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7 00:07:08
【摘要】高校在教育从“摆脱贫困”到精准教育脱贫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践行精准教育扶贫为例，探索精准教育扶贫主体、精准教育扶贫识别、精准教育扶贫培养、精准帮扶脱贫等精准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精准教育 教育扶贫 高校优势
引言
教育脱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2013）指出“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务必把义务教育搞好，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要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精准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造福社会，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精准扶贫。本研究将结合本校精准发力教育扶贫实际情况，开展高校精准教育脱贫模式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及现状
纵观国外文献，Thodore W.Schults（1962）提出贫穷国家或地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匾乏，发展教育扶贫事业，影响人力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发展。Karl Gunnar Myrdal（1972）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提出了反贫困理论，他在“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教育改革和权力关系改革三个方面的反贫困战略模式。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的发展也曾发生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严重落后的问题，美国《中小学教育法》（1965）的实施是朝贫困宣战的重要举措，该教育法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获得大量精准资助。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精准教育扶贫和资助的特点主要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形成比较完善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对教育的支持性援助由一般性资助转向精准分类资助，形成有差异性的经费分配机制，经费投入对象逐步精准教育扶贫到学生。Thomas L. Jennings（2014）通过对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呈明显正相关系，即学校教育经费投入越多，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越高，其研究结果为处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提供了证据。
二、国内研究梳理及现状
我国的教育脱贫研究的成果当中，有相当的部分是结合某个贫困地区的个案研究，还有部分调研报告。如，张久兰（2010）对小凉山区、杨海平（2011）对湘鄂渝黔桂边区的教育扶贫进行研究；对精准扶贫概念、内涵及本质的分析（ 黄承伟2015、汪三贵2015）；与经济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反贫困（汪祥2015、彭腾2015）、扶贫开发（扬波2015、饶勇2015）、产业扶贫（段淇斌2015、马楠2016）；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公平（周晔2015、程玮2013）；与文化的关系有扶贫文化（李禄胜2015）等。
专门针对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成果目前尚凤毛麟角，陈大柔（2004）认为高校对口扶贫教育应该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各种理论和技术，尤其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及信息通讯技术的优势，来克服现存模式的不足之处。熊文渊（2014）提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
校应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借助资源优势，在教育扶贫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他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有何丕洁（2015）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杨定玉（2016）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华东（2017）提出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新路径：“找准农户致贫或返贫的原因；高校与政府联动，做好扶贫规划；高校与企业联动，抓好产业建设；加强高校、企业与地方政府联动”。
本文认为探索精准主体、精准识别、精准培养、精准帮扶脱贫等精准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精准扶贫，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对于解决贫困地区农户减贫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构建和举措
1.精准教育扶贫主体
甘肃省定西地区是中国西部典型的贫困地区，灾害频发，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我国扶贫开发任务最艰巨、最困难的地区之一，“苦疾甲于天下”曾是甘肃定西的真实写照， 通过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支援我国贫困地区人才培养，提高贫困生的受教育水平，直到消灭贫困，全面奔向小康。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认真贯彻精准教育扶贫重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教育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2016年开始，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响应福建省委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福建省帮扶甘肃定西精准扶贫工作，参与“双百助学工程”、“千名结对帮扶工程”等爱心帮扶活动。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精准教育扶贫主体，识别教育扶贫对象。本着“教育是一种大爱”
的情怀，决定精准结对帮扶甘肃定西临洮县衙下中学。明确扶贫教育精准主体后，全校教职员工自觉为精准教育扶贫贡献教学和物质力量；同时注重“协同作战”，以学校精准教育扶贫为主、充分调动当地党政部门、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教育扶贫。
2.精准教育扶贫识别
建立贫困户精准识别评价体系，建立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云信息数据库，准确掌握建档立卡学生信息，以大数据分析教育精准反贫困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政策实施效果。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派出常务副校长等有关人员赴甘肃省定西市开展奖教助学活动，先后赴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陇西县福星镇马营湾村、大安村，渭源县锹峪乡锹峪村、田家河乡西沟村，临洮县南屏镇康家沟村等，深入了解当地教情、社情及民情，实事求是地确定精准扶贫目标、任务和举措，科学制定教育精准脱贫方案。
3.精准教育扶贫培养
2013年12月，到河北阜平考察时专门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最本质的教育扶贫。要发挥高校的优势，落实贫困生接受个性化教育的责任目标。加大高校对口支援，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加强招生倾斜力度，开展高等学校定点扶贫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和信息扶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帮助当地学校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学质量，开阔学生视野，为定西市临洮县培育更多的应用型人才，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4.精准教育帮扶脱贫
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原则，帮扶提高当地教师的教学水平，培训师生的应用技能，从“人”“钱”和精准扶贫方案落实，确保贫困生识别出来以后，精准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每个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精准教育帮扶主要方式是：
（1）筹集1500万元对口帮扶甘肃省定西教育事业。
（2）与衙下中学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筹集资金奖励优秀教师、免费邀请优秀学生到福州夏令营培训和教师教学培训等方面进行帮扶。
（3）为定西贫困学生上学提供了有力的资助，充分体现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关注西部教育扶贫、热心公益事业的博大爱心，也体现了学校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4）定向录取的来自定西的贫困学生已免费开始在大学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5）全校教职工教师节自愿捐款4.3万元助学金给结对中学献爱心。
四. 精准扶贫建议
1.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扶贫的主要路径，高校要发挥学校学科、专业、人才等资源优势，要找准贫困县需求与本校本单位优势的结合点，采取的帮扶措施既要反映教育特色又要符合当地实际，努力探索一条体现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多元高效扶贫路径。
2.建立一套涵盖各个子系统的扶贫效果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评价和识别贫困生的现状，特别是适龄贫困生失学的现状，汇集各受教育阶段的扶贫对象、扶贫现状、扶持措施、扶贫效果等综合信息，建立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各地各类各级学校教育资质的现状，为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提供大数据依据。
3.开展教育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关系分析，在高校教育反贫困模式的理论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如何实现教育精准脱贫。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机理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立足于大数据理论研究前沿，围绕教育扶贫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分析、呈现及应用服务全过程，从技术层面实现了各类学校与贫困生的数据的量化与显现，着力探索教育与反贫困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一对一的精准教育扶贫机制，提供贫困生文化建设、个性化教育引导、贫困生学习成绩预测、教与学方式方法改善、教育反贫困决策制定、教务教学管理优化等教育反贫困的精准模式，以期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构建动态的教育反贫困评价与跟踪机制，不让一位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去人生出彩的机会。
4.应用精准教育扶贫模式理论，结合近年来我国开展的大数据驱动教育工程，汇集高校教育脱贫领域的海量数据，在对精准扶贫的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分析教育反贫困博客等社会化网络教育数据，构建高校精准教育扶贫模型，探索教育与反贫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精选典型案例，实证分析教育精准扶贫思维方式变革、精准扶贫教学评价方式重构、个性化教育提供，精准教学扶贫模式创新，为高校精准扶贫教育模式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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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湘西州 职业教育 精准扶贫
引言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现已成为推进精准扶贫的“五大工程”之一。而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地方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担负着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的重要责任，是最有效的改“输血”为“造血”式扶贫，在促进湘西州扶贫攻坚、精准脱贫的关键阶段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概念界定
1.湘西州
湘西州全称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山区，是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属于湖南省落后发展地区，也是湖南省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唯一地区。所辖7县1市中，7个为国家级贫困县，1个为省级贫困县，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2.职业教育
区别于基础教育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培养，具有更鲜明的地方性特点，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且在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格等诸多方面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本课题研究的职业教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校职业教育，一类是职业培训。
3.精准扶贫
在2013年11月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扶贫开发模式。
二、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1.理论意义
（1）丰富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内容、完善职教扶贫理论体系。
将湘西州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融合推进，统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和促进就业政策，充分利用发展职业教育促进湘西州建设小康社会，对进一步提升湘西州扶贫工作的层次，丰富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内容，完善职教扶贫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2）从我国基本国策出发，拓展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内涵。
职教扶贫理论体系通常建立在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W.Schults）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但是舒尔茨及其追随者讨论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从工业经济角度出发，因而他们的论述不足以概括“人力资本”的内涵。在我国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国策下和湘西州复杂的研究环境中，我们必须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进行拓展，应根据湘西州的资源情况和各种实际条件确定人才资本的指标，具有区别性。
2.实际意义
（1）提高湘西州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打破湘西州贫困的恶性循环。
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来，中国的扶贫事业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湘西州依然贫困落后。而湘西州扶贫效果的不显著，除了一些外在因素外，根本原因在于贫困人口的教育滞后。而通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不仅能够直接提高湘西州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更让贫困户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
（2）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保障社会、民族的和谐稳定。
研究职业教育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对口支援对象，促使湘西州贫困山区增强脱贫致富能力、消除贫困，不仅可以提升湘西州的人才储备、促进湘西州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还能保障社会、民族的和谐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三、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国外，关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Oscar Lewis（1959）认为贫困文化已经内化为一种传统文化和习惯，是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反应。T.W.Schultz（1960）指出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至此，外国学者关于教育扶贫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贫困文化理论”、“资源要素理论”、“人力素质贫困理论”到“系统贫困理论”的发展（谢君君，2012）。作为与经济社会产业联系最为紧密的职业教育更是受到国外学者与政府的重视。英国巴洛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傅志明，2003）。在英国，政府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各类职业教育的发展。美国政府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多次以立法手段推进职业教育，并且规定配套专项经费的数额及其分配办法（杜利，2008）。
在国内，教育扶贫的功能逐渐被学术界关注（谢君君，2012），且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态势。从宏观层面，指出教育扶贫是扶贫助困的根本之策，并且总结了近年来扶贫理论的发展，教育扶贫模式和教育扶贫的合作机制（谢君君，2012;张冰、孙云轩，2016）;从微观层面，各学者开始以实证研究视角探索各地区的教育扶贫（金俊峰，2006;肖庆华，2014）。而在教育扶贫过程中，许多学者都提倡贫困地区要加强职业教育扶贫，因为它是反贫困的主要途径之一，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何丕洁，2015）。不过，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游明伦、侯长林（2013）对职业教育扶贫机制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理性思考。朱爱国、李宁（2016）从精准招生、精准资助、精准培养、精准培训、精准就业五个方面探究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策略。
有关湘西贫困问题及教育扶贫的研究主要有：范晓丹（2012）详细分析了湘西州的贫困特征及贫困成因，应用国内外的贫困治理原理给出相应的贫困治理对策;陈丽影（2005）提出发展湘西地区教育事业的建议，推动湘西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和高质量普九的实现;吴鹤立，杨成胜（2006）以花垣县为例，探索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新问题的对策;彭永庆、李兴平（2005）研究了抗战时期湘西教育的发展情况;罗黄花、杜成材（2010）探讨了民国时期湘西教育的发展及其原因。李超（2009）对新中国成立后湘西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按照时间划为三个时期，并对各时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叙述;宋清华、杨云、张明星（2009）创建了“9+2”教育扶贫模式，帮助贫困学生摆脱贫困。
可以说，目前对教育扶贫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却十分稀少，并且在整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还存在一些空隙亟待补充完善：（1）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政策还缺乏系统研究和分析，且很少结合贫困地区自身需要角度研究;（2）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还不完善、研究深度也不够。经常忽略对扶贫客体的微观及多方位关照，也没有参考经济投入和生态环境因素等外部环境变量等造成的偏误，且缺乏对信息时代下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扶贫的涉及。
四、结语
基于“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扶贫思想理念，通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提高湘西州贫困人口素质和脱贫致富的能力，应该引起政府、社会与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同时开展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时，因地制宜设计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是新时期湘西州扶贫攻坚的迫切需要。
参考文献：
[1]舒尔茨（T.W.Schultz）.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2]谢君君.教育扶贫研究述评[J].复旦教育论坛，2012（3）：66-71.
