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2 13:21:12
［关键词］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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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科学技术创新复杂性系统整体思维
科学技术创新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而复杂性来自混沌与秩序的边缘。在圣塔菲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原来“混沌理论”一词已被宏大的“复杂性理论”所取代了。混沌理论对其范围有严格限制，仅限于对自然界系统的非线性动态行为的数学研究。相反，复杂性理论则被认为可以用于复杂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中随时间变化的行为层面。社会系统并不仅仅是由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固定规律所限定的“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s）。相反，它们是可能随时间演化而改变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复杂演化系统”（complexevolvingsystems）。
科学技术系统创新运动是一个貌似无规则运动的有序性演化过程，具有典型的复杂系统特征。第一，多因素性。技术本身是各因素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技术不等于各因素简单相加。各技术要素在技术系统中也不再是原来的因素，因素自身在技术系统动力下也发生了相变，或者说，技术性因素、实体性因素与知识性因素都具有了技术所拥有的整体性。技术因素的作用方式要受技术系统运行模式和运行状态的制约。第二，多层次性。尽管技术的各因素受技术系统动力的作用发生了相变，但技术本身却生成了一种稳定模式。技术的稳定模式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是由科学的技术应用与技术理论的层次性决定的。科学技术系统内有稳定的周期解，周期解内还有混沌区，这种结构无穷次重复着，具有各态历程和层次分明的特征，即存在有界性。第三，多变性。复杂非线性科学技术的创新过程本质就是经历混沌走向有序，因此具有混沌伸长和折叠的特性，这是形成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的主要机制。伸长是指系统内部局部不稳定所引起的点之间距离的扩大；折叠是指系统整体稳定所形成的点之间距离的限制。经过多次的伸长和折叠，轨道被搅乱了，形成了新对称结构或混沌。
由于科学技术创新系统具有典型的复杂非线性系统特征，因此，可对其运用复杂性理论进行管理。
1转变思考方式
牛顿力学是近代科学的典范，是近代科学建立的基础，牛顿力学是典型的决定性理论，是可测量和可预测的。20世纪初物理学的两次重大变革所创立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分别排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测量过程的完全可控性。混沌理论的诞生打破了拉普拉斯决定论，被视为20世纪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第三次革命。混沌理论认为，非线性系统运动具有无穷大周期且始终限于有限区域、轨道永不重复的、性态复杂的运动，不可能无限精确和无限长时间地测量和计算连续变量。混沌理论解决了困扰牛顿（Newton）力学的三体问题，创立了研究n维相空间的不确定解的理论，混沌理论使人们认识到非线性系统演化既是决定论的又是随机论的。决定论的可预测性，只适用于那些宏观的缓慢的周期或准周期的稳定运动，然而，这样的运动实在是太少了。
科学技术创新复杂系统倡导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变固有的思考方式，放弃机械论和宿命论，学会欣赏并应付联系、物力论（Dynamism）和不可预测性。因为科学技术创新过程是多因素复杂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对确实存在的运行模式（即现实存在）进行领会，即正视多元化存在，并对不可预测的事件进行反应。为了使科学技术创新过程自我发展为“复杂演化系统”，有必要对学习、多样性和影子系统（Shadowsystem）观点的多元化进行鼓励。
2并不是对每件事都需要进行控制
科学技术对客观事物既进行决定论描述又进行概率统计论描述，这两种描述方法已经共存了几百年。决定论认为，任何一个力学系统只要知道现在的行为就可预测系统的未来行为。概率统计论认为，受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系统的未来状态并不完全确定，需要用概率统计方法来描述。
KAM定理很好地解决了决定论和概率论这对貌似矛盾的问题。KAM定理指出，保守系统有可积和不可积之分，可积系统的运动是规则的，遵循决定性规律，不可积系统表现出随机性，成为统计物理学的基础。对不可积系统，KAM环面包围着随机层，当不可积系统的自由度少和扰动不大时，KAM环面包围的随机层测度极小而可忽略不计，统计物理学就不适用了，而应该应用牛顿定律。当不可积系统的自由度和扰动很大时，根据“阿诺德扩散”，KAM环面逐渐减少而随机层迅速扩大，系统只具有极少数的规则运动，规则运动变为次要的，系统出现了大量的混沌运动，这时才能用统计物理学来研究该系统。
科学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近可积哈密顿系统，随机成分有限，导致不可积性的扰动项很小。在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系统处于混沌性态时，确定论和概率论随机交替作用，但确定论占据主流位置，基本能朝向希望的途径发展。随机成分确实存在但有限，因此，在复杂的非线性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能对每件事都进行控制。应该相信混沌性态是貌似不规则的有序，科学技术复杂演化系统不仅反作用于环境，还会反作用于自身，随着时间的发展，科学技术总会不断出现新的有序状态。
3与环境共同演化
复杂性理论借鉴湍流研究思路和方法，认为科学技术创新系统同时存在混沌子空间和对称子空间，两种性态此消彼长，不断和外界环境互动而发生转换。在湍流中规则运动包含有小尺度的混沌运动，在混沌运动中又包含着更小尺度的规则运动。这说明，科学技术创新系统是与外界环境紧密联系，并不断互动发展的耗散系统。
科学技术创新系统与环境相互影响、共同演化，这就需要时刻准备好对环境进行反应，凭直觉领会那些驱动科学技术创新变迁的环境模式，根据需要进行适应，而且随时准备抓住各种出现的机遇。科学技术创新系统的三种性态，稳定区域（墨守陈规）、不稳定区域（瓦解崩溃）和混沌边缘（变革栖息地）中，混沌边缘最适宜与环境共同演化。
在混沌边缘，在一种“有限不稳定状态”下，正统系统（主流文化、结构权力等级体制）和影子系统（蕴藏矛盾、变化潜力的非正式组织）能维持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张力。正统系统可以提供清楚的指导，对适当的结构和程序进行授权，以及抑制人员中的不安情绪。同时，影子系统可以激发观点的多样性，并且削弱正统系统的力量迫使它进行不断变革。这样，组织行为表征为耗散结构，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能以新的方式执行基本任务或者追求崭新的基本任务，组织的创造性和创新方面的潜能都展现了出来。
4整体思考
技术创新系统的复杂非线性要求寻找整体模式来思考问题，并用整体的方式来控制创新过程，而不是试图控制每一个细节。整体思考是探索那些在不利的模式下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微小变化，并施加微扰改变系统运行轨道，避免蝴蝶效应。
4.1建立连接
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是可逆的，事物的发展不存在演化；空间是平滑的、线性的；时间和空间不相关联，各自独立存在。复杂性理论认为，由于非线性的作用，时间的变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既可以实现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也可以通过自组织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空间也不是平滑的，不仅存在整数维也存在分数维，整数维是分数维的近似和抽象。此外，通过考察系统中某一物理量随时间的变化序列，可以重构相空间，得出奇怪吸引子的维数。这表明复杂性空间的形成也反映了事物发展在时间上的积累。因此，在复杂非线性系统运动中，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关联的，应该将时间和空间看成一个统一体，系统地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时空整体性的，任何因素在时间维度或者空间维度的变异都可能影响到其他因素的正常功能，进而影响整个进程。而整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复杂系统的动力机制下，似乎只能通过彼此之间以及与整体的关联来得到了解。因此，科学技术创新过程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各种因素的时空关联，正是时空关联的模式决定了一个系统的表现。整个系统处于密切关联之中，并与他们的环境不断进行交换，与之共同演化。
4.2适应复杂性
混沌理论是关于非线性的科学，它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线性只是非线性的特例。经典物理学的线性观，导致了事物发展的简单性、确定性和还原性。复杂理论的非线性观，是线性与非线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确定性与随机性、局部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对立而统一的，前者是事物发展的暂态，后者是事物发展的更基本的更普遍的本质特征。因此，研究问题时应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研究复杂性现象时，用复杂性方法来处理将会显得简洁而有效，反之，采用简单性的方法来研究将会显得繁杂而无效并且得不到事物发展的本质特点。例如，奇怪吸引子是很复杂的，它可以采用自相似和分数维来简单表示，但如果采用探究轨道的简单方法来研究将是得不到一条确定轨迹的。同样，在研究简单性事物时，如果采用复杂性的方法来研究也将是无效的。
