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5 12:42:49
随着开放式基金在我国的逐渐发展，如何迅速提高开放式基金的销售量和增加开放式基金的需求，已成为我国开放式基金能否迅速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而我国开放式基金在迅速扩容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营销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可以说采取全新的营销策略，建立完备的营销体系，加大营销力度是目前乃至今后开放式基金扩展规模，争取更大市场份额的关键。本文将依据市场营销理论中有关营销4P组合策略的理论，分析当前开放式基金营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当前我国开放式基金营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基金产品目标市场定位不清晰，细分市场不到位。
纵观我国目前的开放式基金，虽然冠以各种名称，投资理念也设计得很精致，但却无法完善的解决吸引中小投资者的问题。照理说，中小投资者应该是最需要基金理财服务的人群，但从有限的公布数据看，目前大多数开放式基金销售额的主流对象竟然是机构客户。从国外共同基金的发展经验来看，基金的推出主要是迎合中小投资者需要专家代客理财的需求，同时，基金担负着分散小额投资所不能分散的非系统性风险的作用。但由于受我国证券市场大环境的限制，现有的开放式基金的资产配置、品种选择的空间都不很大，实质上各家基金的投资风格并没有太大区别；加上多数基金都以投资股票为主，承担着与市场基本一致的系统性风险，而我国股票市场上又缺乏股指期货等金融避险工具的支持，此外各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管理能力是否能够到达消除非系统性风险的目的也令人担忧，所有这些均导致了我国的开放式基金并无法真正实现像西方发达资本市场上共同基金所起到的专家理财的作用，这也是目前基金无法有效吸引中小投资者的一大主要原因。当然，基金公司出于现实考虑，在基金营销上以机构客户为主，对中小投资者市场培育力度不强确实是当前我国开放式基金营销中的现实，但我们的基金公司不要忘了基金产品的产品特征，其毕竟还是主要针对中小投资者的，故在以后的基金营销中，基金公司一定要把握好自身产品的目标市场定位。
除了基金的定位有偏差外，基金目标市场的细分工作也不到位。按照市场营销理论，应该是什么产品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故基金产品应该针对不同的投资者类型推出有针对性的基金产品。但目前开放式基金更多的是尽量动用一切客户资源，能卖多少是多少，几乎没有把客户群进行细分来为其提供不同的基金产品。虽然已有一部分开放式基金在产品设计上力求差异化，但在基金的营销过程中却是对投资者的需求不加了解，只要能够让投资者掏钱就行，也不管投资者是否需求自己的基金产品。可以说对投资者的细分工作越来越细是基金发展的趋势，但这也意味着基金面对的客户群体应该是缩小的，忠诚度是增大的。所以，在基金的营销过程中就应该避免不适合基金投资设计的投资者盲目加入的情况，即不能为了销售业绩而对客户不加选择地怂恿客户购买基金。
（二）基金产品价格较高，没有灵活的价格费率结构。
目前我国投资者投资于开放式基金的交易成本是相对比较高的。相对于交易便利、成本极低的封闭式基金来说，投资者参与开放式基金交易的交易成本无疑大大高出一截，如目前开放式基金的首次认购费用大约为1—1.2%不等，二次申购费用为1—1.8%不等。对普通投资者而言，二次申购费用有时竟达到1.6—1.8%（不同基金产品费率不同），这远高于封闭式基金0.3%的交易成本。此外，开放式基金的总体费率大约是在1.75%的年管理费与托管费基础上，再加上约2%的一次申购赎回费用，故累计达到了约3.75%，成倍高于封闭式基金的交易费用。可以说这种居高不下的交易成本严重影响了投资者购买开放式基金的积极性。
除了高额的认购费和赎回费是阻碍中小投资者购买开放式基金的重要障碍外，开放式基金也缺乏灵活的价格结构，这主要表现为基金产品无法根据投资者的投资额大小（如券商的股票经纪业务一样）给予投资者一定的费率优惠，没有鼓励投资者长期投资的费率安排以及没有针对不同的投资者设计不同的费率结构等，这些也导致了投资者购买积极性的降低。
虽然目前已有基金公司打出“降低交易成本”的价格牌。如从富国开始，开放式基金有条件地降低了申购和赎回费，更降低了投资门槛，从最低认购5000元降低到1000元等，但相对于中国证券市场上其他的投资品种来说，开放式基金的交易成本无疑是较高的，这应该是以后开放式基金营销中须努力改进的地方。
（三）基金营销渠道粗放经营，成本较高，效率偏低。
可以说基金的营销渠道一直是我国开放式基金营销过程中的重中之重。有的基金公司在推出开放式基金的时候甚至认为只要渠道有力，基金营销就成功了一大半。不可否认，基金的营销渠道在目前的开放式基金营销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决不可唯渠道是尊，毕竟渠道只是营销4P组合策略中的一个策略，其必须和其他营销策略一起发挥功效。
目前，我国开放式基金的销售逐渐形成了银行代销、券商代销、基金公司直销的销售体系，这“三驾马车”均建立了各自的组织体系、管理办法、客户经理和营销网络等。而其中商业银行更是以其遍布全国的众多营业网点优势在基金销售份额中占绝大比例。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基金销售体系仍处于粗放式经营的状态，许多地方还有待完善。如银行的销售队伍并不是真正的基金专家，故在基金营销过程中难免无法有效针对投资者的实际情况进行推销，所以银行亟需发展壮大专业的基金销售队伍。再如证券公司从股民中发展基金投资者的潜力毕竟有限，而基金公司自身的直销人手往往不够等情况均有待改进。
此外，目前基金渠道营销中还面临过分依赖销售机构的问题。从基金业内透露的信息看，托管银行销售在总销售额中占绝对比例。但是，银行的扶持毕竟是有限的，而有的基金也可能并不一定需要遍布全国的分销机构，比如针对特定地区人群的基金品种可能靠基金管理公司自身就足够了。这种过分依赖银行代销基金的现象也导致了目前开放式基金的营销渠道总体成本较高，且营销效率相对而言并不明显，毕竟银行还有其他业务要做。
（四）基金促销手段单一，力度不大。
目前基金公司进行的开放式基金促销活动大多为广告，而对于营销4P组合理论中促销策略的诸如公关、销售促进、人员推销等方式往往有所忽略。而广告作为促销方式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广告作为促销手段对消费者的作用只是推广和介绍，属于被动促销，而投资者能否被广告所吸引及投资于开放式基金，并不是一条广告所能做到的，故有必要综合运用各种促销方式和手段，使投资者在多元化的信息包围中，更好地识别和了解基金产品和服务，进而做出购买决策。
此外，在银行代销基金时，与基金公司合作的商业银行的相关网点宣传促销力度往往不够，银行的基金促销人员坐等客户上门的现象时有发生，故这也是也是基金促销管理中应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二、开放式基金营销的4P组合策略
（一）产品（Product）策略：针对不同投资者类型推出不同类别的基金，迎合不同投资者的理财目标。
从投资者需求出发推出基金产品将是基金产品开发中的主旋律。为此，基金管理公司应该加大对投资者需求的研究力度，通过组建由市场销售人员、研究人员等组成的联合产品开发小组，整合市场部门、研究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力量，加强他们之间的信息沟通，从而扩大公司内部新产品开发的构思源，开发出迎合不同投资者需求的开放式基金产品。借鉴国外共同基金的基金品种模式，其股票基金大致可以分为收入基金、成长基金、平衡基金、小公司基金、部门基金、国际基金和全球基金等等。结合我国国情，收入基金、成长基金、平衡基金、指数基金、债券基金是目前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应着重考虑开发的基金产品。此外高科技行业基金、蓝筹股基金等也可以在条件相对成熟的时候推出。在最近新一轮的开放式基金竞争中，各大基金公司已经开始推出有针对性的基金产品，如南方宝元债券基金是中国证券基金中第一只重点投资于债券的基金，富国动态平衡基金是通过主动管理追求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型基金，融通新蓝筹基金是指股票资产的80%用来投资蓝筹企业的蓝筹股基金，其他的如还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宝盈鸿利基金等。可以说，各大基金公司开始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推出基金品种是好事，但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各种个性化的基金产品营销过程中应该避免不适合基金投资设计的投资者盲目加入的情况，这就要求我们的基金营销人员在进行基金营销时一定要针对投资者的投资理念、理财目标采取对号入座的方式，决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给日后无效投资者大规模赎回埋下隐患。
（二）价格（Price）策略：根据不同投资者需求合理制定灵活的收费标准。
在基金产品营销组合中，如何在客户可接受的价格范围内，制定出一个对公司最有利、最切合公司目标与政策的价格，是营销人员面临的又一挑战。如前所述，高额的认购费和赎回费已成为阻碍中小投资者购买开放式基金的重要障碍，故如何制定迎合中小投资者心理价位的基金产品价格是当前基金营销管理中的一大重点。
按照市场营销理论，投资者需求始终是定价策略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由于目前我国开放式基金投资者所能接受的心理价位一般较低，故可考虑在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费中设立多级别收费方式，如“先收费后投资”方式、“先投资后收费”方式以及其他方式等。同时，为鼓励投资者长期持有基金，还可以设计随持有期递减的赎回费。另外，不同投资者对费率结构的偏好是不同的，有的投资者或许喜欢偏高的前收费，有的喜欢偏高的后收费，有的不喜欢收取申购佣金，但能容忍每年较高的营运费用，为此，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在同一只开放式基金内设计不同的收费结构，而且各个系列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换，以适应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变化。总之，在基金产品的价格策略上，基金公司务必做到执行灵活的价格策略。基金公司要根据投资者的认购时间、额度、持有期的不同，设计出合理的费率结构标准，以提高价格手段的竞争力。换言之，基金产品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要视竞争压力及营销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定价，并把价格真正地当作基金营销组合策略的工具之一用于增强基金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渠道（Place）策略：建立科学的、多层次、多样化的营销渠道。
如前所述，营销渠道在开放式基金营销乃至整个开放式基金的运作中占据着特殊地位，为此，基金管理公司有必要在科学细分市场的前提下，采取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营销渠道策略，建立起完备的开放式基金营销网络。
前面提到，银行和券商代销、基金公司直销这“三驾马车”是我国开放式基金销售的主要形式，但这种模式还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故有必要进行渠道的整合与精耕。以前，大多数基金通常只是通过某种单一的渠道如一家银行出售其产品，现在则可选择通过一种混合型销售渠道模式走向市场，即将多种渠道紧密结合在一起，如同时启用银行和券商代销基金等，从而使不同的渠道在同一销售过程中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渠道体系，以提高基金的营销效率。目前，已有基金公司开始分销渠道多元化之路，如富国开始引入农行、浦发银行两家代销，融通新蓝筹在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三家银行及国泰君安、华夏等多家券商中首次实现同时销售等。可以说这种探索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在渠道的整合的过程中，还需注意渠道的精耕，即讲求每一个渠道的营销效率，不同银行和券商在代销时应根据自身的营销网络特点，展开不同的营销方式。如银行应根据储户的心理特点和理财需求进行推销，而券商则应针对股民的投资思路开展营销等。
除了以上提到的渠道模式外，随着电子网络技术的兴起，基金公司还可以借鉴券商经纪业务网上交易的模式，通过互联网销售和交易开放式基金。基金公司既可通过本身开设电子交易网站，也可借助其他一些网站，特别是券商的网上交易平台，让投资者可以上网购买和交易基金。可以预见，开放式基金的网上交易模式将是今后开放式基金销售渠道中的一大重要渠道终端。有远见的基金公司应该从现在起就加强这一渠道的建设，为日后的渠道竞争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促销（Promotion）策略：多样化促销手段并用，加大基金的促销力度。
如前所述，开放式基金的促销活动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按照市场营理论，促销活动一般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员促销，即利用促销人员进行推销；第二类是非人员推销，包括广告促销、营业推广和公共关系三种具体形式。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基金公司应当将人员促销和非人员推销进行有机的结合，针对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开展不同的促销活动。一般来说，针对机构投资者、中高收入阶层这样的大客户，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建立具备专业素质的直销队伍，进行一对一的人员促销，以达到最佳的营销效果。而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则应重点运用非人员推销的手段进行促销，在搞好广告促销的基础上，综合营业推广和公共关系等手段，争取与投资者进行全方位、广泛、持续的交流沟通。比如，以推介会、报刊或网上路演等方式组织基金经理与投资者的访谈，通过基金经理的“现身说法”，帮助投资者增进对基金公司投资理念和经营思路的理解，判断基金将来的成长潜力，促使投资者认同基金的投资价值。实际上，在国外，基金经理的职责之一就是与投资者面对面的交流。
解放后我国开始逐渐重视教育基金的筹集和管理，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教育的迅速发展，教育基金成为教育经费筹措的主要途径。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收集，并定期从教育基金中定期拨款，后期逐渐发展到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为主体的专门教育基金。
我国教育基金面临的困境
（一）教育基金筹措问题。首先教育基金必须是由大量的资金构成，教育基金作为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积累、个人的经济实力和企业的总体经营状况。由于我国本身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教育资金来源相对短缺。其次是缺少政策激励，影响了社会层面的教育基金发展。尽管教育的发展是作为人们进行教育基金创立的良好动机，在政策上也明确规定了对于基金捐赠个人及团体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还远远不够激发人们进行教育基金捐赠的积极性，并且没有专门的税收用来进行教育基金经费的稳定来源。最后，教育基金经费的筹措缺少发展动力。教育基金作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机构，其资金的筹措和使用都要追求低风险，因此需要相关的法律进行保障，才能保障基金会的运转不受影响，才能更有效的发挥基金的作用。
（二）教育基金管理问题。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在金融和投资领域仍处于不断完善的状况，教育基金的管理也存在很多困境和挑战。教育基金的管理应该通过社会力量而不是政府主导进行管理，不然容易导致教育基金缺乏独立性。
（三）教育基金监督机制不健全。首先，我国的教育基金缺乏系统的内部监管机制，导致后续很多问题的产生。由于基金会管理层人员的复杂，有些管理人员甚至并不对基金会进行实质的管理操作，只是利用名人效应来进行基金的筹措，不具有基金会的管理权力和责任。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基金会必须设立监理会以对基金会的正常运行进行监督管理，但是我国目前在教育基金会中很少设有监理会，更有部分监理会不能正常发挥其监理作用。基金会内部监督体制的不健全就容易导致基金会出现腐败现象。其次也缺乏外部监督，教育经费接收单位监督不到位，不能对所受到的教育经费进行及时核实，不能保证捐赠基金的准确数字。公众和媒体监督具有滞后性，对于信息接收较被动，基金会信息不够公开化，对不正当行为不能进行及时监督和揭露。
教育基金的财务管理
（一）改善教育资金的筹措方式。为了解决教育资金筹措难的现状，高校教育基金会可以采取以下办法进行经费的筹措。首先可以同企业展开双向合作，基金会作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组织，可以作为学校和企业沟通的桥梁，帮助学校和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加强双方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促进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关系。比如企业为高校提供固定的基金来源，高校可以为企业定向培养人才，或者同企业合作进行相关科研工作的研究等合作项目，这样既有利于增加双方的感情，也利于高校学生增加视野，企业拓宽自身的发展领域。其次还可以利用高校多年积累的校友人才展开教育基金筹措工作。高校校友对母校具有一定深厚的感情，可以发动校友在社会各界的人脉关系，在举行相关活动时将校友请回母校，这对高校教育经费的筹措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科学合理的制度建设。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才能保证基金的有序运行，才能将教育基金真正用到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其真正的价值。首先我们认为政府转变为以价值导向引导及资源配置为主的管理方式，将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促进教育基金管理会的自我调节和发展。如成都郫县所建立的教育专项工作机制，其中成员包括政府人员、高校教师及企业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同时将教育教学计划同社会资源相结合，更加具有组织性和高效性。在基金会内部的管理制度方面，政府发挥法律的强制作用，明确规定了教育基金中不得进行的违规行为，基金管理委员会制定好教育经费使用制度，有效安排并记录教育基金的用途，避免出现项目重叠的现象，保证教育基金高效运用。郫县同时利用了基金运用过程中资金捐赠的激励效应，扩大了教育经费的来源。
