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2 02:05:56
1异质性在法律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民族国家法律文化参与全球性建构的目的是实现自身法律文化现代化，在这种目的性驱动下，法律文化变迁的基础与动力主要是其异质性。“因为现代性的价值要在本民族扎根、开花、结果，必须要有本国的文化价值土壤，并且只能在民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逐步实现。”［3］不同法律文化在世界性的价值交流中应保持和发展各自的异质性，域外法律文化价值只是本土法律文化变迁转型的参照与补充。当全球价值体系和利益格局调整时，各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路径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保持法律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则无法回避。“市场和信息的全球化所促成的准、领土瓜分和身份的分离，并没有反映平等合作者的多样化。对某些人来说是自由选择的东西，落到其他人头上就成了残酷的命运。”［4］现实在于西方法律文化在全球化运动中卡位占优，倘若传统民族国家不能妥善处理外域法律与本土法律的关系，将会使本民族在全球化大潮中变得无所适从。上世纪20年代，土耳其在宗教、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其西方化，然而本土文化的复原力和凝聚力一度使该国社会转型变得异常复杂。鉴此，亨廷顿直言：“如果非西方社会要想实现现代化，他们就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伊斯兰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外来的刺激”，但是西方化、世俗化并没有使其强大，面对种种社会问题，传统的宗教情感与民族主义情感开始复活。在一些新的法律领域，伊斯兰世界试图创制反映自己传统价值的原则与制度。［6］但在社会关系和管理体制经历激烈变革之后，把恢复包括传统法律在内的传统伊斯兰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当代选择，法律界还要作谨慎观察。在我们看来，法律文化因其异质性而发生的冲突表现在多种方面，诸如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的冲突，外来法律与本土法律的冲突，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的冲突，内外部法律关系的冲突，等等。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只能由各民族国家自己作出抉择。霍尔博士认为“承认并接受对方合理性”是“对文化冲突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策略。［7］通过沟通与协商的途径，实现异质法律文化的整合与调整，在宽容和理解的基础上，选择和决定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这对于法律文化发展至关重要。如何判断发展出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法律制度模式，蒋立山教授认为首先要看其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明显有别于西方法律模式且具有独创性特征。［8］所以，法律文化异质性在整个法律文化体系发展过程中显示出特别的能量魅力，并起到特别的能动作用。
2独特的“质”在全球化中的法律限度
对于异域民族来说，其他民族法律文化的异质性因素就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质”。生活在不同法系的民族国家的人们，在法律经验、法律习惯、价值判断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即使在同一法系的不同国家，在法律文化发生发展的背景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性。法国与意大利两国司法体制的历史传统极其相似，但运行的政治与制度环境却不相同，造成两国公诉裁量权和政治责任各有特点，意大利公诉人享有的自由裁量权比法国公诉人更多一些，而法国的政治责任集中，意大利则比较分散。［9］故法律文化异质性带来的最普遍的问题就是“沟通－协调”和“冲击－适应”。然而，在全球化运动中，独特的“质”是有一定的法律限度的。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限度，阻碍了法律的实现呢？有学者认为，首先，法律基础地位和独立性的缺乏是阻碍法律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其次，法律的实现与法律的解释是分不开的；第三，法律实现还受到诸如成文法三个阶段等其他因素的制约；第四，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是阻碍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实现的主要因素；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法律特别是经济立法的实现常受制于国际法规范。［10］可见，法律的异质性是在一定界限和范围内生成与实现的。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是法律文化中最大最为独特之“质”。传统的国家理论是适应地域范围内形成民族国家的特殊需要的产物。布丹把定义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他强调的主要是国家的对内。格老秀斯认为国家不仅在国内有效，而且也适用于国际关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传统的国家概念也在不断变化，国家的一些内部政策已经不能完全按照自身的意愿来单独制定。欧盟法律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于直接效力原则和优先原则，构成了欧盟法律体系的两大支柱，从而使欧盟法具有了某些超国家因素。欧盟的法律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妥协，这种妥协是维系欧盟和成员国之间平衡的砝码。马克思指出，法的本质“是由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表现，归根到底，是从产生这种阶级意志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中引伸出来的。”［13］这说明法律与的本质是多层次的，国家意志受到更深层面的物质利益的制约。从物质利益层次分析，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是的制度层面，而的本质才是不可舍让的根本属性，这种特征为的制度层面接受协调和制约提供了可能。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性法律文化建构不是以牺牲独特品性来换取相应利益，而是寻求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方式，以让渡少许制度层面权益的行为换得在整体上或本质上更好的坚持。有学者认为，美国虽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但在多边贸易条约谈判中仍然恪守传统观，它忌惮或多或少地被要求转移一部分国家中的权力。［14］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在制度层面一些的让渡，但同时可享有相关权利，接受WTO规则与坚持是辩证统一的。既然法律文化全球性建构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推进，而其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却是本质上坚持经济的最有效形式，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法律文化与坚持国家在实质上是统一的。
3穿行于积极异质之林：一种全球性法律文化观
埃尔曼认为，在高度现代化和种族较为单一的社会里，同样存在着法律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但是这样的时刻可能到来，即新的法律依靠它所引起的特别强烈的期待动员足够的力量去推动一种真正的而不仅仅是许诺的变化。”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国家机器在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尽管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三次全球化的历史实践充分表明，国家能力的强盛与衰弱、政府系统的完备与涣散，决定着民族国家能否实现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全球化运动架构了经济与国家间新型的依赖关系，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性大为增强。在全球化的显态环境中，国家的作用依旧无法取代。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穿行于积极文化异质之林，力图探索新的体制、选择新的机制、建构新的模式时，一定要从本土实际出发，认真分析自己民族的文化背景、文明进路和历史传统，充分研判自己国家的经济特点、社会体征和政治结构。虽然处于成长期的市民社会可以提供一定的社会基础，但这还不能满足构建现代法制的需要。就中国而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家，需要有充分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强大国家机器的存在，需要政府自觉担负起引导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法制现代化的重任。公丕祥先生认为，全球性法律框架的建构，乃是一个尊重国际惯例、尊重民族文化的互动过程。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的基本要求，乃是保持自己在全球化中的独立品格，有条件地参与全球法律重构的历史进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许多国家加入国际人权条约时规定限制性条目，毕竟各国族群构成、文化流变、有异，诸多国家的法律必然体现这些异质情况。斯皮罗教授认为，“文化上构成的防御机制不仅不会对社会文化系统具有毁灭性，而且会使社会文化系统永久存在下去。”为迎接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法国各界对传统艺术精心呵护，每年由政府补贴的独立艺人超过10万人，使许多百年戏剧尤其一些濒危剧种得以继续流传。日本、韩国在保护、发扬、继受传统文化异质性方面的许多做法也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总之，全球性法律文化建构是现代性与传统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法律运动，这种辩证统一的法律文化是对全球化的内在反映。我们应在承认法律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按照国际通行法则，借鉴国际通行惯例，通过法制改革完善自身法律体系，加快推进中国的法制现代化。
作者：张策华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关键词]全球化阻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利益，也催生了全球价值理念：平等、尊重、互利。但是，现实的全球化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和推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化，在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病灶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了全球。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过去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倾向与市场需求增长有限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那么，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是什么呢？
一是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通过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弱点，如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扩展到全世界。出于应对来自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攫取高额利润的需要，跨国公司一方面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实现了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了产品供给和利润增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竞争能力，往往排挤竞争对手。这时，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它们的活动舞台是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或全球治理模式，还不能像—国国内那样有效控制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全球性金融投机活动。无法遏止跨国经济所带来的种种不良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导致整个世界市场在无政府状态下畸形发展。跨国公司具有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必然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产生矛盾，其结果必然造成全球范围生产的盲目性和世界范围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是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为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竞争驱使着资本家疯狂地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产品上的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加大对全球劳工、中心国家加大对国家的剥削力度，使许多国家陷入相对或绝对贫困状态，这种全球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人类的整体消费能力和市场容量远远赶不上全球规模的生产扩张速度和能力。出现了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由上可见，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被扩展到了全球范围。而这一扩展所导致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负面影响表现在：
1.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全球化导致科技的共享，国际经济互补性减弱。部分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增长，国际经济竞争性相对加强,于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2.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正如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的：“在发达国家享尽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然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3.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资本主义与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市场为基础、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永远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在全球化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他们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立在这些国家。典型的事例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2001年，布什政府为了维护本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与消费，使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产生这一全球性危机的总根源。
