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5 14:11:40
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以习性概念为基础，而其习性概念的提出则源于他对行动者行为悖论的思考：“行为如何能够被规范却又不是服从规则的产物”。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法国知识界围绕着行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构主义者认为，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规则；而存在主义者则相信，人们的行为方式从根本上说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布尔迪厄指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完全对立的“知识模式”（ModesofKnowledge），即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一种只能反映经验到的社会现实而无法脱离主观思想的考察方式，因此容易走向文化唯心主义。而客观主义则将视角局限于实践活动所依赖的社会客观条件，从而可能使文化丧失能动性。于是布尔迪厄开始思考，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方式，它既能够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各自的缺憾，又能够批判性地保留二者积极的一面。他后来采取的方法是，通过提出习性概念，使客观主义克服对行为的“机械结构主义”解读，也即将行为规则视为一种机械集合或者例行程式（PerformedProgramme），从而达到既能说明行为可观察的规律性，又能使主体重拾能动性的效果。他指出，习性是“持久的、可转化的倾向系统，易于使被结构之结构发挥出具有结构能力之结构的作用，即，它可作为产生和组织实践与表述的一些原理，这些实践与表述能够客观地适应它们的结果而无需预设一个有意识的目标或掌握为达目的而需精通的必要手段”。习性具有一种独特的双重结构，即被结构的结构和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内化与外化的循环系统，该“循环关系的系统，它把结构与实践结合起来，客观的结构倾向于生产结构化的主观倾向，而这种生产结构化行为的主观倾向又反过来倾向于再生产客观的结构。”借助习性双重结构的运作，也即内化与外化，布尔迪厄试图将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悄然化解，并使行为与实践融为一体，进而为其独特的文化实践理论奠基。他随后指出：“当‘文化’一词被应用到客观规律系统以及用于描述作为一个内化模型系统的行动者能力时，它会是比习性更好的术语。然而，这个过分被决定的概念带有被误解的危险，而且很难彻底解释其有效性的条件。”可见，用习性取代文化不但能使文化摆脱被决定的境遇，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动性，而这也是布尔迪厄在元理论上区别于传统文化研究方式的需要。同时，习性概念的提出也旨在摆脱理性中心主义，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实践，它所具有的“实践的实在逻辑”，这种逻辑虽具有自身的逻辑却不把“逻辑”当成自身的准则。而以习性为指导的文化实践理论不但能与两种知识模式下的狭隘文化观分道扬镳，而且还从源头拒斥了文化上的理性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此外，也只有从习性出发去建构文化，其有效性的条件才能在现实性的机制中被更加动态、更具关联性的发掘。
二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将习性发展成为一种作为实践的文化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其界定文化有效性的可能。换言之，文化有效性的条件意味着将习性理论化为文化的各种可能性条件。这些可能性本身又依赖于习性所具有的独特结构与各种性质。对此福克斯指出：“习性将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意义描绘成不断发展的实践，而与此类似，文化概念也总是处于形塑之中。”可以说，习性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是其独特内在双重性的自然展开，它自身所包含的各种要素在文化规律性、行动者能力以及文化的再生产等方面为全面考察文化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布尔迪厄看来，只有习性概念还不足以建构起一套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他需要更多的概念工具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工具箱。于是他求助于马克思，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灵感，最终成功发展出使其享誉世界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然而在祖森看来，这是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自相矛盾，布尔迪厄给予正统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批判，却是通过吸收、发展马克思自己的概念及方法论工具来实现的。布鲁贝克认为，或许布尔迪厄明显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应该让我们不再这么想了。而罗宾斯则明确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布尔迪厄曾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毫无疑问的是，布尔迪厄在许多重要概念的创造上，诸如阶级、象征权力、文化资本以及文化再生产等，均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至直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布尔迪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借鉴也远大于对其文化理论的批判，从这一点上说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而言：
第一，习性在文化实践中的分类与区分能力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直接相关。布尔迪厄认为，在被表象的社会世界中，即生活风格的空间中习性承担着两种作用，具备两种能力。首先，作为一种实践，它具备对其分类的能力，也即产生可分类的实践，此时可将其视为一种实践的分类系统。其次，作为一种心理结构，它又是可进行分类判断的发生性原则，或者说，它能够对其所分类的实践及其产品鉴赏与区分。而作为能力意义上的文化，不过是内在化了的客观意义上的文化，它成为解释客体以及文化行为的永久和一般的才能化性情。从习性承担的两种作用不难看出，一方面习性作为一种实践，它具备对其分类的能力。这种实践的分类能力将社会世界中活动的各种行动者相区分，将从事相同实践活动的人汇聚在一个结构化的组织空间中，同时人们也将于其中展开对该类型权力或者资本的争夺活动，而这种结构化的空间就是场域。一方面，习性作为一种心理结构，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在审美偏好上的差异与区隔。各种社会群体的不同文化偏好构成了一个统一连续的实践系统、一种结构化系统，该系统使那些具有相似品味的人互相聚集，不同品味的人相互区隔。布尔迪厄认为品味既是一种经验，又是表明自己在社会层级中地位的机会。这些品味植根于习性的倾向之中，任何品味的变化实际上均来自于文化和社会阶级场域内人们对统治地位的争夺，谁拥有统治地位谁就享有界定文化和品味高低标准的资格。可见，习性不但塑造了各种不同的场域，同时又是一种区分阶级地位的方法。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阶级不能仅通过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界定，也应依照阶级习性来界定。
第二，布尔迪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化的本质作用就在于使阶级的不平等合法化，或者说，象征系统的作用在于巩固阶级的不平等，并且再生产这种不平等。这种观点成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以及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直接来源。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的一个创新概念。质言之，其是将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划分理念扩展到了文化领域。在布尔迪厄看来，如果财产、货币能够作为一种资本（经济资本），那么文化商品同样也可以发挥资本的效用。布尔迪厄区分了文化资本存在的三种形态：第一，归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其主要存在于儿童的初级社会化阶段，是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态”，其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倾向。布尔迪厄认为所有的倾向都是被融入到身体图示的形式之中的。第二，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这是一种依附于某些物理介质而存在的文化资本，而对它的拥有可以“客观”地体现在某些专门的客体上面。第三，机构化的文化资本。这种形态主要涉及高等教育体制。名牌大学的文凭意味着高含金量的工作机会，这促使大量经济资本被投入到文化领域以获取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基础作用已日趋明显。
事实上，文化资本这个概念涵义广泛，从学校文凭、专门技艺到学术标准、审美品位再到文化观念都可以成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三种形态的划分并不足以涵盖所有的要素，因此后来他又将其称为“信息资本”。但不管称谓如何变化，布尔迪厄都试图表明，无意识的实践因资本分配结构的侵入而变成了建构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帮凶。然而问题却在于，通过这种无意识的范畴，特权与权力的不平等何以能够在代际间维系却不招致公众抵制？布尔迪厄指出，这是教育体制的“功劳”，事实上它主导着社会阶层之间权力关系与象征关系的结构再生产。而无意识是一种对历史的遗忘，通过将其自身生成的客观结构转化为习性的准自然本性，“有意识的历史”得以隐匿。华康德指出，在布尔迪厄那里行动者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并非主客体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本体论契合”，是社会建构的知觉评判原则“习性”与其决定者“社会世界”之间的“相互占有”。布尔迪厄曾用帕斯卡尔的话“世界包容了我，而我也理解着世界”来解释这种状态。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其用于指导自身行为的思维范畴正是社会世界所创造的。当行动者身处其所在的场域，他会感到其充满意义，如同在家中般自在，这是因为习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表达。正是在此意义上，布尔迪厄把进入场域的习性喻为“历史遭遇自身”。而他有关习性与场域之间是一种“本体论契合”关系的论述，实际上为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元理论上的解释。
然而，对布尔迪厄而言机构层面的分析似乎更能揭示该问题的本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教育体制，因为就像家庭环境中获得的习性充当着塑造学校经验的基础一样，相反，被各种各样学校行为转化的习性又成为接下来所有其他经验的根基。布尔迪厄认为，学校教育行为事实上是一种象征性暴力。而象征性暴力与象征性资本的拥有相关，它指涉的是合法性的表征对权力实施与维持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或者说，它旨在表明被统治者何以能够将自身的被统治状态视为合法状态（正当性）而欣然接受。通过对教育制度具体作用的分析，他揭示了学校教育行为背后所隐藏的象征性暴力：教育的目标就是再生产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其方式、内容以及对象都旨在符合统治阶级的客观利益。表面上教育行为是通过纯教育作用的教育交流形式达成，但事实上其基础仍是阶级间的权力关系。而为了掩盖教育交流关系中所隐藏的权力关系就需要建立教育权威，以使教育行为的双重专断性表现为一种合法强加的权力形式，从而赋予其合法性以掩饰其象征性暴力的本质。可以说，教育就是一种对文化专断性原则长期、持续性的灌输工作。为了保证该原则的再生产，必须将其以习性的形式内化于受教育者，这样即使教育行动终止，作为习性而存在的文化专断原则仍能在实践中长期发挥效用。可见，教育系统的作用就在于生产并再生产制度性的条件。它有两个向度上的功能。内向功能，即强加与灌输符合统治阶层的文化意识与观念，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即将文化专断原则内化于习性，使其持续存在于实践。此后它的外向功能也将发挥作用，当该原则以实践原则的面貌指导实践，那么文化资本的原有分配方式将继续作用从而实现文化再生产，这种文化再生产又最终会导致一种社会再生产。
三
习性与马克思经典概念相结合的理论推进方式，使布尔迪厄的文化研究获得了从行为到实践再到文化的惊人延展力。
首先，实证分析与哲学反思同时并举。布尔迪厄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引入由习性主导的文化实践，这必然要求其将社会实质性领域内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与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相结合，这是前人未曾企及的方式，也是布尔迪厄的一大创新。
其次，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融合。布尔迪厄受到马克思关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他将对社会行为与社会感知的主观感受同社会结构的客观理论相融合，并以此阐释“文化实践”。换言之，布尔迪厄反对块片化的文化研究方式，传统形而上学思想导致人们将微观与宏观割裂开来分别研究，而学科内部研究视野的层级限制又加剧了这一现象。因此，他努力整合原有的文化视野，并致力于使其关系化、一元论化。这种方式最明显地体现在从习性到文化的过渡上。一个层面上，习性是以行动者个人为表征的行为方式；另一个层面，它又是布尔迪厄将文化实践化的一种方式。在此意义上说，习性昭示着一种文化实践的群体性积淀。
一、发掘传统道德文化
在育人工作中的现实价值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有机融合，既是对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内容新的补充，也是培养品德高尚合格人才，提升人文修养的有效举措。
1.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主张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与人为善、推己及人。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一向推崇儒家的“仁爱”原则，崇尚“仁者爱人”，尤其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因此“仁爱”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现代社会人和人的相处中，我们应当学会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愿意别人强加于我的一切事情，也应当自觉地不施加于别人，伤害到他人；我希望做成实现的事情，也允许和帮助别人去实现。而“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我国则长期以来是百姓的生活处事哲学，今天尤其应当广泛推广。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长远目标来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这在天、地、人、物、我日益疏离和紧张的当今现实社会，尤显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助人为乐一直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君子成人之美”、“为善最乐”、“博施济众”等流传久远的格言。把帮助他人看作自己的份内之事，看作自己的人生快乐之源，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社会公德，是富有爱心的表现。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助人为乐看成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进而养成为一种习惯，上升到精神境界，将会是他们未来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正如有人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
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直认为，礼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礼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左传》中也曾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与谦敬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周期长、成效慢的工作，文化化人、素质培养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伟业。要真正让学生“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传统的德育教育必须从“宏大”走向“细节”，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老三样”：照本宣科、树典型、学英雄，高高在上，让学生觉得空洞乏味。而是要改革方式方法，让德育从课堂走向生活，使德育知识与学生生活行为融为一体，让德育教育基于学生的生活土壤，引导学生“知行统一”，知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及相关人文课程的教学中，加大实践考核力度，从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礼节开始，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训练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同时老师要做到言教与身教的结合，切实践行“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细节化教育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重要前提。规范的具体，权利的明确，首先可以让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永不自满；其次是发现别人的长处，能宽容地看待他人的缺点，尊重他人；第三是正确对待名利，不居功，不争名夺利，增强合作意识，正确处理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协调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人文的熏陶，胸襟的开阔，长此以往经过努力，营造出一种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比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提倡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终建成自由平等、敬老携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宽容礼让的和谐社会。
3.践行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
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主张“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首先“义然后取”，“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被否定。这种倡导“先义后利”和否定“见利忘义”的思想，强调奉献牺牲和责任担当的传统，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当前对提高我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校园里，大多数大学生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朴实的与人为善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友好地和谐地与人相处，但现实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诸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及各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经严重侵蚀了大学校园，影响着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少学生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片面偏向个人一边，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甚而为了一己私利，黑白是非不分，又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尽量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有影响的交往对象，并以之提高充实自己。古人云：“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更多是由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来决定的。纵观古今中外凡是成大器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进取心、自信心，爱国、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勤奋上进、勇于奉献。一个内心缺乏精神信仰、道德低下、意志品质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泛滥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堕落沉沦。欲立事，先立人。所谓“厚德载物”，就是说，想要载物必须要有厚德，即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人生在世，修德第一。
