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0 17:15:08
(一)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中”“和”精神。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中”“和”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庄子提出，是中国人对天地最初的基本的思维，该思想认为人与天不是处于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一个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一思想后经董仲舒进一步继承后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成为了儒家、道家和佛教的的重要观点。
(二)以“仁”“礼”为内核的伦理精神。孔子创建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其中，“仁”的思想的提出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根基，“仁者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思想根源逐渐演变为社会的伦理原理与道德情感。同时，孔子对“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观点，后来时期的荀子也很重视“礼”的观点，认为礼是节制人的欲望的最好办法。后来的儒家思想继承发展了先贤的观点，主张用礼来调节人的，成为了儒家核心思想之一。
(三)以“修身”为根本的道德精神。儒家思想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所在。从儒学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来看，儒学的精华在做人这方面体现的尤为重要。《论语》在学做人方面蕴含着很精髓的思想，其中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的根本是在修身，而且从天子到庶人，所有人都要以修身为本，这就是儒学的根本精神。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儒学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价值的提升，而人的提升要靠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实行，而不是靠一套规则的束缚来实现。
(四)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中，推人及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对推人及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其中《论语》中就记录着很多关于孔子推人及己的观点，“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该观点的体现。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合符规范，一个社会或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后来的墨家的“兼爱”思想也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后世的儒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儒家处理伦理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这种推己及人的伦理原则及其思维方式，在当今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也仍有重要意义。
二、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文化精神
(一)现代文化的含义。通常意义上提到的现代文化是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建构和发展的优秀文化。这种现代文化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精神而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二)现代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
1、现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之一。中国古代曾经有着灿烂繁荣的科学文化，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但是随着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中国渐渐在世界科学的发展进程中落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形成了“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思想。而在现在我们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时刻，必然要求我们弘扬现代科学精神，树立科技决定今天，科技决定明天，教育决定后天，文化决定永远的科学观点。
2、现代民主精神。现代民主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的另一个方面。中国古代的优秀思想中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但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使得中国长期与民主无缘。“五四”运动以后，被引进的西方民主观点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的更替，后来到当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最终形成现代民主精神。当今培育和践行“民主、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也要求我们必须弘扬现代民主精神。
3、现代法治精神。现代法治精神的含义在于一是要求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二是要依据法律法规治理国家(依法治国);三是公民自觉知法、守法;四是法治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民自由、平等的民利，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当今我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逐步形成和强化“依法治国”理念。
三、结束语
釉是陶艺的外衣，丰富了装饰内涵，提高了作品附加值，是艺术表现的重要形式，民族文化的象征。通过釉彩辨析，培养学生敏锐的感受能力、理智的认识能力、技能的适应能力。
1．综合装饰的文化价值
陶艺综合装饰的文化价值：发挥多种装饰材料和工艺技术的特性，使釉上釉下相辉映，高温低温相辅助，雕刻绘画相衬托，人工天然相结合，达到艺术创作的最佳效果。陶瓷釉上彩的综合装饰，多为高温颜色釉、现代陶艺、刻花瓷胎。高温颜色釉瓷画，是现代陶艺釉上彩的新工艺。而色釉瓷胎即使不装饰，也有绘画美感，但白胎瓷如果不装饰，就显得单调沉闷。白胎瓷任何部位都可以装饰，而色釉瓷胎只能选择空白或浅淡的釉面稍作点缀，增加观赏效果。色釉瓷胎绘画，要以精美的纹饰衬托，不能出现与色釉不协调的画面。釉中彩在1200℃高温中，把釉上颜料溶进釉中，烧成后既有釉下彩的柔和秀雅，又有釉中彩的鲜艳亮丽。
综合装饰构思要精致，注意画面与色釉和谐统一。色釉瓷适当装饰，有“锦上添花”独到的艺术效果。色釉瓷绘画，常选用花釉、红釉、结晶釉、乌金釉等，以局部绘画衬托色釉，注重点缀、衬托、协调，忌讳繁杂、闭塞、充填。现代陶艺突破了传统规范，出现了扭曲、变形、镶接、切割等器型，但主要是异型花瓶、瓷雕，既有具象纹饰，也有抽象装饰，多在色釉刻花瓷胎上装饰，或在口足部位、主体部位、口足之间，采用砂地开光的形式作画，产生深浅、厚薄、粗细、浓淡、素艳的线条和色彩对比，绘画与雕刻的对比，体现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特点。
2．单色装饰的文化价值
陶艺单色装饰的文化价值：吸收工艺技法，挖掘装饰内涵，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单色釉非常丰富，必须掌握釉性，尤其是装饰技巧。流霞彩用樟脑油稀释颜料，借鉴“泼墨法”，把料色点捺在瓷胎上，任其自然流淌，形成丝线般的肌理料痕，表现山峰、岩石的纹理，树干、荷叶的经络，山坡、草地的层次，产生天然的质感，而手工绘画不能企及。可用流霞彩创作，掌握料色和油剂的配制比例，结合传统的勾线、填色、洗染、罩色工艺，或在画好的瓷器上，用含煤油的料笔点染画面，产生纹理变化。恰到好处地体现传统工艺与现代技艺，使点、线、面和谐地融为一体。
胭脂彩用胭脂红颜料作画，以山水画为主，也可用于花鸟、人物画。胭脂红与粉彩玻璃白结合绘制雪景，素雅中呈现暖色调，园林楼台中的雪景，以胭脂红颜料绘画，有独特的艺术效果。珍珠彩用喷、洒、涂、抹、刷等技法，使陶瓷颜料与珍珠釉结合，产生独特肌理。具有油画、水彩的丰富层次。或借鉴国画技法，使料色在珍珠釉中自然渗化，以墨色为主，以彩色衬托，用笔迅速准确，料随笔走，画从意生。
颜色釉、乳浊釉料一般装饰建筑卫生陶瓷，具有较高的附加值。欧洲建筑卫生陶瓷，颜色釉均用金属氧化物颜料，如钒、铬、锰、铁、钴、镍、铜。由于环保要求，建筑卫生陶瓷多采用低质原料，瓷面粗糙不雅，用乳浊釉掩盖装饰，效果最佳。
颜色釉是金属氧化物着色的产物，色彩特性是其装饰的前提，红色釉料有祥和温暖的特性，黑釉有浑厚质朴踏实的特性，颜色釉综合装饰要充分利用其质地和色彩。颜色釉晶莹纯洁、色彩厚朴、鲜美纯正、质感丰富，给人沉着舒适的美感，利用不同色彩质地和色彩差异，利用不同温度和不同气氛，综合运用描金、喷绘、贴花、刻绘等方法，创作巧夺天工的艺术产品。颜色釉可以创作壁画壁挂，也可以创作瓶罐壶，体现人们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综合装饰，首先考虑材质及性能，其次器型及功能，做到因材施釉，因器施釉，由用之美到见之美，展示其无穷的艺术魅力。三、肌理装饰的文化价值
陶艺肌理丰富了材料结构和纹理组织，保留了创作的技巧和痕迹，提高了鉴赏水平，开创了装饰的技法，强调生意盎然的气韵、活力，构成美的造型，体现了气韵生动的精神境界。
1．肌理形成的文化因素
肌理是视觉要素，材料的物理表现，物质材料的组织结构和表面纹理，也称质地。随着历史的演进，肌理审美意识日益成熟，从其表面就可感到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工艺特征、材料特点，从陶艺的肌理形态，反映着人们的审美需求。故陶艺肌理可理解为：人们有意识地使用陶土或瓷土，经过制作、煅烧形成的表面纹理，如拉坯成型的旋纹，雕塑品的刮刀刀棱、窑火的向背面烧痕，综合反映材料结构、制作工艺，强调表面纹理组织给人的视觉、触觉的感受。肌理能传达设计者的情感，是设计观念的形象表现。在陶艺创作中，肌理能培养学生形体与空间的文化意象、提高材料运用的能力，使作品产生视觉冲击力。
2．肌理创作的文化价值
陶艺肌理的文化价值由材料性、制作性决定，它是制作痕迹和手工痕迹肌理的文化符号。①材料性肌理：由陶与瓷的自然属性所显示的纹理组织。主要受控于原料、工艺，特别是烧造的技术因素，如坯釉料的矿物、化学、颗粒组成，着色剂及坯体釉层物理成分，窑炉气氛、温度曲线和冷却速度等。陶瓷坯釉经高温煅烧，不但内部结构变得质地致密、不透水、抗酸碱，表面也产生透明、乳浊、析晶、裂纹、窑变等视觉效果。②制作性肌理：由人为作用产生的纹理组织。主要受控于人，作者有意在陶艺表面制作纹理组织：刻划、揉捏、拍击，挤压、模印、打磨、雕镂、釉下、釉上装饰等，黏土的可塑性、触变性、结合性及釉的表现性，直接记录着作者的形式技巧与生活感受。
肌理取决于陶瓷材料的矿物组成和工艺过程，具有科学性和自然性；制作性肌理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意念和审美水平，具有人文性。但两类肌理都是实践的产物，陶瓷肌理的表现及审美不但承载着科学技术，而且展示了时代风貌和价值观念，表现了“用”与“美”的关系，具有文化符号特征。传统陶艺强调实用和审美。现代陶艺强调审美和实用，注重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陶艺的审美理念，把粗砺、残缺、怪异引入陶艺，把特殊的烧成方式以及材料的演化引入陶艺，肌理不但没有因为实用功能的消失而减弱，反而由个性化技术变得丰富多彩。
3.国外陶艺肌理运用的文化特征
美国陶艺家彼得·沃克思，受抽象派和行为派影响，尝试抛弃传统形式的制陶方式，以放任、偶发、自由的形式充分体现黏土的率性，展现艺术家情感，他的作品留有开裂、斑孔等瑕疵，彰显创作过程，记载人与水、火与土的交流。美国陶艺家玛丽莲菜文，善于用陶艺细腻地模仿布料、皮衣、皮包，称为“旧皮货”系列。采取泥板成型，填入各种软硬适度的化纤织品，使泥土的柔软性更接近皮革效果。皮革上的拉链、金属、扣环则采用注浆、压模等方式，具有逼真的感觉。西班牙陶艺家萨诺维斯·科拉迪的作品《窑烧之夜》，把烧制温度和还原气氛掌握得恰到好处，“火”的艺术演绎得惟妙惟肖，呈现出天然的情趣，烟熏、针孔、桔釉、气泡、缩釉等传统陶艺的瑕疵，却成为现代陶艺的崭新语言。
泥、釉、火是陶艺教学的核心，陶艺较一般艺术更显复杂。一般艺术的媒介只有工具和手段，媒介的物质形态不会发生改变，如国画的宣纸、墨、颜料等，完全受控于作者的意志，构思和运作具有必然性。而陶艺创作从构思到成品，不仅具备一般艺术的属性，而且还要接受火的再创造，通过温度和气氛来表现创意，适合新工艺技法，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二、陶艺教育的意义
1．素质教育的趋势
面向21世纪的国际教育研讨会确定了素质教育的标准:①积极进取，开拓精神；②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对人类的责任感；③在急剧变化和竞争中，有较强的适应能力；④有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⑤学会学习、适应科学技术领域的综合化；⑥有多种个性和特长；⑦具有与他人协作和进行国际交往的能力。欧洲高校认为不能只培养“经济动物”或“机器人”，造就单纯的社会生产力。日本倡导文化艺术立国，科学技术创新立国。英国十分重视人格训练，一方面开设西方传统文化课程，另一方面注重研究东方文明。
中国传统教育严格按学科专业分设，课程体系相对封闭，学科之间很难实现交叉与跨越，致使学生的思维狭隘。而现代课程要求把先进科学、技术、文化成果完整及时地充实到学科中，促进各学科高度融合，走课程综合化和多元化发展之路。2002年，教育部颁布的《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规定：分类指导，因地制宜，讲求实践的方针，遵循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科学求真，艺术求美。人文是科学的导向，科学是人文的基础。陶瓷艺术涉及自然、社会领域，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是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陶艺作为一门艺术，属于人文范畴，但它却打破了文理专业壁垒，融合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改变了学生知识的单一结构。
2．陶艺教育的模式
陶艺不像音乐、绘画仅有欣赏价值，而且具有实用价值，是文理艺工融合的典范。陶艺教育有利于资源配置、观念更新，教育模式可概括为：一条主线: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科学实践能力；一个动力：优化陶艺教学体系,提高教学质量；两个方式：实施层次化、开放式教学，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三个支撑平台：一是教学管理机制平台；二是人文资源应用平台；三是创作实践保障平台；学生要增强创新精神，强化探索意识，提高实践能力，促进综合素质协调发展。学院要通过实验研究，锤炼师资队伍，使陶艺特色教育水平步入新台阶。在社会层面要形成陶艺教育的新模式，为实践型教育改革提供范例。
陶艺教育兼顾造型、制作与原料、烧成，从“由技入道”到“由理入道”，重技法，有思想，强调体验性，做到科学和文化结合、实践和理论结合、中西和古今结合。陶艺创作指导分三个步骤：①创作选题，依据陶艺创作原理，首先选择设计性题目，学生可用手工或计算机完成；②不仅要考虑到科技的先进性、完整性，还要估计艺术创作的可行性；③考虑学生的差异和实践的难度，安排难易不同的选题，让自学能力强、兴趣浓的学生进行综合设计，反之进行基础设计。
参考文献：
[1]（日）柳宗悦．民艺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8．
[2]（美）阿瑟·艾夫兰著，邢莉等译．西方艺术教育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
本文作者：胡剑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原因
