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4:00
关键词:智能科学技术;教学理念;素质培养;创新实践
智能科学技术是数学、物理、电子、计算机和信息处理以及哲学、生命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智能科学技术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具有信息科学、智能科学、脑与认知科学、现代科学方法学基本理论知识,掌握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信息网络、信息处理、自动控制、系统优化专业知识和综合技能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在一定程度上,智能科学与技术代表着信息技术的前沿,其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对我国现行的教育与教学理念提出了挑战。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增加智能理论和智能技术教学,对全面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创新的思维方式,激发他们对信息技术的追求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为适应社会对从事智能化产品研发人员的迫切需求,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近年来率先提出并建设智能科学与技术课程链,包括计算机控制系统、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智能技术等,力图建成各环节有机联系、具有较宽覆盖面的“课程链”。
在实际教学中,为了适应快速的技术发展趋势,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教学资源、实验资源和课时约束,近年来,我们对智能科学与技术相关的各门课程进行了整合,对课程的教学理念与内容、教师素质培养、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与实践。
1师生共同实现自我
叶澜教授指出:“教师应该具有与时代精神相通的教育观念[1]。”智能科学技术相关的课程涉及大量前沿科学,我们必须跟上甚至超越先进国家的研究步伐。根据研究型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吸收现代先进教育观念,我们树立了师生共同实现自我的教学理念。
教学主体应同时包括学生和教师,成功的教学有赖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2]。一直以来,以学生为中心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学生既是大学的服务对象又是大学品牌的建设者和传播者,社会对大学的认可正是基于毕业生服务社会的能力和表现,因此教学必须从学生的长远利益出发,创造学生价值[3]。智能科学技术具有快速的发展趋势和交叉的学科特性,因此要求师生共同把握潮流脉动。学生要积极地、主动地、有目的地学习并创新,也就是“学会学习”,同时带给教师最现代、最崭新的观点与视野。譬如在今年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课程设计中,几名学生针对春运火车票实名制运行中因人工进行身份核对造成的大负荷工作量、检票时间过长等新问题,大胆提出了火车票实名制电子客票系统的设计方案,以及利用已经商品化的身份证检测装置进行智能检票原型机开发的设想。这让我们惊喜地认识到教育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应能够启发学生自主地寻找问题、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
面对智能化发展趋势,教师不再是一部百科全书,而应变成向导、顾问及合作伙伴,帮助学生在独立思考的道路上加速前进,引导学生发现新问题,掌握新知识,使学生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具备合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4]。而教师也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强化专业水平,师生共同进步,实现自我。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课程中,讲授实际机器人受到各种不同约束,只用理论公式讲解不仅枯燥而且不易理解。在和学生答疑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将这种约束用动画表示出来,学生很感兴趣并且易于掌握各种约束的实质。动画的制作本身就体现了智能技术的发展,学生在这方面的技能往往比教师更新潮、更先进,教师在此时也从学生处获得更多技巧,丰富自我。通过师生间的高频互动,实现教学相长,提高了教师的教学与学术能力。
2加强教师素质培养
智能科学技术的知识更新速度很快,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智能技术应用的基础――处理器已经更新换代了好几代,相应的高校实验课程也随之调整。进入21世纪,技术发展更快,此时在教学中仅依赖个别老教师就显得力不从心。较其他学科,智能科学技术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应加强教师梯队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为此,我院始终坚持制订并实施人才培养计划,推荐和选派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开展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及时把握国外顶尖知名大学的专业与学科建设动态信息。在与国际知名企业合作的同时,多次派教师赴企业进行实地参观学习,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学习其先进的管理观念,使教师具有更合理的能力结构。
另外,我们也借助学校平台开展教师队伍的自身培训工作,通过青年教师讲课竞赛、老教师教学经验讲座以及邀请国内外专家来校交流等形式,进行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交流;发挥新老教师在教学经验、知识面和智能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的特长,组织各种教学业务活动,积极推动新老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
教材建设和课件建设是培养青年教师的重要载体。在参编教材过程中,青年教师加深了对课程理论体系、相关技术发展及如何将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当中的了解。相比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我国的智能科学技术较落后,因此青年教师应充分发挥外语好的优势,直接从外文文献中获得最新资讯,传递给学生。
同时,我们也对双语教学乃至全英语教学进行了有益探索,对青年教师提高专业素质和职业素质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教育是一个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变得更完善的职业。只有当教育者自觉地完善自己时,才能更有利于学生的完善与发展[5]。
3科研与教学结合、学习与创新结合
实践是新世纪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6]。智能科学技术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得到持续的发展。教师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学生的学习与创新实践相结合,是智能科学技术教学的一个有益探索与尝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学过程,利用科研方面的优势,教学相长,形成科研与教学的良性互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不断跟踪国际研究的前沿,掌握和了解该学科的成就和发展状况,有利于提高专业素质,拓宽知识面,强化超前意识。
通过将科研项目与课程建设相融合,如国家863高技术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等,使得本科教学与实践创新过程和科研项目息息相关,成为智能科学技术实践教学的重要延伸。近几年,我校以国家级科研项目和科技竞赛为背景设立主题研学项目,如机器人技术研究小组、智能小车技术研究小组、嵌入式系统研究小组等,产生了一大批学生创新成果和竞赛佳绩,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赛)、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嵌入式系统等连续获得30余个重要奖项。在2009年的RoboCup类人组足球赛中,我校借助科研项目对双足移动机器人的研究成果,成功地将视觉处理、基因算法在步态学习中的应用以及基于生物诱导机制的步态产生运用到NAO上,克服了时间短、经验少等问题,成功取得决赛权并进入了16强。
在智能科学技术课堂教学的同时,我们借助校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大学生电子信息科技创新基地、实验中心及大学生创新计划,为课内综合性教学、课外实验选修课、实验研讨课、自主研学等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4结语
智能科学技术在未来人类社会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其他学科,该学科具有发展速度快、知识面宽、综合性强等特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针对这一特性做出必要的改革和创新。改革要兼顾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和素质教育,必须是教师和学生同时作为主体的自我提升过程,从而实现培养具创新意识、思维、能力的21世纪适应型人才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叶澜. 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 刘百来,白淑红. 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工程力学教育[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13):17.
[3] 奚红妹. 大学品牌的内涵[J]. 国际商务研究,2005(3):20-22.
[4] 吴夏妮. 谈项目教学法对教师的要求[J]. 华章,2010(12):87-88.
[5] 韩洁,王诺. 论新时期教育发展对教师素质结构的要求[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12):153.
[6] 邵长发. 工程技术教学素质教育初探[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1999(4):74-77.