将多元高阶方程化简以便求解，即将复杂现象简单化是我们的思维定势。然而在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中，过于关注细节往往不能产生创新成果，在创造性思考时，复杂性思维是必要的。虽然复杂性思维可能不符合常规，甚至会引来混乱和困惑，那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受欢迎的。很多创新团队刻意追求工作环境、工作方式的不可思议，目的是激发人的创造性，而不是被惯常的生活习惯所泯灭。最好的想法不总是来自高层，而且组织内的人都想事业有成，控制只是一种幻想，如果给予适当的扶持，每个人都有可能做作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4.3让过程成为进行时
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所揭示的是关于简单性事物的基本规律，事物的发展是线性的、可逆的，必然也是前因后果的。而关于非线性现象的复杂理论，由于存在奇怪吸引子，事物的发展结果必然会导入吸引子，呈现出目的性。由于生物学、社会学等是关于复杂性现象的科学，因而也就是目的性的科学。事物发展的因果性是基本的、暂态的，而事物发展的目的性是事物的最终结果，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事物发展的目的性要通过事物发展的因果性来保证，而事物的因果发展必将会导致一定的目的性。
物理系统，如天气预报是由有限的确定性定律来支配的，有可能观察到奇怪吸引子是怎样产生的。然而，科学技术创新是人类一项复杂的创造过程，受到无穷多个因素及大量随机因素的影响，奇怪吸引子似乎说明不了什么。由于人类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科学技术创新的行为不可能用相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人类可以思考和学习，根据自身目的进行行动，而且能够反对及驳斥假定适用于他们行为的任何规则。因此，在方法论上要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时必须要制定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对于实际工作中的每一步则要实事求是地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4.4复杂演化管理
逻辑思维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强大思维武器，科学研究中所揭示的规律性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来保证其正确性的。当然，知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也是很重要的，它往往能导致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在研究科学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混沌迷蒙的境地。根据混沌现象的长期不可预测性和遍历性，我们将无法通过逻辑思维一步步地走出混沌。因此，这时就应该不拘泥于传统理论，而要大胆地猜测、冒险和创新，进行直接的下意识思维，然后再把中间过程联系起来进行逻辑思维来判断这种猜测的正确与否。所以说，逻辑思维是很重要的，知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也是不可缺少的。
复杂性理论不是系统的，而是整体观的方法，它所强调的不是稳定性而是重视创造性与变革，追求的是“成为学习型组织”。当创新思维被非逻辑思维推向远离平衡态的时候，自组织过程会自然而然发生，它们可以产生更多的变异体并且对周围环境进行更加灵活反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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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设计；教学；看法
一、以前的高等教育中艺术教学的模式是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科技和信息都还很落后的时期制定的，如今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科技和信息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了，如果我们现在依然用以前的教学模式去教学，可能就有些不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了，所以应该在遵循以前大的教学原则的情况下适当作些改变，使之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和需要。以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改革为重点，以强化艺术设计、施工、管理为支柱、以加强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验室建设为保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和专业教育规律。
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必须从艺术设计的实际出发，对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教学模式、课程设置体系、教学内容和教材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突出综合素质培养，强化岗位技术教育，建立以艺术设计、施工和管理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育模式。针对艺术设计教学我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1．教学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改革，职称论文应该体现专业教育特色，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构建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强化岗位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完善、充实教学内容；加强操作技能、工艺实习等为主的实践环节；加大实践教学环节所占比例；加强产学合作，逐步建立学校与企业合作培养人才的机制。毕业生上岗后，进入状态快、动手能力强，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可成为工程设计、投标报价、材料选择、施工技术、施工机具操作、施工项目管理、项目验收、工程预算等技术人才。我觉得教学中应该目标很明确，艺术设计专业是应用型人才，实践性强的专业，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就应该强调其针对性，强调基础课教学的适应性，强调专业课教学的实用性，强调实践教学的连续性，和渐进性等，具体表现如下：
2．课程设置强调的针对性
艺术设计专业起步晚，发展快，所以我们要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按照“实际，实用，实践，必需，够用”的原则和专业技能培养的实际需要，对课程设置作一些调整，突出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在新的教学计划中，我们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完善：
(1)在设计模块中，注重理论教学，突出动手能力培养，加强计算机辅助设计教学，强化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工程设计中的作用，建立专门的计算机实验室，使得学生有充分的操作机会，能够熟练地掌握，以便适应社会的需要。
(2)在施工技术模块中，以施工操作技能培养为基础，强化施工技术指导。留学生论文在教学过程中，以校内操作实验室为依托，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通过实践，提高动手能力，初步掌握施工操作规程，施工操作方法和施工机具的操作、使用、维护和保养；掌握工程质量的控制方法及检查、验收标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施工技术指导能力。
(3)基础课教学强调适应性
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应该纠正以往基础课与专业课工作总结“各自为政”的脱节现象，打破原有狭隘的基础课教学格局，超越单纯技巧和经验的传授。为纠正基础课教学与专业课脱节的现象，改调子素描为设计素描；改绘画色彩为装饰色彩，并加大室外写生训练。
(4)专业课教学强调实用性
一种理论只有用于实践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不能指导实践，那便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在制订改革方案时，经认真调查研究，按照专业教育特点、强调专业课教学、理论教学的实用性、实践性、着眼于培养技术应用型设计人才，总结过去的教学经验，结合具体的情况和实际需要，对专业课教学、理论教学内容加以调整，强调实用性。
(5)实践教学强调连续性和渐进性
艺术设计是需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不断的交替，互相渗透的。艺术设计是多学科的知识的综合集结和运用。在具体的设计中，难以确认固定的秩序和搭配关系。在今天这样的开放的社会中，对外设计服务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以教师带领学生走向社会，使专业必修课在社会实际设计中完成，为保证实践教学的落实，学校应该与用人单位合作，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参考文献
[1].黎志涛.室内设计方法入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6.