全球化的上述负面影响的存在，使得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试图加以抵制、克服。那么，人们找到的对策是什么呢？面对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找到的办法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流行。贸易保护主义是全球化的经济阻力，极端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政治阻力，文化原教旨主义是全球化的文化阻力。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阻力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致。
综上所述，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被全球化了，并成为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阻力的根源。
全球化的进程表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也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得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极限，也将使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其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的基本矛盾，它必然走向死亡，被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正如美国研究世界体系的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将成为过去，它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人类剥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复到较为稳定的形式。”
参考文献：
[1]韩源等:全球化阻力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8期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
唐子来(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发展规律后发现，新世纪里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仍然是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当今世界还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一体，使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地区）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开发－生产／装配三个基本层面的空间配置已经不再受到国界的局限。第二，各国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开放，国际贸易额占各国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种发展资源（如信息、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第四，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技术革命使资源跨国流动的成本日益降低，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经济结构重组导致城市和区域体系的演化（城市规划原理，2000）。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城市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表明，在1960-1980年期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数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业产值比重则从40%降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却从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产业的拉动所致，这段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44%提高到56%，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从54%提高到60%。
二、城市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体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伴随着生产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务和专门化服务水平迅速增长，由银行、投资公司、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已经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Green,1993)。这些大都市金融综合体正在成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系统的节点(Mitchelson,1994)。传统的城市体系基于国家的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流通、交换系统的机制的形成，传统城市体系的框架立论基础正在改变。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的逻辑“以流的空间”为主宰，建立在把生产和管理的战略节点全球性地联系在一起的电子线路上。不过这并非这个社会唯一的空间形式，相反，人们见到“地方的空间”一如既往地作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主宰当今世界的重要机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间”之上的“流的空间”。并且，我们的社会已经演化成为基于“流的空间”的网络社会。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与全球》一书中阐述：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最为突出的地方影响是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性节点是商务产业(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城市必须提供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telematics)和相应的人力资源所需要的生活环境。同时，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地域，同时仍保持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连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无形的网络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
第三，能否创新性和适应性地不断发挥网络中固有的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转向东亚地区，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从全球范畴而不是国家、地区的范畴认识城市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对研究我国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战略步骤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重构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业向大都市集聚，产生所谓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体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个机遇迅速崛起，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相应地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陈振光，2001）。
根据阿锐基(2001)对20世纪社会、经济根源的研究，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东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程度，可以从（图1）中描绘的趋向来测定。该图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组织[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优先于并带领地区腾飞。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离开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区加上西班牙则离开了低收入群体，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
附图
资料来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图1从比较的角度看东亚的兴起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组织核心＝100）
联合国根据1990年世界各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对全球未来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详见（表1）。
表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长率(%)
地区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发达国家1.50.80.80.5
发展中国家3.74.53.82.2
资料来源：“全球城市化展望”，联合国，1990年。
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都将经历一个持续高速的发展期，从而使世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其结果是全球特大城市聚集区的数量和分布发生了
显著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数量近几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区只有2个，全部分布在发达国家；1970年有10个，5个分布在发达国家，5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增加到20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14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分析2000年将会进一步增加到28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22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具有后发优势
1998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城市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是一个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诺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发展轨迹，城市化发展速度在30%-70%之间呈加速状态。在50%时加速度达到最高点。可以预测，201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以每年至少1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达到60%左右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长期以来较工业化的发展处于滞后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出现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已属必然。
赵宝江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这种发展梯度已经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繁荣，并带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进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过程，导致更多设市城市的诞生。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创新中心城市，使之尽快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各级各类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顾朝林，1999）。
【参考文献】
1FriedmannJ.TheWorldCity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17:69-83,1986
2CastellsM.TheinformationalCity,London:Blackwell,1989
3唐子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城市管理的新议题.城市规划汇刊，1999(3):75-76
4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5GreenM.B.AGeographyofInstitutionalStockOwnershipintheUnitedStates.Annals
ofthe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Vol.83,pp.66-89,1993
6MitchelsonR.L.andJ.O.Wheeler,TheFlowofInformationinaGlobalEconomy:the
RoleoftheAmericanGeographers,Vol.84,pp.87-107,1994
7CastellsM.TheSpaceofFlows:ElementsforanUrbanTheoryoftheInformation
Age,NewMedia:TechnlogyScienceandCulture,No2,1996
8BorjaJordiandManuelcastells,LocalandGlobal:ManagementofCitiesinThe
InformationAge,EarthscanPublications,London,1996
workCitiesVersusCentralPlaceCities:BuildingaCosmocreative
Constellation.InAndersonA.E.,BattenD.F.,KobayashiK.andYoshikawaK.:The
CosmocreativeSociety,Heidelberg;Springer,pp.137-150,1993
10陈振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体系发展趋势.城市规划汇刊，2001(1)
一、体育文化的全球化
当今社会最大的进步在于通讯手段的不断完善，尤其是能够全面真实传播各种信息的电视将世界的物理距离大大缩短，使人们的眼界空前地开阔，接受新生事物的心理和能力极大地增强。体育文化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更广泛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使身居不同地域的人们都能接触以西方体育为主体的、以“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为宗旨的奥林匹克，并逐渐地将其价值转化为民众的意识和行为。
西方体育的最大特点是规则明确、公平竞争、尺度客观、评价准确，因此被誉为“物理体育”。西方体育运动诱发人勤奋进取，以不同的技术、战术取胜对方，有效、合理地满足人的原始驱力——攻击性的宣泄，同时也造就、强化了现代人的竞争意识。西方体育最大的属性是群体性，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在集体协作的情况下完成的，由此极大地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要，为人们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和条件，成全了人性复归。西方体育的最大魅力是娱乐，它总是处于一种结局未卜，需不断奋争、时刻把握机遇的过程之中，这一切给人带来无限的刺激，使人产生不尽的感受，愉悦之情也油然而生。这一特性为西方体育文化成为全球体育文化的主体奠定了基础，使体育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人的本质属性来看，人类的社会生活需要经历着从生存、发展到享受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均离不开对游戏的需求。体育运动源于游戏，却又高于游戏，最终它仍将是以游戏为其主导。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人们格外喜爱体育。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体育生活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体育能还原人类的本性，通过体育人们能得到种种人性本质力量的感受。
