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4 10:51:18
一、河南茶叶产业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数量少、货值低。多年来，河南茶流通体系不健全，经营和交易方式落后，出口依赖浙江等省转口，这使得河南茶产业在出口数量和货值上不仅难以与安徽、福建等产茶大省抗衡，也落后于江西、湖北等省份。根据国家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公布的数据，2014年1～5月，河南茶叶出口的数量在全国排名第11位，出口货值在全国排名第12位。
（二）品牌创建力度不足。众所周知，信阳毛尖作为河南信阳当地的著名土特产，和西湖龙井一样，是一个地理标志，是证明商标。由于地理商标不是某个机构或者个人刻意宣传的结果，而是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形成的，所以没有明确的权利主体。大量经营者共用一个品牌，使得大家都缺乏维护商标声誉的积极性，以致很多低质劣质甚至假冒产品出现，严重影响信阳毛尖的声誉。目前，信阳毛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基本局限在河南，在外省乃至国外很难见到信阳毛尖的影子。品牌创建力度不足成为制约河南茶叶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障碍。
（三）绿色贸易壁垒的压力。近年来，随着全民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茶叶质量安全受到广泛关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断提高茶叶检测标准。2008年8月1日起欧盟将对残留在茶叶中的农药硫丹限量从30mg/kg调整为0.01mg/kg，把检测标准提高了3，000倍。同年9月1日，对出口到欧盟的茶叶检验由原来的100多项增加到200多项。2011年10月1日起欧盟对我国出口茶叶采取新进境口岸检验措施。2012年12月20日，欧盟法规（2012/1235/EU），调整来自非欧盟国家进口非动物源食品与饲料进境抽查比例，其中涉及我国的茶叶。日本于2009年5月实施的新《食品卫生法》将设限农药残留由83种增加到约144种。2013年2月20日起，日本实施新的食品、添加剂等规格标准，对杀虫剂三唑磷的限量由前的0.05ppm/kg修订为0.01ppm/kg，除草剂苄嘧磺隆的限量由前0.02ppm/kg修订为0.01ppm/kg。愈发严苛的检测标准，使得河南出口茶叶被检出不合格率风险大大提高，出口压力倍增。
二、河南茶叶出口贸易对策
（一）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拓宽出口渠道。河南茶叶出口，要坚持巩固欧洲、开发日本、非洲和北美洲市场的原则，积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一方面要利用多方力量推动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转型，从目前在国际市场影响有限向跨国集团迈进。政府、企业和行业组织应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大型茶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延长产业链，最终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跨国集团；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茶叶外贸企业发展，支持茶叶外贸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尽快形成若干家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茶叶外贸企业和企业集团。鼓励茶叶外贸企业发展在线外贸等现代外贸方式，不断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销售价格，扩大外贸额。鼓励茶叶外贸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对茶叶外贸企业面向非洲、北美等新兴市场的拓展，以及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等国际认证项目予以优先支持。
（二）加大产品宣传力度，创建国际知名品牌。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茶企赴境外参展，宣传河南茶叶品牌。对企业当年参加重点境外展览会的前若干个标准展位的展位费给予全额或一定比例的补助，将企业参加由省外经贸厅组织举办的境外大型综合展览会发生的运输展品的海运费纳入补助范围，并适当提高对单个企业的年度补助限额。茶叶企业则应在包装、茶产品加工、茶保健品等领域进行创新，从精神、文化和情感上充分挖掘茶文化的内涵。要结合中国传统茶文化及河南茶文化，再融入国外文化理念，创新出合适且有效的河南茶文化国外特色宣传，通过茶叶保健功能的宣传来扩大欧美国家的销路。还应该大力宣传河南茶叶的优质、无污染和保健效果，树立河南茶叶的良好国际形象，搞活茶经济、推动茶文化，以茶文化来推动茶消费，提高河南茶叶国内外知名度，创立国际知名品牌。
（三）引用国际先进质量标准，进行绿色生产。相对于欧盟、日本等目标市场对农产品进口的高标准，我国的茶叶生产和检测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河南茶叶要扩大出口，必须引用国际先进质量标准，狠抓茶叶生产质量要求，从而达到国际市场规定的质量要求。河南政府要全面建立茶叶质量可追溯体系，研发替代农药，建立出口茶生产基地；制定茶叶出口统一标准，规范企业经营活动，保证行业健康发展。河南茶企则应视绿色为发展的生命线，对所收购、流转、合作的茶园进行无公害改造：翻土，施菜籽饼做成的有机肥，喷洒生物农药、严格控制农药残留。把制茶车间建成与生产药品差不多的极净车间，员工要戴头套、穿专用洁净服、套鞋套，风淋系统吹干净后，方能进入。茶企还要带领茶农致富，让茶农从内心认同高标准种茶，这样才能实现高标准的质量管控。
作者：朴莲花单位：周口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键词：跨境电子商务;茶叶经济贸易;影响及对策
跨境电子商务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全新国际商务模式，与传统贸易渠道不同，电子商务以新媒体技术为信息交流工具协议交换商品或服务，交易过程及货物配给完全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交易双方不需要面对面沟通。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外贸行业在世界市场中规模庞大但产值较低，主要以提供劳动导向型的加工产品或特色原料出口为主，企业与国际市场的接触水平较低，随着东南亚国家更为低廉的劳动力及原料提供，传统外贸企业受到了较大冲击。跨境电子商务的出现为外贸出口提供了多样化思路，国内以阿里巴巴集团为首的电子商务平台和线上支付模式建立，为电子商务的普及奠定了必要技术支持和舆论基础，茶叶产品与跨境电子商务模式结合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已有销售渠道。作为世界第一大茶叶产地，我国茶文化内涵丰富，不同种类茶叶的文化内涵及养生功效吸引着海内外消费者，跨境电商可以有效地将我国的茶叶产品推广并销售到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对于茶叶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1茶叶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1.1茶叶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特点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彻底改变了现代人生活，人们信息获取渠道的丰富使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全球经济发展开始出现融合。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规模逐年扩大，克服了传统贸易的空间限制，企业使用网络搭建涵盖海内外市场的商业平台，统一整合产品宣传资料，帮助有需要的经销商及消费者直接获取商品信息并实现交易。跨境电子商务的全球性特点使信息借助新媒体得到最大程度传播，极大降低了外贸企业的运营成本，令企业宣传效率不断提升。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直接获取所需产品信息，对满意的产品直接付款交易，线上支付软件功能及安全性的不断完善，为互联网线上快捷交易提供了必要技术支持，以现代化物流体系反映出跨境电子商务的快捷性。我国加入WTO以来全球经济影响力逐年上升。茶叶与咖啡、可可被称作世界三大饮料，拥有广泛的受众和庞大的贸易需求，受茶树种植的地理条件限制，适宜种植茶树的地区非常有限，以欧美为首的茶叶消费大国并没有本土茶叶。茶叶企业跨境电子商务概念的出现可以帮助企业通过信息工具，将传统茶产品制作工艺与文化内涵展示出来，经销商和消费者可以方便了解不同品种茶叶的保健功效、生产过程以及加工环境，消除国际茶业市场对“中国茶”质量安全的疑虑。简化传统贸易中买卖双方会晤、商榷、谈判等繁琐的贸易过程，降低外贸企业中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量，企业可以通过宣传资料精编及修改完善，轻松完成信息的传递工作，使国际贸易不断便利化。
1.2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对茶叶经济贸易的影响
随着我国茶叶生产技术的不断完善，茶叶经济发展重心开始由国内市场向外转移，企业跨境电子商务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进出口贸易模式。茶叶产品线上交易的整体过程极大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例如：企业间跨国商洽的人力成本及交通费用、驻外机构开拓市场的宣传费用等，很大程度降低了茶叶在运输储备中的损耗。茶叶出口企业集成化信息系统构建有助于经营者快速了解消费者需求，及时调整生产模式，减少储备型库存，通过对线上交易信息数据整合归纳，拉大企业利润空间。传统茶叶进出口贸易中，生产企业与客户关系建立主要依赖中间商搭建的展销会平台，中间商赚取大量利润的同时无法保障双方利益，电子商务的普及使性价比高的互联网平台代替中间商环节，出口企业可以直接与消费者沟通。在交易方式上，第三方支付保障平台的出现使电子金融得到越来越多人认可，消费者可以直接在线上付款下单，预付资金受第三方平台监管，确保企业发货、物流运送、客户最后确定收货后完成打款交易。跨国电子商务的商品交付依赖国际物流展开，成本结构中产品研发和信息技术投入不断增长，信息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出口企业管理模式得到全面优化。
2茶叶跨境电商务发展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
2.1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下茶叶经济贸易存在问题
由于信息技术及运营经验限制，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下茶叶经济贸易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跨境电商相关人才的匮乏。自阿里巴巴创办“淘宝网”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势头迅猛，多数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获取巨大“流量”并有效转化为经济收益。然而，与国内电子商务模式不同，跨境电商发展中涉及的国际商务知识及平台选择具有一定专业性，长期以来，我国茶叶产业人才培养着重于专业知识与茶文化内涵，企业运营人员无法满足跨境电子商务需求，兼具专业知识、语言能力和涉外商务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较少。其次，跨境电商的物流问题。电子商务的基本流程是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选择产品完成支付，企业将货物由物流运输渠道送出，消费者确认无误进行签收，线上交易的完成主要依赖物流体系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涉及国际物流，在我国不同区域间水平不均，茶叶作为食品在跨国运输的海关检疫检查中难度较大，导致当前茶叶产品国际物流成本高且耗时长。最后，茶叶出口企业互联网营销能力较低。现阶段，国际电商平台众多且入驻门槛低，消费者面临多样化选择，企业需要通过有效营销手段，吸引消费者关注促成消费，但由于企业对互联网营销及信息技术的认识、投入水平限制，大量中小型茶企无法最大化发挥平台宣传效果。
2.2现阶段茶叶经济贸易发展对策
茶叶出口企业为适应当前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趋势，推动我国茶叶经济贸易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已有生产管理模式完善自身，确保行业可持续发展。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打破固有思维限制积极建立企业内部培训体系，为业务人员提供跨境电子商务学习机会，培养员工的跨文化意识和商务英语水平。加强企业与学校及相关培训机构合作，尽可能使员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下消费者核心诉求，帮助企业完成海外平台选择和相关手续办理。在国际物流运输上，不断调整现有物流提示，逐步适应小规模的零散货物运送，对主要茶叶产地的企业订单集中处理，优化物流资源配置及运送效率。与国际成熟物流企业合作，以产品质量确保海关通关效率，地方政府应当通过引导性法规制定确保产品出口的有序进行，在保障海关检疫秩序的同时完善企业物流。在网络营销能力上，加大企业在信息技术软硬件升级和网络营销投入，以先进的信息技术确保用户体验的流畅性，采用与产品特性相适应的营销手段吸引消费者关注，并通过买赠、促销等手段促成消费。充分发掘我国传统茶文化元素和茶叶产品特性，增强产品的文化附加价值使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同时收获一次海外文化体验。
3结束语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技术保障，世界经济联系的密切使茶叶海外贸易受到广泛关注，跨境电子商务出现转变传统进出口贸易投资大、门槛高局面，增加了中小茶叶出口企业参与度。茶叶企业应当认识到当前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局限以及应对策略，加大茶叶产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在确保从业者专业水平不变的同时增加跨文化意识及商务英语学习，通过与海外成熟物流企业交流合作，提高国际物流运送水平并采取必要的网络营销手段，逐步增加企业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能力。已有研究表明，跨境茶叶网络购物的出现和普及有效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物流、信息等相关产业发展，明确跨境电子商务对茶叶贸易的影响及相应对策可以更好实现我国外贸行业可持续发展，为茶叶产业升级和国民经济发展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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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茶叶贸易；绿色贸易壁垒；法律策略
我国是一个茶叶生产及出口大国，茶叶生产及出口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经济发展及减轻国内积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在全球茶叶贸易活动中，我国茶叶出口总量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因严重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使得我国茶叶出口贸易发展受到极大阻碍[1]。为有效保障我国茶叶出口贸易健康稳定发展，对绿色贸易壁垒及相应的法律策略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及特点
1.1概念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就是在国际性贸易活动中，各国家基于保护环境，维护人类健康等名义，制定的一系列严苛的环境要求对产品进口予以限制。通常依照形式将绿色贸易壁垒分为绿色标准、绿色包装、绿色关税、绿色环境标准等。因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们环保意识逐步增强，以致于绿色贸易壁垒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制定诸多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中有些属于绿色保护措施，有的则会形成绿色贸易壁垒。如果国家所制定出的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保护人身健康和生态和谐则属于绿色保护性措施；如以环境措施构建门槛，限制乃至禁止国外产品进入，保护自身贸易就是一种绿色贸易壁垒。
1.2特点
和一般贸易壁垒相比，绿色贸易壁垒有其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
（1）内容广泛性，绿色贸易壁垒主要包括包装、产品品质及标准、法律政策等方面。从产品层面看，主要包括初级产品、工业半制成品及成品等产品。因绿色贸易壁垒有着较为广泛技术及适用范围，所以其复杂度明显大于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贸易壁垒。另外，绿色贸易壁垒很容易导致连锁性反应，往往会从一国影响到多国[2]。
（2）形式合法及名义合理，在WTO环境相关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一个国家均可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公正、合理，同时不会限制国际贸易的环保措施，这就使绿色贸易壁垒的形式具有合法性。但在实际贸易活动中，部分国家已环保为借口对本国内的产品及市场进行保护，在某种情况下绿色保护和绿色贸易壁垒在动机上存在一定的交叉性，难以辨认。
（3）不公正及歧视性，有些进口国家往往不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利益，对于不同国家产品实施相同市场准入机制。因这类规定复杂而又多变化，且往往具有双重标准，导致国外产品难以达到规定要求。一旦出口产品未达到对方标准要求，该类技术性标准就可能阻碍产品的出口，进而构成贸易壁垒。通常贸易双方基于绿色标准的差异就是绿色贸易壁垒之实质。而此种差异在提升本国产品质量同时，也损害参与贸易活动另外一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贸易发展。
2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茶叶贸易带来的影响
2.1积极影响
为了协助我国茶叶行业有效应对欧美等国家设立的绿色贸易壁垒，同时为有提升出口茶叶的品质及绿色性，我国农产品管理部门不断加大出口茶叶质量相关的培训与指导。深入田间、地头，就茶叶出口质量标准要求、种植规范及质量监管体系等专业知识对茶叶种植、生产及企业管理者进行系统讲解，大大提升了茶叶生产者的质量意识和安全意识，有效保证了茶叶质量安全。在政府、茶叶出口协会及企业一同努力下，我国茶叶的整体质量得到大幅提升，促进了高端茶叶出口贸易发展，茶叶出口市场也日益多元化。
2.2消极影响
绿色贸易壁垒虽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茶叶质量提高，茶叶出口得到发展，但是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茶叶贸易带来消极影响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茶叶出口量减少。在欧盟实施农产品、食品农药残留标准以来，及茶叶进口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者对茶叶质量及绿色安全性要求日益提高，这直接导致我国茶叶出口量大幅降低。