在刚刚接触到高中语文研究性学习的课程时，我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学术气息，从教师学习材料中的课题名称，到教师自己设计推荐的课题，从学生研究性学习的作业到各种媒体中出现的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成果，学术气息扑面而来，一直延续至今。2001年第5期《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上有篇《语文“研究性学习”课该怎样上》的文章，文章列举的语文研究性学习的研究专题就颇具代表性，如“中国小说发展的脉络”、“鲁迅小说的人物描写”、“《诗经》现实主义手法对后世的影响”、“屈原与李白诗歌的比较”、“诗词的审美价值”，等等。报刊上、课堂里的许多语文研究性学习的课题也是如此。组织学生进行这样的专题研究，写论文，当然会使语文研究性学习学术化或具有学术化倾向。2002年6月17日《中国青年报》中的《研究性学习学什么》一文开头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笔者先后参加了好几所中学的研究性学习汇报会，并看到了许多相关报道，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在中学的研究性题目中，越是科技含量高的，越是题目大的，就越被推崇。甚至有人说，中学生做了研究生都做不出的题目！”这段话反映了中学研究性学习的现状。
对语文研究性学习呈现出的这种学术化倾向，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评价它呢？我认为，研究性学习是一种指导学生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的学习，这种学习的过程和成果出现学术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肯定。语文研究性学习呈现出学术化倾向是一种正常状态，是这种学习步入正确途径的标志之一，它可以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可以使学生享受到获得成就的快慰。因此，对这种倾向不应抑制，而应予以肯定。
但是，肯定语文研究性学习中出现的学术化倾向，并不意味着学术化或学术化倾向可以作为评价语文研究性学习的标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学术化这一把尺子来量中学语文研究性学习这门课教学的长短，评判研究性学习的优劣。总之，我们不能强化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学术化倾向，更不能让它纯学术化。理由如下：
第一，从研究性学习的目的看，新课程计划开设“研究性学习”这门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掌握基本的研究学习的方法，培养使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初步形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既然如此，语文研究性学习的主要任务当然不是组织学生写论文，搞课题，而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提高能力并形成良好的精神品质，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科研等奠定基础，不是把学生的学习引向学术化，而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第二，从研究性学习的特点看，研究性学习是一种注重过程的学习，与接受式学习不同，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学习以及与同伴协作切磋的机会，有更鲜明的实践体验、探索感悟的求知特点。因此，语文研究性学习应组织学生自主活动、实践探索，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条件与环境，让学生健康发展，而不能追求把论文写大，把课题做大，把成果搞大，刻意追求上档次的研究性学习，强化其学术化倾向。
第三，从研究性学习的对象看，他们都是学业负担沉重的中学生，强化语文学习的学术化倾向，必然要对他们目前的学习提出过高的要求，而能够达到这一要求的毕竟只是少数学生，其结果只能是增加他们的学业负担，使面向全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成为少数学生的学习。中学生正处在各门学科都在打基础的阶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走上今后的人生道路做准备，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打好基础，而不是把今后10年、20年要做的事情提前到中学时期来做。
另外，强化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学术化倾向容易使学生对这样的学习产生畏难情绪，丧失参与的兴趣，甚至会导致研究性学习的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倘若如此，就背离了中学开设研究性学习课的初衷，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
综上所述，面对语文研究性学习呈现出的学术化倾向，我们应充分重视，正确评价，既不能抑制它，也不能强化它，强化这种倾向不利于语文研究性学习在未来的发展。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关键词：转述动词 文学类学术论文 中国作者 英语本族语作者
0 引言
转述是学术写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运用转述可以体现作者对转述命题或被引作者所持的态度，为作者的评论开启评价空间[1]。转述动词是转述的重要信号之一，作者可以通过转述动词实现言语功能，导入被引用者的声音，实现作者、被引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恰当使用转述动词是作者寻求其交际目的与学科规范之间平衡的一种重要手段[2]。因此，对转述动词进行研究是理解作者意图与学科规范之间关系的起点，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正确使用转述动词有助于提高英语学术写作能力，以便于更好地实现写作目的。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语言转述现象一直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从传统语法、文体学、功能语言学等角度对语言转述现象进行了研究。传统语法重点从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转换关系上关注对他人话语的转述策略[3]。在文体学领域，Leech和Short把对言语和思想的表征区分成五类：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和人物话语的叙事性报道，这种分类方法扩大了语言转述研究的范围[4]。功能语法学家Thompson则关注转述动词的人际意义，指出转述者对转述内容的态度主要体现在转述动词上[5]。对批评话语分析学家而言，转述动词体现了语篇互文性和语篇中的多声特征[6]。专门用途学者也注重对转述动词的研究，他们对转述动词进行分类，关注转述动词在学术论文中的功能，同时通过引用分析（Citation analysis）关注转述动词的使用[7]-[10]。其中，Thompson和Ye将转述动词分为三类：研究转述动词（Research verb）、语篇转述动词（Textual verb）和心理转述动词（Mental verb），并分析了各类转述动词的人际意义。此后，Thomas和Hawes[8]以及Hyland[10]等人在其基础上做了类似分类。
国内部分学者从认知语用角度研究引用现象中与认知有关的方面[11]，或者研究引语在语篇中所完成的修辞功能[12]。有的学者对学习者学术英语语料中使用的转述动词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13]-[17]。也有学者分析了引用的结构形式及其与时态、语态的关系，探讨了转述动词的类别及功能[18]。
以Hyland为代表的国外学者的研究以英语本族语研究者的学术论文为语料，未涉及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对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而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对学习者学术英语语料的定性及定量研究所选择的语料大多来自应用语言学;以期刊论文为语料的种类及数量有限，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探讨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在学术论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的研究更不多。本研究将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尝试。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Springer电子期刊中选取近十年（2004-
2013）文学类论文共20篇，其中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论文各10篇。选择语料时，研究者还考虑到论文期刊的多样性及代表性。然后，研究者根据学术论文撰写的规范要求，运用人工识别的方法记录论文全文中所有标注了引用信息（作者，时间，页码）的地方，对所得语料进行分类统计。首先统计了两类作者零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其次，分别对转述动词总次数、使用频率较高的转述动词做了统计。最后，重点统计了两类作者表示评价倾向的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并对以上各类型语料进行对比分析。
3 研究框架
Hyland基于Thompson和Ye以及Thomas和Hawes对转述动词的分类，运用过程法和评价法对转述动词加以分类[10]。按照过程法，转述动词可以分为三大行为类型，即研究行为（指研究者在研究结论或研究过程中对真实世界行为的陈述）、认知行为（指心理过程）、话语行为（指语言表述方式）。而按照评价法，转述动词又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表明现作者对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做法持肯定态度;第二类表明现作者不同意或不接受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其做法;第三类转述动词不直接表明现作者的观点，而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传递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具体又可以分为四个小类，包括①被引作者以肯定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观点;②被引作者以中立的姿态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客观上做了什么事;③被引作者以谨慎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④被引作者以批判的态度评价别人的研究或研究结果。
Hyland没有说明过程法和评价法各自的优缺点，也没有说明两者的相互关系。本研究认为，过程法基于研究行为的本质特征，从行为、心理和话语三个方面对转述动词进行分类，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转述动词本质的认知，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评价法立足于现作者、被引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对话性，旨在区分现作者、被引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帮助读者明确现作者的观点。同时，评价法也有助于提高英语学习者学术写作中对转述动词的运用能力，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在对比分析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转述动词时基于Hyland的评价法，首先将转述动词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进入语篇，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论断;第二类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表达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从而间接帮助读者了解现作者自己的观点。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分类方法，是因为转述是作者借助语言表述心理的过程，也是意向性自我构建的过程，反映了现作者对转述内容的认知评判，并通过转述动词进入语篇，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科学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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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技术、研究性学习、思想政治课
2001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进一步明确了“加快构建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目标；同年6月，教育部制定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确定了基础教育的改革目标，研制了各门课程的课程标准。《纲要》明确规定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技术教育；而网络技术为主导的信息技术教育和研究性学习又成为其中的亮点。
