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9 09:37:00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论文库）府的压力，彻底的政（论文库）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论文库）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论文库）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但中国数年的发展证明机遇与挑战同在，只要选择合适的模式，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中国外贸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进入21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也使我国更加充分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的。2000年11月15日，同志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许多文献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出口市场更加集中，与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相矛盾。（2）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3）环保产业和绿色产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目前，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我国出口、外贸、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然而，事实一定如此吗？
经过加入WTO后的这几年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全部都是不利影响。主要有三点原因：（1）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79-1982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11.66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超过英国、法国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共吸引3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30%。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国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从而加快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技术领域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技术应用方面能够与世界同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将使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日趋活跃，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科技活动加速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全球化科技活动不断深入，使民间的全球性科技交流得以加强。经济全球化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3）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发展扩大使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可对贸易保护主义起遏制作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贸易秩序。据世贸组织的一些专家估计，世界贸易量每年增长将达到2000亿美元。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在遇到贸易争端时，企业还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合理地解决与其他世贸成员的经贸摩擦。
从上文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多面的，有利也有弊，但是在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的时候，我们尽量将利益调整到最大化同时将弊端降低到最小化，从而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时，我们做出的具体措施如下：（1）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一方面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通过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其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来，通过进一步发展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劳动力优势。（2）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不断促进和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3）将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以贸易为先导，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以适用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境外投资和境外加工贸易，充分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获取最大规模的比较效益。尤其要重视与世界跨国公司的合作，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4）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很大。这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所在，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贸易的发展有弊的同时也有利呢？我们有以下的数据支持（这里主要只介绍外贸方面）：贸易额增长是对外贸易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二十年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4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4.77%，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由第32位跃升为第10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服务贸易也有很快增长，1985-98年，服务贸易额以年均19.3%的速度增长，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由6.9%上升到13.74%。
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弊，同时也有利。只要我们通过合适的方法降低风险，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完全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这个契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张松涛：《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历程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的若干思考》.《1999年中国经济年鉴》.北京中国经济年鉴社，1999年.第828-835页.
[2]黎孝先、刘舒年：《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60页
[3]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第3页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首先指的是“经济全球化”。不过，随着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人们对“全球化”研究的发展，“文化”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全球化”的研究中，从而使“文化全球化”这一术语及对其的相关探讨出现和流行起来。但迄今为止，在对文化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还鲜有对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关系问题的专门论述。而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三者间的关系是决定文化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机制，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才会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发展的程度与发展的趋势等。
经济全球化决定文化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全球化的决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产生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等）和市场机制超越本民族或国家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配置与组合。经济全球化为文化全球化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动力、手段和载体：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共同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确立并形成了共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规则、制度与理念等，使各民族国家具有了产生或者接受现代工业文化的经济基础；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商品、生产要素等的全球流通，致使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经济要素、人员、组织等在全球广泛而快速地流动，促使各民族国家文化间的进一步交融；经济全球化中激增的全球问题促使共享价值和意识的增加；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交通与通讯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文化全球化得以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决定了文化全球化的性质
经济全球化不仅促使了文化全球化的产生，而且还带动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内容的全球扩展。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是由其居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体现为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展。与之相对应，文化全球化的性质体现为现代文化的全球扩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受此决定，文化全球化的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是经济全球化的性质还是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对它们性质的判断都是就全球整体而言的，并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必然是这种性质。
（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引起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变化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方式的发展，而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能动的、不断发展的力量，因此，经济全球化总会不断地向前发展。而当经济全球化发生变化，文化全球化也必然会或早或迟地发生变化。由于诸多偶然因素的作用或者其他中间环节的影响，也许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不可能和经济全球化完全一致，但从长远来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一定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
（四）经济全球化格局决定了文化全球化格局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存在着不平衡性，即由西方发达国家居这一进程的核心地位，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资本等的优势主宰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各民族国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也存在着相应的格局划分，体现为在文化传播力度、广度、影响力等方面的不平衡性。根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显示，全球文化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而这些国家主要是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核心国家，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化影响力仍然是相对最弱的。这种不平等的文化格局只有在不发达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渐获得改变。
政治全球化制约文化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全球化的作用是通过政治全球化这一中介因素而发生的。政治全球化是指各民族国家间政治交往日益广泛、频繁，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的历史进程，及在此基础上日益形成有机的全球政治系统的趋势。政治全球化制约和影响文化全球化，并对经济全球化起着一定的反作用。
（一）政治全球化是影响文化全球化的直接因素
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全球化的作用需经过政治全球化这一中间环节。政治是经济的“保护伞”，一种经济制度、体制和观念如果能够在一个国家确立起来或者能被民族国家所接受，其原因在于得到了相应的政治支持；否则，这种经济的变化一定会被遏制。因此，如果没有各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现代化制度的确立，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在全球顺利推行，现代文化也不可能普遍扩展开来。而为什么有的国家在政治上会支持现代化以致全球化进程，而有的国家不会呢？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发展态势。地位较有利、发展态势较为良好的国家会采取支持的态度，反之，则会采取消极乃至抵制的态度。但越抵制越落后，于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对于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一些民族国家文化而言，文化的发展程度还取决于其经济、政治的发展程度。
一、关于全球化的本质问题
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国际贸易迅猛增长。我国相当多学者在论述经济金融全球化成因时，往往也与西方主流学派观点相类同，他们说：“导致金融全球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实体经济因素，诸如贸易、直接投资、科技进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二是金融技术因素；三是全球金融自由化创新因素。他们根本不提和掩盖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驱动力是资本无限扩张的冲动。
笔者赞同宿景祥等同志的观点，他们指出：“西方主流理论描述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结果，却避开了全球化的本质”，从导致全球化因素剖析，“其根本驱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是资本的本性要求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不论经济全球化的每个阶段各有其什么特点，资本关系向全球扩张这个实质并没有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依然由西方所主导，因而全球化问题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范畴”“资本主义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指以资本主义为主导、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表现”。而今，西方跨国集团向超级化发展，全球民航客机市场已被美国波音、麦道公司合并坐上霸主宝座；在世界前10名金融巨头中美国竟占了7个，使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处于霸权地位，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其政府只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人”，利用军事、经济、金融实力称霸世界，企图控制、左右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与民族化是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势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的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三、全球化与自主化
在参与经济金融科技全球化的同时，必须要坚持自主化(核心是国产化)。从全球来看，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印度在坚持自主化问题上是做得很成功的。俄罗斯的电脑网络均是自主开发的，国际上的黑客袭击不了俄罗斯的互联网站，确保了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安全。印度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也十分重视支持技术国产化，印度风险投资公司投资范围和方式鲜明地为实现国家目标：注重技术的国产化和项目对国家和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使印度科技产业发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令世人瞩目。我国在电脑网络上引进的多，自主开发的少。引进的美国计算机、交换机、路由器均被装有密钥芯片，为美国政府留有一个人口，对经济金融安全存在着不安全的隐患。全球化与自主化是一对矛盾，我们既要参与全球化，也必须要坚持自主化。正是由于我国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终于使“两弹一星”自主地开发，上了天，赢得了今天我国在国际上较高的政治地位。当然，今日的自主化、国产化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大而全、小而全，而是吸收利用国外先进适用的技术，进行技术集成，形成集成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创中国品牌，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我国的企业要掌握总体设计、核心技术、采购和销售的控制权，不然，我国的企业只能受制于人，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打工仔”而已。我国的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投资公司，要学习印度风险投资公司的经验，注重扶持技术国产化的经验，过去只重视支持重复引进彩电、冰箱等生产线，造成了贷款大量呆滞的教训应予以牢牢记取。参与全球化必须要坚持自主化、国产化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才能防止经济金融的控制大权旁落，受少数发达国家所摆布。
四、全球化与跨国公司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是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所主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无限的扩张，而且要取得主宰世界的地位。当代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4万多家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正日益主宰着世界经济和世界金融。据统计，1998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共有6万家，其境内外分支机构已发展到近50万家。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生产的1／3、全球贸易的2／3以上、对外直接投资的90％。它们依靠竞争优势，挤跨、吞并各国的民族工业，独享垄断利润。排名全球1000家大银行几乎垄断了商业性金融服务。有些著名学者，主张国企改组借重跨国公司的国际资本，他们认为，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有能力进行较大数额投资，只有依靠跨国公司的进人才能显著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他们理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流动，愈来愈依靠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掌握着先进技术开发与跨国转让的主要份额。他们把跨国公司当作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救世主”，这个想法过于天真。因为跨国公司战略，就是要采取各种竞争手段，战胜搞跨吞并竞争对手，收购和控制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他掌握的核心技术是不可能转让的，只能把我国企业作为他的一个车间，甚至把我国企业彻底搞垮。最近，“PT水仙”股票被中国证监会终止上市，很能教育对跨国公司抱有奢望的学者和官员。美国惠而浦有限公司是世界最早生产洗衣机的厂商，其技术力量相当雄厚。上海“水仙”原也是名牌家电企业，但1995年与美国惠而浦公司合资建立大型合营公司——上海水仙惠而浦有限公司，中方只占45％的股权。水仙本想借此利用自己遍布全国的庞大销售网络，上个新台阶。但合资公司成立后，从生产、管理到销售全被外方掌握，没有利用水仙现有的销售网络，而是花大价钱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造成水仙惠而浦成本大幅上升，连年亏损，水仙也未能获得先进技术，最终被股市淘汰出局。波兰在私有化中，大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股份被外国资本所控制，70％以上的银行股份被外资所掌握；外资每年以25％的增长速度进入波兰，在同外企竞争中，大批波兰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外企利用波兰在外资管理方面的漏洞逃税。专家警告：如果外资流人波兰的高速度仍然维持下去，那么10—12年以后，外国资本将掌握整个波兰经济，并把所有波兰企业排挤出局。以上两个实例足以使那些主张依靠跨国公司改造国企的学者有所醒悟。美国的资深经济学教授托马斯·内勒最近指出：“规模空前的全球化，已使经济活动变得有点像一场战争。通常，战争是用军事力量获得或保存财富、领土、自由和控制权。但是，在当今时代，无须军事行动，利用技术、经营手段、压力和经济外交，同样能够实现权力的控制。在这里，跨国公司是最合适的执行者”。而今，美国的跨国企业，不仅是一个经营实体，还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对跨国企业和银行的政策是，只能利用它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有利方面，对某些非国计民生的行业可允许其进行适度投资；必须严格限制其企图垄断、控制和冲跨我国民族经济金融的消极方面，对那些关系到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国计民生的行业必须要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