（三）加强教育基金的监督力度。教育基金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开展的公益性基金，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规范的基金运行秩序才能保证教育事业的有序发展，因此需要加强基金内外部的监督力度。首先要建立基金监理会，从内部对基金各部门的机制进行监督，促使基金管理者加强自身的监管，从根本上提升基金的规范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对基金进行规范的管理和审计，定期检查基金会的财务制度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建立严格的监控系统，对出现问题的基金会进行及时处理。
（四）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针对教育基金筹措面临的困境，可以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资金的筹集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可以对进行捐赠的个人、团体或者企业加大税收的优惠政策，有利于提高社会层面的捐赠。同时可以将部分税收作为教育基金发展的基础，作为教育基金的稳定收入源之一，可以有力保证基金会的持续发展和健康运作。从国家层面对教育基金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才是教育经费来源的可靠支持。
关键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账结构，费税之争，资本市场
基本养老保险亦称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劳动者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的一种社会保险。在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可称为第一层次，也是最高层次。但新制度还未定型，整个社会保障政策仍处于选择阶段(郑功成，2002)。鉴于此，学术界关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尤其是对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养老保险基金问题更是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目前，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基金究竟如何营运，只有在对以往的研究作一综述，甄优汰劣，才能有所把握。
一、关于基金运行模式：统账结构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指城镇，下同)运行模式的选择问题，理论界分歧还非常大，远未达成一致认识，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主张实行养老金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模式。何樟勇、袁志刚在深入分析两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认为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并不会改变行为人的最优行为，而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却会改变行为人的最优行为。因此，当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时机并不成熟，现收现付制仍是当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朱青认为应付人口老龄化趋势，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还没有必要进行这种转轨。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实行养老金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模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通过一个宏观增长模型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在长期的差别，认为从经济增长与福利角度看，基金制优于现收现付制。卢元认为实现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构养老基金筹集模式，变部分积累制为完全基金制。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实现个人账户“实账化”。
第三种观点是主张实行“部分积累”制，在我国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王开发认为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决定于其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历史继承性和现实性三个方面。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特性，我们应该选择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相结合的筹资模式。赵曼则指出，部分积累模式在保留部分社会统筹前提下，因引入个人账户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激励相容性。需要说明的是，“部分积累”是一个在解释上存在明显歧义的概念。其中一种解释和设计思路是，建议将养老金收入和支出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现收现付，提供最低养老保障，实行互济；另一部分则存入个人账户，形成实在的基金积累。这一观点的竭力推崇者当属世界银行，中国目前的制度就是在世界银行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也受到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与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多支柱模式”也基本一致。
在赞同统账结合模式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对该模式进行了评价。一是分解说。郑功成认为要在现有基础上，将统账结合中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帐户部分分解并发展成为普惠式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职业养老金。刘贵平和戴卫东则认为将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分离开来，将个人帐户放到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二个支柱——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中去，“个人账户”逐渐变成实帐户，即有实物货币相对应。
二是并重说。李珍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并重的“统账”养老制度。社会统筹有它的缺点，个人账户制度也有其缺点。在中国，较好的办法是折中道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各占一半，社会统筹部分的收入实行工薪收入累进税，使终生低收入者能从中得到较多的获益。作为最基本的养老金筹资方式，现收现付制与个人帐户制的特征与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分出两者谁优谁劣，不是由现收现付制完全转为个人帐户制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张松等认为，未来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上佳选择是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前提下，现收现付制与个人帐户制相互协调，共同存在较之相互替代更有助于缓解不可避免的养老金支付困难。
三是转换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仍然采用现收现付制的DB计划。1995年中国政府已决定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其中第二层次为FDC计划。但目前的情况表明，上述改革思路面临重重困难。从很多方面来看，NDC模式可以被看作是现收现付DB模式和FDC模式的混合物。类似于现收现付DB模式，NDC模式的资金源于工薪税，用于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但不同之处在于，NDC模式建立个人账户，并将其缴费计入账户，但是没有真实的资产，这点更类似于FDC模式。相对于现收现付模式而言，NDC强化了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系。NDC计划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更为合理的选择(约翰·威廉姆森、孙策，2004)。
二、关于筹资模式：费税之争
筹集足够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实现国民社会保障权利的物质基础，拓宽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可以缓解政府财政风险，同时大量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可以调节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
第一种观点主张开征社会保险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有70%的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税收已成为收入最多的税种。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形式不规范，统筹范围小，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导致社会保障负担不公平，也不利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一些人提出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思路，主张建立社会保险税的专家(财政部门)认为，将现行各项社会保险以社会统筹收费的方式改为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税，这样可脱离目前在“统账结合”框架中“空账”与“实账”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的停滞阶段，提高强制性和收缴率，实现费率统一和最终制度统一，改变目前的基金分散状况，实现高度社会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开征社会保障税可行性研究”协作课题组的实证研究认为：用征收社会保障税模式取代现行社会保障统筹办法是最佳选择，有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社会化和法制化管理；有利于资金统一调度，也有利于公平负担。他们对某大型老工业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和论证，通过实证分析，方案是可行的。
第二种观点反对“费改税”。汪泽英认为社会保障费改税与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模式相矛盾：一是税收的公用性与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的私有性冲突；二是税收的不直接偿还性与社会保障的专用性冲突。李绍光也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解决收费难和融资问题，将使政府陷入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境地。
第三种观点对目前社会保险费改税存在质疑。其观点有三：一是还应当有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积累。二是税与费在强制性上的孰优孰劣，不完全取决于“税”或“费”的名称，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规范、执法的力度和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态。三是在目前政府财力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税率能否实现自然走向统一仍成为问题。而费改税后，国家财政成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直接责任人，不再存在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作为收费机构中间层，国家财政的责任被放大，政府可能背上沉重的包袱。
三、关于基金营运模式：公营、私营与资本市场的选择
1.关于基金公营、私营
由于养老保险是积累性保障项目，基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便构成了整个养老保险制度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对养老保险基金需要采取既审慎又积极、既封闭又开放的管理政策。郑功成等认为，国家可以建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组织，可以设置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分担管理责任。李珍通过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进行国际比较，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出发，提出了这样的构想：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府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社会统筹部分的基金，由基金管理公司来经营管理个人帐户上的基金。
殷俊等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应采取分权制衡式的政府监管体系，以适应我国的国情。统筹账户资产经营权交给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养老保险基金信托委员会；个人账户资产经营管理权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其遴选指定投资管理机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投资；统筹账户的负债管理权交给财政部门，由其按社保部门的指令按时足额划出给付资金入职工在商业银行的个人退休金账户，以建立一个“多权分离、各行其职、各负其责”的分权式管理制度。另外职工退休后其在个人账户上积累节余的资金，可由其自行选择并决定由基金管理公司继续经营或向保险公司购买养老保险年金。
2.关于基金入市
第一种观点是入市时机尚未成熟。但养老金基金最终要进入资本市场投资。在理论上，国内主要研究机构、实际部门以及相关学者对此已基本形成了公开性共识。但是即使支持这一改革取向的人们也有一种担心：以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规范的现状，很可能会使人市后的养老金基金承担很大的投资风险。如李绍光就并不主张养老金基金可以立即进入资本市场，其短期的融资不足问题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征收一般性税收的办法来解决。
第二种观点是赞同基金人市。目前虽然因种种原因养老保险投资采取购买国债这种方式，但也有必要探索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方式与途径。养老金要与资本市场“理性结合”。1993年，吴敬琏提出，应当允许社会保障基金进行投资，以获取收益来支付社会保障开支，而且，购买股票是基金投资的重要形式。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情况看，按照商业化方式运作社保基金，并引导其投资于证券市场，是一个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认为，社保基金入市一方面可以使其更好地实现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对改善市场结构、稳定股票市场和促进金融创新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关于个人账户“空账”