(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熏陶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是具有文化自信的前提自幼年起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入手,接受起儒家传统文化。虽然幼年的对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不甚喜欢,但是这些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得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的使用。[3]6-7《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更是让幼年的欲罢不能,这些小说的影响及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岁月。据统计,“选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原文,而是儒学经典论述。到一九六六年,的藏书已达几万册,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收录其中。[6]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批注。通过广泛而又深刻地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各家经典,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还造就了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更培养起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二)湖湘学派的经世学风与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对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宋明以来,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3]21这种学风对作为湖南人的影响甚巨。生长于斯,自然被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所感染。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曾认真研习过开湖湘一代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王夫之的学问。近代以来,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投身于政治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这些湘籍学人或阐发启蒙思想与维新思想,或整军经武、驰骋疆场;或兼“传教”与“办事”。虽则有些湖湘学人的所为有违历史潮流,但从总体而言,这些湖湘学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的功绩极大地鼓舞了同样身为湖南人的。早年对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与杰出贡献非常景仰,对自己身为湖南人极为自豪,这种感情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三)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是文化自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被动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刺激下进行的。从文化角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文明以武力做后盾,以一种入侵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并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地冲击。所以说,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每个中国人心间造成的苦痛必定在文化领域有所反应,这种亲身经历的苦难必然会造成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必然会造成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一定程度上地抵制;必然会造成每一个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是生活在国家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年代,国家的现状对早年产生了深深的刺激,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强烈的愤概。早年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代表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研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学习和研读的目的是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是以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文明的,而他的内心是不赞成西方文明的。这从一九二O年为发起文化书社而撰写的文章中可见端倪:“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7]这一方面说明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上,另一方面说明对传统西方文明表示否定。(四)西方文明日益显示出的弊端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对于封建社会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武器,但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发展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反动,先前鼓动人民进行反封建的信条渐渐变成欺骗人民的空洞口号。对西方社会政治上的反动认识地非常深刻。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就写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虚伪面目。“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8]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拜金主义,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无处不在。“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秩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些与中国人重伦理、讲道德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深恶痛绝。自二十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虚伪性、侵略性更加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财富的集中及与此相对应的人民群众的贫困、资本主义社会间歇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放荡腐朽、资产阶级对国内人民的压榨与对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这些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10]这些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造成了苦痛,给全世界带成了灾难,而且增强了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五)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与目的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早年即立志探求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大本大原。虽则早期理解的大本大原与后来的认识有差距,但是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和建设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才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这些问题一直是思考和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认为,从改造中国之目的出发,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需要求得对中国问题的根本了解。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47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愈发认识到研究中国国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严肃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认为,在中国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同志不能言必称希腊,而应该“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5]801号召全党同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之的。这种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既是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动力,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1]166可见,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本民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与掌握。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12]目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第一,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取得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国民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也在增强。但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文化强国的角度观之,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力度似仍应加大。现在的一些学生言必称美国,对韩流、日流也是趋之如骛,对待自己的老祖宗,则对不住,忘却了。长期以往,不仅伤及国人的文化自信,甚或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文化渗透固然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不够。在国民教育中,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研读经典。第二,要创新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有错误的认识和感知。他们见到传统文化就如同见到一位不拘言笑、刻板生硬的道学先生。这种面目可憎的形象必须除去。在新时期,必须要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承形式,通过各种富有时代性、新颖性、乐趣性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就通过贴春联、唱民歌、挨家挨户拜年、跳秧歌、写墙报、画壁画、讲民间故事等方式传播先进文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方式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也应该积极利用网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并应该积极努力思考如何开辟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去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13](二)吸取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以融贯中西的视野看待世界文明“‘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1]166文化自信即需要对本民族文化深深的热爱与了解,也需要开阔的胸襟与世界的眼光。具体而言,第一,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文化自觉不是要求全面回归我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求我们在学习、知道、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以一种开放豁达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以这种旷达的心态学习、吸纳中外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成就其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胸怀。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经济上的闭关会导致民生凋敝,文化上的锁国将自绝于世界文化之路。各国文化上的互相借鉴、交流,甚至碰撞,是有益的,它即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第二,抵制与摈弃其他民族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但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4]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做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任意贬斥其他国家优秀文化。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反映。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多次对西方国家腐朽伪善的一面加以揭露。这些言语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一些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袭,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摒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思想。第三,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5]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初显成效。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数以百计,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当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仍需要一代代优秀的中国人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种子。(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力资源。在现阶段,我们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第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真理,但是这一普遍真理若不能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面目就不会改变,各项事业就不能取得发展。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24],也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表达、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使之成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新文化。第二,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意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虽则有些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已经在现实中无施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内容却可以在新时期得以重新阐释,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应该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蕴,应该在今天丰富的改革、建设实践中重新审视、发掘传统思想文化宝库,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阐发、新的意义与新的发展。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帧薄＃?］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时代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日趋频繁，大学生在宿舍一起讨论，不在乎细枝末节的个人行为，或忧国忧民，或指东骂西，毫无顾忌。这就使得公寓文化主题常常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其三，潜在性。公寓文化往往表现出学生在教育者视野之外自由、独立、天性的一面。公寓文化的这种潜在性要求主要表现在“通过各种宿舍文化活动及公寓内外的环境，于潜移默化之中来感染学生的情绪、陶冶学生的情操、美化学生的心灵，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3]。在这种潜在的文化氛围中，如何将公寓文化中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引导为每个成员的自觉行动，内化于每个成员的道德自觉，是高校管理工作者需要重点思考的方面。
