应归咎于30多年来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这种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金融化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推向“金融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在“金融创新”的口号下“虚拟经济”大行其道，动摇了实体经济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经济关系。但是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将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逐渐使合作成为主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多层面的、先地区后全球的逐渐演化过程。总之，要顺应发展规律，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
当前，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通力合作，以“同舟共济”的精神相互协作与相互支持，渡过危机，转变经济结构，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确保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多样性要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
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显著特点，是冷战之后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演变，以及最终形成的背景首先考虑的因素。因为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格局的多家花发展具有双重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有多样化，又有单一化；既是分散化，又是集中化；既是本土化，又是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不仅不会阻碍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而且变成了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生活向国际化、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现代意义上应该是发端与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基本完成了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在这一历史推进过程中，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欧洲列强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宰者、推动者，以及世界政治的“主人”。不过，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并不意味着单一的全球性欧洲帝国的形成。
二战以后，美国走上了世界舞台。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世界的一半，凭借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从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美国霸权。二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再次启动，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主要战略力量受到南北方力量、东西方力量失衡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减弱的情况下，出现了内部分化，有一些国家投入了资本主义经济阵营；国家在巨变之后实行资本主义模式的市场经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很多国家逐一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些使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内容、范围、规模，还有经济生活国际化、社会化的水平方面，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是新一轮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主导。签署了作为超级大国的解体，是在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出现的，这样就更加助长了西方国家借经济全球化，推行全球统一化的企图。然而，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维护自己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其企图的单极世界格局也未能如愿以偿。两极格局解体的最主要原因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而就是由于这一规律的持续作用，使得产生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加速发展，促使冷战之后的世界力量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新阶段。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历史上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迁，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仍然对世界格局的演进起着决定性作用。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焕发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使大国实力发生“序列易位”的幅度和可能性都比以前增大。信息科技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进行，而是参与综合国力的战略竞赛。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各国的多元化正式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基础。
其次，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适用范围。由于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市场力量，将所有国际政治经济都纳入统一的发展进程，使得发展水平和历史传统迥异的国家在统一起跑线上竞争，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配置、资源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使世界经济从以少数欧美国家为中心，演变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多元化，为后来居上的国家创造了空间，从而产生不平衡规律的全球化。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格局的最基本单元，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世界构造的最基本元素。
首先，世界经济全球化从政治领域来看，是一种制度安排。全球化不能超越人们的观念独立发展，尤其是在文化意识和政治制度方面，它是在现有的基本格局和国际秩序下发展的，只能与现有制度在相互作用中产生新机制。
其次，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的保护。国家从一开始就是，而且至今为止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进程，为国家提供了展示力量、展示活动的舞台。
再次，经济全球化不会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推动文化价值的普世化，但是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对抗心态。全球化趋势不仅不会影响到文化的民族性，反而会使文化上的民族性差异比以往更加突出和明显。经济全球化确实会对国家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作为构成世界主体的国家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迅猛，但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体仍然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国家，他们构成了世界整体，是经济多元化的基本元素。目前，世界上形成和出现的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都不会取代利益多元化，充其量会变成对利益多元化的某种协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建立由他们为首的“单极”世界格局，将“单一”价值观构筑成世界新秩序，不可避免的与国际政治多元化产生严重的冲突和对立。
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主张建立多极化经济格局，反对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国。与此同时，各大国都纷纷公开表态，表达建立多极化世界格局的主张。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公开发表声明，认为不断发展的欧洲各国和中国要在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1998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公开表示，由一个国家独霸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多极化发展是最民主、最明智的国际社会体制。1999年7月，叙利亚总统公开表示，应该创建一个多极化世界，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影响这一趋势的发展。由此可见，美国企图建立的“单极”世界格局收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这一切表明，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诉求的正确反映。面对这一态势，美国人也承认，世界霸权收到内外许多条件的限制，“其深度有限”。总之，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不论霸权主义多么不可一世，都不可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关键词] 世界力量转移 历史回顾 区域效应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2-0079-11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力量转移成为这一时期国际体系的 最大特征。世界力量转移,就是世界范围内主导力量的变化、迁移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世 界力量转移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国际体系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力量转移的形态也会 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且,各个层面力量转移的方式、力度、持续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对国 际体系转型的影响也不尽一致,彼此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因此,对力量转移趋势及其影响 的研究仍然有较大的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恩格斯认为,在历史的形成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 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478]正在发生的世界力量转移,就是这样一种合力作用的结 果,并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世界力量转移与东亚力量转移的叠进与互动, 权力、责任与风险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已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外部特征之一,也 构成了中国前所未遇的国际大环境。时代条件的发展,多力量的崛起,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变 化,对世界力量中心向中国转移的理论命题和现实进程提出了双重挑战,也提供了有利的机 遇和条件。作为这一历史趋势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的作 用也应该相应提升。
