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6 22:41:24
孙 权 劝 学
教学目标
1.了解《资治通鉴》的有关常识。
2.积累文言词汇、文中的成语，理解文意。
3.正确朗读全文，读出人物语言的身份、情态，分析人物性格。（重点、难点）
4.领悟学习的意义。
教学过程
一、情感启动
1.导入新课
很多伟大的领袖都强调过学习的重要性，列宁说：“学习学习再学习。”毛泽东主席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都说明了学习的重要性。早在三国时期有位伟人也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那就是吴国国君孙权。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孙权劝学》，体会读书学习的重要性。（板书：《孙权劝学》《资治通鉴》）
2.预习指导
（1）掌握本文有关文学常识。
（2）正确朗读全文，尝试读出人物语言的身份情态。
（3）识记本文涉及的两个成语的现代含义。
（4）根据书下注释尝试翻译全文。
预习检测：
（1）文学常识填空：本文选自《》，是（）
（时期）杰出的（ ）家和（ ）家（ ）主持编纂的一部（）体通史，记载了从（）到（ ）共（ ）年间的史事。书名是当时皇帝宋神宗定的，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即为统治者治国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
（2）解释成语含义：
吴下阿蒙：
刮目相待：
【抢答，按组加分，纠错加分。】
二、解题生疑
根据题目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1）孙权是谁？
（2）劝谁学习？
（3）为什么劝？
（4）劝学结果如何？
三、读文求解
1.学生齐读文章，寻找答案。
（1）吴国国君
（2）吕蒙
（3）卿今当涂掌事，读书大有所益
（4）吕蒙进步惊人。
【 抢答，按组加分，纠错加分。】
2.再读释义。
（自由朗读文章，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示（口述）、评价）（自学3分钟，小组合作2分钟）
（1）叙述性语言：译文
（2）孙权：译文
（3）吕蒙：译文
（4）鲁肃：译文
四、三读析人
1.怎样分析人物形象？（刻画人物的方法）
2.分析文中人物语言展示人物什么身份、性格、心理。【评价的同学有感情的朗读该人物语言】（自由朗读文章，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示板书、评价）（自学3分钟，小组合作2分钟）
（1）孙权：身份（）；性格（）；心理（ ）。
（2）吕蒙：身份（）；性格（）；心理（ ）。
（3）鲁肃：身份（）；性格（）；心理（ ）。
五、求异思辩
如果孙权劝学无效，吕蒙不学习，结局会怎样？（展开你的想象运用简短的话语进行说明）
六、学以致用
谈谈学习本文的收获或启示。（用一句话说明）
七、班长总评
学科班长总评
八、教学反思
课堂实践后发现的问题：
1.学生对于文学常识的审题过于仓促，导致很多同学都没有完整的回答出本题答案，在下次的授课中，应先给学生10秒钟的审题时间，之后再进行抢答。
2.据题生疑中学生又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问题“怎样劝的”，也应该给予确定。
3.朗读由原来的三读：初读理解大意；再读释义；三读析人；增加到四读深入理解，设置在人物分析之后，有感情的分角色朗读课文。
4.人物分析，学生板书的答案书写不是很规范，无条理，所以改用表格的形式，更加明晰。
5.题目《孙权劝学》既交代了人物也交代了本文情节，吕蒙就学和鲁肃鉴学亦是如此。所以在讲解人物形象时同时也交代了文章情节。
6.文章情节有详有略，由此应该引到文章写作手法的讲解。
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对7～9年级的口语交际教学的目标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①能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习文明得体地进行交流。②耐心专注地倾听，能根据对方的话语、表情、手势等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见。③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贯、不偏离话题。④注意表情和语气，使说话有感染力和说服力。⑤在交流过程中，注意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表达内容和方式，不断提高应对能力。⑥讲述见闻，内容具体、语言生动。复述转述，完整准确、突出要点。⑦能就适当话题作即席讲话和有准备的主题演讲，有自己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⑧课堂内外讨论问题时，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中心、有条理、有根据。能听出讨论的焦点，并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
口语交际，顾名思义，是通过口头语言所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往来。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了一些说话的规矩：面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要怎样说，不能怎样说；对怎样身份的人要用怎样的称呼；对哪些人要用什么方式对他说，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怎样的说是礼貌的，合乎礼仪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的频繁，恰当、得体、机敏地与人交流，可以有效地沟通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获得他人的理解和肯定，从而改善人际关系，更好地实现自我。可以说，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人必备的语文素质，是信息化社会对人才提出的新的要求。
王荣生博士在《口语交际的课程内容及活动设计》一文中，区分了口语交际作为课程内容的三种分类：“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交际活动”“组织中的口语交际活动”“书面语的有声表达”。我们在王志凯与王荣生编著的《口语交际教例剖析与教案研制》一书中，看到很有创新设计的各种口语说话训练的案例，很遗憾的是，设计者并没有挖掘语文教材中的事例进行设计，脱离课本教材的教学设计总会给学生悬浮不踏实的感觉。人的能力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积淀，语文课文中有许多口语交际的例子可供我们借鉴学习。
《智子疑邻》这篇寓言故事，通过邻人之父与富人的儿子在日常生活中向他人提出建议，却得到截然相反的看法，故事的结果值得我们反思，我们也可以从多个角度得出经验教训：应当谦虚听取别人的正确建议；提建议的时候要明晰自己与听建议人在感情上的亲疏远近关系；不要凭感性冲动无端地猜疑他人；遇事要冷静、理智地分析对待，切忌凭感情做出判断等等。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与友人结伴出游，《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场富有智慧而又友好幽默的口语交际情形。以逻辑思辨见长的惠子对于感性十足个性超脱的庄子所说的“鱼之乐”产生疑问，刨根究底以探明原因，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姿态像煞了生活中一些使劲叫真的人：休息时也不放松论辩的专业喜好。人家庄子出游纯属休闲，只是钓钓鱼乐一乐，随心所欲地说说话，表达一下自己的心理感受，惠子就是不管那许多，休闲也工作，一场愉快的休闲活动眼看就要不愉快了，但，最终机敏的庄子以诡辩的方式，偷换了概念，结束了游戏式的争辩，在两位大师交锋争辩的过程中，我们也品味到了一股浓浓的友谊之香，学到了化解不愉快气氛的技巧。学得日常生活的口语交际技巧，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和谐。
劝说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这是需要掌握一定的“说”技能，是需要一定的组织技巧的。《孙权劝学》以简洁的语言展现了孙权最为领导的良好修养和非凡的劝说能力。面对一个只知舞刀弄棒的吴下阿蒙，孙权作为长辈和领导对吕蒙既是关心和寄以厚望，又是对下属的严格要求，第一劝，从吕蒙的小领导身份对其提出要求：当权掌管事务，应当有更高的能力，非常有必要学习！结果，吕蒙借故推脱。第二劝，孙权没有对其的不听劝诫表现出责备和不悦，而是表示对吕蒙处境的理解，并以自己读书的情况做现身说法，指出并鼓励吕蒙要是想学习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从孙权说话的两个语气词“邪”“耳”和双重否定的句式表达，我们可以看出他那语重心长、殷殷希望和关怀备至之心，又可以感受到对吕蒙不学习的责备。因此，吕蒙无可推托了，欣然接受了孙权的建议。
《公输》一文中，表现了墨子高超的劝说技巧:①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式。墨子根据公输意在辅助楚王打仗的工程设计师身份，采用“巧设陷阱，请君入瓮”的策略，激怒公输，义正词严地指出公输的“义”的实质所在，令其难以招架，无可辩驳。根据楚王是大国的王者身份，采用“巧妙设比，迂回包抄”的委婉战术，极力夸饰楚国的富有和幅员辽阔，满足了楚王的虚荣心，在取悦对方的同时巧妙地置对方于理亏的境地，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道义与实力上都呈现优势的情形下，能针锋相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绝不退让，最终取得全面的胜利。②劝说的逻辑性强。在劝说楚王的过程中，墨子采用了类比、对比、类推等方法，使楚王陷入自相矛盾中无法辩驳而理屈词穷。③先发制人，积极主动。
墨子在劝阻楚国攻宋的三个步骤中，每一步都是采用巧妙出击，镇静从容、胸有成竹主动掌控论辩的动向，展现了高超的善辩机智。《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善于观察，巧妙设喻，用现身说法，亲身体验成功讽劝齐王修明政治，广开言路。《烛之武退秦师》在秦晋两军夹击郑国，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当郑伯在佚之狐的建议下去请烛之武的时候，烛之武拒绝了郑伯的请用，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婉言地表达了自己过去未得重用的愤懑之情。郑伯立即谦虚认错，并指出国家亡败于个人也是灾难的大义，因此烛之武毅然应命出城去说服秦伯。烛之武作为说客，志在求和，可是却能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得头头是道，使秦伯立即决定退兵助郑。《召公谏厉王弭谤》作为臣子，面对厉王的暴虐和朝政的混乱局面，先是委婉进谏而不被厉王采纳；第二次进谏，直陈利害，从正反两方面指出弭谤的危险性，将自我的主张抒发得淋漓尽致。学得劝说他人接纳自己的意见，可以解决问题化干戈为玉帛，收到双赢的效果。
国学课文中还有一类极其适合作为“书面语的有声表达”的文章。如《出师表》《陈情表》《送东阳马生序》《答谢中书书》《山中与裴秀才书》《与朱元思书》等书信奏章类文章，可通过诵读将自我投射其中来表现作者内蕴的深情、真情、至情。
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觉悟的中国知识妇女摆脱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束缚，积极投身到扭转乾坤的伟大的辛亥革命运动中，为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争取自身的自由平等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她们一方面积极宣传妇女解放的理论，一方面通过学习了解西方的男女平权、妇女参政方面的学说和制度，她们开始为自身的翻身解放和建立一个男女平权的民主共和政体的新中国而斗争。
组建女子参政团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炮打响后，6年前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林宗素闻知消息感到期待的理想社会就要到来，兴奋地回国。她参加了1911年11月部分同盟会员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社会党，中国社会党特别强调：“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男女平权”,林宗素在中国社会党内又组织了最早的女子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志会”。她为女子的参政权而奔走呼号，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工作，被推选为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
1912年1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五天，林宗素便以女子参政同志会代表的身份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孙中山与林宗素谈话表示：“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惟女子须急求法政学知识，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受此影响，一批女子参政团体相继诞生，如吴木兰组织的女子同盟会，沈佩贞组织的男女平权维持会，张默君与伍廷芳夫人联合发起的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等等。
除林宗素等人以个人身份谒见孙中山外，1912年3月16日成立的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等四人任名誉社长，张默君为社长，此组织比较温和）以组织名义上书孙中山，提出创办女子法政学校及发刊《女子共和日报》以“勉为将来参政之预备”的主张。孙复书对该社“并不遽求参政”而是预备参政的主张深表赞赏，表示愿拨款5000元赞助其开办女子法政学校，同时说明：“至女子应否有参政权？定于何年实行？国会能否准女界设旁听席？皆当决诸公论，俟咨送参议院议决可也。”
在组建的若干党会团体中，尤以女子参政同盟会影响最大。1912年4月8日，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等人在南京联络林宗素的“女子参政同志会”及“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等女界团体，联合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成为当时最大的一个女子参政团体。该会提出十一条政纲：实行男女权力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改良家庭习惯；禁止买卖奴婢；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禁止无故离婚；提倡女子实业；实行慈善；实行强迫放脚；改良女子装饰；禁止强迫卖娼。她们向参议院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请愿书，“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女子参政同盟会”是民国初年女子参政权运动风潮中最有生气的一个组织,它不仅在当时产生较广泛的影响,而且为尔后的妇女运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大闹南京临时参议院
1912年2月21日，唐群英、张昭汉、张汉英、王昌国、吴芝瑛、张群英、沈佩贞等60余人又以中华民国女界代表的名义，上书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提出将女子参政权写入宪法。唐群英等携武器直入参议院，议长无法，只得电请孙中山派兵保护。唐等不得入院，愈形激愤，又至总统府谒见孙中山先生，并力邀孙中山出席议院提议此事，先生允代向议院斡旋。
2月2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将唐群英等请求女子参政权案交请愿审查会审查。当时报界传闻，参议院对于女子参政权案“不赞成者居多数”，女界中有激烈派数人声言“此举如办不到，当以炸弹对付议员”。审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一场冲突似乎已在所难免了。
3月3日，中国同盟会本部于南京召开全体大会，到者数千人，大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并宣布同盟会政纲，其中第五条是“主张男女平权”。3月11日，经临时参议院议决、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唐群英等人在对《临时约法》男女性别问题的模糊提法大失所望的愤慨情绪下，又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会的名义上书孙中山，提出强烈抗议。她们要求修改《临时约法》，使女子参政权得到宪法的确认。
3月18日、1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两次讨论女子参政权案审查报告。结论是：“本审查会一再讨论，多数认为吾国女子参政亦应有之权利，惟兹事体重大，非可仓卒速定，应俟国会成立再行解决，以昭慎重。”这实际上对女子参政权的请愿要求是推拖和否决。
请愿女子得知议案被否决后，唐群英、张汉英等女界中的激进分子约20人，于3月19日上午，以“武装的状态”闯入参议院的议事厅，要求参政权，“至提议女子参政案时，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下午，她们又试图阻止议员出席会议，议长无奈，只好请求警卫兵干预，迫使女子退入旁听席。
3月20日，唐群英等多位女子又至参议院，因有众多警卫把守，求见议长未果，遂将议院会场门窗玻璃击破，并将欲阻止其行动的一个警卫兵踢倒在地。唐群英等坚持几个小时才散去。这一惊世骇俗之举，社会反响极大。
同日，唐群英、蔡惠代表请愿女子，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递上第三次请愿书，请求提议于参议院，词甚激昂。孙中山在接见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时婉言劝诫：“此事未有一经提议即能通过者，倘能坚忍耐劳至再三，将来或能达此目的。幸毋为无意识之暴举，受人指摘；否则，殊非本总统赞成女子参政权之始意。”
3月21日，请愿女子增至60余人，欲冲入参议院，议长电请孙中山总统派来近卫军士200人救援，故未能进入，便转而到总统府谒见孙中山，请求援助。孙中山允为代向参议院斡旋。
3月23日，唐群英等再次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求其将女子与男子列为一律平等，并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今参议院不独不为积极的规定，反而积极的取消，……女界岂能缄默！”要求在“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之间，添进“男女”两字以昭公允。并请求孙中山将此议咨送参议院。
……
4月8日，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金陵女子同盟会、湖南女国民会在南京召开联合大会，正式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该会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4月12日，还通电各省都督、各政党及各报馆，认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是纯以专制手段剥夺女权，“所有南京参议院所布之《临时约法》，我女界绝不承认。”
南京临时政府仅存3个月被袁世凯篡去了政权之后，《临时约法》遂被破坏，这样，妇女参政的愿望便成为泡影。在袁世凯独裁统治下，整个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男女平权与女子参政问题更无从谈起。后来林宗素又在上海成立了“男女平权维持会”，创办法政女学，并在报刊上继续宣传男女平权思想，唐群英等回各省创办女子学校或女子实业，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尽管面临革命党阵营内部以及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女子参政权运动仍然没有停息，其影响也在扩大。随着临时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请愿团体也一同北上，“继续要求，以期必达完全之目的”。报界分析说，“是将来北京参议院，必将重演一出改良新剧矣。” 此后，女子参政请愿运动的中心便从南京转移到北京。