1.“空账”成因与问题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构成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与管理因素。除了历史债务外，养老金替代率难以降低到规定水平，个人账户储存额记账利率与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不确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困难，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国家与地方财政困难及企业经济状况不佳等困难，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转制成本一方面使现有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度代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空帐显性化”。另一方面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大养老保险的确保性支出，财政风险进一步加大。王诚认为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突出问题是资金来源不足。为了保证充足的资金来源，以职工工资总额计算的总缴费率必须等于失业率、离退休率、综合患病率等项之和。以国有资产切块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归还欠账思路有诸多欠妥之处。通过“发行特种国债、提高缴费率或征税率、征收国家土地地租”的统筹解决办法有望建立起一个稳定、规范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
偿付社会保障债务的手段有很多，可以用国民财富的增量来偿债，也可以用存量来偿债，也可以是增量偿债法和存量偿债法并用。李珍认为，最后一种方法可能是上策：其一，将一部分住房商品化，将其收入作为“老人”的退休金。其二，考虑出售房产以外的其他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其三，对“中人”发放一部分“认可债券”。其四，也可以考虑到借用一部分个人账户上的基金偿债，这里的债务人是政府。
2.做实个人账户与建议
郎立研坚持认为中国应继续完善试点，积极探索做实个人账户的有效方式，着力解决个人账户的隐性负债问题。名义账户制作为一种过渡安排，并不能解决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问题。郑功成认为，对旧制度下的养老金赤字(或历史欠账)需要明算账、细分账，一方面应当通过对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欠账进行精算，尽快查清需要补偿多少钱才能真正完成制度的转型；另一方面，根据国家、企业和个人分担的原则，采取分账负责的办法来解决上述历史欠账。李绍光认为，解决“空账”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这一问题本身不再扩大。因此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必须首先切断“空账”的传导机制，将其隔离起来单独处理。总之，多数学者都认同养老基金账户要从空账转为实账，以便移交市场管理。
3.空账运行，保持“名义账户”
该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是郑秉文，他认为采取“名义账户”制对于目前我国的具体国情是非常适应的：它既可以避免天文数字的转型成本，又可以避免资本市场不发达而导致投资损失。而且建立名义账户是人市的理性化前提。
五、综合评价
在理论界、学术界的共同研究下，政府经过综合考虑，目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模式有了明确的决策：基金运行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筹资模式仍是征收社会保险费；基金与资本市场结合初步用来购买国债，基金的公营、私营问题仍在探讨之中；个人账户“空账”的做实正在试点。
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本身来说，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经验借鉴上过多地看好智利的私营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这方面对新加坡、香港的经验也关注得较少。第二，对基金征缴缺乏实证研究。基金征缴研究多局限于理论探讨，应从实证角度研究征费与征税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究竟有多大差别。第三，基金管理主体研究空缺。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与社保经办机构之间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它们的关系如何都很少研究。投资主体的研究也过多地放在资本市场上。第四，没有基金平衡项目方面的研究。最后，对个人账户“空账”缺乏充分的精算研究。空账数目有多大，要多少年才能化解，通过什么方式怎么分担这笔债务。
以上都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亟待加强的方面，期待着更多这样的成果奉献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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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好三个环节，实行分段管理
从申请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过程来看，可以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分为前期管理、中期管理和后期管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管理重点各不相同，只有针对性地把握其管理要点才能获得最大效益，达到管理的最优化。
1前期管理
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前期管理是前提性的基础工作，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才能保证下一步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前期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认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搜集信息；做好申报项目动员工作，让每一位有条件的研究人员都积极主动地申请资助项目；开展系统的申请书写作培训讲座，严格申请书的规范性审查；严格项目预审与评审制度，完善评审机制；注重依托优势学科，提高申请书的竞争力。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管理，帮助研究人员提高基金课题的中标率则是科研管理人员工作的重点。对于科技人员而言，获得这一国内最高水平的科研基金的资助，更是其科研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客观体现。
2中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期管理是整个管理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对获资助项目进行中期检查，要求负责人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包括项目进展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对每一个项目执行期的情况都应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不良情况的出现。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中期管理情况的分析，以及在检查评估中发现的若干问题，研究认为中期检查评估能够起到较好的督促与纠错作用。对于可控因素，通过科学的过程控制可以及早识别隐患，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克服技术难点并化解风险，对于一些不规范现象予以进一步规范。例如，对于研究内容需做较大调整，建议项目负责人提出正式申请报请自然科学基金委知晓并批准，特别是在技术遇到瓶颈或是实验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可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为其提出解决方案、参考或找出新的研究点。对于检查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无法顺利按规定时间完成的项目，要及时提醒，尽早按规定时间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延期申请。对于实验记录不规范的，要督促其做好规范的实验记录，并加强今后实验记录的抽查与管理。同时还要加强检查后的追踪与评价，分析检查后的管理实施效果。
3后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管理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在这一阶段，不但要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而且要对验收项目进行绩效评估，跟踪管理，关注其成果转化情况，因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研究成果得以应用，促进社会进步。在后期管理中，必须充分地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宏观上要管理住，微观上要搞活。也就是说，在进行后期管理时，必须同时注重发挥基金委、科研单位及项目主持人的积极性，共同协力进行多层次的管理。基金项目的后期管理涉及基金委、受资助单位和受资助者即项目主持人三个层次的管理工作，只有这三者默契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基金项目的顺利进行，才能对项目进行有效的后期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过程，前期、中期及后期管理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衔接，单纯地依靠做好某一阶段的管理工作是很难提高整体管理效益与水平的。只有将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每一阶段不同的管理要点采用正确的管理思路与管理方法，才能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效益，实现其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服务意识
要完善科学基金管理，加强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一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中应该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谦虚谨慎，保持高度的公正性；既要防止和克服管理工作中的浮躁情绪，又要避免不思进取的管理作风；在实践中要勇于开拓、善于创新，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考，与时俱进，共同改进与完善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为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而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二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有较强的主动服务意识，要不断努力学习科学基金管理新办法、新理论和信息技术的新知识；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勤学相关管理论著和管理文献；将创造性思维方式引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不断强化竞争意识，提高自身管理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讲，管理也是服务。管理部门是为广大科学家和科研工作服务的，所以基金管理部门的管理要体现在做好服务工作上。三是要建立一支稳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必须要有一套专门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基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专心从事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在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看到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光明前途。在生活方面，多关心他们，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设立行政管理类奖项，对那些业务精通、有较强管理能力的，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确保其积极性、创造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以保证管理队伍的稳定。
作者：郝志鹏黄丹丹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根据已有文献的总结，我国上市公司通过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操纵的主要动因有：（1）取得配股资格，进行再融资。我国规定，公司要配股必须满足最近3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6%的条件。为赚取更多净利，公司狠可能进行盈余管理。（2）实现扭亏为盈，避免退市。对于已经连续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会实行特别处理，如果连续亏损三年，交易所将采取停盘处理，严重者将被退市。为了避免被摘牌退市，公司必须实现第三年的盈利，所以，第三年很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3）重亏现象。对于无法扭亏的上市公司，既然亏损了就一次亏个够，还可以为下年的盈利储存利润，所以会进行盈余管理。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上市公司往往会动用各种手段实施盈余管理，会计政策的选择就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方法。甄晓薇(2003)以电子信息行业的2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坏账准备、折旧政策和8项减值准备和摊销等，和盈余管理关系的分析，发现我过上市公司存在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施盈余管理的行为。王怀栋、秦江萍(2004)提到上市公司通过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方法主要有：产减值准备计提数和转回数、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和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选择。
现有文献中也有就某一种会计政策的选择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的大量研究。赵春光(200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利用减值的计提与转回进行盈余管理行为。而魏涛、陆正飞、单宏伟(2007)对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上述文献说明，我国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还是比较众多的，而且会计政策的可选性，使得公司可以从多方面调整公司的收益。我国的新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有了新的规定，这给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契机。王建新（2007）在研究中指出，公司倾向于将股票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量，而且金融类企业比非金融类企业更愿意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叶建芳、周兰、李丹蒙、郭琳（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持有较多的金融资产时,为降低其公允价值的波动对利润的影响，管理层倾向于将多数的金融资产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量；在后续计量中,管理层会在近期内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保证较高的利润,。以上研究说明，利用金融资产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而且由于金融资产划分主要依赖于管理者的意图，对于这方面来说管理者比较好操纵。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就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是如何影响盈余的问题展开，主要从会计核算的区别，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进而分析其对企业盈余的影响，即其带来的经济后果。
二、两类金融资产的分类对企业盈余影响的具体分析：
1.两类金融资产的会计核算区别分析。
