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7 23:06:37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即不干预政策是最佳政策选择，但这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对贸易实施政策干预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幼稚产业保护论、最优关税论、经济机制扭曲下的政策干预论及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都是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基础上的贸易政策主张。当然，它们都有各自特定的适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主张都暗含传统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及规模经济不变。
80年代初，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又称策略性贸易政策，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详述。要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争夺垄断租金
2.1理论分析
在一些产业里，只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和控制，它们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存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的利润，即存在垄断租金。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竞相角逐垄断租金。假定目前该垄断租金由国外公司所有，那么，从理论上讲，本国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诸如征收关税，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等，把垄断租金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使本国总福利水平改善（当补贴或关税额低于垄断租金时）。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们构建的模型表明，从国外厂商手中夺取垄断租金的最简单方式是，当国内厂商是垄断市场一个潜在的进入者时，对国外厂商征收关税。这与最佳关税论采取的措施结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区别：最佳关税论要求一国是“大国”，以便能影响贸易双方的贸易条件。而垄断租金转移没有这种限制，这就为小国对处于寡占结构下的国外供应厂商征收关税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本国厂商与国外厂商在第三国进行双头垄断竞争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也能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国内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后，必须采取进攻性的策略，以扩大在第三国的市场份额。上述情况是假定本国和外国均只有一家企业的情况。Dixit（1984）进一步证实，当本国有多家企业，但数目不太多时，Brander和Spencer的结论仍能成立。不过，在双头垄断时，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方式，并非最佳选择。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双头垄断竞争中，最佳政策应该是政府向本国厂商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还说明了，若竞争对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对本国厂商在研究开发阶段给予补贴，使本国厂商在技术上处于优势，从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以高质量、低成本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也能逐步将垄断租金转移到本国。
除上述方式外，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保护幼稚产业也能转移垄断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那么政府可以对其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行业进行保护，直至该行业达到最佳规模，并与国外竞争对手竞争时拥有优势为止，同时，转向对下一个行业进行保护。这样，可使本国厂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在这里，国内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以便使被保护产业达到最佳规模。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论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该文论述了进口保护能促进出口，从而干预性贸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认为克鲁格曼（Krugman,1984a）的结论没有古诺寡头竞争假定也能成立。
2.2实证研究
克鲁格曼和鲍德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们发现，日本对半导体芯片的保护尽管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使用芯片的产业由于支付较高价格而受到损失。所以，从整体上看，日本经济的净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为：虽然能通过转移垄断租金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飞机制造领域。90年代以来，其它行业也受到了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一书中（KrugmanandSmith,1994）。该书收入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比较共同的结论为：①一些国际性公司的行为确实带有战略性，至少，涉及国际贸易时，其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②一般来说，单方面的关税或补贴确实使本国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程度与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条件相关。一旦改变其假定条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结论完全相反。
3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因而被指责为掠夺性政策或以邻为壑战略；同时，它又不利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对其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实证的和规范的。
3.1实证的批评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据战略贸易模型的古诺寡头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当对手采取的是贝尔兰特（Bertrand）战略，即以价格而非产出竞争时，得出的结论就成了出口税是最佳选择。这与战略贸易措施正好相反。这一批评，几乎动摇了战略贸易模型的基础。对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分为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阶段。只有销售阶段是以价格竞争为主，前两阶段仍将以产量竞争为主，故古诺假定在前两阶段仍成立，可以用来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标。
国内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扩大之后，能转移的垄断租是否相应增加，也是值得怀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为，得到补贴的国内厂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进入市场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线不是下降，反而会上升，从而会使向国内转移的垄断租金越来越少。此时，从国内厂商得到的回报远小于期望值，国内总福利水平就会低于不采取补贴时的情况。
Grossman（1986）认为，获得高利润率的厂商，都是产品研究和开发、市场调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风险投资的企业，它们的失败率较高。平时所观察到的企业，仅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业，失败的高风险投资则没被估算在内，从而在总体上高估了这些厂商的行业总利润率。而政府给予补贴的又恰恰是这些存在风险的寡头垄断企业。因此，被转移垄断租没有考虑到行业总风险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补贴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计的大。
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又具有相同生产能力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资源从其它行转移到受补贴的行业，从而受补贴行业的扩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业规模缩小及出口减少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代价往往要高于转移的垄断租，所以，自由贸易仍是最佳选择（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业面临的条件不相同时，一国之福利确实有可能得到改善，这要取决于国内稀缺资源用于出口行业扩张后每一单位资源取得的额外垄断利润大小，而这又取决于国内外技术条件对比、国内外产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场需求弹性及寡头竞争性质等因素。这样，要选择一个目标行业对其进行补贴就需大量的信息，而这往往又是难以办到的。总之，若忽视了国内产业间要素转移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会使战略贸易政策模型的说明力大受影响。
3.2规范的批评
以邻为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常会遇到其它国家的报复而两败俱伤。Bhagwati（1989）认为，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更易出现相互报复的现象。另外，作为小国，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大。这样，世界总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世界总福利水平绝不会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这种把本来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贸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为的手段加以干预，必然不及市场有效，从而，从长远看，会使世界总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政府作出的决策，有时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目标。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后果是少数人或特殊集团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许总体上能改善一国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极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厂商往往会发现依赖补贴本身较参与同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收益更大。于是，它们转而进行寻求补贴的活动，而不关注国家赋于它们的转移垄断租的职责。这是一种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动，因为它占有了资源而毫无产出（Bhagwati1982）。
总之，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条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国都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证明自由贸易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4小结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产生的背景
传统的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交易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的差异（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或是要素禀赋的差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并由此决定贸易格局。这对于解释南—北贸易较为有效。然而，当今世界贸易的将近一半是在要素禀赋比较相似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且发达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占整个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超过2／3，传统贸易理论对此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1979～1980年前后，克鲁格曼、兰开斯特、迪克西特和诺曼几乎同时独立地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论文，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些模型里，不完全竞争不再被看作例外，而被视为世界经济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建立在规模收益和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新理论，一方面赋予“贸易获益”定理的证明以新的内容，强化了自由贸易优于闭关自守的传统结论。因为除了传统理论所揭示的比较利益以外，进行国际贸易还能促进规模经济，使本国消费者获得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同一商品不同种类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对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常数规模经济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处于一种“次优”的境地。这种次优的境地并不能保证潜在的收益一定能实现，所以适当的政策干预或许有可能改进市场的运行，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其最优的地位，也为一些情况下的适度干预和保护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持，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TradePolicy）”理论。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博弈理论基础
战略性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中的“战略”两字，是从博弈论中引用过来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认识，也离不开对其博弈理论基础的考察。进行战略性的政策干预，就是要把市场竞争处理成一场竞赛或博弈（Game）。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市场份额对各国厂商变得更为重要，市场竞争变成了一场少数几家企业之间的博弈：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在这场博弈中，政府能够通过补贴、关税、配额等各种政策工具来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这样，贸易政策通过影响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而产生了转移“经济租（Rent）”和扩大本国企业市场份额，从而提高本国福利水平的效果。政府政策起到了寡头竞争模型中的战略的作用，从而被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这一思想在以下的一个简单例子中表现得很清楚。
假定美国和欧盟各有一个企业，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它们有相同的生产150架喷气式客机的技术能力。如果两个公司都生产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喷气式客机，这种喷气式客机的市场就是一个双寡头垄断的市场。假定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分别只有两种战略选择：生产或者不生产。考虑到该行业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市场容量，国际市场只能容纳一个生产者，此时该生产者享受垄断利润，即经济租。如果两个生产者都进入，则它们都会遭受损失。因为飞机制造业中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巨大，所以这一假定应该是合理的。下表是这一简单博弈模型的利润矩阵。
表1无欧盟补贴时的利润矩阵
空中客车公司
生产不生产
波音生产-5,-5100,0
公司不生产0,1000,0
矩阵有4个单元，分别表示波音和空中客车采取不同的战略组合，每个单元内的第一个数字代表波音公司的利润，第二个数字代表空中客车公司的利润。假定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波音公司由于历史原因而先于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并占领了150架的客机市场。此时的均衡结果是右上方的单元（100，0），即波音公司生产并获得100的利润，空中客车公司不生产，利润为零。若空中客车公司硬要挤入市场，结果则是两败俱伤，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都亏损5，即左上方单元所示。由于－5＜0，空中客车公司在投入生产前已认识到会亏损5，所以不会进入竞争。
现在假定欧盟希望通过积极的干预来改变美国垄断的局面，即欧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从而影响市场均衡点。不论波音公司采取什么战略，欧盟都补贴空中客车公司10。政府的介入完全改变了这场博弈的起始条件，此时的利润矩阵如下表。
表2欧盟进行补贴时的利润矩阵
空中客车公司
生产不生产
波音生产-5,5100,0
公司不生产0,1100,0
在新的情况下，空中客车公司只要生产就有利润，而不管波音公司是否生产，因为5＞0，所以在欧盟补贴的情况下，空中客车公司显然愿意生产。形势变得对波音公司不利：如果坚持生产，则亏损5；如果停止生产，则损失为0，因为－5＜0，博弈的结果是波音公司被迫停产以避免损失。此时市场均衡是左下方的单元（0，110）：波音公司不生产，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并独占世界市场。这一简单例子的令人吃惊的结果是：10的补贴给空中客车公司带来110的利润，其中100纯粹是从波音公司转移过来的超额利润，或称经济租。从欧盟角度看，其福利水平净增了100。由该例子得出，在某种市场结构下，积极的政府干预有可能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当然不可避免地损伤他国的利益。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实践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实践中比较成功的范例当属日本和韩国。政府的干预政策在帮助这两个国家的私人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壮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也是日、韩等国实践的成功，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本身受到了更大的关注。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年来取得成功、发展较快的行业，如钢铁、汽车、电子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与资助。积极的贸易政策加快了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相互作用过程。特别是日本政府，这种战略性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成效更为显著。50～60年代，日本政府利用外汇供应和低息贷款，加之进口限制和关税保护，支持发展了重化工业，特别是钢铁、汽车工业，从而将工业重心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就汽车工业而言，50年代日本的汽车质量差、成本高。为了帮助汽车工业，日本政府不仅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而且通过日本发展银行为其提供优惠贷款。其他促进出口的措施还包括设备加速折旧、出口补贴、出口贷款、特殊优惠税收条款等。由于受到进口限制的保护而免于外国竞争，汽车工业得到了加强并在60年代中期变得具有国际竞争力。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又对半导体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究开发加以资助，并鼓励政府和工业部门联合研究开发新技术，从而使日本企业在80年代控制了世界芯片市场。
事实上，包括极力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越来越重视那些具有战略意义、充满希望的高科技部门，如半导体、飞机和生物技术部门等，实行有利的贸易政策保证它们在现在和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例如，美国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三个重要的政府干预：美国政府通过那些接受大量补贴具有生产技术能力的大学研究部门而对许多产业提供巨大的R＆D补贴，例如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再者，政府公开资助的防御和空间研究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受保护的市场，例如通过国防预算对波音公司资助了大量的R＆D费用。另外，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非常成功的高技术产业，比如飞机产业，提供直接的出口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发展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所占比重最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诞生最先也是为了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日益增长的贸易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贸易政策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没有借鉴意义。在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中，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在过去30多年中一直在上升，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更为突出。这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无疑对其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许多制成品的世界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性质，所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和制定贸易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经济迅速发展并迅速走向国际竞争市场的中国来说也不例外。
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趋势是对外直接投资，即跨国公司的发展。1970～198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00％，总出口增长速度为总产出增长速度的20倍，国外直接投资增长了1400％以上。而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又是各大跨国公司关注的焦点。如果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进行生产，那么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有优势，生产成本会比国内同行业厂家低，当两家企业在中国市场以同一价格出售同质产品时，跨国公司会获得较高的利润。这种情况目前并不罕见，甚至在某些行业中使中国企业举步维艰。根据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经济租的存在为适当的政策干预提供了机会。不仅如此，从国内市场直至世界市场工业品的竞争而言，的确有许多行业只有走向规模经济与垄断，才能取得优势。因此我国在某些战略性产业方面应发展较大经济规模的企业集团或大跨国公司和大型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以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