二、总结
有人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就表现在国民对其文化的认同度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积淀和蕴含着历代中国人的经验和智慧，在当代社会仍具强烈的感染力。我们期望：通过对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学习与传承，让我们的大学生成为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的大写的人，成为未来社会生活的和谐个体。
作者：雷厉单位：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内容提要:文化冲突论是美国著名犯罪学家塞林最具代表性之学术贡献，而广州市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则为塞林文化冲突理论的分析与适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研究样本。拓展眼光，坚持运用多种视角整合性观测评价犯罪原因，将有助于使犯罪学理论达致即深刻又全面的理想性综合发展形态。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各种文化同时并存且相互间在不断进行着交流与融合。但不同文化的对立甚至冲突也从未停息，且在特定时空中这种对立及冲突还处于主导地位，而文化冲突在城中村这个农村和城市文化直接碰撞独特场域中表现尤为突出。美国学者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将犯罪归结为文化冲突的产物，认为文化冲突的日益激烈，使得人们难以承受异质文化的冲击进而导致犯罪发生。近年来广州市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逐渐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借助文化冲突理论，沿用“打工文化与城中村原住民食利文化之冲突一边缘人及文化焦虑的出现一选择犯罪”分析路径可以对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原因作出令人信服之解释。
一、文化及其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
（一）人类的文化解释命题
“文化”一词内涵极为丰富。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是学界第一个对“文化”的含义进行专门意义探讨的学者。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从其广泛的人种史的意义上说，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法律、风俗以及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名成员所掌握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整体”。[1]文化能够在刻画特定人群的精神气质，型塑其价值取向，铸造社会规范及国家制度等方面起着显著作用，因此，可以借助文化来对社会现象及其原因做出合理的文化解读，文化解释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而文化解释用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话来说，就是“深描”（thickdescription）的过程，即把“文化”看作是“由可以解释的记号构成的交叉作用的系统”，一套风俗画面构成的生活景观，“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者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2]
文化解释命题的提出意义非常深远，其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及其所寄身之社会的研究视野大为拓展；同时也说明人类的存在虽然不能脱离其动物性本质，但人类社会却是一种超越动物本能的文化社会，因此人作为不同于动物的存在物，其最大的本质就是文化的存在。美国人类学家R·本尼迪克曾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大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讲，文化就是有关人类历史和现在全部信息的积累与沉淀，而相应地“对人类的真正研究将被证明不是关于人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的研究。”[4]
（二）犯罪与文化冲突论
犯罪是一种以非法形式而合理存在的正常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集中体现了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是社会矛盾在人类某个生活场域激烈升级的具体叙述与写真。犯罪也是一种选择，其必然包含犯罪人在特定时空及特定文化中所具有的情感、理性和独断，包含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风尚和欲望，因此其与犯罪人的文化背景必然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著名犯罪学家严景耀对犯罪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曾做过精彩的评述：“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变异。它是根据集体的一般文化而出现的，它既不是一个离体的脓疮，也不是一个寄生的肿瘤。它是一个有机体，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有它独特性的事物，并只能由它本身来解释……据此，如果不懂发生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换言之，犯罪问题只能以文化来充分解释。”[5]
而在犯罪学领域，对文化与犯罪文化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化研究并将之形成规范性学术理论体系的则是美国著名犯罪学家、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塞林（ThorstenSellin，1896—]994）。
塞林在1939年出版的《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对文化冲突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塞林认为文化冲突是社会变迁过程的自然结果，社会变迁导致产生无数的社会群体，每个社会群体对于生活情景都有自己的定义，对社会关系也各有各的解释，而对其他群体的社会价值却全然无知或每有误解。根据塞林对文化冲突的分类，文化冲突可分为外部的文化冲突和内心的文化冲突，所谓外部的文化冲突，是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某种同质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向异质性转化时产生的副产品。当某种同质的文化价值体系变为不同质的若干文化和价值体系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引起犯罪行为。但塞林认为，这种文化冲突引起的案件轰动一时，但是却不常见。所谓内心的文化冲突或心理冲突，是指个人从具有相互冲突的规范的不同群体中获取自己的行为规范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冲突就被人格化，深入到人的人格中，变成了一种心理现象。这种被人格化了的、互相冲突的行为规范之间的矛盾，具有最强的犯因作用。[6]因此，塞林得出了其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论点，即现代犯罪产生于文化冲突。详而言之：“刑法是主流文化行为规范的表现，犯罪则是与主流文化相冲突的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的产物；由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冲突，所以遵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就必然会产生违犯刑法的犯罪行为。”[7]
塞林的文化冲突论是西方犯罪学所公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述，而其《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自出版伊始就被社会学界和犯罪学界视为经典读本而被广泛阅读。塞林将文化冲突原理引入到转型社会或变迁社会的犯罪问题研究中从而为犯罪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由此开辟了犯罪文化学的理论空间。
二、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
城中村是在我国特有的土地所有制和文化背景下，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它的出现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广州市385平方公里规划发展区内（不含番禺、花都区和增城、从化市）就有138个“城中村”。广州市城中村地理位置一般都相对优越，有的甚至居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如天河区石牌村、越秀区登峰街、白云区三元里、柯子岭等。“城中村”地区原村民宅基地私房相对集中而租金低廉、交通便捷且接近城市商业中心，自然成为外来农民：正首选居住场所。大量外来农民工的到来使得“城中村”演进成为以外来农民工为居民主体、以房屋租赁为主导的多元化居住区。
与此同时，9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也渐渐成为广州市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有资料显示，2000年第一季度，广州市白云区发生重大入屋抢劫案178宗，其中仅发生在城中村出租屋内就有134宗，占75％。而广州市公安机关近年所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八成是在城中村的出租屋中藏匿被抓获的。[8]
综观当前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犯罪行为的“自我救济性”。农民工最基本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繁琐的程序、社会地位的低下及城市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歧视使他们难以选择以合法方式实现其正当利益。
与此相印证，农民工犯罪通常表现为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侵财型犯罪，如盗窃罪、抢劫罪、抢夺罪等罪种。据广州流动人口犯罪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类型前七名排序为：盗窃23.1％，抢劫21.9％，抢夺17.4％，伤害6.8％，犯罪5.9％，诈骗4.5％，2.2％。[9]这一客观事实充分说明：大多数进城农民实施刑事犯罪行为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攫取非法财富，这也显示他们企图通过盗窃、抢夺、抢劫和街头行骗等原始传统的犯罪方式来达到增加收入，摆脱生活窘境的强烈愿望。
以财产犯罪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犯罪证明了农民工大多是出于摆脱物质生活的贫困及心理相对失衡状态，不得已才作出越轨失范行为，而这种犯罪特征也为下文运用塞林文化冲突理论解释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的原因提供了具体思路和适用对象。
三、文化冲突理论对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的解释
塞林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以社会学方法系统研究了文化冲突在犯罪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他采集和引用了大量关于移民犯罪的实证数据来说明的观点，如一个原籍西西里的黑人在美国新泽西居住的时候，把一个勾引他16岁女儿的男子杀死了，因而被警方逮捕，当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时感到震惊，因为在西西里这是一种保护家庭名誉的行为，是正义的。再如当前苏联的法律延伸到西伯利亚时，西伯利亚部落中的一些妇女遵守法律、摘掉面纱，但她们却因违反某一部落最为神圣的规则而被她们的亲属杀死。[10]
塞林因此得出结论，即当在某地区长期生活中的成员移居到另一地区时，其原先具有的文化准则往往与迁徙地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往往相互抵牾，这一冲突的结果就有可能导致犯罪的发生。他认为：“移民犯罪常被认为系下列原因的结果：（1）新旧文化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2）从乡村迁移到城市；（3）从组织良好的同质社会迁移到无组织的异质社会。”[11]
塞林的文化冲突论被认为是最适合于解释下层阶级文化群体、少数民族群体和移民群体更容易实施越轨行为和犯罪的犯罪原因理论之一。该理论不仅适用于地理上分割的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也适用于城市周围毗邻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在人口流动迅速的今天，这一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当代的迅速流动性使这种当代所特有的理论变得很中肯”。[12]城中村是城中村原住民居住地及对外来农民工的出租地，每一个城中村都存在着外来农民工打工文化和原住民食利文化不同程度的冲突。而城中村农民工犯罪本质上也是一种外来移民的犯罪，因此适用塞林文化冲突理论能够对其原因作出相对合理之解释。因此本文认为，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基本上是沿着“打工文化与城中村原住民食利文化之冲突边缘人及文化焦虑的出现选择犯罪”之轨迹演变的，并将按此路径对文化冲突理论在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原因的具体解释而展开详细论证。
（一）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的打工文化与城中村原住民的食利文化的冲突
韦伯曾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13]因此人的文化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和利益本身就有着天然的联系，共同的利益推动共同文化意识的形成，因此特定的利益集团往往就有着共同的文化内涵。
原住民的收入大多来自村里分红和房屋出租，因此形成了新型的“租金食利阶层”。就以广州城中村原住民的生活为例，据相关报道，2001年珠江村村民通过分红和出租屋租金，村民平均年收入十万元左右：分红每股160元，三口之家每年可获益5万元以上；每套房租金以500元计，一年可收租金约5万元。[14]
而与此相对应，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大城市中，农民工的月工资普遍较低，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以下的占3.58％，300500元的占29.26％，500800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15]而据相关资料，2000年广州市区84.81％的流动人口属于“商业服务业”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并且75％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水平，月平均收入仅500元左右。[16]
同时，由于外来农民工对其而言不仅是治安隐患的制造者，也是稳定的房租来源，城中村原住民对外来农民工往往持一种既歧视又接纳的矛盾心态。在城中村中，原住民往往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来面对外来农民工，如共同协商提高租金，共同处理由于房屋出租而和外来农民工所产生的种种纠纷。在这样的群体意识和规范中，村民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很强烈也很深刻，原住民将外来农民：工作为不可或缺的异己分子看待。生存质量上的差异以及身份地位的歧视在无形中就造成了打工文化与城中村原住民的食利文化的冲突。
（二）边缘人及文化焦虑的出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劳动力的转移，商业和旅游业——这种大规模移动的结果是巨大的。个人的平衡、社会生活和制度的稳定性以及传统价值都受到冲击，而这种冲击和变化都要求人们能够以空前规模的变化去适应。”[17]而事实上外来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生活而适应城市文化，但由于在城市中长期生活，其文化观念与乡村传统文化已有较大的断裂，因而就具备了介于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边缘人”的尴尬身份，进而具备一种普遍性文化焦虑。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会造成了许多潜在的焦虑，但文化焦虑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始终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当人们在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的表层下挖掘出支撑人之生存和社会运行，为我们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提供标准的文化底座，但同时又发现我们数千年不知不觉、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已经受到威胁、陷入合法性危机、值得重新反思时，那种发自人之生存的焦虑和危机感的确是令人震撼的。这是一种在无边际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失去依托、丧失确定的标准和依据的茫然无措的焦虑和困惑，是一种在茫茫荒原上寻找生存之指路灯塔时，身心疲惫、长途跋涉的迷惘。”[18]普遍性文化焦虑的存在，使得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或多或少存在着精神忧郁、愤懑不满、焦虑困惑的感觉。其中会有一些人面对精神压抑可能会心态失衡，做出一些偏激的越轨行为。因此文化焦虑就为农民工可能的犯罪行为埋下了伏笔。
（三）犯罪：城中村农民工可能之选择
“如果权力、财富和声望之间高度相关，那么被排除在权力、财富、声望之外的人会变得忿忿不平并接受冲突手段。”[19]相应的，外来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之间在收入、地位方面的巨大差异本身就孕育了社会冲突的因素。而由文化冲突所导致的农民工边缘化意识及文化焦虑则对于其犯罪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塞林指出：“文化冲突是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奉行一个群体的规范，就有可能造成违反另一群体的规范的结果，所以，如果遵守下层阶级的行为规范，就有可能违反中产阶级的行为规范，但是行为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按下层阶级的行为规范行动而已。由此可见，犯罪及其他越轨行为，都是遵守一套与主文化不同的下层阶级文化的产物。”[20]而对于农民工而言，文化冲突对其有着截然不同的双重意义。首先，文化冲突使得农民工产生了强烈的边缘意识和文化焦虑；但同时文化冲突又是其消解边缘意识和文化焦虑的最佳手段。正如文化相对主义者所主张：“不存在统一全人类的历史，只有各个文化的历史；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其精神、象征、观念和命运，他们因此具有同样的重要性。”[21]农民工有着对自己群体文化体系中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独特理解和认识，在面对在文化冲突中，为了摆脱边缘意识和文化焦虑，他们会蔑视未能反映出来他们利益要求的主流社会的文化规范，而坚决捍卫自己所在群体的文化价值。对此有学者曾指出的：“在变革的年代里，人们突然感到无所适从，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托，今天的世界已变得不再可信了。这将导致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并蕴育着巨大的危险。人类不像动物那样，他们缺乏对付危险状况的直觉应对本能，因此人类在危险来临的情况下，总是动用曾用于解决生存问题的文化工具。”[22]于是，在农民工发现用主流社会所倡导的行为方式并不能获得自己满意的成功目标时，就会主动构建包含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规范体系。
依照塞林之理论，刑法是主流文化中的行为规范的反映，犯罪则是对这种主流文化行为规范的直接对抗。而广州城中村农民工通常实施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侵财型犯罪，企图通过盗窃、抢夺、抢劫和街头行骗等原始传统的犯罪方式来达到增加收入，从而使其犯罪行为表现出“自我救济性”的犯罪特征。其遵从和坚持其“为生存而越轨”的文化信念就必然会导致和城市主流社会文化所认同的法律规范相冲突，进而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农民工犯罪就是文化冲突的直接产物，其通过犯罪不仅能够满足其生存愿望的现实要求，而且创造了缓解边缘化意识及文化焦虑的宣泄出口。因此，文化冲突理论就得以对城中村农民工犯罪作出颇有信服力的解释。
四、文化冲突论多视角整合性研究范式分析