1.1两类金融资产的定义及分类。金融资产，是企业所拥有的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资产，是一种索取实物资产的无形的权利。本文所述金融资产主要包括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和金融衍生工具等。前文已介绍了企业将金融资产的分类情况，本文主要分析交易性和可供出售这两类金融资产。企业拥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为了短期内出售，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没有被划分到其他三类，切购入就确定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由于，这两类金融资产从内容上有交集，且划分标准由管理当局主观确定，所以，这两类金融资产的划分给管理者提供了盈余操作空间。
1.2两类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区别。（1）初始计量的区别。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其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而相应的交易费用作为投资收益处理，影响当期的利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按其公允价值计入账面价值，与交易性金融资产不同的是相关的交易费用也计入成本中。因而，将新取得的金融资产确认为交易性或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当期的资产价值和利润的影响是不同的。（2）后续计量的区别。根据会计准则规定，这两类资产采用以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进行后续计量，但针对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有所区别。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中列示其价值变动，影响当期利润，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在“资本公积”科目中进行反映，影响权益。此外，在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不发生减值，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不同，当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价值有所降低时，应当计提减值准备。所以说，在持有期间，两类金融资产对利润和所有者权益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3）处置的区别。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出售时，其售价和账面价值的差额以及累计的公允价值变动均要转入“投资收益”科目中，此处理只影响当期利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虽然也是按售价和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但是，其累计的公允价值变动需记在“资本公积”中，且要将其从“资本公积”中转出，结转到“投资收益”中。因此，在处置阶段，交易性金融资产只影响当期利润，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除了影响当期利润外，对所有者权益也有所影响。
2.两类金融资产的划分对企业盈余的影响分析。
2.1初始划分时对企业盈余的影响。根据上述理论，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入账时影响当期的利润，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当期利润没有影响。显而易见，当资本市场形势大好时，为了获取较大的收益，管理者较倾向于将取得的资产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如此，交易性金融资产价值的增加部分会被直接计入利润中，进而提升企业当期的利润，有利于企业股票增值以及获得再融资的机会。当资本市场波动，即不稳定时，企业股票或者债券的公允价值也会随市场的波动而波动，为了避免金融资产的价值波动对当期利润的影响，管理当局更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但是在初始化分时也应当注意，当资本市场无法预测时，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值波动会直接影响当期利润的波动，而利润的这种波动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给投资者造成一种假象，进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此外，也正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所以，持有期间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就失去了操纵的空间，管理者也就无从利用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然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理有所不同。其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首先计入所有者权益，不会造成利润的波动，利于稳定投资者信心，利于稳定股价，并且由于出售时要将所有者权益中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当期损益，所以给管理者留有很大的盈余管理空间。
2.2后续计量中对企业盈余的影响。在后续计量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不能够实施盈余管理，然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后续期间的盈余管理的空间很大。首先，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先计入所有者权益，处置时才转入当期损益，所以，管理层的可操作性较强。当企业经营状况较好时，管理者会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实质上，这一行为便是储存利润，即先把公允价值变动部分积累到资本公积中，于未来年度发生亏损或者需要利润时，便可释放出积累的利润，满足企业需要。再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中，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其价值减少时，需计提减值准备。对于已计提减值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当出现由减值相关事宜引起的公允价值上升的情况时，已确认的减值便可转回。在实务操作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跌的暂时性与非暂时性是没有明确判断标准的，且公允价值上升是否与原减值事宜相关，完全依赖于管理层的主观意识，所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计提或转回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当企业收益较多的年度，管理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提较多的减值准备，而亏损年度，将减值准备予以转回，以增加利润，达到盈利等目的。
2.3处置时对企业盈余的影响。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值，不论上升还是下降，后续计量时均在当期利润中有所体现，因此，交易性金融资产出售时，其变动不会对当期利润产生太大影响，企业利用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调整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可操作性不大。而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时需将资本公积中累计的公允价值变动结转到投资收益中，所以对利润影响较大。当企业经营出现亏损时，管理者可以改变原有意图，将盈利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把隐藏在资本公积中的隐藏利润释放出来，即公允价值变动部分从资本公积中转入利润中，以增加当期利润，实现盈利。当利润增长较快时，出售亏损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平滑利润，使得利润处于一个相对平稳增长的状态。
三、结语
关键词：存款保险体系；存款保险基金；市场退出。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准备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存款保险体系。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七大记者会上表示，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存款保险制度已列入议事日程。3月5日，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从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实践来看，目前，我国虽没有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但存在着隐性全额存款保险。随着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以及竞争的加剧，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制度安排，从国际上来看，各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效果，在整体上的表现是实施成本大于收益，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国家在存款保险制度关键环节的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要最大限度的收获其积极作用，需要设计有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定位以及如何维护存款保险基金的稳定性和可维持性是我国存款保险体系设计中的重要环节，笔者在参考已有的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一、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定位。
职能的定位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国际经验表明，职能的清晰定位是存款保险制度发挥有效性的凭借和保证。具体来讲，其职能不能仅限于为失败银行买单，更重要的是要突出其跟踪监督管理以及最后的接管清算职能，这样存款保险制度发挥其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功能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落实。作为有问题金融机构的买单人，从维护存款保险基金安全性的角度来讲，存款保险机构有动力监督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在发现问题时采取必要的措施，积极地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促使其加强风险管理和控制，防止问题向扩大化方向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存款保险机构作为外部化的处置者，在处置问题金融资产方面相对于金融监管者作为处置主体具有明显的优势。关于这一点，美国的制度安排和实践经验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935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成立，该法和随后的立法赋予了FDIC极大的独立监管权和决策权。FDIC作为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直接向美国国会负责，并接受美国会计总署的审计，其成立后70多年的运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基本上实现了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保持公众对金融体系信心的目的，避免了金融体系动荡对经济所造成的冲击。FDIC成功运作的经验表明独立的监管权和清算接管安排是存款保险制度发挥积极作用的保障。在监管职能方面，FDIC对金融机构进行定期审查，对未达到安全稳健标准的问题金融机构，依据宽容政策指导和帮助问题金融机构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风险控制和管理，以改善其经营状况。出于监管的要求，FDIC有权力撤销存款保险机构的被保险人资格。同时，还采用了多个能反映银行经营风险的财务指标对银行进行非现场监管，这种非现场监管减少了对银行的直接干预，从而有助于提高其监管效率。在清算接管职能方面，基于成本最小原则和风险最小化原则的有机结合，FDIC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出多样化的处置手段，如安排另一家金融机构收购和接管问题金融机构、过渡银行以及收入维持协议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减轻自身所承受的压力，提高运作效率，FDIC逐步探索利用外部市场来处理问题资产的手段，主要的手段包括公开拍卖与暗盘竞标、资产管理合同、资产证券化以及股本合资。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处置手段，FDIC在处置问题金融资产方面取得了较高的运作效率，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美国的实践表明，存款保险机构的银行监管职能主要表现在对存款保险基金的关注上，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并不冲突。具体到我国，在设计存款保险职能时，应该处理好存款保险机构和银监会的职能划分，避免监管职能重复，使得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成为我国目前金融监管不足之处的必要补充。鉴于存款保险机构可以通过独特的监管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及时有效地监控到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的变动，在体系设计上应该能使这一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机构设置上，不论是附属于国务院还是银监会，为保证其业务的开展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应当建立央行、银监会共同参与决策的机制。在清算接管职能方面，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完善我国金融机构退出制度安排，实现问题金融资产处和机构处置主体的外部化。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全权干预处理来解决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问题，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政府主导的做法不仅使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处置成本，而且不利于完善问题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从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来看，大部分来自于中央银行的纯信用再贷款，财政处置成本的货币化不利于央行超脱于外独立地执行货币政策，对货币政策目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在提高，这种做法的弊端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同时，这种处置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的介入弥补了处置主体和手段的欠缺，通过外部化的处置主体对不良债权的集中管理，提高了处置的效率，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处置方式的有益探索，将金融机构的退出引向市场化的运作渠道。
二、如何维持保险基金的稳定运作。
存款保险基金来源于初始资本金和后续积累的保费收入等资金来源，是存款保险机构赖以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一般而言，存款保险机构筹集和管理保险基金应该自求平衡。从各国的实际操作来看，存款保险机构的初始资本金大都依靠财政的投入，并利用定期收取的保费加以补充。当保险基金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允许政府和银行收回其出资，考虑到银行承受的成本压力，保费率一般都确定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因此，单纯依靠保费的积累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可以肯定的是，相对而言保险基金的规模一定是有限的。如果某个时期有大批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肯定会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虽然许多国家都允许保险基金在因突形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时候，可以通过外部融资手段来充实基金，如征收额外保费、通过合理条件向央行、财政部借款或在资本市场上筹资等。但存款保险机构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来源于外部的资金是存在使用条件和期限的，出于维护保险基金安全和稳定的角度考虑，如何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和可维持性应该是其极为关注的问题。维持保险基金的稳定关系到存款保险制度有效性的发挥，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目前，世界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形式对运营、管理和安全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我国在设计存款保险体系时，应当重视这一环节，可以适当地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做法。美国的代位受偿优先权就是可供参考的一个例子。所谓代位求偿权是指发生存款保险制度约定的情形时，存款保险机构在按照约定对存款人进行了赔付之后，取得优先于一般债权人的受偿权利。代位求偿权是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危机的产物，其立法的本意主要在于重新确