高校学生公寓文化的价值构成
1.高校公寓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具有审美传播价值。公寓文化是校园文化在学生生活区的延伸，当学生生活区由原来单一的住宿功能扩展为文化熏陶、审美娱乐、联络感情等多重功能时，公寓就成为审美传播的重要场所，其作用和价值越来越突出。在公寓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吸取校园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使之成为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如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寓文化活动，陶冶大学生的审美情操，建设优秀的学生公寓文化，引导他们将自己的理想置于学校的培养目标上来。
2.公寓文化是加强高校优良学风建设的需要，具有德育导向价值。公寓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新课题、新概念，它打破了传统班级建制的单一形式，使得同一楼层、同一居室的成员关系相对多样化、松散化，寝室逐渐成为高校的“细胞”。在这种情况下，以学生宿舍为重点，建设良好的公寓文化已成为高校学风建设的重要方面。通过良好的室风建设，保证每个学生有一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让学生公寓从心理上成为学生的自由与安逸所在，最终形成以公寓为主要空间的群体文化。
3.公寓文化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二阵地，具有心理调节价值。公寓是学生个性表现最真实的舞台，是思想内在品质暴露最明显的场所。公寓内部的整体布局、卫生状况、宿舍成员的人际关系、道德水准、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内容都成为学生受教育的“亮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应有意识地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移向学生公寓，充分利用公寓文化教育面广、教育形式多样化的优势，使宿舍成为面临巨大压力的学生的缓冲带，重新找到新起点、新方向的依托点；以公寓文化活动为载体，开展以公寓为单位的有意义的娱乐活动，丰富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使学生在活动中调适心理压力，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高校学生公寓文化的构建对策
由于高校公寓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公寓周围过多的商业活动，使高校的公寓文化表现出多维性。“物质制度层次的建设已开始显示出重复建设的苗头，再不努力挖掘和开发物质设施和规章制度的精神文化意义，必将导致学生公寓文化始终处于一种低水平状态，发挥不出学生公寓文化在高校教育管理中积极而重要的作用。”[4]为此，要突出公寓文化的精神内涵，美化生活环境，提升公寓文化建设的层次和品位，形成健康向上的公寓文化，将公寓建成文明有序的温馨家园和学生乐于向往之地。在这方面，要通过优良校风建设，增强学生在公寓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帮助学生形成勤奋严谨和勇于创新的优良学风，增强公寓文化的辐射力和覆盖面，形成良好的文化建设环境；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提倡体现时代精神的主导文化，不断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发挥其在学生公寓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高校应通过大力扶持和开展适合公寓特点的富有思想性、教育性、娱乐性的文化活动，发挥公寓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教育作用；转变观念，强化阵地，用先进文化引导学生抵御错误的思想观念，提升公寓文化建设的层次和品位。
学生住在同一公寓中，思想上、心理上、行为上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不少学生做事我行我素，集体主义意识弱化，社会理想淡薄。为此，强化学生公寓建设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以约束学生的各种不良行为，使学生的个性与规范所要求的共性相生相存，保证学生有一个良好、有序的学习生活环境，并用制度、规范约束自己在宿舍中的行为。与此相关的是，近年来学生抱怨公寓文化软件建设滞后，文化生活贫乏，致使一些思想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在这方面，可将学生党建工作延伸到学生生活，实现党建进公寓，保证教育渠道的畅通；以相邻宿舍为单位建立党小组或党支部，实行“党员宿舍”挂牌；通过开展寝室党建、团建和思想教育活动，公寓之间知识竞赛、宿舍评比活动，加强公寓活动站之间的联系，拉近党组织和学生的距离，还可以零距离地了解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动态和表现，形成一种支部培养发展和公寓党组织考察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使学生在学习之余、教室之外依然可以获得思想教育实践的机会，实现党建工作在空间上的有效延伸。
在学生公寓中建立公寓管理组织是加强高校公寓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可以由学校主管领导牵头，学校相关部门参加并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寓文化建设工作机制，健全学生公寓管理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学校主管部门要通过发挥党团组织、学生社团等力量在公寓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用，加强对公寓文化建设的指导，使公寓文化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本文作者：冯立磊 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作者：邓佑玲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构成
其构成可做如下粗略地分析:首先，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表现为物质形态的资源，是其衣食住行活动及其活动的过程与成果。从存在的样态来看是居于文化艺术表层的、可见的物质形态的资源。从各民族衣食住行生活中的取材、结构、造型、款式、空间利用、功能分区、装饰工艺等方面，均能体现少数民族感知、认识、想象、征服改造宇宙自然中的智慧和能力，表现出少数民族敏锐细腻的感知能力、观察能力、认知能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审美创造能力。如秦淮以南农耕民族的服饰，燕山长城以北及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服饰，从材质、款式、制作、挑花刺绣工艺、装饰等既彰显地域特性、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性，也标示着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性。再从各民族的建筑而言，藏族、哈萨克族的帐房，蒙古族的蒙古包，傣族的竹楼，土家族、苗族的吊脚楼，羌族的碉楼，黎族的船型屋等民族建筑，无不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杰作。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其文化艺术资源的物态化载体。在物质层面从其性质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种不同于煤炭、矿石、石油、天然气等形态的物质资源。从其功能来说是以满足少数民族基本生存、娱乐和审美需求为目的的物质文化。其次，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存在于其深层的，满足其娱乐、归属、信仰、心理、认知、审美的精神文化，以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音乐、舞蹈、美术、宗教、哲学等精神文化形式存在，积淀着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对自然山川、花草虫鱼、天文宇宙、人际社会和人自身的感知、想象、理解、认识及所形成的生命观、幸福观、爱情观、宇宙观等观念。如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就是维吾尔族与戈壁、沙漠、绿洲对话时灵魂深处的哭泣、对抗与和解、喜悦与欢乐，是肉体在时空中湮灭后精神的遗留，是集中反映维吾尔族人喜怒哀乐之情感、善与恶之认识、美与丑的观念的艺术。以其演奏的乐器而言，就有热瓦普、手鼓、萨塔尔、艾捷克、胡西塔尔、笛子、维吾尔族扬琴等丰富的乐器种类。从木卡姆中的几句歌词足以看出其功能与价值:“我的萨塔尔琴以生命的纽带为弦，它能慰藉不幸者，予其悲怆与凄婉。我深深投入于木卡姆使之萦回于心，若耽于爱的憧憬即弹奏于伊人尊前……”［2］(P10)。“心灵的秘密用文字永远书写不尽，爱情的神话用书卷永远解释不清。世上花儿有刺，珍珠与贝壳紧紧相连，哪有不受苦的手艺，不受折磨的爱情。”［2］(P28)歌唱生命、爱情的魅力，解说生活的道理与人生的哲理。许多民族至今仍通过故事、民歌、谚语、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表达其鲜活的感知与丰富的情感。每个少数民族的表层物质文化和深层精神文化构成民族文化整体，并在不同层面表现各民族的精神及其民族个性。其丰富的存在不仅是维护民族精神文化生态平衡的基础，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促进和丰富人的感性、心灵、情感，促进人格完善、人性升华的重要途径，表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正是当下我们急需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审美教育资源。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特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资源库，从开展审美教育的要求来说，这些资源具有以下特征:(一)原生性千百年来，由于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的制约，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实践没有走上职业化、专门化、学院化、理论化、系统化的道路，具有显著的原生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就是其日常生产生活本身。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丰富多彩，但无论音乐、舞蹈、美术、文学、戏剧，还是建筑、工艺、服饰等都不是专业化的，而是与其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就是其生活本身。在少数民族中，几乎没有专门从事艺术活动的职业划分，在田间地头，在中堂聚首，在节日礼仪，在篝火晚会，舞蹈和音乐交相辉映，人人都是歌手，人人都是舞者。在建筑群落、生产工具、日常器具、穿戴服饰上，美术、工艺无所不在，无一不彰显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感知、对世界的认识、对美的追求。因此，许多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感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以质朴纯真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出他们“艺术化生存”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专门的剧院，也没有专门的舞台，但是，他们生活的整个地域既是剧院又是舞台。他们没有专业的艺术家，也没有专业的艺术院校，但是，他们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民族艺术审美的传承者。因此，要想了解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入他们的生产生活。反过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教育资源。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传承的习得性。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传承十分独特，既没有专业的学校，也没有专门的职业教师，家庭和社会的代际传承是主要方式。以学习刺绣为例，刺绣是既实用又有观赏性的十分精巧的工艺美术，对刺绣技能、技巧的传授和学习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教育。我国苗、瑶、土家、布依、哈萨克、黎族等民族在教与学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一般往往是自幼学艺，个别教授的，担任教员的一般是祖母、母亲、姐姐等亲属，而且学无定规，不用教本，完全是经验传授，学用结合，经年不辍。再例如少数民族的建筑，建筑的过程既是工程的建造过程，也是年轻一代向长辈学习的过程。长辈既是施工者，又是教师，年轻人既是工程参与者，也是学生。年轻人在参与实际的房屋建造过程中，自然习得老一辈的建筑技术、建筑工艺和审美观念。三是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存在形态的混合性。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虽然丰富多彩，但大多数都和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既包含着民族审美的精神追求，也满足了生产生活的各种功能需要。从实践来看，我们很难在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宝库中找出比较专门化的、纯粹的艺术作品，它们大多既有其实用的价值，又有宗教的、象征的、审美的等多重精神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审美是人类超功利的精神追求，但从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来看，这一点需要具体分析。从人类审美历史来看，审美实践的突破性发展在于它的独立化，需要有职业化，使审美活动在实践的基础上有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由此看来，我国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是处在非职业化的阶段，他们的审美文化产品具有功利的深刻烙印。对此，我们不能用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去衡量少数民族审美艺术资源。但在理论上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审美资源的原生性正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人类审美实践的活化石，需要大力研究、开发和利用。(二)地域性我国少数民族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呈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且大多居住在中国版图的边陲地带。由于其分布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文化艺术审美资源的占有上和审美实践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特色。我国少数民族居住条件差异较大，有高山，也有平原;有草原，也有丘陵和水域。蒙古族的长调、苗族的山歌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广漠草原和崎岖丘陵等不同的自然环境。二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是其审美活动的核心内容，土家族的农耕生产方式只能孕育出摆手舞，而不可能产生反映海洋文明的渔猎工艺。三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浓厚的乡土气息。一定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只能产生相应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侗族大歌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等等，它们反映了侗族和维吾尔族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而打上地域文化的深刻烙印。(三)民族性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不是个别人的创造，而是全体民族成员世世代代审美实践的结晶，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作为对这种历程的反映，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是重要的载体。