（2）增加出口成本。茶叶的生产、包装、销售等环境均纳入到绿色贸易壁垒中。欧美等国家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明确要求在茶叶生产、加工、包装、储存及销售等环节中要充分体现环境科学性，进而构建无污染、无公害的环境保护和管理机制[3]。这就使得我国茶叶出口企业为达到进口国所提出的严苛环境要求，只有不断加大投入，强化质量检验、认证等环保相关工作，有效调整产品包装出口标签。而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得企业成本大幅增加，而内在环境成本也相应提升，进而造成茶叶出口总成本增加。
（3）减少市场占有份额。当前，我国是茶叶种植品种最为齐全的一个国家，具有丰富、多样化茶叶资源。据统计，2012年我国茶叶国际市场占有份额降至20%以下。伴随茶叶出口配额许可管理取消及茶叶经营权的逐步开放，更多茶叶企业进行出口贸易，但是茶叶出口市场仍处于无序状态中，不利于茶叶出口的有序发展[4]。
3应对茶叶绿色贸易壁垒的法律策略
为有效应对茶叶进口国家设置的茶叶绿色贸易壁垒，促进我国茶叶出口贸易的稳定发展，应制定科学有效的法律策略，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3.1制定并完善茶叶质量标准
政府管理部门和茶叶社团等应在全面分析茶叶相关国际标准基础之上，完善制定能够和国际接轨的茶叶质量标准体系，进而为我国茶叶生产、出口贸易给予重要的法律支持。另外，要特别重视农药残留超标问题，应根据国际食品安全法典（CAC）相关规定及标准严格管控。为使茶叶种植户和茶叶生产出口企业生产出无公害、安全且满足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绿色优质茶叶，就需要制定出高质量技术标准，以提升整个茶叶产业的档次及品质。在制定标准过程中，需要茶叶生产企业、出口企业、科研机构及政府相关部门一同参与。
3.2建立健全茶叶监管及认证机制
在整个茶叶生产过程中，应充分重视茶叶质量的检测，有效落实从种植、加工到消费饮用的全过程质量管理和控制，同时还应在生产到销售的每个环节中，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茶叶生产企业、茶叶流通管理部门及茶叶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各司其职，强化合作，发挥自身的功能效用，有效服务于茶叶种植农户及茶叶生产、出口贸易企业。同时，为实现茶叶出口的顺利通畅，政府部门应不断强化绿色环境相关的认证工作。另外，为强化出口茶叶质检力度，质检部门应做好这几项工作：一是不断加大投入，配置先进的质检设备及仪器；二是重视并强化茶叶种植、生产等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并组织茶叶商会、政府农业、质检及商务等部门的专家、技术人员对茶叶质检人员开展技术理论和技能培训，以强化茶叶质检工作效率和质量。三是建立统一化管理机构，对茶叶生产及销售等行业实施全面性、专业性管理，认真履行茶叶质检及监督等职能。
3.3完善茶叶绿色包装制度
随着全球循环经济发展的推进，为充分利用好各种资源，降低对环境生态有破坏的废弃物产出率，使废弃物逐步资源化、无害化，以强化我国茶叶等农产品出口能力，这就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茶叶绿色包装制度。在茶叶出口贸易中，绿色包装制度的落实有助于减小进口产品带来的环境影响力，进而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实际上，绿色包装制度是合法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能够有效保障我国茶叶产品出口。现阶段，我国虽制定诸多标签和产品包装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未能真正落实到实处。所以，要积极吸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方法及成果经验，为出口茶叶设置特有的绿色标签，同时在积极推广基础上，使绿色包装和标签获得世界上更多国家的认可。这些措施不但可保障我国茶叶良好出口，还有助于我国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
3.4充分应用好WTO相关原则
作为WTO重要的成员国，应充分应用好WTO相关规则，通过WTO/TBT－SPS通报机制对各WTO成员实施的合格审核程序、技术标准及有关法规等壁垒措施进行及时性评议，同时还应提出有关建议。另外，在WTO有关协议中，为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某些特殊优惠、贸易争端协调解决机制等，可充分应用这些机制，对违反WTO相关规定的绿色壁垒进行申诉。为我国茶叶出口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并积极强化政府部门的对茶叶出口企业引导，以有效维护茶叶种植农户和茶叶出口企业的正当权益。
3.5实行回避式跨越
当前，大多数国家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根本目的就是限制国外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维护本国相同产业利益，往往会对国外企业产品生产环境及质量安全，对国内企业则相对宽松。基于此，国内企业可充分利用好本土茶叶资源丰富优势，吸引国外企业合作经营，并结合相关税收政策制定法律制度，实现企业本土化生产经营，进而跨越进口国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另外，国内茶叶种植、生产及出口贸易企业应学习和借鉴优秀出口企业的经验，和进口国开展合资经营，通过其先进技术、质量标准及营销渠道，有效回避绿色贸易壁垒，实现茶叶的顺利出口，促进企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发展。
4结语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茶叶市场逐步扩大，不仅为我国茶叶贸易发展提供良好机遇，还面临新的贸易壁垒。为拓展我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应在认清自身不足基础上，完善茶叶质量管理、出口贸易等制度，确保我国茶叶出口贸易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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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近代/茶叶贸易/中荷关系
【 正 文】
饮茶在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至唐朝时饮茶之风盛行，“滂时浸俗，盛于国朝”（注：陆羽：《茶经·六之饮》。），“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注：《旧唐书》，卷一八三“李珏传”。）。中国饮茶习俗逐渐外传，并出现茶马贸易的活动。随着中国向外移民活动日益增加，茶叶被华侨带至海外。15世纪末东西航路开通之后，西方人对茶叶慢慢有了直接的接触，终于在17世纪初开始中西茶叶贸易的活动。
一
欧洲人最初关于茶叶的知识来自阿拉伯人。现存最早记述茶叶的书籍是1559年意大利人詹巴蒂斯塔·拉莫西奥（Giambattista Ramusio）写的《航海与旅行记》（Navigatiane et Viaggi），在这本书中， 拉莫西奥引用阿拉伯人哈兹·穆罕默德（Hajji Mahonmed）有关中国茶叶的记述（注：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 中国茶叶社1949年版，第14页。）。随着中西交往的扩大和加深， 欧洲人对中国茶叶有了感性认识，16世纪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加斯帕·克路士（Gaspar daCruz）和利玛窦（Matthien Ricci）根据自身经历将中国饮茶习俗较详细介绍到欧洲（注：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8页；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8页。），到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
1595年，霍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 ）率领第一支荷兰远征东方的船队达印尼万丹，之后，荷兰纷纷组织公司， 掀起东方贸易热，单1598年就有5 支船队共 22 艘船到达亚洲（注：J.C.Van
Leur，Indonesian T rade and Society，Hague，pp.144～145.）。1602年，荷兰组织联合东印度公司，全权负责在东方的殖民事业。荷兰东印度公司企图像葡萄牙人一样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多次用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但均被击退。1619年，荷兰人占领印尼雅加达，并将雅加达改名巴达维亚，从此巴达维亚成为荷兰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中心，荷兰对华贸易也主要通过巴达维亚来进行。
尽管荷兰人到达东方的时间比葡萄牙人整整迟了一个世纪，但首先将茶叶输入欧洲的是荷兰。1607年，荷兰从澳门运茶至印尼万丹，然后于1610年带回荷兰（注：G.Schlegel，First Introduction of Teainto Holland，in “T'ong Pao”，Series Ⅱ，V.I，1900.）， 从而揭开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序幕。
早期中荷茶叶贸易的形式是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间接贸易有赖于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贸易。在荷兰占领印尼以前，中国与印尼就有十分密切的贸易关系。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东南亚的贸易中心从马六甲转至巴达维亚。每年中国帆船运载陶瓷、丝绸、茶叶等物品到巴达维亚交换胡椒、香料等土产。17世纪20～30年代，平均每年到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有5 艘（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 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1683 年清朝解除海禁后，中国帆船到达东南亚的数量有明显的增加，从1690～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至巴达维亚（注：C.J.A.J＠①ry，Pore 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1982，p.20.）荷兰人除从巴达维亚进口中国茶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注：D.W.Davies，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Martinus Nijhoff，1961，p.100.）。
茶叶在欧洲最初不是被当作饮料，而是被视为药物放在药店出售。茶价相当昂贵，如1684 年阿姆斯特丹每磅茶叶的价格高达80 荷盾（ Florijn）（注：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Martinus Nijhoff，1981，p.212.），一般人是消费不起。饮茶的荷兰人主要是来往东方的商人、水手及达官贵人。欧洲人对饮茶是否有益争论不休，不少博物学家、医生、教会人士卷入争论，意见尖锐对立。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科内利乌斯·博特科伊（Cormelieus Bottrekoe）力排众议，于1649年写了《茶、咖啡和巧克力》的论文， 推崇饮茶的好处（注：Joseph M.Walsh，Tea，its History and Mystery， HenryT.Co.，1892，p.19.）。关于饮茶的争论，其结果是使人们对茶叶有更深刻的认识。饮茶在1638年传入法国，1645年传入英国，1650年传入德国。17世纪中叶，荷兰人将饮茶传至美国（注：威廉·乌克斯上揭书，上册第18、19、28页；F.W.F.Staveacre，Tea and Tea Dealing， Sin Isac Pitman & Sons.Ltd.，1933，p.2.）。到17世纪末，荷兰的饮茶已较普遍，茶叶不再放在药店出售，改在杂货店售卖。很多人家专辟茶室品茗啜茶，将此当作一种高尚的消遣。饮茶习俗的兴起，为茶叶贸易的发展奠下基础。
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荷兰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1651～ 1652 年度， 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始举行茶叶拍卖活动（注： Kristof Glamann，op.cit，p.220. ），茶叶成为独立的商品。 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茶叶供应中心。荷兰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除自身消费外，还贩卖至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1666年，英国贵族奥索雷（Ossory）和阿林格顿（Arlington）从阿姆斯特丹带一批茶叶到伦敦变卖，获得可观的利润。当时阿姆斯特丹每磅茶叶售价为3先令4便士，而伦敦则高达2英镑18先令4便士（注：Osbert Lancaster， Story of Tea，in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Vol.V Ⅱ，No.2，June 1938.）。至17世纪末，荷兰的茶叶贸易规模已较大，168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给荷印总督的指示中，要求供应2万磅新鲜上等茶叶 （注： G.Schlegel，First Introduction of Tea into Holland， in “T'ong Pao”，Series Ⅱ，V.I，1900.）。进入18世纪， 中荷茶叶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7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荷印当局订购6～7万磅茶叶，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万磅，到1719年，荷兰的订茶量达20万磅（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20、221.）。茶叶贸易的发展，导致茶价下跌，1698年荷兰每磅武夷茶的售价是7.75盾，至1701年跌至2.32盾。阿姆斯特丹的茶叶交易十分活跃，1714年拍卖的茶叶有36766磅（注：Ibid.，p.273.）。
欧洲饮茶风在18世纪已很盛行。茶叶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欧洲国家竞相加入茶叶贸易的行列。英国在17世纪末开始大量运载茶叶回国，法国、丹麦也派船到亚洲收购茶叶。奥斯坦（Ostend）商人更是异军突起，以快速的运输、价廉质优的茶叶打入欧洲茶市。1719年，奥斯坦商人在广州定购了1500担茶叶，超过其自身的运载能力，企图垄断广州茶市（注：H. 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The Clarendon Press，Oxford，1926，Vol.Ⅰ，p.147. ）。奥斯坦商人在欧洲倾销茶叶的结果，使荷兰茶叶在欧洲市场上滞销，阿姆斯特丹甚至出现街头叫卖茶叶的惨象（注：C.J.A.J＠①ry，Pore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 1982，p.20）
面对这种竞争局面，荷兰为维护其地位，竟采取肆意压低在巴达维亚向中国商人收购茶叶的价格。1717年3月2日，荷印当局决定将松萝茶价格压为每担40荷盾（rixdollars），珠茶每担60荷盾，一等武夷茶每担80荷盾。虽然中国商人进行抗争，最后迫于无奈有14艘中国商船按荷兰的定价出售茶叶，但发誓不再与荷兰交易（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16～218.）。从1718年～1722年间， 没有中国商船到巴达维亚。葡萄牙人趁机介入，单1718年从澳门到达巴达维亚的葡萄牙船就有23艘（注：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Hague，1948，p.211.）。荷兰为维持在欧洲茶市的地位，被迫以比1717年贵75％的价格向葡商收购茶叶，从而导致严重亏损，单1720 年荷兰茶叶贸易的亏损额就多达3万荷盾，但也只买到茶叶需求量的一半。 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此忧心如焚，指令荷印当局设法招引中国商船重来贸易，并准备直接派船到广州购茶。1722年，中国商船又运茶到巴达维亚。（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17～218.）
尽管巴达维亚的间接贸易重新恢复，尽管荷兰纠集英、法、普鲁士迫使哈布斯堡朝查理六世解散奥斯坦公司，但对荷兰来说，中国商船罢驶造成的损失记忆犹新，奥斯坦商人对荷兰茶叶贸易的冲击历历在目，在欧洲国家竞相直接从中国买茶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巴达维亚采购缺乏竞争力的陈茶已无法保护荷兰在欧洲茶市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荷印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没有按照公司董事会的旨意行事，以各种藉口迟迟不派商船到中国买茶，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在此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开辟对华直接贸易。
二
1727年10月29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2 艘船直接到中国买茶（注：C.J.A.J＠①ry，op.cit.，p.21.）。 这样，中荷茶叶贸易便由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改为荷兰——中国的直接贸易形式。阿姆斯特丹商会受命筹划荷中直接贸易的事宜，并为此新造2艘商船。1728年12月初，科斯霍恩号（Coxhorn）离开荷兰向中国疾发，稍后的布朗号（Buuren）却因港口结冰未能启锚（注：C.J. A .J＠①ry，op.cit.，p.21.）。科斯霍恩号载着价值30万荷盾的白银于1729年8月到达广州，8月9日便以武夷茶每担24.6银两的价格与广州行商签订第一个买茶合同，茶叶在100天后交货。1730年新年过后， 科斯霍恩号启锚回国，7月13日返回德塞尔（Texel），共运回茶叶27万磅，丝绸品570匹以及陶瓷等物，总值27～28万荷盾。货物脱手后， 扣除各种费用，净得利润32万5千荷盾（注：Kristof Glamann，op.cit.，p.234. ）。首航的成功，使公司董事会和荷兰商人深受鼓舞。热兰商会不甘落后，向公司董事会提出派船参加对华直接贸易的要求（注：C.J. A.J＠①ry，op.cit.，p.21.）。从1731～1735年，荷兰共派出11 艘商船至中国，其中属于阿姆斯特丹商会的船只8艘（注：Kristof Glamann，op. cit.，p.234.）。
