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5 22:07:45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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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论的起点:红利之谜
1.红利之谜——主流金融学的“死穴”?行为金融学家们很早就声称从与分红相关的一些现象的研究中找到了当前主流金融学的“死穴”(ShefrinandStatman1984)。
1973年至1974年能源危机期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ConsolidatedEdisonCompany,CEC)准备取消红利支付。在1974年该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许多中小股东为此闹事,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公司董事会成员采取暴力举动。显然,这一事件是主流金融学所无法解释的。Shefrin和Statman(1984)尖锐地提出:按照主流金融学的分析框架,CEC的股东只会对能源危机对公司股价的影响敏感,而绝不会为公司暂停支付红利的决定如此激动。因为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下,投资者遵循米勒(Miller)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套利定价理论。他们知道,在不考虑税收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一美元的红利和一美元的资本利得并没有什么差异,他们随时可以通过卖出股票自制“红利”;而在收入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率的现实世界,减少股利支付会使股东的境况更好。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股份公司还要发放红利呢?CEC的股东为什么会对公司停止支付红利做出如此激进的反映呢?
然而,米勒(Millerl986)却将这些攻击蔑视为“天大的玩笑”。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形成的初期,其理论体系远未完善,各种“软肋”和“硬伤”成为主流金融学攻击的靶子。很少有人意识到其日后会对金融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2.行为金融与红利之谜。行为金融学独特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释了红利之谜。Shefrin和Statman基于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期望理论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其资产组合放入不同的意识账户(mentalaccounts)。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养老的,一些账户的资产可以偶尔赌一把,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接受高等教育的,还有一些账户的资产是为度假准备的,如此等等。马柯维兹试图说服投资者考虑不同意识账户之间的协方差而将其看成一个投资组合,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他们仍然习惯于将资产划分为应对资产价格下跌的意识账户(持有现金和债券)和应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意识账户(持有股票、期权以及其它未定权益)。而投资者对这两类账户的风险偏好特性是马柯维兹协方差的所不能解释的(前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厌恶,而后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偏好)。CEC股票价格的下降属于资本意识账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则是红利意识账户的损失。两个账户中同等数额的美元对投资者而言并不相同。
马柯维兹(Markowitz)指出,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忽略了不同资产之间的协方差,会使投资组合位于资产组合理论导出的有效前沿的下方。但Thaler和Shefrin(1981)针锋相对地指出,现实生活中受情绪等行为意识影响的投资者并非主流金融学框架下的完全理性人。他们不具有完美的自控能力,容易趋于各种诱惑。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的做法实际上更有利于投资者提高自控能力。至于马柯维兹的有效前沿只是一种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罢了。
制定行动规则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方式。正如对于沉迷于酒精的人来说“最多喝到第一次摔倒”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标准一样,“消费红利、绝不动用资本利得”是消费欲望强烈的投资者的自控标准。那些认为停止红利支付会使其丧失收入来源的CEC的小股东们实际上是在忠实地执行绝不动用资本利得的自控规则。这些人将持有CEC的股票放到了获得稳定收入来源的收入意识账户。他们担心,一旦开始自制红利(卖股票),就会像酒鬼碰到酒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失去一切。
对于遵循行为金融的投资者而言,自制红利还有另一个不足之处——它开启了遗憾之门(doortoregret)。Kahneman和Tversky(1982)将遗憾(Regret)定义为投资者发现不同的选择本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时的痛苦感觉。设想一个投资者用分红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另一个投资者用卖掉股票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同样型号的电视机。Kahneman和Tversky问道:当股票价格上升时,这两个投资者会感到同样遗憾吗?遗憾总是和责任相连的,而责任来源于选择。买卖股票是一种重大的抉择,自然可能导致重大的遗憾。而等待分红是一种不必选择的选择,自然遗憾较少。
二、争论的核心:市场有效性
过度反应(overreaction)与滞后反应(underreaction)是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争论双方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武器。但对过度反应与滞后反应的研究涉及到金融学领域至今还未形成统一认识的市场有效性问题。对市场有效性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意味着投资者不可能找到系统有效地打败市场的方法。另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下证券价格是理性的(rational)。理性价格仅仅反映市场对风险收益进行权衡的理性趋利特性(数理金融中的无套利均衡),而并不反映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value-expres-sive)特性。
资产分配策略(tacticalassetallocation,TAA)反映了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性和理性价格意义上的有效性的差别。秉承资产分配策略的投资者试图在股市出现泡沫时抛出股票,在股市出现恐慌时买进股票。在对泡沫与恐慌的判断中实际上包含着投资者情绪这种价值感受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容易被打败的。Philips,Rogers和Capaldi(1996)发现,资产分配策略在1977-1988年非常成功,1988年以后就失效了。其中,这一策略在1987年的股市大恐慌时最为成功。大多数秉承这一策略的投资者在股市崩盘之前已经抛空头寸。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投资者大多在股市达到最低点时仍然驻足不前,从而丧失了在随后的股市复苏中大赚一笔的机会。看来,打败市场决非易事。
在金融学家们对市场有效性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似乎忘记了Fama(1991)的论述:市场有效性是不可检验的。对市场有效性的检验必须借助于有关预期收益的模型,如CAPM、APT等。如果实际收益与模型得出的预期收益不符,则认为市场是无效的。我们经常见到的验证某一金融市场低价股和具有较高B/M(book-to-marketratios)的股票存在超额收益率的实证研究,其实都是在试图否定市场有效性。但问题在于,如何得出超额收益的预期收益模型本身就是错误的呢?因此,市场有效性必须和相关的预期收益模型同时得到证明。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预期收益模型的建立以市场有效为假定前提,而检验市场有效性时,又先验假设预期收益模型是正确的。用市场有效性前提下的预期收益模型是无法检验市场有效性的。以最为常用的CAPM和APT为例,市场有效性不成立,CAPM和APT就不成立。但反过来并不能因CAPM和APT导出的结论与市场有效性不符而否定市场有效性——因为CAPM和APT本身有可能是错误的。
由于以上原因,尽管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如火如荼,却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研究者们都极力试图使市场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他们往往对不同时期、不同市场的数据采用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处理,研究结果不免有失客观性。Hawawini和Keim(1998)曾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他们采集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金融数据,与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却是自相矛盾、一塌糊涂。最终,Hawawini利Keim不得不回到Fama(1991)的论述:现有金融手段无法验证是资产定价理论有错误还是市场是无效的。他们无奈地写道:我们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在下一个百年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价值感受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资产价格具有重要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纯理性的价格并不存在。因此,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市场)似乎更为科学。
行为金融学正是基于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致力于探索同时反映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资产定价模型。
三、争论的新发展
1.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流金融学认为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价值感受的过分关注已经走入歧途。比如,Miller指出,股票价格不仅仅是一个回报率。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故事,家庭的支出变化、家庭矛盾、遗产划分、离婚协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研究资产组合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就是要从扑朔迷离的市场中寻求决定市场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过分关注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现象只会使我们迷失研究方向。
然而,行为金融学家则坚持认为对投资者行为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MeirStatman(1999)指出,其实CAPM也是从投资者行为人手的。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二者的均衡便导出结论。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CAPM的假设,使其更接近现实,怎么能认为它不重要呢?Shefr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BAPM(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作为主流金融学中CAPM的对应物。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
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betas),即正切均方差效应(tangentmean-variance-efficient)资产组合的贝塔。因为噪声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marketportfolio)。比如,噪声交易者倾向于高估成长型股票的价格,相应的,市场组合中成长型股票的比例也就偏高。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较之市场组合要人为调高成熟型股票的比例。
标准贝塔和行为贝塔的估计是一个难点。在CAPM中,我们都知道市场组合的构成原理但却找不到精确构造市场组合的方法,因此在计算标准贝塔时只好用股票指数代替市场组合。行为贝塔的计算就更加困难。因为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这个月还在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因素下个月可能变得微乎其微,我们很难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
当然,这些问题决不能阻止金融学家们对资产定价模型的追求。CAPM也好,BAPM也好,究其根本,所有资产定价模型都是经济学中供求均衡基本思想的一个翻版。供求曲线既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如对产品成本、替代物价格的分析),也决定于消费者的价值感受(如口味等)。在CAPM中,供求仅仅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下的标准贝塔,在三因子APT中,供求决定于公司规模(size)、B/M以及市场组合本身,但对公司规模和BM的判断是具有理性趋利特性的客观标准呢,还是反映了投资者的价值感受特性呢?Fama和French(1992)持前一种观点,Brennan、Chordia和Subrahmanyam(1992)则持后一种观点。
BAPM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诸多因素。比如钦佩(admirafion)这种价值感受特性。《财富》杂志每年都对职业经理人和投资分析家最钦佩的公司做一次调查。Shefrin和Statman(1995)发现,回答者明显偏爱其钦佩的公司的股票,而且这种偏爱已经明显地超越了预期回报(理性)的解释能力。在股票市场上,人们对成长股的追捧同样超越了理性。事实证明,价值感受特性和理性趋利特性一样,应当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2.行为金融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金融机构在实践中所使用的资产组合和主流金融学中马柯维兹均方差组合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Fisher和Statman(1997)发现共同基金为一些投资者采取了较高比例股票的投资组合,对另一些投资者却采取了较高比例债券的投资组合,这显然有悖于主流金融学中的两基金分离定理(two-fundseparation)。因为两基金分离定理证明所有有效组合都能够表示为一个股票与债券具有固定比例的风险组合和不同数量的无风险证券的组合。
Shefrin和Statman(1999)提出了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替代马柯维兹的均方差组合理论。均方差组合投资者将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只考虑不同证券之间的协方差,并且他们都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变的风险厌恶者。行为金融组合者则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金字塔的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风险特性(方差)。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防止变得不名一文,一些资金则被投资于更高层次用来争取变得更富有。
行为金融组合理论较之均方差组合理论较好的和目前十分流行的在险价值(value-at-risk,VAR)构筑资产组合的方法达到理论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突破。比如,如何将各种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进行定性、定量的区分与描述,如何具体构筑层状组合结构每一层的资产组合,等等。
3.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CAPM等主流金融学模型都在关注不同股票的预期收益差异,但同一股票不同时期的预期收益如何变化,风险补偿会不会变化,抑或说如何衡量泡沫呢?在这方面,行为金融学再一次表现出良好的解释能力。
风险补偿是金融工具(这里指股票)预期收益率与无风险证券收益率之间的差值。风险补偿的名称是针对金融工具的接受方而言的,对于金融工具的转让方而言,它又被称作风险贴水。它名义上是对风险的补偿,但它实际上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在内的决定股票收益的所有因素。Shefrin(1999a,b)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基本因素和市场情绪(sentiment)共同决定风险补偿。Porter和Smith(1995)则在实验室环境下成功模拟了泡沫的形成过程。
四、前景展望:行为金融学——新的主流金融学?
