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2 15:04:28
马克思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为适应挣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压迫而不断斗争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任务是揭示生产规律，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原因是：经济规律是人们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律的经验性总结，而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不仅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还要受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立场的限制。基于此，马克思毫不隐瞒自己的价值立场，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二、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点
(一)关于承认与不承认
价值立场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是排斥价值立场的，他们一直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他们热忱于对科学性的无限追求，为此把大量运用数学当做促进经济学科学化的一个有力手段，从而导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数理建模化”、“计量实证化”等具体手段使经济学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从而过滤掉其隐含的价值立场，这反过来也说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与科学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摆脱资本对人的束缚，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实质是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能够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研究，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
(二)二者究竟是“物学”还是“人学”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不是幸福之学而仅仅是处理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是理财之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人被当成了资本的工具，成为一种经济要素，承担着资本增值的载体的功能，人被物所绑架，劳动者反而成为机器、资本的附属物。因此，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物本经济学，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社会，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本身成了目的，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却退居其次，致使西方经济学主次颠倒，充满了拜物教气息。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唯一的，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因此，与西方经济学撇开人的发展问题而只专注于如何借助于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物质财富增长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终极性价值判断出发，借助于历史维度的宏观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劳动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性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层面上比西方经济学站得更高，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真正的“人学”。
(三)他们究竟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从而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地绑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体现了其学说强烈的价值判断性，不难看出，西方经济学正是以所谓的“价值中立”来掩盖其所包含的深刻的维护资产阶级的价值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无产阶级对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总结，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斗争而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在其创立之初就鲜明地、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三、总结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资本理论;市场经济
一、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
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斯密、李嘉图等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自然,作为社会关系代表的“资本”,也就成为马克思揭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与矛盾最基本的分析工具。
1.预付货币资本的内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问题的研究始终遵循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线索,而从资本理论的核心也就是要通过资本范畴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研究的“资本”总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资本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在《资本论》中,资本范畴一般都界定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是马克思对资本特征的简化抽象。事实上,这种抽象的资本规定正是来自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的预付货币资本内涵。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讨论商品和货币开始,进而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此说明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获取收益(货币增殖)能力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生来具有的自然形态,但其价值形式只有通过迂回道路、在和别种商品的交换中才能获得,即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货币一旦形成,商品的交换过程就体现为商品流通公式“W—G—W”,即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但是,当出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当资本家用一笔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目的是要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这使得商品交换公式转化为“G—W—G′”的流通公式。这样,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转化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所以,只有当资本家能够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时,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这个增加的货币、即G与G′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为资本家提供“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同时,也正是因为货币增殖的出现(G′>G),使得这个形态中的货币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成为资本形态的货币,即货币资本。这样,货币的增殖,即利润的获得就成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持续运转的动力。当然,也正是在这种由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过程中,马克思引出了他继承于古典传统并赋之于货币内涵的预付资本概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预付资本——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值形式上,是由一定的货币额构成的——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2]
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预付,而且这种“预付的资本”不是生产资料和工人的消费品,而是一笔货币,同时资本家所要获得的利润也是一笔货币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资本家在不断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持续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形式时,资本就不再是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而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它恰恰表现为对货币工资的预付。所以,当资本家最初使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时,也是对生产资本品的劳动和以前劳动的工资所进行的预付,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即这种生产要素市场的交换并不是按照劳动的价值、而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其价值小于劳动时间。当然,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生产目的决定的,而不是使用价值。而且,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本身也要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进行预付。由此,这个预付资本不仅要在价值上得到补偿,还要得到利润,至少要得到与自己的量成比例的一份利润。因而,这里的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使得每个独立资本都要求按照它在社会资本中所占的份额来分享这份权力,而权利背后所代表的正是社会关系。就像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指出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剩余价值、价值的增殖)可能源于生产领域之外,那时它实质上代表了价值的转移(即所谓原始资本积累);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已经渗透到了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并起着主导作用,雇佣劳动随时随刻都在生产着剩余价值,它代表的就是货币价值的不断增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关系。”[3]
实际上,当采用预付货币资本概念的时候,价值和分配也就是由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而与后来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基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无关。同时,现实中的资源配置也不只是由技术关系决定,而是取决于资本家的利润和利润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批评古典学者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劳动生产率的做法,表明了价值只是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独立确定了一个表明总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利润率,它来自于资本家按照预付的资本价值在各个部门获取的统一的利润率,同时也决定着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各行业间的资源配置关系。而且,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正是在于预付货币资本的性质、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而这里的资本又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这样,如果假设存在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统一利润率,那么这个利润率也就是一种货币利息率、即总量上货币增殖的比率,而不会是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实物生产要素上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这正是预付货币资本内涵的必然要求。
2.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资本本质
预付资本概念的存在,使得资本范畴与剩余劳动创造的利润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资本与利润的关系也就突出了拥有生产方式所有权、进而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与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雇佣工人之间的特殊交换关系,它与基于生产函数技术关系的新古典学派通过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资本要素与作为要素贡献的利息之间的报酬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显然,这也正是马克思剖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范畴所具有的特殊本质,即资本概念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是由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人们在其中生存、并从事着再生产。如果具体到特定社会关系下的再生产、比如资本主义再生产,它就不仅需要人的再生产和人们赖以生存的物的再生产,而且需要围绕着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特别是资本家与劳动工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实际上,任何特定的社会物体、诸如一件工具,都能进入许多不同组合的社会关系中。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在资本家的工厂里,不仅纺织机,而且连货币、棉纱、甚至劳动力,都成为所有者的资本的特殊化身,从各个方面为他服务。显然,这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工厂里的资本并不是物,而是一定组合的社会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的经典定义:“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4]
在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资本所体现的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之间的对立关系,是占统治地位和具有决定性的资本主义关系,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5]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明确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将集中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阶段。就像英国学者霍奇森所说,“《资本论》并不是离开社会关系和历史的阶段去研究抽象的‘经济’,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固有的社会关系。”[6]这样,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基本框架,马克思从资本运作的表面现象深入到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精辟地揭示了资本增殖的秘密,即“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进而,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流通过程和再生产总过程的剖析,马克思也揭示了资本家总体是如何分配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第一次明确指出了资本是以物为媒介的经济关系。