4月10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时报》发表宣言:“本会成立，必须达到女子参政之目的而后止”。4月12日，该会通过《民声日报》向各省发出通电，宣布不承认《临时约法》。
在成立大会上的抗争
1912年3月3日，同盟会由秘密革命组织改组为公开政党，其政纲第五条即明确标榜“主张男女平权”。7月，在北京就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在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的情况下，将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及全国联合进行会等政党，合组为。在合并的过程中，因与他党妥协而删去了同盟会原有“主张男女平权”的政纲，此举立刻引起了部分激进女同盟会员的强烈抗议。8月13日，同盟会本部会议，选举筹办事务所干事。女会员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等数人到会首先发难，质问：“此次同盟会合并，何以不知会女会员，擅由一般男会员作主？且合并之后，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去？显系蔑视女会员，独行专断。此等合并，吾辈女会员绝不承认。”她们大骂宋教仁等受人愚骗，甘心卖党，并表示要以武力对待。随后，又有王昌国等数人到会哭骂，痛诋男会员丧心病狂，甚至扭住宋教仁殴打，致使会场秩序大乱。后经张继再三劝慰，并许以从长计议，俟孙中山先生到后再商办法，各女子才悻悻而去。
8月25日下午，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等人去会场严词诘问何以将男女平权政纲删除，唐群英、沈佩贞等情绪激动，甚至采取暴烈举动，当场动手揪打宋教仁，强烈要求在政纲中重新写入“男女平权”一条。理事长宋教仁只好将此案付诸大会表决，结果赞成者少数，未被通过。孙中山当时在演说中，对政纲中删去男女平权一节，作出解释，谓男女平权，本同盟会所主张之政纲，将来男女平权，亦必当然之事，惟现在当以国事为重，如国家不保，不但女子不能自由，男子亦不能自由。8月27日，唐群英、沈佩贞往见孙中山先生时曾力争哭诉，孙中山婉言劝慰。与此同时，浙江女子参政同盟会致电，诘问削除男女平权之理由，要求速为更正，“免为女界公敌。”
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尽管如此，最终并没有改变既成事实。
参政女性斗志不减。8月底，张寿松等人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上书参议院，要求参议院在国会选举法中加入女子有选举及被选举权一节，但参议院以女子参政权案在南京时已议决，“此事体重大，俟国会成立后，再行解决”，使女界大失所望。
9月初，唐群英以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名义发表宣言书，从天赋人权的理论，说明男女在法律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同时，女子参政同盟会再次上书参议院请愿。请愿书指出，国会选举法规定中华民国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将约法中的“人民”换成“男子”，公然剥夺了女子应有的权利，是“有心之构陷以欺压我二万万女子”，显然是“违背约法，蹂躏人权”的粗暴行为。国会选举法用特称的“男子”一词，“屏我女子于人民之外”，严重违反了《临时约法》精神与人道原则。请愿书最后指出，选举权关系到女子的基本人权问题，必须拼死力争，所谓“此乃切肤之利害，所不能不痛首痛心全出死力以争于此日者也”。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在《复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函》中不无难处地说：“男女平权一事，文极力鼓吹，而且率先实行。试观文到京以来，总统府公宴，参议公宴，皆女客列上位可证也。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切勿依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他希望努力提倡教育、普及知识，大力发展女子团体，这是与男子争权的前提，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
10月20日，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在北京成立，选举副总统黎元洪之夫人吴汉杰为名誉总理，唐群英为责任总理。唐群英在会上演说指出，女子与男子同是国民，既承担了国民的义务，就应该享受国民的权利。她坦诚地承认现在女子参政的程度确实不够，可暂且不争被选举权，但不能不争选举权，她号召女性“组织团体，坚持到底，上书参议院，要求女子的选举权。一次争不到手，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手，三次四次以至无量数次，不达目的是万万不能止的”。明确了女子参政请愿继续进行的近期目标就是争取选举权。
袁世凯的压制打击与勒令取消女子参政同盟会
当唐群英等人在南京要求参政权请愿失败而准备随参议院北上的时候，袁世凯致电国务总理唐绍仪，认为女子参政权问题“可否遽行于中华民国，自应听候参议员全体核议，该女子等不得有强制行为”，并阻止请愿女子进京活动，要求“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
临时参议院北迁后，将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列为其中心议题，女性的参政权问题根本没有涉及。8月10日，袁世凯北京临时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关于国会议员资格问题，仍然只是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基本延续了南京参议院对女子参政的态度与倾向。
参议院收受女子请愿书后，交请愿委员会审查，然后提交大会讨论。11月6日，参议院议决女子选举权案。首先由王鑫润代表请愿委员会提出审查报告，认为兹事体大，应请大会公决。随后有十余名议员表示反对，双方争论激烈。最后由议长宣布就此案应否继续会进行表决，结果赞成者仅6人，相对于出席此次会议的66名议员来说，可谓绝对的少数。此案终被打消。
请愿案再次被参议院否决，激起了请愿女子无比的愤怒。她们纷纷谴责参议院议员是“民国的妖孽，女界的蟊贼”。12月9日，唐群英、沈佩贞等前往参议院，求见议长吴景濂，吴景濂勉强接谈，片刻便借故离开。女士们为此被激怒，“声色俱厉”地斥责反对女子有参政权的议员：“议员亦女子所生，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生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女子亦组织中华民国之重要分子，二万万女同胞，当然与男子立于平等之地位。凡反对女子参政权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三日后当再来参议院，为最后之解决。将来中华民国之民法，凡关于女子之能力，若不采用德国制，女子等必用武力解决此问题。”
女子参政请愿失败后，女子参政同盟会活动渐趋平静，但仍是余波未已。1913年11月13日，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以“法律无允许明文”的“罪名”，正式勒令取消了女子参政同盟会。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这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相关条款基本相同，对性别问题仍是模糊不清。此后，唐群英等人主要转向兴女学、办女报的活动，女子争取男女平权的斗争渐趋沉寂。
一、基本情况：
学生分析：实习所在班级为初一3班。由于是村镇中学。所以无论视野、知识层面，还是情感价值观的形成都很简单狭窄。与小学相比，语文这个科目上，整体难度加大，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与能力大大增多。学生正处于小升初的过渡阶段，对此仍然不适应，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自觉性较低，学习语文的习惯养成差。学生语文基础素养较差，对学习不感兴趣的同学仍然存在学习比较盲目，目标性不强。学习的主动性、合作探究意识不强。基础参差不齐，两极分化严重。积累较少，阅读面不广，不能大胆尝试和探究问题，开放性的问题缺乏自己的见解。但令人欣慰的一点是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高，大多数学生不怯堂、不抵触，积极质疑、踊跃发言。课后背书情况良好，老师的建议下积极主动的背诵所有文言文篇目，不懂就问，学习态度端正，对学习语文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针对以上的情况，原语文老师黄华忠老师及其他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努力按照语文教学要求，根据语文教学三维度，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和语文素养，争取做好语文教学工作，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上劲头更足、热情更高、成绩更好。
二、主要任务
1解学生语文整体成绩、语文素养。
2深入班级了解学生。
3结合自身。
三、日常教学
1听课、备课、写详案。
2批改学生作业、读书笔记、作文及随堂听写、小测试。
3检查学生课堂笔记。针对掌握情况适当加以指导。
4找学生了解语文学习情况。指导学生有效阅读，并激励其写读后感。
四、具体安排
第一周
1向原语文老师黄老师了解学生语文学习情况和语文教学实习工作。
2结合班主任实习工作尽快认识学生。
3听课并仔细做好听课记录。
第二周
1提前备好讲授篇目教案并请黄老师指导。
2请学校领导听课。
3结合指导老师对上课效果的点评。
第三、四周
1提前备好第二单元课文的教案。
2根据老师点评指导、学生反馈。
3结合班主任工作。解学习情况和对语文教学方式方法的看法评价。
4结合主题班会。
第五周
1自我总结整个单元上完后的教学经验教训。集思广益，化为己用。
2准备第十五课《孙权劝学》教案。
第六周
在《三国演义》中，庞统可谓是一个有才学之士，不论是赤壁大战中巧授连环计，还是耒阳县任上日断百案，无不显示出庞统过人的才学。司马徽老先生曾扬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此“凤雏”者便是庞统。然而，这些只强调了庞统有才学的一面，仔细分析庞统的人品与德性，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窃以为，庞统才有余而德不足，德之不足是其一生致命的弱点，也是制约其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周瑜死后，鲁肃说自己“碌碌庸才”，极力向吴主孙权推举庞统“就业”。面试的时候，孙权问庞统：“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庞统竟说：“不必拘执，随机应变。”意思说他样样都精通。当孙权问及才学“比公瑾如何”时，庞统居然用带有嘲笑的口气，说他的才学“与公瑾大不相同”，言语中根本就没把周瑜放在眼里。一个尚未出道之书生，对于能够以少胜多打败曹操数十万大军的东吴大都督，不仅没有谦恭的语气，居然极含蔑视之意，可见其狂妄自大之一斑。有才能又谦虚方是一个人的美德。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诸葛孔明先生是何种品德：孔明出访回来，听说刘备安排庞统做县令后，向刘备进言说：“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学，胜亮十倍……”听听，不能说诸葛亮没有才学，可人家是何等的谦虚，这就是庞统做人的差距！接下来，庞统在东吴落聘后，又到刘备处求职，可他见了刘备之后仍然傲慢无礼，“长揖不拜”，所幸刘备是个老好人，不跟庞统计较，还开恩给了他一个耒阳县令做。没立寸功，又是初投，给一个县令当当，可以说刘备很够意思了，可庞统心里却很不满意，竟然想“玄德待我何薄”。无功受禄，应当心存感激，有真才实学正好可以借助县令这个平台展示自己才干，怎么能埋怨“老板”对自己“薄”呢。你不做事，谁知道你有多大本事？再说了，如果小事都做不了，谁敢给你做大事呢？正常人决不会有这种想法，而庞统之所以如此，正是其妄自尊大的心态使然。更有甚者，庞统到耒阳县上任后，有一次张飞奉命前往视察，庞统因完成了一些被自己拖延的本职工作而骄傲无比，口出狂言说：“曹操、孙权，吾视之若掌上观文，量此小县，何足介意！”其狂妄自大之品性暴露无遗。
其次是疏懒成性，渎职失职。不论什么时代，只要你在官厅谋职，都要遵纪守法，勤于政事。可是庞统却不然，“统到耒阳县，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为乐，一应钱粮词讼，并不理会。”这种局面不是一天两天，竟长达百余日之久。甚至在张飞亲自视察耒阳县时，庞统仍“宿久未醒，犹卧不起。”当张飞“教县令来见”时，“统衣冠不整，扶醉而出。”试想，这样的县令，能说不是渎职吗？虽说在张飞的现场督办下，庞统完成了被他自己拖延几个月的工作，但渎职之过无法推卸。在我看来，庞统之失职，起码有二：一是当官不做事，混官，连基本的职责都不履行，只顾自己吃喝玩乐，更谈不上主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做好耒阳县的工作了；二是心里没有人民，百余日不理政事，沉迷酒局之中，不顾人民死活，使“县事尽废”，若这次把西川搞定，这个头功将是盖世的。重大渎职且不说，堆积几个月的案子不理，不仅会造成冤情更冤，还会助长黑恶势力抬头，给社会带来更大危害。试想，作为一县父母官，如果心里真的装着人民，他能放任不理，不问政事吗？
再次是心怀私欲，急功近利。话说益州刘璋为拒张鲁，请刘备前去帮忙，这本是刘氏同宗兄弟之间相互信任之举，可庞统首先想到的是“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劝刘备趁机去抢占人家的地盘。随后就一步一步左右刘备，先是给刘备出馊主意：“以统之计，莫若来日设宴，请季玉赴席，于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掷杯为号，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在刘备表示不同意这个方案的情况下，庞统竟擅自决定采取行动，与法正商议：“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剑，乘势杀刘璋。”庞统为什么这般急不可耐地求功呢？因为庞统心里很清楚，刘备要成就大业，必须取得西川作为其根据地（这也是诸葛亮隆中时为刘备策划好的三分天下的蜀国地盘），而此次进川，庞统自己正好面临一个大好机遇，就是摆脱诸葛亮而自己独自当上刘备西进的头号军师。若这次把西川搞定，这个头功将是盖世的，又是独揽的，以后连你诸葛亮都将没法与他庞统相比了。而要取西川，如果按照刘备的本意，最终肯定是要以和平方式解决的，选择“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在急功近利的私心作用下，庞统竟迫不急待地选择了“强取”这个下策，逼着刘备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提前动手做出“不义”之举，斩刘璋名将杨怀、高沛二人于帐前，强行进军西川。最后，当留守荆州的诸葛亮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写信提醒刘备此行“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谨慎”时，利令智昏的庞统居然以小人之心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将此书相阻耳。”于是硬劝刘备：“主公不可疑心，可急进兵。”结果犯下大错，庞统自己反而命丧落凤坡。
试想，要是刘备行走的是庞统走的那条小道，死掉的肯定是刘备本人，那刘备辛辛苦苦奋斗了大半生的事业，岂不是白白让手下的歪参给葬送了？可见，有才而无德是多么可怕，做人莫学庞统。
“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在吕蒙身负重任之后，孙权希望部属有进一步的提高。其切切之情，亲亲之态尽在言间。但我们细细品来，又无不感受到孙权作为人主的一份威严。“不可不学！”双重否定句后面是一个感叹号。这个感叹号让这句话亲切中带着一丝严厉，传达出的是说话人在要求，在期望，更是在命令。
“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这是被吕蒙借“军中多务”婉拒后，最能表现孙权善劝的一句――有限的要求、有力的反驳、有效的“现身说法”――容不得吕蒙再有半句推拒之辞。仅此而已吗？非也。孙权有几分责备，几分不满，还有几分生气。何以见得？试看标点：“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这是反诘疑问，本已具备了几分严厉，但应该用的问号没用，而用了感叹了。让语意在勿庸置疑之上又多了几许强烈。“孰若孤？”依然是反问，依然是不满与责备，但再没用感叹号，愠怒稍平，甚至让我们想到孙权在说这些话时一定不是板着面孔的，可能还是微笑着的，笑不由衷的那种。因为在这两个反问句的后面是两个语气平缓的“。”可见孙权说话时抑扬顿挫张弛有度，正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喜怒不形于色的襟度。
你看，几个小小的标点，却让我们品到了多么丰富的内容。还有《故乡》：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学生往往觉得这句中的问号，用得蹊跷，明明是个陈述句啊，怎么用上问号？将这个问号细细品味：文中的“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突然面对曾经美丽、充满希望而现状却是荒凉、萧条的故乡，真不敢相信却又不得不信，他的内心充满失望亦充满悲凉。人物的这种复杂的感情就从这个问号中凸显出来了。
《故乡》中在描写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语言时用了许多省略号。少年闰土说了很多话，几乎每句话中都有个省略号，中年闰土也说了些话，几乎每句话中也都有个省略号。我们如果单品这些省略号，我们也能感受到发生在闰土身上的巨大变化。前者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活泼可爱、见多识广，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的农村少年形象；后者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被生活重压得迟钝、木讷、谨小卑微，说个话来吞吞吐吐的劳苦农民形象。
真正是一“点”胜千言啊！
老师在课堂上多引导学生这样品读，相信学生也会不知不觉地在作文中重视标点的运用，让标点为自己传情达意，作文也因此而增添色彩。
我们班有位同学写《我们班的“怪”老师》写老师用左手写字：“按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可定睛一看，你便发现：这老师竟……竟然用左手写字！”你看这“……”和“！”用得多好。将老师的“怪”带给“我”的震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言“怪”而“怪”在其中。
我们班裴子同学在《无语的距离》中的一段对话因为几个标点，让文章显得意蕴丰富，含意隽永：
“在新学校你感受怎么样？适不适应？”
“嗯。”
“你们老师好不好？你们作业多吗？”
“还好。”
“哦，那――你交到新的好朋友了吗？”
“很多。”
“哦……哦……”
我情愿是你正在吃早餐，不方便同我说话。
论文摘要:作为文化传承的文言文教学，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忧，教学走进了一个怪圈。本文认为开展文言文教学应作一些有益的探讨:加强字词教学，渗透文化信息;倡导多读精背，增强文言语感;创设教学情境，提高学习兴趣;草重学生体验，汲取文化营养。
文言文是几千年大浪淘沙的文化精粹，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积淀，作为一种定型化书面语言，毋庸置疑是我们进行语文教学的最经典的材料。文言作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儿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和创造源泉，所以语文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要带着学生亲近传统、亲近历史，借古典文化熏陶渲染，使学生丰富思想、发展智慧、砒砺心志、提高品位，在继承和发扬中反思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
一、文言文教学走进怪圈
当前，中学文言文教学走进了一个怪圈:要么是有“言”无“文”，要么是有“文”无“言”，把“言”和“文”剥离开来，变成文言文阅读教学的两张皮，使文言文教学陷人了尴尬的境地，无法达到了预期教学目标。
1.有“言”无“文”。即教学只注重文言字词教学，串讲，句句翻译，字字落实，毫无文化信息和思想内涵，学生学文言文味同嚼蜡，教学讲得天花乱缀，学生听得昏昏欲睡。如执教《童趣》，有的教师认为这时初一学生刚接触文言文，把教学重点落在字词和疑难句式的翻译，过分强调“字字落实，个个对号”，这篇文章的“趣”味荡然无存，培养学生时文言文的兴趣从何谈起?