回头看我国目前的情况：431家最大企业中，核心企业国有资产原值在10亿元以上的只有27家，1～10亿元之间的有144家，5000万～1亿元之间的有83家，5000万元以下的有177家。翻开世界级企业的名录，还没有中国企业的名字。尽管许多产业中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经济，但我国的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医药、钢铁等行业都远未达到最优生产规模。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行业对资金和生产规模的要求较高，国际汽车行业都是大企业制，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各国前三大汽车生产厂家国内市场集中度美国为90％，韩国为93％，巴西为78％，印度为72％，马来西亚为74％，而中国在40％以下。1990年，中国汽车年产能力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两家，其他数百家企业的年生产能力不足1000辆。而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汽车生产最小有效规模的临界值50年代为60万辆，60年代为100万辆，70年代末期已达到2000万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国汽车行业竞争力的提高无从谈起。不仅汽车的生产是这样，其他重要制成品的生产也是这样。
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根据Brander&Spencer的战略性出口贸易政策，这种“增进本国福利”的主要来源是它把寡头行业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即贸易政策的利润转移效应（Profit-ShiftingEffects）。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借鉴和运用战略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对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误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原发性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战略贸易政策形成的基础和定位的基点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因此，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以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进行研究和对比分析。
一、国家战略贸易政策的导向
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通过国家支持和政府介入，综合运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帮助企业率先进入和开发新产业，构筑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通过成本领先优势抢占市场份额，扼杀潜在的和成长中的竞争对手，形成国家资助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优势，借助国家竞争力确立本国大企业在新兴产业开发方面的国际领先和主导地位，抢占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例如，美国自90年代初就开始制定和推出“国家出口发展战略”，其内容包括财政和金融措施、产业部门支持、特定市场准入、技术性支持等各个方面，而确定为优先支持的领域均为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目的正如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所说：“是保持美国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空心化”战略（研发机构在本国，生产向海外劳动力价廉的地区转移）带来的有利发展机遇，通过政府介入和国家财政支持，形成最有利于国际加工业集聚和发展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入“凹地”，融入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通过国际化生产的外溢效应，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分享当代科技创新的成果和扩散效应。
这种政策目标的确定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不对称竞争”的地位：由于缺乏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产业发展主要沿袭产业技术梯度转移的模式，技术发展也是以跟踪、引进、模仿为主，无论在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还是在新产业开发研究领域都滞后于发达国家十几年到几十年，本国独立完整的高新技术产品开发体系尚未形成。在这种非对称竞争的情况下，即使发展中国家仿效发达国家资助本国企业进行R&D投资，也很难从创新能力和新产业开发能力上击败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因此，只能将战略贸易政策的目标定位由“竞争”转向“合作”，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进入全球配套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在高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往的国际经验证明：大量引进国际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最迅速、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情况为例实证分析：据外经贸部统计，2000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98.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8.9%，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76%攀升到80.51%.这说明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开发能力相当薄弱，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力量，而且从其增长轨迹看，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高于全国外贸出口平均增幅的发展态势。200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6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4%，高于全国平均出口增幅18.6个百分点，在全国新增出口总量中，高新技术产品占55.5%.如果离开“外资”，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足现有规模的1/5而技术贸易逆差将高达500亿美元。从企业的创新能力来看，据外经贸部调查统计，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申请数的2/3以上。再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构成分析，2001年，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约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而这类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由此可见，我国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尤其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领域）只能是“合作”。经济的“融合度”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度”，只有不断提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才能逐步缩小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二、战略贸易政策的实施
从发达国家情况分析，在生产力诸要素构成中，资本要素相对充裕，因此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低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存在输出资本，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趋向均等化的倾向。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估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高达2400亿美元，2001年，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9.11”事件对投资者信心打击的影响，降至2250亿美元，但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例如，美国的国家贸易政策中非常注重“全球资源的置换效应”，即用美国的投资、知识产权、技术装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进行置换和组合，以实现美国经济从“后工业化经济”向“智能和创造型”经济演进。这种以全球资源置换为内核的对外投资方式绩效十分显著，1998年，美国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高达2.4万亿美元，是美国同期外贸出口的25倍。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关键是通过国家财力和政府的经贸政策，改善本国的投资软硬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生产要素流人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处于成熟期的加工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形成国际化生产加工基地。并通过不断改善加工贸易条件，拓展加工贸易业务，最终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加工链”。据《商业周刊》最近统计，全球5.3万家跨国公司内部和相互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0%以上。因此，融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大力发展产业内加工贸易应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今后发展的基本取向。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方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都有4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资金流入。作为“世界工厂”，加工贸易逐步成长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2001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1474.5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5.4%，加工贸易进口939.8亿美元，占外贸进口总额的38.6%，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的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约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这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方式仍以加工装配为主，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程度和自身的加工水平，加工贸易是现阶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发达、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较高、技资环境较好，如何构建和形成这样一个战略“凹地”，主动吸纳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入，应成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切入点。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首要前提是如何构建对国际加工业最具吸引力的战略“凹地”，而战略“凹地”的构成要素取决于外国公司选择海外投资的标准和主要促成因素，以及各国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的相对优势。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近年来经济政策的导向看，各国日益意识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在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上更加趋向促进投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放宽对投资领域的限制以及放松外汇管制，各国都在致力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加有利、更具吸引力的政策环境。因此，作为国际化的加工贸易战略“凹地”一定要具备国际大环境中的政策优势和环境优势，要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创造优越的政策条件和投资环境。各国的实践表明，只有当一个国家致力于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提供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政策、法律环境，并且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之间能够政令畅通、协调一致、高效运作，才能对国际投资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
三、对策措施
外商选择来华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首先是成本，其次是市场，第三是环境。以下就这三个核心因素以及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
1.成本因素
在产品成本构成要素中，我国最具竞争力（也是外商最看中）的是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在可用性基础上的劳动力资源充裕和价格低廉，即较容易雇佣到大批熟练的产业工人；
二是，具备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薪水与国际同类人员相比又非常低；
三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的可塑性很强，表现在文化基础知识较好，渴望学习、刻苦钻研，而且吃苦耐劳、便于管理。
但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人力资源要素将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要素的主导地位，成为构成贸易条件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绝不能仅仅建立在价廉的基础上，因为劳动力的绝对成本优势终将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丧失，而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优势（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其成本的比较）是我国可以长期依托的支点。我国应加快普及高等教育的步伐，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为现代加工贸易的运作提供厚实的智力支撑，主动迎合国际跨国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行的人才本土化战略。同时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国际合作，通过国外高技术劳务的引进，与国内低成本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人力资源方面的组合效应和互补优势。
2.市场因素
市场是构成外商来华投资的第二大要素。目前，外商最大的不满在于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不完善：
一是，在某些市场的准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经济成分歧视，限制和排斥外资企业，即使对外商部分开放的领域，还存在地域、企业数量和股权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二是，市场约束机制不完善，外商普遍感到中国法律的聚焦点是大公司、大企业，而对小企业缺乏约束力。如对小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盗用国际名牌商标、偷税漏税等行为很少有人问津，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三是，市场供给体系不完善，外资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进口受高关税的约束，影响了产品成本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四是，资本市场的发育很不成熟。风险投资的发展依赖于证券市场的发展，高科技与风险投资是一对“孪生子”，缺少风险投资的孵化，高科技产业就很难成长和扩张。从我国情况看，由于受各项政策法规的限制，一方面我国风险投资尚未完全对外资开放，尤其是国内二板市场尚末启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国内上市很困难，运用证券市场资本运作实现高科技企业战略扩张的策略难以实施，再加上风险投资成功后的退出机制很不流畅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制约了国际风险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国内私人资本市场一直处于“地下运作”。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仅北京、上海、深圳三市就有3600多家公司从事私人资金运作，这类公司控制的资金高达7000多亿元，其主要功能是从事股票市场的投机。如何清除金融限制方面的政策法规障碍，使庞大的私人资本合法地“浮出水面”，同时，加快出台和完善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运作的法律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风险投资管理体系，加快二板市场的出台，吸引国外风险资本，清除影响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的体制障碍，引导国际资本投向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培育资本市场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会产生巨大影响。
3.环境因素
在投资硬环境方面，外商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在硬件设施（运输、通讯、电力等）方面已有重大改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业整体配套能力很差，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均很弱，缺乏支撑现代加工业发展的完善的工业整体环境，即使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平均采购水平仅20%左右。从目前吸引外资的新动态分析，外商在投资地区的选择上越来越注重产品价值链的衔接和增值，即投资区的整体工业配套水平，包括加工配套、人力资源配套，以及同行企业和相关企业的集聚效应，在我国沿海部分工业整体配套水平较高的地区已出现大规模的区域性外资集聚现象。例如，紧邻上海的苏州市吸引外资约占江苏全省利用外资总量的一半。
因此，在改善投资硬环境方面不仅要具有能承载现代化加工业的一流的基础设施，还要具备高速便捷、立体化的大交通网络，覆盖面广的数字化、宽带化、智能化的信息高速传输平台。在国家建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更应加大基础设施领域与国际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合作，扩大BOT、项目融资、基础设施经营权转让等方式的利用外资，加快出台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同时，要注重不断提高加工水平，增强配套能力，支持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配套产业，在较小的协作半径内形成很强的产品乃至产业配套功能。此外，要创建高品位的文化生活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在吸引外资过程中许多地方重视生产环境建设，忽视生活环境建设，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表现：东方人强调“艰苦创业”，而西方人非常注重生活环境和质量。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利用外资较多的地方，经常会出现外企白领阶层“江浙上班，回沪住宿”这种东方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因此，在构建国际化加工贸易战略“凹地”过程中要注重生活和生态环境建设，如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国际学校和国际医院的建设，注重防治污染，加强水资源、山体资源的保护，扩大绿化覆盖面，提高生活环境的质量和品位。
国际投资对软环境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国有稳定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或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条件）、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没有地理文化上的进入障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软环境总体评价较好，认为我国在投资软环境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人民币币值稳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所得税减免、进口技术设备减免税、境内技术转让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等）；投资成本低，特别是土地使用费低和建设费用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政治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在投资软环境方面外商反映的突出问题：一是，法制不健全，经济纠纷的执法难度很大；二是，经济贸易政策方面存在随意性、复杂性，尤其是不可预见性，使外商很难了解和把握；三是，我国税收政策与国际不接轨，仍存在较大差异和一些不合理因素。如我国企业所得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与国际相比都很高，出口退税不到位，依然采用国际上仅少数落后国家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购进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税，制约投资），以及在税收政策上重税率、轻税基等等；四是，政府部门办事程序复杂，环节多、效率低。
在改善投资软环境方面，要注意创造以下条件：
1.具备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框架和经济贸易管理体制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外贸管理体制变化的最主要特征是从政策性管理转向法律框架下的规范化和可预见性管理。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求政府在管理经济贸易的法律制度方面符合WTO的各项规则，从自主制定各项规则向逐步采取世贸规则转变，使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和法规简洁、统一、连贯和透明。只有在稳定的、与国际一致的法律框架下才有可能吸引国际跨国公司的中长期战略性投资。
在经济和贸易管理体制上与国际接轨，一是，要更新行政管理的观念和方式，逐步转向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二是，调整行政管理的职能，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上下之间的职能重叠，压缩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管理面和干预面；三是，调整和压缩行政管理权限，减化繁琐的管理程序和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各类审批手续，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2.建立国际化的高速物流通道
国际加工贸易区的三个基本要广素是加工水平、通关速度和货物集散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跨国公司越来越注重选择全球最有利的地区进行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和产品销售。随着加工贸易供应链的拉长，对货物在国际间穿梭的时间限制将更趋严格，以适应制造业向零库存生产演进。只有具备高速、便捷、流畅的物流通道和覆盖面广的供应链体系，才能为构筑国际化的生产加工基地创造基本条件。因此，要大力发展与大交通、大流通、电子商务有效结合的现代物流业和开放型的物流网络体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物流企业，建设以港口为依托的现代化、智能化的物流基地，开发BtoB（企业到企业）和BtoC（企业到消费者）的第三方物流，以集装箱等“组合包装”、“门到门”的多式联运，以及以EDI为先导的现代交易方式。海关、商检、外管、税务、银行等单位要简化办事程序，加强彼此间的协作、协调和配合，构筑现代化的物流交易平台。
关键词:区域经济;农产品绿色贸易;发展战略