不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产业革命背景下层层推进的社会化大生产角度,资本都是一个历史范畴。尽管古典学者对资本概念也有所发展,但他们最终还是不能超越商品拜物教式的实体性理解。就像马克思批评的,“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7]相反,马克思总是历史地、具体地和现实地分析经济范畴,从而把资本理解为具体到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它既是代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关系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代表人类社会进步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先进组织形式。“自从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8]“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其实,早在《资本论》出版之前,马克思在对古典理论有关资本问题的研究中,就已感觉到了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本质。他认为,古典学派把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和利润视为资本产物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把资本神秘化了。通过研究,马克思认为资本在本质上正是一种社会关系。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里,他明确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有作为剥削活劳动的手段使价值增值的才成为资本。这不仅指出了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指出了资本是怎样一种社会关系——即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同时,他还说明了资本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之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0]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从分析货币的颠倒本质入手过渡到作为资本的货币。他认为,并非每一笔货币都是资本,只有在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货币才变成资本;而货币转化为资本有一个特定的过程,这又是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到了1867年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进一步系统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是获取剩余价值;并在《资本论》第2卷中通过对资本循环和周转及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的特征是在不断地连续运动中为其所有者带来剩余价值。这样,商品生产也就意味着是一种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但真正表明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交换。
3.资本主义积累与竞争的资本性质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三卷的描述,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也就是马克思所表述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利润,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特征也就在于这个不断追逐利润的生产目的。就像罗宾逊夫人所说,“每个资本家如果不愿让他的对手压倒并终于被消灭的话,他就必须不断扩大他的财产权利。因此,这个制度的唯一目的就是积累,这就是它的动力。”[11]那么,如何实现这种长期资本主义积累呢?马克思把它归之于资本主义竞争。他认为,资本家只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这一点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可以支配劳动,更多资本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可以支配更多劳动或资源而取得优势。如果说简单交换经济中的货币是方便交易的媒介,那么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就成为一个价值符号、一种财富累积的象征,它直接联系到生产动机与决策。这样,假定存在着资本家的积累,当资本家雇用劳动工人为其提供服务时,不仅需要劳动者消费掉一部分剩余产品,而且还要为资本家挣取一笔利润;否则,利润实现不了,也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难以维系。显然,这里的关键是马克思强调的资本家阶级之间以追逐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竞争。
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时,可以采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一个抽象假设,即资本家不消费而把全部利润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当然,如果资本家不消费,全部产品将由工人消费,资本家得到的是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而且,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用于消费,只是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用于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就像美国学者斯威齐所说,“取得成功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在于通过积累;拒不参加这种竞争的人,则有破产的危险。”[12]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资本积累的事实也就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永远不被消费的积累的资本。换句话说,现实中人们使用的资本并不是简单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货币资本,它表明资本家投资生产的目的始终是要用预付资本得到增殖利润,并不断地、无休止地进行资本积累。剩余价值与利润一方面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积累的来源;它最终会形成在整个经济的各个厂商、各个行业之间都达到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状态,从而保证所有可赢利的投资机会都会实现。这样,资源配置也就成为竞争的一个功能,只不过其中的配置须要考虑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社会阶级,而不是在某个时点和一般人之间的配置。在马克思剖析的资本主义社会,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可以说都是依靠资本积累推动的,从而利润率的变动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动,都不过是资本积累动态的反映。
那么,这种表明资本积累长期性质的资本主义竞争关系将如何表述呢?按照马克思的剖析,现实中的利润来源离不开资本主义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理论抽象掉利益对立关系的“完全竞争”,而是古典传统基于人们的利益冲突而表述的现实关系的残酷竞争。在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必须服从于预付资本的要求,作为一种支配劳动的手段来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当然,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才有“历史的价值”,即“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13]
二、马克思资本理论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借鉴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范畴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市场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现阶段,正确借鉴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理论的研究,并用于指导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与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仍然是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资本范畴的过程中,必须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它。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根除了资本所代表的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确立了平等劳动下的价值创造与分配关系,但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劳动的过程中仍将存在着资本运动,存在着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资本对劳动的组织形式,这也正是与现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一种表现。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客观上也必然存在着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其中,公有资本又分为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而非公有资本又分为个体资本、私营资本、外资资本等。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的资本形式,是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对这些不同资本类型进行深入研究,也是我们对马克思资本理论在实践中的丰富与发展。
第二,必然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应当从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因而,当前资本问题的探讨也必须依据特定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得劳动者在创造的总价值中提供给社会的剩余劳动价值,最终仍然属于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这样,社会主义资本就已消除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而代之以不同劳动者之间互利互助、协作劳动的经济关系,它是全体劳动者通过联合劳动创造价值剩余、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手段。当然,要使这一经济关系在资本运作机制中得以确立,就需要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和规则的保证,这本身又要以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为依据。如商品二重性中包含的劳动二重性,商品所有权的排他性质,经济主体相互独体的个体关系,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法权关系,市场竞争导致的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异等现象,在当前都是存在的,如果把所有这些商品经济的一般性质看作纯粹劳动过程自然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包含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内的资本一般范畴,看作是生产关系之外的经济范畴;这正是因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经济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国内许多学者都作了相关表述,除了其中商品经济的共同特征外,首要性质就是资本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价值运动过程。也就是说,资本之所以在运动中实现价值的自我增殖,总是与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以及这种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相关联。显然,在这一运动过程的背后,生产的物质资料所有者的权利与利益,与生产的人身条件的所有者的权利与利益之间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对立、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外在强制关系都是存在的。这正是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资本范畴社会关系本质的讨论在今天的应用,而且还将继续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有资本关系。
第三,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特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资本始终是体现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这一对立阶级关系的经典定义,因而是历史的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社会属性已有了根本变化,比如其中的资本经营活动并不体现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属于一般和自然的资本定义。不过,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概念本身却是无法回避的,因而仍然可能会引出谁取得了价值剩余的问题。例如马克思曾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是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14]联系到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必须要考虑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实行结合的特殊方式。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天生无法与公有制相结合,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所做的,正是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并借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进部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可否认,我国现阶段确实有一些私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存在剥削行为,但总体上说并不是所有私人资本都具有这种特征。
总之,资本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效运行需要经济关系的相应调整与变革,这既是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理论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如果把资本概念置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中,自然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剖析的资本范畴所具有的增殖性、社会性、价值性、竞争性和权力性等重要特征,这正是市场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劳动者成为“自己的资本家”,自然经济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因而,如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所有者自身的要求出发,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利用资本机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因此,科学地借鉴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正是当前指导和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7][13][1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98、649、44.