荷兰从对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茶价在广州与荷兰相差2～3倍，以武夷茶为例，1733年在广州每磅0.73荷盾，而在荷兰每磅卖到1.44荷盾（注：C.J.A.J＠①ry，op.cit.，p.81；N.W.Posthumus，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E.J.Brill，Leiden，1946，Vol.Ⅰ， p.189.），茶叶贸易成为利润丰厚的买卖。1729年，荷兰在广州购买茶叶的总值是242420荷盾，在荷兰售卖后获利355681荷盾，利润率达147％。1733年， 荷兰在广州购买价值 336881 荷盾的茶叶，到荷兰后却卖得988510荷盾，获利651629荷盾，利润率高达194％（注：C.J.A.J＠①ry，op.cit.，p.81，Table 3.）。因此，从1729～1735 年间，茶叶贸易在荷中直接贸易中始终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
但是，荷兰对华直接贸易存在不少。首先，荷兰与中国贸易主要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不像巴达维亚拥有中国所需要的胡椒、香料、铅锡等物。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造成荷兰白银大量外流，使公司银库空虚，出现信用危机并损害其垄断地位。其次，船员走私现象严重，上至大班、船长，下至水手都不同程度参与走私。他们为避开检查，在船未到荷兰前便在其他地方卸下私货，其茶叶走私的规模多达250 万磅（注：Kristof Glamann，op.cit.，p.239.）。第三，管理贸易的大班等职员谎报采购价格，虚报额达20％（注：C.J.A.J＠①ry，op.cit.，p.25. ），从中贪污中饱。第四，航运成本高企不下。商船每走一趟的维修费十分惊人，如1731年伊宾罗德（Ypenroode）号的维修费多达22804荷盾（注：Ibid.，p.24.）。公司支付船员的工资也不少，以一只商船四个大班的工资总额而言，一个航程（约一年半）就要付5 千多荷盾（注：C.J.A.J＠①ry，op.cit.，p.25.） 。贪污、走私、费用多使公司利润不断下降。1731年达伊费号（Duijfie ）的贸易利润率与科斯霍恩号相比下降了20％（注：C.J.A.J＠①ry，op.cit.，p.25.）。
1729～1733年阿姆斯特丹对华茶叶贸易（单位：荷盾）
年代
进口中国货物总值
茶叶价值
茶叶所占比例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30
86.7%
1731
524933
330996
63.1%
1732
562622
397466
70.7%
1733
448349
336881
75.2%
资料来源：C.J.A.J＠①ry，Por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1982，p.217。
拥有公司股份但又被排斥在对华贸易之外的其他商会对此十分不满。1731年秋，鹿特丹商会强烈抨击阿姆斯特丹商会和热兰商会一手遮天的做法，要求公布贸易收支详细情况（注：Ibid.，p.22.）。公司董事会为改善对华直接贸易的状况，于1732年3月决定采取减少白银输出， 尽量推销荷兰产品，裁减大班人数，节省航运开支等措施，并计划在广州设立商馆（注：C.J.A.J＠①ry，op.cit.，p.25.）。 可是，实践无情毁灭这个计划。最后公司董事会于1734年春决定停止对华直接贸易，由巴达维亚荷印当局每年派2只船至广州，然后一只直接回荷兰， 另一只先至巴达维亚再回荷兰（注：Ibid.，pp.26～27.）。
新的贸易形式从1735年起至1756年止，共存在21年。这种形式是过去间接贸易与直接贸易的混合物。其目的在于减少白银输出，减轻公司对荷印殖民地的财政补贴，保证公司从对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利润。为更有效控制贸易活动，公司董事会破例任命大班罗伊兰·布洛克（
Roeland Blok）和伊索·达·温德（Eyao de Wendt ）为公司董事（注：Ibid.，p.28.）。
在这一时期，茶叶走私十分严重。对于这种欲禁不能的走私活动，公司于1742年规定公司职员只要交纳运费就可以从巴达维亚带茶回荷。非法一旦合法化，情况益发不可收拾。单1747年私人带茶回荷的数量就达1837500磅（注：Ibid.，p.28.）。私茶大量涌入， 造成荷兰茶价不断下降。1746荷兰武夷茶每磅1.52荷盾，至1750年降为0，97 荷盾（注：N，W.Posthumus，op.cit.，p.189. ），公司茶叶贸易利润随之减少。更严重的是，来自巴达维亚的茶叶品质低下，售价比欧洲国家从广州进口的茶叶低40％～50％（注：C.J.A.J＠①ry，op.cit.，p.34.），这使荷兰在欧洲茶叶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为扭转这种颓势，公司董事会和荷印当局不得不限制私人带茶并派更多的商船到广州买茶（注：Ibid.，p.209.）。1753年， 公司首次派试茶师到广州，以提高购茶质量（注：H.B.Morse，op.cit.，Vol.Ⅰ，p.292.），但这也无济于事。1754年荷兰茶叶贸易利润率跌至7％，到了危机的边缘（注：C.J.A.J＠①ry，op.cit.，p.81，Table 3.）。经过权衡利弊，公司董事会于1755年又作出恢复对华直接贸易的决定。
1736～1756年对华茶叶贸易统计表（单位：荷盾）
年 代
进口中国货物总值 茶叶价值 茶叶所占比例
1736～40年
2957034
1767707
59.8%
1742～50年
8808457
5936858
67.4%
1951～56年
14234595
10524017 73.9%
资料来源：根据C.J.A.J＠①ry；op.cit.，pp.217～218编制。*缺1747年数字。
三
荷兰东印度公司吸取以往的教训，专门成立负责对华贸易的委员会，这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反映出对华贸易对荷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委员会每年秋天开会，根据上一贸易年度的情况决定新的贸易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给每艘来华的商船配备约30万荷盾的银币，规定商船先至巴达维亚以便装载锡、铅、香料等土产，至广州贸易完毕后即直航回荷。至于荷印殖民地，公司每年给一笔财政补贴，不足部分由荷印当局自行解决（注：C.J.A.J＠①ry，op.cit，p.35.）同时严禁巴达维亚私派商船至中国贸易（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 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为加强控制和监督， 公司董事会任命一名董事随船掌管具体贸易活动，并取消以前大班及其助手所享有的私人仓位特权，代之从利润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予以奖励，防止他们走私（注：C. J. A.J＠①ry，op.cit，p.35.）。
荷兰对新的对华贸易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委员会一成员甚至制作一钱袋，上写“1756年恢复阿姆斯特丹对华贸易特志”（注：C.J.A. J＠①ry，op.cit，p.37.）的字样，等待财源滚滚而来。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为荷兰提供天赐良机，荷兰趁机大量运载茶叶，大发战争财。1758年荷兰茶叶贸易的利润率高达196％，达到18 世纪荷兰茶叶贸易最高点。荷兰从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在1758年是777409荷盾，到1765年增加至2199097荷盾，增长幅度几达3倍（注：C.J.A.J＠①ry，op.cit.，p.81， Table 3.）。当七年战争即将结束时，荷兰加紧增派商船至广州大购茶叶（注：C.J.A.J＠①ry，op.cit，p.37.）。1759～1762年，茶叶贸易占荷兰对华贸易总值从78.9％～89.6％不等（注：Ibid.，pp. 218～219.）。
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华贸易再次活跃起来。荷兰遂调整对华贸易的政策。1766年规定每年到中国的商船数为：阿姆斯特丹2只，热兰1只，北方或南方地区1只。1774 年为弥补公司力量的不足，允许小商会加入对华贸易活动，但每4年只轮1次（注：C.J.A.
J＠①ry，op.cit，p.37.）。从1756～1762年，荷兰年均进口茶叶 16441担，1763～1769年年均28546担，1770～1777年年均34818担（注：Louis Dermigny，La China et L'Occident：Le Commeroe àCanton au XVⅢ[e]siècle 1719～1833，S. E. V. P. E. N. 1964，TomeⅡ，p.539.），1778～1780年年均35497担（注：H.B.Morse op.cit，Vol.Ⅱ，pp.35、40、50.）。
荷兰所进口的茶叶大部分流入英国。由于英国对茶叶科以重税，造成茶价比其他国家高。以武夷茶为例，1756～1762年，伦敦的茶价比阿姆斯特丹高43.91％，1763～1769年高30.11％（注：Louis Dermigny，op.cit.，Tome Ⅱ，p.639.）。因而英国成了荷兰走私茶叶的对象， 而热兰更是走私茶叶的重镇。但是，荷兰不肯出好价购买质优的茶叶，所售的茶叶大都是质次陈茶或在欧洲茶市上属于档次较低的茶种，所以荷兰茶在欧洲声名狼籍，荷兰一名儿成为劣茶的同义语。
进入18世纪以后，英国不断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1780～1784年英荷战争使荷兰海上霸权遭到沉重打击，荷兰对华贸易在1781～1782年基本停顿。荷兰商船受到英国战舰的掳掠，被迫以第三国名义进行贸易。在广州的荷兰商人由于得不到及时财政补充，被迫举债过日（注：C.J.A.J＠①ry，op.cit.，p.40.）。荷兰对华贸易陷入困境。
战争结束后，荷兰马上恢复对华贸易以弥补损失，可惜今非昔比。英国在1784年通过减税法，大幅度降低茶税。与此同时，美国派中国皇后号也于1784年到达广州，荷兰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不过，由于英国此不能完全满足本国对茶叶的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价格仍较高，如武夷茶每磅44 便士，熙春茶每磅121便士，而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只是19便士和69便士（注：H.B.Morse，op. cit.，Vol.Ⅱ，p.116.）荷兰继续向英国走私茶叶，单J.J.Voute &Sons公司在1784～1786年走私入英国的茶叶多达800 万磅，占英国茶叶市场的40％以上。荷兰对打入英国茶市仍持乐观态度，甚至计划将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的茶叶中心（注：C.J.A.J＠①ry，op.cit，p.41.）。
这个计划只是荷兰一厢情愿的梦想。
首先，英国在1784年后对华茶叶贸易有了飞速的，1786年英国占广州茶叶出口总额一半以上，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注：H.B.Morse， op.cit.，Vol.Ⅱ，p.119.）。其次，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当地人民不满荷印当局的残酷压榨，以“走私”土产的形式进行斗争，使荷兰无法获取足够的土产用于对华贸易，同时，中国帆船不堪荷印当局的横征暴敛，转驶他处， 使巴达维亚的贸易急剧下降。 （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 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第三， 荷兰东印度公司本身存在严重危机，1791年公司的赤字高达9600万荷盾（注：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MacMilllan & Co.，London，1968，p.341.），公司拿不出足够的现金购买较好的茶叶，只能在广州采买在欧洲茶市不再属于热门货的武夷茶，而且还大量赊帐，1788年荷兰欠广州行商的债款多达250万荷盾（注：C.J.A.J＠①ry，op.cit.，p.42. ）。荷兰在中国商人中信誉扫地，无法与其他国家争购茶叶。第四，美国于1789年开始对欧洲转口茶叶征进口税，堵住荷兰茶的去路。荷兰本身没有征收茶税，欧洲国家抓住这一点将茶叶反销至荷兰（注：Ibid，p.43.）。外茶倒灌，实际上敲响荷兰茶叶贸易的丧钟。
1784～1794年中荷茶叶贸易统计表
年份
船数
茶叶量(担)
占广州出口总额(%)
1784
4
40011
20.6
1785
4
33441
14.4
1786
5
44774
18.5
1787
5
41162
15.4
1788
4
31347
13.8
1789
5
38302
18.5
1790
3
9964
5.3
1791
2
15385
10.8
1792
3
22039
12.2
1793
2
17130
9.1
1794
4
30726
14.5
茶叶值(荷盾)
占进口国货物总值(%)
2225619
70.9
1768428
67.9
3342391
73.7
3435415
72.5
3171942
78.5
3316479
76.7
367316
53.7
1017519
66.3
1821461
80.2
2150190
79.2
资料来源：根据C.J.A.J＠①ry，op.cit.，pp.219～220；H. B.Morse， Chronci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g Trading to China，Vol.Ⅲ编制。
1795年，荷兰发生政权更迭，动荡不安，荷兰对华贸易急剧下降。存在近200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于1799年12月31日寿终正寝。 这一时期荷兰的茶叶主要由美国和荷兰商人贩运。1802年，荷兰有一只商船到广州，购茶2290担（注：H.B.Morse，op.cit.，Vol.Ⅰ，p.389. ）。1815年荷兰重新获得独立后，整顿对华贸易事务，成立一家公司（注：R.M.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el， JamesMadden，Londen，1847，Vol.Ⅱ，p.159.），企图继承东印度公司的衣钵。是年荷兰有两只船到广州，购茶5131担（注：H.B.Morse，op.cit.，Vol.Ⅲ，p.228.）。1817年该公司解散，改由尼德兰贸易公司（
Netherland Trading Co.）主持对华贸易（注： C.J.A.J＠①ry，op.cit.，p.45.）。从1817～1824年没有荷兰船到广州的记录。1825年后荷兰每年均有商船到广州，少者1只（1825年），多者13 只（1832年），1829年的购茶量1是7860担，1832年是12000担，分别占广州茶叶出口总额的2.4％和3％（注：H.B.Morse，op.cit.，Vol.Ⅳ，pp.104、 123、145、162、185、223、253、325、340.）。荷兰在广州外销茶中已微不足道，而荷兰驻广州领事馆也于1840年关闭（注：C.J.A.J＠①ry ，op.cit.，p.45.）。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前中荷茶叶贸易的发展，以1795年为界，分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和自由贸易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分为四个阶段：（1）1610～1726年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间接贸易；（2） 1727 ～1734年荷中直接贸易；（3）1735～1756 年荷兰——巴达维亚——中国三角贸易；（4）1757～1794年荷中直接贸易。在中荷茶叶贸易中， 中国帆船贸易在早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巴达维亚和广州是中荷茶叶贸易二个基点，这是中荷茶叶贸易一个显著的特色。被誉为欧洲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是欧洲和美国主要茶叶供应商，对中国饮茶习俗在欧美的传播和近代世界茶叶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因此，鸦片战争前的中荷茶叶贸易在近代中西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早期中英贸易关系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华茶出口贸易问题。本文拟就对存在258年的英公司所从事华茶出口贸易发展的阶段与特点作一探索，以助于进一步深入早期中英关系史的研究。
一、试探――定点广州――形成垄断时期（1600―1783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创设之初，虽然主要是以亚洲的南洋群岛一带转运香料，“靠胡椒哺育起来”。(1)但随着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把中国的茶叶转运回欧，引起巨大震动之时，英公司也把注意力转向这一贸易。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4月6日从广州第一次运出茶叶12磅。(2)到1650年，茶叶这个名目，开始频繁出现在运回英国的东方货物中。(3)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设立办事处，董事会购名茶2磅2两，献赠英皇。(4)1667年，英公司把购茶定单寄给爪哇万丹代办处，嘱其设法购买最优良茶叶100磅。(5)1669年由万丹装运进口茶2箱，计重43磅8两，(6)1670年夏有4罐茶叶运入，重79磅6两。(7)在这期间，英公司虽然每年都有茶叶运回英伦，但基本上不是直接来华贸易，而是与中国到南洋的商人交易，从中获得侨销茶的结果。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1689年英公司把购买中国茶叶由原先委托在中国办事处代办改为委托厦门商馆代买茶叶。“始开中国内地与英国茶叶直接贸易之新纪年”。(8)是年，出口华茶约150担，均为茶箱装置。(9)此后，伦敦厦门之间，有船舶直接往来。1697年，有船名“那骚号”者，装出茶叶600桶。三个月后，又有“屈兰波号”出口，也输出500桶。(10)1698年，输出300桶，1699年输出上好茶叶160担，价格为每担25两。此时，英公司主要是从厦门出口。然终十七世纪之间，英国运销的华茶，为数极为有限，最多不过160担。但其意义却极为重大，为今后英公司经营重点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进入十八世纪以后，英公司开始以广州为据点，从事华茶贸易。这时，英公司由于和国内新兴的纺织工业集团利益发生激烈冲突，“被剥夺了从印度纺织品进口中赚钱的机会，于是就将它的整个生意转到中国茶叶的进口上来，”开始“靠茶叶来喂养自己”。(11)
1684年，公司从爪哇被赶出后，就在广州沙面设立商馆，但当时由于厦门采购更为方便，才一直未在此进行茶叶贸易。现在，随形势的变化，广州商馆开始起着积极的作用。1704年，英公司派“康特号”（Kent）到广州，当时除生丝外采购的茶叶达117吨，合计105000磅。(12)首次成为广州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从此，茶叶的重要地位才真正从出口商品中实现出来，引起外商的相当注意，带来明显的效果，即输出数量逐年增加。到1717年，公司贸易船到广州的有二艘，均满载茶叶出口。从此年始，茶叶在贸易上之势力，已有取生丝地位而代之趋势。(13)但广州并非茶叶的主要产地，其货源主要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由于路途遥远，英公司到广州进行茶叶贸易，尚须特别定货，然仍会迁延时日，影响茶叶的出口数量。1719年，由广州输出的茶叶达2281箱，110桶及202包。1721年广州出口的达2209箱及200桶。1723年―1724年中英船来华采购茶叶，达10400担。其后，茶叶才成为英公司最重要的垄断对象。
然而，即使在英公司把茶叶作为垄断的目标后，其垄断权的取得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其间不时地遭到国内散商，特别是国际上瑞典、荷兰等国公司的残酷竞争，导致公司获得华茶数量不稳，增长不多。且对于贩运回国的茶叶，也因英国政府对茶叶抽税甚重，使国内茶叶价格高涨，如一磅武夷茶在尼德兰的价格是一盾，而在英国却要出三倍的价钱。(14)这导致正常输入英国的茶叶数量时升时降，而经由欧洲大陆各国公司走私入英国的茶叶数量增加，此种情况严重影响了英公司对华茶出口贸易的利益。因此，在这段时间中，英公司为避免无利可图，来华交易的茶叶数量虽有增加，但并不很多。（参见下表）