Discussion on Teaching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ongji University
WANG Zhu-ping, CHEN Qi-jun
(Department of Control Science & Engineering, College of Electronics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China)
[关键词]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技术统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2 — 0032 — 02
科学一直被看做是一种人类生产，并且具有其他生产所没有的特殊性。科学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科学可以成为生产力，为创造剩余价值提供服务。而哈贝马斯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会体现的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应该被放在最高的位置，哈贝马斯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将所认识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的意识形态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一、如何理解“意识形态”
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但却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们要对哈贝马斯理论进行探究，掌握哈贝马斯理论，首先就是要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什么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追溯“意识形态”的根源我们可以知道，它最开始是来自于法国，被一位叫做特拉西的哲学家首先提出，并且试图用意识形态来描述一门关于观念与感知的分析的新学科。马克思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代表着法律、政治以及统治阶级利益，是情感表象与观念的总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体现了在具体社会中人们通过实践对于社会物质形态的理解，以及把握社会物质的程度，而这种对物质形态的理解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幻的，它反映现实的方式是依赖主观幻觉以及错误意识，这种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使得统治阶级的一切统治都变得合法起来，从而让民众服从于统治阶级，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来了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各个方面满足了不同人的需求，这种满足程度使人们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满意度逐渐增加，导致人们对社会基本职能的思考减少，对社会基本职能的议论程度也逐渐降低。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晚期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来得到完善，因此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起着辩护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一旦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将履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标准，分析了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原因，以及它与资本主义逐步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了科学技术有利于社会合理化与制度化的结论，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阶级统治的结论。而如果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将有利于高度丰富社会财富，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如何理解技术对意识具有统治功能的思想
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只是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热衷关注的理论之一，他们在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能够促进后来的人们继续深入研究的结论，为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法兰克福派的思想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合理性，并且将之作为社会的本体，通过科学技术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这一意识形态实现对人们的控制，让广大人民群众服从统治阶级的领导，以巩固他们统治的长久治安，使整个社会实现形式意义上的一体化。
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意识形态会对人们真正认清社会矛盾与冲突造成阻碍，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具有模糊人们视线，阻碍人们看清现实的功用。将科学技术当做意识形态，通常会让人们丧失他们本应该具有的对于社会整体性把握的能力，在对社会的认识上，失去他们自己的认知，而人们所看到的和所认识到的社会完全就是统治阶级通过科学技术向人们展示的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不是人们真正通过理智认识到的社会。科学就像政治、法律及哲学一样，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下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会掩饰社会的本质，而且还会导致人们无法发现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使得人们对社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欺骗性，这也符合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识。
德裔美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更深入地对霍克海默的观点进行了研究论证，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正在改变并且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传统意义，成为统治者辩护的工具，它的奴役性和工具性体现的日益明显，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对人进行“奴役”和统治。科学技术让人们认为它所带来的一切改变就是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试图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从而不断巩固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提高技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
关于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哈贝马斯与前面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持有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在诞生之初就附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功能在资本主义初期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而是到了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才体现出日益明显的特征，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直以来，人们相信科学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它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知识的灌输，就能自然地进入人们的意识当中，让人们自觉地承认科学技术统治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而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的统治方式。
三、“技术统治的意识”具有怎样的特征
第一，技术统治意识已上升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减少了意识形态性，那种使人们感到迷惑的力量已消失，从而使得它对人们的欺骗性减少，变得更为客观，合理，技术统治下的意识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为广泛。技术统治的意识比旧的意识形态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在资本主义晚期才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国家增加了国家干预，使得影响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成为了政治问题，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性质。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已经被当成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使得原本政治上的问题演变成为了技术上的问题。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使它的社会制度得到改进与完善，从这方面看来，科学技术充当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角色，它也不自觉地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并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
四、科学技术与社会整合的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并且这种渗透是无法抗拒的，它在人还未作出反应时便迅猛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强大的控制性是它的双重职能带来的，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控制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一）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促进了社会整合的实现
科学技术不断向生产领域发展，并逐渐渗透其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促进改革生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它还能够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促进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迁，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是，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日益渗透的科学技术有利于维护现行制度，它并不会使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被颠覆，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可以看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有两种新趋势：一是国家越来越频繁对社会各项活动进行干预，国家的职能体现的日益明显；二是技术与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并且依赖程度加深。有了这两种新趋势，之前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各种体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控制和领导经济活动，达到调节经济发展过程的目的，从而消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
所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对实现社会整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不仅作为生产力存在，而且还以意识形态的状态存在，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二）科学技术通过整合文化和人心，加强社会整合
科学技术通过自身的社会职能对人心与文化都进行了整合。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将自身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对创造“利益一致”这一幻影深深着迷，丧失了自觉意识，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科学技术就这样实现了对人心的整合，使得它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表现的更为突出。
哈贝马斯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文化这一板块进行剖析，在科学技术的论述上具体地体现。他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人心和文化的控制因为他觉得文化领域能够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施提供依据，笼络民心，淡化阶级观念，最终实现对社会的更大程度的整合。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人们从中获取了利益，丰富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人们关注的视线逐渐转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上来，淡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关注，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很好地做到了对人的统治。
科学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通过自身极强的控制力来改变人们的观念，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与重视。科学技术通过对文化系统的强大影响力，达到通过文化的整合促进社会的整合的目的。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理论是有它一定的缺点和局限性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对它的优点的认识。哈贝马斯在研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通过科学技术的双重职能得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整合作出的贡献，这是哈贝马斯的不可忽视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倪伟波，任雪萍.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J〕.江淮论坛， 2007，（01）.
〔2〕 刘京.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思想探源〔J〕.求索， 2006，（02）.
〔3〕（德）哈贝马斯原著.哈贝马斯精粹〔M〕.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作者简介：顾泽慧、梁锡祥、王倩、田飞，东南大学2011级法学院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6-187-03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发达的物质文明。但随着高科技引发的食品安全、能源、环境、交通、网络等问题的出现，科技道德问题的日益凸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大学生作为人才储备和国家发展的希望所在，对大学生科技伦理状况的研究愈发受到重视。然而现实是当今大学生在学术伦理道德的认知上存在很大的缺陷，许多大学生在论文写作、科研项目上存在严重的抄袭、作弊、造假等现象。同时，大学生对科技伦理效应的关注相对欠缺，其认知亟待提高。
一、科技伦理道德内涵