“知识在本质上是视角性的，因而对于一个异质的现实需要从多重视角去加以解释。”[23]而视角则决定了理论的研究方法及其分析路径。由于犯罪现象的复杂性，应该对其进行多视角的研究，在每一个视角中审视犯罪现象某一独特的侧面。而从犯罪学自身发展来看，其实质是借助不同视角与方法，整合人类学、文化学、行为科学、教育学、伦理学、生物学、生态学、心理学等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而形成综合性知识体系的有机组合，因此其本身就是一门整合的学科。因此，多视角研究固然必要，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打破视线限制，将目光在不同领域相互流转，促进多种视角相互交叉融合，形成犯罪学研究的某种综合性知识结构，才能促使其在大的方面对犯罪原因达致某种整体性把握。
文化冲突论从其本身来讲也是一种多视角的综合性的犯罪学解释方法论，因为其本身就具有知识的发散性与开放性的特征。文化冲突理论不是单纯的文化因素的运用，而是借助体现一定文化理念的经济、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特征对犯罪原因进行深层次综合性探究。其跨学科研究模式体现出一种开放而多维的理论进路和研究方法，从而打破了传统犯罪学单线条研究视阈和封闭的思维模式。传统犯罪学理论，仅从人的自由意志或人的生理或心理的某个方面论述犯罪的原因。这种封闭式的单线思维方式使犯罪学思维样式沦为僵死的教条，丧失了自我拓展的空间进而导致方法论上的陈旧与贫乏，因此不可能解释复杂多样的犯罪现象。在现代犯罪学理论中，除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之外，拉伦斯·雷·杰弗利的犯罪行为的科际整合理论、特拉维斯·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以及罗伯特·金·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在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属于多视角整合性犯罪学理论，其中都融入了众多的人文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成果，也都在特定语境中对特定犯罪现象之原因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因此包括文化冲突论在内的各种整合理论，坚持犯罪学的多视角整合性研究方法，克服一元化思维模式，无疑是犯罪学学科范式的重大转向。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广州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并非仅有一种合理的解释理论，并且文化冲突理论并非可以解释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犯罪现象。而事实上，犯罪学的各种方法和理论都是局部性知识和局部性理论，因此任何犯罪学理论都不能异想天开地为自己设置一个不切实际的宏大理想，试图凭一己之力而提供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真理。尽管文化冲突理论作为一种多视角综合性的犯罪学理论，体现出了文化视角论研究的独特价值；但从更为宏大的开放性多维视野中来看，其仍然是犯罪学适用范围相对广阔的研究视角之一，不可能包罗万象，解释所有类型的犯罪现象，所以不能对文化冲突理论抱有过高的幻想。任何理论都有其射程，都有其有限性和相对性，而不能无限扩张。在特定场景中都能够发挥其无可代替的独特作用，但同时也一定要对自身的局限性抱有清醒认识。因此在特定范围内对特定犯罪现象发挥其特定的解释功能是对文化冲突理论最好的学术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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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企业如何生存？不同的企业文化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有的一味挤压成本，攫取最大利润；有的以回报社会，回报员工的态度，寻求共赢。不同的企业有着不同的选择。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在管理问题上，目前已从经济就经济的圈子跳了出来，转向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这是因为人是要生存的，有生存就的需求，企业要想搞好，只有最大限度满足员工的需求，员工就能迸发出最大的激情，给企业创造出更好的效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赢。这就是当代企业文化管理理论。然而，对这一新的理论，目前在认识上还存有许多分歧。本文试图从企业文化的铸造、地位、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上探索其道理。
1.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灵魂
企业文化，并非企业内部各种文化的机械总和，而是一种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科学管理理论。那么，企业文化是什么呢？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理理论。它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管理思想；二是管理实践。从其管理角度看，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部门，通过自己的管理实践，精心培育、倡导，塑造的一种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守、奉行的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从其实践的角度看，界定企业文化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企业宗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人员素质、企业形象等。这时价值观念是核心内容。由于企业的情况不同，所以各企业的企业文化也各不相同。比如，我们安装公司提出的“团结、安全、奉献、创新”，只是体现了我们公司的企业的风格，而不是我们公司企业文化的全部。
企业文化是当代崭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它来自社会文化，但又高于社会文化；它反映社会文化，但又不是社会文化在企业里的重复出现。它把社会文化对企业的客观要求转换成增加企业活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这种理论新就新在突破就经济论经济的圈子，把人看成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上研究企业管理的问题。因此，必须打破过去那种单纯用钱管人，用规章制度卡人，用长官意志指挥人的老办法。企业文化管理理论是把管理的着眼点转移到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企业文化建设上来。这是当今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科学途径，是企业管理的灵魂。
2.企业文化的管理指导思想，应该是最大限度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
现代企业的活力，不仅表现在生产水平上，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企业内在因素的提高及其手段上。曾经说过，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因此，企业文化的管理思想，应该是最大限度的放在如何调动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上为最终出发点，只有这样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扎实、有效的节节攀升。如何做到这些？这就是企业文化管理所在探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妨借鉴下成功企业里的经验。成功的企业把员工看作是“上帝”。员工一到企业，企业先想到的是员工的吃、住、行方面的问题，并且首先帮助解决，接着培训，上岗以后还有指导，企业还在员工经常去的场所，设置了许多建议箱，定时搜集员工意见、建议。对员工的意见、建议定期研究、回复，对有特殊意义的建议还要给以奖励，各级管理人员，按分工定期或不定期的回访……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手段，把员工凝聚起来。员工也为是该企业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这样的企业的员工主人翁意识树立了起来，以公司为家，以公司为荣。工作起来不是要，而是我要干。这样的员工，思想境界高了，企业自然也好了，企业好了，员工的后顾之忧也没了。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3.企业文化的管理实践要明确几个问题
企业文化既是管理思想又包含管理实践。如果只有理论，没有实践，永远是空中楼阁。为此，我们在确定是或实践企业文化时，是要把如何管理好企业的抽象思维，通过口头或书面表达出来，即把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企业目标、价值观念、企业精神、行为准则变为员工的努力方向和要达到的目标以后，企业就能无往而不胜。为此，要明确几个问题：第一，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在企业的目标上。企业目标是什么？包含企业的经营方针、中长远发展规划、目标。具体说，应包含企业近、中、远期的产值、利润、效益、安全、技术发展方向、员工素质、管理水平等内容，形成“软”、“硬”结合的目标体系。进而将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基层班组。使员工看得清，方向明，把握得住，这实现目标而尽心尽力。第二，价值观念是企业文化的灵魂。价值观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企业价值观念来说，主要是本企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的估价；二是，对个人来说，价值观念主在指对劳动价值的取向和估价。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价值观的确定同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水平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企业就必须经常进行道德观的教育。通过教育，使员工增强责任感、荣誉感和自豪感，热爱本职工作，忠于职守，决心为企业有所作为。只有这样，我们安装公司才能受到社会的关爱、尊重，从而体现出我们的价值，此时自然也就扩展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第三，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要素。企业精神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密不可分，是因为它与企业经济工作融为一体才有生命力。这是因为企业精神反映了企业管理的主体———人的主体意识。企业精神在体现企业基本宗旨，是企业的明显标志；企业精神还要体现企业特征、发展方向趋势的文化追求；企业精神还要把员工自信作为企业的支撑点和活力源泉，这就构成了企业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发展的内动力；通过培育企业精神，把员工的个人命运与企业的生存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渗透到企业组织的各个肌体，企业也就有了生命力。第四，企业管理标准和制度是企业文化的约束要素。超级秘书网
企业文化要求的各项工作，每个岗位都要有自己的工作标准，订出优秀、优良、合格、不合格的具体条件，作为要求、约束、检查、考核工作的准绳，形成企业的标准体系。比如：我们在施工每项工程时，都要有完成任务的数量、质量、成本、安全等明确的、具体的指标。当然实施这些指标，离不开必须的规章制度作保证，特别是分配制度、安全生产制度、劳动纪律、奖惩制度等。在执行这些制度时，还要与前边提出的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进行，企业管理制度才能有生机。
综上所述，企业文化是当代崭新的企业管理理论，要切实在企业实施，还必须不断努力、改进、总结、提高，才能收到实效，使企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管理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多数中小学对建设学校文化的认识不足，意识不强。这种状况在农村中小学比较普遍。农村中小学学校管理理念和方式大多停留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以经验型管理为主，主要是应付日常性工作，或按照上面的要求上传下达，重形式，轻内涵，缺少独立思考和个性创新。此外，近几年中小学布局调整，新建中小学数量较多，特别是城镇新建中小学数量较多。新建学校的“硬件”建设堪称一流，但“软件”建设特别是学校文化建设十分薄弱。中小学校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建设?笔者在调研中常常向部分“重视”文化建设的学校校长提出这一问题。多数回答是“为使学校更有特色，更有影响，办成名校”，回答“一些有名的学校在搞，我们觉得很好，学着搞”的也不在少数。可见，多数中小学对学校文化建设的意义缺少深刻和全面的理解，有的甚至人云亦云，没有从深层次上树立起自觉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的意识。
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指出：“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育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展现校长教育理念、学校特色的重要平台，是规范办学的重要体现，也是德育体系中亟待加强的重要方面。”中小学校园文化通过校风教风学风、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人文和自然的校园环境等给学生带来潜移默化而深刻的影响。良好的校园文化以鲜明正确的导向引导、鼓舞学生，以内在的力量凝聚、激励学生，以独特的氛围影响、规范学生。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施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这一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对建设学校文化不能停留在一般性认识上，更不能停留在追求形式上的“花拳绣腿”上，而是要提高到丰富学校教育内涵、真正进行素质教育和培养四有新人的根本措施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到是为了追求教育真谛的高度来认识。
二、概念模糊，理解片面
关于学校文化，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十分确定的界定。所以，一些中小学校长对其概念的理解更是模糊的、混乱的，也不乏极端片面的理解。很多学校把学校文化等同于校园文化、墙壁文化，强调的是学校环境文化设施的呈现，在这方面舍得花巨资，有些甚至把学校搞得像公园、文化广场或者图画展览馆。学校文化建设在表面上大做文章。我们很难严谨地描述文化的真正内涵，但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文化既是过去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文明，又是正不断创造和不断积累着的文明。文化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造”出来的。教育是传承人类文化的主要渠道。同时，教育也是创造新文化，推动人类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学校自从人类历史上出现就逐步发展为教育的主要形态，学校文化随之产生并发展。在传承与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学校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具有其特有的属性——传承和创新。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学校文化也必然不断积累、发展，并不断创新、进步。我们需要明确：学校文化不能等同于校园文化，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学校文化是上位概念，校园文化仅仅是学校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下位概念。学校文化是深层次内涵和特质的全部概括，校园文化仅仅是浅表层次的部分描述。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把学校文化等同于校园文化，那就差之千里也失之千里了。
我们从文化是物质和精神的总和的内涵来理解，学校文化可分为学校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物质文化——以实物形态存在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校园环境、绿化美化、建筑设施、师生服饰、标牌展板等；精神文化——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因素，包括教育理念、核心价值、管理方式、课程内容、师生行为、人际关系等。从发展的角度，学校文化还是尊重和敬畏历史、继承、吐纳、扬弃、发展、创新，是理性、科学、规律、规范、秉持、个性，等等。
三、功利驱动，注重形式
我们不能否认有不少的学校领导是源自于对事业的崇高追求和高度的责任感，来进行着学校文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地方的学校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以行政手段来提拔、任用、考核教育干部和学校校长，这些教育干部和学校校长也同样用行政手段来管理教育和学校。一些教育干部和学校为了获得上级的“青睐”而不遗余力地搞一些“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以尽快出“政绩”，获得提拔重用的资本，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学校文化建设上，不为少数的学校是出自于功利主义，为了“粉饰门面”。所以，求大、求奇、求怪、求轰轰烈烈的重形式、轻内涵的现象十分普遍。
学校文化建设的真正目的是建设有丰富内涵的教育机体，培养有教养的学生。真正意义的学校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学校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物质外壳，学校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我们评价学校文化水平的高低，不应是以校园是否开阔、绿化美化是否豪华、建筑是否漂亮、标语是否响亮等为标准，而是要以学校建设是否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条件、学校发展是否符合教育发展需要、建筑设施是否安全和经济实用、绿化美化是否整洁与和谐等为标准；不应以制度严厉与文本健全、师生行为整齐划一、学生考试分数名列前茅等为标准，而是要以教育理念是否科学、核心价值是否正确、管理方式是否民主、人际关系是否融洽、师生精神是否愉悦、课程建设是否合理、学校氛围是否宽松和谐、教育质量是否全面等为标准。学校在进行文化建设时也要端正态度，消除功利心理，本着对事业、对学生负责的态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点滴积累，精雕细刻，扎扎实实地锤炼学校文化。
四、缺少规划，不能持续
做事没有规划或虽有“规划”但形同虚设，是目前学校文化建设的一大问题。很多学校的学校文化建设缺少整体设计、长远规划、统筹兼顾、分步实施的工作策略。不少学校是今天从哪儿看到些东西感觉挺好，搬过来折腾一番；明天又从哪儿看到些东西感觉挺好，再搬过来折腾一番；今天这位校长是一种规划，明天换了校长就换一种规划。如：来了“国学热”就一窝蜂地搞“国学”，来了“诵读热”就一窝蜂地搞“诵读”，来了“校园舞热”就一窝蜂地搞“校园舞”，等等。
学校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学校要深耕本土，广学博取，汲取精华。我们的学校文化建设要立足于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立足于优秀的本土地域传统文化，立足于本校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学校要从本校实际出发，花费一些力气，很好地进行研究和论证，确定本校的特色、发展优势和远景目标，制订出切合实际的发展行动规划，然后坚持不懈地分步实施。学校要精选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让老师和学生去学习、去受熏陶。传统文化并不都是优秀的，也有糟粕。本土地域是人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有爱这片热土的情感，才有爱国的情感。学校要使孩子懂得家乡的历史、熟悉家乡的今天。老学校应该好好整理自己的历史，感悟沧桑变化，体会那些永恒不变的精神；新建学校要重视自身教育精神的凝聚和锤炼、文献资料的积累和丰富，学习优秀学校的文化，不断积淀自己的文化。此外，学校还要重视学习国外优秀的文化，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五、研究不足，引领不力
学校在文化建设上存在上述问题，有学校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学校身上。我国教育理论界对学校文化建设的研究十分薄弱是不争的事实。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学校文化建设理论体系。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历史下的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有差别的，教育价值观、教育方式方法也相应是有差别的。中华民族的教育肯定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可循。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界却没有研究建立起这样的理论体系。由于没有权威的科学理论作为引领，我国的学校文化建设群龙无首、无章可循自然就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许多学校有建设学校文化的良好愿望和积极热情，但由于学校领导、教师对学校文化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虽然十分努力，但学校文化建设的深度、广度、科学性、结构性和系统性都十分薄弱，所作的一些工作只是星星点点，浅尝辄止，难以持续和深入下去。