根据上表，1784年以前，英公司从事华茶贸易的数量波动很大，其中除1771年超过10万担外，别的年份都没有超出这个数字。另年与年之间也参差不齐，差距甚大。但这当中，公司经过多方努力，终使政府在1784年颁布“减税法令”。(15)从而，公司一改过去颓唐不进的局面，所从事的华茶贸易一跃进入垄断――繁荣时期。
以上阐述显示英公司从事华茶贸易有如下一些特点：
（1）公司贩运华茶的数量逐步增长。自1637年开辟华茶贸易之始以来，到1784年，数量增加几达上百倍，当然，这之间，它们并非连续增长，而是曲折上升。其中经营侨销茶时期，数量增长不多，且非来自中国本土；厦门试探时期，由于受中国战局动乱的影响，数量变动很大；且因清政府很快平息东南沿海一带反清活动，，英公司曾支持郑成功而受牵连，被迫退出厦门，而定点广州；1701―1761年，广州输往英国的茶叶增长了五、六十倍；(16)1761―1784年输英茶叶又约增加四倍。后随“减税法令”的通过，输英茶叶迅速增加，进入垄断华茶时期。
（2）取生丝而居华出口贸易商品的首位。中国素以生丝、瓷器、茶叶出口而名闻于世。但在早期，生丝出口远超茶叶。茶叶只是到了十六世纪末葡萄牙、荷兰贩运侨销茶以后，才为世人所知。随后到1717年，茶叶才被公认取代生丝成为中国出口中的主要商品。(17)而实际上，对于英国来说，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蚕丝一直比茶叶具有更大的重要性。(18)只是到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大量削减茶叶进口税的“交换法”前一段时间，尽管蚕丝贸易在绝对量上仍继续增加，但茶叶超过蚕丝成为公司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最后几乎占有了它在中国的全部业务。(19)1775―1784年期间，蚕丝约占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额的31%，而1785年以后，蚕丝比例逐年下降，到1795年降到10%。(20)此时，茶叶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生丝，稳居首位，这种局面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印度、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下才发生变化。
（3）公司输茶回英由多口到广州一口。英公司自在广州建立商馆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直接在广州购买茶叶出口外，还在福建、浙江和江苏三个沿海口岸贩买华茶回英伦。但这种多口贸易的情况，因1757年发生洪任辉事件，遂使清政府迅速关闭上述三口，而只保留广州一地对外开放。这样，英公司被迫收缩战线，把所经营的茶叶贸易移到广州一口进行。此种状况直至鸦片战争后才发生变化。
二、英公司垄断华茶出口时期（1784―1833年）
英公司取得对华茶的垄断权后，华茶输出增长的迅速极快，运出的茶叶从1783年的27322担增加到1794年的86383担。(21)随后三、四十年中，数量稳剧增加。（参见下表）
上表明显显示1784年以后，公司对华茶的占有已达主导地位。数量上，除1791和1798两年没有超过10万担，其它年份都在10万量以上，最高年份达307088担。当然，如果我们从公司对华茶出口贸易各货物所占比例中，能够更加清楚地体会到这种重要性。（参见下表）
茶叶从中国输出的货物中所占比重，在获得垄断之前，除1760―1764年一度达到91.9%外，其它年次还出现很大波折。但此种情况因“交换法”的通过而发生重大变化，比重迅速回升，呈现稳定状况。同时，公司在输英及输欧的比例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如1783―1833年东印度公司茶叶运出量占中英茶叶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0―60%强，占中国销往欧洲茶叶总数的80.9%。(22)由此可见，茶叶贸易已经在英公司对华贸易中占据了首要的地位。至此，完全可以说，公司的发展壮大全靠“茶叶来喂养”。
上述表明这段时期英公司从事的茶叶贸易有如下特点：
（1）英公司垄断广州的茶叶贸易。
英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国会顺利通过“减税法令”，以确立自己在东方，尤其在中国贸易的特权。这样，公司从广州运出大量茶叶回英伦，降低了英国国内的茶叶价格，不仅将欧洲别的国家排除出英国国内市场，而且还将他们挤出广州的茶叶市场。这时，尽管美国也来中国大量采购茶叶，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并不时转运欧洲，直接威胁到英公司的华茶贸易。(23)在1784―1833年间，成为仅次于英国之后的第二大华茶输出国，但就其在中国购茶的比例而言，一般只占10―20%之间。(24)这无损于英公司在中国茶叶市场的垄断地位。
（2）英公司确立典型的配额制预订购茶法。
由于英公司运入中国的物品几乎每年都是亏本而回，“英国公司在1793年声称，1780年到1790年间，在对华纺织品及五金的贸易上，它遭受了200000镑的损失”。(25)在1820年，公司的董事会对上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宣称“他们在过去二十三年中，从伦敦运往广州的货物上面的损失，达1688103磅，或平均每年损失73400镑。”(26)面对这种情况，公司为了获得大量华茶，不得不忍痛把国内白银输入中国，造成英国贸易处于逆差地位。如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4―1786年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27)
英国为了改变逆差带来的不利状况，而又不损害茶叶贸易的条件下，就偷偷地把鸦片运入中国倾销，用所得款从中国购买茶叶回英伦。然而鸦片的销售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生活，很快就遭到禁烟命运。这样，英公司不得不“决定不向中国直接输入鸦片，以免危及它的茶叶垄断经营”。(28)但这使公司面临资金来源匮乏，因此，为解决此困惑，遂采用以物易物的形式，把订购茶叶与组织出售公司输入广州的纺织品等联系起来，以此向中国行商预订茶叶。如按此原则订立的1798年贸易季度预订合约的比较表：(29)
配额制的实行，英公司逐渐改变了原先商品贸易结构，导致输往广州的毛织品逐年增加，至1826年增至2437500丙。(30)这种方法对英公司相当有利，部分解决了资金紧张与纺织品等商品在广州积压的问题，亦为公司加强对华茶的垄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公司从18世纪末开始，已能凭借其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茶叶贸易的主动权，而且也能对行商施加压力，迫使其在交易中对公司作出让步。行商如有反抗或不满，即遭到制裁，如1793年行商潘启官因反对公司改变传统预付款方式（即由不整数制改为整数制预订付款方法）而遭到订立茶叶合同数的减少。(31)
三、穷途末路时期（1834―1858年）
在国内散商、产业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和国外的激烈竞争等因素的推动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到1833年改革议会成立时，遭受自1834年开始废止对华贸易独占权的厄运。按照废止提案“现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保持的，有关与中国贸易和茶叶贸易的垄断权，1834年4月22日以后应予停止。对华（一般）贸易与茶叶贸易应向所有的英国臣民开放。以前为了维护该公司保持到现在的垄断权而在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之间加于英国臣民的限制，应该废止。”(32)随之，大量英国商人到广州运输茶叶，运往英国的茶叶大幅度增长，远远超出以前两个时期。如“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1793年还不超过160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现在（作者注：1853年）已超过6000万磅”。(33)
鸦片战争爆发后，随五口通商以来，华茶贸易又有了新的发展。此时，外国商人除继续在广州购茶外还纷纷闯入上海、福州、汉口、九江等地抢购茶叶。这更使华茶出口激增，如1843―1852年，仅广州、上海二地出口茶叶总计达69510.935万磅，平均每年为7723.4372万磅。1853到1860年，如果加上福州，则华茶出口达89585.56万磅，平均出口量比1843―1852年间的9年净增3473.5087万磅。(34)
但是，上述华茶出口的增加，都由于“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作者注：指1834年）失去了经营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35)使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而与之失之交臂。从此，失去商务责任的英公司逐渐走入穷途末路，日衰一日，终于1858年，不堪重负而解散。
综上所述，可知丧失垄断权的英公司有如下清晰印象：
（1）由垄断迈向自由贸易。
强大的国内产业资产阶级为推销日益增多的商品，迫切需要打开东方市场。通过1815年的斗争，初步敲开势力强劲的东印度公司的第一道门坎――废除了公司对印度的垄断。这使资产阶级从中品尝到了印度市场的巨大利润的喜悦，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取消公司对中国贸易垄断的欲望。遂利用1833年东印度公司换约的时机，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将公司的垄断权送进了历史的坟墓。至此，在中英贸易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此后华茶贸易进入自由贸易时期，数量急增，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
（2）公司“望茶兴叹”而无余力经营。
1833年的法案最终迫使公司面对利润丰厚的华茶，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商务，而成为有名无实的“政务”调解机关，这标志着英公司以“茶喂养”时代的结束。从此英公司商务日见窘迫，捉襟见肘，最终陷入解散的境地。おぷ⑹停
(1)(11)M•Greenborg: Britis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页2-3,1951版。
(2)(4)(5)(6)(7)：陈椽《茶叶通史》。
(3)M•E•Willbur:The East Indin。
(8)(17)(25)(29)(31)马士（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1页218、页509、页606、页509。
(9)(10)(12)(13)《华茶贸易史》载《国际贸易导报》第一卷：第二号。
(14(马丁•内伊霍夫公司《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1982年。
(15)详见拙作《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华茶出口贸易垄断权的因素分析》、《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
(16)邓瑞本《广州港史》页192。
(18)普里查德（Earl H•Pritchard）《早期英中关系的艰难岁月》（1750―1800年）页166。
(19)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Traditional Z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1842―1937年）》页77。
(20)(22)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14。
(21)马士（Morse）上引书卷3数字折算。
(24)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5期。
(23) 马士（Morse）上引书卷4页115。
(26)《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
(27)Prichard《Cnuial Years》页43。
(28)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页185。
(30)J•A威廉森《英国扩张简史》，1958年，页38。
(32)《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页15。
关键词：湖南黑茶出口； 技术性贸易壁垒； 对策
一、问题提出
湖南茶叶是我省仅次于生猪的第二大创汇农产品。作为我省的农业优势产业，在出口贸易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加入WTO以来，湖南省茶叶出口开始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冲击。湖南省的茶叶出口曾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近几年，黑茶展现了他独有的魅力及优势，发展成为了湖南茶叶发展的一张名片。我省应抓住机遇，积极开展黑茶产业发展战略。振兴湘茶，把黑茶置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中进行分析，提出促进其发展的对策，更好的促进黑茶产业的发展，增加出口贸易。
二、湖南黑茶出口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近年，安化县大力新建茶园和改造低产茶园，来满足黑茶市场的需求。黑茶基地稳步增长，是黑茶发展的重要保障。2010年黑茶出口创汇800万美元，2011年就翻了一番。虽然安化黑茶无论是在茶园面积还是茶产量方面都体现逐年增长的迹象，但出口份额仍偏低。
（一）遭遇发达国家技术壁垒
我国的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滞后，很多达到本国标准的产品达不到外国的标准。2003年欧盟的农残标准已经达到193项，而我国茶行业标准仅仅涉及76项。屡屡出现出口的茶叶达到国内标准，而在出口为达到出口国标准而被拒之门外。
以产品安全卫生标准十分敏感的日本为例，2010年，白沙溪出口日本的约1000娄千两茶，由于传统包装运用的竹篾，在长途运输途易产生检疫生物，进口检验时被查出，没有达到卫生标准被遣回。
（二）国内产茶大省的竞争
我国有福建，浙江、云南、江西、安徽、湖南，江西等二十多个涉茶省份。西湖龙井、君山银针、武夷山大红袍、福建乌龙茶，云南普洱茶等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茶叶的出口竞争也是相当激烈。2011年黑茶的产量直追云南普洱茶的年产量，但是出口量仍然少于普洱茶。普洱茶的制造现代化程度较高，技术投入量大，且在营销方面已经十分成熟，再加上普洱茶叠加之后行业内气氛较好，这使得普洱产量、出口量、价格比较平稳。而黑茶虽发展较快，但这些方面不如普洱茶。2009年福建乌龙茶推出的“原叶好茶”新型茶饮料之后，茶企业争相推出茶饮品。许多名茶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来抢占市场，深加工产品有茶食品、茶粉、茶类的保健品，茶浓缩汁等。黑茶作为后起之秀深加工产品有待开发。
（三）黑茶生产能力偏低
安化县虽然很早就开始种植茶树，但全县10万亩茶园标准茶园只达到3.6万亩。到2012年底，有四十个黑茶的生产厂家。但是只有安化茶厂、怡清源、白沙溪茶厂是比较大型的黑茶生产厂家，都成功的被推选为“湖南十大茶品牌”。怡清源、白沙溪先后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在产品的质量上，小规模的黑茶厂商的生产标准、卫生条件，销售市场都不确定。使得市场上黑茶品质参差不齐，有些厂家以次冲好，这严重的影响了黑茶今后的发展。2012年出口欧洲的精物堂食品东四分公司销售的“湘源天”安化黑茶查出了超标的稀土元素，含量为标准值的6倍之多。小企业生产的黑茶产品在市场是比较杂乱，品牌众多、质量没有保障，安化黑茶品牌资源没有得到整合。
（四）市场秩序有待规范
安化黑茶与普洱茶一样属于地域品牌。作为一种区域拥有的无形资产，传统的区域品牌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很多小企业滥用黑茶品牌，为了盈利，不保证茶叶的质量，只顾利用品牌价值，而没有意识到品牌价值的保护和创新，也必然导致传统区域品牌使用者鱼龙混杂，产品质量下降，最终出现“坏茶驱逐好茶”的逆向淘汰现象。还有黑茶生产企业在产品质量检测、品牌保护和维权工作相对滞后，一些产品的标准和行业规范亟待完善。
从普洱茶看黑茶，曾经的“普洱茶热”出现天价普洱茶，与行业的不规范行为存在一定程度关系。几年后普洱茶泡沫的破灭，普洱茶价格狂跌。安化黑茶在迅速发展的同时需要吸取“普洱茶泡沫”的经验教训。
三、发展湖南黑茶出口贸易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科技水平
为湖南黑茶出口提供技术支持，企业、政府、科技院所、商家、协会，高校等联合打造黑茶技术研究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建立了先进的科研创新队伍，对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标准和动态进行跟踪研究，目的在于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充分发挥技术支撑的有利优势，已经解决了输俄罗斯茶叶的金属磁性物质和放射性物质、输欧盟茶叶的农药残留和重金属等技术难题。
（二）推进国际认证，建立预警机制
面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打击，我国加快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建设的步伐，2012年2月 13日农业部最新的《关于印发茄果类蔬菜等37类无公害农产品检测目录的通知》（农办质[2012]8号）中将茶叶列入此检测目录之中，引用了欧盟标准提出了12项 农药和1项重金属的要求。
2013年3月1日起，由卫生部和农业部联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正式实施。新《标准》，则规定了322种农药在10大类农产品和食品中的2293个残留限量，这已经基本涵盖了我国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农产品。
（三） 拓宽销售渠道
黑茶的销售渠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大致分为线上，线下两种。传统的线下营销是展览会、茶叶批发市场，茶叶零售店，茶叶连锁店，品牌茶楼、茶艺馆、茶叶超市卖场、酒店茶叶专档，高档会所等。线上销售成为了发展出口的重要渠道，陕西五子绿茶出口贸易90%以上是通过网络销售来实现。黑茶企业应该根据自己企业的品牌知名度选择相应的方式。
同时，要市场的多元化，现在安化黑茶主要出口欧美，日本等技术性贸易壁垒发达的国家，不利于黑茶的出口。应该趋利避害，瞄准东南亚，中东，俄罗斯等市场。避开技术性贸易壁垒。企业也应该根据不同国家市场的特点选择正确的渠道。安化怡清源公司看准了这一情况，2012年将黑茶产品带入俄罗斯超市、茶艺馆，开启黑茶连锁店，打开俄罗斯市场，形成了俄罗斯黑茶之路。
（四）传播黑茶文化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化茶文化源远流长，应该在黑茶产品出口的同时，加强黑茶文化的传播。安化县是蚩尤故里和“梅山文化”的发祥地，安化茶在唐宋时就已进入高潮时期.茶马古道、洞市老街、黄沙坪等古代茶叶盛兴的见证，安化有着“中国南方最后的神奇马帮”。清朝安化籍两广总督陶澍“芙蓉插霞标，香炉渺云厥，自我来京华，久与此山别”来描绘安化黑茶。有对黑茶文化的宣传普及，利用各种媒体和公共交流平台开发旅游、宣传黑茶文化，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来推动黑茶的出口。现在安化正在培养一批优秀的茶艺师，传播黑茶文化。在黑茶宣传中，除了生态、环保、健康等方面以外，还应向消费者传达一种优雅、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使得黑茶从味觉上的品味变成精神上的享受。
（五）推动品牌整合