众所周知,主流金融学建立在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价理论、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夏普一林特纳一布莱克(Sharpe,LintnerandBlack)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默顿(Black,Scholes,andMerton)期权定价理论(OPT)的理论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学之所以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
几乎没有理论体系会与所有的实证研究相吻合,主流经济学也不例外。米勒承认红利问题对于主流金融学而言是一个迷,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通常情况下的金融市场理性预期均衡模型和有关红利的特殊模型联合起来,将是很完善的,至少不会比其它任何模型差。对现有金融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基于行为金融或是其它理论的重建既非必要,也决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Schwert(1983)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需要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以解释反常现象的观点。但他同时强调,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也必须是在所有投资者都理性地追求最大化的框架之内。而DeBondt和Thaler(1985)强调,股票价格超涨超跌的过度反应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理性的认知缺陷。Shiller(1981,1990)则明确指出,股票价格的涨落总是被非理性的狂热所左右,理性并不可靠。由此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目前的争论是水火不容的。
和主流金融学一样,行为金融学也由许多有用的工具构成。这些工具有些为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共有,有些则是行为金融学独有,如人类行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认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风险偏好的变动(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遗憾厌恶(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时将理性趋利特性和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等等。
一些人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将心理学引入了金融学,但是心理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学。尽管行为模型不一样,但所有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心理学。主流金融学又何尝不对投资者的行为(指导行为的是心理)做出假设呢?只不过主流金融投资者的行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为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则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理性与正常并非完全相悖。理通常被定义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而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很正常的。面对10美元与20美元的选择,理性人和正常人都会选择20美元。
综上所述,在很短的时间内,行为金融学迅速崛起。无论认同还是反对,任何一名金融学者都在对行为金融学提出的问题与得到的结论进行仔细推敲。这一事实本身足以展示行为金融学在当今金融学领域的地位及发展前景。从对主流金融学的假设与结论提出质疑,到对市场有效性、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等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一直到提出自己的资产组合理论,行为金融学正在逐步向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发展。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和主流金融学围绕本文上述问题的争论也将随之深入。虽然行为金融学完全替代主流金融学还只是行为金融学家的一厢情愿,但行为金融学必将对金融理论与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许正如Thaler(1994)所说,终将有一天“行为金融学”作为一个名词将不再被人提起——这是多余的。人们在对资产定价时将很自然地考虑各种“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笔者更相信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在争论中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更具实践性的主流金融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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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物理学；实验经济学；鞅论；流形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和Porter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和Thomas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和Shafir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和Kahneman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空间下以及Wiener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时代。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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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知度不高
由于不清楚政策规定，部分金融机构不主动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机构编码。特别是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权在地方政府，并且机构编码和金融机构本身的业务关联度不高，造成金融机构对于申报工作认识程度不高，管理不到位，年检不主动。其在申请、变更金融机构编码后，金融机构编码也就被束之高阁，未能在各类金融信息系统中全面应用，制约了金融机构信息管理的推广与使用。以巴州为例，虽然每年以正式的文件和召开专题会议的形式将通知发送到全辖金融机构，但是大多金融机构对机构代码及代码规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充分，不清楚机构代码的作用和意义，对信息核对和检查等相关工作不够积极配合，联系人经常变动，工作交接不衔接。
(二)沟通协调机制不畅
科技部门作为人民银行的对内部门，多不了解辖内金融机构相关信息，尤其是中小型地方金融机构和小贷公司，因此难以掌握这类金融机构的审批成立时间和数量。如果金融机构新增、变更或撤消时未按规定在有关部门批准后的7个工作日报送相关信息，将导致录入的信息不及时，违背了“实时公布”的原则。再者，因未明确商业银行维护机构信息的责任部门，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科技部门，还有一些是由会计业务类部门负责此项工作，导致部门间沟通回合多、协调环节复杂。
(三)制度约束力不强
《管理规定》中对金融机构未按规定执行的处罚条款不明确，责令整改和通报的惩戒力不足。由于缺乏约束力，多数金融机构平时不重视此项工作。信息发生变更不及时更新，或是申报时时间跨度早已超过文件规定期限的现象屡见不鲜。加之科技部门又无相应的执法权，无法对此项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检查，日常进行的口头督促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四)属地管理原则与权限设置相背离
金融机构的县级分支机构和区域性法人金融机构在不断增加。但系统维护由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以上机构负责，《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按属地原则负责辖区内区域性法人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和事业部信息的编制、备案、维护和，造成县域金融机构在申请机构编码时极为不便。以巴州为例，辖内地广人稀，相距最远县城达上千公里，无论是金融机构提交材料还是去现场检查，来去都极为麻烦，且费时费力。而人民银行县支行却没有对应的维护权限，给日常工作造成诸多不便。
二、对策及建议
(一)采取有效措施扩大机构编码的应用范围
加大编码使用范围，建立信息共享和制约机制。在人民银行信息系统中大力推广使用，建立人民银行各部门之间以及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联动制约机制，规定商业银行必须申请使用编码后才能开展某些业务，从而促使金融机构主动做好信息验证工作，及时进行系统信息维护，进而加快推动金融机构编码的启用进程，以保障金融机构信息系统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唯一性和信息公布的及时性，帮助实现金融机构问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二)建立全面协调沟通机制
通过人民银行组织的金融机构参加的各类联席会议、业务交流会以及各种宣传活动等多种方式和途径，进一步加大《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规定》的宣讲力度及系统的推广使用。特别是通过行长联席会议等，使得各金融机构行领导特别是分管行领导要高度重视人民银行金融标准信息化建设工作，落实专职部门负责，指派专人作为联系人与当地人民银行科技部门保持联系，及时报备机构信息变动所需材料。
(三)建议进一步细化制度规定
一、引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的产生与发展，现代经济运行的虚拟化程度逐渐提高，现代经济周期越来越表现出金融经济周期特征，微小的冲击通过金融市场的加速和放大，会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在众多的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中，以伯南克（Bernanke，1996）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最具解释力。该理论认为，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着摩擦成本，最初的反向冲击会因为金融市场状态的改变产生加速效应，因此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是非对称的：即在金融加速机制作用下，冲击的波动效应依赖于金融市场的状态，体现为相对于“扩张”金融市场状态，“紧缩”金融市场状态下冲击的波动效应更加剧烈。金融衍生工具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价格发现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但其越拉越长的金融衍生链条反而加剧了信息不透明的程度，当金融现货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时，恐慌性抛售金融期货产品会导致衍生风险的积聚和扩散。
股指期货市场是股票现货市场深化的产物，也是股票现货市场发展的助推器，但股指期货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以相对有效的股票现货市场和风险防范体系为基础的。当股票现货市场出现猛烈的单边下行行情时，股指期货交易无法在短期内有效分散系统性风险，而其杠杆交易的特性反而会形成衍生风险并导致其积聚和扩散，诱发金融加速器效应。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股指期货作为风险对冲工具，在危机爆发的初期显示出其资本市场稳定器的重要功能，但随着次贷风险加速暴露和违约率的上升，直接冲击到发放次级贷款的金融机构时，市场恐慌快速蔓延，并引发资本市场剧烈波动。投资者为了转移股市的系统性风险，开始大量抛售S&P500股票指数期货合约。指数期货合约价格的下跌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股票抛售狂潮，导致美国股市单周急挫，全球股票市值一周蒸发超过6万多亿美元，创造了自1970年有纪录以来的单周最大跌幅，并引发了持续性下跌。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3月，美国S&P500股票指数由1176点下跌到666点，跌幅近50%，因此，本文以上述时间段内S&P500现货指数和期货指数的日收盘数据为样本，对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计量检验。样本数据来源于文华财经网站。
二、股指期货市场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计量检验
