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7 18:04:50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 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 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 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 广义发展论的意义
关键词：非线性动力学；混沌经济；非对称
一、引言
非线性数学模型在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中是普遍存在的，现实中便于分析的线性理论，实际上是在某一特定阶段或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近似，是人为地忽略掉一些量的复杂作用所造成的非线性因素的一种线性化处理。非线性科学在自然界所取得巨大成果也对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以往的线性分析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学科学严格的分析了。近代数学的模糊学、混沌学等非线性动力学已经被使用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二、非线性动力经济学
（1）非线性动力学。在动力学系统中，最吸引人的是其最终的状态，换句话说，即系统的行为最终是以什么地方作为归宿。另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动力系统的稳定性，这也直接关系到系统状态的最终归宿。各种干扰作用总是会不可避免的影响着系统的演变过程，尽管这些干扰因素是非常微弱的，比如初始条件或系统参数的微弱变化以及外部干扰，但都会影响到系统的运动状态，时期逐渐偏离既定的运行轨道。这些干扰作用是够会对系统造成长期的影响，是人们在实际问题别关心的。运动是够能在扰动的作用下保持稳定，标志着系统抵抗外部干扰的能力大小。当系统的拓扑结构由于参数的变化而出现分岔，甚至出现第二次、第三次的级联分岔现象时，就会导致混沌的出现。
（2）非线性经济动力学。20世纪60～70年代，自然科学领域的非线性动态现象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奠定了非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基础，正确的分析和解释了非线性动态现象。之后Benhabib和Day便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经济动态的分析中来。这也是试图破除经济均衡范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领域的非线性和非稳态问题。
由于线性动态方程自身的局限性，很难描绘出有意义的非线性动态现象，因此，非线性动态方程对于非线性动力学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了。非线性经济动态方程很好地描述了经济系统演化的非线性动态现象，这也是非线性经济动态分析卓越于均衡动态分析的地方。
三、混沌经济特征
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混沌经济和线性经济系统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先提出假设，然后利用数学工具进行规范的推演和实证检验来揭示隐藏在经济现象种的客观规律。但不同的是，混沌经济已经认识到经济系统有着非线性、非均衡、时间不可逆等特点。
（1）混沌经济中假设状态空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认为经济系统具有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供给需求不对称，经济周期波动不对称，信息、货币不对称，经济变量迭代出现时间滞后等。
（2）混沌经济中经济系统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其他个体、组织相互作用的。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认为，对个体行为的详细认识不会使我们清楚了解整体的演化状态；经济波动与经济系统非随机震荡、非均衡的内生机制相关。
（3）混沌经济的时间具有不可逆性。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具有积累效应，系统的动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呈现出绝不会有重复的性态。因此，“蝴蝶效应”是混沌经济的一个核心效果，即尽管初始条件只有微小的差异，但经过混沌经济系统的迅速放大，将会在长期演变中导致经济运动轨道的不可预测性。
四、混沌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与线性经济学理论相比，混沌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第一，线性经济学将经济系统的变动看作是由外生随机变量造成的，因此很难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而混沌理论的引入，则认为这种随机现象的出现，是有经济系统的内生因素引起的；并依靠混沌理论，成功的模拟了这些随机现象。第二，混沌理论认为，经济系统的变动是无规则和非周期性的，但这些非线性的现象却可以通过动态模型来描述。第三，对混沌系统的经济变化进行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但依据吸引子的运动趋势可以对其进行短期预测。
五、非线性经济动力学的应用前景
国外的非线性经济动力学已经应用到经济周期、货币、财政、股市、储蓄等几乎整个经济领域。中国学者在将这一学说引入国内后，也迅速影响了国内学者并衍生出很多的研究成果。自1987年陈平将混沌经济学研究引入中国后，1992年杨培才等人运用奇怪吸引子计算出了汇价变动的规律性及短期的可预测性。1993年，王军等人“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的混沌吸引子”，指出了一个维数为2.3的混沌吸引子，并论述了资本市场运动所受这个吸引子的影响等等。目前国内学者在前人的指导下，越来越热衷于从事混沌经济的研究工作。如庄新田在非线性经济学的方法指导下，讨论如何实现市场的均衡状态和流动性，并分析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及交易群体数量变动问题。王春峰、康莉等运用非线性经济学和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对我国通货紧缩现象的形成原因及未来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
今后应该在两个方面加强对混沌经济学的研究应用：要扩大非线性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并提高应用的有效性；深入研究如何建立经济系统的动力模型，从而提高对经济系统的控制和预测力度。混沌经济学的发展将会对经济学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并将会在未来引起深刻的数理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的变革，从而能够更深入的揭示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
六、结语
非线性动态关系广泛存在于经济系统内部，并且会引发非常复杂的经济演化过程：由线性的均衡态演化为多周期轨道态，甚至会导致混沌状态的出现。由于经济系统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初值很小的差异在经过系统的非线性反馈过程的放大之后，将会导致经济长期演化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尽管非线性经济动力系统十分复杂，但只要通过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认真分析其内部参量的相互作用，正确解释经济演化过程的规律，就能通过科学主动地调控参数，引导经济运动形态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冯端，冯少彤.朔源探幽 熵的世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方法论；伦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2-0034-06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方兴未艾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建设中，生态经济学可以说是最早产生的之一，然而从其整个发展状态看，可以说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特有的方法、范畴和内容等，学科体系仍然是不同学科和不同内容的拼凑，社会影响也日渐式微等。对此，笔者曾在《生态经济学的现状及发展对策》①一文中分析了其中的部分原因，不过当时只是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本文将着力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笔者希望本文探讨的问题不仅适用于生态经济学，而且也适用于像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类似的边缘交叉经济学科，从而具有一般性。
一、生态经济学是一种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论
我国的生态经济学几十年来之所以没有形成方法独特、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能够保持逻辑一致的一元论的方法论。所谓一元论的方法论，是指其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一元的，即事物的性质是单一的，不能出现性质相反的多元性的事物，这样在逻辑推导中才能顺利前进而不易出错，理论体系才能保持逻辑上的一致而得以成立。因为一门学科在理论上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志，除了是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方法和范畴等外，最主要的就是其体系是否能够经得起（形式）逻辑的检验。理论的力量来自于逻辑的无懈可击，逻辑的一致只能建立在前提假设的单一性基础上，这样在推论中才能保证方向的正确性，或者说不会出现岔路口而不知何往的困惑，假说的单一性建立在从一个单一的视角看待被观察的对象，所以前提假设的一元性是保证理论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看世界的角度实际上也就是方法论，能否建立起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元性方法论及其相应的前提假设，是生态经济学是否能够成立的重要标志。
然而，被称为边缘交叉学科的生态经济学的建设却不是从一个单一角度，而是从多个不同角度来看待的，比如认为生态经济学就是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结合，因此要从两个甚至更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待②。这就是说，生态经济学是以多重性假设为自己的逻辑起点的，在这样的基础上，逻辑推理是无法进行的，所以是不可能建立起体系严谨与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的，其结果只能是多学科的拼凑，最终成为不伦不类的“四不像”。
实际上，所有的社会科学观察的对象都是相同的，即都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社会活动过程。既然是相同的主体对象，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学科分类？这是因为各自看待这个对象的角度不同，所以看到的事物也就不同。正如一棵树，木工看到的是该棵树做家具的质材功能，生态学家看到的是它在能量转换和生态多样性中的作用，园艺家看到的是其景观功能等等。由于每个物体都可以从360个以上的角度来观察，因此会得到相应多的不同的对象图景，这正如当今的社会科学随着研究的细分而门类日益丰富一样，这也正是客观世界丰富多彩的体现。
要保证逻辑的一致性，前提假设就必须是单一和绝对的，即要么是黑要么是白，而不能是又黑又白，否则逻辑将无法推进。虽然客观世界并非如此绝对，比如现实中的人就是理性与非理性、利己与利他、文明与野蛮等矛盾的统一体，但在学科研究中，却必须以绝对假说为前提，如经济学将人假设为理性人，社会学则将人假设为非理性人，伦理学或宗教学假设人是利他的等等。由此一来，每个学科看到的人或事都是片面的或是不完全的，不能够完全反映客观事实，这似乎是个缺陷（当今许多人都希望能创造出一门能够避免这种缺陷而能解释所有事物的学问），但却是科学研究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科学研究进步的体现。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分工协作不断深化的基础上的，分工协作意味着每个人和每种工作都是整个工作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或阶段，因而一定是片面的。在当今社会，我们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都是高度片面的，任何人离开社会都无法独立生存，然而通过分工协作，每个人都能分享全社会的劳动成果，而且每个人从中所得到的产品数量与质量是与社会上每个人的片面程度，也就是整个社会分工协作的程度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当个人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变得越来越片面时，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却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大。科学研究领域也同样如此，当每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都变得越来越细，从而越来越片面时，整个的科学体系却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同时也说明，根本不可能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学科，每门学科所能解释的只能是其从某个独特角度看到的（片面）世界。显然，当每门学科都变得越来越片面而科学体系却因此变得强大，是建立在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协作上的，每门学科都需要其他学科来矫正其片面性，既不能凌驾，更不能否定其他科学。因此，当一门学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变得过于强大时，那么该社会一定会出现或即将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这就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学过于强势而导致当今社会的严重失衡一样。
显然，生态经济学要建立自己独特且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就必须放弃那种试图从多角度来解释世界的企图，建立一种单一视角的方法论，从经济学特有的视角去看待生态经济活动，由此才能建立起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
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的活动总是在自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因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本就是一体的。传统上人们观察经济活动时没有将整个生态系统纳入研究范围，是人们看问题角度的不同，如传统经济学中并非没有生态系统，只是将那部分不给人类带来直接市场交易价值的生态系统作为外生变量对待，将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统称为“外部性”而没有加入深入研究罢了。生态经济学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就是因为换了一个视角，将传统经济学忽视的生态系统纳入到观察对象。这说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两个或多少异质系统的结合，而是一个统一的系统，是一个特殊视角的人类社会活动体系。这种情况正如同属于边缘交叉学科的信息经济学一样，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信息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结合，更不是信息流与价值流的结合，而是从经济学特有的成本与收益角度去分析信息非对称下的交易行为以及获得信息的交易成本等，在此过程中，信息（流）转化成了价值（流），因此尽管是新兴交叉学科，但保证了前提假设和方法的单一性，从而能够建立起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