通过体育生活人们还能切实感受到一种与时代气息相吻合的精神，这就是竞争。当今是竞争的时代，是竞争的社会，竞争使整个社会的进程不断加速，使人类的社会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培养人的竞争意识和竞争精神便显得十分重要。体育生活给予人类一个自然的环境，在规定的技术、战术、规则、方法的严格要求下，潜移默化地煅造人们竞争的品格，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体育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的显现部分是必然趋势。
同时，世界文化全球化趋势深厚的社会背景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能量强大的文化广泛渗透，使接受方的生活方式出现趋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动还是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本土文化的能量，同时也应看到文化渗透往往是在各种有利于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逐渐发生的。世界文化趋向大同，形成文化全球化趋势，使文化组成部分的各个方面也趋于大同，西方体育文化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地渗透到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之中的。
体育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内容之一，还因为体育文化本身的通约性。体育文化是一种体能符号，它能使不同人群直接理解其中的意义，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由于体能符号是一种流动的、有机的表达方式，可得到直接的回应，产生长远的效应，文化流变均能在体能符号上留下印痕，使其拥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蕴，因此，体能符号的交流成为一种有价值的交流。同时，它还具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功能，如中国曾成功地运用了乒乓球外交，举办奥运会可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等，这使体能符号更易成为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体育文化的民族化
民族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文化市场为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适宜的舞台。全球文化的形成实质上是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构建、相互融合的结果。
成长、成熟于各个区域的民族体育不仅具备体育文化的一般特征和属性，更具有一些独具一格的特色，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内含强劲的民族意识。每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体育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象征，如美国篮球、巴西足球、日本柔道、中国武术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民族体育的发展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从历史原因看，不同地域的民族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均有自己的文化支撑，以此为支撑点逐渐发展成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从价值观、意识到行为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规范。从社会角度看，不同的社会其运行机制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强化着人们的价值观、意识和行为规范，使社会的习俗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上述两个方面都会制约文化的开放程度，以确保民族文化的特色。其实，文化在现今的交流更多的是以融合为本，也只有不断地交流、充分地融合才能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才能使地域文化被全球文化认同。日本的柔道正是走了一条交流、融合之路，它采取了竞技体育的形式，但核心内容却保留着深厚的民族风格。当然，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封闭式成长过程，只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备受民族文化熏陶后才能孕育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同时，民族文化只有在不断成熟中才能逐渐蓄积“文化反弹”所需的足够能量。中国现代武术推广工作步履维艰，究其根源是封闭内养时间不足，民族文化特质的锤炼还不到火候。
发扬民族文化，传播民族文化信息，使全球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是每个民族的义务。每个民族都有将自己的文化向外推广，使世人认同的意向。无论是从政治、经济上考虑，还是从文化本身考虑，推广民族文化实质上是立足世界文化的重要步骤。只有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通过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融合，才能更有效地发展民族文化，造福人类。在近代中国体育文化欲走出国门之时，更多的是吸纳、引进了西方体育，西方体育使中国体育文化的层面和内涵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也使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全球文化交流中有了共同的“语言”。同时，中国的传统体育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得到了极大的推广，深受其他民族的认可，同样丰富了全球体育文化的内涵。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它们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1.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1)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2)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3)可见,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特别指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所显示出的资本全球化的特征是“寻求国外市场”,批判了民粹派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的观点。他说:“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4)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早已造就了世界市场,将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接成统一的经济整体。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
2.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Adam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5)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最后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作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里。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7)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3.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eider,1997)。新自由主义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and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myth)。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and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and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动力,而是阻力(Gordonand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的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andThompson,1996)。怀疑派还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全球化能够有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就业机会的奇谈怪论(Krugman,1996)。并且怀疑派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andCastells,1996)。目前的全球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目前,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但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要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1.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的本质,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外,阿明把经济全球化,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结构也不尽合理与深刻。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为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局。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很明显只看到了他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有见地,但他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需求,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
2.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机制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时,全球经济走向紧密合作、相互依存的一种必然趋势。它宏观上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土地、人才、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既合作又竞争。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我们提出以下几个观点:(1)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人类节约全球资源、保护全球环境与自身文明的一种进步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应该与不应该之分,至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出现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是因为各国生产力水平差距的现实体现,属于人类道德调节的范畴,需要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解决。(3)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机;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率,从而保护环境是人们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动机;而科技革命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动机,同时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通讯工具等)。(4)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区域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方式里的一个环节),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曲折、多变的,但其趋势是可以预测的、可知的。(5)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国际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紧密联系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一个由浅至深的渐进过程:从国际化起步,发展到全球化,最后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四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列宁:《列宁选集》[M]第二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第349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一、产业化加速全球文化趋同
无论在事实认定和价值评判上有多少分歧，全球化作为当代经验的一部分已是无可辩驳的存在。这首先是对经济活动的描述，高科技装备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等等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统一市场，这又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以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为主导的现代制度，以自由、人权和公正为主导的现代价值观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在不断增长的国际间货币、商品、人员、影像和信息之流日趋强劲的调和下，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日益成为一个联系更为紧密、差异可能缩小的整体，历史地形成的各种特殊文化（民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和社群的）以当代传媒技术为支持，借助不断扩张的资本运作，在全球规模上持续、深入地交流与互动，越来越呈现出整体性发展的趋势，相似性在增加，色彩鲜明的差异在消失，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越来越有超越本土化的趋势。美国学者彼得·伯杰概括了文化全球化的四种载体，一是被称为“达沃斯文化”的国际商业精英群体；二是被称为“学院俱乐部文化”的国际知识精英群众；三是“麦当劳世界文化”；四是“福音派新教”或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通常指宗教性群众活动，所谓全球化就是文化性的物质及观念借助这四种载体从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运动传播。（2）在抽象的意义上，文化全球化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和全球伦理开始具有现实存在的品格，最终趋向全球文化共同体。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种因素和力量都将在其中发挥作用。就目前阶段而言，它首先由于文化产业化而获得动力。