本文拟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检验S&P500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之间衍生风险的相互引导关系；金融加速器效应能够形成并持续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投资者的不稳定预期和非理性决策，会导致投资者对利空信息的反应过度和对利好信息的反应不足，这一信息反应模式可以通过非对称信息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EGARCH）模型来检验。
（一）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股指期货合约具有不同的交割月份，它们的价格有机的、动态的、连续的反映着当前变化中的及变化后的供求关系，实际上检验了众多交易者对未来供求状况的预测，因此能反映价格的动态走势，表现出价格形成上的连贯性和指示调节作用上的超前性。由于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无论冲击来自现货市场还是期货市场，率先进行反应的是期货指数。这一市场反应模式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检验。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扰动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模型中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本文的VAR模型如下：
式中，F代表S&P500指数期货的日收益率，S代表S&P500指数的日收益率。k代表VAR模型滞后期，依据AIC准则确定为4阶。当μ1t=1，μ2t=0时，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Ft和St产生的影响；反之，当μ1t=0，μ2t=1时，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S&P500股票现货市场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Ft和St产生的影响。图1和图2表明，股灾期间无论是冲击来自股指期货市场还是来自股票现货市场，都是Ft率先对冲击做出明显反应，而St对市场冲击的反应微弱，也就是面对市场冲击，投资者率先在股指期货市场进行交易导致Ft显著变动。
（二）预测方差分解
VAR模型的预测方差分解描述的是对模型中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项μt的相对重要性。市场冲击会对Ft和St的预测方差产生影响，而Ft的预测方差可以分解为源自μ1t（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和源自μ2t（S&P500股票现货市场）的冲击；St的预测方差同样可以分解为源自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和S&P500股票现货市场的冲击。通过预测方差分解可知，次贷危机期间，Ft的波动主要源于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而St的波动既源于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也源于股票现货市场的冲击。这说明机期间，投资者不仅通过抛售期货合约避险，而且对市场信心的丧失引发了股票的直接抛售行为，两种卖压在股指期货市场和股票现货市场之间的传递，导致了股价与期价的双双狂泻。这说明次贷危机期间股指期货市场发现更多的是恐慌性信息，恐慌性抛售改变了股指期货价格和股票现货价格的波动形态。无论冲击来自期货市场还是现货市场，股指期货价格的变化总比现货价格的变化表现出更大的波动。这种区别反映了两个市场的特征，即期货价格能比现货价格更快地对冲击作出反应，也意味着现货市场的冲击最先带来的是期货价格的变化而不是现货价格。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不同市场状态下，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之间的引导关系存在着差异。Ahbyaknar(2001)运用GARCH模型对1996年至1999年英国FT-SE100现货指数与期货指数的日收盘数据的研究表明，交易成本是造成市场交易者比较偏好期货交易的原因。在利好消息期间，领先—滞后关系不存在；在中性消息期间，期货领先现货；在利空消息期间，领先—滞后关系不稳定。高波动率时期，期货领先现货；低波动时期，没有明确的形态。股票市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出现高交易量与低交易量时，期货大幅领先现货。对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引导关系另一种思路是VAR模型中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表1的数据表明，次贷危机期间St-i不是Ft的格兰杰原因与Ft-i不是St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都被拒绝，这说明S与F因市场的恐慌性抛售而存在双向引导关系，因此衍生风险会在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之间形成反馈循环。随着金融市场摩擦成本的增大，指数套利无法剔除非理对理的长期并且是实质性的影响，恐慌性抛售致使风险无法快速、平稳地得到释放，导致衍生风险积聚。
（四）非对称冲击效应检验
金融市场的运行实践表明，许多时间序列的现期方差与前期的“波动”有关系，Engle（1982）将描述这类关系的模型称为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δ2t=α0+α1μ2t-1+α2μ2t-1+……+αpμ2t-p。为解决ARCH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Bollerslev（1986）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δ2t=α0+α1μ2t-1+βδ2t-1，随后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但对于许多金融资产而言，负的冲击似乎比正的冲击更容易引起它的波动，而由Nelson（1991）提出的非对称信息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EGARCH）模型可以反应这一特征事实。EGARCH的条件方差模型可以表示为：
由于γ1和γ2的非负约束，如果模型中的γ3<0，则负向冲击（μt-1<0）对lnσ2t的影响参数为γ2-γ3，而正向冲击（μt-1>0）对lnσ2t的影响参数为γ2+γ3，由于γ2-γ3>γ2+γ3，所以负向冲击对lnσ2t产生了更大影响。
本文首先对次贷危机期间S&P500指数期货的收益率进行了ARCH效应检验，发现S&P500指数期货市场ARCH效应显著，即存在波动积聚效应。进一步对次贷危机期间S&P500指数期货的收益率进行非对称冲击分析，得EGARCH估计方程为：
令Zt-1=μt-1/σt-1，则f(Zt-1)=γ2Zt-1+γ3Zt-1为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非对称冲击效应曲线。如表2所示，当μt-1>0，即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为正向时，非对称冲击效应系数为0.21；当μt-1<0，即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为负向时，非对称冲击效应系数为-0.57。由此可见，次贷危机期间投资者对股指期货市场上的负向冲击反应强烈，对股指期货市场上的正向冲击反应较弱。也就是说，由于衍生风险的积聚和扩散，导致股指期货市场上产生了非对称的金融加速机制，由此引发了市场的剧烈波动。
三、结论与建议
（一）股指期货衍生于股票现货市场，其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和指数套利等功能的有效发挥是以相对稳定和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为条件的。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次贷危机发生后，股指期货率先对市场冲击做出反应，使用组合资产保险交易策略的机构通过在股指期货市场上大量抛售合约，以实现对所持股票的保值。但随着危机的深化，市场的悲观预期引发了股市的抛售狂潮，股价的下跌又会引发对股指期货合约的新一轮抛售，这个过程循环下去，导致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形成恐慌性双向引导关系，形成衍生风险的积聚和扩散，引发股指期货价格和股票现货价格双双下泻。进一步的检验发现，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化和蔓延，股指期货市场摩擦成本逐渐增大，由此引发了非对称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二）马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投资的预期收益是风险的线性函数，即每增加一个单位风险，投资所要求的收益补偿始终不变，因此理性的投资决策会遵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递减。即投资者由于亏损导致的感觉上的不快乐程度大于相同数量的盈利所带来的快乐程度，投资者对损失更敏感。投资者投资时判断效用的依据并不像有效市场理论中所论述的是最终的财富水平，而是总会以自己身处的位置和衡量标准来判断行为的收益与损失，也就是选取一个决策参考点，在参考点上，人们更重视预期与结果的差距而不是价值本身。也正由于决策参考点的存在，使得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当股市的泡沫吹到了顶点，人们的盈利预期降低，价格回落时，就会出现下行的正反馈过程，形成“愈跌愈抛,愈抛愈跌”的态势，导致股市泡沫破灭。股市泡沫的破灭最先在股指期货市场表现出来，股指期货市场上的反常价格在下行正反馈机制作用下，传递到股票现货市场，形成风险联动。超级秘书网
（三）2010年2月20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开展沪深300股指期货交易，标志着中国股指期货交易的正式诞生。为防范股指期货市场可能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中金所规定了12%的保证金等严格的交易制度，但考虑到目前的市场环境和已有的10%的涨跌幅限制，中金所暂时取消了“熔断制度”。而各国的股指期货市场运行实践表明，股指期货市场的熔断制度在股灾期间可对衍生风险起到一定的预警和减震的作用。因此，本文建议当沪深300股指期货交易运行相对平稳后，可考虑降低涨跌幅限制标准（如20%的涨跌幅限制）来提高市场的活跃性，而市场的预警机制通过恢复熔断制度来实现。但目前沪深300股票指数期货的熔断制度缺乏针对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弹性设计。因此，考虑到投资者易出现对收益的反应不足和对风险的反应过度的非理性决策，本文建议未来的熔断制度应考虑市场非对称波动的特点，在单边上升行情时，实行“熔而不断”；在单边下行行情时实行“熔而且断”，以平抑股指期货市场非对称波动引发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四）沪深300股指期货的开发将有助于我国股票市场的深化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但现阶段我国股票市场浓烈的投机气氛以及制度性缺陷会制约股指期货功能的有效发挥。特别是作为金融衍生工具，股指期货的杠杆交易决定了其助涨助跌的性质，因此当投机资本对一国脆弱的金融体系进行攻击时，会选择操纵股指期货引发衍生风险的积聚和扩散，而限制交易、提高利率以及政府注资等反危机措施，往往会降低市场的流动性并加重投资者对股市下跌的预期，这种对衍生风险的过度反应会加剧股市与期市的风险联动，通过加速机制引发股市和期市的暴跌。我国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的持续冲突已经形成了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的双重压力，同时这种压力也会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狙击人民币的动力，而我国股指期货的开发和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客观上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立体攻击创造了条件。因此，我国应尽快完善由政府、同业协会和交易所共同参与、有机结合的“三级监管制度”，完善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市场环境，逐步形成有效的风险预警体系和疏导机制，避免金融衍生风险的积聚和扩散。
参考文献：
[1]白钦先，谭庆华.美国次贷危机深层根源分析：从金融共谋结构与机制新视角的考察[J].金融评论，2008;5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风险管理;金融业务;金融产品
Abstract:TheChinesefinanceopensoutwardcompletelyalready，winningthebankofforeigncapitalandlaunchingtheoverallcooperationandcompetitionswiththeforeigncapitalbank，financialindustrymustfinancialcreativestrengthofenlargement.Thecurrentfinancialinnovationpresentsanewtrendandcharacteristicses：theliberalismthatfinancetakechargeofandinternationalization，financialbusinessdiversification，thefinancetradestheelectronicalandfinancialproductcomplication，financeservicecharacteristicandthefinancinginstitutionturnwithquality.Creativeinthefinanceatthesametime，alsoproducedthelatelyfinancialrisk，tostrengthenthemanagementtothefinancialrisk，guaranteethefinancestability，promotethefinancecreative，rais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abilityoftheChinesefinancialindustry.