经济学是一门以价值为分析工具，以投入（成本）产出（收入）之比较来确定一项活动是否有效，从而是否值得进行的学问。以价值为工具，实际上就是将看到的一切事物都转化为价值（钱或货币），因此通俗地说，经济学是一门“从钱眼看世界”的学问③。作为一门经济学科，观察的对象又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因此生态经济学也必须将其研究的对象转化为单纯的经济系统或价值流。这也就是说，要使生态经济学成为一门体系严谨的经济学科，就必须将传统生态经济学视为与“经济系统”独立的“生态系统”转化或融入“经济系统”，将生态学意义上的能量转化、物种间的依存和普遍联系等内容转化为经济学的价值量等。显然，作为一门研究效率的学问，生态经济学同样必须遵循经济学科共同的前提假设，即“资源稀缺”和“经济人”。
当然，作为一门从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经济世界的特殊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或经济学普遍共用的前提假设和范畴被生态经济学借用后,一些内容会发生变化，否则也就体现不出相互的差异，新学科的产生也就毫无意义。在生态经济学中，“资源”的内涵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其范围更宽，包含整个人类活动涉及到的自然界，既包括有形的自然资源，也包括无形的生态环境等；既包括目前能够市场化的资源，也包括目前尚无法市场化但对人类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一切资源。
在传统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资源的差异被认为是它们与传统经济学最大差异的地方，然而与这个差异相比，“经济人”内涵的差异也许更大和更本质。因为不管任何社会学科，人都处在最核心的地位并围绕其利益展开，所以对“人”的理解的差异是各学科之间最根本的地方。实际上，即使经济学科内部，甚至主流经济学内部，不同学派对“经济人”的认识就不完全相同。当代主流经济学主要从技术和自然角度来认识人，认为“自利”与“理性”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其“经济人”的内涵是“自然行为经济人”；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或当代的激进经济学等，则是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人的，认为人的行为，尤其是个体的行为是受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约束的，其“经济人”内涵是“制度经济人”。虽然作为经济学科，生态经济学仍然必须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但其内涵却与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内涵有重大区别，这样才能建立与传统不同而有自身特殊性的内容。生态经济学的产生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或生态环境的对立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因此生态经济学的“经济人”是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经济人”，而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人”。与传统“经济人”相比，“生态经济人”虽然以人为中心，并以实现人的最大利益为目标，但这里，人更多的不是以个体出现的人，而是以整体出现的人，其利益最大化也不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人作为一个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不像传统经济学那样以当代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人作为一个物种永续生存和发展为最大化利益目标。在这个目标下，在具体的资源配置中，也存在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努力的个体经济人，但这些个体经济人的行为将受到整体利益最大化制度的严格约束，如每个人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中不仅得不到现行制度下的利益，反而会受到严重的利益损害，由此制度会引导每个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向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努力，所以每个人在生态经济学中都是“生态制度经济人”。这种情况自然也反映出，同传统经济学相比，生态经济学更强调制度建设的作用。
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世界，肯定会得到与传统不同的认识，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传统认识。新学科只是丰富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能因此否定其他学科（从其所处角度）所见世界的真实性。必须承认的是，每个学科所看到的世界从而对世界的认识都是片面的，要得到完整的世界，就必须将所有学科综合起来，同时各学科之间必须相互借鉴，所以，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并不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终结，反而会为传统经济学的发展提供良好借鉴。
二、生态经济学代表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伦理
社会伦理是反映人们对人和社会本质认识的一种世界观，支配着人的基本行为。伦理既是一切社会科学的起点，又是它们共同的归宿。任何社会科学，无论其是否公开声称代表或体现某种伦理，理论体系中都会隐含某种社会伦理。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新兴经济学，其体现的社会经济伦理显然不同于传统经济学，这种伦理应该始终统筹整个学科的建设。
传统经济学体现的社会经济伦理主要有：人是万物的主宰，世界上的一切都服从于人的需要；当代人的最大福利就是人的最大福利；市场经济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有效手段等。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社会经济伦理指导下的实践并不能带给人类最大的福利，如环境的严重破坏、物种非正常大规模灭绝、竞争不断加剧带来的高度紧张、两极分化加剧等弊端，不仅没有给当代人带来最大福利，而且严重威胁人类的持续生存能力。当前人类的最大威胁就是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人类持续生存问题。而威胁当前人类持续生存的，并不是人类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是地震或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而是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物种灭绝可能带来的生态之网瓦解的后果。人类文明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都是生物界的一分子，是整个生态网中的一个环节，其生存与发展依赖于整个生态网的完整，一旦某个环节被破坏，其产生的连锁反应最终就可能像“蝴蝶效应”那样导致整个生态之网的瓦解。正是在这种危机面前，人类开始对传统伦理及其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实践进行反思，由此产生了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社会伦理，生态经济学就是这种伦理影响下的社会结果之一。
从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就避免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与传统经济伦理不同的是，生态经济学是从人是整个生态之网中的一个环节，其生存与发展依赖于生态之网的完整性，人对万物的利用以不破坏它为前提作为行为指南的。由于传统伦理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生态之网千疮百孔，因此约束人的贪婪、节制人口增长以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健康功能，将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生态经济学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其学科建设中的核心内容。
与传统经济学将当代人的最大福利作为目标取向的道德标准不同，生态经济学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福利，而且要考虑后代人的福利。以他们之间福利总和的最大化为目标，因此那些可能损害当代人部分福利，但能给后代人带来最大福利补偿的行为，将被视为理性的行为。如前所述，虽然生态经济学仍然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说，但其内涵更多的却是“整体经济人”而不是单个“经济人”，这种整体不仅包含当代人，也包含后代人。显然，后代人并不能以现实人出现在谈判桌上与当代人来讨论他们所应具有的权利义务，因此他们的利益只能通过一定的社会伦理来实现。生态经济学在理论建设与社会实践中，应该充分体现这种反映人类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伦理。资源配置不仅应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应该满足后代人的需要。生态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社会需要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等都应该围绕这个核心来进行，由此才能构建不同于传统的经济理论体系。
三、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生态学角度来看待经济活动的学问
从经济学科的角度来说，所谓边缘交叉学科，尤其是将其他学科引入经济学科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其实就是从被引入的这个学科的角度，用经济学特有的价值分析方法来重新审视它的运行，也就是用经济学的一般分析工具，但是从被引入学科的特殊视角和方法来分析特殊问题的学科。只有在分析中充分体现各被引入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各学科才有自己的特色而具有意义。除了特殊的视角，特殊的问题和内容也是各自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方面。
生态经济学是从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生态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原有的经济活动（效果）的一门新兴经济学，或者说生态经济学就是利用经济分析工具，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门特殊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科，生态经济学自然要采用经济学的一般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但作为一门特殊的、与其他经济学科有重大区别的经济学，它显然有特殊的视角。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除了特殊的能反映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价值理论外，还必须体现生态学食物链中的特殊能量转换关系，如在资源配置中，特别是在涉及生态环境的资源配置中，如满足一定质量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上，不仅要保证其能量转换需求，而且必须满足生态多样性及其相对制衡的需要，以保证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像某些人认为以地球最大（干物质）生产量计量可以承载多少人口，因此认为当前人口数量并没有走出地球的承载能力。这种计算显然忽视了生物多样性和物种间的相互依存需要，如果真达到这个所谓的规模界限，估计生态之网在此之前早就瓦解了，人类也必然在更早的时候就随被他灭绝的动物而消失了。所以在生态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效果必须服从生态学的基本要求，同时在分析中对每种物种的社会经济价值给予足够的尊重。
生态学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最终都可能对整个系统产生“蝴蝶效应”式的结果。生态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涉及生态环境关系方面的经济活动分析，必须充分反映生态学这种普遍联系和事物间的相互依存制约关系。不仅要考虑它的直接效果，而且要对传统经济学重视不足的“外部效应”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以更充分地反映各项活动的社会经济效果。
显然，从生态学特殊能量转换和普遍联系等思想来分析生态系统中的人类经济活动，即使采取高度抽象的分析方法，其复杂程度和难度都是可以想象的，因此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完成。
与此对照，我国现有的已成型的生态经济学，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分析中并没有体现出生态学的基本方法和思想，因此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学。
四、反映生态伦理和生态学原理的价值理论
由于经济学是一门用价值工具来分析社会问题的学问，因此价值标准的确定就至关重要。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偏好、不同世界观、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学科的人们之间却难以达成共识。历史上不同价值理论和价值标准之间的激烈争论就反映了这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价值的本质是生产关系、伦理、主观心理认识等，这些因素都不是完全客观和固定不变的④，而是因时因地改变，即使在同一时间，不同收入、不同偏好、不同阶级的人对同一对象的价值认定也是各不相同的。这正如对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价值评估。在20世纪90年代，专家学者从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等角度认真评估后认为每公顷的价值每年在100万美元以上，而当地居民则认为不到200美元――他们毁地种植小麦的利润每公顷不到200美元；又比如，拍卖市场上人们对同一商品的出价也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不可能在由不同阶级、利益集团、偏好和世界观的社会内部形成同一价值标准或价值理论。正因为这样，不同学派、不同阶级代表、不同学科之间的价值理论是不完全相同的。