研究性学习，是指以学生的自主性、操作性学习为基础，从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的专题，独自自主开展研究，以个人或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从中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一种学习方式和学习活动。研究性学习最大的特点是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学习能力，改变传统教与学的方式，教与学的重心不再仅仅放在获取知识的层面上，而是转到学会学习，掌握学习方法上，使被动地接受转向主动地探究学习。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享受极大的信息资源的同时，学习手段、学习过程、学习方式也发生了大大的改变。网络技术教学就是以网络技术为物质手段，学生自主化学习，对需要的网络信息进行查找、筛选、核实、分析、研究，用网络信息为自己的学习服务，在实践的过程中培养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创新精神、研究精神，并学会解决生活中与网络技术学习有关的问题。基于网络技术的研究性学习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的。
一、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整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分析
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研究性学习，网络技术都是教育科研领域两个崭新的课题，探究二者在特定学科教学中的关系，对于更好的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素质教育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1、国家教育行政强制力与政策指导为开展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提供有力保障。
2000年1月国家教育部决定，研究性学习成为《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修订稿）》中综合实践活动板块的一项重要内容，列为必修课，教育部还专门印发了《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施行）》，要求各学校从2001年9月开始实施，对设置研究性学习的目的，研究性学习的目标、特点，学习内容的选择与设计，实施、评价、管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2000年10月，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起利用5到10年的时间在全国中小学基本普及信息教育，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并提出加快信息技术教育与其他课程的整合。
目前，各校、各地区都在加快教育信息化，尤其是网络技术应用的进程，探索如何有效应用信息技术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的人才。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由此拉开帷幕。
2、网络技术为研究性学习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和丰富的教育资源
许多地区在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其中教育资源的匮乏显得尤为突出。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信息时代学校教育的核心，而创造能力的关键是对信息的处理能力。
研究性学习需要更为集约丰富的共享资源，包括需要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丰富的导师资源，导师资源可以通过专门师资培训和能力应用培训实现，而信息资源可以通过网络实现。网络作为信息技术的核心与主导，在应用教学中具有如下特点：
①集约化的丰富资源。包括信息资源和智慧资源，是课程实施的坚实基础。
②网络资源具有共享性、大量性和广泛传播性的特点。
③网络为学生的合作学习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建构主义在强调学习者主动建构内部心理过程的同时，强调学习者的“协作”和“对话”，可以使学习者对问题的理解更深入，认识更全面；而且，资源的共享和时空的超越决定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更多自由选择机会。
④网络化学习的特点。网络化学习具有图文、音频并茂的丰富多彩的人机界面；网络能为学生提供符合人类联想思维与记忆特点的、以超文本结构组织的大规模知识库与信息库，学生可以查阅和访问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多种信息源，必要时可以从该信息源复制、下载所需的软件和资料。
3、以网络技术与研究性学习的整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
传统教学中，教科书和教师的教案成为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主要来源、途径，依据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这种建立在“以教师为中心”靠灌输传授的教学模式中，学习的过程被理解为被动的接受外界刺激的过程。这种教学、学习模式的优势十分明显，却又存在严重的弊病：忽视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知识接受器的地位，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被完全忽略，甚至被压抑。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以学生自主性、探索性为基础的新的学习方式，它注重学生动手实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教与学的传统方式的改变，师生共同建立起平等、民主、和谐的、教学相长教学环境，有效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网络技术本身就是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基本手段之一，它要求研究性学习的师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学习信息的搜索、整理、挖掘，以利于自身学习活动的顺利进行，提高学习效率。
可见，无论是研究性学习，还是网络技术教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视教学、学习主体（学生、教师）的主体性、主动性，崇尚学习过程的自主、创造。
二、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整合的探讨
21世纪是人类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的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实际教育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新技术使人类进入了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它们消除了距离的障碍，正十分有效地参与整个明日的社会”。的确，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为中心的现代教育技术，为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给教育工作者以新的挑战；如何适应社会信息化的发展，随时代步伐，着力教育改革，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另一方面，全国上下兴起以改革课程为中心的基础教育改革方兴未艾。研究性学习作为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已经续渐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教育的研究热点。传统的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只注重确定知识传授，“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培养的学生是一种继承型、“知识”型人才，而非创造型、实践型人才。研究性学习，使学习的组织、单位、学习内容、形式、学习的周期、评价，教师与师生关系等教学元素发生了质的变化，向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与方法冲突，推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
1、我国传统思想政治课教学与现代教育的悖向性。
思想政治课的内容，体现了国家、社会对学生个体的发展需要，从学生能否有效地接受思想政治课的内容、理解国家社会对自己的德育要求的角度来看，必须强调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即应当充分重视学生人格的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充分考虑学生今天能否适应社会生活。思想政治课本身又具有开放性、综合性、时代性、前瞻性和社会性特点，与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与个人成长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上出发，思想政治课的组织与教学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并且是使受教育者个体（学生）融进教学环境，接触生活、社会的过程。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与塑造完整人格，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社会、国家是一致的，而传统的思想政治课“为考试而学，为考试而教”，教学的基础性在歪曲目的驱动下彻底毁灭了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传统思想政治课与机械“倒灌”的教学方式教学，师生关系被禁锢在输入与输出的简单系统性，缺乏反馈、信息，学生思维僵化，实践能力差，创新与创造能力意识薄弱，培养一批又一批机械的“知识”型人才。
从20世纪90年代全球第三次教育改革浪潮至今，各国教育改革此起彼伏，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更是层出不穷，改革的焦点集中在课程的更新上。
在全球出现“教育战略热”和以“新国民精神”为主的新教育理念浪潮的大环境，我国教育以服务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为根本目标，教育改革和发展出现了如下趋势：从传统教育走向现代创新教育，从产学研分离走向产学研一体化，从学历型社会走向学习型社会，从教育国家化走向教育国际化，从封闭教育手段走向教育信息化，从教师的知识传承走向引导创新，从办学体制单一走向多元化，从集中统一模式走向非均衡发展模式。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在新世纪的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改进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法、手段、教学理念，让学生适应以新科技革命为主导的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来临具有深远而中大的意义。
2、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的整合与思想政治课的改革一致。
（1、）实施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符合思想政治课的时代性。在中学各门学科中，思想政治课与社会变革的联系最为紧密，在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随时关注时事、政治理论的新动向，研究性学习主张探究社会生活，能迅速而直接地直接了解社会、生活的变化，学习的过程和终结又能把研究性的成果得以展现和评价，保证学习内容的更新，时代性得以体现。而网络技术的运用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网络巨大的信息量，使网络技术教学能在巨大信息量的前提下开展学习活动，网络的同步新闻、滚动信息保证了学习者涉足知识的时效性。
（2、）实施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符合思想政治课开放性的要求。一方面，当代中学生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较多地接触日新月异的现实收获和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中学德育教学注重培养完善人格，发展个性，而德育教学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核心和基本点。无论是中学生接触社会社会、了解时事，分析问题，培养完善德育，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通过政策粉丝、社会调查，具体通过研究性学习和网络技术开拓视野，发展兴趣，完善人格。
（3、）实施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符合思想政治课实践性的要求。研究性学习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要求在指导学生对研究专题（课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案的设计，着眼强化学生实践意识，提高学习直接经验并在探究实践中获得积极感性体验的机会和途径，如社会调查、模型模具的制作和建造、热点问题研究等等；而网络技术教学尤其是泛义上的信息技术教学，同样需要较强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教育、教学信息的收集、整理，到学习网站建立，资源库、网络平台营运，都需要学生亲自动手，亲自参与其中，充分体现实践性。
