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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哲学有着生死相随的紧密联系。哲学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确立了一般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彻底的、实践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一般性原则。
一、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哲学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的本质属性。人在劳动实践中与自然界和其他人发生相互联系，形成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因素。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研究人在劳动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人的劳动实践，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的，因而社会科学也存在一般性原则，并且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则一脉相承，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原则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科学立场。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因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就是社会科学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1.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精神与物质的本源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精神是由物质所派生的。在现实社会中，人是以劳动实践区别于动物而显示其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劳动实践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观点：第一，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基本状态；第二，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为社会科学树立了第一个科学的一般性原则，即唯物主义原则。
2.社会科学研究的辩证性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世界。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并且不断运动变化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虽然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质派生，但是精神反过来也会影响物质，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起着巨大的反作用。这一基本问题反映在在社会历史中就具体体现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为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第二条基本原则，即辩证性原则。
3.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时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实践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与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3]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实践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诀就是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三条一般性原则，即实践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是唯物主义原则与辩证性原则统一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强调物质对于人的意识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辩证性原则强调社会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实践性原则贯穿于前两种原则之中，成为这两种原则融合统一的基础。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群众与社会历史，都是因为人的劳动实践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劳动实践，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就没有社会的存在，也就没有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因此，离开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都将不存在；有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具有统一性，统一于人的劳动实践。
二、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方法论基础――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发展观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整体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指导。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即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看法，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观不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而社会历史观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以正确的世界观作为选择方法的指导思想，才能坚持唯物论、排除主观先验论；才能从特殊中把握普遍性、从复杂现象中把握本质规律；才能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辩证统一。整体观是指从全局考虑问题的观念。作为整体的客观事物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结构体系，包含着物质多样性、丰富性。因此，作为反映这一整体性的人的观念有整体与局部、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系统、整体与个别、全面与片面等哲学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只能以整体之中的某一局部、某个层次或系统中的某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但社会科学研究同时遵循着整体性原则。发展观是指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有规律的运动和变化过程。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是世界观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包括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为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和运用这些原理时的基本规范，实际上就从方法论上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一、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初步规定
观察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种种用法，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处于与“哲学史”研究、“应用哲学”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这四者的相对关系之中。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的使用、理解和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从这些关系出发的。
从与哲学史研究的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的“论”的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史研究是以“哲学的历史”作为对象，它负责整理哲学史上的人物、流派、发展脉胳和思想逻辑等，属于一种“遗产清点”性质的工作。与之不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是要从事哲学一般问题的反思、分析和探索，属于“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性质的工作。二者的这种关系，借用亚里斯多德或康德的说法，前者属于“质料”的积累，后者则属于“形式”的创造。
从与“应用哲学”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非应用”或“非实用”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应用哲学”所注重的是研究哲学基础理论在人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旨在为这种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二者犹如“理科”与“工科”或者“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前者提供一般性、普遍性的“原理”，后者则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具体事物和问题上面。
从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超验性”。按照这种理解，“现实问题研究”所关注和探讨的是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具体的课题，而哲学基础理论所关注的是纯粹的、超经验层面的学理问题。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是超验与经验、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向度。
从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关系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总体性”、“原理性”等特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各“分支学科”所从事的是哲学的各部门、各领域的研究，而哲学基础研究则要揭示构成这种分支学科所共有的前提性根据，阐发各分支学科共同的基础。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就是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如上简要讨论告诉我们，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体现出“原理性”、“创新性”、“纯粹性”、“总体性”与“超验性”等性质和特征。
从上述关系出发，可以十分方便地描述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诸多特征，这为我们明确其内涵与外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仅停留于此，“哲学基础理论”仍然难以获得清晰、坚实的规定。第一，它仅仅从相对关系中来勾画“哲学基础理论”的大致范围，而没有对它予以实质性的内涵规定，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基础理论”可以覆盖具有上述特征和性质的一切研究内容，是一个所指极为宽泛、所含元素极为丰富的“合集”，因此，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只是从“消极的”方面说明了它“不是”什么因而只是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意义疆域。其二，仅仅从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与“非基础理论”的边界将难以得到清晰和明确的划定。例如，在实际的哲学研究中，“史”与“论”是很难分开的，“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都是常见的研究方式，在此意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哲学史的研究是难以硬性地分解开来；再如从与“现实问题”研究关系的角度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突出后者的超验性与学理性，但任何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都需要运用哲学反思批判的眼光、运用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把“现实问题”转化为以理论方式所把握和表述的问题，否则所谓“现实问题研究”将成为非哲学的实证化研究，就此而言，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离的；再如从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试图突出后者的总体性和原理性，但事实上，哲学中的各分支学科，不论是中国哲学研究、还是西方哲学研究、不论是科学哲学、美学研究，还是逻辑学和宗教学研究等，都有着其各自领域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性理论”，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可见，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虽然有助于对其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描述，但还不足以清晰地划清它们之间的边界并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作清晰的阐明。
二、“后基础”语境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要对“哲学基础理论”作进一步的阐明，需要把它置于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当代哲学的语境之中。
在哲学史上，长期以来构成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核心的是“形而上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著作无疑是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该书中，“哲学基础理论”被称为“第一哲学”或“第一学术”，而“第一学术”或“第一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本体”的性质、原理和原因，“本体”的原理和原因，是一切原理和原因中最高的原理和原因，因而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乃是“最高智慧”。很显然，作为“最高智慧”的“第一哲学”无可争议地就是哲学的基础理论。对此，亚里斯多德说道：“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是‘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①]，海德格尔几乎在相同的意义上说道：“惊讶乃是哲学的开端。……惊讶承荷着哲学，贯通并支配着哲学。……曾经一度，人们惊讶于存在者。惊讶于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以及存在是什么。受这种惊讶的驱动，他们才开始了哲学活动。……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于：我们响应于哲学向之行进的那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存在者之存在”[②]。在哲学漫长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直占据着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特殊地位。虽然近代哲学经历了所谓“认识论转向”，但无论其基本动机、所要解决的深层课题等，“认识论转向”始终都是与形而上学本体论内在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在这种转向后面，包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③]。因此，“认识论转向”并没有改变形而上学本体论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地位。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逻辑学”是其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则是逻辑学的“应用”，故黑格尔称其为“应用哲学”，“精神现象学”曾一度被视为其体系的一部分，但最终黑格尔只是把它当成通向“逻辑学”的阶梯因而只具有“导论”的性质。因此，严格地说，“逻辑学”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础理论”。海德格尔曾用“本体—逻辑—神学”机制来概括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本性和特点，可谓十分恰切。
可见，在传统哲学那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题、领域和形态等都是颇为清楚和明确的。但是，在现当代哲学中，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再也难以找到和建立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拥有特殊地位和话语霸权的“哲学基础理论”了，“哲学研究的基本状态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无可选择”[④]，正如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指出的，现当代哲学已经“没有希望找到任何能够把现代哲学与过去哲学的诸种方向区别开来的内容方面的共同特征”，如果说有“共同特征”，那么可以说有两个，一是“形式方面的特征，可以称作哲学职能上的分化过程”，在当代哲学中，“不同性质的哲学职能越来越独立了”，再无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种把各种职能统一于一身的“基础理论”；其二是“发生着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之间相互疏远和越来越失去思想联系的过程”，人们对哲学基础研究工作的理解变得完全不同，而且这个过程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⑤]。
这意味着，今天谈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时，我们面临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思想情势：在现当代哲学语境中，我们已无法确立象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一种作为中心的唯一的“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已不可能作为以一驭万的哲学元话语而存在，如果仍然寻求这种元话语并企图以之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等于坚持一种已被现当代哲学所彻底摒弃了的上帝的眼光。这种特殊的思想情势，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乃是在一种“后基础”的语境中，提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
在“后基础”语境中提出并进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任务。它给我们提出的最为尖锐的课题是：在永恒的、终极的“本质领域”消失之后，“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体现在何处？