“安化黑茶”申地理商标成功，但是和中国出口的大多数茶叶产品一样，西湖龙井，铁观音，云南普洱茶，等都是中国出口的名茶。但是在国际上存在着有名茶但是没有名牌尴尬。中国这些名茶的品牌影响力大不如英国“立顿”。在国外，品牌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影响其销量。黑茶属于一个公共的品牌，现在新起的黑茶企业如雨后春笋，很多都不注意建立自己的品牌。要推动品牌整合，需要做到几个统一“统一品牌，统一检验标准，统一包装要求，统一茶叶监管”。
四、结论
近几年，黑茶的兴起和发展引人瞩目，作为国内外茶市场的新贵，黑茶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源远流长的茶文化，符合健康理念的药理学作用。使得黑茶成为湖南茶叶发展的又一契机。我们在看到优势的同时，还有看到黑茶出口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茶叶产品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滞后、国内产茶大省的竞争、茶园生产力水平低下、企业规模小建设资金不足、市场秩序有待规范等。解决这些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黑茶的出口贸易。（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本文得到湖南省跨国投资与经营研究基地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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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仲伟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烟草在我国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于明朝中后期由菲律宾传入福建等地。明末名医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就较早地提到了烟草的历史和故事。到崇祯末年，烟草有了巨大的销量，形成了“三尺之童，无不吸烟”的局面。烟草的盛行为19世纪的鸦片贸易和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不吸烟”为运动内容之一）埋下伏笔。
作为货币中介的白银比烟草更为通行。据统计，从1610年到1660年的50年间，东印度公司将500吨白银运往亚洲，大部分进入“欧洲钱的坟墓”――中国。美洲开采出来的白银，用以购买中国制造的丝绸、瓷器、家具等商品，它们运往欧洲则引导了18世纪“中国风格”（chinoiserie）。19世纪，茶叶作为“最好的饮料”成为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华茶贸易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
自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扩张进程加速，西方人逐步要求打开中国市场，贸易则是中西交往的主要途径。基于此，茶叶、白银和鸦片在19世纪连在一起，成为了经济全球化中的“三角贸易品”，主导了中西社会的变迁。针对近年来“成瘾性消费品”中最关键的茶叶和鸦片，仲伟民教授的新著《茶叶与鸦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若不特别注明，以下页码皆出自该书）就基于全球视野，考察中国在19世纪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试图重考晚清史中几个基本问题，如近代史分期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革新了我们对19世纪的认识。
《茶叶与鸦片》全书共8章，分别论述了19世纪的茶叶、鸦片生产和贸易，进而比较了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与各自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坚持传统实证方法的同时，又充分利用了现有统计成果，更加注重强调由经济引起的社会观念变迁，同时还从比较方法出发，重新考察了传统研究中的一些既定结论，认为19世纪的中国“处境非常艰难……面临深刻的危机”（P273），是“商战和全球化的失败者”（P317）。
明清时期，茶叶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内各阶层人群习惯的饮品。19世纪以前，茶叶同时成了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商品，一则“通过陆路，向北对俄罗斯输出”，另一则是“通过海路，向欧洲主要是荷兰与英国输出”（P41）。晋商在陆路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茶叶向欧洲出口的交易中心则“初为厦门，至雍正年间，广州成为后起之秀”（P46），到鸦片战争时期，广州成为了茶叶输出欧洲的唯一口岸。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茶叶出口主要面向英国、美国和俄国，占据茶叶出口总量的80%以上（不过，就福州来讲，向澳大利亚出口也占很大的份额，1860―1866年还超过输往美国的量，一度达到1179万磅）。只是到1903年，中国茶叶在英国所占份额由1866年的96%降到了10%，印度茶和锡兰茶成为了畅销品。作者认为，中国近代茶叶贸易由盛转衰的原因主要在于茶叶生产和管理方式落后，国内战争的破坏以及与外商竞争的情形下，“未能适应新的市场格局”（P89），比如洋商欺骗和压榨中国茶商。笔者要提醒一点，市场信息闭塞，对外广告宣传力度不够（锡兰就注重茶叶的包装，将之赠送给各国国王、贵族和商人，还多次参加博览会），这些也是茶叶外销下降的原因。
较之茶叶，鸦片在清中叶之后作为瘾品，成了19世纪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商品。导致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作为药物的“奢侈品”转向“平民百姓的日常消费品”（P98），南洋人改变服食方法，将鸦片与烟草混合起来吸食，使得后来中国人迷恋鸦片。这种新的食用方法仍是通过台湾，于1722年以前就传入厦门。吸食方法的改变打开了鸦片大量进易的序幕，同时也为中国本土鸦片的种植奠定了基础。例如，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后都一度“明确表示赞同以国内种植罂粟来抵制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P151）。实际上，种植罂粟确实给清政府带来了较高的税收收入，不过也体现出了负面影响：一方面普通劳动力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剧增，使得广大人民的体质和精神状态受到了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也占用了大量耕地，粮食产量受到了影响，经常造成饥荒，等等。笔者需要补充的是，鸦片的大量输入还助长了沿海一带的宗族械斗，比如琦善就在《遵旨覆奏禁烟折》中指出“至于闽省海疆，其人习于械斗，善于打仗，吸食鸦片者尤多”。
作者在第六章考察了茶叶与鸦片为主导的中国在近代全球化中的角色，认为它扮演了“捍卫中华文化传统”和“被逼充当配角”的角色（P267）。从经济和金融上看，工业革命先发国家如英、法试图通过国际不平等的模式打开中国市场，因而中国确实是“被逼充当配角”。不过笔者认为，从思想文化上看，中国人一直主动在传统中寻求变革，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总括成“以复古为解放”就可备为“内因”说。中国在19世纪的角色绝非“外因”、“被动”论可以充分说明的，因而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值得进一步探讨。
《茶叶与鸦片》一书最吸引笔者的是第八章对19世纪研究的“再检讨”。历史研究最难得之处在于根据旧有的材料，检讨既有的结论，提出新的观点。1917年，胡适在《留学日记•归国记》里就引述荷马的话：“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意在强调新视野、新眼光的重要性。《茶叶与鸦片》根据现有的经济史料重考了晚清史研究中的三个问题：1840年作为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分期，闭关自守问题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现了全球化视角思考问题可能带来的新成果。
福柯相信，考古学方法将使不连续性/断裂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显著位置。传统历史学在写作时，为了保持事件发展的连续性，往往回避、删减一些事实。福柯指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P9）历史分期就是面对这种不连续性或断裂做出的假设。
考虑近代史时，我们经常从政治史的视角出发，将1840年或者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茶叶与鸦片》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作为考察近代的标准，认为中国近代的“起点定为19世纪初比鸦片战争合理”，但是“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则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在19世纪后期的确更为合理”（P323），因为这里根据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与否。可是，如果再次从思想文化或学术进程上看，中国发出改革旧制度、建立新体制的声音已经出现在明末清初对西欧思想的接受中了。到了18世纪中叶，以江永、戴震等为代表的汉学家，对清政府的独裁体制持严厉批判的态度，引导了乾嘉之际的改革思潮。因此可以说，思想文化的发展与政治改革并非同步进行的，甚至多是先于政治变革。这里也似乎可以看出，历史分期很有诱惑力，也极具欺骗性。每一个民族，每一种宗教，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分期，它们是一种相对的建构，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历史的感觉。
明末清初，东南沿海财富依靠对外贸易，通行诸省的银两都来自“番舶”，所以海禁不仅断商民生计，而且断清政府财源等。于是，清政府于1684年“驰海禁”，广东海关还一度成为皇亲国戚“知洋务”的重要地方。因此，从国民经济的四大领域即货币、市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制度规范的角度看，《茶叶与鸦片》恰当地认为“以‘闭关自守’来概括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种极为简单化的看法”（P326）。同时从这种角度看，笔者还认为只有在林则徐或魏源之后，中国人才“睁眼看世界”是不符合历史实情的，也不是历史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回头考虑“资本主义萌芽”，有必要注意富有争议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的使用。据法国史家布罗代尔（F.Braudel）研究，“资本主义”最先出现于1753年，含义为“富人的地位”，不过在1867年，马克思还从未用过资本主义一词。只有到了20世纪初，它才被政治化，成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在政治论争中猛然冒了出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P242）。这样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确实是一个“假问题”（P334），却产生了“真学术”，实实在在讨论了一些历史细节。
《茶叶与鸦片》作为晚清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著作，坚持引用原始资料，如《厦门志》、马士的《对外关系史》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李必樟编译的《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等，还特别注重引用前人的重要研究成果，例如吴承明、许涤新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姚贤镐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和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等。应该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些统计资料很多都是选自各地的海关统计报告。实际上，这些报告是根据官方的资料得出的，而没有考虑到走私运输，同时在统计方式上也存在一些误差。
关于使用海关报告，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统计方式。例如，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及其他资料为依据考证出来的贸易表，表格中所揭示的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的数量实际上在近代史研究中仍未得到一致认可。吴义雄教授在近著《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中就通过挖掘《广州纪事报》和《中国丛报》等英文杂志指出，1821―1839年对华鸦片贸易共288471箱，马士的统计结论“有明显的局限性”（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P357）。这也提示我们在引用原始文献说明问题时，也要注意细节的变化。
关于茶叶输出方面，这里仅以茶叶出口的重要口岸福州为例。在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1855―1860年间，福州茶叶输出量占据全国茶叶出口的39%，上海占61%（P63）。作者这里引用的是郝延平先生的统计数据。实际上，太平天国时期，宁波港和厦门港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也输出茶叶。据海关报告显示，1861年，烘茶出口44019担，毛茶8036担，到1863年时出口量还在增加，“茶叶主要来源于绍兴……大部分茶叶贸易在宁波港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编译：《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P97）。厦门茶市的开辟比福州晚，输出量也较少。1858年茶叶输出记录显示3万担，次年为3.3万担，1860年上升为5.4万担。厦门港输出的主要是福建安溪乌龙茶和龙岩宁洋茶。其次，行政区划的变动影响数量的统计。例如，三都澳（今福建宁德市东南部）作为福建的重要通商口岸于19世纪末设立福建省第三个洋关――“福海关”，独立运算经费和递送报告，受总税务司和闽海关税务司的双重领导。虽然这些统计无法完全撼动茶业衰落的整体结论，但它们提示了细节上仍然需要我们详加考量之处。
鸦片、银子与茶叶三者的关系，是晚清非常具有共性的话题之一。魏源说：“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此皆自古未有，而本朝独有之。”
1838年，江南道御史周顼（贵州贵筑县人）上书道光说，内地不是每个人都吸食鸦片，但茶叶大黄却是外夷必需之物，他们要是几个月不吃茶叶、大黄，就会双目失明大便不畅，健康就会受到影响。于是他要求与外商交易的时候，只准纹银交易，而不准以茶叶、大黄置换洋货。
因为国内许多人抽鸦片，老外当时可以用鸦片来换茶叶或其他物资，而国内的人也可以用茶来换鸦片或其他产品（茶与鸦片在晚清都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但这样一来，大清不但收不到税，财政无从保障，而且还会让茶叶、大黄等洋人的养身之物输送出境。
因此，周顼建议在产茶叶、大黄的地方，稽查转运，设立票据，统归沿海地方官员兼管。要是有人走私出洋，或者减价出售，都要严惩。
这份奏折引起了道光帝的重视，他也顺势提出了意见，鸦片大量流毒中国，导致纹银出洋数逐年增加，产生了银贵钱贱，进而影响到了地丁、漕粮、盐课等诸多层面，倘若不防范，必然出现“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遂下令两广总督邓廷桢据实查访。
邓廷桢等人调查后发现，这种办法存在客观上的难题，甚至会引发相反的效果。主要是，倘若限定茶只能与纹银交易，那么内地之货与入口之货不能相冲，外商收入得不到保证。而茶呢，更不好说，要是统一由官方定价，遇到丰收自然是农民受惠，可是一旦歉收，那农民、商人和官家就会陷入困局。让地方出立票据，有许多官员就会乘机揩油，扰民也难以避免，最后是官、商、民三者皆输。
尽管邓廷桢从现实困难层面否决了周顼的提议，但邓廷桢也认为，茶叶是对付外夷、尤其是英国人最为有效的商贸手段。差别在于，在绝对控制茶叶的层面上需要讨论的空间太大，茶叶问题也变成可控与不可控的商榷范畴。我们可以从林则徐对曾望颜的反驳中，再次温习这场争论。
直隶顺天府的府尹曾望颜给皇帝进言的奏折，“夷人赖以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乃茶叶、大黄。而此二物，皆我中原特产。无论何国夷船，皆不准其与我朝通商往来”。
曾望颜认为，这样的办法会给外国商船带来麻烦，他们船上的货物不仅不能卖出，而且由于得不到茶叶、大黄，夷人之性命就完全由天朝掌控，那么夷人一定就会放下架子来祈求通商。曾望颜主张封关禁海，剿办海盗，再禁大小渔船，断绝走私渠道，让外商产生畏惧之心后，主动求商。这跟直隶总督琦善的主张如出一辙，琦善说：“外夷土地坚刚，风日燥热。且夷人每日以牛羊肉作为口粮，不易消化，若无大黄，则大便不畅，夷人将活活憋死。故每餐饭后，需以大黄茶叶为通肠神药。”（艾特略·宾汉《远征中国纪实》）
琦善与曾望颜二人，都是朝廷器重的重臣，也都是西人艾特略·宾汉口中富有智慧、敏锐的中国政治家，并知晓“夷情”，他们的建议到底如何？道光皇帝心里没有确切答案，他把曾望颜的奏折转给林则徐，希望得到意见。
林则徐认为此举不妥，因为粤东200年来的互市，是建立在“推恩外服，普示怀柔”的基础之上，鸦片主要由英国商人在贩卖，一旦海禁，就断绝所有外商贸易，这不符合实情。何况不是所有的船只都参与了鸦片贸易，只要不夹杂鸦片的船只，仍然可以让其参与贸易，如果得罪了所有夷商，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天朝，后果堪虞。另一个层面上，大海四通八达，禁之甚难。
林则徐不赞同全面海禁，他通过查访后得知，茶叶、大黄确实是外夷所需，不过大黄出口多不过一千担，并非必有之物，不值得严禁。茶叶历年所销，高达30余万担到50余万担之间，这数量非常高，可作为钳制英国之物。但林则徐认为，做生意是循环的，即便与英国断绝了茶叶贸易，他们依旧可以从其他国家转买，这势必又要全面海禁，不是明智办法。但茶叶似可限量供给，每年连箱供给50万斤。其实早在湖北任总督时，林则徐就提出通过提高对茶叶、大黄的价格来达到使白银回流的方案。
林则徐还注意到了其他大臣没有注意到的茶叶细节，“大黄每年出口，本属有限，不过附搭药材项下。英夷所销尤少。惟茶叶所在必需，然有绿茶黑茶之分，英夷所销多系黑茶，现在严密稽查，不使影射偷漏”。黑茶，这里是指红茶，英文把红茶翻译成black tea。
林则徐不赞同全面海禁，还与他对海路诸夷的认识有关。他认为鸦片最大的贸易者是英国（美国等国家同样参与了鸦片贸易），其他国家大可不必跟着英国一起受到中国的贸易制裁。他在虎门销烟前夕，就采用了分化政策，让美商等“良夷”大尝甜头。
1839年5月2日（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道光皇帝下旨赞同林则徐等人做法，如果外商缴纳烟土，“自应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怀柔”，并暂缓断绝茶叶、大黄等供给。英军进逼天津的时候，在广东的林则徐依旧给皇帝上书，坚持认为是全面斩断贸易的后果。之后，道光皇帝给正在广东禁烟的林则徐下旨说，“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茶叶大黄，永远不准贸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儆惧”。
漕运总督周天爵算过一笔账，禁止中国的茶叶、大黄出口，这至多不过损失几十万两白银的商税，却可以换回千万两因鸦片流失的白银，很划算。当外国商人断绝了茶叶、大黄来源时，必然向大清乞求救命，保证以后不敢再向中国输入一勺鸦片。到时，清廷可以杀掉数十为首者，再杀掉数百内奸，最后网开一面，准许茶叶、大黄出口。他的意思很明确，只要茶叶在我们手中，还怕什么？