绿色壁垒已成为新时期制约我国农产品贸易及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如何冲破绿色壁垒、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已成为急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一、现阶段实现农产品绿色贸易和加速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建立在现代农业资源、生产、贸易、环境和人类消费需求变化以及上述各方面间和谐统一基础之上的现代农业生产贸易方式,是现代农业可持续生产、经营和贸易活动过程的总和。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农业增长国际化的前提和基础,是现代农业经贸史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和最终选择,是农业贸易与环境和谐统一的客观需要,也是发展农村区域特色经济的必然要求。
加速区域经济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的地域间不均衡性和产品与服务不完全流动性决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时候都具有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利用地区资源优势,集中和发展规模经济,减少产品与服务的转移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促进农产品国际间贸易的必要性。经济全球化加快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循环,为稀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置换与整合创造条件。区域经济集团化使区域经济集团组织在自由贸易、关税、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区域同盟成员之间的资源配置优化,经济上互补、互利、互惠,共同促进经济增长,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基础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初期不具备推动所有农业产业和所有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资本、技术和其他资源,政府对农业各地区、各部门或各产业进行广泛的、大规模投资是不现实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难做到地区均衡发展,因此,区域农业经济非均衡发展也就成为客观现实。区域农业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要因地制宜地加速发展地区绿色农业经济,促进农产品绿色生产和贸易。
农产品绿色贸易不仅是当前和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是当前和今后农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当今,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贸易及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战略制定来推进农产品绿色贸易和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
二、农产品绿色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
(一)实施农产品绿色贸易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农产品绿色贸易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农业经济发展史实质上是农产品贸易战略变化的历史。从国际农产品贸易发展的阶段看,国际农产品贸易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依附阶段、自主阶段和战略阶段等三个不同的贸易发展阶段。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小,农业问题已不再是农业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把农产品贸易发展看作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从社会经贸发展史看,贸易与环境和谐统一是现代社会经贸史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和最终选择;从国际农产品贸易协议谈判看,国际贸易协议谈判中,农产品贸易谈判历来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焦点问题;从当今国际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看,近年来由于国际农产品绿色贸易的兴起和绿色贸易壁垒的抬头,使我国农产品贸易受到严重挫折。以福建农产品贸易为例,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2001年全省农产品出口贸易额下滑到156376万美元,比2000年的170041万美元下降了8个百分点。因此,农产品绿色贸易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战略问题。
(二)绿色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贸易和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制约我国农产品贸易和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国内农产品自身品质、质量与安全性等方面的问题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影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体系不健全是主要原因。表现在:第一,农产品产前、产中的安全卫生与过量用药的污染问题。化肥、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等过度使用严重影响农产品品质、质量和食品卫生安全。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有害微生物等严重影响茶叶、蔬菜、水产品等大宗农产品出口贸易。第二,农产品无公害生产技术水平不高问题。一是环保安全型生产资料少。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造成产品污染严重的常规肥料、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等,市场份额占到95%以上,用于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不足5%。二是缺乏相对完整、配套、可操作的农产品安全生产过程控制技术体系、标准和具体措施。一些无公害生产基地、绿色食品基地、有机食品基地,由于缺少无公害型的农用生产资料作为技术保障支撑,产品质量名不符实。三是产品检测技术与手段落后。农产品质量控制手段相对薄弱,已有的检测技术和各种设备重点是针对产后商品的安全性检测,普遍忽视了产前、产中生产过程控制的质量检测。第三,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与发达国家差距问题。我国现行制定的有关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标准等项目少,标准也相对低,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长期以来,我国技术标准体系落后,技术标准水平低(现有国家标准中,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标率为43%),技术标准更新慢(现有国家标准中有一半应废止和急需修改),尚未形成有效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等,严重影响农产品出口质量和产品竞争力。第四,农产品产后加工、储藏保鲜技术落后,产品流通、市场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品种较单一,成熟期过分集中。初级产品直接上市多,产品出口主要以初级产品形式为主;产业化程度不高、产品营销方式落后,如,大多数果农还停留在果熟才找出路的无序竞争阶段;储藏、冷冻、保鲜技术不过关,不符合标准规定的保鲜剂应用影响品质;流通运输条件差,产品长途运输影响质量,产地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建设落后;农产品地区市场结构雷同、产品缺乏特色;农产品出口地区过于集中等。
(三)农产品绿色贸易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1.农产品绿色贸易是现代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动力源泉农产品绿色贸易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和深远的影响。表现在:第一,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动力源泉。发展绿色农业经济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是现代农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绿色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第二,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克服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危险性的重要途径。传统以粮食为主的自给农业,是一种土地密集型产业,并以资源消耗的增加为农业增长的基础。随着土地及其它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机会成本不断增加,农业产业比较利益不断降低,使传统农业增长方式最终难以为继。第三,农产品绿色贸易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发达国家依靠技术优势制定了一系列严格标准,限制国外农产品流进本国,只有大力发展农产品绿色生产,发展区域特色农业经济,才能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效打破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第四,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实现区域经济由梯度发展战略到平衡发展战略转移的必要途径。受边际投资回报率递减规律的影响,随着发达地区某一阶段农业外向型绿色经济的边际投资回报率递减和不发达地区农业边际投资回报率的递增,发达地区农业投资增加最终会过渡或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由梯度发展战略到平衡发展战略的转移。
2.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农业增长国际化的重要前提首先,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有利于改善农业的贸易环境,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使农业的贸易免受其他国家在非关税壁垒方面的种种歧视及农产品进出口带来的压力,降低农产品贸易的谈判成本和交易成本,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有利于推动农业的对外开放,为国外投资者创造更为宽松、透明、稳定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参与国际竞争;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使农业贸易获得主动权,维护农业及农民的利益。其次,农产品绿色贸易有利于区域农业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农产品贸易可以从世界范围解决农产品供求平衡问题和有效配置稀缺农业资源问题,有利于促进各国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为农业增长国际化提供了从世界范围寻求要素资源与产品市场的空间和机会;有利于使农业增长从国际国内分工和产业转移中获得结构调整、外向发展的机遇,实现供给创新,创造新的需求,开拓新的市场;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根据当地自然资源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和产品布局调整,压缩、淘汰那些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解决适地适种或适养问题,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产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3.农产品绿色贸易是适应WTO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加快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循环,为我国相对富余的劳动力要素与稀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置换与整合创造条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也在迅速发展。区域经济集团化使区域经济集团组织在自由贸易、关税、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通过区域集团组织的协议、条约等形式在资本、技术、商品、信息等领域进行合作,实现区域同盟成员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经济上互补、互利、互惠,共同促进经济增长,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是适应WTO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4.农产品绿色贸易有利于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区域农业生产水平从农业国际间技术和产品的交流角度看,农产品贸易是获得农业技术外部经济和资本外部经济的基本前提条件。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在经济成长过程中,其相对优势会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转移。农产品绿色贸易,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的贸易和交流,可以有效促进农产品生产水平和技术的提高和进步,克服国际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有效促进农业技术引进、创新和交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提高。因此,在不妨碍我国自主发展能力的前提下,要积极鼓励外国农业高技术产业公司来我国投资,并在地域上集中布局,以扩大技术外溢效应;同时,积极帮助国内农业新兴、幼稚产业和中级产业的发展,培育农业后劲产业,为农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基础。
5.农产品绿色贸易是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满足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的必然选择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制定了先出口环境资源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发展战略,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正确地处理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的关系,走社会、经济和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一,实现农产品绿色贸易有利于保护贸易环境,减少、消除污染和环境破坏,维护动植物和人类自身的安全与健康,维护生态平衡,是实现农业生态文明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共生与循环的不可逆转趋势。第二,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农业国际化发展趋势的要求。随着农业国际贸易环境的不断优化,关税和非关税限制逐步减少,自由贸易原则得到贯彻,绿色贸易政策的透明度逐步增强,农产品绿色贸易成为实现国际贸易的自然要求。第三,农产品绿色贸易是人类消费需求变化的结果。人类消费需求变化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供求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将集中表现在具有优质、卫生安全、便利和品种、风味多样化等特征的产品上。
6.农产品绿色贸易符合比较利益原则,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实现农业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是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参与国际、国内分工与合作的重要途径。我国人均水资源是世界的1/4,人均土地资源是世界1/3,人均森林资源是世界的1/7,人均草地资源是世界的1/2-1/3,人均海洋资源是世界的1/4,通过实现农业国际化,可利用国际资源解决中国农业资源不足的问题,将自身资源配置到能发挥最大效率的地方,从而促进农业提高比较效益。
7.农产品绿色贸易是我国农业实现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实行负保护,农业为实现工业化发展资本积累提供重要来源,农产品出口仍是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我国农业部门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是一个不断作“贡献”的部门,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通过价格支持、收入补贴、市场收购等方式对农业部门进行较大程度特别保护和支持,只有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和特色,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才能有效保护农业本身发展,促进二元结构的根本转变。
三、发展区域经济,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的战略构想与对策措施
如何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呢?本文认为其指导思想应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为基本指导,以科技为依托,实施区域优势发展战略、国家(区域)技术标准战略、科技与市场一体化发展战略、项目工程带动战略以及打造绿色贸易区等为主要战略内容,加速区域经济发展,推进农产品绿色贸易,以点带面、梯度推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由梯度发展战略到平衡发展战略转移;重视发挥政府在区域优势发展中的战略指导作用,重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体系创新相结合,有目标、有重点、按步骤、分阶段地发展农产品绿色贸易区;重视加强贸易环境立法和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促进区域贸易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绿色壁垒,反对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全面提高区域农产品质量和生产、管理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循环、可持续发展。具体对策如下:
(一)发挥政府在区域优势发展中的战略指导作用,促进农产品贸易和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政府要不断转变职能,从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由行使企业和市场职能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投资与发展环境职能上来。发挥政府在区域优势发展中的战略指导作用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
1.要重视做好六个结合一是把区域优势发展总体战略的选择、制定同区域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设计、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方向的设计和区域优势产业发展的时空布局及平衡发展结合起来;二是把区域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体系创新结合起来;三是把提倡发展绿色贸易、鼓励绿色产品生产和销售及促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同反对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结合起来;四是把促进提升农产品品质质量、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同国内农业的扶持和保护结合起来;五是把促进国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同加快环境法制建设的步伐、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结合起来;六是把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同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2.要正确处理好观念更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体系建设间的关系观念更新是实现绿色贸易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观念更新,才有目标、手段和方法的更新。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贸易的重要依托。技术创新是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和最有效方法。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高所表现的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农产品质量(包括安全性)高的优势和农产品花色品种多、精深加工产品的优势等这三个方面优势的发挥均离不开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可以降低单位农产品物化过程的劳动消耗,可以减少单位农产品生产的劳动支出,可以以同样多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品和收益,或以较少的投入获得同样的产品和收益,从而达到单位农业资源利用率和效用满足度的提高,并降低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科技进步又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先决条件,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质量差、品种花色少、缺乏加工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制度创新是实现绿色贸易的关键。制度创新是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制度创新可以合理整合、利用各种优势的资源,提高资源生产利用效率,发挥比较效益和规模效益;通过制度创新可以调整生产结构和社会再生产的产品分配过程,通过生产结构的调整,促进资源和产品向有效资源利用的部门或产品生产的部门和方向转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益;通过制度创新可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提高绿色产品、绿色生产和绿色经营的法律意识,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通过制度创新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组织创新和体系建设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绿色贸易的重要环节。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体系建设和管理创新是实现制度目标的根本和重要保证。
3.发挥政府战略指导作用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二要成立实施“绿色农业工程”统一领导机构和组织管理协调机构。制定区域项目发展规划和总体目标,确立重点项目发展的主要内容以及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和实施步骤,组织项目的落实,协调项目的管理,组织监督、检查、评定项目的进展与完成质量等。三要加强政府对发展绿色经济的扶持力度。从减免农业税费、增加农业科技教育投入、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降低农业生产资料成本、降低农产品市场流通成本、降低市场风险、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方面给予积极扶持。四要特别重视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要加快开发具有民族特色、地区特色的农产品,不断增加农产品的花色品种;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业;要打好非转基因农产品的牌子,增加非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出口;要增加农产品的文化含量,丰富农产品的文化内涵,并以此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建立农产品国家(区域)技术标准体系,实施技术标准战略
把建立农产品国家(区域)技术标准体系提升到发展战略高度,作为区域实施技术标准战略的关键内容。要特别重视制定农产品国家(区域)绿色技术标准体系,把它列入区域科技发展规划。建立农产品区域绿色技术标准体系是全面、合理、科学地规划、配置、利用区域内农业科技资源以及其他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全面提高区域科技水平、实现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区域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措施。长期以来,我国技术标准体系落后,技术标准水平低,技术标准更新慢,尚未形成有效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等,严重影响农产品出口质量和产品竞争力。