[2]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5.
[3]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406.
[4][5]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0、995.
[6]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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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363.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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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52.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P20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P31，P31-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页.
摘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交换理论的研究、关于产品实现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理论的研究,指出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核心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
2.杨春峰.《资本论》选编[M].人民出版社,1997
3.丁桂兰.中国企业营销管理创新研究[M].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整体性；政治经济学；繁荣与振兴
中图分类号：F09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52-05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迄今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思想界和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近些年来，相比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繁荣，政治经济学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去经济学化”，即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专业志向及研究成果等方面呈现出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本文在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现状的基础上，揭示了“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利影响，强调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促进研究进程的深入和研究成果的推广，重振政治经济学将是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现状和表现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日渐浓厚的哲学色彩，研究成果更加靠近哲学学科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哲学家就一直处于多数席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创始人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都是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变，当时除了萨特放弃了学术生涯成为一名作家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有的幸存者……都成为专业的哲学家”。20世纪50-60年代，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高等院校之后，相关学者的学科背景也大多是哲学。如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德拉·沃尔佩，曾经以专业哲学家的身份发起了一场范围较广的哲学论战。由梅洛·庞蒂（1955）、佩里·安德森（1976）和马丁·杰伊（1984）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罗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中，专业哲学家无一例外地占据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国内学者通常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哲学、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很少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也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确实较少涉足经济学领域”，甚至“特别轻视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由于多数研究者的专业哲学家身份，必然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语言特点以及叙述方式等方面不断靠近哲学学科。翻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极易让人产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哲学流派或哲学思潮相等同的错觉。
第二，除了哲学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艺术、社会学甚至历史学等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政治经济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从4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又逐步转向文化批判领域。二战后，文化研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文化作为研究的中心议题，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忽视经济学和政治学。除了文化领域的繁荣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显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陆续落入低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得到了保留。在这一阶段的美国，生态环境、性别种族、社会阶级、全球化以及新帝国主义等社会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关注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如保罗·巴兰、安德烈·弗兰克、卡多索等人，主要以社会学为导向研究不发达问题。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关于“经济世界”的概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而《马克思主义与整体性》一书的作者马丁·杰伊，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概念，试图从整体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提供一个“历史平衡表”。他同时还强调指出，由于历史学家的思考是“非完成的、不确定的和解释性的”，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正在行进的过程”，仍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动之中。美国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了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对“阶级斗争和现代性的兴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史学研究。”作为一位非常活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布伦纳的著述颇丰，其中很多观点和主张都引起学术界的热议。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去经济学化”现象值得警惕。安德森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化倾向表示困惑，认为它“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的轨道。”。如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仍在持续，而且相比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进展，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严重滞后。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去经济学化”，认真反思个中原因，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分析
第一，20世纪西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次失败以及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是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冷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以脱离社会现实、忽视政治经济学、注重哲学等学科为突出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受到挫败后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逐渐巩固的同时，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却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惨败。一些人的失望情绪剧增，“很少有人再相信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将领导全球革命”，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放弃了改造世界的努力，转而试图去解释世界。他们“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开始退回到书斋，变成了“彬彬有礼的乡绅”和“幻想破灭、失去了政治权威、墨守成规的学究”，而且颠倒了马克思由哲学转到政治学再到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大都消失了，代之以哲学、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超出了它过去的中间水平，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高度，而且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采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
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也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纳粹势力的增强，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逃避现实问题而不得不转向纯学术的探讨。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基地，法兰克福研究所出于躲避纳粹的考虑曾出走美国。为了避免遭到政治上的报复和获得更多经济上的捐助，该研究所开始研究哲学、美学和艺术等非社会现实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期，当法兰克福研究所重新返回德国后，由于其重要成员纷纷被许以高薪或委以高位，他们的理论研究就更加失去现实批判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人以脱离现实政治活动的纯粹理论的印象，法兰克福学派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它的成员形成了一个国际性派别，他们享有终身教授职位，报酬优厚，不受市场的荼毒，受到学术机构的尊敬，但却对无产阶级日益蔑视——忘记了自己本来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事业的。”意大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迫流亡海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趋于沉寂。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马克思主义被当作异类成为打击迫害的对象，与马克思有关的课程被清除出课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被送入牢房，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有好感或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纷纷被解除教职，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再一次受到了强烈压制。
第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以及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教训，是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少创新的重要因素
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伊始，赋予自身的一个特殊历史使命就是对后者进行清算。他们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禁止对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或者持有不同意见，“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变革的任何渠道”，是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所谓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研究，却以冷落政治经济学为代价。加拿大学者阿兰·弗里曼在某种程度上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原因，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领域的异端，而对格罗斯曼和罗斯多尔斯基等人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学理论视而不见，主要原因在于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机械论马克思主义的不满。
20世纪50-60年代，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西方国家迎来了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一些痼疾不断显现，经济上的重大失误、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后果也被世人诟病，“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或者被错建）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也恢复了活力，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下降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东欧剧变，西方世界再一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有的西方学者直接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灭亡，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因为“根据苏联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原创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来评判，苏联实验应该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大规模失败。”有学者认为不仅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而且包括柬埔寨和北朝鲜等国在内的一些“实现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国家，也无一例外地都造成了“不可宽恕的后果”，因此，“以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恐怖罪行不胜枚举，这足以让任何试图在21世纪追求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人止步不前。”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处于低潮，政治经济学研究自然无法实现突破与创新。
