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36:24
《马说》选自《昌黎先生集》之《杂说》。《杂说》共四篇，这是第四篇，题目为后人所加。
文章大约作于贞元11年至16年间(795－800)。其时，韩愈初登仕途，25岁，但很不得志。他曾三次上书宰相要求提拔，“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守门人)辞焉”，于是郁郁寡欢，常怀“伯乐不常有”的感叹。直到10年后，才被召回朝廷任职。他从自身经历中，深感朝廷昏暗和统治者对下层知识分子的不公。正是这样的坎坷遭遇和“物不得其平则呜”(《送孟东野序》)的思想指导，韩愈才愤而写了这篇旷世佳作。
与《马说》同期的还有其姐妹篇――《杂说》之《龙说》。《龙说》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这些文章使之享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的盛名。
第二眼：韩愈其人
韩愈，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阳(今河南孟州)人，祖籍河北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家”之首。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韩愈一生有三重角色。作为散文家，他写的文章，振作了衰颓的文风：他讲的道理，拯救了世人的沉溺。他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其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气势雄健，纵横开阖，独具特色。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坡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
作为诗人，他的诗歌奇特雄浑，意境瑰丽。其代表作《山石》中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轨”这样的句子，诗人用“为人轨”的幕僚生活作反衬，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景的热爱，对人情之美的向往，感人肺腑。
作为政治家、思想家，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他为官清廉，敢作敢为，宠辱不惊，视老百姓为父母。其在《马说》中表现出的怀才不遇和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的愤懑之情，可谓唱绝千古。
第三眼：韩愈名字的由来
韩愈，字退之。相传，其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感人的佳话。
韩愈父母早亡，他由哥嫂抚养长大。转眼到了入学年龄，嫂嫂郑氏一心想给他起个又美又雅的学名。
一天，郑氏翻查古籍，左挑右选，始终拿不定主意。韩愈见嫂嫂为难，便问：“嫂嫂，你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郑氏道：“你大哥名会，二哥名介，会、介都是人字作头，你的学名，也须找个人字作头，含义要更讲究些的字才好。”韩愈听后，立即说道：“嫂嫂，你不必再翻书了，这人字作头的‘愈’字最佳，我就叫韩愈好了。”郑氏问道：“愈字有何佳意?”韩愈道：“愈，超越也。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一番大事，前超古人，后无来者，决不当平庸之辈。”嫂嫂听后，拍手叫绝：“好!好!好一个‘愈’字!”
韩愈自幼饱读诗书，从三岁起就开始识字，每日可记数千言，不到七岁，就读完了诸子之书。这个“愈”字，正是他少年宏伟志向和伟怀的表露。
第四眼：伯乐和千里马
古代，传说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在人间，人们称善于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为伯乐。
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本名孙阳，相传为春秋中期郜国(今山东成武)人，善相马。少有大志的孙阳，认识到在面积狭小的郜国难以有所作为，就离开故土，游历诸国，最后西出潼关，到达秦国，成为秦穆公之臣。当时秦国以畜牧业为主，多养马。特别是为了对抗北方剽悍的骑士，秦人组建了自己的骑兵，故对养马匹、选良马非常重视。
孙阳在秦国富国强兵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以其卓越成绩得到了秦穆公的信赖，被秦穆公封为“伯乐将军”，随后以监军少宰之职随军征战南北。伯乐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在做好相马、荐马工作外，还为秦国举荐了九方皋这样的能人贤士，传为历史佳话。伯乐后来将毕生经验总结出来，写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伯乐相马经》。《吕氏春秋・精通》说：“孙阳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
在古代，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战国策》中凡数见。如《楚策四》中记载：春申君收汗明为门客，汗明向他讲了伯乐说马的故事。此外，《庄子》《韩诗外传》均提及伯乐相马事。
关键词:《新唐书》;宋祁;传记文学;崇韩观念
《新唐书·韩愈传》显然是以《旧唐书·韩愈传》作为参照而完成的,宋祁既接受了本时代尊韩思潮的影响,也在传记中加入了自己的崇韩观念,完成了一个具有颠覆性叙事功能的传记文本。将《新唐书》传记作者宋祁对韩愈的推崇与韩愈传记的文本书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能够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韩文被采入到相关的传记文本之中,发挥了独有的效用;韩愈与“韩门弟子”也被作为一个整体对象集中书写。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构成了崇韩的场效应。
一
对于《旧唐书·韩愈传》的撰写,许多学者都认为由于五代时期流行骈体文,《旧唐书》史臣多尊骈体而抑古文,对韩愈的评价偏低。《旧唐书》史臣尊骈体文与所处时代有关,他们把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最为相关的文体作为评价中心,最多是注意这些文体体现的艺术意味和应用价值,而并不把我们今天认为的文学文体作为主要的评及对象。如果仅仅从对文体的认可程度来说,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们要探究史臣撰史的指导观念,因为侧重哪一种文体只是从外在表现来看的,而内在的文学观才是确定文体的主导力量。
《旧唐书》史臣显然更为注重文学的主体地位。对待“文”则坚持文学、政事相结合之观念。对诗歌在评价层面上则以是否具有创体意识作为标准,在用诗的层面上则以闲适和唱和之内容作为类别上的叙述重点。虽然“晚唐五代是今体诗文即骈体诗文占压倒优势的时代,当时写古体诗者少,古文派衰落不振”。但是,以骈体撰写史臣之评语并不能成为绝对依据,就文体之存在来说,古文、骈文在当时都不是新文体,而是旧资源,对旧资源的利用和改造会因文学家的影响力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接受效应,骈文之被改造“白燕许大手笔”到“常、杨”再到陆贽已经发生了表达能力上的变化,而元白进一步尝试,将制诰分为古体和今体,也是带有复古意识的创新。在时代影响发生作用的前提下,韩愈古文依然能够得到较高的评价。这是一种自然选择,《旧唐书》对恢复古意并不否定,在追求出新的理念中,也没有否认韩愈的努力,只是在他们看来,韩愈未必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的理念发展到五代并没有被认同,而且,继承者已经难于找到,古文之衰落成为必然,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相比之下,元白显然是成功者,随着中晚唐的文学家们对骈文的改造,使得应用性文体融入古文之因素获得了成功,如陆贽、权德舆、元稹等都是典范。我们来看一下对韩文的选择观念问题,是否真的轻视古文。但是,他们对韩愈的评价与尊崇的文体之间不一定具备绝对的因果关系。等到编撰《新唐书》就不一样了,处在韩愈被尊崇的北宋时期,从对韩愈评价的角度上说,这一时期韩愈被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韩愈的文化观念成为了北宋诗新运动的理论取向。《新唐书》传记的书写着宋祁本人就是一位尊韩的文学家,他对韩愈“自名一家”的古文颇为推崇,《宋景文公笔记》中有两则材料道出了答案:
柳子厚《正符》、《晋说》,虽模写前人体裁,然自出新意,可谓矣。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
其辞至矣。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柳子厚云:“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音,过于恸哭”,刘梦得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信文之险
语。韩退之云:“妇顺夫旨,子严父诏”,又云:“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
宁顾婢子语,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语也。
宋祁认为“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列举了穆修、尹洙、晏殊、宋庠、宋祁、欧阳修、张载、吕夏卿都曾经校过韩愈集。可见对韩愈的关注是群体。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韩集的整理以确定新道统观念。
《新唐书》对韩愈事迹相同内容之叙写也与《旧唐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书写差异做比较更能够看出宋祁的尊韩态度。卢宁认为:“两书载录韩愈事迹相异处主要有:(一)《新唐书》对韩愈家事叙述甚详,意欲抬高其出身,《旧唐书》则略。(二)《新唐书》叙韩愈入王廷凑军事较《旧唐书》详尽。(三)《旧唐书》详叙磨墨事,语含讥贬。《新唐书》只作简笔,态度模棱。(四)两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高下有别。”这段话从大处概括了两《唐书》处理韩传不同的叙述内容,我们不妨深入文本来看看具体的文字书写差别。
对于人传人物出身的叙述,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对大部分入传人物的处理都是以删减为主。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的传记都是如此,而对待韩愈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旧唐书》仅仅说:“父仲卿,无名位。”而《新唐书》向前追溯,云:“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这就从本质上改变了韩愈的出身,从贫寒之家到王侯之后,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从无名位到“有美政”也为韩愈的行为找到了亲缘依据。对于韩愈的成长过程,《旧唐书》精炼得多,而《新唐书》则详述之,云: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
《六经》、百家学。
这里写得更为具体,尤其强调韩愈的儒学修养。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删去了韩愈与独孤及、梁肃师生关系的论述。其目的有二:一是对独孤及、梁肃的评价不高,尤其是在宋祁看来,他们都与佛教有关系,思想来源不够纯粹。二是宋祁欲树立韩愈卓然独立的大家风范,故而隐去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据《旧唐书》王涯传之记载,韩愈和王涯等人之所以与梁肃接触,是为能够进士及第而奔走。
对于韩愈因进谏而被贬,《旧唐书》云:“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爽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从文字表述来看,《旧唐书》对韩愈因“妄论”而得祸颇为关注,《新唐书》本传则云: 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曰,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