首先，文化产业具有跨越文明界限和制度藩篱的特性与功能。
作为“整体性的生存方式”，文化是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尽管文化交流自古普遍存在，但在产业化之前，一方面文化作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审美观念和价值信仰，难以大规模地在域外传播扩散；另一方面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跨国交流实际上受制于政治关系，国家对峙内涵着文化对抗。产业化意味着文化的商品化，商品化导致交换价值的统治，并使理性计算在文化领域成为可能，所有的本质差异、文化传统与质的问题，都转化为量的问题，文化从精神价值、意识形态等抽象的、信仰的层次向世俗的、物质的领域扩张，越来越多地具有物质商品的形态，“心”“物”难分难解，文化不再是社会经济权力之外的“飞地”或孤立绝缘的自律领域，也不再是地方风习、民族惯例、意识形态，它同时也是技术、物品、娱乐与服务，也是物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具有“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功能，即经由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界限或区别现在已经变得模糊，比如在精关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在现实与它在影视、媒体、文艺作品中的再现之间，在政治与广告、经济生活与文化、生产与交换、东方与西方之间都有这一趋势。今天的文化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生活行为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这部分地支配着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和确定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方式。比如独具匠心的广告就可以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技进步与幸福生活等各种意象附着于像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饮料等消费品之上。德国哲学家韦尔施发现：“倘若广告成功地将某种产品同消费者饶有兴趣的美学联系起来，那么这产品便有了销路，不管它的真正质量究竟如何。你实际上得到的不是物品，而是通过物品，购买到广告所宣扬的生活方式。而且，由于生活方式在今天为审美伪装所主宰，所以美学事实上就不再仅仅是载体，而成了本质所在。”（3）由于文化既直接转化为一种产业又参与其他产业之中，具有穿越制度框架和文化界限的“无国界”的形式和能力，因此成为一种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和拥有的商品。很明显，中国文化界可能有不少人欣赏约翰·杜威的哲学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但只有好莱坞大片能够深入到中国村镇，为那些根本不知杜威和詹姆斯为何人的公众所津津乐道。由于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可以通过不断扩大的市场体系和商品逻辑而压倒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成为全球市场的主导文化。有人观察到：“在阴雨连绵的奥普鲁斯散布发着霉臭气的小屋中，年轻的卡博克洛斯族人正在进行辩论。他们是印第安人和黑奴的混血的后代。辩论的题目是加利福利亚电视系列片《水上救生员》中从事水上救护的帕梅拉安德森的胸围是多少，就好像她是身边的一位姑娘。”（4）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文化产业全球化。
从理论上说，不同区域的文化产品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都有面向全球市场的权利和条件，全球文化互动的内在动力正在于不同文化在形式与意义上的互补，但就现实来看，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却不是全球各种文化的抽象和平均，而是经济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通过一些支配程序而展开的全球作业。在文化霸权的驱使之下，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以一种诱导的姿态来迫使民族文化对其认同，同时排斥民族文化对自身的认同，从而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台湾作家龙应台真切地指出：“然而，什么是‘全球化’呢？这个词其实是有问题的。影响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是什么‘力量’在转化谁？谁被谁‘化’掉啊？渗透到我的24小时生活细节里来的，难道是印度的或埃及或阿拉伯的影响吗？不是，仔细看这24小时的内容，代表着‘全球化’东西中，其实99%是西方的影响，是西化，然后再细看西化的内容，譬如说物质的品牌，非常高的比例是美国来的东西。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所谓全球化的内涵其实是一种‘美国化’的过程。”（5）确实，在全球化的诸种当代形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偶像和工业品以及卫星向各大洲成千上万的人的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覆盖面广并且渗透力强。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迪斯尼乐园、威卡姆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美国电讯公司等成为文化产业的全球性垄断寡头；美国的电影、欧洲的摇滚、英国的音乐喜剧、巴黎和米兰的时装、德国的图书等均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支配地位。文化从强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出去，大举占领海外市场，催生了全球性需求，几乎使全球消费者对其欲罢不能。在这种实际上是“麦当劳化”的全球化压力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文化弱势国家的市场被并不能反映他们生活的符号和形象所占领，甚至难以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经验，现阶段的全球化确实具有文化殖民的特征，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确实在威压着自古形成的文化多样性。（6）
第二，文化产业内涵着抑制差异的标准化特性。
还在文化产业刚刚诞生的时代，一些敏感的批判知识分子就指出，借助于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的大众文化具有标准化、齐一化的特性，它可能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性、创造性和欣赏的自主性、想象力。法兰克福学派首创“文化产业”一词，以表明大量制作的文化的产业
化过程以及驱动整个体系的商业化规则。批判理论分析处于产业生产情境下的所有大众化的文化制品，判定文化产业主要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其模式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拷贝、唱片、照片、录音带等均呈现出伪个性和非个性化倾向。“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普通的说法，已经被带进了行政的领域，具有了图式化、索引和分类的涵义。很明显，这也是一种工业化，结果，依据这种文化观念，文化已经变成了归类活动。”“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7）这些产品通过正面地呈现社会的标准和实践，在意识形态上使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从而也再生产了现存的政治秩序。比如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结构简单、旋律反复、机械敲打，像刻板的教条一样，使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机械反应。因此，艺术欣赏的自主性瓦解了，这种瓦解使听众的心理退回到一种被动依附的幼稚状态，使个人融入大众文化和社会的框架里。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批判理论的一些具体观点已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所否定，比如吉安德隆1986年就同情地指出：“阿多诺在他1941年出版《论流行音乐》时所作的卓越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在该论文出版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流行音乐的歌曲结构和音乐内容几乎没有变化。这些歌曲绝大多数都是按32音节AABA格式创作的。几乎所有的作曲都没有偏离简化的和弦范式或‘六月一月光一柔情’的韵律格式。”（8）正像英国文化研究所揭示的，强大有力的工业也不能轻易地操纵消费者，文化产品的消费要比阿多诺等人所设想的要主动得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与传统自发的、更多的是个体创造的文化作品相比较，工业化、组织性的批量复制的文化产业确实没有为个性和差异留下空间。
比如现代传媒产业就可以在其所覆盖的区域让受众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受同样的信息，从而极大威胁种种地方性经验的存在空间。在传统时代，各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活，如地方戏曲、民间音乐，它们不可能被普遍化。但现代传媒的涵盖面远远超出人们的直接见闻欣赏经验，无情地将原有的层级式的多元结构压平，使一个文化空间只有一个或极少几个文化产业的受益者，并以其无远弗届的威力诱使公众相信，只有那些覆盖性极大的传媒提供的产品拥有超越任何其他文化作品的特殊价值，甚至只有这些文化产品才是值得欣赏和喜爱的。傅谨在分析中国文化产业时指出：“在运用现代传媒最为成功的流行音乐领域表现得最为充分——经由现代传媒手段的成功运作，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广受欢迎的栏目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所有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地区地理环境与文化习俗中成长起来的人们，都唱着‘同一首歌’。王菲和F4不仅是台湾、香港、上海和北京青少年的至爱，同时也是新疆或黑龙江某个小村庄里的青少年的至爱；全国每个城镇的歌厅里的演唱者，都以逼真地模仿有全国影响甚至世界影响的歌手的广为人知的歌曲为荣，而不是以演唱最能凸显他自己声音特点的、他自己的歌曲为荣；在这种情境里，地域性的音乐几乎已经不存在，二、三流的音乐和二、三流的歌手几乎已经不存在——所有音乐要想流行，都只能通过成为全国或全球性音乐这一条狭窄道路；一个歌手即使想在一城一镇成名，也只能模仿性地成为那些频繁在大众媒体露脸的明星们的替身。”（9）这种中国现象肯定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性。
第三，文化产业的全球扩张严重挑战民族国家的文化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过程中，文化的理性化、普遍化曾经支持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高举普遍人性的旗帜，制定种种文化规则，有效地配合了路易十四王朝的中央集权；18世纪启蒙运动认为文化是文明的集中反映，它通过共同人性和理性精神等普遍永恒的价值将人类提升到世俗物质利益和政治宗派斗争之上，通过可以对每个人都具有规范作用的普遍主体性而把所有人都聚合在同一种属范畴之下。“对这些作者来说，历史的中心点乃是近代科学精神的旭日东升。在那以前，一切都是迷信和黑暗、谬误和欺骗。对于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有历史的，不仅仅因为它们不值得进行历史研究，而且因为在其中没有理性或必然的发展：它们的故事乃是一个痴人所讲的童话，充满着叫喊和狂乱，毫无意义可言。”（10）普遍理性在培植了现代民主制度和国家统一的同时又指向一个普遍的人类史，实际上包含着对文化多样性的否定。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约翰·G·赫尔德首倡文化民族主义，认为文化不是关于普遍人性和精神价值的规范，而是多样性的具体生活方式，也就是民族的生活方式。“每一民族的表象方式都有深刻的特色，因为这是它特色的，与其风土关系密切的、从其生活方式产生的，由其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在外人看来惊讶万分的，它都认为可以极清晰地把握；外人觉得可笑的，它却对此异常认真。”“上帝的所有作品都具有这种特性，即它们虽然都属于一个极为庞大的整体，但每一个也都自成为一个整体，并在自身具有它的规定的神性。植物和动物是这样，难道人及其规定会是别的样子吗？难道数千人都只是为了一个人，所有过去的世代都是为了最后的那个世代，最终所有个人都只是为了人类，即为了一个抽象名字的图像而产生的吗？全知者并不这样做；他并不虚构一个抽象的幻梦；他爱他子女中的每一个，并且充满了慈父般的情感，为像这一造物是他的世界的独一无二的造物。他的所有手段都是目的，他的所有目的都是无限者在其中完满地启示自己的更高目的的手段。”（11）因此，不同民族可以采用同一种国家模式和政治制度，但一个民族似乎永远保持着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活方式而不会被另一个民族同化，因此政治国家被置于民族国家之下，普遍性的统一文化被分解为特殊的民族文化并有效地支持着国家。但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向全球各国的强力冲击的当代，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全球化，民族国家的文化独立与文化已经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1990年，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纳伊在《美国一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第一次提出“软权力”的概念，用以指称相对于国家、民族、边界、领土等“硬权力”而言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如果说“硬权力”指一个国家凭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通过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武装军事干涉，去胁迫他国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那么“软权力”则是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既然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行为标准和制度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那么它就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软权力”把文明和文化引入国际政治关系之中，并可能引发为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争夺“文化霸权”的新
战略。确实，在全球化的阶段，美国的文化、美国对国际组织的控制、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对管理咨询业的垄断，美国的发展模式得到推广，由美国支持的全球化、单一化的倾向愈演愈烈，进而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使其行为标准和制度获得普遍性的政治图谋。