在“后基础”语境中，我们必须改变对“基础”的传统理解。在我看来，所谓“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里的“基础”，首先是指对于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而言的“基础”。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利用和消化不同的哲学资源和理论传统，经过反复和不断地批判性反思，发现真正重要的哲学基本课题，并对此进行尽可能的深入探讨，那么，这种研究就构成了其“哲学基础理论”。就此而言，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一种有“我”的、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哲学研究活动。同时，正因为这种“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真正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具有可对话性的场域。“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表明任何基础理论研究都是某种有限视角的产物，因此它都不能借“上帝”或“人类”之名而企求获得终极的规范性，它应该和必须向其它“基础理论”研究敞开空间，与其它“基础理论”研究建立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在此意义上，“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是一种充分发挥研究者理论个性和思想创造性的、以“我”为基点的研究活动，又是一种在开放状态中由不同研究者共同参与和推动的公共性事业。
其二，“有我性”与“向来我属性”表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分化与个性化，但这并不意味在分化和个性化之中没有内在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哲学研究者和思想者放弃对永恒在场的“统一性原理”与“普遍性真理”的奢望，自觉地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领悟和反思，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来捍卫人的生命的具体性与丰富性。所谓“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指社会生活所存在的把人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现实关系和物质力量，所谓“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指扭曲和掩盖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而使人的现实生活陷入抽象化的虚假意识形式[⑥]。这二者的相互合作和强化，使得“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现代人的命运，这既是当代人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现实课题，也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面对的最为基本的理论课题。
其三，与上述内在相关，这里的“基础”，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追求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适用的非历史的“本质领域”，而是一种“在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⑦]历史性的实践智慧。这是由上述“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这一基本课题所决定的。这一课题要求：第一，“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表述和体现因而哲学对其批判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性主题；其二，与此相关，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也必然是“历史性”的：在君临一切的形而上学本体世界消逝之后，从不同视角出发，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历史性批判，破除具体历史条件下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生活不断深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这一点构成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旨趣。
三、“哲学的”和“关于哲学的”：区分两种话语
要进一步理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还有必要对“哲学的”话语与“关于哲学的”话语作一适当的区分。
这里所谓“关于哲学的”话语，是指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评说、评判、概括和总结等等。这种“关于哲学”的话语和言说并非毫不涉及哲学内部的问题，但是它并非对哲学问题本身进行专门、系统和深入的论证和探讨，而仅是从外部对哲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等进行一般性的说明、描述和评判，因此它实质上只是“关于哲学的”而非本身就是“哲学的”，其更为恰切的称呼应该是“哲学评论”或“哲学批评”。而所谓“哲学的”话语，是从哲学内部对哲学问题所作的专门的、系统的分析、论证和探讨，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前文所述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意识形式”的批判，即是其核心内容。
很清楚，“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在性质、功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一般性评说，后者则有着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特有的理论关怀，是对具体哲学问题的专门探索和阐发。但在国内哲学研究中，这二者经常混淆在一起。不少人经常把仅仅“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归入甚至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认为越是宏大、越一般性的评说就越能体现“基础”的性质和地位。这种混淆将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第一，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话语权力。如前所述，“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个性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不同研究者和思想者的个体选择和主体创造，同时，它总是表现为专题化的具体的哲学问题的展开、分析和论证，因而具体性与论证性构成了其另一个特征。如果把“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等于用一种外在的评述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代替个性化与专题化的具体探讨，或者等于在个性化和专题化的具体探讨之上放置一个外在的评说尺度和话语标准。这意味着“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凌驾于真正“哲学的”探讨之上，成为了一种“后设性”叙事，获得了某种话语特权。对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空洞化。只要了解了前述“关于哲学的”话语和“哲学的”话语的区别，这一点就很容易了解。“关于哲学的”话语是对哲学的外在的评论，而“哲学的”的话语则是内在的探究，倘若把前者等同于后者，将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泛化为对哲学的外在的“意见”和“议论”而非严肃和深入的专门论证和研讨。其结果很容易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成为内容贫乏的泛论。
第三，将可能导致对哲学基础理论实质性问题和内容的遗忘。正如前文所述，从不同视角展开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课题，但“关于哲学的”话语则至多从外围涉及这一课题，而并不对它进行专门的展开和研讨。因此，如果以“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那么，“哲学的”实质性问题就有可能被耽搁和掩蔽。
强调“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的区别，并不否认后者对于哲学所具有的重要价值[⑧]。首先，它有助于促进学术讨论、活跃学术气氛；其次，它有助于从宏观视角较全面地清理、总结和了解哲学发展的动态和前景，因而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具有重要价值；再次，站在哲学之外来看哲学，可以提供一种仅仅停留在哲学内部难以提供的新的眼光，这有助于清醒地评估哲学现状，发现其中问题从而推动哲学的进展。强调二者区别，其用意是要明确其各自边界，使二者从“内”和“外”两方面的互补中共同促进哲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和跃迁。
[①] 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594—595页。
[③] 参见拙文《“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④]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28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参见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26-3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⑥] 参见拙文《“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的相关论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关键词：政治哲学；双重维度；马克思主义
前言：在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时，如果忽视其双重维度的属性，只是进行单一的研究，那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将会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对于政治哲学的蕴涵，也不会充分的展示出来。因此，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必须要从双重维度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以便于保证研究的全面性。马克思政治哲学属于政治哲学中的一种，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同样需要以双重维度为视角来进行研究。
一、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一）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
在进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所谓理论前提，就是指政治哲学的概念。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核心的内容就是如何理解政治和哲学的关系，由此可见，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两个基本的组成元素就是政治和哲学，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具有双向性。基于政治哲学的概念，人们在进行研究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一个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对哲学进行研究，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从哲学的角度出来，对政治进行研究，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在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中，在政治和哲学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核心定义。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政治哲学表达式中，政治所代表的是研究的内容和作用，哲学表示的是研究的方法，据此，政治哲学就是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式为关联政治的哲学方式；另一方面，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政治是形容词，并不代表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基于此，在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时，主要研究的为哲学问题，采取的方式为政治方式。实际上，在这两个方面的定义中，政治哲学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第一方面的定义中，侧重点为政治，而在第二方面的定义中，哲学才是侧重点。对于这两种定义，施特劳斯所欣赏的是第二种，这种认知具有比较好的明确性，不过，一贯性是不存在的。在施特劳斯后来的研究中，再次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做出了解释，在这次的解释中，政治成为了强调的侧重点，通过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这种变化说明，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必须要充分的考虑政治和哲学的关系，从而更加全面的理解政治哲学的涵义。
通过对施特劳斯相关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政治和哲学的关系，政治方式处理哲学问题和哲学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是相互依赖的，不能分开来进行研究，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将政治和哲学的相互关系充分的反映出来，而这也正是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二、政治哲学双重维度视角下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狭义定义
对于社会上的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在对其进行研究时，是在哲学的视角下来进行的，通过哲学方法和视域，良好的解决政治问题，之所以会采用哲学进行处理，主要的原因是哲学家的素质、风格等。另外，在马克思主义中，研究对象十分的广泛，几乎涵盖社会中的所有领域，政治领域就包含在这个范围中，基于此，在进行政治问题的研究时，必须要用马克思哲学来进行，而这就是狭义上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所具备的完整性是非常好的。在这个体系中，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通过哲学的方式来研究各种政治现象，在人们生活的社会中，政治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国家、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暴力、和平等，都属于政治现象的范畴，在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时，就需要用哲学的方式来进行；第二，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概念、范畴和理念，在政治学中，包含大量的政治概念，比如民主的概念、平等的概念、和谐的概念等，同时，对于政治的范畴和理念，哲学也可以进行充分的研究；第三，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思潮，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都属于政治思潮，在对这些政治思潮进行研究时，只有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进行分析和批判，才能正确的认识政治思潮；第四，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问题。经过上述表述可以发现，狭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指哲学方式研究政治问题。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广义定义
既然狭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定义为利用哲学来处理政治问题，那么广义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指利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哲学的问题。在此种视角中，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分析，此种论断的理由都是非常充分的。对于哲学，马克思主义在对其进行研究时，立场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在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这样的内容：对于哲学来说，物质武器就是无产阶级，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哲学就是其精神武器。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这两个理论，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那么就会发现，在这两个理论中，政治哲学的内容是有所体现的，具体说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其主要的内容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这其中就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政治哲学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说，这是一种“正义论”，具有比较强的独特性。对于共产主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但无论是哪种形式，共产主义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共产主义中，将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基本经验表现出来，如果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党派、世界观，那么这种认知具有很强的肤浅性；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著作中，也提到了共产主义，并将其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也说明，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政治、哲学、经济学实现了高度的融合。基于此，在对哲学进行研究时，以政治的方式来进行是有着强大的理论依据的。
结论：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政治”和“哲学”是两个基本的要素，概念中的核心内容就是究竟以何种方式来处理何种问题，一种立场是利用哲学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另一种立场是利用政治方式来处理哲学问题，这两种立场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在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中，其中关注度最高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为了保证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就需要将其放置在政治哲学双重维度的视角下来进行，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形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广义和狭义上的定义。实际上，这两种立场是相互依赖的，共通过形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全部内容。
参考文献：
[1]孙亮.超越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历史科学”向度――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困境瓦解的尝试性方案[J].学术研究，2012，10（09）：7-12.