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研究，既需要学校在行动层面上的探索和实践，也需要教育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在理论层面上的探索研究。对学校来讲：首先，校长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有较高修养的人。这样的校长应该是知古晓今、文理兼备，既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又有较高的科学素养，懂得并能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其次，要大兴学习之风，营造学习校园。学习是进步之车，学生需要学习，全体教职员工更要学习。教师要使学习成为一种自觉，一种快乐，一种自我需要。对于教育理论界学者来讲：学者们需要紧急行动起来，滤去功利和浮华，沉下心来，好好研究、筛选、汇集、整理、论证我国的学校文化，尽快建立起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学校文化建设理论体系。
最后，目前我国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十分薄弱，根本的原因还是缺少政策的支持和规范。国家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尽快加大政策规范和经费投入力度，尽快启动学校文化建设的研究和建设工程，一手抓研究，一手抓建设，尽力改变目前社会对教育的不全面和不科学认识，进一步优化教育发展环境，进一步改革学校教育管理制度，优化学校教育教学环境，提升学校教育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进素质教育，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能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
谁都不能熟视无睹：电视，在20世纪人类文化舞台上的醒目到场和隆重出演。所以长期以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对电视这一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给予了种种感性或理性的界定：“电视文化是通俗文化”，“电视文化是消遣文化”，“电视文化是娱乐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责、质问和呼吁：“弱智的中国电视”、“电视你还要糟蹋什么”？“文学千万别嫁给电视”等等。所有这些议论，必然会导致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及其本质特征、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
在文化学视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构成现象，它标识着相关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话语的成立方式与作用力度。对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断，意味着在其所属领域文化本体论推导的结束和对其社会历史成因多元化的认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给予文化观察者的实验条件，主要在于多维度的视角和对其所在系统生命性联系的提示。因此，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执一端的说法，并非区分理论是非的简单依据，表象的混乱状态往往更能见出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维度的合理性及其关联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几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观照和审视，进而尝试让观照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推导的方法，以期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在纷呈的现实表象中渐渐浮出。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第三，电视文化不能像相异文化形态那样具备相对稳定的某一种属性。断定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显然过于笼统。大众文化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随一系列大众传媒的崛起而登场的。大众文化以“文化大众”为旨归，宣告了文化消费时代的垂临。“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锦华著《隐性书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和垄断性，是一切现代文化形态均有的属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计地搭乘大众文化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对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态的气象，所谓文化的终极必然趋向大众。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见证，又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1-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体特征，既标识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到达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广度，同时又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积淀，以“神来之手”，不可遏止地参与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灵魂的塑捏中。
从这个视角把握电视文化身份，其理论眼光必然充盈着殷殷的怀古忧思，所展开的文化研究则更多地罗织着批评的维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体地位的心理诉求，促使其素朴地以自身的特点来限定电视文化身份，如，从文化集权观念出发设定电视文化机构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为电视文化增设划一的评判标准，对电视作为大众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级、展开文化自由竞争的冲动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以自身为比照基准，止于对电视文化中传统文化特质的缺失或变异的指指点点，从而推断出电视文化身份缺席的结论。这种批评，徘徊于对电视文化功能的客观解析与主观期望两相矛盾的游离地带，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内部研究上，就有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鸿沟置换为电视屏幕上“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争执不休；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则出现了“电视文化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工具”的呼声，从而强调对电视文化身份的“介质”性理解与使用，而忽视了其文化本体的存在与特质。
在这个视角观照电视文化身份，难能可贵之处应在于对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历史发展眼光的择取。传统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过去时段，其存在本身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纵向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就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形态，就像岩画——戏剧——诗——小说出现的秩序那样，明摆着石器——青铜器——甲骨、竹简、羊皮纸——造纸术——印刷术的文化生产链条；机械时代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信息时代必然酿造大众文化的甘醇。如果从这种发展的路线上延展开去，也许走不了很远，就会有人将电视文化视为传统文化来审度。“人类文化总是处于创造与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质总是受到挑战”（注：参见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建设〉》），因此，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身份必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的显现者，它在完成“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注：CCTV-1频道形象广告词）的使命中凸现自我，更多的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纵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文化时间的不同维度得以自由流淌，极大地体现出了文化时间来龙去脉的连贯与不可分割，亦即电视文化对文化时间的自由把握与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传统文化已有的多种形态与特征，亦即电视文化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的出现，它必然在其技术构成的基座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予以现代性的重构与诠释，在电视文化的每一种构成上总是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泽，同时也衍射着未来文化的辉光。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身份表现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态。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电视”是各个“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间”、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现代化武库，电视的文化身份无疑被塑造成了一个“千面人”，具有很强的可易性和复杂的多面性。亦即电视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性存在所能影响和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电视文化身份由“实物决定论”走向“关系决定论”。存在于社会生活巨系统中的电视文化，各个“同文化群落”的力量会让它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动或转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释政策、传播政见的“喉舌”；经济群落则希望它姓“商”、成为塑造企业形象、营销商品的“自由市场”；文化群落则希望它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自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因此，电视文化身份在社会系统中由整合力最强的要素（群落）来决定，但同时，会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预下，以合力运动的方式合规律性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其身份具有很强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从长远看，则与社会的进步力量同向度、共属性。
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可以将各“同文化群落”对电视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为三种：1)投入者；2)媒介自组织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权力投入（政府行为的支持、含政策与财政投入）、纯财力投入（企业、财团的经济行为）以及纯文化投入（文化界学术界的智性投入）组合而成。这部分作用力，对电视文化身份的影响最直接、最具干预性，它支配着另外两种作用力。媒介自组织者，包括媒介经营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从业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利益及价值观念，以及创作者（编、导、摄、主持人等）的价值观念。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体形式存在的，是对投入者与接受者两种力量的贯通与遇合；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机构文化色彩，会以隐在的方式，借投入者与接受者的力量阐发机构意志。接受者，则层面多而人数众，其力量的体现是通过投入者与媒介自组织力量的实现与否来表达的。从表象看，它具有被动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实质上它是前两种力产生的原动力，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前两种力的发生以到达它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馈的方式成为衡量前两种作用力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而成为三种力中无形的最大作用力。这三种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的向度与强弱会发生相应的游移、遇合与分解。如在意识形态垄断社会一切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会变得强而有力，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使电视文化成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纯财资投入则会对电视文化发挥强势干预，会使其属性倾向于商业文化色彩，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取舍；同样，在讲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条件下，纯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组织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会影响权力投入者、财资投入者以及媒介经营者的价值观念，接受者也不会被当作商品信息与精神产品的简单“货仓”，而会焕发出参与媒介活动的自觉力量，从而形成三种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运动，使电视文化的身份在各种关系的运动中突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电视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首先，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注：参见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学者与电视〉》）。长期以来，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被相邻的姊妹文化侧目而视。这种视角下发生的理论成见不言自明。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与发达抑或所表现的文化素质的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其形成时间的长短来测定。在文化形态的生成速度上，时代愈演进，其生成与发展速度则越快。从前文字时代到文字时代，人类走过了千万年，而从报刊文化出现到影视文化的出现不过百年而已，报刊文化的真正成熟与发达几乎是与影视文化同步的；其次，“因为报刊有文化，从而电视无文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且类比失当，就像指责玫瑰为什么不具备洋葱的辛辣那样；再次；报刊文化传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脉，而电视文化是电子时代视听文化的创新。电视人掌握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否定者只能明证其对电视文化的视觉盲点：报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而电视文化在大众传播方式之外还创造出了新的语言体系，比方小说、诗歌，被报刊登载依旧是小说、依旧是诗歌本身；而进入电视则小说非小说、诗歌非诗歌，是具有诗性或小说性的电视艺术。
因此，这个视角的占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不安，实则来自电视对既有艺术理念根本的摇动。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对世界的四种掌握方式：科学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电视出乎意料地横空出世，使这几种把握方式面临重写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种掌握方式的边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维度把握。其次，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也有以下的结论：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压倒物质、内容不断冲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显露的过程，并把艺术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其中物质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诗歌。但电视却使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线路出现了波折。电视艺术中，物质的成分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内容不仅无法冲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理念不是愈益显露而是愈益隐蔽。再次，电视以外的各种艺术，其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作品的独一无二和审美意识对作品产生环境的先天依赖。亦即它追求艺术作品个体的“惟一”价值和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特殊语境。如宫廷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宫廷的“语境”；宗教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语境”；所谓“红楼十二钗”也只有在大观园的语境下才得以生气灌注，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艺术的个体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电视不然，它技术性地使艺术作品的复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与膺品的差异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艺术美感赖以产生的语境获得了重构。它将其他艺术所依赖的纯粹审美空间推至纷扰迭起的世界：开放的意义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封闭的意义则指电视机“机体”空间，即相互间并无多少关联的各类节目所连缀的假定性空间。对此，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出了“阿乌拉”(AURA)（注：本雅明把传统艺术称为有韵味的艺术，认为有韵味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性。对它无法进行复制，即使勉强复制，复制品也不能与原作相媲美，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复制艺术的出现让有韵味的艺术崩溃了。）不复存在的叹息。