2.有“文”无“言”。即教师片面强调思想教育和文章结构分析，架空文本语言和脱离学生接受能力，教师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而学生听得如坠云里雾里。如执教《伤仲永》，有的教师不断讲述成才的关键是天资聪慧还是后天教育，上成一堂语文综合课，而文言的基础知识字词这一块全部扔掉，根本无法培养学生阅读浅显文言文的能力。
二、文言文教学突围之路
“言”，是文言文中的最基本的字词句，它是学习文言文的基石。没有“言”的基石，学生学习文言文便会寸步难行，汲取文言文中的文化营养便成一句空话。“文”，是文化，是文言文的灵魂。文言文的内容反映的是历代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取向，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只有把言和文相结合，才能形成合力，突围文言文教学的怪圈，走向文言文教学的康庄大道，使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精神得到提升，灵魂受到洗礼，思想受到震动。突围之路有四条:
1.加强字词教学，渗透文化信息。
语文新课标规定:“初中生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在评价上，“重点考查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考查他们能否凭借注释的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而不应考查对词法、句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由此，文言文教学必须加强字词教学，特别是重要的实词和虚词，我们必须字字落实，句句过关，夯实学生的文言基础，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但我们不能把汉字简单地看成一种符号，一种不变的躯壳，它是具有灵性的。仓领造字之时“天雨粟，鬼夜哭”，文字是能“惊天地.泣鬼神”的，甩天接地”的灵性之物。但随着文字数千年的演义，它的“灵性”渐渐失落而成为死板无味的符号，它的生命的根性丧失殆尽。现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方块字”全然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与生命，但是我们不能让学生面对经典名著就像面对一具千年僵尸。董桥说“文字是肉作的”，它蕴藏的大量文化信息，古人的智慧和思想，它的灵性与生命意象是古人参语大化、明心思维的“心象”所指。我们教学应该让汉字的“魂会归来”，不要再让学生面对一具具僵尸，而要让学生看到书本中一个个跳跃着的精灵。在文言文字词教学中，我们应力求渗透文化信息，让学生乐学、易记，提高字词教学的效率。如某位教师执教《孙权劝学》一课，当讲解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邪!”的“孤”字时，并不是一味让学生记住课文下面的注释(孤，古时王侯的自称)，而是宕开一笔，介绍了“孤”字的来龙去脉，学生听得有味，学得轻松，记得牢固，同时整堂课弥漫着浓浓的文化氛围。
2.倡导多读精背，增强文言语感。
文言即文章的语言，是文学经典使用的语言，是经过千百年来锤炼升华而成的优美、简洁、精确的语言。如《孙权劝学》一文，语言简炼生动，用不多的几句话，就使人感受到人物说话时的口吻、情意和心理，既可见孙权的善于劝学，又表现了吕蒙才略的惊人长进。教学此文，我们不能一味地分析文章内容和写作特点，而要引导学生多读，用有声的语言来表现孙权善于劝学的本领，再现鲁肃的惊讶之情，凸显吕蒙才略的惊人长进以及他诙谐的自嘲之态。
杨雄“读千赋”，杜甫“破万卷”，白居易诵读到“口舌生疮”。从这些名垂青史的大学者的事例中可看出我国自古以来对诵读法的重视。通过反复诵读，才能体味到作者的神思匠心及文章的要旨。文言文教材多是文质兼美、琅琅上口的佳作。引导学生熟读、背诵一些精美的篇章，对深人理解作品，掌握其精练、准确、生动的语言颇有益处。
如某位教师执教《十则》，第一，由“半部《论语》治天下”之事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之说导入，交代学法。第二，范读，听读，体味。第三，学生模仿读，体味读，自由地读。第四，学生表演读，诵读。第五，全班朗读，学生当堂背诵。就这样，这位教师引导学生多形式地读，反复地读，大声地读，摇头晃脑地读，气韵畅达地读，读出了“古”味，读出了书声朗朗的课堂新气象。
3.创设教学情境，提高学习兴趣。
创设情境，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学习，这样学生感知起来就会更加容易，也就会有更深刻的体验。初中学生往往因为文言文所涉及的内容离自己的时代和生活太过遥远，不太可能对文本产生阅读欲望。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有声有色的优势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如教学《观沧海》制作多媒体图画，显示茫茫大海辽阔无边、汹涌澎湃，配以登山远眺、雄心勃勃的诗人，强烈的海风吹拂着他的战袍和须发，使人身临其境，领悟到曹操海涵天下的博大胸怀和统一中原的宏伟抱负。教师播放的音像资料，给学生以直观的刺激，从而唤起学生的阅读欲望。高品质的配乐朗诵的欣赏可以使学生迅速走近作品，与读者对话。 朱光潜先生在论古诗词的鉴赏时说过，读者要学会“知人论世”，让学生通过阅读了解作者进而去了解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走进作品，与作者笔下的人物同喜同悲，在对人物的生平事迹、写作背景、写作缘起有了较为深人的了解之后，学生才可以更深人地感动于作品的情感之美，与作者产生共鸣，对作产生向往的心态。
如教学《岳阳楼记》，教师充分利用计算机把关于范仲淹与背景资料的多种版本、多种释义和相关的赏析文章、补充资料一一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图文声色并茂中走近作者，走进文本，与作者对话，与文本交流。
4.尊蔺学生体验，汲取文化营养。
文言文中不少作品，或歌咏山川，或记述经历，或阐发哲理，或抒怀言志，它们表达了古人对于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浸润其中，涵泳体味，会使人无形中受到熏陶、感染。阅读这些文言文，可以使学生获得许多为人处世的良好原则，能够唤起学生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具有不可估量的教育作用。阅读文言文还有助于加强提高道德修养，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
文言文在道德教育方面优势很大，初中文言文中的很多文章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如《论语》、《孟子》、《爱莲说》、《岳阳楼记》、《陋室铭》等。教学中，可以在疏通文章后让学生明确文章所传达的思想主张、所提倡的主体精神，以及这种思想、精神在长期历史延伸中所铸就的民族性格特质。“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有孔子的谦虚勤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范仲淹先人后己、天下为公的旷达胸襟，“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刘禹锡安贫乐道的节操……这些名言警语脍炙人口，起着对人劝诫、警示的作用，有着让人刻骨铭心、感念不忘的力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知有多少人从这些名句格言中汲取营养，得到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力量。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因此，语文教师不能以冷静却冷模的理性分析取代动情的感受和领悟，不能用教参中干巴巴的条块理解框限学生多样的阅读心得，而压抑学生的个性，限制学生创造性的思维。文言文教学，应根据文言文特点，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个性，在合乎人文精神的范畴内尽情发挥自己的灵性和热情，积极主动地理解和创造，使学生在多元化的解读过程中，张扬个性、汲取文化营养，完善人格，塑造人文精神。
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一首中秋咏月兼怀亲人的抒情之作。全词想象新奇，境界开阔，融幻想与现实于一体，既有飘逸邀远的意境，又有耐人寻味的理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语言自然生动，笔法摇曳多姿，真是百读不厌，美不胜收。在教学本文时，我采用朗读法，让学生多方位、立体式地尽情触摸文本语言，徜徉于文本之中，当我轻轻地问:同学们，学了这首词，你最喜欢或感触最深的诗句是什么?顿时学生的情感之门被打开，思维源水滚滚而来。
有的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句写得太好了。“不应有恨”，其实正是恨在其中，心头充满了离愁别绪;特别是那个“长”字，表达了诗人对月亮的抱怨情绪，从而反衬出作者对亲人深切的思恋之情。我是住校生，远离家乡，告别家人只身在外求学，它让我深有感触，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时。
有的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富有人生哲理，我特喜欢，它写出了诗人旷达、乐观的情怀。
有的说:我最喜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这句，它表达了与亲人共赏人间美景的心愿，体现了诗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我愿把这句诗送给全班同学。此时，全班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
关键词：大族 朱系集团 全系集团 孙氏宗族
《抱朴子·外篇》三四《吴失篇》有对孙吴晚世政局的描述：
吴之晚世，尤剧之病，贤者不用，滓秽充序，纪纲弛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匪富匪势，穷年无冀。秉维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亲，则阿谀之人也。
孙权晚年“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1]致使孙吴晚世政争不息，内部派系重重，然而在诸多的矛盾和斗争中以两个女人为核心所形成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犹显突出。
一、孙吴晚世政局之变化
孙吴政权的基础应包括三部分，一是江北南渡的大族，如彭城张昭、张休父子，琅琊诸葛瑾、诸葛恪父子，庐江周瑜、临淮鲁肃、汝南胡综、沛郡薛综等人；其二是江南大族，如吴郡、吴县之顾陆朱张四姓，钱唐全氏，会稽虞、贺，阳羡周氏等[2]。三是追随孙氏南征北战之庶族将领，如吕蒙、吕范，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等人。“三分天下”确立之前，大敌当前，孙氏政权更依重的是南北大族，内部比较合协，矛盾并不突出，此时“先帝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赜，邦内清肃。”[3]而三分天下大势确立后，外部压力有所减轻，种种矛盾便暴露出来，首先便表现在孙权对南方大族的疑忌上，北方南渡大族中的周喻、鲁肃早早离世，周喻卒于211年，年仅36岁，鲁肃卒于219年，46岁，东吴十二虎将也有十人于孙权称帝前相继死去，两大集团的实力在孙权晚年大为消弱，而南方大族却随着东吴政局的稳定和南方经济的开发不断发展壮大，并对孙权的统治构成了压力，压制南方大族便成为孙权此时的首要政策。
我们从张温、暨艳与吕壹事件上可见孙权这个时期的态度。张温，吴郡吴县人，吴主孙权黄武三年（224），张温以辅义中郎将使蜀，受到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还同温“结金兰之好”。可是“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暨艳，吴郡人，张温引荐为选曹郎，至尚书。但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汗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暨艳的改革，必然是受孙权指使，否则他没有如此大的权力，但却触犯南方大族的利益，[4]他们“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其结果是孙权屈服于大族，“艳、彪皆坐自杀”，并以“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为理由，将温下狱。[5]
随后发生的吕壹事件，又一次暴露皇权和南方大族之间的矛盾。《三国·吴志》卷五十二《顾雍传》云：
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宫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同书《三国·吴志》卷五十二《步骘传》亦言：
后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抉细微，吹毛求瑕，重罪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是以使民?天?地，谁不战?? ?/p> 又曰：
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F忧深责重，志在谒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
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但却具有“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诬，毁短大臣”的权力，且连尚书今顾雍、上大将军陆逊也被举白，显然是孙权为维护皇权，压制大族所驱使，[6]但孙权的努力却遭到南北大族的激烈反对，而大臣与校事的矛盾，恰是大族同皇权矛盾的曲折体现。当吕壹因污陷朱据被抓住罪证后，孙权即“亦觉悟，遂杀吕壹”以安慰大臣。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登待接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而载，或共账而寐。”[7]
孙权为太子所选宾友中，诸葛恪为诸葛瑾之子，张休为张昭之子，顾谭为顾雍之孙，陈表为庐江陈武之弟，皆南北大族之子弟（三国志皆有传），谢景、范慎、刁玄、羊?也或为大族或为当时名士，显然孙权为太子将来的政权班子所搭框架是以南北大族的新生代为主，这显然对孙登将来的统治有利，而对南北大族的老臣依然有顾忌，这从他对陆逊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三国·吴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初，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
而在吕壹事件中，从“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F忧深责重，志在谒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8]表现中，可见吕壹也是把矛头直指陆逊的。
孙登早逝，赤乌五年（243），孙权三子孙和立为太子，此时孙权62岁，更加刚愎猜忌，因宠爱和弟霸，封其为鲁王，并“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造成朝臣分成两大集团。《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裴注引殷基《通语》：
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鲁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於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於是有改嗣之规矣。
在这场因孙权的昏馈的所造成的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陆逊是站在孙和一边的。《三国·吴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
同传云：
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馀财。
陆逊对鲁王集团中的杨竺和全琮的指责及明确表明拥护东宫的态度，让孙权产生疑忌，最终造成陆逊被逼仄而死，宗亲翦灭的下场。[9]
二、孙权晚年全系集团和朱系集团的形成及在“二宫构争”中的斗争
孙权晚年的在立嗣上昏馈之举造成的“二宫构争”，表面上看是各以大族为代表拥储立嗣争夺权力的斗争，其实不然，考其时，一方面当年跟随孙权建立东吴基业的南北大族元勋此时多为老衰之身，且在孙权不断提高皇权，压制大族的政策下多无所作为，略有所举动便遭切责，在“二宫构争”中他们只能是参与者，只能“奉礼而行”，而非领导者，另一方面以南北大族子弟为主的新生代又处在发展阶段而不能承担派系斗争的领导权，显然“两宫构争”幕后另有其人。《三国·吴志》卷五十《步夫人传》：
吴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骘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於权，宠冠。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
鲁班与鲁育因母亲步夫人受宠孙权而获得极大权力。鲁班，史称全主（或全公主），而不称周主，是因为周喻早死，周氏宗族失势而全氏宗族在孙吴晚期政坛极盛并在鲁班的力促下形成了和皇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外戚集团。《三国·吴志》卷五十《全夫人传》：