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歌赋、音乐、舞蹈都对本民族的发展历史有充分的表现。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民族文化包括许多方面，在狭义上主要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等。少数民族的审美资源是和这些民族文化元素相互交融、共生共存的。我们不可能想象壮族的山歌用的是维吾尔语，也不可能想象朝鲜族的舞蹈表现的是对基督的虔诚。三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各民族审美文化的主题。我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实际上就是展现各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宝库。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功能与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指汉族文化艺术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的总体。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整体。各民族文化艺术既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历时存在，也是当下多样性的共时存在，从其内涵来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资源、审美资源、文化资源。与欧美现代文化和汉族文化艺术比较，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拥有其独特的文化发展模式和民族精神个性。以少数民族艺术为核心的审美教育资源，在其物质形态和内在精神方面呈现出的民族性、多样性、原始性等特征，在激发、启迪人的审美洞察力、感知力、想象力、丰富的情感方面具有无限丰富的资源优势。甚至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以至他们的整个人生是近于“艺术化”的。如人们常说:“少数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说明能歌善舞近乎于少数民族的一种本能的行为能力。而从少数民族的后天生活实践而言，正如侗族民谚所说:“饭养身子歌养心”［3］，说明音乐艺术在陶冶其精神、养育其身心方面的作用。对比受“工具理性”甚至拜金主义熏染的现代都市人群、都市生活，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更富有人性和丰富的情感特征，更具有生活家园感。虽然部分少数民族曾一度处于与世隔绝的边缘状态，甚至被认为“落后”、“原始”，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看，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是人类发展处在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可能处于较低阶段，但是，从审美文化、精神文化的意义上说，审美体现的是不同族群对宇宙自然界，对人自身生命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存在高低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更不是不断更新换代的科学技术。因此，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民族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我们认识和升华人性内容和品格的不可多得的资源，其中的审美教育资源尤为值得关注，是现当代人们通过审美维度认识和完善人性的不可替代的参照系，也是发展国民审美教育的不可多得的丰富源泉。
（一）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大学生已成为新媒体使用的主力军2013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网民4.2亿。其中，大学生是新媒体工具的重要使用群体。新媒体已经像空气、阳光一样，使当代大学生处于了“媒介化生存”状态。其传播的多样性、广泛的覆盖性、良好的交互性和便利的即时性，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开阔视野、交流思想、传递情感、休闲娱乐、宣泄压力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让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别样生机。新媒体对大学生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创造了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优越条件。
（二）新媒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了载体，搭建了平台相比高校以课堂、宣传栏、校园广播等传统载体而言，新媒体有力地提升了校园文化的科技含量和建设水平。深受大学生喜爱的QQ空间、校园网、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博客、微博、微信、手机报、电子邮件、网络视频、社交网站、电子杂志、播客、IPTV（流媒体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具有以往任何一种传播技术和媒体工具都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运用新媒体各类载体和平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并有利于师生之间进行平等、亲切、自然的沟通，改变了“我讲你听，我说你做”的传统的教育模式，可以有效调动大学生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校也能通过新媒体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思想动态，可以快速主动地传播正确的思想、理论与政策。
（三）新媒体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持新媒体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形态呈现主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信息内容，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资源。学生可以利用手机、电脑等从互联网上获得大量的教育资源，进行交互学习。而且也因新媒体内容资源更具有故事性、人情味和现场感，也就更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高校师生思想道德、观念态度、行为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进而引发正向的连锁反应，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效。
二、运用新媒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法路径
（一）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一是利用校园门户网站、手机微信、网络视频、电子杂志等新媒体手段充分展示学校的办学历史、办学理念，做好校训、校歌、校风、学风等的阐释宣传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广大师生热爱祖国的情感，加强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自觉性，诚信做人，塑造全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和学校的和谐发展。二是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利用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博客、微博、播客、IPTV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三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微博文化中，积极培育“网络大V”，以微话题、微讲坛等形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参与。
（二）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要有效利用QQ空间、校园网、博客、微博、微信、手机报、网络视频、社交网站、播客等新媒体技术，运用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展现和宣传学校的图书馆、教学楼、学生活动中心等校园硬件设施及校园绿化美化、风景特色等自然环境文化的人文魅力，培养师生的拼搏进取精神、爱校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创新意识，使广大师生在怡情冶性、提升境界、完善人格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
（三）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一是要以生动具体的新媒体形式积极普及率校园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广大师生的民主法制观念，对师生的言行进行规范、引导和激励。二是依靠新媒体大力倡导依法治校理念，增强师生的法制意识，维护师生的正当权益，对学校的美政、善政通过新媒体予以宣传褒扬，对学校不尽如人意的规章制度提出合进改进意见。运用新媒体的力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的制度建设，促进学校形成公正法治的凝聚合力。（四）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一是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的读书研讨、学术讲座、科技竞赛之中，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报效祖国的激情。二是利用新媒体组织、参与、分享高校的辩论赛、文艺晚会、演讲比赛、书法比赛、摄影大赛、运动会等，深入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融入到高校文娱体育活动中，发挥文娱活动传播正能量的积极作用。三是充分发挥新媒体互动性强、参与广泛的优势，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相关活动，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身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构建新媒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
（一）努力优化高校新媒体运用环境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全面学习新媒体技术，深刻把握新媒体环境下的教育规律，转变传统“居高临下”的灌输教育观念，切实提高自身思想理论水平和新媒体宣传能力。此外，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到新媒体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创新作用，在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基础上，把新媒体变为改进和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的先进工具，使高校校园文化符合“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要求。
（二）大力强化对高校新媒体舆情的引导监控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海量信息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会因其中低俗不健康的信息影响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这就要求高校一方面要大力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传播科学真理，宣传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并通过培养网络正能量“意见领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新媒体舆情，争取掌握网络话语主动权；另一方面要发挥高校的人才技术优势，与电信网络运营商合作，积极开发高新新媒体监控软件，强化技术监控能力。
（三）着力提升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和文化选择能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深刻地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以及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其中，基于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调整、社会自主与社会和谐构建所应遵循的核心价值原则，而在这一价值原则中，重点是法治。
1.关于法治
法治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法治”的对立面就是“人治”，是对“人治”的全面否定。就价值观而言，“法治”追求的是公平正义、民主人权，其核心是自由与平等，而“人治”则是专制与等级特权的象征；就法律理念而言，“法治”充分强调法律的主导地位，“人治”则是把法律当作一种治理工具，法律是统治者和特权阶层为统治和奴役人民、维护自己利益服务的。世界上最早提出“法治”这一概念的是古希腊圣贤毕达库斯，但他的观点是带有批判性质的，认为法治不如人治。后来，亚里士多德对“法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4]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致，认为国家应当实行法治。资产阶段革命后，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以及德里希•哈耶克等西方各国思想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法治理论，使法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法治文化逐渐形成。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是我国正在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所谓“法治”，就是强调法律的绝对权威，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依靠法律来规范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方式，任何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活动，都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法治高度重视。党的十对法治进行了新的定位，即“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5]
2．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作为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社会文化体系，是指法治在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中的意识、原则、精神、行为及其价值追求的具体呈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根本要求，为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十报告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高等学校作为培养人才、传播高深学问的地方，既是思想的高地，又是文化的高地。在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和依法治国的社会大背景下，高等学校不但不能袖手旁观，而且应该成为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和法治建设的生力军。
3.高校法治文化
新时期以来，特别进入新世纪的最近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高度重视，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可喜的巨变，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力今非昔比，大为改观，但高校文化建设特别是法治文化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要在进一步完善相关高等教育立法的基础上，通过依法治理和广泛的法治宣传教育，构建高校主体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最终使法治成为高校治理的普遍性规则，促进高校主体以“文化”的自觉性践行法治精神，真正地体现依法治校。