建立农产品国家(区域)技术标准体系,要以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核心,以实现蔬菜、水果、茶叶、水产等大宗农产品出口为突破口,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建立食物安全生产基地为依托,以生产过程源头控制为切入点,以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依法加强质量监测管理为手段,力争用较短时间基本上解决我国农产品品质和污染物超标问题。当前首要任务是建立大宗农产品绿色技术标准体系,要加快制定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参照世界著名(权威)产品认证机构和主要产品认证制度,在广泛开展农产品贸易国际技术法规、标准的搜集和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产前、产中、产后标准相配套的原则,通过规范技术,制定食物安全生产技术规程,包括种子种苗技术、施肥技术、植物保护技术、栽培管理技术、食品加工、运输、储存等技术措施。加强现有标准修订工作,引入竞争机制,清理和修订过时的农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推进高新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要积极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加大对采标项目的资金投入,保证国际标准转化工作任务的落实。对涉及人身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强制性标准,要保证实施效果。要加强采标示范,扩大标准化示范规模。
(三)整合科技力量,创新科技与市场一体化发展体系
整合科技力量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首要环节,是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要把整合科技力量同建立新型的农业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推广的科技支撑系统结合起来,同建立科技与市场一体化发展体系结合起来。整合科技力量要重视机制创新,鼓励多学科联合协作攻关,鼓励产、学、研结合,降低技术创新与技术流通应用成本。
当前要特别重视把整合科技力量与确立技术发展目标和优先领域结合起来。要重视加强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综合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重点加速新型无公害农产品替代肥料、农药、饲料添加剂技术的研究和创新,研究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过程控制关键技术、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标准技术和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检测的技术和设备,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全程控制高技术成果。重点包括优质品种选育、产地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治理以及安全生产、加工与卫生技术;生物农药、生物肥料及生物防治技术;高效、低残留(化学生物)农药、作物生长调节剂和新型高效专用复合肥、叶面肥技术;城郊农业和设施农业中的无公害生产技术;微生物肥料技术、基因工程疫苗、生物有机肥料、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农产品信息、安全、预警、预报的网络体系建设技术等。要加快建立农业环保技术研究中心,从无公害新型肥料、农药、饲料添加剂入手,分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无公害农业的发展。要积极促进技术扩散、技术推广,重视建立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按照“五统一”(统一环境质量、统一关键技术、统一规程标准、统一监测方法、统一产品标识)的要求,重点创建一批无公害蔬菜、水果和茶叶生产示范基地,加强产地源头控制。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扶持专业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市场中介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产销顺畅。要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与大专院校联姻,创办农业生产基地、科技示范园、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基地示范、企业带动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
(四)建立农产品绿色贸易区,实施区域优势发展战略
任何一个地区都具有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区域经济优势的必要。建立农产品绿色贸易区,是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施区域优势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是克服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由梯度发展战略到平衡发展战略转移的有效措施。要重视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要重视建立绿色贸易经济区、绿色贸易特区、闽台农业绿色贸易区等绿色贸易经济区。要明确区域发展优势,因地制宜地发挥优势,提高质量;要善于抓主要矛盾,重点治理,以点带面,梯度推进;要把打造“绿色特区”同实施梯度推进战略结合起来。
第二,重视实施绿色项目工程带动发展战略。要积极促进绿色基地建设、绿色园区、绿色示范区建设;要积极组织实施包括项目组织多元化、推广形式综合化、推广措施一体化的工程项目,促进区域综合生产开发能力的提高。
第三,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针对南北、东西的差距,积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对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如水产品、畜产品、蔬菜、水果、花卉、烤烟等)的调整,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快发展步伐,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努力开拓国际高档农产品市场,积极改善农产品加工、包装、贮藏、运输等条件。加快建立大统一、大流通的市场体系,减少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培植和扶持一批农产品营销公司,树立名优农产品形象,建立生产、经营连锁店。对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战略调整,应在保证安全供给的条件下适当减少生产,调整资源成本高、缺乏比较优势农产品的生产布局。要建立农业结构调整支持制度,鼓励和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转化,既要保证粮食安全供给,又要促进粮食生产结构的优化升级。重点加强落后产区的技术培训,通过规范技术,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区域生产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并与国际接轨。
(五)加强体系创新与制度建设
1.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主要包括加强生产监管、市场准入体系建设和保障体系建设等内容。
第一,加强生产监管。一要强化生产基地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创建一批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加强动植物无规定疫病区建设;二要净化产地环境,加大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力度,严格控制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重点解决化肥、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的污染;三要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建立农业投入品禁用、限用公告制度,严厉打击制售和使用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行为;四要推行标准化生产;五要提高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扶持和发展专业技术协会、流通协会等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经纪人队伍,促进农业产业化,以龙头企业带动农产品生产,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农产品品种布局和结构,全面提高农产品生产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
第二,推行市场准入制度。一要建立监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农产品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的监测,确保上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二要推广速测技术。在全国大中城市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开展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检测技术,推广速测技术,公布检测结果。三要创建专销网点。在国家和省级定点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连锁超市推进安全优质认证农产品的专销区建设,积极推进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连锁经营和集中配送。四要实施标识管理。推行产品分级包装上市和产地标识制度,对包装上市的农产品,要求标明产地和生产者(经营者)。五要实行追溯和承诺制度。按照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可相互追查的原则,建立农产品生产、经营记录制度,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可追溯,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制度。
2.加快完善保障体系建设第一,要健全标准体系。按照产前、产中、产后标准相配套的原则,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及时清理和修订过时的农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抓紧制定急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第二,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检疫、检测体系建设。有关职能部门及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快配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疫、检验和检测设备,制定相关制度,培训人员,强化检测手段,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和纠正。要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积极引进先进的检测技术和设备,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检验检疫方面的差距。第三,要加快认证体系建设。整顿绿色产品市场,规范绿色产品的认证、发证工作;加强认证机构建设,重视与国际权威认证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提高认证工作的权威性;做好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产品认证和标识管理工作。第四,要加强生态环境污染监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系统建设。尽快启动农产品食品污染监控和预警系统,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督;加强研究收集国外的绿色壁垒条款、措施,建立绿色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并及时地将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做好防范工作;加强国际合作,开展南北对话,建立环境与贸易协调的良性机制,及时向农产品生产、加工、经营和使用者提供质量、安全、标准、品牌、市场等方面的信息。第五,要加强管理机构与服务队伍建设。加快标准化研究及管理机构的整合,建立起布局合理、分工合作、共同发展的标准研究和信息服务格局,提高标准化工作服务队伍的整体素质。
3.加强与绿色贸易有关的环境法制及制度建设要加快建立贸易与环境法制建设专门机构,加速与贸易有关的环境立法;要健全环境标准体系,建立完善的环境标志制度,促进环境标准与国际接轨;要提高贸易与环境执法水平;要积极鼓励技术创新,扶持绿色产业。
4.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农业国内政策支持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农村新一轮改革。要建立健全一个能适应新阶段和农业国际化要求的集中、高效、协调的农业管理体制。要积极培育农村市场经营主体,鼓励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扶持龙头企业、专业组织和市场中介组织,使其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重点抓好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体系建设,鼓励组建农业行业技术协会、商会等组织进入流通行业。加强农业国内政策支持,要用好农业协议“绿箱”政策条款,强化对农业的投入支持,重点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质量标准和市场信息等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农产品加工业、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要加强农产品安全宣传培训,从正反两方面对食物安全生产和市场情况进行经常性的宣传,在《农民日报》或《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开辟“食物安全”宣传专栏,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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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这为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此,要采取积极措施,在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一、我国加工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一)WTO规则对加工贸易带来的挑战。由于关税的减让,原来销往国外市场的加工贸易产品可能转而在本地销售,从而影响国产商品的市场占有率;一些加工贸易货物通过内销途径可能逃避配额许可证管理,既影响了企业加工贸易的正常运行,也为海关对加工贸易进行后续管理造成困难;按照WTO国民待遇原则,任何成员不能以直接或间接方法对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有特定数量或比例的国内数量限制,或强制规定优先使用国内产品。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不能用政策上的限制来促使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使用国产料件;随着关税的降低,政策优惠的吸引力下降。
(二)加工贸易监管面临的挑战。一是加工贸易监管政策存在不足:加工贸易的监管政策滞后于业务的发展;缺乏健全、有效的产业政策导向和税收保障机制;相关政策不协调。在贸易政策和税收等政策方面,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之间存在较大的政策落差。二是不法企业利用加工贸易走私现象十分突出,给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由于加工贸易的管理模式与监管手段仍有实际困难,使加工贸易成为不法分子走私的渠道之一,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营秩序。三是没有形成有力的协调配合机制:各部门多头共管,各地区监管条件不平衡;技术标准不规范;管理脱节;保证金台帐制度需要进一步落实;监管任务重。加工贸易超常比例增长与海关监管人力严重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过重的监管任务使海关事实上难以有效监管。
(三)加工贸易挤压正常贸易,使出口税源萎缩。我国对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实行保税监管制度,即在货物进口时,海关保留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权利,但实际并不征收,或按比例(85:15195:5)征收,待原材料加工成成品后出口时核销结案。加上我国对加工贸易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和生产工具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政策,导致占进口贸易总额近50%的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及机器设备基本上都不征税或征收很少的税。另外,三资企业投资进口的机器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1997年我国进口贸易总额中实际应税货物的比重仅为23.4%,1998年国家调整进口机电设备税收政策后,应税货物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9%,其中加工贸易进口货物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51.3%。进口货物中应税货物比例大幅度减少,税源萎缩。
(四)加工贸易对国内产业的带动作用并未充分发挥。相对于一般贸易而言,加工贸易增值率不高,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弱,拉动作用相对较小。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加工业过度膨胀。据有关部门对80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调查分析,利用率在60%以下的有28种,占35%。我国绝大部分加工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缺乏产品开发能力,承接的加工贸易相当部分属于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加工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同时,真正高、精、尖的加工能力却严重不足;而且加工能力一旦形成,机器设备成为沉淀资本,要维持其生产就必须有足够的原材料供应。庞大的加工生产能力与我国相对落后的原材料工业和种植业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造成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工业、种植业之间比例失衡。
(五)加工贸易顺差、原产地规则与严重贸易摩擦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我国,随之而来的是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也同时转嫁给我国,从而加剧了欧美国家与我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纠纷。目前,我国对美国和欧洲存在较大的贸易顺差,主要原因是由于加工贸易顺差较大而引起的。由于加工贸易加工程度深浅不一,增值幅度相差甚远,原产地认定分歧较大等方面问题造成我国表面存在较大顺差,但实际增值并不高。加工贸易是国际分工和国际化生产所导致的经济合作形式,在这个生产、流通的过程中,我国只是从事其中部分加工环节,贸易顺差并不代表中国在贸易过程中获取了相应的贸易利益,可是却被他国利用,成为向我国施加贸易压力,甚至是讨价还价的砝码。
(六)加工贸易企业分类的标准和保证金管理面临挑战。一是加工贸易企业的分类标准过于严格,对技术性犯规惩罚过重。适用A类管理的加工贸易企业可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但由于其标准过于严格,满足其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数量很少。一些加工贸易出口大户由于货运量大、料件和产品种类繁多,报关次数频密,技术违规概率大大增加,因此被划入C类管理,造成数十亿巨额资金长期压在银行不能周转。二是关于缴纳保证金问题。按照规定,适用C类管理的加工贸易企业向海关办理合同登记备案时,海关对其备案进口料件收取应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税款等值的保证金。这就使企业相当一部分流动资金固定地用在保证金上,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削弱,从而影响外贸出口。
(七)促进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与加强监管面临的挑战。一是“先办转厂手续后出货”给外商带来不便。由于加工贸易生产合同的按期交货规定或市场的急需,一些企业来不及办理转厂手续。外商对此反响较大。二是利用深加工结转走私现象不容忽视。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在深加工结转过程中,进口料件“转飞”的情况比较严重,值得重视。三是深加工结转往往跨越关区,给海关的工作增加了难度。由于各关区的条件不一样,有的关区无力对加工转厂的业务实施有效监管,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八)加工贸易发展面临挑战。一是加工贸易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对加工贸易的调节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二是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投资软环境上讲,我国的社会服务体系尚不健全,企业与市场存在脱节现象,为企业服务的机构还没有配套。另外,我国的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的服务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信息服务有待加强,金融服务需要完善。三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四是现行的有关税收政策影响限制了加工贸易使用国产原材料。按《关于印发〈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及《关于出口货物税收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的规定,来料加工中使用国产料件的已纳税额要全部计入成本,进料加工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同使用减税进口材料一样,需将已纳税金额的8%计入出口产品成本,但进口料件只有5%-15%的部分纳税,因此,两种情况下,进口料件的总体税赋及应计入成本的税赋部分都远远低于国产材料。在利益驱动下,企业往往放弃使用国产材料而选择进口材料。同时,按上述规定: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当期出口产品的增值部分征17%退9%,即增值部分的8%打入成本,这样出口产品的加工程度越深,附加值越高,增值越大,企业的成本越高。五是加工贸易业务管理的基础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后,相关的操作规程仍跟不上国家保税业务的发展和通关制度改革的要求。
(九)境外加工贸易发展面临挑战。一是对境外加工贸易认识不足。加工贸易在我国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对加工贸易的认识很全面。但对于境外加工贸易,我们的认识还很不足。我国现行的政策限定过死。目前,生产企业获得的自营进出口权,只限于经营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事实上,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需要出口的原材料、零部件不仅仅限于本企业生产的。二是国家的相关政策尚未配套。以金融服务业为例,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程度较低,难以对境外加工贸易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我国企业在境外开展加工贸易过程中,遇有流动资金短缺时,难以得到国内商业银行和国家进出口银行的信贷支持。三是产业发展不均衡。我国拥有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行业领域少。现在,我国的纺织、服装、家用电器和轻工业品还占有优势,其它诸如汽车、IT产业、电信等领域,我国没有竞争优势。尤其是我国的服务业水平同国际相比,差距很大,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境外加工贸易的发展。四是信息机制不健全。从市场信息需求看,企业对国外有关政策、法律和投资环境知之甚少。不少企业想走出去,但不知从哪里能够得到有关国家的市场资料。对于国际上与加工贸易相关的原产地规则了解不多,国际通行做法也不掌握。