科技伦理道德是指人们在从事科技创新活动时对于社会、自然关系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所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科技是人类探索世界客观规律过程中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然而科学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由何人来掌控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需要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新时期下，大学生的科技伦理道德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学术规范的了解以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识；二是对科技社会效应的认知即目前高技术引发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能源、交通、网络等科技伦理问题的关注状况。
二、调查设计
（一）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
为了全面了解我国大学生科技伦理的现状，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个案采访为辅的方式，在导师指导下自行设计问卷。通过实地发放问卷，再利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个案采访则更深入了解被调查者对科技伦理的态度与认知。
问卷设计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被调查者自然情况，据以分析不同的因素对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的影响程度。二是学术伦理，了解被调查者本人对其自身及周围学术道德失范的态度与认知。三是被调查者对科技社会效应的认知，了解大学生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效应的关心程度和对待科技伦理的态度。
（二）研究样本说明
本项目以江苏省普通公立全日制大学和独立设置学院的本科生为调查对象。以方便和随机的方式选取8所学校，每所学校发放100份问卷。在发放问卷时尽可把握性别和年级的比例。其中研究生比例设置为30%，但由于部分学校无研究生，所以在最终数据有所差异。另外每所学校专业调查对象至少包含3个学科。问卷发放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进行，共计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79份，有效回收率97.4%。
调查对象中，女生占50.6%。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占数据总数的12.5%、67.9%、19.6%。其中专科一至三年级的比例分别是1.0%、7.2%、4.3%；本科一至五年级的比例分别是19.1%、21.4%、16.4%、10.2%、0.8%；研究生一至三年级的比例分别是9.1%、5.8%、4.7%。调查对象涉及10个主干及部分其他学科：哲学（1.5%）、经济学（8.6%）、法学（4.7%）、教育学（2.4%）、文学（6.8%）、理学（9.4%）、工学（42.7%）、医学（10.5%）、管理学（9.6%）、艺术学（2.6%）、其他（1.0%）。
三、调查结果
（一）大学生学术伦理道德状况
对大学生学术伦理道德状况的探究，问卷主要从大学生对学术规范的认识以及对学术不端的认知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1.大学生对学术规范的认识
问卷通过调查大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情况来初步了解大学生对于学术规范的了解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8.7%的大学生用规范格式写过学术论文。在论文格式上，有47.8%的大学生使用过中英文摘要，关键字的使用比例为67.1%，参考文献86.5%，脚注33%，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号只有15.5%。从结果可以看出，过半数的大学生没有用规范的格式写过学术论文。在论文必备的格式要件中，参考文献和关键字的使用程度较高，而中英文摘要、脚注以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号较少被使用。这反映出当下大学生对于学术规范认识不足。
问卷还对老师和学校对大学生学术规范的教授和培养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12.8%的学生曾听老师详细讲解过学术论文规范写作的相关知识，大致讲解过的有37.6%，只是提到过的有29.8%，从没讲过的占19.8%（下图1）；在学校是否开设学术论文规范写作的课程、讲座等相关活动上，经常举办的占9.9%，偶尔举办的有41.1%，从未有过的是10%，而学生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的占到39%（下图2）。由此可以看出学校提供给大学生学习学术规范的资源较少，对学生学术规范意识的培养不够重视。同时学生了解学术规范的途径少，自我学习的意识不强。
2.大学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知
首先，我们通过调查大学生身边学术不端现象的存在情况来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整体把握。调查的结果显示，有25%的学生认为身边学术不端现象较为普遍，62.8%的学生认为存在一些，11.2%的学生觉得很少存在， 1%的认为身边不存在学术不端现象。再具体涉及到大学生学科竞赛、课题研究、等学术研究中的挂名现象，25.9%的学生认为存在并且很多，67.1%的认为存在但是少数，6.9%的认为不存在。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在大学生中广泛存在。这提醒我们要重视对大学生学术伦理道德观念的培养，尽量预防大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
其次，在大学生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危害的认识方面。有52.2%的大学生认为学术不端行为会浪费公共资源，损害公共利益，有81.4%的大学生认为会造成不正当竞争，有70.2%大学生认为会败坏科学界的声誉，阻碍科学进步。79.5%的大学生认为会造成学术虚假繁荣。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学术不端现象的危害有着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再次，面对身边存在的学术不端现象，大学生如何对待？我们首先通过问卷调查了大学生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关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学术不端行为，16.4%的学生平时较为关注，46.6%的很少关注，35.6%的只是听说过，而1.4%的没有听说过。在对考试抄袭和作弊的态度上，40.8%的大学生是坚决抵制， 48.5%的大学生表示可以容忍但自己不作弊，10.7%的大学生持无所谓的态度。这样的结果让人担忧，大学生普遍不关注身边的学术不端行为，对于身边考试抄袭和作弊也是一个平和的态度。这样的结果和对于学术不端的危害的认识上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深刻的意识到了学术不端的危害，另一方面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既不关注也不抵制。这表明我们需要推动大学将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来抵制学术不端，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最后，问卷从大学生对学术不端行为出现的主要原因以及减少学术不端的措施的认知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原因选项中，63.3%的大学生选择了“评价制度等有不合理的地方”，68.9%选择了“人们为获得利益而置道德、规范于不顾”，74.8%的选择了“人们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意识不强”，45.1%选择了“相应的法律的惩罚措施不够”。措施选项中，75.4%的学生选择了“完善的人才评价制度”，66.1%的选择了“用教育来提高学术道德和强化学术规范意识”，55.6%选择了“加强社会舆论监督”，64.4%的选择了“完善相应的法律惩治措施”。这样的结果也说明了大学生普遍赞同学术不端出现的原因是因为评价制度等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为获得利益而置道德、规范于不顾、人们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意识不强、相应的法律的惩罚措施不够。要解决这种情况，需要完善的人才评价制度、用教育来提高学术道德和强化学术规范意识、加强社会舆论监督以及完善相应的法律惩治措施。
（二）大学生科技社会效应认知
下面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分析当代大学生对科技社会效应认知的现状。
1.大学生科技社会效应认知的整体状况
关于大学生科技社会效应认知的整体状况，问卷中采取了相对简明的问题设计，从大学生对科技伦理的了解程度以及重视程度入手。调查结果显示，52.1%的被调查大学生不了解科技伦理，46.7%的大学生表示只是听说过，只有1.2%的大学生对科技伦理很了解。另外，96.7%的大学生认为科技伦理对于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活动以及社会的作用很重要。由此可知，虽然绝大多数的大学生不了解科技伦理，但是他们心里还是有相对明确的价值判断，认为科技伦理对于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活动以及社会的作用很重要。
2.大学生对科技伦理具体问题的认知状况
我们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生态伦理和信息伦理的角度，了解大学生对身边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引起这些生态问题原因的分析，以及大学生对高科技引发的网络安全、道德问题的关注程度和认知。调查结果（如图3）所示，59.2%的大学生表示经常关注身边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36.2%的被调查者只是偶尔听说，只有4.6%的被调查者不太关注。对于环境污染的诱发因素，19.8%的被调查者认为人们的环保意识差， 14.6%的被调查者认为企业只重视自身发展忽略环保，31.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对环境问题重视不够，54.4%的被调查者认为人口膨胀，54.4%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还有2.6%的被调查者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如法制不健全，惩罚力度不够等。
对于高科技引发的网络安全、道德问题，39.9%的被调查大学生表示经常关注，54.2%的被调查者只是偶尔听说，5.9%的被调查者不太关注。关于沉溺网络社交以及身份虚拟化对人道德、情感的影响，50.2%的被调查者赞成网络让人肆无忌惮，逃避现实，49.8%的被调查者则认为网络社交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如图4）
由以上的调查数据可知，大学生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较高。在导致生态问题的诸多因素中，过半数的大学生认为人口膨胀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是主要原因。与生态伦理相比，人们对信息伦理的关注程度要低一些，当问及网络社交与道德情感的关系时，被调查者则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赞同与否定的观点各占一半左右。
四、总结与对策
关 键 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 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 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 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 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 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 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 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 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 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 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 、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 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 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 .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 )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 “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 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 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 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 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 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 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 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 ,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 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 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 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 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 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 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 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 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 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 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 ……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 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 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 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 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 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 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 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 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 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 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 生有 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 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 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 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 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 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 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 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 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 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 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 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 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 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 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 的‘人工的’特征)”［5］。