定债权的清偿顺序，减少FDIC的处置成本，从其实际的运作来看，这一制度在较少基金支出，维护基金稳定和安全方面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存款保险制度职能的发挥。需要明确的是，存款保险机构不仅是买单人，同时也是债权人。从维护保险基金稳定性和可维持性的角度来讲，在救助有问题金融机构时，应该强调强调损失分担原则，即应该由问题金融机构的股东、债权人和国家财政共同承担有问题金融机构所造成的损失。1998年以来，我国陆续关闭了一些存在问题的金融机构，采取的手段大都是政府全权干预处理，财政买单，央行垫付资金，这种处置手段使金融机构过多地依赖救助，财政和央行承担了巨大的成本，没有较好地体现损失分担原则，原有经营者和股东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助长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存款保险机构作为新的问题金融机构的清算接管者，从维护保险基金安全和利益的角度来讲，应该强调对金融机构经营者的监管约束以及对原有经营者和股东的事后惩戒，应该是积极的、有效率的不良债权处置者，这也正是其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相对于政府和货币当局的优势所在。
关键词：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信息披露；道德风险；委托—；市场退出
一、保险保障基金制度及其正效应
保险保障基金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保障保单持有人利益，维护市场信心，维护保险业的行业安全与稳定，在保险体系中通过筹集专项资金来补偿破产保险公司客户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的出现，与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分不开的。保险业的脆弱性、保险经营对象的风险性、保险成本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保险责任的连续性等经营特质，与保险经营环境的融合和交织，使保险公司的经营较一般工商企业的经营更具有风险性。保险经营风险轻则波及和影响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重则危及保险经营财务的稳定，甚至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的破产。而保险公司一旦破产，所带来的社会财富损失、恐慌和信心危机等负面影响将是巨大的。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既有助于保险业的风险控制又能够为问题保险公司提供解决方案的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度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建立的制度安排。纵观世界保险业发达国家，除了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的保险业由于采用卡特尔定价法而很少出现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问题，没有设立保险保障基金外，其他国家都普遍建立了保险保障基金制度，构建“保单持有人的最后安全网”，用以对保险公司发生支付困难时实施紧急援助和市场退出后补偿被保险人。
2005年1月5日，中国保监会正式《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依照该办法规定，保险保障基金由保险公司缴纳形成，按照“集中管理、统筹使用”的原则，在保险公司被撤销、被宣告破产等情形下，用于向保单持有人或者保单受让公司等提供救济。保监会将从保险公司总资产中提取出20亿至24亿元人民币保险保障基金，十年后将达到200亿元的规模。
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的建立是我国金融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和制度创新，它意味着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金融机构退市，国家财政兜底”体制在保险领域被率先冲破，它将保险市场上隐形的国家信用直接转换为制度化的行业信用，在增进行业自律、降低政府等公共机构的救助支出成本和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
二、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的负效应
1．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道德风险存在于下列情况：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的、或有限制的合同使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者不能承担全部损失（或利益），因而他们不承受他们的行动的全部后果，同样地，也不享有行动的所有好处”。在存在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的情况下，道德风险源于外部风险分散机制所引发的风险制造者与风险承担者的分离，其产生的制度根源有二：其一，固定比率的基金计提方式；其二，保险保障制度从客观上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和成本，使保险公司在不需要改变成本函数的前提下，提高了保险经营的风险收益。具体而言，保险保障制度主要在三个方面造成道德风险：
（1）对保单持有人来说，削弱了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现有和未来偿付能力及财务状况进行分析的动力。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消费者应有完整的信息以分析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并从财务健全的公司购买保单，或要求财务不健全的公司提供价格折扣以补偿公司可能无力偿付时自己承担的损失。但由于得到了保险保障基金的保护，消费者自我保护激励明显不足，其事前选择保险公司以及事后收集保险公司信息，监督保险公司业务和经营活动的动力将大大降低，因为即使保险公司破产倒闭，保单持有人的损失也是有限的，小于其在无保险保障制度时的可能损失。这将导致那些经营不善，甚至是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偿付能力仅在法律上尚未破产的保险公司还能继续开展业务，从而使保险市场也产生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样，财务健全但通常价格较高的保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为了不失去顾客，它们可能会与财务不健全的保险公司展开价格竞争，最终可能会导致整个保险业偿付能力的降低。
（2）对保险公司来说，保险保障基金对保单持有人的保护意味着保单持有人退保威胁对保险公司施加的惩戒力量受到削弱。这将诱使保险公司提高对保险保障制度的依赖度，倾向于从事风险较高、利润较大的保险及投资业务，从而加大了保险公司过度承担风险的动机。尤其是在采取固定比率的基金计提方式下，基金计提只考虑保险公司经营规模，而忽视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水平，这会鼓励一些保险公司从事高风险的业务来增加其预期收益，但其承担的风险将由经营保守的保险公司补贴，不符合激励相容原则，也使得保险公司间苦乐不均，出现不公平竞争。因此，尽管保险保障制度旨在保护保单持有人而不是保险公司本身，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保险公司的部分经营风险，放松了保险风险对保险公司冒险经营行为的抑制，保险公司由此获得承担更大风险的激励机制。
（3）对于监管当局来说，减少了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有效监控的动力。如果保险保障基金来自于保险公司，纳税人和保单购买者都不会因保险公司无力偿付而支付任何直接费用，对监管机构防止保险公司无力偿付的压力就会相应减小。如果保险保障基金来自于纳税人，那么保险公司监督同行偿付能力的动力就会减小，而它们往往了解同行公司的很多财务信息，是监管机构加强对保险公司监管的重要途径。此外，保险保障制度还有延缓保险风险暴露的作用，由于监管者认为退保行为等不会在保险保障制度下发生，监管者往往更加容忍濒临破产的保险公司继续在市场上生存，而不要求其立刻采取及时纠正行动，从而导致风险不断积累，由此加大解决问题将要付出的代价，最终损害整体经济意义。
保险保障基金制度在以上三个方面造成的道德风险，不仅会削弱市场规则在抑制保险公司风险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且使经营不善的保险公司继续存在。由于这些保险公司的高风险、高回报举措，使得经营谨慎的保险公司在业务经营上无法与之公平竞争，这间接地允许和鼓励了保险体系内部的质量恶化和风险累积。由此导致的实际结果与设计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以维护保险体系稳定的初衷完全相悖。
2．委托—问题。当人试图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委托人利益时，就会出现委托—问题。在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下，这一问题表现在保险公司与保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上（即利益冲突上），保险保障基金理事会与保险业的关系上（即监管争斗），以及保险保障基金理事会（或监管者）与纳税人的关系上。保险保障基金理事会或监管者有可能将自身利益至于保单持有人、纳税人的利益之上，或由于行政因素的影响，延缓对问题保险公司的处置，而处置时间越长，成本就会越高，从而出现监管宽容问题。当监管机构缺乏充足的资金来关闭保险公司并偿付保单利益时，当保单持有人更为关注保险保障基金的运作而较少关注保险公司本身的运作时，监管宽容的问题就更易发生，最终增加了转嫁到纳税人身上的成本。甚至，监管当局还有可能迫于政治压力而做出对整个保险业不利的事情，这也使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的存在背离维护保险体系稳定的设计初衷。
3．市场效率与社会福利。保险保障基金制度本质上是解决有效运行市场上的危机救助问题，而危机救助除了包括清算成本、财务重组成本、赔偿和协调成本等可见成本外，还包括不可见的资金机会成本、对市场信心不可预计的效应以及对市场效率与社会福利的牺牲。一方面，因为保障基金制度意味着市场有效经营主体对市场无效经营主体破产成本以及相关可见成本必须进行分摊，那么，具有较强市场控制力的保险公司可通过提高保费将其承担的保障基金费用转嫁给消费者，迫使消费者及保单持有人最终承担保险公司经营失败的成本；而如果监管机构卷入危机，则所有纳税人都需要承担成本，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对保险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市场效率会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如果把完全竞争但没有保险保障基金的情况下的偿付能力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建立保险保障基金后的偿付能力可能高于或低于这个标准，这样就会导致不理想的福利水平。高于标准的偿付能力迫使消费者支付他们不愿支付的费用，低于标准的偿付能力则让消费者面临高于他们愿意承受的风险标准。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的引入在没有其他措施如完善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配合下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社会的福利水平。
三、我国克服保险保障制度的负效应需采取的措施
保险保障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达到预期效果，还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监管环境，以创造一种激励相容的保障机制，发挥这种制度的积极效果。其总体思路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对保险公司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资本、投资方向等进行要求，限制保险公司从事过度风险行为；二是从保单持有人的角度，使保险公司经营失败时消费者仍要为自己的保险决策承担相应的风险，加强消费者对保险公司进行监督的动力。
1．与市场激励相容的保险保障制度的调整。
（1）逐步采取风险费率制，按保险公司风险程度大小收取保险保障基金。固定比率的基金提取方式制度设计成本较低，实施起来较简便易行，但它对风险规避型的保险公司来讲极不公平，是一种“劫富济贫”的作法，会受到作风谨慎和资金雄厚的大保险公司的抵制，也是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之一。理想的保险保障基金提取方式是使保险公司的风险程度与其所交的保险保障基金金额成正比，风险程度大的公司支付较高的基金比率，风险程度较小的公司则支付较低的基金比率。但由于以下原因此方法在我国很难顺利实行：其一，风险基金比率计算的复杂性、风险指标选取的困难及指标数据本身的不规范和不准确，使风险比率制难以推行；其二，保险公司风险加权比率的确定要求绝对保密，因为指标数据一旦泄露，由于人们对保险公司经营安全性的担心，将会出现退保及保单转移现象，从而导致弱小保险公司破产。因此，在中国目前人们还没有建立起对整个保险市场的信心、保险信息保密措施和制度尚不健全、人们职业道德水准不高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对各保险公司风险比率信息的绝对保密。其三，风险比率制有可能导致各保险公司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目前在我国大保险公司在内控制度及经营管理水平上远高于其他中小保险公司。一旦实行风险比率，中小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障基金提取规模将给其经营造成较大的负担，无法同大保险公司平等竞争。
因此，基于我国保险体系的寡头主导、大中小保险公司并存的特征，目前可以在固定费率制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保险公司的风险抵御能力，采取“机构类别差异费率”，等条件成熟时，再转向按照保险公司风险等级确定保险费率的办法以来平衡保险保障基金缴付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调整税收结构，确保保险保障基金来源。按保险业的特性、现状及社会保障对保险业的要求，适当调整保险产业税收政策。对减免的税收部分可首先用于交纳保险保障基金；对拟破产或财务困难公司的收购，应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交纳保险保障基金的费用应允许计入成本，并抵消税收。
（3）部分补偿与合理信息披露。保险保障基金只提供部分补偿，同时限制保险公司提供给消费者关于保险保障基金的信息。通过制定补偿限额和补偿比例使保单持有人承受保险公司无力偿付的一定的经济后果，并且通过立法，禁止保险公司、人和经纪人在销售保单时夸大保险保障基金的保护范围和程度，以确保保单持有人具有必要的规避风险的自我保护意识，避免投保人仅仅根据保险商品的价格来选择保险公司。
2．事前预防网设计：谨慎性保险监管。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有机统一。监管机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优化保险公司的内外部监管机制：
（1）加强偿付能力管理。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对所承担保险责任的经济补偿能力，它是判断保险公司财务状况是否良好的重要标准，也是保险业经营的核心指标。充足的偿付能力是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是保险公司的“生命线”。因此，应在保险行业内部建立共享数据库、建立行业性的风险监控体系，以及在保险监管部门内部建立科学有效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确保保险公司具有充足的偿付能力。
（2）健全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如果没有健全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保险保障制度的基础，任何形式的保险保障基金都不能防范脆弱保险体系的危机和风险。良好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应解决好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保证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二是协调企业内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因此，应当加快推进保险公司改革，促使保险公司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其经营风险可度量、可管理、可控制。