第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以追求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有效性为导向，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化趋向明显，理论研究的短期行为限制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去经济学化”，并非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将经济学研究拒之门外，或者该领域的研究彻底中断。事实上，二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一些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巴兰为代表的“垄断停滞论”、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和以阿明为代表的“不平等交换论”等学说，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当前世界贫富分化的格局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再如，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都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积累作为研究重心，并且以制度为背景分析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变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多样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他们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还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上述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共性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即他们都以现实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提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为研究的宗旨和目标。笔者认为，与社会现实高度契合的理论研究值得提倡，但是一味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单纯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必将导致两种可能：一方面，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把是否有用作为取舍的标准，研究活动渐趋功利，研究成果也将由于缺少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而无法产生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短期看与现实关联度有所欠缺的、重大的基础性经济理论受到冷落，甚至被以过时、无用等为借口彻底放弃。其最终的结果是：因为经济学基础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实用性、有效性为原则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由于缺乏深度的理论支撑，研究进程将无法深入，研究的成果和结论也将流于肤浅。最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就是一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危机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现有的成果表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只是局限于经济危机的现象层面，研究的目标直指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和治理措施等当下难题，缺少从更深层次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产生和传导机制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尚不能与马克思的原创性贡献相提并论。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负面效应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受到破坏，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受到制约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国外有些学者从代表更多人立场的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国内学者大多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等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宗旨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性，谋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笔者依据国内学者关于整体性内涵的第一种理解，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整体性的观点出发，认为既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学说共同构成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这些组成部分理应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彼此均衡、共同繁荣的平等关系共存于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如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来发展和建设，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背道而驰。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局限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而表现出来的“去经济学化”倾向，一方面，导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枯燥的文字、晦涩的语言、似是而非的表述、模棱两可的观点见长，已经沦落为一种自说自话、自我封闭、自娱自乐的小众游戏，“西方理论家中的论争充满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面向普通人，而是面向其他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小圈子”。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实现普及和让更多的人了解，面临着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宿命；另一方面，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缺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们“对于现代社会，只能用落后于时代的阶级斗争法来阐述”，而这又加剧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解甚至反感情绪，从而为反对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论”、“错误论”、“放弃论”等主张提供口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内部的这种自我瓦解行为，不仅导致理论自身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更进一步限制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生断裂。不同观点和学说的沟通与交流日益困难，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向更广范围的传播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改造马克思的一些名词术语和基本原理，而完全忽略或损害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试图用“经济剩余”的概念代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罗默，对马克思的剥削范畴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剥削被泛化为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的不平等状态，马克思着重强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这一本质特征不复存在。根据罗默的术语改造，剥削现象也将出现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遭受致命打击。在改造《资本论》一些基本概念术语的基础上，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理论学说，如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用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体系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用消费不足或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从而放弃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结论。
西方学者改造《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及基本原理的尝试，实质上陷入了文字游戏的怪圈。经过这些学者的改造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演变成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名词术语，或者若干空洞无物极富辩护性的理论口号，完全没有顾及这些概念和原理的内在逻辑关联，经济学研究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再加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动态分析与均衡分析等多元方法论的对立与冲突，影响了不同观点的沟通和交流。这一切直接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今都无法建立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密、体系完整、观点明确、结论一致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体系性特征恰恰是经济学持久魅力的重要源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研究现状，既无法超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又不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占得应有的席位，并获得更广泛的推广。
1.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及其演变
2.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嬗变与超越
3.提高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效果的路径——兼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4.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经济伦理教育
5.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和发展——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分析
6.国际产业转移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7.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关于我国职业体育产权问题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8.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9.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比较研究
10.生活事例、学术笑话与西方经济学教学
11.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的比较
12.案例教学: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之方向
13.案例教学法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初探——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例
14.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
15.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6.参与式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探析——以“西方经济学”课程为例
17.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新论
18.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19.西方经济学成本基本范畴研究
20.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价值观引导问题
21.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22.关于西方经济学中几个问题的认识
23.西方经济学经典案例教学特点、问题与本土化路径
24.分工与专业化: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的一个视角
25.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26.西方经济学家论马克思经济学——写于马克思诞辰190周年
2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科学逻辑上的区别
28.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指导
2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社会保障理论比较研究
30.西方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31.西方经济学教学基础——经济情景
32.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33.浅论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阶级性与欺骗性
34.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
35.西方经济学财富观的历史演变:一个文献述评
36.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国民收入理论比较的再研究
37.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比较研究
38.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方法及改革研究新进展
39.谈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
40.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
41.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比较——基于批判实在论的视角
42.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4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
44.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
45.183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吗?