茶叶奇效与茶叶富国论
[关键词]鸦片战争；英国；茶叶贸易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关于这次战争的起源，中国学界长期将之归结于英国的侵略本性或掠夺本性。但是，英国商人及其政府为何不远万里，执意要打开中国的国门、开发中国的市场？其动力何在？对于这个问题，已有研究尚不能给出较为确切的解释。笔者认为，18至19世纪初的中英茶叶贸易，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本文拟从中英茶叶贸易角度，解释英国人为何要发动鸦片战争，以及为何能够发动鸦片战争。
一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成果丰硕，产品丰富，“不列颠的工业大丰收，推出廉价而高品质的棉制品、毛线品、长袜、床单、毯子、杯盘、水壶、烹食器、火炉及铁制壁炉。不列颠生产便宜的煤供火炉及壁炉使用。煤乃以铁路及汽船运输。铁路及汽船也运来新鲜的农产品及便宜的谷类，并且是工人廉价的交通工具。”[1]这次工业革命对英国造成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著名思想家爱默生指出：“蒸汽管使英格兰的人口和财富翻了四五倍。”[2]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英国大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爱默生描述英格兰劳动者的日常饮食时提到：“英格兰人的饮食既充足，又有营养——劳动者可不能靠水芹过活，牛肉、羊肉、小麦面包、麦芽酒是高级劳工的寻常饮食。吃的好，吃的饱，是英格兰百姓的民族自豪感的主要资本。”[3]可以说，当时的英国已渐趋于享受型社会。
大众生活水平提高以后，普遍养成了饮茶的习惯。无论贵族还是普通劳动者，都对饮茶极其喜爱。语言学家索绪尔描述道：“英格兰各地都流行喝茶，而且一天要喝两顿，虽然所费不赀，但是最贫贱的农民也像富人一样，每天要喝上两顿茶。茶叶消费总量极大。”后来又说：“从最底层的农民，到最高层的贵族，英格兰人普遍消费茶叶，而且消费量极大，据估计，每一个英格兰人，无论男女，一年平均要消费4磅茶叶，委实惊人。”[4]饮茶已经成为当时英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虽然英国大众热爱饮茶，对茶叶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但是英国本身并不生产茶叶。他们饮用的茶叶基本上依靠国外进口。“1685—1689年每年平均进口8819.2磅为基数；1705—1709年增到88824.6磅，20年间增长10倍；1835—1839年再增到1672667.2磅，50年间增长188倍。1755—1759年增到2699402磅，70年间增长306倍。”[5]当时，中国是世界上的主要茶叶供应国。1817年至1833年，中国茶叶出口值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一般都超过50%，最高时达72%左右，最低也有31%左右，平均出口值达61%。[6]这些茶叶大部分运往英国，英国成为当时中国茶叶最大的茶叶消费国。
长期的茶叶输入使得英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英国人向中国输入大量的工业产品，比如毛绒制品、羽毛、印染棉布、面纱等以图扭转贸易逆差，但这些工业制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并不受欢迎，乾隆皇帝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7]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使得中国农民难以骤然接受西方的工业产品。结果，英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越来越严重，对英国财政收入影响越来越大。
二
英国人饮茶已形成习惯，需要大量的茶叶供应，茶叶输入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英国工业成品在中国卖不出去，贸易逆差得不到扭转，深深影响了其国内经济。同时，18世纪，英国政府的财政高度依赖茶叶贸易，对茶叶征收的税率高达100%。”[8]茶税成为了英国政府重要的财政支柱。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和商人当然不甘心长期忍受对华贸易逆差。他们想方设法地开发新的产品，以图能够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
鸦片从唐代开始就作为药物使用，后来又作为麻醉剂小量输入中国。吸食鸦片能够治疗因痢疾产生的腹泻，于是从1659年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向外出售鸦片。[9]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在东印度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鸦片垄断组织，但并不直接向中国输入鸦片，以免危及茶叶垄断经营。它将鸦片拍卖给了英国散商进行销售。这种鸦片贸易逐渐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中英贸易走向。19世纪初，中国国际收支约二千六百万元，但1828年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总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四百万镑得从印度运回英国。印度的这笔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变成鸦片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万磅关税。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10]于是，英国向中国运输大量的鸦片，在中国、英国、印度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贸易”模式，即英国产品运往印度，然后以鸦片和其他的印度产品运来中国，中国部分用茶和其他运往英国的产品支付这些进口货。这种贸易模式使得中国白银大量流入英国，英国成为三角贸易中唯一的受益国。
“一般来说，鸦片在中国的销售相当于在印度离岸价格的5倍左右，扣除成本，获利任然是非常可观的。”[11]由于鸦片走私能赚取暴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往中国走私鸦片。他们走私鸦片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挽救中英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更深层次的方面是想要在中国市场上确立他们本国的经济基础。“鸦片的全部经济意义不能用它所带给对华贸易商的利润来衡量，而是在于它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在中国的事务上——领土上的和商业上的——关系”，“鸦片贸易作为一种散商贸易，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的。它是外国商人团体在中国兴起的经济基础。”[12]由此可见，英国人不仅想用鸦片弥补他们的贸易逆差，他们更想占有中国这一能够带给他们巨大利益的“宝藏”。
三
长期的鸦片输入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计嘉庆五年至十六年（1800-1811年），每年平均四千O十六箱，嘉庆十六年至道光元年（1811-1821年），每年平均四千四百九十四箱。”[13]1821-1827年年均9708箱，1828-1835年年均18712箱，1836-1839年年均35445箱。[14]短短四十年内，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数量成倍增长，致使很多中国人都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据估计，1835年全国吸食鸦片的人达到200万以上，“上至官府縉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15]鸦片给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损害，中国的经济也一落千丈，萧条凋敝。英国却是这场贸易中的最大受益者，既在中国市场上赚得大量白银，又发展了印度市场。
英国在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引发了中国的财政危机。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计所缴鸦片，除保留八箱作为检查样品外，其余悉数销化。其斤两除去箱袋不计，实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16]禁烟之后更是断绝了与英商的贸易，“随后又于一八四O年一月五日宣布广州封港，‘永远’断绝英船，英货或英国属地的船货的进口。”[17]英国运往广州的货船只能停留在港外，货物搁置在船上，引起了很大的耗费和损失。鸦片贩商马地臣向外交部上书称：“在华英商处于毫无保障的地位，……使英国工业陷于瘫痪，英国税收每年损失五百万镑。”[18]英国国内经济在中国的禁烟过程中损失严重，使得英国政府开始谋求解决之道。
英国女王在国会发表演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我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和王室尊严的事件。”女王紧接着召开国会，讨论对华用兵。议会议员争辩极为激烈，分为两派，詹姆斯·格勒罕、威廉·福勒特等人痛斥英国政府偏袒本国商人，而马考莱和外交大臣巴麦尊却主张以战争保护商人利益。双方相持不下，至后来投票表决，反战者262票，主战者271票，卒以九票之多数议决：“英商在中国方面之‘损失’，必须获得满足之赔偿，若中国政府承认赔偿，则英国政府亦不为复仇而作战。”上议院和政府态度一致，几乎未加讨论，就全部通过。对华战争法案形成。
18-19世纪，英国逐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民主政治较为健全。伏尔泰是这么评价英国政体的“英格兰人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反抗国王，从而给国王权力设限的国民。在这种政府下，国君拥有做好事的一切权力，同时却被限制了做坏事的一切权力，在这种政府下，贵族伟大而不傲慢，虽然他们手下并无封臣，在这种政府下，人民非常清醒地参政议政。”在很多问题上，英国都采取民主投票进行决策。这种政治决策体制为英国发动对华战争提供了便利。因为，如果是女王决断，她很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顾虑而放弃正面战争；在民主体制下，对华贸易商人、东印度公司和相关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游说国会通过对华战争法案。
武汉因为处于历史贸易之路中，不断地自我提升历史文化宣传价值，比如2013年在长江江滩中竖立“茶叶之路”的起点标志碑，比如2015年武汉世界园艺博览会中拟建立茶叶博览馆。2002年，笔者与武汉作家刘晓航和电视导演周详，结识了俄联邦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商业旅游方面的几位人士和在中国市场人。他们希望建立一条“茶路之旅”，恢复“汉口茶”向俄国、哈萨克和蒙古销售，并看能否建立一条历史游览之路。我们一道来到赤壁市羊楼洞镇和新店镇，寻找当年“汉口茶”的踪迹。
当时是基于旅游开发的角度，以汉口作为曾经畅销世界的“汉口茶”起点。清朝后期，俄华茶叶之路上最大的节点是汉口，通过汉口，茶叶最早是经过汉水运到河南，转陆路到山西，越过黄河到张家口或归化（呼和浩特），再运到中俄边境（今俄蒙边境）的恰克图。山西商人最早控制这条线路。汉口和上海向外国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另一条更常走的线路是由长江水路运到上海，转海运至天津，转陆运走张家口――恰克图线；或从上海海运到海参崴转西伯利亚大铁路。英商们则都是从汉口走长江线运茶叶到上海转海运出口。次一级的茶叶之路，其一是晋商从汉口船运到镇江，入京杭大运河北上；其二是俄商从汉口水运至上海后出海过苏伊士运河到俄国（今乌克兰）敖德萨港。
不管走哪条线路，走海运，走河运，走陆运；不管贸易商是晋商，是俄商，是英商，汉口因为其地处产茶大区鄂湘皖赣的长江水道的交汇处，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成为茶叶之路的共同起点。可见，商品化了的“汉口茶”，其实并非产于汉口。汉口茶曾一度主宰了中国对外出口茶叶达六十年之久，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创汇商品。根据《江汉关贸易报告》，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汉口出口贸易中，茶叶的比重一直位居首位，且各年份都远高于居第二位出口量的商品。第二个数据是汉口茶叶出口占全国茶叶出口的比重，二十世纪初时，都在六至八成。第三个数据是十九世纪以来俄国从中国进口值中茶叶比重，这个比重是逐年增加，直到1851年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已超过95%，也正是这时，俄商开始进入长江中下游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直接从地方商人手中收购茶叶，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完全依赖于晋商的中介。第四个数据是1866――1903年中、印、锡兰茶叶在英国市场份额比照：中国茶从96%降至10%，而印度与锡兰茶则由4%上升为90%，这一方面说明在南亚茶叶培植前，早期英国市场也就是世界市场上对中国茶叶的依赖之大。
认识到这些后，就不仅是旅游线路的开发，而更进一层到对“汉口茶”这个商品名的重新提升。武汉黄鹤楼茶叶公司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一方面在汉口和武昌开辟经营性的茶叶茶具销售市场和饮茶休闲市场，一方面生产并注册黄鹤楼茶叶，现在更深入到鄂西开辟茶园基地。
城市构成要素源于茶
美国学者罗威廉那两本著名的谈汉口的学术作品，之所以对中国人耳目一新，是因为他以西方成熟的城市形态学的视角来观察和论述汉口，他认为汉口在中国是最堪与西方城市形态相比较的典型城市，因为它是较纯粹自由经济的产物。商品交换的数量、品种、范围，决定了城市的规模与繁荣程度。汉口以商立市，与一江之隔的作为农业社会地方行政中心的武昌城，是完全不同的。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汉口与武昌在历史上巨大差异的原因，它们不仅是长江天堑的阻隔，更是两种生产形态的分离。历史上汉口与武昌的分分合合，其实只具有行政上的意义，而不存在城市内部的有机融合。
重农抑商文化下的中国政府，其实并未在中国近代城市的形成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像汉口这样的城市，更多的是靠商业组织――行会在经济上起到相当的调控。官府自主地发展汉口市政，要等到张之洞督鄂时。实际上，湖北地方官从太平天国后的胡林翼、官文以来，一贯奉行不干预行会商业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好处是藉此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十九世纪时大约全国四成的行会在湖北，很多是由最初地区帮派的商会组建成的行会如茶叶公所、钱业公会等。
茶叶贸易与生产，直接促成了汉口的地方船运业、板材业、金融票号、税务厘金乃至市政。而外商直接收购加工茶叶，更产生了武汉第一批近代企业――俄商的茶叶加工厂和包装厂。全国四大海关中惟一内河海关江汉关也是因为茶叶出口税而设，汉口的第一家外国银行渣打银行是因为茶叶贷款汇兑业务而生，汉口第一个对外船运码头是俄商顺丰茶厂码头，第一艘来汉的外国轮船“飞剪号”就是装载茶叶的。在此之上，汉口来自各方的商人与工人、贩夫、流氓组成了五湖四湖的市民阶层，并在茶业中与相应的金融业、船运业中产生出第一批买办。这样，一个近代城市的各种构成要素就在茶业的兴旺中渐渐具备完善了。
“汉味”产生于茶文化之上
对城市文化的产生演变的探究，不能不依据当地经济的发展特点，而城市精神则是这种文化正能量的提炼。对于武汉的城市文化，过去一直有商文化、楚文化、知音文化、首义文化与茶文化的几种观点，其中商文化与楚文化都不是以武汉为主要代表地的，而且与知音文化一样年代久远，实物遗存匮乏，这极大地减轻了大众心理上对它的形态认同。至于武昌起义，一方面要揭示出它所发生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群体意识；另一方面要看到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严格而言它与张之洞个人有极大的因果关系，所以，起义成功后，连革命党首领孙中山、黄兴都始料不及。正因为如此，起义后不久政治中心便转移到北京、天津、南京甚至广州去了。将武昌起义置于民国创立的大背景下考量，武汉并非惟一和最重要的能以辛亥革命文化做底蕴的城市。
武汉作家董宏猷的《汉口码头》虽说是文学作品，它的人物和故事构成却是建立在汉口茶业经济的背景上，他把早年在汉正街的生活经历与汉口茶叶港结合，与他提出的“汉口城市码头文化”的论点相吻合，最巧妙地是他把武昌起义也结合进故事的发展进程中，基本包容了武汉形成期的主要方面。武汉城市的“汉味”或者说城市文化，正是与汉口早年的水陆贸易尤其是茶业休戚相关的，比如武汉人性格中的包容不排他性，江湖气投机性、小富即安、现实又虚荣、开放又传统等等特点，都可以从这种经济特性产生的人口构成中寻找。武汉的饮食特点、武汉话中的词语来源、武汉的中西杂糅的建筑风格等等，也都能从这种经济与人口特性中找到蛛丝马迹。武汉被定位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不过，“码头文化”易为人误解为地痞文化，其实汉口的码头，有商码头、土码头、官码头、洋码头之分，各据汉水罗家墩到长江谌家矶“十里”水岸之一域，它的后面是城市经济和社区生活的多元化，但都一度在茶上统一起来，笔者以为不如称之为“茶业文化”。
特殊的地理产生了特别经济，特别的经济构成了特性人口，特性的人口产生了“汉味”文化，从这个层面上认识，茶叶之路的宣传就要与武汉特性建立必然的联系，同时，“汉味”也才真正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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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In the late Qing Shanxi businessman planted tea，studied the cultivation of tea，organized its transportation and sale，established processing industries with capitalist characteristics.At the same time，for their own benefit and thebenefit of the nation，they fought against domestic and foreignreactionary forces and greatly promoted the diffu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关 键 词】晋商/茶文化/茶农
【 正 文】
一
山西商人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从明清到近代，一直以很强的实力雄踞海内。自清代以后，又大规模踏入国际市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经营茶叶成了晋商贸易活动的一部分，是其获取商业利润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前中期，产茶较多的是闽、浙、皖、赣等地方，尤其是福建的崇、瓯、建、延、泉各县，茶山众多，茶厂甚广，制茶活动相当普遍。“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注：衷于：《茶市杂咏》，见林复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为了保证有充足而稳定的货源供应，为了保证商品的质量——品味优良，山西商人曾在福建省的武夷山区或称乌龙茶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近似于包买的形式控制了一些茶厂（作坊），要求对方按自己的技术要求进行茶叶加工，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些制茶作坊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到道光时期，有一小部分晋商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务，曾踏入湖北东南部的武昌府组织货源，并指派专人监制茶叶（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成了清代最早开发鄂省茶山的出口商。