五、全球化与金融霸权
在为经济金融全球化唱赞歌声中，切切不能忘了而今的经济金融全球化是在金融霸权的垄断、控制和剥削下的全球化。从国际经济金融发展进程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金融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金融霸权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中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实现金融侵略和剥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突出。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三条均与金融霸权有关：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球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美国金融霸权国主要通过以下四种形式实现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1)美元霸权。目前，美元仍是国际货币，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结算的83％。美元的这种特权地位给美国带来霸权利益，使美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其每年约获益1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美国还通过向全世界举债和美元贬值，以及转嫁危机等手段，剥削其它国家。(2)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追逐超额利润是国际资本的本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国际资本盈利提供了良好环境。1990—1998年流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总额达14622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剥削。美国实施金融大改革后，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运用十分成功，低成本的资本输入和高回报的资本输出，使美国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大部分利益。(3)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具有极强的投机性、无序性和破坏性。目前，美国有1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资产，3000只对冲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到目前为止，不少有油水的新兴市场国家均被美国投机基金所袭击，使这些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攻击性的金融投机是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侵略和剥削的新方式。(4)美欧银行大肆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金融机构和企业倒闭、破产成为普遍现象。在金融霸权国炮制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再杀出“回马枪”，以低价收购东南亚金融机构和企业，而后者这时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任人宰割。东南亚国家挥泪大甩卖的过程就是金融霸权的实现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剥削的过程。面对金融霸权的横行，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国在金融改革开放步骤上、在利用外资政策上、在资本账户开放上、在允许外资控股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比例上等方面，切忌急燥冒进，必须要做到十分审慎，要反复调研、反复论证，切实做到知己知彼，万无一失。对金融霸权可能带来的危害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相应的对策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金融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要有防范金融霸权危害的警惕性。才会奋起推进金融改革，从各方面切实增强我国金融体系抗击金融霸权袭击的风险和应变能力，确保我国金融业有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贸易自由化，世界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4纳入国际贸易渠道。贸易占全球收入的份额已从二战结束时的7％上升至目前的21％。近年来，世界贸易以3倍于世界GDT的增长速度扩大，但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霸权，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推行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自由化政策，削弱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权利，甚至运用所谓的“国际惯例”，使不发达国家非但不能平等获利，而且还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和限制。例如1989年，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所谓“经济制裁”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冻结了对我国的贷款。196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的普遍优惠制原则，即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予以优惠待遇，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关税优惠待遇。但美国则对此拒不执行，自行规定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排除在受优惠待遇之外。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还频繁地运用反“倾销”调查手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反倾销案件：1995年156件，1999年剧增至328件。其中1999年，美国和欧盟提出的反倾销案件达110件，占全球总数的1／3，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高喊的所谓经济贸易自由化。美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不少分行，但当中国的银行要在美国设立分行时，美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则找种种借口，左审查右审查，进行百般刁难，就是拖着不予批准，不执行国际通行的对等原则，这就是美国所高喊的金融自由化!在贸易自由化中，我国也应运用反倾销保护本国企业。
七、全球化与贫困化
按理说，经济金融全球化，使全球生产、商品交换加快发展，有利于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实际结果却相反：一方面世界经济金融持续发展，世界财富急剧增加，而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另一方面世界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全世界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为13亿，1999年则增加到15亿；有关统计资料表明，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上升到74：1。在占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集中了全球80％的财富，而占世界人口60％的63个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却只占全球总收入的6％。从美国来看，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之间差距也越来越拉大，美国26．1％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裕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1．7％的财富。这是由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工业、金融寡头垄断的全球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两极分化，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因此，主席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公平的经济全球化和共存的经济全球化。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主席指出：关键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
八、全球化与第三世界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结束闭关自守的旧时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便蜂拥而至，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我们以往单一、僵化的思维活动中融进了不少新鲜活泼的东西，但其消极因素也早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主义思潮的“趋同论”，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全球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观点，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后，这些影响再一次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一些青年学者甚至在公开的论坛上宣称，世界各国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纷争正在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的背景之后，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公民”。
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因为，在“地球村”内，“大户”与“小户”、“穷户”与“富户”的差别依然存在，善良“人家”与霸道乃至恶霸“人家”的对立依然存在。“各家各户”为了要谋得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设一个和平的“地球村”，同时也需要建设一个只属于自己、足以抵抗、战胜对手的“家庭”。这种同是“一村”人却不是“一家”的情况，说明人类在“类”或“村”的意义上所需要和实现的联系与沟通，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差别与对立却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概言之，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的“地球村”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是“民族化”趋势在增强；一方面是存在机遇与机会，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险与危机；“全球化”与“民族化”，机遇、机会与危险、危机，既彼此对立和消解，又相互依存和适应。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并不是各国各民族的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而只是各国获取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和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经济手段和方式的运行能否奏效，从根本上来说从来不在于经济手段和方式本身，而在于“竖立其上”的制度和文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不会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不会是军事或军事联盟的全球化，当然也不会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会出现政治格局的多级、军事格局的纷争与对抗，会出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分野、渗透和碰撞？原因就在这里。
从人口因素来说，中国是一个“大户人家”，但从经济因素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政治和军事因素来说，中国又是一个爱好和平、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志于在本世纪内加速发展以成为“经济大户”，而从中国的国情看要如此就必须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地球村”内的种种迹象早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富户”、霸道恶霸、在“家政家风”上与我一向不同的“人家”是不会高兴的。他们在“地球村”内所干的那些政治颠覆、军事扩张、文化渗透的事情，军事上的有些事情甚至干到了“地球村”之外的太空，
是针对谁的？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们需要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认真思考和采用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无疑应当包括文化建设战略。历史证明，一国经济落后会挨打，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文化上的落后同样也会受欺侮。葛兰西在总结殖民统治的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搞文化霸权是一切殖民主义惯用的伎俩，在后殖民时代，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仍然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的，也就不可能是经济的。葛兰西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建设的战略问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战略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伦理文化建设方面的战略。在一个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在其提倡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因为，政治伦理总是与其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基本的对象和价值尺度，从根本上影响和锻造着公民的心态，使公民在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的层面上把个人的价值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放松以至放弃了政治伦理建设，就等于在道德提倡上削弱或放弃了道德价值体系的主导方向，结果会在根本上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建设，影响到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同理，一个公民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政治伦理观念，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国籍和民族之根，在伦理道德上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人。所以，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十分重视政治伦理建设，把政治伦理建设放在全社会伦理建设的核心位置。
政治伦理的价值观念应是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核心要求应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在处理本国本民族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系中，政治伦理重视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主张始终注意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正当利益；在处理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利益关系上，
政治伦理强调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实行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价值原则，由此而产生两种价值表现形式有别而本质内涵一致的政治伦理观。一个爱国公民，应当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伦理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历来重视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建设，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文化，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者。但是毋庸讳言，进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以来，一些公民的国家观念有所淡化，民族精神有所削弱，而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些负面影响，这种不正常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以后又有所发展。
其突出表现就是：在看待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头脑不甚清醒，只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们带来的机遇，看不到在这一趋势之下世界上还存在着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中华民族在建设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有些人甚至忘记了中华民族曾被掠夺被侵占的屈辱历史。据媒体披露，在上海等地，有的商人竟将“昔日法租界的风光”和“大日本”的广告悬挂在街道的显眼处，招摇市民，招揽生意，而路人不以为然者并不在少数。在河南洛阳还发生过这样的怪事：为了“换钱”，春节期间将白马寺的钟点提前一个小时，只打东京时间而不打北京时间。有人或许会说这些都是个别现象，但国人不禁要发问：是否应该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认真思考一下此等“个别现象”何以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一些成年人的身上，但却给青少年学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某大学在组织学生讨论发生在白马寺的怪事时，竟有不少同学认为搞市
场经济就是要讲究经济效益，不管是谁的钱都可以赚，能赚钱就是好事情，此举“未尝不可”！他们殊不知，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作广告、绝对不能用来“换钱”的，这就是人格和国格。
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和影响，过去我们讲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多局限于国家和民族内部的范围，缺乏全球视野，极少思考把爱国与如何走出国门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谋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时代课题联系起来。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总的看还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14条在说到“五爱”教育的时候始终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中心，指出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阐明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爱国为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耻，一切公民要把爱祖国落实在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上，提倡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政治伦理建设，在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上，我们无疑要认真贯彻《纲要》的精神。有鉴于此，必须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如何加强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和丰富与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的问题，作为伦理学研究和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实施这项战略任务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就目前的情况
看，我认为必须抓紧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要在理论上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促使全球意识与国家观念、民族精神之间达到某种合理的平衡，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使公民保持一种正常的民族心态，并将其以特定的规范形式和价值标准列入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
以往，我们的道德体系虽然有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内容，但缺乏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内涵。在“入世”以后，中国无疑要加大开放的门户，我们一方面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一方面要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来。但是世界各国之间来来往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走各自的建国强国之路。能否这样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形势，就是一个是否具备正常的民族心态的问题。