二、当前高校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校，应该坚持依法治校，包括领导依法管理、教师依法执、学生遵纪守法，而依法治校的核心，是着力加强高校法治文化的建设。但是，当前我国高校的法治文化建设还面临着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薄弱，缺乏驱动力
被形象地比喻为象牙塔的高校，由于其社会职能的特殊性，长期以来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存在。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使得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被有形或无形的围墙阻隔在外，而成为一块难得的净土。这无疑是它令人艳羡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长期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无形之中比较薄弱。此外，高校管理的行政化，造成了学校依法管理的意识不强；高校重思想政治教育，轻法制教育，再加上高校教师只注重教学科研，学生只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而不重视或忽略了法律知识的学习，致使师生的法制观念淡化。因此，在高校，依法治校虽时常被提及，但还不能成为全体师生的自觉行为，师生们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学习和传播，缺乏足够的内在驱动力。
（二）校园法制宣传教育的氛围不浓厚，缺乏感染力
众所周知，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与科研，自然地，大部分学校对法制宣传教育明显不够重视。有的高校法制宣传教育的制度形同虚设，经费投人不到位，人员安排不合理，甚至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人员安排，需要时临时凑合，应付了事。由于学校不够重视，因此，法制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很难形成。学校的讲座很多，但普法讲座很少。学生的活动很多，但关于法律知识宣传的活动很少，即使有，参与面也非常有限。偶尔有针对师生的普法知识竞赛，但大都是做做样子，走过场，大家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三）法制教育和宣传的方法陈旧单一，缺乏吸引力
据了解，当前我国很多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和宣传的途径仍然单一，法制教育和宣传的方法仍然陈旧、刻板，对广大青年学生缺乏吸引力。由于学校不够重视，加上网络时代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观念对高校的冲击，很多讲授法律课程的教师没有进取心，不把教书育人当成自己的事业，上课成了一项被迫完成的任务，讲课照本宣科，学生听起来枯燥泛味。此外，校园法制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很老套，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很大一部分高校的主要宣传阵地仍然是黑板报、展板、横幅和宣传橱窗，受众面有限不说，主要的还是让人很难提得起兴趣。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最重要内容，其核心是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在高校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重点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笔者认为，高校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培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法治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不同维度分别确立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价值。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在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才是一个美好的公民社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公民。高校师生只有明确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明确法治之于自由、平等、公正的重要性，才会自觉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树立现代民主法治的思维和理念。学校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教育和引导全校师生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以及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将法治信仰植根于广大师生的心灵深处，将法治理念贯穿于学校法治建设的全过程，为学校的法治文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搭建各种平台，采取多种途径，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
学校各级领导要加强重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按照教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的要求，把法治文化建设纳人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学校要依托校园媒体，如校园网、校报、校广播电视台和LED显示屏等，以及QQ群、QQ空间、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文化，做到让法治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让把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要注重法律宣传教育的不断创新，告别以往的简单说教，从师生感兴趣的法律热点问题作为切入点，进行多种形式的普法宣传，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教育，从而自觉接受法治理念，维护法的权威，弘扬法治文化。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教育功能，大力开展法治文化教育活动。
（三）强化法治文化宣传教育，着力培养师生的法治精神
十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6]人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不是天生就有的，高校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要将法治的口号变成师生自觉的行动，法治文化的宣传教育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学校要向师生广泛传播法律知识，更要通过法治文化的浸染和深入渗透，让广大师生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精神。除了通过校园媒体和自媒体进行多渠道、多角度的法治文化宣传外，还可以通过开展法律讲坛，法治文化沙龙，法治文化征文、法治文化演讲比赛、法律知识抢答赛、辩论赛和校园模拟法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播法律知识，传递法律意识、传承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使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成为校园文化坚不可摧的一部分。
（四）认真研究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治实践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建构“价值理性”文化理念的途径和方式，即通过文化批判、文化建构和文化教育来强化、确立和普及“价值理性”文化理念，以摆脱工具理性理念的独断控制，完善人类的文化理念。其别强调了人文学者的使命。
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实践是在一种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进行的，但那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理念和“人类征服主义”的价值取向，它日益凸显、膨胀，以至排斥价值理性，并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逐渐使人类用控制自然的方式来控制社会和人自身，把技术的物化模式渗透到社会文化的生活层面，这必然使得文化世界、生活世界被技术化、“物化”、非人性化，导致“全球性问题”的姆发和人类的精神危机。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实践要健康地发展并克服其异化效应，必须确立“价值理性”的合法地位，使“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
一、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
“生存世界是‘意义世界’的现实基础，哲学对‘意义’的追问应研究现实生存世界中的困境与矛盾，问题意识是哲学的本性，它引导人类有望找到超越生存困境的‘合理性”。哲学的方式”就是反思的方式，“哲学的立场”乃是批判和超越的立场.作为当代新的哲学范式的文化哲学就应当承担起反思和批判的使命，关注现实，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给以解答。
文化哲学的兴起与人类生存境遇有关。工业文明及其结果将人类带进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之中，使人的生存和生存基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类愈来愈生活在一种非自然的文化世界之中。随着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膨胀，物质财富的增长，发生了人的异化和反主体性后果。这使得人类对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以哲学的方式对文化和文化世界进行整体性地把握成为必要。文化哲学的兴起源于人类的生存境遇，对生存困境的关注导致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必然要对人类生存困境问题和危机作出回应。
文化哲学的兴起与文化批判的自觉分不开。哲学要真正关怀人，关怀人的生存境遇，必然诉诸文化批判。文化哲学的兴起是文化批判的转向，另一方面文化哲学的建构又必须以自觉的文化批判为前提。面对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西方一些著名的文化哲学家、思想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批判意识来关注人类社会和人的存在，他们的理论焦点集中在社会现实批判和文化批判上。如斯宾格勒对“西方的没落”的检讨反思，海德格尔对“技术异化”的批判，霍克海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马尔库塞对“单面人，的揭示等。只有基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的思考，对人类命运、人类切身利益的关注，才会创造出真正体现人的生命本质的文化。文化批判以自觉的理性反思为根基，它标志着人类精神的觉醒。文化批判的根本目的正如美国学者詹姆逊所说:“只要我们对现在的社会矛盾、文化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就能对将来产生比较强的影响”。
文化哲学是从文化的视野出发来关注、探讨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的，对人的关注与重视是贯穿文化哲学的一根主线。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最真实的生命就是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就是人的生命。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唯有通过文化才能体现其本质特性，人与动物界的区别，人的需求、能力和发展程度，都在文化世界中反映出来。文化哲学把关于人和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同实证的文化批判结合起来。它的根本任务就是真正使哲学理性直面人的文化世界和生存世界，把文化批判与当今世界人类普遍关注的深层问题结合起来。
文化哲学的兴起源于人的存在危机，它与人的生存境遇直接相关。批判和反思是文化哲学的内在规定和生命力所在，文化哲学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植根于对人类存在的现实关怀基础上的一种终极关怀。文化哲学对人的关怀的理性思考将有助于人的发展与完善。文化哲学的兴起标志着哲学人学化的转换，这是对实践层面基露出来的人类生存困境的文化危机的反思与批判。当今的全球性问题、人类的“异化”、“物化”处境是人类实践的结果，文化哲学正是要揭示工具理性的极端膨胀是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并提出价值理性的深刻意义。价值理性才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以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实现科学与价值、知识与意义、真与普的协调统一才是文化哲学的基本精神。
文化哲学告诉我们要以理想的、合乎人性的文化理念来引导人类实践。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指向人文世界的哲学活动在于对生活意义的追寻，而意义的追寻必然指向未来，指向理想。文化哲学之“思”通过对生存世界理想目标的设计，在生存世界之上建立一个“意义的世界”，藉此意义世界把人类生活引向更高的境界。通过文化哲学对人类文化和人的生存状况的反思、批判和引导，人类实践必将朝着合乎人性的方向发展，人的生存也将会更合理、更完善。
文化批判是文化哲学的实践层面，是文化哲学与现实直接接集的部分。文化批判以文化整合和最终统一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为理想，旨在推进现实的实践。文化批判是一种总体性的深层批判即关于文化理念的批判，是确立“价值理性”的前提，其目标是建构符合人性的价值观。就当代的实践状况而言，文化批判的首要任务是“工具理性”文化理念批判，意在强化“价值理性”信念，把“价值理性”推进到实践中去。工业文明以来，“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弱化及两者之间的冲突导致了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科学技术发展导致了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以及人的片面化即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文化批判就是要真正唤醒人内在的批判意识和超越性，从而通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结合，重建合理的理性观，真正确立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文化批判所依据的最高尺度就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幸福和人类解放为核心的价值尺度。
文化批判是文化建构的前提，文化建构是文化批判的目的，要确立“价值理性”的应有地位离不开文化建构，使当代文化建设走向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文化又塑造着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都是人类文化创造所必须的，人与自然是实践的两大主题，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显示了人类理性思维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人文文化和价值理性展示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它引导科学文化和工具理性指向人、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因此人类应自觉地建构和谐发展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导性理念就是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
二、文化教育和“价值理性”文化理念的普及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与人类实践的最终目的相一致的。教育是培养人的伟大工程，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使教育更合乎人性是教育永恒的理想。
