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22 11:21:44
关键词:能源安全;绿色金融;产业结构
一、引言
能源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先决条件,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它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爆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同时也宣告了西方世界“黄金时代”的结束。此后,能源安全问题一直是倍受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世界许多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和学者们都对能源安全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经济学领域而言,能源经济学已成为一门专门以研究石油问题为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和探讨石油价格波动对世界石油市场供求关系和各国经济的影响。国际上研究能源经济学的学者们其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分析国际油价的变动对世界石油供求和各国经济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例如,Noureddine Krichene(2002)通过考察1918~1999年间的世界原油与天然气市场,并对1918~1973年和1973~1999年这两个时期的原油与天然气的供给与需求弹性进行了估算,发现1918~1973年这一时期的原油与天然气价格稳定,而1973年之后石油与天然气价格变得极不稳定,反映了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石油与天然气的市场结构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James D. Hamilton(2003)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证明了石油价格的变动与GDP增长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特征;J.Bielecki(2002)从能源安全概念、石油市场演进、制度安全框架、目前石油安全状况、未来石油安全需要、增加能源安全战略措施等方面分析了世界能源未来的发展趋势,并认为尽管未来不会出现像1970年代那么大的全球能源危机,但某些能源安全的严重程度将继续值得关注,未来并有可能进一步加重,因而对于能源安全没有任何自满的余地,目前的石油紧急措施有必要扩大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能源来源;David K.Backus和Mario J.Crucini(2000)通过考察石油价格与贸易条件后发现在最近25年中石油价格的变动主要是由贸易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并且量的作用也是极不相同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致了能源需求的稳步上升。特别是20世纪90年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刺激了以电力、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费需求急增。近年来,国内能源产供能力受多种因素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能源安全问题开始越来越受到众多国内学者的关注,如舒先林、阎高程(2004)、王树林(2001)、曹志峰(2004)等,他们都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开展了相应研究。然而,与国际上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探讨才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深入和系统化。诚然,国内外学者所做的上述研究为进一步更好地开展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研究参考基础。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石油能源以及能源安全供给问题上,而有关能源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分析研究得较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以国内外研究为基础,更为深入地分析和探讨金融部门如何通过实施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把金融业务运作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强化节能减排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与对策,为相关部门和机构提供决策参考。
二、中国能源安全现状分析
所谓能源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保障能源的持续、稳定供给,即能源的供给安全;二是减少和降低能源生产与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即能源生产与消费的环境安全。就中国能源安全现状而言,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持续扩大的能源需求所形成的供给压力不断加大,能源供给安全受到极大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能源消费高强度时期。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考察,中国城镇人口已由1978年占总人口的17.92%上升到2005年占总人口的42.9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开始逐步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城市就业人口呈稳步上升趋势,从1985年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25.68%上升到2005年36.04%(引自2005BP世界能源统计)。从城市人口和城市就业人口两个方面的数据来看,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率在30%—70%为高速发展时期,因而中国城市化已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工业化发展水平来考察,根据赛尔奎因和钱纳里产业结构模式,再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来判断,中国工业化正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急剧地扩大了能源消费需求,而我国能源消费需求又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三大行业部门。1995年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为103388.70万吨标准煤,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78.82%,2005年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为178139.50万吨标准煤,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79.77%(见表1)。尽管1995—2005年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没有多大变化,2005年的比重只比1995年高出不到1%,但三大行业的能源消费需求量却增加了72.30%。特别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石油和电力能源消费需求呈急剧上升态势。就石油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石油产供能力短时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为满足国内石油需求只有通过扩大石油进口来实现。1993年之前,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而1993年之后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5年,中国石油净进口为1218.7万吨,而到2005年石油净进口达14275.1万吨[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5》、国际能源机构(IEA)及美国能源署(EIA)网站数据整理而得]。另据国家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进口原油14518万吨、成品油3638万吨,原油进口金额664.11亿美元,成品油进口金额155.52亿美元。随着石油进口的增加,中国石油进口对外依赖程度也随之提高,199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还只有1.9%,但到2003年却高达48.6%,并且石油对外依存度还在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石油消费与进口大国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将持续较快地增加,能源供给压力加大,供求矛盾仍会长期存在,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对外进口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能源供给紧张格局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有根本性改变。
(二)能源结构不合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大了对环境影响的压力
从能源资源禀赋状况来看,中国是煤多、气少、油贫。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煤炭资源储量相当丰富,且煤质较好。中国煤炭资源探明可采储量为1145亿吨,占世界探明可采储量的12.6%,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2004年中国煤炭资源采储比只有59年,而世界煤炭资源的平均储采比为164年。就石油资源而言,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为248.44亿吨,累计探明可采储量67.91亿吨,而累计采出量已达43亿吨,剩余可采储量只有24.91亿吨。相比世界富油地区来说,中国石油资源是比较匮乏的,而且人均石油资源储量就更低了。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2007年的数据显示:2006年底,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探明可采储量约为7427亿桶,约占世界的61.5%;欧洲(主要是俄罗斯)石油探明可采储量约为1444亿桶,占世界的12%;非洲约为1172亿桶,占世界的9.7%;北美地区约为599亿桶,占世界的5.0%;亚太地区石油资源最少,约为405亿桶,占世界的3.5%,其中中国约为163亿桶,占世界的1.3%。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在短期内较难改变。由于中国煤炭清洁利用水平低,煤炭燃烧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污染性气体大分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空气中,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种状况受我国能源结构制约还将持续下去,对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三)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产业比重过大,单位GDP能耗高,能源效率低下,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给紧张局面
从能源消耗强度来看,2004年,全世界能源消费强度(单位GDP产出能源消耗量)为2.5吨油当量/万美元GDP,而中国为8.4吨油当量/万美元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6倍,美国的4倍多,日英德法等国的近8倍。根据国家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的数据,目前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铁、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中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导致中国能效低下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替代能源等技术的开发相对滞后,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技术的应用还不广泛等,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产业所占比重过大,而耗能少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低。例如,2004年采掘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等几大高耗能行业的产值就占当年GDP的57.68%。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降低能耗,节约能源资源,是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首要任务之一。
三、实行绿色金融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及对策
(一)实行绿色金融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所谓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一项政策,通过金融业务动作同加强资源环境保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强化节能减排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确保能源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金融营运战略。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能源安全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增强趋势下,金融部门实行绿色金融战略意义极其重大,主要体现在:有利于金融部门正确认识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辩证关系,提高对加强资源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增强绿色金融意识,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把环境保护这项基本国策贯彻到具体的金融业务之中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克服过去那种只顾经济效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资源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的不足,提高金融部门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与化解金融环境风险的能力;有利于金融部门通过金融业务运作把好信贷、证券融资关口,促使企业实行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金融部门通过运用信贷杠杆、证券融资等多种金融手段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导向作用;有利于金融部门利用自身的金融优势,通过金融业务运作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实行绿色金融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金融部门应积极开展绿色金融宣传教育工作,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绿色金融意识与能源安全意识以及在金融业务中贯彻落实加强资源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自觉性。
2、金融部门通过业务运作利用金融手段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凡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能源资源节约、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产业和节能减排技术项目,一律给予金融上的优先支持;而对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高能耗产业,金融部门一律不予支持,也不为其开办其他金融业务。
3、金融部门应加大对洁净煤技术开发与应用、节能技术改造、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及替代能源开发技术与应用推广、能源综合利用的金融支持力度,降低资源能耗,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
4、将绿色金融发展战略制度化、具体化,使之成为金融业务运作的具体可操作准则。金融部门应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国家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战略方针等相关法规政策的要求,把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进行具体细化,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金融业务运作操作准则,提高绿色金融业务运作的实效性。
5、为使金融部门配合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让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落到实处,金融部门可以借鉴世界银行的经验,在金融机构内部设立相应的环境保护机构,及时准确掌握国内外环境保护、节能降耗信息动态,并加以认真分析和研究,为实行绿色金融、领导科学决策与金融业务运作,提供有力的方法指南。
参考文献:
1、舒先林,阎高程.石油——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与国际战略[J].石油化工技术经济,2004(3).
2、王树林.关于能源安全问题的思考[J].石油化工技术经济,2001(5).
3、曹志峰.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04(5).