世界力量转移的概念和内涵[注:作为国际关系领域最核心也最具争议的概念,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力量”(权力)的 研究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笔者根据与研究课题的相关程度,只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 点列出。]
在国际关系领域,力量,权力,权势,实力,这些在中文里含义不尽相同的词,在英文里的 对 应词都是“Power”,力量转移的英文为“Power shift”或“power transition”。事实上 ,在对“Power”的翻译中,不同的语境,由于学者想侧重表达的重点不同,在选择翻译用 语时也有不同。[注:例如,同样一部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著作“Power Shift”,在国内引 入时就被翻译成“权力的转移”(中央党校出版社)、“力量转移”(新华出版社)、“权 力变移”(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多个版本。]笔者更倾向于“力量转移”来反映正在发生的历史过程, 因为它表明了某种客观的发展趋势,相对于权力、权势等译词更为平和,理性。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认为,采用最露骨的形式的力量,意味着利用暴力、财 富和知识(最广义的),使人们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他又指出,质量最高的力量来自应用 知识。[注:[美]阿尔文•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刘炳章等译.新华 出版社,1996:16-17]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认为,“力量是一个行为者在一定的社会 关系中处于某 种位置抗拒阻力来实施其自身意愿的可能性,不论其可能性的基础在那里”[注:[美]戴维•蓝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 09:9]约瑟夫•奈 的定义简约而丰富“力量是成就个人目的或目标的能力”。他还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软实力 ”概念,使力量的概念更为完整。戴维•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将力量归纳为三种: 军力、财力和智力(理念力),他认为,力量使用者就如一位指挥,总是寻求最简便有效的 力量形式组合以达到目标。[注:[美]戴维•蓝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 09:11]
最早提出力量转移理论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奥根斯基(A.F.K. Organski),他对近三 百年的国际关系史进行了系统考察,对均势理论及其效应强烈表示质疑,认为大国间权力关 系的变化、从而引发战争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彼此实力的接近。尤其是当大国间权力再分配出 现“对等”(Power parity)趋势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最高。[注:Organski A F K.World Politics, New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ch 1]权力转移理论包括两个 基本变量:国家的国际权力等级地位越高越容易走向战争,国际系统能力分配越集中于某个 大国国际体系就越稳定。
权力转移即行为体及其实力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权力对体系变迁具有重要作用。在对国 际体系的研究中,权力是支撑体系以及何种特征的体系存在的基点。权力在系统中的分布决 定体系的构成类型,而更重要的是体系结构中权力的稳定或转移构成体系变迁的动力。[注: 刘凯,王云海,李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国际关系学 院学报,2006(4)]国际权势格局是必须注意也是人们一般特别注意的一 个基本方面。国际权势格局首先是指国家之间基本的力量分布状态,其次是指国家之间基本 的国际影响分布状态。[注:HolstiK 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3rd edition. En gland Cliffs, N. j,1977:30]力量分布状态表现为客观国家实力,而国际影响 分布状态则是在 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力量转移更高层次的表现。所以说,“全球权力首 先是对观念、议程和发展模式的主导能力。”[注:[美]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秩序新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 .中信出版社,2009:13]
综合上述分析,力量(Power)包括实力(Strength)、权力(Authority and Contr ol)、影响力(Influence)和能力(Ability)四个部分。这四部分中,实力是物质基础,权力 、影响力是外在表现,能力是国家对各类力量的综合运用,即战略能力。我们需要重点分析 的是世界力量变化、力量转移的客观性。这种力量变化的内涵主要表现为客观的经济、政治 、军事、文化等实体力量的变迁,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反映出国家权力和影响力(包括 软实力)和战略能力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世界力量转移的动力与方式
世界力量转移的动因既包括逻辑性力量,也包括突发性力量,既包含正向推动力量,也包括 负向拉动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角度,对力量转移的动因等问 题进行过剖析。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 必然是不平衡的。[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783]斯大林指出 ,技术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日趋均衡, 使一些国家可能并易于以跳跃范式超过另一些国家,使不很强盛但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可能并 易于排挤比较强盛的国家。[注: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576]奥 根斯基认为,非工业化国家凭籍它们的人口和资源优势, 通过政治和经济发展所迎来的工业化前景,是促成权力转移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是任何势力 都无法阻挡的。工业化在全球的进展是不均衡的,这就注定了国家间的权力会出现转移和此 起彼伏的变化。当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快于领导国时,那么它所赢得的权力增长差距上 的优势就为以后大国间的权力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而这个权力增长差距中赢得优势的国家 即挑战国。对于大国而言,权力的增量而不是存量日益重要。
传统力量转移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力量转移的方式。一般认为,新兴力量崛起并对现有主导国 带来的调整,引发战争的几率非常高。所以,在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围绕力量转移的争夺 ,更多时候表现为战争方式。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曾经指出,“权力由斯巴 达向雅典转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注:[美]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秩序新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 .中信出版社,2009:18]。根据力量转移理论,体系 内的国家分为 四类:主导国(dominant power)、大国(great powers)、中等国家(middle powers) 和小国(small powers)。[注:Power transition theory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在达沃斯举行的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上 ,有关世界力 量大转移的讨论集中在经济力量转向地缘政治的问题上。有关专家表示,亚洲是推动这次世 界力量转移的动力。世界经济论坛前任亚洲主管弗兰克•里克特说,在他看来,年会最为引 人注目的题目还是世界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里克特说:“我认为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的主题订得非常及时,因为我们要讨论力量的转移。我们要讨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我 们要讨论新的全球化的中心。而中国和印度恰恰是这些变化的核心。”[注:参见:世界经济论坛主旋律:力量大转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网站,2007-02-27 .省略/Contents/Channel_54/2007/0227/27360/content_27360.htm]英 国渣打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兼全球研究部主管李籁思认为,世界经济和金融力量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这种 转移是渐进和持续的,而非跳跃式的。他特别指出,目前中东和亚洲的财富基金正在快 速兴起,这是全球金融重心正向东方倾斜的一个信号。[注:渣打学者:世界经济和金融力量正自西向东转移.新华网,2008-08-29.]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东 亚区域体系的 态度逐渐由满意转变为不满意,给东亚稳定带来了不确定性。当全球体系主导国美国感到东 亚区域主导国中国对其全球主导地位形成挑战时,会联合东亚区域内重要大国日本来制衡中 国,推动东亚体系走向均势。因此,中国应尽快扩大在实力和政治权力上相对于日本的优势 。
结语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6-0057-06