民族心态，常以民族的尊严感、自信心和自豪感等形式表现出来。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心理基础，在国际交往中，一个民族在处理与别个民族的关系时如果心态不正常，其爱国主义的情感就会失去平衡，最终影响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失去本可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相对于民族狭隘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而言的，是一种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自卑的精神和性格。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对这种看法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若是指那种不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国门的思想和情绪，那是对的；若是指可以因此而轻视、无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放弃爱国强国意识，甚至还要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装扮成“世界公民”的样子，那就错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不应当视自觉维护国家的和民族的尊严，对敌视我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对抗、军事扩张和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的心态为民族狭隘主义。诚然，今天确有一些同胞抱有一种民族狭隘主义情绪，他们看到别国的老板大踏步地走进国门，心里就感到不舒服，宁愿闭门造车、关起门来过过去那样的苦日子，也不愿借用发达国家的一片阳光。但我认为，从目前国人的政治伦理心态的实际情况看，主要的问题还是民族虚无主义。目前理论界出现的认为树立正常的民族心态主要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的观点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要“融进”世界大家庭和中国人要应当成为“世界公民”的观点，更是不可信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要始终注意突出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灵魂，进行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使公民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舍此，我以为就是舍本求末。既要培养从全球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又要以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为己任；既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又要抵制西方颠覆和破坏的图谋，抵御西方腐朽、消极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
其次，要重视大众传媒舆论导向出现的新情况，加强传媒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建设。过去，我们的大众传媒进行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教育，多是正面的，因特网出现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特网正在我国普及，接触因特网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多，据有关统计，大学生中的“网民”占35%-40%。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地球村的高音喇叭”，成为各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公开论坛”。通过因特网，人们当然既可以增加和积累许多有益的信息，但也可以削弱和淡化应有的已有价值理念，其中就包含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10月4日发表文章说，因特网是一条正在被各式各样的活动分子迅速发展的途径，是一个可以用来动员和施加各种影响的异乎寻常的工具。美国的右翼****势力以及以******为代表的“****功”组织的头目的反动言论，基本上就是通过因特网传播到广大青少年学生中间的。就此，香港《明报》曾提
醒国人：因特网是“中国和平演变的泉源”，人们“会在这些讨论区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将慢慢动摇****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和震撼”。这些新情况难道不表明，因特网对人们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的负面影响决不可等闲视之，我们急需加强大众传媒特别是因特网的舆论导向吗？
第三，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应突出两个重点。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无疑仍然不可放松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另一个重点，这就是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
在我国，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不是特等公民，却是特殊公民，因为他们既是公民，又是公民的公仆，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政治伦理观念如何对整个国民的政治伦理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个公民在做了公务员包括承担着特定领导责任的公务员之后，是否需要继续接受包括政治伦理的伦理道德教育？这本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道理，因为任何公民的道德品质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有的走向进步，有的走向蜕变，进步离不开道德教育，蜕变需要接受教育，公务员包括承担领导责任的人也不例外。事实情况正是这样。我们姑且不论一些领导干部胸无大局、不谋其政，甚至、贪污受贿，根本不像人民公仆的样子，甚至不具备公民起码的道德水准，单说那些并非因工作需要而是按照职位高低自家申请或被安排先后出国“考察”的人中，就严重存在着政治伦理观念淡薄的问题。这些人在“地球村”转了一圈之后带回“家”的不是别国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他们中的多数人本来就不懂什么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不是奋发图强、振兴民族，而是盲目的“崇洋”，抱怨自己民族如何落后，并且时常毫无顾忌地加以传播，影响着自己的同胞。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上世纪90年代至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高科技术革命的发展，对传统的国际经济合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至今仍在继续。除了七八十年代已经形成的趋势，如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增强，国际贸易适当的增速支持经济增长以及服务贸易异军突起等以外，对本世纪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还有如下几个新的趋势，值得我们做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一、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
国际贸易的进行和发展，需要比较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作为支撑环境，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林林总总的商品组织到联合国贸发会上震耳欲聋的讨论，从GATT的第一回合到多哈刚刚启动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各国、各地区都在为改善自身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突破国家和地域的限制，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的规模日趋扩大，国际分工日益加深，世界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效率不断提高，各国、各地区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正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作用的深切感受和发展自身经济的强烈愿望，各国、各地区不管国力强弱，不论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都在试图逐步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因而也就更加重视全球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WTO成员，目前已达144个，成员间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90%以上，这样就使它具备了根据全球化要求和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制定和实施全球通行的交易规则的能力和条件。
作为当今世界处理贸易问题的重要国际组织，WTO在以往的实践中，在所有成员的配合下，卓有成效地履行着它的基本职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基本规则并监督成员执行。WTO也成功地组织了多个国家的贸易谈判，为建立公共的国际贸易秩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为促进贸易的公平进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帮助和评断。WTO运转以来，以其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和实践，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WTO要求各成员实施统一的对外经贸政策，主张各成员不分大小，实行非歧视的贸易待遇原则，给予外国货物国民待遇，保护知识产权，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主张公平贸易和公平竞争。WTO的这些基本原则已为全球各国、各地区所接受，成为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GATT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协调起来，追求国际贸易的良好秩序的产物，各国、各地区都视之为同国际经济体系联系与合作的重要桥梁；那么，当这个组织演变到WTO以后，就不仅仅是联系国际经济的简单通路了，当然它仍有这个作用，但这时的WTO本身就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这样讲，它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舞台。它现在的方式、运行机制就是为经济全球化而设计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乌拉圭回合的19个协议，就很容易理解了。19个协议浩如烟海的条文，对全球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做了相当全面的规划，其精细与具体可谓无微不至，不仅WTO成员奉为至典，WTO以外的国家也不能等闲视之。当贸易专家们不时翻阅这个1995年文本的时候，参加多哈部长会议的贵宾们已经着手环保等更深层次与贸易有关的立法了，人们当然还无法评估本次回合的成果，但有一点已经不容置疑，那就WTO为了国际贸易秩序的优化，为了从次优逐步过渡到最优，在严格监督现有环境的同时，还在不懈地推进新的立法。
不仅如此，WTO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作用还突出表现在它对各成员的国内立法产生了强制的影响。这就是各国在国内涉外经济立法和经济管理实践中必须坚持法律的一致性和透明度等基本原则。
法律的一致性是指禁止颁布与入世承诺相抵触的法规，这意味着不能通过与WTO规范相悖的法规。
公平地执行WTO规则是建立世界贸易秩序的又一基石，这一原则不允许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存在不平等的竞争和垄断。
透明度要求全面公布并提供与贸易有关的现行法律、规则和措施，其目的在于可使成员清楚地了解制度信息、准确评估贸易环境，可见，透明度也是法律一致性的必备条件。
二、FTA的贸易创造效应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
各国、各地区出于深化国际分工和合作，配合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已不甘于WTO所形成的次优原则和秩序，主动从双边交往和局部地区间的联盟寻求更大的便利和自由化。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FTA无论是数量还是进程都变化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底，全球已经完成和正在商谈的FTA总量已近50个，其中双边的FTA占90%；区域性的FTA绝对数量虽少，但影响深远。下面我们先简略描述在当今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情况，来看FTA的作用。
1985年6月欧共体发表白皮书，提出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92年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市场，实现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动的考虑。1986年2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签署了《欧洲一体化文件》。该文件规定在1992年年底正式实现12个国家间统一市场。事实上，经过6个年头的努力，到1992年底，作为这个目标的重要标志，三个“自由流动”得以实现。
一是商品自由流动：取消共同体的商品在相互边境间的全部检查，统一商品技术、卫生标准；
二是资本自由流动：公民可在各成员国自由存款、贷款和投资，取消外汇管制；
三是人员自由流动：公民在欧共体内可自由迁徙，他国公民享受本国公民同等待遇，相互承认居留权、学历和技术职称。
在这个基础上，欧共体成员继续努力，1992年又正式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成立欧洲联盟，确定在上世纪完成单一货币、建立中央银行。如人们所见，随着欧元的启动，欧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入到了更高的阶段，此时的成员间，已经具备了完全的贸易自由和便利。
1991年2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公布了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同年，三国之间开始了协议谈判，在一年零两个月的争吵之后，于1992年8月达成协议，同年12月三国分别签署。
1994年1月1日三个国家正式步入自由贸易区，三国约定15年之内逐步取消货物和劳务以及资本流动的所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经过努力，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基本的优惠安排：
一一美国、加拿大对墨西哥的出口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65%已经在2000年前实现了免税。
一一美国、加拿大对墨西哥出口的汽车整车关税已经减半征税，2000年前已实现了取消75%汽车零件出口的关税。
一一在原产地规则方面，实现了汽车必须包含62.5%的北美制造的零件可以享受减少关税的优惠安排。
一一墨西哥逐步开放对美国通讯设备及服务的投资限制。
一一墨西哥取消对美国、加拿大农产品实行的进口许可证，使美国农产品的出口的25%获得了基本保证。
一一美国、加拿大逐步取消对来自墨西哥的纺织品和服装的限制。10年内实现没有壁垒。
一一墨西哥对美、加开放金融市场，经过6年的过渡期，美加银行、证券公司都可以在墨设立独资的分支机构。
一一2000年前已经开放了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所有资本市场。
一一三国间的货物跨境运输为贸易的便利和自由提供了支持。
一一三国一致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
当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开放进程还在继续，自由化程度还在逐步提高，较之欧盟确实存在很大差别，但即使如此，我们从上述两个自由贸易区已经实现的目标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它对经济和贸易的积极作用和促进效果。
首先，自由贸易区的商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度已相当高，在商品贸易上，不仅不能存在关税壁垒，就是比较复杂的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也都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其次，为了实现区内贸易便利化，成员在开放投资、人才、技术、服务等领域上予以全面合作，贸易自由已逐步演变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各成员原来追求的贸易便利化目标确实得到了实现，但成员很快就把这一成果作为推进区内经济一体化的手段，区内的各项安排产生了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虽然从其本意上是为促进区内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作为结果之一，区内的贸易以其独到的便利条件迅速增长，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带动了全球贸易的迅猛发展。
第三，FTA间的攀比和竞争，使成员经济的让渡范围越来越扩大，欧元的启动把这一苗头发挥到了极至，人们现在考虑的已不再是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一系列原则问题，摆在日程上的是如何推进并尽快取得成效。
凡此种种，自由贸易区便利的自由的经济结构对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产生的影响已经不言而喻。
第一，FTA促进了区内经济和贸易增长。
综上所述，内部贸易壁垒的逐步消除及自由流通的实现，将促进内部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同时生产要素将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也更趋合理，规模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根据测算，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分别给各成员带来利益，节约了开支。
如欧盟在实现了商品、服务、资本和人才自由流动后，可从取消的壁垒过程中获益3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物价下降6%，公共费用减少20%，工业成本下降7%，增加200-300万个就业机会。
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同样使三国获利。美国可因此得到1715万个新增就业机会，对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将增加100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以后的数据也说明了三国是受益的，贸易出口都有明显的增长，墨西哥年增长率最高达20%，其次是加拿大10%，美国是5%.
第二，影响世界商品、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流向。
战后，世界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一直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FTA的产生和发展，将加剧这种趋向。以发达国家为主建立的FTA如上述的两个，由于区内逐步清除各种壁垒，生产要素的流动必然加速，各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更趋合理，从而使相互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更为紧密。
FTA是区域间经济联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要看到FTA的产生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联系。仅以资金和技术的流动就可说明，在FTA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国的主要使用者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因而对科学技术尤其是新科技的吸纳能力也是巨大的，这样就势必造成了资金和技术首先是流向发达国家，之后才是流向区内的发展中国家，真正流向区外发展中国家的就很少了。
近年来，人们对FTA的作用和优势认识得越来越清楚，FTA的优化机制对非成员的吸引也很明显，这就引起了区内外合作的问题。为了分享FTA的利益，FTA以外的国家都在积极寻求与其开展合作，这样就出现了FTA之间相互投资和技术交往以及贸易交流，特别是为了绕过FTA的贸易壁垒，区外国家的投资设厂成为最普遍的进入方式。近二十年来的跨国兼并、战略重组之所以发展很快，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三，FTA所固有的排他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FTA的基础就是内部开放市场，相互提供优惠，这样的结果是以区内不断扩大和增长的贸易取代与区外国家的贸易，区外的国家和地区不能享受区内的种种优惠，从而导致外来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如欧洲以共同农业政策为支柱的农产品统一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排他性很强、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很浓的市场。同样，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中，随着墨西哥产品对美输出的大幅增加，亚洲地区的电子产品和纺织品出口美国势必遭受巨大冲击。
三、FDI带动国际贸易快速发展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包括国际贸易的法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入到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世界经济形势似乎变得越发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各国政府竞相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贸易和投资壁垒大幅削减，全球和区域范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转移资源、扩张经营、全面开发市场已经非常便利。
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等权威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5万多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分支机构达30余万家，累计跨国直接投资总计约4万亿美元，其中30%是由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控制，由这些投资所创造的商品销售额，比世界出口总额还要多。2000年，跨国公司海内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达6.5万亿美元（其中30%是公司内部交易）。各种数据都清楚地表明，跨国公司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而且成为推动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强大力量。
我们从既往的跨国投资实践中已经看到，跨国公司大规模向各地区渗透，进行跨国生产、经营和销售，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化。跨国公司采取全球经营的战略，不仅增加了东道国的对外贸易量，而且所开创的以公司内部分工为特征的国际生产一体化体系，因其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使母公司分支机构间的内部贸易量急剧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增长中的重要构成。
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的20%；八九十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至40%.目前世界贸易总量中有70-80%与跨国公司有关，而且这种趋势还有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之势。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各成员通报其与此相关的法规中存在的限制情况，并要求各成员根据确定的时间表在最长7年时间内取消这些规定。可见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制度保证。