孙亮全夫人，全尚女也。从祖母公主（即全主）爱之，每进见辄与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宠，全主自以与孙和母有隙，乃劝权为潘氏男亮纳夫人，亮遂为嗣。夫人立为皇后，以尚为城门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为太常、卫将军，进封永平侯，录尚书事。时全氏侯有五人，并典兵马，其馀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
鲁育史称朱主（或朱公主），而不称刘主[10]，也是同样的原因，其女为孙休妃。
《三国·吴志》卷五十《朱夫人传》：
孙休朱夫人，朱据女，休姊公主（即朱主）所生也。
全主和朱主是全系集团和朱系集团的领军人物，然两集团对立却缘自“全公主素憎夫人”[11] ，此“夫人”便是太子孙和的母亲王夫人，孙权对之“宠次步氏”。在性格上，步氏和王氏有很大的差异，全主的母亲步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进”，而王夫人却“诸姬有贵者，皆出居外”，据此可以猜测两人当时必是水火不容，当步夫人薨后，此矛盾便由全主继承了，这可能便是全主“素”憎王夫人并欲除去太子和的原因吧。所以一旦有机会，她是不会放弃的。《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
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於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於废黜。鲁王霸觊觎滋甚。
朱主是反对全主拥立鲁王的，在此问题上两姐妹产生了对立。《三国·吴志》卷五十《朱夫人传》：
初，孙和为太子时，全主谮害王夫人，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
全主对孙权施加影响，使其在立嗣上犹豫不定，客观上造成了“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12]的局面。
在拥立上“有隙”的全主和朱主最终形成各自的利益集团：朱主及吴郡朱氏与“顾、陆、朱、张”等江东一等大族及江北渡江大族之诸葛氏、张氏在“二宫构争”中通过拥立太子形成朱系集团，这一集团骨干为朱主、朱据及儿子朱熊、朱损，陆逊，诸葛恪、诸葛融兄弟，张休，顾谭、顾承兄弟。[13]全主的利益集团却为南方次等宗族之全氏、步氏、孙氏疏族及一些欲在拥立中攀龙附凤的中下级官僚，其骨干为全主，全综、全寄父子，全尚（全综侄，孙亮全后的父亲）、步骘（全主舅氏）、孙弘[14]、孙奇、杨竺[15]、吴安。于是拥护太子的陆逊、吾粲、顾谭“数陈嫡庶之义，理不可夺”[16]，风承主旨的全系骨干全寄、吴安、孙奇、杨竺“谮诉日新”，面对如此混乱局面，孙权却“沉吟者历年”，[17]他在考虑什么呢？《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裴注引殷基《通语》曰：
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於是有改嗣之规矣。
孙权不愿看到袁氏骨肉相残之事在自己儿子中重演，便采用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折中手段处理了“二宫构争”，其结果是“遂幽闭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霸亦赐死。流竺尸于江，兄穆以数谏戒竺，得免大辟，犹徙南州。霸赐死后，又诛寄、安、奇等，咸以党霸构和故也。”[18]而朱系此时仍报有幻想，“於是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权登白爵观见，甚恶之，敕据、晃等无事匆匆。权欲废和立亮，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又据、晃固谏不止。权大怒，族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竟徙和於故鄣，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19]
朱据最终下场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七《朱据传》：
赤乌九年，迁为骠骑将军，遭二宫构争,据拥护太子，言则恳切，义形于色，守之以死，遂左迁新都郡丞。未到，中书令弘谮润据，因权寝疾，弘为诏书追赐死，时年五十七。孙亮时，二子熊、损各复领兵，为全公主所谮，皆死。
后来，孙权对自己的作法颇有悔意。《三国·吴志》卷五十七《孙和传》裴注引《吴书》曰：
权寝疾，意颇感寤，欲徵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等固争之，乃止。
《三国·吴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中孙权曾对陆抗言：
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在这场以全系和朱系为幕后操纵的“二宫构争”中，双方两败俱伤，但双方主将却安然无恙且各有收获。《三国·吴志》卷四十八《孙亮传》：
权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尝谮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权意，欲豫自结，数称述全尚女，劝为亮纳。赤乌十三年，和废，权遂立亮为太子，以全氏为妃。[20]
几乎是同时，孙权又把朱主的女儿纳给第六子为妃，即时为琅邪王后为景帝的孙休，这似乎也是孙权所作的平衡吧。[21]
三、孙权死后全系集团和朱系集团的斗争
公元252年，孙权病死，九岁的孙亮继位，诸葛恪、滕胤、吕据、孙峻、孙弘五人辅政。《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
孙权死前安排的五位辅政大臣的关系颇为微妙。首辅诸葛恪是北方南渡大族新生代代表，少有令名，孙权曾置入故太子登左右，期以后望，陆逊死后代为大将军，掌握兵权。孙权以他为首辅想必意图深远，相对于江东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的“四姓八族”，诸葛家族的势力略显单薄，易为皇权所驾驭。[22]孙权生前是反对党争的，但他晚年对大族的疑忌、在立嗣上的犹豫不决及对全主和朱主的纵容又客观上形成了“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官人以党强者为右”的事实，后虽黜和杀霸，但是并没有改变全系和朱系的派分党争，这决定了他对幼子辅臣的安排还是以平衡两派为原则。
诸葛恪在“二宫构争”中是支持孙和的，且为孙和张妃的舅父。《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
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於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
又《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恪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
诸葛恪在秉政后对孙和妃的许诺及对儿子的做法证明他当为朱系。
腾胤和诸葛恪为姻亲。《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辞位。
《建康实录卷三·废帝亮》：
恪每出征，胤常居守。
腾胤在“二宫构争”中的态度及和诸葛恪的关系也证明他为朱系。
孙弘、孙峻显然是全系，这从他们在在“二宫构争”中的表现，己见一斑，无庸赘言。
吕据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二宫构争”中是明确拥护鲁王的，但在两系斗争中又似保持中立，手握兵权为孙峻所顾忌。《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峻传》：
其明年，文钦说峻征魏，峻使钦与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峻与胤至石头，因饯之，领从者百许人入据营。据御军齐整，峻恶之，称心痛去，遂梦为诸葛恪所击，恐惧发病死，时年三十八，以后事付?。
孙权对两系的平衡，显然是从利于幼主统驭着手，而利用宗室以翼辅皇权也是他晚年对东吴政权格局安排的一变数。[23]只是他理想中的平衡从一开始便被打破，孙弘首先发难，孙峻却转以媚事诸葛恪。《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翌日，权薨。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权死问，欲矫诏除恪。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於坐中诛之，乃发丧制服。
除去孙弘后，政局是有利于朱系这一方面的，于时诸葛恪“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24]但诸葛恪“刚很自用”[25]未能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而是轻起战端，邀姜维大举伐魏，破坏了孙权晚期制定的“限江自保”的对外政策[26]，引起久以偏安江南大族们的不满，[27]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后战事不利，造成“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28]的不利局面。建兴元年，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构恪欲为变，与亮谋，置酒请恪。”[29]伏兵杀其于殿堂。
案此时孙亮年幼，断无能力参与密谋，参与此谋当有他人。《三国·吴志》卷四十八《孙亮传》：
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是岁，於魏嘉平四年也。
同传云：
吴太平三年九月，?黜亮为会稽王，时年十六
魏嘉平四年即公元252年，吴建兴元年为252年，吴太平三年为258年，故此时孙亮方为10岁。
又据《建康实录卷三·废帝亮》：
诸葛恪之诛也，卫将军孙峻收恪，亮大言曰：“非我所为。”
《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裴注引《吴录》：
峻提刀称诏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为！非我所为！”乳母引亮还内。
此又为亮无其谋之力证。
又《三国·吴志》卷五十《何姬传》：
孙亮即位，孙峻辅政，峻素媚事全主。
《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峻传》：
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
同传云：
建兴中，孙峻，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焉。
可见与全氏有姻亲关系且和全主有苟且之事[30]的孙峻相谋除恪当为全系集团，且有孙氏宗族的加入。[31]
诸葛恪死后，全系集团加紧了对朱系集团的打击，首先便是除去故太子孙和。《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
及恪被诛，孙峻因此夺和玺绶，徙新都，又遣使者赐死。[32]
然后是翦除朱系集团之羽翼。《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融传》：
恪既诛，遣无难督施宽就将军施绩、孙壹、全熙等取融。融卒闻兵士至，惶惧犹豫，不能决计，兵到围城，饮药而死，三子皆伏诛。
朱系也有反抗，但已力不从心。
《三国·吴志》卷《孙登传》：
（孙登）子?、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吴侯。五凤元年，英以大将军孙峻擅权，谋诛峻，事觉自杀，国除。[33]
《三国·吴志》卷五十《朱夫人传》：
五凤中，孙仪谋杀峻，事觉被诛。全主因言朱主与仪同谋，峻枉杀朱主。
在这次反抗中，朱主被杀，朱系集团随着瓦解。
四、全氏集团的最终覆灭
综上所述，朱系集团所赖以存在的南北大族在孙权晚期的历次打击和压制下已大为衰弱，而诸葛恪的冒然出兵又引起众庶失望，最终在全系集团的打击下走向衰亡。但在两系的斗争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孙氏宗族势力活跃的身影，并最终促成了以孙?为首孙氏宗族集团的崛起。《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传》：
孙?字子通，与峻同祖。[34]?父绰为安民都尉。?始为偏将军，及峻死，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代知朝政。吕据闻之大恐，与诸督将连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更以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据引兵还，使人报胤，欲共废?。?闻之，遣从兄虑将兵逆据於江都，使中使敕文钦、刘纂、唐咨等合众击据，遣侍中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告胤取据，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祸及，因留融、晏，勒兵自卫，召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以?为乱，迫融等使有书难?，?不听，表言胤反，许将军刘丞以封爵，使率兵骑急攻围胤。胤又劫融等，使诈诏发兵。融等不从，胤皆杀之。胤颜色不变，谈笑若常。或劝胤引兵至苍龙门，“将士见公出，必皆委?就公”。时夜已半，胤恃与据期，又难举兵向宫，乃约令部典，说吕侯以在近道，故皆为胤尽死，无离散者。时大风，比晓，据不至。?兵大会，遂杀胤及将士数十人，夷胤三族。
孙?代孙峻“知朝政”，除去让孙峻顾忌掌有兵权的吕据和素有声望的大臣腾胤，至此孙权生前为孙亮所确立的五位相互阿衡的顾命大臣全已不在人世，以孙?为首的孙氏宗族集团权力膨涨到极点，严重地威胁了皇权及拥护皇权之全系集团的利益。《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传》：
?以亮始亲政事，多所难问，甚惧。还建业，称疾不朝，筑室于朱雀桥南，使弟威远将军据入苍龙宿卫，弟武卫将军恩、偏将军?帧⒊に?N娟]分屯诸营，欲以专朝自固。亮内嫌舅推鲁育见杀本末，责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损不匡正孙峻，乃令丁奉杀熊於虎林，杀损於建业。?入谏不从，亮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议诛?，亮妃，?从姊女也，以其谋告?，?率众夜袭全尚，遣弟恩杀刘承於苍龙门外，遂围宫。
《资治通鉴·魏纪九》：
夏，四月，吴主临正殿，大赦，始亲政事。孙?表奏，多见难问，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余人，选大将军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将之，日于苑中教习，曰：“吾立此军，欲与俱长。”又数出中书视大帝时旧事，问左右侍臣曰：“先帝数为特制，今大将军问事，但令我书可邪？”
《三国·吴志》卷四十八《孙亮传》：
十一月，全绪子?、仪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怿等自寿春城诣司马文王。
?欲立孙休（孙休为朱主女婿，）以自重，从他与休通信的内容中可看出他对全系集团的不满。
“朱据先帝旧臣，子男熊、损皆承父之基，以忠义自立，昔杀小主，自是大主所创，帝（亮）不复精其本末，便杀熊、损，谏不见用，诸下莫不侧息。”[35]
于是孙?命“孙耽送亮之国，徙尚於零陵，迁公主於豫章。”[36]，至此全系集团覆灭，而以孙?为首的孙氏宗族集团大盛，“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37]不久，孙休与张布、丁奉为谋除去孙?，重新夺回了权力，休死后，权臣濮阳兴、张布迎立孙和子孙??，??又通过外戚集团除去兴、布，重新树立了皇权，而此时孙吴政权已衰败不堪离灭国不远了。
考孙吴亡国之由虽为嗣子弱劣使然，但究其本源实肇自孙权，孙盛云：“孙氏因扰攘之际，得奋其纵横之志，业非积德之基，邦无磐石之固，势一则禄祚可终，情乖则祸乱尘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虑难於将来？”[38]可谓明识，而朱、全二系之党争不断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难辞其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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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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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国魏、吴校事制度剖析》 周兆望 录入《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policy change and group struggle of shunwu
abstruc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sunquan, there was change in the policy in sunwu country that sunquan started to suppress his subordinates form big clans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he was suspicious of the fact that the big clans had enough power to threaten the safe of the country. he striked them by use of the incident of “zhangwen jiyan and nvyi ”.two groups were formed because of his hesitate in the choice of his successor. two groups made struggle for each other . in this article , you will knowledge the reason of the formation ,the course of struggle and the destroy of the two groups.