生态经济学是一种特殊伦理（即生态伦理）的体现，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方法论，是一种从生态学角度看待经济问题的思维方法等，这些内容都必须通过特殊的价值理论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学的分析是以价值为工具的，工具的内涵与标准不同，对事物的评估就会出现像对亚马逊热带雨林价值的认识那样产生天差地别的结果，这对不同的利益当事人的不同影响将是十分巨大的，所以，确定价值内涵与标准的价值理论对不同阶级、不同伦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已有的生态经济学之所以至今仍然不能形成一个逻辑严谨并使自己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与其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价值理论是密不可分的，如我国早期的生态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解释不了生态环境的价值问题的，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反映生态学内容和生态伦理的科学的生态经济学来。实际上，不同经济学科的差别，不仅仅是研究事物的不同，而且是对事物“价值”判断标准的不同。价值理论的内容主要由价值的本质、价值的源泉、价值尺度、价值生产、价值的交换与分配等内容构成。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特殊经济学，在这些方面显然与其他经济学科不完全一样。受篇幅等限制，这里只提出生态经济学价值理论的一些基本设想。完整的生态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构建实际上就是整个生态经济学的建立。
人们对一定面积的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价值认定不同，是基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计价标准，不同的计价标准则是基于不同的视角；而不同的视角则是建立在不同的价值伦理基础上；不同的伦理则代表着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那些认为每公顷面积价值100万美元的专家学者，显然是从整个人类这个利益主体，并且是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价值的，而那些认为每公顷价值不到200美元的人则显然是从个体，并且是以眼前利益的角度来看待价值的。这说明，完全客观并且所有人公认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物品）价值随着伦理、主体和视角的不同而改变。生态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必须体现生态伦理和生态学基本要求。
在经济学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通过价值来反映的，一定量的价值代表特定社会关系下的一定量经济利益。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反映生态学要求的新兴经济学，是从整个人类利益的角度来看待价值的标准及其再生产的（这区别于传统经济学主要从个体利益角度来看待价值的标准和再生产），其价值理论的核心（价值本质、价值尺度和价值源泉）必须与此相适应。为此，价值理论必须充分满足这些要求：统筹当代人之间及其与后代人的利益关系；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和谐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因此当代人的公平应该是其福利最大化的构成内容之一；为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各种资源的价值贴现率必须尽可能低；每种资源的价值必须充分体现它们在保护物种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方面的持久作用。这也就是说，生态环境和各种资源的价值评估必须充分体现生态伦理和生态学的价值取向；生态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要是整体，价值衡量的重点是整体而不是个体等等。
价值虽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范畴，其核心内容是人的利益，但一定量的价值却并不一定是人创造的，只要能够增进或改变人的利益及其关系的，就是价值的生产活动。为此，生态环境和各种自然资源不仅有价值，而且也同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一样是价值的源泉，它们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的价值总量。该价值量的大小，由它们满足生态经济学要求的高低程度来衡量，每种活动所创造的价值量（包括负的价值量），则由其增进或改变人的利益的大小决定。这也就是说，生态经济学中的价值尺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改变的。当生态环境恶化时，一定量生态环境的存量及其边际变量的价值会变大；当生态环境状态良好时，其一定量存量和边际增量的价值会变小。
五、必须构建一个能作为分析基础并反映生态经济本质的生态经济系统
在以上内容基本确定后，构建一个能作为分析基础并反映生态经济基本要求的生态经济系统就成为重要工作。这个系统建立得好，整个分析就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并能够较好地反映生态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否则就很可能费尽功力也难以达到目标。马克思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各自对市场经济分析提供的经济系统构架的效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马克思将市场经济系统设计为两部类与三部分价值构成，这个系统虽然简单，却包含了结构与总量的相互关系，同时包括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等内容，由此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分析提供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能够深入探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等内容⑤。与马克思一样，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将经济系统设计为一个极其简单的构架，即两个主体与两个市场，但这个系统图除了提供国民经济统计的基本方法和价值的一般循环流量外，对人们深入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等更本质的内容却帮助不大。这说明，对研究内容系统图的设计，是一项需要对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内容有深入了解并需要高度技巧的工作。现有生态经济研究之所以长期进展不大，与缺乏这样一种足够简单而又能反映生态经济本质的系统构架有密切关系。
一个设计良好的生态经济系统构架，需要为整个分析提供基本框架、思维方法、分析角度、分析问题的切入点、研究的主要内容、分量之间及其与总量之间（即结构与总量）的相互关系等内容，同时这个系统既要有高度的抽象性（即必须足够简洁）以便于分析，同时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世界以能够较好地解释世界，由此能够做到理论与实际的高度统一。为此它既要能够反映生态学意义上食物链中能量转换的制约关系、事物的普遍联系和依存性等基本内容，同时反映社会、经济、人口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又必须便于经济学的单一工具分析。显然，要做到这样一个既包含众多复杂因素又具有高度简洁性以便于单一经济工具分析的生态经济系统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却又是必须完成的，它是我们建立能够反映生态学基本内容同时又是经济学科，也就是分析的对象虽然是多异质因素的结合，但分析的过程却是单一的价值分析的基本要求，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可能像盲人摸象般不知所措，或者像现有的生态经济学内容由不同学科内容拼凑而不伦不类。
这样的一个生态经济系统，将为人们较好地揭示市场经济中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的内容及相互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解释这对矛盾是如何支配人们的生态经济活动的。在此基础上，也就能够较好地揭示生态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揭示它们相互作用过程中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并进行相应的生态经济核算，同时在认识生态市场经济矛盾等弊端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政府调控分析等，不断地提高生态经济效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显然，本文更多的还是提出问题。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在达到理想目标的体系建设实现后才算完成，这需要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有志于生态经济学建设和推进我国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建设的人们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参见《生态经济》2001年第3期。
②这种现象是我国“自创”边缘学科的一个共同特征。所有的边缘交叉学科都被认为是几个不同系统的结合，所以必须从多方位、全视角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系统。
③“从钱眼看世界”是学科分工中社会交给经济学的一项任务，其目的是在投入物与产出物分别为不同性质产品时进行效率比较（不同性质的产品之间是不能直接比较的），所以是社会促进效率而交给经济学的一门任务。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 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 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 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 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 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 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douglass. c. north 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 史漫飞 ，商务印书馆， 2000
4.《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注释：
[1] 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 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3] 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关键词 生态论；复杂系统；方法论；多元化；减商化；去货币化
中图分类号 X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0-0028-02
生态思想（ecological thoughts）就是用和谐的生态观去观察世界，用生态化的方法去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社会关系与生态关系，使自己的行为恪守生态伦理道德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即生态意识）。生态化（ecologicalize）是把广义的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生命体，把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作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和谐纽带。生态论（ecologism）就是运用生态思想去探索世界，研究并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理论与方法。显然，生态论是一种方法论，是以生态观来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一般方法。生态论是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之上的一种方法论，在继承系统论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方法基础上，融入了生态学基本原理与技术[1-5]。
1 生态论与系统论
从认识论的方法角度看，生态论是继神论、机械论、系统论之后的一种认识论。神论（theism）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神创造的，神可以将他的意志或意思通过某些个别的人、某些事迹或事件、某些经典传达给世人。机械论（mechanism）把整个自然都解释成一个在运动中、完全受制于物理学和化学规律的客观存在的体系。系统论（system theory）把世界理解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在研究世界时，从系统、要素、结构、功能4个方面重点研究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表1）。
像系统论继承了机械论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方法一样，生态论也继承了系统论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方法。生态论在分析研究世界时，在使用系统理论的同时，更加着重从研究对象的“生命”特征入手，分析其成长、消亡与再生，以及代谢、进化等“生命”过程。如果说系统论与机械论是将数学与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其他科学，那么生态论则是在引入数学与物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将生态学与生物学方法融入到其他学科研究中去。
生态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生命”观念。生态论认为，任何系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生命体”，其不仅具有系统论中所具有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生命”特征，如生命周期性、代谢性、进化性[2]。
2 生态论方法
2.1 代谢分析
代谢分析就是对复杂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进行分析。分析时可以将复杂系统理解为一个复杂网络（超图），这样就可以使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和代谢动力学分析方法，将表示代谢流的复杂网络转换为状态·关系向量，采用时空动态分析（TSDA，Time-Space Dynamic Analysis of Event）方法进行分析[6]。
2.2 场分析
场（field）是指系统在一定的时空内的分布，包括其所占的时空位置，以及与环境其他因子之间的关系。在宏观上，通过场分析，可以了解系统的场的范围（宽度和重叠度）、强度和作用时间，进一步分析系统的竞争与共生情况。在微观上，可以对系统内各子系统进行同样的场分析。
2.3 生命周期分析
生命周期的概念应用很广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环境、技术、社会等诸多领域经常出现，其基本涵义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从摇篮到坟墓”（Cradle to Grave）的整个过程。系统理想的生命周期可以用动态的PDCS表示。
P（Plan）即计划，包括系统方针和目标的确定，以及系统活动计划的制订；D（Do）即执行，就是具体计划的实施运作；C（Check）即检查，就是评估计划执行的结果；S（Study）即学习，对评估结果进行处理，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发扬，对于失败的教训要避免重现，并将学习结果遗传到下一轮计划中。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叫做PDCS循环。