3. 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 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 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 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 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 。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 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 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 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 要比自 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 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 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 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 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 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 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 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 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 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 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 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 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 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 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 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 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 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 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 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 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 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 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 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 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 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 ［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 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 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 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 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 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 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 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 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 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 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 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 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 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 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 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 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 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 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 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 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 。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 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5］。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 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 。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 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 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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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法兰克福学派；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发生了极大变化。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科学技术也带给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即通过对社会生产活动、文化活动、消费活动的渗透，与政治、法律、道德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使得科学技术也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给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致使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的考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
在众多的研究和讨论中，具有独到见解的要数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在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在走向目的化，工具理性逐渐统治社会的价值理性，并以前者为中心使两者合二为一。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科技的运用超越了生产和经济的范围而进入到社会治理领域。一方面他们承认，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技术决定论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同意说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技术“终结”了意识形态职能，而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了新的社会功能：科学技术否定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反之它本身执行了意识形态的职能，或者说，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作辩护。他们在对科技异化的批判中来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
其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最早提出了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他指出，“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但他对此并没有更多的发挥。随后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具体的阐述和发挥。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和统治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他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创造出了一个富裕的社会，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了一种起一体化作用的政治统治制度。它为特定的历史规划所固有的目标服务，作为一种总体体系、一种文化形式，在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辩护中，代替了传统上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技术理性先验地适用于维护社会统治，它排斥个别性、特殊性，要求普遍性、共性，其本质是统治的合理性。它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单面的社会，人失去了最宝贵的一面，即否定性和批判精神。因此，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不能造成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反而由于预先封闭了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阻碍了人类向自由解放发展。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职能的理论，由霍克海默提出，经马尔库塞发展，到哈贝马斯时真正达到了系统化。他提出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用两句话概括了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功能：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科学本身以普通的实证论思想的形式，表现为技术统治的意识，代替被废除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二、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不同理解
1、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
哈贝马斯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明确提出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家。他把“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结成一体”[31l”视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根据和重要标志。
哈贝马斯提出的这一观点并不是为了推崇、歌颂科学技术的作用，而是在于揭露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对之展开批判。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产生着消极的政治效应，主要在于：它履行意识形态功能。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其主要功能就是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他说到“科学技术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一方面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另一方面它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同，他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合法化”的影响等方面。
这里便要引入哈贝马斯关于人的行为的划分，即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前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即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因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则意味着“人的解放，个体化和自由”，而工具行为的合理化则意味着“技术控制力的扩大”。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并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致使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完全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技术的合理性成为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同时，交往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化了。这样，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首先，“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也即政治活动日益技术化；其次，科学技术日益侵入和“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再次，由于群众政治意识的非政治化致使公众舆论也日益非政治化。最终，在“技术统治论”的笼罩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摆脱了合法性危机。
2、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
无独有偶，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重要的地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科技思想，同样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并将此理论应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
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首先表明它必须渗透于生产力的基本因素中，并同其紧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科学技术的这一特点，绝不会随着它在生产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的凸现，成了第一生产力而有所改变，它不会也不可能独立地创造价值。其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它是价值、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与源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是唯一的生产力。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
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可见，除科学技术以外，劳动和自然同样也是生产力的源泉和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一点，也不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而改变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性地反思了生产力系统中的科技作用，指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历史性地发展变化的。他强调必须正视科技在社会生产力中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否则，就无法正确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