[2]宋友文.“应当”之逻辑与现实――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J].学习与探索，2012，11（11）：14-1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关键词：俄罗斯 科学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转向
Abstract: As worl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condary shape"，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s rise not only correspond to we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also is Soviets philosophy oneself developing， and as a domain of development tendency in general philosophy of Soviet ideological trend overall since the 20th century 60's.
Key words: Russia， philosophy of scienc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pistemological turn
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认识论转向”
当代俄罗斯科学哲学延续于苏联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后者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专门领域，其早期研究旨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释相对论、量子力学、达尔文学说、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丰富“物质”、“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空间”、“时间”等范畴([1]，p.310)，也就是集中在“本体论”层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实现了“认识论转向”，标志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логика науч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的兴起。
1962年5月，基辅举行了首次科学研究的逻辑会议，П.В.科普宁(П.В.Копнин)做了题为《辩证逻辑与科学研究》的报告，他提出：“在科学和科学认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关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运动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在科学认识发展中的位置。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认识本身、研究科学研究的逻辑。”([2]，pp.3，5)
1964年，П.В.科普宁又在《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一文中对进一步把科学研究的逻辑理解为“对主体在认识现实中取得新的科学结果的过程的分析”。同时，他还对科学研究的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作了比较。他指出，虽然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基础是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但它并不是它们的简单应用，而是一个有自己的对象和基本概念的专门理论知识领域。可以说，这是对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研究中一个特殊的方向。”([3]，pp.42，41)这个特殊的方向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科学认识本身为对象、旨在探索科学发展机制和程序的专门领域，它确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П.В.科普宁这一构思是非常大胆的，它构成了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一个雏形。
1965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П.В.科普宁主编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本论文集囊括了科学基础、科学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解释、科学评价和科学进步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科学哲学的所有内容，堪称是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二座里程碑则是197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这次会议把“哲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史的共同问题”作为首要议题，突出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П.В.科普宁做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现代科学》的重点发言，他再次强调：“研究认识论和科学认识逻辑的哲学家不可能绕过发生在本世纪科学中的巨大变化。因此令哲学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在客观世界中新认识了什么，还有获得知识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知识的结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思维本质的范畴、以及既有知识对未来认识的追求。”（[4]，p.28）这次会议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遂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主流。
1981年，苏联哲学界召开了第三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А.П.亚历山大洛夫(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在开幕词中就给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跨越科学探索和思考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加关注自然界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中心之一。”（[5]，p.26）这实际上是从官方立场承认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认识论转向”的最终完成。
二、“认识论转向”的哲学根源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出现“认识论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排除苏联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其自身哲学的发展，正如孙慕天先生所指出的，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也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一般哲学思潮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即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哲学界围绕辩证法本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潮，它的基本论题就是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把认识论问题放在哲学的首位，这种思潮为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6]，p.12)。而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就涉及到俄罗斯科学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但是在这一关系问题上，某些俄罗斯学者持否定态度。1997年，Е.А.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Н.Ф.奥夫钦尼科夫（Н.Ф.Овчинников）、А.П.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联合发表了《祖国的科学哲学：初步总结》一书，其中就涉及到了对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说明。
首先，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问题上，作者并不否认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曾在这一传统下工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思想和它所预设的把一切现象(包括认识)看作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的观点；但是作者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原理并不为这一学说所独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以往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来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苏联的科学哲学并不具有必然的依赖性。应该说，该作者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当年П.В.科普宁也正是持有同样观点，才主张在唯物辩证法内部开辟一个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在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作者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方法的初始思想和范例。他们解释说，老一代的苏联哲学家曾经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逻辑与方法的任务，企图弄清和再现《资本论》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是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哲学家则意识到马克思的方法并不能作为辩证地再现科学思维的完备基础，他们通常采取另外的途径，即分析科学认识本身、分析科学的文本、实际历史和当前的科学实践。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不能作为认识的工具，也不能充当方法论的背景，更不能充当更加宽广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科学认识的前提。([7]，pp.252-255)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须知，探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曾经是斯大林时代以后苏联哲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М.М.罗森塔尔(М.М.Розенталь)、Э.В.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А.А.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П.В.科普宁等都曾在这一领域内工作，也正是通过这项研究，苏联哲学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地位，从而把认识论特别是科学认识论问题凸显出来。如果否认苏联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的研究价值，就将使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失去理论前提。当代俄罗斯哲学家В.Ж.(В.Ж.Келле)就承认“在苏联，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苏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决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的”([8]，pp. 1，2)。
因此，在俄罗斯科学哲学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苏联国家制度的改变并没有割断其哲学史的联系，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几乎继承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全部创作队伍和研究内容，它不可能忽略、更不可能否定它在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兴起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对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所起的作用，恰恰不是简单的概念和范畴上的优惠，而是在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重大转向。
三、辩证唯物主义内部对话与哲学的认识论本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重大转折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为苏联哲学营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气氛，使苏联哲学工作者结束了为斯大林-日丹诺夫肤浅哲学做诠释的历史，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象、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同时，苏联新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是十月革命以后生人，在二战前后接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谙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上就与老一代的“正统派”发生了冲突，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之争。
本体论派的代表是Г.В.普拉东诺夫(Г.В.Платонов)、В.П.罗任(В.П.Рожин)、В.П.图加林诺夫(В.П.Тугаринов)、М.Н.鲁特凯维奇(М.Н.Руткевич)等，他们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种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9]，p.484)——把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意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意识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10]，p.519)并根据这个定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总四分”的结构，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
认识论派则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包括Э.В.伊里因科夫、А.А.季诺维也夫、П.В.科普宁以及Б.М.凯德洛夫等。他们注意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表述：“……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9]，p.364)于是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认识论，更确切地说，理解为科学认识论。
认识论派的观点受到了“正统派”的批判。1957年，В.П.图加林诺夫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就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自认为识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反对整个世界概念，认为整个世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一些哲学界反对存在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还没有根除与此相关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为认识论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不同形式的贬低。”([11]，p.60)他认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和世界观。