Keywords:financecreative;financialrisk;financialriskofmanagement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和金融创新的实践,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以及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金融创新在世界范围内正形成一股世界性的强大浪潮,冲击着各国传统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业务,给世界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经营与管理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金融创新也被人们赋予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而中国的金融创新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金融体制改革而开始的,在金融不断突破传统旧体制,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化,促进金融发展的改革过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金融的创新,所以,中国金融改革的过程实际是一个金融不断创新的过程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进展:一是汇率并轨,实现人民币经营项目的可兑换,并不断采取更宽松和更对称的资本管制措施;二是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情况不断好转,目前已经进入相对良性的稳健状态;三是金融机构改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资银行的治理结构在加速完善之中;四是资本市场经历各种波折,重新步入健康发展轨道;五是伴随中国加入WTO承诺的到位,中国金融体系将全面对外开放,中国金融体系日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以上改革成绩的取得毫无疑问是伴随着一系列的金融创新成果的情况下取得的,但是,在这些成果背后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金融风险,如汇率机制改革后的今天稍有不慎就会可能带来灾难性的金融危机,股权分置改革同样也面临着潜在的风险所以说,金融创新的过程虽然规避了风险,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这是不能忽视的
特别是在2006年12月11日,随着中国加入WTO五周年后,金融业全面开放的形势下,这意味着中国将更加融入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国经济金融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资银行将与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的合作与竞争,外资银行将给中资银行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市场竞争将日益加剧加入WTO对中国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创新对于政府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者以及个人投资者来说有着更重大的意义
二当前中国金融创新活动的特点
创新,通俗地讲就是创造与更新,过去没有的东西被创造出来,过去已有的东西被不断的更新和完善广义的金融创新就是为了提高和改善金融资源分配效率,将金融领域内部的各种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和创造性的变革所创造和引进的新事物,主要是指新的金融制度金融体制金融产品金融技术金融管理金融业务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创新和变革狭义的金融创新主要是指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等业务创新,包括:表外业务,主要是金融衍生交易;技术风险性较强的业务,主要是电子银行和银行卡,以及理财业务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投资设立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业务活动
当前中国金融业已全面对外开放,金融业加大了金融创新的力度,创新业务发展迅速,金融创新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
第一,金融监管的自由化与国际化由于金融创新,使当前的全球金融监管出现自由化倾向,同样由于金融创新,金融风险在不断加大,各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更注重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外资金融机构广泛介入我国金融市场,将直接带来创新业务,由此带来竞争的加剧也将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加快创新步伐同时,受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金融管制必将趋于放松,宽松的外部环境也将推进金融创新的发展毋庸置疑,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金融创新将进入一个发展高潮期,并将成为推动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金融业务多元化随着2006年金融产品创新的开展以及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主要表现为银证银保等业务领域的交叉销售,混业经营的潮流已经显现出来当前世界各国金融业普遍呈现出业务多元化的趋势据统计,全球有50多个国家允许银行经营证券业务,30多个国家允许银行经营保险业务在我国,商业银行通过组建金融集团设立基金公司以及探索设立保险公司,尝试着银行资金的跨业流动从2006年以来,工农中建交5家银行相继提出了设立保险公司的意向2005年,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开展了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开发银行已经发行了100亿元以公司贷款为支持资产的证券化债券;建行发行了30.16亿元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支持资产的证券化债券银行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稳健探索跨业经营,拓展了业务领域,增强了资金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探索开展多层面多形式的综合经营已成为许多银行的发展需求
第三,金融活动国际化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万亿美元,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也高达16.66万亿元由于国内投资渠道相对狭窄,同时面临流动性过剩且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如何为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存款寻求投资机会以分散风险,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难点在这种情况下,中资银行开展了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引导国内资金投向国外安全稳定的金融产品截至目前已有8家中资商业银行5家外资银行内地分行获准开办了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这使我国资本进入了国际市场,优化了中资银行的业务结构,同时,还锻炼了队伍积累了境外投资经验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资本的跨境流动必将更加活跃
第四,金融交易电子化现代金融具有时效性和迅捷性的特点,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开发高效安全稳定的电子金融服务平台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电子银行和银行卡业务迅猛发展,我国几乎所有大中型商业银行都开办了电子银行业务,2005年交易额达到了100万亿元,已初步形成了以互联网电话和手机为渠道,包含信息查询支付结算和投资交易等多种功能,覆盖企业个人用户的电子银行网络银行卡作为方便快捷的支付结算工具,受到金融消费者的青睐银行卡的发卡量成倍增长,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卡量已经超过10亿张,信用卡在这几年也快速增加,已达5000万张金融服务电子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便利信息交流与资金融通,更将为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第五,金融产品复杂化为了规避自身风险以及满足客户投资与避险需求,商业银行开展了自营和代客的衍生品交易业务目前,已有62家中外资银行获得了衍生品交易资格,2005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衍生产品交易额达到了14万亿元近年来,商业银行不断推出形式多样的衍生产品,不仅包括期权期货和掉期等衍生品工具,还推出了与利率汇率商品价格和股票指数挂钩的结构性票据,以及其他复合型金融工具这些产品的推出,提升了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但是,由于产品结构日益复杂,潜在风险也不断增大,这就对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价和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六,金融服务个性化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6年,GDP高达20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突破1万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个人财富积累,为商业银行开展财富管理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已开始提供针对特定客户“量身定做”的财务规划投资分析和私人银行等个性化服务可见,金融个性化服务将成为未来金融创新的重要内容
第七,金融机构同质化由于金融机构在业务形式和组织机构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银行与保险信托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界限逐渐变得越来越不清楚,各国的金融机构正由分业经营向综合化方向发展
三金融创新活动中金融风险的表现
金融创新具有转移和分散金融风险的功能,例如,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以及当前正在实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撑的证券化就是为了更好的规避风险的需要,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但是,金融创新却无法消除整体风险,而只是分散和转移了个别风险,所以,金融创新只是在微观上降低了风险，在宏观上却是将风险从风险回避者转移给风险偏好者,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金融体系的总体风险并未因此而减少而且在当前的金融创新活动中还产生了新的金融风险,以前的金融风险还是初级的幼稚的,但是,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未来的风险会是集成的相互作用的更加复杂的风险具体表现为:
第一,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业的系统风险金融创新之后,各机构间交往越来越密切,形成了以资金联系为基础的伙伴关系,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这样,任何一个部门出现问题都将迅速波及其伙伴,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1997年,从泰国开始的金融风暴迅速席卷东南亚国家,连日本韩国也未能幸免于难,这充分显示了“伙伴风险”巨大的危害同时,大规模的金融电子创新,在提高金融活动效率的同时,也伴生出新型的电子风险,如计算机病毒电子犯罪网络安全问题等电子风险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特征,随着金融电子化的推进不断增加,这种新型的风险具有巨大的破坏力最后,在当代金融创新中,一大批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的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应运而生,如股票指数交易期权期货交易等衍生工具的虚拟性特性使金融市场成为一个充满不确定的市场根据现资理论,衍生市场其价格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投资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当一种金融产品价格发生波动时,价格越是上涨,越是有人由于价格上涨的预期而入市投机,从而产生所谓的“羊群”效应,出现虚拟资本市场价格数倍数十倍于原生资本市场价格而膨胀的现象这种泡沫膨胀和过度投机造成金融资产价格失真,一旦消肿必然导致价格狂跌,引起金融动荡,增大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也是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诱因
第二,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业的表外风险即没有在资金平衡表中得到反映而又可能转化为银行真实负债的业务或交易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随着表外业务的开展及规模的增大,金融企业的表外风险随时都可能转化成真实风险金融创新中涌现出诸多新型表外业务,如贷款承诺借款担保备用信用证等这些经营项目都不表现在资产负债表内,业务发生时银行并无资金外借,但银行承担了潜在风险,这些潜在风险一旦转变为现实风险,将给金融机构造成巨大损失所以,表外业务的风险也成为金融机构风险的主要来源
第三,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业的脆弱性金融市场国际化和自由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第四,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业的经营风险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同质化,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银行传统的存贷利差缩小激烈的竞争迫使各金融机构不得不从事高风险的业务,这又导致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增加,信用等级下降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大银行倒闭事件无不与金融创新有关