邓小平从世纪末政治格局的历史演变中，认识到科技发展水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对我国自身的实力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并以此定位来制定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为建立循环的、良好的“科技――教育――经济”三位一体化趋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正确认识、评价和运用科学技术
对于科学技术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出现社会新功能的变化，我们应当予以正确认识和评价，以便于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 Transmiss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 G.Myers 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 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 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 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 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 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转贴于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 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 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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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U.S〕亨利·哈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前言。
〔13〕张斌《技术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9页。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66-02
一、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概念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科学与技术各自都有相对确切的概念。现代所用“科学”一词，是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而侠义科学仅指自然科学，本文所指是其侠义的自然科学。英文中的技术一词technology由希腊文techne（工艺、技能）和logos（词，讲话）构成，意为对工艺、技能的论述。到20世纪初，技术的含义逐渐扩大，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方法。伦理学，在古希腊，“ethos”一词最早见于《荷马史诗》，特指一群人所共居的地方，后来，词义扩大为一群人的性格、气质及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已被认为是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科学。“道德”一词被赋予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道德品质、道德境界和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二、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几种观点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一直以来被大家争论不休，但主要分为相关论、不相关论和等同论。相关论者又可分为伦理道德决定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下面我们就分别进行阐述。
（一）不相关论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区分开，他著有《物理学》是研究科学技术，他的《尼格马克伦理学》是研究伦理道德的，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而后者研究对象是人。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彭家勒（1854-1912）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1711-1776）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1889-1951）、卡尔纳普（1891-1970）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中国的《易经》就有“形而下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把伦理道德所指的“道”和自然科学所指的“器”区分开来。他们太注重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区分，实质上是否定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本质联系。
（二）等同论
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前468-前420），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把美德作为知识的一部分，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是苏格拉底对人类科学技术史和伦理思想史的巨大贡献。但是，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在没有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的情况下“等同”对待，实际上等于忽视或取消了两者之间的差别，这一观点后来成为导致科学技术乐观主义和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思想渊薮。
（三）科学技术决定论
中国先秦墨家学派崇尚自然科学，主张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墨子》有“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主张人人平等，反对战争，天志既掌握自然规律，明鬼既继承前人的经验。在近代自然科学盛行一时的阶段，这种观点占据了主导。从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哥白尼的地心说革命，伽利略确定了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笛卡尔认为，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为同一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甚至人体也是如此。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认为世界就像一个运转的大机器，上帝给了第一脚的推动力，于是世界便在三大定律作用下开始运转。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一些机械论者认为科学技术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科学技术的进步就能带动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显然这种观点太过于极端化，事实表明，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原子弹、克隆人等例证就能表明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弊端。
（四）伦理道德决定论
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把个人的伦理道德放在高于其他知识地位，《论语》就有“君子入则孝，出则悌，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问”，《中庸》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反映了伦理道德才是最根本的前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现实社会只是理性社会的一个模版，理性社会的人都是追求最高的伦理道德――善，人类学习知识只不过是为了运用知识更加认识理性世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科学的威力不断增加的同时，科学的利用越来越不高尚，越来越粗野，而且越来越不道德”。他们甚至主张用“完全刹车”的办法，来阻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三、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一）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科学技术不仅带来政治、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而且带来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观念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了伦理道德的完善，中国先秦的管子在其著书《管子》中说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生产资料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们才能更好的遵纪守法、知礼让礼。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人们认识世界的知识、方法和手段，为促进人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利害关系，对新的价值观、伦理观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从最终决定意义上来说是以促进作用为主的。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进步的基本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改变了社会的道德舆论，促进人类新的道德规范生成，促进了人们价值观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道德生活、处理伦理关系，强调人类智慧，促进了伦理学学科的发展等。
（二）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反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它在改变一些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同时，也冲击着那些仍然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仍在发挥着重要社会协调和约束作用的伦理道德，削弱和挑战着它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例如：盲目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忽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人类价值观趋向的改变，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去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忽略伦理道德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保护作用，所导致的大气污染、河流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生物技术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更为深刻和严重。基因技术特别是人体生物遗传信息的破译，在促进人类揭示遗传基因秘密，为人类自身疾病的诊治提供依据和手段的同时，带来了如何尊重并保护人们的遗传信息隐私权，如何确保人们受到公平合理的评价和对待，而不是“遗传决定论”或“基因决定论”的观点，避免对遗传信息的误用和滥用，产生“基因歧视”等社会问题，以及如何真正善待我们的后代，不至于利用基金技术来“设计和制造后代”，既损害了当代人的身心健康，又侵犯了后代人的权利。
（三）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辩证作用
然而，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作用犹如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作用一样也具有两面性。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规范，体现在科学技术伦理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可以更好地指引科学技术导向提高社会生产力、造福人类社会的方向，限制科学技术滥用，危害人类和自然生态环境。相反，当社会的伦理道德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且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的时候，往往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产生阻碍作用。例如中世纪西方封建国家的宗教神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严重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时就要打破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道路。
四、正确处理好伦理道德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和作用
钟老师，您已经研究了几十年的信息科学。《信息科学原理》一书已经重印到第五版。您能否给读者们讲一讲，信息科学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钟义信：简要地说，信息科学就是研究信息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信息科学是“以信息为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规律为研究内容、以信息科学方法为研究指南、以扩展人的智力能力（它是信息能力的有机整体）为研究目标”的一门新兴横断科学。
武健：从概念、定义来看，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信息科学是以信息运动规律为研究内容的，研究内容既不专指计算，也不是专指计算机。从这个角度思考，信息科技课程与计算机课程的内容将有很大的区别。这对于一线信息技术教师来说，了解信息科学就更加重要了。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信息科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对于整个社会能发挥什么作用？
钟义信：信息科学的概念（定义）也可以通过它的基本模型来表现（见下页图1）。
这个模型也可以简化为以下更直观一些的模型（见下页图2）。
考察信息科学的定义和它的基本模型（以及简化模型）可以知道：
信息科学最大的特点是研究“信息”（而不是物质和能量）。
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信息运动规律，即信息-知识-智能转换的规律”。
世间一切物质的运动都会产生信息。人类正是通过研究信息，才能认识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因此，信息科学的研究目标，就是“扩展人类的智力能力，也就是扩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就是信息科学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所在。
武健：我记得您曾经讲过信息分成主客体关系，那么我们理解基本模型与简化模型也是一步步地发展出来的。从简到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下页图3）
从信息定义的基本模型中，还可以看到信息科学在特别关注着策略，尤其是人的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信息科技课程中会有着一批以前没有的教学内容。技术课中的学习计算机操作的教学目标是学会操作。而信息科技框架下的课程则需要以应用技术，挖掘其中的问题解决策略，了解信息科学概念与原理为主要目标了。
每个学科都会有一批本学科的科学家，像牛顿对于物理，哈勃对于天文，欧姆对于电学……信息科学是一门新兴的横断科学，那么您认为这门学科中有代表性的信息科学家有哪些人？
钟义信：横断科学，是在概括和综合多门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类学科。它不是以客观世界的某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而是从许多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中抽出某一特定的共同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横贯多个领域甚至一切领域。所以，信息科学家、信息技术专家会有自己的领域，但会在共同的信息方向有突出贡献。