【关键词】社会工作；精准扶贫；破解之道
1 问题提出
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两个热点名词，前者发端本土，是政府官方术语；后者源自西方，是集理论与实务的专业和职业。两者目标理念相像，均以改善民生、扶贫济困、提升幸福感为使命，两者具有同质性。当前，全社会在理解精准扶贫内涵的前提下，汲取社会工作在实务上的经验，必将能破解扶贫难题。
2 概念阐述
近年来，专家学者多视角阐述了精准扶贫的内涵，官方解释为：精准扶贫是与以往粗放型救济式扶贫相对应，指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环境、不同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治贫方式。笔者认为，精准扶贫重在“精准”，具体到每一个扶贫对象的致贫原因，通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等对口帮扶，以确保政府最终退出扶贫舞台时，不致出现大面积的返贫现象。
3 现阶段，我国精准扶贫所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扶贫工作进入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贫困人口下降至5575万人，比上年减少了1442万人。扶贫效果显而易见，但中西部贫困地区人口规模依然很大。根据中新网最新报告显示，作为脱贫攻坚任务最艰巨的贵州省，计划在2017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万人以上。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的进步之年，当前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更大，面临着精准识别难、精准施策难、精准评估难等深层次难题。
3.1 精准识别难
贫困是多维度、立体的，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有效前提，即确定“扶持谁”的问题，是“精准把脉”的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扶贫乱象，造成“误识”、“漏识”的现象。当前我国贫困人口的识别主要按照政府的指标进行，但具体到各县乡时，则会出现横向差异和纵向差异：贫困户标准受地方经济条件的影响，导致呈现出来的标准差异较大；另一方面，以前不明不白被列入扶贫对象还没等享受到精准扶贫的福利，现在已经被“脱贫”。此外，打着“感情牌”的“贫困户”，占据着原本有限的扶贫资源。
与此同时，精准扶贫识别过程中还存在着识别成本高、信息的有效性不足、损害社区团结等突出问题。
3.1.1 识别成本高
识别工作不仅仅依靠肉眼，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前，驻村干部成为农村扶贫的主心骨，虽然驻村干部的基层经验不可否认，但是驻村干部只是驻村，他们本身有自己的角色，因此，扶贫难免出现敷衍了事的结果。
3.1.2 信息有效性不足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调查而来的数据对于后期结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西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村通信设施不完善，更加剧了数据整理的难度。此外，由于下发给贫困地区的《贫困户登记表》模板一样，致贫原因大致分为：因病、升学、缺劳动力、自然灾害等几大类、而实际过程中致贫原因具有多样性，简单的归类可能会影响后期帮扶措施的针对性不强。
3.1.3 损害社区团结
根据我国社会学者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即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看重血缘亲疏关系。在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居多，且村落人口规模少，邻里关系大多和谐。但当出现经济利益冲突时，村庄内部争当“穷人”，为了一张扶贫卡而产生的不正当竞争则会增加社区矛盾，不利于促进和维护社区团结。
3.2 精准施策难
贫困人口识别出以后，面临的就是如何有效介入服务对象。以往的救济式扶贫，只能停留在表皮，要想药到病除还需要深入细胞内部，为服务对象提供有益于其自身长远发展的各项服务。
贫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受其所在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已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发式扶贫是根据对象自身潜能，充分利用周围资源，实现自我脱贫，而当扶贫项目真正下发到群众手里，却不能总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
3.3 精准评估难
只有通过绩效评估才能知道脱贫成功与否，而贫困表现与脱贫成效的多维度，导致不是所有扶贫成效都可以通过量化的措施来评估，甚至有些量化成绩不具有可比性。尤其当扶贫成效被列入干部考核依据时，扶贫的真实性就又待考量了。
4 社会工作：精准扶贫的破解之道
社会工作起源于扶贫济困事业，以助人自助为宗旨，运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技巧为服务对象展开服务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同。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略的决定》指出要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的计划”， 2016年国际社工日的主题为“发展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必将有所作为。精准扶贫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同质性
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在价值观、认知和路径、工作方法等方面具有同质性。在价值观方面，精准扶贫把握好扶贫力量和扶贫对象的关系，增强贫困人口自我脱贫的能力，以保证国家稳定和人民幸福，最终实现顺利脱贫；社会工作强调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强调助人自助，提高对象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问题认知和路径方面，精准扶贫首先强调“精准把脉”，评估贫困问题，合理安排扶贫项目等；而社会工作在介入对象前，首先注重预估对象问题，然后收集资料，制定行之有效的服务方案。在工作方法方面，精准扶贫主要采取驻村帮扶和对口帮扶的方式，强调协调和精准；社会工作扮演着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强调社会资源的协调和整合。
4.2 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优势
新常态下，我国扶贫任务面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人才少等主要问题。虽然目前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扶贫等模式成效瞩目，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当遇到市场挤压，这些模式是否依然适用？扶贫，不仅仅是解决收入问题，而要更注重贫困者的潜能挖掘、能力提升、社区凝聚力提高以及可持续等诸多方面。以贵州省安顺市为例，地方高校师生通过“三区计划”的方式，长期驻扎贫困一线，以专业方法对贫困人口进行介入服务，帮助对象阻断贫困，促进能力发展。而这些，正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和功能所在。
4.2.1 专业理论相通，技巧方法合宜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是人们在与贫困和各种社会问题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首先，“优势视角”、“赋权理论”、“个别化”等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来源；其次，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介入技巧和方法，能够正确评估对象需求，充分调动对象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尊重其自主和自决权，改善知识水平、职业技能、身心健康及社会参与等方面；最后，通过服务效果评估和定期回访，可以巩固脱贫效果，促进个人及其家庭的长远发展。
4.2.2 识别评估监督，彰显社工力量
作为独立于政府和贫困者的第三方力量，社工机构在贫困人口识别、扶贫措施评估、脱贫成效l挥独特的功能。
经过几十年的本土化实践，社会工作已经拥有许多成功的案例经验，以差异化和个别化的理念，通过考察服务对象的主观因素，如致贫原因、脱贫意愿和自身潜能等；服务对象周围的客观因素，如经济、文化、环境等。此外，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或通过量表以进行测量，或进行个案深度访谈以分析和评估，减少精准识别的误差，达到精细化的结果。
在扶贫措施评估方面，社会工作者本身扮演着多样化的角色，能对政府制定的政策提供科学评估，以适应地区贫困群众，使扶贫福利能真正惠及所有百姓。
在脱贫成效方面，社会工作强调对服务对象问题解决的评估，通过运用量表等操作化方法，形成完整的报告。事实上，作为第三方力量的社会工作，本身也具有监督功能，能够保障我国扶贫课题的顺利完成。
4.2.3 协调整合资源，促进多方合作
中西部地区受地域的限制，发展的资源十分有限。承担着资源链接者的社会工作者，能够充分利用正式资源和非正式资源，帮助对象提高能力和发展生计。当前，我国主要采取的还是对口帮扶的形式，使东西部资源实现共享。
4.2.4 聚焦长远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
社会工作协同政府推进精准扶贫，运用独特的专业方法不仅仅关注贫困者当下的难题，且聚焦个人与家庭的长远发展，更加关注贫困者的身心健康、劳动技能、职业素质、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的改善。如果说政府扶贫是物质性的，那么社会工作扶贫则是非物质性的、是文化与精神的扶贫。
5 结语
扶贫道路充满荆棘，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一直在扶贫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精准扶贫视域下，社会工作要有效助力脱贫攻坚事业，要协助政府和其他力量准确识别贫困人口、具体贯彻国家的各项扶贫前沿理论，采取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对症下药”，做到“摘贫帽”、“拔穷根”，深刻体会社会工作在扶贫中的作用及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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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插花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贫困户；“能人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2-0010-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扶贫工作以来，我国的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并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然而，我国的扶贫工作并未结束，截至2014年底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7 017万人，扶贫工作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一方面，我国的贫困发生了转型，即在分布状况上由原来的普遍式分布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少数连片贫困区、分散各地的“插花贫困”以及社区内的个别贫困为主[1]，在贫困人口构成的主体上由原来的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为主，在贫困成因上也更加复杂化[2]，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也在弱化；另一方面，以往粗放式扶贫机制的问题逐渐凸显。尽管我国在过去根据贫困人口规模和特点对扶贫的瞄准机制不断地进行调整，但在如何将扶贫资源瞄准并有效传递到穷人身上一直没有突破[3]，与此同时，粗放式的扶贫方式也催生了“福利依赖”现象”。基于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将精准扶贫作为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即针对不同区域状况、不同的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扶贫方式。
学界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部分学者注重从“内涵理论”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该项政策是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转变[4]，以及从依赖于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向更加注重“靶向性”对贫困人口扶贫的转变[1]；有学者运用社会精细化理论得出要将“精、准、细、严”的核心思想内化为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践[5]，也有学者运用多维贫困理论、可行性能力理论分析得出要进行可持续性生计分析[6-7]、考虑农户拥有的经济物质和社会关系基础[8]、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可行性能力[9-10]；部分学者注重从“政策效果问题对策”视角进行分析，从精准识别中的排斥、乡村治理现状、精准扶贫政策的缺陷以及贫困户心态等方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4，11-12]，并提出精准扶贫的法制化[13]、完善贫困县退出机制[14]、建立需求响应机制[15]、将精准扶贫与协商相结合[16]、将大数据思维方式应用于精准扶等对策建议，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村庄的某些主体的心态进行了分析，诸如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和朱晓阳对管理穷人为目标的反贫困战略研究[17]对贫困户的“等、靠、要”心态进行了分析[1]，对贫困户在精准扶贫中参与积极性不足的心态、驻村干部的“身在村庄，心在机关”的心态、普通农户的争当贫困户的心态进行了分析[10]。
综上，尽管学界对于精准扶贫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在分析时忽视了研究区域的类型性。精准扶贫主要针对的是连片贫困区、插花贫困地区插花贫困地区指经济发达区域的相对贫困区域。、社区内的个别贫困，三类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贫困人口分布等方面均存在差异，那么精准扶贫政策推行时也就有所差异，因此在对其分析之前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第二，现有研究主要从“内涵理论”或“政策效果问题对策”视角对精准扶贫深入分析，缺少了τ诰准扶贫中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系统分析。事实上，精准扶贫是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的村级扶贫规划为核心和亮点的，工作重心已经下降到村庄层面[12]，村庄中的不同主体的心态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策的推行及成效，然而现有研究只是简要、零散地分析了贫困户、驻村干部、普通农户的心态，且未分析其他主体的心态。
基于此，本文认为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并在该前提下研究村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插花贫困地区是贫困县之外的、相对比较发达的县（市、区）内的贫困乡（镇）、村，它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社区内的个别贫困相比较为特殊，因此本文拟分析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原因，进而探讨如何通过政策或实践工作科学引导该类地区农村不同主体共同努力解决贫困户问题、实现脱贫目标。
二、村庄概况及研究进路
课题组于2016年3月选择在武汉市H区Q村展开为期15天的驻村调研，调查主要采用深入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搜集资料。之所以选择Q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是典型的插花贫困地区，原因如下：第一，它是武汉市的一个城郊村，空心化严重，留守在村的大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第二，它是相对富裕地区的贫困村，以2014的数据为例，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 489元，Q村所在的W街道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 223元，远远超过平均水平，而Q村是H区W街道识别出的14个贫困村中比较典型的村庄。Q村占地387平方公里，水田面积830亩，旱地面积1 039亩，山林面积103亩，水面100余亩，蔬菜基地500亩，土地大都抛荒。现有5个自然村湾和11个村民小组，人口1 250人，户数322户，劳动力587人，是一个以打工经济为主的村庄。2014年被识别为贫困村（识别原则上按照“高―低―无”的标准进行，即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比全省贫困发生率高一倍以上，行政村2013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0%，行政村无集体经济收入），贫困户为64户（以2013年国家扶贫标准人均收入2 736元为识别标准），贫困人口为136人，致贫原因主要为病残。2015年10月25日市G局的驻村扶贫工作队进入Q村，按照2015年武汉市的扶贫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3 500元）以及自己“四看”（有无轿车、有无商品房、有无公职人员、有无产业），经过相关程序识别出贫困户53户、贫困人口108人。Q村的脱贫计划主要包括村脱贫和贫困户脱贫，具体来讲：2016年着力于解决村民增产和增收问题，2017年着力于壮大集体经济，2018年着力于巩固脱贫成果。
本次调研共访问60人，其中贫困户43户、普通农户8户、富人1人、村民小组长或党员4人、村干部3人、驻村干部1人为便于分析，文章对60个个案进行了编码，个案编码用“个案”的英文单词“case”首字母大写“C”加个案顺序以及被访者姓名首字母，如“C1-XSQ”为排序第一、姓名为XSQ的个案（对于未记录名字的农户，本文一律用“XXX”代替）。。
三、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分析