46.“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47.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研究
48.现代经济学的西方化与中国经济学人的边缘化
49.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
50.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垄断理论比较
51.西方经济学中的案例教学探索
52.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加速原理”比较研究
53.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及政策的演进
54.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关系
55.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中文期刊刊发文献综述
56.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57.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58.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竞争理论的比较
59.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60.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61.西方经济学教学如何走出“李嘉图恶习”
62.也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63.经济增长理论:从马克思的增长模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增长模型
64.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关系
65.从理性人假设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起
66.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经济人”思想比较研究
67.劳资分配问题:起源、裂变与统一——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68.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改革措施
69.对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模式的探讨
70.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及其方法论思考
71.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反思
72.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较
73.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 理论目标、研究思维和引导假定的设定
74.论当前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的问题与改革思路
7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信用理论比较
76.《资本论》的真谛及对其曲解——兼论《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77.《富国策》的翻译与西方经济学在华的早期传播
78.《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兼谈国外教学经验
79.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学生感受差异性研究
80.对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案例教学的思考
8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比较
82.《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创新研究——基于地方财经院校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
83.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西方经济学之效用与教学探究——以地方工科院校为例
84.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之案例教学探析
8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
86.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探讨
87.西方经济学视野中的教育公平
88.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89.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人口经济思想的比较
90.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的逻辑缺陷
91.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92.关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93.经济学的理论分野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关系
94.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95.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演进
96.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主题与意义
97.关于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98.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问题研究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政治哲学 公民社会 公共领域
前 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本文将从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在利益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垄断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弱化。二战后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遗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也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产生，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是更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
二、视角的转变与批判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与这种社会变迁相一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卢卡奇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①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就是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韦伯所开启的文化社会学。
1、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拨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公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待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
2、理论支撑背景：韦伯等文化社会学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理论活动的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已经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理论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葛兰西对于社会学这种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称为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他认为是“部分地反对”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解，使得他的政治社会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表现出向实证主义社会学靠近的趋向。葛兰西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活动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传统。这便是本文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三、公民社会文化政治内涵在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凸现
与葛兰西那种用“三分法”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路径相关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考察的。这种二分法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特点，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辩证法中的中介思想。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在他们所提出的三分法中，市民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中介。这种三分法中的市民社会在列斐伏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领域，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地带”。
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视域，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文化政治学视域。从理论表现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异质性的理论形态，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从更大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这就是对现代性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的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行径是帝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文化控制。正是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导引出不同的斗争形式：前者以政治革命进行斗争，后者则以文化革命进行反抗，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
参考文献：
[1]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176～177.
[2]黄继锋.关于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点看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2）：131～134.
[3]王雨辰.作为马哲史研究对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以可能[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2）：43～46.
[4]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254～256.
[5]王雨辰.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j].学术研究，2010，（03）：55～60.
注 释：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哲学公民社会公共领域
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本文将从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在利益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垄断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弱化。二战后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遗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也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产生，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是更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
二、视角的转变与批判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与这种社会变迁相一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卢卡奇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①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就是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韦伯所开启的文化社会学。
1、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拨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公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待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
2、理论支撑背景：韦伯等文化社会学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理论活动的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已经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理论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葛兰西对于社会学这种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称为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他认为是“部分地反对”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解，使得他的政治社会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表现出向实证主义社会学靠近的趋向。葛兰西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活动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传统。这便是本文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三、公民社会文化政治内涵在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凸现
与葛兰西那种用“三分法”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路径相关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考察的。这种二分法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特点，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辩证法中的中介思想。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在他们所提出的三分法中，市民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中介。这种三分法中的市民社会在列斐伏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领域，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地带”。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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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学清.：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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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学清：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实走向[J]. 中州学刊. 2008（04）
[5] 胡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01）