如香农（Shannon）在1948年发表了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奠定了“通信信息论”;维纳（Wiener）在1948年出版了著作《控制论》，奠定了随机控制理论，贝塔朗菲（Bertalanffy）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一般系统论》，建立了系统论。西蒙（Simon）对功能模拟的人工智能理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费根鲍姆（Feigenbaum）是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的开拓者，闵斯基（Minsky）对人工神经网络和认知理论有突出的贡献，查德（Zadeh）创建了支持信息科学研究的模糊集合和模糊逻辑， 柯尔莫戈洛夫（Kolmogorov）对信息理论和控制理论都有杰出贡献，等等。这些人都在信息科学领域有过不同方面的重要建树，都可以称之为信息科学家。
由于我国只有各种信息技术的学术机构而没有专门的信息科学的学术机构，很少纯粹信息科学方面的交流机会，因此很难确定谁是信息科学家。不过，由于我国信息化建设的迅猛发展，确实出现了不少在信息科学技术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武健：信息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既然是“新兴”，那么它一定在发展，甚至是快速发展。您认为信息科学主要研究的方向与进展如何？现阶段出现了什么样的困难？
钟义信：相对而言，信息科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因此，它的主要研究方向应当是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信息的基本运动规律。其中包括信息理论、知识理论、智能理论，特别是信息、知识、智能之间的转换理论（一体化理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在这些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具体表现在：建立了超越与拓展传统信息论的“全信息理论”，发现了“知识的生态学规律”，创建了“机制模拟的人工智能理论”，实现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行为主义人工智能理论”的统一，还创建了“基础意识―情感―理智三位一体的高等人工智能”，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发现了意义重大的“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
在取得这些进展的过程中，发现物质科学（代表性科学是物理科学）的科学观（还原论）和方法论（分而治之）不适用于信息科学（和智能科学）研究，总结并提出了适用于信息科学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由于信息科学和智能理论的研究对象多数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现有的数学工具不敷应用，特别是其中的逻辑理论还相当单薄，不足以支持这些复杂问题的创新研究。这是当前信息科学发展中的“瓶颈”。
武健：信息科学关系到的方法论可以分成信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信息技术应用的方法论。根据这样的观点，在信息科技课程中，需要以完整的信息综合活动展开教学，而不适合片面地学习信息获取、信息处理某一个片段。因为信息科学方法论更强调从整体到局部，不建议从信息运动中的某一细节去理解典型的信息过程。
信息科技的方法论分成理论研究层级和技术应用层级。您认为在信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与手段有哪些？
钟义信：与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最大的不同，是不再采用“分而治之，各个击破”这种流行了数百年之久而且一直行之有效的传统科学研究方法论，而是改为运用全新的“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方法论。
原因是：“分而治之”方法论在把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的时候，必定会丢失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复杂信息系统的生命线。就像研究人脑思维奥秘的时候，如果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把人脑分解为若干部分进行研究，即使把每个部分都研究好了，也无法揭示人脑思维的奥秘，因为分解之后的这些人脑部分根本无法复原为活的人脑。
“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方法认为，信息系统是一个生态系统：由信息生成知识进而生成智能（策略），从而按照策略解决问题。它强调信息、知识、智能（策略）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强调信息、知识、智能（策略）之间的生态联系，根据外部世界客体的信息和认识主体的目的，可以通过学习创生解决问题的智能策略。
至于具体的研究工具，基本也是硬件试验和软件仿真（包括虚拟现实）。
武健：在信息科学体系中，您认为这个领域中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是什么？
钟义信：信息科学最基本的概念包括信息、知识、智能。人们往往把信息科学技术仅仅局限在“信息”范畴，这其实是对信息科学技术严重的。经过这样的信息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大大被削弱了。
信息科学最基本的原理则是：信息―知识―智能转换原理。正确运用这个基本原理，人们就可以在具体的环境中求出解决问题、而且保证实现“主客双赢”的智能策略，从而满意地解决问题。
武健：一般人都知道，现代科学与技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信息科学，另一方面，还不能想象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之间有什么关系。您认为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与联系？
钟义信：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是一对孪生的概念，信息科学是信息技术的理论基础，信息技术是信息科学理论的具体实现。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武健：很多人认为信息技术就是计算机技术加上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就是能够用计算机上网。这部分人觉得，信息技术就是信息技术，不是什么“关于信息的技术”。关于这些观点您是怎么看的？从信息科学的角度来看信息技术应当包含什么内容？
钟义信：只要对照信息科学的简化模型，就可以很明确地回答：信息技术不等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因为这个说法很不全面，忽略了传感技术，忽略了控制技术，特别是忽略了人工智能技术。
实际上，在以往，关于“信息技术”的概念，确实曾经流行过很多各不相同的说法。其中比较出名的包括：
1C说――认为“信息技术就是Communication技术”，理由是：信息论就是通信论;也有一些人认为“信息技术就是Computer技术”，理由是：计算机就是用来处理信息的技术。
2C说――认为“信息技术就是Computer+ Communication技术”。
3C说――认为“信息技术就是Computer+ Communication + Control技术”。
但是，对照信息科学的简化模型就可以明白，这些说法都属于“以偏概全”的认识，都是不全面的认识。
从信息科学的简化模型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到具体的信息技术内容，包括实现信息获取功能的“传感技术”，实现信息传递和策略传递功能的“通信技术”，实现信息预处理功能的“计算机技术和存储技术”，实现信息认知功能和智能决策功能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策略执行功能的“控制技术”，以及实现反馈学习和策略优化的“信息系统自组织技术”等。
武健：您认为未来20～30年，信息科技最有意思的发展可能是什么？
钟义信：根据“科学技术拟人律”，未来20～30年，信息科学技术最有意义的发展将是人工智能技术。
对照信息科学简化模型就知道，扩展感觉器官功能的传感技术、扩展传导神经系统的通信技术、扩展思维器官预处理功能的计算机技术以及扩展效应器官功能的控制技术都是相对而言的技术，扩展思维器官认知功能和决策功能的人工智能技术才是核心技术。目前信息技术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未来当然还会继续发展），这就为核心信息技术的发展打好了基础，也产生了需求。因此，未来20～30年间，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必然成为发展的主导潮流。
武健：您认为学习信息科技的知识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有何意义？有没有哪一部分内容需要在现阶段特别强调的？
钟义信：中小学生绝对应当学习基本的信息科学知识，掌握信息技术的基本能力。当今的时代是信息时代，不学习信息科学技术，就会成为落伍的一代，被淘汰的一代。这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中小学生学习信息科学技术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和“兴趣引导”的教学方法。事实上，信息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就是循序渐进的，如图4所示。
武健：您对中小学的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不等同于计算机课程）有何期望与要求？
钟义信：根据“信息科学技术”的定义，“计算机科学技术”只是“信息科学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部分不等于全体，部分不能代替全体。所以，不能用“计算机”课程代替“信息科学技术”课程。
中小学的信息科学技术教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孤立地讨论中小学的信息科学技术课程，而应当把它作为“国家信息科学技术教育系统工程”来统筹考虑：小学阶段学什么？中学阶段学什么？大学阶段学什么？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什么？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什么？等等。
按照“信息科学技术教育系统工程”的思路，中小学生应当通过“学习最为基础的信息科学概念”和“掌握最为基本的信息技术能力”形成“最浅层（然而又是准确的）的信息科学技术观念和浓厚的兴趣”。其中，“观念和兴趣”是最重要的，而“概念和能力”则是支撑这种“观念和兴趣”的支柱。
武健：钟老师，感谢您的指导。您认为2010年后，学科基本研究才逐步成熟起来。一门学科从成熟到走进基础教育往往需要十多年的工作，而信息科技课程的发展将是长期的。希望您以后能够经常关注基础教育中的信息科技课程发展，给我们更多指导。
附录：
[关键词]科学；科学的技术；真善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科学与科学的技术作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所显现的人类智慧的产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离开了这一前提就不会有人类的现代文明，更不会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同样也不会有人化(人工)的自然与原生自然的共存。就此而言，作为人类智慧产物的现代科技，其目的是为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发展得更顺利，且是可持续的发展。所以，科学与科学的技术的本性就是真善美在差异基础上的内在统一。就具体的现实世界而言，科学与科学的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实际表现，却并未达到应有的理想目的。反之，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以及社会生活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生活的无序，各种社会犯罪率的上升和宗教极端组织的暴力恐怖主义。科学与科学的技术本应该给人类创造快乐，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下解放出来，可事实却是有意无意地剥夺了劳工就业的权利；科学与科学的技术本应该给人类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把人类从愚昧与野蛮中解放出来，可事实却是用最先进的高科技制造毁灭性的杀人武器；科学与科学的技术本应该为人类创造出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与轻松愉快的生活，使人类向着更加和谐与美好的社会发展，可事实却是使人变成了机器人而倍感实际生活的紧张和压力。生活的一切都围绕本能的物欲和情欲而展开，不是离原始越来越远，反而是越来越展现出比原始更丑陋的现代原始(伦理的无序、理性精神的隐去、诚信的缺失、道德的堕落)。因此，对现代科学与科学技术的把握和理解及其与真善美的关系，就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议论和赞美上，而是应该与人类的现实生活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深刻反思科学与科学技术的过去与现在，展望科学与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未来，使科学与科学的技术实实在在地展现出其应有的最具普遍性真善美的本质。
一、科学与真理
科学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过程的结果，是社会生产方式由手工的小生产向集约化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进而真正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使其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实现自然的人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人类改造自身及社会环境并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严格遵循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普遍而客观的自然舰律(个别、特殊、普遍的内在统一)，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实现人化的自然，并使这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也就是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发展不町分割地统一起来，从而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彻底摆脱源于一然本能性的束缚，使人的自然性在人的精神理性的调控下成为真正的属社会的人性。
具体的科学分门别类，对自然事物的认识形成自然科学，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形成社会人文科学。然而，真正的科学不是对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无必然联系的堆积的认识结果，而是对具有差异的不同现象之间必然联系的认识和把握而形成的系统性认识的结果，这才有资格称之为真正的科学及其科学知识或科学理论，也就是要实现对事物的全面而完整的认识，而且是由外到里、由里到外、由事物到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对事物完整性、全面性认识的要求，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求真”。对于人类而言，“求真”是人们一切价值实践活动得以开始的基本前提，没有对事物现象及其现象之间必然联系的本质性理解和把握，人就无法找到实现价值即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现实而可靠的依据。
不可否认，现象是“真”的，事实也是“真”的，但却是有限的“真”或局部的“真”。依据有限的“真”或局部的真去实现价值，自然就是有“缺陷”而片面的价值。而有“缺陷”的片面价值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由于缺少了对事物现象之间必然联系的理解和把握，自然就容易在价值实践过程及其结果中产生价值矛盾和冲突，因而往往达不到预期的实践结果，并为此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因为对事物的改造所展现的价值实践活动，是对具体事物的改造，而具体事物之所以具体就在于任何具体事物都是由不同的因素在差异基础上的统一体，凡能够与环境相联系而独立存在的事物都莫不如此。所以，要想避免不必要代价的付出，化解已经发生的矛盾和冲突，首先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而所谓“正确”本身正是全面理解与把握事物及其本质的必然要求，否则何来“正确”可言。其次，在正确认识自然事物的基础上，还应把相应的社会事物联系起来。
认识自然事物是为了改造自然事物，而改造自然事物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就是社会事物的表现之一，这就要求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也必须同时尊重社会(利益流动的)规律，也就是自然的尺度与人的社会尺度和个人尺度的统一，这样就形成了“求真”过程中的“求理”过程，或者是同一过程不同侧面的统一。人类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因此，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追求和探索真理的科学，对事物把握的整体和全面性及其本质和规律性，是科学与真理内在统一的必然性，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伪科学、谬误和诡辩。所以，系统性、协调性、不自相矛盾性是科学知识与科学理论的必然要求和本质特征。科学是理性中的感性，感性中的理性，即“真”(现象、事实)与“理”(本质、规律)的统一，也就是实在而具体的真理。