村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可能会影响精准扶贫的推行及成效，鉴于此，文章对该类地区村庄中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进行了系统分析。
（一）贫困户的心态
贫困户作为精准扶贫的重点帮扶对象，其心态可以分为被评为贫困户的心态、脱贫的心态两种。被评为贫困户的心态包括“感谢国家型”和“理所当然型”，脱贫的心态包括“家庭有可用劳动力认为要靠国家型” “家庭无可用劳动力认为要靠国家型”“家庭有可用劳动力认为要靠自己型”“家庭无可用劳动力认为要靠自己型”。由于两种心态是相互交叉的，因此贫困户的心态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见表1）。
第Ⅰ类贫困户的心态为：被评为贫困户要感谢国家，但由于因为家庭无子女或者有多位病残者，劳动力少，认为脱贫只能靠国家。这类贫困户通常为社会救助对象，即“五保户”“低保户”。如C18-WXZ，73岁，该家庭为村里的“低保户”，其大女儿智障、儿子患精神病、妻子瘫痪，已接受到国家较多帮扶，问及脱贫需求时，他谈到“我们家经济确实是最困难的，我主要是没得来源了，但不能再向国家提要求了，不能不知足，国家本来就把你放在心里面，你还要蛮多不好，不好意思再向国家开口，如果国家还“巴”（注：给的意思）着我，我就接着，我很感谢，如果不巴我，我也不会要多少”。可见，该类农户要想脱贫主要还得靠政策托底。
第Ⅱ类贫困户的心态为：被评为贫困户要感谢国家，尽管自己有子女或自身有劳动能力，但认为脱贫还是要靠国家。如C39-WXB，50岁，一般贫困户，有劳动能力，谈到“对于脱贫的需求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多发些钱，要多给点生活费”，村民用“做一点，吃一点，花光了，再去做”对其进行评价。可见，该类农户的“等、靠、要”思想较浓，因此，在帮扶时要重点扶其“志”，帮助其自主脱贫。
第Ⅲ类贫困户的心态为：被评为贫困户要感谢国家，尽管家庭面临一定的困难，但由于大多有可用劳动力且自尊心较强，因此认为脱贫还是要靠自己。该类农户通常为一般贫困户。如C34-FXG，70岁，一般贫困户，有慢性病，老伴去世，一个女儿，平时主要靠女儿照顾，他讲到“村子有条件好的还在吃低保，但我觉得能做就还是要靠自己，不能像别人一样不做事还找国家，国家给就给，不给也不争”。该类对象为精准扶贫的重点帮扶对象，他们大多有劳动能力且有脱贫的意愿，适当的帮扶就可脱贫。
第Ⅳ类贫困户的心态为：认为被评为贫困户理所当然，但由于家庭无可用劳动力脱贫只能靠国家。这类农户在条件上符合精准识别的标准，但是其被评为贫困户的心态值得我们关注。如C19-ZSZ，84岁，丧偶，低保户，三儿两女，其中两儿一女均为听力一级残疾，我们问及贫困户评选的公正性时，他却讲到“他不公正我要抽他桌子，我不跟他讲鬼”。该类农户在精准扶贫时主要靠政策兜底，但是在帮扶时也要对其进行适当教育，使其转变观念。
第Ⅴ类贫困户的心态为：认为被评为贫困户理所当然，尽管家庭还有劳动力，但依然认为脱贫还是要靠国家。C17-WYH，59岁，“低保户”，有低血压、坐骨神经痛等疾病，丈夫去年因肝癌去世，尽管生活得不算好，但由于自己还能适当劳动、小儿子较孝顺，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她却讲到“像我这样的，应该帮扶下，扶贫扶不到我头上，我肯定有意见”，该类农户是否应该被识别为贫困户是值得商榷的。
综上可见，精准扶贫要根据不同类型贫困户的心态进行精准帮扶，第Ⅰ类和第Ⅳ类贫困户脱贫主要依靠政策兜底，第Ⅱ类和第Ⅲ类贫困户要根据致贫的原因采取有效的措施重点帮扶，第Ⅴ类贫困户是否应该被帮扶值得商榷。与此同时，要加强对贫困户的教育，即对第Ⅱ和第Ⅴ类贫困户要“扶志”、对第Ⅳ类贫困户要转变其对国家惠民政策的态度。
（二）普通农户的心态
“精准扶贫这个政策是好的”，这是普通农户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评价，基于的理由为精准扶贫是一项专门针对贫困户的惠民政策。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部分农户说“精准扶贫到下面就坏了”。一方面，从精准扶贫在村庄实践的效果来看，精准扶贫尽管代表国家的意志，但在实施时依然无法避免以村干部为中心的微观权力的干扰，确实出现村干部权力寻租、扶贫资源被精英俘获现象[12，18]，在Q村调查发现，不少农户反映要想当贫困户必须要有“路子”（即关系）。如C50-YDL讲到的“有些人就是狗眼看人低的家伙，有的人就巴，没得人就不巴，得捧干部才给你，不捧就不给你，我没钱捧人啊，有房子、有车子的人都是（贫困户）”，这样就使得普通农户认为“好经”被“念歪”。另一方面，从普通农户对贫困的理解来看，他们对于谁应该被帮有自己判断的准则或尺度，即对于“什么是穷人，什么是值得救助的穷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当前农村的贫困人口主要是相对贫困人口，插花贫困地区尤其如此，村民主要基于劳动力、家庭负担、家庭发生重大事件等因素对贫困进行综合鉴定，这样就使得不同农户对最贫困的农户的认定基本一致，但是对于相对贫困户的认定则存在着较大争议。如有农户提到有儿有女、老伴儿也在的家庭不应该被帮扶（C46-XGW）、也有农户提到“五保户”和“低保户”已经享受了国家帮扶不应该再被识别为精准扶贫对象（C47-FWB）。因此，部分普通农户认为精准扶贫这个政策是好的，但是下面实施的时候就变坏了，有些甚至得出“扶贫就是扶富”的结论。
与此同时，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少数普通农户有“争当贫困户”的心态，如C50-YDL的女儿讲到的“我小时候爸爸就死了，妈妈一个人带大我和哥哥，我们家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不好过，我妈妈又没有工作，怎么就能把低保取消了？有的比我妈妈好一些的人都领上了，我妈妈都没有”。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扶贫作橐恢窒∪弊试矗被评上本身就代表一笔“收益”，农户对贫困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会根据该标准对识别的结果进行评判，当看到比自己条件好的或者差不多的农户被评为贫困户而自己却没有时，会产生社会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进而催生其“争当贫困户”的心态。
（三）村民代表和党员的心态
村民代表和党员理应对村里决定的重大事项有发言权，但是在Q村发现他们大多并没有真正的权力，大多持“为不得罪人走形式”的心态。一方面，村民代表或党员受村干部的控制较强，并没有真正的权力，如C54-ZZS讲到的“你说了他（村干部）还不是按照他说的办，你提意见还不是白提。代表的人选是变动的，我们这个湾子就换了很多次代表，就是你提议多了就不叫你去了，他自己又指定一人”；另一方面，村民争当贫困户的心态导致村干部为不得罪任何一村民选择不作声，如C53-XGS讲到的“贫困户我说了不算数，我就是当了个代表，老百姓对我说埋怨话，说你当了代表不给我提下名字当贫困户，他就说我是有什么心思，可是我说谁不说谁，不可能各个人都满意”。因此，为了不得罪村干部和村民，村民代表和党员在精准扶贫中呈现出“叫自己开会自己就去，会上为了不得罪人，大多不作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心态，使得精准扶贫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出现不公正现象。
表面上来讲，村民代表和党员在精准扶贫中“为不得罪人走形式”的心态表面上是受村干部和其他普通农户的影响。深层次的原因是插花贫困地区青壮年外出打工引发村庄空心化、乡村治理精英流失，使得各种讨论和监督会议的代表缺乏广泛性和代表性、村民代表或党员与村委间的权力不平衡，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扶贫资源分配不合理也就成为必然。
（四）富人的心态
村庄中的经济能人在资源禀赋方面优于村庄的其他村民，如果能调动他们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发现，Q村的村民外出打工大多以做泥瓦匠、建筑工人为主，其中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发家致富成为富人，即村民口中的“老板”。近年来，这些富人通过修路、修池塘、修水塔、装路灯等为村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驻村干部在动员他们参与精准扶贫方面进行了尝试，但发现这些老板们参与一些小项目可以，对大项目则不太愿意。如他们计划通过建厂房来吸引Q村最大的老板XKX回乡办企业，但最终被其以其他理由推脱。这些富人之所以愿意参与小项目主要是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非经济上的回报，Q村由四大宗族组成，但他们参与的小项目主要是针对自己家族所在的自然村湾并不是整个村。而这些富人对大项目不太愿意是其在评估风险后的理性选择，如老板C56-XXX讲到的“回来开发想是想过，前景也是蛮好的，但是问题是没有技术和资金来源，尽管村子有这样想法的老板有四五个，可以合作，但我们现在在外面发展的还可以，收入也是蛮高的，不需要以此来增加收入，所以暂时还没有想过实施这个想法”。
由此可见，富人作为村庄以及本宗族的一员出于道义会参与一些小项目的建设，但作为一个资本所有者基于理性不会盲目的参与大项目的建设，因此如何通过政策的引导真正调动他们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五）村干部的心态
村干部既是国家的人，又是村民自治的管理者，在精准扶贫中发挥着下达国家政策和上传贫困户需求双重作用[19-20]，是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筑路人。Q村村干部的心态分为两类：
一类为“按照扶贫政策开展工作型”。该类村干部首先关注如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脱贫任务，如按照政策要求给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制定不同的脱贫手段，其次才关注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比如村干部C58-WXC、C59-FXM讲到“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只能依赖于政策兜底。五保、低保人员包括老人钱一涨他们就脱贫了。而那些老年贫困户来讲，本身有养老金，再让他们在村里基地打几天工就可以达到3 500元，就算脱贫了”。但他又补充到“真正要解决农村贫困老年人的问题，一个市或片区需要建一个养老院，政府投资一部分，老人钱（新农保）也好、低保钱也好都交到里面，如果不够子女再交一部分”。
另一类为“反思扶贫政策关注长远脱贫型”，该类村干部区别于前者，他们更加关注在现有政策背景下贫困户是否能够真正脱贫。村干部C60-XB认为精准扶贫这个政策是好的，但是下来之前要仔细分析，现在精准帮扶的大多为老弱病残者，能扶起来的人并不多，他认为扶贫要扶有劳动能力的人才能有效果。基于Q村的情况他提出应将精准扶贫与土地流转结合起来，召集村湾愿意种田的人建立农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一方面将闲置的土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可以让有劳动能力的人脱贫，同时可以让没有劳动能力种田的贫困户有一笔稳定的收入。
通过分析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心态可以发现，在Q村这样的插花贫困地区，受到市场经济、城市化等影响，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村庄空心化严重，贫困人口大多为老弱病残以及留守儿童这类特殊群体，帮助其脱贫本身就是一件艰巨且长期的任务，然而Q村的精准帮扶期限为3年，政府为了监督其工作并考虑到考核的便利性较侧重于对经济效益的考核，这样就使得他们的重心不得不放在易产生成效的功能性指标而非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性能力[10]，出现了短期扶贫与可行性能力改善之间的矛盾，进而催生了村干部两种不同的心态。
（六）驻村干部的心态
选派干部驻村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长期坚持的做法。基于分配的任务和现有的考核机制，他们必须积极开展一系列工作，如Q村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已经完成建档立卡工作并拿出10万元左右的资金参与扶贫项目，如：修建食堂，扩建村卫生室，为村委会购买办公设备，安装健身器材等。但其临时扶贫的身份性质加之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等因素，导致他们难免存在一定的“过客心理”，C57-WH讲到“做什么事情没有他们（村干部）根本做不了，他们是基础，毕竟我们也是搞几年就不搞了”（按照Q村的规划，驻村工作队可能要驻村3年，但驻村队员呆满1年后会轮换），然而扶贫本身是一个长期性工作，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又有时间限制，因此v村干部尽管会从长远规划，仍不可避免地偏向一些短期项目，如他们采取将土地流转给企业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在短期内可迅速获取经济收益，但是由于这种流转方式存在一些风险，因此该做法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脱贫措施，也遭到一些村民的反对。
四、对策建议
通过对Q村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原因分析，可以发现政策本身的一些瑕疵以及推行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政策的完善以及实践工作的推进来科学合理地引导该类地区不同主体共同努力实现脱贫目标。
（一）明晰精准扶贫的政策定位
1.要厘清精准扶贫与社会救助体系的关系。精准扶贫的主要帮扶对象为有劳动力的人，希望通过提升其可行性能力来实现脱贫向内生转型[10]，但插花贫困地区贫困者的致贫原因多为年老病残，这些主要依靠社会救助体系来脱贫，而只有少数缺发展资金的农户需要帮扶来脱贫。因此精准扶贫的同时，必须完善当前社会的救助体系，尤其是大病医疗救助体系，开展精准社会救助。
2.要理清精准扶贫与孝道责任缺失的关系。现有精准识别对象中一部分老年贫困家庭是由于子女不孝而非子女赡养能力有限导致的，如果将其盲目纳入，不仅会造成扶贫资源的滥用，还会助长不孝的社会风气。
（二）改革和完善精准扶贫的识别和考核机制
与之前的粗放式扶贫相比，精准扶贫的理论假设是要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性能力，那么收入就只能成为判断贫困的基础，而非判断贫困的终点[9]。
在精准识别方面，国家统计局主要以收入作为识别贫困人口的标准，然而插花贫困地区为相对富裕地区的贫困区域，贫困以支出型贫困为主，而且贫困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文化等方面，这样就使得统计的贫困人口数与实际的有所偏差[1，21]；而且由于收入本身难以精确核算、农民的藏富心理等原因，基层在精准识别时通常会在收入标准基础上加入其他考核标准（如Q村加入了“四看”），自由裁量权的拥有增加了权力寻租和精英俘获的可能性，可能出现“恶意排斥”[1，22]。因此，政府应探索改革精准识别的标准，既要考虑收入、消费、健康、教育等多维度要素，又要考虑插花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多尺度和多维度的识别方法[10]。
在精准考核方面，现有政策对每个地区规定了脱贫的年限，而且对于每一个阶段有定向的考核指标，基于考核的方便性，考核体系较注重对经济效益的考核。该背景下可能会使得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不得不追求短期效益，进而催生贫困户“被脱贫”或统计意义显著的“数字脱贫”[12，23]。因此政府下一步的工作中必须完善现有的考核机制，适当放松对插花贫困地区的经济效益考核，侧重于对有助于长期脱贫的考核指标，与此同时，要健全对村干部和驻村干部的激励机制，提升他们在精准帮扶中积极性。
（三）多举措健全精准扶贫的监督机制
插花贫困地区相对贫困化现象更为凸显，增加了精准识别的难度。因此，政府要采取多种宣传手段对精准扶贫的相关知识进行宣传，并完善精准识别过程中的民主机制，畅通需求表达机制，让农民了解精准扶贫相关知识并拥有利益表达的权利，增强对基层政府的监督；同时，要建立健全贫困户和脱贫户的抽查核实机制、精准识别和帮扶的过失责任机制，其评估的主体不仅要包括基层政府本身，还要加入非贫困群体、第三方评估机构，确保精准扶贫识别和精准脱贫的真实性以及扶贫资金和资源能够瞄准穷人。
（四）多方面完善精准帮扶机制
插花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体的特殊性要求精准帮扶机制要从多方面进行完善。一方面，要通过贫困家庭其他成员的间接帮扶来帮助其彻底脱贫；另一方面，在坚持和完善“输血式”扶贫机制的同时注重对插花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精神扶贫。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值得关注，只有解决精神贫困的问题，贫困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因此，政府要加大对贫困户的宣传教育、树立典范，摒弃“等、靠、要”“争当贫困户”的不良风气，还要运用经济手段对于有劳动能力，但因教育、缺资金、缺技术等致贫的贫困户采取积极的帮扶措施，如建立“有责任的帮扶机制”“减贫脱贫奖励机制”[11]，即改变“脱贫即断奶”的反向激励，建立“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正向激励，以确保精准帮扶效果。
（五）发挥“能人效应”，助力精准扶贫
村庄的能人相比于村庄其他人具有更高的资源禀赋条件，主要表现在人脉资源、经济实力等方面，有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能力，而且熟知家乡实际情况，可以更为有效地开展脱贫致富项目，因此要采取措施，调动乡村能人参与扶贫的积极性，发挥“能人效应”，助力精准扶贫。一方面，要健全激励机制，出台优惠政策，从制度、经济和社会激励等角度给农村能人主动承担组织成本的动机和理由[24]，调动其积极性，达到吸引乡村能人回乡办企业或融资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乡村能人优势，激励其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乡村招商引资助力精准扶贫。当然，在充分发挥“能人效应”的同时也要健全对其考核和监督机制，避免扶贫资源被乡村能人俘获现象的出现。
五、结 语
困人口分布区域的差异性以及精准扶贫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为核心和亮点，决定了对精准扶贫研究时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以及注重对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分析。鉴于插花贫困地区空心化较为严重并且是相对发达地区的贫困，因此文章重点分析了插花贫困地区村庄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研究发现：贫困户多数认为能够被帮扶要感谢国家，脱贫还是要靠国家；部分普通农户认为精准扶贫这个政策是好的，但是在基层实施却出现了问题；村民代表和党员地位尴尬，为不得罪人走形式；富人参与小项目可以，但参与大项目则积极性有待提高；村干部的心态包括“按照政策开展工作型”和“反思政策关注长远脱贫型”两种心态；驻村干部依靠村干部积极开展工作，但难免存在一定的“过客心理”。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政策完善或实践工作来科学引导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不同主体共同努力来共同实现脱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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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背景