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基本情况及金融支持的主要做法
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新能源汽车、平板显示、LED光电照明、高端装备制造、动漫创意等产业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积极推动。2010年，安徽省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公共安全等产业产值2871亿元，其中，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829.9亿元，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物产业分别超过500亿元，节能环保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分别超过400亿元，新能源、公共安全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初具规模。从增长的态势看，这产业的增幅明显高于其它产业，去年增长了48.8%，其中，电子信息、节能环保和新材料超过50%，新能源产业增速达到86.1%，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特征决定了其资金需求巨大，融资难度高。对于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安徽省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做了大量尝试。
一是政策引导。安徽省制定《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和《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提出包括财税、金融、服务等在内的一组支持措施。省里每年安排专项用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资金，从2010年到2015年，每年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加大政府对资金的引导和扶持力度，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同时，省政府积极引导和带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新兴产业领域，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投资的格局。
二是实施差别化信贷支持政策。针对战略性产业的企业融资特点，各家银行在完善传统信贷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信贷产品，开发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信贷品种，形成了差别化信贷支持政策。各商业银行还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需求，积极推广供应链融资、并购贷款等，从整个产业链角度出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三是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服务体系。对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安徽省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投融资体系，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融资、直接融资、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等，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帮助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如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加强传统信贷与投行的条线间联动，采用信托受益权转让型、委托贷款型等新型投行产品替代传统贷款产品，通过设立的皖江基金，以股权投资等多种渠道，为客户扩大融资渠道。我省还积极组建风投基金、引导企业上市融资等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如合肥市专门设立了1亿元专项科技发展奖励资金、6亿元自主创新专项资金；近2年来合肥成功吸引了13家风投机构资金27亿元，帮助15家新兴企业在国内A股市场募集资金32亿元。此外，还拿出一次性政府引导基金50亿元，撬动京东方等5家大企业投入180多亿元。
金融支持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成效
一年以来，在金融支持方面，我省做了一系列工作，有力的支持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扎实发展，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一是夯实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安徽拥有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技术，如科大讯飞语音交互系统，产品在国内中文语音市场的占有率达80%以上。以汽车及工程机械和新型建筑工业为例，目前工程机械行业在全国排名前3位，汽车产销量在全国排名第6位。省内聚集了江淮汽车、奇瑞轿车、安凯汽车、合肥昌河、星马专用车等国内知名生产企业和企业集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二是培育了众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载体。经济开发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安徽省经济开发区主要分布于皖江城市带内，已经成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区。截止到2010年，我省国家级开发区已达9家，省级以上各类开发区已达149家。
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成规模。今年以来安徽省各商业银行通过银团贷款、综合授信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客户的信贷支持，仅国开行、工行、建行三家到2011年9月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客户贷款余额达170多亿，涵盖了新兴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等多种产业，有力的支持了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据统计，2011年1-8月，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5181.1亿元，同比增长48.2%。可见，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效明显。
金融支持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省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金融管理部门的引导不到位。到目前为止，金融管理部门对支持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指导政策较少且不具体。二是金融机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认识不到位。不少金融机构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支持发展新兴产业是自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盈利模式、培育优质客户的重大机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审查只是看投资主体的背景和实力而不是看项目前景。三是金融支持体系不健全。我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且由大型机构主导，直接融资途径较为缺乏。从长远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金融支持工作。
第一，加强政府引导作用，发挥财政资金放大效应。积极与国家、省战略性产业项目衔接配套，综合运用风险补偿、贷款贴息以及后补助等方式，引导金融资本参与各类战略性产业建设计划。充分放大政府财政资金和行政管理的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金建立创业投资机构，形成战略性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引导金融机构、风投机构、社会资本投资初创期战略型中小企业。国有资本参股联合社会资本发起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支持汽车及零部件和节能环保、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药业等领域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构建政府部门与保险机构合作机制，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险保费补助政策，重点支持自主创新首台（套）产品的推广应用和科技企业融资类保险；通过差异化的补贴等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研发责任险、关键研发设备险等重点险种的实施。同时，进一步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大量民间资本投资于处于成熟期的低风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升级。
第二，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金融支持机制。加强信贷管理和贷款评审等方面的金融制度创新，根据客户的需要，不断开发企业急需的金融产品，为新兴产业生产型企业提供量身定做的全方位、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方案。要加强对无形资产的评估能力，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模式。进一步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加强银行和担保公司合作，鼓励各类担保机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提供担保，通过再担保、联合担保以及担保与保险相结合等方式多渠道分散风险。要建立合理的项目评级授信体系，在设计内部评级和授信体系时应充分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具体特点，不仅将企业历史经营数据引入模型，更应当充分认识到企业和项目的成长性。通过金融机构创新，加快组建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性贷款公司，为产业技术升级提供贷款。
但由于历史、制度和实践的各种约束，中国银行业还缺乏战略转型的必要手段，表现在银行在战略制订阶段没有的科学方法确定战略目标，因而不能有准确的战略方向，导致各行战略制订的同质化、空泛化；在没有战略目标的情况下，分行缺乏足够的指标或缺乏关键指标做为开展工作的依据，致使组织已不在是战略的组织，实际工作中的实施已然不是战略的实施；由于战略制订没依据，战略组织没凭据，因而无法设计出正确有效的战略控制计划，无法将实际的成果与预定的目标或标准进行比较；战略组织失效、战略控制失据导致战略反馈本身无法进行。即使对工作进行了总结，也是组织内部分散的、孤立的意见的汇总，而非战略反馈。
以国内某银行战略转型的进程为例，该行总行基于资源限制，首先在分行实行集约化改革，组织机构的调整结果是分行权利加大，而此种局面一旦形成，将尾大不掉，总行的战略意图并未真正体现，总行部门的指挥和管理职能及意义弱化，条线管理的结果使支行级风险同步扩大，上升为分行级风险，总行部门被“斩首”，导致失衡，而条线管理局面也不可能真正形成。究其原因，关键是缺乏科学的方法来指导战略的制订、实施、监测、反馈，导致银行在战略转型的过程中战略制订能力缺失，战略组织能力失效、战略控制能力失据、战略反馈能力无法建立。而现代金融分析理论是在传统分析理论的基础上，以银行的经营原则为指导思想，结合银行业务的特素，依托现代IT技术，解决银行在战略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缺失、缺位、缺效的问题。
现代金融分析方法的特征
战略性是现代金融分析重要特征。现代金融分析以银行经营的三原则为指导思想，对银行的各个层面和流程的每个环节进行分析，为银行的战略制定、战略组织、战略控制、战略监测、战略反馈提供科学的依据，从而为战略由规划到实施、由分散执行到统一领导、由事后指导变为事前指挥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系统性是现代金融分析的另一个特性，现代金融分析是金融与现代IT手段互相结合的产物，金融分析和IT技术犹如硬币的两面，战略的执行、监测、反馈需要IT技术来实现，没有IT技术的支持，战略无法从思想变为行动，没有金融分析方法，IT技术发挥不了作用。
现代金融分析方法的内容
现代金融分析加强分析力度的整合，在战略制订阶段，在对搜集的情报进行归纳、整理的基础上，现代金融分析做到了对各方面分析的整合，即考虑到了外部的区域分析、行业分析，又考虑到了内部因素的自身分析、同业分析。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考虑银行内部各部门和各层次间分配及使用现有的资源，做到了部门分析、业务分析。
现代金融分析加强了金融性分析，由于商业经营内容和经营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金融特性。所以，现代金融分析理论的核心是从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出发，结合银行各部门的金融特素分析。
现代金融分析充分利用了现代IT技术，现代信息技术集文字、图表、数据于一体，优势明显，这些现代化技术的合理应用，不仅改变了原有的战略设计、战略监测、战略反馈的方法。同时还促进了战略观念、战略思想的变革。
现代金融分析的应用
现代金融分析方法以银行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为指导思想和原则，并建立数量化、指标化的体系将“三性”分解到各个部门来考核，全面反映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银行是分部门管理的，每个部门的目标不同，现代金融分析在部门里可以归置为对部门特素的分析。
（一）金融管制逐渐被放松
金融管制内容涉及金融业务范围、金融机构活动范围、利率汇率的控制、信贷制度的规定等。近年来，各国互开本国金融市场，允许外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并享受与国内银行同等待遇，而本国银行评估其自身综合能力实现走出去进军国际金融市场，各国金融竞争不断加剧，因此，“业务经营范围扩大”“引进来，走出去”的经营自由策略使得国际金融日趋活跃，同时也大大加快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
（二）各国逐渐加强金融联系
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因素是金融参与者国际化，金融市场全球化，两者在国际化进程起着互推互助的作用。在全球化的金融环境下，金融市场交易的全球化包括货币市场交易的全球化、资本市场交易的全球化以及外汇市场交易的全球化、市场类型多样化、市场交易全球化，这使得金融市场参与者不再仅局限于以政府、国有大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活动主体，大企业、投资银行、私人投资者、投资基金等也纷纷加入国?H金融市场，积极参与投融资活动，丰富资本流动量，加速资本流动速度。
（三）高科技在金融业中广泛应用
高科技的运用不但提高了金融活动的效率，同时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些使得现代金融业不再局限于传统业务的发展，逐渐拓展成向网络化、电子化的方向发展电子金融业务。金融业务的多样化也使得传统的金融数据分析方式已无法满足金融投资者与管理者的需要，金融工程、金融数学是高科技创新运用的衍生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能为金融信息使用者获取更有效全面的信息提供强有力的工具，降低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压力，同时也是推动金融创新的积极手段，为创新产品、服务与市场的开拓提供了源动力。
二、金融环境的变迁对公司财务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公司的投资、融资、营运资金运用等财务活动必须在金融环境下才能实现，公司应根据市场变化情况以及公司自身综合实力制定、实施和调整财务战略，而在当前金融环境中，利率、汇率、金融机构的稳定性等因素是影响财务战略规划的重要因素。
汇率变动直接影响公司进出口货物的价值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的收益，其变动是受各国经济环境、经济政策主导的经济发展趋势、贸易往来环境等影响。因此，各国经济状况和经济实力的不同导致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实施财务战略必须要考虑汇率对公司带来的影响。
利率是政府宏观调控、干预市场经济主要手段。提高利率则提高融资成本，影响融资规模，却增加投资收益；反之则降低融资成本，扩大融资规模，降低投资收益。因此，它与金融现象、金融资产都有着紧密联系，如既影响资金市场短期融资环境又影响资本市场价格变动，在公司制定和选择财务战略时不能忽视利率对它的影响。
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货币贬值，导致公司面对高成本投入的困境，必须进一步提高销售价格，来弥补成本的提高，避免销售利润过度降低。在此环境下，公司资金的供应量收到多方面限制，使得公司资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影响公司的财务目标的达成。因此，财务战略的制定必须要考虑通货膨胀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有效解决办法。
三、金融环境变迁下有效实施公司财务战略规划的建议
（一）将过去建立在历史数据分析基础上的传统财务战略理念转变为由历史数据分析与权变分析相结合的动态财务战略理念
传统的财务战略规划本身主要依据是历史数据的分析对未来进行规划，假设未来的环境条件与历史环境条件是一致的，而财务战略实施过程中环境条件是出于动态变化中，这就可能导致财务战略实施后的实际结果与预测结果存在差异。权变观念是指公司在制定财务战略时清楚地分析构成财务战略的关键内容、影响财务战略规划的关键因素以及关键内容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且变化超出可控范围时时，能够及时在原定的财务战略做出相应调整。即在动态的环境下的创新财务战略以达到适应相应的环境。公司利用历史数据形成基础的财务分析对公司财务战略的规划起到很到的指导帮助作用，但公司面临的是不可控制且不断变化的环境，所以无法保证财务目标的实现。而权变观念正好是一个没有开始和结束的过程，因此，能够将权变观念与历史数据分析相结合能够在适应各种可变因素的环境下真正实现的财务战略。
（二）加强财务人员队伍建设，提高财务人员财务、金融和经济等知识的复合面
财务人员复合知识的运用是财务战略规划的关键核心，通过掌握的经济知识为财务战略规划提供了指导方向；计算机知识包括计算机操作、信息安全技术等知识，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可以方便财务人员进行大量数据的分析工作，能够及时的从财务信息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掌握运用信息安全技术能够保证财务信息安全，避免财务信息外泄等。所以财务人员知识资源的拥有量是决定公司在变化的金融环境下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公司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日常财务管理中需将财务人员掌握知识的复合性、熟练度和深度等列入考核范围，有利于财务战略的有效实施。
水汝庆：中央结算公司制定新规划，首先是承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需要。2016―2020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要求“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指出要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公司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构成，有必要也有条件从战略层面思考，从操作层面着手，谋划中央结算公司作为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未来。
2016年又正值公司成立二十周年。经过二十年风雨洗礼，中央结算公司积淀了不少经验和优良实践做法，客观上值得总结、提炼和发扬；经过二十年团结奋斗，公司创造了不少辉煌和中外同业瞩目的成就，需要升级再上台阶；同时，经过二十年生动实践，公司加深了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规律性认识，需要在新基点上再出发。公司历史上不同时期有过战略性文件，在公司层面对金融基础设施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此次规划适逢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并与公司过去的战略相接续，既体现了延续性，又体现了创新性和发展性。在酝酿和制定过程中，公司深入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国家“十三五”规划要求，把握新形势和新趋势，在研判发展境况与自身资源条件的基础上，遵循金融基础设施原则并借鉴国内外同业实践。新的战略规划旨在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定位，确立公司新时期发展目标，明确战略任务，优化发展方式，凝聚发展动力，指引公司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未来建设与发展事业中持续做出新的贡献。