2.4 系统健康评价
系统健康（system health）是指系统具有和谐稳定的结构，可以持续发挥完善的功能，并且安全可靠。具有和谐稳定的结构，是系统健康的基础；发挥完善的功能是对健康系统的基本要求，也是系统设计的基本目标；只有安全可靠的系统才是健康的系统，安全性差、可靠性低的系统会对其他系统造成伤害，也会危及系统本身安全。
系统承载力（system capacity）是指某一系统在一定条件下，该系统所能持续提供的最大输入或输出能力。系统承载力是反映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当外界压力超出系统承载力时，系统就处在不健康状态，甚至会导致系统崩溃或消亡。因此，对系统健康状况的评价，可以从系统承载力分析着手。
2.5 系统健康管理
系统健康管理（system health management，SHM）就是指人类按照系统的健康状况，在遵从系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对系统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使系统的结构、功能得以高效、和谐、持续运行[7]。
3 生态论研究展望
生态论是研究复杂系统的一种方法论，如果将生态论与系统技术、现代数学技术相结合，就可以使一些难以数学化的学科数学化，从定性分析研究转入定量或定性定量相结合研究，并可以借助现代计算工具进行模拟分析。如将生态论引入社会学，结合社会物理学研究成果，就可以对人类社会进行精细模拟计算；将生态论引入生物学，结合现有的虚拟细胞技术，就可以建立精细的人工生命模型，对生物体尤其是人体进行精准模拟；将生态论引入有关企业科学，建立精确的企业运转模型、产品流通模型等，对企业的实时监控与实时动态模拟，实现对企业的精准管理。
此外，将生态论引入中医科学，结合现代医学技术，可以揭开当前中医诸多疑团，帮助中医的发展跃上新的台阶；将生态论引入人工智能科学，结合当前思维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建立更为稳定可靠、维护扩展方便的大型人工智能模拟系统。
4 经济生态化
4.1 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economy）的实质是研究管理人类生产活动的科学。人类生产活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经济学至今还是采用机械论的研究方法，将人类生产活动一元化，将人类生产活动指标货币化，使经济学模型无法描述人类活动状况，致使不同角度的经济学研究结论之间相互矛盾，甚至与人类生产活动实际情况相反。更有甚者，使用这些研究结果进行决策导致重大失误的事例时有出现，轻则导致达不到预期目标，严重的导致企业破产，甚至国家经济崩溃。
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发展决策，要尽快摒弃目前的机械论方法，引入生态论和系统分析技术，积极运用当代数学技术，开辟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并将其运用到经济发展中。为此，笔者认为，就经济发展而言，亟需从多元化、减商化、去货币化3个方面着手，开展经济生态化研究与应用。
4.2 多元化
经济多元化（pluralism）是指2个方面的多元化：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即摒弃传统的机械论经济学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生态论方法论，积极运用当代系统学、数学、物理学、生态学理论与技术，开展经济研究，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经济发展多元化，对一个地区或国家而言，采取发展模式（developing mode）多元化、产业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等多元化发展战略；就一个具体的企业而言，则采取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区域多元化等多元化运行战略。
4.3 减商化
商业可促进劳动产品流通，并没有使劳动产品增值，但是这种无增殖的劳动在人类社会中又是必不可少的。在过去交通、信息不发达年代，商业为促进劳动产品交流乃至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当今社会交通、信息极为发达，再加上存在商业垄断，使商业获利更加容易，利润空间更大，从而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也促进了通货膨胀的发展。同时，也正是交通与信息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与物流网的快速发展，为减商化提供了基础。
减商化（reduce-commercial）就是减少人类生产活动中的商业活动，从而提高人类社会总劳动中的有效劳动比率，让更多的人或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提高劳动产品价值的劳动，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或娱乐。
4.4 去货币化
去货币化（non-currency）是指摒弃目前过度依赖货币调节来管理人类社会的方法，按照人类生产活动实际规律,择更加科学、高效、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手段来管理人类社会。
该研究的去货币化不是指彻底抛弃货币，因为人类社会的劳动产品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货币在一定的范围存在。这里的去货币化是指减少劳动计量、社会发展分析与决策等中的货币化成分，按照人类社会经济规律实际，选择多元化因子进行分析与评价，对人的社会活动进行和谐化管理。
5 参考文献
[1] 张国庆.和谐发展初论[EB/OL].（1999-01-18）[2012-04-20].省略/bbs/dispbbs.asp?boardID=5&ID=1005.
[2] 张国庆.生态论概述[EB/OL].（2010-04-13）[2012-04-20].http：//blog.省略/home.php?mod=space&uid=3344&do=blog&id=558716.
[3] 张国庆.和谐发展：生态文明之路[EB/OL].2008-01-11）[2012-04-20].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14287.
[4] 张国庆.简论生态观[EB/OL].（2007-12-09）[2012-04-20].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12300.
[5] 张国庆.简论生态观、生态思想与和谐思想[EB/OL].（2008-01-11）[2012-04-20].http：//省略/blog/user_content.aspx?id=14284.
【关键词】经济外交系统分析系统评价目标排序
经济外交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大力发展本国经济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运用经济、贸易手段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的外交活动。经济外交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表示经济是某一国家外交特别强调的侧重面,另一种则表示经济是某一国家外交所使用的特殊手段。其实质性内容包括:由一国政府或代表本国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以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同时,经济外交决不仅仅局限于外交活动,还包括指导经济外交活动的政策,如一个国家通过外交活动促进进出口的政策也属于经济外交。在当今国际交往中,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经济上的联系和交往,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之间最主要的交往和联系,经济外交愈来愈受到各国的重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各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协调与发展,而经济外交正是各国追求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
经济外交是经济与外交的辩证统一,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已从“以经济促外交”进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目前中国政府和中国外交部门、地方的经贸部门、大型集团型企业、民间部门都在全力促进对外经济合作,大力加强经济外交工作。经济外交的主体不同,其活动的目标也就不同。经济外交不但要突出重点,还要兼顾其他,这就需要对其目标进行排序。
一、系统目标的设定
利用专家决策系统,采用系统因素分析法,对所研究问题构成系统的目标进行设定。为防止偏差过大,覆盖不全面,可首先取定一个在系统中上下层关系较多的,或与其他元素联系较多的元素Si,找出相应的关系集合:A(Si)没有回路的上位集,指Si与A(Si)中的要素有关,而A(Si)中的要素与Si无关;B(Si)有回路的上位集,指Si与B(Si)中的要素相互有关系;C(Si)无关集,指Si与C(Si)中的要素完全无关;D(Si)下位集,指D(Si)中的要素与Si无关,反之不成立。
由于目标集合的取定必须涉及决策人的效用函数,不便进行具体的分析,但现实中对外经济工作紧紧围绕下述宏观目标展开。
一是推进周边外交,切实做好中国与周边地区及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外交。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其国际利益主要集中于周边地区。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50%集中于周边地区,应加大周边外交的力度。
二是参与多边外交,大力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三是更好地发挥对外援助的政治效应和经济效应,重点是择优援建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标志性项目,提供紧急救灾援助,派遣医疗队,扩大人才培训规模。
四是加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结合,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和优势,与不同国家进行了科技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工农业生产等形式多样的多、双边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我国和平发展赢得充足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供给,赢得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五是处理好同东盟的关系,这将有利于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对抗,并有利于的最终解决。在东北亚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可以实现中、俄、日、朝等各方利益的均衡,并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
六是要巩固和发展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建立和启动救济机制,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贸易纠纷,积极组织应对国外的反倾销案件,切实保护好我国企业的利益。
由于我国的经济外交范围比较广泛,包括金融外交、能源外交、发展援助外交、对外投资合作、区域合作、服务贸易等多个方面,经济外交的主体不同,其活动的目标也就不同。当经济外交的主体是具体的实体集团或部门时,其活动的目标就应更为细化和实际,如在如何利用境外资源、引进外国技术与资金、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开展服务贸易、扩大工程承包、扩大进出口贸易规模等目标集中进行排序和选择。但所有目标的大前提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并且如何通过这种“经济外交”使中国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参与建设者”和“负责任的大国”。
国家的经济外交的基本国策可以几十年不改变,指导经济外交活动的大宏观政策可以不变,但具体实施经济外交活动的目标的设定应该是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即目标的设定是动态过程。并且应该保证目标设定的动态一致性,即目标不仅在行动的初期选择期是最优的,在行动的执行过程中也是最优的。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外交活动目标的设定和排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二、影响目标的因素分析
对每一个目标,应对影响目标的因素进行分析。在当今经济社会,面对信息爆炸的局面,用传统的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等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已不可能,可尝试直接从数据中学习并生成贝叶斯网络的方法进行系统分析,这里的系统可以是经济研究的大系统,也可以是处理模型的小系统。即需对上面提到的每一个目标的A(Si)、B(Si)、C(Si)、D(Si)集合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经济系统是个动态随机系统,应采用动态贝叶斯网络进行分析。动态贝叶斯网络是复杂随机过程的图形表示形式,是动态系统建模和状态估计的方便工具,也是进行预测、原因推理等的重要工具。它是为了解决动态的不确定性问题而将贝叶斯网络扩展成带有时间参数的网络而形成的,可用于解决动态的不确定性问题。具有非线性、可解释性、可扩充性强等优点,可通过进行因子分解来提高在统计和计算上的效率以及精确和易理解的概率语义等。和传统的贝叶斯网络一样,动态贝叶斯网络的联合概率分布由变量的条件独立性假设来确定。
从数据中学习动态贝叶斯网实际是寻找和训练序列集匹配度最高的动态贝叶斯网。一个动态贝叶斯网可以展开成一个长的贝叶斯网,扩展贝叶斯网的学习算法处理动态贝叶斯网学习的做法是从训练序列中学习到两个贝叶斯网结构:初始网B1和转换网B2。给定先验和转移网络,可表示出一个任意长度的动态贝叶斯网络。通过引入一个评分函数,评价初始网B1和转换网B2定义的动态贝叶斯网反映训练序列的准确度,然后由搜索算法寻找最好的动态贝叶斯网,即寻找最好的初始网B1和转换网B2的组合。
另外,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必须涉及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具备完善的评价功能、监测功能、预测功能。问题不同,背景环境不同,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也应不同。要根据国别情况有的放矢。一方面,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而许多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不一定适用;另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及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社会人文条件、自然资源禀赋及环境状况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建立不同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外交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服务。
三、隶属函数的确定