key word: the big clans the group of zhu the group of quan
the clan of sun
[1]见《三国·吴志》卷四十七《孙权传》陈寿评曰
[2]《文选》卷二八陆士衡《吴趋行》云：“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李善注引张勃《吴录》：称顾、陆、朱、张为四姓，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为八族。
[3]见《三国·吴志》卷六十一《陆凯传》
[4]《三国·吴志》卷五十六《朱治传》：“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
[5]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七《张温传》
[6]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校事”条谓：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吴之校事则尤横。郑欣先生认为：吕壹的工作同于“刺举”，就是“充作孙权的耳目，对官员进行侦察、告密。”（见郑欣《论孙权》，《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351页。）周兆望先生更认为：“吴置校事，很可能是对曹魏的模仿和承袭，是在搞“特务政治”，二者的“校事”都是“政治特务”。（见周兆望《三国魏、吴校事制度剖析》，《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95页。）
[7]《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登传》称：“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为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
[8]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二《步骘传》
[9]马植杰先生认为孙权逼死陆逊是怕嗣主驾驭不了强臣，陆逊越是拥护太子，越让孙权产生疑忌，故有此举。见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153页
[10]据【清】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步夫人传》条引《抱朴子·讥惑篇》云：吴之善书者，则有皇象、刘篡、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圣手也。据此可知刘篡乃文人，似无干政事，且刘篡《三国志》无传，其在吴影响定不如鲁育前夫吴郡朱据大，此或为鲁育史称朱主不称刘主的原因。
[11]见《三国·吴志》卷五十《王夫人传》
[12]《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裴注引殷基《通语》
[13]《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登传》：（孙登）临终，上疏曰：“……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诸葛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张休、顾谭、谢景，皆通敏有识断，入宜委腹心，出可为爪牙。范慎、华融矫矫壮节，有国士之风。羊?辩捷，有专对之材。刁玄优弘，志履道真。裴钦博记，翰采足用。蒋?、虞翻，志节分明……《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登传》裴注《吴书》曰：“弟和有宠於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由此可见孙登死后，故太子亲近之臣，即南北大族子弟转向孙和无疑。”
[14] 《吴录》云：“弘，会稽人也。”因《三国志》无传，疑为孙氏偏族。
[15]《三国·吴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云：“少获重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
[16] 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
[17]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
[18]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
[19]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七《朱据传》
[20]《建康实录卷三·废帝亮》：“建兴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立皇后全尚女，太祖女鲁斑所生。斑谮废太子和，而劝太祖立亮，以女为妃。”注：鲁班夫为全琮，全尚为全琮侄，亮妃为其从孙女，《实录》有误，当依《三国·吴志》卷四十八《孙亮传》
[21]《三国·吴志》卷五十《朱夫人传》：“孙休朱夫人，朱据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赤乌末，权为休纳以为妃。休为琅邪王，随居丹阳。”
[22]马植杰先生在其《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53页中认为孙权不愿从江东大族中选择辅政者。
[23]孙权的江东基业是从父兄中继承而来，但孙权对宗族子弟并非视为已出，陈寿在《三国·吴地》卷四十六《孙策传评》中有明显的讥议：“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也。”但孙权晚年对宗室疏族却大加重用，孙峻在辅政前为侍中，孙弘为中书令皆典机要，显贵一时。
[24]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25]《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裴注引《吴书》曰：“权寝疾，议所付?。时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
[26]见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67页
[27] 《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同传》：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同传》：“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妄数作诏？’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
[28]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29]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30]全琮于赤乌十二年卒。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传》，此后全主寡居，当为孙峻苟合全主之时。
[31]《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传》：“初，峻从弟虑与诛诸葛恪之谋，峻厚之，至右将军、无难督，授节盖，平九宫事。”
[32]《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於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可见诸葛恪当政，有迎和代亮之举。
[33]见注12孙登和孙和的关系。
[34]《三国·吴志》卷五十一《孙静传》：“孙静字幼台，坚季弟也……有五子，?薄㈣ぁ?ā③肌⑶??比?樱捍隆⒊?⒐А3?????9????律?D”
[35]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传》
[36] 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传》
这份自传是和市委组织部解放初期档案一并存放，且文中使用“北平”称谓，可初步判断其写作时间大致在1949年2月至9月之间，距今已60余年。查刘耀奎资料，仅见《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平民工作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1993年内部出版）书中，收有袁中和等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对敌军、警、宪的工作》，其中在谈到解放前与一些要员建立联系时，写到“他们为我党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贡献很大。”在这些人中，提到刘耀奎的名字，但除了说明他“曾任过吴佩孚部下的团长”一句外，其它事迹则语焉不详。
但这份“自传”的内容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在经历一番周折后，笔者终于通过深圳市史志办公室黄铃主任的帮助，与著名作家梁斌的孙子——供职于深圳市卫生系统的梁实同志取得了联系，又经他的协助，在北京找到了刘耀奎的孙子刘亚州、刘海州、刘会州及孙女刘会仙。他们对于刘老先生的了解，多是从父辈口中得知。经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将刘耀奎一生的重要片段连缀起来，一个辛亥革命老人为革命事业所作贡献便跃然纸上。
刘耀奎自传全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刘耀奎，年六十八岁，河北省蠡县人，民国纪元前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民元后乃随孙岳南北奔走作反袁世凯称帝运动。民国六年与刘晓岚等因青神嵋州之役失败，乃返平仍抱定倒袁之宿志，曾被捕入狱直至“洪宪”失败始获释。以后即从军在孙岳部下。民十三曹锟贿选，冯玉祥将军领导国民革命军倒曹，孙岳任第三军军长，耀奎被任为团长。民十四孙岳调升陕西督军，我亦随往到西安，后以积劳成疾，乃退居北平以养蜂习劳自给，并研究心身命理之学，时与名僧居士交游，十数年来不谈政治，潜心研读哲学并粗涉唯物史观及辩证法等书。民十八年与河北同乡李锡九李隐沧等，反对河北省长商震苛捐杂税，迫其辞职。民二十一年梁斌丁浩川同志来平潜伏工作，投宿我家，后以事露彼等被捕。我曾托陆军学校教官王文举李梅等保出。民二十二年介绍梁斌到军团长李振清处去教他们英语数学，并暗作活动发展革命同志。后被敌人发觉，梁斌乃逃回北平。民国三十六年经梁斌介绍与董杰同志发生工作关系，曾介绍董同志与伪联勤第十一军械库史祝三库长发生工作关系。三十六年有革命同志会的老友王卓山因送冯玉祥出国，潜道来平与李锡九兄同至舍下，邀我去彰德劝说军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起义。同时复有冀中军区罗玉川金城林铁诸同志派人来敦促我到冀中去，目的亦是去劝说李振清起义参加人民阵营。我乃拿起老精神，经冀中到冀南之冶陶镇，曾晤见冀鲁豫军区薄一波滕代远诸同志，相研讨进行方法，留住二十余日颇蒙款待。到彰德见到李振清后，因李系我旧属，故招待颇为殷勤。经与数夜密谈，宣扬人类正义，劝他认明是非真理，宜赶快投入解放阵营，唯李振清颇为玩固，执迷不悟，我深悔虚此一行，乃决意回解放区报命。奈李匪坚持不允，恐怕蒋匪得知对他起疑，乃用专机送我回北平。三十七年春石家庄曾派同志来平邀我与李锡九赴石工作，我因病未能偕往。后与赵凡同志取得联络在平地下工作，受董杰同志之领导，赵凡同志等亦常在我家开会计划工作。我由旧属伪监护四团团长史祝三之关系秘与伪联勤第五补给区司令耿幼麟打通协商尽力保全仓库物资。并吸收石景山钢铁厂长辛店厂长贾振纲及工程师王赓扬发生关系负命保全该厂。直至北平解放。
刘耀奎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河北省蠡县赵佃庄人。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并从那里毕业，以后从军。历任排长、连长、军官大队长、讲武堂队长、担架队长、营长、团长、采办处长、军法处长、保定警察厅长等职。
清末，朝廷极度腐败，外强恣意掠夺，国家危在旦夕，人民命若倒悬。在这种时局下，许多仁人志士选择了救亡图存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刘耀奎加入京津同盟会，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当时，以清廷重臣良弼为首的顽固派，组织起“宗社党”，坚决反对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和，意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在这种局势下，京津同盟会设立了北方暗杀部，刘耀奎参与谋划暗杀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军谘使良弼、“宗社党”骨干载泽三人的计划，然而几次行动均未成功，行刺的革命党人却牺牲了很多。1月26日，京津同盟会暗杀部长彭家珍亲自出马，结果在西四红罗厂良弼宅前，用炸弹当场把良弼左腿炸断，彭家珍自己也被弹片击中当场牺牲。彭家珍行刺时穿的军服及佩带的手枪，都是刘耀奎所提供的。两天后，良弼伤重不治而死。2月12日，惊魂未散的清宣统帝终于下诏宣布退位。
在此之前，刘耀奎等同盟会成员还参与了滦州起义，与刘耀奎关系密切的孙鼎臣、戴锡九等人因起义计划泄露而被杀害，而他历尽艰险，侥幸逃脱，后追随因参与滦州起义而被革职的孙岳，投身反袁世凯称帝的运动。在这期间，刘耀奎曾在天津组织暗杀活动，结果事情败露而被捕入狱，一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出来。这时的北洋军阀已分化为直、奉、皖三大派系，各自都在扩张势力。孙岳在保定凭借与曹锟的旧关系，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后又被任命为第15混成旅旅长兼冀南镇守使，移驻直隶大名府。刘耀奎在孙岳手下也得到重用。1924年10月，孙岳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冯玉祥将所率部队组建为国民军，孙岳出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驻防保定。刘耀奎也被晋升为团长，并且还担任过保定警察厅长一职。1925年8月，孙岳就任陕西督办，刘耀奎也一同去了西安。后因连年军阀混战，刘耀奎感到心灰意懒，遂解甲归隐，闲居北平。
在这期间，刘耀奎受到同乡李锡九的很大影响，在北平参加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从事反贪官、反横征暴敛的活动。李锡九是河北安平县人，原名李永声，字立三，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曾当选省议员，继而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由于他经常与新文化运动鼓吹者交往，思想倾向进步，1922年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安平县建立起第一个中共支部。他还参加过1924年的一大，被推选为直隶省党部主任委员，成为具有、共产党双重党籍的社会活动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李锡九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在北平闲居期间，刘耀奎读了许多进步书籍。九一八事变后，他联合旧友奔走号召抗日救亡，但却发觉政府毫无抗日诚意。1932年在他的家乡发生了著名的“保定二师”，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酿成轰动全国的“七六惨案”。这之后，曾积极参与“保定二师”的梁斌、丁浩川二人逃亡来到北平，投宿在刘耀奎家中。刘耀奎的夫人梁慕苏是梁斌的二姐，而梁斌与丁浩川都是加入了共青团的革命青年，他们来北平投靠二姐夫刘耀奎，一是因为有这层亲戚关系，二是梁斌对刘耀奎的信任。刘耀奎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玉昆、次子刘玉田。刘玉昆是共产党员，曾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后便杳无音讯。刘玉田与梁斌同岁，但却小了一辈儿。刘耀奎因不满新军阀的所作所为，辞官赋闲在家，梁斌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在北平期间，梁斌和丁浩川都加入了“左联”，但因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逮捕。刘耀奎托军队中的旧友出面，费了一番周折才将二人保释出狱。
梁斌出狱后，经刘耀奎介绍去第39师2团当文书。团长李振清曾经是刘耀奎任保定警察厅长时的下属，穷出身，能打仗，但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刘耀奎介绍梁斌去他那里，也是借口为李振清补习文化。梁斌打入军队的同时，还承担着党交给的秘密任务，要在敌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但他在开展工作时暴露了身份，不得已再次逃回北平。七七事变爆发后，梁斌与丁浩川都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全国解放后，梁斌潜心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创作，1958年出版后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式作品，以后又陆续出版了《播火记》、《烽烟图》，成为新中国著名作家。而丁浩川解放后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教育学》、《丁浩川教育文集》等，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只可惜在1961年时就英年早逝了。