因此，这个视角审视下的电视文化，是又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多维度把握；同时，它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现出重构文化的姿态。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从内部解析开来，电视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机构文化、成员文化、节目文化。机构文化，在经历了微波传输时代行政式逐级到达观众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卫星时代，通过制、播分离，由“生产文化型”向“消费文化型”转轨的阶段。电视机构由政府和纳税人供养的生存机制也正在向机构产业化的自造血机制转换。这个转换，必然带动电视文化向“产经”文化和“商经”文化发展，电视文化身份本位也开始发生易位，从单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经营式生存，成员文化，往往因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过多的依赖其他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名称：如：编辑、编剧、导演、剪辑、录音、作曲等，在身份称谓上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如此；加之电视从业人员对自身以及电视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为上的自觉，要么把自己装扮为“政府发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先觉者；要么从高处弯下腰来俯视芸芸众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骨子里在说我是贵族）；要么就是为不知其内里的商品做了营销员；并且由于规约电视文化行为的法规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违背电视文化建设的个体操作和群体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隐藏的是机构或个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潜藏着对文化大众作为市场的利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对电视成员各种不满与指责，导致了电视与文化无关的言论。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心目中的电视人和电视机构因为是一种技术的掌握者与垄断者，所以变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这也助长了电视人对扭曲电视文化身份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电视成员在这种驳杂的表象背后，还是在走一条有序而必由的发展之路：从编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划人中心制，大致勾画出了其由创作型向生产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体意志型演绎的总向度。
关于节目文化，理论的热情较多地止于电视文化的语言学分析，对其语言的构成元素、构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语法规则和技巧以及解读方法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尝试将之与其他文化语言区分开来，特别是电影文化语言。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斐然。但是，这个层面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使电视节目文化倾向于技术性的构成，而忽略了对其文化特质的整体性把握。诚然，电视本体首先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在这个层面，技术大于人，是技术赋予人相对的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同时又限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绝对不自由：在电视文化中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与行为。首先，技术让电视文化拥有了时空上的相对自由、电视文化突破了通约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播规则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时空；但电视文化因技术的限定，又都是“拍出来”、“编出来”、“做出来”的，在技术的客观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态及内容都是假定性或虚拟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而电视文化只给我们以氛围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电视文化的氛围中。前不久，CCTV-1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世界第一位由网络制造推出的电视虚拟主持人已经诞生。这意味着“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技术使电视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实感的肌体。其实，技术给予电视重构文化的可能，但同时限定了其文化属性的非独立品格。人，“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注：参见刘xīn＠①著《电视重构论》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因此，从这个视角解析，电视文化体现出来的本质是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与边缘特征：一方面，电视因技术而获得的文化重构“场”，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将文化艺术的时间流和空间场综合起来，也可以将各种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从而体现出时空的综合和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另一方面，综合意味着取舍而非杂凑，如果从文化艺术的时间特征来审视，电视则是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边缘特征；如果从文化艺术的空间角度来审视，电视又不单纯是空间文化，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动实现空间的扩展与建构，从而体现的是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边缘特征。用艺术做譬：电视可以表达戏剧，但从戏剧的角度来审视，它只体现了戏剧的边缘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电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使用与表达都是如此，它不可能体现各种艺术的本体特征而只能体现其边缘特征。到此为止，所有言说电视在糟蹋各种文化艺术的误会应该结束了，其怨言来自用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取代电视文化本质特征而必然发生的失落感。试想，如果文学电视表现出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让“文学”满足的话，那么电视的身份就彻底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视角的审度下，电视文化身份所体现的是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网络”，以毋庸商量的霸气从未来世界幻影迷离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许电视自己也未曾料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论的慌乱，从对“网络时代电视的身份将会如何”等等的预测中略见一斑。这也是文化理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不再意味着“过去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进行时”和“将来时”。
1999年岁末，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于一件关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国在线以18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华纳兄弟影视集团。这似乎是一则预言：人类的“全媒体”时代即将莅临。
有理论将20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但网络是否可以被称作“第四媒体”目前还争执不下，难见端倪。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其作为文化是否已经成熟，实则是双方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简单排列。问题并不在于媒体的序号性存在，而在于媒体文化本体性状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较之其他文化形态都有空间上的组合关系，较之本文化脉系则都存在着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就像电视文化曾对（我们对电视开始使用过去时态）横向的其他文化进行组合，创造出杂志性电视栏目、报纸性电视新闻等等；在纵向度上，今天的电视已非20世纪30年代贝尔德实验室里的电视，但它却纵向聚合了电视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优秀环节：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显示的状况也是如此，并非各种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队出行、轮番坐庄，而是纷纷抢滩网络。网络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从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这犹似当年的电视。今年4月，在中国电视文化转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时空”栏目，在7周年庆典之际，举行了中国电视的首次网上直播。如果说美国在线与华纳兄弟公司正在以“机构”方式走向“全媒体”时代，那么中国电视则正在以“节目”方式轻轻地点击“全媒体”的门环。
在“全媒体”化的过程中，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胜者将是整合力最强的一方。站在“全媒体”时代的角度分析电视肌体整合力的强弱，则很可能推导出它在未来文化中的身份与地位。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宽泛层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战世界的同一性、解体及冲突的范式”，他所指认的范式即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将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撇开其文化冲突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祸心”不论，就文化冲突本身而言，文化冲突的趋势终究会走向技术的整合与化解。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全球性共享。从网络的角度审视，网络所追求的是个人化的文化言说与个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对电视文化播迁向度的增设和对电视文化人格“趋同”、个性丧失的补救。但是，从人类既有的发展轨迹预见：文化趋同是必然的，文化个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许下的特殊生存。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不论是机械还是电子，任何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沟通。沟通，则为了趋同；趋同，则为了合力运动的可行。《圣经》中有人类在语言同一的情况下建造“巴贝尔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达上帝的传说。其实，人类自诞生以来，共同建造巴贝尔塔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正是技术的一次次飞越，使得人类共同的巴贝尔塔渐渐增高。支撑着文化学理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进化论”和“特殊进化论”虽然存在探讨文化进化过程的视角差异，但无不首肯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动因。所有文化冲突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技术的调和，技术让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沟通、易于互解，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所具备的群体参与方式、时空共享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需的方式与手段。就目前网络运行的特征看，网络显然难以承担电视所能承载的人类对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并难以取代电视所能带给人们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电视直播对场效应的全方位公开、对各种场元素间生命联系的集约式发送。也许，我们对电视拥有过多的“怀旧”情感，所以网络的出现并不让我们理解为电视技术的停滞不前。技术的多元并进，可能会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彼电视”定然不是今天的“此电视”，但电视的文化身份不会退场，在这个视角下，它必定要显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审视了电视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机拍摄”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倚重的并非哪一个“机位”，而是各“机位”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共同“摄制”完成的主旨。对不同视角的逐一观照。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电视文化理论研究的动态眼光和理论推导的有机趋向：从我们审视电视文化身份的动态眼光则不难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即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众等等，进而导致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迎合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间不该有的分歧与冲突。另外，我们将论述的方式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们理论的推导最终走向“全视”，即不是用某一个视角来涵盖或取代对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认识，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有机的系统论观点，让我们的视角愈益开阔、愈益全面，进而趋近对电视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虽然在整个观照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视角多次发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贯之的解析态度与方法，已使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较全面的认识渐渐浮现：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电视是以全能文化形态、在实现对传统文化纵向聚合和对现代其他文化横向综合的过程中，多维度地体现出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性文化趋向的一种文化类型。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所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我们所希望表述的是对其本质认识的渐渐逼近而远远不是终结。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理念更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堂、主阵地、主渠道，其核心目标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政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增进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具体地讲，就是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在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走过一小段弯路。正如金耀基1998年指出：“我们不会不注意到，中国内地这个华人社会的高等教育，自1949年之后所推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根源的社会主义教育，它有系统地清除资本主义（以美国为主）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被认定为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这种认知确实揭露了当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脱节甚至人为制造对立的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在关系。这种反思自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开始，时至今日，学者们仍然十分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互动、互利性，进而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的重要生长点，有利于增进大学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了解，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增进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与认同。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一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教学效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共同承担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之重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又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之窗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可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作为论据，而且可以在适当的内容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论据，以此丰富教学内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到两者功能的内在互补性，更新教育理念，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自优势，找准结合点，充分展现合力育人功能。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内容对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注重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且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其中。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可以实现内容上的完美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当前的主流文化，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盘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诸多育人的宝贵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如在“原理”课的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契合深化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如从古代神话的开天到女娲补天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人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渴求。通过神话故事的推介激起学生学习与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思想介绍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并形成深入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习惯，增进文化自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某种“抑商”倾向，但在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也形成了自己的“经商之道”，并积极探索经济运行规律。如春秋末年的“范蠡认为物价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他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自发波动”，中国古代的经商之道与价值规律虽表述形式稍有不同，但实质相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崇尚大同理想，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不能忽略诸如“大同理想”一类的重要社会理想资源。如《礼记•礼运》中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及近代康有为、孙中山等分别阐扬的“大同理想”，尽管他们的大同理想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痕迹，但其在中国社会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本土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理想的典型代表，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内在契合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充分挖掘其中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通过两者的比对、分析，建立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不仅通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还从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空间距离，缩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时间跨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育人化人中的作用。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载体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创新传播载体，即不断创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具体而言，要注重实现口语表达精致化和演示文稿即PPT展示精美化。口语表达精致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充满智慧的宝库，在其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接过程中，要注重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方式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方式现代性的双重转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现代语言展现古典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与奇效。口语表达可以采用古文的方式，但要做适当的解释，否则，学生没有听懂，起不到交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教学语言上做好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结合，展现出其历史的生命力与思想的深邃力。PPT展示精美化：现代化条件下的教学往往借助PPT的手段，PPT具有易保存、易共享的特点，特别是学生在课后可以下载PPT，考前复习会阅读PPT，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PPT展示精美化不仅体现在制作的精细与美工上，还应注重将现代艺术元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元素有机结合，在PPT平台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灵动性。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理性批判