作为90年代末最突出的全球经济现象之一，跨国公司的购并重组不仅对跨国投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样对世界贸易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全球企业的兼并风潮，十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资产和股本在一夜之间易主，存续几十年、甚或上百年的公司、企业，一纸合同就改朝换代。从曼哈顿到地中海，从传统的制造业到充满高科技成分的IT产业，还有老牌的商业银行都在洗牌之中。
但这次兼并浪潮席卷之处仍以欧、美为主，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几未波及，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情况不同，美国是这次兼并浪潮的最大目标，同时也是自身兼并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与70年代的那一次“把企业作为一件商品”的兼并不同，这次兼并主要是基于公司的长远的全球的经营战略考虑，目的主要在于扩大规模，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优势互补，通过跨行业、产业的混合兼并，降低经营风险，避开贸易壁垒，开拓全球市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推动、金融界积极参与，形成了全方位的推动兼并的大环境。
之所以要关注跨国公司的全球兼并，首先是由于它对全球经济产生着现实的与潜在的影响。毫无疑问，新一轮的兼并改变了国际资本的流向，推动国际资本在发达国家中的流动，这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造成很大困难。
其次是兼并与重组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有的和正在形成的贸易壁垒在兼并浪潮的冲击下已土崩瓦解，很难发挥作用。可以说，全球跨国企业的兼并在某种意义上加速了经济全球化，使许多国家之间，双边范围乃至多边场合久拖不决的问题变得容易解决。
再次是企业兼并增加了跨国公司的力量，扩大了他们占有市场的份额，使得国际贸易格局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四、电子商务所提供的交易平台迫使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开始了新一轮的洗牌
随着国际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适应国际贸易数量和规模的迅速扩张的需要，90年代后半期产生的电子商务一经问世，就以不可逆转的势头为世界贸易搭建起了快速运行的平台，特别是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力推动下，电子商务已成为本世纪国际贸易发展最具前途的领域之一。
在1995年以前，全球电子市场交易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论，但到1997年就迅速达到约300亿美元，到2000年为2500亿美元。专家估计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电子商务市场完成的交易额将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超速发展，到2010年，交易规模约为10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将占1/3的比重。如果再划细一点，届时欧盟的网上出易将可能达到4万亿美元，美国可能在2万亿，日本在1万亿，亚太地区约15万亿美元。
人们还能看到，在进行电子交易的同时，各国、各地区已将传统国际贸易领域内正在进行的全球制度化建设的思潮同步应用到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上，世界有关贸易组织、经济组织和致力于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发达国家都同样非常注重电子商务运行规则的建设。这个在国际贸易领域内，经过几十年间成千累万件交易实践才令世人基本认识的道理，在电子商务这个虚拟的交易产所内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当然，由于电子商务平台自身运行的高技术特点，其规则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但应当讲，人们的这一努力方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电子商务示范法》、WTO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球电子商务宣言》、WTO总务理事会通过的《电子商务工作方案》，OECD召开的电子商务部长级会议以及电子商务全球对话形成的《巴黎倡议》都是国际范围内进行电子商务规则建设的可喜成果。
又如美国的《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关于电子商务最佳实施方案调查的总结》、《互联网免税法案》，欧盟的《欧洲电子商务倡议书》，英国的《电子商务-英国税收政策指南》，亚洲国家新加坡的《电子商务比较框架》等都是从本国能力和利益出发完成的单项立法，虽然还不系统，但是对解决目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障碍还是有积极作用和针对性的。
上述两个方面的概述虽然还不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全貌，但是已清楚地说明，电子商务提供的交易平台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与传统的商务活动相比，电子商务优势多多，如降低成本、减少库存、缩短生产周期，增加商业机会以及对实物基础设施的依赖小等。我们可以把其对现有国际贸易的影响大致地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是电子商务以其快捷的运行和履约冲击现有的交易方式，使交易商可以在传统的谈判室与因特网之间做出选择。
其次显然相当数量和比例的新生业务从初始就进入网络运行而压根就与传统的市场没有关系。
第三，网上交易既是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市场，数据库建设、域名注册等电子市场自身开发也在进行着激烈的商战。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以上从整体主义系统思想出发的五个方面的研究，相互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假设封闭条件下的理论与度量，是从新的切入点研究产业结构的出发点和基础；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理论构成了以全球化为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的延伸纽带；区域结构分类及演化模式研究，则丰富了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结构变动与国际分工发展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扩展、归结点和通向应用分析的桥梁；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将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深入展开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将有望构建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产业结构研究体系框架。
(一)关注并研究价值共识问题，是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以往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我们对主体价值认识的差异性、多样性、相对性、对立性关注并强调得多，而对价值认识的同一性、统一性、绝对性、共通性关注并研究得少，这种倾向忽视或掩盖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群体达成共识以及价值认识求同存异的可能性，无法保证对价值认识的全面性、客观性、辩证性。事实上，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价值认识恰恰是差异性与同一性、多样性与共通性、对立性与统一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二个方面的辩证统一，缺一不可，二者是互补的，离开其中任一方面，都是片面的、机械的、不完整的认识。只有深刻地把握价值认识两个方面的内容，才能形成辩证、全面和科学的价值认识。从“存在论”的立场看，无论在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化的现时代，人们的价值分歧如何明显，价值冲突如何复杂化、尖锐化、多样化发展，但透过纷繁复杂的价值世界之现象，我们仍然会看到，价值共识的客观存在———无论在群体或组织层面，民族国家层面，还是在人类社会(国际社会)整体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价值共识，其客观存在的深刻根据在于价值主体(不同层面上的主体)具有共通的情感与共同的生活实践。因此，正视价值共识，重视价值共识，积极探索并寻求达到价值共识的途径、方法与手段，就成为价值哲学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运用价值论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研究价值共识问题，揭示其存在的根据、现实条件、生成机理、功能、作用与意义，对于我们全面、深刻、辩证地把握价值认识，更加理性地对待价值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拓展价值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关注并加强对价值共识的研究，是生活实践的现实要求。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化、政治多极化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各区域间的价值分歧、价值冲突更加明显并长期化、复杂化、尖锐化。但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各国在资源、能源、技术、信息和资本等方面的依存度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利益相互交织，难解难分，在竞争中谋优势、在合作中求发展成为一种发展格局与趋势。各国在多领域的交流、协商与合作互动中逐步搭建起“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利益的根本思想，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是人们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形成的基础。价值分歧是人们利益分歧和信仰分歧的认识表达，相同的利益关系必然构成价值认识的深厚物质基础。因而，“利益汇合点”的形成和“利益共同体”的搭建必然有助于各国在多元化、差异化的基础上寻求并协商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当今时代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共生共存、竞争合作、共赢发展成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实践方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在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背景下谋求平等而富于建设性的思想对话，在尊重差异与搁置争端中寻求社会共识成为一种实践智慧，而这种实践智慧的理论支撑，就是去发现并找到一定的价值共识。例如，不同文明之间之所以能够平等对话、协商沟通，就在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和平共处有共同的价值认识(即彼此认可和平共处的价值观)。所以说，在多元化时代，我们既要有对立性思维、差异化思维、求异性思维，又要有统一性思维、同一性思维、求同性思维。研究价值共识问题，无疑是多元化时代，实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共存共赢”生存模式的最佳切入点，它在宏观战略层面上将为我们理性智慧地破解各种时代难题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思维，它是一种问题导向的、务实的、理性的、辩证的价值思维方式，以“求同”为价值致思方向(异中求同)，试图在包容中实现存异，在共识中实现求同，从而凝聚和提炼出彼此价值认识与诉求方面的“共同点”，为和平发展、共存共赢提供价值支撑。从国内情况来看，价值共识的研究更为重要和迫切。在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凝聚价值共识。从社会整合理论角度看，当代中国社会由于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给人们的心灵世界带来了多元诉求的精神焦虑，中国社会呈现出的基本态势是多样化与多元性。这一态势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巨大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道德的失落、心灵的失序和价值世界的混乱无序。社会多样性与多元化并不排斥统一性、同一性和价值共识的必要性，愈是多样化，愈是需要凝聚一定的价值共识来实现统一、统摄与主导。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矛盾与困境亟待发挥精神因素、文化共识(核心是价值共识)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亟待通过国家精神的社会化，将规范、价值和信仰与文化因素内化成为个体的价值自觉，从而发挥消除隔阂、弥合分歧、化解冲突、增强认同的社会整合功能。价值整合是社会整合中最为根本、最深层面也是最为持久有效的整合方式，而价值整合的核心与灵魂是凝聚价值共识，实现价值认同。只有凝聚和塑造一定的价值共识，形成占据社会价值制高点的能够被民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增强人们的价值认同，实现有效的价值整合，促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研究价值共识，可以为加快社会转型、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具有远见卓识的处理价值问题的精神智慧与理论支撑。
二、价值共识的可能性与生成机制
价值共识何以可能呢，其生成、发生的机制如何呢?
(一)人类共存共赢的生存样态，反映在价值认识层面，必然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人的一切认识(包括价值认识)深深地植根于生活实践之中，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过程及其现实条件在观念上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换，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当今社会，全球化问题(诸如气候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粮食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等)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性更加突出，作为“地球村”中的村民，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他人而独立生存，各民族、国家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对立，也有妥协、有沟通、有互利，共生、共存、共赢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客观要求。共同的生存环境、统一的实践方式及其耦合互动的社会行动体系，使各民族国家彼此间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必然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如对“共生”的价值认识)。再进一步讲，人类的生产、生活、精神与生命是相通的，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共通性(这就是解释学家所谓的精神同质论)。所以，价值认识既具有特殊性(个性)，又具有普遍性(共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可见，价值共识具有共享性(兼容性)与普遍性。在人类的实践中，社会行动的过程就是一个共识逐步凝聚和重叠的价值认识过程。例如，人类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的共同实践中，必然会逐渐形成对自然、生态的共同价值认识(如承认并尊重自然的价值等)。又如，在当今国际社会舞台上，国与国之间在交流与合作、竞争与博弈的反复交往实践中，认识到国与国之间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超越冲突，建立一种共存互惠关系，逐渐凝聚和形成了合作共赢的价值共识，从而使国际交往更加理性化。
(二)全球化实践、世界性普遍交往有助于达成价值共识。价值主体共同的实践活动与频繁而普遍的交往关系是价值共识形成的现实根据。全球化实践、世界性普遍交往使人们打破了传统的民族性、地域性、本土化思维，确立了现代的跨民族、超地域、超时空、全球化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有助于人们从更高更广的层面(世界整体层面)上重新认识、理解和看待诸如资本、技术、人才、市场、信息、资源、环境、创新等问题，并在网络化实践行动中不断强化对这类事物的价值体验与价值情感，形成一定意义上的价值共识。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实践中，由于普遍往的作用，加强了人们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与谈判的良性互动，消除了人们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使人们在某些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生态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核威慑等)上更易形成价值认识的交集，达成价值共识。此外，全球化实践、普遍往以及网络化社会生存背景下，不仅要求我们拓展视野，着力于全球化视野的高度关注和研究重大现实问题，而且，由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整体性、相关性与综合性越来越强，迫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方法”甚至于“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与综合集成方法;在研究方式上采取跨区域、跨国间的国际合作与世界团队联盟方式，这种研究视野、方式、方法，有助于视域融合以及多种认识方式方法的有效整合，有助于构筑价值思维的融通性，使人们从宏观和整体高度形成共同的价值认识，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
(三)日益频繁而紧密的文化交流、碰撞与互动，推动了价值共识的形成。每一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认识都来自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是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观念文化系统诸因素共同作用、熏染、熏陶和塑造的结果。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各种文化激荡、交融、交流与竞争互动的文化生态园，构成了价值共识形成的社会生态条件。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而深入，伴随着资本、技术、人才、贸易等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与市场化配置，世界舞台上搭建起了一个多元化、立体化、全方位文化交流与对话、碰撞与融合、竞争与发展的大平台，使各民族文化在平等交流、理性对话和深度碰撞中实现了文化的沟通、价值信息的传递、情感的共鸣、偏见的消除，心理鸿沟的弥合。各民族之间的精神交往越来越深入，为不同文化间发掘、发现并欣赏彼此相融相通的文化共同点以及深层的价值共同点提供了极好的土壤与环境。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践表明，文化的多样性、交融性是文化进步发展的动力。在世界性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人类的某些价值认识与价值观是可以融合的，是可以找到价值交集的。事实上，随着各民族国家之间经济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日益加深，各民族国家在文化与价值层面总是在主动地、不断地相互吸收、借鉴、融会与贯通，进而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所以，只要我们以人类现代文明为立足点，以人类共同的福祉为参照系，不断发现、挖掘并提炼那些超越本土文明、引起其他文明价值共鸣的、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优良文化因素与价值基因，就能够找到人类的价值共识。例如，人们对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共同认识，就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国家在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价值共识。在当今的全球化实践中，各民族国家又在更加深入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形成了“平等、合作、共赢”等价值共识。可以说，价值共识是人类在文化交流、碰撞、交融、互动的社会文化场域中，不同文化在“包容存异”的多元认知中，不断筛选、提炼和凝聚价值契合点的价值认识过程，是人类价值认识的智慧沉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人民主体论的改革观有利于我们达成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当代中国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坚持人民主体论立场，以人为本，着眼于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价值旨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价值理念。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开创与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亿万人民群众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切身感受中，深刻领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巨大创造力与现实感染力。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获得广泛而深厚的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与现实根据。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出的“中国梦”思想更是以平实、生动、直观而又浪漫的百姓话语形式，全面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框架，提炼、凝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价值目标与理想，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差异性，它在利益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复杂社会场域中找到了民族、国家、个人的利益汇合点和价值共振点，找到了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多元认识基础上价值认识的最大公约数，使得社会价值、民族(群体)价值与个人价值高度统一起来，构建起了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的一个重要管道(精神价值管道)。价值共识是社会共识的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导，人们通常是以价值共识为指导铸造社会共识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3〕这就明确确立了以实现人民幸福为改革开放价值取向的人民主体论改革观原则。这一重要原则的确立，为我们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的价值共识奠定了正确的价值论基础(价值观立场和方法论原则)。我们相信，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沃土，坚持人民主体论的价值立场，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通过平等研讨、理性沟通、心灵对话和深度碰撞，就一定能够凝聚并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价值共识。
三、价值共识的作用与意义
人是一种精神性动物，在一定的文化中生活，受制于特定文化，文化的功能是“化人”。一定的价值共识的凝聚与确立，具有重大的实践作用与意义。由于价值和价值观具有凝聚、导向、激励、规范、评价和调控等作用，所以，相同的价值认识(价值共识)的形成，在实践中往往具有指南针、粘合剂、凝聚剂、推动器、规范器、调节器等作用，它为人们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纷繁复杂的价值关系、价值困惑与价值冲突提供价值智慧与行动指南。