由此可见，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问题，它关涉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学科地位、进而关涉到自然辩证法的性质问题。由于争论的双方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可以把这场争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部对话”，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63年，Г.В.普拉东诺夫和М.Н.鲁特凯维奇共同发表文章《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设出发，认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相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并建议把这一科学称为“自然辩证法”。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整体上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而自然辩证法则具体研究这些规律（诸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的表现特点([12]，p.140)。
认识论派则反对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1964年，Б.С.格里亚兹诺夫(Б.С.Грязнов)等人联合发表文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具有统一的对象、方法和理论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素有方面和基本观点都是不可分割和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之间明显的专业化不是由哲学分化引起的，而是有具体科学分化和哲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引起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判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同辩证唯物主义像并列的一个特殊的哲学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仅仅是对一个确定的哲学研究的门类的评述，它不可能被限制和分类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对具体科学材料的哲学思维必须紧随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否则它就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13]，pp.47-48)
Б.С.格里亚兹诺夫等人着重划清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具体科学、自然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他们一方面否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则确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论，那么就应当（在不排除科学研究的理论）具体科学所提供的认识材料为基础。一般来说，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1)对具体科学的哲学解释（如事实、规律的发现，建立新理论）；2)对科学研究过程本身的认识论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研究的是科学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成为这些问题的具体材料是科学的一般结构，研究过程的结构，科学认识方法的性质，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科学分类原则等等。”([13]，p.47)这实际上就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科学认识论的思想。
与此同时，И.Д.潘茨哈娃(И.Д.Панцхава)和Б.Я.帕霍莫夫(Б.Я.Пахомов)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必须承认，在涉及自然界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应该以解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途径不断丰富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因此，在科学的现展阶段，哲学不是直接地分析自然规律：它事实上是通过分析自然科学材料来完成的。”([14]，p.56)他们不反对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有机界的结构和发展的一般图景、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生物体中发射形式的发展、人类起源的前提等问题都看作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那就混淆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
而在反对复活自然哲学方面，П.В.科普宁最为坚决和彻底。他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哲学无法把握所有的现象和过程，因为，第一，哲学不拥有各门科学用其研究自己对象的各种现代化的方法；第二，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它已经变成各种不同专门科学的体系。来自哲学家方面的种种洞察物质结构奥妙和生命有机体进化的企图，这只能导致复活业已过时的、将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自然哲学观念。……哲学不是直接同事物和过程打交道，而是同关于事物和过程的知识、同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打交道，这就使哲学的本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某种深刻的影响。”([15]，pp. 332-333，343，348，480)П.В.科普宁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现代哲学的本性问题——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些表述竟然同维也纳学派的领袖M.石里克的观点出奇地相似!
通过以上的争论可以看出，如果认识论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唯一的哲学 ，那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的改变，也就意味着他们对整个哲学的看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苏联学者开展现代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972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社论《唯物辩证法的现代理论问题》，对本体论主义与认识论主义的争论进行了总结。社论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完全归结为认识论，也反对把它完全归结为本体论；但是社论又称：“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本性和条件、科学认识对现实的关系、科学认识真实性的条件、科学认识的起源等。唯物辩证法的宗旨就是探求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条件、科学中新知识形成的前提和结构等的总的依据的，它起着科学认识的总的基本方法论的作用。”([16]，pp.12-13)这实际上是站到了认识论派的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Ю.В.库沙科夫(Ю.В.Кушаков)发表文章《“自然哲学”怎样才是可能的？》，对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骤然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自然哲学’观念竟如此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之中呢？”
他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在实现建构‘自然体系’的自然科学方案时所遇到的某些客观原因；第二，由于企图截然划清和确定综合科学知识的自然哲学纲领和自然科学纲领之间的明显界线而造成的一系列原则性困难；第三，对于以哲学方式和以自然科学方式考察自然这个根本不同的角度来说，都存在有利于自己相当有力的论据，因此这两种考察自然的方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由此他认为：“自然哲学的问题群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是‘长存不灭的’，不仅如此，而且在今天故意抹煞它正和不加批判地复活过时的思辨自然哲学一样，也是一种‘倒退’。”在这里，Ю.В.库沙科夫就指出了本体论者和认识论者在“自然哲学”问题上进行长期争论的实质，即双方都没有对“自然哲学”的现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例如，在评价古典自然哲学结构时，往往都默认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任务是相同的，而不同只是在二者的实现方式上，后者是以思辨的、抽象的方式实现的。([17]，pp.48，50)
Ю.В.库沙科夫可谓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自然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природы)已经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然哲学(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如果说原来的自然哲学是一种以建立总体自然观为主要使命的“本体论化的自然哲学”，那么这种具体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律的意义以及方法论依据的自然哲学则可称之为“认识论化的自然哲学”。苏联学者没有顾及这一区分，而采取了彻底抛弃自然哲学的态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认识论派坚决反对旧的自然哲学的观点，也不可能有苏联哲学向认识论的急速转向，也不可能有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就像在西方如果没有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坚决拒斥，也不会有科学哲学的兴起一样。因此，在科学哲学兴起的途径上，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综上，本文探讨了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问题。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给予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不是直接的、具体的范畴和理论，而是深刻的哲学背景，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内对科学认识论的肯定。
承认认识论的主导地位在西方哲学实现于17世纪，在俄罗斯则延迟了近300年。这其中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它表明，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对知识进行反思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国家哲学，曾极力排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成果；但是，现实的科学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苏联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认识论迟早要登上它的舞台——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就十分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而苏联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展的科学哲学研究格外关注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从而在西方科学哲学之外开创了一个大异其趣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则值得我们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1] [苏]В.Е.叶夫格拉弗夫:《苏联哲学史》[M]，贾泽林等译，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2] Копнин П.В，Диалектичекая логика и науч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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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П.В.Копнин，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ая теория познан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аук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71，№3.
[5] Всту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1，№6.
[6] 孙慕天:《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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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弗拉基米尔让诺维奇凯列:《论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9]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 [苏]康斯坦丁诺夫:《苏联哲学百科全书》[Z]，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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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Грязнов Б.С.， Ермолов А.Я.， Коршунов А.М.， Никитин Е.П.О месте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в структуре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4，№5.
[14] Панцхава И.Д.(Москва)， Пахомов Б.Я.(Бийск) ，Предмет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еия в област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4，№3.
[15] [苏]П.В.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M]，王天厚，彭漪涟译，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
关键词：技术哲学技术创新哲学学科定位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中医哲学和中医学及中国生命科学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篇幅：42000余字）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300071 孙显蔚（1975—），女，辽宁朝阳人，南开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为初创阶段，主要是厘定学科内容及研究方法；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为起步阶段，着重于发展哲学的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可谓纵深阶段，对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科观念，诸如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的大方向。
【英文摘要】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philosophy can be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mid－80s to 90s is theinitiative stage. at this stage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discipline are established. theperiod between early to mid －90s is the starting stage.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studies of this philosophicaldiscipline are developed. the 3rd stage is the latter part of90s when a series of important issues in social life aredealt with and a system of academic concepts begins to takeshape.