《债券》：中央结算公司与中国债券市场相伴而生、相进相长已近20年。作为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核心构成、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支点，公司是如何在债券市场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引领与创新推动作用的？
水汝庆：中央结算公司成立于1996年，此前，中国债市是分散的，秩序混乱、市场运行管理成本高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公司就是为了中国债券市场统一安全高效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为中国债券市场这一金融核心基础市场发展完善服务是中央结算公司的天赋使命。自成立之日起，在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公司忠实履行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职责，以服务市场、服务监管为宗旨，参与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培育建设的全过程，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性与开创性的贡献。
一是开启了中国债券无纸化时代，形成了债券集中统一的登记托管体系。中央结算公司成立后即在国内率先推出了债券无纸化中央登记托管体制，结束了我国有纸债券分散托管的历史，维护了国家信用和金融稳定，并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透明高效的一级托管模式。实践表明，实行这一体制在大幅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债券发行和交易的成本与风险，为日后我国债券市场的高速和规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创建了支持报价驱动交易的安全便利的结算模式。中央结算公司吸收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自主设计，一体化构建了适合机构参与的批发市场服务模式，以及适应散户参与的柜台服务模式，并精心设置了风险防控机制，为各类投资者进入市场准备了便利、安全的通道，在有效维护债券托管与结算秩序的同时，创设了提高市场开放度的必要条件。事实证明，这套服务模式有力支持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迅速崛起成为我国债券主体市场。
三是开创了债券远程招标发行的先河，确立了债券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1998年，中央结算公司在国内率先建成债券远程招标发行服务系统并投入应用，实现了债券发行的市场化与规范化，推动中国债券市场进入了新的阶段。公司自主建成的中央债券综合业务系统，集债券发行、登记、托管、结算、付息兑付、信息、担保品管理等各项功能为一体，为市场提供了债券全生命周期的完整配套服务，进一步有效降低了市场运作成本和功能衔接与数据交换风险，实现了中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四是建立了国内首个券款对付（DVP）结算机制。在央行推动下，2004年中央结算公司的中央债券综合业务系统与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实现联网运行，建成使用央行货币的全额实时券款同步交割结算机制，根除了债券交易中的结算本金风险，同时债券自动质押融资等机制也为支付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这是中国金融基础设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
五是率先编制了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曲线。中央结算公司基于中立地位和资源优势，在1999年编制了全球第一条人民币国债收益率曲线。随后，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基准，陆续自主构建成包括各信用等级债券收益率曲线、估值、指数、风险值（VaR）等一整套反映人民币债券市场状况的中债价格指标体系，有效促进了债券公允价格形成和市场透明度提升，支持了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公司在国内开辟了金融资产第三方估值市场，在全球首创由中央托管机构提供第三方估值的范例，并直接顺延为各债券组合计算个性化指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普遍认可。
债券市场的发展成果凝聚了各相关方面的心血与努力，中央结算公司作为其中一员坚持精耕细作，夯实了市场底层架构，并成功经受住了发展的检验。
《债券》：20年辛勤耕耘，20年开拓创新，中央结算公司倾力服务市场硕果累累、贡献卓著，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公司不断努力构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并打造形成了七大核心服务平台。水董事长能否具体介绍一下这七大平台的情况？
水汝庆：中央结算公司作为系统重要性机构，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持续、精准、协同发力，打造形成了七大核心服务平台。
一是债券市场运行平台。中央结算公司构建的债券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在不断降低操作风险与成本的同时，成功支持了债券市场规模的迅速增长和各种创新的落实，能够实现跨市场统一互联，促进市场透明度和标准化建设。自成立以来至2016年10月末，公司累计支持各类债券发行超过90万亿元，办理交易结算超过3700万亿元，付息兑付近60万亿元，登记托管债券类资产42.5万亿元，约占债券总量八成。
二是支持宏观调控的政策实施平台。自1998年中央银行正式开始实施货币间接调控起，中央结算公司即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业务和技术支持，截至2016年11月中旬，累计支持央行票据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约80万亿元；累计为24万亿元的政府债券提供全周期服务，支持中央及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操作超过4万亿元；为企业债券提供发行技术评估、集中发行支持和信用体系建设服务。
三是金融市场的基准定价平台。截至2016年11月中旬，中债价格指标每日各类曲线1300余条，估值4万余条，债券指数60余只，各项数据指标约400万个，已成为相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的重要参考指标，以及监管部门市场监测的有力工具，被市场机构参与者广泛采纳用于投资管理实践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要求后，财政部官方网站了中央结算公司编制的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2015年，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比较论证后，中债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作为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代表性利率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利率篮子。“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了“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的任务要求，可以预计在未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进程中，中债价格指标的作用将日趋重要。
四是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平台。中央结算公司历来以维护市场的安全稳定为己任，在所有业务服务模式的设计中始终贯穿了操作及相关风险的防范机制，多年来从未因业务处理环节存在缺陷而造成市场的风险与损失。同时，公司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不断探索为市场建立更为丰富的风险管理机制。公司提供专业化、智能化、集成化的担保品管理服务，中央担保品管理系统目前已广泛应用，为各类金融交易，中央银行、中央及地方财政和外汇管理局的相关政策性操作工具以及支付系统的运行提供安全保障。截至2016年11月中旬，中央担保品管理系统管理的债券担保品余额已超过11万亿元，日益成为金融市场流动性中枢和风险管理中枢。中债价格指标的个性化深度应用为机构内部针对自身组合识别和计量风险提供了有力工具。在服务监管方面，公司始终有效履行一线监测职能，为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提供依据。
五是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平台。中央结算公司为国际金融机构来华发行“熊猫债券”提供支持，为各类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债券托管结算服务。截至10月底，各类境外机构开户370家，持有债券约7500亿元，占境外机构持有境内债券的90%以上。中债价格指标被境外央行、国际组织及金融机构采用，中债指数ETF产品在纽约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上市。根据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公司参与了中国债市对外开放升级版的研究。此外，公司在上海等地布局，积极支持自贸区金融改革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六是债券市场创新研发平台。中央结算公司积极配合债券市场的创新建设，为国内引入新券种和新交易方式提供研发支持。公司承担了多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咨询工作，并配合央行等市场监管部门完成多项重要课题。公司定期的债券市场年报、理财市场年报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公司主办的《债券》杂志是国内唯一的权威债券专业期刊，中债网络培训平台是国内首个证券领域在线培训平台。
七是多元化金融市场服务平台。在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推动下，中央结算公司陆续为信贷流转、信托产品、理财产品提供登记等基础，组建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和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等相关机构。截至2015年末，公司登记各类金融产品总量突破70万亿元，在保障市场健康发展、提升监管有效性、维护投资者权益、降低金融市场组织成本诸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盘活金融存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准备了条件。此外，公司推出中债金联系统，为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和理财业务管理提供支持。
伴随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金融市场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功能与门类日渐丰富。中央结算公司始终坚持遵循规律、把握趋势、超前准备、厚积薄发，以不断创新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金融基础设施的到位支持。
《债券》：作为创立最早的市场中介机构，中央结算公司历经多年服务市场、服务监管的不懈努力，自身目前也进入黄金发展期。很多市场人士都有这样的评价，水董事长对此认可吗？公司在未来五年要实现怎样的发展目标？如何实现这些战略目标？
水汝庆：我们理解黄金发展期就是战略机遇期。从外部环境看，国内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而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要求更加紧迫，需要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金融改革方向可概括为完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机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些战略部署总体上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地也为中央结算公司发展营造出更好的环境。国家经济金融改革的一个主要深化目标，就是利用当代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围绕这一目标，在各类金融产品的流通转让、债市支持实体经济以及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公司多年积累的资源将发挥关键性支持作用，发展前景空前广阔。同时，当代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的创新层见叠出，为公司拓展新的服务领域与方式，实现更大范围的综合经营提供了更多可能。可以说，未来五年将是公司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016―2020年期间，在“十三五”规划的战略引领和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中央结算公司将继续以“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基础服务”为使命，坚持“诚信、责任、服务”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不懈努力和自我超越实现新时期的战略目标，即将公司建设成为安全高效、开放透明的国际主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服务机构。到2020年，公司的关键运营目标要全面完成，并以国际证券结算标准为指引，与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和重要性信息系统地位相适应，核心系统可用性达99.99%以上；客户满意度保持优良水平，综合服务性价比持续提高。公司系统和业务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建设要取得重要成果，实现跨市场、国际化拓展，提高系统平台的兼容性，并以规范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为抓手，通过采标、达标、创标推进公司的标准化建设，提高市场和公司透明度。通过未来五年的发展，公司的国际影响力要显著提升，与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相适应，实现亚太主导、全球合作，成为相关业务领域的区域示范机构，成为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合作的重要节点，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一批实质性成果。
为实现这些战略目标，中央结算公司将坚持五大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国家金融战略导向。公司要通过基础设施服务，推动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水平，促进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助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支持实现国家金融战略目标。二是坚持遵循客观规律。要以金融市场发展规律为准则，国际经验与公司实践相结合，落实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标准，科学布局，确保公司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三是坚持客户需求为中心。公司是市场化企业，要以客户为中心，需求主导，创新驱动，服务市场，切实维护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确保公司发展顺应市场需求。四是坚持推动合作共赢。在外部合作中要开放包容、共商共建、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与国内外机构共同应对市场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五是坚持践行社会责任。公司在发展中要秉承中立的金融基础设施定位，服务市场监管，维护金融稳定，提升市场效率，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增长。
我们要紧紧把握住国家战略机遇，承接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家金融战略需求，应时而动，顺势而为。不断强化和拓展中央托管结算体系，巩固并发展核心基础优势，以此为依托，立足金融基础设施职责定位，顺应国家发展新理念和市场发展新需要，持续开发和深化创新业务，推进“两个转型”，即实现由单一的债券登记托管向全方位的金融资产登记托管转型，由单一对接债券市场向对接多个金融市场转型，落实“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发展要求。
《债券》：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新常态下的经济金融新形势，以及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不断深化，无疑都对中介服务机构与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需求、新挑战，公司是否心存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公司将如何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来应对？
水汝庆：“十三五”期间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但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显现，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使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在国家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金融市场要继续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发展，落实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而要做好不同层次金融市场间的制度衔接，形成有机联系的市场体系，离不开安全、高效、统一、规范的金融基础设施安排。自党的十以来，国家重要文件相继提出有关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已提升到国家金融战略高度。在新一轮金融改革中，需要中央托管结算机构在支持市场发展和创新、监测和控制风险、保障市场运行安全和提高市场效率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无疑给中央结算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清醒地认知所面临的挑战，并将悉心筹谋，务实应对。未来五年，在经济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央结算公司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金融监管框架，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对公司发展提出新要求；二是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标准愈加严格，人民币离岸市场日益发展，公司的国际化基础面临更多考验；三是随着公司业务拓展，监管要求和客户类型呈现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对公司的服务内容和形式、技术支持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四是根据国家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需要进一步加强公司现代化治理机制建设。公司需要在恪守中立、忠实履职的同时，进一步加快提升综合实力，增强战略定力和灵活应变力。
应对挑战，中央结算公司要进一步发挥在发展进程中积淀的优势，主动适应新常态、寻求新突破，推动各项业务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这些优势包括：一是声誉优势。在长期实践中，公司树立了可靠便捷、务实高效、中立专业的服务形象，深得用户信赖。二是综合平台优势。以债券全生命周期一体化服务体系为依托，公司培育了一批潜力深远的服务产品，且可在创新品种上快速复制应用，规模效益显著。三是客户资源优势。公司的客户种类丰富，覆盖面广，客户基础扎实，客户关系良好。四是人才优势。公司打造了一支专业、勤勉、敬业的团队，可胜任难急多重的创新任务，是公司在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保障。