第五,金融创新为金融投机活动提供了新的手段金融创新是一柄“双刃剑”,既增强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提供了新的金融产品,由此也为更大的投机创造了可能性比如,我国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虽然为股市良性发展有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机手段,如果运用不当也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四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促进当前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在给金融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使金融业面临一些新的风险因此,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提升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特别要注重防范创新过程中新的风险,保证金融稳定,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措施为:
第一,加强政府部门的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是一国政府为保证宏观经济平稳有序进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通过一定的金融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和一定程序,对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实行检查组织协调的过程按照国际惯例,从市场准入市场运营市场退出各个环节进行有效性监管中国金融业已全面对外开放,中资银行要尽快提升市场竞争力,那么就要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监管部门要积极鼓励和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创新,有效地规范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提高风险监管水平同时,还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法规和部门规章,创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法制环境对于目前正处于成长阶段的金融创新活动,应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简化准入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基本原则应该是“区分风险,允许探索,加强协调,逐步理顺”要区分不同新产品的风险状况,鼓励商业银行探索新业务,开发新领域,给予他们试验的机会监管部门的风险监管要体现到新业务开展的具体流程中去,通过不断的沟通与协调,揭示业务风险,及时纠偏和纠错,促进新业务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如果创新业务尚未出现就将其扼杀,就永远不会有创新的存在;没有创新的出现也就无法发展和探索新的监管思路和方法,无法总结相关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没有更高的目标引导我们去学习和提高
第二,加强银行业市场风险管理控制能力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市场风险正日益成为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现阶段,我国银行业衍生产品风险定价能力还不高,风险转移和对冲手段还较少,大部分银行缺乏有效的市场风险管理模型,具有现代金融工程知识的专门人才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面对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风险的管理意识及经验更是缺乏因此,如何提高市场风险管控能力是摆在监管部门和银行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加强信息技术风险管理随着我国银行业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在银行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信息科技手段的安全性可靠性有效性直接关系到银行业的安全稳定和健康发展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目前,许多创新业务和产品都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如电子银行和银行卡业务应该说,目前在电子银行和银行卡业务上,信息技术风险防范工作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信息技术风险的防范绝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业务部门,而是涉及到科技服务部门科技风险管理部门科技风险审计部门以及任何信息数据使用部门所以,银行要像重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那样重视信息技术风险
第四,加强金融业的国际间合作在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中,一国控制金融风险已经显得势单力薄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金融衍生业务的开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比如,我国可以与国外金融衍生交易自律组织签订关于金融衍生市场信息互享的谅解备忘录,或者与国外政府签订相关合作监管的协议,还可以参与国际监管组织并且参照其标准制定我国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相关规则,从而达到全面有效监管的目的
第五,加强银行业的内部治理首先,建立由董事会高层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组成的风险管理系统包括要有健全的组织结构恰当的职责分离,明确划分机构内部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建立起对业务经营活动计划执行和控制的适当机构,在管理人员和执行人员间设定明确的辖属和报告关系,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审批制度,对越权行为予以严厉处罚;通过机构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实现内部控制,督促稳健的经营方针的贯彻实施其次,要加强内部信息的透明度，强化信息公开制度,主动接受外界的监督通过建立独立的会计及核算体系,对所有的业务活动进行及时完整准确的记录,会计报表一经生成,不得更改;杜绝信息独占,任何会计统计信息都应做到分层共有,并在不损害商业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公开
第六,加强银行业资产的管理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良贷款率一直居高不下,已成为中国金融风险的代名词这几年通过清收剥离盘活核呆等各种办法,不良贷款率由以前的50%已降至今天的不足10%,为中资银行和国际接轨奠定了基础,为金融创新的更好进行创造了条件2007年,随着农行股改上市即将完成,四大商业银行即将全部完成股改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又上一个台阶,将为推动金融业务创新提供体制制度保障
总之,金融创新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它的成长需要商业银行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共同推动银行是金融创新的主体,对创新活动及其风险承担第一责任,银行要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包括建立争议处理的解决机制;投资者在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同时,也要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承担决策风险;监管机构要履行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职责,督促商业银行向金融投资者充分披露信息,揭示风险,保护金融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建立公平的市场交易规则,完善法律法规;另外,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还共同承担对投资者教育的责任,向社会公众普及金融知识,增进投资者对金融产品,尤其是对创新产品收益和风险状况的了解,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承受能力
参考文献:
[1]何小锋,黄嵩.投资银行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邓长春.关于金融创新内容的新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0(1).
关键词：合业经营分业经营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其业务经营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在目前世界经济逐步趋于一体化，金融趋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也日益明朗。本文拟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全球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略作分析。
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
作为现代经济金融的强国，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对全球各国的金融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为此，讨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混合经营，没有严格的业务范围的划分，金融机构的种类也比较少，服务品种也不丰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银行几乎承揽了社会上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务品种。银行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业务中解脱出来，开发了中间业务，但是这些业务还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后，30年代一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银行体制几乎崩溃。为了挽救危机中的银行体系，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因为他们将危机的诞生主要归因于银行发展的多项综合业务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从而为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此而颁布的银行法便主要着眼于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分业经营以降低风险。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承销和发行证券，二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严厉禁止交叉业务和跨业经营。其二，该法案对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率进行了限制。最初规定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即零利率，后来提高了利率上限，允许支付少量利息。这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的支付危机。其三，该法案规定政府对银行存款给予保险，并据此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储户利益，同时提高银行的信用水平。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严格限制下，美国金融业在分业状态下迅速发展着。这时候，以前从属于银行的一些金融机构开始独立发展并逐步成熟起来，并有了自己独立的业务经营范围与经营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金融业逐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支柱。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的交叉，严格的业务划分被逐步打破，，经济学家及政府都开始考虑关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否真的有利于金融业的安全发展问题。经过长久的争议与探讨，1999年12月，美国终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新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二、业经营的产生原因及利弊分析。
前已述及，金融业自诞生以来，其业务范围及机构设置并没有自动的划分开来。最初几年主要都是由银行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而在其本身业务（存款与放款业务）之外新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但是在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率先立法，限制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业务融合，要求分业经营，随后，许多别的国家纷纷效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分业经营能够使各金融机构更加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优势业务，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盲目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这样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当时主要是银行）的风险并使其收益更加稳定和有保障。其次，分业经营也更有利于政府的监管。实施严格的业务划分，各金融机构的业务都相对单一化，简单化，这样就更有利于政府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使其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业经营的立法规定却并未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一立法规定本身的局限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严格的业务划分使投资者失去了方便，快捷而又综合化的服务机会，投资者不得不与多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往来以满足其多种金融需要。同时，它也削弱了银行业的实力，因为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许多银行丧失了许多盈利机会，所以现实中，许多大银行都力图混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可以说，这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并且分业经营降低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将过去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领域，例如投资银行不必再担心来自于许多大的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削弱了许多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而投资者也无法享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在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这对金融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的全球化，而金融业务的分业经营状态无疑不能满足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的要求。于是各个国际性的大银行纷纷朝着业务的综合化方向发展。他们通过金融创新，开发，设计一系列的金融衍生产品，绕开法律的壁垒，达到综合经营的目的。6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型金融工具，如定期存单，NOW账户，现金管理账户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都是这一环境中的产物。