（3）加强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及时定期的信息披露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加强市场约束力量和加强保险监管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内容应根据对象的不同而存在区别，因为不适当的信息披露会削弱民众对保险公司的信心，增加保险公司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面向保单持有人，应当披露有关保险公司总体情况的信息，包括保险公司的信用评级情况、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基本状况、资产质量和利润状况；而面向监管机构的专业分析人员，则应披露全面的、详细的保险公司信息，包括全部的财务报表、信用评级情况、关于偿付能力的各项详细指标和各类风险暴露状况。
（4）建立保险风险的预警预报系统，健全保险危机处理机制。保险风险的预警预报，可以帮助监管机构及时识别和有效控制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将风险尽可能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风险的累积。保险监管机构可根据预警系统及时得到最新的风险信息，变“救火式”的事后管理为预警式的事前和事中管理。危机处理是指当保险公司潜在风险成为现实，运作完全陷人困境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拯救和治理措施。由于保险公司的特殊性，保险公司的危机极具扩散和破坏性，所以监管机构在处理保险公司的危机时必须及时、果断、妥善，必须具有适应依据危机机构的所有制结构、法律结构及风险严重程度和当时市场环境，以及危机处理成本与效果权衡等各种不同情况的处理危机的手段、方式和具体方案，以及相应的配套法规。
（5）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如果没有健全的市场退出机制、即使是设计非常完善的监管也不可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也就无法有效地防止保险业危机的发生。市场约束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迫使丧失偿付能力的保险公司退出市场，提高市场机制的运作效率。保险公司管理人员以及股东意识到如果保险公司退出市场，他们将丧失全部权利，就不愿意从事高风险的经营活动，这也有助于降低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因此，只有及时、快速的市场退出才能有效遏制并降低危机传染对其他保险公司及保险业造成更大的影响，只有健全和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才能充分利用市场约束力量。适时的市场退出机制具有三个优点：有效地减小破产成本；迫使保险公司充分考虑到自身行为的风险性；增强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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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基本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一，对于人们生活、各个产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自建国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水利基本建设，不断加大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资。随着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数量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我国财务政策的不断改革，外部环境给水利基建在财务管理方面提出了新要求，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的问题逐渐累积，并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急需相关部门的重视与加强。因此，探讨关于水利基建资金管理中的相关问题，并提出具体方案，对于我国水利基本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资金管理对水利基本建设的重要性
面对新一轮的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和国家给予的巨大投入，相关部门需提高对水利建设资金管理的重要性的认识。这样才能不断加强资金管理，避免资金的挪用、滥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效益，降低工程造价。同时保证水利基建资金落实在工程建设上，以确保工程质量。
（一）资金管理是水利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关键环节
水利基本建设的资金管理的内容涉及了水利基建资金预算、资本控制等各个环节，是水利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关键环节，是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途径。提高认识，加强水利基建的资金管理，监督资金依法、按规定使用，才能推进水利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工作这一项重要且复杂的综合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真正管好、用好水利建设资金。
（二）国家相关部门非常重视水利基本建设的资金管理
由于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许多是国家级项目，资金预算额巨大，其顺利的展开以及其建设的质量与国家的稳定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水利基本建设的资金管理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强调要对于水利基本建设的资金管理严格要求，提升管理的科学化、系统化、专项化，减少资金的滥用，杜绝违法违纪行为，对于挪用资金的行为要进行严厉的惩治，以保证水利建设资金落实在项目的工程建设上。
三、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水利基本建设管理工作也随着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日趋完善，系统性和规范性都有所加强，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水平也相应提升。但由于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涉及的水利基本建设的全过程，范围大，时间长，专业性强，一个环节没有跟上，就会影响整个资金的管理与运作，最终导致水利基本建设资源的浪费[1]。
（一）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预算不严
预算，即资金用款计划，它对于项目每个环节的实施与资金管控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参考价值。然而，由于国家对于水利基本建设呈支持鼓励的态度，申请的项目也比较容易批下来，因此相关部门往往不重视资金预算，没有将资金用款计划与实际的项目进程相关联，资金预算不够细化，只在项目资金申请时起到作用，无法作为水利基本建设的采购依据，到了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具体实施时就成了一纸空文。最终导致了报表报送不及时、财务报表与工程实施进度不相符、报表编制质量差等问题[2]。
（二）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相关政策不到位，制度不完善
虽然目前我国财务管理政策和水利基本建设管理政策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但由于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涉及的范围大、环节多，而我国财务管理政策和水利行业政策各自独立运行，在不同的政策体系下，且改革进度和发展进程也各不相同，有的制度超前有的政策落后。最终使得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在政策上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和程序，无法统一规划和监督，难以有条不紊的展开。
（三）水利基本建设领导不重视资金管理
水利基本建设从申请立项到工程竣工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是一项复杂庞大的工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还可分为许多小项目，每个小项目都由不同的施工单位负责。水利基本建设领导往往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追赶施工进度、协调各部门的关系上，而对财务工作重视不够，部分领导甚至完全不了解财务工作，也没有跟上国家财务方面的政策变化，很少参与财务相关部门对于资金管理的预算评估过程，使得财务工作只起到项目核算的作用，而没有起到对于资金走向是否正确等方面的监督管理作用[3]。
四、增强对水利基建资金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水利基本建设领导应加强资金管理意识
水利基本建设领导应认识到资金管理的重要性，加强资金管理意识，并将这种思想传达下去，不断强调，逐渐深入到工作中。一方面，使水利单位财务部门工作人员认识到自身进行水利基本建设资金预算、资金监督管理的重要性，认真对待这部分工作，而不是只重视账目核算工作。另一方面，保证水利单位其他部门配合财务部门的工作，而不要只顾赶进度、督质量，使财务部门的工作与其他部门的工作进度协调一致，鼓励其他部门配合财务部门的资金管理工作，从而保证财务部门对于其他部门的资金预算、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的资金管理工作能够顺利展开，同时提高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的效率，保证树立基本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合理，按时到位。
（二）提升水利基本建设财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水利单位应设立独立的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财务部门，注重选配合格的财务工作人员，拥有任职资格证书且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利单位应定期对财务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加强财务工作人员对于资金管理方面的专业技能，同时熟悉《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对于水利基本建设财务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的调整和变化要及时了解和贯彻。财务工作人员应熟悉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了解项目整个过程的步骤、进度等，从而保证自身的工作与项目进度同步。水利单位应注重提升财务工作人员的沟通协调能力，资金管理是一项重要同时也非常艰巨繁琐的工作任务，只有财务工作人员具备耐心细心的品质和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才能使部门内各个工作人员加强配合，同时协调好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保证资金管理工作的顺利展开。
（三）完善资金管理制度，规范资金使用
水利工程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会计法》、《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若干规定》，结合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实际状况，建立和完善单位资金管理制度，保证资金管理制度的完备性和可行性，建立统一的资金拨付原则，加强资金流转各环节的财务监督。同时依据资金管理制度的原则划分资金管理任务，分配给财务工作人员，明确责任主体，保证资金管理工作有责可追。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资金须有对应水利建设单位统一核算，如果有多个水利建设单位共同完成一个项目，则要成立凌驾于各单位之上的总财务部门，做好资金计划与分配，在此基础上，每个水利建设单位单独核算，然后及时将报表上报给总财务部门，严禁水利建设单位私设“小金库”，使每一笔水利基本建设资金都能公开透明，可以查到去向，保证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资金都能有效的用在水利基本建设上。此外，还需建设资金管理反馈制度，实现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资成本的有效控制。
（四）加强合同管理，严格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合同管理也是加强资金管理的重要依据和凭证，对于加强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监管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些水利建设单位没有认识到合同的重要性，在合同签订时不够详尽。水利建设单位应注重合同的拟定，每一笔资金的数目、支付时间等内容都必须体现在合同中。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应认真商讨和核对，签订之后即产生法律约束，不能轻易修改。在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工程价款结算时，严格按照合同中规定的条款支付，同时也要严格按照合同缴纳保证金和罚金等等。对于合同条款没有规定的款项，财务部门有权拒绝支付。
五、总结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在考虑机会成本的情况下，作为风险企业家与有限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j-~E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对风险资本家管理支持力度的合理分配，达到可行的帕累托边界，并最终实现风险企业家和有限合伙人的利润最大化。
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二、投资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0<1)新风险企业。现有的风险企业每隔时间c被风险资本家评估一次并受到t轮管理支持，从而在tc时间内通过上市产生了一个市场价值(β代表每期贴现率，0<β<1)，那么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现有风险企业获得的市场价值就为(α代表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在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评估新型的风险企业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风险资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存在机会成本，即风险资本家对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评估新的风险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反之，风险资本家评估新的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就是现有的风险企业因缺乏管理支持而减少的市场价值，即现有风险企业成功上市后的市场价值部分。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为了风险投资能够生存并沿续下去，各风险资本机构必须周期性地筹集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中，风险资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外部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够监控基金的运行并参加基金的年会。但只要其承担有限责任，就无权直接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数量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就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资额度较小的风险资本家反而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内部人。由于风险资本家获得基金规模的固定费用报酬与基金投资利润，所以，风险资本家有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后续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资本额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报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而风险资本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带来对所筹集的投资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这必将引起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冲突，产生风险资本家作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出现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现象的发生。