近些年，中央结算公司坚持统一登记托管这条工作主线，敏锐把握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确立了“两个转型”的发展路线，在此指导下，公司不仅核心基础业务均实现连年稳定增长，作为债券市场核心基础设施平台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的部署初现成效，多元化布局逐步完善，集团化架构稳步构建，国际化战略加快推进，这些都提高了公司的竞争优势，为公司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发展中的诸多挑战奠定了良好基础。当前，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已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必须不忘初心，坚定信心，以此战略规划为发展路线图，继续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债券》：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央结算公司走过的是一条从单一发行登记托管机构，到逐步多元化格局的开拓、创新、发展壮大之路。请问水董事长，未来多元化仍旧是公司的主要战略任务之一吗？除此以外，公司还将在未来五年内完成哪些战略任务？
水汝庆：中央结算公司从国债集中托管起步，持续深化核心服务领域，大力开拓创新业务领域，逐步发展成为各类固定收益证券的中央托管机构，近年来又逐步拓展到一些金融资产。但多元化仍是公司的主要战略任务之一。公司提出的多元化是坚持专业化基础上的多元化，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拓展的概念。我们要坚持统一登记托管结算的主线，持续推进“两个转型”，发挥公司专业化和规模化优势，提升服务精细化和标准化水平，不断在产品、市场、服务、客户、资本等多维度取得突破，培育打造公司新的增长极，巩固公司在促进金融基础设施整合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引领作用。
为实现多元化战略任务的要求，我们要做好以下六方面工作。一是坚持与完善债券核心基础服务功能。这就要求继续做优、做实、做强发行、登记、托管、结算等核心基础业务。如：构筑功能完善的发行服务体系，支持债券市场化改革和信用体系建设，拓展政策性操作功能；建立跨市场多产品的统一登记托管体系，支持债券市场统一互联和跨市场交易，支持柜台市场发展，研究拓展税务和企业行动服务；打造开放包容统一的结算体系，建立全面支持多产品、多币种、多渠道的DVP结算机制，完善结算风险管理机制等。二是增加中债价格指标产品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与品牌，打造新一代中债价格指标系统，加快产品系列化、国际化建设，拓展产品分类和应用。三是打造担保品管理服务升级版。提供多功能、跨市场、国际化的担保品管理服务，打造中债担保品管理品牌，拓展担保品管理服务领域和功能。四是拓展金融产品综合服务领域。深化贷款市场服务，拓展理财市场服务，参与信托市场建设，加强中债金联系统建设，支持创新产品和金融资产流转结算和非标资产流转平台建设。五是深化创新研发服务。打造专业特色智库，形成多层次智库体系，深化政策对策咨询，支持建设创新型公司发展、大国金融改革创新和多层次金融市场监管需求。六是强化数据服务功能。提升数据对公司品牌、话语权及影响力的助推作用以及对业务、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支持。
中央结算公司未来五年有三大战略任务，除多元化外，还要在集团化和国际化的发展上取得突破。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参多控，三地协同”的集团化企业架构，下一步要抓住集团化拓展和集团化管理两个重要方向，加强资源协调和组织合力，打造金融基础设施综合服务集团，实现集团综合实力跨越式发展。实现这一任务目标需要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一是优化集团组织架构。通过事业部和分支机构的设立，加快金融基础设施集团组建，拓展服务区域，提高服务能力，提升服务质量。二是推进战略协同。集团内部要实现战略高度协同、管理高度融合、资源高度共享。要形成完整的集团战略规划体系，出台集团管控指引，提高集约化运营水平。三是打造集团客服新模式。建立涵盖客户支持、客户信息管理和需求管理、客户营销的全方位集团客户服务体系。确立集团品牌形象战略，加强产品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谱系化。
在国际化方面，未来五年，中央结算公司要在金融开放前沿布局，统筹考虑人民币债券在岸和离岸市场，以国际化能力建设为支撑，有序推动国际化服务由点及面拓展，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跨境互联、辐射全球的核心金融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为此，我们一是要强化国际化服务能力建设，如：加强跨境标准化建设；为跨境债券投资者提供税收服务支持；实现中央结算公司服务信息英文化；积极参与多边组织建设，实现国际交流在更高层次的务实合作。二是要推动跨境业务立体化布局。统筹支持在岸和离岸债券发行；配合市场开放整体布局，完善推广中央托管机构互联，打造债市开放升级版；拓展跨境担保品管理；深化跨境信息合作。三是要打造公司国际化窗口。配合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筹建人民币债券跨境发行平台、跨境结算平台、担保品管理中心，对接国际交易平台，通过自贸区实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业务模式。
《债券》：可以预见，实现了这些战略目标和任务，中央结算公司将跃上新台阶，公司作为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也将进一步提升。请问水董事长，就公司内部而言，需要从哪些方面强化“内功”，以保证上述战略目标的实现？
水汝庆：为了实现这些战略目标和任务，中央结算公司将从以下四方面强化“内功”，为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战略保障：
一是加强党建和思想文化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把坚持党的建设和中央结算公司转型发展、支持国家战略实施同步谋划，把全面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有机融合，为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思想保障。全面加强党建工作，要求我们紧密结合公司建设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实践，深入落实中央关于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举措，提升以党建促发展的能力。加强公司文化建设，需要综合发挥党政工团组织作用，培养员工职业精神，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构建文化软实力，形成公司发展的可持续内生动力。
二是实施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人力资源各要素之间、人力资源与中央结算公司战略之间的高度契合，发挥人力资源在战略决策和执行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公司战略的有效实施。一要夯实人力资源基础，形成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二要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完善职位职级体系。三要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建立完善员工职业发展规划、导师制度、轮岗等机制，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四要完善人力资源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公司战略目标与员工个人绩效的有效衔接。
三是加强IT战略支撑。按照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高标准，树立运营服务思维导向，促进IT与集团战略一致并高度融合，实现“业务驱动”与“IT引领”良好互动，IT治理与IT建设并重，顶层设计与重点布局结合，通过核心掌控提升企业竞争力。一要建立IT顶层设计。完善IT企业架构，全面指导IT系统规划、建设和运营；完善IT组织机构，形成完整的IT治理体系；建立IT服务架构，规划集团统一服务目录；参照国际标准和行业最佳实践，优化IT服务和管控流程；推行集团化IT开发模式，整合集团资源，打造统一高效的基础组件和公共服务。二要紧扣新技术导向的技术路线。跟踪金融行业IT发展动向，建立组件化、平台化、面向服务的集团IT架构体系。打造新一代技术平台，兼顾安全、高效、用户友好。三要推进精细化数据路线。形成符合公司数据战略需要的大数据技术框架，构建集团数据模型和统一的业务视图。四要夯实稳定高效的安全路线。建立风险导向的信息安全架构，贯彻集团分级业务连续性管理机制要求，完善灾备体系建设，实现多活中心运营目标，支撑集团风险管控目标。五要树立全局意识的标准化路线。
四是强化综合管理。按照建设现代化金融服务集团的高要求，将长远宏观的体制改革与日常微观的管理机制优化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寓管理于经营，以管理出效益，以管理促发展，主要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现代金融企业理念，推进公司治理体系现代化。二是完善全面风险管理，加强全面风险管理组织、制度和文化建设，以业务连续性为首要目标，覆盖各类风险，强化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建立全面授权管理机制，提升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为外部管理市场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提供有效支持。三是加强财务管理，提升财务分析的决策服务功能，发挥财务资源配置的保障作用。四是加强办公运营管理，形成适应“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需要的标准化办公体系，提高后勤保障服务能力。
《债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入推进中，请问水董事长，债券市场该从哪些方面支持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债券市场也是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市场本身又该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水汝庆：供给侧改革提到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都需要以融资结构的改革为基础。这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借助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来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为企业的创新、经济的转型和不良资产的化解提供资金支持，切实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率。在这当中，债券市场大有可为。
这个观点的基本逻辑在于：银行业开放一方面有诸多积极利好，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所以需要在开放和安全之间寻求一种战略平衡。
一、开放对中国银行业有哪些积极利好
第一，是增加银行资本。截至2007年6月，外资金融机构实收资本和营运资金余额为117亿美元;同时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投资余额为205亿美元;中资银行通过境外上市筹资又引进413亿美元,这就大大提高了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这个不足,在记录上有过问题。过去2002～2003年只有中国银行勉强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其他三家均未达标，截至2007年9月这四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到9月份都在12%以上，大大超过8%。
第二，引进先进技术。一是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对中资银行有示范效应，使中资银行学到一些先进银行技术；二是引入战略投资者，直接带来先进银行技术。
第三，改善经营管理。一方面通过外资银行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使中资银行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了长进。
第四，完善治理结构。一是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使国有独资银行目前仅剩中国农业银行一家，随之进一步改革开放，不久的过去和将来就没有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了。二是按现代公司制度设置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各类专业委员会，在组织机构方面有了“形似”的组织结构。三是不少外籍股东“较真”，使得公司治理结构在向“神似”的方向发展，有的甚至有点“神似”了。
第五，引入竞争压力。这一点，对我国银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只有在一定的竞争压力下才可能充满活力。从目前来看，虽然整个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只有2.1%，这个比重很小，但在某些行业和地区来看，已经对我们的银行构成了一种不小的竞争压力。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外资银行已经向本地居民开展本币和外币存款和信贷服务，主要向高端和富裕目标客户提供理财管理服务；在企业银行方面，外资银行在流动资产管理、国际业务、信贷后服务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在国外的投资和保险产品交叉销售具有丰富经验，有助于其在中国市场综合业务许可时很快立足建立；在金融衍生产品方面，活跃于国际衍生产品市场的大型国际银行，正在应对衍生产品有需求的中国企业客户；在信用卡方面，通过与中资银行合作，有些外资银行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信用卡业务，外资银行在信用卡业务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有助于其跨速拓展中国市场。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构成了一种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既是一种威胁，同时也在积极地促使我们改进。
二、开放对银行业的安全隐患
国际经验显示，开放可能伴随一定的安全隐患。
比如，一些拉美国家曾以丧失对本国经济和资源控制权为代价，选择了“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结果造成其整个银行、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都被发达国家的金融巨头支配，本国没有大型银行。虽然获得了阶段性经济快速发展，但最终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使其对银行业和金融业失控，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这通常被称为“金融拉美化”。
又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前，自1993年起，泰国为了吸引外资，在开放资本账户方面，采取了两项重要政策：一是开放了离岸金融业务，推出了曼谷国际金融安排。根据这一安排，1993年泰国中央银行向15家国内商业银行、35家外国商业银行在泰分行发放了BIBF经营许可证，凡获批准的商业银行可以从国外吸收存款和借款，然后在泰国和外国以外币形式贷款。二是允许非居民在泰国商业银行开立泰铢账户，进行存款或借款，并可以自由兑换。泰国这两项重要政策，第一使得金融业务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过渡开放，第二使得商业银行账户自由存款和借款的兑换，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很多银行贬值、缩水，容易很便宜的被国外金融机构收购，这就是安全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后，危机爆发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倒闭、破产成为普遍现象。国际垄断资本以低价收购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而后者此时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任人宰割。在当今世界，每天都有大量资本在跨国界流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能接触到国际资本。所以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匆匆忙忙开放，必然导致这个行业失去控制，最后形成不安全因素。
迄今为止，虽然中国银行业开放还没有出现安全问题，但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总有必要。
三、在开放与安全两种战略之间寻求平衡
综上所述，中国银行业需要两种战略:一方面要有开放战略，另一方面也要有安全战略。同时，更需要在这两种战略之间寻求平衡。
（一）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国际上即使是很发达和开放的国家，也总是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求战略平衡，在开放的同时高度重视国家金融安全。
比如美国，其金融业也不是无条件开放的，通常称之为美国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比如：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银行监管加强法》和《改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开始全面收紧对外国银行的管制，不仅外国银行进入美国市场的标准大幅提高，甚至进入美国后的业务也受到了严格限制：禁止外国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1991年前豁免);禁止外国银行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1991年前豁免);不支持外国银行在美国扩充营销网络，开展零售业务;不支持外国银行控股或收购和兼并美国本土银行。
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但也是限制性地引进外资银行，鼓励本地银行合并。首先，对设立银行的资本金要求较高。金融管理局引进外资银行要精选能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有助于新加坡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卓著、国际经验丰富的大银行。由于当局严把金融市场准入关，引进外资银行质量较高，所以没有发生重大银行倒闭事件。其次，限制外资银行经营业务。新加坡的商业银行分为全面执照银行、限制执照银行和离岸执照银行3类，通过颁发不同的银行执照，达到既引进外资银行又有针对性限制的目的。再次，如果说限制外国银行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是对本地银行进行消极性保护的话，那么，鼓励本地银行合并和改革，则是对本地银行的积极性保护。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机构自愿联合，新加坡现有9家本国银行，形成了五大金融集团：新加坡发展银行集团DBS、太华银行集团UOB、华侨银行集团OCBC、华联银行集团OUB和吉巴达利银行集团KTB。其中，新加坡发展银行在1981年通过收购国营邮政储蓄银行，一跃而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
（二）中国采取的政策措施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在开放的同时，也特别注意防范安全隐患，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1．《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出台具有五大亮点。最近我们修改《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新条例具有五大亮点。第一，在对WTO承诺与保护国内银行业及防范银行风险上寻求一种新的平衡。既全面兑现中国对WTO承诺，也在一定意义上保护相关行业及居民之利益。第二，法人银行导向政策。完成转制的外资法人银行将可以全面从事人民币业务，而没有转制的外国银行分行,则只能吸收中国居民个人100万元以上的定期存款。截至2007年8月，银监会已批准20家外国银行将所在中国境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其中12家外资法人银行已完成改制并开业，其余正在筹建中。第三，全面兑现WTO承诺：国民待遇。《条例》特别强调了外资法人银行导向政策，就是要求外资银行在中国以国内银行法人银行方式存在，在准入程度、监管标准上尽量与中资银行一致。第四，整个《条例》强调了由非审慎性监管向审慎性监管转化的原则。即借《条例》之东风，加强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与控制。第五，为了鼓励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中西部地区，以便促进这些地区的金融环境改善，《条例》对进入这些地区的外资银行采取了差异化政策。
2．中国银行业开放的四项原则和五个标准。我国银行业在引进战略投资方面提出四项原则和五个标准。四项原则包括：一长期持股，即外资加入中国银行业至少三年以后才能卖股撤资；二优化治理；三业务合作；四竞争回避。同时，在引进战略投资方面制定了五个标准来体现上述四个原则:第一，投资占股的比例不低于5%;第二，最短股权持有期三年以上；第三，必须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的管理工作和决策工作；第四，战略投资人必须有丰富的银行业管理背景；第五，有商业银行背景的境外战略投资人，只能投资不多于两家的商业银行。