到晚清咸丰年间，晋商逐渐转移了采购茶货的基地，将其收货重心西挪。他们由东南的福建等地纷纷涌来湖北，正式立业，重开局面，再展身手。山西商人经营途径的如此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以后湖北茶叶经济的发展，使其一步步地成为我国著名的内销、外贸的商品茶基地。
茶业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乃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贸易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晋商从清初以来一直是经销福建花茶、粗茶和安徽朱兰茶的，也贩运一些湖南安化黑茶。可是到咸丰三年(1853)以后，旧的贸易格局或市场局面受到了冲击，去往福建等处的商道因太平天国革命之故而受阻，货源中断，晋商被困，福建茶农茶厂茶行也颇受损失。本来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福州通商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而起”（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而到此时，茶贸形势则更为不利了。史称：“（福建）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辐辏，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注：（清）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谱》卷上，咸丰三年，四月纪事。）。正在这政局动荡、商务维艰的时候，山西商人于湖北发现了适宜生产和发展茶叶的大面积土壤，有似狭路逢生，于是便产生了新辟茶源的思想。即他们在运货途中、逐渐感到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地方，雨量充足，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为栽植茶树之佳壤。并且，地理位置好，处于江汉平原之东，交通较为方便。可以在此开辟一个产、运、销一体化的茶叶经济基地。计划一定，便马上去实施。
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以多山之故，茶产自属相宜。其起源虽不可考，但据地志所载，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法”（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当地民风纯朴，喜交四方之人。土民与外来晋商联手开办茶山、茶园，共建新的“生业”。勇于奋进的山西商人，曾通过自己长期经营茶叶的机会，较系统地掌握了许多有关茶叶的生产及其加工知识，进而又毫不保留地传授给这里的农民。使得崇阳人和蒲圻羊楼峒人逐渐学会了坑种法、育苗移载法、茶花间作法和压条法等。更学会了炒青、蒸青等加工技术。当时生产的主要是红茶，也有少数绿茶。其新茶种逐渐传播到通山、咸宁等地。有关培育和加工技术也随之在鄂东南地区推广、普及，形成了较大范围的产茶热潮。在晋商的鼓动和茶利的诱使下，每到春天茶芽初发，乡间农人竞相力务红茶，摘之、踩之、焙之，忙得不可开交。史料记载，崇阳、咸宁山区百姓，皆以茶为业，“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如雷、汗如雨”（注：同治《崇阳县志》卷3，物产。），人称当地务茶的园户多，而栽禾的田户少，产茶业可谓兴盛。
蒲圻、崇阳等各县地方，在咸丰、同治时期，按照山西商人的指导，已能够制作上好的青茶。先由妇女儿童在谷雨前摘取嫩芽，而后使其干枯、压卷，继之将茶叶洗净，入锅微熏微炒（稍喷水），出锅后用簸箕盛做一堆，用手使劲揉搓，去其苦水。再炒再揉，然后用柴火或炭火焙干。除了制作青茶之外，这一带制作最多、最普遍的乃是红茶。红茶的加工技术最早是由广东商人在道光末年从其故乡传入湖南安化的，接着山西商人又将之传播到鄂东南以至鄂北。蒲、崇等县乡之民依其指授而行，他们“做红茶，雨前摘取茶叶，用晒垫铺晒，晒软合成一堆，用脚揉踩，去其苦水，踩而又晒。至于捻不粘，再加布袋盛贮筑紧，需三时之久，待其发烧变色，则谓之上汗，汗后仍晒，以干为度”（注：（清）崔淦等：同治《襄阳县志》卷3。）。所谓雨前是指谷雨之前。三月采者为头茶，可做青茶。四月底五月初采撷者为二茶，六月初采者为“菏花”，七月份采者为“秋露”，都是可以加工成红茶的。民户制成其成品后，存入竹器，以待客商（晋商）收购，或送往客商处出卖。园户自采（有时也雇临工），自行晒炒，大量焙制茶叶，每年产量可达20-30万担（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烟的种植与分布》，见《古今农业》1993年第3期。），为湖北省的大宗物质财富。咸、同时的茶叶，大都是散茶，晋商收购后，要对之实行较大规模的包装。
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由于从前茶农交给晋商的散装品，体积大，重量轻，运输不便，且需将茶叶装入竹篓，踩压结实后，再行载运，颇有耗损。为了适应茶商的要求，而出现了砖茶生产。据说，湖北茶叶集散中心“洋楼峒（湘鄂边境）之始有砖茶，始自光绪初年，由山西商人开其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晋商又与这里的砖茶生产联系起来了，他们再一次充当了制茶新技术的传播者。在湖北的崇、蒲地方，红茶是由商贸的需要而兴起、而发展，又因商贸的需要而相应地转变其加工形式和制作手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商贸因素在茶叶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在羊楼峒以至整个湖北省来说，压制砖茶可算得上是一项新的加工方法，但它并不是近代化的先进技术。因为作为砖茶制作手段中的压力设施乃是一种原始的木制平压机，早在明末就有人使用过，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其生产规模较小，基本上是一种手工作坊劳动。每架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成60筐茶叶，合90担（注：参见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第18-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版。）。起初使用的木质压榨机，操纵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不过，尽管这种压力设备较为落后，可是利用它足以改变崇、蒲各县的茶叶加工形式及其发展方向。可以说，第一台木压机在该处的启用，就标志着当地新的产品形态的开始，它逐渐将散茶制作过程转变为砖茶制作过程，促使茶叶加工由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不久，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将其工作原理由过去的杠杆作用转变为手摇轮转，既省力又省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并且，增大了压力，使产品光洁整齐，从而节省了原料，改善了产品外观。劳动工具乃为重要的生产力内容，改进工具即为提高生产水平的第一位的物质手段。制茶器械的革新，必然会带动茶叶加工的发展。所以，当铁质压茶机在羊楼峒投入使用后，制茶业很快有了起色，局面有了明显改观。不过，这种改进是有限的，属于“渐变”，未出现质的变化。崇、蒲地方或羊楼峒一带的茶叶加工仍然属于手工作业范畴。
山西商人或商业集团基本上控制了晚清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武昌府所属各县的制茶业，使其茶叶加工活动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在制作散茶时期和压制砖茶之初，茶农或园户常常是依据晋商的技术要求及质量指标加工茶货的，然后由晋商予以统一收购，有时还由晋商预支一部分钱，助民产茶，而后以产品折还。“大凡驻汉办茶之（晋）商，每年派一总管带同司事入山（羊楼峒一带）造茶，若总管朴诚勤慎，监造精明……自当出色”（注：档案：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芜湖关税务司，《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29-31页。）。在制作砖茶较早的芙蓉山（据说比羊楼峒还早，只是规模不及羊楼峒而已）也有相似的情况，如时人周顺倜在诗中写道：“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西商即指晋商。砖茶虽为茶农产品，但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实际上，茶农是代晋商而生产，也往往预先领一笔钱为其加工茶叶。这是一种包买商性质，具有资本主义萌芽之意义。晋商利用自己与茶农之间的监制和包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芙蓉山、羊楼峒一带的茶叶生产，并支配或控制了茶户的加工活动及再生产过程，以至将蒲、崇等处变为他们的经济基地或私属地盘。如此包买商经济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水平的产物，它是商业资本从流通领域逐渐转向生产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时期，是其胚胎生长的关键阶段，至关重要。
到了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起了茶叶加工工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制茶作业。筑厂房近20处，总计雇佣工人几千名，受雇者毕为失去田产的当地茶农。文献记载：“当时尚用土法制造，有砖茶厂十余家，统由山西帮经营。”海外资料讲：“山西茶商每年在（羊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原料多为二茶或三茶。茶叶长约一寸，味强。一般称为老茶。”（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这种由天昌永、天德玉等山西商号创办的砖茶工厂，成了后来湖北加工工业的雏形，它是过去包买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业资本正式转变为产业资本的标志。该处的砖茶加工企业完全实行自由雇佣劳动制，获取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自身成了早期民族资本家。鄂东南羊楼峒一带的砖茶加工工厂，所体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新型产业形态。所不足的是，砖茶厂就其生产力水平而言，仅仅是个高级的手工业作坊，还没有达到机器化的大生产，因此，它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由晋商代表的湖北茶业经济领域的民族资本主义先驱。
同时，令人瞩目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享用神州茶叶资源的不仅是国人，而且还有洋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侵略者以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护符，逐渐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了茶厂。同治四年(1865)，英国商人也在台湾开办了乌龙茶厂，并于两年后在福建厦门创办工厂，对台湾毛茶进行精加工。他们依仗其殖民主义的威势，蛮横地与国人争资源、争劳力。对晋商产生极大威胁的汉口俄人茶厂，所采用的生产手段比较先进，先是采用蒸气压制砖茶，比晋商茶厂出的产品整齐、结实，损耗也少。但难以保持茶叶原有的香味，为了补救这一缺点，俄商从光绪四年(1878)以后，逐渐使用水力压机加工砖茶。“在汉口及九江一带之俄办砖茶厂，制造砖茶之方法简单而有效。有一笨重之模型，上有精细花纹，放于水压机中，不论红茶或绿茶，经过平常制造过程后，再加蒸热而放入模型中，其程序为先放一层上等茶，然后放一厚层之粗劣茶叶、再加一薄层上等茶于面上。俟复以模型后，再用水压机重压之。旋去压力，取出模型，即得砖茶。经三星期之干燥，即告完成”（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俄商的蒸气机制茶或水压机制茶效率较高，每台机器日产80篓，合1.2万斤，比晋商的手压机日产量多0.3万斤，而且生产的废品少，是晋商茶厂废品的五分之一。他们以如此先进的加工设备和制作手段与中国民族资本对垒，表现出了较强的优势。并且来得凶猛，仅仅几年间，“汉口烟筒林立者，即俄商以机器制茶之屋也”（注：史念书：《清末民初我国各地茶业振兴纪实》，见《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茶文化专号”。）。其生产加工的集中程度明显高于晋商开办之厂——经营规模较大，逐渐挤占了民族资本的地盘。
洋人来华开办茶厂，虽然带来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及技术，但更多的是给我国造成了灾难。俄人在鄂省建立机器制茶企业，是一种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资本输出之方式，是长期以来商品输出的发展结果，是殖民主义者由初级的经济侵略阶段转向高级阶段的体现。即他们由强行开辟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发展到此时的深入中华内地，直接使用我国土地与资源，役使和剥削我国公民的地步。
在当时严酷的形势下，湖北的晋商茶厂为了增加自己与洋人的竞争力，不得不以较为先进的设备来改善自己的制茶手段，提高其生产和加工效益之水平。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便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砖茶，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购进英国怡维生公司生产的烘干机，焙制散茶，色味俱佳。（注：《农学报》1897年，卷8，茶事汇谈。）他们在不断改进自己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逐渐地转化为新型的民族产业资本家，同时也使湖北产生了新一代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加工工业。
二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茶叶生产是以交换或出售为目的，其自给因素很小。所以马克思将茶叶的生产与加工制作称之为商业性农业。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无疑是为了运销。该省的茶叶特别是红茶，主要运销于国内湘、鄂、豫、晋、冀、粤等地和海外英、美、俄等国。即当地出产的一部分红茶被粤商运销于湖南、广东、香港以至英美，而大部分的产品是被山西商人运销于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内蒙、新疆以至俄国。
晋商在中原地方的茶贸活动是附带性的，一般采取顺路洒销的形式，将茶叶卖给小贩，任其出售。晋商运销茶货的重点地区是北部边疆，他们的茶务覆盖面相当大，所经销的主要是湘、鄂红茶。史书记载，道、咸时期，“甘肃茶务是这样的，引地是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兼及蒙古和西藏。销数是每年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引，每引一百斤，另带损耗十四斤……来源是湖南安化（也有湖北）的红茶、在西北（也）叫做黑茶，运抵陕西的泾阳，局部的压制成块，每块重五斤，叫做砖茶；四川也有茶运销，不过数量很小。引商分为东西两柜，东柜是陕西和山西商人，西柜是回民”。（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6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至同、光时期，左宗棠在西北整顿茶务，发行茶票，山西商人领票在这里贩运。当时，甘肃官茶运销到新疆，哈密地方的茶货存积不断增多。“同时，晋茶照常涌入。这种晋茶，实际是从湖南（包括湖北）贩来，因为是山西商人所经营，叫做晋茶。他们本就是甘肃官茶的引商，从归化（今呼和浩特）经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后配销各地。大概南路天暖，人民喜食细茶；北路地寒，大家喜食粗茶。晋茶就多是粗茶；官茶就多是细茶。这样，一以北路为主要市场，一以南路为主要市场，双方平分秋色。”（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在北部边疆，晋商之茶务主要集中在蒙古，远在康熙年间，驻库伦经销茶叶的山西商号就有12家，至乾隆、嘉庆年间增加到50多家，人数有6000多。清代后期，库伦的旅蒙商号发展至400余家，其中开办茶庄的晋商有100多家，2万多人。他们不仅向高原汉人和游牧民族供应茶叶，而且还大量组织对俄出口茶叶，外贸规模越来越大。库伦买卖城和东营子的人员与货物因之与日俱增。恰克图买卖城，雍正年间初立国际商埠之时，仅有几家商号，至嘉庆初期发展到60余家。（注：清外务部档案，外交类，中俄关系卷。）后来在道光时，此处的茶庄发展到了100家左右（全为晋人经营）。并且，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也有了进行国际贸易的旅蒙晋商商号及俄商之洋行。
在库伦、恰克图的茶商中，实力雄厚者主要是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广全喜、公合泉、恒隆广、祥发永等十几家晋帮商号。乾隆后期，他们每年由漠北蒙古高原输入俄国的茶叶不下200万斤。嘉庆五年(1800)，仅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就达279990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有250多万斤。进入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出口数额大增。根据一份海外文献统计，道光十六—十九年(1836-1839)，我国每年通过蒙古输入俄国的茶叶（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平均为807188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合700多万斤，价值800多万卢布。几年后，“1843年，运至恰克图交易的茶叶120000箱，其中花茶80000箱，家茶40000箱。价格数年没有变动。此时一方箱家茶为60卢布，一箱二级花茶为120卢布，一长方箱（比方箱大二分之一）家茶为80卢布”（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时的茶叶贸易创汇每年可达1240万卢布，折合白银约500-600万两。咸丰初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卖给俄商的茶叶一年达15万箱，计900多万斤。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就其形成和内容而言，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贸易，双方商务不失为公道之举。并且，华商（晋商）对俄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具有很大的优势，掌握着通商的主动权，年年呈现出超，不少的白银从俄国流入。