全球化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想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就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全球化进程。如何认识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决定我们怎样判断全球化和怎样参与全球化的出发点。马克思曾经对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以“世界历史”的理论形态作了概括和分析，掌握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或者说“世界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全球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全球化？英语中“globalization”意指“全球化”或“全球性”，它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派生而来，而“global”又来自拉丁语中的“地球”观念。全球化概念最早应用于国际经济学，它由“一体化”转变而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欧洲统一的现实所触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理论，如巴拉萨(B·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注：B.Balassa:TheTheory&EconomicIntgration,1962,P101.）到60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概念不仅在国际经济学，而且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国际政治学主要是以“相互依存”的含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述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注：〔美〕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148页。）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然而，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
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摧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不仅向东方大肆掠夺原料和倾销工业产品，而且用宗教、办学等形式广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民族和国家较快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国家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欧洲——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前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很快得到恢复，目前又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亚洲价值观对西方的影响日益广泛。东方的快速发展，宣告了“欧美中心论”的破产。全球化≠西方化，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由单极趋向多极。从主导力量看全球化进程，可以归纳为单极的形成和更替、两极的对峙和多极的兴起这样三个阶段。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欧洲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西方中心得以确立，而大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地成为中心的中心。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二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球泛滥。战后，美国中心地位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以及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的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两者都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军事体系和思想体系。80年代后期集团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明显下降，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和抵制，而许多被压制的力量和新兴力量纷纷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形成经济多极、政治多极、文化多极的局面。单一中心主导或两极分立的全球化让位于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
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为协调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强经济协作，而且也需要加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协作，于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形式，各种关于人权、人口、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协议或宣言以及防止核扩散、禁止化学武器等协议和宣言相继制订，各国家在国际义务和权利上日益达成共识，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现代政府间关系转化。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各种民族的文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冲突和竞争成为世界突出的问题，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主义”、“跨文化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90年代的一种显学。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已触及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取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导向、创新、整合的功能。有学者在研究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亚洲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重整体、重道德和节俭等价值观念，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能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民族经济，把稳定与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些国家在维护民族价值观念中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够，封建主义的根基未得到较彻底的清理，就为日后在金融全球化中出现危机留下隐患。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府、金融、企业结为一体，容易造成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族主义，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造成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帐、坏帐；以理性精神不完善的东方权威主义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助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但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倒退。可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100多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范围和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滥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全球化迅速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加速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但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和谐，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的失衡，造成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压抑；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然而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存在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障碍和矛盾，甚至从价值、宗教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因此，不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问题，我们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变化中把握其深层次的动因，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科学和文化的使命要为全球化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从矛盾冲突向整合协调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罗伯逊在其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针对沃勤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主义”，即忽视文化的倾向，强调提出全球化是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又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孤立地讨论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要分析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费金斯通大力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他在《理论、文化和社会——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杂志1990年《全球文化》专刊中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经典社会学和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经典社会学观点由于把社会等同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文化体现者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进程，而且强调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能动作用，还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作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文明——作者注），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3.全球化是人的发展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莫斯科英文版，第27卷，第49页。）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版权所有
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方法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
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279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
[论文摘 要] 科学认识时代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前提。应在吸取中共把握时代主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决定时代主题的因素,正确认识当今时代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善于认识、应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中的不和谐因素。