（4、）实施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符合思想政治课综合性的要求。思想政治课的综合性体现在教学内容的综合性和教学要求、目的上的综合性。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所涉及的面都是相当广泛的，既可以是传统学科，也可以是新兴学科；既可以是科学方面，也可以是人文方面；既可以是单科性，也可以是综合性，充分照顾不同学习主体、学习内容的具体学习条件下的不同需要。另外，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着力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素质和综合行为素质，在这个层面上，对思想政治课教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
另外，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在思想政治教学学习评价体系改进，与具体相关学科融合与综合，推崇人本主义理念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3、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在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具体运用
（1、）基于网络技术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中学思想政治课实施过程。根据研究性学习特点与网络技术教学的要求，基于网络技术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实施的流程可以分为：研读（初学）教材——确立课题——制定方案——指导并开展研究——成果表述与评价，共五个阶段，具体实施简单介绍如下：
研究教材。这是学习的起点和基础，它决定着以后学习开展的内容、手段、过程，甚至最终的成果表述。按照经验，研读（初学）教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朗诵、表演、图片展示、“修改”教材等形式进行。通过研读教材，使学生对教材对所需要再深入学习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同时也能明确教材中的难点和疑点，从而研究课题奠定学习基础。
确立课题。选择课题应当以课本知识为依托，关注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趋势与走向。一般说来，不同的学习内容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手段，确定课题可以教师选题，学生选题等形式进行。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教师选题还是学生选题，教师应当着力指导学生侧重一个方面作为研究方向，依据具体、可行、新颖、现实的原则，确立学习课题。
制定方案。在确定研究学习课题之后，学生依据分组，各个课题小组结合自己的课题构思、目的、目标等，查询资料、调查访问，确定自己课题小组的具体研究内容，写出课题研究方案，教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应当及时给予必要的指导，在此基础上，形成完整的各课题小组子课题的研究方案，以便进行课题的开题论证与评审。
指导并开展研究。在前面的几个准备环节之后，便进入了研究性学习的实质阶段，既开展学习活动。首先要向学生介绍常用的研究方法，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文献法、调查法、咨询法等，以网络技术为主要手段，开展学习。其次，要求学生制定一个学生目标，学生就可以上述目标和方案进行自主研究学习。在获取所需的信息之后，要对已获取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和综合。研究成果的表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教师要教会学生用恰当的方式表达研究成果。
成果表述与评价。这是整个研究性学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交流研讨分享成果，。在交流、研讨的过程中，学生的认识水平会因此而得到提高。常见的研究性学习的成果交流方式有研究，论文、多媒体、表演、展览，成果可以同网页（校园网）展示，体现网络技术在研究性学习中的优越性。
（2、）基于网络技术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整合实例。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的学习形式不仅是开放的，而且还是多种多样的，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最好是由学生从显示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课题，教师可以指导，也可以推荐课题，凡是与思想政治课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大胆地运用两项教学技术，发挥学生主动性，实施研究性与网络技术教学。
本文以“加入WTO对我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例，对在网络技术教学条件下的研究性学习作一简单叙述。
[1]研究课题的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主要是让学生通过对该课题的研究，了解“入世”对我市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的影响，尤其是让学生通过网络搜索、网络信息处理与现实生活的体会，着力解剖“入世”后，同学们身边的微妙变化和对未来形势的展望。
[2]研究课题的具体实施：
阶段一：准备和指导。专门安排一节课，介绍该课题的研究意义、程序，对于开展研究性学习较晚的学校，可请校外的专家或其他有经验的人员做一个专门讲座，对研究性学习的基本知识做必要的辅导。同时，向同学们展示有关利用网络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成功案例，以便于同学理解和增强实验信心。
阶段二：设计方案，开展研究。首先，让学生通过上网查找有关资料，了解我国为争取“入世”所做的努力，“入世”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入世”我国在经济、教育、社会等领域将实现怎样的改变与为“入世”条款做怎样的承诺。其次，了解本市的经济基本概况，尤其是对本市历年经济的发展，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如属于什么产业结构、出口和对外贸易占全市的经济总量是多少、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效益如何等等）。最后，把收集和整理的资料进行汇总，开展研究（研究的方法这里不作赘述，可参考有关开展研究性学习常规方法进行），得出结论，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研究报告。
阶段三：评价与交流。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应该先进行自评，总结整个研究过程的不足与成功；然后，有条件的学校通过校园网上的论坛、BBS、留言板进行交流，也可向有关媒体（如报纸、杂志、有关网站）投稿，尽量使成果得到最高效的展示。
历史文学研究之所出现这种难以与创作相称的落寞状况，一方面由于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喜新厌旧”“贵今贱古”的风气，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研究者个人学术选择中的“避难就易”心态。但综观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当代生活不过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传统的历史与文化却有几千年的积淀，二者之间从审美资源和价值底蕴的角度看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而且，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了解和探讨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实为进行“创造性转换”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正因为如此，无论从文学还是文化的层面看，以开掘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资源为己任的当代历史文学及其理论研究，都应得到高度的关注与重视。
从这样一种文学发展、研究状况与时代文化需求相结合的背景下来理解，历史文学研究的意义就充分显示出来。吴秀明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即致力于历史文学研究，积30年之功，以深厚的功力、丰硕的成果和广泛的影响，确立了作为历史文学研究学术“重镇”甚至“重心”的地位。对于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建树与学理境界，我们也需要从这样的视野中来考察，才有可能找到理解和判断的恰当思路。
一 、 学术目标与研究路径的选择
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最为显著和重要的特点，是同时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理论建构和对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考察。
从1980年代初至今，吴秀明30余年的历史文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1980年代前期的历史小说新作评论阶段。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两篇“成名之作”，即发表于1981年《文艺报》的《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和发表于《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的《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就体现出重大理论问题探讨和重要创作现象考察同时进行、史论兼攻的研究倾向。但总的看来，他在1980年代是以当代历史小说评论著称于文坛的。1987年出版的历史小说评论集《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就包括了对1980年代初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热潮中20多部重要作品的评论。同时，吴秀明还独立编选了《中篇历史小说选》《短篇历史小说选》《历史小说评论选》等在当时相当全面和权威的当代历史文学作品集。其二是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历史文学理论研究阶段。就在历史小说评论颇具“独步天下”之势的时候，吴秀明却进行了大幅度的学术“转身”。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以近十年的时间沉入了对历史文学理论的研究，学术视野从中国当代历史文学扩大到了古今中外的整个历史文学，研究重心则从对创作实践的考察，转移到了对历史文学核心问题的发现和基本规律的探讨。在1994、1995年两年时间内，吴秀明相继出版了《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展示了他具有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特性的研究成果。其三是新世纪从当代文学整体视野出发的历史文学研究阶段。虽然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吴秀明的学术研究重心转向了当代文学其他领域，并同样卓有成就、卓具影响，但他并未忘怀和“撤出”历史文学研究“这块比较熟悉的领域”①。相隔十余年之后，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又在一种新的学术境界中成果迭出。既出版了从思想文化史高度探讨历史文学审美内涵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又主编了《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和历史观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将梳理演变轨迹和探讨研究新视野融为一体的项目成果专著，还编选了以揭示中国历史元素在文本中的复杂呈现为目的、范围则涵盖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学读本《文与历史》。
综观以上所述可见，吴秀明在新世纪的历史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对1980年代历史小说评论的拓展、深化和“螺旋式上升”，二者在学术路径层面同属当代历史文学实践考察;他的另一条研究路径则是历史文学理论的建构。如果将这两方面分开来看，在当代文学专业范围选择历史文学创作领域，在文艺学专业范围选择历史文学理论领域，都不过是对某一学术领域的专门研究。但如果从当代学术体系对学科、专业的划分来看，这两个领域实际上分属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其中存在很大的学术跨度。按照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常规，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在一个二级学科的某个专业方向范围内“圈定一块领地”“挖一口深井”。当代文学专业领域的“十七年文学”“文学制度”“著名作家”之类的研究，就都是如此。另外也有不少学者的研究确实存在着“跨界”现象，比如从现代小说领域拓展到近代、古代小说领域，从五四文学与文化延伸到晚清文学与文化，或者从文学现象延伸到文化现象，等等。但其中所体现的，往往只是同一学术思路与方法的自然延伸和平移式运用。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路径则是横跨了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其中存在着以史为主和以论为主的学术思路差别。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规的研究路径选择。这种非常规学术路径所体现，不仅是研究者的知识积累与学术视野，还包括吴秀明对历史文学研究状况的深层次认知，以及抓住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进行根本性探索的学术追求。