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
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
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
厉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
从这段话来看,《新唐书》更为关注韩愈的行事态度及其政绩,大有高扬其“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精神。关于韩愈贬阳山令一段,显然《新唐书》据《旧唐书》而改写,但删去了《旧唐书》所说的韩愈“拙于世务”,对于他任阳山令时的政绩也是大加赞颂。在叙及因柳涧事“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时,《新唐书》依然据《旧唐书》进行改造,采摭《进学解》后的评价态度变化很大,《旧唐书》说:“执政览其文而怜之”,而《新唐书》改为“执政览之,奇其才”,这显然在意思上发生了变化,由对人的同情转向对文的肯定,进而“奇其才”。到底是觉其可怜而提拔还是其才高难掩而被识,这可是主体认识上的差距。
关于韩愈被改任“太子右庶子”一事,《旧唐书》据实书之,而《新唐书》则为之添加了背景,将韩愈对平淮西的政见结合起来,云: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又
言:…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
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
济平,迁刑部侍郎。
这样韩愈就获得了参政的机会,并且因为平淮西的胜利而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发言者。而关于《论佛骨表》则《新唐书》叙述得较为简略,不如《旧唐书》的叙述虽繁细却有风趣之妙,翔实而生动。因《旧唐书》这段内容都是以韩愈所作实事作为叙述中心,故宋祁只是删削以突出以传主行事。此后之事,因《旧唐书》叙述简略,《新唐书》则增加篇幅,突出传主之英雄形象,尤其是宣抚田弘正一事,《旧唐书》云:“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仅仅60字就将事件带过,而《新唐书》则绘声绘色地予以增文,云: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
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延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延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
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
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
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
受旗节;刘悟、李?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
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蕹曰:“善。”延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
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
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将《旧唐书》60字之情节叙述敷衍成400余字的生动场面描写,这确实突出了韩愈以儒学而行事,持正义而见风节的一面。增事的来源应是皇甫浞所作《韩文公墓碑》和《韩文公神道碑》两文。同时,《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述《平淮西碑》一事从本传移出。
最后,关于韩愈与李绅的矛盾问题叙述也不一样,《旧唐书》先说韩愈“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而后言及二人矛盾,“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涉及到对韩愈性格的评价,而《新唐书》则将韩愈转官的原因与此事联系起来,云: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
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
留,愈亦复为吏部侍耶。
这样,韩愈形象中的负面效应就在具体的叙述被随之消解。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并不存在《旧唐书》的贬韩问题,而存在《新唐书》的崇韩现象,尤其对韩愈的行事和议论的处理上。
宋祁显然是秉承时代之认同,对韩愈传记的书写下了功夫,从任何一个可供着笔的细节中寻找可以尊韩的切入点,在语言层面、家庭出身、紧急事件等多个视角刻画韩愈形象。由此可见,《新唐书》韩愈传中颇为注重对韩愈道统观念之评价,虽然这一评价并没有超越宋祁之前的研究者和评价者的看法。然而通过官方为之做的一次总结,就可能将既有的旧材料转化成为当世的思想资源,随之发挥启后的作用。韩愈作为旧资源可以在新环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对改变五代以来的道德人格缺失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
采摭韩文入传实际上对韩愈形象的塑造也发生了重要作用。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有“宋子京喜韩柳文”条,说:
宋子京好韩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书》,于《韩传》载《进学解》、《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祭鳄
鱼文》四篇,《藩镇传》载《平淮西碑》,《陈京传》载《稀袷议》,《孝友传》载《复仇议》,《许远传》载《张中
丞传后序》,《李勃传》载愈所与书,《张籍传》载愈答书,《甄济传》载愈《答元微之书》,《韦丹、石洪传》
亦皆取愈墓志也。于柳传载《与萧翰林傀》、《许京兆盂容书》、《贞符》、《惩咎赋》四篇,《孝友传》载《驳
复仇议》、《孝门铭》,《宗室传》栽《封建论》,《卓行传》载《与何蕃书》,《段秀实传》采《逸事状》增益之,
《赵宏智传》附矜事,亦采宗元所撰墓志也。
钱氏所列采摭韩文并不齐全,《孔裁传》载韩愈《请勿听致仕》一疏,《樊宗师传》、《欧阳詹传》也都采愈所撰墓志及哀辞增益而成,在多家传记的赞中也引用韩愈的议论。关于《新唐书》采摭韩文可列表如下:
从上面所列表中可以看到对韩文的采摭主要在议论一体,其次则是可以入史传的叙事内容。这些文章遍布列传、文艺传、蛮夷传、孝友传等,采入范围之广、支撑作用之大确实可以看出宋祁对于韩文的熟悉和推崇。
其实,还不仅仅如此,在采摭韩文之后,宋祁总要加上几句评语以突出韩愈评价之重要,如卷201《文艺传》赞云:“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卷173《裴度传》赞云:“韩愈颂其功日:‘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其知言哉!”卷192《张巡许远传》云:“元和时,韩愈读李翰所为巡传,以为阙远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后异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 疑远畏死而服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爱之肉,抗不降乎?且见援不至,人相食而犹守,虽其愚亦知必死矣,然远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与儿童之见无异。且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今从而尤之,亦不达于理矣。’愈于褒贬尤慎,故著之。”卷200《陈京传》说:“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质众议,自申其说日……”。这些地方都突出了韩愈评价具有的权威性。
在其他传记中以韩文确立写作内容的还有不少只是没有直接采摭原文,如《柳子厚墓志铭》等即是。卷168评及柳宗元时,引了韩愈的一段话:
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坐废,遂不振。然其才实高,名盖一时。韩愈评其文他曰:“雄深雅
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
这段话出自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现存韩集中并没有这句话。这是否可以说自居易、元稹都具备了议论、文笔而无史才,韩愈具备文笔,而在史才、议论方面多有偏颇呢?《旧唐书》是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的,对韩愈的议论、史才都提出了批评,认为韩愈的部分文章远离了庙堂之体。显然,《新唐书》就没有依据这样的原则来组织文本内容,而是将本土文化、中央集权、源于经典和开时代风气等几个方面作为撰写参考要素。韩愈的议论被采摭到传记和论赞之中,而《旧唐书》在评价作者诗文风格和价值取向的时候多采摭白居易的诗文。这可以看出宋祁的尊道轻文的撰写意识,他对纯粹的雕虫之作很少有较高的评价。
现在我们再把眼光再集中在本传对韩文之采摭问题上,这一点两《唐书》并没有多大变化,也就是《新唐书》史臣认同了《旧唐书》的取材范围。采文之目的都很明确,《旧唐书》采摭《进学解》以见韩愈之史才,采摭《论佛骨表》见其反佛心态,采摭《潮州刺史谢上表》见其良苦之用心,采摭《祭鳄鱼文》见其爱民之情。《新唐书》采摭《进学解》以见韩愈才高,采摭《论佛骨表》见其士大夫之节操,采摭《潮州刺史谢上表》见其忠心,采摭《祭鳄鱼文》见其美政。之所以采文变化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旧唐书》韩愈传记文本中并没有过多的文学本身的内容,采文都与政事相关,亦最能表达《新唐书》立论之宏旨。只是《旧唐书》在采文后有相关之评价,而这些《新唐书》史臣并没有认同,而是进行了改写。尤其是关于《祭鳄鱼文》的采摭,事情本身就比较荒唐,宋祁不会不知道,而依旧因循《旧唐书》记事采文,正是因为有利于表述既有之观点。
透过采摭韩文可以看出,《新唐书》对韩愈的史才、议论在认同的前提下予以弘扬,并大量采摭入史,这与《旧唐书》所下的论断是大不同的。这不能不说是对韩愈史才、议论的认可,这样,从另一个方面张扬了以韩愈作为古文叙述之中心,确立了传记评价的思想和文学尺度。宋祁有《读韩退之集》一诗:“素瑟朱家古韵长,有谁流水辨汤汤。东家学嗜蒲菹味,蹙颂三年试敢尝。”诗句中突出了韩文的复古理念,对韩集的推崇跃然纸上。而他所推崇韩愈的正是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说的:“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宴娱乐为事;独执事眇然高举,有深思长虑,为国家树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闻于左右也”。亦如刘禹锡《祭韩吏部文》说的:“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之地位。看来《新唐书》是以韩愈为道统张扬之楷模,将他的史才、议论作为史传评价的重要参考尺度来处理的,“崇韩”则成为超出文学意义的社会共识,这就不仅仅是宋祁的看法,而是以韩愈作为思想资源的政治需要,材料虽旧而经过整合则成为新时代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
三
从传记的分类安排上,宋祁的态度比较明确,即以韩愈为中心独立安排了一个单元。《旧唐书》史臣虽然也很重视韩愈,将韩愈与“韩门弟子”立为一个单元,却加入了刘禹锡、柳宗元,重在为文学家立传,而非以韩愈为中心。《旧唐书》彰显中唐文学就在列传的三个单元的立传上,元白、韩愈和刘柳、李益和李贺。而《新唐书》则改变了这一格局。首先是将刘、柳从韩愈领导的群体里移出,又将李翱、宇文籍移出,加入卢仝、皇甫浞,这样队伍就明显更纯粹了。随后在“韩门弟子”以及与韩愈有关的人物传记里“增事”时为韩愈写上一笔,让韩愈获得尽可能多的出场次数。