(一)价值共识具有信念意义与规范作用。价值认识不同于事实认识，它是对某种价值现象、价值关系的认识与反映，因而与主体性(情感、体验、信念、意志、需要等)深度相关，往往凝结和体现着主体的强烈体验、情感和信念，具有信念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认识(价值共识)就饱含着无产阶级的价值情感，凝结和体现着共产主义信念(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而具有信念意义。价值共识又是一定的价值规范的基础和灵魂，一定的社会群体一旦达成了某种价值共识，就会强化一定的价值认同，在处理问题时就会采取更加一致的做法，逐渐形成相应的价值规范，并转化为人们如何行动的规则，具体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例如，我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凝结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共识，不仅强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集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而且，这种价值自觉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形成了关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规范与道德准则。可见，价值共识促使人们实现价值自觉，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一种规则、标准与模式，直接规范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提供一套可操作的价值框架与秩序结构。
(二)价值共识可助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谋求价值共识的价值思维与方法是一种积极面向未来的、建设性的、高度务实的辩证思维方式。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化、世界多极化成为时代趋势与发展潮流。面对社会高度分化、异质化与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我们无法也不能消除文化差异与社会矛盾，但我们可以面向未来，立足于共同发展，尊重差异并包容个性，从多元、多样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发展一种“求同存异”的同一思维(共识文化)，即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性、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适当关注各种文化、不同文明背后的全球统一性和同一成分(价值认识共同点)，以凝聚、发掘和发现“多元”背后蕴含的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共同精神智慧与价值认识成果。这种致力于寻求价值共识的思维与实践，有助于从世界文明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高度找到各国彼此交往与互动的最大公约数与价值联结纽带，为各民族国家的平等对话、合作竞争、互惠共赢搭建一个价值支撑平台。
(三)价值共识有助于人类在尊重差异化前提下推动文明的多样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寻求价值共识的思维与实践要求人们尊重个性，包容差异，平等交往，在发掘和发现价值共识的现实实践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凝聚和整合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与共同发展的各种现实力量，在共存共赢中促使不同文明各自得到充分发展，形成文明多样化的发展格局。大力研究、探索不同民族、国家、不同主体、不同立场、不同文化高度差异化场景中的价值共识，就是要淡化差异、尊重并包容不同文明的价值诉求，以融通性价值思维找到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得以交融、对话、沟通、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平衡点与契合点，构建起和谐世界的价值通量(类似于经济世界中起货币功能作用的价值元素)，架起不同文明之间实现价值沟通与融合的桥梁，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在不同文明的交往过程中，善于捕捉、发现、发掘、提炼和总结其价值认识中所蕴涵的共通的元素(价值共识)，可以形成可持续交往的共同价值和规范(例如共生的价值与规范，和平共处的价值规范等)，避免对抗与冲突，和谐共生。可见，价值共识更易于成为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人们的共享价值规范，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此外，从价值共识出发，还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全球治理的方案问题。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TRIPS)，而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恰恰需要的是从共生价值这一价值共识出发倡导与贸易有关的发展问题，可见，肯定并弘扬共生价值这一价值共识，〔4〕无疑为我们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国际经济与贸易难题、寻求全球治理的合理方案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济法 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就是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及其各生产经营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就是世界市场的统一化，与其说这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市场在拆除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而市场的统一，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这就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全球化问题。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将世界各国和人民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阻碍各国之间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人为障碍将被打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和通讯成本) 将大大减少。新型的国际机构和国际民间组织将被创造和涌现，跨国公司是这一进程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①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带来了两个显著效果:一是市场的地理范围及市场的统一化和自由化程度大大扩展;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的统一化和市场规则统一化的客观需要，国际经济法不仅必将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家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情况的新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三大特点
(一) 迅速回升的全球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WTO 正式成立后的十年内，如果按照货物出口总额进行统计，那么国际货物贸易总额从1995 年的51610 亿美元增长到了2004 年的91240 亿美元，总计增幅近77 % ，年平均增长率达6154 %。其中只有1998 年和2001 年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分别只有115 %和319 %。其余年份均有3 %以上的增长幅度，其中上涨10 %以上的年度有4 个。在原油商品价格持续高涨和电子产品出口复苏的带动下，2003 年和2004 年的增幅更是创了历史新高，其中2003 年比2002 年增加了1519 % ，2004 年比2003 年增长21 %。即使扣除了物价和汇率因素，2004 年世界贸易量的增长也达到了9 %。自2000 年至2004 年，世界GDP 从32 万亿美元的水平增长到40 万亿美元的水平，总计增幅为25 %左右，年平均增长率低于国际货物贸易的年增长率。②
(二) 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和持续高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 按照实际吸引外国投资金额来计算，1998 年世界跨国直接投资额为690911 亿美元，1999 年猛增到1086715 亿美元，比1998 年增长近5713 % ，2000 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2717 % ，达到了1387915 亿的规模。由于受“911”事件等影响，2001 年至2003 年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总额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2004 年开始，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又出现恢复性增长，比上一年上升了9 %左右。③ 不过近年来，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呈现出两大变化，其中第一大变化是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成为资本输出国;第二大变化则是第三产业成为跨国直接投资新的领域。上述两大变化业已对传统的国际经济法提出新的课题。
(三)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和国家集团化进程呈现加速态势在过去的十年间，跨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迅猛，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安排和协定数量激增，并且重叠交错，这已经成为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04 年底，向GATTPWTO 申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接近300 个，其中依然有效的200 个左右。不仅如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2004 年5 月1 日，欧盟成员国从15 个增加到25 个，占世界贸易总值的20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所覆盖的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区内贸易数额也很可观。此外，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美国主导下，于1994 年商定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预计今年可完成谈判，届时将正式建成这一包括34 个国家、8 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④ 根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是在这些自由贸易区内发生的。到2007 年底，全球贸易体系将被300 多个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分割，出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⑤ 另外，伴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难以避免，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动向
(一) 包括国际商法在内的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明显加强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 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商法) 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
各国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之所以会出现统一，主要原因是:其一，以WTO 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在促进各国和各地区的实体法的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效果最为显著;其二，正在日益走向经贸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又把自由贸易区区内各国大量的经济法和商法进一步推向统一;其三，在国际公约、WTO 协定和NAFTA 的约束下，各国的商法和经济法出现趋同的迹象。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内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正在向国际经贸惯例靠拢，也导致了各国法律的统一化运动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 [ 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立法与其它各领域立法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联结和互动趋势 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各个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与环境、外交、卫生、社会等领域法律制度的联结日趋紧密。国内有学者将这一趋势称为“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⑥ 鉴于对这一说法仍有争议，笔者暂时将上述趋势称为“国际经济法的互动和联结”趋势。 根据美国学者达维德·W·利伯隆的划分，国际经济立法联结主要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规范性挂钩”;二是“策略性挂钩”。
所谓的“规范性挂钩”，指的是基于其各自调整对象和法律原则本身的关联性或适用结果的牵连性导致的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律的互相挂钩。例如，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规则、进出口许可证、技术壁垒、检验和检疫措施、纺织品贸易、海关估价等协定本身所调整的对象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规则，所以被纳入WTO 多边贸易的第一层面的法律规则。以国际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基于这一点，运用诸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互惠等共同的法律原则将其连接成国际贸易法的一个整体。又如，投资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发展比较慢，而且投资与贸易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但是为了贸易自由化原则的充分贯彻，WTO 将其连接起来，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这就是将投资法与贸易法挂钩的生动实例之一。
所谓“策略性挂钩”，是指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交换投票权而形成的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挂钩。例如，一些国家在A 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某一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但是另一些国家在B 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该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如果单独在AB领域谈判，可能永远不会有谈判结果，因为凡是前者同意的后者就反对。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将AB 两个领域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的谈判，双方妥协的可能性较大，于是A B 两个领域的协定或条款，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同一国际组织制定的协定体系中，甚至被写进同一个协定之中，而且此种情形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WTO《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与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纺织品协定》二者共存于WTO 体制之内。 (三) 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融合日趋加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众所周知，作为国际经济法主要渊源的国际条约，其制定一般是由几个主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谈判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此，某一国家(地区) 或集团的谈判实力越强，谈判技巧越高，其国内法律或域内法律对国际法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在另一方面，国际法一旦成型，它又会对成员的国内法或域内法产生反作用。 例如，无论是GATT 的《反倾销守则》还是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都是以欧美的反倾销法(特别是欧共体的反倾销基本条例) 为蓝本而制定的，都吸收了美国和欧盟大量的国内立法经验。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WTO 反倾销协定直接借鉴了欧盟推算价值计算中期间费用(SG&A) 和利润率的计算规则，使正常价值的计算更为详细和合理。
再比如，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就是在借鉴了美国贸易法中关于损害威胁确定因素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反倾销调查中的关于产业损害调查规则。但是反过来，在1995 年，美国和欧盟又根据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调整了其反倾销法的内容，美国不仅改变了旧法中关于正常价值等一些独特的术语，而且取消了旧法中关于推算正常价值的公式中期间费用和利润率的比例;欧盟不仅仿效WTO 反倾销法与反补贴协定分开立法的体例，改变了1988 年理事会基本条例将反倾销与反补贴两种调查合为一体的立法模式，而且明确限定了反倾销调查的时限。经过上述作用与反作用之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现在如果再将欧美反倾销法的条款与WTO 反倾销协定的条款拆开放在一起，已经很难分辨出哪些是欧美国内法的条款，哪些是国际反倾销协定的条款。 从两大法系国内货物买卖法和合同法对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 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影响，到《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马德里条约》对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反作用，所有例子都显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轨迹，那就是: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发展正呈现出日趋融合的迹象，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四) 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遵守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其基本的国家经济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巩固和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规则更具有了权威性和生命力。
(五) 国际经济法立法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些私人国际机构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扩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立法的主体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之外，一些私人组织日益参与到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著名欧盟法专家施奈德(Snyder) 教授就将这一趋势视为国际经济法和欧盟法的一个新动向。根据该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观察，至少三类私人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的影响。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济扩张战略，在其全球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均制定了统一的内部规则和标准。
同一个跨国公司在其全球范围内的分支机构建立的同一的产品质量标准、操作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员工守则以及其在对外签约时广泛采用的标准合同，正在影响着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进程。这些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其实际效果和执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成立的非政府 组织，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际会计标准化委员会( IASO) 等。其中，IASO 目前在世界上112 个国家中设立了153 个专业会计机构，其职能是制定和批准国际会计标准和准则。
尽管IASO 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尽管各公司名义上仍然可以按照各国的会计准则自主聘请会计师事物所编制各种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但是在实际上，如果公司财务报表不符合所谓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 ”，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发行和筹资行为就会遇到困难。最后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下，一些多国公司迅速行动起来，建立了旨在为保护国际环境生态协调服务的私人网络组织，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国际社会环保鉴定和标签联盟，包含了七个国际环境网络，赢得了广泛的公众社会支持，其制定的认证和签证规则业已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
(六)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其中，作为新法律种类的“软规则”的出现和发展十分引人注目 正如经济影响和文化渗透能力被称为“软实力”一样，包括施奈德教授在内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们将上述传统主权国家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私人组织制定的事实上在全球通行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称之为“软法律”。出于避免歧义的目的，我们觉得或许“软规则”的提法可能更为适当。根据施奈德教授的观点和我们的理解“， 软规则”原则上虽然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由于具有广泛的实用有时也能产生切实的法律上的效果，其贯彻落实的效果甚至比硬规则还要有效。这些规则不仅为国际企业和律师所熟悉，而且以国际行为准则之形式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活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硬性法律规则相比，软性法律规则有着交易成本上的优势，通常更加易于适用于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和要求作出妥协的情形。⑦