四、开放与安全战略平衡的关键因素，不在控制外资银行资产或资本占比，而在提高我国银行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稳健程度
（一）外资银行占比不是关键
为什么外资银行占比不是关键呢？有学者运用多元logist模型，检验了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本国银行体系危机发生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对50个国家1988～1997年间的外资银行实际进入程度、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外资银行进入数量的增加，将有助于增强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结论。随着外资银行进入数量的增加，其对本国银行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潜在进入者带来的竞争压力的增强，而竞争通过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和强化监管等市场功能的实现，将有助于增强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目前，我国外资银行资产比例仅百分之二点几，与国际平均水平8%相比还比较低。总体上，外资银行显然还不构成对我国银行业的安全威胁。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不到10%或15%，都不必忧虑总体安全问题。
（二）关键在于增强中国银行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稳健程度
如果面临外部竞争压力，本国银行竞争力依旧，高风险、低效率依旧，毫无招架之功，最终溃不成军，以至于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市场份额为外资银行所控制，本国金融安全就很有问题。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之间的战略平衡是良性互动的，即：通过对外开放增强我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和稳健性，通过增强我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和稳健性强化我国金融安全。伴随对外开放，我国银行与国际银行的竞争力及稳健性差距应逐步加速缩小，直至最终与国际同行比肩而立。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启动股份制改革时，中国银监会就提出两家试点银行经股份制改革，应达到三大类七项指标及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十项要求。这些指标和要求具有普遍意义。这表明，我国银行业更开放了，更有竞争力了，更稳健了，当然也更安全了。
总之，中国银行业必须开放，只要我们妥善处理开放与安全之间的战略平衡，尤其是通过开放提高我国银行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稳健程度，就会形成开放与安全的良性循环，即越开放越安全。
一 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分析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湖南大力推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绩显着,产业发展速度加快,规模总量稳步扩大,优势产业突出,经济地位迅速提高。首先,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发展势头较好。2011年,湖南省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2010年增长31.3%,快于全省GDP增长12.8%[1]。其中,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新增41家,增加值达到2022.4亿元,分别占湖南省全部规模工业和地区生产总值的24.9%和10.3%[2];其次,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效益良好,优势产业明显。2011年,湖南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利润439.36亿元,比上年增长45.8%,占规模工业的比重为35.1%,比全省规模工业平均水平高出1.9个百分点。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产业占全部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超过70%,尤其是先进装备制造业利润总额占全部利润总额的61.07%,优势产业明显[2]。最后,湖南各区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速度较为均衡,但区位分布差异较大。2011年,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都超过30%,长株潭城市群增长速度为32.2%,湘南地区为32.4%,大湘西地区为34.5%,增长速度最快。从主营业务收入来看,环长株潭城市群占全省比重高达87.6%(长沙为36.6%、衡阳为11.8%、株洲为11.3%、岳阳为10.5%),而大湘西地区仅占5.2%,主要集中于省内几个经济发达地区[2]。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6期刘建民, 吴 飞等: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二)存在的问题
1.与规划目标相比,产业总量偏低,发展压力较大。2009-2011年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由1 624.59亿元增长到2 809.72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30%,而由于受宏观调控和市场需求等影响,2012年一季度增长率仅为13.6%[3],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这与2015年5000亿元增加值、年均增长率20%的规划目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见表1),产业发展压力增大。
资料来源:根据2010-2011《湖南统计年鉴》、2011年湖南统计公报资料、《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湖南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规划》和相关网站新闻等资料整理得出。部分所获数据采用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口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标准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其中,2011年部分数据是经过计算整理得出。
2.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风险性和高成长性双重特征,对风险资本需求较高。而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较为短缺,企业R&D研发投入不足,2011年规模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R&D研发经费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2.3%,[2]远远低于5%的规划目标。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真正拥有核心技术和自行研发能力的企业较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效率较低,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未能充分发挥,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4] [5]。
3.产业规模水平不高,省际竞争优势不明显。从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水平来看(见表2),2011年湖南要低于江苏、山东、广东等省份,省际竞争优势不明显。七大产业中除先进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产业竞争力较强外,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薄弱。
二 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金融业的发展能够使得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利用,释放特定产业潜能并发挥其产业优势[6],在我国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产业资本相对短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偏低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将成为决定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
1.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说明金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一项产业的发展大致分为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四个阶段。在产业的初创期,由于技术成熟度较低、市场不确定因素多、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弱等,不适宜银行贷款等债权融资介入,而适宜风险偏好型的股权融资介入,如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创业板市场等。随着产业进入发展期,在政府的推动下,保守型产业基金、政策性贷款等开始介入。产业进一步发展进入成熟期,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明显下降,企业盈利能力显着提高,商业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等债权融资模式会大规模进入。随着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已经达到证券市场主板公开上市的要求,在初创期和发展期介入的风险投资可以退出[7]。而到了产业的衰退期,所有投资要能够顺利退出该领域转而投向新领域,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我国目前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是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与转型过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主要包括培育期(新兴性产业)——发展期(主导型产业)——成熟期(支柱性产业)等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融资模式:在培育期需要有政府的政策性金融引导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等股权投资进入并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到了发展期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等债权投资可以加速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进入成熟期以后,可以通过中小板市场、主板市场等资本渠道实现企业上市,继而以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为主获得资金支持,进而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撤离旧领域而转向新领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中,有效的金融支持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6] [8]。
2.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行业特征决定了其必须要依靠金融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瓶颈问题和资金瓶颈问题是制约其发展壮大的两大重要因素[9]。而资金短缺是制约产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没有大量资本的投入,没有融资制度的支持,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变革就难以实现,尤其是对于一个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或区域来说,破解资金瓶颈问题更为紧迫。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别于传统一般性产业,企业固定资产少、企业规模小、市场不确定性大、技术成熟度不高等新兴产业的典型特征决定了其发展必须要依靠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范畴,从其资产结构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如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等多数企业资产以知识产权、产品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为主,而金融市场普遍容易接受的原材料、存货、房地产等固定资产(传统抵押品)较少,难以吸引金融资本流入;从资金需求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多处于幼稚期和成长期,产品市场需求、技术前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较大,资本投入具有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与金融资本运营原则不相吻合;从企业规模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起步多从中小企业开始,资金金融风险控制成本较高,难以得到金融资本的青睐资金。因此,要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一方面,要求政府顺应产业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构建风险分担机制来弥补金融市场客观存在的缺陷;另一方面,要求金融机构主动适应金融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金融创新来构建风险化解与风险防范机制。
此外,由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时间短,规模小,信息披露和管理体制不健全,再加上中国股票和债券发行的政策约束较为严格,因此要优化融资环境,完善金融支持体系。
三 金融支持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状
与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支持不断增强
近年来,湖南省在金融支持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增强,有力地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金融信息化；信息技术；发展战略
我国的金融信息化已经走过20 多个年头，在数万金融科技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由点及面，初步建成了成熟完整的金融信息体系。在这段发展时期，金融信息化工作形成了以金融企业和行业监管部门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即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等行业监管机构的领导下，各个金融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金融信息化的发展战略。
但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下，金融信息化工作也存在着一些死角，即很多战略性的课题无法解决。其主要的问题在于，金融信息化战略的制定者，只能站在金融企业的角度，或者在相关监管机构的高度上，更多地将眼光集中在各个企业内部或者行业内部的具体问题中。至于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如何规划金融信息化发展的战略，如何充分调动、合理分配社会的各种资源，如何加强各个企业和各个行业之间的协同配合，如何确定统一、科学的标准，如何避免重复建设和重复开发对资源的浪费，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金融信息化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了国际竞争格局和人类生存方式。在这一巨大的经济发展形态变革与基础技术平台转换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中国金融信息化的总体战略，实现金融信息系统的整合，全面提升金融竞争力，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应对入世的现实需要。
金融信息化是指在金融业务与金融管理的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金融与经济信息资源，加速金融现代化的进程。这个进程是发展的、动态的和不断深化的。金融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整个社会的信息化，与其他宏观管理部门的信息化，与居民、企业的信息化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在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金融服务与金融创新构成了现代经济的核心。
二、国内金融信息化发展现状
我国金融电子化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六五”做准备、“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九五”见成效、“十五”再攻关的发展阶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金融电子化服务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子化设备已具备相当规模截止到1999年底，银行系统已经配置大中型计算机700多台套，小型机6000多台套，PC及服务器50多万台，电子化营业网点覆盖率达到95%以上。截止到2001年6月底，各金融机构共安装自动柜员机(ATM)4.9万余台，销售点终端(POS)33.4万台。
2.全国性金融机构多数已完成内联网建设多数全国性金融机构初步完成了本系统内联网的建设，网络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和地级市。金融系统与电信部门合作，已经建设成连接全国250 多个城市，支持语音、数据、图像等多种信息传输和多种通信协议的金融数据通讯帧中继骨干网，支撑金融数据的传输。
3.银行信息化已具规模
(1)初步建成全国范围的电子清算系统。“八五”期间，人民银行已经建成金融卫星专用网络和电子联行系统，现已开1409个电子联行收发站，覆盖了全国所有地级城市和1000多个发达县。2000年，全国转发往帐3163万余笔，转帐交易金额235488 亿元。“九五”时期，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基本都完成了各自的电子汇兑系统，客户的异地转帐业务24小时内就可到帐。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银证转帐系统进行证券帐务信息的交换。
(2)银行卡业务迅速发展。电子支付工具尤其是银行卡业务发展迅猛，到2001年9月底，全国共有发卡机构55家，发卡总量超过3.58亿张，发行国际卡近20万张，全国可以受理银行卡的银行网点发展到13万个，可以受理银行卡的商店、宾馆、饭店等特邀商户已发展到15万个，各金融机构共安装自动柜员机5.1万台，销售点终端近35台。建立了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及18个城市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此外，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 和支付网关已经开通，支持了网上银行和电子商务的发展。(3) 建成人民银行覆盖全国所有地市中心支行的电视会议系统、电子公文传输系统、电子邮件系统，提高了央行的办公效率，在国务院各部委中率先实现了经网络传送机密红头文件。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基本实现全国联网。商业银行数据集中工程建设和网络金融服务取得显著进展。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已经在部分城市投入生产试运行，将极大地提高我国银行间清算效率，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发展。
4. 保险业电子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全国近万个保险机构安装了高效运行的计算机系统，各类保险业务已实现上机处理，日处理量达到数十万笔。在全国5000 多个保险独立核算单位部署了统一的财务管理软件，实现了财务处理的高度集中。此外，随着全国保险三级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各类网上保险应用也将有一个实质进展。