对于归人韩愈帐下人物传记的叙写,我们不妨以《旧唐书》的相关传记作为比较对象,如《孟郊传》,《旧唐书》云:“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日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而《新唐书》云:“郊为诗有理致,最为愈所称,然思苦奇涩”。以两人之平等交往转移到“称”其诗,显然突出了韩愈的主体地位。关于《张籍传》,《旧唐书》云:“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新唐书》则云:“当时有名士皆与游,而愈贤重之”。这里又将他人名字省去,只语及韩愈一人。“尤重之”也改为“贤重之”,一字之差而意思也随之变化,与《孟郊传》之处理效果相同。关于卢仝,《旧唐书》无传,《新唐书·卢仝传》云:“卢仝居东都,愈为河南令,爱其诗,厚礼之。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切元和逆党,愈称其工。”同时“时又有贾岛、刘义,皆韩门弟子。”,《贾岛传》云:“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刘义传》:“闻愈接天下士,步归之,作《冰柱》《雪车》二诗,出卢仝、孟郊右。樊宗师见,为独拜。”《旧唐书》以李翱为韩门弟子却没有述及他与韩愈的联系,《新唐书》单独为李翱立传,云:“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故有司亦谥曰文。”这里既突出了韩愈之领袖地位,也揭示了将李翱移出之原因,正因为“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却未必终得韩愈之真传。关于宇文籍,《旧唐书》仅以“以咸阳尉直史馆,与韩愈同修《顺宗实录》,迁监察御史。”就将他列入韩愈传后,《新唐书》则未为之立传。另外,《新唐书》又在《柳宗元传》云:“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既没,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愈因碑以实之云。”《欧阳詹传》云:“与愈友善,愈为詹哀辞。”《李贺传》云:“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浞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日《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又“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愈为作《讳辨》,然卒亦不就举”。上面这些材料显然将韩愈“好为人师”的一面展示出来了。
《新唐书》云:“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新唐书》所言之“韩门弟子”语出李肇《唐国史补》:“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愈后官高,不复为也。”实际上,韩愈进士及第后就与志同道合者形成了一个新进士群体,即韩孟诗派的主要成员。这样,韩愈的领袖资质就在相关传记中得到了集中书写。
四
我们再关注一下两《唐书》在韩愈传记的“传赞”中所做出的评价。对于韩愈的古文创作,两《唐书》的看法自有不同之处,但是都承认其创新之内涵。《旧唐书》“传赞”云:“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
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旧唐书》正式为“韩文”立名。在复古的旗帜下“自成一家新语”。而对复古之内容,则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经诰之指归”,就是以经典作为属文之原则。二是“迁、雄之气格”,韩愈对司马迁、扬雄的推崇在自己文体的特点上亦有表现。钱基博《韩愈志》说:
《旧唐书》:“迁、雄之气格”一语,吾尝析言之日:“行气布局学司马迁,选字造句学扬雄”,今更申其
意日:“运以司马迁之逸气浩致,以上朋周秦诸子之闳肆。缀以扬子云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书之
雅健。”柳宗元答韦珩书以为:“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正以有奇
字瑰句,而欠逸气浩致也。
韩愈的追求路向显然在“务反近体”,近体指的是流行的骈体文。但是并不是制诰奏议等文体,而是抒情立意之笔法。《旧唐书》对他的新古文的评价是“自成一家新语”,在中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形成了一种现象,韩愈的文章被奉为“新经典”而被师法,“韩文”也就成为了中唐特有的文体。只是《旧唐书》在以韩文人史的范围上不是很大,采摭篇目远远不如《新唐书》,这是因为韩愈之“道”并未成为五代的主旋律,何况史臣认为韩愈弘道之旨不够纯粹。故而,《旧唐书》拈出相关篇目,对韩文提出批评,主要集中批评了韩愈的三类文章,一是不合时宜的《讳辨》;一是不合弘道之旨的《毛颖传》;一是表现其史笔而为“当代所非”的《顺宗实录》。由于《旧唐书》史臣所坚持的雅正的文学观念,自然对韩文不符合雅正道统与文统的作品提出异议了。《新唐书》就不同了,宋祁为文本就好奇,对韩愈之文亦非常推崇,同一材料的使用上就与《旧唐书》多有不同,如针对《讳辨》一文,《新唐书》在李贺传中提及,云:“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愈为作《讳辨》,然卒亦不就举。”用在这里就将叙述视角转换,转为对人才的重视了。在宋祁看来,韩愈又成为本时代的诗文发展的标榜对象,这样他对韩愈的评价就会以取韩之长避韩之短的写作态度。《新唐书》云: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
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浞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
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在宋祁的评价视野里,韩愈就成为西汉以后的第一位文章大家。对于他成为文章大家的关键因素,只是肯定了“深探本元”的一面。为了突出韩愈的“成一家言”,将《旧唐书》作为近源的孟轲、扬雄作为韩愈宗尚的经典文本之作者。这样以《原道》、《原性》、《师说》等作为弘道主题的作品作为范例的同时,宋祁也将他的评价范围扩大,将韩愈的全部文章容纳进来,认为都是“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这就将韩愈塑造成“自名一家”的典范人物了。《宋景文公笔记》云:
韩退之称孟轲“醇乎醇者也”,至荀况、扬雄日:“大醇而小疵”。予以为未之尽。孟之学也,虽醇,于
用缓;荀之学也,虽疵,于用切;扬则立言可矣,不近于用。
这则笔记体现了宋祁对韩愈评价的自身态度,肯定了孟子弘道的纯粹性及理论内涵的精神指向,而苟况虽然有可质疑之处却具备现实价值,对扬雄的评价则不高,大概是其仅仅长于议论。也就肯定了韩愈从孟子那里发掘出来的有益于时政的弘道观念,对于纯粹文章写作中发出的议论则并不看重,宋祁推崇韩愈的也是在于其有益于时政的价值取向。他也时常将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放在一起比较,突出了韩愈“自成一家新语”的创体能力。就宋祁个人的意见,他对韩愈的推重主要还是在文章写作的创新意义上。《新唐书》作出的“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浞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之论断,实际上正是对“古文”写作自韩愈后无人继承此“一王法”的一次思考。
两《唐书》韩愈之传记中都对韩愈古文创作的经典取向有所论及,但是认识态度却有所不同。《旧唐书》云:“史臣曰:…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这段论赞首先推崇了刘、柳的文学才能,而对于韩愈、李翱则只是肯定了他们的创作动机和宗经取向。史臣认为他们以文风而改变世风的追求目的并没有结出果实,实际上,韩文在后继者的取径中就注定了难以延续的结局。在道消的五代就更难以被认同,或者说五代时期为文宗经也只是在骈体应用文的形式中还存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已经难以落实了。这也许是史臣们忧虑的一种社会状况,韩愈时代的弘道之过程犹可谓艰辛,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已经自然衰落。这样的定论显然是根据自身时代的价值观念得出的,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暂时衰落的现实让史臣们直接得出了“弘道未果”的结论。《新唐书》史臣则因为本时代对弘道理念的张扬而突出了韩愈的意义,云:
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毫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薰酸
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剜以
朴,划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
横骛别驱,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
谋,排难恤孤,矫拂蝓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汔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
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跆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盂轲
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拔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
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这段文字是对以文弘道的张扬,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韩愈树文统而尊道统。这些正与《旧唐书》“亦有整孔、孟之旨”的看法相反,宋祁突出了韩愈取法乎上的一面,认为韩愈的行文之旨“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这也就是“文”与“道”互动的结果,对“道”的尊崇为“文”灌注了气势,对“文”的创作加强了明道的追求路向。二是对韩愈排斥老佛的书写,尤其在坚守文化本位的较高评价。三是对韩愈儒者形象的推崇。
总之,在对韩愈传记的处理上,有争议的地方都被以为尊者讳之笔法避之,相同内容经过语言层面上的处理将韩愈形象美化起来,形成了一个高大的儒者形象,纵横捭阖的古文家领袖形象,这样就确立了韩愈的中心地位。而大量采摭韩文入史则展现出史臣对韩愈史才、议论的认可,在“传赞”之中呈现了一个全能形象的定评,至此《新唐书》中的崇韩理念被全方位地展现出来,进一步说是对儒学复兴理念的张扬,而在这个张扬的过程中旧资源也就转换成了新思想。
[参考文献]
[1]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病添儿女恋，老丧丈夫勇。--韩愈
剑心知未死，诗思犹孤耸。--孟郊
愁去剧箭飞，欢来若泉涌。--张彻
析言多新贯，摅抱无昔壅。--张籍
念难须勤追，悔易勿轻踵。--韩愈
吟巴山荦嶨，说楚波堆垄。--孟郊
马辞虎豹怒，舟出蛟鼍恐。--张彻
狂鲸时孤轩，幽狖杂百种。--韩愈
瘴衣常腥腻，蛮器多疏冗。--张籍
剥苔吊斑林，角饭饵沈冢。--韩愈
忽尔衔远命，归欤舞新宠。--孟郊
鬼窟脱幽妖，天居觌清栱。--韩愈
京游步方振，谪梦意犹恟。--张籍
诗书夸旧知，酒食接新奉。--韩愈
嘉言写清越，愈病失肬肿。--孟郊
夏阴偶高庇，宵魄接虚拥。--韩愈
雪弦寂寂听，茗碗纤纤捧。--孟郊
驰辉烛浮萤，幽响泄潜蛩。--韩愈
诗老独何心，江疾有余兀重。--孟郊
我家本瀍穀，有地介皋巩。休迹忆沈冥，峨冠惭闒白辱。
--韩愈
升朝高辔逸，振物群听悚。徒言濯幽泌，谁与薙荒茸。
--张籍
朝绅郁青绿，马饰曜珪珙。国雠未销铄，我志荡邛陇。
--孟郊
君才诚倜傥，时论方汹溶。格言多彪蔚，悬解无梏拲。
--韩愈
张生得渊源，寒色拔山冢。坚如撞群金，眇若抽独蛹。
--韩愈
伊余何所拟，跛鳖讵能踊。块然堕岳石，飘尔罥巢氄。
--孟郊
关键词：汉；唐；荀子；荀学；礼论；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B2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118-04 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在世时曾三为祭酒，并周游多国，在学术上、政治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根据《荀子・尧问》篇中记载，时人或以为荀子不若孔子，其弟子申之，以为荀子与孔子齐贤。可见，荀子生前或逝世不久，就发生了一场关于荀子地位的争辩，只是这一争辩是将荀子与孔子比较而已。秦汉以降，学者则多将荀子与孟子比较，或两者同尊，或尊此贬彼，又或两者皆贬，概言之，都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乃至政治立场上对其品评。本文拟对两汉至唐代的荀学发展作一概括，以揭明汉唐时期荀学的嬗变结构及其发展特点。