所以，许多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都发生了反对全球化、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抗议性活动，文化问题第一次成为国际政治的关注中心之一。2001年11月2日，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宣言》从必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等政治、经济、伦理等多方面阐述了文化多样性。2003年2月，在法国和加拿大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法国文化观察委员会与加拿大文化多样性联合体在巴黎共同召开了文化专业组织第二次国际会议，30多个国家的130多个文化专业组织派代表307人出席会议。会议对经济全球化给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威胁展开研讨并提出对策，呼吁各国政府抵制对文化产业实行自由化政策，在世贸组织新一轮的谈判中坚持“文化产品例外原则”，在制定保护本国文化特性及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时不要受世贸组织有关规则的影响；呼吁各国积极参与起草并最终通过一项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该公约应独立于世贸组织或其他国际贸易组织框架之外并具有法律约束力。2003年12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会议”通过的《主席声明》指出，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是增进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理解和包容，避免误解和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此强烈而严正地将文化多样性置于全球化议题之中，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担忧。现在的问题是，种种“主席声明”、“政府宣言”等等只能是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多样性的维护和发扬是一个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能觉悟到的复杂难题。比如，全球文化趋同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对它的反抗也采取了全球形式。在论证文化多样性和平等文化权利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显学成为主导叙事。巴勒斯坦裔的学者爱德华·W·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名著是在美国写成的，他用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主要理据来自西方，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悖论：“为何《东方主义》着重强调、沿用不断、有增无已、充斥西方文化的东方主义比喻，反而在西方学术界许多领域里备受推崇，成为争相效法的对象？为什么指出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同谋关系之后，却有助于给文化带来新的生机，而且竟鼓励文化研究者发动一场学科帝国主义运动，由此而征服其他学科领域？……”（12）同样，对西方化的反抗、对本土文化的阐释等等，也必须用标准英语、用西方概念在国际讲坛上发表。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充分体验到标准英语是“压迫者的语言”，也自学地以黑人方言来干扰标准英语的界限和制约，但是“我经常参与的专业和社交场合均以白人为主，我也很少使用黑人方言，……最困难的是在写作中，特别是为学术刊物撰稿时，融入黑人方言。我开始在评论文章中加入黑人方言时，编辑就把标准英语修改过的文稿退还给我。使用方言意味着它可能需要被翻译成标准英语，如果作者希望有更广泛的读者理解，她/他所说的意思的话。”（13）区域性文化也只有借助全球文化景观和全球文化产业才能得到理解和分析。显然，种种“抵制”和“反抗”也已部分地成为文化趋同的一种特殊形式。
全球化浩浩荡荡，多样性倔犟峥嵘。正如人类已经觉悟到必须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人类也正清醒地致力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重要的不是应该不应该坚持文化的多样性，而在于如何在产业化时代维护文化多样性，以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多样性。
二、多样性何以可能？
“我们的差异，总是给了我们新的灵感，去看待一切。”（盖尔·奥克斯利）多样性源远流长，但只是在全球扩张的时代，它才成为一个问题。对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所能选择的是三种态度，一是坦然接受，二是力图抗拒，三是寻求平衡。第一种态度只能导致多样性的遗忘和抑制；第二种态度可能会加剧与文明主流的距离和敌意，惟有第三种态度合理可行。所谓“平衡”，说到底就是以本土化校正全球化，以多样性缓和一体性，在交流和对话中发展全球背景下的特殊文化。从当代文化实践来看，多样性主要有三种力量来维护。
第一种力量：国家化的政策保护。
全球化的当前阶段与文化霸权的难分难解。随着资本运动的全球化及跨国公司的发展扩大，西方经济强国借助对商品输出的垄断，实际上支配了全球以信息或影视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的输出。经济上的强势力量衍生出文化的强势力量，进而推行文化霸权以至强权政治。面对这种以抑制非欧文化为出发点的文化帝国主义，不但发展中国家面临沦为发达国家的文化消费地进而失去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的危机，一些发达国家也都为了各自的国家与民族文化利益，特别针对美国文化产业的“入侵”而采取多种防范机制。
在2003年第32届联合国教文大会上，法国提出建议，希望就文化多样性制定一项国际公约，以法律的形式承认文化的特殊性，保证各国决定本国文化政策的权利，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和语言单一化的威胁。其实，早在1993年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针对美国要求欧洲开放文化产品市场，法国就提出“文化例外”的原则，反对将文化、视听及服务产品等同于一般商品，任其自由流通。当时美国电影向全球大举进攻，其电影出口额在所有出口产品中已位居第二，仅次于航空产品。法国为本国文化所受到的威胁深感忧虑。在1998年经济与合作组织关于投资的多边协议谈判中，法国继续坚持此一立场，孤军奋战，最终使谈判流产。进入21世纪，法国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文化例外”不能准确全面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因为文化产品有价值观的一面，也有商业性的一面。特别是“9·11”事件让世人看到，缺乏文化方面的理解和沟通是造成西方与其它地区冲突的一个原因。法国虽然不赞成“文明冲突”的说法，但认为加强对话，增进文化交流是反恐的一个重要基础。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国家接受这一思想，总统希拉克在2001 年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正式将“文化例外”的提法改为“文化多样性”，将有关文化产品问题的讨论从世贸组织转向教科文组织。（14）英国导演大卫·普特南在《不宣而战——好莱坞VS·全世界》中，把欧美之间、特别是美国与法国的文化战描写为一场战争。
政府行为当然不以文化为原则，文化安全的背后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就政治而言，反对统一的文化标准和尺度，既有保护民族文化个性的目的，也有警惕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文化手段控制他国以谋求国际政治利益的战略考虑。就经济而言，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需要文化的推动和导向，“为了扩大全球市场，增加消费者，为了确保他们购买产品，培育他们与生产相吻合的需要和对消费主义的热衷，文化必须在培育某些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铸造某些幸福观与成功观，对性和爱的态度等这一切中发挥作用。文化必须塑造出一种全球消费者。”（15）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实际上已是全球经济运行的一个部分，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就业机会、税收来源。在以经济实力排序的国际社会，发达国家已经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形成了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文化资本增殖迅速，文化产品到处渗透。美国政府认为，文化产业（电影、广播、电视、出版、杂志和音像制制品）是娱乐/传媒产业的一部分，从贸易政策的角度看，对待这些部类的方式和对待其他部分比如钢铁、汽车的方式一样，没有丝毫差别。全球化导致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每个地方只要有需求存在就可以也应当获得满足。这一立场，当然不只是对自由人权的尊重，自从丧失了机器制造业的国际领域地位以后，美国就一直在寻求新的经济制高领域。美国的传媒政策，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当代文化已经置身于全球化政治/经济的复杂网络中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争夺的斗争场域，可以也应当借助社会权力关系的整体地图来解释文化的差异和实践。由于全球化首先要消除的是民族国家的文化壁垒，因此政府行为客观上突出了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在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挑战面前，这种维护国家文化尊严的行为也具有保护民族文化原创力的意义。
第二种力量：本土化的自我意识。
产业化蕴涵着趋同化和普遍化的力量，但生产和消费文化的个体与群体却总是与差异紧密相关。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每个民族、每个社群都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这种特有的文化既是群体亲和力和民族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也是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之源，也是文化得以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下，各种文化的自我意识并不总是清晰和强烈，全球化使不同文化之间拥有更多的体认、交流、沟通的机会，尤其是各文化共同体成员在本传统内学习、模仿之外更多地学习、模仿其他文化的机会，将使诸文化趋于接近，然而也正是交流与学习，凸显了各种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特殊价值，而全球文化的趋同也理所当然地激活了对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注，由此出现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产业化齐头并进的势头。现代性既可以帶來同质化（homogeneity），也可能强化各种地方文化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塞缪尔·亨廷顿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态度转变：“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化关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因此，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当传统的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16）
这不是偶然的。文化的多样性源自生活实践的本土性，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组织，从行为方式到，数千年来全球人类各有自己的文化风格和内容，产业化促进了全球性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但不可能完全取消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本土性。其一，文化首先表现为传统，不像生产技术、日常消费品那样可以与时俱进，比如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文明迄今仍主宰着各主要文明区域。目前阶段的产业化还不能把各种文化连根拔起，在似乎征服一切的全球性文化产品和服务之外，还有光景常新、生生不已的各民族、各区域的古典文化，还有挑战文化产业的个体性精英文化。其二，迄今为止，全球各地的生活/生存方式仍然有巨大差异，人类不可能把未来的希望和幸福的追求在一个共同目标上。虽然技术和手段上可以把西方的文化工业产品、部分生活方式向全球推广，但人类也不大可能全部西方化，英语没有取代方言，电脑没有取代书写。亨廷顿注意到：“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1993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有88部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但同时指出： “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下述假设：普遍的全球通讯的出现正在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娱乐不等于文化，而且人们是根据自己先前存在的价值和观点来解释这些通讯的。（17）无疑的，文化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信仰形式，要将世界上各民族长期形成的千差万别的文化变成一种同质的文化，要将每个民族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伴随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来的文化尊严抹掉，是不可能的事情。同质化的文化显然不能满足全球不同公民的文化需求，全球化不可能消除文化的特殊性和个性。
本土化表现在许多方面，除少数文化区域采取一种较为强硬的方式，在全球背景下重新确立和发现自己的特殊性，或者以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抗议活动的形式提醒人们牢记这种特殊性外，更多的是选择一种缓和的方式，即赋予外来文化以一定的本土性格。比如非洲黑人以特别的方式组合词语，使殖民者不得不重新思考英语的意义。不同文化区域对美国文化的接受并非是整一化和同质性的，而是充满着个性差异的，美国文化产品要想在世界不同地区大赚其利，就必须依据多元化的、多种族的、多语言的文化市场进行多样化的文化和商业设计。不同文化区域接受美国文化产业的特点，一是英语占主流的国家更容易接受美国的文化产品，这是由于缺少语言障碍和民族传统更加接近的缘故；二是文化产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被美国文化所占领。比如智利的电影市场就长期靠外来的电影支撑，而印度电影工业至少在其国内市场上是能与好莱坞抗衡的，所以它的进口电影很少。本土文化以自己的方式迎接外来文化的挑战，最终形成一种妥协的，也是综合的文化形态。
第三种力量：个体化的自由选择。
现代性的成长过程也是个体和自我的解放过程，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解除了个人的外在束缚，浪漫主义的文化革命确立了情感、本性等自我构成对资产阶级道德制度的优先性。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比如以赛亚·伯林看来，自由的优先性应该理解为“惟有权利才是绝对的”，这就是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别人，特别是国家不得随意干涉，自由意味着对干涉力量的否定，意味着在国家与个人、在个人与个人之外的所有社会因素之间划定一个明确的界线。与文化问题相关的是，权利不只是人身权、财产权、政治参与权，也包括言论、出版等文化方面的自由权。19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如法国的托克维尔以其在美国的经历发现，随着不可阻挡的平等、齐一性时代的到来，追求个性的权利受到了威胁。19世纪末的斯图尔特·穆勒也从人性的发展、人类的幸福、科学的进步等角度，为“大众时代”逐渐消逝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辩护，把自由从作为每一个人为发现和追求物质利益所必须采取的行动的外部自由，提升到精神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活力及种种变化”的全部后果这样一种概念。在克服了纳粹等极权体制之后，自由民主体制已在西方国家所确立并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理论上认可，对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强调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达到顶峰，抗议的对象不是压迫自由的当局、制度或权威，争取的不是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解放成为追求的目标，而是要求对本能欲望以及对吸毒、同性恋等小群体、边缘人的权利的承认。简言之，不是政治权利的而是文化权利成为当代政治的主题之一。在此背景下，罗尔斯的“正义论”应运而生：自由是优先的，但当我们实施我们的权利时、行使我们的自由权时，一个先决的条件是必须把同样的权利赋予每一个人，因此平等与权利不可分，所谓权利的优先性，不是说某个人特定的权利（实质性的）的优先性，而是说不考虑任何特殊性、平等地属于任何人的权利（形式的）的优先性。
“承认的政治”即是差异的政治，它基于对人性和世界的一种相当谦卑的认识。这就是康德的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当代政治哲学和文化理论越来越真切地认识到，不存在由人的本性规定的、像自然界的规律那样可以被认识的、固定存在的理想状态，人的