(七) 国际经济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缩小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但是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以WTO 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仍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人们在统计数字中惊讶地发现，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根据联合国《2005 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 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16 亿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总和。⑧另外，国际贸易法律领域内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据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贸易壁垒其实是针对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设置的，贫穷国家向富国出口时所遇到的保护主义，平均要比富裕国家相互之间出口时遇到的壁垒高出好几倍。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国际较量和博弈中往往缺少谈判实力和筹码;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制约，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从事国际谈判的资源、能力和专业谈判人才及其谈判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方面均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上述这两个因素使其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必然处于劣势，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阻力。本文则认为,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与多边贸易体制是一致的，故在用语上二者可互换。）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的促进作用
1、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与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相吻合，有利于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2、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由于数量更少、地域较近、经济文化水平较为接近，因而更易协调各方立场和利益，能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时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从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
3、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涉成员远少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间就贸易自由化进程达成一致的难度相对较小，从而有利于在小范围内更快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进而坐在WTO谈判桌前的代表数量就可下降，从而有效地降低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程度和难度。
4、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试验场”，通过小范围的“试验”可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发挥示范效应。如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5、当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重叠性，即某一国家是多个组织的成员国，这类国家能起到桥梁的作用，促进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而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
6、区域组织的强大凝聚力，可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抗衡经贸超级大国，从而防止和避免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超级大国称霸的工具。
7、某一区域内的自由化行动可以激励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同样措施，进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如1996年11月，APEC苏比克峰会批准到2000年消除信息技术产品的所有关税，并在新加坡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呼吁将信息技术协议推向全球。APEC称如果WTO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准备加入该协议，APEC将于圈内自行实施之。此举显然会导致出现新的差别待遇，于是圈外国家对此作出了正面回应，这样APEC在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又推进了全球自由化。
8、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向。所谓贸易创造就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带来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加,而贸易转向则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造成从非成员国进口转向到从成员国进口的贸易方向转移。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会造成一定的贸易转向,因此使许多人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利于全球的共同繁荣,并从而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特鲁曼、巴拉萨、克雷宁等经济学家曾对欧共体所产生的贸易创造及其对欧洲自由贸易区造成的贸易转向,进行了数量化评估,所得出的结论是: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移,欧共体的一体化发展并没有对其最重要贸易伙伴———欧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目前存在着一种研究倾向,即把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贸易转向的结果。例如,有的学者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美、加、墨的3边贸易增长单纯看作是对区域外贸易壁垒的结果。1987—1997年10年间,美墨贸易额增长了3.5倍,而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6.7倍,马来西亚对美贸易额增长了近5倍,泰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4.3倍。此间没有证据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造成了严重的贸易转向。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泰国、马来西亚对美贸易的大幅度下滑,而中国对美贸易则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9、区域组织间相互重叠交叉，而非相互封闭、孤立与对抗，且跨地区和重叠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将使全球化步伐加快。中国-WWW.10、GATT和WTO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其采取宽容态度。GATT第24条第4款写道，“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各国之间经济的一体化，对扩大贸易的自由化是有好处的”。类似内容也见于GATT1994年对24条的谅解之中，“考虑到自1947年GATT成立以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有了极大的增加，并成为当今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则进一步确定，此类经济一体化可能对扩大世界贸易做出贡献”。由此可见，GATT并没有完全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作是GATT的对立物，而是肯定其对自由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同时有监督管理规范，一是规定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二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运行做出了程序上的规范。首先，确立了通报制度。任何缔约方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必须向GATT缔约国全体通报。通报的主要内容有:相关资料、协议的运行情况，协议的任何重大变化或发展等。其次，要求一体化制定内部壁垒减让计划和时间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须在合理期间内成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合理期时间一般最长为10年。如情况特殊要求超过10年，须向WTO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供完整的解释。预订的计划和进程表如要修改，必须向货物贸易理事会通报。最后，建立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审查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有关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资料提交GATT后，GATT即组成工作小组，根据第24条的有关内容进行审查，并通过货物贸易理事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审查中如发现没有订立计划和时间表的，GATT须建议订立此类计划和时间表，如成员方不遵照执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不能保留或实施。如发现虽订有时间表和计划，但GATT认为在所拟议的期间内不可能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认为所拟议的期间不够合理，GATT可向有关成员方提出修改的建议，如各方不遵照执行，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也不能保留和实施。GATT的上述规定目的在于，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尽可能最小化，同时，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发展、变更纳入GATT的管理和规范体系，以保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GATT的规定相一致。
11、相对于区域内成员，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外确实存在歧视和差别待遇，但这是一种相对的歧视和差别待遇。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因此这种歧视和差别待遇只是相对于区域内的，与绝对提高对外壁垒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特点（区域组织也与区域外组织和国家有广泛往来），以及GATT、WTO谈判成果，对外歧视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在降低。并且，歧视和差别待遇导致区域外国家加入区域组织，导致区域组织扩大。
12、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贸易行政管理、技术标准、规则等方面趋于一致，使区域外国家贸易便利性大大加强。
13、区域行动能够为官员、政府和国家提供学习机会,从而更好地建立多边贸易体制。
区域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为成员国政府、管理阶层和利益集团参与多边谈判、开辟贸易自由化新领域并制定相应的规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区域行动能够使官员、政府和国家熟悉相对较小的区域内自由化进程的设计和实施,从而使它们最终能更容易地转向类似的多边行动。
综上所述，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本文总的观点和结论如下：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将长期并存、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
2、在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存在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更多看到它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促进意义。
3、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步骤、途径和必要阶段。
论文关键词：国际，营销，经济全球化
1、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原因
1.1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创造了政治和社会条件。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即涵盖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亦即世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日益兴趣。其主要表现，即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包括了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资本向全球扩张来推动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的高度发展和产业资本向全球扩张（其具体表现是工业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世界范围内便兴起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具体而言，90年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国际分工深入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席卷全球的市场化改革和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1.2现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推动现代生产力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现代高科技取得一系列突破和进展，主要有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随着现代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从科学发明到技术创新再到生产中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即所谓“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表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极为迅速。有关资料表明毕业论文的格式，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工业产品的周期，在18世纪约为100年，19世纪为50年，20世纪初期为30年，20世纪中期为10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品的转化周期已经缩短到5年以内。据发达国家的测算，手工业、传统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0:10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占5%～20%，在50～60年代占50%，在80年代占60%～80%。现代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扩散，大大推动了生产力和世界贸易的发展。
1.3国际水平分工深入发展，加强了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国际水平分工是在第3次科技革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国际水平分工。一般说来，当代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工业国之间在工业生产上的分工，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工业的过程中，也逐渐参与了工业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例如，现代波音客机（约有450万个零部件），就是建立在国际水平分工基础上的高科技产品。有7个发达国家的1500家大企业和分布更多国家的1.5万家（其中包括中国）中小企业参与协作制造龙源期刊。目前全球有40%的产品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是当代各国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基础，是当代世界市场不断发展和扩大的基础，它将各国生产过程密切结合起来，使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这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的根本原因和坚实基础。
2.国际营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1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或核心是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必然会促进世界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的增长。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转移和扩散，会改造和优化生产力的各种要素，推动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在今后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显著，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意味着世界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随之改革，使国际分工日趋合理，促进国际分工。各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竞争的发展，优化世界资源的配置，可提高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还可优化国际经济关系结构。
2.2推动世界经济有序运行。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从而要求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各国之间进行合理配置，要求在国际范围内按照经济合理的的原则组织生产和经营，要求有关国家协调它们之间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但是，在当代这种再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又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这样，便产生了再生产国际化过程中的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正是为了缓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这种矛盾，于是，以国家和国际机构出面组织的国际经济协调便应运而生。在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国际市场活动受到3种机制的调节：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各国政府单独制定的自主经济政策和措施的调节；在国际协商基础上若干国家政府的联合调节，即国际经济协调。在这3种调节机制中，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中具有重要地位毕业论文的格式，因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缺陷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矫正，而各国的调节政策也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协调（如关税政策的协调等）。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和目标，是要调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实现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有序运行，促进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在当代国际经济活动中，由于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成功与否，则制约着各国经济的兴衰。
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营销和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3.1世界经济进入全球竞争。
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正处在两大潮流之中。一是现代高科枝的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充分显示出当代世界经济竞争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二是世界各国，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适应前一个潮流即现代高科技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谋求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一轮高科技发明权、领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战。这都表明，80年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卷入了争相发展高新技术的国际竞争的大潮之中。展望未来，21世纪上半叶这种国际竞争将会更加发展、深化和激烈。