一、两汉荀学的嬗变与特点
秦汉肇兴，孔孟荀之学俱得以传。西汉司马迁作《孟子荀卿列传》，表彰孟荀之功，后世称之为“孟荀齐号”，以说明司马迁、孟、荀同尊之意。虽然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太史公曰”部分只提及孟子绝惠王言利之端，于荀子则无所言辞，这似乎说明司马迁在孟荀之间更钟情于孟子之学，此传似乎亦以孟子一人为核心；然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概括其作是传之缘由云：“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1］，“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两句指称孟子，“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则指称荀子，且这里司马迁将荀子之功列于孟子之前，这亦可见出其对荀子之学更为关注。因此，司马迁作是传，并不能说明其更钟情于孟子，综合来看，乃是荀孟并重。除太史公外，刘向《孙卿书录》称董仲舒“作书美孙卿”，可知董仲舒亦尊荀。刘向本人也赞扬荀子：“惟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孟子、孙卿、董先生皆小五伯”，“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可见董仲舒、刘向皆荀孟同尊。除此之外，陆贾、贾谊、班固、王充、徐等人亦重荀子，其学亦与荀子甚有关联。此点学界多有论述，不赘。
汉儒除有孟荀齐号、荀孟并重的代表人物，还有尊孟贬荀的儒者，其以扬雄为代表。扬雄将孟子从“诸子”之范畴中超，认为孟子的地位在包括荀子在内的诸子之上；后来的韩愈和部分宋儒独许孟子以道统地位，似乎与此有着某种思想关联。并且扬雄认为荀子与思孟是“同门而异户”，［2］虽然还是认可荀子在儒门之中，但已与孟子这一正宗的儒学主流相异而处了。
虽然有扬雄之尊孟贬荀，但在汉儒的思想世界中，荀孟同尊无疑被更多儒者所接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荀子的影响比孟子要更大。汉代荀学的特点，集中而言有两点：其一，重视荀子礼论等外王学；其二，对荀子人性论多采取包容态度。关于前一点，司马迁作《礼书》、《乐书》，皆有采于《荀子》之《礼论》、《乐论》，［3］上引司马迁赞扬荀子之语也有“明礼义之统纪”的说法；贾谊亦主要继承并发展了荀子之礼学；徐《中论》在《法象》、《贵言》、《审大臣》、《亡国》等篇中引述的荀子之言，亦多集中于其礼论与君臣论等外王学方面；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儒多是从礼论等外王学的角度推尊荀子的。关于人性论，汉儒有着诸多分歧，单以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所述及的就有陆贾、董仲舒、刘向等几种人性学说，再加上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可谓各有说辞、莫衷一是。虽然王充评价荀子人性论是“未为得实”，并记载了刘向对荀子人性论的非议，但王充本人也直言“性恶之言，有缘也”，认为荀子人性论中亦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其他汉儒诸如董仲舒、刘向、扬雄等，虽论性各执一词，但有个明显的特征，即他们都不是完全的性善论者，而这，恰恰为他们对荀子人性论的包容提供了依据。综合这两方面，汉儒在外王学上推尊荀子，且在人性论上兼采孟荀，这些都使得荀子在汉代之地位得以与孟子齐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有高于孟子的倾向。
二、魏晋至隋荀学的嬗变与特点
魏晋时期，荀学仍然沿着内外两个向度发展。内在人性论方面，仲长敖作《性赋》，此处之“”乃查对、审查之意，见题知义，仲长敖此赋意在审查、检视人性。就人性而发议论，先秦汉魏皆有其说，并不算新鲜，但仲长敖这篇赋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专门挑出荀子人性论作为检视对象。在《性赋》中，仲长敖对荀子人性论做了许多歪曲，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他将《荀子・王制》提倡的“人最为天下贵”的人贵论歪曲为“裸虫三百，人最为劣”的人劣论［4］；其二，他将荀子性恶礼伪相互配合的完整理论系统割裂为只有性恶而无礼伪的片面理论，这样，荀子的人性就变成了一个无礼义助其提升的光秃秃的恶，这显然不是荀子的本意；其三，他将荀子的性恶论与李斯、韩非相联系，认为李斯、韩非皆因受到荀子性恶论的影响而走向法家，这为后来的一些宋儒将弟子之过归罪于荀子性恶论提供了理论源头。赋中李斯、韩非对荀子言：“夫子之言性恶当矣”［5］，其实，这亦说明仲长敖并未深及法家人性论之精髓，法家并非视人性为恶，至于韩非对荀子人性论的评价，单从相关文本中亦未见其有任何褒贬态度，因此，仲长敖在此赋中虚构的对话故事，无论从历史事实上还是从思想脉络的关联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魏晋时期荀学的另一个向度是有关外王学方面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荀子提出的肉刑论的讨论。汉文帝时期废除肉刑，后班固著书认为应当恢复。至曹操时亦欲恢复，孔融作《肉刑议》，以为不可。傅干亦作《肉刑议》，提出“肉刑之法，不当除也”，“荀卿论之备矣”，主张重置肉刑。［6］曹羲则作《肉刑论》反对恢复，其言：“夫言肉刑之济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固未达夫用刑之本矣！在上者洗濯其心，静而民足。”［7］曹羲不同意荀子提倡的治世刑重、不该以象刑代替肉刑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统治者保持心灵清净，根本就用不着肉刑。东晋张华作《博物志》，申述荀子之志云：“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论之”［8］，无疑肯定了荀子的用刑论。
南北朝时期的梁孝元帝萧绎云：“楚人畏荀卿之出境，汉氏追匡衡之入界，是知儒道实有可尊！”［9］( 《金楼子》卷四)梁孝元帝由荀子而思及儒道之尊贵，由此可见其对荀子亦甚为尊敬与推崇。北齐思想家刘昼也尊崇荀子，其云：“儒者，晏婴、子思、孟轲、荀卿之类也”，将荀子与思孟并列为大儒。刘昼之尊荀的原因，在于其提倡儒家之礼教：“今治世之贤，宜以礼教为先”［10］；其尊礼教这一点正好与荀子之重礼思想相合。
隋朝大儒王通对《荀子・修身》所言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颇为称许，认为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有以自守”了。［11］除了称许荀子此语，《中说》与荀子思想有契合之处亦甚多，诸如：“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12］此与荀子之重学思想相合。再如：“礼，其皇极之门乎！其得中道乎！”［13］此与荀子之重礼思想相合，且王通将礼与中道联系起来，这与《荀子・儒效》所说的“曷谓中？曰：礼义是也”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荀子与王通二者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实际上，王通心目中有的仍是“周孔之道”而非“孔孟之道”，其云：“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14］，扬孟抑荀的做法在王通那里并不存在。若说王通与荀子有不合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人性论上。王通云：“以性制情者鲜矣，我未见处歧路而不迟者”［15］，王通虽未明确表示性之善恶的立场，但从此处的性情二分、以性制情思想来看，其与荀子以情论性之理路相异。综合而言，王通思想与荀子有同有异，但总体上王通还是对荀子有所尊崇的，至少未发生扬孟抑荀的情况。
魏晋至隋朝这一阶段的荀学的特点是：其一，荀子地位总体上仍受重视与肯定；其二，在外王学方面，不断继承荀子的重礼思想，但对荀子的用刑论有所争议；其三，在人性论方面，对荀子有所贬损，无论是仲长敖对荀子人性论有意无意的曲解，还是王通与荀子人性论的不合，都大大削弱了荀子人性论的正面影响，甚至将其导向了负面，这为后来宋儒借人性论贬荀开了端倪。
三、唐代荀学的嬗变与特点
隋末战乱频仍，李氏父子定鼎中原，唐朝乃立。唐初，荀子之言广为君臣引用，以作为实践治道之借鉴。唐代中后期，柳宗元、刘禹锡等继承并阐扬了荀子的天人之分说，从天人观上发展了荀学。除此之外，唐代荀学中值得注意的尚有以下几点：
其一，由韩愈肇端的对孟荀地位的争议。一般认为韩愈尊孟而抑荀，这其实只是大略之说，其间仍有曲折须待辨明。贞元十四年（798）韩愈作《读荀》，该文指出：“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16］，将孟子与荀子、扬雄分为两个等级，但仍对荀子甚为称许。贞元十七年（801）韩愈作《送孟东野序》，文章云：“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17］，则将孟荀并称，并认为孟荀皆体现“道”。作于贞元十九年（803）至贞元二十一年（805）之间的《原道》，首次提出了严格的道统论，认为儒家道统自孟子死后便“不得其传焉”，又言：“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18］。这就明确地将荀子从儒家道统中清除，标志着孟子与荀子的地位拉开了实质性的距离。但细察此后的韩愈作品，并没有一直贯彻这种贬低荀子的做法，这一点可在韩愈作于元和七年（812）的《进学解》中得到很好的说明，是文云：“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19］在这里，韩愈又称孟荀皆臻圣人之境，与《原道》中表现出的那种荀子不入道统的严苛有着极大的殊异。至韩愈晚年于元和十五年（820）作《与孟尚书书》，又直言孟子之后无人接续其事业，这就又重申了《原道》中的道统思想。由上分析可见，韩愈对荀子的评价，有着荀不及孟与荀孟同尊这两种态度，且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此消彼长，纠结缠绕。通常，韩愈在论及自身与时人的现实境遇时，往往采取荀孟同尊的态度，这体现在其《送孟东野序》及《进学解》中；而在论及儒家应对佛老的挑战时，往往采取荀不及孟的态度，这体现在《原道》及《与孟尚书书》等文中。因而我们可以认为，韩愈在争取儒家文化正统的意义上更加推崇孟子，但在肯定其立身行事作为后世表率的意义上却荀孟同尊。后儒往往只看到韩愈对荀子的前一种态度，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后一种态度，这至少是不全面的。
在韩愈作《原道》以表荀不及孟之意的同时，时人杨在荀学史上第一个为《荀子》作注。他将孟荀并称，皆许以“名世之士”、“王者之师”，且先荀后孟而言“荀、孟赞成之”［20］，这甚至有将荀子超拔于孟子之上的意图。依周炽成先生的高见，杨在写此序时“很可能看过韩愈的《原道》”，其文亦“很可能是针对韩愈的”［21］。若此说为真，那么杨分明是论证荀子与孟子一样地传续儒家之道，也分明是对韩愈在《原道》中将荀子清除于儒家道统之外的行为给予回应。
其二，对荀子人性论的评介，及对荀子与李斯、韩非之间关系的看法。唐代集中对孟子、荀子及扬雄之人性论进行比较评介的代表人物有韩愈和其弟子皇甫，以及杜牧。韩愈作《原性》，提出性三品说，认为孟、荀、扬三子言性都是不全面之论。其弟子皇甫作《孟荀言性论》，先以其师韩愈的性三品说评价孟荀之人性论皆为“一偏之说”，但最终又认为“轲之言，合经为多，益故为尤乎！”［22］(《皇甫持正集》卷二)最终判定孟子言性优于荀子。杜牧作《三子言性辨》，在经过一番论述比较之后，他的结论是：“荀言人之性恶，比于二子，荀得多矣”［23］，则是判定荀子言性优于孟、扬。
自从晋代仲长敖将李斯、韩非与荀子人性学说串联起来论述之后，唐代有了将李斯所犯焚书坑儒等过错归罪于荀子的说法。陆龟蒙即云：“不知不仁，孰谓况贤？知而传之以道，是昧观听也。虽斯具五刑，而荀卿得称大儒乎？吾以为不如孟轲。”［24］（《甫里集》卷十八）陆龟蒙认为如果荀子看不出李斯是不仁之人，还把儒道传给他，最终反而戕害儒道，这说明荀子并非贤人；如果荀子知道李斯是不仁之人而传之以道，这就更证明了荀子的过错。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可以断定荀子不是什么大儒，无法与孟子比肩。不过也有试图为荀子雪冤的，与陆龟蒙同时的林慎思即云：“韩非、李斯，昔师于荀卿也，后行其道则反于荀卿焉，是师其运动也，清浊岂由于荀卿乎？”［25］（《伸蒙子》卷下）林慎思否定弟子之得失与其师有必然联系，他以孔子学于老子而后又超越老子为例来说明弟子之得与其师无必然关联，又以韩非、李斯学于荀子而后却悖于荀子为例来说明弟子之失亦与其师没有关涉。