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做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前提是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本文阐述了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把握上成功的实践和失败的探索,并分析了如今把握时代主题应注意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主题把握的成功实践
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清这一时代主题,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刻论证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遵义会议以后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地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认为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样的时代主题为我国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邓小平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它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等丰富的内容。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成果,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也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们所面临的和平与发展这个大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是在这个大的时代主题下,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的曲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危害上升,世界还很不安宁;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激烈;世界上一些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出现了社会****等问题,有的国家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解决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形势发生的变化,并结合国内的相关形势,分别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理论,从而为中国未来社会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探索时代主题过程中的失误
1957年以后,中共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始朝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方向倾斜。到了1964年以后,毛泽东更坚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这一指导思想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陷于停滞,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重大消极影响。这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军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对国内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文革”的发生,使中华民族遭受史无前例的浩劫。
第二,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了应对“不可避免的战争”,党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决策。“三线”建设历时11年,耗资2000亿,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力,覆盖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国土,是一次倾全国之力的浩大工程。“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但是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也是严重的:在建设中出现了指标过高、要求过急和规模过大等问题,造成建设战线太长、浪费严重、效率太低等问题;由于把战备放在第一位,单纯强调国防原则——“靠山、分散、隐蔽、钻洞”,致使许多企业建在深山,布局分散,使生产组织困难;由于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结果导致“头重脚轻”——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失调,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太高的积累是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造成人民生活欠账太多;由于片面强调内地地区的建设,忽略了对原有老工业基地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改造,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1]
第三,在外交中,对外援助偏多偏重,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并影响了正常的外交工作。外交档案显示截止到5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就已经达到了40亿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仍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量的、无偿的物资援助和军事援助。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许多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在毛泽东时期,我国仅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就达77亿元之多。当然,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一定的援助是必要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要求的。但应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而当时中国的对外援助则超出了国力所许可的限度,其结果使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进一步加剧。
三、全面理解、正确把握当今的时代主题
第一,正确认识当今时代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列宁认为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以后,人类社会就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即处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至少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这个较长的过渡时代我们可称之为“大时代”,必然要经历几个内容和特征不同的小时代或小阶段。20世纪上半期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时代,在这个小时代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日趋尖锐,战争难以避免,列宁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形势,提出了这个小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逐渐缓和,逐渐向另外一个小时代过渡,这个小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第二,深刻理解决定时代主题的因素。目前世界上决定“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因素有:苏联解体两极世界格局结束已近20年,目前已不存在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从根本上消除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两极世界格局结束后,世界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西欧、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多股力量在增强,第三世界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都制约着美国“单级世界”构想的建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向深层次发展,国与国的竞争已经由过去单纯的军事竞争转向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科技的竞争;在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全球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第三,要善于认识、应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中的不和谐因素。我们说“和平”是时代的主题,但并不否认在这个时代主题下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可以说,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造成局部战争、局部紧张和局部动荡的因素主要有:整个世界格局中称霸世界与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依然存在,这是维护还是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斗争;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民族和宗教矛盾,国际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猖獗,是威胁世界和平、导致局部动荡的重要原因。时代主题的另一个问题“发展”也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制定权和更改权的争夺依然激烈,美元作为主要的世界货币,其无节制膨胀对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构成了严重威胁;世界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南北矛盾更加突出,阻碍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应认真总结我们党把握时代主题的经验和教训,科学、辨证地认识时代主题,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并具有时代气息,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崛起 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已经详尽探讨了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把它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大指标体系，即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 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这不愧是大师的见地，道出了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著述频频问世。其中大多数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其结论或多或少归结为“中国”或“中国崩溃论”。但是，确有若干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和预测，至今读来令人拍案。其中以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为代表，最早提出并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用沃格尔的评论“这本书极大地冲击了常规的思考”。奥弗霍尔特预测了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他的结论是，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然而，对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这样一个战略命题，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论述却比国际学术界要少得多。这种状况似乎是一种“韬光养晦”，实际上是在回避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大课题。