5. 证券业电子化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证券业电子化建设在较高的起点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志，启动了证券业的信息化建设，经过准实时行情发送、无纸化托管、计算机自动撮合和异地交易中心联网等几个阶段，现已进入到全程电子化交易模式，无纸化电子交易已在全国各地的证券营业部推广使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功能、开放的金融信息化体系，这为我国金融业实现由“电子化”向“信息化”转变，全面实现金融信息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我国金融信息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虽然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先进技术的应用基本与国外持平，但运行效率、信息综合程度和信息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薄弱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所要解决的是金融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问题，主要包括：对基础设施建设策略、金融科技迎新体系、金融信息服务体系以及金融信息化支持环境、组织管理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比较薄弱，没有形成研究体系。
2. 金融信息化的技术标准与业务规范尚不完善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缺乏总体规划，表现在金融信息化建设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统一协调的步骤，存在很多重复性建设。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也未能形成统一体系，且尚不能满足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各金融机构自身的业务联机处理系统也存在接口和数据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这些不仅给信息交换、系统整合带来了困难，而且也极易形成各种安全隐患。
3.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亟待提高尽管我国金融业在信息系统安全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长期以来发展的无序和不规范，以及绝大多数硬件和软件产品采用国外技术，因此我国现有的金融信息系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9.11”事件也给我国金融业深刻的启示，即必须提高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尽可能地保证国家经济命脉的正常运行。
4.跨行业、跨部门的金融网络尚未形成我国各金融机构出于经营管理、业务拓展的需要，相继建成了自己的内联网系统，但各机构间尚未实现互联互通，影响了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此外，银行信息网与财税、海关、保险等网络也没有实现互联互通，不同经济部门、不同行业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和社会发展的动向不能得到快速反映，这直接影响了国家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有效实施。
5.金融信息系统集成化程度不高，深度分析不够我国金融业服务产品的开发和管理信息的应用滞后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传统的以业务为核心的金融信息系统偏重于柜面会计核算业务的处理，难以满足高层次客户多领域、个性化的增值金融服务需要，也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多功能、全方位服务的要求；另一方面，缺乏对大量管理信息、客户信息、产业信息等的集成、分析、挖掘和利用，在信贷资产质量管理、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方便的金融服务和现代化支付结算工具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导致银行风险管理失控、丧失业务机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不足等问题。
6.基于信息技术的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着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和内部动作模式，成为金融业变革和创新的主要推动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按照银行应用网络技术的水平，将银行信息化分为局部应用、内部集成、业务流程重新设计、组织结构重新设计、经营范围重新设计五个层次，目前国内银行对网络技术的应用仅仅限于前两个层次，仍然处于信息化的初级阶段，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潜能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7.管理体制和人才机制尚不健全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管理体制和人才机制上存在很大差距。我国金融业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和人力资源机制还不能适应竞争环境和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在入世后将面临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我国金融业缺乏一种现代管理科学指导下的管理理念和运行模式，体制臃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尚未形成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引进人才困难，留住人才更难。
8.金融信息化的法律、政策环境有待完善法律、政策环境是金融信息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随着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一些与金融信息化相关的技术(如电子签名、电子证书等)的合法性、有效性，成为争论的焦点，急需国家立法界定。同时，金融信息化的发展还要借助于国家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的大力支持，并依赖于国家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我国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
探讨金融信息化的发展战略，提高我国金融竞争实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应对国际金融业挑战，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金融体系的需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金融信息化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示范》的总体框架是：战略研究为金融信息化的龙头，网络建设为金融信息化的基础，标准和安全为金融信息化的保障，银行、保险和证券三方面的关键技术为金融信息化的应用。通过金融信息化攻关建设将实现以下目标：
1.制定出符合国情、具有创新精神而又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信息化发展规划，为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指明前进方向及发展道路；
2.建设金融信息化发展所必须的基础环境，包括制定金融信息化领域主要的业务规范、技术标准，进行计算机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金融信息化产品的生产提供统一的企业标准；
3.到2003年底，完成覆盖全国数十万金融机构的跨系统网络间互联平台建设，基本实现金融服务综合化、电子商务支付网络化，实现银行卡联网联合；
4.基本实现银行信息系统安全保密的自动化、网络化和管理的现代化，为建立完整的银行信息系统安全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5.初步建立起银行信贷风险评估体系，为金融系统进行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提供有利的信息支持和科学的分析工具，带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体系建设；
6.实现金融业的网络化经营，开展客户中心、网上银行、网上证券和网上保险等新型金融服务，在金融创新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取得较高水平的成果。总之，通过金融信息化科技攻关，将为未来的金融信息化搭建一个基本框架，而这一框架将成为中国金融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论文网 LunWen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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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银行战略投资者国有商业银行
1推动商业银行改革的原因
（1）面临来自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达成的协议，中国将取消外资进入的最后一道障碍，届时中国银行业将面临来自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因此，必须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做好充分准备。
（2）自身效率低下。长久以来我们国内银行业积极帮助国有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形成了许多呆账和坏账，这样就严重制约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中国银行业务近年来增长迅速，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却为了帮助国有企业的发展而致使大量的银行贷款收不回来，从而造成资金浪费严重的状况。因此，中国只有通过推动银行体系的改革，才能确保稀缺的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2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原因
（1）对公司治理结构有好处。一般来说，国外银行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在我国，国有银行的亏损都是由政府买单，盈亏也都与政府密切相关。所以，我国银行必须积极向国外学习，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引进拥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经营业绩良好的国际一流金融集团，可以更快地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因此，现阶段国有商业银行要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就有必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2）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银行的品牌知名度，同时境外战略投资者也能为银行的境外融资提供好的建议，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一个例子。这表明引进境外投资者还有利于银行资本的扩充和发展，帮助商业银行走出资本约束的困境。
（3）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产品和技术方面的要求。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很多金融产品只有很有限制的供应或者根本没有。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受到金融管制，我国银行创新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开发新产品的能力有限，存贷款以外的金融产品不多，有些领域甚至是空白的，但相比之下国外银行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金融产品。因此，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这方面能够提供有效的帮助。
（4）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助于解决制约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体制问题。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是国家单一持股的现状，从而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即商业银行既有国家持股也有境外投资人持股，上市之后还会有社会公众持股。在多方持股的情况之下，政府不可能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买单，因而从体制上来讲消除了国有商业银行指望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
基于以上考虑，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目标不是为了引进资金，而是引进智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制度以及产品开发的技术，同时也可迅速提升我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3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积极作用
进入国内市场的外资银行大多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庞大的经营规模、先进的技术水平、丰富的金融产品以及高质量的服务和良好的国际信誉，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建立起了一整套成熟的经营理念，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竞争机制。因此，国有银行业在改革重组过程中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主要目的不在于“引资”而在于“引智”，即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银行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以及产品开发的技术，从而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能更快地与国际接轨，进而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经营制度。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银行业将在2008年全面开放。因此，国内商业银行积极寻找境外战略投资者，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从外资银行参股前后的变化来看，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改进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在引入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模式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还提升了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的价值。不仅改变了目前国内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而且从根本上纠正了目前国内银行业的效率低下的根结所在，从而逐渐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同时，引入国际知名的战略投资者，还能提升国内银行业在国际上的市场形象，增强国内商业银行在海外上市与融资的能力，进而提升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的价值。
业内有一种观点认为，引进合格的战略投资者是迫于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压力，这显然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中国银行业经过两年的重组和改革，并且经过严格的资本监管，目前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资产占全部银行业资产的比重已有很大的上升。尽管按照有关规定单个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不得超过20%，但一旦引入了境外战略投资者，银行就会成为一个共同体，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另外境外战略投资者通过派出在经营意识和管理能力等方面都很优秀的高级管理人员，将会有助于中资银行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实现国际银行先进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的转移和转让。
部分学者认为，我国正在“出卖”整个银行业，但是外资只花了很少的钱——100亿美元就换来国内三大国有商业银行10%～15%的股权。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还在求着把股权卖给别人，而这种毫无顾忌的渴望正迫使国外各投资银行改变它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法，以俯就的态度压低价格。但事实上，中、建行的转让价格里包含着许多制度因素以及近年来银行频发的案件，都是外资要求折扣的原因。因此对于国内银行大举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国内金融监管部门给予了肯定的态度。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认为，公平、公正地选择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转变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因为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之后，政府就不可能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而负责，否则就有悖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
另外也应认识到一点，中外合作金融机构通过战略合作关系，不光中资银行受益，外资银行也可以获得关于本地市场和本地客户的专业知识，因此引入境外战略合作伙伴合作的目的一定要明确。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非常慎重地选择外资合作伙伴，即是要选择战略型投资者而不是要选择财务型或者伴随型的战略投资者，而要与外资合作伙伴成功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合作中能够获得的帮助以及潜在的外资合作伙伴的经营管理理念。
事实证明，引进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只是手段之一，并不意味着由此一下子就能够解决银行业改革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但是，只要走的路是正确的，相信这条路上的障碍与困难，终将随着改革的推进被克服与解决。
4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消极作用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固然有助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但是存在的风险我们也必须正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风险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会使我国改革丧失主动权，金融业是我国基本的产业制度，主动权不能丧失，一旦丧失就会产生严重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我国国内的银行系统控制我国的金融资源，这样就会使我国的金融改革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二是中国国内金融的发展问题，现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对国外的金融资本放开了，但是对国内的民营资本的进入却依然严格。这样是不对的，不管哪个国家都需要本国国内的金融资源，中国也是一样。中国的金融业改革的成功最终还是要依靠国内的金融资本，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本国优秀的银行家，那么银行业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只可以利用国外资本的力量，而不能依靠外国的力量来发展中国的金融事业，否则我国将丧失金融改革的主动权；三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意味着我国金融资本项目的开放，那么金融改革将面临着更多的不稳定的因素，这就要求我国尽快制定更加完善的金融法律和法规，如果不能相应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问题，那么我国的金融改革也不能说是成功的；四是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可能会使中国的银行业出现所谓的“早熟”。一旦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我国的金融市场就不可能自行慢慢发展，将会一蹴而就，这样的话我国的金融市场的自行定价与自我配置和自我完善功能就得不到充分发挥，只会僵化地复制发达国家管理模式的稳定策略，从而将会严重影响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样是不利于我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的。