大学时代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恢复其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自主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发挥理性思维的批判作用。教师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自觉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学会用理性批判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讲到历史观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引入历史上现实存在的、且争议较大的人或事，如清末帝后之争。有的同学可能将清朝的灭亡归结为慈禧一人之过，甚至将中国近代的受欺压、受的悲惨史实归到慈禧一人头上。一方面，允许学生积极思考，开动头脑，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让学生从思考“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作用”转到思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让学生从人物的批判到封建制度的批判，并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正确对待封建制度中的优秀文化。除了在课上引入中国历史上的人与事外，还可以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若干观点，如讲人的本质时，引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非善非恶论等，一方面，介绍他们思想中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辩证看待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并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说加以对比，进一步指出强调阶级社会中人性是具有阶级性的。
五、结语
为增加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能力与理性思考能力，可以采取专题式教学的方式，在“原课”课中抽出2学时专门讲授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史的历史分期为线索，介绍中国哲学史上可圈可点的哲学思想，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介绍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客观地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并能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学生共享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理性思考与批判的兴趣。这种专题式教学有利于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然后根据个人的兴趣，一些学生会自主探究相应时期的某些哲学家的思想，有利于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培养。
作者：付秀荣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性学习的整个过程应该紧密结合研究性学习的开放性、灵活性、创造性等特点，正确处理好它与学科常规教学、兴趣小组、学校常规管理以及教师负担之间的关系，因此，优化研究性学习的理论，可以提高研究性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一）研究性学习强调自求自得
古代教育家就特别强调学习的“自求”“自得”。
学习必得从师。孟子说：“孟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深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这段话深刻阐明了“自得”之效。宋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也说过类似的话：“须是自求，已能寻见义理，则自有旨趣。自得之，则居之安矣。”（《经学理屈·义理》）他从学生求知心理这一角度，阐明了自求自得必致意趣横溢，成为永久不衰的学习动力。当今的青年学生，其自尊心、自信心已逐步形成，对于自己的认识能力亦渐趋自信。在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基础的前提下，希冀凭借自身的力量来获取知识，他们既有依赖性，又有独立性。因此，老师有必要因势利导，小心诱掖，培养其自求自得的能力。明确了学生的学重在自求自得的道理，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大可革除以教师自我为中心的陈规陋习，开创研究性学习的新天地。
（二）研究性学习强调功在自习
课堂讲授，无疑是进行语文教学的重要手段，但教师的讲授毕竟只是从外部灌输信息，学生接受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再则，教师的讲授只能起“领路”的作用，而万里征途必须靠学生自己一步一步地去迈。因此，如果只讲不习，知识便无以转化为能力，正如曾子所言：“传不习乎？”清代颜元在《总论诸儒讲学》中也说：“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既在培养学生掌握语文工具的能力，而能力只能在实践中形成。功在于习，至少有四大好处：一是巩固已得知识；二是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四是从看到的学习成果中倍添兴趣，激发求知欲。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此类熟能生巧的例子比比皆是，每个教师都有切身体会。当然，功在于习，也不能乱来一气，乱练一通，应有通盘的谋划，要能体现出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序列来。正如《学记》所言：“良治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力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懂得了学生的学功在于习的道理，我们在教学中大可革除一讲到底、越俎代庖的陈规陋习，开创讲练结合，知识能力齐长进的新天地。
（三）研究性学习强调寓知于趣
兴趣是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一种极其活跃的催化剂。大凡做教师的常常过于强调学习的艰巨性和恒久性，喜欢用“铁杵磨针”“闻鸡起舞”等故事来启发学生刻苦攻读。而不大关心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时甚至还会有意无意的泼点冷水。诚然，学习本身的确是一件苦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终无所成；嬉笑取闹，高枕以对，亦难进益。然而，倘若学生真的愁眉苦脸，忧心忡忡，恐怕也难学出个名堂。因为心灰意懒，人处厌倦状态，他的竞技力是很差的，思维力受到阻遏，注意力也很难集中，记忆力也会退避三舍。因此，孔子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只有寓认知于趣味之中，则学习的劲头才会经久不衰，学习的成果才会硕大事盛。明白了学生的学必寓趣味之中的道理，我们在教学中大可革除死气沉沉、板板六十四的陈规陋习，开创生动活泼的新天地。
（四）研究性学习强调教学相长
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早已富含这种主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后生可畏，焉知者来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教学相长是建立在师生平等观的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要求摒弃师道尊严。研究性学习中，教师绝不可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孔子敢于当学生的面承认自己的无知，认为自己与常人有所不同的只是好学与诲人的精神。《孟子·公孙丑上》载有：“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事实上，“教不倦”实以“学不厌”为前提。因此，教学相长要求教师首先要“以教人者教己”（陶行知语），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
研究性学习要求师生通过教学相互启发，提高为学的兴趣，以期在无涯的学海中并肩有所收获，这也可视为教学的最高境界。
二、关于研究性学习的拟题的优化
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要进行一些课题、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我们常说“题好一半文”，同样，课题拟得好，则会有利于论文的选材和写作。因此，拟题过程中，同学们一定要在量力性原则下敢于探索，不拘一格，要把题定得集中，缩小覆盖面，切忌空泛，一般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综合性原则
研究性学习的内容不是某些学科特定的知识，而是着眼于研究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使得研究性学习内容极具开放性。为了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必须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这体现了研究性学习的综合性，研究性学习应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尊重每个学生的选择，重视学生整体的发展。不能把研究性学习等同于科学研究、科技活动，也不能把研究性学习引向狭隘的单科知识问题的探讨，变成新的知识点的记忆。如《怎样提高写作水平》《怎样提高阅读能力》之类的单学科、浅层次、知识强化型的简单延伸。研究性学习是全方面的综合性学习，拟定课题应该充分体现其学习内容的综合性，打破学科限制。如《中式与西式早餐的比较》《电动小船的原理及制作》等课题不仅仅涉及营养学、物理学等知识，还涉及人文、历史学、社会学的知识、道理以及电工、木工等手工制作等。
（二）实践性原则
研究性学习在重视书本学习的同时，更强调书本的学习必须服务于生活的学习，有着鲜明的实践体验、探索感悟的求知特点，因此拟定研究性学习课题必须注意实践性。注重实践性，不仅要求课题的研究能使学生主动参与，充分动手、动脑、动口，使学生真正行动起来，在亲身体验中产生积极的情感，激发探索欲望，更重要的是要能使学生走向生活。因此，我们拟定了如《街道广告的调查研究》《南丰镇街道文化设施探究》《南丰地区方言状况研究》等，打破了“死读书”的老传统，使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感受生活，学习生活，研究生活，发掘出生活的意蕴。
（三）针对性原则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和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在内容和方法上是有层次差异和类型区别的，因而拟定课题一定要切合实际，有针对性。首先，课题要切合中学生的知识水准、能力水平和生活经验。中学生的知识尚未形成系统，分析、综合、实践的研究能力和思维水平有限，科学的进取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还比较淡薄，这就要求课题应重视亲身体验而非理论研究，重视由兴趣出发的自觉性而非无兴趣的强制性，比如《青少年近视状况的调查与研究》《关于教师可爱度的研究》等。其次，课题要充分考虑学校条件和现有的学习资源，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其有效负载能力。比如，对于普通农村中学来说，《航天测量与数学》《现代兵器研究》等课题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在图书资料匮乏、信息网络不健全的学校进行诸如《金庸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等课题更是无从下手。第三，还要注重学校以外的社区环境、社区资源，从而形成有地区特点的学习内容。如《南丰河道污染调查》《WTO与华夏第一钢村——永联的发展》《张家港市金陵体育器材面临的挑战》等课题，充分挖掘了农村中学现有的资源，开展具有本地区特点的研究性学习，使学习与实践真正结合起来。
（四）自主性原则
在研究性学习中，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兴趣，自主选择研究性课题，选题、收集资料、撰写报告、展示成果等整个过程都由学生自己作出判断，教师只起宏观调控、指导作用。这种学习方式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更容易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更能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当然，由于学生的年龄特点、心智水平的限制，这种自主性如果不加以指导，就有可能演变成随意性，或幼稚而缺少实际价值，或期望值过高而失去可操作性，所以拟题的自主性应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由学生自主确定研究范围或研究课题。这样，课题融入了学生个人的倾向，有利于个性发挥，使学习真正走向富于创新精神的主动学习。例如《初一新生学习习惯的调查》《中学生课外阅读情况的调查》《南丰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报告》等；还有涉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如《家居装潢的污染问题调查》《南丰镇文化建设探究》等。
关键词：本土化；文件中心；运作模式
Abstract:InEuropeandAmerica,thepeoplealreadywereaccustomedtoeachkindofservicewhichearlyprovidesthedocumentarycenter,whatatpresentpaysattentionisthedigitizationinformationtechnologyaswellasthedocumentarycenterarchivesandsoonnewsituationthenewchallengewhichbringstotheexistingdocumentarycenter''''smanagementandthemanagementpattern;Butinourcountry,thedocumentarycenterhadstillnotobtainedthepromotionandthepopularization,thereasonliesinmanypeopletothinkthatthedocumentarycentermanysuperiorityareformintheoverseasspecificenvironment,becausetheChineseandforeignnationalconditionhastheverybigdifference,worriedsouththedocumentarycenterintransplantsinChina''''sprocesswillpresentnorththeorangezhitheresult.Theauthorbelievedthatthiskindofworryisnotunnecessary,butbeforehesitating,cannottake,thekeyismustfinishthedocumentarycenter“thelocalilzation”thework.
keyword:Localilzation;Documentarycenter;Operationpattern
前言
所谓的“本土化”localization，是指将外来事物根据本土社会特有的环境加以改造，使之有机地纳入本土社会，并使它的合理性最终成为本土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所谓“文件中心的本土化”，是指从国情出发，对文件中心从理论到实践都加以合理改造，发掘其内在的合理性，使其与中国现有的档案事业系统以及社会大环境相融合的过程。事实证明，对于外来事物，如果原封不动地移植，势必会与本土原有的文化产生冲突而难以生存；如果完全摧毁本土文化另起炉灶也是不实际的。而事实上，任何社会的本土文化都有一定的吸纳能力，如：四大发明是在中国产生的，但外国人却最先利用火药造成了坚船利炮，同样，文件中心要在中国“移植”成功，使之本土化是关键。
一、对文件中心理论的本土化改造
文件中心在中国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的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规模经济”是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能力随之扩大、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经济效益提高的现象。一般而言，规模经济可以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规模经济是由专业化分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以及比较雄厚的实力等内部因素引发的；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企业和外部经济环境及其它企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企业的一些经济活动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公共收入，增加社会福利，从而产生效益。
许多人在论述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时，言必称“生命周期理论”。当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作为一种中间过渡性档案机构存在的理论依据，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同样也可以证明我国现行的档案室的合理性，作为从文件到档案的中间过渡性机构，既然都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又何必非要舍档案室而取文件中心呢﹖理难服人，也难怪一些学者持保留态度。
目前，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规模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强调文件中心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落伍了﹖他们指出，规模经济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体现在硬件生产阶段；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产品特性化的今天，高附加值主要是在软件的设计和系统的策划实施以及服务阶段产生的，因此，“规模经济理论”将被“系统经济理论”所代替。这些论断当然没错，但我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现状是：从机关到企业，各个单位都建有自己的档案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小而全的结构更符合自然经济的特征。从档案室的业务工作看，各个单位形成的文档虽然内容不同.