其三，对荀子兵论、非相论的褒扬与继承。道教思想家李筌对荀子兵论甚为欣赏，他赞扬《荀子・议兵》中提倡的“仁人之兵”思想，指出：“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唯荀卿明于王道而非之” ［26］，(《太白阴经》卷二)认为用兵应以仁义道德为其依归，在用兵论上继承了荀子。此外，杜牧则接受了荀子对相术的批评，他专作《论相》一文，论证相术之虚妄，其云：“余读荀卿《非相》”，“知卿为大儒矣”［27］，这在非相论方面继承了荀子。
由上可见，唐代荀学中仍然存在着尊荀与贬荀两种路向，尊荀派对荀子推崇，贬荀派则更尊奉孟子。唐初君臣与柳宗元、刘禹锡、李筌、杜牧、林慎思等人是尊荀一派的代表人物；韩愈则尊荀与贬荀交织并进，最终倾向于贬荀，其贬荀态度影响到皇甫、陆龟蒙等人。从这些可以知晓，尊荀派势力在唐代仍然十分巨大，他们在荀学的一些重要领域都与贬荀派有着交锋，双方各执其说，很难说有绝对优劣之分。但唐代却是荀学的重要转型期，因为在这一阶段中，韩愈建立的道统论将荀子清除于其外，这就将孟子与荀子之间的地位拉开了实质的距离，韩愈此举也成为了随后而起的宋学家们以道统为依据而掀起猛烈贬荀浪潮的滥觞。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14页。
［2］李守奎：《扬子法言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3］陈桐生：《〈史记〉与〈荀子〉》，《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4］［5］［6］［7］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972、981页。
［8］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页。
［9］孝元皇帝：《金楼子》，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10］傅亚庶：《刘子校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20、522页。
［11］［12］［13］［14］［15］郑春颖：《文中子中说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10、116、8、171页。
［16］［17］［18］［19］韩愈：《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83、277、174、188页。
［20］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页。
［21］周炽成：《汉唐孟荀影响之比较新论》，《中山大学“汉唐盛世与汉唐哲学精神”会议论文集》2008年版，第180页。
［22］皇甫：《皇甫持正集》，四部丛刊景宋本。
［23］［27］何锡光：《樊川文集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573、541页。
［24］陆龟蒙：《甫里集》，四部丛刊景黄丕烈校明钞本。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行移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个段子说的是“跑官买官”之怪状。
“跑官”并非今天的“发明”，其实古已有之。大文学家韩愈可以说是一位“跑官”的“专家”，他深谙“跑官”之道。
韩愈的仕途很不顺畅，他十九开始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名落孙山，直到第四次才算考中。根据当时的科举制度，考中进士，还不能授官，还需要经过吏部的考试，合格才可以正式授官。韩愈不气馁不放弃，又开始“马拉松”式的考试，一连三次失败后，他觉得走“考试”这条路，太苦太难太累。于是，他另辟蹊径，开始“跑官”。他先后向当时执政大臣多人上书，推荐自己，两个月内向三位宰相上书三封，封封“石沉大海”。他“跑”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都无“功”而返。他痛定思痛之后，调整心态，降低目标，舍“京”求“地”，投奔地方军阀，先后投奔了两名军阀，然而，他是“靠山山倒，靠水水流”，第一次只干了两年多，幕主便死了；第二次还没有上任，幕主又死了。
韩愈屡“跑”屡“败”，屡“败”屡“跑”。他舍“京”求“地”没有作为后，又开始舍“地”求“京”，回到京城继续“跑官”。这一回，他选中了京兆尹李实。韩愈给李实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来到京师已经十五年了，所见的公卿大臣不可胜数，他们都不过是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平庸之辈，还从没有见到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忠心耿耿地效忠皇上、忧国如家的人。今年天气大旱，一百多天没有下雨，种子下不了地，田野寸草不生，可是，盗贼不起，谷价不涨，京城百姓，家家户户都感受到了您的关怀。而那些一贯为非作歹的奸狡之徒，也都丧魂落魄、销声匿迹。如果不是您亲自处理镇服，宣传天子的恩德，怎么能到这一步！我从青少年时代便读圣贤之书，颂圣贤之事，凡见到忠于君孝于亲的人，虽在千百年之前，也十分敬慕，更何况亲逢阁下您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侍候在您的身边以报效我的忠心呢！
李实真的如韩愈说的那样“优秀”吗？错！李实是一个十足的奸佞之辈，他的奸，京师之人无不切齿痛恨。韩愈也十分清楚李实这个人的本来面目，他只不过是求官心切，“急不择路”，把“黑”说成“白”，把“非”说成“是”，把“邪”说成“正”，把“奸”说成“贤”，对李实阿谀奉承了一番。韩愈的这一“妙招” 果然有效，打通了通往官场的道路，他被提拔为监察御史，成为一名京官。韩愈“跑官”成功，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他是又“跑”又“吹”。
韩愈担任监察御史后，过河拆桥，立即上书唐德宗，反映关中旱情及民不聊生的情况，实际是在不指名地告李实的状。韩愈的反目为仇，看似不地道，但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幸事。如果韩愈找到李实这座靠山后，与李实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才是真正可悲之事。
遗憾的是，韩愈的“过河拆桥”，不仅没有告倒李实，且最终因得罪李实，被贬为阳山县令。
韩愈“跑官”成功后终于在历史上留下了“好官”的名声。“过河拆桥”，比起现在某些“跑官”官员，而没有前“腐”后继。谁优谁劣，不必言说。
一、有效“点拨”需要“心中有底”
所谓“心中有底”，指的是教者必须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有些“点拨”出现科学性的错误，原因是教师没有牢固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教师的知识储备不足，必然捉襟见肘。如一位教师执教《赶海》。文中有“嘿”“咦”“哦”“哎”等词，教师告诉学生，这些词是语气词，引导学生读好这些词，并说说感悟。其实，这些词并不是语气词，而是叹词。语气词是指能放在句尾或句中停顿处表示种种语气的词。叹词是表示感叹或呼唤、应答的词。叹词的独立性很强，一般不同别的词语发生结构关系，常作感叹语或句子。可见，教师的现代汉语知识掌握不牢，“点拨”反而会成为误导。
有效“点拨”往往还表现了教师的古诗文功底。一位教师执教《送元二使安西》时启发学生：“人生自古伤别离，古人非常注重离别，古代有许许多多有关送别的诗，你能举几首吗？”很多学生背诵出白居易的《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是感觉好像不是送别诗，学生们拿不定主意，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教师也犹豫不决，就顺从大多数学生的意思说了句“不是”一带而过。其实，这首诗原题是《赋得古原草送别》，是一首五言律诗，全诗还有四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怎能不是一首送别诗呢？
二、有效“点拨”需要“手中有法”
点拨要想做到“手中有法”， 教师先要“吃透文本”。特级教师于永正指出：“这法那法，读不好教材就没有法；只有老师读出味儿来，才能教出味儿来。”只有吃透教材，点拨才会富有实效。一位教师执教《水》，在引导学生领会写法时设疑：“就实际情况而言，缺水的日子人们一定过得很苦，但是作者在文章里却更加生动细致地描述了水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为什么这样写呢？”学生们回答不出来，教师通过举例来点拨：“鸡蛋是放在大手里显得大，还是在小手里显得大？怎样让小巨人姚明看上去更高？怎样让老师看起来更瘦？怎样让这张纸看起来更白？”学生渐渐明白了反衬的写法，也理解了文中反衬法的作用：越是写得到水的快乐，越能衬托出缺水的苦涩，越能说明水的珍贵。
有效“点拨”不仅要吃透文本，还要钻研课后作业。比如，《滥竽充数》课后作业中有一道题是用“不要……而要……”关联词造句。学生们有的说：“我不要小猫，而要小狗。”有的说：“我不要你的东西，而要他的东西。”他们错误地把这里的“要”理解成动作动词。有的教师没有深入思考，在这里就没有点拨到位，文中的句子是：“可是他不要许多人一齐吹，而要一个一个地单独吹。”这里的“不要……而要……”是关联词语，“要”并不是动作动词。
三、有效“点拨”需要“目中有人”
所谓“目中有人”，这里指的是教者要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知识储备、年龄特点和生活阅历等。一位教师执教《推敲》一课，引导学生解读高潮部分，即“引手作推敲之势，误入韩愈仪仗队”一段，出示问题：“贾岛骑着毛驴误入骑着高头大马的韩愈的队伍，贾岛的态度怎样？韩愈的态度又如何呢？”学生们根本不了解贾岛和韩愈分别是什么身份，就窃窃私语。有的说，韩愈很生气，因为贾岛违反了交通规则，贾岛应该向韩愈道歉。也有的说，贾岛、韩愈是同代诗人，贾岛没必要低声下气的向韩愈道歉。于是，课堂枝节横生，乱了套路。其实，在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本的时候，应点拨韩愈的身份地位和贾岛的苦吟精神。韩愈当时是“权京兆尹”，京兆尹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而贾岛是一位诗僧，对诗歌创作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了这样的知识背景，再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学生自然就能理解，贾岛推敲诗句时居然闯入宰相的仪仗队，自己却全然不知，足见其痴迷、执著、严谨。而韩愈得知贾岛作诗得句下字未定的事情后，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立马思之良久，最后敲定“敲”字，可见韩愈宽容大度、爱惜人才和对诗歌的钟爱。
另一位教师执教二年级《笋芽儿》一课，其中有这样一段：“沙沙沙，沙沙沙。春雨姑娘在绿色的叶丛中弹奏着乐曲，低声呼唤着沉睡的笋芽儿：‘笋芽儿，醒醒啊，春天来啦！’”教师生成问题：“作者为什么不说‘春雨姑娘来了’，而要说‘春雨姑娘在绿色的叶丛中弹奏着乐曲？’”对于还没有更多语感积淀的二年级的小学生来说，他们是感受不到其中的奥妙的。于是，教师通过对话进行点拨。
师：你听到过春雨的声音吗？
生：听过。
师：春雨落在叶丛中会是怎样的声音？
生：沙沙沙，沙沙沙。
生：滴滴，嗒嗒。
生：叮叮，咚咚。
生：刷刷刷，刷刷……
师：多么美妙的声音啊，难怪课文要说――
生：春雨姑娘在绿色的叶丛中弹奏着乐曲。
原材料：
王昭君，原名王嫱。她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传说王昭君进宫后，因自恃貌美，不肯贿赂画师毛延寿，毛延寿便丑化她，在她的画像上点上丧夫落泪痣。昭君从此被贬入冷宫3年，无缘面君。公元前33年，北方匈奴呼韩邪单于主动对汉称臣，并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昭君出塞后，汉匈两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元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王昭君去世后，厚葬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墓依大青山，傍黄河水。后人称之为“青冢”。
唐代杜甫有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这则材料可以作为多种话题的写作素材。比如：“心灵的选择”“位置与价值”“请关上身后的门”等等。这里介绍几个作文片段，供同学们参考。
青冢有情犹识路，平沙无处可招魂。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一次次征战都以失败而告终。难道还要继续征战吗?难道相信坚持就是胜利吗?看到尸横遍野，听到人民痛苦的，她关上了身后的门。她不是将人民关在门外，而是为人民将玉砌雕阑、锦衣玉食、金帛玉缕关在门外。她在房中沉默片刻，便打开了另一扇门。那是通往漫漫黄沙的门，虽然大雁的低吟增加了她心中的苦，但她仍觉得欣慰。身后的门就让它关着吧!