可以看到，国外银行积极要求与我国商业银行合作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金融业的日益成熟，这些对国际金融资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国际资本就试图通过参股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获得利润回报，特别是那些经营效益突出，发展前景良好的城市商业银行，这一点从那些已经接受外资参股或正准备接受外资参股的中小银行就可以看出。但是外资银行积极要求与国内商业银行合作，并非只是为了获得那些对它们来说并不十分丰厚的收益，它们最终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扩大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占有率，以便为最终实现控制我国的金融业铺平道路。我国的国内商业银行虽然与国外银行相比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在我国的政策保护之下，人民币业务的市场份额和营业网点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国外银行。因此，外资银行选择参股国内商业银行，第一步是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来熟悉中国市场，以便为下一步大规模侵入中国金融市场做好准备。第二步是希望利用国内商业银行经营规模小、资金实力不够雄厚、便于操纵的特点，借助自身在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选择适当的时机实现大规模入侵中国金融市场的目的。
所以，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时，金融安全问题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金融的安全代表了国家的稳定，也代表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的稳定。只有金融安全了，国家才能更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也只有金融安全了，国家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稀缺的社会资源，因此金融的安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度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时，金融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因为金融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并通过配置资源引导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塑造经济乃至社会格局。在当今世界，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谁就会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与它强大的金融业密切相关，而欧盟也同样如此，所以我国也必须尽力发展我国的金融业并保证其安全，争取成为世界强国。
另外，还有双方的理念文化磨合的问题存在。外资银行作为主要的战略投资者，会向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派出一些高级管理人员，这样的话自然会和国内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两种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冲突，不管怎样都需要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磨合期。如何尽可能缩短这个磨合期，需要合作双方的共同努力。一般来说因为是引入外资的先进的管理理念，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或许会作出一定的让步，但是如果国有商业银行在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方法的同时，放弃了自身值得保留的优秀传统，甚至失去了继续创新的动力和压力，长此下去，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将会陷入被动的局面。
5商业银行改革建议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我国银行业来说，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为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我国银行业的改革能够更好进行；另一方面，随着最后开放期限的临近，改革的任务也日益紧迫。因此，国内银行业应当将改革与开放齐头并进，在彻底实现开放之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尽量避免改革滞后于开放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因此，改革的重点应包括以下内容：
（1）让真正的银行家来管理银行。要建立良好的金融企业，关键是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范，要选出一个真正懂得经营管理的人才。金融管理是高度专业化的行业，靠政府任命一些不太懂得现代化金融管理的人担任高层管理人员，整个国家将会支付巨大的学费和代价。然而又不能把控制权交给外方，那样的话就会丧失金融改革的主动权，使我国的金融业面临被外资控制的风险，故应选出一个真正懂银行经营的人来管理银行。
（2）明确市场定位，确立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长久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为履行帮助国有企业发展等政策性义务，常常低利率、无抵押就将贷款贷与国有企业，而形成的呆账和坏账由政府为其埋单，这样就严重阻碍了银行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率的提高。国有银行改革后，应按照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与外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当然，这一过程需要国家的积极支持，尽快帮助国有商业银行实现先进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3）建立健全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保证我国的金融安全。金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金融是现代经济命脉的核心，金融安全关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金融业的改革要比其他行业的改革更加谨慎。为保证我国金融体系安全运行，应加强外资银行监管，要严格筛选外资银行的国别和数量，防止经营状况不良或经营风险过大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
6结语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成功地走上了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正轨，在进一步市场化和进一步开放的改革进程中，将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不同的经济主体对同一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境外引资，应该按照我国的国情，考虑我国自身的经济基础，借鉴学习适合我国国情状况的模式与体制，逐渐完善银行改革的步骤。同时政府的调节既不能无为而治，也不能捉襟见肘，而要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超越微观经济行为，做出必要的、适当的调控和引导。归根结底，就是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同时，既要借鉴别人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又要保证金融安全，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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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能源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保障能源的持续、稳定供给,即能源的供给安全;二是减少和降低能源生产与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即能源生产与消费的环境安全。就中国能源安全现状而言,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持续扩大的能源需求所形成的供给压力不断加大,能源供给安全受到极大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能源消费高强度时期。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考察,中国城镇人口已由1978年占总人口的17.92%上升到2005年占总人口的42.9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开始逐步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城市就业人口呈稳步上升趋势,从1985年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25.68%上升到2005年36.04%(引自2005BP世界能源统计)。从城市人口和城市就业人口两个方面的数据来看,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率在30%—70%为高速发展时期,因而中国城市化已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工业化发展水平来考察,根据赛尔奎因和钱纳里产业结构模式,再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来判断,中国工业化正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急剧地扩大了能源消费需求,而我国能源消费需求又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三大行业部门。1995年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为103388.70万吨标准煤,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78.82%,2005年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为178139.50万吨标准煤,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79.77%(见表1)。尽管1995—2005年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没有多大变化,2005年的比重只比1995年高出不到1%,但三大行业的能源消费需求量却增加了72.30%。特别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石油和电力能源消费需求呈急剧上升态势。就石油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石油产供能力短时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为满足国内石油需求只有通过扩大石油进口来实现。1993年之前,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而1993年之后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5年,中国石油净进口为1218.7万吨,而到2005年石油净进口达14275.1万吨[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5》、国际能源机构(IEA)及美国能源署(EIA)网站数据整理而得]。另据国家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进口原油14518万吨、成品油3638万吨,原油进口金额664.11亿美元,成品油进口金额155.52亿美元。随着石油进口的增加,中国石油进口对外依赖程度也随之提高,199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还只有1.9%,但到2003年却高达48.6%,并且石油对外依存度还在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石油消费与进口大国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将持续较快地增加,能源供给压力加大,供求矛盾仍会长期存在,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对外进口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能源供给紧张格局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有根本性改变。
(二)能源结构不合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大了对环境影响的压力
从能源资源禀赋状况来看,中国是煤多、气少、油贫。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煤炭资源储量相当丰富,且煤质较好。中国煤炭资源探明可采储量为1145亿吨,占世界探明可采储量的12.6%,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2004年中国煤炭资源采储比只有59年,而世界煤炭资源的平均储采比为164年。就石油资源而言,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为248.44亿吨,累计探明可采储量67.91亿吨,而累计采出量已达43亿吨,剩余可采储量只有24.91亿吨。相比世界富油地区来说,中国石油资源是比较匮乏的,而且人均石油资源储量就更低了。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2007年的数据显示:2006年底,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探明可采储量约为7427亿桶,约占世界的61.5%;欧洲(主要是俄罗斯)石油探明可采储量约为1444亿桶,占世界的12%;非洲约为1172亿桶,占世界的9.7%;北美地区约为599亿桶,占世界的5.0%;亚太地区石油资源最少,约为405亿桶,占世界的3.5%,其中中国约为163亿桶,占世界的1.3%。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在短期内较难改变。由于中国煤炭清洁利用水平低,煤炭燃烧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污染性气体大分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空气中,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种状况受我国能源结构制约还将持续下去,对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三)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产业比重过大,单位GDP能耗高,能源效率低下,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给紧张局面
从能源消耗强度来看,2004年,全世界能源消费强度(单位GDP产出能源消耗量)为2.5吨油当量/万美元GDP,而中国为8.4吨油当量/万美元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6倍,美国的4倍多,日英德法等国的近8倍。根据国家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的数据,目前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铁、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中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导致中国能效低下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替代能源等技术的开发相对滞后,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技术的应用还不广泛等,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产业所占比重过大,而耗能少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低。例如,2004年采掘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等几大高耗能行业的产值就占当年GDP的57.68%。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降低能耗,节约能源资源,是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首要任务之一。
二、引言
能源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先决条件,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它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爆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同时也宣告了西方世界“黄金时代”的结束。此后,能源安全问题一直是倍受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世界许多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和学者们都对能源安全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经济学领域而言,能源经济学已成为一门专门以研究石油问题为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和探讨石油价格波动对世界石油市场供求关系和各国经济的影响。国际上研究能源经济学的学者们其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分析国际油价的变动对世界石油供求和各国经济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例如,NoureddineKrichene(2002)通过考察1918~1999年间的世界原油与天然气市场,并对1918~1973年和1973~1999年这两个时期的原油与天然气的供给与需求弹性进行了估算,发现1918~1973年这一时期的原油与天然气价格稳定,而1973年之后石油与天然气价格变得极不稳定,反映了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石油与天然气的市场结构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JamesD.Hamilton(2003)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证明了石油价格的变动与GDP增长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特征;J.Bielecki(2002)从能源安全概念、石油市场演进、制度安全框架、目前石油安全状况、未来石油安全需要、增加能源安全战略措施等方面分析了世界能源未来的发展趋势,并认为尽管未来不会出现像1970年代那么大的全球能源危机,但某些能源安全的严重程度将继续值得关注,未来并有可能进一步加重,因而对于能源安全没有任何自满的余地,目前的石油紧急措施有必要扩大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能源来源;DavidK.Backus和MarioJ.Crucini(2000)通过考察石油价格与贸易条件后发现在最近25年中石油价格的变动主要是由贸易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并且量的作用也是极不相同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致了能源需求的稳步上升。特别是20世纪90年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刺激了以电力、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费需求急增。近年来,国内能源产供能力受多种因素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能源安全问题开始越来越受到众多国内学者的关注,如舒先林、阎高程(2004)、王树林(2001)、曹志峰(2004)等,他们都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开展了相应研究。然而,与国际上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探讨才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深入和系统化。诚然,国内外学者所做的上述研究为进一步更好地开展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研究参考基础。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石油能源以及能源安全供给问题上,而有关能源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分析研究得较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以国内外研究为基础,更为深入地分析和探讨金融部门如何通过实施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把金融业务运作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强化节能减排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与对策,为相关部门和机构提供决策参考。