贫困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拦路虎”，解决贫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2013年11月，“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提出，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年1月，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指出:精确瞄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促进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由此可见，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更是我国扶贫的重点区域。“教育精准扶贫”可以界定为: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指导下，将教育的“扶智”与“扶志”功能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方式贯注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活动中来，用以培养、改善和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精准扶贫，实现国家扶贫开发的战略任务，完善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的体制与机制，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
二、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现状
学术界对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理论上强调民族地区教育与民族社会协调发展的关联性、迫切性与重要性。2．对不同民族地区教育的客观情况及民族社会贫困问题进行了描述与讨论。3．聚焦民族地区中民族教育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内在关联。4．分析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对扶贫所具有的教育—经济—社会逻辑。由此可见，我们能发现国内外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较多，但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这些研究多指向社会总体性的教育精准扶贫，还停留在面上的讨论，而对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民族地区如何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方式、内容及政策等涉及民族地区特殊性的教育精准扶贫该如何实施等问题，尚未见到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二是对民族地区实施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策略的研究，仍停留在现有各类各项民族政策的“普适性”框架之内，未能将提出的“精准”要求贯彻到实际的研究及行动中来。三是从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实际研究内容上来看，诸多研究成果中还存在“两条线”的问题，即要么是从扶贫的角度来谈教育，要么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谈扶贫，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发展的具有一定合理解释性、前瞻性、策略性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
三、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思路
(一)探索精准扶贫路径
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与贫困实际，在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实际情况，以“精准”的方式将教育内容、形式通过合适、合理、有利的路径介入到民族地区的实际扶贫工作中来，聚焦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与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规划的修改和研制上，为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持续支持力。聚焦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这些地区大多为国家及边疆省份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边境和民族贫困问题较为突出与严峻。二是这些地区面临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的矛盾。三是通过对这些地区的教育精准扶贫研究，既能够促进扶贫攻坚工作的开展，也能够为全局性的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提供可以借鉴的策略依据。因此，研究思路应是以边疆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贫困现状和人文特点为基础，以他们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的矛盾为出发点，探讨这些地区经济、人文、教育三者之间的互动，以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的视角，探讨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以何种方式、何种内容、何种路径以及何种策略同攻坚克贫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真正精准地推动边疆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系统化解决，同时，建构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经济与人文共生的教育体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人的素质提升与民族地区的发展。
(二)创新研究视角
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导，建构一个全新的、基于边疆民族地区自然人文资源与克服贫困求发展共生的精准教育体系，具体体现为:1．关系的视角。从“系统”和“场”观念出发，将教育置于强调克服贫困问题复杂性与长期性的基础上，强调自然、经济、人文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2．互动的视角。由过去单向作用思维方式转向平行互动思维方式，尊重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的自组织过程，同时强调自然、经济、人文与教育之间的双向、多向互动，以这种多向度的互动来克服贫困问题。3．时空的视角。从边疆民族地区地域空间的独特性出发，梳理边疆民族地区攻坚克贫的历史与现状，建构适宜边疆民族地区特殊需求，有效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教育体系。
四、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与国家主流教育扶贫工作相比，在内容、结构、形式、表征、政策及路径等方面都具有其内在的独特性。这些新现象同边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诉求紧密相关，也为民族地区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深入厘清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目标定位并剖析其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内扶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之间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联系，对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和谐构建与发展，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以及筑就边疆安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一，有助于在我国民族地区扶贫攻坚一盘棋中厘清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重构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的关系，从现实中获得在民族地区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的切实依据。第二，在民族地区的各类精准扶贫形式中，教育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精准扶贫方式，在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塑中具有重要功能，对促进社会团结协助、全面和谐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第三，有助于反思和总结以往我国教育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与不足，强调实施教育精准扶贫战略，既需要开创大扶贫格局，形成全社会扶贫合力，又需要通过扶志和扶智的教育形成脱贫内生力，为边疆民族地区内的少数民族主体和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战胜贫困的支持力。第四，对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中少数民族主体传统文化重塑，增强民族自信心，巩固边防，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协调建设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向心力。
五、结语
教育是最根本的精准扶贫，教育扶贫不仅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而且也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途径”的使命，强力推进教育扶贫工作是国家的大战略。教育精准扶贫研究是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研究势在必行。
作者:谢敏 单位: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EB/OL］．coc．oeoole．com．cn/n/2015/0122/c64094－26428249．html．
【关键词】文化精准扶贫 路径选择 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加速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对多年来我国扶贫工作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扶贫理论的重大创新。精准扶贫理论是所提出的思想理论，关于精准扶贫理念的创新和实践，反映出党和国家对贫困内涵的重新认识与重新思考。
从现阶段我国扶贫的形势上来看，文化精准扶贫仍然是扶贫工作中的一块“顽石”，只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同时，文化精准扶贫是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要高度重视文化扶贫的内涵和功用，用文化扶贫来丰满精准扶贫工作的羽翼，进一步促进小康社会的建成。 以文化为载体，在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扶贫上下足功夫
精准扶贫指的是根据贫困区域的环境不同、农户实际生活状况的不同，通过运用科学的方法，实现对扶贫对象的精准帮扶。政府作为扶贫工作的主导力量，同时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根据贫困地区的资源特征、当地民众的致贫原因以及当地市场需求，优化扶贫计划，使他们脱贫致富。结合相关概念，文化精准扶贫是指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以文化为载体，改变传统的扶贫思想，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扶贫之路。
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仍旧任重而道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些地区有时会出现脱贫后又返贫的现象，甚至“脱贫后比原来更贫”的现象。分析其原因，可以主要归结为贫困地区的精神生活匮乏，无法塑造出一个完整的精神家园。以往我们都是从物质上大力扶贫，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考虑到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性。总结历来的扶贫工作，在贫困地区进行文化扶贫，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日常生活，提升了文化道德水平，更成为党和政府与群众紧密联系的桥梁、精神上引领群众的港湾。因此，扶贫开发需要我们从思想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在大力进行物质扶贫的同时，更要在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扶贫上下足功夫，这样才能使贫困地区的人们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增强文化精准扶贫的新动力
内在动力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核心。首先，我们要让贫困地区的人民树立信心，让他们看到生活变好的希望。扶贫开发工作的核心一直是人，关键在人民群众有没有脱贫的信心和向往。现在我国某些贫困地区的群众依赖思想较严重，没有立志脱贫的信心，更没有自力更生的决心。其次要高度重视文化扶贫工作。深化扶贫开发，尤其要重视文化和教育工作。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滞后，也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从国外经验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通过向贫困群众提供教育的机会，来让他们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从根本上脱离贫困。提升贫困地区群众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其综合素质，是阻断贫困传递的有效措施。
精准扶贫也需要外在动力。首先，我国地方政府深入开展扶贫开发工作，在需要上级政府鼎力支持的同时，还需要地方干部的真抓实干，把脱贫看作自己的分内之事。要定期给基层干部召开思想教育工作会议，加强舆论引导，使基层干部与群众共同携手努力。其次，当下的扶贫开发工作较为复杂，做好自身的工作是前提，相P的宣传教育也必不可少，提升群众精神文明素质是关键。此外，还要加强贫困地区道德建设，让群众逐渐理解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易，并给予该工作更多的帮助。要大力宣传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最后，必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我们要落实中央出台的关于精准扶贫的文件，拓展基层工作思路，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做到以现有的文化扶贫工作为基础，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把短期、中期、长期计划结合起来，做好相关规划，了解群众想法、尊重群众意见，设立阶段性的文化扶贫目标。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探寻脱贫新路径
未来我国在大力进行物质扶贫的同时，更要在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扶贫上下足功夫，关键就是发展文化产业。只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才能带领贫困群众奔小康。发展文化产业应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入手，大力推进公共文化建设，狠抓薄弱工作，保证群众的文化权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精准扶贫，本质是依靠文化的力量，带领群众脱离贫困。这就需要发挥好贫困地区独特的地域优势、文化风貌、资源特点，通过文化扶贫，为本地扶贫工作打开一个新局面。
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要突出重点文化项目的引领作用。走文化扶贫的道路，要做好一批文化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多向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输出优秀的文化产品，让群众时刻感受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魅力和价值所在。文化惠民工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组织艺术队演出、放映红，开展形式多样、积极向上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群众的日常生活，从而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整合文化惠民的相关要素的同时，还要懂得推介宣传文化惠民项目，转变传统的工作思路，以市场为导向，选择有实力的实施单位，使项目能真正惠及群众；完善相关项目的政策配套服务，大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发挥其引领作用。 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发挥主观能动性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文化扶贫工作上同样要走差异化发展路线，增强不同地域之间文化扶贫工作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在某些地貌相近、地缘相邻的区域内，可以借助地方特色，发展独有的文化产业。在适当的地区建设文化基地试验区，通过聚集效应，参考当地资源特征，建设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文化产业集群，从而吸引更多企业入驻；还可以建设有当地风貌特征的村镇，比如，可以以美丽新村建设为模板，建设一批特色村镇。再如，在一些文化悠久的地区，以独特的文化记忆为依托，在历史文脉上做文章，打造具有鲜明特色、主导产业优势明显的特色乡镇；还要将文化旅游线路充分融合进当地特色品牌之中，可以在红色文化圣地打造以红色文化为主的旅游线路。文化惠民的内在要求就是将地区优势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产业，形成独有的文化品牌。