欲望、追求、需要等都是变动的，人性有着无限的广度和深度，人的目的与其说是先验地、本质地存在在那里，不如说是历史地、偶然地形成的，人类的选择——只要是在自由的境况下——必然是多样的。同理，人类也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性主义的、由政治权威或科学理性设计好的世界上，说到底，在所有重大的、基本的问题上，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的，一种文化认可的，可能恰恰是另一种文化所拒绝的。文化的差异代表着人类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方案，体现着人的价值或本性的深刻冲突和多样性。这种价值多元论就是文化多样性的哲学基础。在当代思想中对此论证最力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钱永祥概括这位自由思想家的论证说：“价值多元论的基本想法不难把捉：人类所追求的价值、万其是终结性的价值与目标，不仅（1）多元，不仅（2）相互冲突而难以共存，并且由于缺乏一个共通的衡量尺度，根本（3）无法在其间比较高下以便排定先后顺序。这个局面之下，追求价值与理想，必须靠选择；而对价值作选择与认定，不仅无法有理性的标准提供完整的理由，并且选择某项价值，往往必须表示放弃其他价值。因此，人生不仅没有完美圆满可言，并且每次抉择，都代表进入价值的冲突与舍弃。”（18）
当代全球化的特征是，一方面西方文化席卷全球、成为一种普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所蕴含的人性自由和价值多元的认识也逐渐蔓延开来。作为对理性化的现代价值观与社会体制的反抗，以差异、特殊对抗普遍和先验成为首先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紧接也为其他文化区域用以成为“反西方”的理据。如果说现代性的政治信念和社会制度确实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话，那么在文化领域，则是被现代性的普遍规范所放逐了的差异、特殊、个别的自由空间。在具有标准性的产业化时代，这种常有对抗性的差异性实践经常表现为文化生活殊社会空间、另类价值理念、异见亚文化等等。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从伏尔泰、杰弗逊、穆勒到伯林，自由主义的理想是：给我们认为是荒谬的东西以存在的权利，宽容的、人道的世界不是“真理”战胜谬误的世界，而是给谬误与真理同台表演权利的世界。错误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衬托正确，错误也不正确或是真理的前奏，一旦真理到来便消失；错误的东西与正确的东西具有同等的存在权利。如果错误的东西都有存在理由，在文化领域，我们当然不能轻易地以“落后”、“野蛮”、“反动”为由取消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权利。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趋同和经济一体化，保护差异和多样性的使命更多有文化来承担，毕竟只是在这个领域，强权、金钱的横行需要某些中介转化为“软权力”，“多数人的暴政”不可能直接取消少数个体的权利。文化产业诚然不是为个的，但个体在接受和消费时，仍然可以部分地创造着异质性。正像英国文化研究者约翰·费斯克提出的：个体在文化消费中的权力，“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意义在文化经济中的流通与财富在财经经济中的流通并不相同。意义更难拥有（因此不让别人拥有），它们更难控制，因为意义和的生产与文化商品的生产或其他商品的生产并不相同，在文化经济中，消费者的作用并不作为线性经济交易的终点而存在。意义和快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而不真正区别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经济的商品，我们称之为‘文本’，并不是意义和的容器和传送带，而是意义和的促发者。意义/的生产最终是消费者的责任，只能按消费者的利益履行；这并不是谈物质生产者/销售者不想生产和销售意义和——他们想要生产，但失败的比例相当大。”（19）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大区别之一，前者把消费者看作是积极主动的生产过程，而前者则视之为被动和受控，如果说它们各自抓住了文化消费的两个特点，那么我们于此恰为看到了产品的同一性与个体的选择性的冲突，正是由于这一冲突的存在，文化产业才不可能如其所愿地把消费者塑成顺从一致的同一人格。
三、多样性的当代诠释
全球化时代的多样性不但理由充分，而且也有多种实践方式。但是，如何理解多样性，如何在认同全球文化主流、普适价值的同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也同样是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必须承认，文化趋同虽然以“全球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讲，人类及其文化有超越国家、民族、地区、社群、个体的共通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就认为，所有种族，“精神上，其本质的基本特征一致，……区分人与动物的距离远大于区分人与最陌生种族的人的距离。鉴于与动物的距离，所有人之间存在最近的亲缘关系。我们惊人的区别、性格差异、我们远离直至不解、我们在不共戴天中的继绝——一切都还是真正亲缘关系的痛苦，它被遗忘或者再也找不到自我实现的途径。但因为人而逃向动物们或者一种动物，这事实上是遁入自欺。”（20）人们只是因为忘却了彼此间的亲缘关系而变得有相互分离且仇恨，如果我们更多地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共性而不只是关注差异甚至房间地加大这种差异，那么人与人之间更好地找到对话的基础。
必须承认，历史发展到今天，生活在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社群的人类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相互学习、相互塑造的机会，人类共通的价值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类认可。对多样性的严肃探讨，必须以承认人类的共性为前提。
第一， 超越民族国家视界，全面理解多样性。
从文化理论上说，民族国家本身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单位，是否构成了一个同质性并足以与外部世界划出明晰界限的独特的实体等等都是应当讨论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文化与人类俱来，而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欧洲才出现以拥有对一块领土的统治为特征的、在调控能力上胜过传统政治形式（如古老帝国或城市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承认文化与政治的区别，那么我们就要承认，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虽然关系密切，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它们在涵盖的地域和人群上，都不是相同。文化的概念有时小于国家概念，比如任何一个国家内的文化都远不是同质的，姑不论国家疆域内部不同种族、民族的文化的歧异性，就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内部，文化形态也不是同质的，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亚群体，他们之间的观念、价值、信仰、生活方式都有较大差异。比如比较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日本，也有信奉神道与信奉佛教之间的区别；文化的概念有时又大于国家，比如中国文化在漫长的过程中就扩展到现代政治中国的疆域之外，而亨廷顿所说的“伊斯兰文化”也绝非一个国家所能代表。
从文化实践上说，国家通常不愿从公共立场或政治上承认文化的多样化。齐格蒙德·鲍曼指出：“‘国家’确切的含义一直指的是具有合法权利和拥有足够的资源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制订和实施约束事务走向的规章和准则的机构。这些规章和准则希望和期盼将偶然性转化为确定性，将模棱两可转化为毫不含糊，将随意性转化为规整性——简而言之，将原始木变成一个精心规划的花园，把混沌变为秩序。”（21）因此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具有取消文化自由、以政治统一性强制文化统一性的特点，而且这并非一些专制政体的野蛮行径，更非少数政治狂人的偶然作为，事实上，现代国家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创造一种共同文化，为了维持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和凝聚力，国家势必刻意地扶持、甚至只许存在一种文化形态，打压其它与其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极端的甚至推行“舆论一律”和“文化管制”。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那些被抑制的文化共同体或亚群体的角度来看，它们的自我欲望早在全球化之前就屡受压迫了，即使不是非法的，至少也不能按其自我内在逻辑而自由发展，所以政治共同体内部的诸种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等对文化多样性一直就是疑虑和警惕的，尤其是如果这些制度并非是因应社会之自然变迁而自发地形成，而是人为地按照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于某个利益集团之目标而建立起来的，那么它们必然是服务于此一集团及其意识形态，其对多样文化之影响乃是直接的和压制性的。鲍曼认为：“现代国家是一种设计权势，而设计则意味着对秩序和混乱间的差异作出界定，对恰当与不恰当作出甄别，也意味着以牺牲所有其他模式为代价，来使一种模式合法化。现代国家宣传某些模式，同时双着手消灭所有其他模式。总之，它促进相似性和齐一性。”（22）
一些总体性国家文化政策的特征是：对内，常常把某些狭隘的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放置在普遍利益之上，或径直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等同于普遍价值并予以“神化”；对外，强调民族国家的特殊性，拒绝全球普适价值。内外贯通，这些国家以一种“特殊”为民族国家的“普遍”而掩护其他任何的“特殊”，其所成就的“国家文化”既无普适意义也无助于维护多样性。
全面理解多样性，首先要充分认识民族国家不是文化多样性的唯一单元，种族、地域、社群、阶级、性别、世代乃至个体等等都是文化多样性的不同单元。从历史发展来看，全球化的动力起源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动力，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化，其间有合乎逻辑的递进关系。在如果说全球化在威胁着多样性，那么它也是建立在国家化已经抑制了政治共同体内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尽管与全球化相对的首先是民族国家，从而维护国家文化和独立性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议题，但追根溯源，绝不能把多样化仅仅理解国家化。进而，要深刻反思在一个民族内部、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及其相应的政治结构之制度性安排是否妨碍着本土文化多样性的发育成长，不仅是指多种文化的共处繁荣，也包括同一种族内部不同群体的文化也获得各群体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可及国家法律的切实保障。两位西方学者在讨论国家与文化的关系时指出：“1、我们生活的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形态，包括非政府组织、散居在外的民族主义者运动、跨国政治同盟和利益团体，以及跨境管理机构和规则。因而，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有多种形式的世界，传统的民族国家只不过其中之一，尽管它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2、文化多元共存是指在公众区域里赋予文化群体多样性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允许所有这样的群体享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自治，也意味着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共享。3、任何国境内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和依恋必须与他们的公民权益分开。也就是说，在某些方面，政府问题必须同国籍问题脱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放弃民族（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文化实体）托管人的角色，而开始考虑把自己当作文化多元共存的托管人和文化多元共存可持续发展的担保人。” （23）如果我们接受这三点，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全球化所造成的民族与文化界限的不断交叉、不断重构的现象，客观上为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更大的宽容性前景和自由生长的空间。
第二， 解构极化思维模式，正确理解多样性。
虽然现阶段的全球化由发达国家主导，但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殖民化毕竟是两个概念。无论借助多样强大的资本力量，也无论高新技术能多么快地改变文化生产及交流方式，不同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政治国家的巨大控制力量实际上都在抗拒着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而文化的全球交往只能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渗透过程，并且原则上只能经由文化共同体成员的自愿接受才能产生影响，这就是文化政治不同于暴力政治的主要特征。全球化固然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控制职能，但在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专制国家，全球化也可能通过缩小国家限制国民的权力范围和深度，释放小群体和个人的自由空间，从而可能增加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某些普适性的国际惯例和制度的约束力、国际共同体的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够保护或缓和各种针对“异端”和“边缘”的压力；另一方面，全球市场的冲击导致意识形态型国家的逐渐放松其强硬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冷却其意识形态狂热而实现文化的世俗化、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文化原教旨主义，这就可能为受压制的少数种族文化或同一种族内部亚文化的恢复和重建而挪出一定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全球化不但不与多样化对立，而且打开了此前被国家意志刻意封锁的外部世界的形象和观念，展示了一个广阔的选择空间，使得政治共同体内部原本受到压抑的种种亚文化群体能够在国家控制之外传播自己的文化，在一统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内部争得若干缝隙伸展和抬头，进而反抗借国家力量推行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马丁·阿尔布劳指出：“全球时代给文化观念带来的最大的新意义，实际上就是使种种界限失效，并使许多成分从以前的话语强加在它们上面的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24）毫无疑问，一个正在走向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充分占有文化资源的社会，文明的程度与文化自由的广度和深度成正比，只有封闭和愚昧社会才会限制自由选择、阻塞文化传播，究其实，它所维护的既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也不是任何具有合理性的地域文化，而是少数集权者专横权力和政治利益。