人脑作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对于自然现象的反映往往都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有来自于客体自身的模糊性,也有认识角度的模糊性,关于隶属函数确定的研究不但需在模糊信息的处理上做工作,也需要涉及主体对隶属度确定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系统隶属函数的确定确定方法还停留在经验和实验的基础上。几种常用的方法有模糊统计法、例证法、指派方法、二元对比排序法等,但各种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最简单的方法是借助于指派方法的思想来确定隶属度函数。将目标落实到数量分析时,目标按不同的类型可分为效益型目标、成本型目标、固定型目标、偏离型目标、区间型目标。效益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大越好的目标,成本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小越好的目标,固定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接近某个固定值?琢越好的目标,偏离型目标是目标值越偏离某个固定值?茁越好的目标,区间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接近某个固定区间(a,b)越好的目标,如果只按照线性隶属转化显然不合实际。可根据问题的性质套用现成的某些形式的模糊分布,然后根据测量数据并借助于其他的数学方法,比如最小二乘法、集值统计与随机集落影等方法确定分布中所含的参数。思想仍是采用初步确定粗略的隶属函数,然后再通过学习和实践检验逐步修改和完善,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和调整隶属函数。常用的模糊分布有矩型、梯形、k次抛物线型、Г型、正态、柯西、岭形等;每一种分布又分为戒上型、中间型、戒下型三种形式。
由于对于同一模糊概念,不同的人会建立不完全相同的隶属度函数。如何寻找与之最为接近的隶属函数,或者说更逼近地反映评价指标所表达的客观实际内含,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其所呈现的状态特征,值得重点探讨。
四、目标评价
在完成目标的设定、影响目标的因素分析、隶属函数的确定等工作完成后,目标评价及排序可采用量化的方法来进行。根据问题的不同,可选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灰色理论、层次分析法、最大可能―满意度法等系统评价的不同方法建立评价模型。
协调的总体相关程度,一般由模型所具有的耗散结构、耦合体系和概率分布的特征来加以确定;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综合水平,建立系统协调性评价的非线性多目标模型;将数据包络分析理论应用于区域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中,采用多个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关联分析,建立了基于目标规划的系统多目标综合集成评价模型等。
由于量化方法存在共同的缺陷:以单目标为优化前提,精度低、可解决问题的维数少(即所容纳的问题复杂度低),动态性分析程度差等。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目标集合中各个目标要基于其重要性划分优先级;在动态模型中引入正负偏差量使方程具有一定弹性,以增加求可行解的机会;建模过程中可以先做必要的简化处理,忽略次要因素,但当被忽略的因素对决策有重要影响时,会危及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应做有效性分析;当模型的解出现多个最优时,预先对变量定界,或在得出最优解后对某些变量赋予上下界进行数量分析。
在我国,虽然政府和中国外交部门、地方的经贸部门等都在大力加强经济外交工作,但学术界相关于经济外交的体系理论研究尚属于发展阶段,尤其是关于经济外交活动的目标排序问题探讨更少。本文初步探讨在对经济外交活动的目标排序这个复杂系统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整体框架。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是深入到具体的背景,如结合具体的地方经贸部门,对其涉及经济外交活动目标进行实时排序,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何中顺: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
[2] 杨福昌:经济外交[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关键词]静态博弈 经济支出结构 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有三层含义，一是经济规模的扩张，二是经济增长能力的持续，三是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发展的前两层涵义即为经济增长之义，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包括经济规模的可持续扩大和经济结构的不断高级化。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建立简单的三次产业与投资消费结构间的完全信息的产业结构静态博弈模型和经济支出结构静态博弈模型，以分析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
一、概述
对于经济结构的变迁，可以根据不同经济学派理论作出不同的解释。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则认为这是在单一产品生产、资本劳动比与资本产出比可调整、规模报酬不变与边际生产率递减、技术进步趋势固定及市场完全竞争等的假设条件下，主要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结合的索洛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决定。站在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的视角，则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可划分为六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结构，而且逐步高级化。在诺思的制度经济理论中，显示出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制度变迁演进的结果，把经济增长的绩效归结于组织和制度安排的创新。而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认为在不发达经济中，存在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只要把握好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后，二元结构经济就转变为一元结构经济。而霍夫曼和钱纳里研究的角度主要是依据霍夫曼比例或是制造业内部各部门的结构变动来揭示工业化阶段进程和工业结构变动。但是库兹涅茨着重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和劳动比重来研究经济结构变迁。里昂惕夫则是从投入产出模型出发，运用投入产出法来研究经济结构中各产业间的关联及其变动。
上述各派的经济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经济结构演进的原因。但是，从博弈论出发分析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都只注重定性的泛泛分析。本文不仅是从博弈论角度出发，而且结合经济增长生产函数模型，建立简单的经济结构静态博弈模型，用于分析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演进。
在以下的两个模型中，应先对模型中出现的符号及一些前提假设作出说明。首先界定符号代表意义：Y代表国内生产总值，Y1代表第一产业增加值，Y2代表第二产业增加值，Y3代表第三产业增加值；C代表居民消费、G代表政府消费(政府支出)、I代表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和X-M代表净出口总额；并且把X-M经过一定的处理以忽略、降低或消除进出口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本文合并G和X-M为一项，统称为政府支出G。其次，本模型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之所以说是静态，是三次产业生产和提供过程、消费和投资过程交错在一起，为了分析的方便，不妨认为一定时期内三次产业同时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及消费投资过程同时进行；信息是完全的，过去的信息和本期的Y是共同信息，并且各个参与人只能够准确预测到自己的产值。最后，这些模型符合经济分析的一般假设，即是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
二、产业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产业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建立在宏观经济增长生产函数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增长生产函数为Y=ACαIβGγ，α为居民消费拉动弹性系数，β为投资产出弹性系数，γ为政府支出带动弹性系数，理论上三者都大于0小于1且它们之和恒等于1。在此模型中，参与人是农业的生产者――农民、工业的制造者――工人和服务业的提供者――服务员，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行动；该博弈过程在每一期（一般一年为一期）参与人根据过去的信息同时选择各自的C、I和G以最优化自己的支付――产值，选择各自的C、I和G是各参与人的行动，均衡即是各参与人的C、I、G和Y的组合。其博弈模型为：
在模型中，θit保留了C、I、G各自结构对Yit的影响，但削弱了它们的规模对Yit的影响；而且α、β和γ在实际处理中要用上一期及其以前的数据。运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则，有：F(Cit,Iit,Git)Yit-λ(Cit+Iit+Git-Yit)……………………………………（2）
对Cit，Iit和Git分别求偏导且令偏导为0，则：
即是第i产业参与者认为自己的最优居民消费规模为C*it。
同理：
I*it和G*it分别为第i产业参与者认为自己的最优投资水平和政府支出水平。
这样，该模型分析重点在于第i产业参与者认为总体的最优居民消费、最优投资水平和最优的政府支出与实际值，即是
与Gt间的比较,并和实际情况相结合，以得出经济支出结构的演进过程。
三、经济支出结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至于经济支出结构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除了参与人依次由农民、工人和服务员变为居民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外，其余的和产业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一致。其中，α′为第一产业拉动弹性系数，β′为第二产业带动弹性系数，γ′为第三产业推动弹性系数。模仿产业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求解过程，得到如下结果：
即Y*1it、Y*2it和Y*3it分别为第i个参与者认为自己的最优第一产业产出水平、最优第二产业产出水平和第三产业产出水平。
这样，该模型分析重点在于第i个参与者认为最优第一产业产出水平、最优第二产业产出水平和第三产业产出水平与实际值，即是
与Y3t间的比较,并和实际情况相结合，以得出三次产业的演进过程。
四、模型的分析
经济结构模型的实际分析思路是由博弈模型构建一定的预测模型，估计两子模型的各个参与人在分析期内历年的博弈模型方程参数；并把相关参数和数据代入上述模型的结果之中，得到各参与人认为的总体最优的支出水平或产出水平，在一定的界定标准下对比实际值和理想值，用经济结构发展实际来验证其相对比较值；若是模型有效，则可以利用此经济结构模型进行分析期内经济结构变迁的分析和分析期后的经济结构预测分析。
其实，该博弈整体上可以看作是由两个子完全信息重复博弈组成，而它们各个年度的博弈称为它的子博弈的“阶段博弈”，也即子博弈整体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动态博弈――重复博弈，该博弈整体是由两个重复博弈构成的一博弈系统。
在上述的博弈之中，无论是模型的技术设计，还是模型的理论设计，无论是模型的理论分析，还是模型的实际分析，或多或少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假设条件太严格，比如完全信息假设，是理论分析问题，应当的做法是放宽假设条件，尽量使之和现实相符，这样也可降低模型与实际的差距。最简单的一种做法莫过于假设本期的Y是未知的，各子模型的参与者按照自己的预测方法来预测本期的Y，各自预期的Y不是一致信念（如其中一种情况是任何参与人都不知道其他参与人对Y的预期）。如此以来，就可以依据海萨尼提出的方法构建一个虚拟参与人――自然，让自然以不同的概率决定相应的Y，三个参与人在观察到有关Y及相应概率的信息和预测其他参与者的最优行动后同时作出决策，决定己方最优的居民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水平。上述的模型改进只是把外生变量国内生产总值Y内部化为内在模糊决策变量，这符合各参与者并不清楚本期Y的实际。另外，本模型可以考虑把经济增长分析包括进来，如建立某种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间的关系，这样模型能够延伸到分析经济发展的演进，组成一个经济发展分析系统。
当然，此模型还存在着一些其它的缺陷，但是，这其中至少有两点创新之处：一是经济结构博弈模型基于博弈论思想和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建立，如此可以对经济结构进行定量分析；二是在经济结构模型的实际分析思路中，采用了实际和理想对比的相对分析，并用经济结构变迁的实际加以验证，从而可以进行经济结构的演变和预测分析。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济结构静态博弈模型是一个模型分析系统，是对经济结构定量化分析的一个尝试，尽管存在许多理性假设和模型的限制条件，但是根据笔者的实际经验，模型较好地拟合了实际，因而本模型可以用来分析经济结构的演进和变迁，或许这也可为研究经济结构的人员提供新分析视角和思路。
参考文献：
［1］张维迎著：《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90―97.
［2］李悦主编.《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12―62.
［3］于同申主编.《发展经济学：新世纪经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33―37.
［4］方甲主编.《现代工业经济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2版，125―133.
［5］简新华主编，魏珊副主编.《产业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缺陷；借鉴意义
毫无疑问，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进步和突破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变革，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迅速发展正是源于西方哲学黄金发展时期。在特定的哲学基础和出发点上，西方的经济学者利用个量和总体研究法、实证和规范研究方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均衡分析法、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等研究方法。本文试图对这些主要研究方法的缺陷和局限性进行分析。
一、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
（一）个量研究方法
个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往往使某一个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的非常淋漓尽致。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无法观察到宏观经济问题对个量关系和个体经济行为的反作用。二是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通常是带有条件性的。主要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基于某些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排除了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行为的。然而在现实中，外部经济因素却常常是经济变化的重要条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容忽略。