3.2世界各国在竞争中求合作。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同时，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合作的关系也日趋增强。其根本原因是现代高科技、国际分工、生产国际化、产业的国际转移的迅速发展。在国际分工日益发展和深化的基础上，各国民族再生产过程日益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同时，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先进技术，也越来越难于垄断技术，一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生产要素配置越来越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按照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原则来决定取舍，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各国技术、经济互补性的国际经济效益。因此，在现代科技和国际分工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同时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的成败则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冲突和合作、停滞和发展。这可以说是当代和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基本特征。
4.国际营销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4.1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阶段和地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划分是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几百年历史来看，发达国家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则处于不发达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资料划分，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属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工业国）的仅有22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冰岛、挪威、卢森堡、西斑牙、瑞典、瑞士、葡萄牙。而不发达国家则是原来经济落后、现在正逐步发展（民族经济）的国家，一般称为发展中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过去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龙源期刊。据世界银行有关资料统计，这类国家和地区共有16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内）。
4.2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际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经济，是利益和风险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经济。所以毕业论文的格式，从总体上看，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共同机遇主要有：第一，提供了各国共同发展的机遇。因为全球化使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各国生产和经济发展。第二，给各国提供了提高经济效益的机遇。第三，给各国经济体制趋同带来了机遇。这是因为，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建立能够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主要有：第一，优胜劣败的挑战。既然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全球化，也就是世界各国卷入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有竞争就必然存在优胜劣汰的法则。第二，金融动荡的挑战。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金融全球化，是各国间的金融活动的关联度日益密切，一旦某个国家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其他国家便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4.3 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领域的斗争与协调
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由贸易、投资、货币金融领域的关系构成。
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共体之间在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日趋激烈，即所谓的“投资战”。发达国家间的相互直接投资约占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80%左右，而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约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
论文摘要：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与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跨国垄断资本不仅有经济金融实力继续推进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而且经济全球化趋势演进的内生机制、运行条件和路径等仍将在调整和变化中继续发挥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毫无影响，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多极化都出现了若干新特点和新态势。对这些新情况的分析表明，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将遇到新挑战，但机遇仍然大于挑战。
2009年三季度后，美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好转迹象，尽管经济复苏之路尚遥，但认为世界经济进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看法已颇为流行。
怎么看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是否还有机遇？这是本文的主题。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经验是“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并要求“科学分析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这些重大判断与认识是否过时，哪些需要与时俱进地再认识，成为需要分析研究与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既来源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它加速了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以及国际化生产经营在全球的扩展；又来源于为跨国垄断资本服务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极力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种种努力，以及为全球资源配置所进行的各种经济合作、协调机制与国际组织的作用。
从现象上看，2009年全球货物、服务和直接投资流量都明显下降，但国际组织预测2010年流量都将回升，因此贸易流量只有单年度下降，而直接投资流量的下降却不如2001－2003年期间那么严重。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在2007年达到1.979万亿美元空前峰值后，2008年下降14%，但仍然达到1.697万亿美元，位居历史第二高点；2009年下降了39%，但绝对值仍然达到1.04万亿美元左右，而且，2008和2009年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仍占68%和67%，与2007年的70%相差无多。这种状况与美国IT新经济泡沫破灭后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从2000年的1.3万亿美元历史峰值下跌到2003年的5000多亿美元有很大不同。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将恢复到1.4万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危机中国际证券投资流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这与人们的想象正相反。2007年，全球证券投资11130亿美元，为2001年的10.62倍，年均增长高达48.26%。2008年，国际证券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全年额度为12442亿美元，但仍然比2007年增长了11.8%。2009年，国际证券投资重新活跃。2009年前三季度，国际股本证券融资额为1723.66亿美元，同比增长76%；国际负债证券融资额为30363亿美元，而2008年同期为13224亿美元，同比增长129.6%。
这说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垄断资本仍然有经济金融实力继续推进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演进的内生机制、运行条件和演进路径即世界经济结构，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等都仍将在调整和变化中继续发挥作用。
（一）内生机制：世界经济结构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其市场行为深深植根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即发达国家的经济日益服务化、虚拟化；日益成为服务产品，特别是金融产品的生产者、消费者和供给者、并日益依赖进口物质产品来满足消费；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从事制造生产和资源供给，从而吸引和驱动商品、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加速流动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
进入21世纪，美国的服务性行业占GDP比重超过了70%。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掌握了信息关键技术的西方跨国公司成为引领全球化生产经营的主导力量，通过对全球生产价值链条的有效管理，美国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生产的规模和流向。虽然随着生产经营环节的对外转移，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产业空洞化”现象，但在企业层次上看，原先以生产环节为核心的母公司变成了控制整个供应链的、以提供“生产”为核心的生产服务型企业。正是这种企业微观层面的变化，加速了世界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流动。
根据2009年12月22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最新调整数据，2008年第1至第4季度，美国实际GDP年增长率分别为-0.7%、1.5%、-2.7%、-5.4%。2009年第1至第3季度实际GDP年增长率分别为-6.4%、-0.7%、2.2%。2008年美国实际GDP增长1.1%，其中私人服务生产部门增长1.6%，私人货物生产部门下降3.0%。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下降2.7%；这使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4%下降为2008年的13.5%；而服务业占比反而从80.92%上升为81.62%。
（二）运行条件：美元霸权地位仍可勉力支撑
经济全球化的金融实质是美元充当世界货币并成为世界财富的符号，可以向各种形式的价值创造（资本、劳动和技术）及其财富需求提供实现物，这导致美元充当世界经济平衡的货币工具，而美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的矛盾，又使美元经常成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罪魁祸首。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元霸权地位受到打击，也引发了一些欧洲政客对欧元取代美元地位的天真遐想，但事实证明，欧元还不足以取代美元霸权地位。
（三）运行路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仍将曲折持续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世界经济再平衡论，以及2009年9月世界20国领导人峰会，美国提出世界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发展框架”，其意图都是要改变现行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即未来美国居民应降低消费水平，提高储蓄率，提高工业制成品出口能力，减少贸易逆差，减轻经济增长对消费的依赖；同时要求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减少出口，转向内需。
在现实情况下，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变过去负债消费、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不取决于美国政治精英的愿望和主张，而取决于美国长期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美国经济以“消费导向型”为主要特征，居民消费是美国经济的支柱。2002－2008年，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超过70%。其中，商品消费比重约占30%，服务消费比重约占40%。从消费结构来看，耐用消费品消费（主要包括汽车、家电等）、非耐用消费品消费（主要包括食品、服装、燃油等）、服务消费（主要包括住房、交通、娱乐教育等）基本保持稳定比重。
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年时间看，美国的消费水平确有所下降，但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个人消费支出100192亿美元，2008年第四季度降为100098亿美元，2009年第二、第三季度分别为99993亿美元、101329亿美元。按现行价格（名义）计算，2007年与2008年相比，一年中GDP下降了0.5%，一年中的个人消费上升3.6%。从2008年四季度到2009年二季度的半年中，GDP下降1.4%，个人消费下降0.1%。2009年二季度到三季度，GDP上升0.8%，个人消费上升1.4%。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经济衰退主要是投资衰退，其次才是消费势头减弱。随着消费减弱，个人储蓄率有所上升，但也没有想象得那么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居民储蓄率为5.2%至5.8%之间，2009年三季度的储蓄率比这个水平还低。从近20年历史看，5.4%仍是较低的储蓄率。1991年衰退时美国个人储蓄率曾达到7.0%，1992年继续上升到7.3%。1993年经济开始强劲复苏，储蓄率降到5.8%。这次衰退低谷的储蓄率刚刚达到5.4%，虽不排除还会间或回升，但总体看将处于低水平。2007年衰退开始前，个人消费占GDP比重是69.8%。
第一，美国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长期形成的，历史不可能倒退。居民消费始终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来看，2000－2008年以来，美国私人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私人消费支出增长率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保持在-2%～7%的幅度内波动，长期增长趋势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消费支出增长成为惯性。
美国消费增长模式得益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放松管制的低利率金融市场使得风险被严重低估，支持了美国负债消费；二是历史形成的美元霸权是维持美国负债消费的另一重要制度因素。美国消费模式的形成是市场经济信用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种保障信用消费制度不断创新；二是各种信用交易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三是借贷消费理念逐步确立。2008年美国信用卡发卡总量为6.5亿张，年交易总额达到1.53万亿美元。
第二，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经济的发展，使美国生产总值三分之二以上是只以价值量衡量的国民收入，而没有实物产品，美国经济日益虚拟化，这使美国金融资本成为最强大、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金融危机削弱了金融资本，但靠美国政府不断输血，依然十分强大。任何缩减金融资本活动空间的经济措施都不符合金融资本的利益。美国居民负债消费正是金融资本籍以迅速扩大金融产品生产与市场的最广泛土壤，改变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不符合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第三，工业生产复苏有赖于消费支出增长的恢复。美国经济史表明，消费支出与工业生产增长相关性很强，消费支出往往伴随工业生产库存化和去库存化发生周期性调整。1960－2008年多数年份中，美国实际消费支出上升导致工业生产更大幅度上升，实际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率上升至5%～8%时，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升至8%～10%。而1960－2008年间实际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率下降至3%～4%时，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通常下降5%左右，再通过库存渠道影响到资本支出使之下降更多。
第四，美国产业资本也依赖金融市场。美国制造业具有全世界难以企及的优势：技术、管理、品牌、营销能力和整合资源能力，那为什么仍然出现两大汽车公司破产危机？因为美国工会极力主张高工资和高福利，迫使美国公司难以控制劳动力成本，美国制造业依靠产业资本自身循环来平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愈来愈弱；它需要依靠资本运作的手段，即不断在全球市场上通过重组、兼并、收购等方式来争取在金融领域的利润以弥补和抵消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因此使美国产业资本的生存愈来愈依赖全球金融市场。在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总资产中，金融资产比重越来越高，1987年、1997年、2007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分别为34.7%、42.5%、47%。而美国居民消费模式的转变，意味着美国金融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萎缩或扩张速度下降，这也使产业资本难以忍受。
第五，美国居民偏好金融交易以获得财富。经济结构的虚拟化，导致国民财富结构的改变，实物财富在经济生活中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虚拟财富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这导致了人们观念的变化，这种观念变化就是经济学中说的偏好改变。金融产品交易成为美国居民获得财富的重要来源，1980年美国居民收入中来自金融业和股息等金融性收入占23.2%，1990年上升到37.5%，1999年上升到48.2%，进入新世纪则达到一半以上。
因此结论是明显的：未来发达国家会继续出现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一定程度的波动，但不可能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不可能改变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生存方式；不可能改变居民的利益偏好与时尚文化。若强行改变，必然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会有所收敛，但仍然会花样翻新继续出现，美国将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其他发达国家也都只能照着美国的路子走，不可能出现太大的偏离。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它的发展进程毫无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这种影响不仅存在，而且还呈现出若干新特点：
第一，国家资本直接与私人垄断资本相融合成为危机救援的重要手段。在危机救援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直接干预、重组乃至接管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的方式来稳定金融体系，证明私人金融垄断资本与国家资本已经融为一体。继美国政府接管“两房”和保险巨头AIG之后，2008年10月份美国国会批准美国财政部以2900亿美元为美洲等九大银行注资参股；另以41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收购银行股份。与此同时，欧元区15国联合救市计划也包括以取得优先股的方式向银行直接注资。
第二，国家资本跨国化成为刺激经济的新需要。危机中各国不仅普遍各自采取经济刺激方案来纾缓本国危机，而且还采取联合措施刺激经济。2009年4月2日，伦敦G20峰会各国领导人就全球经济刺激达成1.1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的协议。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能力、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的多边协议。20国集团领导人承诺为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总额1.1万亿美元融资，将IMF资金规模由2500亿美元增加至7500亿美元。与此同时，IMF将增发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以增强流动性。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的利益诉求。首先是改革金融货币体系。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2009年12月1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09年12月2日，欧盟各成员国财长就金融监管框架达成一致；2009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2009银行法案》。美欧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涉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消费者保护、危机应对以及国际监管合作等诸多领域。在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结构改革方面，决定新建金融稳定委员会取代现有的金融稳定论坛机制，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风险实施监控和预警。2009年6月26日，金融稳定委员会在瑞士巴塞尔正式成立，成员机构包括20多个国家央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专业委员会。
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呼声下，增加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成为与美国“一股独大”进行博弈的新力量，尽管新借款安排（NAB）增资方式成为折中选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已势在必行。2009年9月25日，匹兹堡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就金融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发表《领导人声明》指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决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各方将注资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借款安排”机制。