分业经营规定的最初动因在于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然而在事实上，面对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它反而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使其生存能力受到限制。正因为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逐渐突破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分工的界限，走上了业务经营全能化的道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从专业化逐步走向多样化，全能化，从分业走向合业，这是与西方经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负债业务比例的变化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近二十年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逐步下降，定期储蓄存款的比重相应上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为商业银行开拓中长期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第二，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寻求更多的盈利渠道。自7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业竞争激烈，银行盈利水平普遍下降，这迫使银行业开拓新的业务和品种。他们一直想方设法绕过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张，突破传统的业务束缚，开发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对于这些积极创新的银行而言，许多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因为通过创新业务的开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法规的限制。与此同时，金融管理当局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取消了一些过时的法规，适时的为商业银行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便和支持。第三，金融理论的深入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从最初的资产管理理论到负债管理理论及至70年代末期出现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他们都是为了有效推动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发展而产生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只重视资产或者只重视负债的理论的偏颇之处，使商业银行真正的从其资产负债业务双方着手，同时拓展资产负债业务，使其相匹配，达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的发展适应当前金融形势，为西方商业银行业务不断走向全能化综合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综合业务的开展。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理论的发展乃至政府监管水平的发展都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做好了准备。分业经营终究只能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三、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1999年12月，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废除了已实施六十余年的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规。这一法案的颁布无疑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业经营势不可挡。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的兼并与重组将会加剧，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也会日益加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隐含着许多风险。
首先，合业经营将加剧兼并行为，使各金融机构过分重视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综合化，而忽视了稳健经营这一根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机构兼并的机会成本就是其稳健程度，稳健经营要求管理人员经常不断敏锐的监督本机构运作情况，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去过分关注合并以扩大规模和范围，这可能造成在管理文化，预期，策略及日常业务经营等方面潜在的混乱。由于合并各方在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经营理念等各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合并后能使各方的优势结合并发挥其规模效益还取决于整合是否成功，而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其次，合业经营也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政府，社会以及金融机构自身都更清醒的认识到风险所在并加以防范。而对于某些项目，即使那些较大的金融机构对其所面临的新的风险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所带来的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综上所述，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社会经济金融形势都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时，才能够适当放宽对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我国所采取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一旦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为健全，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便可朝着业务监管综合化方向迈进一步。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提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应确定以金融深化为改革的终极目标，以金融约束为必要手段，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论文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 EVOLUTION THEORETICS AND OUR FINANCIAL SYSTEM'S REFORMATIONCHEN Liu_qin(Tianjin Economic &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 Tianjin 300202,China)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finance control and its localization, finance deepen and its disfigurement inherently, finance restrain and its tropism on the policy, put forward that our financial system 's reformation should confirm the finance deepen as an ultimate goal of the reformation, take the finance restrain as an essential measure, and harmon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rrency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Key words: Finance control; Finance deepen; Finance restrain; Financial system;一、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 “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关键词]金融保险混业；路径选择；需求刺激；供给推动
在金融保险改革发展逐步加快的总体背景下，混业话题也因国内外金融保险接轨的客观形势，正在逐渐演变为国内金融保险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条件。
一、金融保险混业的内涵
(一)金融保险混业的含义
金融保险分／混业是指金融保险业中机构与功能的关系及其对应状态，分业是机构发挥单一或部分金融保险功能，是机构与功能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混业是机构实现非单一金融保险功能，机构与功能多多对应，彼此交叉。
从覆盖的范围来看，金融保险混业需要从宽窄视角来区分：从狭义理解，金融保险混业仅指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的分野；由广义考察，范围包括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和信托业务等所有金融保险领域，而且还存在单一行业内的细分市场，通常探讨的金融保险分／混业一般基于广义的范畴。应当承认，在目前普遍通行的二级金融保险体系框架内，这一问题还应分为经营和监管两个层面，其中前者具体化为金融保险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内容，后者则是指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的内容，两者在实践中也存在交叉的问题。
(二)混业现象的实质
从沿革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西方金融保险机构往往是在单一业务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本不存在多业经营的要求和可能性。但随着实力的增长和不断发展壮大，一些机构开始谋求突破单业限制和多元化经营，如此便提出了混业竞争的问题，从经营层面来看，混业是金融保险企业基于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状况在发展战略上选择突破的一种结果。在客观上，企业这种微观选择从整体上打破了传统行业的分工模式，使竞争由业内局部范围扩大至全部，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整体效率提升和金融保险功能的完善，促使金融保险结构不断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演进。
混业是一种稳态还仅仅是一种过渡态?迄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观点：机构主义认为，机构和行业结构是稳定的，将分业解释为割地而治，混业则是对行业分工的突破，由此判断混业是未来金融保险发展的大趋势；功能主义认为，机构与行业划分是相对的和不稳定的，但金融保险基本功能是稳定的，从而行业性分工是动态的。从金融保险业发展来看，金融保险功能毫无疑问地存在从无到有、从单一到综合全面的一个过程，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而这一过程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可能呈现或缓或急的形态。当然，这种发展和完善并非对金融保险基本功能的否定和挑战，而是其意义的延伸和深化。由于金融保险业具有较普通行业平缓的平均成本曲线，混业无疑是大型机构成长的动力平台和理想环境，在技术上和实践中需要混业模式。因此，混业是经济金融保险发展到一定层次和阶段时机构持续成长的基本要求，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在逻辑上是稳态的。
按照经济学理论，专业化是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重要手段，在实践中主要通过社会分工来实现。在历史的早期，企业规模较小，往往成为社会分工的基层单位界限，而如今庞大的金融保险集团完全可以容纳承担实际分工职责的多个子单位，以此实现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由此可以推知，环境和组织变迁已经使社会分工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分工由单一组织范围扩展至单一组织内部，终以混业方式来保持经济的专业化方向发展，即目标实现方式和形式的变化。
在现实中企业经营是在一定制度下进行的，这种制度是金融保险市场中多种利益动态博弈的选择结果。在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方面，政府管制(理念、能力和政策)、市场结构和人文历史等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制度结构安排，这可以解释不同阶段和不同国家在分混业制度和制度下内容的差异性。
二、金融保险混业的动因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金融保险混业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产物，而是在西方特定经济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结果。
(一)经济思潮的变迁