【关 键 词】社会哲学/发展哲学/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social philosophy/developmental philosophy/modern china/social reform
【 正 文 】 社会哲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WWw.lw881.com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中国社会哲学的发展也相应地是一个过程。从8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其关注的不同的中心问题和不同的理论方法。现将这三个阶段的主要观点作一综述和评析。 一、初创阶段：学科内容的厘定 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我国社会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一段时间，社会生活有了明显变化，对于改革开放、社会生活的变化，需要提供理论上的说明。这一时期就哲学本身来说并未作好理论上的准备，仍基本沿用原有的思维框架，用哲学教科书体系原理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社会哲学的研究还较为空泛。 1.围绕对社会哲学涵义的探讨，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顾名思义即是关于社会的哲学解释和概括。而社会往往在三种概念范式中被理解和运用。其一是“自然—社会”关系范式；其二是“人类—社会”关系范式；其三是“文化—社会”关系范式。社会在这里分别被划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不同层次。以此为根据，社会哲学相应地也被划分为广义社会哲学、中义社会哲学和狭义社会哲学。广义社会哲学包括人类哲学和中义社会哲学。中义社会哲学则由文化哲学（文艺哲学、科技哲学、宗教哲学、语言哲学等）及狭义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道德哲学、教育哲学等）所组成。广义社会哲学还包括研究人类社会纵向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哲学和一般社会哲学（亦可称普通社会哲学）。普通社会哲学是研究属于人类、文化及社会之中带有共同性的普遍现象（如社会活动、社会价值、社会心理）的哲学理论，它旨在探究社会的一般本质、结构、功能、性状、过程、变迁、发展及其规律，力图对社会的整体图景和未来趋势作形而上学的沉思。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的哲学。论者认为，社会历史不仅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即社会主体的人自身的生活活动、生活关系、生活方式等的社会生活方面。这一方面，关系到人的形成、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机制、规律。关于这一方面的哲学概括，就属于社会哲学的范畴。社会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社会史以及其他有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相联结的桥梁和中介。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2.围绕对社会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研究社会最一般的本质、结构、过程、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哲学理论。它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用哲学的方式揭示、描述社会，总结概括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的经验。论者认为，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机体，它具有双重的功能和任务：一是对社会机体进行横向的解剖，研究其静态结构，揭示其本质；二是对社会机体进行纵向的分析，研究其动态结构，揭示其规律和发展方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结构来看，社会哲学是以一般哲学原理为指导，以具体社会科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哲学理论，它是联结辩证唯物主义与具体社会科学的中介、桥梁。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以社会有机体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哲学。从根本上说，社会哲学的对象就是社会存在。这里的社会存在是作为自然存在的对应物提出来的，它的实体是劳动，其存在形式是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在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中，社会存在不仅是认识论范畴，而且更重要的是本体论范畴。因为对社会哲学来说，什么是人，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这一切问题离开了对社会存在的正确理解，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 3.关于对社会哲学研究内容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的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哲学方面。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类能动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因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问题的哲学方面，是社会哲学的中心和基本内容。它包括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化、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新人的形成等一系列问题。二是社会机体的结构、职能和机制。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机体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由各种要素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上组成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研究社会结构各层次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探讨社会职能及其作用机制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规律，也是社会哲学的基本内容。三是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方面。社会哲学不仅要研究单个的、具体的社会的社会生活，而且要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特别要研究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即“全球性问题”的哲学方面。同时当代社会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和提到哲学高度认识的问题，如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机制，世界文化交流的机制等。又如涉及整个人类生活的和平、人口、城市化、粮食、资源、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等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对社会作总体性研究的哲学理论。社会哲学的总体应包括社会本质论、社会结构论、社会过程论、社会规律论和社会自由论。只有通过对这些部分的分析与综合，才能完成社会哲学的任务，形成科学的社会观和社会认识的方法论。社会本质论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人类社会的普遍本质，包括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方式，社会与自然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本质。社会结构论的主要任务是从静态的角度研究社会，揭示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基本层次，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结构的网络系统。社会过程论的主要任务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揭示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包括社会发展的动因、动力、社会进步的基本形式，以及社会过程的运动轨迹。社会规律论的主要任务是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包括社会规律的特点和作用机制，社会规律的系统结构，以及发现社会规律的基本途径。社会自由论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总的趋势，揭示人的解放和人类自由的本质，把握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基本条件和途径。 4.对社会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论者认为，社会哲学是一门应用哲学，应当把哲学方法与研究社会总体的社会科学方法结合起来。社会哲学需要总结和概括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经验，因而必须以哲学的分析、抽象和概括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站在哲学的高度以抽象的思维方式认识社会、思考历史。社会哲学需要总结和概括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因而也要吸收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占有真实而全面的材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升华为哲学理论。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哲学方法与社会学、历史学方法的统一。论者认为，必须运用科学的系统方法对社会作总体性的研究，再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建立社会哲学范畴体系，达到对社会哲学的全面把握。 由上可见，这一阶段社会哲学的理论内容和方法基本上沿用旧有的哲学框架和范式。这时候的社会哲学研究总的说来是比较空洞的，很少在深层次上触及到真正的社会问题，还没有真正找到属于社会哲学自己的理论问题，也没有形成基本的学术规范。但这一阶段研究的重大意义也是不容抹煞的。首先，它表明哲学活动已开始把目光转向了现实生活，转向对于社会结构机制的研究，这无疑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哲学转向，是社会哲学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其次，这一时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哲学维度得以发挥，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理论重新得到重视。再次，这一时期的研究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二、起步阶段：发展哲学的思考 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中国社会哲学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知道，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人们的经济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但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刚刚确立，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消失，怎样把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做到社会发展的稳定、高效，还需进一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还需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社会转型的总体性、复杂性，需要有解释力的说明。此时，也是国际上社会发展理论的大转变时期，二战后各国普遍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但西方国家的发展理论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同于发达国家，它是把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在同一个时期，市场化、现代化、社会改革同时进行，社会整体必然发生急剧而全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变化，同时涉及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亟需一种整体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要求从社会生活的整体去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所以，这一时期，就中国社会哲学的研究而言，主要是着眼于社会发展问题，是以国外社会发展理论为学术资源，可以说是一种发展哲学。 1.围绕发展哲学的涵义，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从哲学层面上确立的发展观应是一种整体的发展观，它必须以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尺度和终极目标，以此来选择和确立社会的整个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发展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探究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它从全球背景上阐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远景；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则是专门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是探究这些国家落后的原因，发展的环境条件，以及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模式、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既指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在各学科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基础上，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概括性的研究，并给予各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以方法论的指导；也指在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总结概括那些从本国情况出发，尤其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从中揭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社会变迁一般规律的学说，以为社会决策者构拟发展规划和战略，为实施改革方案提供总体的思维模式。 第四种观点把社会发展理论看作是宏观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进程，它大致可划分为两大层面：一是以经济起飞、技术发展、体制完善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二是以文化转型、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要内容的人自身的现代化。 2.关于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反映20世纪发展现实的发展哲学应围绕“生存—实践—发展”三个主要范畴展开。（1 ）生存范畴作为发展哲学的起始范畴，是由20世纪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决定的。（2）20 世纪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发展障碍都是由人类现实活动造成的，这就要求发展哲学探讨20世纪实践活动的本质特点，研究20世纪实践的合理性、实践的自我控制、实践的优化问题，研究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的自我提高和完善问题。（3）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本身的双重效应， 实践活动的主观目的并不能保证实践的合理性，这就要求发展哲学在反思实践活动时，必须研究诸如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发展的目标和尺度、发展进程等问题，以促进对既成实践的超越，促进现实实践的优化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较之其他学科所致力的研究目标，更应该注意研究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层面，对发展的深度、广度和规模，甚至发展的负作用问题都要进行一种全方位的人文思考，从而阐明一种关注人类命运和未来的“伦理的真理”。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必须澄清发展的文化内涵，赋予发展理论以20世纪特有的文化内涵。 （2）注意研究技术革命和发展的关系，必须使科技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弘扬科学中的人文精神。（3）注意探索未来世界发展的一体化、国际化、普遍化与发展的民族性的关系。（4 ）注意协调和优化人同自然的关系。（5）致力于社会发展和个性完善的统一。 第三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从时空界限上说，主要是研究20世纪（特别是它的后半期）以来特定的社会发展即现代化问题。它在空间上是从中国现代化出发向世界性问题辐射的，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动力、道路和模式、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发展前景等问题。 第四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的对象是社会发展问题。