这个片段写得十分精彩。把昭君的素材引入文章，小作者是睿智的。这里确实存在“关门与开门”的问题，所以，引用非常贴切。全文语言优美，剪裁合度，突出了昭君关的那一扇门――“玉砌雕阑、锦衣玉食、金帛玉缕”的宫廷生活，同时把人物为什么要关门的心理揭示出来，提升了人物形象。作者学识的非同寻常可见一斑。这段文字值得同学们仔细品味，可从中学习到如何用好写作素材，使之成为作文的亮点。
材料的开掘要有思想性。作文既要展示学识，还须展示见识。学识是一个学生文化素养的直观反映，作文首先展示出的是一个学生的知识视野，即是否有丰富的阅读面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否引经据典，纵横开合。见识则反映了一个学生的思辨能力、思想的深刻性和立意开掘的层次性。议论中肯、力透纸背的文章展示出的是见识的厚度。精美的文章必须是学识与见识的完美统一。
原材料：
唐代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唐朝佛事大盛。公元819年，宪宗又稿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官商民等舍物捐款，这种做法劳民伤财，其实就是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所谓“文死谏，武死战”，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差点惹来杀身大祸，幸得大臣裴度、崔群出来说情，说韩愈“内怀至忠”，应该宽恕，以鼓励忠臣提意见。最后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他在赴任途中，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唐朝著名诗人孟郊虽能苦吟，却不会考试，直到快五十岁才考取进士，其大喜若狂自不待言，于是写了一首《登科后》抒发自己既得意又兴奋的心情：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全唐诗》卷三百七十四)
此诗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一种抑制不住的欢快之情溢于言表。读了孟郊这首诗，自然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古代读书人只要考取了进士，似乎铁定有官当，前途一片光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唐朝而言，读书人即使已经及第，不论进士、明经，也无论等第高下、名次先后，朝廷都不负责安排工作。只有再经吏部铨试合格，方称释褐，正式进入仕途。如韩愈连续四次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好不容易取得功名，却在此后的三次吏部铨试中被淘汰，一直得不到官职。韩愈困顿长安近十年，没有俸禄和家庭依靠，完全靠求人度日，心中极为焦灼，深感命运捉弄。他就像栏中的一匹骏马，渴望驰骋，却得不到任何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在贞元十一年（795年)正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十六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连续三次上书宰相，陈述自己的窘迫之状：“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韩昌黎集》卷十六)当时高踞相位的是赵憬、贾耽、卢迈等一班庸人，韩愈的恳求当然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上书犹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对韩愈的处境和遭遇，我们虽然深表同情，但对他定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做法，却不敢苟同。因为唐朝的做法，是特许地方军政长官聘请这些被铨试刷下来的及第者，到幕府担任巡官、推官、掌书记等文职僚佐，先解决就业问题。他们虽然不属于国家正式干部编制，却可以熟悉政策法令，锻炼实际才干，积累从政经验，以后再参加吏部铨试就更容易通过了。因为唐朝的铨试颇似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内容分为身、言、书、判四项，其中身看体格相貌，言听口语表达，书、判两项，就是看你能否写几篇书法端正、文理优长的应用性公文，所以，回答问题老练且有从政经验和实际才干者，铨试时要占很大的便宜。即使你很背时，后来还是通不过吏部铨试，那也不要紧，因为你面前还有一条路子可走：依制度，只要在地方军政幕府做满规定年限(一般为三年)的及第者，就可经幕主的奏荐，由朝廷授予州县的主簿、县尉等职务而获得告身；运气特别好的，还可经由幕主的直接引荐或随其入朝工作，成为朝中正式官员，然后飞黄腾达。这样的事例在唐朝可谓车载斗量，不可胜数。韩愈自己最终也是通过这条道路进入仕途的：贞元十二年(796年)，宰相董晋出任宣武节度使，表署韩愈为观察推官；三年后董晋病逝，韩愈改投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后来由张建封奏荐朝廷授职。韩愈考取进士后如果不做“京漂族”，明智地放弃“公务员”考试，直接进入地方幕府工作，不仅仕途履历要丰富许多，个人生活能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而且也不会因为向达官贵人投书而给人留下“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的不良印象。
（二）
以韩愈的聪慧睿智，当然不是不懂此路不通那路通、条条大道通罗马的道理，他之所以甘愿困顿京城，非到黄河不死心，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连续数年参加吏部铨试，是因为在唐人眼中，幕职待遇虽然非常丰厚，干得好同样很有发展前途，但不可把握和预知的因素毕竟太多，名望地位也始终不如朝官，只有通过铨试进入仕途，才最被人看得起，如果能够一步到位，当然最为理想。
还有一个情况可能是：除少数名声很响的进士、明经人才自有幕主找上门来争相聘请外，多数及第者都要通过其他关系和门路才能找到理想工作单位，没门路的，或是嫌路途太远、条件艰苦的，或是拉不下面子四处求人而又不愿意回乡“守选”的，就只有像韩愈那样漂泊京城求发展，年复一年等待吏部铨选了。
韩愈是什么原因没有早些进入幕府工作，我们当然不必深究，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韩愈做“京漂族”白白流失了好几年大好时光，所以他的仕途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在官场上自然会丧失一些升迁资历。如永贞元年(805年)变革新政时，年近四十的韩愈仅为江陵府法曹参军，比他晚一年考取进士的刘禹锡却是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刘禹锡的聪明之处，就是考取进士和博学宏辞科之后，没有待在京城被动等待政府分配工作，而是“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由于刘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所以杜佑对他“尤加礼异”。后来杜佑入朝为官，刘禹锡也随其来朝工作，成为国家正式干部。(《旧唐书・刘禹锡传》)
（三）
像刘禹锡一样，考取进士甚至制科之后，积极投身幕府，先在地方上做几年掌书记，既可得到更快的升迁机会，又能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然后入朝为官，担任知制诰或翰林学士，成为朝廷秘书，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
《旧唐书》记载崔元翰、高郢、令孤楚、杨炎四人与刘禹锡一样，都是考取进士又有了其他科名之后，才进入地方军政幕府担任秘书的；令孤楚则是考取进士后直接应聘幕职；杨炎的情况有些特殊，新、旧《唐书》都没有写他是什么出身，只称他一参加工作就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掌书记。
关键词：韩愈：祭女文；哀辞
韩愈因献《谏佛骨表》被贬，使得在病中受到惊吓而离世，其内心充满怅撼之情。在韩愈为所作的《祭女女文》和《女圹铭》中，可以窥见其内心的怜爱以及痛心之情，在哀悼文学中，有着其独特的价值。
一、哀辞的传统
按礼仪的规定，哀辞的写作也只适用于夭亡。挚虞在《文章流别论》；“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1]这表明哀辞的写作对象正是夭亡的儿童。范文澜先生也有类似看法，《文心雕龙注・哀吊》：“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2]因为死者都是幼儿，也只能堆砌些孩子的聪明、活泼、可爱之类的美言，用文字来勾勒出用以怀念的遗象，表现生者的怀念痛心之情。由此可见，哀辞这类小文章虽然不像为有位者所写的诔文那么正重，但由于赞美死者，其修辞也颇为考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总结哀文的文体特征时，强调说“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而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3]刘勰指出哀辞之文要以情动人，使得人们创作的文章呈现出文质彬彬，辞采飞扬的状态。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点，难免会让人心生畏惧，而夭折是最让人感觉伤心的死亡。
二、情主痛伤，而辞乎爱惜
韩愈的《女圹铭》和《祭女女文》两篇祭文相互印证，写出了父亲对早夭女儿的悼念，父女情深，文来悲泣。两篇文章都表现出为纪念其第四女而发出的悔恨与遗憾的呼声，写出了韩愈内心的不平。
据注知《祭女女文》作于长庆三年十一月，此时韩愈为京兆尹，饱含沉痛之情回忆女去世始末，剖析女儿疾病以及死亡的原因。[4]“昔汝疾极，值吾南逐。苍黄分散，使女惊忧。”按照唐代律法，在贬谪旨意下达之后就要即刻离开京师，因此韩愈是先家人而南下。在仓皇分散时女儿由于受到惊吓而使得病情加重，“扶汝上舆，走朝至暮。天雪冰寒，伤汝羸肌。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饮，又使渴饥。死于穷山，实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正如林云铭在《韩文起》中这样评价韩愈的《祭女女文》，“女仅十二龄而殇……所可痛者，因病而别，因别而悲。复因迫遣而受饥寒劳顿，似可以不死而死者。及死后客葬草路，魂无所归，无异流放……”[5]韩愈采用四言的体式，相互承接，写出第四女在路途之上因天寒冰冻致使小女缺衣少食而去世，正是韩愈为第四女喊冤叫屈的呼声。
《女圹铭》中言“韩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表明女聪慧却夭亡，韩愈悲痛难抑。韩愈因谏迎佛骨而降罪及身，“罪人之家，不可留京师”，女“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与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即瘗道南山下”，先是在惊吓中与父亲相别，其后在路途中颠簸，缺食少饮，死于成峰驿，草葬于南山下。铭文曰：“汝宗葬于是，汝安归之，惟永宁！”此时对韩愈作为父亲最大的安慰，即是将小女迁回祖坟，使其永宁，这也是其对小女最好的悼念。可以说《女圹铭》是韩愈因情而作的墓志铭。
在韩愈的《祭女女文》和《女圹铭》中都存在着无限的遗憾以及追悔的情绪，最终形成文章中的不平之气。在韩愈的《祭女女文》和《女圹铭》中都是以“哀情”贯穿在文章之中，以情动人。
三、实录笔法、以文存史
《祭女女文》和《女圹铭》两篇文章都坚持了“实录”的精神，文章犹如一气呵成，所记之事都是写女儿生平，出言有据，真实地记载了女儿短暂却独特的生命历程。均突出了女儿去世之因。文短情深，言简意赅，全为史家笔法。
两篇文章同时达到了“以文存史”的效果。在《祭女女文》和《女圹铭》中都提到了中唐佛教徒狂热信奉佛教的社会现象以及韩愈直言劝谏遭贬的史实。这在《女圹铭》中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愈之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乱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败，可一扫刮绝去，不宜使漫，天子谓其言不详，斥之潮州，汉南海揭阳之地。”文章用梁武帝过分崇尚佛教之事表明信佛的危害，同时在为自己献言被贬而鸣不平。在《祭女女文》中则进行了简略地叙述：“呜呼！昔汝疾极，值吾南逐。”同样写出了此时韩愈因上《谏佛骨表》而被贬的史实。两篇为祭奠女儿所作的文章，同样是“存史”之作，记载了中唐时期佞佛的社会现实，也揭露了韩愈因反佛而遭贬谪的真实遭际。
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强调以质朴的语言，格式上地自由来反映现实生活。韩愈在贯彻这一主张之时，将自身的经历写入文章中。在《祭女女文》和《女圹铭》中，其被贬之因或简或略都有提及。在中唐及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无疑会使得的散文会更加倾向记录真实，反映历史。
参考文献：
[1]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子云，即西汉文学家扬雄的字。相如，即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比喻话的说法不一而用意相同，或一件事情的做法不同而都巧妙地达到目的。 成语出处，唐·韩愈《进学解》。西汉时期有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是以词赋见长，司马相如是汉景帝时期的人，作品有《子虚赋》《上林赋》，辞藻华丽；扬雄是汉成帝时人，作品有《甘泉赋》《河东赋》，主张修政。唐朝文学家韩愈评价说“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北宋；韩愈；道统说；古文运动；以文为诗
中图分类号：1206.2．4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5―0090―08