风险资本家为了增加收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会先后筹集并管理多只风险投资基金，而风险资本家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分散其对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注意力，影响到对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风险资本家管理基金的数量、cG表示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tG代表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根据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必然会考虑其机会成本，导致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总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优管理支持力度，并且这一个管理支持力度会随着风险资本家获得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引起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和投资的潜在问题随风险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时间约束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为了缓解管理支持力度与所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幅度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投资于风险企业发展晚期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一是随着风险企业的逐步成长，风险企业就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供风险资本家进行评估，这样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越低，风险资本家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控风险企业，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监控成本；二是在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风险企业的管理及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轨，需要风险资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风险企业的有形资产逐步增多，而有形资产不必通过正式评估就很容易监控，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较长的融资轮次而减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从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规模。这种事情尤其会发生在是当风险资本家监控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们用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阶段偏好：用表示风险投资基金清算时预期市场价值的贴现值，那么作为有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的份额就为；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资者的份额为其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就会偏好于投资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并且机会成本越高，风险资本家的这种偏好就会越强烈。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验证，据VentureEconomics数据库中统计资料显示，1985-1989年五年间美国风险基金投资于后期阶段的比例依次为：52．3％、56．9％、60．3％、60．0％、65．5％，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关键词：社保基金投资管理问题对策
一、社保基金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日益扩大，如何加强投资管理使其保值增值，是现阶段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笔者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现阶段社保基金运营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统筹层次不同，基金管理主体分散，影响了基金的存量规模，削弱了基金运营的规模效益。目前地方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也不尽相同，中央和省属企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实行了省级统筹，医疗、生育、工伤保险实行地市级统筹或县级统筹，统筹的层次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一些企业还建立了补充医疗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企业是补充保险基金的管理主体。这样的管理体制，使基金节余分散，管理难度增大。
2.基金管理制度的约束。在保险基金的管理上，前一时期，确实存在大量基金被挤占和挪用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严格限制了基金的投资渠道，只允许投资国债和银行定期存款。在资本市场发育的初期，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小，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作出限制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当成为一个长期的政策选择。就目前讲，只有国家级社会保险基金有投资管理的办法，详细规定了投资的渠道和管理方法，地方结余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还没有打开。
3.基金运营不规范。社会保险基金运营主体的非专业性以及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基金运营的低效率、高风险并存。从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设置来看，社会保险的事务性管理和基金的运营都是由政府组建的事业性机构即社会保险管理局（中心）来管理，其管理模式是政府行政命令式的管理，而非市场指导下的商业化运作，这使基金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很大弊病。
二、目前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1.国家应尽快制定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办法，依法管理和规范基金投资。尽管有中央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但还不是全部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办法，对其他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还是空白。社保基金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证。因此，应尽快对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立法，依法管理基金的投资，财务风险的防范都应制度化、法制化，使社会保险基金在运行过程中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防止出现管理混乱的现象，给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2.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机构和监管机构。国家、省、市应建立起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机构和监督管理机构，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按照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进行投资和监督管理。投资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应相互制约，有各自的职责，互不隶属。投资管理部门内部要严格遵守国家投资法规和政策进行投资管理，监管部门还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按照法律规定的投资办法进行独立的监督和检查，确保基金按照规定去运转。同时，应建立分权制衡的运作机制，基金的运用决策系统、执行系统、考核监控系统，由此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分权制衡机制。
3.社保基金的投资应明确规定为委托理财。目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专业理财人员还不多，也没有资本市场投资经验，直接投资风险比较大，考虑到社保基金的收益目标和风险，通过委托和关系，签订合同，实现进入资本市场是比较好的选择。
4.在基金投资过程中，应处理好投资组合问题。目前，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限制是，银行存款和国债的比例不得低于50%，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不得高于10%，证券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不得高于40%.当前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发达，保险基金还存在较大的隐性债务，对于股票和证券基金的投资应保持较低比例。
5.在基金的运作过程中，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投资形式：投资开放式基金；发行定期保险基金的国债；委托银行抵押贷款；公司或企业债券。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险证质押贷款
一、几种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从各地改革的实际来看，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以烟台为代表的“政府倡导、个人自愿”模式。主要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开展中只起政策倡导和推动作用，对农民参保不补贴。一种是以青岛为代表的“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扶持相结合”模式，实行财政补助和兜底。这种模式采取行政信誉支持的方式，财政补助资金允许先行“挂账”，视情况分期支付到位。另外一种就是以苏州为代表的以政府高补贴为特征的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相结合模式。政府对于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之前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及其以上的老年农民无条件给予补贴。正常参保人员实行个人、集体和财政分别负担50%的缴费政策，并且财政补助资金当期全部到位。这三种模式反映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体现了经济基础与制度模式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烟台模式体现了政府以最小责任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良好愿望，但它既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难以反映制度的公平性，无疑终将淘汰。而青岛模式与苏州模式则代表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模式，青岛模式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入初级阶段的主要模式，苏州模式则是建立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高级阶段的主要模式。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的选择上必须坚持“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和“个人负担、财政补贴和集体补助”相结合原则。
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途径的探索
一是可探索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来筹集农村养老保险资金。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是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即在坚持农户对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集中耕种，规模经营，产品则在承包者和实际使用者之间进行分配，农民依据土地的承包权得到用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相应收益。通过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既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又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既提高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又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率。从制度条件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没有改变现有农村的土地制度，符合中央“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政策。实行股份制后，土地的所有权仍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承包权归承包者所有，转让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1].在具体操作中，可在科学测算、加强试点的基础上，将农民的土地转让所得，拿出一个固定的份额，用于建立农民的养老保险基金，如浙江省绍兴柯桥镇新风村的土地股份合作社。2001年该村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全村土地100%实现流转，结构调整面积达60%.合作社股份分为农户承包股、村集体所有股、现金股三种。农户承包权根据农户入股申请和土地承包权证的承包面积，并依照上年人均征农补贴水平，每一百元一股。股份制改造完成后，农户股占8.2%，村集体占31.18%，浙江新风热电公司占60%.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村集体就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建立养老保险基金，这样不仅拓宽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渠道，也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