文化精准扶贫要创新扶贫路径，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文化资源是一种无法用物质衡量的财富，对文化资源有效利用能产生较好的收益，如果利用不善的话，就会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前提。要帮助困难群众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状况，并且充分动员群众改变自己的现状。不但要利用现有文化，更要在尊重现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新，发展新型的适合时展的新文化。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政策上的引导和当地政府发挥作用，要统筹相关部门的职责，打破部门之间的界限，整合当地群众、社会和市场的力量，营造市场秩序良好、群众主动性强的工作格局。
综上所述，文化精准扶贫是一项长期工作，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帮助群众脱贫任重而道远。针对这项艰巨的任务，创新传统的扶贫方案、采用文化精准扶贫这一具有时代特点的扶贫方法，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结合之下，找出实现脱贫的路径选择，就能做到真正惠及扶贫对象。与此同时，社会各界还要增强政治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敢于挑起重担，面对困难不退缩，坚定扶贫的信心，争取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精准扶贫；海南；农村；扶贫对象；扶贫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2
一、精准扶贫的含义及意义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
精准扶贫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邓小平同志在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大步迈向美好生活。但不容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的扶贫工作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截止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今天的中国，因病因残致贫返贫，因缺技术、劳力和资金致贫返贫等现象频频发生，大量贫困人口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与我们提出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距甚远。因此，精准扶贫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紧迫的。精准扶贫要求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帮助困难群众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再次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精准扶贫体现了民生重于一切的思想。在2017年新年贺词别强调：“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一年来，又有1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同志们辛苦了，我向同志们致敬。新年之际，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我也了解，部分群众在就业、子女教育、就医、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不断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关心和帮助贫困人口和有困难的群众，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精准扶贫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对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三个“格外”字字千钧，寓意深刻。为此我们应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精准扶贫工作中来，做到扶贫精准到人、精准到户，达到“应保尽保、应帮尽帮、破除穷根”的目的和效果，让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真正得到保障，真正在实际工作中实现民生大于天的思想，让贫困群众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多次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必须坚定地走精准扶贫之路，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让贫困地区人民主动、自信、坚定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早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海南省农村贫困状况原因分析
海南省目前而言扶贫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目前，海南省有农村贫困人口47.4万，5个国定贫困市县，300个贫困村，既有连片的贫困区域，也有分散的贫困农户。大部分贫困村、贫困人口分布在中部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干旱地区、北部火山岩地区。
综合海南省农村贫困状况和致贫原因分析，海南省农村和农民贫困原因主要有：
1.原始我坏呐┮的J街圃剂伺┟竦姆⒄埂：D吓┟衲壳霸谂┮捣⒄鼓J缴匣咕窒抻谌斯ず透牛种地为主，农业发展模式远远滞后于我国其他农业发达地区。同时，农业种植利润太低，投入产出不成正比。以种植水稻为例，假定每户人家有10亩水田，以目前的海南的产量，每亩产400公斤稻谷，每公斤2元，种一季水稻收入8000元，一般一年种两季，收入16000元，但除去化肥农药种子等6000元，每年纯收只有10000元。这种低利润的农业种植，难以帮助农民通过农业种植走向富裕，打击了农民农业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2.贫困农村地区代际贫困传递情况严重，精准扶贫工作难度较大。举例说明，在定安县龙门阵红花岭村，40岁的贫困户陈某与未婚叔叔、弟弟同住，妻子年初不堪贫困改嫁，丢下两个3岁和5岁的孩子。由于孩子太小，陈某只能在附近打点零工维持家用。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他得到政府全资建设的统建房屋，以及免费发放的羊苗和猪苗。按照标准，他家今年便算脱了贫。陈某说，他希望贫困不要延续到下一代，但“小孩没妈管，我又顾不上，村里的小学教学质量差，我没能力送他们出去读书，小孩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在海南贫困农村地区，像陈某家庭这样存在代际贫困的现象比较普遍。从其他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现象非常显著，特别是在绝对贫困相对减少的下，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更加严重。
3.产业扶贫能力较弱，难以帮助农民有效摆脱贫困。
产业扶贫是目前海南实现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从目前产业扶贫的效果来看，因产业扶贫在方式、目的、效果等方面存在着较多问题，短期内难以帮助贫困农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道路。
三、海南农村精准扶贫途径探析
精准扶贫要求扶贫工作要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精准安排扶贫项目、精准使用扶贫资金、精确扶贫措施、扶贫效果精准等。在诸多要求中，寻找到精准的扶贫途径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一个工作环节。只有找准精准的扶贫途径，才能精准安排扶贫项目、精确扶贫措施，也才能真正帮助贫困群众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从而实现帮助贫困群众永久脱贫的目的。结合海南省农村扶贫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探寻精准扶贫途径：
1.精准分析贫困原因并找准扶贫对策。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帮助贫困群众找到致贫的精准原因并根据原因制定具体可而行的扶贫措施，这样才能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永久脱贫。为此，扶贫工作必须细致、认真，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为追求短期成效而采用统一且单一的形式。在以往的扶贫工作中，工作模式比较单一，往往是给贫困户发放一些猪苗、鸡苗、鸭苗等养殖动物，发放完后就不再过问、不再关注。所以经常发生只发不管的现象。而农民由于缺乏养殖经验，对市场、销售缺乏基本常识，经常出现养殖亏损的现象。曾有海南省万宁市南桥镇南桥村10户贫困户得到政府扶持的1000只鹅苗，养殖三个月上市时，遭遇市场无情“肃杀”，若不是政府资助鹅苗、鹅舍，养殖企业兜底收购，贫困户将血本无归。针对这样的问题，在农村精准扶贫工作中，扶贫工作人员必须针对每个贫困户的具体特征制定具体的扶贫措施，并在农业种植、家禽养殖等具体工作中做到从始至终的关注、帮扶，确保扶贫工作精准有效。
2.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大多贫困地区特别是僻远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交通出行不便、上学就医困难、生产生活用水不便、用电通信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在精准扶贫工作的要求下，根据贫困农村生产生活发展需求，一要下大气力严抓村庄环境综合整治，主要做好建设村庄道路、加快危旧房改造、建设排水排污设施、建设文化体育活动设施等，从而优化村容村貌整体形象，使群众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有明显改观。二是集中力量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改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提高耕地质量，增加农业产量。三要改善通信设施，加快电力、通信、网络等设施建设进度，为农村发展电商产业等奠定基础。
3.重点发展贫困农村的教育培训事业。教育是永久改变贫穷落后的最根本、最知名度的途健N此，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必须充分发挥教育培训“拔穷根，挪穷窝”的优势，大力发展教育扶贫事业。针对海南贫困农村地区的情况，我们建议做好如下工作：一要狠抓基础教育。从改善教学条件、加强师资投入等方面入手，让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通过学习走出贫困地区。二要抓职业技术培训。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人员应积极联系有关职业培训机构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开展技能培训，使大部分农民能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种或几种专业技能，使他们外出务工或在家种植、养殖都能通过专业的技能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这样可使农民自身获得长足的发展。
作者简介：李艳荣（1979-），女，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工作。
一、教育扶贫与精准扶贫的辩证关系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教育扶贫起到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的作用，对于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精准扶贫的科学内涵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习书记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2015年6月，习总书记到贵州省调研，他再次强调扶贫脱贫工作是“十三五”时期的重点，要确保到2020念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学术界对精准扶贫的科学内涵做出了概念界定：精准扶贫是相对于过去粗放型扶贫而言的，根据导致贫困的具体因素的不同，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方式。
（二）教育扶贫的科学内涵
教育扶贫，是指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教育资源投入和资助，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提高当地人口的科素质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一种扶贫方式。
（三）精准扶贫与教育扶贫的辩证关系
我国现阶段有贫困人口7017万人，并且绝大部分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除了交通不便、地理环境较差之外，最根本的问题在与教育的落后和人才资源的匮乏。杨定玉认为，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实施教育扶贫政策，对于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涛颜认为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教育扶贫具有先导性的作用，要使贫困人口彻底脱贫，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就必须加强教育扶贫。傅佑全认为教育扶贫对于精准扶贫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现在仍然处于教育贫困、思想贫困、文化贫困之中，教育扶贫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
二、进行教育扶贫的必要性
习总书记指出，治贫先治愚。要彻底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就必须做好教育工作，要重视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要关注贫困地区学生的教育问题，要让贫困学生享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让贫困地区的学生输在起跑线上。
（一）教育扶贫的功能
以赵红霞、谢洪荣为代表在文章中指出，教育扶贫有三个重要的功能：第一，虽然我国现阶段的农村贫困人数有所下降，但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长期的贫困养成了人们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的性格，新思想、新方法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衍生出了深厚的封建思想，代代相传，代代贫困。实施教育扶贫可以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养，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从而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第二，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教学条件差，硬件设施缺乏，教学资源匮乏等等，不同贫困地区的落后程度不同，落后短板也各不相同。因此，针对各贫困地区的特点进行教育扶贫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之举。第三，贫困地区的师资力量薄弱也严重制约着当地教育的发展，贫困地区教师素质低下，年龄结构以及学科结构不合理，且福利待遇差使得教师队伍不稳定。通过贫困地区教师培训、城镇辐射和政策倾斜等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师资力量，同时壮大教师队伍。
（二）教育扶贫的意义
在精准扶贫的体系中加入教育扶贫，不仅是对传统扶贫理论上的创新，更是对扶贫模式的重新构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意义。傅佑全认为过去我国的扶贫模式单一，为了追求平均化而采用一刀切的扶贫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而进行教育扶贫，可以有效地转变扶贫模式，转变扶贫观念，从而为精准扶贫提供理论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11月29日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到2020年要彻底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张翔认为，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不仅经济贫困、资源短缺，最重要的是人才的极端稀缺，实施教育扶贫政策，提高贫困人口素质，注重培养人才，既可以使贫困家庭自力更生的能力得到提高，又能够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施教育扶贫政策是实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最佳选择。王嘉毅、封清云和张金认为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大力发展教育是治疗愚昧落后的根本方法，通过教育可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促进贫困人口掌握生存技能，最终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教育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近几年的实施教育扶贫政策，包括学前教育三年行动、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生活费、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等20项，努力促进区域和城乡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使贫困地区的学生也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贫困家庭自身存在的问题。赵红霞、谢红荣在文章中指出，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受到传统封建思想影响极其深厚，文化素质低，生活水平差。贫困家庭长期的贫困使之形成了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的性格，不愿接受新鲜事物；贫困地区的家长大多抱着“读书无用论”的态度，不了解教育的作用，从而不鼓励孩子上学接受教育，以知识改变命运。另外，贫困地区的学生大多也早早选择外出打工荒废学业。