从历时态角度看，发展哲学是断代史意义上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从共时态的角度看，它要研究的国家和地区，既包括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和发达社会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没有、正在和将要进入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和发达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对象要从哲学角度进行研究。因此，发展哲学的对象是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是各门具体发展学说的理论概括，是从整体上来研究发展问题。具体说来发展哲学的内容包括不平等与贫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动力结构、社会协调、社会预测、社会发展模式与改革方略、社会发展研究方法等。 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可以作出如下评价：第一，从社会基本结构发展的变化来考虑，开始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笼统地谈论。第二，对于发展问题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基本上是借用了国外一些现成的发展理论的观念框架。第三，没有把发展哲学同具体科学区分开来，变成一种实证研究，缺乏哲学的提升。此时的研究尽管有某些不足，但中国哲学理应研究发展问题，为正在进行的改革与建设提供思路、方案与方法已经成为共识，因此建构发展哲学是社会实践的需要，同时也是哲学发展的有益尝试。 三、纵深阶段：学科观念的澄明 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哲学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哲学对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科观念，包括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这是社会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澄清了长期以来社会哲学学科观念的模糊混乱状态，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的大方向。社会哲学研究也正式纳入教学科研体制，诸多博士、硕士点将其作为研究方向，尤其是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发表了上百篇社会哲学论文，并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社会哲学研究”丛书。这时期的主要进展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社会哲学涵义的阐述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两个维度的关系，纠正了把历史与社会混为一谈的错误观念。论者认为，历史哲学的维度是一种纵向研究的维度，它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揭示人类历史的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社会哲学的维度则是一种横向研究的维度，是直接关注现实生活的维度，它研究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历史哲学的维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维度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哲学的维度却被我们忽视了。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两个维度的区分是十分清楚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的。对于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关注和研究始终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源泉和起点，从学理上讲，社会哲学是历史哲学的基础。如果抛开了社会哲学的维度，就会退回到马克思一再批判的旧的历史哲学的老路上去。在我国社会哲学兴起的早期，学界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是把社会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必多此一举再搞什么社会哲学，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范畴原理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叫做社会哲学。另一种偏向是把社会哲学混同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混同于社会学，多限于社会问题的实证研究。这两种偏向都在于没有把握到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这两个维度的关系。把握这两个哲学维度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思考社会哲学的许多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两个哲学维度的观念可以说是关于社会哲学的学科观念中最为核心的观念。 2.在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方面，找到了社会哲学研究的切入点。论者认为，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归根到底是由研究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实践所限定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既给理论研究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又为富有成效的研究提供最基本的信息资源。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变既要求从哲学层面上提供一种总体性的观念，以实现对于这种巨变的观念引导，又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最丰富、最直接的鲜活素材。所以，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的研究，最适宜的切入点就应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作为切入点，能够最为清楚地把握住社会哲学的维度，它既是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和研究，又获得了一种透视人类社会生活总体的最好的视角。考察社会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近代西方社会哲学的兴起，也是由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 3.在研究方法上要确立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论者认为，社会哲学是一种直接关注和研究现实社会生活的哲学维度，它选定当前正在进行的现实的社会转型作为切入点，那么，这种研究就必定是、必须是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是以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心的。以问题为中心，从方法论上讲，就是反对从概念、原理出发，反对体系先行，就是要坚决摒弃一切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社会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更新社会观念，因为旧的社会观念不足以解释和引导新的社会现实，因而要重建社会观念，建立起能够解释和引导新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新的社会观念。 4.在社会哲学研究内容上，提出了一系列能够较为深入地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观念。主要有：（1 ）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的观念。这就是把从非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把握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活动领域的基本结构关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过程。这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社会转型学说。这一转型理论成为我们把握社会转型的基本观念框架。（2 ）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两种类型的代价的观念。这就是把社会转型的代价划分为模式代价和过程代价两类，能够较好地用来对转型过程进行代价分析，例如对于代价的本质和意义、代价和风险以及代价的补偿、风险的减弱和避免等重要问题都能作出较好的分析。（3）关于文化的层面性结构的观念。 这就是把文化划分为理想性文化与实用性文化两个层面，能较为确切地分析市场经济社会中文化分化的状况。（4）关于复调文化的观念。 这一观念能较好地说明理想性文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存在状态，说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5）关于市场经济导致诸道德价值疏离化的观念，有助于说明市场经济社会中道德角色化的现象。（6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之间具有三重关系的观念，能较清晰地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观念虽然还有待于深化和完备，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在对于现实生活的分析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对于推进社会观念的更新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5.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的意义，论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发挥：（1）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 社会哲学兴起的直接动因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巨变。社会哲学作为对于社会生活的总体把握，它的直接的实践意义就在于提高人们对于社会转型过程的自觉性。（2 ）社会哲学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建设的意义。为了说明这种意义，首先需要认可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重建。社会科学作为经验科学，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约于它所要解释的经验。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情况的。这几年，社会科学家们对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本土化”就是重建。没有社会科学的重建，不完成这个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任务，中国的现代化是难以进行的。“重建”不是枝枝节节的修修补补，而必须涉及基本理论、基本原理的修正，这在实质上便属于社会哲学的范围了。显然，如果没有社会哲学的帮助，社会科学的重建是难以有效地进行的。（3 ）对于哲学自身发展的意义。社会哲学兴起的直接动因是现实实践的需要，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把握是社会哲学的直接的实践兴趣所在。但社会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作为一种哲学研究，必定会超越特定的实践兴趣，它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把握必定要上升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把握的层面上，必定要在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普遍本质的把握这一层面的观照下去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而一旦以人类社会生活为对象，它就具有了指向第一哲学的意义。开展社会哲学的研究是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它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可见这一时期的研究抓住了理论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探讨，逐步形成了自己具有特色的理论，社会哲学已发展成为一种显学。这种发展状况也说明社会哲学研究本身的重要性和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社会转型的后发性，所处国际环境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所处的独特的研究视角，都为中国社会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的余地和可能性空间。总之，社会哲学的领域是一个充满了理论生长点的领域，是一个孕育着新理论、新学说的领域，是一个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的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哲学研究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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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1． 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当代中国哲学史
中华民族是富有哲学智慧的民族，并形成了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的中国哲学精神。20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其中，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产生了历史性和世界性影响。近 60 年来，特别是近 30 年来，中国学者又陆续地撰写了多部近代中国哲学史、现代中国哲学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但是，较之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和近现代中国哲学史，1949 至 2009 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尚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灵魂、主线和基本内容，并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叙述方式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重大的历史任务。
2．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经验总结
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当代中国 60 余年的哲学历程中，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在探索和回答时代性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科技哲学以及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等部门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以撰写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总结这一历程和经验，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3． 为我国哲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 《当代中国哲学史》 教材
建国 6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教育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建设状况及其研究成果，具体地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是撰写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一项繁重而复杂的重要内容。在哲学学科建设中，特别是在哲学史学科建设中，撰写 1949—2009 的 《当代中国哲学史》，为哲学学科课程建设提供具有系统性、权威性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是我国哲学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4． 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研究成果
与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对外国哲学、特别是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系统化的 《当代中国哲学史》，梳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阐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介绍和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特别是深入地阐发中国哲学学者对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哲学思考，对于世界各国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哲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哲学史 ( 1949—2009) 》中文撰写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将此项成果译为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以推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二、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关于 1949—2009 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包括五种情况: 一是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 二是分别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为论域所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三是以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 四是以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门研究; 五是以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与国内的相关研究状况相比，国外关于 1949—2009 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主要是前苏联和日本学者以及一些西方学者对上述某个方面的研究。