二、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和改善加工贸易的审批管理。一是完善加工贸易业务的审批制度。适当扩大地(市)和县(市)级加工贸易审批权。对实行总量平衡管理的棉花、食糖、植物油、羊毛、天然橡胶、原油和成品油等商品的加工贸易业务,有条件的地区,也可将审批权下放市一级。二是适度放宽加工贸易企业审批条件,减少程序,简化审批手续。根据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不发达现状,适当放宽条件,鼓励中西部地区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三是严把加工贸易业务(合同)审批关。严格按照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制订的单耗标准来审批加工贸易,对尚没有全国统一单耗标准的,加工贸易审批机关要严格审核企业所申报的单耗,征求行业主管部门和海关的意见后予以审批,海关凭加工贸易审批机关签发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予以备案。四是规范加工贸易批准证的时限。经营企业须按《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规定的期限加工、返销制成品并办理核销手续。如因客观原因确需延长制成品返销期限,须在规定的制成品返销期限内报原审批机关批准,海关凭批件办理延期手续。五是提高加工贸易审批效率。进一步完善“金关工程”,实现加工贸易各有关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网,以更精确、更便捷、更经济的管理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充分利用电子化管理将有效地在政府部门管理现代化中避免重复建设,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加工贸易发展。六是对敏感的配额许可证商品、有污染的商品、国际市场容量有限并易冲击我国一般贸易出口的商品等限制类商品,其加工贸易的审批要更加严格。
(二)科学规范加工贸易企业的分类管理。一是根据机构改革后的新情况,重新调整和完善“加工贸易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议由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组成加工贸易部际联席会议,定期通报情况,研究政策,共同做好加工贸易的管理工作。今后,各省市也应建立相应的加工贸易联席会议制度,就各种情况互相定期通报。二是科学界定加工贸易企业分类标准。放宽对加工贸易企业违规的界定条件,对一般技术性违规的不应做为评定企业类别的依据,对轻微违规、处罚金额不大(可加大到5万元以内)的违规行为,也不应做为类别评定纪录。对无走私记录、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应尽可能使之在没有C类、D类企业违规严重的情况下进入A类行列。
(三)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引导加工贸易良性发展。一是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我国沿海地区投资环境和工业基础都有明显改善,为吸收跨国公司的进入创造了有利条件,应引导外资逐步从传统产业转向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应逐步引向内地,并根据自身需要适当发展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尽快调整国内相关政策,采取措施推动国内相关产业升级。大力发展并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档次。二是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和国际通行做法,提高加工贸易产品国产化率。对采用国产料件替代进口料件的加工贸易,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免部分税收,刺激企业的积极性。三是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建议增加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将所有高新技术产业列入鼓励类高新技术产业之中,进口关键设备零部件和软件技术享受免征关税和增值税待遇。简化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的相关手续,通过资信评估,使大多数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加工企业都能划入A类和B类。拓宽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建议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基金,给予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项目以重点支持。提高自主开发能力,走引进、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路子。高新技术企业要加快新技术引进步伐,跟踪本行业世界先进技术水平。鼓励外商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我国设立研究开发中心,提高我国科研水平。
(四)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良好的加工贸易发展环境。利用多种投资方式,改善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尽快修筑交通运输干线,打通通往国际和我国东部沿海的陆路、水路和空中通道,加快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改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二是根据中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出口优势产业。培育和形成新的外经贸增长点,建立以水力、矿产等资源开发为核心的矿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能源加工,发展旅游业和边境贸易。要大力引进高新技术,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增强对资源性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能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的优势。进一步办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区。选择部分科技实力强的中心城市,建立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出口加工区。三是运用区位优势,发展面向中亚、南亚等出口的加工工业。积极开展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通过经济纽带维护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周边国家的运输通道。四是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工贸易,要取得突破和更大发展,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沿海地区的做法。必须解放思想,求实创新,因地制宜,发挥自身独特优势,采取新的思路、新的模式和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五是加快经贸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要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科学教育事业,加快外经贸人才培养,为西部大开发和发展外经贸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五)妥善处理加工贸易内销问题,减少对国内产业冲击。一是严格控制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内销。加工贸易保税料件内销,必须符合国家规定条件。严厉打击利用加工贸易保税料件内销进行走私、牟取暴利的违法行为。二是规范对加工贸易内销料件的处理。对不属于进口配额许可证或登记管理的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内销,海关根据《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内销批准证》,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进口料件补征税款及税款利息后,办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的核销手续。对属于进口配额许可证或登记管理的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内销,如经营企业能在规定的核销期内提交相应的一般贸易进口许可证或登记证明,海关按规定办理加工贸易手册的核销手续,如经营企业不能按期提交相应的一般贸易进口许可证或登记证明,海关除按规定补征税款及税款利息外,同时按进口料件案值处以等值以下、30%以上的罚款,方予办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的核销手续。三是加大对加工贸易违法内销的处罚力度。对未经海关许可,擅自转让、抵押、调换加工贸易保税料件或成品的,对有关保税料件数量短少且不能提供正当理由或有关纪录不真实的以及三次以上走私的企业,要依法进行处罚,规范加工贸易秩序,尽量避免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内销对我国民族产业的不利影响。
(六)发展出口加工区,规范加工贸易管理。一是进一步规范出口加工区货物进出的监管。加强出口加工区与境外之间进出货物的监管,加强对出口加工区与区外之间货物进出的监管。二是切实落实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保税监管政策,提高加工贸易产品国产化率。三是进一步完善出口加工区的管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应完善出口加工区的服务功能,在对加工贸易业务有效监管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政策,简化企业的手续。四是积极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加工区。一方面,引导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企业逐步向我国新设立的出口加工区内集中,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群,提高产业配套能力,扩大整体优势。另一方面,建议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等高新技术产业已有基础且具有发展潜力的开发区内试办规范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加工区。超级秘书网
(七)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加工贸易管理体制。一是积极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向实行封闭管理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集团、保税工厂转移,对指定区域内的加工贸易由海关实行保税监管,在完善现行监管办法的基础上实行规范化的管理。经过一定时期过渡后,指定区域外只允许采取保税工厂、保税集团的形式。要进一步强化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等指定区域的保税加工功能,放开加工贸易的产品范围,简化手续,相应强化封闭式管理。二是采取有力措施,完善加工贸易保证金台账制度。为实施“实转”有困难的加工贸易企业寻求多种担保或抵押,经海关认可,可暂免缴纳有关税赋,待加工生产成品出口后予以核销。如果经营单位在规定时间没有出口或违规内销,海关将担保金或担保物抵交税款或缓税利息。三是严格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管理。利用计算机异地报关系统和加工贸易分册,规范加工贸易的异地加工及深加工结转管理。四是引入加工贸易业务风险管理机制。目前,要在坚持台账制度的基础上,引入风险管理机制,加大对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的监管力度。五是创适条件,逐步使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发展。建议选择上海、天津和深圳等建立比较早、发展比较快、规模比较大主要港口城市保税区,率先建立综合型自由贸易区,实现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出的“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的战略构想。
论文摘要： 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如同双刃剑，善用技术性贸易壁垒不仅可以起到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功能，而且还可以发展出攻克外国农产品贸易壁垒的策略。本文在考察、总结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我国利用、应对和突破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机制。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技术性壁垒 战略 机制 一、利用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做法 1.美国的主要做法 (1)技术标准。美国建立了完善的农产品技术性标准壁垒体系，主要分为常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有机食品标准体系两大部分。常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三类。行业标准是美国标准的主体。“有机食品”标准主要包括有机生产加工处理系统计划，土地法规，土壤肥力和作物营养管理标准等。 (2)评定与认证程序。美国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机构、民间组织都可以开展农产品合格评定与认证工作，虽然农产品认证管理体制自由分散，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有关安全、健康方面的农产品要进入美国的市场，必须经美国权威部门检测、评定，认可后才能入境。 (3)检验检测体系。美国根据农产品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的需要，建立了两类检测机构，即分农产品品种的全国性专业检测机构和分区域的大区性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同时，各州也根据需要，建有州级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沟，主要负责监测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和产地质量安全。美国的检测检验体系还负责对食品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通报。 2.欧盟的主要做法 (1)技术标准。从总体来看，要进入欧盟市场的农产品必须至少达到三个条件之一，即:①符合欧洲标准，取得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认证标志;②与人身安全有关的农产品，要取得欧共体安全认证标志CE;③进入欧共体市场的产品厂商，要取得IS09000合格证书。同时，欧共体还明确要求进入欧共体市场的产品凡涉及欧共体指令的，必须符合指令的要求并通过一定的认证，才允许在欧洲统一市场流通。 (2)评定与认证程序。欧洲以外的国家的产品要进入欧洲市场，除了IS09000和1S014000国际标准认证外，还确立了统一的产品质量认证(包括农产品)，如CE认证、HACCP认证等。 (3)标签和包装。欧盟一直通过产品包装、标签的立法来设置外国农产品的进口障碍。CE标志是欧盟1985年开始制定的系列安全合格指令，世界任何国家的产品要想进入欧盟市场就必须加贴CE标签。 3.日本的主要做法 (1)技术标准。日本的标准体系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三个层次。国家标准即JAS标准，以农产品、林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及其加工制品和油脂为主要对象。行业标准多由行业团体、专业协会和社团组织制定，主要是作为国家标准的补充和技术储备。企业标准是由各株式会社制定的操作规程或技术标准。 (2)认证体系。日本的认证制度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类。强制性认证以法律形式执行，认证的对象主要是电器产品、液化石油器具和煤气用具等。自愿性认证由企业自愿申请，适用于强制性以外的产品。日本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可以分为常规农产品认证和有机农产品认证两种。常规农产品认证是指JAS认证。JAS是一种自愿认证制度，生产者可以自愿申请，经认证合格后被授权使用JAS标志，另外就是有机农产品的认证。 (3)检验检疫。日本检验检疫制度从内容方面看包括三个方面，即动物检疫、植物检疫、食品卫生防疫。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分为三种检测类型，即命令检查、检测检查和免检。 二、应对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验 1.美国的应对机制 (1)政府与企业间沟通顺畅，配合默契。美国产业界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意识很 强，而美国各类行业中介组织在为企业提供国外贸易壁垒信息服务，游说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攻击性极为突出。美国的经济实力超强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以其经济实力为依托其贸易壁垒应对机制也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从301条款明显的单边性强制措施中可以证实这一点。 (3)有效衔接单边调查程序与多边争端解决机制。301条款允许美国个人、企业或行业中介组织对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作法进行投诉。并可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从而有效衔接了单边调查程序与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2.欧盟的应对机制 欧盟先后于1984年和1994年颁布了《新贸易政策工具》和《贸易壁垒规则》，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 (1)《新贸易政策工具》。《新贸易政策工具》目标是在遵守当时的国际义务和程序的前提下回应第三国的不正当贸易做法，并消除该做法对欧盟利益带来的损害；同时，确保欧盟依据多边规则对第三国的贸易做法充分行使相应的权利。它的颁布标志着欧盟初步建立起贸易障碍调查程序规则。 (2)《贸易壁垒规则》。《贸易壁垒规则》在贸易政策领域为欧盟维护其权益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程序规则。当欧盟产业和企业遭遇贸易壁垒，从而影响其进入第三国市场或欧盟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时，其可依据该程序规则建立起的机制，要求欧委会对相关不公平贸易措施开展调查，并通过双边磋商、WTO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 3.日本的应对机制 日本国主要采取两类措施进行应对：第一种措施便是自助式，单独或者纠集它国进行集体制约，包括单独采取对等或者报复措施、或者形成战略集团进行攻守同盟；第二类措施则是他助式，即通过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凭借后者的权威和有效的集体制裁机制，对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的国家或者地区施加压力，以迫使后者限制或者取消此类贸易壁垒。 三、突破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促进机制 1.美国的促进机制 (1)组建强大的促销组织机构。美国农业部由各类国家股份公司，如农产品信贷公司、联邦机构和其他机构组成，是直接负责农产品出口促销的政府机构，它集农业生产、农村生态、生活管理以及农产品的国、内外贸易于一身，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实行一体化管理。美国还有上百个农业团体、协会与政府合作，具体承担农产品出口支持计划。 (2)实施农产品国际市场开拓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国际市场拓展计划，国外市场开发合作者计划，优质样品计划，新兴市场计划，特定农作物技术支持计划。 (3)建立完善的信贷担保制度。美国政府启用了一系列金融服务措施，制订了一系列促进农产品出口的信用担保计划，强有力地促进美国农产品出口。 2.欧盟的促进机制 (1)建立新的“农场咨询系统”(Farm Advisory System）。这个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民提供如何在生产过程中按照有关标准和良好操作规范的咨询服务。 (2)加强农村发展。欧盟用于促进农村发展的资金将大幅度增加，用于促进农村发展的措施范围也将扩大，这些规定从2005年开始实行。 (3)调减对大农场的补贴。此项措施每年可节省支 出12亿欧元。这些节省下来的支出将全部用于促进农村发展项目。欧盟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使欧盟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提高了其综合竞争力，对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具有针对性。 3.日本的促进机制 (1)建立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出口促进体制。日本政府成立“农林水产品出口推广协会”，协会内设由政府各部门主管官员和主要农业组合负责人组成的干事会，并在农林水产省内设事务局。 (2)加强品 牌农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一方面提供财力支持开发DNA品种鉴定技术，另一方面，争取各国立法保护海外的日本农产品品种。日本农林水省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农业食品知识产权保护本部”，加大对这项工作领导力度，一是控制优良品种种苗的外流，二是通过DNA检测控制在海外生产的产品返流日本，扰乱日本市场。 (3)积极开展海外市场推广。农产品出口海外，推广工作是关键。日本政府、民间团体、企业、农户紧密配合，按计划、分步骤、有目标地积极开展这项工作。推广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开拓并扩展销售渠道；采取多种形式的市场营销手段；重点推介品牌农产品；注重向来日游客推广日本食文化和食品。 四、对我国的启示 1.利用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 (1)强化政府功能。政府在农业管理中应主要定位于宏观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农业企业和农民(农场主)所不能或者不愿意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上，切实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以保障人类健康和消费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生态环境、防止欺诈、保证农产品质量、维护国家利益为主要内容，政府部门理应承担重要职责，要突出政府在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2)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我国政府应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实际需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及时清理和修订过时的农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抓紧制定急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3)加快建立检验检测体系。发达国家政府根据农产品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的需要，建立了从农田到餐桌、多层面、分区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并通过该体系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宏观调控和监督检测。我国政府应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的建设，充实检测力量，完善仪器设备和手段，提高检测能力。 (4)建立认证体系。发达国家政府高度重视产品认证工作，通过实施产品认证，向市场提供一种可以信任的证明。除了对最终产品进行质量认证外，发达国家还普遍在生产企业中推行HACCP体系认证，强调企业自身的作用，同时重视认证标签的管理。由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工作起步比较晚，我国政府应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的建设，组建不同层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2.应对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 (1)积极发挥企业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的能动性。对于技术贸易壁垒的应对，仅仅依靠企业是不行的，这就需要企业与农产品行业协会联合，充分发挥应对主体的法律功能，一起来对付外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因此要应对出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需要企业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发挥作用，这是成功应对机制的重要方面。 (2)灵活的应对策略是成功应对壁垒的关键。发达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应对机制，其适用的是有关贸易壁垒应对机制的一般性规定，但是其灵活的应对策略是其成功的关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日本的第一种自助式的措施策略，其单独或者纠集它国进行集体制约，包括单独采取对等或者报复措施、或者形成战略集团进行攻守同盟。 (3)提高争端应诉能力。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其不但有灵活的法律应对机制，同时争端解决的实践能力很强，可以说，正是因为最终能够顺利的通过争端解决来处理壁垒纠纷，发达国家多了一道防护墙。从这里看出，对于技术贸易壁垒，不仅要从如何应对入手，即使在争端解决中也能体现绝处逢生的本领，才能不断提高争端应诉能力。 3.突破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促进机制方面 (1)合理运用财政与金融手段是促进农产品出口实施农业保护的关键。如果仅仅是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的强制性，很难达到政策预期目的。只有依靠经济利益诱导，农民才会朝着政府农业发展目标努力。因此，在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出口的政策支持手段中，财政和金融手段是保证政策目标责任制实现的关键。 (2)确立出口农产品的品牌战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的增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步形成了以富裕阶层为主的农产品高消费群体，我国农产品出口数量大、单价低、特色少品牌缺，处于国际市场的中低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培育自己的农产品 名牌，占领国际高端农产品市场是振兴我国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要手段。