二、对文件中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改造
一般认为，文件中心是介于文件形成单位和档案馆之间，保管形成单位不经常使用、但还不能作最后处置的文件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目前，文件中心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一部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建有文件中心。美国是世界上文件中心设立最早、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文件中心的设立模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下设立专门的文件中心管理职能机构联邦文件中心司，受该司领导的文件中心有两类，共十五个。其中，华盛顿国家文件中心和国家人事文件中心，属于全国性的联邦文件中心，主要为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保管文件，提供服务；另外十三个文件中心属于地方性文件中心，分别负责所涵盖的若干个州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的文件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
再来看看我国的档案工作。建国五十多年来，各级各类档案室的建设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基础。近年来虽然档案室工作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如果以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模式取缔已有的档案室，或在现有的档案室网的基础上再建一套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显然都是行不通的。80年代后期，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档案部门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但应者寥寥，只是到了90年代后期，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一批档案中介服务机构才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对于这些新生事物如何进行定位，仍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机关联合档案室和商业性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是文件中心在中国本土化改造的产物。从名称到具体的职能，它们都应该与纯而又纯的文件中心有所区别。
商业性档案代保管中心，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档案馆或档案主管部门设立的面向社会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或寄存中心，另一种是以法人资格存在的、以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从目前来看，大多数仍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随着档案中介服务法规的健全和信用度的提高，集档案代整理、代保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专业咨询等各种服务于一身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必将成为活跃在我国档案工作中的生力军。机关联合档案室，是指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将办公地点接近、档案资料容易集中整理和保存的政府机关的档案工作集中起来，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档案文件的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各方的权责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加以明确。永靖县文件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当然，在联合档案室建立和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这就要求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引导和扶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机关联合档案室的推广。
文化地理学认为，机能性区域与文化地理密不可分。机能性区域是与组织性区域相对的一种表述形式。如果说组织性文化更多和是从主流价值文化存在看待文化的区域，那么，机能性文化则是植根于地理自身特质塑造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族群文化。前者强调文化“自上而下”的价值灌输；后者则更注重“自下而上”自觉自发的文化生成。由此可见，贵州仡佬族机能性文化区域表述，既离不开仡佬族地理空间格局变迁这一内在诱因，也依托仡佬族民族身份架构的地域差异，二者的良性互动呈现出仡佬族族群历史记忆的地区差异。民族地区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是民族区域文化形成与民族精神固化的先决条件之一。作为贵州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仡佬族文化格局变迁同样与地理空间格局密不可分。古代仡佬族分布在贵州、湘西、川南、滇东北；近现代以来贵州仡佬族群落隅居黔北或散落西南各方。囿于自身相对封闭的交通条件、山脉纵横的地理空间格局，仡佬族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立性品格更为突出。一方面，仡佬族内部形成了山地文化特征明显的文化体系，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民族环境中独特的文化构成，为贵州、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标本性质的价值意义。
另一方面，尽管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并没有停止过，但是，文化的交融意义并不是十分清晰。这样的地理空间阻隔造成了仡佬族群落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结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仡佬族文化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族群文化特征都逐渐趋向于模糊，仡佬族文化格局成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在仡佬族文化地理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仡佬族地域文化的重构过程中，仡佬族的精英身份群体自始至终都是文化转型的执行者，同时兼具了民族知识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的角色，成为仡佬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仡佬族文化精英的身份认同大致通过如下几种途径：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特征明显的族群控制者他们通过对于家庭、族群中既有位置的强化来实现自身的身份架构。仡佬族精英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目的是通过政府力量对民族聚居地进行重建。二是通过对于民族文化的不断开掘，或者通过对于民族聚居地的重建来强化地方形象，强化自我意识和族群精神，进而实现自身身份的认同。务川县九天母石等景观重构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空间意象的建构，同时也是对于仡佬族民族情感的一种凝聚。第三种方式是相对而言较为被动的实现民族恢复及归化，以便弥合民族精英认同矛盾，架构起民族身份的制度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仡佬族所代表的黔北文化近年来涌现出王华、戴绍康、肖勤为代表的仡佬族作家通过民间文学形式展示了仡佬族族群自强不息、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文学化、系统化地表达了仡佬族机能性文化区域特征及民众生活状态。这可以看做是第三种方式的代表。上述仡佬族作家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民族语言、文化及精神等表达出民族的生存状态，反思民族发展是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二、仡佬族民族形象的文学建构路径、约束因素与文化适应
（一）重建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建构路径
仡佬族作家对于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性架构，既包含了对地域自然环境充满感情的展示，也包含了对于人文环境的相对集中的阐释。如果说地理意义上的环境是一种前提性的基石，那么，对于仡佬族而言，人文环境所内蕴的文化气息对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形成，对于特定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基质性作用，会通过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内化于民族的日常行为中。一方面，用仡佬族特色民俗阐发文化认同感。仡佬族作家通过对于仡佬族特有的祭祀、崇拜、风俗意象的文学化表达显现了民族的最为原始的情感特质。比如，王华在《桥溪庄》中通过对“石仡佬”开荒辟草，展现了“石仡佬”对土地深深的眷念之情；《傩赐》中通过仡佬族民族节日“桐花节”的盛大场面描写，以及先民傩戏事象与傩赐庄贫穷对比描写，既凸显出仡佬族的苦难历程，也展现了仡佬族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是这样的态度激励着仡佬人民走出苦难，促进了仡佬文化走向复兴。另一方面，用民族生存的苦难书写展现人性反思。
仡佬族所经历的时代的变迁是每一个仡佬族民众都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仡佬族民族文化的底色，并成为其民族文化不断更新、再造的内生动力。仡佬族作家大多生活于其间，对于仡佬族民族文化的体悟往往感同身受，尤其是民族记忆中关于民族苦难的表述通过传承成为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进而触发了作家敏感的神经。他们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对于生存现状、生存困难的回忆和记述，让整个仡佬族群冷静而达观地正视曾经的历史进而肯定人性的多样和复杂。无论是秋秋《傩赐》生命沦为碎片的悲剧，还是李作民《桥溪庄》人性被扭曲的无奈，都展示了仡佬族作家自觉的寻根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恰恰是仡佬族地域民族文化建构的根基所在。
（二）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的约束因素
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体现在民族认同聚合型逻辑约束、族裔话语意识形态约束以及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等三个层面。一是民族认同聚合型转向的逻辑约束。众所周知，文化地理学注重文学表征与地域风貌的社会实证思路，它试图通过空间叙述解释权力关系关联与差异运作。尽管仡佬族民族认同与民族地理空间既相互生产又相互表征，基于“内在动员理性聚合型认同”逻辑的新空间建构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仡佬族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秩序，要求仡佬族文化精英形成了新的认同性表述。这种认同性的文化表述，一方面是对于仡佬族自身文化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对于主流文化价值的归属性确认。诚如肖勤在《寻找丹砂》中指出，寻找的是一种民族的归属，这种对于相似性的提炼是一个“寻根”的情感认同过程，与此同时也是对于外在文化体系的应激性的认同过程。换言之，我们还能看出，仡佬族民族文化认同背后潜在的“认异”的双向互动逻辑。外在逻辑不应是常态，内在逻辑应该成为主流。实际情形是内聚型的认同逻辑规范以及价值认知过程本身，在仡佬族乃至整个贵州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被低估的现象，这对于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重构显然并非有益之举。二是少数族裔话语的意识形态约束。从本质上讲，少数族裔是一种天然的属性，是以自然体质为基础的形式，同样道理，仡佬族文化存在形式受制于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归化，自然地又需要融合进与自身特征不同生产体系中。这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族群划分，表面上是空间观念的差异，实质上是少数族裔自身身份认同的权力性展示。举例来说，王华在《傩赐》中通过对傩戏表演的环境特质细节性描写，消解“他者”视角中主流文化的优越感，并通过具体的描述转化为仡佬族文化内在的抵抗，从而在空间对立隐喻文学叙述中得到强有力支撑。赵剑平《獭祭》中老荒除了捕杀之外很少有语言的表达，他的人物性格遮蔽与凸显完全存在于对猎物的捕杀。实际上，老荒的失语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意识形态规训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基于自身所处层级的初步判断，做出了有利于自身的文化权衡与取舍。尽管这种行为本身具有扭曲的特质，但是，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中，他还是实现了自身价值和意思的语境化的自我认定。
显然，赵剑平试图通过“老荒”的自我认同的构造，来表述少数族裔主体空间语境的紧致，以及族裔话语象征空间的脆弱，而以词汇为基础的话语暴力背面，潜伏着的恰恰是针对少数族裔知识差异的驯服。三是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既然族群空间成为权力关系及其运作的文化场域，那么，族群中的女性因其独特的性别特质自然成为性别表述与空间表述的产物。诚如学者所言，少数族裔文化空间既参与了女性地位的塑形，其本身也是女性区域化异化的本源。传统仡佬族女性在空间中经验与认同已经被排除在外，当下，女性在仡佬族群中的表达形式更是形成了一种离散性质的特征。我们发现，仡佬族少数族裔的作家，尤其是王华、肖勤等女性作家，在她们文学化的表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意弱化或者模糊了对于空间、时间本身的描摹，从而将女性的空间存在感放置于一个相对虚无的区域中。这种虚构的表达，一方面凸显出少数族裔女性漂泊无根的碎片感、无力感，便于读者从人性的广阔图景解读小说展示的仡佬文化及少数族裔女性的异化表象；另一方面，抛却道德与人文关怀来看，这样的写作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对于整个华语体系关系网络的开放，便于作者表述保持一种对内对外相互协调的张力和向度。诚如王华在《傩赐》中对“秋秋”生存困境和精神磨难的种种悲悯情愫一样，我们强调仡佬族女性空间的区域化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当下仡佬族群女性现状的剖析，也是对于女性挣脱权力文化实践的肯定，尽管在当下的仡佬族群文化共同体，对于这种反抗本身仍然缺少有效的或者普遍意义的抵抗逻辑。
（三）空间重建对于仡佬族群的文化调适
诚如上述，仡佬族特定的文化地域空间规囿了仡佬族群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而生活于其中的仡佬族文化精英阶层则试图通过文化调适和价值再造实现文化结构的空间重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空间的重建既包括现实层面对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也包括想象的文化地理空间、历史记忆的整理和建构。从文化地理空间想象的角度来说，仡佬族的文化重构体现了族群本身对于历史记忆、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接续。正如安德森所说的，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族裔历史代表了一种事实与理想结合物……表现出让人审视起来较为亲切的共同体历史画像”。共同的起源、祖先、神话等历史元素成为“想象共同体”建构的关键环节。对于文化地理空间的再造则利于实现民族身份的定位，锻造民族历史连续感。王华在《傩赐》中写道，祖辈告诉傩赐人过桐花节，没告诉过傩赐人属于哪个民族。我们可以说，这是作家有意藏匿民族身份。因为在仡佬族群聚居地，不仅仅是仡佬族普通民众缺乏对于语言、服饰的认同，即便是精英阶层也缺乏对于本民族语言、服饰、文化活动传承的自觉意识。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以及对于历史地理仪式再造的角度来看，仡佬族的文化空间也在实现一种文化调适意义上的细微转变。我们看到，传统意义上，仡佬族群中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化的和谐共处是不利的。传统祭祀的文化表征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精英与民众在认同领域的对立。诚如上述，仡佬族祭祖文化实践中精英利用族群、社会关系，使祭祀活动呈现出一种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不同的参与形式、程度、影响。
这样本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对于祖先的呼应，变成了“自上而下”的精英阶层操作的祭祀游戏。这样的结果是，失去了广大民众支持的祭祀仪式，尽管还存在着仪式性、庄重性等诸多表面的特点，祭祀活动内在的认同价值和文化建构意义却大打折扣，仪式本身也就失去了凝集精神的价值，身份认同的弱化又影响到地方文化空间重构，不利于仡佬族民族记忆、民族文化传承和接续。实际上，在诸多的仡佬族作家笔下，仡佬族祭祖仪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们在通过文学化的形式表达对于文化调适的价值。或者是一段文字描述，或者是一种巧妙的变形结构呈现出来，比如赵剑平《獭祭》中“老荒”的祭祀活动就是用小说的虚构形式解构了祭祖仪式和场所，使得“河边”这一自然景观变为类似于仡佬族族群文化中心景观。
三、结语
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假如在20年前，某一县市提出以旅游业为地方经济的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那简直是天方夜谈，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今天，它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实践。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首先表现为市场占有率的大幅度提高。比如从日本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90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韩国最近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正在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在美国，资料显示，过去一年内新经济已为其140万“知识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NP的70%，加拿大GDP的60%。1997年世界超大企业500强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美国的广电、娱乐、报刊杂志的总收入在1000亿美元以上。前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15亿美元的票房价值，仅一部影片即可与我国几大产业的利润相敌，且预计收入可达50亿美元，其中索尼公司单靠发行其一首主题歌原声带已收入2亿美元。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元的国际性大企业。至于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更是来势如虹，在97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十强。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品。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工业”。毫无疑问，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文化产业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60年代以后，美国顶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坚持进行产业调整，将发展高科技高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方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越来越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好莱坞大片《豪门恩怨》之类的肥皂剧、迪斯尼乐园、流行音乐、全球传播业、《时代》杂志和《读者文摘》......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席卷这个世界，甚至抵达非洲最贫困的角落。再加上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牛仔裤，美国文化走进了世界每一个家庭。迪斯尼的主题公园甚至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更令人神往。1997年到迪斯尼乐园参观陆游的人数达到3800万，而同期到英国旅游的人数才1920万。所以英国记者迈克雷指出，“美国真正的优势是文化与知识财产这两个非常人性化的资源”。英国也不示弱，其文化产业在80年代便已达到170美元的年产值，仅次于其汽车工业的年产值。