1．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比较系统化的成果主要是邢贲思主编的 《中国哲学五十年》、杨春贵主编的 《中国哲学四十年》和任俊明、安起民主编的 《当代中国哲学史》，以及张永谦的 《当代中国哲学记事》、刘梦义、陶德荣的 《当代中国哲学史稿 ( 1949—1966) 》、艾众、李唤的 《建国以来哲学问题讨论综述》等，李维武的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尹继佐、高瑞泉的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哲学卷》、丁祖豪等人的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历程》等，也部分地涉及当代中国哲学史。这些研究成果为撰写 《当代中国哲学史 ( 1999—2009) 》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但存在下述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从时间段上看，上述成果是关于 1949—1989 或1949—1999 的中国哲学史，尚未延伸至 2009 年; 二是从叙述方式上看，主要是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研究概况、重要文献、哲学活动的梳理和概括，尚未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三是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是侧重于对历史事件及其哲学论争的叙述与评论，尚缺乏对具体的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难以体现当代中国哲学的丰富的思想内涵。
2． 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为论域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建国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哲学学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总结了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历史与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 任俊明、舒远招、郭建宁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哲学史方面: 陈来、张立文、周桂钿、张世英、李宗桂等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结，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外国哲学方面: 汤一介、涂纪亮、刘放桐等人的成果; 在科技哲学方面: 李醒民、吴国盛、郭贵春等人的成果; 在美学方面: 王德胜、章启群、戴阿宝等人的成果;在伦理学方面: 温克勤、王小锡等人的成果; 在宗教学方面: 何光沪、吕大吉、宴可佳等人的成果; 在逻辑学方面: 张晴、赵总宽等成果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些专题研究中，一是关于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侧重于各二级学科总体描述的较多而系统地、具体地论述的成果较少，三是缺少对哲学学科整体上的梳理与论述。
3． 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
哲学的派别冲突和哲学论争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当代中国哲学史也是在哲学论争中展开的。以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主要有 “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研究，“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研究，“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研究，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研究，“关于期间的哲学”的研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研究，“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研究，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 “关于现代性的反省”的研究， “关于中、西、马对话”的研究，“关于后形而上学”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凸显了当代中国哲学史所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中，一是需要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深化对哲学论争的阐述，二是需要充实相关哲学论争的理论内容，三是需要概括和总结相关哲学论争的研究成果及其历史经验。
4． 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对象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
哲学思想是贯穿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特别是 《人民日报》于1950 年、1952 年先后发表 《实践论》 和 《矛盾论》，1951—1960 先后出版 《选集》1—4卷，极大地推动了哲学思想研究。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成为哲学界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等立项资助的重点。深入地研究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并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视野和论域中予以论述和阐发，是撰写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课题。
5． 以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李达、艾思奇、杨献珍的哲学论著及其哲学思想研究，有一批成果问世;张岱年、冯契的 “综合创新”和 “智慧说”的研究得到深化; 肖前、黄枬森、高清海、陈先达、陶德麟的文集或自选集先后出版。与此同时，“熊 ( 熊十力) 、冯 ( 冯友兰) 、金 ( 金岳霖) 、贺( 贺麟) ”的哲学思想以及港台和海外的著名学者 ( 如牟宗三、唐君毅、余英时、傅伟勋、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 的哲学思想，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为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三、研究的思路与目标
1．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内容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当代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因此，1949 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并构成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灵魂、主线和总体建国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哲学学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总结了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历史与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 任俊明、舒远招、郭建宁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哲学史方面: 陈来、张立文、周桂钿、张世英、李宗桂等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结，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外国哲学方面: 汤一介、涂纪亮、刘放桐等人的成果; 在科技哲学方面: 李醒民、吴国盛、郭贵春等人的成果; 在美学方面: 王德胜、章启群、戴阿宝等人的成果;在伦理学方面: 温克勤、王小锡等人的成果; 在宗教学方面: 何光沪、吕大吉、宴可佳等人的成果; 在逻辑学方面: 张晴、赵总宽等成果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些专题研究中，一是关于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侧重于各二级学科总体描述的较多而系统地、具体地论述的成果较少，三是缺少对哲学学科整体上的梳理与论述。
2．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依据马克思关于 “研究方法”与 “叙述方法”的相互关系的思想，把内容研究与体系叙述相对地区别开来，首先是切实地开展内容研究，然后再集中力量进行体系研究，以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成果构成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完整体系。在总体设计上，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可分为 “问题研究”、“论域研究”、“历史研究”和 “体系研究”。首先是具体地、深入地进行当代中国史与当代中国哲学史、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代中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论争、当代中国的重要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历史研究、问题研究和论域研究，然后再进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体系研究。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以问题研究为统率，以论域研究为重点，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体系结构进行统筹安排。“问题研究”主要是提炼、概括、梳理和回答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问题; “领域研究”主要是概括、探讨和评价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各个时期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 “历史研究”主要是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中国史的具体的内在关系，揭示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系研究是在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研究、领域研究、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总体性和整体性的研讨，对叙述体系作出总体安排，并按照 1949—1977 和 1978—2009 上、下两篇的总体框架设计具体内容，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3． 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目标
以历史研究、论域研究、问题研究和体系研究为基础，以完整的体系构架、翔实的文献资料、深入的问题分析和具体的理论论证撰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 《当代中国哲学史》，是这一重大课题的基本目标。从这个基本目标出发，具体目标有四: 其一，“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以概括性地提出问题统领历史叙述，以具体性地分析问题阐述理论论争，以建设性地深化问题探索哲学发展规律，而不是表层地描述当代中国的哲学史，不是把当代中国哲学史写成事件、人物、著述、观点的 “实例的总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目标之一; 其二，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是在哲学论争和学科建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系统地阐述这一历史，深刻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 其三，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 “学说”，又是一种作为文明积淀的 “学术”，还是一种作为理论思维和人文精神的 “学养”。当代中国哲学史，既是作为 “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的各种哲学运动、哲学思潮、哲学理论批判的 “学说史”，也是作为 “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的各种哲学对话的 “学术史”，还是作为 “学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 “人民的自觉追求”的 “学养史”。从 “学说”、 “学术”和 “学养”的互动中阐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 其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撰写完整的 《当代中国哲学史》，系统地介绍和阐述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全面地介绍和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及其哲学思想。推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
四、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点、难点问题
1． 对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把握和评价
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当代中国哲学史，是这一课题的首要的重点难点问题。1949 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既不同于 1840 年以前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形成和演进的哲学史，又不同于1840—1919 的西学东渐和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哲学史，也不同于 1919—1949 的救亡图存和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 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确认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这一灵魂、主线和根本内容，是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具有根本性的重点问题; 而如何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切实地体现这一灵魂、主线和根本内容，则是撰写 《当代中国哲学史》需要解决的根本性的难点问题。
2．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 “前 30 年” 和 “后 30 年” 的关系
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当代中国史从总体上可分为建国以来的 “前 30 年”和 “后 30 年”。与此相对应，当代中国哲学史也可分为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哲学和改革开放后 30年的哲学。对这 “前 30 年”和 “后 30 年”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把握和评价，是撰写 1949—2009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个重点难点问题。2011 年 7 月 1 日，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把中国共产党90 年的光辉历程概括为 “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 “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三件大事”。这为撰写当代中国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为理解和评价“前 30 年”与 “后 30 年”及其关系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依据总书记讲话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撰写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基础性的重点问题。
3． 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与学者的哲学研究的关系
1949 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断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哲学探索，形成了内涵丰厚和形式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艾思奇、李达、杨献珍、冯契、肖前、黄枬森、高清海、陈先达、陶德麟、孙伯鍨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及学者们的哲学思想，如何在统一的叙述体系中阐述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和学者们的哲学思想，并使其重点突出、相得益彰，是撰写中的难题。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建国 60 多年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既有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的重大哲学论争和相互渗透的研究成果，又有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因此，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线索、基本内容、叙述方式及文献选择等诸方面，各二级学科的理解是各有侧重的。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叙述体系中，既不能将其写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不能将其写成哲学各二级学科的演进史。如何在 《当代中国哲学史》中处理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撰写时的又一个重点、难点问题。