反思当前的教育现状，我们发现，我们的教育偏离了生命优化这一目的，它并没有把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来看待，科学教育的技术导向和人文教育的淡化，强化了教育的工具主义倾向，从而使其“生产”的人片面地发展，人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和工具了。教育本应以培养和谐的人为目标，但现实的教育却以现实功利为目标，“教育就像一部机器，按照工厂化模式对受教育者进行不同层次的加工。教育质盘和教育效益紧密相连，升学和就业是教育发展的两大指挥棒。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对人性的压抑”。这种教育只是塑造了一批批“工具人”和“专业人”，却忽略了人的心灵教育和生命教育;学生学习只是获得升学的知识和谋生的手段，学习就是为了将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为谋生而学习”就会使受教育者本人也不注重生命个体的完善。当前的教育已远远偏离了这种理想教育，它忘记了教育应该是一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冲突与失衡是当前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教育模式的最大缺陷乃是知识与能力、为学与为人、理性与价值的割裂。教育的功利目标导向是这一冲突的原因之一。在高科技主导的社会中，技术能带来巨大的财富，科学教育中技术教育由此兴起。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社会大环境影响所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了物质的丰富，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平。世界各国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因此，科学教育备受重视，人文教育则相对冷清。科学教育的发展又进一步带来了科技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等。人的生命优化离不开外部环境的优化即人性化，因此，科学教育的“一枝独秀”并不能造就和谐、完整的人。科学教育中的技术主义倾向导致了教育中的重理工科轻文史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成了实利的下贱侍女，成了追逐欲望的工具。以技术为导向的教育居于主导地位，只限于工具性的知识介绍，只关心有用的知识，而人文教育弱化，这样造就的人必然心灵干枯。北京某高校学生“用硫酸泼熊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不爱护动物的表现，实质上反映出这一学生心灵的成长没有与智商的开发相一致，没有宽厚温柔的心灵，他的精神世界是荒芜的。我们的教育缺乏一种人文关怀，其本质就是把人的人格价值降到工具价值，这种教育是一种具有严重缺失的教育，它所造就的人必然缺乏文化意义上的人道情怀。
面对这一教育现状，我们必须有意识地高扬人文教育。同时，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全球性问题与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其主要根源也在于人文价值的遗忘和被否定，结果必然带来非人化和反人性的蔓延。因此，我们的教育必须重视对人文精神的培育。
人文教育历史悠久，无论西方还是东方，19世纪末以前，人文教育在教育的发展中都居主导地位。人文教育是通过人文知识的传授来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活动，其实质是一种人性化教育。以生命优化为目的的教育，是教育家们自觉追求的理想目标。中国古代富有人文关怀的教育传统，以作为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之主流的儒家教化为主，它以伦理道德的教育为核心，竭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丰富完善人的精神生命，重在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它体现了内圣外王、积极人世的人文精神;而道家人文教育则体现了以追求个性自由解放为特征的人文精神。在西方，人文精神教育也是教育的重要课题。人文教育以人性的完整、丰富和全面为目的，反对单纯片面的理性实证教育。德国“人文教育学”的基本主张就是:人的生命是完整的，所以教育应该培养完整的人格，教育应该致力于生命与文化的和谐统一。
人文教育在当代有着更为特殊的使命，即唤醒人的自觉，优化人的外部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的内在生态环境，这就需要加强危机意识教育。危机意识教育就是让学生认识到全球性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向他们敲响苦钟，促进他们对这些人类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从而树立全球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和优患意识，自觉关怀人性、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因此，提倡可持续发展教育、生态环保与地球永续发展教育、世界伦理教育与公民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人文教育也应加强生命教育，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人的尊严。
当今世界以人为本，人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关怀对象。面对全球性危机和生物科技对人的尊严的挑战，人文教育应重在培养一种全新的人文意识:“祟尚人与自然的和谐、敬畏包括一切生物物种的生命意识、关注人类的身心和谐及人性的充实完满，即普及“价值理性”文化理念，优化人的内在生态环境，使“价值理性”文化理念植根于人类意识，由此，人类在自觉的实践活动中也必能优化人类的外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三、人文学者的使命
“价值理性”文化理念的强化、确立和普及以及使“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真正统一起来，离不开人文学者和科技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离不开人文学者的努力。面对全球性危机，发出最强烈的批判声和关怀声音的可能要数人文学者了。全球性问题和人类存在危机的解决有赖于全球人类的共同努力.当然也离不开世界上有历史贵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思想家、学者的自觉思考和积极行动，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优患意识和对问题的敏感性。他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人类命运的殷优决不可以斥贵为“文化保守主义”。人文学者倡导的人文精神恰怡可以弥补和校正科学主义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偏颇。而且合理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建构更离不开人文学者的努力。人文学者在精神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寻求与守护以及对现实的批判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人文学者的人文精神、批判精神就是他们关注现实、批判社会、解答全球性问题的精神武器。他们基于全球现实进行的人文反思和基本理念的建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人文学者的职贵是扩大人文主义，倡导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人文学者一般指人文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中从事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探索的那部分人，他们承担着对社会道德规范、意义模式、生活方式等进行建构与阐释的使命。他们阐释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社会理想以及人际交往的规则，并常对过去的或现存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进行反思与批判，传播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与人文理想”。人文关怀就是“以道德力量来对抗本能和理性万能对人类文明的破坏和颇覆;如借用哈贝马斯的表述方法，就是哲学人文学者为了在科学理性的冲击下保有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而逐渐转向主体的内在意识去寻找外在世界的最终意义”。人文精神是指人类文化创造的价值和理想，是指向人的主体生命层面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现实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人文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情怀，也是这一群体的精神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必然具有人文精神。人文知识分子着眼于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目的，从事社会批判与反思，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心灵，维护人文精神的祟高与庄严，是他们的使命所在。
在世界范围内“技术至上”观念盛行的大环境下和世俗功利价值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时代，人文学者安身立命的基础仍是人文精神，作为对社会困境的思考者和对社会发展的关怀者，他们始终有一种优患意识、主体精神和道德关怀，不仅要优国优民，还要优天(自然界)优文(文化)，即关怀人性、社会、自然和文化。批判性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人文精神作为文化理想，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批判和超越。人文学者基于强烈的优患意识和贵任感来批判当代物欲化、粗俗化的现实，意在使社会处于一种合理状态。人类的实践最终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支撑，人文精神是文化价值最集中的表现，它作为文化的内在灵魂，对实践和文化建设起着导向作用，有利于文化优化和生命优化。具体来说，现代科技的控制、物欲的无限膨胀，带来的文明分裂和人类精神危机，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提倡，以唤起人类的文化自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才是文化和人类的希望。
一、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多元意义
（一）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载体海南省丰富的黎族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黎族人民，展开的长期革命斗争历史过程中，留下的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见证了海南革命斗争的历史变迁，[3]比如白沙起义园，是黎族领袖王国兴，带领黎族和民族群众，反抗政府对黎苗百姓的长期压迫、横征暴敛，因此，率领群众毅然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在1943年8月21日，领导了白沙武装起义，将白沙镇内的几乎所有政府赶出白沙镇，取得了起义胜利。因此，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汇聚了黎族群众的民族追求与意志，展现了黎族民族精神。在经济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这是黎族精神的回归点，是文化方面的代表之一，是充实该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传承并全面弘扬这一体系的精神，起到了载体的重要作用。
（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部分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重要内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一脉传承，具有重要的联系。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党在黎族革命斗争中渐渐形成的精神财富，是坚定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体现勇闯新路的伟大革命精神，是属于全体黎族百姓的革命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勤俭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展示了共产党人与广大黎族革命群众的崇高信念、高贵品质[4]。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重要部分，而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丰富，涵盖的面非常广，既要坚持从宏观上消耗一定的时间与精力，更要从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实际出发，在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构建联系的桥梁。从这里可以看出，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价值取向、内涵等多个方面存在一致性，从根本上来说，两者具有一致性，在海南当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将黎族红色文化这一精神财富加以传承。
（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动力源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优秀文化精髓，这是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动力之源。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是黎族革命先辈，开展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琼崖革命斗争史陈列馆、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遗址、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和白沙起义纪念园等，这些黎族红色文化都是用事实验证了革命前辈的奋斗历程，用实际行动去证实了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革命情怀。特别是社会价值出现多元化的今天，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精神特质进行提炼，能帮助社会大众更容易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汲取科学营养，抵制时下社会上出现的消极情绪，建立科学的舆论导向，激发人民爱国、爱党，进一步增强社会大众的凝聚力[5]。
二、传承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步伐
（一）政策先行，深入挖掘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发展，要根据“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等相关纲领性文件指引下，进一步完善黎族红色文化发展的具体政策，打造红色文化精品，构建利于发展红色效益的有利环境，为实现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产业起到政策性指导作用。政策方面，需要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出发。从宏观方面来讲，进一步明确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突出发展红色文化方面的理论探索；采用法律、经济等有效手段，构建推动红色文化发展的激励机制；构建适宜红色文化发展的运营机制、管理机制[6]。从微观方面来讲，对从事红色文化管理、经营单位，要探索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企业集团，将非公有制纳入到红色文化产业中，开创海南黎族红色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例如，可以先选取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遗址、白沙起义纪念园等黎族文化资源为试验田，为实现红色文化发展的产业化，进行先期探索，只有试验田改革获得成功，才能放手去将红色文化资源做大做强，让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步入正轨，实现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大跨越。因此，为了激活这两个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的潜能，可以采用鼓励当地的私有制资源转入到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拓展发展的新思路。另外，深入挖掘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一是，红色文化资源包含的方面比较多，除了上面谈到的红色文化的遗址，还包含革命文献典籍、回忆材料，这些资料需要深入到黎族红色文化所在地采用实际调研、查阅当地的档案文献、采集红色文化物证等，进一步加大红色文化资源的整理力度，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开展全面的普查与清理，为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打下坚实基础[7]。二是，做好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海南黎族文化中的文物、遗产、遗址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做好这些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比如海南黎族文化中的典型的“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该根据地作为琼崖区党委等政府机关驻所，是领导黎族群众革命的大本营，在黎族革命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采取将“五指山”之类的红色文化注册为品牌，建立完备的红色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系统。