在西方经济学界，历来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思潮，前者祟尚自由经济原则，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在政策上要求自由地发展经济；后者信奉国家干预理论，在政策上要求国家对经济实行管理和干预、限制经济自由，这种思想差异在不同历史阶段、地域和产业有不同的表现。在历史上，两大思潮此起彼伏，交替主导着西方经济学界，并由此影响甚至决定了金融保险领域的重大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经济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西方各国政府对金融保险业也基本奉行“不干预主义”，对金融保险业的有限管理相对宽松，金融保险业的经营活动和发展具有自由和自发的特征。伴随着经济大危机，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替代自由主义成为社会主流，在实践中各国陆续取消了自由金融保险制度，改辙为对金融保险业实行严厉的管制。以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大选、信奉新型自由经营论的政党执政为标志，经济自由主义重新走红西方经济学界，并延续至今。在这种思潮的引领下，金融保险自由化呼声逐渐高涨，金融保险创新或通过当局主动改制、或通过事后默认的方式发生发展起来。这正是金融保险混业再现的基本理论背景。
(二)需求刺激和供给推动
在需求方面，刺激金融保险混业的因素在于：现代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交换关系和金融保险关系日益复杂并渗透于全部经济生活。尤其是经济货币化向金融化发展以后，新的金融保险需求不断涌现出来，包括新的资金来源、资产的流动性、经营的安全性以及分散风险等。这些新的或更高程度的要求，对于金融保险业来说，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潜在的发展机遇。因为每一种新的需求都意味着潜在的市场从而潜在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驱动、分散风险的要求以及全球竞争的压力，金融保险业迫切需要通过创新，包括经营领域的多元化来提高竞争力和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从供给方面看，促进金融保险混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监管理念从传统的安全性和社会性转向兼顾效率优先，监管制度和技术逐渐健全，监管经验日益丰富，宏观风险的预测技术不断完善，国际范围内监管合作得以加强，成为混业制度供给的背景因素。二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金融保险通讯和数据处理成本，提高了金融保险管理技术开发和信息传播的效率。与此相关联，金融工程技术和金融衍生工具蓬勃发展，为金融保险机构控制多元化经营风险提供了技术性手段和基础。三是世界经济范围内企业制度社会化趋势的变化和重组浪潮为金融保险机构提供了多元化经营方式的技术引导。
(三)决定性因素：金融保险结构变化
从根本上讲，金融保险混业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对金融保险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结果。金融保险产生于经济，并且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的发展：较高程度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求较完善的金融保险服务；反之较发达的金融保险业又必将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逻辑关系中，金融保险产品服务的有限性与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成为金融保险市场的根本矛盾。辨证地看，这一矛盾既包括某一时点上的满足程度，又有发展过程中的两者动态一致性的要求，并将贯穿经济——金融保险关系发展的始终。
在上述过程中，金融保险创新成为保证经济和金融保险之间良性螺旋式推进关系的重要环节和促进力量，其根本是金融保险资源的重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金融保险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客观上要求金融保险业内部的边界划分仅仅是相对的和动态的，即在保持金融保险基本功能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机构形式和业务范围将随着外部环境改变而改变，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个体在实现金融保险功能方面将通过竞争获得更多的业务领域和更大的市场份额。这种状况的市场表现就是金融保险混业经营。因此可以做出结论：金融保险混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层次时的必然要求，是经济——金融保险匹配要求下的金融保险结构变化的自然结果。
三、我国金融保险混业目标模式
从理论上分析，混业经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为全能银行制，即在商业银行内部设置业务部门，全面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一方面，全能银行式的金融保险混业经营能够更好地发挥金融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的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各种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等。另一方面，由于缺少风险隔离措施，全能银行制风险防范能力较为脆弱，可能将社会公共金融安全网覆盖到非银行金融活动，为金融体系带来一定的风险。
另一种为金融保险集团模式，又可分为以下三种子模式：一是关联型。各金融保险机构相对独立运作，在组织结构上没有联系，相互间只有形式松散的合作协议，如交叉销售协议等，一体化程度低的金融保险集团多采用此模式。二是主附型。商业银行对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直接控股，直接以子公司的方式进行业务渗透和扩张。此模式由于资金运营具有高度黑箱操作性，不仅会放大经营风险，而且增大了金融保险监管的难度。三是平行型。在相关的金融保险机构之间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形成金字塔结构。各金融保险机构相对独立运作，但在诸如风险管理和投资决策等方面以控股公司为中心，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以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进行业务渗透。
当前，中国金融保险体制变迁中发展效率与风险控制的矛盾非常突出。一方面，经济发展产生金融保险混业“诱致性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运行机制沿着市场化方向发生了显著变化，迫切要求金融保险体系与结构在市场利益的引领下进行从局部到整体的调整。另一方面，金融保险混业需要健全有效的内控和监管措施。从国际经验来看，实行金融保险混业经营至少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金融保险机构必须具备有效的内控约束机制和较强的风险管理意识；二是金融保险监管机构监管能力较强，有完备的金融保险监管法律体系和较高的金融保险监管效率。否则，混业经营不仅不能实现风险调节和分散，还可能催生更大的风险。
在上述形势下，我国金融保险体制改革应当是在合理分工和有序竞争基础上，建立监管有力、充满活力、业务适度交叉经营的金融保险体制。从主要特点上看，平行型金融保险控股公司属于“集团混业，经营分业”，兼有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优点，其构架集规模性与灵活性于一体。通过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非金融子公司的股权控制，实现各子公司之间在资金、业务和技术上的协同合作，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益充分共享，提高效率和整体竞争力。因此，平行型金融保险控股公司应当成为我国金融保险混业经营发展的方向。
四、我国金融保险混业改革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金融保险市场发育程度、金融保险法律制度健全程度、金融保险业经营管理水平、金融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等方面仍处于较低层次，这要求我国金融保险改革与运行目标首先应当是确保金融保险体系安全稳健和风险可控性。为此，对于金融保险基础比较薄弱的中国而言，在金融保险体制上激进地谋求由“分”而“混”是不现实的，应当选择积极稳妥的推进步骤。
第一步，继续保持金融保险分业经营总体格局。为减低金融保险体制转换成本和压力，应当尽量避免“一刀切”式改革，在现有法律框架和金融保险分业管制总格局的前提下，逐步允许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开展业务渗透和交叉经营，鼓励探索不同机构之间互补性、浅层次的合作关系。
关键词：农村；非正式金融；正式金融；发展前景
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农村非正式金融。农村非正式金融，是指处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之外，不受法律法规认可和规范的发生在农村地区的零星、分散的金融，是相对于正式金融而言的。2004年以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正式金融市场融资趋于活跃。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民间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是来自正式金融市场的四倍。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福建、广东地区，民间借贷十分活跃。鉴于非正式金融的比较优势，对于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健康完善的有利作用，央行于近年已认识到非正式金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政策扶持。央行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一改往日对民间金融的抑制政策，对其作出合理的评价：“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一、非正式金融产生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1．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非正式金融根植的土壤
在西方契约社会中，经济主体之间按照一定的制度、法律、规范办事，便于人们之间的交易范围扩大到陌生人群体之间。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更依赖于彼此熟悉信赖的熟人关系网。这表现在信贷行为上，必然是先寻求人情信贷，其次才是官方信贷。缘于大家相互知根知底，在地缘范围内农户是非常讲信誉的，发生互相欺骗的概率极低。有一项调查显示非正式金融履约率保持在80％以上。信誉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谋求长远利益而愿意放弃眼前利益的结果。如果只有一次交易，不论对方选择诚信还是欺骗，农户的最优选择都是欺骗。一次性博弈的当事人是没有建立其信用的激励的。因此这点可以解释当交易主体扩展到陌生人层次，或者说农户与正式金融之间的交易，原来诚信的农户就会不讲信誉。原因主要是与陌生人的交易在传统农户看来是一次性博弈，而一次性博弈最优的策略就是选择欺骗，从而使自己利益增加。对于一个地域内的农户，由于双方交易不止一次，而是重复博弈，农户如果在第一次交易就选择欺骗，就等于自断后路。乡土社会有着天然的信息优势，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一次违约就会造成在未来达成交易的概率极低，欺骗的成本极高。他会因为欺骗给家族声誉抹黑，承受舆论打击、暴力和群体惩罚。
2．缺乏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形成非正式金融的制度性成因
正式金融基于交易成本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考虑，往往倾向于服务经济实力较好的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方面有利于满足国家政策需要，同时也有利于自身经营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广大分散的农户，中小型民营企业，对其的信息收集成本高昂，缺乏合适的抵押品或担保，以及抵押品拍卖市场，风险较大，一般拒绝贷款。而对于农户而言，作为理性经济人，面对正式金融的贷款手续繁杂，门槛高等现实，基于交易成本考虑，也会转向民间借贷。相反，非正式金融对农户，中小企业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资金投向等信息比较了解，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对于那些信息交流不充分的客户，非正式金融会制定一个较高的市场利率（一般高于官方利率）来规避交易风险。
3．现有正式金融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是形成非正式金融的“催化剂”
随着金融改革，迫于经营压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的放贷权，只保留了吸储功能。邮政储蓄之前只存不贷，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导致农村金融的资金支持减弱。农信社是主要为农业生产发放贷款的正式金融机构，挂着合作的牌子，实质上商业化运作，资金非农化倾向严重，有的成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信贷资金财政化，加上历史上遗留的原因，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农信社亏损严重，支农效益低下，不能满足现存农村融资需求；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只对国有粮棉油企业的粮棉购、销、储和粮棉流通的信贷资金服务，不存在对农户的直接服务。据调查，现在很多农户贷款主要为了满足非生产性需求，如嫁娶、建房等，这些资金需求很难从正式金融机构得到满足，从而转向非正式金融。另外，官方对正式金融的市场准入限制严格，实行利率管制，也造成了供给的不足。
4．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多层次性，客观上决定了金融制度的多层次性
如果统一搞政府认为是先进的但却不适合实际经济发展状况的制度，那样只会适得其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是铁的规律。非正式金融于正式金融是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不是一种短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会因为正式金融的发展而被取代。只不过在经济较发达阶段，其运作和管理水平更高一些罢了。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中，相当一部分居民要通过小额信贷公司、私人借贷渠道融资就是明证。
5．充裕的民间资金成为民间借贷的供给源
由于经济的发展，很多农民收入得到很大提高，手头有了富余资金，需要追求较高回报率的投资，而银行存款利率较低，民间利率高涨，一些人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势、人情关系、声望，从事放贷活动，获得利润。在农村乡土社会结构，这种投资相对于投资私营企业、房地产、股票、债券等，贷款还款率高，风险要小得多，而且操作方便，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
二、非正式金融的利弊分析