中国的历史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相当薄弱的学术领域。古代历史文学的创作倒是颇为强势，研究却基本处于依附具体作品的“评点”境界。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文学名家均涉足历史文学领域，并以少量的创作和零星而精辟的理论形成了巨大影响，但他们的创作均属“古为今用”一脉，理论阐述则既不系统、又不过是为了解释自己“古为今用”的创作而“自成一说”而已。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进行了两次历史剧大讨论，并出现了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这样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但只要对茅盾论著中翔实到琐细程度的吴越史实考证略加辨析，我们即可见作者立论的拘谨之态。以《李自成》为代表的一大批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现，才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提供了超越鲁迅《故事新编》和郭沫若历史剧境界的历史文学实践范例，才使得历史文学研究具有了能够贯通古今与中外的创作现实基础。
当然，历史基础薄弱而现实条件优越，反而给历史文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学术空间。但在这广大的空间中选择出能获得更大学术意义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需要学术功力和思想眼光的。从文学发展全局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现实题材的创作“雄霸天下”，在众多的文学史论著中，“历史文学创作”都不过是排在章节最后、予以补充介绍的内容而已，似乎极少参与文学史整体境界的建构。在这样的学术形势下，如何阐释历史文学创作的文学与时代意义，就成为历史文学研究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历史文学创作就不过是一种“自说自话”“自生自灭”的文学生长形态，相应的研究也就很可能只是一种就事论事的阅读感想与创作资料堆砌而已。在历史文学内部，关键的问题则在于：历史文学与其他题材的创作到底是否应该存在差别？评价历史文学作品成败优劣的标准与依据到底应该是什么？对鲁迅、郭沫若式的和姚雪垠《李自成》式的、1980年代“新历史小说”式的各类历史文学创作，能否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评价视野和阐释平台？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对历史文学本体进行根本性的理论思考。于是，如何在现代中国的时代文化环境中进行历史文学意义与价值的整体阐释，如何理解和把握历史文学的基本规律与规范，就成为了历史文学研究中分别处于基本理论和当代现实层面的核心问题。
吴秀明研究历史文学的学术路径，正是建立在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基础之上的，其研究形成学术跨度的原因也在于此。对于自己的学术选择，吴秀明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他这样陈述自己进行历史文学理论探索的动因：“在进行了三四年之长的当代历史小说追踪性评论以后，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由此及彼，逐渐萌生了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立的学科形态、系统整体地研究它的个性特征和基本理论的想法”，以期“使自己以往的研究藉此能有一个新的质的提高”②。从中可见，他确实是从解决历史文学的全局性问题出发，来选择学术研究的对象与目标的。正因为如此，吴秀明的研究最终所获得的，就不仅是一部或几部专著层面的成功，而且是在专业领域的研究如何开掘出时代所隐含的学术可能性层面的成功。这种选择研究路径的方法和思路，对于从事各类专门领域研究的学者应当怎样发现问题、选择对象，才有可能使研究成功地抵达时代的学术前沿，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
《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③，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
《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
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核心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④的逻辑结构。
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核心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⑤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三、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
《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
《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⑥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⑦。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⑧。《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⑨。
四、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⑩，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
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即使是史论色彩相当明显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作者也以结语“期待新的突破”来表达指导历史文学未来实践的强烈意向。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
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
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核心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
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注释：
①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85页。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观察个体在阅读过程中的眼动，可以揭示其内心的认知加工过程。因此，通过记录眼动来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从100年前就开始了。
在过去的百年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眼动记录仪的性能不断提高，数据采集更加方便快捷，数据分析因计算机化而大大提高了研究的效率。20世纪20年代，在国外开展了汉语阅读的眼动研究，一直持续到50、60年代。但是，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数寥寥。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眼动记录技术的发展，国外眼动仪产品也增多。国内的一些科研单位开始购置眼动仪，天津师范大学也于80年代末从美国应用科学实验室购置眼动仪一台，并在沈德立教授的指导下，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汉语阅读的眼动研究。进入21世纪后，随着眼动记录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完美结合，加之其它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眼动仪的造价大幅度下降，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科研单位购置了眼动仪，这一切吸引着国内众多心理学家的研究兴趣，也预示着我国眼动研究的繁荣时期即将到来。
为了推动国内眼动研究的发展，由沈德立教授发起，于2004年5月14日～16日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成功地召开了中国国际眼动研究学术研讨会。此次大会有美国Massachusetts大学、芬兰Turku大学、英国Durham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科院心理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北京生物医药研究所、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宁波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中国民航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师范大学等单位的90余名国内外心理学专家学者出席。
在这次大会上，国内外一些著名学者应邀作了精彩的报告。本刊将与会者的论文进行了整理，在本期发表。由于刊物的篇幅所限，还有部分研究论文将在下期刊出。另外，一些与会专家的论文已预先被其他刊物约稿，所以，没有在本刊收录。
在本期杂志中，既收录了国际著名眼动研究学者的论文，也收录了国内的著名学者和年轻学者的论文，旨在推进国内眼动研究的发展，加强国内外该领域研究者的合作与交流。我们衷心地期望我国在阅读的眼动研究领域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中国宪法学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在1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宪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之间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制度体系与学术体系。尽管在旧中国宪法发展中脱离宪法理性的制度与文本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但就整体学术脉络而言，不同时代学者们所提供的宪法学知识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学术关联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特别是，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提倡知识与学术的历史传承，使宪法学说成为连接知识与经验、现实与历史的纽带。 宪法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宪法制度史、宪法思想史和宪法学说史等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其中，宪法制度史是从宪法发展的制度变革层面来研究宪法的发展历程；宪法思想史是从宪法发展的思想流变层面来研究宪法的变迁过程，凡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宪法问题有关的观点、主张等都可以属于这一知识体系，其本身的理论体系化程度并不是判断宪法思想史成果的标准；而宪法学说史则是从宪法发展的学术积累层面研究宪法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考查宪法的历史积淀，旨在探讨特定概念与范畴体系化、整体化的过程。它既不同于宪法发展历史，也不同于特定时代宪法思想的记载，是对学术对象变迁的“再认识”。当然，在宪法学说发展中制度、思想与学说又保持着关联性，在互动中寻求发展。 在中国，宪法学说史描述与再现了历史事实。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前后，我们建立了初步的知识体系，追求着一种宪政理想，但学说的历史带有深沉的政治影响。以控制国家为目标的宪法，往往在国家的主导下获得宪法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中国宪法学说具有浓厚的“国家学说”色彩，特别是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关联性中寻求发展。由于“富国强兵”成为中国立宪的指导理念，通过学术活动论证国家的正体性与统治的合理性也成为宪法学说发展的内在动力。宪法学者们试图通过学术论证自己国家的“正体性”，即体制的历史基础与渊源。在他们看来，没有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与把握，不可能产生维护正体性的信心与责任。在一百年的中国法学发展史上，宪法学历来是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学科，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制宪、修宪，还是公共政策的调整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生活对宪法学的需求以及宪法学发挥的社会功能。同时，中国宪法学在各种政治现实面前努力保持着学术自主性，传承学术传统，使宪法学的脉络得到了延续。 近百年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宪法思潮、理论、主张以及不同学派的学术风格。对百年宪法学学术传统与遗产，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学术立场？笔者的基本思路是：我们需要全面梳理（清理）百年宪法学说史的历史，找出经验与教训，在客观地评价宪法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宪法学中国化”的进程。 