（二）坚持保护与开发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推行红色文化旅游首先，坚持保护与开发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上面谈到的黎族红色文化包含的方面比较多，遍布在海南省各地，是老一辈黎族革命者留给后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但是也需要正视当前黎族红色文化资源在开发与保护方面，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革命旧址年久失修。在经济实现大发展的今天，一些无德的开发商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去人为毁坏一些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搞房地产开发。从这点出发，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管理机制，构建海南黎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机制。同时，还需要对海南黎族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开发，要做到合理、适度，避免出现时下庸俗的娱乐化倾向。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的损害是不可修复的，因此，必须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让黎族红色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到一定的指导性作用。要花大力气实现将琼崖革命斗争史陈列馆、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遗址、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以及白沙起义纪念园等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人们接受红色文化的精神洗礼[8]。其次，推行红色文化旅游。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世界正处在变革发展期，呈现多极化趋势，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更为频繁，但西方中的腐朽思想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一定冲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产生消极影响。人们对以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持欢迎态度，当下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盛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红色文化旅游是一项长期的民心工程。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大多分布在农村地区，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讲不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落后之处，导致对发展黎族红色文化旅游，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在发展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旅游要和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目标相结合，激发红色文化旅游的活力[9]。具体来说，一是采取文化景致与红色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开发模式。在特定的区域内，多种文化旅游资源可实现和谐发展，比如可以将民俗、历史遗迹、节日风俗等，进行融合，形成区域性的文化旅游体系，实现利益最大化。例如，“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在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地区，可以尝试将红色文化旅游和当地的民俗村落风情游结合起来，建立资源联动开发的重要模式。二是，采取政府主导的红色旅游开发模式。政府在开发红色旅游中处于中心地位，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当地政府的全面支持，政府构建信任机制，负责红色文化旅游的规划工作，并注重引导的方向，建立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机制。例如，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是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因此，很有必要由政府进行主导，其他民间力量也作为重要的力量源，也就是既发挥政府总览全局的作用，又要注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激发社会上有关资源的活力，这样才能更好让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将这一项事业做实做牢。
（三）将海南黎族文化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内海南黎族文化传承是一项长期性工程，将其融入到国民教育系统内，更好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创造好的氛围。一是，党与政府部门主动肩负起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任务，更好保持社会主流意识方向，坚守文化建设主阵地。党与政府在红色文化的挖掘方面是坚实的后盾。当前，开展引导社会大众“讲道德、尊道德”的活动，这也是当前政府部门工作的重点。二是，可以充分利用黎族的红色文化资源，鼓励社会大众进行重走黎族革命道路的活动，让人们接受心灵的洗礼，自觉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做积极的践行者。
（四）实现黎族红色文化与群众生活有机结合采用多种有效的路径，将黎族红色文化借助当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考虑到不同年龄群，做到和群众文化密切衔接，做到接地气，发挥实效性。传播媒介是弘扬传播红色文化的有效载体，是让社会大众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路径。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传播可以通过电台、党报等主流媒体，还可以通过大众类文化产品，演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歌，大力颂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把握时代的脉搏，向人们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能量[10]。在全面统筹海南黎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基础上，做到科学有效的使用，让黎族红色文化发挥精神上的与时俱进指导功能，比如琼崖革命斗争史陈列馆、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等，在进行宣传的时候，重点突出其精神价值，展示黎族人民群众在前进道路上的功绩与伟大革命精神，每一段生动的黎族人民红色故事，向人们昭示在黎族人民群众发展的道路上，展示的奋斗历史。因此，将这些黎族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能启迪人们的心灵，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感悟红色文化的力量。
总之，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黎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与自由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色文化，是特有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和，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源泉。然而，开展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性与系统性，结合于一身的大型文化工程，是有效统筹社会各个阶层力量重要抓手。将海南黎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融入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是全方位提高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建设历程的重要举措。因此，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解读应更为深入，只有这样才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进程，才能全方位提升该体系的载体地位，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传承，能全面提升当地文化建设水平，可以采取政策先行，深入挖掘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坚持保护与开发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推行红色文化旅游，将海南黎族文化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真正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有效衔接起来，实现黎族红色文化与群众生活有机结合等多个方面的举措，实现两者有序衔接，才可能更好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摆上重要日程，对加快新时期文化建设，提升当地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王善程川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
前言
茶文化是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融汇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人们进一步认识了茶性，了解了自然；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儒、佛、道诸家深刻的哲理，人们通过饮茶，明心净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饮茶作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转化为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完美地展现了人的人生价值观。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人生的目的，怎样做人以及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等方面的看法。这种价值观，是人们通过茶事活动，在认识自然、了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观点和态度。它既反映出了人的本质，又揭示出了人与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具体地说，包括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的思想，与生产生活实践相依托，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与人文和历史相伴随，贯穿于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形成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分析和研究中国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茶文化的历史，理解茶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中国茶道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与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就其要义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德——摆正人与自我关系的准则
重德，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中最基本的内容。讲究茶德，塑造高尚人格，完善自我，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是历代茶人崇尚和追求的目标，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内涵。而茶德的树立，既是茶的自然特性的显现，又是茶人精神的流露，同时又是茶人所确立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首先，茶性蕴含着茶德。茶品即人品。茶品是指人们在对茶的认识中提炼出来的象征性品貌，陆羽在《茶经》一之源开宗明义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被称为嘉木，是因为茶的生长、体型、特色和内质等具有刚强、质朴、清纯和幽静的本性。茶树生长在山野的烂石、砾壤或黄土中，仍不失坚强、幽深；茶叶凝聚阳光雨露的精华，其“性洁不可污”；茶汤晶莹清澈，清香怡人，给人以智慧和幽雅的韵致。茶性与茶品相联系，无喧嚣之形，也无激扬之态，茶性与茶品这些自然的本质特征渗透到人们生活领域，表现在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静观，一种品鉴，一种回味；延伸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则是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智慧，一种品格。因此，重德观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
其次，茶德是茶道的灵魂。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茶德早已确认，并崇尚备至。陆羽在《茶经》提出的“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也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来，唐代刘贞亮对茶德的阐述则更为具体：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在当代，王泽农，庄晚芳等茶学专家，对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泽农先生认为，茶道的本质精髓应该是“德”，德是天地的属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庄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为核心内容的茶德，他认为“廉俭”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来推行清廉与勤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茶德的树立和推崇，不仅为中国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内容，而且也为茶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明确了方向。