论文论文关键词：纺织品 贸易摩擦 反倾销 技术性贸易壁垒 论文论文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国，纺织服装行业也是中国的支柱型产业。在纺织品“后配额时代”的前两年，其他国家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配额限制的取消使得中国纺织服装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但依然面临众多困难，如与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摩擦加剧、受到它国越来越多的反倾销措施限制等。目前中国纺织服装行业还面临如“技术性贸易壁垒”等一些新的挑战。本文将分析中国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并提出如“开展跨国经营战略”等对策措施，以促进中国纺织服装贸易的发展。 纺织服装行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纺织和服装业的发展涉及的社会劳动力超过1亿人，2006年纺织服装业占工业企业总增加值6％以上。2006年，纺织服装业销售总值2．45万亿元，比2005年增长21．8％；实现利润88亿元，比2005年增长28％；出口总值1470亿美元，增长25％，占全国出口总值的15．2％。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以后，纺织服装行业呈现量增价跌的趋势这种趋势也使得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几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纺织服装贸易摩擦加剧，出口市场混乱。未来中国纺织服装贸易仍将面临诸多困难，本文也将深入探讨具体的应对措施。 一、中国纺织服装出口贸易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一)未来中欧、中美之间依然可能爆发大规模贸易摩擦 2007年年底，中欧纺织品协议率先到期，中美纺织品协议也将于2009年年底到期，届时中国对欧盟与美国的纺织服装产品出口数量必然增加，如不进行积极有效的管理，中国与欧美之间纺织服装贸易摩擦可能再次激化。 1．中欧协议到期后，双方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增加 首先，欧洲方面，中欧协议到期后，因受限而通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转口贸易会发生回流现象，从而导致对欧出口的增加。2006年欧盟对中国大陆部分纺织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国内很多企业为了规避限制，采取“曲线出口”的战略，即先将产品出口到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再转而出口到欧盟。如2006年前10个月中国对罗马尼亚出口40．5亿美元，增幅达到800％，对土耳其出口增长更是达到1394．5％，这其中很大部分产品将最终流向欧盟。中欧协议到期后，这些因受限而进行转口贸易的产品将重新由中国出口到欧盟，导致对欧出口数量的激增。 其次，中欧协议到期后，跨国服装公司可能会把因设限而转向东南亚国家的订单转回中国生产，如国际知名企业阿迪达斯公司与耐克公司。这两家公司在东南亚与中国均设有分厂，一旦中国纺织品出口受限，它们便可以把生产任务部分转移到东南亚分厂。从欧盟2006年进口来源国进口数量变化情况看，2006年中国受限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越南对欧盟出口数量明显增加，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受跨国公司的订单转移影响。一旦订单转回中国生产，势必将增加中国对欧美市场出口数量的增加。 再次，欧盟理事会为了平衡内部各国利益，极有可能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欧盟成员国中英国、法国及意大利等均为老牌纺织大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量廉价纺织服装产品会影响到其国内的就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欧盟东扩中的不少新成员国也是以纺织服装业为支柱产业的发展中国家，欧盟内部要求对中国产品实施限制的呼声越来越强。因此，欧盟理事会很可能对中国的纺织服装贸易采取限制措施。 2．中美协议到期后，美国可能对中国采取新的限制进口措施 首先，美国方面，2009年中美协议到期后，双方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增加。2005年全球配额取消以后，中国对美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占美国进口份额的26．89％，远高于2011年的19．84％。因此，中美之间签订协议，对中国21类出口产品进行限制。从受限产品实际贸易情况来看，2006年对美出口协议类别产品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有3类产品的下降幅度更是超过50％，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的协议暂时压制了中国产品的出口能力，但并没有削弱国内受限产品的生产能力，2009年中美协议到期以后，受限产品极有可能重现2005年对美出口激增的情况，如不采取有效的出口管理措施，届时中美双方依然可能爆发贸易摩擦。 其次，美国频繁运用特保机制对中国出口纺织品实施特保措施。2005年，中国有10类纺织品服装共计43．32亿美元遭到美国的特保措施，大约占对美出口纺织品服装总额的1／4。2008年12月31日以242段为依据实施的特保措施将到期，届时美国有 可能通过新的国内立法，依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16条下的特定产品保障机制对纺织品采取特保措施，以方便2009年以后继续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实施特保。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新挑战 技术性贸易措施是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的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所能够对国际商品、服务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贸易产生影响的技术性措施。而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国以上述理由为借口，刻意采取的限制他国商品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和企业的带有歧视性的技术性措施。从国际经济法，特别是WTO法律规则来看，这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与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违背的，也是受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简称聊协定)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简称SPS协定)规制的对象，是一种贸易保护手段。技术性贸易壁垒自身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及执行上的强制性，并且其立法内容也具有广泛性和较强的技术性，法律适用也是灵活多变的。 目前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主要技术壁垒形式包括产品认证制度、产品包装标签制度等(如表1)。 中国纺织企业面对目前的这些技术壁垒时屡屡受挫，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首先，纺织品出口企业法律意识淡薄，没有对世贸组织的(TBT协定》进行深入理解，并且在遭遇到聊壁垒时的应诉性不高。其次，国内有关纺织业的技术标准及法律法规不健全，检验设备相对落后，这种缺陷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使中国企业处于被动地位；最后，国内纺织企业环保意识淡薄，没有足够重视对于产品的标准化认证工作，对于整个认证体系缺乏足够的认识，行动迟缓。而从目前来看，欧盟、美国、日本等几个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并且这类发达国家或地区往往掌握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动权，同样，它们对中国的出口纺织品设限最多，也最严重。科技上的劣势使得中国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地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往往只能高价购买发达国家的技术或产品甚至是退出现有的国际市场。目前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苛刻，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影响日益增强，而中国纺织企业原有的低成本优势被逐渐削弱，大多数企业的出口成本相对增高，整体投入加大。技术性贸易壁垒也使得中国纺织品对以上几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速减缓，市场份额变小，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 (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的限制．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规定：从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之日起12年内，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则受此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直到2016年，在进口方针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是可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由此可见，“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未来很长时期内都会成为中国纺织品服装面对反倾销措施时的软肋。其实自1995年以来，中国是遭到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也是受到最终制裁最多的国家。国外不断增多的“反倾销”措施也是中国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竞争特点是价格相对较低，但总体附加值不高，大多数属于中低档产品。国内巨大的生产能力导致了出口产品产量大但价格低的局面。中国的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优势明显，进口国担心中国产品对本国纺织行业造成冲击，才会对中国提起不断增多的反倾销调查，并且这一状况在很长时期内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由于中国承诺的242段项下的纺织品特保措施将与2008年12月31日到期，届时进口国可能将中国纺织服装产品限制的重点由特保措施转移到反倾销措施上。 二、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应采取的措施 (一)运用积极的出口管理措施以防止贸易摩擦 积极的出口管理不仅可以有效的规避贸易风险，还可以提高本国产业和产品竞争力，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运用积极的出口管理措施，对纺织品、彩电、汽车等产品 采取一系列自愿出口限制，不仅有效的缓解了对外贸易摩擦，还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本国产业的升级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最终使得国家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由于出口配额管理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强，效果明显，中国宜采取出口配额管理措施以抑制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的过度增长。2005年中美、中欧分别达成协议以后，中国对输美21类和输欧10类产品进行配额管理，有效地抑制了产品过快的出口增长速度，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而且出口管理只针对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市场，并不影响受限产品对第三国的出口。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出口配额管理部门主要涉及海关与外贸管理部门，管理和协调的难度低，比较灵活。自主配额管理虽然可能部分加大企业成本，但却是帮助企业规避贸易风险的有效途径。 (二)提高产品核心竞争能力，走品牌经营道路 要从根本上解决其他国家对中国纺织品服装不断增多的反倾销措施，必须改变目前出口产品数量大但价格低，产品技术含量低的局面。中国纺织业目前还是以加工为主，国内大多数产品为贴牌定牌产品，自有品牌占有率小于10％，整个销售利润的大部分被国外企业拿走35％的利润被品牌所有者拿走，55％被设计环节和销售环节(包括运输商、批发商、零售商)拿走，中国工厂只能拿5％一10％的利润，但中国的企业却成为了反倾销的“主要受害者”。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必须要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具体来讲，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办法：1．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创建境外技术、研发和设计中心，利用当地人才，设计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2．建立自有品牌。应逐步提升产品档次，对产品进行深加工和精细加工，提升产品质量，从而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和顾客忠诚度。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产品市场定位，建立境外营销机构，形成国际化的营销体系。 (三)加强行业协会作用，提高企业法律意识，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 首先，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积极规避和应对各种保护措施。要加强行业协会的独立性，特别要加强其在制定行业规范，实现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以维持公平有效的市场秩序，规范出口经营秩序，杜绝恶性竞争中国企业面对的反倾销与特保，大部分是由于本国企业相互间的恶性竞争所引起的。因此，要充分发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和服务职能，通过龙头企业，加强行业自律。 其次，要加强企业法律意识，积极应对进口国提出的纺织品反倾销、“特保”案件。现实中，很多企业由于资金问题放弃了应诉的权利和机会，只是默默的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应诉基金以解决资金问题。资金来源问题可以考虑以下两种方式解决：1．出口企业从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成；2．保险公司设应诉贸易壁垒险。此外，还应认真研究进口国纺织品贸易政策，通过采取灵活的措施，扩大中国纺织品出口。 再次，要完善中国纺织业的国际标准认证体系。中国纺织企业在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时，不应以消极的态度去对抗贸易伙伴的“技术性要求”，而应以积极的态度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技术含量以达到国际标准，政府职能部门要通过立法完善中国纺织业的国际标准认证体系。具体来讲，就是要加强企业对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各种生态纺织品体系认证和SA8000社会责任标准认证的重视程度。总之，积极开展国际标准认证工作，才是中国纺织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有利武器。 最后，应完善目前的各种预警机制，建立应急决策机制，主动应对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有关部门、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密切跟踪中国的几个主要纺织品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市场动态，了解国外企业、政府的政策取向，建立一整套可以广泛共享的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避免企业的盲目出口。要对量大、价廉但质不优的出口敏感产品及时预警，主动管理。 (四)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开展跨国经营战略 在保证有序竞争的情况下，要积极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除美、欧以外的其他出口市场，利用不同市场的环境和条件，分散出口经营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国际市场，加快结构调整。中国的服装企业可以在对发达国家维持正常出口的同时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例如，中国与非洲之间就具有相当大的合作潜力。2000年，中非之间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从2001年开始，以年均40％的速度递增，2005年达到了397．4亿美元，可以说，中非目前贸易发展状况良好，但两者之间纺织服装产品贸易合作所占比重偏小。2000年，中国出口到非洲的纺织服装产品不超过1 5亿美元，虽然其后以28％的年均速度递增，但到2005年，纺织品服装贸易总额也不到50亿美元，2．007年前4个月，中国出口到非洲的纺织服装产品总额为17．82亿美元，只占中国产品比重的4．38％，相对于中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非洲可以说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非洲工业落后，大部分商品依靠进口，旺盛的市场需求导致商品稀缺严重。非洲国家纺织业普遍不发达，即使在以纺织业为支柱产业的埃及，也存在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技术工人和高质量原料缺乏等问题，必须大量依靠进口。中国物美价廉的纺织服装产品正符合非洲市场的需求。加大双方纺织品贸易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开发利用非洲的丰富资源，对于巩固和发展中非政治关系也有重大的意义。 企业要积极地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企业可以采取“曲线出口”的方式，绕开贸易壁垒，建立境外服装贸易产业。可以将边际产业或非核心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有综合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欧美有优惠贸易安排，治安稳定，对外友好，国内投资政策优惠，且在劳动力、税收、原材料方面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这样可以利用一些国家的优惠贸易条件以扩大对欧美市场的出口，例如墨西哥的产品可以自由进入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地中海国家的产品可以零关税进入欧盟市场等等。国内企业的重点要转向研发、设计，可以到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领域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在当地收购兼并企业、设立研发中心或建立营销网络，从而获取先进技术、管理人才和销售网络等要素，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
【论文关键词】贸易摩擦新动向贸易保护
我国已经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2007年，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62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5起，共有18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反倾销案件，其中美国启动案件数量居首，为13起，占同期对华反倾销立案数的21%;其次是印度，为11起，占比18%;欧盟居第三，为7起，占比11%，这3个国家(地区)对华反倾销案件总数占同期对华反倾销立案总数的50%①。此外，2007年我国共遭遇美国337调查11起，主要涉及医疗器械、电子及化工等行业的产品②。中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深刻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格局。
一、中外贸易摩擦的新动向
1.摩擦手段从传统贸易壁垒转向新贸易壁垒。入世以来国外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壁垒以及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壁垒日益弱化，转而采用更具隐蔽性、针对性、形式合法性的新贸易壁垒。所谓新贸易壁垒，相对于传统贸易壁垒而言，是指以技术壁垒、“两反一保”为核心的阻碍国际商品自由流动的新型非关税壁垒。传统贸易壁垒从商品数量和价格上实行限制，新贸易壁垒往往着眼于人类健康、安全以及环境的影响，体现的是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还涉及国内政策和法规。
2.摩擦对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为发达国家，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和巨额顺差的形成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外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运用反倾销来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印度和巴西则是其中较为活跃的成员。发展中国家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等领域。
3.贸易摩擦涵盖的产品和内容迅速扩大。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结构优化，贸易摩擦的重点开始由低附加值的产品扩大到高附加值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纺织品、轻工产品，入世以来，贸易摩擦领域迅速扩大到机电、医疗保健品、化工产品、微电子产品、食品土畜产品等，其中轻工产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是遭遇贸易摩擦最频繁的领域。贸易争端的内容也从价格、数量快速扩大到食品农药残留，陶瓷含铅量，机电产品、玩具的安全性，包装物可回收指标等。此外，贸易摩擦还从有形商品扩展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无形产品。
4.贸易摩擦领域从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延伸。当前，贸易摩擦的争执点已经从产品、企业等微观领域延伸到涉及政策、体制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贸易保护的作用点由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例如，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税收政策、劳工标准等屡屡招致外方责难，显现全方位冲突;而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花样翻新、种类繁多，除传统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外，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知识产权等成为新热点。
二、贸易摩擦新动向产生的原因
1.贸易保护主义。这是产生各种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现实生活中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很少公开出现在政策和法规中，总要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相结合，以寻求更加合理和隐蔽的外衣。因此，尽管贸易摩擦的本质的、深层次原因是贸易保护主义，但在现实世界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通常是非常具体的，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
2.政治因素。美国的情况能很好说明贸易摩擦的政治根源。第一，美国实行国会管理贸易制度。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在立法部门，而不在行政部门。这种权力格局使得贸易政策的制定不能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相反容易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国会议员由选举产生，每个议员代表选区和特定阶层的利益，这种格局决定了议员不会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来权衡利害关系，而只是从本集团和地区的利益出发做出抉择。同时，美国的政治都是有钱人的游戏，这些国会议员基本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影响到相关产业的利益，他们就会置社会最高福利于不顾，而选择制造障碍， 贸易摩擦由此而生。第二，在美国的政治舞台活跃着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很奇怪却经常发生的现象，就是越是小的利益集团越是活跃，其诉求往往得到体现;越是大的利益集团越容易松散，对政策的影响经常不如小利益集团。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美国往往为一小部分群体的利益和贸易伙伴产生贸易摩擦①。