文化植根于本土，但并非没有普遍意义，各文化之间并非互相对立、不可对话。张灏以中国文化为例指出：“从行为规则去看，各个文化是很有不同之处。但若从行为规则背后所依据的基本道德则去看，则至少高等文化之间，甚多精神相通之处。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其他高等文化传统里，都是会受到认可的。”（25）一些传统文化之所以在现代化、全球化时代遭到破坏乃至中断，部分是因为它不能提供现代世界相应的价值资源与消费满足；西方文化之所以在几个世纪内所向无敌，不只是因为它与“坚船利炮”相伴而行，也因为它率先完成了现代突破，更鲜明地体现着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价值。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也有时代的应变性，全球化浪潮的涌动，不只是因为经济扩张的需要和技术手段的可能，更不只是由于美国及少数西方大国操纵世界的野心，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具体地说，一是当然人类遭遇共同的困境、面临共同的问题，二是人类逐步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民族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人与人之间在文化问题上有了更多的共识。差异和冲突至今仍然存在，但越来越可以理解，并可以在理解和对话中相互学习。因此，任何无视数百年来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以本土化为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限制公民文化需求的做法；任何能以多样性为据实行文化孤立主义，抱残守缺，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做法，任何为了维护少数极权者的利益而抵制文化开放、文化民主的做法，都不但曲解了本土化，实际上也耽误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毕生阐释中国文化的梁漱溟早就注意到：“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他的民族、国家站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26）而就文化自身来看，种种要求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的论说，也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假定文化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源头，此后的发展都由此派生。但文化史并非如此，文化一种永恒变化更新着的创造，只要我们所说的不是“已成的”不会再变的文化“遗迹”，如青铜器，古建筑之类，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们的创造累积而成的不断发展的本土文化，那它就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受着各个层面的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和创造性诠释，这样的本土化，既包含着可以转化的永恒价值，也赋予普适价值以民族的、区域的、个性的形式。如罗兰·罗伯逊所说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据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化时代的多样性只能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妥协的产物，而绝不可能是原教旨主义式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回到本土，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本土化？本土不是僵化的存在，不是由过去的历史、神话、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等一劳永逸地塑造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不断变化的现实。如果只要是“我们的”就值得珍惜、值得宣扬，哪怕是陈规陋习、愚昧无知，怪力乱神都可以冠之以民族尊严、民族特色加以奉行；如果以本土的文化个性否认另一种文化，多样性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真正有意义的本土性，只能是内含着普遍价值的本土性。
第三， 诠释文化传统的意义，理性论证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源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地形成的传统至今仍在规范着我们，但传统也只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参与才真正现实地形成。“传统”云云，因“传”才生 “统”。“人事有代谢，往往成古今。”传统就是在每一代人所创造的历史效果中不断地形成而又不断地发展，所以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庞朴指出的：“我们所谓文化传统一般指民族的，支配千百万人的这样一种观念
和力量，那样一个习惯势力或者说那样一个惯性，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遵循的那么一种模式，人们遵照它的行动，又是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的这样一种精神力量。”而“传统文化是指具体的文化，或者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你看秦始皇陵里，有一大堆兵马俑，这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因此传统文化是一个死的，而文化传统是在你的观念里边在你的行动当中支配着你的观念和行动的那个活的东西。” （27）传统既非过去的已成之物，则多样性就不是一种已经定型的东西；传统既非在我们之上、之外的非时间的抽象存在，则多样性就不是我们继承的遗产而有待于我们今天的创造。现代诠释学的主要代表汉斯·加达默尔一再强调，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所以“每一时代都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因为这本文是属于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是对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工作，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28）真正的、活着的传统与每一代人的理解和行动关联在一起，并由每一代人在特定时空中对它的理解、诠释、创新而构成。每一代人都对传统、历史发生具体的作用、产生特定的效果，并在特定时空中有效地、富有意义地影响着、改变着传统。所以重要的不是守卫遗产、保护古物，不是充满感伤的怀旧，如此至多只能维护传统文化而不能赓续文化传统，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今天所负有的一种过去所承担不了的使命和义务，这就是创造出过去所没有的东西，使传统带着今人的贡献、按照今人所规定的新的维度走向未来。只有立足于现实并着眼于未来，我们才能真正立足于传统之内并延续传统，文化也因此才具有无限广阔的多样性和真正独特的自主性。
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问题，绝非“保护”二字所能概括，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的创造。创造需要我们的自信，需要我们有一个健全的文化机体。但以中国文化而言，我们实际上已逐步丧失了这种自觉自主，我们已不再拥有大开放、大吸收的“汉唐气象”。张东荪1935年指出：“我年来默察中国的情形，实在有些令人悲观，觉得对于西方文化不但不能消化，直并承受的能力亦渐渐衰退了。其原因不在西方文化不适于中国，乃只在中国人已缺少了吸取他族文化的‘主体’的资格。”（29）次年雷海宗先生更具体地分析说：尽管二千年的历史大部分是在外祸之下，但“鸦片战争以下，完全是一个新的局面。新外族是一个高等文化民族，不只不肯汉化，并且要同化中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曾遭遇过的紧急关头，惟一略为相似的前例就是汉末魏的大破裂时代。……但汉末以下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是分开的，武力属于五胡，文化属于印度，最近一百年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属于同一的西洋民族，并且武力与组织远胜于五胡，文化也远较佛教为积极。两种强力并于一身而向中国进攻，中国是否能够支持，很成问题。并且五胡与佛教入侵时，中国民族的自信力并未消失，所以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五胡为汉族所同化，佛教为旧文化所吸收。今日民族的自信力已经丧失殆尽，对传统中国的一切都根本发生怀疑。这在理论上可算是民族自觉的表现，可说是好现象。但实际的影响有非常恶劣的一面：多数的人心因受过度打击都变得麻木不仁，甚至完全死去，神经比较敏捷的人又大多盲目的崇拜外人，捉风捕影，力求时髦，外来的任何主义或理论都有它的学舌的鹦鹉。……中国是否也要遭遇古代埃及与巴西比伦的命运？我们四千年来的一切是否渐渐都要被人忘记？我们的文字是否也要等一二千年后的异族来解释？”（30）显然，在这种衰势下，简单地维护传统与学习西方都不能开启中国文化的新运，都不能在全球化压力下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命运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再创中国文化的辉煌，张扬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之林的独特风采，需要我们从传统中创造现代，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中创造华夏新风。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漫长实践才能完成的使命。在全球化的压力面前，必须认识到多样性是活的不是死的，是需要成就来证明和显示的生动实践而不是自我标榜式地仿古；多样性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是现实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外力的刻意保护，从而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存发扬，不能依靠模仿古文化产品来体现，也不能依靠政府保护来实现。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当代文化创造过程中“古风” 追求、产业化开发中的仿古建筑等等，在理想的意义上虽可在有限的范围内营造一定的传统气氛，唤醒今人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和记忆，但其本身只是无生命的抄袭，与现实的中国生活并无内在联系，实际游离于当代文化之外。至于若干低劣粗糙的古文化遗产开发，反而造成对古文化遗产的灾难性破坏。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幻想通过“国家工程”、“政府扶助”等等苟延残喘，实际上是放弃了当代文化建设的使命。其实，政府保护的手段有限的。加入WTO意味着向世界开放中国版权产业市场，虽然政府以关税壁垒和配额的形式对电影产业进行保护，但从长时段开放的趋势不可避免，当社会生活的多数领域都采用国际通行规则动作的时，文化保护只能局限于一个时期、一些部门，中国文化市场总得向外开放，如果我们不是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迅速发展中国的文化产业，则种种保护反而耽误了我们。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榜样。面对美国文化的强势渗透，日本没有采取消极的保护，而是从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入手，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目前，日本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已悄然攀升。从流行音乐到家用电器，从建筑到时装，从动画到厨艺——日本看上去比20世纪80年代更像一个文化超级大国，而当时它只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31）政府保护的效果是有限的，它至多只能缓和一时之危，而不能真正繁荣文化。中国电影长期在党的宣传部门领导下，受到国家保护，但至今未形成产业规模，中国全部电影企业的总和实力也不及好莱坞8大公司中国的任何一家。可以想象，一旦好莱坞电影长驱直入，民族电影的处境只能更加艰难。这就是美国学者高皮纳说的：“政府在文化产业中所进行的这些干预起作用吗？法律和壁垒能挡住迈克·杰克逊的摇滚或麦当娜那张性感的脸吗？……在现在这个互相联系的世界上，对其他文化的限制会起作用吗？”“如果一个国家感到它的文化具有与美国文化相同的力量，它就应该向美国学习，向国内外的人民普及它的文化，而不是试图把它保护起来。”（32）模仿没有生命，保护意义不大，中国文化还将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才能在“和而不同”“一多相融”的全球文化体系找到自己的位置。
文化史表明，文化冲突激烈的时代，也是一种文化共同体将自己的文化理想化的时代，只这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出一种文化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面对威胁时对自我权利的张扬。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文化史同样证明，只有文化间的相互宽容和承认，不同文化之间才能把自我相对化并容忍“他者”、学习异已，也才能丰富和提升自我。“对抗全球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在于一种真正为各国、各族人民所共享的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超越边境，兼济各国；它人道而普遍，但也尊重差异；它立足于统一性，但也保护多样性；在承认个人、社区、国家、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各种同一性时它探寻一致性。”（33）理想意义的上多样性，是在全球化时代而不是在其他时代才能真正建立，也只有经受了全球化时代的洗礼的多样性才是值得我们向往的多样性。
注释：
（1）引自《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2）参见彼得·伯杰：《全球化面面观》，塞缪尔·亨廷顿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新华出版社，2004年。
（3）沃尔夫岗·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4）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
8年，第17 页。
（5）龙应台：《全球化的我在哪里？——在北京现代文学馆的演讲》，《南方周末》2004年2月26日。
（6）参见单世联：《现代性与文化工业》下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7）马克斯·霍克海默、泰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6-147、142页。
（8）伯尔纳·吉安德隆：《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陆扬、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16～217页。
（9）傅谨：《媒体与当代戏剧的发展道路》，《中国戏剧》2003年第8期。
（10）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91页。
（11）约翰·G·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引自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150、151—152页。
（12）布鲁斯·罗宾斯：《爱德华·赛义德和〈文化帝国主义〉专题讨论会“导言”》，《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3—284页。
（13）贝尔·胡克斯：《语言，斗争之场》，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和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2-113页。
（14）参见郭京花：《文化多样性：法国外交新主题》，《参考消息》2003年10月30日。
（15）谢里夫·海塔塔：《美元化、解体和上帝》，弗雷德雷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的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16）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7—68页。
（17）同上，第46页。
（18）钱永祥：《“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说思想家伯林》，《与虚无之上》，三联书店，2002年，第114页。
（19）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2页。
（20）引自昝涛：《通往哲学之路》，《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10月17日。
（21）齐格蒙德·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8页。
（22）齐格蒙德·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9页。
（23）阿尔琼·阿布杜莱、卡捷琳娜·斯泰诺：《可持续多元共存和和未来归属问题》，《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24）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28页。
（25）张灏：《传统与现代化》，《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4页。
（26）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重印本，第12页。
（27）庞朴：《蓟门散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04-305页。
（28）汉斯·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80页。
（29）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410页。