关键词：生产力；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对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社会再生产的规律。这些规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仍然发生着作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进入新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世界，资本主义在全球迅速扩张的同时，它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弊端也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世界失业问题严重、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尤其是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国政府的有力措施，又一次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阐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目的和实质，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依据这些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阐明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通过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内容，是决定生产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既然生产力是日益发展的，那么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必须改变生产关系。
马克思关于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的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有力的批判了用政治、思想因素解释社会发展根本原因的唯心史观，而且对我们的实践活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南，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首要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具有实用性和导向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才研究资源配置是片面的。研究生产关系包括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运动形式的具体表现。市场经济属体制性范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规律。在对所有制、分配、分工、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竞争、垄断、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概念范畴，对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市场机制，对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等资本的运动，对资本的各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以外，还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共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原理，可以指导我们科学地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经济世界的分析方法，它系统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利润平均化理论、资本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等基本原理，科学解释经济现象，形成了科学、完整、严密和创造性的经济学分析方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就不可能科学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不可能深刻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走向，也不可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改革发展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党中央适时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认真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指导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探源，有助于从各个方面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发挥重要的理论建构作用。我们要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各方面内容，认真的学习和理解，将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完美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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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正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布局中一员，这标志着我们国家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研究的重视。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商品经济时代，中国也开始一切都与金钱接轨，商品经济貌似独具鳌头，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切的指向标。中国学术界也是如此，与经济专业相关的人才层出不穷，而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形势不容乐观，再加上外来西方文化思潮的入侵，严重影响着中国人下一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导致如今的人们越来越看重物质利益和享乐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会不会受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以及能否形成自己的体系来应对未来全球化形势下西方挑战，都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高校中也应该找到一个重新定位。
目前国家将马克思主义学科布局在全国各个高校，这几年学科的建设目前确实培养了很多理论人才，前景还是挺乐观的。但是笔者认为咱们目前只是停留在原先理论知识基础层面上，对于结合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创新，对于国家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正确的理解和阐释很少有人能做到。面对如此现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该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细细品味。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时期遇到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当前世界形势大致变化。众所周知，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被打破，世界出现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局面，世界各种力量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出现新的形式对比，国际格局也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虽然世界旧格局已经瓦解，新格局尚未形成，但是这段时期内世界各种力量必然要经过长时期的较量，才能重新形成另外一个崭新的格局。各主要大国在国际性问题上都在力争对自己有利的局面，笔者相信在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在国际上也逐渐拥有很多话语权。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克服了重重来自外界的压力和阻力还能够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以及亚太经济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开展经济国际性合作，严重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这一切引起了西方国家和世界反华势力的敌视态度。西方国家一直想通过对于中国的“西化”、“分化”图谋来分裂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不断渗透一些西方观念来打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瓦解中国人的信仰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的信念。同时受到西方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国内也出现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言论。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建设速度提升，以及在世界上作用越来越突出。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处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逐步朝着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而努力前进。这不但是对于我们的党重大的考验，也是对于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考验 。因为这些重大矛盾能否认真解决好，直接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我们的中国梦能否早日实现。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进程中，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及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如何牢牢掌握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等等，都是时代交给我们的难题。国家面对这一切问题该怎么样处理，还有怎样用理论去解释等等，这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崭新的命题。笔者认为，我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西方反社会主义思潮的那种斗争也将长期并存。所以我们要想方法设法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创新，与时俱进，高瞻远瞩。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1、学术研究存在不完整性
俗话说，学问要学以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它包括很多哲学范畴，涉及很多学科领域，对于世界乃至整个人类都有重要的意义。人们对于它的了解只知道服务政治的需要这一初级层面，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当一个学科与政治接轨的时候，他的其他方面就变得微观，所以很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额外的东西我们没有人去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可能刚开始起步，很多东西有待我们去慢慢发现，思考他的与时俱进，以及符合时代的理论加以创新，为我所用。目前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学里面马克思主义硕士博士确实不少，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员却很少，骨干人才相对缺少。笔者觉得这是正常的合理的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真的博大精深，没有一点修养和文学底蕴真的很难去发掘它的价值。不论你是海外回来的还是你读了多少本书，你研究也只是停留在那一片小的区域，我们不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做成大海那样，我们只是见到了海水冲上沙滩的那几块贝壳而已。
2、学术存在腐败现象
世纪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人们忙于如何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无暇顾及学术发展，也可以说经济发展蒙蔽了人们的眼睛，使人们对于文化关注度降低，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开始受到冷落。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逐渐淡泊，都去关心切合本身世纪的问题，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问题。科研经费的缺少， 部分科研人员本身素质低下，学术与经济挂钩，加剧了学术腐败现象，影响整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3、社会就业压力导致专业人才缺少
市场经济主导下，一切与经济挂钩，很多人选择了经济专业，不在专心搞马克思主义理论。每年报考马克思主义专业的人数也呈下降趋势，并且真正从事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的教研室却越来越少。一定程度造成了研究队伍的萎缩，影响了国家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上目前就业形势的压力还有社会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专业高材生毕业后因为找不到对口专业，也相应转入其他研究领域，导致了国家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的稀缺，所有的这些都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逐步出现困境。
三、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策略
1、国家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的研究
当前，我们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国际形势，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研究。笔者认为我们一是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具体遇到的问题展开研究，利用专业理论知识，为解决新形势下面临的难题找到一条合理化的理论道路。二是我们要着力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找出一条能让中国早日实现民族梦的合理化道路，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这可能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让世界人民看到这一先进理论武器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2、各级政府还要加大文化产业规范力度，文化界要打击学术不良风气，为学术建设提供良好的氛围
我们政府要积极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到社会宣传活动中，扩大学习领域 ，相关人员必须定期学习，普及相关知识理论，提高素养。政府部门在社会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让更多的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年青一代，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热爱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明白马克思主义对于祖国建设的重要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更好的规范自己行动来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文化学术界要建立一套严格的奖励惩治制度，对于弄虚作假的学术氛围严厉打击，最好用法律的形式进行严惩。还要对学术领域加以规范，设立奖惩机制，保护知识产权。人人创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我们的文化市场精神文明建设才会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3、高校要培养一批新的意志坚定的学术队伍，建立交流平台，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马克思主义涉及到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社会学等等领域。我们搞科研不能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那几本书，和以前陈旧的理论，更应该将学术中的知识与自己平时所学的奇特专业的知识结合起来，那样才会让我们的知识不至于更加变得死板呆滞，而不能灵活运用。国家要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增强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的吸引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后备人才。这部分人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素养，不仅要具备文学功底，还要具备高瞻远瞩的情怀，哲学素养还有政治眼光等等，而不能滥竽充数。同时能够洞悉国情，知道国家建设遇到的问题，然后学以致用，提出对策来改良遇到的问题和难题，促进国家社会主义现在化建设步伐。