由于缺乏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我们就难以应对各种“中国”和“中国崩溃论”的挑战；就难以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之间形成深层次的良性互动；也难以建树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面对如此艰巨而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求。
经济全球化 中国崛起的主要历史条件
“中国崛起”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概念，似乎不存在“已经”或“将要”的问题。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结合度（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崛起”是一个阶段性的长期过程，应设定阶段性的特征指标。目前可以看作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相互适应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中国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和市场潜力发挥，确立其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基础和定位。
中国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机遇，目前我们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合问题。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崛起道路，不可能是军事扩张或政治革命，只能是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由此获得崛起的环境和条件。这要求中国制度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回顾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可以找到中国崛起的基本轨迹，其中有一些是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如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转变、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资源、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保持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共同利益等等。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但又不同于前集团的转型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但也不同于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大多数前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具有很强的抗周期能力，并且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机遇，如繁荣时期出口激增，衰退时期资金涌入。
这些条件和机遇，并不是其他国家都能获得的。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所不具备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抽象，就是对中国崛起的内在规律认识，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不可否认，我们在20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复杂严峻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改变中国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趋势。同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中国的发展条件和潜力是更充分了，还是更局限了；中国出现的负面因素是不可克服不可控的，还是通过制度建设和供求平衡可以得到控制和克服的；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旧体制因素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如果把负面因素绝对化、全局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崩溃论”。
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迅速上升，形成外部世界和中国市场的双重不适应。中国在结构调整方面的重大突破，就是对世界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的贡献。人民币汇率、巨额贸易顺差、大规模产业转移、全球通货紧缩等问题，必须在中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可承受的条件下积极地加以解决，这其中并不存在“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
随着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产品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并不是中国蓄意造成的，而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中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也不会是短暂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中国也会成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投资国。
中国的产品构成和价格体系将影响国际价格走向，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中国对某些国家的威胁。相反，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带动全球价格体系和要素配置发生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变动，恰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
崛起过程中 中国面临两大内部难题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两大内部难题。首先，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的空间，那么，今后2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部分与未改革部分势均力敌时，危险最大”。这个问题来自中国改革的长期遗留问题，即“没有动手建立控制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体制”（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这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后二者的不完整使前者也不可能充分发展。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证明权力和市场资源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积聚收入差距拉大和各种矛盾激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之大，并不影响它们的制度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即使采取压抑贫富分化的政策，依然社会动乱不已。强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均贫富”实际上是放慢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财富的均衡程度，而是在于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这个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目前我们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解体的原因等一般性研究。我们应十分注意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内利益集团的构成、他们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以及苏联解体后他们蜕变为俄罗斯新贵集团的过程。分析这个集团的生成和发展对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规律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目前面临的腐败现象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相关。铲除这种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崛起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中国崛起 需要软力量的建构
软力量是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根据“软力量”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定义：它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硬力量和软力量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中国崛起的硬力量部分比软力量部分较早较快提升，也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软力量的滞后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被疏忽的重要内容。在软力量中，制度因素又比文化因素更易于引起注意。因此，在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应当形成硬力量和软力量、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平衡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崛起的软力量的重要构成。这种软力量的作用在于对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它对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确实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起到剂的作用，如“中庸”、“仁政”、“王道”等等。道家的哲学观点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天然崇拜正在发生深刻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崛起具有某种亲和力。