1947年，刘耀奎再次见到梁斌时，梁斌已是一个沉稳、干练的共产党干部了，他把潜伏北平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董杰介绍给了二姐夫刘耀奎，并希望他能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多做贡献，刘耀奎欣然领受了任务。抗日战争时，梁斌是中共蠡县县委的领导人之一，而董杰在潜入北平之前曾是冀中之光县的县长，都是冀中九地委领导下的干部。此时董杰的组织关系已由九地委转到冀中区党委北平工作委员会，继而又转到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领导下的平民工作委员会。赵凡是“平委”的书记，而董杰曾是“军警敌特工委”的委员。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刘耀奎在董杰领导下积极开展策反敌军活动，后又通过董杰的关系结识了赵凡，且联系日益密切，他的家也成为地下党秘密聚会的可靠据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军就于1945年九、十月间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我称邯郸战役）。、邓小平在组织我军进行反击的同时，还秘密开展了争取高树勋将军的政治攻势。同年10月30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阵前起义，我军主力乘势在运动战中又歼敌两个军计2.3万余人，并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取得了邯郸战役的全面胜利。高树勋起义被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并冠之以“高树勋运动”，在解放战争期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由于敌40军军长、副军长在战役中被俘，使得另一个副军长李振清顺利地当上40军的军长。而这个李振清与刘耀奎有着很深的关系。1922年6月，李振清入陆军第15混成旅学兵连，两年后调保定警察厅任职，负责屠宰税业务，此时的警察厅长就是刘耀奎。1925年夏天，李振清调暂编陆军第4师第8旅第15团任排长，而刘耀奎是该团的团长。正是因为有这层特殊关系，中共方面希望刘耀奎能出面劝说李振清弃暗投明、放弃内战。刘耀奎于是衔命赴河南彰德（今安阳），不顾个人安危前去游说。但是，身为高级将领的李振清最终还是没能顺应历史潮流，他谢绝了刘耀奎苦口婆心的开导，并用飞机直接把刘耀奎送回北平，为了表达老部下的敬意，还送了许多物品。
刘耀奎劝降未果，但毕竟付出了极大努力。以后中共方面又陆续派人去做李振清的工作，都没有成功。究其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40军军长庞炳勋曾经投降日军，给40军带来耻辱，所以在解放战争中40军与作战非常卖力，想借此洗刷不好的名声。所以在1949年长江以北基本都解放时，就只剩下李振清的40军还在河南安阳、新乡两个孤立据点顽抗。实际上，在起义、战死还是逃跑这道选择题上，李振清苦苦挣扎了很久，据说他的夫人出身资本家，对“共产”二字绝不认同。最后，李振清以寻求补给为由，带着夫人去了台湾，把部队一股脑儿地丢给了副军长李辰熙。而李辰熙很快就带着40军向投了诚。
回到北平的刘耀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积极联系傅作义部队中的旧关系，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并在这个过程中四处奔走，竭力劝说相识相熟的官员保全工厂、仓库中的设备与物资。但在1948年12月25日，也就是北平临近解放的时候，“平委”系统的地下党员、“大生号”油盐店伙计张喜增，因违反纪律、暴露身份而被捕，他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并出卖同志，致使赵凡、董杰等许多同志被捕，刘耀奎也因此锒铛入狱。所幸北平很快就和平解放了，关在狱中的政治犯都被无条件地释放。经此事后，刘耀奎与共产党的关系更加亲密起来。
北平解放后，刘耀奎并没有接受共产党人给他职务上的安排。他认为刚刚解放，一般群众对新民主主义还认识不清，容易被坏人蛊惑，所以应该大力宣传以安定人心，但是在位的人说话不如在野的人说话效力大。所以他表示“辅助政府最先完成此项工作，比谋职务谋饭碗较为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刘耀奎当选为河北省政协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北京市园林局顾问。1960年，正值国家面临三年困难时期，刘耀奎在家乡的儿子刘玉田一家生活十分艰难，北京市的领导出面把刘玉田一家人接到北京来与刘耀奎团聚，并把刘玉田安排在北海公园工作。1961年10月，刘耀奎在北京出席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济济一堂，畅叙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1969年6月刘耀奎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关键词] 晚清 直省 劝业道 实业 交通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1-0117-10
清末外官改制,要求各省添设劝业道,管理农工商矿和各项交通事务,是中国近代政体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设立不仅整合督抚衙署外的农工商矿各局至职官体系内,结束此类局所“散而无统”的局面,而且对应于农工商部和邮传部,使中国有了一套上下贯注、职责清晰的实业、交通行政管理机构,为民国以后直省实业、交通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清季劝业道的创设,前人研究多从现代化的角度观察和考量。细究之下,清人讨论劝业设官并无现代化的先见,而是藉此建立直省实业、交通行政管理机构,以期治理绅商,广辟利源。李国祁、刘子扬、敖天颖等对此已有所关注,近有学者探讨清季外官改制方案选择,对深入理解直省司道改革颇有启发。然因问题意识有别,资料散佚,清廷创设劝业道的立意及过程迄今未见讨论,与此相关的诸多史实亦尚未清晰。本文尝试梳理各类文献资料,详究清季劝业道议设过程及变化因由,以期深入了解清末外官改制及近代中国直省实业、交通行政体制转型,厘清制度变革与人事、权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督抚与直省农工商矿各局
清末新政改制前,外官制内并无管理农工商矿和各项交通事务的专职机构,相关事务主要由布政使、按察使或道员兼管。如此设官分职意在承继汉代以来“重农抑商”的观念,吸取历代豪强势力崛起而危及皇权的教训,使四民社会趋于稳固,不致有敌国之巨富,因而司道兼管工、商、矿各业,重在抑制而不劝导。光宣之际,国用浩繁,布政使、粮储道、盐法道等财政机构虽百计搜刮,但仍难满足财用之需。为筹生利之源以解财用之困,各地督抚往往在衙署外分门别类地创设农工商矿各局,布置兴利事务,以使财有可筹,各项政事措置裕如。
相较于对民众涸泽而渔的搜刮,创设农工商矿各局开拓利源,不愧是求解财困的正道。但农工商矿各局雨后春笋般涌现,“譬如满地散钱无所贯串”,弊病也随之滋生。1904年1月8日《申报》载文痛斥道:“各省所设商务局,主之者皆系监司大员,其司案牍、供差遣之流大半系同通州县之听鼓多年者,百计钻刺,谋得此差,但知一入局中即可滥支薪水,于应办公事非特茫无所知,抑且不暇计及。间有因关涉商务而前往请托者必系商而已近于官。若果系闾阎中人,虽有万分为难之事,安敢贸然向之申诉?即申诉矣,彼堂高廉远者,安能俯察下情一言,以为之剖决。往往有一事焉,在外尚可料理,一经商局而转,层层勒索,受累不堪者。是则局虽设,非特不能保商,且将病商。夫亦何必多此一举,以耗费无穷之公款哉!”此言不虚。如山东农工商务局遇有因财涉讼者,一经该局断结,即抽一成作为公费,“人皆怨之”。苏州农务局设立八载,“未役一农夫,未犁一寸土,徒以城内民地之遗失契据与有契据而远出迟报及妇孺小民之畏懦不报者,一概强压充公,招人价领,阳假兴利之美名,阴肆厉民之虐政”,民怨沸腾已非朝夕,江苏士绅王同愈愤而致电苏抚裁撤该局,以除虐政。
更有甚者,督抚的实业行政权在农工商矿各局繁兴的过程中日趋张大,渐有超脱朝廷控驭之象。这种内外权力失衡的状况在商部设立后尤为突出。1903年,清廷设商部,统筹全国兴利事务,试图收束直省实业、交通行政大权,构建新的实业、交通行政管理秩序。然阻力之多、难度之大,犹若攻石。
作为统领全国商务发展的中央部院,商部在直省无统属机构,构建与直省上下贯通的行政关系极为迫切。1904年底,商部上奏,强调振兴商务极为紧要,“必须各省均有讲求商学之员隶属臣部,专任其事,俾得随时谘访,遇事商榷,始克挈领提纲,巨细毕举。”但“各省所设商务等局大都选派候补道府各员作为驻局总办”,“若任其散而无纪,漫无稽察,诚恐要政所关,有名无实,殊非朝廷整饬百度之至意”。该部希望朝廷饬令各省将军督抚,将商务、保商及农工商等局总办一差酌量加札,作为该部商务议员,此议员遇有公事,可迳行呈报商部,商部如有应行商办事件,“仍分咨各省督抚妥筹办理,其寻常调查之件即迳行札知各员核覆,以归简易”。此举得到清廷的允准。
商部拟以选派商务议员的方式集权,实则难以如愿。1905年6月,该部发觉:其发交地方审查的商人词讼案件,即使“文牍交催”,“仍复任意迟延”,案悬不结,“疲玩已极”;其所管各项事宜虽迭次通行各省切实督催筹办,但“往往视若具文,屡催罔应”;至于朝廷谕令各省切实保护回籍华商一事,一年有余,“惟两广总督抄录保商局章程咨送到部,此外各省并无只字声覆”。矿务管理与此大同小异。1906年,商部为兴辟矿利,奏准将各省矿政局一律改为矿政调查局,从矿局总协理及矿师中选派矿务议员,以归该部统属。表面观之,商部选派矿务议员,加强了各省矿务管理,其实并非尽然。据矿章规定,凡矿商领取开矿执照,各地方官必须设法保护,但商部查知,“各省遇有本部所发矿照及保商文件多以弁髦视之”。各堂官怒而私议道:“今日各省均已拣派矿务议员,与本部有直接之关系。凡遇重要事件须加严密,咨待编订电报密码,札颁各省议员。如有商界紧要事宜,或须迳达商部核夺,或与各省互相商办,均著译此新颁电码,以免泄露而昭慎重。”㈣显然,商部意在直接与矿务议员沟通,规避督抚干预。然此举阻力极大,难以付诸实施,各堂官不过私下发发牢骚,快快口舌而已。
继设立商务议员、矿务议员后,1905年10月,商部又奏请在各省设立路务议员,凡各省兴路之用料、工程、用人、运输、收支等项均由路务议员统筹并顾,“随时径报臣部核办,或由臣部会商该管铁路大臣及办路地方督抚酌办”。不料,此举招致办路大臣袁世凯强烈反对。袁氏据理力争,认为商部侵夺督抚和办路大臣的路政大权。清廷左右为难,谕令政务处议覆。经政务处调和,商部删改原拟路务议员章程部分条款后,颁布实施。然改订后的路务议员章程与原拟章程相比,路务议员权限被大大缩辖,各省路政大权仍操控于各办路大臣和该管督抚手中。可见因农工商矿各局总办均由督抚札派委任,听督抚之命而行事,商部选派其为商务议员,有名无实,并未改变其与督抚关系的实质。
袁世凯虽保住了路政大权,但对动议设立路务议员的商部右丞王清穆衔恨在心,欲阻挠商部加强对直省农工商矿的管理,“先去王某,则彼部栋桡本实拔矣。”在袁世凯的运作下。王清穆于1906年8月3日外调为直隶按察使。汪大燮私下说:“商部办事琐碎则有之,何至见恶于枢译?”“矿务议员办法,固未尽善,然袁之驳之非驳商部也,直不认政府行政权耳!”商部难以撼动督抚实业、交通行政权由此概见一斑。清廷若有效控驭直省实业、交通行政,当务之急是建立上下贯注、权责分明的 省级行政机构,整合改造农工商矿各局,厘清部院和督抚的权限关系。
此外,四民社会加速重构,也亟需设立行政机构来治理新兴社会群体。随着农工商诸务的繁兴,绅商群体崛起,权势地位不断上升,对清廷兴利裕财产生深远影响。郑观应曾预见到商业繁荣对四民地位的影响:“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绅和商迅速融合化生,使传统社会结构发生裂变的同时,也产生了某些不利因素。他们将实业界作为其啖饭营利之地,呼朋引伴,窟穴其中。时人痛斥说:绅权渗入实业界,然“无事能食绅士之福”。于清廷言,设立相应的职能部门治理绅商,以至生财有序,不仅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要事,也是在动荡变局中维持王朝统治的必然选择。
一言以蔽之,面对“内重外轻”格局的变化、赔款与新政兴利的迫切需要,清廷通过调整官制,整顿各省农工商矿各局所以控制财源、重构四民社会的秩序,建立上下贯注的实业、交通行政管理体制已势在必行。
二、裁局增缺之初议
与督抚增设临时性农工商矿各局不同,有识之士自戊戌维新之际就提议添设正式职官管理农工商诸务。但此议自提出至实施异常曲折复杂。
1898年,蔡镇藩上《审官定职以成新政折》,提出外官改革的思路。他认为:道与同通在顺治、康熙时“屡裁屡复,时并时分,大都亲其事之繁简,非有定也”,咸丰以后时事日变,政务益繁,有一事即设一局,“续兴一事又添一局,遂使天下之官争以求差为务”,官场适成宦途营利之地,“数十年来,所以日讲富强而无效也。”欲求富强,须于南、北洋设立商务道两员,以商务同知、通判副之,“分理所属轮船、招商、制货局厂,及稽察电报、邮政、银行、铁路一切通商事宜”;福建设船政道两员,以同通副之;矿藏丰富之地,酌设矿务道,“仍随矿利之盛衰为裁置”。这是较早根据道与同通的官制特点,结合各地情势,提出在直省添置相应道缺以管理农商诸务的改制思路,然该建议未被当政者采纳。
与蔡镇藩主张略异,维新人士袁昶认为应裁道缺,因事设官。他指出,“国家因事设官,断无其事已废而官犹不裁者”,“各省巡道无兵而有备兵之名,最赘瘤无用”,亟宜裁撤。循此思路,朝廷应裁道添缺,管理农工商矿事务。但如此变革官制,势必重新分配权力,牵一发而动全身,阻力甚大。光绪帝采稳妥之策,避重就轻,于1898年8月30日谕令各省督抚裁撤“不办运务之粮道”和“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并“将现有各局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限一月办竣覆奏,“庶几库款渐裕,得以宏拓新规。”对于农工商矿事务,则是谕令各省督抚设立农工商局,整顿振兴。即使光绪帝采取这种变制幅度较小的策略,但多数督抚仍敷衍观望,不久发生,一切官制改革之议归于沉寂,
庚子后,新政复行,振兴实业、开拓利源被视为富民强国的根本所在,各省添置专官,管理农工商矿事务,再次受到时人的关注。宗室教习陶镛在《请定官制书》中一针见血指出外官之弊:“外则各部之事上萃一督抚,藩臬不过仰成,下责一州县,府道且多牵制,不胜旧弊,遑论新机”,若论新机,“设局委员,省自为政,究碍定制,所裨实稀,是谓有官无法”。他认为政务处议行新政,“有议者必有行者,今矿路虽命大臣,尚无分秩;农商最为要政,未设专官;邮政尚领于洋员,工艺仍侪于末伎”,应将道府皆升为使,裁撤分守分巡道,各使之职掌与中央之部院相对应,“或专或兼亦视部,总督纠察焉而不节制。”该建议立足固有官制,切中时弊,兼顾内外,易于推行新政。但此时清廷改革官制的意向尚不明朗,且戊戌维新之际提出改革官制的官员多受打击,变革政制的声音还相当微弱。难以产生效应。不过,此后司道体制改革与此如出一辙。
预备立宪为外官改制提供了名正言顺之机,增设管理农工商矿和交通事务的机构成为议改外官制的热点,但是在设“司”与设“道”问题上纷见迭呈。1906年5月17日,《申报》消息称:某大臣条陈要政,“请增改官制,拟将各省巡抚一律改为总督,所有各分巡道一律裁去”,增设商务、劝农、邮便等十使司。6月12日《时报》又报道:中国官制即将改革,外官拟添设“工商道”等六道和“输转司”等六司,“悉归地方长官统辖,全废知府、知县以外各官,所谓地方长官者即用向来之巡抚,其总督、将军等则转任内阁及各衙门”。阎媒体纷纷报道官制改革的消息,但如何改革外官制,分歧较大,“尚未折衷一是”。要因是各方自怀其意,权限难以协调分配。
耐人寻味的是,此时有关商部拟裁商务局的传闻不胫而走,在政界掀起一阵波澜,使部院和督抚纠结的实业行政权由隐而显。1906年5月,媒体报道,商部拟在设有商会省郡,“将旧设之商务局一并裁撤”,以整商权。此说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当时正热议改革官制,商部试图借机收回直省商政大权。该部认为,“各省商务局大半以道员为总办,而又未必熟悉商务”,拟派员接替此项局长,或将商务局总办改为商务使。此议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各省商务局惟恐既得利益受损,异常警觉。安庆商会动作最大,联名各业商董致电商部说:“皖商周蔽甲于各处,赖官主持渐有进步,安庆商会仍非官局维护不可,而官无局不能办事,皖局请暂缓裁。”商部见动议裁撤商务局震动较大,随即辟谣说:“各省商务局裁归商会,本部并无此议,该总理等遽信报章谣传,发电请暂缓裁,殊欠斟酌,仰即传谕各业董毋得轻信浮肓”。商部经此波折,不得不暂且收起整顿直省商权之心,以待时机。
尽管裁局添官一时较难,但督抚衙署外局处所无节制膨胀所滋生的弊端已到非革不可的程度。媒体痛斥各局所总办、督办、会办等名目,“素餐尸位,不以为非,盛气相凌,各是其是”,建议改官制定权限。御史史履晋上奏说,自举办新政以来,“此处加一捐,彼处增一税,非取之州县乎?今日设一局,明日设一所,非优给薪水乎?”亟宜“撤局所而专责成”。该折发人深思,触动朝廷至深,但如何整改局所恰是外官改制的难题。1906年7月18日,《时报》建议改革官制以“裁各省之大官”和“改要差为实缺”为要端。但究竟裁直省哪些“大官”,改哪些“要差”为实缺,则见仁见智。
立场不同则态度互异。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周馥向刚归国的端方、戴鸿慈两位考政大臣建议:改官制既要统筹兼顾,又要注意轻重缓急,在财政困绌之际,“应先设治民之官”,兴学、振兴工商诸事“必须诱掖提倡”。但他未明言如何添官管理工商诸事,似在提醒改革官制宜慎而又慎。张百熙则主张巡抚改为总督,下设七司,与主改官制的袁世凯和端方之意相同,建议“裁府留道,升知县品级”。另有人提议:每省设总督一人,总理一切,下设察吏、财政、刑政、兵政、提学、内务、外务、农工商八司,受制于总督而可自达于各部,俱裁盐、粮、兵备道,“以省繁冗而节经费”,如此一来,官制“划然整齐,事无不举矣”。以此方案,直省农工商司既受总督节制,又可自达于京部,其精意在于使直省农工商诸事集权中央,又能广辟财源。
考政大臣载泽的用心更为明确,密奏要在直省添设各司,集权中央。他站在朝廷的立场,忧虑道:“今日督抚之力,足以指挥属吏奔走。庶僚而论,其实权则内制于六部,外分于两司,朝命一下,拱手 受约束惟谨,何者积威约之渐也。”建议朝廷,“今且议添设各司,责成州县,采中央集权之主义,行地方自治之制度。此制一立,疆寄益轻,但虑其威令之不行,不当复忧其事权之太重。且以中国幅员之广、户口之繁,伏莽潜滋,强邻环伺,非有亲信大臣以为镇抚,断难收长驾远驭之规。若禁防过密、督察过严,使内外稍有猜疑,恐非国家之福”,“自昔权奸窃柄,藩镇拥兵,皆在暗弱之朝,积衰之世,如果乾纲独揽,变法图强,断无魁柄下移之虑”。载泽密奏主旨不仅与中央部院改制意愿相通,且洽通圣意。