第三，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如前所述，中国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树立茶德的基础上创立的。尽管目前人们对茶道的论述，各执己见。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茶道讲求的是精神内涵。中国茶文化继承了儒、佛、道的精义，把饮茶等茶事活动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茶的品饮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洗礼和人格上的澡雪，这就是饮茶的最高境界——茶道。中国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茶人精神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被人们尊为茶圣的陆羽，幼为弃儿，长于佛门，一生不仕，致力于茶事研究，他常脚着芒鞋，独行野中，采茶觅泉，品茶鉴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对理想的追求，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为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陆羽的一生，不羡官爵，不慕名利，甘愿荒餐野宿，栉风沐雨，始终生活在人民大众之中，他这种牺牲自我，造福人类的奉献精神，以及勇于吃苦、善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既是茶人精神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茶道关于人的人生价值思想的完美表达。
二、尚和——协调人与他人关系的宗旨
茶道中“和”的基本涵义包括和谐、和敬、和美、平和等等，其中主要是和谐。通过以“和”为本质的茶事活动，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茶文化关于“和”的内涵既包含儒、佛、道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人们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同时也是评价人伦关系和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
第一，“和”是中国茶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三教对“和”的阐释各不相同，但“和”则是三教共通的哲学思想理念。儒家推崇的是中庸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指出了“和”与“中”的关系，“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因而儒家提倡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必须节制而不放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亲和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佛教中的“和”提倡“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并强调“言色相和”，这是一种舍弃根本的“和”。特别是在茶道中的“茶禅一味”强调，人如果要脱离苦海，就须六根清净，明心见性。禅茶是僧侣们通过品茶品味人生，这是“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致清导和”“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和”表达了人们崇尚自然、热爱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总之，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哲学思想贯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规律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文人雅士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如儒家基于治世的机缘，佛家则是缘于淡泊出世的操节，道家又赖于尊人贵生的精神等。
第二，“和”是人们认识茶性、了解自然的态度和方法。茶，得天地之精华，钟山川之灵秀，具有“清和”的本性，这一点，已被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认识。陆羽在《茶经》中关于煮茶风炉的制作所提出的“坎上巽下离于中”与“体均五行去百疾”，是依据“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哲学思想提出来的。陆羽把茶性与自然规律结合起来，表达了“和”的思想与方法。煮茶时，风炉置在地上，为土；炉内燃烧木炭，为木、为火；炉上安锅，为金；锅内有煮茶之水，为水。煮茶实际上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达到平衡的过程，煮出的茶汤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另外陆羽还对采茶的时间、煮茶的火候、茶汤的浓淡、水质的优劣、茶具的精简以及品茶环境的自然等论述，无一不体现出“和美”的自然法则。
第三，“和”是规范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中国茶文化对于“和”精神，主要表现在客来敬茶，以礼待人，和诚处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通过饮茶、敬茶，形成了茶礼、茶艺、茶会、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学等多种茶的表现形式，而实质内容则是以茶示礼、以茶联谊、以茶传情，而达到的目的则是以茶健身，以茶养性，以茶表德。
客来敬茶，以茶示礼，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礼节。人们通过敬茶、饮茶、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这种习俗和礼节在人们生活中积淀，凝炼和阐发，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现在人伦关系与人际行为上，就是以和谐、和睦、和平为基本原则，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平衡。如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遇到矛盾时，求大同、存小异，这是一种“和”；在激烈的竞争中，坚持平等、公开、公正的原则，也是一种“和”；对待纷繁、浮躁的世俗生活，要求平心静气，则是另一种“和”。
总之，茶文化崇尚以“和”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对于建立团结和睦、和诚相处、和谐一致的人伦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崇俭——处理个人与民族及国家关系的基础
崇俭，就是倡导勤俭、朴实、清廉的个人思想品德与社会道德风尚。以茶崇俭、以俭育德，既是中国茶道精神的精义，也是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重要思想内容。
茶在守操、养廉、雅志、励节等方面的作用被历代茶人所崇尚。陆羽在《茶经》中追述了自神农至唐代诸多有关饮茶的名人轶事，其中不乏以茶崇俭的例子。如齐国的宰相晏婴以茶为廉，他吃的是糙米饭，除少量荤菜，只有茶而已。晋代的陆纳以茶待客，反对铺张，不让他人沾污了自己俭朴的清名。桓温以茶示俭，宴客只用七盘茶和果来招待。齐武帝在遗诏中说他死后，只要供上茶与饼果，而不用牺牲，并要求天下人无论贵贱，都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如果说这些以茶崇俭的例子只是对廉俭之风的追求，那么陆羽崇俭的思想，则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匡时济世的政治向往和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陆羽对煮茶的锅，要求用生铁制成，如果用瓷、石则不耐用，如果用银制，则“涉于侈丽”，这种观念仍然是崇俭。而他在风炉上铸上“伊公羹、陆氏茶”和“圣唐灭胡明年铸”的字样，是陆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国家所调之羹，来说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风炉的铸造时间，标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乱第二年铸造的，表明了陆羽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同时也寄托了茶人积极入世，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怀。
陆羽一生勤奋好学，俭朴处世，他不求仕进，不成家，却成就了《茶经》。他虽身为闲云野鹤的隐士，但却处江湖之远亦忧其民。在安史之乱时，他写的《四悲诗》，就是对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触，用悲愤的泪水写成的。
以茶崇俭，以俭育德，茶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历代茶人爱国忧民的情结的载体。“啜苦励志，咽甘报国”代表了茶人以爱国主义为人生价值的崇高品格。
四、贵真——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
贵真，就是讲求人与自然的亲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既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茶人对人生价值的最终追求。
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庄子曾经说：“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解释了真的本质，即“真”与“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们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中国传统茶文化讲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环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
第一，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叶是天涵地载人育的灵芽，其天然性质为清纯、淡雅、质朴。陆羽《茶经》指出，“茶之性俭”，“茶之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说：“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的诗中写下：“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的名句。由此可见，人们对茶的发现、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观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茶，由最初的药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脑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导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会的人品，这种渐进的认识、升化过程，不仅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与自然高度契合、和谐统一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
第二，品茶的环境之真。人们品茶，还须要有适宜的环境、氛围和时间，“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矣。”天趣则是指自然天成的环境。《徐文长秘集》称“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永昼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表明了品茶需要野、幽、清、净的自然环境。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提出了品茶的适宜时候：“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话。明窗净几，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等，此外，历代文人雅士选择茶境时，离不开松、竹、梅、兰与琴、棋、书、画等，这些即是人与自然沟通时，对“真”的追求，也是人文精神与自然精神交相涵摄时，对美的感悟。:
论文摘要：韩国影视在儒家传统文化的保存和现代化以及商业化的过程中成为重要媒质。中国是泱泱文化大国在社会的转型期传统文化却被慢慢湮没。社会文化淡漠。价值取向模糊。分析比较韩国的文化视点和文化价值总结发展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韩流来袭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韩剧的文化构图从基本的生活细节铺开。以家庭为点、社会为面，辐射到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人物的情感丰富和文化的立体呈现。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约束，舆论的强大作用，再加上美丽的自然景观、寓情于景的叙事手法、悠扬哀婉的主题曲等，在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的描述中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在银幕荧屏上实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书写。韩剧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准确客观的把握。细腻细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样面临事业和家庭等各种关系困扰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鸣。工作中的竞争、同事的远近亲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无论是和谐还是纷争。都有因东方文化的含蓄而有着为情义、得失难以启齿的心理较量。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专一，执著于理想与家庭，遇到困难隐忍坚强。一方面负有传统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现代社会的事业女性特有的进取精神与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员表演真实投入，感情真挚，画面干净，色彩浓淡相宜。虽然韩剧冗长繁琐，但还是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当代韩国影视的立足点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过后，已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义”使人钱迷心窍，不择手段；“个人主义”涣散集体，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视亲情，分裂家庭。有害社会。于是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主张不仅要挖掘发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发展以儒家文化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抵制欧美颓废文化道德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仅在2002年韩国就向文化产业提供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4,5亿美元。同时，韩国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又陆续对原有的《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了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空间。
四、当代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
韩剧在我们国内的流行主要是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也都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都很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芸芸众生。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在细节中。”用曲折的剧情吸引人。用唯美的画面迷倒入，用婉约的音乐打动人，在文化共通中营造亲和氛围，在文化差异中展示独特风情，韩剧就是通过对其中一个个细节的精妙把握，完成了对中国观众的一次又一次征服。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生活剧，当代韩国影视在电影电视剧题材选题和内容情节中面向生活与现实的个人化形态上，都体现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文化策略与文化战略方式是文化市场化运作的独特显现。韩剧注重在触手可及的家庭生活细节中，充分挖掘通俗琐事的表意潜力，在细致入微的家庭生活流程中客观呈现、主观营造厚重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并借以倡导真善美，使人物的精神得到逐步的阐发和张扬。可以将韩剧的文化价值概括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倡导现代观念而又尊重传统、看重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呼唤现代人的沟通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