5． 重要的哲学论争的理解与评价
哲学史的重要内容是各种哲学派别、哲学思潮、哲学理论、哲学观点之间的论争。这些哲学论争既同复杂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又同复杂的理论问题密不可分。1949 年建国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论争，首先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与此同时，这些哲学论争又表现为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不同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之间的论争。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哪些哲学论争是重要的，哪些哲学论争是次要的，如何看待这些哲学论争的性质，如何评价这些哲学论争的成果，从这些哲学论争中总结出怎样的经验教训，从这些哲学论争中概括出怎样的哲学发展规律，这是撰写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重点难点问题。
6． 重要的哲学理论和哲学家的选择与评价
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既不能离开当代中国哲学所论争的重要哲学问题，也不能离开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究竟有哪些哲学家是非写不可的，哪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思想是需要着重阐述的，对这些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应当怎样评价? 如何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上阐述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这是撰写 《当代中国哲学史》在材料选择和评价上的一个难点问题。这个难点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凸显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能否达到张岱年先生所说的 “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的治史目标。
7． 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外国哲学的关系
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关切和研究世界各国的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外国哲学名著汉译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推进了我国学者对外国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运动、思潮、流派，特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后形而上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产生了持久的广泛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的 “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以及 “波普热”、“皮亚杰热”，90 年代以来的 “维特根斯坦热”、“胡塞尔热”、“海德格尔热”以及 “福柯热”、“德里达热”、“罗蒂热”和 “西方马克思主义热”，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现象。这些哲学现象包含哪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如何把握、阐释和评价这种哲学现象，当代中国哲学怎样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是撰写 1949—2009 的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个需要严肃对待和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作者：王鹏 侯剑华 吴洪玲 单位：大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对检索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本主题。科学知识图谱是当前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它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3〕。科学知识图谱通过直观的动态图像信息，对学科领域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前沿进行探索和预测，从而获得较为详尽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4〕〔5〕。本文分析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近年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工具之一〔6〕〔7〕。1）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4）。从网络图谱的整体来看，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认知与心理”、“可持续发展”、“生态哲学”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传统知识基础。根据CiteSpace软件系统的运行结果，统计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2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关键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现的频次大小。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在某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其中，“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近年来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在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32次，共现比率达到5％，这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31余次，共现比率达4．9％，这表明技术哲学延伸出的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在选定的阈值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词（中介中心度大于0．1），“科学哲学（0．16）”、“科学技术哲学（0．1）”，这也再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161个，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高很多。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整理出10项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略）进行分析。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8〕，总结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略）中予以标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分析，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在25年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和教育中，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研究的方向迅速呈现多元化，既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趋向。例如技术的和谐性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兴技术与产业政策研究等。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发后，国内学者也迅速展开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相关政策、战略性新兴技术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也将成为贯穿未来几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是从对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具体的论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为例，出现了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研究〔9〕；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思考等〔10〕。这些都大大丰富和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向纵向深远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25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向也迅速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90年代初集中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传统自然观等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2000年基于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评价的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等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哲学反思，再到21世纪从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转向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性理论研究，这一演化进程也与我国部分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选题一直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向。
对我国未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建议
对1987－2011年间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634篇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文献计量与信息可视化分析。整体来看，这些学位论文较好的反应了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前沿知识基础，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代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和热点方向，可以与国际 科学技 术哲学的研究进行 交 流 “对 话”。如2011年复旦大学郭燕博士的《思想与语言的自然化》一文对当代美国哲学家露丝•密立根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丰富了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11〕。大连理工大学王国豫博士的《技术伦理学的理论建构研究》则考察和论证技术伦理学建构的可能性及条件，梳理和分析国外建构的技术伦理学理论的优缺点，成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技术伦理学研究，建构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技术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2〕。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选题创新性有待提高，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针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科点和论文选题的未来走向，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推进博士学位论文的数据库建设高水平的学位论文是知识传承与流动的重要方式，在信息化社会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建设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收集过程中，我们发现包括各个高校的图书馆在内的所有收录博士学位论文的数据库中，收集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与实际博士学位论文数有较大的差异，目前收录比例仍然较低，以CALIS学位论文数据库为例，其收录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297篇（检索时间2012年3月），笔者整理的数据为634篇（仍然没有完全收录所有学位论文），其收录比例仅占笔者收集数据的46．8％，同时，CALIS数据库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论文的收录比例也较低，可见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系统全面的电子化和信息化建设工作仍然需要加强。2）提高论文选题的专业性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学科体系的精细化是我国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自诞生以来就成为了一个“大口袋”式的学科，其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尤为明显，在本次分析的634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大部分论文都与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性质有关，但却有很大比例的论文出现了与社会学、心理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界限不清。“哲学”意味缺失，甚至偏离了学科主题。学位论文作为体现学科研究特点，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应当更加符合本学科的主题与特色，体现较强的专业性，促进选题的专业性应该成为未来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面。3）增强论文选题的原创性创新性和原创性是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在学位论文的写作和答辩过程中，要求对论文的创新性做出明确的说明，学位论文选题的创新性是论文原创的最直接体现。纵观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25年来的634篇论文，论文题目上基本没有重复，论文内容上表现出了对本专业领域新方法、重大的科学技术进展、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高度关注。但同时原创性的特色选题明显不足，微观的重复性研究很少，但宏观的重复性研究却较多。所谓原创性不足，主要是从选题是否有创新的余地及创新余地的大小角度而言的〔13〕。例如，哲学学科发展中重要学术人物因其特殊性和其现实意义，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此类研究一般资料充足，在没有新的史料或更新颖的见解下，很多研究变成了对已有资料的整理，创新意味明显缺失。另一方面创新性不足也表现为重复性的研究，这种研究表现为不同学校学生对同一热点问题的探讨，也表现在同一学校的不同导师之间。尽管有些论文是出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的研究，但是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完整的著述，必然会有知识基础的重合，这样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学术资源的浪费。因此，增加论文选题的原创性应该成为下一步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培养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4）加强政策建议的可行性从我们的统计资料来看，对科学技术的政策类研究一直是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追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迫切需要从政策层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引导和调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策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但是，与丰富的选题相反地是相关政策建议的低水平的重复。特别是，有关的建议往往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14〕，并且政策的提出往往只是已有政策建议的形式变通。政策建议多是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现有政策理论的补充，其可行性是首要问题。现有博士学位论文的政策建议多基于理论的研究，从实践出发基于实证研究得出建议的论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比例仍然较低。因此，政策研究类博士论文中的实证研究必须得到重视，让“可行性”成为指导此类博士学位论文的首要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