戴鸿慈、端方对比中外官制,权衡各方意见,于1906年8月25日提出官制改革的整体方案。他们明确指出,管理农工商和各项交通事务应设“司”而不宜设“道”。理由是:中国地方官制层级太多,除盐、粮、关、河诸道各有专责不必议裁外,“宜将守道及知府、直辖州两级悉行裁去,而以州县直辖于督抚”,实行省、州县、乡市三级之制,“庶几繁简得宜”。督抚之下置布政、按察、提学、民政、邮递诸司管理各项政务,其中,“民政司如日本之民政长官,监督全省州县及乡市之行政,察其举职与否、越权与否,而农工商一切劝励保护之策皆出焉”,邮递司管理各项交通事务。如此改制,不仅可减少行政层级,又能改变外官无辅佐官、“事多丛脞”的弊病,“为督抚者总其大纲,如挈裘而振领,全省自无不举之事”。编制局随即根据端、戴所奏,出台了《拟定官制大纲》。但该大纲能否被各方接受则充满变数。
《拟定官制大纲》甫披露便引起时人热议,有人针对外官添改司道、归并局所的方案纷纷发抒意见。御史江春霖奏请改官制要豁除内外官兼差之弊,剑指内之大臣、各部司务和外省局差。出使德国的大臣杨晟建议,各省督抚宜作为国务大臣,下设民政兼巡警、学政、军政、财政兼商务四司,“旧日司道悉应裁撤,并入四司”,令诸司分事而治,以收权限明确之效。翰林院撰文李传元认为改革官制宜先裁冗员,缓设新官,提出外省各司应以藩、学、臬三司兼领,“所有各司即可缓设”。江西道监察御史叶芾棠以“款不易筹”为由,反对添设八司,希望藩、学、臬三司不变,“其余各司之事,可设为局,分隶于各司道,则事举而所费亦省。”由上可见,裁撤农工商矿等局,添司管理农工商或交通事务虽然是改制的方向,但是阻力不容小觑。
三、外官改制的方案分歧
内官制编定后,1906年11月,编制局据《拟定官制大纲》,制定了两套省城院司各官改制方案,向各督抚征求意见。第一套方案按照西方近代科层制精神,仿照各边省将军衙署分设户、礼、兵、刑、工各司办法,合并藩、臬以外司道局所,分设各司;各司设曹,实行合署办公。第二套方案系参照现行官制量为变通,“督抚径管外务、军政,兼监督一切行政、司法”,农工商事务由主管民政的布政使兼管,交通事务由新设财政司兼管,“学、盐、粮、关、河各司道仍旧制”,“以上司道均按主管事务禀承督抚办理,并监督各该局所”。若按第一套方案改革,能做到内有一部、外有一司,上下贯注,就实业、交通行政机构而言,各省应设相应的司与中央的农工商部和邮传部相对应。若照第二套方案,则由布政司兼管农工商,财政司兼管交通。显然,厘定官制大臣拟裁道设司管理实业和交通事务的态度较为坚决。
两套方案涉及督抚权限及相关利益调整,各督抚依违之间,莫衷一是。从各督抚覆电来看,“大抵主第二层办法者多于第一层,主第二层办法而请缓行者多于速行,以编制局两层办法为是而以财力不足、程度未及为言者尤居多数”。司在各督抚的覆电中张之洞的意见分量至重。他痛驳两套方案,认为:道员似不可裁,各省巡道“大率以兵备为主”,其办理军务、教案等事多因“官阶较崇,调遣武营较易”之故,改革官制似不甚与立宪关涉,宜就现有各衙门认真考核,从容整理,“旧制暂勿多改”;目前民生困穷,动辄思乱,应少取于民,多兴实业。张之洞力主“旧制暂勿多改”,目的是维护督抚固有权势,反对各省增置各司,集权中央。该观点表达了多数督抚的心声,如周馥以“呼应不灵”为由反对裁道,又以“廉俸难筹”为辞,拒绝添缺,希望仍沿旧制,以各局所任事,事相联属者可由藩、臬各司兼摄,“不必遽开生面,徒费无益”。
与张之洞、周馥等督抚意见相反,舆论多主张裁“道”。有人指出:“今事权属诸督抚,庶政责诸府县,道员虱乎其间,无所事事。其职名为承上起下,而察其所事,不过转行文书而已”,“故道员者,官场之骄子也,今举而裁之,其有益治道甚大。”也有人直接驳斥张之洞裁留道府的论调,力持“京师有一部,外省即有一司”,告诫改官不可“筑室道谋,百无一是”。以此而言,保留道缺已无意义。然而,张之洞位崇权大,其覆电不仅令“都下主张改官制者莫不哗然”,两宫亦为其言所动。“颇有不欲轻于改革之势”。有消息称,外官改制大约以张之洞覆电为准的,外官添设八司之议恐难实行。张之洞力持“外官少改”似成定局,加之此时中央官制尚未更改就绪,“而排挤倾轧、援用私人之弊已见”,内廷颇不以遽改外官制为然。
外官改制有胎死腹中之虞,厘定官制大臣遂以退为进,另辟蹊径。1907年2月19日和3月9日,《盛京时报》分别登载《编制局拟设督抚衙门幕职说贴》、《编制局裁并道府说贴》两文,披露编制局的变通计划。前者指出:各省督抚对第一层办法决然议行者,“惟滇督一人,其余皆未认可,若强以所难,必至各省纷歧不一,或废而勿举,又使良法沮格不行。”二者相权,惟有将第一层办法寓于幕职之中,“以先为之导”,迨数年后,纲纪具备,财用稍充,再分设各司,或有可行之日。原有布、学、按三司应仍其旧,现有各局所听督抚量为裁并。按编制局所拟方案,督抚衙署内设秘书官一人为长,余皆分曹治事,如外务曹、吏曹、民政曹、度支曹、礼曹兼学曹、军曹、法曹、农工商曹、邮传曹,每曹设参事官一人,其事简不能备官者,听其酌量兼摄。这样,督抚衙署内虽有管理农工商务和交通事务的专职辅佐官,但是,此辅佐官“有职衔而无确定官阶,……而非中央各部的下属”。至于裁并道府问题,编制局制定的《裁并道府说贴》指出:外官存在“管官官多,管民官少”的弊病,督抚覆电多主裁道留府,但张之洞又主道缺似不裁为妥,斟酌折衷,“拟将所有守巡道一律裁撤”,务使“管官之官”减少,削减行政层级。鉴于盐、粮、关、河各道责任綦重,应解去其兼守巡道之职,专管一务,而盐道无督销之责者,粮道无押运之责者,则听督抚酌量裁撤。
从上述两说贴内容看,直省农工商、交通行政管理机构如何添置未作交代。耐人寻味的是,编制局据两说贴精神制定的《厘定各省官制总则草案》却作如下规定:各省置布政、提学、提法三司,布政使受本管督抚节制,管理该省财赋,考核该省地方官吏。布政使司置副使一员或二员(秩正四品,以原设道员酌改),受本管督抚节制,分理该省民政、农工商务及邮传事宜。三司之外,各省视地方情形酌设盐运司、盐法道或盐茶道(其盐法道有原兼驿传字样者一律撤去)、督粮道或粮储道、关道、河道。以上司道除主管事务外,不得兼管地方行政事宜。除以上各司道,所有守巡道一律裁撤。各省原设各项局所应视事务繁简酌量裁并,由各省督抚核议具奏办理。显然,编制局拟在各省设布政使副使一员或两 员,统管民政、农工商和交通行政,受到了张之洞、周馥等督抚意见的影响。如此变通反映出枢臣向督抚妥协让步的迹象。但是,枢臣、部院向督抚妥协让权实不甘心,他们又盘算,于布政、按察、提学三司之外,“增设警察使,归民政部节制;设劝业使,归农工商部节制”。此举表明,枢机重演故伎,又改变了在直省设布政使副使统管民政、农工商和交通事务的主张,力争实现设司集权的初衷,并吸取山东巡抚杨士骧的建议,将交通事务由劝业司兼管。
就在新外官制似呼之欲出之际,御史赵启霖奏请缓改官制,以“各省荒歉已成,民情惶惧”为由,反对改易外官,认为设巡警、劝业两司,“添无数之员,筹无数之费”,应俟年岁丰穰,民情安帖,再将外官制酌议损益。据1907年3月26日《时报》《论赵启霖奏请缓改升官制》一文透露,赵折乃鄂督张之洞授意而为,尽管编制局已刻意迁就了督抚的利益,仅在藩、学、臬三司之外添设两司,但由于张之洞、赵启霖所泼冷水,外官改制顾虑重重。慈禧遂谕令考察政治馆将赵折分行各衙门阅看,以察风向。政治馆对赵启霖所论不以为然,力辩各省添设劝业、巡警两司甚合时宜:“今各省除三司之外,官立局所,大省多至数十,小省亦不下十余,卑以候补道员领之,名虽为差,实与官缺无异。盖闲冗过多,势不得不藉是以为位置之地,一岁所费动盈巨万。此外实缺守巡各道终年闲散,无所事事者又什而八九,一加综核,均可裁并。……此次外省官制草案于各省原设诸局所及分守分巡诸道均议裁撤。所拟新增者不过巡警、劝业两司,彼此相较,所增者尚不逮所裁者之什二。”力请朝廷不宜为浮说所摇,推行改制。而清廷出于慎重,仍令缓议外官改制,劝业设“司”因之延宕。消息灵通的记者报道说:“前议添设警务、劝业二司,以外省筹款为艰,添设大员经费更无所出,拟一并从缓举办。”
四、劝业设官先“司”后“道”
尽管外官改制暂从缓议,但是改革督抚司道衙署机构与归并整合体制外局处所已是大势所趋。力倡改革官制者力陈万不可缓,积极争取早日实施。
有御史奏称,“外官制既经议定,若因内官制多滋流弊,致将议定外官制延不宣布。不惟贻笑于外人,实亦失信于全国”,“折上留中”。载泽暗中活动奕勖说,外官改制延展,“实有阻碍新政进步”,希望奏请朝廷,简派通达政治大臣随带熟谙各省情形之员迅赴各省详细调查,回京再由政府决定办法。英国公使汪大钧奏称,“外官制断不可缓,若必因噎废食,不惟深负士民之望,且启外人轻我之心”。1907年6月10日,岑春煊上折,力言亟宜添设劝业、巡警两司。他申辩说:外省官制以第一层办法为佳,应毅然行之。至于有论者称添设劝业、巡警两司经费无所出,“殊不知现在各省局所林立,大省经费不下数十万,小省亦不下数万。臣核草案所拟,如督抚幕僚及布政五使(布政、提学、提法、巡警、劝业五使――引者注),下而至佐治各员,添官均非甚多。若以各省局所经费及州县延宾幕者移为此用,似未见其不敷也。”如官制果行,任用得人,则各项新政无一不举,水旱盗贼自可设法补救,“此断不可缓者也”。
政府枢臣为力倡改革者的积极呼吁所动,斟酌权衡,拟以东三省改制作为外官改制的模范,“如果确有把握,毫无流弊,再行推广各省。”而在讨论东三省改制时,农工商行政机构设“司”抑或设“道”,竟然再度成为当道权衡的重点。1907年4月底,徐世昌与军机大臣会议外官改革事宜时表示,外官制“仍请更改,先从东三省办起”,“拟裁各省分巡、分守道,添设巡警道、商政道各一缺”。5月4日,徐世昌向两宫汇报东三省筹议改制情况,又改变添设商政道的原意,拟先设商务、财政等五司。据说,此议深得两宫认可。5月11日,《神州日报》又言:“政府诸公欲以东三省所改官制为各省模范,拟用政务处去年所拟各省官制第一层办法,裁去司道,设立十司”,此十司不必“奉旨简放”,可“迳由督抚奏署奏补”。由于东三省原有八旗驻防制,与各行省体制迥异,最终东三省督抚考虑历史与现实的需要,奏请于三省公署分设交涉、旗务、民政、提学、度支、劝业、蒙务七司,酌量归并原有局署,但七司均由东三省督抚奏署奏补。㈣由商政道至商务司而劝业司的变化,说明东三省兴利机构的讨论并非停留在名称上,而是督抚力争司的奏署奏补权。
东三省改制方案的出台加速了外官改制的进程。慈禧对徐世昌赞许有加,明示“如果办理妥善”,各省均可仿行。外官制草案遂进入最后审核阶段。1907年6月10日,《盛京时报》披露:外官制草案“奉旨着交孙家鼐阅看酌核,闻其大纲无甚更动,仅裁道缺及河工各缺、佐杂闲曹等缺”。外官改制纷纷扰扰,终有宣布之望。直省官制草案经孙家鼐、瞿鸿禚酌改后, 1907年7月7日,总司核定官制大臣奕勖等奏请,于直省布政司、提学司、按察司之外,添设巡警、劝业两道,劝业道掌管全省农工商业及各项交通事务,并将按察司旧管驿传事务改归该道兼管。同日,朝廷颁布上谕:此次所定直省官制,各省督抚体察情形,“统限十五年一律通行”。至此,劝业道正式诞生。
清季由劝业设“司”至设“道”的变化,过程曲折复杂,后人难悉其中隐意,穿凿附会不在少数。民国学人刘锦藻说,“巡警、劝业均辖全省,应称司不称道,惟司属三品,非部曹应升之阶,抑之为道,可以简放,改官制专为京员谋出路,可议者此其一端也。”后来学者普遍沿用此说。其实,刘锦藻之说虽有道理,但并非尽然。有学者甚至用“现代化”的概念解析,恐距事实本相更远。
按照清制,内、外官互用本有成例。顺治十二年九月,吏部奉谕:“国家官员,原当内外互用”。“其在外司道等官,品行著闻、政治卓越者,确察实迹,遇缺内转。务使内外得人,职事修举”。这一内外互用的做法后来被沿用。这次外官改制,若设巡警、劝业两司,势必减少京官外转的机会,因此,设巡警、劝业两道,似有为京官谋出路的考量。但首批劝业道的选任,督抚多先发制人,奏署劝业道,鲜有京官外转者。
围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娱乐项目,历代都有一些令人拍案叫绝的有关下棋的故事。史上有这么不寻常的六局棋,读来让人惊心动魄。
公元383年,东晋时期,爆发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淝水之战。东晋以八万人马,打败了号称百万人马的前秦八十万大军。当捷报传回建康的时候,谢安正跟朋友下棋,他随意看过后,便搁置一旁,继续下棋,似乎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友人相问,他只是淡淡地说没什么,只是小孩子们已经把敌人打败了。《世说新语》是这样记载此事的:“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东汉名士、名列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是当时有名的文臣。《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的融说的就是他。他为人耿介不狷,素为把持朝政的曹操所憎恨。一次,曹操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抓起来。这时孔融的9岁儿子和7岁女儿正在下棋,有人劝他们赶快逃命,兄妹俩回答说:“哪里有毁掉鸟窝,鸟蛋还能平安无事的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两人安安静静地下完一局棋,也被抓走,和父亲一起被杀掉了。《后汉书》对此平静的记载,读来让人无法不心惊肉跳。
三国时吴国的丞相顾雍是有名的棋迷。吴太子孙和反对下棋,把下棋说得一无是处。顾雍是丞相,权高位重,对太子的话装作没听见,照旧在宫邸与宾客弈棋。一次,棋战正酣,家人报告,他在外地做官的儿子顾劭重病身亡了。顾雍闻讯面不改色,对弈如故。但在棋桌下面,却用力以指甲掐手掌上的肉,掐得血都流了下来,以发泄心中的痛苦。
在三国的政治家中,顾雍有“东吴名相”之誉。他在吴国名臣张昭、孙邵之后执掌相位、辅佐孙权,是个有大功劳的人物。史书说他气度恢宏、处变不惊,从他弈棋的故事可见一斑。顾雍办事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主意,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处理问题稳妥,很讲究方式方法,吴国在他的治理下出现了全面兴盛和繁荣。
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是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一天,他正在与朋友下棋时,家人风风火火跑来报告:“老夫人过世了!”朋友慌忙起身,催他赶紧回去料理母亲的后事。阮籍却非要将那盘棋下完不可,双方又博弈了两个多时辰才终局。《晋书・阮籍传》是这样记载的:“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
如果你以为阮籍这样是不孝,那就冤枉他了。《晋书・阮籍传》说他下完那盘棋后:“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南朝宋明帝时有位官员叫王景文,是个很能干的人。宋文帝非常器重他,不仅为自己的儿子宋明帝娶景文之妹并且以景文之名命名明帝。但宋明帝临死之际,对王景文非常不放心,担心自己死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不会甘心称臣。宋明帝病重之时,遣使送药赐王景文死。诏书送到王家时,他正与朋友下棋。王景文看完诏书,将其压在棋盘下面,神色自若地继续与朋友下棋。一局终了,王景文从容地收拾好棋子,取出诏书,然后,端起毒酒,举杯对朋友说:“我要走了,这杯酒不能劝你喝了。”言罢,一饮而尽,时年六十。
乾隆年间,扬州有个盐商叫胡照麟,酷爱下棋。一次,胡照麟与名手范西屏下棋,下到中盘时,已明显居下风,就不敢再下了,谎称肚子疼而封盘告退。胡照麟找当时的高手施定庵请教,然后,又赶回去跟范西屏继续对弈。施定庵的住处离扬州较远,胡照麟来回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为了下赢一盘棋费这么大的劲,这样的顶级棋痴可谓空前绝后。(摘自《读者》)
关键词：梁季；江陵；政治骈文；文学书写
作者简介：钟涛，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24）
梁代文章创作宏富，就数量来说，居南朝之冠。这些文章中骈文的数量，尚未有精确的统计，但应当不在少数。本论文将关注点放在梁季江陵，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限制，冀以筛选出具体明确的研究对象。而梁季江陵的骈文写作，几乎全是围绕当时政坛大事，与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将骈文的政治功能和文学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①本论文试图结合梁季江陵骈文的写作背景、目的和内容，分析这些骈文的文学书写形式，并以此为案例，探讨骈文的应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融通。
一
“梁季之祸，巨寇凭垒”②。梁代末年社会动荡，从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之乱至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十月陈霸先代梁，持续了近十年。湘东王萧绎早在普通七年（526），就曾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控制长江中上游。太清元年（547）再次出镇江陵，随后京师很快陷于政治动荡，江陵暂时成为一片安定之地。在后来的政治争斗中，萧绎剿灭了侯景的叛乱，萧誉、萧、萧续、萧纪等先后败亡，萧绎正式称帝。太清二年至承圣三年（554），正是由于萧绎的号召力和政治地位，江陵逐渐成为士人的归属和集中地，仅承圣三年江陵陷落时被西魏掠至长安的士人就有数十人。著名文人如庾信、王褒等都曾先后是江陵萧绎文人集团的一员。江陵文人集团既包括萧绎及一直追随在他左右的文人，也包括如庾信这样侯景之乱后从建康等地逃归江陵的文人，以及如沈炯这样曾在王僧辩幕府的文人。梁季江陵政治骈文指的是太清二年至承圣三年（554）江陵萧绎集团所作与当时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骈文。另外，徐陵等人虽不是江陵文人集团的一员，但其在邺中所上的《劝进梁元帝表》，与江陵政治密切相关，也可算是江陵政治骈文的一部分。粗略统计，今存太清二年至承圣三年（554）江陵萧绎集团所作文章约三十余题，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当时重大政治活动的产物。据严可均所辑《全梁文》和《全陈文》，剔除其中残存的散体或骈体残句，比较完整的骈文约二十余篇。这些骈文在清人李兆洛《骈体文钞》中选有五篇，即：萧绎《次建业诏》（《将归建业先遣军东下诏》）、《课耕令》（《耕种令》），沈炯《劝进梁元帝第二表》、《劝进梁元帝第三表》，徐陵《劝进梁元帝表》。这五篇分列于“诏书”、“教令”、“劝进”三类，均属“庙堂之制，奏进之篇”③。其余《骈体文钞》未录之文，性质亦相近，均为施用于庙堂之上的政治性骈体公牍文。
这些政治骈文最集中的主题，就是劝进萧绎和萧绎的答劝进。劝进和答劝进，是魏晋南北朝政治中十分普遍的现象，但萧绎在江陵登基之前，由于他的处境特殊，政治形势复杂而微妙，这些劝进文和答劝进文的立意角度和写作方式，也就呈现出与一般易代之际禅授劝进文字不同的特点。