首先，通过研究宪法学说史，我们可以寻求宪法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因素，获得对宪法学的整体性认识。如前所述，在宪法制度、宪法思想与宪法学说的三者关系中，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对于宪法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宪法学说史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宪法学的相应发展，而另一方面，宪法学的良性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宪法理论的良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判断一个国家的宪法理论与宪政实践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志之一是这个国家是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宪法学说。所以，系统的研究中国的宪法学说史，对历史上存在过的宪法学说进行细腻的卓有成效的梳理，不论是对于中国宪法研究的发展进程，还是对于中国宪政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次，宪法学说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化时代，保持宪法学主体性，突出宪法学的“中国问题意识”。由于存在着宪法与法律功能的差异性，法律“全球化”空间是比较大的，但宪法作为充满“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最高规则，始终体现着特定的文化与传统，而这一特点在宪法学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面对全球化的新的背景，西方的宪法研究成果和理论依据固然可以成为我们参考、学习的经验，但是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它无法直接成为我们宪法研究和发展的依据。因此，中国的宪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还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宪法文本，面向中国的宪法实践。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学者们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这些不同时期学者的努力延续下来，形成一条既各具特色又互相关联的思想脉络。这种思想史上的绵延关系就构成了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知识谱系，也构成了中国宪法研究和发展的基本框架。因此，中国宪法学面对的是中国的宪法文本和宪法历史，必须依靠中国宪法学的本土资源和理论框架。所以，宪法学说 史研究的首要价值就在于中国的宪法研究和发展必须要依靠中国学者的自身努力，必须要以中国宪法学说为基本的理论依据，否则，纯粹意义上的中国宪法学研究就会出现知识结构上的不平衡和空白。 第三，中国宪法学说是宪政建设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句话揭示了宪法在宪政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和根本作用。要想发挥宪法在宪政建设中的作用，就要对宪法进行历史和现实整体性的研究，从而在理论上深刻揭示宪法和宪政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同修建房屋需要图纸、蓝图指引一样，宪政建设也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导。在中国的宪政建设中，这种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引主要是指对中国宪法发展的一种总括性研究，也即是对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就像中国的宪法研究和发展必须要以中国宪法学说为理论依据一样，中国的宪政建设也必须要以中国宪法学说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中国宪法学说只是中国宪政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并不是唯一的资源。因为在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法治、宪政、人权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结晶，是人类共享的价值。正是因为法治、宪政、人权在人类文明成果意义上的价值相通性，所以，我国的宪政建设可以充分的借鉴、吸收西方宪政发展的文明成果，从而加快我国宪政建设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百年宪政的历程之中，既有宪法被虚置、宪政被破坏的惨痛经历，也有宪政建设逐步走向正轨的成功经验。如何汲取宪政失败的惨痛教训，总结宪政成功的合理经验就成为关系我国宪政建设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宪法学说史的研究恰恰是从历史的视角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种宪法学说和宪法实践的成败优劣进行一种冷静的理性分析，从而为我国宪政建设提供一种历史意义上的参考与借鉴。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研究成为中国宪政建设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之一。 第四，要探索中国宪法学历史起点，必须系统地梳理宪法学说史的历史文献。 宪法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历史的事实是解读宪法价值的基本标准。尽管各国的宪法史有着不同的研究内容与对象，但通常包括宪法规范与宪法现实两个方面。宪法规范中我们可以发现制宪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争论、特定宪法的性质与形态、社会共同体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结构等。以规范或法典形式存在的宪法规范首先被纳入宪法史研究的视野之中。在这个领域中，宪法学文献的发掘、整理是十分重要的。国外关于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比比皆是，不仅对于宪法自身的理论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而且对于宪政实践也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当我们汲取西方国家的宪法理念、研习西方宪政经典的时候，通常会为西方学者眼花缭乱的流派与观点之争而由衷的叹嗟不已，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观点迥异而又自证其成的学说观点与学术流派，使得西方的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在智慧的撞击中螺旋前进，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宪法学理论体系，进而推动了整个宪政事业的发展。 但是，囿于学术研究中的某些实践性和功利性因素，当前的宪法学界对中国宪法学说史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从宪法制度史、宪法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宪法历史的著作和文章屡见不鲜，但是，真正从宪法学说史的角度对近百年宪法发展进程进行系统的学术梳理的成果却少之又少，几近阙如。虽然，从表现形式看，宪法制度史、宪法思想史和宪法学说史最终都表现为特定的宪法理论成果，但是，宪法学说史与宪法制度史、宪法思想史的区别决定了对宪法思想史和宪法制度史的研究代替不了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宪法学说史是从学术传承、学术积累角度对历史上存在过的宪法学说的一种整理和归纳，而宪法制度史和宪法思想史则仅仅是从制度沿革和思想发展角度对宪法历史过程的一种描述，两者存在着不同的学术理念和价值追求。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国宪法学体系的不成熟性是比较突出的，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宪法学不重视对自己学术传统的继承。如何改变宪法学的不成熟状态，如何提升中国宪法学的学术品格就成为每个宪法学人的社会使命。 第五，宪法学说史研究有助于我们避免重复性研究，进行学术创新。从学术史发展历史看，所谓的学术创新首先建立在对已有学术成果与传统的系统梳理，要了解本学科或具体研究主题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但遗憾的是，我们仍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形成的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背景与渊源缺乏必要的了解。有学者指出：“不知前贤已有的研究，而以为是自我作古，由已原创”。其实，现代社会面临的有些学术命题我们的学术前辈们已作过系统的研究，但 我们仍在进行简单的重复性研究。学术的生命力在于挖掘新资料，寻求新方法，而新观点的“新”在于全面把握本学科的学术脉络，从丰富的学术渊源中获取文化的支撑点，并引导方法的更新。在这种意义上，注重宪法学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性的研究，有助于保持宪法学的主体性，从而使宪法学研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少走弯路。 注释: 详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展望〉，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有学者在分析“清末宪法草案乙全本”的篡拟时认为，它“是20世纪初中国法学界对以往学习西方宪法学、政治学的成果作出的一次全面总结，其内容涉及了宪法学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部完善的中国早期宪法学体系。俞江：《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6期 1906年9月4日，由光绪皇帝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提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同，博采众长，明定国体，以及筹备财政……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之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关键词：市场环境；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改革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环境设计行业在高校教育模式当中的直接体现，其对于培养环境设计专业人才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环境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背景下，其对于环境设计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渐变化，这为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紧紧围绕市场环境对环境设计人才的需求开展教学活动，以实现对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是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一、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现状分析
从当前的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水平来看，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教学方法与市场需求不相符的情况，这使得环境艺术设计教学遇到了发展问题，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我们予以重视。
1、学生积极性不高
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很多学生对环境艺术设计学习兴趣不高，笔者认为导致学生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环境艺术设计学习内容较为复杂，所涉及的知识面广泛，该学科的复杂性使学生提不起对这门课程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始终采用单一的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习中极易产生疲劳感，最终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二是，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模式以传统教学中的教师教授为主，学生始终被动的接受知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并没有被充分发挥。
2、过于注重理论教学
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对实践性要求较高，这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要随时掌握市场环境的需求，在传授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培养出综合能力较强的设计人才。高校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由于受到外部因素、师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仍然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教授，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市场环境下艺术设计教学改革分析