然而，要真正实现对(自然和社会)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要经历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从联系或关系到规律、从片面到全面、从局部到整体、从事物与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也就是说，真理性的认识形成于事物之间横向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事物纵向变化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果之中。这样的过程只凭人的感性直观是难以做到的，因此要实现从片面到全面、从局部到整体、从规律到本质等的真理性认识，就必须借助于相应实践活动的参与，以便突破感觉器官获取信息的局限性，并在认识过程中检验已有的认识和预见性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没有实践活动的积极参与，人的认识就不可能有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变和飞跃。无限发展的人的认识活动，是人的认识性思维与认识性实践的统一。
认识性思维是指以理解事物、把握事物、认知事物本质和规律为目的的思维活动，包括对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的认识与把握。有了这样的前提，才可能有随后在其之上构建可操作实践观念的改造性思 维活动，两种差异的思维活动构成人的思维活动过程的不同环节，也构成人的意识形式与内容差异统一的整体。而与认识性思维活动相匹配的认识性实践，是指为了促进和检验人的认识不断进步和是否正确，借助于一定的工具使认识对象发生形式变化，进而完成认识的目的和任务的实践活动。
首先，在认识自然事物以及与其环境关系(或条件)的过程中，就表现为科学实验的实践与科学考察自然资源的实践括动。在不同的具有差异性的科学实验与科学考察的实践活动的协作下，认识自然事物及自然环境的思维活动不断地向前推进，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为人们的现代物质生活，为人们的科学知识的提升，为人们对自然事物与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与发展关系的全面理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没有现代性的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有人们今天的现代物质生活与社会的物质文明，更不会有社会化程度以及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越来越高的物质生产方式。物质文明与物质生活构成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基础性标志和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其次，在认识社会事物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过程中，就表现为社会调查和社会考古的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具有差异性的社会调查与社会考古实践活动的参与和协作下，认识社会事物及其社会环境的思维活动不断地深入和发展，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在不断深化和完善，为人们的现代精神生活，为人们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和理论的提高，为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事物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的心理过程与行为方式，为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个体与群体与国家或社会之间的利益流动关系，为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和精神生活的充实与丰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更为建构可操作的调整和变革不合理利益关系的改造性思维活动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不论是关于自然的学说，还是关于社会的学说，只要是真正的科学，都是以认识和把握客观的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及其相互关系和本质及变化规律为目的的，即以最终形成真理性的认识为目的的。因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认识，是后续可操作实践观念得以构建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一前提为基础的实践观念的构建及其实施，就会形成实践唯心主义的过程及结果，实用主义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然而，从实际的情况看，真理一定有“用”，而且是有“大用”、有“大利”、有“大善”，但有“用”的却不一定是“真理”。
所以，真理性的科学认识，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科学认识，都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真”与“假”和“真理与谬误”的认识，而是真理性认识本身，还必须具有对客观事物(就人类社会生活而言)有用无用、有利不利、有害无害、有小用还是有大用的认识，甚至进而还应具有真与善(有用)和谐统一基础上关于客观事物是否美与丑的认识。也就是说，完整的真理性认识是真、善、美和谐统一的认识。正所谓，有了可靠的(真理层面的)真假判断，才可能有可靠的(有用无用的)价值判断，进而也才可能有可靠的价值选择和美的感受。有了这样的完整的真理性认识，就为后续建构具有科学与合理性的可操作实践观念并付诸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人的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进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科学的技术与善和至善
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只是完成了说明、解释、了解、把握和知晓客观事物的任务，尽管完成这样的任务离不开科学实验、科学考察、社会调查和社会考古等基本实践的参与和协助，以便超越人的感觉器官的局限性，并促进和检验人的认识的正确性与真理性。但是这样的变化并不产生原先没有的人工自然物，即改造客观事物的结果。因此，认识客观事物的最终目的在于改造，并在改造过程中展现人类生活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然而，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并非一般意义的为有用有利而改造，而是要把有用和有利建立在有知，即“真”和“真理”的基础上。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世界发展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活动，就更不可能离开现代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基础性支持。因为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和把握真理的科学知识和理论，是使客观事物对人的生活有用有利最大化最可靠的根据之一。所以，实践观念的建构及其改造性技术的创造与发明，就要上升到科学的高度和水平，这样才可能使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展示出社会进步发展的态势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状态。因此，与对人的生活和社会进步发展有用有利直接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以及相应的改造性实践活动过程和结果，就自然表现出“善”的社会属性。
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是以个体、群体和民族或国家的形式而存在和变化发展的。所以，技术首先对个体而言，就是求得生活的生产技能和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的技巧。其熟练程度越高，生活的代价就越小，生活的质量就越好，也就是对个体生活的“善”的实现。没有这样的“善”的实现或可能，就不会有个体人的存在与生活。
其次，对群体而言，就是求得群体生存与发展以及与其他群体社会交往的管理技能、生产技能和交往的技巧。其直接的显著特点就是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在分工加协作的基础上，超越个体技术的局限，使不同的个体技术连成一体即有机的系统性技术，由此就能够产生更大的“善”，不仅有“善”于群体的所有成员，还有“善”于社会的其他群体和个体，也就是社会交往和利益流动的意义所在。
最后，对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就是在个体与群体关系基础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大分工加协作的生存技术的大联盟，使不同的个体技术和群体技术连为一体即社会大系统，并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局限进而形成国家或社会层面的整体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并通过实际的管理技术、生产技术和社会交往技术及其结果实实在在地展现出来，使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呈现出来。
但社会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如人们所愿的那样展现出理想的现实，反倒是各种生产、生存和交往技术的生活方式之间，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乃至实现的结果之间经常性地发生明的或暗的利益矛盾或冲突，使得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不时地受到不必要的干扰。究其原因，这些技术的生存都是“真”的，可缺少的就是“理”的内涵。这样，彼此的协调性和贯通性就难以展现，也就是缺乏科学的内涵，以至于成为碎片性的技术生产和生存。这样的生产和生存重在有用有利的真，却有意无意地忽略真理层次的有用有利，这与科学的真理性要求是难以一致的。但是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知识和理论，也并没有让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看到与科学真理性要求相应的科学技术的充分展示，看到的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并已经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情况也没有根本缓解的迹象。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考察自然科 学知识和理论的基本属性，其任务重在说明和解释自然事物及其自然环境，并揭示具有差异性的自然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事物的本质与变化规律。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科学从特殊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客观规律，到自然生态平衡的普遍规律都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与把握，说起来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局面，反之应该给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可持续发展造成更强劲的推动力，进而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原因不在科学知识和理论本身，而在技术的发明创造受制于有“真”没“理”的狭隘价值观(伪善)，而走上了片面发展的道路。
而人的价值观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的属性(真善)，却是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技术发明和创造，其一，除了遵循自然科学的特殊(物理、化学和生物)规律，还必须严格遵循自然生态平衡的普遍规律，同时还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平衡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展现，即社会和谐统一规律的要求；其二，自然科学的特殊规律和社会人文科学的特殊规律的运用，必须严格遵循彼此共同的普遍规律即自然的生态平衡规律；其三，在严格遵循自然生态平衡规律与社会和谐的统一规律的基础上，建构具有全面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可操作的实践观念，发明创造既改造自然也保护自然的科学性技术，同时，发明创造还既改造社会也维护社会和谐的科学性技术，也就是生产性技术与回收废料的再利用技术与化解社会利益矛盾进而维护社会和谐的技术的有机统一。
所以，不论是个体的生产和生存技术与社会的交往技术，还是群体的生产和生存技术及其发明创造，不仅要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更要与社会人文科学联系起来，并将科学的真理属性贯彻到可操作实践观念的建构与实施过程的始终，以及先进科学的技术发明创造过程的始终。个体价值的实现所表现的小善，在群体中才可能转化成为特殊的善，在社会生活中才可能转化成为普遍的善乃至有可能转化成为至善。这就是个体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与国家(社会)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有机的辩证统一，要具有这样的向善意识，首先就必须具有唯物辩证的系统思维方式，在事物与环境即“一与多和多与一”的关系中根本而深刻地理解，不论是个体事物、群体事物，还是国家(社会)事物，都是以相互关联的系统形式而存在的。个体的事物是系统，群体的事物也是系统，国家(社会)的事物同样也是系统。没有辩证的系统关系，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个体乃是群体、国家(社会)和人类构成的基因，任何个体都承载着个别、特殊到普遍或一般的社会利益关系，只有在辩证系统思维的范围内，这样的社会利益关系才有可能彻底理顺，小善、大善和至善才有可能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平衡顺畅的流动，不给狭隘和极端自私以及社会利益非平衡流动留下空间，人类意义上的“至善”也才一定能够展现出来。
人类的自然科学及其符合科学真理全面性要求的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明创造，以及关于人类社会的社会人文科学及其相应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都是为了人类之中的每一个体、每一群体、每一民族或国家(社会)能够更好地生活与进步发展，都是为了化解、解决乃至避免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同矛盾和利益冲突，真正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和谐统一，才展示出科学与科学技术巨大的人类社会价值和人类生命的意义：
首先，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就表现为正确而科学地认识自然、理解自然，把握自然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进而在体现自然规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引领下，根据自然界普遍规律(生态平衡规律)的要求，正确地运用好特殊规律和个别规律，发明创造全面性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使社会与自然之间实现利益的平衡流动，这样，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
其次，在个人与群体与国家(社会)与国际的关系上就表现为正确而科学地认识社会、理解社会、认识人和理解人，把握社会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并在辩证系统思维的引领下，根据社会的普遍规律(自然生态平衡规律在人类社会的表现)即差异和谐统一规律的要求，正确地运用好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维护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化解矛盾与避免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让人的世界真正成为持久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这样，科学、技术与真善美的统一就会真实地展现出来。
三、科学、科学的技术与真、善、美
不论是求真务实，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论是追求真理，还是崇尚科学，目的都是为了向善，即有利于人的社会生活与所有人的公平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与平衡发展，进而降低个体、群体、国家(社会)的发展代价，减少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发生率，化解和避免矛盾乃至于战争的发生。而这一切都只能依靠具有真理性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理论与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和理论，以及相应的具有科学真理属性的、系统化了的全面性的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生产、生存与交往技术，才有可能变成现实。这就是自然与社会人文科学追求真理的本性与引导人类向善的本性的统一，是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协调配合，共同规范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统一，是使人的思维活动的精神价值与人的实践活动的物质价值的统一，更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发展的统一。