钱钟书于《谈艺录》曾云：“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诚如斯言，对于韩愈接受之研究，大抵皆就学、艺、人品而言，不外乎是对其儒学修养、诗文创作成就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的研究。而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新，均以韩愈为标榜。故北宋与韩愈关系极为密切，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可谓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本文以欧阳修为界，将北宋时期分为前后二期，通过勾勒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士有关韩愈的论述并进行述评，按照上述三方面即对韩愈其人、其文、其诗的接受情况作出考察，以见北宋接受韩愈的演变情形以及不同时期人物在接受过程中呈现的不同风貌。
一、对韩愈其人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愈其人的评价
北宋前期出现了一批尊崇韩愈的文士，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韩愈，大力修正中唐以降对韩愈的负面评价，使韩愈形象大为改观，关于韩愈性格的批评逐渐得以淡化乃至扭转，韩文、韩诗也开始得到更多的重视。以下从北宋前期对韩愈的排佛、道统说、任官及性格等方面解读进行论述。
韩愈在排佛行为中体现出刚强坚毅的性格，于儒可谓有劳。但唐人未甚推崇，《旧唐书》虽肯定其百折不挠的精神，却不认为属卫道之举。北宋开国后，其事渐受赞许。《太平御览》多处提及韩愈上表进谏，《太平广记》引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以体现韩愈直谏忧国，《册府元龟》也形容其忠臣之志。可知宋初大规模的编纂工作尤为注意塑造臣德，以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柳开《韩文公双鸟诗解》即从排佛角度进行解释，或嫌附会，但表明他重视排佛的立场。他虽为柳宗元后裔，但因柳宗元没有排佛，便认为柳不及韩。王禹俘认为《论佛骨表》可救时弊，孙复则认为倘无韩愈排佛，天下人将沦为夷狄。他们进一步将排佛举动与儒家精神联系起来，颠覆了《旧唐书》对其“道不弘”的论断，树立韩愈的卫道形象。如石介《与裴员外书》云：“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
此外，韩愈的排佛也被联系起道统来观照。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将圣王之道代代相传，这个思路在北宋初得到高度重视。今人郭绍虞说：“宋初之文与道运动，可以看作韩愈的再生。一切论调主张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的复现。最明显的，即是‘统’的观念。因有这‘统’的观念，所以他们有了信仰，也有了奋斗的目标，产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进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绩。韩愈之成功在是，宋初人之参加文与道的运动者，其主因也完全在是。”
北宋最早提及道统的是柳开。他在《河东先生集》卷一《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明确把韩愈列为道统的最后继承者。其后孙复、石介的观点大体如前，略有发挥，如前者有时提及董仲舒，而后者有时未提及荀子。韩愈将道统论视为排斥异端的主要根据，视儒佛对立为华夷之争，属于“入于彼，必出于此”的势不两立。宋初人也接受强烈的排斥观念。如柳开批评老佛之徒至于中国则莫极，孙复则把排斥范围更加扩大。在其《孙明复小集》的《儒辱》里，认为举凡“空阔、诞谩、奇险、淫丽、谲怪之说”都是乱道异端，如果没有孟子、扬雄、韩愈三人，则“天下之人胥而为狄夷矣”。石介在其《徂徕石先生全集》卷十《中国论》里，则继承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手法，云：“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极重夷夏之防。总之，他们都强化道统的排斥性，态度较为极端。除了几位宋初的道学先驱之外，道统较少被提及。王禹俘兼蓄儒道两家，穆修反对道统的神秘色彩，范仲淹则重视文学表现，不苛求文必载道。
在为官方面，韩愈抱有“居其位则思死其官”的信念。在北宋这些事迹被描述得更具体。《太平御览》据韩愈驱鳄而称其“良刺史”，《册府元龟》将论宫市置于“正直”条目，将释放奴婢置于“仁惠”条目，将宣谕王庭凑置于“达命”条，并使用“服膺善道”、“中立不倚”、“耿介方直”等褒词。范仲淹《答窃议》云：“唐贤使于贼庭，不辱命者如韩愈。”石介《读韩文》云：“凌凌逐鳄文，潮民蒙其禧。”王禹偶为韩愈批评阳城不能极力上谏而受到的“妄讥”等作出辩解，他在《管丁谓书》中说：“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义也。今不仕则已，仕则举其职而已矣。”当时潮州已建韩愈池塘，当地官吏亦有模仿韩愈撰文驱鳄的事迹。可见韩愈为官尽职尽心的形象已经流行。
性格与立身行事方面是韩愈在宋前常受指摘的主因，直率、肆意等描述时时可见。在北宋前期由于逐渐建立了韩愈的儒者形象，对于其性格的解读也多形容为积极进取的一面。但在立身行事方面，则仍据儒者标准予以批评。如苏舜钦《答马永书》云：“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见用，独居畎亩，乐以终身，盖亦多矣。故韩退之谓颜子恶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虽乐不足称也。又观其《感二鸟赋》，悲激顿挫，有骚人之思，疑其年壮气锐，欲发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意即韩愈科举不售时作赋寄托，希望扬名，不甚符合大贤进退自如的涵养。
值得注意的是，对韩愈的相关批评较前代大为减少，且风气所移，把之前的负面叙述修正为颂扬。如《旧唐书》认为韩愈《讳辨》不合孔孟之旨。但《太平广记》将其描述为韩愈奖掖后进之举。如其卷202说，“韩愈引致后辈，为举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韩门弟子”，以衬托韩愈的爱才。又说：“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人，仆者谓日：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讳晋，不合应进士举。亦以轻薄时辈所排，遂成憾轲。文公惜其才，为着《讳辩录》明之，然竞不成事。”这就不像之前所述韩愈主观处事、违背时俗，而有意通过对李贺恃才傲物的描写来衬托韩愈虚心下士。《册府元龟》也有类似例子。《旧唐书》的《韩愈传》叙述韩愈因台参问题与御史丞李绅龃龉之事云：“(韩愈)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
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这就将责任归咎于两人性格。而《册府元龟》卷339云：“在朝李绅有宠，逢吉恶之，乃除为中丞。又欲出于外。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以绅褊直，必与愈争。及制出，绅果移牒往来。乃罢愈为兵部侍郎，李绅为江西观察使。”其提出相关争论是李逢吉有意设计的，并对李逢吉的狡狯和李绅的褊直进行说明，这就改变了之前记叙韩愈性格偏执的形象。宋代之前关于韩愈性格的批评北宋前期逐渐得以淡化，正是当时尊韩风气的反映。
(二)欧阳修及北宋后期对韩愈其人的评价
自宋初始，韩愈逐渐在道统与文统两方面受到赞誉，但随后对韩愈其人的评价也逐渐趋于理性，且对于韩愈诗歌的开拓意义逐步加以体认，这都在承前启后的欧阳修得以体现。
欧阳修初读韩文印象，乃是韩愈超然于功名利禄。欧阳修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明他初接触韩文时的心得：“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日：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沈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
韩愈任四门博士期间，曾强调士人不应追求功名。他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将蕲至于古人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又说：“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轼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这是不同于时俗、不追求功名利禄的特立独行。欧阳修亦看重视这点，因此有“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的感慨。苏轼《六一居士集序》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可见时人亦视欧阳修为继韩愈之后道学方面的领军人物。
然而随着欧阳修阅读的深入，欧阳修逐渐察觉其言行不符的情况，对韩愈不合儒家理念的行为表示批判，开宋儒注重言行之先河。醒目之处略举数端：其《诗解统序》说：“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是明圣人本意乎。”《与尹师鲁第一书》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书李翱集后》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这些都可以看到欧阳修不为贤者讳的态度，而后世理学诛心之论也在此可见发端。
在欧阳修之后的北宋后期，韩愈的儒家形象及排佛事迹乃至为人处世等受到质疑和批评。当时文人察觉韩愈儒家学说不够精纯，在考论一些儒家典籍上也有所疏忽。比如反对排佛的代表人物契嵩著有《非韩》三十篇，虽不乏吹毛求疵之处，但因宋神宗肯定其儒释一贯的说法，其论有一定的影响。他指责韩愈性三品的观点不妥，主要是论情而不是沦性，因性没有上下善恶之分，故论语云“性相近”。后人在这一点上的议论也多与其类似。而王安石则对韩愈的学说、著作、行事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可谓是“非韩”的代表人物。当时士人们质疑韩愈的儒者身份，乃至重列道统，将韩愈逐出道统谱系，而凸显其文士身份。
另外，当时亦有观点认为韩愈亲佛，使韩愈坚定反佛的形象被淡化，三教融合的潮流使得韩愈排佛的立论显得突兀而偏激，士人不满其简单粗暴的排佛方法，而且当时对排佛探讨逐渐限于学术范围内，失去了现实层次的意义。如欧阳修推崇、坚持韩愈的排佛立场，可在校勘韩集的过程中认为《与大颠师书》是韩愈亲笔。但苏轼对此看法有不同意见。而司马光则从实证出发，根据韩愈诗文喜好遍征典故，可知韩愈于书无所不观，自然也包括佛书。此外韩愈的立身行事亦被指摘。总体而言，宋代士人重视“立德”甚于“立功”，他们在仔细考察其事迹及文章的过程中，发觉了韩愈一些言行不符、不堪穷困的作为，这些均被视为不合圣贤之教，至少是涵养不足的体现，并对南宋接受韩愈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二、对韩愈其文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文的接受
晚唐五代的柔弱文风，入宋之后仍然维持。宋初尊崇韩愈的文士以韩文作为批判浮艳文风的典范，重新塑造韩愈的文学形象，使得韩文逐渐取得尊崇地位。如王禹偶《赠朱严》云：“韩柳文章李杜诗”；《答张扶书》云：“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苏舜钦《李翱集序》云：“唐之文章称韩柳”；柳开《答梁拾遗改名书》云：“文之最者日：元、韩、柳、陆”。但由于掌握韩文资料的不足及尊韩的明确目的性，他们对韩文的理解接受不够全面。
韩文的儒道色彩虽为北宋前期文士所共识，但在具体领会时各有千秋。如从儒家教化角度的体认，对文风特色的模仿，或发掘新的文体等。
关于韩文的载道问题，从唐代韩门弟子始就强调其仁义教化的色彩，到宋初亦如是。柳开《昌黎集后序》云：“先生于时做文章，讽咏规戒，答论问说，纯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言之过于孟子与扬子云远矣。先生之于为文，有善者而成之，有恶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无勃然而生于乱者也。”他指出韩文惩恶劝善的功能，并抬高到超越孟子的地位。孙复《答张洞书》云：“至于始终仁义，不叛不离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而已。”石介《上赵先生书》云：韩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他因此进一步推举韩文：“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争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穆修、姚铉也都有类似表述，皆重道轻文，认为与此相背的就是不得其正的浮华之词。
由此他们笔下形容的以韩愈为文坛中心的文学形象就有所偏颇。如石介云：“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乐天辈数十子而已。”他把元白看成韩氏的追随者，显然出于主观意愿，反映出时人对韩愈道德文章的推举之情。后来吕南公在《书卢全集后》也有类似说法：“唐三百年文儒为盛，然莫盛于元和以来。韩退之其名教宗主欤!而恳恳推道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观、张籍、孟郊、侯喜、欧阳詹、卢仝辈，逊服卑卑，如不足者。退之岂真宜坐其下哉?斯以见韩之大贤也。数君皆能自致于有闻，然各有终身之蔽。又当时于韩各有轻悦处，不闻韩以为间，益见韩之贤也。”这些都颠覆了《旧唐书》“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的记载。
关于韩文的特色，则有体认上的差异。韩文一般以诘屈聱牙闻名。遣词造句及题材富于新奇变化，兼具气魄雄壮之格，因此在宋初人眼中颇能作为矫正柔弱浮华文气的有力工具。比如石介在太学时，力诋时文，有意作气，直接影响到后来风靡一时的太学体的发展，甚至出现片面追求怪奇的倾向。此外，张扶、宋祁等人从文章技法上来接受韩文，虽未从道学层面予以阐发，但同样不免故意标大成”的地位确定下来，并与杜甫比肩，被称为“杜诗韩文”。欧阳修、秦观、晁补之等人对于韩文均有仿作，如秦观《五百罗汉图记》及晁补之《捕鱼图》都是效法韩愈的《画记》笔法，而沈括、唐庚等
人留意韩愈的句法和字法。苏轼、秦观、陈师道等人都有关于韩愈文章集大成的论述。
此外对于韩愈的文学主张和创作观念，当时人则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及补充。比如欧阳修继承“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而提出“穷而后工”，“去陈言”被理解为“古中求新”、“点铁成‘金”的工夫等。此外，当时人并不欣赏艰涩怪奇的文风，强调理得词顺，有效纠正之前的偏颇发展。可以说在北宋后期，韩文的内涵意义最大限度地被发掘出来。