在这些劝进表中，以大宝元年十一月南平王萧恪等人所上为最早。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陷京师，五月，梁武帝萧衍崩，侯景立萧纲为帝。朝廷陷贼，萧氏诸王却忙于内斗。这年六月开始，萧绎先后征讨河东王萧誉、岳阳王萧。第二年朝廷改元大宝，而“世祖犹称太清四年”④。萧绎以诸藩王之首自居，而对身处侯景控制的新帝萧纲，则是观望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萧恪等人上表，冀萧绎“进位相国，总百揆，竹使符一，别准恒仪。仗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辂而定社稷”⑤。萧绎答表中虽称“鲸鲵未翦，寤寐痛心”，“率此小宰，弘斯大德”，“瞻言前典，再怀哽恧”⑥，但还是接受了劝进，进位相国。
大宝二年十月简文帝萧纲被害后，政治情势与大宝元年已有所不同。沈炯为王僧辩所拟的三劝进表，劝进的目的和立论的角度都集中在早登大位，国不可一日无主上。大宝二年冬十月，萧纲为侯景所害，王僧辩等上表劝进，以为“黔首岂可少选无君，宗祀岂可一日无主”⑦，萧绎答表则以侯景未灭相推辞。同年十一月，王僧辩又奉表以“赤县无主，百灵耸动”相劝，以为“国耻家怨，计期就雪，社稷不坠，在圣明。今也何时，而申帝启之避，凶危若此，方陈泰伯之辞”⑧，萧绎仍未欲即位，答表称“孤遭家多难，大耻未雪，国贼则蚩尤弗剪，同姓则有扈不宾，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应宝历，何以嗣龙图。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来议也”⑨。大宝三年三月，侯景之乱得平，王僧辩等再次奉表劝进。萧绎答以“淮海长鲸，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未全革面”⑩。侯景虽灭，他登上帝位的障碍还有兄弟子侄。就在同月，在萧绎的授意下，豫章嗣王萧栋，及其二弟桥、被害。同年四月武陵王萧纪在蜀称帝，改号天正元年。萧绎遣使拜谒陵莹，修复社庙，但对群臣的拜表上尊号，仍固让不受。聘魏使徐陵于邺中上表劝进：
伏愿陛下因百姓之心，拯万邦之命。岂可逡巡固让，方求石户之农；高谢君临，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见圣人之不仁。率士翘翘，苍生何望！昔苏季、张仪，违乡负俗，尚复招三方以事赵，请六国以尊秦。况臣等显奉皇华，亲承朝命，璋特达，通聘河阳，貂珥雍容，寻盟漳水，加牢贬馆，随势污隆，瞻望乡关，诚均休戚。但轻生不造，命与时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远摈。承闲内殿，事绝耿之恩；封奏边城，私等刘琨之哭。11
萧绎是否有表答徐陵不得而知。这之后，王公卿士复劝上尊号，萧绎谦让未许，表三上，乃从之。
萧绎在梁末宗室诸王中，最具实力和声望，在侯景之乱中又身处江陵，占有地理和政治上的优势，成为稳定动荡局势的希望，故而“四方表劝，前后相属”12。两晋之际，在中原抗敌的刘琨，遣温峤等向司马睿上表劝进，表文慷慨陈词，激昂恳切，忠心报国、决意复仇之情贯穿全文，被认为是 “正大光明，固是伟作”，“诚心所及，乃为高文”13，“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14。梁季动荡的政治形势，与西晋末年颇有相似之处，萧绎在外敌入侵、诸王争权的政治斗争中，相对说来也是众望所归。劝进萧绎，与一般易代之际，强臣掌国的情势下，其僚属群下在“九赐”、“禅让”的过程中，上表劝进，为改朝换代做舆论准备还是有所不同。今存的劝进萧绎诸文，虽然也旨在显示他上合天意、下称民望，但并不以歌功颂德为主，而是以时事之艰、国家之需相劝。不以表功业、述祥瑞为中心，而是陈述时事，强调危急存亡之秋，颇有家国危亡之叹。萧绎禀性猜忌，喜矫饰，又暗藏私心。他对群下的反复劝进，一直以谦退答之。固然，把持朝政的重臣在夺取皇权之前，接受劝进时都有这种装模作样的套路，但在萧绎这里也不完全是一种礼节性的虚伪应答，而是具有其现实的政治考量。太清二年侯景之乱后，萧绎无论是坐观国祸还是发兵勤王，翦除兄弟还是消灭子侄，最终目的都是为自己登基扫除障碍。到他觉得障碍尽除，可以称帝时，才接受劝进称帝。但此时梁州、益州已并入西魏，襄阳也在西魏控制之中，江陵形势十分孤立。江陵城陷落，萧绎被俘遇害的命运已不可避免。联系这些历史背景来看大宝年间的江陵政局和劝进、答劝进诸文，真有“文章可觇世运”之感。15
除了劝进与答劝进，今存的其他江陵骈文，也主要是出于萧绎之手的诏令。驰檄遣军，即位改元，劝农课耕，褒赠功臣，围绕的都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与劝进表令一样，都是政治公牍文。这些作品，对我们理解政治活动中的文学性写作，理解骈文与政治的关系，政治骈文具有的文学特征等，都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意义。
二
梁季江陵政治骈文的文学性书写，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这些文章采用骈辞俪句这种独具特点的文章艺术形式。刘勰认为对偶句的产生，源于自然：“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逢然成对”16，在日常语言和一般文章写作中，对偶的使用，也十分常见。但骈文主要由对偶句构成，对句是文章结构主体和基本形态，骈文中对句的使用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有意识的整体性的文学语言选择。这种文学语言选择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效果，使实用文章的功能在具有文学性的审美视域中展开和实现。
梁季江陵政治骈文都是为特定政治目的写作，有直接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功能。这种在一定政治语境下的文章写作，不是文学行为，而是政治行为，必然受到政治语境的制约。散文和骈文都能恰当得体地表达政治内容，不过，骈文对偶精工，整齐和谐，典雅庄重，读起来正气凛然，语句本身就给人极大的权威性感觉，十分适合写作政治仪式性很强的庙堂文章。尤其是江陵文章主要是劝进和答劝进文，以及诏令之类，这类重大政治场合使用的文章，诉说的权威性和传播的感染力是作者首先要考虑的，自然十分重视文章的修饰性，文章风格以庄重得体，典雅雍容为宗。江陵政治文书不但普遍使用对句结构文章，而且这些对句结撰精心，十分具有表现力和艺术效果。如沈炯《劝进梁元帝第二表》开篇云：
紫宸旷位，赤县无主，百灵耸动，万国回皇。虽醉醒相扶，同归景亳，式歌且诵，总赴唐郊，犹惧陛下俯首潸然，让德不嗣。传车在道，方慎宋昌之谋；法驾已陈，尚杜耿纯之劝。岳牧翘首，天民累息。17
《劝进梁元帝第二表》写于梁简文帝被害后，这段文字就是说天下无主，萧绎是众望所归，劝其不要推辞帝位，但这层意思，通过对偶和用典，以骈文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将直白的政治诉求，变成了蕴含深厚文化积淀的文学表述，赋予了审美色彩，可以说是政治功能的一种文学具现。全段两两相对，反复渲染。不仅言对精巧，事对也很允当，如以商末景亳之命大会和唐尧时百姓盛世而歌两典相对，表明萧绎继位是秉承天意民意，又以宋昌倡立汉文帝和耿纯劝刘秀称帝两事相对，劝说萧绎不要推辞。十分切合表文主旨，高古典雅，韵味实足。
在魏晋南北朝整个文章创作领域高度骈俪化的背景之下，具有庙堂之制，奏进之篇性质的梁季江陵政治文章，采用骈体的形式写作，既满足政治公牍文的功能需要，也符合时代的文学审美思潮。而自六朝朝廷政治公牍文书多用骈体以后，一直到清末甚至民初，朝廷和政府的重要公牍文书，也都常采用骈体这种具有文学性的表达形式。
三
梁季江陵政治骈文采用了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书写方式，还不仅仅是因为它使用了骈辞俪句，具有骈体文的外在形式特征，而且它在更深层次和文学用语言来塑造形象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相通之处。文学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审美形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审美性并不是江陵政治骈文创作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但这些文章的作者，为实现其应用价值，采用了文学审美的形式写作，力图通过具有审美性的文章艺术来达到政治公牍文的实用目的。
刘勰认为表“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骋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18。章表之文，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说理陈事为用，但仍然要附乎性情，经纬情辞，文为情使。刘勰的这个看法，标明在古代“杂文学”的观念之下，公牍应用文，也具有文学性的要求。梁季政治骈文中大多表现出强烈而真切的情感精神，这是其具有文学意义的重要方面。如沈炯的《劝进梁元帝第二表》中有云：
日者，公卿失驭，祸缠霄极，侯景凭陵，奸臣互起，率戎伐颖，无处不然，劝明诛晋，侧足皆尔。刁斗夜鸣，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顾衔悲；凉州义徒，东望殒涕，黔首，将欲安归！陛下英略纬天，沉明内断，横剑泣血，枕戈尝胆，农山圮下之策，金匮玉鼎之谋，莫不定算帷，决胜千里。击灵鼍之鼓，而建翠华之旗，驱六州之兵，而总九伯之伐，四方虽虞，一战以霸。斩其鲸鲵，既章大戮，何校灭耳，莫匪奸回，史不绝书，府无虚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兰，敌国降城，和如亲戚，九服同谋，百道俱进，国耻家怨，计期就雪，社稷不坠，在圣明。今也何时，而申帝启之避，凶危若此，方陈泰伯之辞。国有具臣，谁敢奉诏。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万国之欢心，万国岂可无君，高祖岂可废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风通吹，云烟纷郁，日月光华，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飞舻巨舰，竟水浮川；铁马银鞍，陵山跨谷。英杰接踵，忠勇相顾，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报主。莫不覆盾衔威，提斧击众，风飞电耀、志灭凶丑。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广发明诏，师出以名，五行夕返，六军晓进，便当尽司寇之威，穷蚩尤之伐，执石赵而求玺，斩姚秦而取钟，修扫茔陵，奉迎宗庙。陛下岂得不仰存国计，俯从民请。19
沈炯虽是为王僧辩代言，但书写的既有个体体验，也有时代共同情感。将侯景之祸中士人的悲惨彷徨，无所依归之情，写得很真实。对萧绎才略功业虽有夸大之辞，也在属臣的情理之中。行文的基调则显得情感浓烈，声情勃发，激越恳切。以陈达情事为目的上表，如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之类，是臣子个体向皇上表明心迹，个性化私人性特色明显，虽为应用文，却在一定程度能自抒胸臆。劝进表之类，往往是代百官立言，个人色彩要淡得多，抒感也往往会比较程式化。但沈炯亲历梁季动乱，“遭乱执节，濒死幸生。梁元进讨，贼景东奔，可冀苟安，犹不免杀妻子、屠昆季，非张俭之亡命，类李陵之无家，悲哉一生，不复望振”20。进表时沈炯身处王僧辩军中，忧虑国家无主，在为国家宗庙计的宏大叙事中，融入了时代的痛苦和自身的忧国忧民之情，故而表文写得“悲深迫蹙甚于越石”21。张溥说他“劝进三表，长声慷慨，绝近刘越石；陈情辛宛，又有李令伯风”22。正是看到其骈体公文具有的强烈抒情特征。具有个性化特征的抒情，并不是公牍应用文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文学抒情手段的借用。
江陵政治骈文中的许多作品，都突破了公牍文以实用为尚的局限，注重形象化描写，这也是其文学性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萧绎《耕种令》：
军国多虞，戎旃未静，青领虽炽，黔首宜安。时惟星鸟，表年祥于东秩；春纪宿龙，歌岁取于南。况三农务业，尚看夭桃敷水；四人有令，犹及落杏飞花。化俗移风，常在所急；劝耕且战，弥须自许。岂直燕垂寒谷，积黍自温，宁可堕此玄苗，坐红粒，不植燕颔，空候蝉鸣。可悉深耕种，安堵复业，无弃民力，并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23
令文为劝农而作。文中直白的说理议论之句并不多，而颇有叙述描写之辞。谭献评其“华辞尚以意运”24。齐梁公牍文中，常用如“夭桃敷水”，“落杏飞花”这类十分形象的描写性“华辞”。同为劝农的王融《天监九年策秀才文》中，“将使杏花菖叶，耕获不愆；清泠风，述遵无废”就一向为人所称道。梁季政治骈文的形象性，不只是体现在这种对自然风光的描写，而是文章整体给人形象生动之感。如前文所引沈炯《劝进梁元帝第二表》中一大段都有这个特点。再如萧绎《驰檄告四方》中写己方军势之盛：
雷震风骇，直指建业。按剑而叱，江水为之倒流；抽戈而挥，皎日为之退舍。方驾长驱，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挟曳牛之侣，拔距磔石之夫，骑则逐日追风，弓则吟猿落雁。捧昆仑而压卵，倾渤海而灌荧。如驷马之载鸿毛，若奔牛之触鲁缟。以此众战，谁能御之！25
夸张性的描写，十分生动形象。今存梁季江陵骈文的作者，大多同时也是诗人和赋家，他们将诗的抒情特点和赋的描法融入政治骈文的写作中，使这些公牍应用文也有了审美意义和文学价值。
四
梁季江陵骈文的文学性书写，还表现在其他一些艺术技巧的运用上。许评萧绎《答王僧辩等劝进令》（《答群下劝进令》）说：“元帝性好矫饰……狡人好语，固不足信……引古立案，构思精而撰语峭。”26许对文章的内容和表达的情感持否定态度，但他从修辞、构思、用语等方面概括出的艺术特点，却可以说在梁季政治骈文写作中具有共性。“引古立案”，指的是使典用事，具有比喻与象征的作用，是一种曲折的文学表达方式。古人所谓构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谋篇布局，而涉及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思维活动，许所谓“构思精”，既是篇章的精心结撰布局，也有文学性的艺术构思之意。“撰语峭”是许对萧绎《答王僧辩等劝进令》语言风格特征的概括。梁季政治骈文语言风格或峭拔、或高朗、或隽逸、或华赡……，虽各有不同，但大都有不同于一般非文学文献的语言特点，体现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和不同于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艺术效果。如《答王僧辩等劝进令》：
孤以不德，天降之灾，枕戈饮胆，扣心泣血。风树之酷，万始不追；霜露之哀，百忧总萃。甫闻伯升之祸，弥切仲谋之悲。若封豕既歼，长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轨，继子臧之高让，岂资秋亭之坛，安事繁阳之石。侯景，项籍也；萧栋，殷辛也。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飞龙之位，孰谓可跻；附凤之徒，既闻来议。群公卿士，其谕孤之志，无忽！27
这是萧纲被侯景所害后，王僧辩等奉表劝进，萧绎的答辞。萧绎在之前出于私心，救援京师建康未尽全力，忍看父兄身陷贼手，先后遇害。此刻虽仍有政治权势的考量，但他心中的悲痛应是真实的。他抒写自己听闻简文帝遇害后的悲痛，用了汉光武帝刘秀之兄刘伯升和吴大帝孙权之兄孙策遇害事；表达自己谦退之心，则用吴公子季札及曹国子臧让国的故事。将侯景比作项羽，萧栋比作商纣王；自比尚称汉王的刘邦和还没伐商的姬发，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目标。除这些明显引古的事典外，截取旧典语词亦复不少。萧绎构思的精妙在于将复杂的心情和政治的考量算计，如剥笋抽丝，层层写出。文辞顿挫宕荡，简劲峭拔。无论其情之真伪，都不能不承认其具有精微之思，渊雅之辞，情旨内包，秀采外溢。
梁季江陵的骈文存世虽不多，但却很典型地折射了大多数骈文（不包括赋）的创作性质。28骈文与诗、赋等文学文体不同，大多具有应用文性质，而非纯粹的文学写作，但即便应用在政治场合，具有最直接实用目的的公牍文，也是采用了一种文学书写方式。优秀的骈文，不同于一般文献，而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它们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具有审美特征。骈文应用文固然多数不是纯粹的审美文学作品，但骈体公私文牍往往在应用性和审美性的两极之间取其中，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因而大多也不是只有实用功能，也具有审美功能。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中唐韩愈革新骈体文，提倡古文，主要目的是通过文体的变革，改变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重新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我们认为骈文也具有政治功能和教化作用，并未脱离儒家的政治美学范畴。参莫山洪《论中唐骈散相争与韩愈的“破骈为散”》，《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②④⑤⑦⑧11121719姚思濂：《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6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8页，第120页，第131页，第121页，第119页，第120页。
③13152124李兆洛：《骈体文钞》，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12页，第239页，第243页，第242页，第152页。
⑥⑨⑩23252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均引自第3041页。
141618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07页，第588页，第409页。
2022张溥、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37页，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