三、实行绿色金融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及对策
(一)实行绿色金融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所谓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一项政策,通过金融业务动作同加强资源环境保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强化节能减排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确保能源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金融营运战略。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能源安全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增强趋势下,金融部门实行绿色金融战略意义极其重大,主要体现在:有利于金融部门正确认识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辩证关系,提高对加强资源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增强绿色金融意识,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把环境保护这项基本国策贯彻到具体的金融业务之中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克服过去那种只顾经济效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资源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的不足,提高金融部门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与化解金融环境风险的能力;有利于金融部门通过金融业务运作把好信贷、证券融资关口,促使企业实行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金融部门通过运用信贷杠杆、证券融资等多种金融手段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导向作用;有利于金融部门利用自身的金融优势,通过金融业务运作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实行绿色金融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金融部门应积极开展绿色金融宣传教育工作,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绿色金融意识与能源安全意识以及在金融业务中贯彻落实加强资源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自觉性。
2、金融部门通过业务运作利用金融手段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凡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能源资源节约、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产业和节能减排技术项目,一律给予金融上的优先支持;而对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高能耗产业,金融部门一律不予支持,也不为其开办其他金融业务。
3、金融部门应加大对洁净煤技术开发与应用、节能技术改造、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及替代能源开发技术与应用推广、能源综合利用的金融支持力度,降低资源能耗,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
4、将绿色金融发展战略制度化、具体化,使之成为金融业务运作的具体可操作准则。金融部门应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国家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战略方针等相关法规政策的要求,把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进行具体细化,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金融业务运作操作准则,提高绿色金融业务运作的实效性。
5、为使金融部门配合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让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落到实处,金融部门可以借鉴世界银行的经验,在金融机构内部设立相应的环境保护机构,及时准确掌握国内外环境保护、节能降耗信息动态,并加以认真分析和研究,为实行绿色金融、领导科学决策与金融业务运作,提供有力的方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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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各大银行业务与其有了深度融合,传统经营理念和盈利模式也逐渐转变,电子渠道逐渐增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新兴移动渠道用户大幅增加。传统银行为迎合这个发展趋势,也在加大力度开发电子银行产品种类及功能。各大银行陆续推出的企业网银,个人网银,电话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端,微信银行等等品牌产品服务。但是,在实践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发展战略不明晰,品牌建设力度不够。目前国内传统银行的电子银行大都作为传统物理渠道的补充,发展战略不明晰。e在品牌建设上,没有系统精准的广告策略,客户的品牌认知度有待提高。其次,产品创新力不够,同质化严重。银行具有互联网属性的金融产品只是简单地从线下搬到线上而已,没有专门针对互联网产品的进化路径。以电商平台为例,2012年已经上线的善融商务“购物可贷款”与工商银行的“融e购”的具体运营方案类似。此类购物与消费信贷相结合的同质化操作规程在其他金融机构同样存在。同时,电子银行营销机制不健全,电子银行发展在开通后,缺少维护,与用户互动不够,反馈信息少,营销手段单一,过于依赖网点的传统营销方式。
二、电子银行发展移动金融的建议
目前,银行业已经迈入网络时代。电子银行业务以物理网点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提升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各家银行为抢占市场,制定电子银行业务发展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一)转变传统经营理念,转型发展“互联网+”电子银行
在今年两会上,“互联网+”行动计划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不断融合,加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深刻影响着目前的金融生态。电子银行逐渐成为银行服务的主要渠道,而传统银行的架构体系只是将电子银行作为柜面服务的延伸,忽视了其所具备的营销能力以及整合业务的创新空间和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传统银行必须转变观念,转型发展电子银行,根据庞大的电子渠道用户群体,抓取用户操作信息数据进行有价值的挖掘,定制个性化产品,提升电子渠道的个性化营销能力。综上所述,移动互联网发展方兴未艾,基于用户体验需求及自身转型需要,银行应考虑大力发展电子银行,从而打造一流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二)发展移动优先策略,加入互联网金融大流
移动平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最近据EMAKER研究报告显示,移动平台将超越互联网平台成为2014年受众花费时间最多的媒体平台。众多媒体纷纷摈弃数字优先战略,转而高调宣布各自的移动优先战略。(MobilityFirst)移动优先项目启动于2010年9月,旨在直接应对大规模无线接入和移动设备使用的挑战,同时为新兴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提供新的组播、选播、多路径方案,以及新型的情境感知服务。MobilityFirst项目成立的前提是,移动平台及应用程序逐渐取代固定主机和服务器。数据显示,移动优先已经不再是口号和发展方向,而是实实在在正在做的事情。2014年,许多互联网公司纷纷迈入移动优先,这如今成为全球互联网公司坚持的战略。而银行作为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后起之秀,也不例外的将其作为发展目标,打响了移动金融的战役。2014年以来,P2P、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等各类互联网金融业务加快向移动端渗透和扩张;新型移动金融服务如支付宝钱包、微信支付等层出不穷,并加速向O2O、社交网络等领域拓展。移动金融正在重构电子银行的发展格局。手机银行在具备网上银行全网互联和高速数据交换等优势的同时,更具有移动性与便捷性优势。智能终端和无线网络成为移动优先战略的重要环节。所以,银行在发展移动优先战略之时,这两个环节是不可忽视的。当然,移动优先并非移动唯一。并不是所有的企业或金融机构都适于移动优先战略,要做好精准的市场调查与发展定位。
(三)重视用户体验,提升用户参与度
在这个移动金融的时代,不仅仅要了解银行客户,还要看银行能否通过已有的用户资料信息挖掘到银行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与关联。2014年我国的网络购物市场,主要呈现出普及化、全球化、移动化的发展趋势。如今,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已经从注重产品功能过渡到注重参与。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是强调用户体验,银行也要迎合而上,尝试引导用户参与和互动,分享体验感受。还能够为产品提供更好的建议,以助于其产品优化。
(四)防控新型金融风险,保障用户信息安全
如今,移动金融成为互联网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在移动互联时代竞相逐利的关键节点。移动金融带来便捷与多元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其引入的新型金融风险形态。面对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无论监管机构还是商业银行的技术防范措施都尚未完善目前中国用户对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移动支付尚存疑虑,由于智能手机系统的一些先天性不足,移动支付安全一直受到手机安全漏洞和木马的威胁,用户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因此解决安全隐患成为电子银行发展移动优先战略的当务之急。
(五)积极探索“大数据”战略与电子银行转型升级相结合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历经两年多的转型,正逐渐从一家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框架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变。国开金融的成立与成功收购航空证券,也标志着国开行既定的“一体两翼”(一个集团公司,下设两个子公司)综合化经营架构已经逐步形成。国开行行长蒋超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脱胎于政策性金融的国开行,现在已经成为集银行、投行、基金、金融租赁等为一体的综合金融平台。
准确定位是国开行转型的关键
记者:4万亿投资计划让我们与全球金融危机擦肩而过,这其中国开行的贡献是功不可没。这是否验证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的重要性呢?
蒋超良:去年在中央的投资计划中,国开行对接的项目占80%左右。如果没有国开行这样一个平台,“4万亿”投资计划可能会面临一定执行难题。同样,当前国家制定的企业“走出去”、过剩产能转移等战略,也需要一个像国开行这样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做融资方面的安排,比如通过贷款换取石油、矿石等资源。所谓“贷款换资源、换市场”,就是依托国开行的贷款与他国进行合作,把我们的企业送出海外,也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再换回需要的资源。目前,国家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已经超过50%,必须对资源战略进行系统安排。而这就很需要一个投融资机构、开发性机构从中提供融资服务。
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中国并不缺乏好的商业银行,缺少的恰恰是能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的政策性、开发性的金融机构。所以,金融改革不能一刀切,应该接受金融生态的多样性。我赞成国务院对国开行商业化转型的这种改革定位,国开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更为商业化的手段、机制和工具去配合国家大的战略目标,既保证风险可控又保证国家战略意义的实现。
记者:国开行是国内最大的政策性银行,现在也转型商业了。是否可以说:国家系统的金融体系中不在需要这种大型政策性金融机构了呢?
蒋超良: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看,大量中长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一个投融资平台为其服务。如果国开行完全按照商业银行来转型,对融资项目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会考虑首先要赚钱,其次要降低资本消耗,这些价值取向可能与其肩负的实现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使命是相悖的。
完成商业化转型后,就不叫政策性银行,而叫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商业银行框架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去年国开行是在讲股份制改革,现在是讲商业化转型,这就是一个变化。现在我们的商业化转型是,以商业化的机制、手段和工具为实现国家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去提供投融资服务和开发性金融服务,这样一个定位就是国务院做的安排。所以,对国开行的这种商业化转型,国务院所作的定位,是很好的。
金融生态与自然界一样,需要多样性。多形态的金融机构可以为不同对象提供不同服务,清一色的商业银行不一定就好。
今后国家大型基础建设的金融支持又由什么机构来完成呢?
记者:何为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后的国开行与一般商业银行的定位区别又是什么?
蒋超良: 从分工上来说,国开行主要从事“两基一支”(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融资支持。在支持企业“走出去”以及国家资源、能源战略方面,国开行是提供融资支持的主力。
国开行跟一般商业银行的差异非常明显。一般商业银行是存款类的零售银行,主要做中短期贷款,这个与它的资金来源是匹配的,而国开行是债券类批发银行,主要做中长期的项目融资。在一些民生金融领域,我们跟商业银行会有交叉,但在业务性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包括风险控制体系、业务流程、信用结构的安排等。
搭建“一体两翼”的综合经营构架
记者:现在国开行完成了对航空证券的收购,国开金融也已经成立了。国开行今后的投行业务规划是怎样的呢?
蒋超良:国务院关于国开行改革的方案设计,通俗地说是“一拖二”。一个是承续国开行原来股权投资业务的“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过去国开行承担的一些非金融类股权投资业务,由这个公司来做。第二个公司就是投资银行。我们从去年开始收购航空证券,现在已基本得到监管部门批准。这将会丰富国开行的整体金融服务。未来国开行既可以通过 “国开金融”做投资业务,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投资银行做债券、股票等资本市场方面的业务,还可以通过自己的金融租赁公司,来做金融租赁业务。这样,国开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就可以形成投融资一体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记者:四大国有行在改制的过程中都引进了战略投资机构,国开行的商业化转型是否也会吸进战略投资加盟呢?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如何?
蒋超良:谈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是,国开行的企业定位就是国有全资,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时候,重点是考虑国有性质的企业,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国有全资的企业性质定位。在这一前提下,国开行已经启动了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工作。比如社保,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入最后的监管审批阶段了,现在说他们入股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一些像社保这样的好品牌的投资者进来。
记者:金融机构的综合化经营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广受诟病,与国内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制度也相左。您如何看待金融机构的综合化经营?
蒋超良:综合经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加速推进的,尤其在1999年美国 《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通过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金融危机后,我认识到综合经营推进过快不一定是好事。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议题,就是针对综合经营的思考。因为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有不同的文化,其经营管理和服务理念上有很大区别。投行、商业银行、信托、保险和证券行业的文化都不一样,甚至相互冲突,这些不同的文化冲突在经营理念上很难整合。另外,从风险防范上来说,尽管在内部设置了防火墙,在集团整体进行财务“并表管理”,但在监管上存在很大难度。所以我认为,综合经营应该审慎。
“国开债”的债信或将展期
记者:在政策性银行时代,国开债信用等同国家信用,风险权重为零。随着商业化转型的开始,国开行债信开始为市场所担忧了。这方面决策层有那些策略?
蒋超良:按照国务院的改革方案,“国开债”的债信有一个过渡期。国务院和有关监管部门最近对国开债的债信进行了重新思考,过渡期可能会延长。国开行作为一个国有全资股份制银行,其股东是财政部和汇金公司。财政部当然是信用,而汇金也是信用,那么两个股东投资办的国开行是国有全资性质,也应该享受等同的债信。国开债的债信问题并不仅是国开行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战略的安排问题。如果国开债的债信定为机构信用,由于持有国开债的很多是银行,若按照一定的债券风险权重算,商业银行持有的加权风险资产就会提高,进而降低其资本充足率,这样就不会有银行愿意持有国开债。
如果机构不买,国开行的资金来源就有风险,进而出现国开行的老债本息归还困难,会引发银行间的交叉违约,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国开行的债信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国家的整个金融发展战略、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安排联系在一起的。基于此,国开行的债信应该考虑是否要等同国家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