其次是改革磋商与政策协调平台。由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与各国经济的对话、磋商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继续增强，G20成为各国对话、磋商与政策协调的机制性重要平台，取代了G7俱乐部和后来的G8。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到2009年11月为止召开了三次G20峰会。匹兹堡G20峰会《领导人声明》指定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经济活动，直到经济复苏得到明显巩固。
第四，新的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正在酝酿之中。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面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美国提出，将研发的投入提高到GDP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美国科技的主攻方向将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地球等。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
第五，跨国垄断资本正在寻找新的全球市场。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一部分垄断资本极力主张并支持美国政府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并企图获得技术优势，再利用资本优势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全球市场。这种努力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动向。同时，为了讨好并取得金融垄断资本的支持，美国新能源经济的设计者还谋划了金融垄断资本在新能源经济中的生财之道－－碳交易和碳金融。
三、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多极化新态势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分工，把不同国家的经济纳入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突出表现。跨国资本的产业体系与国际分工体系紧密联系，形成有机的价值链，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新产业体系及其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面临技术、企业重组、市场、与既有垄断资本利益矛盾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因此将是一个竞争、合作、融合的较长过程。其成长过程表现在国际分工格局上，将不是后者颠覆前者，而是后者融入前者的渐进变化过程。
（一）美国新能源经济成长前景与国际分工基本格局
奥巴马上台之前，其智囊班子就为其制定了振兴美国经济的基本思路：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希望由此建立起新的战略性产业，形成新的技术与生产供给，使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设计、研发和生产者、创新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这种新的国际分工不仅可以增强美国的制造能力和出口，而且让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从而改变世界经常项目收支的“失衡”格局。在贸易规则上通过征收碳关税，限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产业，逼迫中国在高油价、碳关税、高汇率三重压力下永远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很难在几年内完全实现。这不仅在于美国参议院未必能通过《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更重要的是美国真正要推进战略性新产业将遭到重重阻力：
首先，推行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在国内外都有阻力。与信息技术经济和房地产金融不同，石油垄断集团是新能源经济的天敌，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和石油出口国都是新能源经济的对立面，它们可以容忍新能源在不损害其利益的前提下得到一定发展，一旦出现利益冲突，它们不会任其坐大，必要时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封杀新能源经济的发展，甚至控制其技术。
其次，替代弹性较高。由于新能源是传统能源的替代品，存在替代弹性问题。新能源革命较之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革命存在较多的困难。因为互联网技术没有替代产品，因此其可以在初期确定较高的价格以弥补研发、基础设施的投入，而又由于互联网存在供给和需求的双方面的规模经济，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多，使用价格逐渐下降，因此整个产业能够形成良性循环。而新能源技术革命则不然，初期研发投入、资本设备投入、基础设施投入均比较高，而由于传统能源替代弹性较高的缘故，又不能定价过高，由此新能源产业初期企业盈利前景并不乐观。再加上新能源产品赢利周期可能并不长，也会打击对新能源产业的持续投入。垄断资本更愿意投资于稀缺资源开发或可以不承担投资失败责任（如金融创新）的领域。
再次，对新能源的需求仍然有限。由于同传统能源存在较高的替代关系，因此新能源需求主要是依靠政策扶持的新增容量，市场容量有限。而真正要等到新能源技术成熟，市场竞争力增强，对传统能源替代性增强，对传统能源市场存量的大规模替代将是未来10～20年以后的事情。从新能源技术适应性角度看，新能源技术不仅要面对传统能源低碳化改进技术的威胁，还要面临相互之间的竞争。例如，新能源中的太阳能不仅要与风电、水电、生物物质发电竞争，还要与带有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S）的燃煤和燃气发电相竞争。
复次，美国至今还缺乏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长的机制。这包括风险投资、技术转让、成本补贴、市场规制、大众消费推广、出口促进等一系列经济杠杆手段。简单地依靠改变排放标准和交易规则，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但不具有内在的可持续性。而这一经济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这个机制还包括政府对新能源市场结构的设计和规则的制定，因为无论是新能源生产还是新能源装备产业都有技术和资本密集的特点，具有天然垄断性质。这种规模经济要求限制众多中小投资者的进入，并不能引发公司和企业大量建立的新经济现象。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美国制造业仍然很强大，产业资本对新产业的需求以及美国国家利益对发展新产业的迫切性并非想象得那么强烈。美国制造业优势体现在三个领域：第一，航空航天器、汽车、大型计算机、武器、成套设备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行业；第二，机械、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部件等，主要为大企业配套，技术含量也较高；第三，在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控制研发、品牌和营销。这些产业优势将相当长时间存在，决定美国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另外美国还牢牢掌握着石油价格武器来维持此地位。
（二）国际分工深化：世界生产与消费分离的结构性不平衡特征继续演化
由于危机导致需求萎缩，世界制造业将发生新一轮的分化与调整。最典型是汽车制造业，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正在收缩业务和调整结构。PSA集团、雷诺、菲亚特和欧宝、宝马、福特、丰田和大众相继宣布了停产计划，被削减的生产能力相当于其全球总生产能力的1/10。世界第一大钢铁企业安塞洛·米塔尔临时关闭其在法国的一半高炉。其在西欧总共有13座高炉即将要停产。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放弃了之前已有投入的英国第二大风电建设项目。该公司退出英国项目后，将能源项目建设的重点调整至在北美开发风能和在伊拉克合营开发天然气项目。这些调整无疑都增强了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趋向生产制造与能源供给的结构特征。
在这些调整中，跨国公司纷纷看好中国，把生产业务转入中国，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降幅很小。2009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900多亿美元，仅比上年下降2.6%，与全球39%的降幅对照极其鲜明。在生产与消费分离的全球经济结构状态下，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世界工厂”地位将继续上升，承担更多的商品生产分工，从而要求更大的世界市场。中国作为贸易投资大国地位的上升，必将与贸易伙伴发生更广泛、更深入的经济贸易关系和合作。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两个生产经营体系的关系不仅将赋予中国经济发展更深刻的涵义，而且将深刻地影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态势。
（三）世界经济多极化新态势
不同跨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以及美国霸权与各国的矛盾、多哈回合全球多边关系谈判的停滞，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必然表现为国家利益集团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多极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更加丰富多彩。
1、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向亚洲地区转移的速度。2008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分别为72387.3亿美元、17370.6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11.9%、2.9%。2008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占世界11.9%的比重中，中国经济占了7.3%。2008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比重得到进一步提高，比2000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
2、“金砖四国”成为新兴的经济大国。近年来，“金砖四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发挥各自优势，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活力，经济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和全球利益格局，其增长部分占世界经济增长近一半。2008年世界各国GDP前20位排名，发达国家11个，新兴经济体占9个，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度、韩国、土耳其、波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巴西、沙特阿拉伯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近年来能源资源价格高涨。墨西哥、印度、韩国、土耳其、波兰经济增长更多受益于与美国以及欧盟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
3、美国主要债权国的出现。20国集团并不是一个国家联盟，而是反映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间的沟通与磋商机制，它要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关系，协调发达国家各自之间的利益诉求关系，甚至包括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某些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关系。在20国集团中，中国、日本、英国、德国和石油出口国等都是美国的债权国，2009年10月份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为7989亿美元；日本为7465亿美元，英国为2307亿美元，德国为528亿美元，而石油出口国则增至1884亿美元。
4、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不同利益的国家集团。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上，各国既有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共识，也有依据自身利益对各国减少排放的利益诉求。欧盟国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为积极，这与欧盟成员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关。目前全球清洁能源发展主要集中在风能与太阳能领域。2008年美国风电装机容量累计为25170兆瓦，德国、西班牙等欧洲9国则达到60312兆瓦；在过去15年中，全球光伏产业以25%的年均增长率成长。在德国光伏屋顶计划引领下，德国缔造了全球第一大太阳能市场，形成了上下游完整的太阳能产业链，几乎囊括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太阳能市场，德国风力发电已占其全国发电总量近8%。欧洲光伏产业协会的2008年世界太阳能市场排名显示，目前欧洲仍是全球太阳能市场最重要的地区。法国则在核电方面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全国78%以上的电力供应来自核能发电。
相反，欧洲的非化石能源产业、环保产业发展较快，已经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和社会舆论。其资本利益集团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质上是继续压缩传统能源产业及其资本利益集团的空间，为新资本集团的成长创造更大的市场。因此在欧洲实行减排，阻力较小、成本较低。
美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上的消极态度，反映了美国国内垄断资本利益集团的矛盾。石油垄断资本集团在美国经济社会中的强大力量以及美国金融、石油垄断资本对于世界化石能源的控制利益，决定了美国在减排问题上不可能与欧盟完全合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力推减排和新能源，反映了新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美国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但要在参议院通过却困难重重。不仅占参议院40%席位的共和党反对，就连来自各州的议员也要根据本州利益审视该法案。一些煤炭生产和发电的州，以及农业州都因该法案将损害本州利益而不准备支持该法案。
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加上中国，坚持《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坚持发展权的底线，坚持共同的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实现总量减排，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排，并非强制性的国际承诺，因此不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任何国际核查。中国在会议上提出了到2020年对比200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降低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欧盟与美国虽然在减排问题上的利益并不一致，但在对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发展中国家听凭它们摆布方面却表现出共同性，甚至不惜违背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巴厘路线图”的原则。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坚持捍卫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原则，鲜明地表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的立场。
上述可见，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世界形成了：欧盟；以美、日、加、澳大利亚组成的伞形集团；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发展中基础四国；欧配克和沙特阿拉伯产油国集团；小岛国集团等若干利益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集团。气候变化问题上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必将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四、结论：中国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这是十七大的判断，后危机时代，这个判断仍然没有过时。
后危机时代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确实面临许多新挑战：首先是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还不适应后危机时代世界市场的新变化。在危机后的若干年内，由于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尚不可能迅速成长，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不足以带动大的市场需求；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还处于恢复状态，世界经济将呈现低速增长，世界市场需求不可能出现较大的新增容量。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特别是出口贸易发展面对的是外部需求拉动力低于金融危机之前的市场环境。在此环境下，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进一步增强了。
其次是中国将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长期困扰，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也将成为长期任务。客观上存在的经济利益矛盾、西方国家的选票政治因素，以及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敌视和怀疑，都是贸易保护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特别是由于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不仅面临努力减少碳排放的压力，而且也面临扩大世界市场的迫切需要。但西方一些国家可能利用其在碳排放上的有利地位，增加节能环保产品和技术的出口，并限制高碳产品的进口和消费，甚至力图修改贸易规则以达到自身的利益。美国也可能在国际经贸关系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面前不承诺其作为碳排放大国所应该兑现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美国环保署（EPA）制定的“清洁空气法”等国内立法，来实行“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措施。在面对国际挑战的同时，中国还面临兑现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减排目标的承诺，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日益紧迫。
最后是中国国际性资产安全运营的矛盾凸显。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资产的增加，以美元和西方货币计算价值的海外资产（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都面临汇率和经营风险的安全考验；规避风险、安全高效已成为中国资产海外运营的现实问题。此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不仅发挥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建设刚刚起步，甚至也不能为扩大中国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发挥有效作用，因此，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中国还十分缺乏取胜的新优势。不仅如此，在未来各国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中，中国还面临差距被拉大的危险。尽管如此，后危机时代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不仅存在，而且机遇大于挑战：
1、中国经济相对比重上升，为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增添了新的活力。2008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英国、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受金融危机拖累，出现不同程度经济衰退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仍然能够维持超过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显示出经济强劲增长的基础。中国没有被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削弱。根据IMF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到48329.9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增加到8.8%，也许在2009年或2010年超过在世界经济中长期占据第二位的日本经济。2009年10月，中国累计商品出口贸易达到9570亿美元，超过德国的917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在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世界制造业资本向中国新一轮转移进程中，中国制造业产品谱系将大大拓宽。西方跨国公司新一轮产业转移和对华投资将带来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汽车、石化、电子以及机械等；较为成熟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如信息技术、微电子、通讯等。跨国公司的业务转移可能不限于生产制造环节，而且可能包括研究与开发、设计、采购、销售及售后服务等相关环节，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更加巩固。经济地位的上升，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大，这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了新活力，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2、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创造了新机遇。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一些外国企业在资金和生产经营的严重困境，这是中国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有利时机。通过绿地投资、重组联合、股权投资和跨国并购等多种方式，实现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国际化经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增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企业及产品的品牌。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贸易和国际资源整合，有利于缓解国内市场供求矛盾，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通过境外投资建厂形成若干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关联程度高、带动辐射能力强的境外经济技术贸易合作区，建立一大批中国海外独资、合资合作或控股公司，在获得国外资源、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内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结构优化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