文化就是经济，文化就是市场。传统观念中根本无法被称作产业的行当，今天已是世界顶尖级的跨国企业。娱乐产业迪斯尼，1994年以190亿美元收购ABC（美国广播公司），1997年其产业规模及赢利稳入世界企业500强中的前十强。当年的沃尔特•迪斯尼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卡通画家，在家徒四壁、困苦无依之际，一只在墙角爬来爬去的小老鼠成了他的安慰。于是，这只小老鼠在他的第一部配音卡通片中亮相，从此风靡世界。谁能想到，米老鼠、唐老鸭两个卡通形象，竟然造就了一个如此庞大的集娱乐、影视与零售于一体的跨国集团。迪斯尼的经营策略说起来也简单，这就是不断创造明星品牌然后授权开发，它仅靠收取版权费就已财源滚滚而来。今年，他们把眼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已经在发掘“花木兰”的经济价值了。
NBA不过是美国国内的篮球联赛，而它现在已无疑是超大型的“跨国企业”。这个每年经营几十亿美元的巨型企业，运动队是其小小的核心部分，它的周围是一些更大得多的信息业。比赛是核心企业，但周遭的信息企业则更具发散力。这些信息企业包括发放零售业执照，家庭录像和光盘，生产电视节目，出售比赛活动，出售广告权、版权、转播权等等。过去，乔丹每年从公牛队获得3500万美元的年薪，而这一令人心惊的数目竟然还远远不如他将自己的形象卖给耐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得多。易言之，作为CI的乔丹要比打球的乔丹更有价值。今天，姚明所经历的一切，已经更清晰地揭示了文化作为产业的秘密，这就是文化作为经济的现实，这就是所谓文化心理学要替代经济学的所指。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不断推进的历程，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准备阶段。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把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国民生产统计的项目中，这就表明了文化艺术可能具有的“产业”性质。从1985年到1991年，我国文化产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有了一定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各种形态的文化企业和文化服务、消费场所。如唱片公司、歌舞厅等。这一阶段以文化流通领域的发展为标志，特别是由港台歌曲的进入带动的娱乐业从无到有，有力地冲击着我们既有的文化观念。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
1992-2000年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酝酿探索的起步阶段。1992年，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同年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这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其后，以国有大型文化单位的转轨或转型为标志。1996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组建报业集团，先后成立的南方报业、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和深圳特区报4家报业集团，文化产业化的浪潮从多种所有制企业向国有骨干企业延伸，从较小规模的事业单位向大的文化企业集团扩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都在增强。
在这一阶段中，我国文化产业界逐步转变了观念，初步探索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从历史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讨的起步与欧洲、日本、韩国相比并不晚，但在观念上却徘徊多年，造成实践上长期犹豫不决的局面。欧洲、日本和韩国90年代中期先后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其后，韩国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方针政策确定之后，日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游戏软件、动漫画、日剧韩剧等文化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和讨论并不迟缓，《中国文化报》早在1994年就率先举办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征文和讨论，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探索。但我国总体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文化体制和观念的陈旧滞后，严重束缚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文化产业在总体上呈现为徘徊不前的局面。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至今，以中国入世为契机，以文化产业进一步扩大开放为标志，以不断加深和推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我国文化产业迎来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新时期。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令人瞩目地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有关文化产业的说法达六处之多。2001年3月，这一建议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采纳，并正式被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于是，"文化产业"这个频频出现于报端的概念，才第一次正式进入了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我国下一个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11月，党的16大明确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在第六部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中，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第一次把“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作为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把文化产业定性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是我们党在文化产业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与突破：“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报告还指出“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宏观管理，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总体指导意见，明确地将文化产业纳入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
2003年10月，党的16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贯彻和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决定》指出，要“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这是继十六大之后，中央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作出的又一战略部署。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扶持力度，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再次突出强调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2004年3月29日，《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正式由国家统计局出台，不仅是首次从统计学意义上对文化产业概念和范围所做的权威界定，而且为建立科学、系统、可行的文化产业统计制度，推动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紧接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并提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一系列思路。这不仅体现了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文化)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而且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伟大品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随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才能获得更强劲的发展动力。没有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支撑，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获得质的提升。
纵观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我国的文化产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徘徊但不断推进的发展道路。应当看到，从某种程度讲，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至今仍不是十分雄厚，市场程度不高。但是，1.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为我们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创造了条件，也逼迫我国文化产业不得不进入国际大循环。2.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进入小康社会的现实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内在的需求；3.特别是高新技术如IT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基础与技术保障；文化产业需要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也迫切需要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4.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也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模式：形成阶梯式发展与跨跃式发展同时进行并行不悖的格局；5.作为古老的文明古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的确是我们最足以援用的真正的财富，5000万全世界华人及亚洲汉语文化圈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在市场；6.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必须同时实施文化产业与文化艺术保护的双向对位性互补的策略。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
近十多年来，我国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战略决策大大解放了文化生产力，我国文化市场迅速开拓，文化产业迅速壮大，呈现出充满矛盾又充满生机的新的发展景观。其基本态势是积极、稳步、适时、渐进，发展势头总体呈现良好态势。
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文化市场。音像市场最早脱颖而出，初具规模；演出市场（以至商业体育比赛）渐趋成熟，冷冷热热；图书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工艺美术品市场沟通海内外，机制健全；而文物市场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则从无到有，起点不凡；电影电视市场起起落落，交易热烈；娱乐、旅游市场遍及全国，迅速壮大；文化广告传播市场，异军突起势头凶猛,特别是与网络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游戏、手机增值业务等一系列文化市场的建立健全，开拓了文化发展的现实途径，为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准备了现实条件。
其次，与文化市场的逐步建立相适应，我国一大批文化产业也逐步建立起来。他们要突破改革初期以文补文，以多业助文作为文化“谋生”的权宜之计的思维框架，而开始全方位的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网游业、广告业、音像业、图书业、高档娱乐业、电影业、电视业、信息内容业等率先走上产业化道路。
目前，我国以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为创作演出和制作主体的传统格局已被打破。过去在舞台演出和影视制作领域中，国有文化单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由它们确定创作项目，申请国家经费，组织艺术生产，通过上演、播放推出作品。现在，这种单一的所有制方式已经改变。一大批民营机构凭借资金、机制特别是人才优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和很好的经济效益。近年以社会力量参与为主摄制的电视剧和电影在影视作品总量中的比率越来越提高，已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与我国其它产业门类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起点低，不仅有与其它产业相同的资金筹措、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困难，还受到原有的“计划”文化观念的影响制约，因而在产业规模、经营水平、运作方式和经济效益上都无法与我国经济领域其它产业相媲美，尚不具备市场化的强大的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能力。
随着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兴起，与之相应的文化机制的变革也在不断发生发展。各业经纪人、制作人、拍卖人、人等新的文化经营者和经济流通经营环节逐步产生和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文化企业逐步发展，多种文化经营的运作方式也开始大胆探索、实验。可以说，我国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而又生机无限。
从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2004年，是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新的发展时期的第一年。从国际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一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消费结构依照产业发展下游化与需求的上游化、高档化、文化化的规律，将逐步向发展型、娱乐型升级，将带动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成为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基本也最可靠的推动力。
《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总报告披露，根据2004年初的2003年的数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结构都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0％。2004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前三个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增长11.6％，其中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增长52％，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居于首位。尽管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后，这一增长具有恢复性质，但仍能说明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增长开始提速。当然当前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主要集中于教育、旅游和餐饮娱乐服务费用支出，适时调整消费结构，解决当前教育收费等问题，城市文化娱乐消费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状况也有较大改善。2003年人均收入2622元，实际增长4.3％。2004年上半年人年均现金收入1345元，同比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同比加快8.4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增收最多的一年。
据《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总报告，从总量上看，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的3.1%.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如果按照GDP增长持平计算，2004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将接近3900亿。
从结构上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特点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为主构成的“核心层”有从业人员223万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的“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文化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的几个行业部门。从事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相关层”有从业人员629万人，实现增加值1858亿元，其发展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中占据了一半。
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面对飞速发展变革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实施我国当代文化的创新发展工程，以推动我国当代文化的更新发展，创新扩容，转换生成为与当代高新技术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新艺术。从科技方面来看，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已部署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步骤。在科学界，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联合推出了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技术创新工程”，教育部推出了旨在提高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水平、培养科技人才的“985工程”。这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但文化产业似乎被遗忘在知识经济与创新工程之外。文化似乎与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无关。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思维误区。难道当代文化产业不是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文化的发展不应包括在国家知识创新的体系之中吗？
实际上，如前所述，现代科学技术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新的高科技的文化娱乐方式不断创生。同时，文化也全面渗透到高科技产品之中。一切高科技产品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服务的，它们都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所昭示的生存的意义、意味和人的生命的本质。高科技产品也只有最终依赖人们对文化服务的越来越广泛全面的需要而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一种无关人和人的文化的高科技既没有必要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