（二）总量研究方法
总量研究方法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只见树林不见树木，从而忽略某个重要经济个体对整个经济总量的影响，因为在这研究方法的内在结构中，经济个体对整体的影响常常是不清楚的。
有些人会认为：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是完美的研究方法，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首先，个量和总量并不是可以刻意无缝对接的，它是有条件的，然而这个条件是可变的，没有规律可以遵循。所以很难找到可靠的模型或方法进行自动连接；其次，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的前提条件是有区别的。在不同的研究前提下，强行把两种方法进行结合，就很难得出有效的结果。
二、实证和规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实证分析方法就是研究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由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经济后果是客观事实。保持价值中立是这种方法的核心和基础原则。然而，规范分析方法主要是研究经济的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分析方法通常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作为依据。
（二）缺陷分析
实证和规范分析方法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明这两种方法是有机融合的，各有优缺。即便如此，这种分析方法也有其固有的缺陷：首先，这种分析方法理论性和教条主义色彩浓厚，与现实往往有着巨大的差距，造成其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极低。其次，实证研究力图用掌握的有限的经济数据和现象去证明普遍适用的经济命题，不可避免的具有概率性。这就会造成进行规范研究时，经济命题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和前提是错误的，错误的起点和前提自然很难得出正确的经济结论。最重要的是，两种分析方法可能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三、动态和静态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静态研究方法就是抽象掉了了变化过程和时间因素而静止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致力于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以及均衡状态的达到所需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所需的时间和形成均衡的过程。
动态研究方法则对经济体系的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分析。它是通过引进时间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和经济行为从前到后的变化过程。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从而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二）缺陷分析
静态分析完全抽离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静止的孤立的考察某些经济现象，忽略了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和互相影响。因此，我们很难把这种分析结果应用于生活，以知道我们的经济实践。
动态分析是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然而这种分析方法复杂难求，即使可以操作，也需要大量的假设前提，而这些假设前提是不符合实际的，自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得不出正确的研究结果。明显，它不仅与静态的分析方法有冲突，而且与现实不符，我们自然要对其结果存疑。
四、均衡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均衡分析方法就是研究经济生活中的变量如何趋于均衡的方法。均衡分析方法通常分为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是将经济现象分成经济部分，只对部分进行集中研究，而忽略其他部分。一般均衡侧重于通过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
（二）缺陷分析
（1）由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发生，以至于经济均衡是难以达到的。（2）均衡分析法忽视了过程与结果的联系而仅仅重视因果关系，在解释经济现象时往往忽视均衡过程与均衡结果之间的联系而仅仅重视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根本无法很好地解释现实中诸多经济现象。（3）均衡分析法最大缺陷的是只是把经济系统中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仅研究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因而，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现象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数据模型分析方法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步的标志，数理方法的应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经济规律，使经济具有了科学的形式。但是通过单纯的理论演绎得到的结论是很难去反映经济事实的。
（二）缺陷分析
首先，这种研究方法注重经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依赖于统计事业的发展，然而现实中有很多经济数据是无法量化的，即使可以量化，其中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却无法模型化。其次，数据和数理模型的运用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很可能依附于某种政治或经济的力量，从而造成不顾客观实际和具体的社会关系而歪曲经济事实。最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实践经验不同，人们考虑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经验数据。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差异，滥用经济数据，滥用数理模型，随之而来必然是不切实际的研究结论。
六、结语
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进行分析，是为了使人们在使用某种研究方法时，注意其却缺陷的干扰，在研究结果中剔除这些缺陷的影响。即使联合使用这些研究方法也有可能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对于联合使用的研究方法的选择应当慎重，以得出有效的可用的研究结论。（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马歇尔（英）经济学原理[M]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9.1
[2] 方福前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2.1
[3] 强天雷，任保平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方法述评[J]经济评论 2001年03期
1农业生态环境-生态经济协调模型构建
对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的评估，我们可以依据表1、表2中的指标，根据层次分析法对参数数据进行分析。但实际上，对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的独立性分析，并不能有效地解释生态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因为这两个系统中的各种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为此本文构建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型，来对一个区域农业生态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在表1和表2中，分别用U和W表达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如果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是协调发展的，那么U的演进方向会带动W向相同方向发展，反之亦然。为了用数学手段加以描述，我们构建了协调系数C加以表示，如公式(1)所示。根据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使得协调系数越大越好，再考虑时间上的动态变化，则可以用公式(3)表示。
2实证分析
为了实现对农业生态经济的评估，本文选择浙江省从2001~2012年的相应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数据。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已经形成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趋势，属于我国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工作处理较好的地区之一。因此，选取浙江省的相关数据进行本文的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为本文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分别构建了三层次评价指标，因此通过领域专家评分并进行层次分析法计算，分别得出环境和经济的评价，再根据协调模型分析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水平问题。
2.1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根据表1所述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各项，以及浙江省的相关环境数据，由领域专家进行评分，按照层次分析法计算出的U1指标的评估矩阵为：进而可以得到的对应的6个第三层次参数的权重为：0.051,0.156,0.148,0.0840.270,0.291。以此类推，可以得到表1中所有参数的权重系数，如表3所示。
2.2农业生态经济水平评估根据表2所述的农业生态经济评估指标各项，以及浙江省的相关经济数据，由领域专家进行评分，按照层次分析法计算出表2中所有参数的权重系数，如表4所示。
2.3环境和经济协调性评估根据表3和表4得到的各层次参数权重系数，以及公式(1)到公式(3)，分别计算浙江省2001~2012年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的协调度，并绘制曲线如图1所示。从图1的曲线来看，浙江省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协调性呈现总体上升趋势。虽然中间有些年度数据来看，这种协调情况有所起伏，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这说明，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上升和环保意识的加强，浙江省的农业生态经济发展已经趋于良性。
3结论
近年来，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因此，对于一国或一个区域来讲，科学合理地评估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的协调性问题，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分别为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估和农业生态经济水平评估构建了两个三层次评估指标参数体系，并借助层次分析法和协调度函数，对浙江省从2001~2012年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的协调性进行了计算。实证结果显示，随着我国对于农业生态环境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强，浙江省在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协调问题处理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作者：王肖芳 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
关键词 创业投资 动态分析 运行机制
1 静态机制与动态机制的区别
静态分析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分析方法，但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忽略了对静态分析的强调，尤其是在与创业投资有关的研究中，人们可能难以想象“静态分析”是如何与一个“运行”机制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理论是一种常识看来动态的过程，但西方经济学公认其是静态分析的绝佳范例，因为它是在假设生产要素相对于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对各种要素之间关系的分析。那么，什么是动态分析呢？动态分析即是在时间作为主变量时，对事物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系及变化的分析。进一步而言，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就创业投资来看就是，静态分析是对创业投资发展到当前阶段最完整状态的描述，它以前是什么样的运行机制，它以后会不会有变化，将变成什么样子，这些都不是静态分析所能说明的，而只能靠动态分析来解决。
根据静态与动态的分析方法，本文将对创业投资的运行机制中的静态机制与动态机制做出一个划分，以明确它们各自运行机理的区别。
2 创业投资的静态运行机制及缺陷
创业投资的运行机制被概述为，投资者受到创业投资市场利润的刺激，在选择合适的创业投资组织机构和形式后，将资金交给创业投资机构管理，创业投资机构筹集到资金后，便从收集到的投资项目中寻找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创新企业，在经过严格分析评估后，最终确定投资对象注入资金，随后根据创业企业具体情况提供各种管理和辅导，使创业企业发展增殖，当创业企业成熟时创业投资机构开始寻找合适的途径撤出资金，收回投资和收益，随后寻找下一个投资目标或进行下一个创业投资运作过程。
可以看出，上述运行过程的描述只是确定了投资者、创业投资机构、创业企业三者再创业投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它是以一个假定的当前创业投资的完整过程理想模型为对象的。这种创业投资机制研究的意义主要是为投资者如何选择合适的创业投资机构和投资方式，以及为创业投资机构如何筛选评估创业投资项目、控制风险、撤回投资，甚至创业投资企业如何获得创业资本等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投资者、创业投资机构、创业企业是如何产生并越来越投身到创业投资中来，他们与国家政策法规、经济环境、技术创新等的相互影响是怎样，创业投资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变化规律等这些问题时，静态的机制研究就不能很好的解答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依靠创业投资的动态机制研究加以解决。
3 创业投资的动态运行机制