由于中国崛起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中国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无须讳言，年轻一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在传统文化承继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缺陷。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宣传、教育不当的结果。整个国家的物质至上、急功近利倾向，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以及干部素质的下降，对年轻人的文化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但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之时，世界各种文化也呈现出某种全球化的交融趋势。所以，“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力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等。但是，全球化的内涵决不限于经济层面，它必然以某种方式渗透到政治和文化损域，必然包含深刻的文化内涵。
全球化是建立在资本、生产、通讯、技术一体化之上的，但它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各国的政治和文化或迟或早也会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所以，全球化既有经济的內涵，又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又指一种经济现象”。
一、作为作用于全球化核心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它就必然要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之中，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与其被动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还不如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有着无法回避的必然性，而且也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为它们赶超发达国家提供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是他们在经济上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同质化或一体化，一方面要求不同的国家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它反过来也势必要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在主要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问题，特別是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全球化问题。
二、经济与文化交融的基本理论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和文化密下可分。从广义上讲，文化指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此文化又言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狭义上说，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价值观、哲学、艺术和宗教等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每一时代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文化传统。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化是经济的反映，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之时，世界各种文化也呈现出某种全球化的交融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世界市场开拓时，认为世界市场的开拓，不仅打破了以往各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代之以各地方、各民族的相互来往和相互往来而走向世界，而且文化上的精神的产生也是如此，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在地域上的局限而提炼世界文化的共性，使各民族和各地方的文明与文化走向世界，构成人类共享的、公共的文明财富和资源。
随着全球经汫化过程的深化，信息、通讯、交通、计算机、卫星、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国间的距离缩小、经济和文化间的联系增强。文明的共性日渐超越各民族文化的个性，成为全球意识的重要体现。
当然，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不应简单化。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并不经常成正比。经济不是文化的惟一决定性因素，更不是那些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的惟一决定因素。
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比较，文化艺术的发展更具特殊性。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早已皺送进历史博物馆，但是在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时代产生的优秀文化艺术，并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被人们遗忘，相反，它们以自己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独特的艺术魅力，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同我们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继续给我们以享受和启迪。这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各种文明、文化既相互区分、冲突，又相互沟通、融合，同时保持自身的特点，由此推动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虽然世界文化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又具有共同性和趋同性的一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以微电子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主体，以全球信息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联结成一个紧密联系、彼此依存和相互联动的信息整体。
所以，“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表成为生产力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等。但是，全球化的内涵决不限于经济层面，它必然以某种方式渗透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必然包含深刻的文化内涵。
经济全球化为文化带来的变化更直接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经济活动的频繁交往。信息获取的便捷和丰富，各种强势文化因素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弥漫开来。相对于传统的人类文化格局而言，这种文化交流融合的新趋势是一种文化创新现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最直接的同化感受更多地来自文化，各种文化表象，如报刊、娱乐、资讯、广告等等的同化趋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最明显地表现在消费领域中，人们所消费的文化产品以及消费行为中的文化品位大都已经同化与发达国家的水准。文化本身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要素，文化已经商品化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产物和有效组成部分的文化的全球化也已经实现。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
文化全球化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自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后，一直就存在着“西化论”和“国粹论”两种极不相同的思潮。但是，改革开放后面对着全球化的冲击，西方的流行歌曲、新潮服装、畅销书籍、时髦学说和价值观念纷纷在中国安家落户，文化的全球化事实上也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无情的现实使传统的国粹者失去了辩护之力。国内学者所说的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超越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有的学者这样来论证这种建立在全球社会化过程之上的全球价值或全球认同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人的社会化过程总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完成的，今天，人们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超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一个地球人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就处在来自全球的文化信息的包围中，在享受和接受着属于整个地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全球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一个人首先成为一个地球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等等。虽然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其各自的特性，伹它们又进行了部分的融合，全球文化正是这种融合的产物。全球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世。
正如许多学者清醒地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积极奉行对外开放政策，表明中国政府正在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也正是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呼声。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参与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学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实际上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的严重效应，即机遇与挑战并存”。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小心地、审慎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强调选择参与的时机和方式。
参考文献
[1]谭君久: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与讨论.全球化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