就此而言，能够与现代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相匹配的社会人文科学及其技术，唯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相应需要进一步发明创造和完善的科学技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揭示的许多有害于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有碍于社会彻底实现公平正义和人类自由的严重社会矛盾和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有的只是表面的缓解和社会生活自身内部有意无意彼此伤害的延续，由此也伤害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本身。因此，要充分体现科学以及科学的技术对人、人的社会和自然而言向“善”的本质，就必须努力地使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学说紧密地联系和统一起来，这样，科学与科学的技术的“真”与“善”才能够无矛盾地、真正地统一起来。否则，科学与科学的技术所应该具有的自然美与人文美的统一就难以真正地展现出来。例如人工物作为自然科学与技术物化的结果，不仅要展现出其形式的自然美，还要通过人的实际使用所展示出的平等公正，以及有利于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愉悦的人文美，科学与科学技术的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本性才可能真实地展现出来。
在人类认识和理解自然事物与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不是单一地完成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还要准确地判断哪些规律对人的生活是有利的，哪些规律对人的生活是不利甚至是有害的，并进而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以便利用对人的生活有利 的客观规律，避免或预防或减轻不利的客观规律对人的伤害，并在自然普遍规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动地改变不利于人的生活的个别或特殊规律，使其转而为人所用为人类造福。这其中的有利不利的判断和对人的生活有利的选择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就是在对自然事物与环境做出正确(真或假)认识的基础上对有利于人的生活的属自然物的“善”的认识。而在对不同自然物的本质及变化规律对人的生活“善”的属性认识的基础上，在对不同自然物的联系性比较和分析判断过程中，进而发现自然物对人的感官所带来的显性或隐性即需要加工的自然美。所以人刈自然的认识和理解过程，就是认识和把握自然物的本质及客观规律(追求真理)的过程、认识和发现对人而言的“善”和“美”的过程。电就是说，完整的对自然的真理性认识是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系统化认识，只有达到这样的认识，才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错误或谬误的发生和持续。
在人类认识和理解社会事物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追求真理的认识活动过程，同时也是判断社会事物的“真假”和“真善或伪善”以及“丑或美”的认识过程。因为人的社会事物或是人的不同实际行为，都同时是“真善美”或“假恶丑”的直接承载者或实现者。对社会事物或人的社会行为方式的认识，如果达到了真理性认识的高度，认识活动领域的真善美是和谐统一的。达不到真理性认识的高度，“真善美”就是矛盾对立的，也就是“真善美”与“似恶丑”之间的界限是不确定的，所以就极易处在自相矛盾的诡辩状态之中，让人看不清“真伪”。直接的“假恶丑”是容易识别的，而直接的“伪善、伪美”即“不真”却是难以辨别的。因此，要实现科学发展观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不断地提升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然而，只有在辩证的系统思维中才有可能具有这样的思维水平和理解能力。所以，在社会的认识领域追求真理，就是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而这一追求的目的，则是为了化解和彻底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社会发展代价的付出，最终实现自然与社会、社会与群体与个体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及其自然生态平衡规律与社会和谐统一规律的实现。
要实现社会和谐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仅仅停留在认识活动环节是做不到的。而必须把对自然和对社会的真理性认识，即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本质精神——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彻底地贯穿到可操作的价值实践观念的建构过程之中，贯穿到科学性技术的发明创造过程的始终，也就是使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与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使认识性思维与建构可操作实践观念的改造性思维辩证地统一起来，进而使相应的认识性实践(科学实验、科学考察、社会调查、社会考古)与改造性(物质生产、调整和变革社会利益关系)实践辩证而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认识性思维活动中看到认识性实践活动的参与和协作，在改造性思维活动中看到由观念的先行改造向实际改造性实践活动转换的必然性；同时在认识性实践与改造性实践活动中看到精神活动的参与和协作，是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合力造就了人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造就了人工自然和社会与自然的应有的和谐统一，造就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要把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理解与把握的真善美的统一，贯穿到建构可操作的实践观念过程的始终，并通过实际的实施把观念的东西变成物质的产品与精神文化的产品，并产生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实际社会效果，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和设计家，就应该把对自然的探索与认识自觉地与社会的物质生活需要联系起来，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联系起来，使自然科学的研究逐步溶进社会人文的因素，这样才可能把自然规律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发挥到最佳的程度，并最大程度地展现自然科学的真善美。而从事物质产品设计的研究者，就应该严格按照自然科学真理性与真善美统一的要求，在精心设计物质产品时，适时适度地溶进社会人文的因素，使物质产品的设计与实际的生产及其结果更加地展现人性化的品质，使真善美的统一通过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实实在在地展示出来。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设计的科学家和设计家，就应该自觉地把对社会的认识与把握，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联系起来。因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础部分，也是社会科学家与社会发展的设计家研究的重要领域，以及实现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部分。社会科学家和设计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社会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完善与实现，不可能离开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的参与和支持，社会科学及其技术与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该相互配合协作攻关，使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最终成为同一门科学，进而真正实现人对自然和自然对社会的真善美，也就是自然与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人文科学家以及设计家的共同任务，是向社会提供精神产品满足社会精神生活需要的脑力劳动者，也是系统化的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向社会提供高质量展现真善美的精神产品，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家，都应该具有对已有的思想成果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批判和揭露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的同时，倡导和弘扬真善美，使科学的意识与实际的行为一致起来，为社会树立可学习的榜样，进而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走上科学的轨道，为实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到自己的责任，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总之，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科学与科学技术的本质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也是辩证系统思维必然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刘国章，马克思新哲学观及其认识与改造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关键词：信息技术；教师；信息技术；课程
当前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技术已逐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工作与学习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主要标志。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中学生更应当掌握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在生活中和将来的工作中能够熟练运用，显得尤为重要。对学生来说要想学好信息技术学科，就要做到以下三方面进行认识：
一、对信息技术概念的认识
有人认为，信息技术就是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这种认识说明部分人对信息技术认识的局限性。因为信息技术使用的目的、范围、层次不同，表述就会有所不同。广义的信息技术是指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即信息的产生、收集、交换、存储、传输、显示、识别、提取、控制、加工和利用等的技术，或者是指从获取、处理、传播、到应用信息的技术的总称。当前的信息技术主要包含通信、计算机技术、计算机语言、计算机游戏、电子技术、光纤技术等相关技术，以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通信技术为特征。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概念中所包含的相关技术将会发生变化。信息技术区别于其它技术的重要特征是信息性，具体表现为：信息技术的服务主体是信息，核心功能是提高信息处理与利用的效率、效益。信息的秉性决定信息技术还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相对性、动态性、共享性、可变换性等特性。
二、对信息技术学科的认识
开设信息技术学科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传输、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和个体展的重要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由于信息技术学科的特性表现为：综合性、基础性、工具性、实践性、开放性和层次性，信息技术学科应从这几个方面展开。
综合性方面：信息技术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同语文、数学、理化等学科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既有充实的技术内涵，又具备丰富的文化价值，充满人文特性。它不仅涉及到计算机技术，还涉及到许多其它学科，如审美艺术、统筹安排、规划设计、计算机硬件、软件开发、创意、环境、评价等等，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基础性方面：信息技术课程的基础性表现在：要使学生全面发展，“为造就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基础。”通过信息技术课程，提升学生信息素养，为在各门学科教育活动中熟应用信息技术打下牢固的基础。信息技术课程的开设，其目的是为了奠定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与生活中，能有效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解决问题、自我学习、持续发展。
工具性方面：未来，信息技术是信息时代公民进行终身学习不可或缺的环境和工具。学习好信息技术，有利于学生自己把信息技术应用于其它科目的学习，既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又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更有利于提升今后在信息社会中的工作与生活质量。
实践性方面：信息技术是一门立足于实践的课程。在教学中发现，实践是培养和提升学生信息素养最有效的途径。教师应当为学生的实践活动安排足够的时间与空间，鼓励学生多动手、善观察、勤思考，使学生真实地感受信息文化，增强学生学习信息意识，内化信息理论，提高学生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开放性方面：是指学习的对象及所提供的平台都是开放的。开放平台与信息技术发展速度快、知识更新的周期短等特点相适应。由于学生信息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只有在相对开放性的学习环境中，采用开放的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才能让起点水平较低的学生适应，同时给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全面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层次性方面：信息技术学科的层次性表现在，学生基础水平、学习特质的层次性，教学内容的层次性。这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了解学生，关注每位学生的学习特点、个性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采取分层次教学策略，对教学内容灵活设计，采用同班异步分层教学或分班教学等教学法，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促进学生全面、有个性的发展。
三、对信息技术学习的认识
首先，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从心理学角度，既要有学习好信息技术的内驱动力，又要有学习好信息技术的决心，不要仅仅是把信息技术当成一门要考核的课程。认识到信息技术学科的重要性，有学习信息技术的兴趣，才能转换成学习信息技术的内在动力。
其次，信息技术具有技能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要学好信息技术不断实践是最基本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运用是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信息意识的一个重环节，如经常利用计算机完成日常的写作、数据统计等，利计算机网络使用搜索引擎等进行学习信息的查询、QQ等信息交流软件进行交流等。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可以增强我们学习的自信心，而自信心是学习过程的巨大动力。在平时信息技术学习的过程中，只要实际操作、或细心研究，就会发现原来许多问题是“会而不难，难而不会”，激发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第三，要学习理论知识。信息技术学科有系统的理论知识，既需要学习者实际操作的积累，更需要认真学习与研究。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体系庞大，并且与其它学科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学好信息技术学科要以其它学科作基础，又反过来，信息技术又可以帮助其它学科学习，做到相互促进。掌握更多的计算机理论知识，并且理论联系实际，一定能做到“得心应手”，“推陈出新”，使学生在信息的海洋里自由遨游时，不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与自豪。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