3.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增长方式存在不足 (1)贸易增长方式粗放和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外贸年均增速接近20%。但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贸易增长，都存在着增长方式粗放的弊端。长期快速增长往往造成相关制度建设滞后，近年来国外针对我国政府干预经济、产品质量安全、卫生环保、企业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发起的贸易纠纷，固然有国外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但反思自身也有不少问题。 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不但直接冲击了国外部分国家的相关产业，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和恐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利益格局的改变。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企业利益角度出发，这种利益调整都有可能引发国外政府的抵触。200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633亿美元，同期中美贸易总额3020亿美元，两者比值为54%，就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足以把经济问题演变成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 (2)产业结构和产品标准的制约。我国的新兴产业同发达国家比处于劣势，而我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又具有同质性。我国不少产品重数量、轻质量、轻标准，对国际标准的重视尤其不够，在安全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证认可体系等方面距离国际通行的标准还有较大差距。此外，我国产品出口长期以价格竞争为主，低价格竞争严重制约了产品内在质量的提升。 (3)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距离按照WTO的一般规则管理经济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在中外贸易摩擦中，特别是反倾销诉讼中，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已经成为国外滥用WTO规则，对我国出口企业实施不公正待遇的重要借口。在实际的反倾销诉讼案中，美国商务部从汇率、工资自由谈判、允许外国投资的程度、国家对于生产方式的控制、政府对资源分配以及企业产品价格的控制以及其他方面，对中国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中国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商务部的做法固然有维护美国利益的色彩，但是从美国商务部提出的问题来看，我国在以上相关领域的制度的确有诸多不完善之处。
4.技术和标准的差异。包括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各种生产、销售、包装、检验、边境措施等技术和标准，包括技术法规，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产品检疫、检验制度与措施，包装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规范，环境卫生标准，自愿性标准等。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差别很大，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和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设置一些自己容易达到而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的技术标准，阻碍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输出，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针对技术和标准差异设置的贸易壁垒具有形式合法、手段隐蔽、复杂性强、针对性强等特点，已经逐步取代传统贸易壁垒成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主体，成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也是产生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
5.WTO体制的不完善。WTO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了各国经济增长和改革。但WTO框架制度也有不完善之处，一些弹性条款对限制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使用软弱无力，给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滥用提供了法律借口。 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而言，WT0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大多数时候，它们需要求助于收费昂贵的发达国家的法律机构。这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起用争端解决机制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效率和意愿。WTO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对拖延执法的约束机制。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执法的公正性也有待加强。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对WTO条文的解释，对协议中互相冲突的条款的裁定，常常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或加强发达国家的权利。
三、应对中外贸易摩擦的总体战略
1.客观看待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根源。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现实的国家利益，都有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都有自由贸易所不能解决的现实需要，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贸易保护。贸易保护主义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的混合体。 对待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合理做法，要能够抵制，甚至可以采取针锋相对的制裁措施。反制措施是我们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项基本措施。有时候消除贸易保护主义最有效的武器往往是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而言，我们遭受的贸易摩擦较多，但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影响力也是非同小可的，这是维护本国利益，争取公平贸易环境的重要基础。有些贸易保护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欧盟、日本的食品卫生标准的确比我国标准高许多，生产过程控制、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甚至对动物本身的福利都有具体规定。相对而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是滞后的，应该充分重视国际规则和进口国的相关规定，努力提高自身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而不应对此类限制一律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
2.重视政治解决途径。影响我国与发达国家贸易健康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的贸易政策，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受政治制度的强烈影响，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的结合，是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我们应从思想上认识应对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贸易保护主义仍有其深厚的根基，但这并不能改变与发达国家贸易向前发展的大趋势。要加强国际间政治经济的全面合作。特别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在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立场协调。在经济问题上，在国际上，如国际能源问题等加强磋商。在双边经贸合作方面，由于我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下，可以在某些领域优先对美国实施市场准入，尤其在服务业的优先开放上。可以通过利用和我国有贸易往来、在华投资的外商、学术界以及其他主张自由贸易、希望推动与发达国家贸易发展的力量，对美欧等国家施加影响。这样，借助国内力量推动贸易政策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相对于等待一项贸易政策出台后再去消极应对效果要好许多。欧美发达国家一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都是先在商会内讨论、收集证据、提出理由，当没有反对意见时才向国会提交。而且欧盟、美国的一些商会是对外开放的，我国的出口企业都可以作为会员参加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前了解案件动向。我国的商协会也应当与当地商会进行联合和沟通，这对于减少贸易摩擦是非常重要的。
3.提高国内企业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为减少贸易摩擦，从政府的角度，应加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标准等方面的合作，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的贸易摩擦越来越激烈，通过与在标准方面的合作，可以减少出口中遇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例如，加强各国对标准和认证的国际互认。目前，欧盟和美国对进口食品的要求HACCP认证，如果企业由欧美的组织认证，在时间、费用上都是较大的负担，如果能够加强国内外真正的互认，有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企业成本。我国出口企业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还应努力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实现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双赢，从而缓和经济竞争导致的族群矛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参与当地相关行业协会，同当地企业、政府官员、律师业、会计师行、媒体、学校建立全面合作关系，成为当地社会一员。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沟通，避免或减少矛盾，而且有利于企业自身实现真正国际化发展。
4.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在国际贸易方面，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工资自由谈判、允许外国投资的程度、国家对于生产方式的控制、政府对资源分配以及企业产品价格的控制等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例如，汇率长期低估和盯住美元的制度，与形成对美巨额贸易顺差，进而引起美国甚至动用国会立法进行报复是有关系的。近年来进行了改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显然还不够彻底。国家在行政审批上的不透明导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腐败现象，也是国外提起贸易争端的原因。目前对我国反倾销诉讼影响最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尽管解决起来异常复杂，但解决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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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加入世贸以来，对外贸易体制和政策逐步调整，国内贸易企业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贸易企业自身的管理缺失、人力资源战略的缺失，成为限制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本文对从事鞋业制造加工业务的贸易公司在生产、管理现状进行观察，利用迈克尔·波特的五项因素分析方法，从公司外部环境、组织战略、劳动力、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和工作管理五方面探讨对该公司实施人力资源策略的可行性。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组织战略 人力资源规划 绩效管理 企业文化 某鞋业贸易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年轻女性PU质地鞋类产品出口的贸易公司，主营业务是通过代理商和经销商向国外市场投放针对年轻女性的各种鞋类产品。缺乏雄厚生产能力．使公司成为为争取生存与发展，往往在与外方谈判中降低品牌诉求与供货价格，从事大量贴牌产品的低利润生产贸易模式。公司以欧洲特别是欧盟各成员国客户作为经营目标，不直接面对消费者．通过了解和追随国外时尚鞋类产品的潮流趋势，采取批量出口贸易的经营模式，争取客户在女鞋销售方面的认同与支持。获得稳定增长的客户资源与市场份额。公司员工除必备的财务人员和处理日常内务的工勤人员外，主要由两种职业类型人员构成．一种是专门从事外贸接单的办公室业务人员，具备一定外贸英文听写水平和一定年限的从业经验；另一种是专门从事不同鞋款制作的版房技术人员．由从事鞋类型款设计与制作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师傅与负责一般技术人员组成。 经营者并不注重公司文化的构建。公司人员构成中8O％以上人员年龄在27岁以下，属于从业时间短、未有家庭负担约束的就业人群。家族式的经营模式使公司强调经营者的绝对权威．不鼓励权力下放。家长式的员工管理模式使员工在公司工作中必须事事以经营者的明确肯定作为商业行为的依据。员工在公司中被看作是承担并完成任务的载体，并不强化个人贡献对公司的影响。企业文化更多可以以“来去自由、松散乏味”概括。员工对公司的认同度与忠诚度往往不能经受住其他公司更高薪酬的考验 作为一家主要市场在欧洲的女鞋产品贸易公司．其产品必须紧贴市场变化趋势，在迎合顾客需求方面，中国的企业设计人员所设计的女鞋式样不能适应西方女性的审美标准，所以公司采取与同行相同的手法，通过在国外参展考察期间有意识拍摄鞋款样式．聘请技术人员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模仿设计、生产乃至贸易销售。该公司的总体技术水平比纯粹从事一般鞋业产品的生产型企业高．但所使用的PU质材，又使其比从事皮质面料的鞋类贸易企业技术标准低。 针对欧美市场的女鞋贸易公司，目前都面临机遇与挑战的长期并存与不断发展的经营格局，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对于目标定位于确立品牌地位的企业而言，往往意味着挑战多于机遇。过度竞争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根本克服难于实现跨越性发展的种种难题。目前，欧盟对中国皮鞋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所产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骨牌效应，日益加强的贸易保护主义，同业为争夺市场不计后果的降低同类产品供货价格，以及这两年来欧洲市场进口过量鞋类产品造成积压，的确使公司发展受到各种层次的困扰利用五项因素分析法采取人力资源策略迈克尔·波特的五项因素是一个考察人力资源系统是否适用的分析框架。这五项因素分别是：(1)社会、政治、法律及经济环境：(2)组织战略；(3)劳动力；(4)企业文化；(5)生产技术和工作管理。就公司的发展而言，可从五项因素分析，适当调整人力资源策略。以满足公司发展需要。 一、外部环境 该鞋业贸易公司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制约。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批新兴企业所共同遭遇的普遍问题。这些企业由一些有丰富从业经验及客户资源的从业人员从原企业离职后所创立。
[摘 要] 2008年的前两个月我国的贸易顺差出现大幅度下降，虽然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但却为我国未来的贸易顺差趋势定下了基调。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策调整，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的出口增速呈减缓状态，同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进口的政策。在各项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的贸易顺差将会呈现减缓的趋势。 【论文关键词】 贸易顺差 成本 减缓 一、我国贸易顺差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我国的贸易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81年～1989年贸易逆差为主的起步阶段，1990年～1996年较小贸易顺差的发展阶段以及1997年至今以较大贸易顺差为特征的成熟阶段。特别是自2002年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大幅度增加(图1），2006年为1774.8亿美元，2007年达到2622亿美元，同比增长47.7%，对我国GDP的贡献率为8.1%。然而，伴随着巨额的贸易顺差而来的是我国所需面对的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以及以G7为代表的国家不断向中国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断提高。甚至有的国家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是我国贸易顺差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要素禀赋，以及国际分工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面对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良好的投资环境，世界各国厂商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根据2007年的对外贸易数据的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有以下几个特征;(1)从贸易方式来看，加工贸易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50.7%，占进口贸易总额的38.5%，其贸易顺差额占我国总差额的72.1%，充分说明了附加值低的加工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从进出口企业的性质来看，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额的57.1%，其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的58.5%，其贸易顺差额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51.9%;(3)从贸易顺差的来源地来看，欧盟占51.2%。美国占62.3%，但是这两个地区与我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技术壁垒也不断增多;(4)从商品种类来看，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服装及附件，以及纺织纱线及制品等方面。 二、结合多种因素的变化分析我国贸易顺差的趋势 1.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将从政策上减缓我国贸易顺差的增长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快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2007年的统计数据看，我国消费总额占GDP的比例为36.1%，而该指标在发达国家均为70%以上，甚至在与我国同等类型的国家巴西、印度也能达到70%。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同时我国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0411亿元，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28799亿元。而我国居住于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57.1%，除去城镇以上的消费，乡村居民消费仅占我国总消费额的20%～25%之间，因此我国农村还存在巨大的消费空间。而我国大量出口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甚至服装、纺织品，以及家具等日常商品在我国目前的农村市场却非常有限。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在不断提高，2007年实际收入增长率达到9.5%，在我国三农政策以及各项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日益健全的前提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的提高将会强力拉动内需的增长，实现我国经济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局面，从而减缓贸易顺差的持续增加。 2.新劳动法的实施，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我国出口的商品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低廉的劳动成本大大增强了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2006年我国在岗职工平均日工资为83.66元，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工人工资，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为16.8美元。而新劳动法的出台，要求企业要给员工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措施，这将会直接增加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另外，最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实行最低工资制，每年几乎都有调整和提高。根据十七大的政策要求，2008年以后在劳动者的劳动条件 方面、在社会保障建设方面，企业会承担更多的成本，这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的一点。受这些法律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朱明春），而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五个地区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70%以上。在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的条件下，民营企业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而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可能会因为投资成本的变化相应地将一些加工制造业转移至别的东南亚国家，从而最终导致我国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另外，有的学者分析，新的《劳动合同法》使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竞争优势，对中国经济会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陈志武）。 3.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会减弱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不断加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显示，人民币在2008年头3个月，就升值了近4%，它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几乎每个月都上升1%，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将对我国的大多数出口企业造成重大的打击。部分专家指出，对于人民币升值，受影响最大的将是纺织、家电、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全球产业的大转移，我国家电产业已逐步发展成为全球主要制造中心，超过三分之一的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 2007年仅仅家用电器产品(不包括消费类电子产品)出口额就达到300亿美元以上，这表明中国家电行业对出口贸易的巨大贡献。然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导致家电行业的出口利润空间不断缩小，从而最终导致其出口能力的下降。与家电行业形似，占我国出口商品绝大部分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会因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而受损。 4.我国面对的国际贸易环境不断恶化，贸易壁垒不断增多，导致我国出口增长困难重重 据商务部资料显示，2007年，中国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以及特保和保障措施等“两反两保”贸易摩擦将近70起，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其中反补贴案件首次出现，2007年我国共遭受8起反补贴调查，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贸易国，2007年竟连续对我国发起7次反补贴调查，而之前的23年里，没有对我国发起过一次反补贴调查。另外，2007年我国所经受的贸易摩擦还有一些新的情况。以前，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借口反倾销来保护他们的夕阳产业。而现在，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他们拥有的良好发展势头的产业，对我国提出的反倾销案数量急速上升，逐渐成为对我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又一大族群。更为严重的是，发达国家又开始设置更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所生产制造的产品所含的各项指标提出重重质疑。2007年的中国玩具召回事件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壁垒，该事件对我国的玩具出口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总体而言，我国面临贸易摩擦形势越来越严峻，对我国的产品出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外，由于受次级债的影响，美国经济放缓，消费需求开始显著下降，美联储也多次降息以求能刺激国内消费的增加，增强消费者信心，但并没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次级债究竟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多大的损失，目前还无法确定。但是，自次级债爆发以来，我国各项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额开始呈下降趋势，应该说，美国经济在将来一定时期内的放缓会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比较优势比较优势陷阱竞争优势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外贸易起到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推动一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循环，拉动本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在如何开展对外贸易上，发展中国家大都是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劳动力和资源上的优势，推行比较优势战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来看，尽管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贫困化增长的局面，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阶。比较优势陷阶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必须反思自己的贸易战略，正确认识和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并确立新的贸易战略。