创业投资是人类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进行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行为会受到其参与主体、客体和外在相关因素的影响。分别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试分析，以找出创业投资动态变化的依据。
3.1 创业投资的主体因素
（1）创业投资者。任何资金持有者都是潜在的创业投资者，但是这些潜在的投资者最终能否成为现实的创业投资者首要的一条就是其资金是否足够充裕。只有资金足够充裕时，他们才敢进行高风险的创业投资。此外，创业投资者的形成及投资积极性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只有经济比较景气，文化传统鼓励人们勇于承担高风险时，创业投资者才会大量形成。当创业投资的运行机制一旦在一个国家确立，创业投资者能否顺利形成及其形成效率如何就关键取决于已有创业投资的成功水平了。
（2）创业投资家。创业投资家的原始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的成功创业企业家或创业者，一是传统的投资家。两个来源中，前者又较后者是更成功的来源。只有一个国家中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创业活动，很多人从这种创业活动中受到锻炼并脱颖而出时，这个国家才具有了创业投资家产生的较好基础。而当创业投资机制在一个国家形成后，创业投资就会自动形成创业投资家的淘汰机制。
（3）创业企业家。创业企业家的形成受到一种意识的影响，即整个社会的创业意识，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否鼓励创业，人们是否崇尚创业，是否勇于创业。但可以想象，创业活动是否能够成为普遍现象与社会当中是否具有相当数量的成功创业典型有很大关系。创业投资机制确立以后创业企业家的产生与形成就取决于创业投资开展的成功与否和社会科技发明活动的多少了。
3.2 创业投资的客体因素
（1）创业资本。创业资本的形成有两个历史前提，一个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非常发达，使得传统资本难以在传统领域得到预期收益；另一个就是社会的制度安排允许传统资本探求新的增殖方式。创业投资机制确立后，创业资本的形成效率也与这两个条件有关。
（2）创新技术。这里的创新技术包括高新技术、营销技术和经营方式等。技术及其产生来源的广泛称呼是知识，知识的积累和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这种规律主要体现在知识的可积累性、继承性、加速发展性。创新技术的发展对创业投资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但是总的来看创业投资的发展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
3.3 影响创业投资发展的外在因素
（1）政府和政策法规。政府将从创业资本来源、创业投资运行机制的顺利运行以及创业投资的退出三个方面来影响创业投资运行的全过程。但政府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完全是外生的，各国政府在创业投资发展中作用的好坏与大小只是取决于政府对创业投资的认识、重视程度及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积极性。
（2）经济环境。经济环境将从国家的经济景气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发展情况三个层次来影响创业投资的发展。首先，当国家的整体经济处于发展的低谷时，创业投资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影响出现回落，当国家的整体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期时，必然也会带动创业投资的快速发展。其次，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将愈能促进创业投资的产生和向高的水平发展。这一点从创业投资主要在经济发达国家发展，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达到最成熟的情况可以显而易见。最后，市场体系包括人才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市场相对发达，为创业投资的发展营造出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时，才能实现创业投资的快速发展。另外，中介机构的发展与成熟将对创业投资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文化环境。首先，文化环境会影响创业资本的形成。人们越具有投资倾向和投资传统，公众越普遍掌握一定的投资技巧，越有利于创业投资的发展。其次，文化环境会影响创业投资的运行。当社会文化普遍认可和鼓励创业时，会产生广泛的创业基础，吸引很多优秀人才加入到创业队伍中，这样一来就会为社会培养出充足的创业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并产生充足的可供创业资本选择的创业投资对像。另外，科学技术本身即是文化的一种。只有当科学研究和发明得到了社会很高重视和支持的时候，科学技术才会快速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创新程度和速度对创业投资发展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3.4 创业投资发展的动态模型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简单勾勒出一个创业投资发展的动态模型。
（1）创业投资的产生条件。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生产中的分工越来越趋向细化和专业化，当知识（技术）从一种经济的辅助因素变成为一种主要因素时，将知识（技术）转化为财富的经济活动就作为一种新生的经济形式产生了，而且在分工专业化的条件下，这种经济活动类型趋向于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存在，这时创业投资就产生了。
（2）创业投资的产生过程。创业投资产生之前，创业投资者和技术创新者已经存在，二者在将其资金和创新财富化时，在传统投资机制条件下，都出现了交易成本过高使得总成本大于收益的状况。对于前者，过高交易成本的产生是由于投资内容越来越复杂和专业的影响而造成的；对于后者，则是因为市场变化越来越快，企业管理越来越专业化，使得其需要很多投入才能寻找到资金并将其与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效益。因此，二者当中就开始有开拓者开始专职于减少二者的交易成本，即帮投资者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创业投资，帮创新者寻找资金并帮其创业。由于这种开拓者的出现，投资者和创新者的成本减少，收益提高，二者也愿意拿出一部分利润给予开拓者。此时创业投资机制便诞生了。
（3）创业投资的演进与完善机制。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创业投资的三种经济主体——创业投资者、创业投资家、创业企业家开始明晰地确立起来，并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利益，开始从两个方面完善投资机制，一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将新产生的经济运行的各种规则通过各种途径制度化；二是为了在新经济运行方式中尽可能分享更多利益，避免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开始签订，并逐步完善各种交易契约。慢慢地，创业投资机制就达到了较完善的程度。创业投资的这一演进过程受两个外部因素的制约，即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整体经济越繁荣，文化氛围越鼓励创业和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的发展就越迅速。
（4）创业投资机制的退出。创业投资机制作为一种高级的经济组织形态有可能只在一种情况下被淘汰，也就是产权私有制度的废除，此时，由于各种生产要素为社会所共有，能够在社会各种经济主体之间自由流动，资本、技术、劳动力能够自由地结合，所谓的创业投资者，甚至所有的投资者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本文意义上的创业投资机制也就不存在了。
4 结语
创业投资的运行机制存在静态与动态的区别。对创业投资动态运行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明确创业投资的产生、发展、完善的机理，对解决当前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困境将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盛立军.风险投资操作、机制与策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2 王俊蜂.风险投资——实务与案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3 俞自由，李松涛，赵荣信.风险投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4 保罗·A·冈珀斯，乔希·勒纳.风险投资周期[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
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一个完善并且严格的定义。从时间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从内容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因此，现代增长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即主要的增长促进力量是系统地开拓科技的前沿，并将这些知识系统地应用于产业的生产技术。技术进步是新古典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最近几年来，看到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修补的文献，试图强调技术进步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内生性。然而这些“新的”新古典模型与那些老的模型同样是“机械的”。无论外生的技术进步，还是内生的技术变化，都在新古典理论范式框架下，新古典理想假定难以就复杂的现实作出合理解释。
然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演化(或进化)经济学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 and metcalfe，2001)。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产生，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受到了冲击，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正如庄子银所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技术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索罗模型虽是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但该模型以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难以合理解释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史。因此，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时间进程，总结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以便进行总结与评价。
(二)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总结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别按照技术从外生到内生、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两条线路演进的
一条是技术由外生到内生的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条技术演进的路径，即由新古典外生技术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由此，现代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一演进路径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中内部因素决定的，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实现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知识积累、产品种类增加与质量提高等。
另一条演进路径是以市场结构为线索的。索罗模型在完全竞争假定条件下，认为外生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陷于“解释一切却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境地。随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理想假定，从两个方向超越新古典假定。其一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加入外部性因素。这类模型以阿罗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等。另一类是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新古典框架下，不仅存在凸性技术，而且拓展资本范畴。真正突破完全竞争假设是罗默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和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考察了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因素，更好地说明技术进步的决定机制，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模型等产品种类增加型模型的建立标志着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
2，同质性、加总与生产函数
无论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从总供给角度研究经济的长期动态变化，而总供给取决于宏观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经济增长由外生技术向内生技术转变的关键也在于生产函数。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由微观主体构成的，按照新古典内在的一般逻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
所以，在同质性假定下，厂商的生产函数加总构成了宏观总量生产函数。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同质性的、可加总的宏观生产函数为核心，这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由技术外生向技术内生转变的关键所在，更是一个经济具有“卡尔多稳态”的核心所在。从生产函数形式的角度考察新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看出，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家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大多数采用了复杂和艰深的数学工具，但是新增长模型的内核非常简单，一个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使整个经济的增长进入“卡尔多稳态”，左大堵(2005)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总结出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稳态的五大规律。