其次，教育扶贫合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张冰、孙云轩认为，首先，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不只是由于经济的落后和各种资源的匮乏，它是自然条件、地理位置、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等多方面互相影响的结果。怎样正确处理教育扶贫与导致贫困的原因等理论研究还不够充分。其次，我国的扶贫主体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教育扶贫、基金主导型社会基金扶贫、非政府主导型教育扶贫，但是缺乏多元合作机制。最后，对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只侧重于其中某一项主体，而忽视了扶贫客体，扶贫方式的适用性不足。
再次，教育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梁文政根据重庆市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总结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扶贫政策追求“一刀切”，而忽略了不同家庭的贫困程度。虽然重庆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资助体系，但是，由于不同家庭的收入存在差异，贫困程度不同，在政策实施中，忽略了因人而异的精准原则，致使有些特困家庭的子女享受平均的扶贫政策，并不能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第二，扶贫政策追求政府主导，社会辅助的联动政策，而各路资金缺乏统筹，使得扶贫政策不够公平。另外，由于媒体对贫困典型的反复报道，使得这些家庭学校被重复捐赠，而尚未报道的家庭仍然贫困。第三，扶贫政策追求目标统一，忽略了不同区域存在的差异，扶贫难以实现效益最优化。
最后，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落后、教育基础薄弱。 傅佑全认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因为知识、文化以及科学的贫困，教育贫困是其根本原因。在贫困地区幼儿园、中小学这类教育资源存在着极为突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幼儿园、中小学的数量太少，造成了学生入学困难的问题；第二，学校的办学条件差，教学楼破旧，学生住宿条件差；第三学校的硬件条件差，缺少现代多媒体教学设备；最后，教师资源奇缺，教师素质低下。这些也是教育扶贫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实施教育扶贫的对策思考
针对我国现阶段在教育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学者们在对策研究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学术界主要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措施。
首先，教育扶贫重在精准。学者们认为，要使教育扶贫真正发挥作用，首先要杜绝过去的“一刀切”的扶贫模式。赵红霞、谢红荣认为，要做到四个方面的精准：第一，要精准教育扶贫的范围，努力改变贫困地区的教育现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教学点的布局更加合理，切实落实营养餐计划；第二，扶贫费用要精准发放，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差别。要加大扶贫费用的总量，调整费用结构，把费用花在刀刃上；第三，教师的激励政策要精准，稳定整个教师队伍。要通过一定的物质补偿，吸引教师，稳定教师队伍；第四，对贫困对象的资助要精准，不搞平均化，落实“一户一策”政策，努力做到扶真贫。张翔指出，教育扶贫要做到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和教育扶贫项目的精准运行。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是进行教育扶贫的前提条件，对于贫困人口要进行入档管理，制定甄别程序，建立流动的贫困人口进出机制。使各项教育扶贫项目能够精准运行是教育扶贫工作的重点，一方面要稳定贫困地区的受教育学生人数，另外要保证学生的受教育质量。杨定玉、秦红平认为首先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到贫困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精准确定贫困人口，同时要深入研究贫困地区人口致贫的原因。从而制定精准帮扶方案，对贫困对象进行教育培训，对贫困家庭子女进行资助服务。
其次，需要完善教育体系。教育扶贫的目的是能够让贫困地区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傅佑全认为要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贫困地区的幼儿园、中小学这类基础教育资源问题突出，因此，要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包括兴建学校，改善教育环境，扩大教师队伍，加大对于贫困学校的财务资助，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另外，还要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贫困地区一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但是缺乏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开发，因此要根据贫困地区不同的资源开发需求建立职业教育学校，同时提高现有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民建中央调研部也认为当前要进行教育扶贫，应该做好下列七点：第一，发展全面的学前教育，在贫困地区新建幼儿园；第二，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学环境；第三，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教育，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发展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专业；第四，职业院校多开展校企合作，达到企业与学校的互利共赢；第五，开展招生扶贫政策，减轻贫困地区家庭的负担；第六，开展对于贫困地区师生的资助政策；第七，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教育扶贫中。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11-05
A New Analysis of Chinas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Absolute to Relative Shift
――An Analysis Based o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Background
LIU Hu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Putting the precision identification as a guide， from absolute poverty 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Chinas rural poverty to carry out a new analysi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Lorenz curve method， calculated the Gini coefficient and the social wealth index， which foun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or rural areas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the absolute poverty line can not completely cover the poor， establish the relative poverty line is advantageous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poverty for poor households accurately identify bottlenecks； resource al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lite capture established by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an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o curb； neglect the poorest of precise helping， social assistance and social protection such as the prote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o ensure its ability against the risk of poverty.
Key words：precision poverty； absolute poverty； relative poverty
改革?_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巨大进展，据统计数据显示，1978～2010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近2.6亿下降到2800万，近两亿多人次脱离贫困生活。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农村人口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相对贫困现象日益严重。当前，收入不平等会削弱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已成为社会共识，特别是在经济疲软期，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显得尤为重要[1]。现阶段，经济新常态对扶贫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实施精准扶贫是进入新时期中国扶贫的新举措，符合中国国情[2，3]。
1 文献综述
关于贫困的定义有很多，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贫困进行了解释。基于收入角度进行归纳总结，以收入不足为主要致贫原因的研究，如童星、林闽钢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生活状况”[4]。万广华等通过加总家庭在一定时间段内的总贫困，将其分解为暂时性贫困和慢性贫困成分[5]，通过实证发现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家庭成员数量、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及金融资本对各类型贫困的影响程度不同，特别是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并不能降低暂时性贫困成分；对于农耕地多的农户来说暂时性贫困会相对增加。从贫困的成因和表现形式来看，贫困可以分为经济性贫困、知识性贫困和制度性贫困等。叶普万认为贫困是由制度因素或非制度因素造成的、个人或家庭不能获得维持正常物质精神生活需要的一种生存状态[6，7]。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社会经济差距拉大带来的相对排斥和相对剥夺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差距拉大的影响下更加明显。学者开始意识到贫困问题不仅是绝对的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那些在物质和生活条件上相对于他人表现匮乏的人也是相对贫困者[8]。叶普万提出相对贫困的特点主要有：动态性、非平等性、相对性和主观性，相对贫困下扶贫标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体现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其比较对象是处于相同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其他成员，且其设定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6]。相对贫困需要解决的是收入分配问题，较难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因而政府有责任在财富再次分配中调整全社会财富的分布状况，以改变初次分配中形成的不利格局[9]。调整对新时期贫困现象的认知、构建相对贫困监测体系[10，11]、经济增长和基本服务均等化是减缓贫困的有效途径[12～15]。
我国扶贫政策经历了社会发展视角下救济式农村扶贫政策（1978～1985年）；开发式农村扶贫政策（1986～1993年）；攻坚式农村扶贫政策（1994～2000年）以及2001年开始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阶段[16，17]。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扶贫政策伴随着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效果，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分布也由普遍分布转变为相对集中，以及分散在各地的“插花贫困”和社区里的个别贫困。反观我国扶贫政策的转变，无论是依赖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还是“靶向性”的对贫困人员的直接扶持，都是对既有扶贫政策实践中暴露出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改进，以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精准扶贫是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工作机制，而精准识别则是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和工作难点。识别农村地区绝对贫困户很容易，而识别相对贫困户就较困难，而且伴随城镇化发展和农民流动等原因，?困户识别的难度正日益加大。
2 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和相对变动
2.1 我国农村贫困线变动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官方贫困线变动情况可以用农民人均纯收入、贫困线和贫困线的相对值来表示。国家统计局在1998年开始测算较高的贫困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其原理是根据贫困人口的食物支出测算其占贫困人口总支出的60%比例为前提假设，得到低收入标准，即恩格尔系数高于60%时生活水平表现为贫困[18]。图1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线变化情况计算出的实际贫困线，与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收入和贫困线的相对值进行比较，其中实际贫困线和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收入是以1978年为基础年，以不变价格平滑得到的实际值。目前，我国将贫困线相对值0.4作为“警戒线”，这也是国际上以相对收入确定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最低尺度。图1可以看出1978～2012年间我国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收入提高较大，贫困线的提高幅度却相对较小，贫困线相对值呈下降趋势，二者差距不断加大，虽然在2011年国家大幅提高贫困线标准（2300元），但是由于缺乏理论依据，其成效依旧不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贫困群体的扶贫难度，以往的开发式扶贫方式不能适应新阶段农村贫困相对集中又分散的特点，而贫困人口的特点是制定扶贫政策的主要根据。因此，实施精准扶贫，进一步将扶贫区域缩小到村到户是适应新时期经济形势和贫困成因的必然选择。
2.2 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的绝对和相对变动及不平等分析
本文在我国农村地区2002～2012年居民总收入变化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探究绝对收入变化和相对收入变化的趋势，该变化的直接表现便是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比较收入不平等的方法主要采用洛伦茨曲线、广义洛伦茨曲线及不平等指数和社会福利指数来表示。洛伦茨曲线反映的是人口百分比对应收入百分比的点连成的曲线，反映收入分配均等程度；广义洛伦茨曲线有助于识别平等程度较低但社会福利较高的收入分配状态，如肖沃克斯定理定义X广义罗伦兹控制Y的充要条件是对任何严格凹的增函数符合式（2）条件。
3 精准扶贫下收入变动带来新困境
3.1 从绝对贫困线到相对贫困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户脱离了贫困。从绝对贫困线到相对贫困线，本文拟采用相对贫困线假说，按照国际贫困标准将低于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水平50%的收入水平划为贫困线，用贫困线的相对值替换绝对值，发现农村贫困线的相对值不断走低，与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相矛盾。通过测算，贫困线相对值的平均值大概在0.4；世界银行也将0.4作为警戒点，将其设置为相对贫困线的最下限，低于0.4时不能有效反映贫困人口的真实状况。本文假定相对贫困线设置在0.4～0.5的系数水平为宜，以反映收入水平差距和平均分布情况。
3.2 扶贫资源最优化分配的瓶颈
3.2.1 精准识别存在难点