这种形势未能维持多久便发生了变化。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晋商在对外贸易中难以一直保持正常的实力和地位，难以摆脱殖民主义的笼罩。同治元年(1862)二月，沙俄侵略者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基础上，又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缔结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于东南沿海通商权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天津的通商权，并攫取了低税率的特权和深入内地采购土货（包括茶叶）及其加工制作权利。更为严重的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允许俄商从中国运货出口，只纳正税，有关票规银、厘金的征收皆予以优免。同治五年(1866)，沙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关的子口税，使俄商运茶成本大为降低。这样就为俄商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开通了道路。结果，山西茶商的利权被夺，生机顿减。从前恰克图国际商城的120家山西商号到同治二年(1863)以后，因受外力的冲击而纷纷倒闭，只留60多家。到同治五年(1866)之后，恰克图“买卖城只剩下了四个老的山西行庄。并且……在这项贸易（茶叶贸易）上，中国人不能和俄国人竞争，因为在转运恰克图的过程中，俄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少，中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多”（注：档案：1868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2-4页。）。尽管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在晋商的强烈要求下，下令削减了一些厘税和浮收杂税，但很不够，根本没有享受到像俄商那样的税务优待，估然不能够摆脱出口买卖上的困境，依旧免不了在与俄商的商务较量中遭受失败。对此，时人写道：“自江汉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运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而山西商人运茶至西口者，仍走陆路；赴东口者，于同治十二年禀请援照俄商之例，免天津复进口半税，将向由陆路运俄之茶，改由招商局船自汉（汉口）运津，经李鸿章批准照办。惟须仍完内地税厘（厘金），不得再照俄商于完正、半两税外概不重征，仍难获利，是以只分二成由汉运津，其余仍为陆路。以较俄商所运之茶成本贵而得利微。深恐日后，俄商运举更多，而山西商人必致歇业。”（注：王先谦：《议复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片》，见《刘坤一遗集》奏疏稿，卷1。）俄商势力就是这样在本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在中国发展的。当时国运衰退、世道险恶，毫无情理可言，外国人运中国货物出口竟能得到税法上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超常的优待，而中国人运中国货反倒要受到政策上的歧视，遇到清政府重税的抑制，于海上航运的茶货竟要缴纳陆路上的各种厘金（晋商贩茶出口，除交纳正税外，到恰克图，每票复交票规银50两。咸丰十年后，因军饷支绌，规定每商票一张，在察哈尔都统衙门，捐输厘金60两银），实在是咄咄怪事，欺人太甚。显然，晚清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控制，清政府已经变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进行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换言之，在沙俄的一再逼迫下，清廷越来越走向买办化，它的统治职能越来越趋向反动，逐渐俯首服从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意志。同治末年(1874)，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中，晋商输入俄国的茶叶降到6万担（600万斤），到光绪四年(1878)，晋商由湖北、湖南等处运销于俄国的茶叶又降至5.5万担，其中80%的是红茶和砖茶，而同年俄商直接从中国武汉等处贩去的茶叶则猛增到27.5万担（注：渠绍淼等：《山西外贸志》上册，第84页。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内部刊印1984年。），是晋商在蒙古组织出口的5倍之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华北遭受大旱灾，牲畜倒毙过多，晋商缺乏运茶工具，但更重要的是，殖民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即俄商在湖北直接开办茶厂，用蒸气手段压制砖茶，以宗主国国民的身份无理地几乎是无偿地开发利用我国的茶叶资源和获取鄂省的廉价劳动力，大量降低成本。并得到中国官方给予运销上的政策优惠，从而更有力地侵夺中国商利之故。
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竞争中，曾进行过顽强的努力，并曾取得过较好的效果，但终究因为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晚清政府特殊的政治性质，而不能够持续发展。原来在同治六年(1867)茶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等代表商界提出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国售货的强烈要求。他们通过绥远城将军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朝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当时清政府鉴于政治上的需要和迫于商界的压力，于同治七年(1868)批准了晋省茶商赴俄贸易的请求（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7。），也与俄政府达成协议，并暂时实行以每票贩1.2万斤茶叶而纳25两银的轻税，“以示体恤”。于是，不少山西茶商重返恰克图，进而通过艰苦的征程，深入俄国地界，另辟市场，谋求商务扩展。史称“恰克图……都是晋帮商号……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都设有分庄”（注：路履仁《外蒙古见闻纪略》，见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63卷。）。这些晋商在同治八年(1869)，通过境外分庄向俄国组织出口功夫茶4.8万担，红茶、砖茶和绿茶为6.2万担，与俄商该年贩运茶叶总量相当。同治十年(1871)晋商输俄茶叶多达20万担，超过俄商贩运量（11万担）近一倍。对此文献记载，“还有大量的茶叶，由陆路运往恰克图及蒙古。过去的年代没有统计数据可供查考，但是，据海关税务局麦克佛森先生(Macphenson)说，1871年，由陆路运的茶叶数量共为26957930磅，计砖茶12149584磅，红茶14808346磅。在对俄海上贸易开始以前，这种极为发达、极为巨大的茶叶贸易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大部分的茶叶，经恰克图运往俄国市场。”（注：档案：1872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124页。）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清政府腐朽、国家主权丧失，凭晋商的聪明才智和长久的行商实力是不会落后于俄商的。他们虽然受挫，但只要有了相应的机会和条件，就能再现辉煌。只因清政府又搞起了所谓“引俄制日”的政策，进一步放纵俄商的侵略，允许其在我国内地恣意妄为，欺行霸市，抑勒茶叶收购价，大量剥削茶农（注：（清）卞宝：《六制军奏议》卷5，奏体察鄂省加增茶课窒碍难行折。），加大晋商的竞争压力。同时清政府又施行限制民族商业资本发展的办法，只限定恰克图一处对外贸易（关闭蒙古的其他各口），并逐渐加重商税，致使晋商对俄出口茶叶业务又滑坡了。再加上宣统元年(1909)俄国单方面突然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每普特茶叶征税2500-3500文钱），这样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终清，再无发展之机，运销俄国的茶叶又跌到了5万担左右。
综合起来看，我国晚清的茶叶经济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民族地位、社会性质、国民权益保障等问题相联系的。它以产、运、销为基本结构，以栽培、采集、加工等生产程序为基础和核心，以市场为经营之导向，并深受政治之影响。
[关键词]福建；茶叶出口；绿色壁垒
[中图分类号]F75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10-0033-02
[作者简介]张志雄（1965-），南靖县外经贸局审批科，经济师，研究方向：招商引资。一、福建茶叶出口的现状
福建省是茶叶生产大省，其中乌龙茶约占全国乌龙茶产量的85%左右。茶产业已经成为福建省农业的支柱性产业，茶业经济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茶叶作为福建省重要的传统出口农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品种为乌龙茶、花茶，其次是绿茶、红茶和白茶，还有少量保健茶，福建省茶叶出口在我国茶叶总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主要出口日本、欧美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中65%出口到日本。2013年上半年，福建口岸出口茶叶6139.3吨，货值4177.9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2%和14.2%，出口量与出口货值实现齐涨。其中输日茶叶3258.1吨，货值1358.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5%和19.6%，乌龙茶和花茶的出口形势也较为喜人。1—6月，福建出口乌龙茶4439.4吨，占全国乌龙茶出口量的52.47%，比2012年同期增长1.21个百分点；出口花茶942.5吨，占全国花茶出口量的33.90%，比2012年同期增长8.21个百分点。
二、福建茶叶出口中存在的问题
（一）与国际标准不接轨
福建茶叶种植分散，以农户为主体，大型茶叶生产企业较少，茶叶开发投入不足，没有形成规模经营。许多中小企业的标准意识、卫生安全意识薄弱，生产技术落后，茶叶生产技术标准不一。茶叶生产技术含量低，农药残留、非茶异物等问题屡见不鲜，致使茶叶品质较低，从而影响福建茶叶的出口。目前，福建茶叶的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有一定的成果，但仍不完善。一些标准对茶叶内销部分十分宽松，主要针对一些大型茶叶生产企业，中小茶商、茶农基本上不受限制，有关部门也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而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科技水平较高的优势，制定了十分严格的强制性绿色技术标准，致使我国茶叶难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二）市场拓展力不足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近年来国际茶叶进口商纷纷控制采购量和库存量，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特别是输欧的传统小包装茶叶和高档特种茶叶出口量大幅下降。近两年福建主要出口茶叶品种乌龙茶从低档为主向高档和高附加值产品转变，对香港、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出口价格有所提高。但是福建茶叶的出口市场仍过于集中，对日本、欧盟等市场的依赖比较大，开拓其他市场力度不足，一旦这些市场进口下降，就容易引发企业的风险。从国内看，福建省的内销茶产品以铁观音为主，产品比较单一，对其它茶类的市场开发力度还不够，如出口受阻，也容易给企业带来风险。
（三）缺乏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品牌已成为国家乃至产业领域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并且福建正处于两岸和平发展、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关键时期，打造福建特色品牌至关重要。目前，福建茶叶的品牌建设初见成效，以“福建乌龙茶”品牌为例，就包括“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等子品牌，而大部分茶叶企业规模小、投入少，以出口原料茶为主，茶叶经营缺乏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创造的经济效益较低，利润少，缺乏国际竞争力。迄今为止，福建茶叶出口仍以散装茶为主，自主品牌很少。在福建省工商部门注册的商标不少，但是大部分茶企业经营规模较小，品牌较弱，在知识产权开发与保护方面投入不足，具有影响力的全国品牌更少。
（四）频繁遭遇贸易壁垒
近年来，欧盟、日本等国家针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设置的“绿色壁垒”（Green Trade Barrier，GTE）日益增多，其中，茶叶检验项目名目繁多，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越来越苛刻。福建茶叶生产企业的规模大都较小，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低，茶叶品质参差不齐，统一的标准难以实施。各国消费者对茶叶质量的要求各不相同，自2000年欧盟实施新的农残限量标准以来，不断出台新的茶叶农残标准，调高茶叶检测标准，并采用干茶法进行检测，欧盟2010的459号公报，对茶叶中农药残留标准又有3个最新改变。2012年以来，日本就对我国输日茶叶实施了4项贸易技术壁垒措施，包括将茶叶的三唑磷限量标准值加严到0.01毫克/公斤等，极大增加了出口茶叶农药被检出的机率。福建茶叶在出口贸易中受到重重阻力，不仅是对色、香、味等内质和异味杂物的限制，而且在卫生质量上提出更高的要求。绿色壁垒成为出口的最大障碍，越来越高的门槛使得福建茶叶出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三、促进福建茶叶出口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茶叶质量
福建茶叶要在质量标准上取得国际市场和消费者认可，就要加快与国际标准接轨步伐。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政府、企业和茶叶协会等中介机构要协同合作，共同发挥效力。
1.加大技术创新力度。要加快建立有机茶和无公害茶生产示范基地，建设病虫害植保网络，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推广农业、物理、生物防治技术，从茶叶采摘、加工、包装和储运等环节都要按照无公害操作规程，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抓好知识和技术的培训，有效控制茶叶农药残留、重金属及有害微生物的含量，提高茶农的安全用药、科学用肥的意识，从而提高茶叶品质和附加值，增强福建茶叶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与国际标准对接。进一步强化行业和生产者的自律意识，加快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提高茶叶的质量安全水平，实现生产与国际市场对接。在茶叶生产过程中，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的农业投入品禁用和限用规定，使用符合最终产品质量安全要求的农药品种，树立绿色种植理念。
3.加强质量监管。应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对茶叶农残的检测监控，帮助企业提升自检自控能力，提高整体质量管理水平，确保出口茶叶质量安全，使茶叶质量和安全管理做到科学化、规范化，提高行业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
（二）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应积极调整茶叶出口的市场结构，减轻对茶叶主要进口市场的依赖，面对传统市场，在保持出口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潜力。同时，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实施茶叶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根据市场需求，加强产品创新，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如发展潜力较大的乌龙茶、绿茶，兼顾花茶、红茶等；发展不同口味和功能型产品，如果味茶、降压茶等；积极发展有机茶等绿色产品。
（三）打造茶叶知名品牌
茶叶品牌代表了茶叶产品的特性和企业的文化内涵，打造品牌是提高茶叶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要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上加大宣传力度，加快福建名优茶品牌建设，提升福建茶叶出口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在名茶的基础上整合品牌，维护和发展品牌，增加消费者的认可度，培养消费者的忠诚度。福建茶叶企业还要抓住全球茶叶消费转变时机，加强国际间的沟通与交流，发挥名优茶效应好、效益高的优势，加大中国茶文化推广，使福建率先走出中国茶叶出口的困境。品牌塑造是以高质量为前提的，茶叶营销者只有提高茶叶品质，以诚信为本，以顾客为中心，树立正确的营销理念，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大力培育龙头企业
生产和经营分散、企业规模较小，已经制约了福建省茶叶产业的良性发展。为此，福建省各中小茶叶出口企业应开展生产经营合作或兼并重组，做大企业，抱团出海，共同抵御风险。对农户种植的茶园，可由散户种植逐步转变成半紧密型的生产基地。扩大茶产业规模，要实现产业化经营，就要大力培育龙头企业，走龙头企业带动基地生产的产业化路子。要对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等一系列环节进行全面管理，努力按进口国的质量标准要求组织生产、加工，真正形成整个茶叶产业链条的无公害、规范化运作。
（五）强化茶农的质量意识
政府要加大宣传的力度，通过信息网络等方式，及时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和应对建议。茶叶生产和出口企业在政府或行业协会的指导和帮助下，带动农户实现有机茶和无公害茶生产，茶叶企业应了解茶叶绿色食品的绿色标准，促使其降低农残，生产安全、无公害的绿色茶叶产品，实现绿色包装。鼓励茶企参与与环境有关的绿色认证，特别是要积极争取通过ISO14000国际标准认证。要深入研究国际贸易规则，充分利用WTO规则中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的协议及争端解决机制等，运用世贸规则维护我国茶叶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争取为我国茶叶产品出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有效跨越GTB壁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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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晗.绿色壁垒下的中国茶叶贸易[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