3，最优—一般均衡—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采用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最早由拉姆齐提出，卡斯和库普曼斯将其引入增长模型，其思想基础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核心是库思一塔克定理。按照这种范式，除非是由于随机事件，否则经济增长的运动轨迹可以也能够被当事人所确切预知。因此，这种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半机制”。
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的理念是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或基准点来研究经济问题(钱颖一，2002)，并认为经济会自动调整从而收敛于均衡状态。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观点，及对均衡机制的理论描述，主宰了新古典主义理论(霍奇逊，1993)。均衡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刁伟涛则更倾向于把均衡范式理解为以均衡概念为核心构建的并得到普遍遵循的理论框架。
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纲领，这种纲领以最优为突破口，以一般均衡为核心钢构，以线性动态为基本处理方法，渗透着理性预期的卢卡斯思维范式。因此，理想假定的生产函数必然存在着稳态路径；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经济主体作出确定预测，因此，在这种分析范式中，任何经济主体一定找到稳态路径。
由此可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取得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和必要条件。无论索罗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都坚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所以要认识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法论作用，正如罗默(1989)在评价新古典增长模型时说，其方法论的影响是深远而带有根本性的；也正是这种范式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统一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二、基于演化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批判
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凡勃伦无疑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发出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呼吁之后就始终未停止过赋予经济学以演化色彩的努力。阿尔钦(1950)借用生物演化和自然选择，利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解释经济主体的非最优行为，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演化经济学开始起飞，1981年，博尔丁出版《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演化思想的引入，为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素材。
(一)异质性、非加总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同质性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的前提，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内生稳态的立论基础。这种假设是以新古典式的“本质论”为基础的。本质论认为本质先于存在，群体中的理想类型(代表性个体)体现了本质，所有对理想类型的偏离都是偶然的，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只要分析理想类型就够了，没有必要去研究变异的情况。正是这种本质论的推理排除了多样性行为的可能，产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的假定。
但是事实上，经济主体的行为、态度、特征等方面存在着异质性，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生产者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因此，在演化经济学范围内总量生产函数是不存在的。这样，构建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成为“无源之水”。从经济学一般理论角度来看，异质性表示所考察对象之间的差异化程度的，不论这些研究对象是家庭、厂商、部门还是区域或者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在产品消费或生产、生产方式采用、创新活动和密度追求或者组织环境上所作出的选择活动，形成其努力、行为和成功方面的差异。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异质性是指技术的异质性并以某一技术的局部应用为基础，这意味着异质性始终与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异质性来源于创新，因为新事物——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新的组合”——被引入市场，从而异质性又与动态性相联系。
所以，无论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角度而言，还是从探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机制来说，异质性是一个基准概念，以异质性为基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种平衡增长路径，而是建立在微观企业主体基础上的创新和技术的“集合体”，必须超越正统理论单一生产函数的限制，通过使用一种演化的里昂惕夫技术，采取一种微观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企业和行业的差异性，进而研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
(二)非均衡、非最优和非线性动态——经济学全机制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是信奉均衡思想的，认为世界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状态是均衡，均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秩序观，这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优一一般均衡一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但缺乏对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的关注，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却作为现代经济增长路径的常态存在。正如布劳格指出，“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一般均衡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论。
这一经济增长的“半机制”根源于牛顿力学的机械决定论范式，古典经济学在其经济秩序中，依赖机械轨道式的均衡概念，建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给定初始条件，就找到一条稳态路径。但是，均衡增长理论是静态的一个特例，因而，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变联系起来，在我们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非加总的和远离均衡的思维模式。
演化经济学开拓者阿尔钦早在1950年就批判新古典式的最优假设。他认为，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企业只需要“正的利润”而不是“最大化的利润”就能生存。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建立在“非最优”假设上。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性质，但是这种动态是古典式的转移动态，仍然没有超出静态范畴。在动态经济分析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只关注稳态路径，常常忽略局域发散情况，没有涉及动态方程的非线性现象。
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在市场结构方面逐渐突破新古典理想假定的束缚，但是由于该理论中同质性与可加总的生产函数和方法论的新古典范式的半机制，致使该理论只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寓言式的解释，而不是一种科学的阐释。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要突破寓言式的解释，重建现实式的理论架构。按照一般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首先要明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环境。按照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经济增长是在不确定、异质性和“历史友好”的经济环境下的一种非最优、非均衡和非线性动态的演化过程。
(一)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
现代经济理论的重建，不仅要从经济环境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假设方面有所突破。要突破新古典理想假设，建立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应包括以下四个：
1，满意假设。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确切地预测结果，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追求满意，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并且表现为一种试错过程。
2，不确定性假设。不确定性意味着变化，意味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3，多样性假设。多样性是分析的基本起点，多样性假设意味着经济状态、经济行为者、人的心智和选择行为等都具有异质性。
4，历史重要假设。历史重要意味着时间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作用、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
(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方法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沿袭新古典范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分析同质的代表性个人行为，这使得该理论陷于致命的境地。因此，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摆脱新古典范式方法论，在整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个体群思维方法论。个体群思维方法认为个体群是由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个体构成，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个体群方法中，我们认为群体中的成员是不同的，为了刻画群体，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的一般性质及它们在内部的分布。
大多数关于生产和增长的经济模型都没有明确地考虑到质变。如果经济系统的构成是前期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这种忽视将使得经济理论缺少因果分析。正是这种个体群方法不但将经济增长理论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建立起来，而且还考量了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整体性、多因素性和动态复杂性。因此，我们主要的方法论选择是，现在要采纳一种实在论的立场。从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开始，它为更具体的理论命题确定了框架。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准分析框架
依据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与方法论，构建了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分析框架。
与现代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不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异质性的企业作为研究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异质性、竞争、选择和创新共同作用，决定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演化过程。
企业内部生产采取了惯例指导的原则，惯例是代表了企业的技术系数，是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异质的“基因”，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与选择，并根据企业的“实现利润”，对企业进行评价。市场机制进行竞争和选择时，企业的异质性可能会减少，为了保持企业足够的异质性，需要“创新”的注入。这样市场竞争与选择的结果是经济增长。
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理想假定的束缚，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有现实性。第一，经济增长不仅是各个要素单独作用的产物，而且各要素间的互补及互动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纳尔逊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而且是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产物。纳尔逊把技术分为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物质技术主要在企业生产中使用，而社会技术主要指社会制度特征。社会技术与物质技术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的协同演化推动了经济增长。第二，深化认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机制。技术进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进化过程，是企业为保持异质性而不断“搜寻”的过程，因此企业进行r＆d支出、发明和模仿，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累进的具有某种路径依赖特征的进化的“马尔科夫过程”，从而超越了现代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寓言式说明。
(四)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依据以上分析，可以对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