我们还可以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及时进行一些各个专业的交流，包括哲学、历史学、科技领域等等。只有各种知识相互学习，才能开阔和拓展我们的眼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不能只是停留在以前范围，而是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锐意创新，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文化的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地位更加突出，与时俱进。这样我们学习的知识才更有用处，不至于理论上可以，实践中失效。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向理论建设应尽快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在化政治和经济建设提供前有力地指导方向。
【作者简介】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心智；社会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经济学是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思潮，它们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公理化演绎、理性选择等研究范式，强调要以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来替代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这种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假定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对精致，尤其是数学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广泛应用。这种形式上的精致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极具诱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经济学者的解释，“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其原理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怎样成为主流，解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学科的式微。我们可以在经济思想史中发现式微的线索，它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30、4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而非与之竞争的制度经济学或其他相关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支配范式。”
对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经济学演化方法发展的直接原因。很显然，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学应该是演进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认为的物理学机械意义上的。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然而，尽管演化经济学以反新古典的姿态出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理论内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两者互补?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观有何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概念的简单梳理，来解答以上的理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比较分析，来凸显各自的理论洞见与局限，从而揭示演化经济学兴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筑
现代演化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只有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与相互对立中才能得到较好的揭示。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物理学中的机械力学为隐喻，以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市场的完全信息假设为理论前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和市场均衡分析作为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将时间和历史作为既定因素来分析经济过程。皮奇(J.Peach)曾认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演化经济学从理论假定前提和方法论等多维度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了全面批判。
演化经济学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行为主体的“同质性”假设，认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体行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因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差异反映在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差异，引发了各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形成经济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是经济过程中的一种自主因素，这种自主因素与导致心智过程的知识结构和变化着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着学习和知识的重要。“知识的可能状态是导致世界可能发生变化的关键性力量，是产生创造性的源泉。”部分演化经济学家还认为这种知识的可能状态，说明知识并非是完全真实的，而错误是非偶然的。这种立场被称为“激进可错论”。从这种演化观得出的结论是，谬见是新知识唯一可能的来源。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切地知道决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优选择。人们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是一种试错过程，选择的目标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满意”即可。演化经济学用“抱负水平”来表示“满意的期望值”，并认为由于人们的心智状态和历史经验不同，人们的抱负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满意”在演化经济学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威特(1978)运用“满意”假设来解释经济体创新的动机和能力，认为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对现状的不满意是人们搜寻新的未知选择的推动力量。人们一般有搜寻“新奇”体验的倾向，它以一种可能较低但持续的基本速度进行。在一种社会或组织层面上，在一个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选择性增强引导着创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碍个体的新奇创造。
演化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断出现，现实世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现的时间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即意味着世界结构的变迁和世界新奇的突现，“不确定性是与想象和新潜能的创造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创造，
“经济行为者能够预期到利润和经济境遇的改善。”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变化要取决于推测人们如何获得新奇。任何新观念都是在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中突现出来，对它的评价也是以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为基础主观上做出的，它们在人与人之间是极为不同的”，由此他们得出，
“个体行为的创新性变化和种类都难以用个人主义术语来解释”，而只能从个体群层面上来进行观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认为“经济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释为与一群不同的个体相关，而不是与某个个体群中的单一个体相关。”“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理论中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与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演化经济学文献中，“个体群思维”更有着直接意义。“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学中可理解为，个体群成员的共时性个体决策表现为行为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作用的过程。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这种作用倾向增加事象的多样性。
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的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着重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纳尔逊和温特(1982)曾指出，经济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这种马尔科夫过程所体现的就是路径依赖现象。不可逆或路径依赖反映了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历史至关重要，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
综上所述，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对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大量行为主义的思想，充分考虑了人的本能、社会习俗和制度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确定性”、“多样性”、“历史重要”等几个理论假设，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简化的”、“确定性”的世界观而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论中，不确定性是世界结构变迁的前提；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历史重要”假设则突出了时间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意义。“时间不可进性”概念的引入，更凸显了演化分析与静态均衡分析之间的重要区别。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对新古典方法论上个人主义和牛顿力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态度，可以说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点与演化经济学观点基本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同视为演化方式，认为马克思是经济演化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马克思是演化学者。霍奇逊曾将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概括为三个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还原论和采纳生物隐喻，认为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或至少满足这三者的前两者，才能够得上演化经济学标准，而马克思经济学就违背了这个标准。
所谓的新事象，是指经济演化过程中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强调新事象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威特(ulrich Witt，1992)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恰当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关键作用、新事象的突现和扩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 Foss，1994)力主从是否接纳新事象的本体论上将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区分开来。他认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威特等人所发展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演化经济理论立足于一个开放的宇宙，从而允许新事象的出现；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压制了新事象。
还原论一般可理解为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在一个水平(或一个单位)上得到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除了基本的元素层面，再没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没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现的特征。在霍奇逊看来，所谓的“还原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含义大致相同。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则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一切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他们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与此相关联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不懈地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与此相反，演化经济学家则认为，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现突现的特性，每一个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或不能在另一个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释。
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演化经济论者认为，经济系统在性质上更接近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喻更为恰当。20世纪初，已经有了像凡勃伦和马歇尔那样使用“生物学”隐喻的理论家。虽然在他们的逻辑结构体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学进化论观点，但是在阐释他们的经济学观点时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末的理论家，既运用了因发现基因而得以发展的生物学进化论，也使用了“种群动态学”、“遗传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学理论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当然，也有一些演化论者并不十分赞同在经济分析中生物学隐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对生物学的隐喻持批评态度。甚至实际使用隐喻的人们也拒绝使用生物学隐喻，，因为对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因此有论者指出，经济学中的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潜在的，因而许多演化论者对此不做特别的强调。霍奇逊就将演化经济学称之为NEAR经济学，即“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 embracing anti-reductiorrism)”的经济学。
霍奇逊根据以上三个标准，断言马克思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理论仅符合三个标准中的一条即反还原主义，而违反了另两条，即不接纳新事象和没有采用生物学隐喻。而这三者围绕新事象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构成了演化经济学判定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愿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列入演化阵容的，在西方学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样化来源时，就将马克思拒之演化门外。