三、对韩愈其诗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诗的接受
宋初在晚唐诗风笼罩之下，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各领一时，而韩诗影响有限。
柳开作为在宋代最早提倡韩愈道统的人，在诗歌方面也刻意模仿韩诗。其《河东集》仅存五首诗，《全宋诗》另从他书辑得三首，其中四首律绝流于一般，而四首古诗都可见韩愈风格。如《赠梦英诗》有句云：“舍羊犬猪用彪虎，气包茫昧廓区宇。别发披缁心有取，蜕免羁局脱潜去。”明显是学韩愈险怪奇崛一路。按李肇《唐国史补》云：“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可见柳开诗学樊宗师，艰涩难懂。
同时的穆修、尹洙、石介等人对于韩诗也有类似的接受。穆修存诗约五十多首，其中律绝为多，风格平淡。但其几首五言排律多为长篇，颇可窥见韩诗之风。其《秋浦会遇》长达1200字，截取一段如：“龊龊幽遐地，栖栖会遇人。穷愁艰理胜，羁旅易情亲。岂意当漂谪，兹谐卜并邻。温温窥表粹，晏晏奉嬉。直道谈端辟，横流语下堙。绮文何斐，瑰行亦磷玢。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饮醇。”其间可见所抒发的感遇古拙凝重，与同时诗风大不相类。尹洙古文成就较高，但其诗歌质朴无文。引其《帝籍》如下，以见一斑：“帝籍于郊，典仪具陈。务农以训，供祀以勤。祀在于诚，匪勤于人。训农以实，匪训以文。帝谨二物，乃躬乃亲。公侯卿士，暨厥庶民。”石介诗存不足150首，不出同时诸人学韩范围。如其五古《读韩文》：“眇焉五帝上，尝观二典辞。焕乎三王间，尝观二雅诗。道德既淳厚，声光何葳蕤。烈烈日精散，闳闳雷声施。施焉如飞龙，潜焉如蟠螭。”纵横使气，颇为慷慨，仿佛韩诗面目。他还仿做《庆历圣德诗》，后人评价不高，如翁方纲云：“其末段音节颇欠调叶，未可以变化借口。”翁方纲进一步评价道：“柳、种、穆、尹，学在师古，又不以诗擅长矣。”可见他过于注重道统儒学而忽略诗歌规律，并不利于诗艺正常发展，但在当时为反对浮靡诗风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此外，王禹俘七律《赠朱严》云：“未得科名鬓已衰，年年憔悴在京师。妻装秋卷停灯坐，儿趁朝餐乞米炊。尚对交朋赊酒饮，遍看卿相借驴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崇韩之情显而易见。他的诗文以简朴易晓为号，但其诗歌呈现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则是与学韩有关的。因此无论诗或文，王禹俘都是平易学韩的首倡者。
但这些诗人总体上还未足以扭转时风乃至建立新的标准，这项工作就要留待后人诸如欧阳修等来完成了。
(二)欧阳修及北宋后期对韩诗的接受
随着北宋立国以来对于韩愈及其文章的肯定，进入北宋后期，韩诗也开始大放异彩。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云：“昌黎诗不似唐，却高于唐。永叔论诗，不专美子美而尊昌黎，良亦有见。陈后山谓韩以文为诗，故不工。不知韩，并不知诗也。然则韩之起八代，宁特以其文哉?”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诸位大家涵泳出新，各出机杼，使得韩诗接受呈现出最热烈的情形。北宋末开始笼罩诗坛的江西诗派，虽未明确拈出韩愈为标榜，但创作手法中的以文为诗、锻炼字句、涵咏才学等特点，亦与韩愈颇有干系。通过接受和阐扬韩诗而影响有宋一代诗风的关键人物是欧阳修。
欧阳修自幼心慕韩氏，倾力学韩，对于韩愈诗文早就了若指掌。其诗征引韩愈所在多有，如《读书》：“信哉蠹书鱼，韩子语非讪”；《答苏子美离京见寄》：“退之序百物，其呜由不平。”由此可见欧阳修钻研韩愈的全面深广，并且在下笔时自然而然地进行引用。
梅尧臣说韩诗“寂寥二百年，至宝埋无光”，可知韩诗自来曲高和寡。欧阳修推崇韩愈健笔来革除浮浇风气，发挥“以文为诗”的特色，开启了宋诗的新风貌。钱钟书《宋诗选注》云：“欧阳修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定了基础。”就欧阳修接受并发展韩愈的“以文为诗”而言，尤具开创意义。
欧阳修接受韩愈的时代背景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古思潮的勃兴与道统观念的渐趋强化，北宋诗新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借鉴韩氏，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由于欧阳修领导诗坛和后来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推波助澜，“以文为诗”成为北宋诗坛普遍的创作倾向。随着以欧阳修为核心的众多文人的尊韩、学韩，宋代文学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欧阳修乃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树立风格包括扬与弃两个方面，欧阳修除心仪韩愈变革的雄健笔力，也纠其偏好奇险的缺失。他继承发展韩愈的“以文为诗”，使宋诗趋向散文化、议论化，同时也斟酌学韩利弊，提倡以平易纠正过于奇险之弊。而平淡隽永正是宋诗风格的指归。欧阳修在《与曾子固书》里明确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同样，欧阳修的文风与韩文不同，最早指出两家文风有别的是苏洵。他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从欧阳修、王安石到苏轼、黄庭坚，宋诗诸大家在传承中加以创变，宋诗的基本面貌亦在此过程中确立。
总之，北宋初期诗坛沉浸在晚唐五代余波里，举凡白体、晚唐体、西昆体都还描摹唐音余调，局面渐窄，直到庆历年间欧阳修、梅尧臣发起诗新后才改观。他们以扫除卑弱浮糜的诗风为己任，以韩愈相标尚，在创作及理论方面都开辟了畅健风格。他们对韩诗的诠释在于具体描述以文为诗的表现力、雄豪恣肆的风格及用韵的成就，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卓有成效地运用。此后韩诗与韩愈的道学及古文一起对宋人产生巨大影响。在庆历年间以降，涌现一批学韩的诗人诸如王安石、王令、李觐、吕南公等。欧阳修等人虽也继承中晚唐诗歌，但积极求变，自然上溯到极富变革精神的韩愈。这使得北宋仁宗一朝对韩愈的发扬达到高潮。他在身边吸引大批文士如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等，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而言，北宋时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2页。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9页。
[3]李勇先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4][6][7][17][19][2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536、11、29、1189、77、228页。
[5]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62页。
[8][18]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页。
[9]吕南公：《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4页。
[10]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91页。
[11]苏洵：《嘉佑集笺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1页。
[12]裴度：《寄李翱书》，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1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页。
[14]范缜：《东斋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页。
[15]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7页。
[16]翁方纲：《石洲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17]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76页。
[20]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7页。
The Acceptance of Han Yu in the North SOilg Dynasty
“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这是韩文中第一种“大丈夫”。这种“大丈夫”为当局者。重权在握，飞扬跋扈，凭个人喜怒论赏行罚，实指唐代中叶割据一方的藩镇和中枢权臣。这些人出则“武夫前呵，从者塞途”，入则清客满堂，谀词盈耳，内则姬妾成群，荒淫腐化。这种人名为“大丈夫”，其实是残贼国家的权臣。这些仕途上成功的“大丈夫”，“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并非有过人的才智，之所以飞黄腾达，是因为命运的关照、皇帝的赏识。李愿说到这种人时是愤愤不平而语带嘲讽的，韩愈对这种人的态度也是基本否定的。虽然做官的“好处”不可胜计，但其人生价值在传统儒者看来是负面的。这一点，殆无疑义。
“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这是韩文中第二种“大丈夫”。这类“大丈夫”的生活状态如何？“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这种人指与世无争、超然物外的山林隐逸之士。不受官职束缚，不遭刑罚惩处，不问天下治乱。两种“大丈夫”，呈现的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第二种“大丈夫”的作为也是李愿特立独行个的形象写真。“我则行之”，说明李愿认为这样的隐士亦为“大丈夫”，而且是“大丈夫”中的佼佼者。
问题在于，对李愿肯定的第二种“大丈夫”，韩愈的态度又如何？《教学参考书》认为：“他们远离名利，无拘无束，安闲自在，不求有乐于身，只求无毁于其后——作者的态度是充分肯定。”（121页）笔者读过一些鉴赏文字，似乎皆将李愿的看法等同于韩愈的看法。这一观点值得探讨。
对第一种“大丈夫”，李愿的态度是“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李愿相信富贵权势命中注定非我所有，说明此人不是一个忘情于富贵权势的人，只是“不遇于时”而已。这种人是隐士，他们与富贵利达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李愿之归盘谷乃出于现实环境的逼迫。如果反问一句，李愿这类隐士倘若“遇于时”又如何？毫无疑问，会进入第一种人的行列。故李愿对第一种“大丈夫”既有揭露和鞭笞，也有羡慕和欣赏，只是“不可幸而致”，即因命运不佳，“不遇于时”，未能跻身其中罢了。
韩愈此文的特点是借李愿之言以成文，作者的态度虽隐而不露，但并非无迹可寻。在大量引述李愿之言后，韩愈作了相当巧妙的评论：“闻其言而壮之。”“壮之”二字，是“表达对李愿言行的赞美之情”（《教学参考书》125页）吗？归盘谷，做隐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不是上战场，赴国难，命运莫测，生死莫测：原本是不必“壮之”的。韩愈张大其辞，称誉过度，那就显得用意深曲了。韩愈戏称“壮之”，正是针对李愿的自鸣得意大言不惭，是一种委婉的批评，用的是含蓄的方式。韩愈这位朋友李愿很是自负。赠人之序，自然不宜对李愿的人生选择说三道四求全责备，于是便在有意无意间轻轻带上一笔，委婉讽刺一下，而李愿却浑意不觉。这种手法，与韩愈另一名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如出一辙。
“大丈夫”见于《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为“大丈夫”所下的定义深入人心众所周知。称第一类人为“大丈夫”固然是一种讽刺，称第二类人为“大丈夫”也完全不符合孟子的标准。第二种人远离名利场，“无官一身轻”，生活无拘无束安闲自在，不为升沉荣辱而烦恼。这种人的行为不符合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又如何能称“大丈夫”？
关于“大丈夫”，实有两种标准。一是李愿的标准，一是韩愈的标准。李愿的标准是，富贵权势者和山林隐逸者皆可称“大丈夫”。其区别，一在为人之恶和不恶，一在运命之“遇”和“不遇”。——不能称作“大丈夫”的，是那些“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不择手段的干谒者，因为这种人不能自行其是，为所欲为。韩愈的标准是，“大丈夫”之称，与运命之“遇”和“不遇”无关，恶者固然不可称“大丈夫”，善者也不一定是“大丈夫”。从表面看，山林隐逸者与富贵权势者似乎是判然不同的两种人，但用孟子的标准一衡量，这种人无论如何是够不上“大丈夫”这一标准的。在这一点上，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富贵权势者和山林隐逸者的不同，而忽略了李愿将其统称作“大丈夫”这一事实。
李愿之行事、人品应该说是高尚的。但是，用孟子关于“大丈夫”的标准一衡量，无疑离孟子所言“大丈夫”相去实远。“登高”以示胸怀，“冥坐”以标自省，“濯清泉”以显洁身，李愿这类隐士，贫贱生活与之无缘。这类人既然对“富贵”和“威武”歆羡唯恐不及，那么，一旦有“富贵”和“威武”的可能，就难免会淫于“富贵”而屈于“威武”。不用说，在韩愈眼中，这种人完全达不到孟子所言“大丈夫”的标准。
韩愈一贯的思想，是主张积极入世而不主张消极避世。该文贞元十七年（8001）作于洛阳。其时韩愈三十四岁，正在等待朝廷调选任职。从十九岁入京师长安求职始，韩愈一直汲汲于功名，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此后，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功名的追求。韩愈一贯以孔孟思想的传承者自命，不甘穷厄，抗争运命，始终执着于奋发有为，为国效力，充满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该文最后说：“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既然韩愈一生从未有过归隐的行为，这样的场面话、客套话就完全当不得真。对李愿这样妄称“大丈夫”的隐逸者，韩愈怎么可能“充分肯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