精准识别的目标是要改变以往国家扶贫工作中非国家贫困线和集中连片区域贫困人口、贫困村的识别问题。本文假设慢性贫困与相对贫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总贫困的减少需要注重和强调对相对贫困的识别和帮扶措施[5]。从现实情况看，农村地区绝对贫困的识别相对容易，但考虑相对贫困则显得较为困难。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是相对贫困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由于相对贫困人口在收入或外部表现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在识别过程中又存在弃真型误差和存伪型误差，为精准识别增加了难度。而瞄准目标的偏离会降低扶贫政策和项目实施的效率和有效性。
3.2.2 精英捕获扶贫资源
国外已有很多研究证明当外部社会资源传递到社区时，会出现精英捕获现象。精英捕获是指原本属于惠及大众的资源被少数人或群体占有，从而导致较弱群体的利益损失[17]。李小云等通过对一些贫困村具体扶贫项目受益群体的调查发现贫困户受益比重远低于中等户和富裕户[19]。扶贫中出现的精英捕获现象会强化贫困家庭的脆弱性。在实施精准扶贫的某些地区由于无法确定除绝对贫困以外的其他相对贫困者，出现了少数平均分配或者轮流领取贫困户待遇的现象；还有些地区将扶贫资金拨给有能力、有愿望的大户[18]，就是精英捕获的表现。这些大户处于相对收入优势群体，利用自身的经济、信息等优势获得扶贫资源后再进一步发展自己，而并没有表现出
对绝对贫困者太多的支持，最终导致扶贫政策失效。
3.3 忽视最贫困现象
对农村低收入居民收入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的研究发现，扶贫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虽然贫困者的收入不断提高，但低收入和绝对贫困户收入的相对值表现出下降趋势，政策效果只是惠及到贫困者中较富裕群体，最贫困者的受益有限，且被固化在较低收入水平，这与扶贫资源的精英捕获现象有着密切联系。为提高扶贫绩效，很多地方更愿意先去扶持与贫困线水平相近的贫困户，对绝对贫困户则多给以直接少量经济性补助等。对相对富裕户的扶持和对最贫困户的忽视使得扶贫政策的涓滴效应止步于贫困人口中的相对富裕人群，最贫困人口却被忽视。最贫困人口被政策性忽视（制度贫困）不仅会带来短期绝对影响，在长期来看也更容易使其陷入“贫困陷阱”。
4 结论和建议
【关键词】 新常态；社会工作；精准扶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扶贫工作领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至5575万人，比上年减少1442万人。当前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建设“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要阶段，确保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事关国家稳定、人民幸福。扶贫工作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事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精准扶贫”是其最重要、最核心的理念和措施。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工作秉承专业的理念、方法和技巧，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为扶贫对象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在脱贫攻坚战略中被赋予重要使命。
一、精准扶贫与精准扶贫机制的概念阐述
“扶贫”一词最早起源于欧美国家关于“消除贫困”或者“反贫困”之说。1601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贫困的法律――《济贫法》，之后欧美国家和地区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本土化的反贫困之道。我国结合实际，因时制宜，通过“政府行为”将“反贫困”转化为“扶贫”行动；所谓“政府行为”是指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运用政策支持和资源援助等救助方法，并下放权力，通过购买服务，鼓励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到村到户实施精准扶贫。2015年，指出，“在扶贫工作中采取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做到对症下药，靶向精准，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和鼓励全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参与扶贫。”
近年来，专家学者多视角阐述了“精准扶贫”的相关概念。笔者认为，“精准扶贫”重在“精准”二字，相对于以前粗放型输血式扶贫来讲，侧重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评”。2015年6月，视察贵州时，将“精准扶贫”入选为“十三五”规划的十个目标任务之一，提出“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而实施“精准扶贫”最重要的是把握四个精准：“对象精准、项目精准、措施精准和成效精准”，因此我们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深入贫困地区，根据扶贫对象的致贫原因，有针对性、侧重性、区别性地制定不同的工作服务计划。
精准扶贫机制是指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整合协调资源，以减少和消除贫困为目的，依靠精准识别机制、精准帮扶机制、精准管理机制和精准考评机制等在内的相互补充和相辅相成，是扶贫体系各部分和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运行体系。
二、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的F实与困境
猴场乡，全名猴场苗族仡佬族乡，是贵州省100个重点扶持的一类贫困乡镇之一，坐落于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东北部，距离普定县城约41公里，全乡总面积达93.44平方公里，辖7个行政村，113个村民组，总计2.3万人，其中1.3万人为贫困人口。目前，猴场乡深入贯彻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的政策理念，通过产业扶贫、异地生态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基础设施扶持和就业扶持等多样化的脱贫方略，全面促进扶贫工作。笔者田野调查的资料显示，猴场乡在教育、基础设施、就业、养殖、种植等方面形成了本土化的经验道路，人均纯收入大幅上升，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扶贫模式，这种模式被写进了2015年安顺市政府报告，并在全市复制推广。
目前，各地普遍采取的依靠政府的统一支配，实施中西部对口支援的政策。但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贵州、云南等，为了完成扶贫“军令状”，一味着重于“帽子”的脱贫，忽视人民精神和能力的脱贫，导致了当前贫困人口存在于偏远、边疆地区，且分布广、散、乱，实施脱贫难、繁、杂。以猴场乡为例，当前精准扶贫主要面临的以下困境。
1、资源困境
我国扶贫面临的资源困境主要是资源获取、资源分配和资源利用效率。首先，从资源获取来讲，政府在扶贫舞台上仍然占主导地位，一方面，国家对贫困县和乡下拨的款项需要与地方政府进行配套，这导致了部分贫困县和贫困乡无力负担配套资金。因此，由于基层政府掌握的资源有限，导致了扶贫进展的缓慢。另一方面，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靠血缘亲属关系获取资源，他们能够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其次，在资源分配上，扶贫资金配置过程中易滋生腐败现象。对地方高校的调研发现，精准扶贫是否做到“对象精准”有待确定，高校学生对于此笔扶贫资金非常期待，但绝大部分都是运用于吃喝玩乐等无关学习上，相反，另一部分学生因贫困登记卡有限，没能得到村里的名额，甚至真贫困却入不了贫困数据库，导致学校的助学金都无法享受。因此，笔者认为，掌握着扶贫资源的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按照中央的指标进行逐级分配，很大一部分“临界贫困户”遭排斥，有部分依靠关系而获得扶贫卡的人却占用着有限的资源。另外，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业绩，热衷于搞贫困示范县、贫困示范乡，忽视了百姓实际脱贫的潜能。在资源利用效率上，有限的扶贫资金因未能做到“对象精准”，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2、对象困境
贫困者作为精准扶贫的主体，他们是参与者也是受助者，因此他们脱贫的效果直接决定了我国精准扶贫的成功与否。地处西南的贵州，受传统观念再加上交通、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交织，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些“等、靠、要”的“钉子贫困户”，他们对于扶贫资金的希冀越来越大，认为自己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政府理应为他们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一味依靠政府的资助，虽然这部分人占少数，但依然阻碍着我国精准扶贫的进程。还有一部分农民由于对扶贫的认识有偏差，觉得扶贫不能给自己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参与扶贫的主动性不强。
3、重物质扶贫，轻文化扶贫
精准扶贫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政策，目前创新扶贫方式主要围绕着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采取驻村帮扶、基础设施扶持、生态易地扶贫，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等，帮助农民增产增收，确实取得了一系列的扶贫成果，但是精神上和文化上的贫困没有得到质的改变。在猴场乡，猴场模式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小红蒜项目、养牛项目、林下养鸡项目、核桃种植等一系列扶贫办法成效初显。但贫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不是短时间就能彻底得到改变，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上，应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扶贫工作还需要思想和精神的脱贫。
4、工作的专业性不足
扶贫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需要凝聚知识、市场、信息、技术、服务等多种形式在内的人才参与进来。在安顺地区，主要以政府购买服务实施的“三区计划”，即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各类社会组织和高校实习生等开展的扶贫工作。但从目前中西部贫困地区对口帮扶的人员结构来看，主要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少数流动志愿者为先锋，不可否认他们具有的知识基础和基层经验，但在扶贫方法和扶贫能力的专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机遇与挑战
1、机遇
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机遇，可以从自身的优势来分析。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关注弱势群体、化解社会矛盾的专业助人的学科，理应在精准扶贫事业中贡献自己的独特的力量。从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工作对于缓解和消除贫困有着先天优势。在我国，201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略的决定》更明确提出了“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的计划”；2016年民政部办公厅将国际社工日的主题明确为“发展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总而言之，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可以发挥更大的优势和功能。
首先，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与贫困作斗争的历史，社会工作的专业技巧和方法就是人们在与贫困和各种社会问题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而来，“社会工作的理念与精准扶贫的思想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和同构性”，二者理念相同，秉承“助人自助”的宗旨，强调对贫困者的“赋权”、“增能”，全面帮助贫困者物质和精神的脱贫，帮助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建立邻里互助网；主张案主自决，强调充分挖掘精准扶贫对象的潜能和主观能动性，促进其再社会化，这与我国精准扶贫提倡的“造血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相契合。这决定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可行性。此外，通过保密、尊重、接纳、理解和关怀的职业原则与精准扶贫对象建立专业关系，可以赢得对象的信任，方便开展服务计划。
其次，社会工作者扮演着资源协调者的角色，能够整合、协调社会资源。社会工作者通过宣传活动，让社会更多的成员了解到我国的扶贫现状；并鼓励村民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拉近村民间的距离，建立关系互助网，改善以往通过血缘亲疏关系互助的模式。在安顺，包括“三区计划”、社区志愿者和高校公益社团组织等，联系他们为村民开展专业服务对他们给予人文关怀。
再次，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具有很大的优势。精准扶贫机制包括精准识别机制、精准帮扶机制、精准管理机制和精准考评机制。社会工作的工作流程包括了收集资料、接案、预估、制定服务工作计划、介入、评估、结案和跟踪服务等。社会工作可以在贫困识别和效果考评上发挥重要的作用，直接对贫困户进行识别，并对政府识别的贫困人口进行再次识别核对。此外，社会工作还可以通过量表等专业化的测量方法对实施成效进行评估，并提出完善和改进的建议，促进扶贫成效的可持续性。
最后，社会工作着眼于社会和对象的长远发展。社会工作强调以人为本，促进个人及家庭的长远发展，不仅解决对象现实存在的问题，更注重对象长远的发展，以避免贫困人口返贫。社会工作可以与政府的精准扶贫工作优势互补，提高贫困地区和人群的可持续发展。
2、挑战
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机制尚不完善。尤其是精准扶贫进入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贫困人口的解决既刻不容缓又面临巨大的困难。m然国内在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有了较好的土壤，但是由于安顺社会工作人才缺乏，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时间较短，以及当前主要采取的是技术对口帮扶，使得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存在相当大的挑战。
四、新常态下促进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1、突破原有的扶贫开发模式，建立社会工作服务农村的服务平台，为扶贫注入新的力量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指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县至少有一个社会工作服务站，带动5万名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当前在安顺地区还没有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仅仅依托项目的方式将社会工作人才组织起来。因此需要搭建一个以村落或以社区为平台的社会工作服务站。社会工作服务站是联结政府、群众与社会工作者的重要纽带，是推进精准扶贫规范化、体制化的重要保障。社会工作者利用平台的资源，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辅之以团体心理辅导，对扶贫的对象展开专业的服务。同时，需要加强对社会工作服务站的能力建设，在组织制度、人员管理、项目招标等方面加强管理。
2、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者扶贫济困的内在能力建设
要对社会工作者进行系统化、常态化、规范化的培训指导，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并在实务过程中不断创新扶贫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提升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除此之外，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可以和社会组织、高等院校、科学院等建立长期合作，汲取经验，不断提高扶贫效果。
3、重视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与社会参与，变“输血”为“造血”
扶贫要以人为本，社会工作者要从对象自身出发，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改变他们过去“等靠要”的懒惰认知，主动学习谋生技艺，实现自我发展，从依靠政府“输血”到依靠自身“造血”的转变，真正实现助人自助。此外，由于贫困者的资源有限，再加上社会参与能力较弱，因此，社会工作者通过活动的方式，帮助建立互助关系网络。
4、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有益经验，不断深化社会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社会工作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通过一百多年的反贫困实践，社会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在中国沿海城市，如广东省韶关市开展的金融扶贫社团组织，帮助链接资源，发展生计；北京农禾之家服务，通过对村干部、农村合作社等培训来发展生计等，这些示范点都可以用来借鉴。当然这些经验的运用需要根据需求出发，不可生搬硬套，贵州少数民族居多，要深入了解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民风民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合理运用有益经验。