1、转变传统教学观念
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的最终目，是使学生能够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也是环境艺术教学的主要方向。传统封闭的办学模式要彻底改变，要满足市场环境的需求，要与社会接轨，就要转变为开放式的办学模式。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所面向的是经济建设主战场，在可持续发展观与了彩色设计、环保节能理念等方面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探索研究。环境艺术设计属于一种综合性的边缘学科，传统教学中单一的学科发展观要转变，要朝着学科群方向转变，将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发展为交叉学科。对于学生的培养方面，也要做出改变，由传统教学中只重视设计技能和表现技巧的教育，转变为向综合型艺术设计教育、环境艺术设计等社会职能方向，进而使得环境艺术设计人才能够满足市场多方面的需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专业的设计人才。
2、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综合性专业科学。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学生只在课上学习扎实的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配合实践，将学习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使自身的专业技能得到锻炼和提升，这样才能够达到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育目标。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传统教学模式，需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做出调整和改进，以满足市场环境下社会对环境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笔者认为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改革，要将重点放在实践教学环节，加强环境艺术设计与市场环境的对接，使学生在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后，能够更多的参与实践活动，将课上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使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培养出具有创造能力、设计能力的设计师，否则环境艺术设计教学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改革中要建立以实践为主的教学模式及，将校内教学与市场需求进行完美对接，加强与企业间的联系，与企业签订协议，建立学生实践的实习基地。使学生在实践中能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逐渐的接触到社会，并了解市场环境和需求，学会与各种客户如何交流，在实践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增强实践能力。在基地实践过程中，学生在学习中会更加的积极主动，通过实践，环境艺术设计的课堂教学效果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另外，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建立专业的实训室，如建筑材料工作室、设计车间、灯光效果实验室等，将其作为补充学生课堂不论不足的实践场所，帮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对学习的内容有更真实的认识。
3、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创新是环境艺术设计的灵魂，设计就是寻找创新的生活环境、新的设计理念、新的造型符号。校方可以定期开设相关内容的讲座，使学生通过听讲座使自身的视野更丰富，聘请高级讲师、该领域专家学者，讲授最新的设计理论和实践中的真实案例，提高学生的设计语言能力和设计表达能力。现代设计语言包括现代设计思维方法、现代设计观念、现代设计表现手法、现代设计理念。简单来说，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过程中注重技术和理论原理内容的教授，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充分发挥出计算机的辅助设计作用。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使学生具备计算机熟练运用的能力，从而更满足市场环境对新型设计人才的需求。另外，还要对学生进行拓展教育，提高学生的借鉴、吸纳异域文化的能力，在理论教学中以艺术原理发展为基础，建立可以科学表述出产业发展与艺术设计属性关系的体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想要发挥出环境艺术设计的专业环境设计人才培养目标作用，就必须要保证其教学目标与环境行业市场对专业人才需求标准的一致性，为此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必须要发挥出自己的教学引导者作用，通过超前的教学观念、先进的教学方法来实现对环境艺术设计教学课程的改革，在保证教学目标与环境行业市场人才需求目标一致性的同时，最大限度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为他们的环境设计专业技能提升创造条件，也为他们未来的环境设计职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姚辉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比，差比句，否定式，综述
“比”字差比句是指由“比”字短语充当状语的比较句，其基本句式为“X比YW”，X、Y为两个比较项，W为结论项。“比”字句是差比句的典型句式，自20世纪80年代起受到重视从而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试图对“比”字差比句否定式“X不比YW”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
一
关于“比”字差比句的否定形式，历来有多种看法。
一种认为是“没有”型比较句。吕文华（1994：194）明确认为“X不比YW”“并不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其否定式是“没有”型比较句。李英哲（1990：94）、刘月华（2001：846-849）也持相同观点。
一种认为是“不比”句。赵金铭（2001）提出带有“不”的否定句就是“比”字句的否定式，“不”多在“比”之前，但也可以用在“比”后。谢仁友（2006）、王黎（2009）等持此观点。
还有一种兼上两种看法，认为“不比”句和“没有”句都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文学艺术论文，但是功能不一样。张和友（2002）认为“X不比YW”是对“X比YW”的语用否定，而“X没有YW”是对“比”字句的语义否定。刘丹青（2003）认为，在形式方面一个肯定差比句式可能对应两种不同的否定句：一为单纯否定式，如“不比”句；一为变异否定式，其使用不同的比较标记和句法结构，如“没有”型或者“不如”型句式。徐燕青（1996）、殷志平（1998：248-256）等也持此观点，认为“不比”虽然形式上是对“比”的否定，“不比”句的形式和内容往往不一致。
二
关于“不比”句的句式义也有诸多说法。
一义论，主张“不比”句只有“X和Y差不多”一种意义。吕叔湘（2002：360）提出“不比….”可以表示均齐意义，后来（1999：74、92）又认为“不比”句只强调有差异。刘月华（2001：846-849）也认为“不比”句的基本语义是“X跟Y差不多”。相原茂（1992）认为“不比”句是把有可能会有的两种情况作为一个状态而表现出来的，其所表示的中心意义是X、Y之间无大的差别。“X不比Y～W”（～表示逻辑义“非”）通常预设“YW”论文提纲怎么写。“不比”句总含有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想法和意见试图进行反驳的意味。贾颖（1996：65-69）等也认为“不比”句表示X和Y相差无几，其功能不是表示比较，而是表示纠正、反驳、申辩。
多义论，主张“不比”句蕴含多种意义。
蒋静（2003）认为“不比”有两个意思：表示“比不上”时是比较项在比较点上有程度高低的差别，是“量”的区别；表示“不同于”时是比较项在比较点上的“质”的区别。袁海霞（2010.2）提出其语义类型有两种：a.“在W上，X≤Y”，表达一种或然关系，强调两者都有可能；b.“ X不像Y那么W”。
殷志平（1998：248-256）把“不比”句句式细分为三种：“T1X不比T0YW了”、“X不比YW”和“X不比Y更W”，认为它们都表示“X≤Y”的意义。前者预设“T0（X<Y）”，与句义构成转折关系，而后两者预设“Y~W”。刘焱（2004：162-186）也将“X不比YW”分为三类：一类由否定词“不”表示的“比”字句的反问形式文学艺术论文，语义是[+X更W]；一类由副词“不”和动词“比”组成的动词性比较句，语义是“X<Y”；还有一类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显示X与Y的类同”。
吴福祥（2004）在相原茂（1992）基础上继续讨论“不比”句的语用功能，认为“X不比YW”本质上是一种表达主观性的反预期的结构式，其类型可以分为三种：a.与受话人的预期相反；b.与说话者自己的预期相反；c.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谢仁友（2006）则将“不比”句句式义分为三种：一是陈述差异，表示“X≠Y”；二是陈述差距，表示“X<Y”；三是否定差距，即“X≈Y”，又可细分三种小的语义类型，“X、Y都不一样W”、“X、Y都一样W”和“X、Y都一样”（无所谓W否）。
周小兵（1994：249-256）将“比”字句否定式分为四类：a.“X不比Y+VP”是话语否认，说话人否认或者反驳别人的看法；b.“X不比Y+VP+数量”，意为“X只比Y+VP一点”；c.“X比Y不VP”是一般的句子否定，蕴含“X和Y都不VP”；d.“X比Y+VP+不+数量”预设“X比YVP”，蕴含“X只比Y+VP一点”。徐燕青（1996）对“不比”句系统做了全面考察，认为其语义类型可分为六类：a. X跟Y一样W；b. X跟Y一样W，甚至比Y更W；c. X没有/不如YW和X比YW(X含任指) ；d. X比YW (“不比”句为反问句) ；e. X跟Y差不多W；f. X跟Y不一样。
三
目前讨论“不比”句多义动因的论著较少。
徐燕青（1996）分析了“不比”句多义的句内、句外两个因素：a.心理因素(感情倾向和心理态度)； b.“不比”句某种意义的特定的表现形式；c.“不比”句本身的某些附加成分(语气副词和数量词语) ；d.比较对象(尤为比较项X ) 和比较结果的性质；e.“不比”句所属的类型。
殷志平（1998：248-256）认为影响“不比”句多义的主要语境因素是比较项所指事物的性质和类别、比较项的抽象和具体、比较项的抽象与否以及副词的使用。
王黎（2009）提出由于“不比”句在执行否定功能时否定辖域占据的不是一个具体、明确的意义“点”，而是覆盖着一个意义“面”，句式本身不提供一值性判断。根据“胜过”、“不如”和“等同”三种比较关系，在否定“胜过”或者“不及”时，必然会留下两个意义空间“不及（或胜过）”和“等同”，这就是“不比”句多义的内在动因。
四
另外文学艺术论文，陈一（2008）讨论了“不比”句的偏依性对举式“不+比N+大量/定量补语，比N+A+小量补语”、“N1+不A，N2+比N1还不A”、“ N1+不VP，N2+比N1还不VP”。贾颖（1996：65-69）认为“不比”句中表比较结果的形容词使用情况很自由，谢仁友（2006.4）考察了“不比”句句式义的历史来源， 张和友（2002）、王黎（2009）等均讨论了“不比”句语义的优先理解。
五
综上所述，关于“比”字差比句否定式“X不比YW”的研究以语义平面最为突出，观察细致，分析全面，而在语用研究和对相关现象的解释方面尚待进一步深入，比如，“不比”句多义的动因，结论项含否定词致使句式不自足等。
参考文献
陈一偏依性对举结构与语法单位的对称不对称，《世界汉语教学》,2008.3
贾颖“不如”句、“不比”句与“没有”句，《语言文化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汉语学院编）,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
蒋静比较句的语义偏向及主观程度的差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4
相原茂汉语比较句的两种否定形式—“不比”型和“没比”型，《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
李英哲《实用汉语参考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吕叔湘《吕叔湘全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吕文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刘丹青差比句的调查框架及研究思路，《现代语言学理论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戴庆夏、顾阳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刘焱《现代汉语比较范畴的语义认知基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王黎“不比”句多义性动因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09.3
吴福祥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2004.3
谢仁友现代汉语歧义句式“X不比Y?Z”的语义类型，《语文研究》，2006.2
徐燕青“不比”型比较句的语义类型，《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2
殷志平语境与否定比较句，《语言研究的新思路》（范晓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袁海霞“A不比BW”的语义及其方言分化形式，《长江学术》, 2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