二是可探索“粮食换保障”养老保险资金筹集模式。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是农民最主要和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但自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大丰收以后，粮食价格低迷，农民种粮收入持续下降，各地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直接导致全国粮食减产，粮价上涨和粮食安全问题。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上，如果能够采取粮食换保障形式，在粮食主产区实行农民直接用粮食代替现金缴纳来筹集养老保险费，同时进一步改变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将原来对粮食流通环节提供的补贴转移给参加“粮食换保障”的农民支付保险费。这样一种形式不仅可以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而且还可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创新，将农民补贴方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安全机制的重建、农村基层组织职能转换有机结合起来。政府只需将原来用于粮食储备的资金转为定额补贴资金，完全可以在不增加甚至减少财政负担的情况下，通过农民缴纳保险费（上缴粮食），就能满足国家粮食储备需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低成本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完成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可积极探索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相结合的办法。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经费的投入是巨大的，在广大城市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在农村，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社会养老制度对于农村人口普遍抱有的“养儿防老”思想是一个巨大冲击和转变。很多农村人口不愿意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这样一些陈旧观念。如果在农村地区建立普遍的养老保险制度，由社会为进入老年的农村人口提供稳定可靠的养老保障，就可以促使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自觉自愿地实行计划生育。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可作为计划生育的治本措施积极发挥作用，最终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双赢”。如可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运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经费，对于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户增加政府补贴，提高养老待遇，达到充实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促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良性发展和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可持续发展的目的。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的试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夫妇，每人从年满60周岁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奖励扶助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也实行了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政策，规定独生子或独生女父母到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基础养老金分别增加10%和25%，根据现行的养老金测算标准，独生子及其父母每月将分别多领取41元；独生女及其父母每月将分别多领取103元。这一政策对进一步改变广大群众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对解除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制度创新
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管理目前主要由当地经办机构负责。但是，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银行利率不高和投资渠道狭窄，基金难以实现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保障，基金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影响。一项在江苏省的调查显示，涉及的7个城市已经流失的农村养老保险资金占到基金总额的35%，基金流失的原因有地方政府挪用、养老保险机构挪用、违规投资和违规使用等。此外，高额管理费用的提取也导致了基金流失。据调查，一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费用占到实收保费的30%以上。这些都给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推进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亟待规范和创新。
首先，在基金的管理上，笔者认为可考虑将原来分散的县级管理提高到省级或国家级管理的层次。通过设置中央与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分担管理责任。制定养老基金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严格的财务审批制度，对养老保险费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同时，还要建立明确的监督审核制度，国家审计部门要定期对养老保险资金进行检查，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正常运转，切实杜绝基金的挤占、挪用、截留甚至贪污、挥霍现象的发生，确保农民“养命钱”的安全。此外，在利率的设定和缴费标准上，笔者认为，应改变原来的预定利率方式，避免因利率变动引发的养老保险基金不平衡。改进后的利率设定方法应在核定收益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物价变动的影响，采取变动利率分段计息的办法，以规避制度的系统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平衡。
其次，在基金的运营上，要实行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相分离、坚持市场化运营的原则。成立省级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依法建立基金委托人、托管人、投资人制度，通过市场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在具体投资渠道上，可参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做法，结合国内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和省情进行多元化组合投资运营，如购买国家债券、企业债券、房地产市场、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等。此外，根据各地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探索，笔者认为以下方式值得借鉴和推广，即引入资产建设要素，①通过实行保险证质押贷款项目，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保险证质押贷款是指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民，经经办机构允许，可直接用自己持有的或借用他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下文简称“保险证”）作为抵押物，依据一定程序和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借款手续。所借款项仅限于农户发展生产、子女教育、疾病医疗等生产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重大事项。具体规定借款对象必须是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由农保部门对借款人和借款事由进行审核，条件符合的签订借款协议，并留置保险证作抵押。借款金额必须限定在保险证面值的一定比例范围内，可随还款信用的提高而逐步提高，最高控制在90%以内。农保部门与银行签订委托放款协议，借款利率与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相同，逾期还款同样按银行罚息标准罚息，当遇到借款农民无法归还借款时，银行用被质保的保险证余款核销顶账。
新疆呼图壁县从1998年初开始这一项目的小范围试点，2002年正式在全县大面积推行。实践证明，这样一种形式具有参保农民受益面广，资金使用率高，基金保值增值效果好，农保制度吸引力强等综合效率。1998年至2004年七年间，该项目借款人数占到该县参保人数的42.39%，累计借款金额占农民参保资金总量的47.89%.农保基金运营收益达759.41万元，年平均利息收入突破百万元，年平均收益率达7.7%.并且据调查，在此期间农民以保险证质押借款的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
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把取之农民的资金重新借贷给农民，让他们直接参与资金的管理与运营。这不仅拓宽了农保基金保值增值渠道，在此过程中也增进了农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福利。更为重要的是，保险证质押贷款项目创建了一个积累家庭资产和本地财富的新循环，它使得农保基金在本地社区内部运行，避免了农保资金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社区，这就是用农民的钱做农民的事情。这一项目其创新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制度中农民在其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再分配”模式，把农民个人账户单一的养老功能转变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发展账户，在确保农民实现养老功能的同时，支持农民把个人账户上的资金投资于他们当前急需的生产、教育、医疗以及其它创收活动，极大缓解了农民参保愿望与资金紧缺之间的矛盾，激发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呼图壁县的农村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解决了贷款难的问题，金融部门也很放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都很好，这不仅在农村适用，包括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转移就业、城镇下岗的再就业人员的小额贷款等都可以借鉴这一模式。因此，非常值得相关部门进一步探索和关注。
最后，在资金的监管上，要建立严格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制。首先，政府要建立相应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构，对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实施严格的内部和外部监督，以防范经营和道德风险。其次，要严把准入关。要对相应的基金委托人、托管人、投资人进行法人资格认定，要将经营不正当、管理不规范的机构拒之门外。第三，政府要制定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限制性投资政策，规定安全投资和风险投资的比例，并根据专业管理机构的自律和资本市场的规范程度，收紧或放松其投资政策，力求使监管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此外，还可通过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定期检查以及强制执行投资基金再保险等方式来确保基金投资的安全。
参考文献
[1]李郁芳。试析土地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作用[J].社会保障制度2002（4）。
[2]卢海元。创新农村社保制度[N].经济参考报，2003-04-30.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EB/OL].
[4]山东：青岛城阳区在建立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中对计生家庭实优先优惠情况的调查
一、我国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1.社会保险基金中没有对社会养老基金的管理制度中参保人员可以享受的福利进行仔细的说明，参与保险的人员具有收益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却没有跟资金联系起来，参与者不能亲自进行资金处理，这些资金都由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部门进行归纳处理，而在社会保险基金问题中，应该进行什么模式的分配程序，如何在社会保险基金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还有社会保险基金中的会计信息都是参与投保者应该了解的问题，但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参与投保人员没有得到相应的知情权，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体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完全的形式化存在，这种不严谨的监督模式给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者提供了随意挪动资金的条件。
2.社会保险基金缴费存在困难，没有统一标准。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机构的要求，我国的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和民营企业都处于可以参与社会保险的范畴内的，但是一些民营企业参与保险的数量明显低于国家事业单位和企业，这是因为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对社会保险了解不足，没有树立社会保险的意识，对其重视程度不够，民营企业的工作人员流动性大，而且工资不稳定，从而没有办法规定一个缴费的标准。同时我国缺乏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的统一标准，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发展都带来严重的危害。大部分社会保险基金缴纳是根据工资的总数计算相应比例，进行缴费，但是有些征缴标准是上级领导规定的标准，造成征缴费用无法统一。
二、控制社会保险基金风险的措施
1.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工作。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问题一直是很大的缺陷，因此要对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问题进行重新的规划和促进。要做好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的监管工作，要从内外两个层面进行控制，建立一个管理系统。社会保险基金的内部管理包括控制监管、核算监管和审计监管。社会保险基金外部管理包括行政监管、社会监管、法律监管和审计监管。加强内部监管可以帮助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工作更加的完善，加强外部监管可以从社会、法律、行政等等方面对社会基金财务管理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内部和外部监管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的管理方式，成为一个新的机制，不仅能促进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运用还能保证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2.做好个人账户管理的工作。社会保险基金中的个人账户管理机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要最大程度的控制社会保险基金风险，就要重视对个人账户的管理。社会保险基金中的个人账户必须归纳到财务管理的范畴中，在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账户中建立统筹和个人两个设置项，确定账户收入支出的明细，保证统筹和个人两个方面能单独进行核算。对参与保险人员进行个人账户的管理，能够给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人员的工作带来便利，能把社会保险基金的财务风险降到最低，提高了对参保人员个人账户的信息处理能力，提高了管理的有效率。
3.增强征缴力度建立统一标准。为了保证财务风险的最小化以及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工作的完善，相关部门首先要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大力的宣传，告诉人们社会保险基金的好处和主要作用，让人们对社会保险基金有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够积极的自愿加入保险。同时在进行保险基金征缴的时候，必须依靠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征缴工作，建立一个统一的征缴标准，防止征缴标准存在差异的问题会为社会保险基金带来的危害。
三、结语
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直接影响到参保人员的利益，因此要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制度，相关部门要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要求对社会保险基金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及时的发现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并且采取措施进行积极的弥补，才能最大限度的控制基金财务的风险，有利于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健康平稳发展。
作者:左丽 单位: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