一、比较优势陷阱的形成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比较优势理论是解释国际贸易存在和贸易利益的主导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再到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一）关于比较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能提高效率，有分工必须有交换，国际分工使国际交换成为必需。而国与国之间进行分工的依据是各国在产品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可以提高生产率的命题，同时提出了比较成本才是国际分工的依据。比较成本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即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或者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可获得利益。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认为各国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了要素价格不同，而且各国的要素使用比例也不同，所以各国的商品价格不同，由此国际贸易产生。各国应分工生产密集使用本国丰富要素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各国能获得最大福利。也就是说资本丰富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较为有利。
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在于各国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即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这样各国都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从而提高国家福利。从理论的逻辑推理上讲，比较优势理论是比较完美的。但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却出现了所谓“里昂惕夫”之迷此类的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更严重的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作指导，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出现了比较利益陷阱。
（二）比较优势陷阱的形成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人“比较利益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加上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下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甚至是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种类型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比较优势陷阱之所以形成，首先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所讲的比较优势产品是本国产品间的比较，而在一国国内具有优势的产品并不一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才是产品通过市场检验的资格。所谓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商品或劳务时所创造的独特的并持久的属性，这种属性可能来自于产品或劳务的本身固有的属性或产地，也可能来自于生产方法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应是具有垄断性的产品。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再加上技术的进步和对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推动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新材料对资源的替代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数量不足的弥补，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再具有垄断优势，所以根据本国拥有的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贸易利益，但却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其次是由于不同的要素会带来不同的利益。各国的经验表明，制成品的出口比初级产品出口带来较大的利益，而制成品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一般要比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更多的利益。这就是刘易斯所说的：“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的国家的初级产品的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的略微快一些。”第三，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使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出现问题。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国际贸易发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商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国际间商品价格的差异反映了一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可以直接形成竞争优势并成为引发对外贸易的经济变量。而在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商品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不能如实地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引起贸易福利的不均衡分配。规模经济、技术进步成为引发国际贸易的新经济变量，这使得仍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开展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比较优势的陷阱。
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表明：比较优势战略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面貌，也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现象。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由于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与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重视甚至是排斥，这会使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现代高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长期执行比较优势战略还会使国内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发生分化，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在现有贸易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会采用各种方法阻止对制度的创新，而另外的人又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低，无力改变现有制度，使发展中国家无法突破贫困制度陷阱。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贸易发展战略，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束缚，实行竞争优势战略。所谓竞争优势战略就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它强调贸易利益的动态性和长期性，为了获得稳定的、长期的贸易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一些中短期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注重产业内部的交换关系和产业的生产率以及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能适应当前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不断上升的趋势，它所关心的是如何将一国的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作用的一个必然选择。转二、中国的比较优势战略分析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开展对外贸易中也主要采取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不适性。
（一）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减弱
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摆脱了低收入国家常有的特征，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导产品的出口商品结构完成了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从1985年开始，初级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并且在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已经取代了纺织品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见表1）。
尽管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是作为中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速度和效益都在下降，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根据巴拉萨（Balassa）显性比较指数（RCA）可以看出：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而机电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上升（见表2）。
劳动密集型产品难以为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工资增长较快致使单位产品工资成本上升；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保持尖挺，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优势消失；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呈现下滑趋势，再加上这类产品的价格弹性比较低，发展中国家多采用降低价格来扩大销售更加大了价格下滑幅度。另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这将使低劳动成本依赖型的产业发展受阻。尽管我国地区差异较大，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较大空间发展，但是如继续依赖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势必会滑入比较优势陷阱。
（二）大国经济效应限制了比较优势的发挥
中国的对外贸易经过20多年的持续发展，到2000年进出口总额已达4723亿美元，其中出口2492亿美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了69％和67％，脐身世界贸易大国的第9位。中国对外贸易具有大国规模以后，出口扩张难度增加。由于对外贸易基数很大，如果保持现有速度将意味着每年新增一个中等贸易国的贸易额，显然这是不易达到的。贸易规模的扩大，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出现。我国出口产品屡遭反倾销调查就是典型事例。另外中国进口能力也迅速扩大，由于进口量庞大，经常引起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扬，使得我国进口价格上涨。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见表3）。
（三）引进外资的方向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偏差
由于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各地都比较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表现在利用外资方面就是大量的外资投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企业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用我国配额，压缩了国内企业的出口。另外，外资企业还与我国国内企业争夺国内市场。这与我国想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的本意有偏差。
从表4中可以看出，我国引进的外资多集中在第二产业，比例已近60％，而在我国发展相对落后的农业和采掘业等第一产业比例却非常低，只1.76％。这与我国第一产业利润率较低、投资回收期长相联系的。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有35％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亟待发展，而外资进入的比例却不高。进入第二产业的外资也多是投入了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从外资企业出口的大宗商品排序表中可看出，外资企业的主要出口商品种类与我国的大宗出口商品种类相吻合，并没有体现出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强调利用劳动力优势，这使得引资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将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扩大上，忽视了外资企业在技术和资本上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这样，虽然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地位在不断提高，可实际上只是将原先由国内企业完成的事情，现在由外资企业去做了，出口商品结构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提高（见表5）。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必须要进行调整，比较优势战略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应将比较优势战略转向竞争优势战略。
三、我国竞争优势战略的实行
如今国际贸易的目的已不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而在于占领市场，分享国际间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要想获得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就必须要将本国的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更多地强调各国优势的潜在可能性，而竞争优势则更多地强调各国优势的现实态势。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按比较优势所确定的贸易形式也并不一定会转变成现实的贸易形式，只有在比较优势产品转化成竞争优势产品之后，这种转变才能完成。
（一）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
实行竞争优势战略，不能全面地否定比较优势的发挥。相反，实行竞争优势战略特别要注意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实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一定具有比较优势，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我国的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要继续扩大这类产业规模，势必造成出口的“贫困化增长”。所以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要重新进行市场定位，以世界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于新型化、多层次化、精细化产品开发，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质量和技术层次，使出口商品从初加工到精加工转变，提高其附加值。我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技术的进步，利用劳动力的优势也可以生产资本密集型甚至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关键在于产品中的技术含量。目前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来实现劳动力价格优势与外来资本、技术结合是继续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一条有效途径。加工贸易不仅可以实现静态的比较利益，而且还可实现动态比较利益。科技的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推动了高技术产品加工贸易的兴起，使加工贸易内容出现了跨越式发展。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化战略，需要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来寻找低生产成本的区位，这为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发挥“后发优势”，在全球高技术产业中争得一席之地提供了机遇。通过加工贸易与跨国公司合作，成为其生产链中的一环。这样既能发挥垂直分工中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又得到水平分工中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管理经验等好处，尽量减少学习的成本，提高学习效率，为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升级积累必要的人力和技术，同时又能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加出口，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二）技术创新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
能将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并保持住，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饼的原因，要么是因为忽略了技术变量，要么是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当。目前，中国的初级制成品出口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产品科技含量低，完全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而我国的工业制成品，虽然出口增速较快，但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而且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多是引进或模仿得来，自主创新较少，造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这是影响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的障碍。所以必须要进行技术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应充分发挥供求、价格、竞争机制的动力作用，同时国家应重视对技术创新的引导，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增加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我国当前的技术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的现状还不能支撑我国的后发优势的发挥，所以进一步地增加技术创新投入，落实科技兴贸战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强化本国技术创新动力，将是形成我国产品竞争优势的当务之急。（三）调整产业结构，确立新的主导产业
产业结构是形成产品竞争优势的基础，我国的产品缺乏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产业结构滞后，升级速度缓慢。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层次低，缺乏竞争力。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我国的产业结构中出现了一部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依然没有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总体格局，表现在对外出口的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例很低。要提高我国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确立新的主导产业。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各国的竞争焦点逐渐转向了高科技的竞争，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高技术具有在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内部使用范围广、渗透性强的特点。高技术不仅能靠自身市场开发的能力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而且能应用于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此，要将高技术产业确立为主导产业。通过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形成高技术产业群，培养一批高技术出口重点企业，通过培育资本市场以及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府采购等政策扶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