非正式金融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官方认可和支持，说明它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它是在地缘小范围内进行金融交易，规模不经济，一旦扩大交易范围，原先具有的信息优势、信誉优势不复存在，资金供给方在收集对方信息方面成本加大，风险加剧。资金需求方也面临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投资来分散。服务品种单一，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一些民间投资人大量从正式金融机构贷款后又放贷，这种体系外的资金循环会对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不利影响。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又处于国家的监管之外，民间的高利贷活动、非法金融，都会对金融秩序造成冲击，甚至引发社会安定问题。
这些负面问题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更应该去发展它，完善它。非正式金融自身包含的比较优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功效就是明证。一是非正式金融在广大农村地区为农户、中小企业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这种资金支持恰恰是正式金融所不能提供的，弥补了当地资金缺口，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非正式金融不像正式金融那样要求有严格的抵押品和担保，这对于农户、中小企业缺乏合格的抵押品、担保的特点是天然吻合的，所以它更契合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三是非正式金融是建立在彼此熟悉的关系基础上的，信息传递速度极快，这种信息机制决定了民间融资的违约率极低。四是非正式金融的交易成本远远低于正式金融，没有庞大的机构和人员，经营成本低于正式金融，效率优势明显。五是非正式金融的产权关系明晰，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六是非正式金融的利率随市场供求状况、交易对方的资信状况等自由决定，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金融风险，有利于正式金融据此制定科学的利率。七是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和健康发展，会对正式金融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正式金融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进行金融创新，从而使整个金融体系得以完善。
三、发展非正式金融的政策和建议
1．制定规范非正规金融的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国家监管体系内。明确对非正式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和退出、经营范围、财务制度等细则做出规定。降低农村金融组织进入门槛，鼓励外资、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加强对农村金融犯罪的执法力度，对高利贷可采取征收高税率的办法加以克制。科学鉴定民间融资与高利贷、非法金融的界限。建立以政府监管、行业内控、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
2．积极探索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和信贷担保的新途径。组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专门为企业提供贷款信用担保，不从事其他金融业务。由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者共同出资。还可以建立会员制的互助担保机构，互助担保、个人担保和企业担保相互结合。鼓励现有的担保公司业务向农村地区延伸，为农村地区融资提供担保服务。成立农民贷款协会。推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将农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同时要配套解决好农户不能还款的后续工作，解决其后顾之忧，组织农民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3．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分散金融风险。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鼓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4．进行金融服务、产品创新，金融机构创新，发展民间小额信贷公司、民间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6年2月13日，金融体系改革以来，内地首批民间小额信贷公司日升隆和晋源泰在山西平遥正式营业，集中向农户、中小企业提供贷款，随后各地纷纷效仿建立此类金融组织。这有利于民间金融逐步规范化。专家认为，小额信贷公司的成功运营，是为随后即将建立的民间银行探路。另外，农村非正式金融应保持适度规模，过大可能导致原有优势的丧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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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风险度量；中间业务
金融业务创新是商业银行保持自身竞争实力、吸引客户、提高利润水平的重要手段，其伴随的风险也日益受到广泛关注。2007年美国的次级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使人们对金融创新中金融衍生产品的高风险性、金融机构高杠杆经营的危害性以及金融创新风险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各国金融监管部门也对加大金融业务创新监管达成共识。为保证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和业务创新的持续推进，就必须对创新业务风险进行充分识别并加以有效管理，避免其危害金融实体乃至整个国民经济。
一、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及其风险分类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创新定义为新产品的开发、新生产方式或者技术的采用、新市场的开拓、新资源的开发和新的管理方法或者组织形式的推行。根据这一观点，金融创新可定义为是金融机构利用新思维、新组织方式和新技术，构造新型的融资模式，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的使用，取得并实现其经营成果的活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从银行业务分类角度可分为：资产业务创新、负债业务创新、中间业务创新；从业务构成要素角度可分为金融工具创新、交易服务创新、交易技术创新和交易市场创新。从银行业务分类角度来看，目前中间业务创新是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的主要发展方向。以建设银行为例，近几年来各项中间业务收入基本都呈增长态势，见图1。而作为近年来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主要方向，中间业务也确实为银行创造了丰厚利润。表1列举了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利润占税前利润比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各家银行的中间利润占比均高于收入占比，这说明中间业务的利润率确实要高于存贷业务，也必然是今后商业银行重要的利润增长点和主要业务创新方向。根据上述业务创新的分类方法，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风险从银行业务创新分类角度可分为资产业务创新风险、负债业务创新风险、中间业务创新风险；从业务构成要素角度可分为业务工具创新风险、交易服务创新风险、交易技术创新风险和交易市场创新风险；此外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提出的商业银行风险分类可分为业务创新导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其中第一和第三种分类是目前商业银行较多采用的分类形式。
二、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业务创新风险与传统业务风险有重叠之处，但也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主要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业务创新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商业银行间及其他金融机构竞争加剧导致传统业务利润水平下降，为获取更高的利润势必要进行相对高风险的业务创新，我国商业银行的混业经营已成事实。从商业银行实践来看，为满足客户的多种金融需求，商业银行的业务品种均涉及多种金融业务，而非商业银行类金融业务通常在风险控制及监管上要弱于商业银行业务；大部分创新业务均为表外业务，表外业务利润正在成为业务机构新的盈利点。这导致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增加，信用等级下降。
(二)业务创新增大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难度。创新业务无前例可循，其风险特征识别困难，缺乏成熟的风险管理经验；业务创新通常是客户导向的，涉及多种金融业务，这使得创新业务风险与原有的风险分类交叉，归因困难，也难以准确纳入现有的风险管理体系中；此外，商业银行为管理业务风险也会进行金融业务创新，新的风险管理手段又伴随着新型风险，使得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日趋复杂。
(三)业务创新导致了金融业的风险联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下，商业银行业务机构之间、本国业务机构与外国业务机构之间、国内业务市场与国际业务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加。业务创新活动加剧了这一过程，使得银行内部出现的风险会在金融体系内通过业务联动迅速传导并放大，最终甚至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不仅增加了自身风险水平、加大了风险管理难度，还会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所以商业银行必须采取适宜方法有效管理业务创新风险。
三、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风险管理方法
风险管理的核心是在合理的成本下达到适当的风险控制目标。首先需要有整体的风险管理框架。在统一框架下，商业银行可在内部一致的基础上管理业务创新风险，避免不同职能部门风险管理的重复投入或缺位管理导致风险的管理盲区，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避免人员权责混乱。目前各个商业银行都基本建立起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商业银行可将业务创新风险纳入其中进行有效监管。此外，商业银行还需要针对业务创新风险特点制定明确的风险管理流程并将其进一步细化并实施。按照风险管理的一般流程，大致可分为五个环节。第一环节是风险识别。业务创新风险的识别过程应综合考虑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以及相应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内外部环境以及变化，在此基础上识别已有以及潜在的业务创新风险、创新业务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等，以便有效识别现有风险以及潜在风险，合理预计未来风险变化特征。第二个环节是风险评估和量化。风险评估和量化主要评价风险的危害以及风险发生时商业银行可能的损失。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符合规模要求的银行应开发内部风险度量模型来量化银行面临及潜在的业务创新风险大小。在此过程中需要综合分析定性和定量度量结果。鉴于业务创新风险的管理难度，尤其需要通过敏感性分析和压力测试等手段保证极端条件下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第三个环节是风险管理和风险缓释。在清楚识别风险以及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有效管理风险、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内部风险通常是可以通过企业的风险管理流程和技术手段来控制的，但是外部的系统性风险则主要依靠缓释手段。风险缓释包含了风险的接受和风险的转移，即接受可承受风险同时转嫁不可承受风险。第四个环节是风险监控。该环节是对上述风险管理流程的监督和保障，包括对风险管理手段和管理过程、管理效果的全面监控，是保证风险管理动态过程有效进行的关键环节。商业银行需要根据风险监控反馈及时调整风险管理过程中的相应部分，以便适应内部或外部风险环境的变化。第五个环节是风险汇报。由于金融创新风险是非常规风险，所以需要更密切的关注。银行的管理层应确保合适的人选能够定期接收到业务创新风险的相关信息，包括：银行面临的业务创新风险和潜在的风险以及改进措施、应对风险的步骤、采取的具体措施细节和效率等。
四、业务创新风险度量指标浅析
在业务创新风险管理过程中，风险度量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在风险度量模型中，需要两类指标，一类是代表创新的指标，一类是代表风险的指标。
(一)创新指标。根据相关研究，创新指标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类：
1、专利技术数量。这一指标是成形的、可构成生产力的创新能力指标。在2012年证券报对国内主要商业银行进行创新排名时，曾用银行获得的业务牌照数量来近似地替代这一指标。
2、研发费用投入。这一指标是潜在的创新能力，国外的一些相关研究通常会采用这一指标，但这一数据目前无法从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开数据中获得。
3、根据创新方向统计的财务数据。按照银行的业务创新主要方向统计出的数据，可以间接说明创新水平。这类指标以比例关系为佳，可以屏蔽银行规模的影响。按照国际通行原则，一般在评价一家银行或一国银行业的业务创新能力和水平时，主要是通过分析银行的收入结构来获得其业务创新水平高低的结论。统计数据显示，国际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超过50%，有的银行甚至达到80%。
(二)风险指标。风险指标主要度量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大小，也可大致分为三类：
1、企业脆弱性指标。通常用Z指标(Z—Score)代替企业的脆弱性。Z—Score模型在经过大量的实证考察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计算出一组反映公司财务危机程度的财务比率，然后根据这些比率对财务危机警示作用的大小给予不同的权重，最后进行加权计算得到一个公司的综合风险分，即Z值，将其与临界值对比就可知公司财务危机的严重程度。Z--Score模型从企业的资产规模、变现能力、获利能力、财务结构、偿债能力、资产利用效率等方面综合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
2、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风险衡量指标。如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这类指标是巴塞尔资本协议在银行风险管理三大支柱之一，属于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标志，反过来也能够体现银行的整体风险状况。
3、传统的企业风险度量指标，如不良贷款比率、拨备覆盖率、存贷比等。这类风险指标与第二类指标类似，由于有管理部门的最低要求，既能够反映银行的风险暴露程度，也属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标志。
五、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