当然，西方学界还是有众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对当代演化分析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杜格和谢尔曼(W.H.Dugger和H.J.Sherman)认为，19世纪第一位提出进化理论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家是卡尔・马克思。纳尔逊和温特(1982)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许多观点与现代演化论思想是一致的。目它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将马克思与凡勃伦、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视为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西方学术界目前已经发展出了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学派，以柯兹纳和拉什曼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门施、弗里曼、戴维斯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等四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法国调节学派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法国调节学派的特点是，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而每一种积累体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着积累过程。调节学派对经济理论文献的贡献是，试图把制度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演化分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历史的特定制度条件与总需求发生机制结合起来，内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演化经济学的这四大流派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分歧，从发展态势看，它们之间有相互融合的倾向。
四、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分野
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观点和方法论上的相近，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曾伯格在《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一书中提及，罗斯托在晚年时曾对经济学做过这样的总结：“尽管要冒极大的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还是可以说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分为两派，新牛顿学派和生物学派。”根良教授认为，前者即是以静态的、原子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哲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后者即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研究传统，包括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等，并将后者称之为达尔文主义学派。
作为同一研究传统的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学上赞同实在论；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联结。但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演进观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
演化经济学家一般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贾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经济学》一文中将演化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路径概括为“遗传”、“变异”和“选择”等三种机制。所谓的“遗传”是指制度、习惯、惯例等因素通过企业等各种组织结构相互模仿而传递，这里的制度、惯例等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化的“基因”，各种组织结构则为承载这些“基因”的载体。
“变异”则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创造过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经济学正是研究经济系统中新奇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所进行研究的科学。”而新奇来源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大脑活动持续地对已知的认知要素的重组”，形成了各种新的认知结构，即创造了新奇。这种重组过程越深入，新产生的认知结构就越复杂，因此新奇的创造是不可预测的。
威特(1978)认为，新奇的产生在于“相对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和“对新认知激励的偏爱”。前者意味着，对新奇的搜寻通常要由挑战或危机来触发；后者意味着，在环境不提供激励的地方，人们可能通过发明或尝试新事物而创造他们的动机。这两种动机是互补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类行为而言，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而这种新奇意念可能被传播，也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这种新奇被接受而产生行动，这种行动就被称之为创新。而创新在各演化经济学分支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从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纳尔逊和温特(1982)等的观点来看，在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和创新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推动了演化的进程。
“变异”机制说明的是新奇如何产生的问题，而“选择”机制要说明的是，新奇或创新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的问题。演化经济学认为这种机制只能从“个体群”概念上来进行理解。就新奇的传播而言，演化经济学认为，个体群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和“选择一占据效应”。前者揭示个体行为的选择规律，认为“个体某种行动选择依赖于这种行为已经在个体群中出现的频率。”就后者而言，一般认为，“竞争过程在新奇或创新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续地为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而制造压力”，重要的是，“它会以某种方式强制进行”。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效应”。而“占据效应”指的是，单个变异的存续对与之竞争的其他变异具有依赖性。
演化经济学正是以心智的创造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以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即以“遗传”―“变异”―“选择”机制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演化观主要体现在历史唯物观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演进观的共识，它将社会变迁的动因归结为经济原因，在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
马克思通过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来揭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并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产关系只是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发展到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时，生产关系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决定并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从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过程，即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的演进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进化中的重要作用，将阶级冲突视为历史的发动机，认为阶级关系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在这整个分析框架中处处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机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出发点。从这两种演化机制中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演化观的根本区别。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演化经济学这两者都坚持以历史和演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的意义。但在坚持历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后者则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创造性的个人“心智”。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两者哲学观的区别，前者贯彻的是唯物主义，后者渗透的是唯心主义。从制度变迁的方向看，前者认为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将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后者则强调演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和多样的。
霍奇逊等演化论者也意识到这两者演进观的差异，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演化预设了历史演化的方向”，与“演化主义”的无目的、无方向和多样性原则相背离，并从而论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进程设想是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学界有学者还由此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视为“技术还原论”或“经济还原论”，并进而认定马克思理论就“反还原论”的演化标准也是不满足的。当然，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此进行过多方辩解，试图寻找各种证据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符合演化标准。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姑且不论，事实上，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能否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否冠以“演化”头衔，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没有“演化”头衔，也不会失去它的理论光辉。霍奇逊的这些演化标准恰恰从侧面印证，演化论者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五、演化思潮复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自二战以来，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在与各经济学流派斗争中胜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贯彻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致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数学形式主义日益偏离现实的追求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愈趋明显地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始发于长期倡导并践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而其他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为此次危机的重灾区，这愈加凸显了新古典范式的现实局限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研究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的经
济学研究视角。演化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它的理论假设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关理论也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断有旧的理论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演化经济学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新古典经济学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下，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论在基本框架内也做了些许边际上的调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演化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无疑有着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也必将在积极总结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新经验、探索经济关系变化新情况、吸收和借鉴当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创新和发展。事实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和融合中得出，如“调节理论关于需求带动生产率进步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经济剩余创造和榨取的论断借助了斯拉法经济学和效率工资理论，灵活生产理论关于积累体系空间的论断有赖于新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如此种种显示，吸收和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积极成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认为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它们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联结，等等。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演化中的协调和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两个问题上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启发和支持。杨虎涛教授认为，“在制度分析上，马克思非常强调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结构性变迁，而演化经济学则对制度的构成、分类和知识属性等问题非常重视。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Jeames Peach，2003)。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各种异端经济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排斥和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正在“被边缘化”。这里既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的“挤压”作用，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阵容的“收缩”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高校教学中呈现的教条化趋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经济学在西方学界的兴起和趋热，令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之振奋，近年中国学术界演化经济学研究也蔚然成风。不少学者对演化经济学备加推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将引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还有学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创造性转化的机遇，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某种创造性的综合，并试图多方论证马克思也是演化论者。有个别的演化论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过是落后的牛顿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与演化经济学结合才能获得新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自然是离不开向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但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动摇。
我们有理由相信，演化经济学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多普菲认为，“目前，演化经济学的智力环境基本上仍是由新古典范式所支配的。因此，演化方法生存的机会也取决于它适应这个环境的能力。”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它的新颖处就在于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有资料显示，演化经济学正在积极争取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接纳和同情，新古典经济学也向演化经济学抛出了友好的橄榄枝。“从目前的文献看，新古典和演化模型之间存在某些理论的趋同。新古典理论的支持者开始涉及制度问题和演化博弈论，而演化经济学的支持者着手处理新古典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