精准扶贫是创新扶贫模式的时代性变革的产物，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在这一前提下，我国扶贫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任重而道远。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践证明，社会工作在科学扶贫和精准扶贫中大有作为也必将有所作为。同时，以人文关怀和细节考量为切入点的社会工作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有着特殊情结，将在脱贫攻坚战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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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于2013年在湖南湘西进行扶贫工作调研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精准扶贫”，简单来说，就是要使扶贫工作进行的更加精确，更准确。对此王思铁提出了一个更加详细且精确的定义:“精确扶贫”即为在不同的贫困区域，根据贫困居民的现实情况，规划出更加科学，更加合适的帮扶方案，对帮扶对象实施精确帮扶，准确管理的治贫方式。黄承伟、覃志敏提出:“精准扶贫”的实质应该是将扶贫资源对准贫困人群，“精准扶贫”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达到贫困人口规模不断减少的趋势;同时强调，“精准”指的是对贫困人口的识别以及扶贫资源(项目、资金)进行瞄准。董家丰的观点则与之相反，他认为:“精准”应该是对“扶贫对象和扶贫结果的精准”。自从党的十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我国的扶贫工作寄予厚望，同时精准扶贫的的理念也日趋成熟。精准扶贫主要内容主要有三部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以及精准管理。其最终目的在于逐步消除我国的贫穷现象，减少贫困人口甚至彻底消除贫困，即通过对扶贫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标准，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自从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之后，党和国家把精准扶贫作为实现贫困人口脱贫战略任务的具体要求，这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思想之一。
二、当前精准扶贫工作面对的困境
1、贫困对象难以识别。首先是贫困程度难以界定。由于农民收入渠道复杂，有多种隐性收入形式，所以尽管在确定了一定的贫困规模的条件下，也无法按照家庭的贫困情况进行排序。这就直接导致了无法建立准确的档案信息。其次便是农村地区文化水平低下，文化素质偏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识别的难度。农村的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多数村民学习能力弱化，在思想觉悟上存在误区，拥有比较严重的均等化思想，对建档立卡的要求不了解、政策不了解，把握不准，这都给精确识别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尽管确定都是贫困对象，但是由于历史因素、地域因素、文化因素的问题，贫困对象的致贫原因可谓千差万别;同时还要分析是长期贫困还是短期贫困，是因学治贫还是因病致贫，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帮扶要求千差万别，全面详细个性化的帮扶方案难以确定，其中的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2、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不健全。尽管在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工作队已经完全驻村，但是驻村之后相应的保障和后续的管理与待遇却没有同步落实。除此之外，大量干部长期脱离农村:一些原来从农村出来的，考上学校之后离家上学，远离农村，大学毕业之后便留在城市进入党政机关当干部，几乎与贫困农村不再有所接触;而另一些甚至从小就是在城市之中长大，从来没有接触过、了解过贫困农村的情况与形势，更不用提驻村帮扶的机会了。同时也缺乏相应的扶贫干部考核制度，导致扶贫部门和负责人员缺乏积极性，原有的扶贫政策成了一句空话，在扶贫工作上也是以应付差事为主，不认真落实工作，对扶贫工作缺乏热情，表面上说的头头是道，却无法付诸实施。久而久之，扶贫工作渐渐地变成了一句空谈。3、精准扶贫存在低质低效的的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扶贫资金没有明确指向。现如今的大部分扶贫资金缺乏针对性，而且大部分扶贫资金并非“扶贫”而是“扶农”。精确扶贫需要的资金数额巨大，而现如今我们的扶贫资金却严重不足，且没有相对统一的渠道，在实现全面覆盖的过程上具有较大的阻力。其次是地方干部个人能力素质无法适应新的扶贫形势，因此无法在扶贫工作上提供帮助。一些地区对于扶贫工作缺乏足够性的重视，甚至个别地区担心失去政策和资金上的优待而在主观上不愿意脱贫，非贫困地区也没有将对贫困地区的帮扶作为自己的责任。
三、实施精准扶贫的对策和建议
1、科学、合理的界定贫困对象。首先要判断出到底谁是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对象，弄清楚“帮扶谁”的问题，通过走访调查搞清楚帮扶对象的真实家庭情况和收支情况。因此要从上到下，按照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顺序层层深入精确识别出真正的贫困对象，锁定到的具体的家庭和个人，并建档立卡。建档立卡的内容要尽可能的详细，覆盖到贫困程度、致贫原因、存在问题和解决方案、脱贫期限和帮扶责任人等多个信息，同时要根据帮扶对象的变化，时刻更新立卡信息，进行动态管理。第二，要认真分析贫困对象的致贫原因，划分不同种类，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详细的到人的具体措施。同时还要了解各项原因在当地所占比例，结合实际情况与当地因素，为精准帮扶做准备。第三，要坚持上下结合，共同作用，让基层群众发挥自己的民利。通过投票审查，抽查，公示等方式，让基层群众自己掌握识别权，按照自己的标准识别出谁是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对象。在整个过程中要保证透明、公开、合理、公平，从而避免新的社会矛盾。2、完善干部驻村帮扶机制。首先，要逐步的完善干部的考核机制。各地区的扶贫驻村干部往往是由各地区自己选拔安排的，因此要根据地区现有的具体情况，结合自身的优势特长，不断地完善干部考核制度，逐步将驻村帮扶的任务作为对干部锻炼的机会与平台。除此之外，要在制度上明确驻村时间，工作方式，目标任务，以及考核方式等政策性的问题，这将可以大大提升干部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干部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全身心的投入到扶贫工作当中。不仅如此，驻村干部还应该多和农村建设工作队，第一书记等其他力量积极协调，互相帮助，实现“一对多用”、“多对多用”的整体合力。第二，要加强对于新到任的驻村干部的业务培训，加大培训力度，使新上任干部对于现有的形势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接下来工作的开展。第三，要在驻村干部和贫困村之间建立一种长效机制，确保贫困村每年都有相应的帮扶工作小组进行帮扶工作。同时要组织村干部、帮扶工作人员共同交流，了解贫困原因，对症下药，制定科学、合理的脱贫政策。3、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强化精准扶贫工作跟踪问效。一是要在宣传方面不遗余力的加强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各项政策宣传，使各级、各部门领导加强对扶贫工作的重视程度，增强村干部和帮扶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准确掌握贫困现状，实施动态管理。其次要利用社会各界的力量，充分发动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的参与到国家的扶贫政策当中，营造社会各界对扶贫工作支持和关注的良好氛围。二是要提高帮扶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对他们进行诸如政治理论、廉政建设或者法制法规等方面的培训，使他们能够熟练的掌握调查取证、审核评估的能力，提高工作质量。三是在扶贫项目选择和扶贫资金利用上要发挥监督机制，引导村民组长、党组织领导和村民代表积极参与，避免背后暗箱操作，使扶贫项目成为受广大民众欢迎、受益的利民项目。四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资金的利用程度，避免资金流失或被挪用，确保扶贫工作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作者:王虹 单位:华北理工大学财务处
【参考文献】
［1］王思铁．供给侧改革，精准扶贫的新动力［J］．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16(09)
［2］黄承伟，覃志敏．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01)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为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有力舆论支持，特制定如下宣传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xxx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为指导，遵循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方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准确解读党和政府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和政策举措。坚持唱响主旋律、奠定主基调、打好主动仗、凝聚正能量的总体要求，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增强宣传报道效果，着力营造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宣传重点
(一)宣传xxx扶贫开发战略思想。
认真学习领会xxx关于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及xxx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党的xx和xx届x中、x中、x中、x中全会精神，把握时度效，着眼准实新，生动报道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县决策部署、扎实推动脱贫攻坚工作的进展成效和实践经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用xxx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武装头脑，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县要求上来，自觉把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县部署上来。
(二)宣传脱贫攻坚政策措施。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脱贫攻坚政策解读阐释，使产业脱贫、就业脱贫、易地扶贫搬迁脱贫、生态保护脱贫、智力扶贫、社保兜底脱贫、健康脱贫、基础设施建设脱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贫十大工程和“单位包村、干部包户”、驻村扶贫工作队、资金投入、考核监督等脱贫攻坚保障措施深入人心，扩大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工作举措的知晓面、参与度。
宣传、推广脱贫攻坚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各地各部门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三)宣传精准扶贫工作的进展成效。
深入宣传县委、县政府聚焦脱贫攻坚，主动作为，制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报道各乡镇(开发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工作举措、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宣传各级领导深入联系贫困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积极宣传我县在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公共服务保障、金融资金支持、能力素质提升、群众安居乐业、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取得的新成绩;宣传建立长效机制保障精准扶贫的有效成果。
(四)宣传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
深入挖掘各类扶贫工作中的典型事迹和先进人物，大力宣传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帮扶、精准脱贫中的典型案例，生动报道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面貌的巨大变化，不断弘扬“崇德向善、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展示扶贫队伍良好形象。
(五)宣传社会扶贫工作。
以“10.17”扶贫日为重要节点，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通过政策问答、“一封信”、“明白纸”等形式扩大宣传效果，在全县形成社会扶贫的宣传热潮。紧紧围绕创新社会扶贫参与机制和社会扶贫工作深入开展，大力宣传社会扶贫的进展成效、经验做法，进一步提升社会扶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营造各类资源聚集脱贫、各界人士共助脱贫的良好氛围。
三、工作安排
突出宣传重点，内宣外宣协同发力，构建多角度、广覆盖的宣传格局，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
(一)开设专栏专题。
在县电视台、xx新闻网、xx县政府网、“xx发布”等媒体开设“脱贫攻坚乡村行”、“脱贫不是梦”等专栏专题，进一步强化政策解读、一线访谈和深度报道，统一干群思想，传导压力，楔实责任。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充分报道全县脱贫攻坚的工作部署、进展动态和举措成效，宣传一批为我县精准扶贫工作出实招、办实事、解难题的帮扶单位和帮扶干部，宣传一批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助推扶贫工作的民企组织和个人，宣传一批勤劳务实、自立自强、精准脱贫的帮扶对象，以生动的一线报道，展示广大干群致力脱贫攻坚的精神风貌。
(二)做好政策解读。
新闻媒体要围绕扶贫开发十大工程，约请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以及重点工作进行解读，让广大群众熟知扶贫政策，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助推脱贫攻坚。
(三)强化对外宣传。
建立重大扶贫外宣题材月会商机制，根据扶贫工作考核要求，围绕工作新动态和亮点，突出特色，每月推选1-2项重点扶贫素材和稿件，邀请主流媒体前来采访或积极向主流媒体供稿，形成高质量、有份量的重点报道，展示我县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和xx良好的外在形象。要集中力量挖掘我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亮点和特色，通过中央和省市主流媒体宣传报道我县脱贫攻坚工作的情况。认真做好中央和省市媒体来灵采访服务工作。
(四)扩大社会宣传。
充分利用现有的宣传牌、LED广告屏、灯箱、黑板报等宣传工具，以乡镇、村为重点，制作悬挂脱贫攻坚宣传标语，广泛宣传扶贫政策，加大脱贫攻坚的政策宣传和解读力度。同时，组织县文艺团队以“讲好xx扶贫故事”为主题，创作扶贫题材的精品剧目，争创全省“五个一工程奖”。
(五)加强“精神脱贫”宣传。
围绕贫困村和贫困群众“有一个文明和谐的村容村风、有一个积极乐观的精神态度、有一个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庭环境”的目标，大力实施“宣传教育、志愿帮扶、文化服务、教育培训、环境整治、典型选树”六大行动。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美丽乡村”为载体，通过“三下乡”等形式，引导贫困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培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激发群众主动脱贫意愿和内生动力，消除贫困群众的“等靠要”思想，使贫困群众看到希望，提振脱贫信心和勇气，让贫困群众真正参与扶贫，推动物质精神“双脱贫”。
(六)做好脱贫攻坚形势政策宣讲。
组织宣传队深入村组宣讲中央、省、市、县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奋斗目标、重点工作和具体措施，重点宣讲我县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工作方法等，引导全县干群把共识凝聚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根据需要适时组织典型事迹报告会。
(七)组织编印《xx县扶贫开发成就画册》。
县委宣传部、县扶贫局要围绕扶贫开发十大工程、领导重视、部门帮扶等方面内容，征集扶贫开发成就图片。图片要通过扶贫开发前后状况对比，能准确体现扶贫开发成就。
四、健全工作制度
(一)建立信息发布审核制度。
要加强对外宣传特别是网络信息发布的审核把关，增强责任意识，提高信息质量和水平。信息发布遵循“谁公开、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由县扶贫局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审核把关。
(二)建立宣传成果定期报送机制。
县委宣传部、县扶贫局每周要分别向市委宣传部、市扶贫局报送信息不少于2篇;县委宣传部会同县扶贫局在每季度结束后10日内，将上一季度在县级以上媒体刊播的宣传成果汇总分别报送市委宣传部、市扶贫局。
(三)建立目标考评机制。
各乡镇(开发区)每月不少于4条，各部门、单位每月不少于2条向县委宣传部和县扶贫局同时报送新闻信息和素材。县委宣传部和县扶贫局定期对脱贫攻坚宣传工作进行考评，对完成好的个人和单位将进行表彰奖励，对连续两个月没有完成报送工作任务的乡镇(开发区)和单位，将以书面形式进行通报。脱贫攻坚宣传工作情况，将纳入年度工作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年度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部署。
各乡镇(开发区)、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按照本方案，周密安排部署，认真抓好落实。县直各新闻单位要精心策划选题，确保脱贫攻坚宣传有声势、有力度、有实效。
(二)改进创新，营造氛围。
要落实“三贴近”原则，发扬“走转改”精神，深入基层，融入群众，用好的作风开展宣传报道，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新闻宣传的贴近性、针对性，不断提高新闻宣传的亲和力、感染力。要适应新闻传播的新趋势新要求，重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联动作用，努力实现传播效应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