（30）雷海宗：《无兵的文化》，《伯伦史学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31）道格拉斯·麦克格雷：《日本文化在全球影响力悄然上升》，《参考消息》2002年6月8日。
（32）引自李怀亮：《中国电影产业面对枪林弹药雨》，《文艺报》2002年3月9日。
【论文关键词】：文化全球化；全球化；文化
一、文化全球化之"文化"与"全球化"界定
文章采广义文化说，即"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产生了物质文化；作用于社会，产生了制度文化；作用于人本身，产生了精神文化。"[1] 因此，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显露在外的是物质文化层，它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文化中最易于变化的层面；中间层是制度文化层，作为人类行为和活动的习惯、规则，它既是精神文化的产物，又是物质文化的工具，同时也制约或主导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变迁；精神文化层面居于文化结构的里层，它是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性格等精神成果的总和。精神文化层是人的实践活动长期积淀的结晶，是文化中最保守的因素。这三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同构成文化的有机统一整体。
"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二律背反"[2]。一方面，全球化包含着同质化。各国各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某种趋同化，国际组织的增加及其作用的增强，国际性标准、规范的制订、接纳与遵守，都从不同侧面反映着这一趋势。另一方面，"它在推进同质化的同时也导致异质化"，它是"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并存与辩证统一"[3]。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以及本土认同的增强，民族独立与民族自治运动的此起彼伏以及遵守、解释、实施国际准则中的本土化倾向，无一不体现着全球化过程当中的特殊性。
二、"文化全球化"的内涵
作为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文化全球化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在统一的"全球场"内的交流与互补，使各民族文化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走向世界，推动人类文化普遍性的增强。文化全球化呈现趋同化的倾向。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又是以承认各民族文化差异为前提和基础的，离开了民族文化的个性，人类文化的共性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多元文化又使自身民族性的某些因素由于吸收外来因素而得以丰富与强化，文化全球化又表现出游离化的趋势。
因此，文化全球化是这样一个过程：不同民族文化在统一的"全球场"内、在"融合"与"互异"的同时作用下，不断交流、互补，实现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并存共进。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走向呈现出由强弱文化态势向共同发展演变这样一种轨迹。目前来看，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差别。发达国家由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较高，其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也就较强，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将其文化称之为强势文化。相反，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相对较弱，因此其文化相对而言就被称之为弱势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落差，这种文化落差使得强势文化会有意无意地向弱势文化的国家、民族进行文化输入和文化渗透。而弱势文化的反向输入与传播作用则是非常微弱的。因此，在实际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多元文化并未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在强势文化的扩张下，弱势文化处于边缘地带，甚至有失去自主性的危险。但是这种不平等不可能通过弱势文化的自我封闭和隔绝而得以消除。作为弱势文化，要争得平等地位，就必须抱着开放的心态，融入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
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文化全球化还逐渐呈现出趋同性增强、融合性增强以及多元性增强的特征。多元文化在它们的外在层面，即物质文化层面上更多地呈现为趋同化的倾向。但这种趋同是有限的，它更多的是提供给了人们一种"非领土扩张体验"，"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与我们的文化实践、体验和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4]。这种转型并没有与人们的原有文化认知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是为原有文化所接纳、吸收，呈现一种流行元素本土化的倾向，即融合性增强。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基于不同发展路径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又不断强化了自身的基本特点，尤其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即多元性增强。
三、对文化全球化的误读--文化同质化
对于文化全球化的以上特征，往往有人只看表面，只抓一点不及其余，以文化全球化趋同性增强的特征掩盖其他特征，将文化全球化等同于文化同质化。因此，有必要在此将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同质化作一比较，以避免对文化全球化的误读。
文化全球化不同于文化同质化。首先，文化全球化并不否认文化的多元性和本土化，它以承认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为前提，强调多元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交流与互补中相互理解、共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不断丰富和强化自身。而文化同质化恰恰相反，它刻意追求同一，因此它必然是以消除民族文化的差异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试图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划定某种单一的发展轨迹。其次，文化全球化并不以某种单一的全球文化模式为行动诉求，各民族文化在统一的"全球场"中冲突、碰撞、沟通、理解。它不要求单调的统一性，而是在承认民族文化个性的基础上的丰富性，不是文化之间的排斥或者用某种普遍性去压抑或排挤个性、特殊性，而是各民族文化的有机整合。而文化同质化既然追求同一，必然强调统一的全球文化模式的建立，这一单调的统一性必然抹煞民族文化的个性，而离开文化多样性之光的全球文化必然是黯然失色的。最后，文化同质化要求建立单一的全球文化模式，这就促使某些强势文化将自己的文化作为摹本在世界范围内强行兜售、推广，将各民族文化"化"为一种唯我独尊的特殊文化，夸大自己文化中的普遍性，将自己文化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等视为中心或标准来衡量其它文化模式，从而造成"文化霸权主义"。而文化全球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平等地看待各民族文化，无论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都是人类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元。多元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一方面使自身得到修正、丰富与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不同文化在更多方面达成共识，增强人类文化的共性，是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5]的过程。因此它不会造成"文化霸权主义"，而只会实现多元文化的有机整合。
实际上，在任何条件下，文化的世界化与文化的民族化、全球文化的共性与民族文化的个性都是共生的，互为前提的。正是多元文化的互动，才促进了世界文化共性的形成与增强，而世界文化共性的增强又促进了多元文化自身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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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蔡拓. 全球化认知的四大理论症结[J]. 教学与研究， 2002，(3):29-36.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化”已成为无法避免的话题,甚至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如果说全球化是一个在多领域、多层面发生的过程,那么经济全球化无疑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层面。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时,世界不同文化也呈现出全球化交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许多经济活动与文化无法分开,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必然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必然作用于文化,使文化的发展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经济全球化也就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
一、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西方文化霸权
“所谓西方文化霸权,就是西方国家把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霸权产生的直接背景是西方的科技优势,及其对信息革命技术的垄断。”这是我国学术界比较认同的文化霸权的概念。
在当今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时代,西方以全球化为借口,以经济和科技为后盾,在全球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文化的渗透。
首先,沿用冷战思维,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作为首要条件的,即使冷战结束以后,这种做法仍然被保留。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新干涉主义”形成且日渐嚣张,其中文化策略就是要在意识形态市场上重新确认西方的主流地位和影响力。为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力开拓和占领文化市场,结合经济活动把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普遍的原理加以推广,企图在全球实行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模式,并且利用国际文化交流和宗教势力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重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战略,高举“人权高于主权”和“民主”的牌子到处干涉别国内政,妄图按照西方的意志,建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试图把一个意识形态的多元世界用美国价值标准统一起来。
其次,通过各种媒体传播西方文化,进行文化渗透。现代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主要形式就是借助大众媒体——广播、电视、电影、广告、通俗音乐、国际互联网等对第三世界进行文化控制。这些媒介产品会不断强化他们西方至上的的观念,使他们在无意识中对西方价值观或美国生活方式具有优越性这种论调深信不疑,从而致使有分裂第三世界各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使用文化霸权来进行干涉的做法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其恶劣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化霸权主义必然导致落后国家文化不断被边缘化,使其出现文化认同危机和民族文化生存危机,加剧民族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激化国际文化冲突,并使全球化的进程受到某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所以,对于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捍卫自己的文化主权已刻不容缓。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智而全面地思考。
二、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思考和我们的战略选择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的恶劣行径,第三世界国家义愤填膺,高呼打倒“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的强烈反应,从而出现了一些片面的甚至是极端的行为,比如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弹,甚至还出现了文化极端主义。这种行为就是对异质文化的全盘否定,为保护本土文化不受西方文化霸权的侵蚀,把自己的文化孤立起来,不和别的不同的文明和文化进行任何交流,甚至走向一种极端行为,通过暴力和流血手段,灭绝“异端”文化因素,甚至对“异端”文化所属的种族和宗教予以物质上的消灭。
事实上,本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种族、年龄、区域的人们共同创造、交流、融合的结果,从未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为保护“未被污染”和“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不加区别的反对所有外来文化,这只能使自己的文化失去活力和创造力。那么这种没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文化又怎能抵抗西方的文化霸权呢?这种狭隘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危害我们深有体会,正是闭关锁国和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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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滞,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振兴和发展。
所以我们不能沿袭僵硬的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知识领域的权力关系入手,猛烈抨击西方文化霸权,不加任何具体分析笼统的斥责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思想领域和文化上进行西化渗透,进而质疑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现代化模式,产生盲目排外,闭关自守,从而被拒于世界发展潮流之外。
关键词：文化 文学 全球化 本土化
视文学为表达，乃是一种典型的读者逻辑，一种流传久远的谬误。当读者面对一文本，他或她的经验或感觉与文本互相触动。掩卷深思，或许感到仍被抓住，种种意象仍纷至杳来，他沉湎于此，“意识”到创作者竟如此这般地“表达”出了其杰出的建构和思考。错误也就在当下发生了：此意识到的“表达”乃是一空无所有（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在此才特具启发性），是本真的“在”终于隐没之后的空洞符号。直接的原因在于，读者/我们，以一种非常合乎情理的方式演绎了我们的日常认知结构和表达/叙述模式。这一移用/演绎当然是悄悄发生的。这一有关产生/出现、有/无的认知/叙述模式建基于普遍和绝对的基本日常直觉经验：井水汲上来，我们“意识”到了“根源”；雨水落下来，我们“直观”到了“产生”；雨水蒸发殆尽，我们“了知”了“消失”“有无”……而当文本出现，我们思“前”想“后”，感觉到“时间”的不同，我们确乎有所“获得”――于是我们“意识”到了“表达”。这一“表达”被封存在那一非常直观具体犹如雨水之降临的文本“物质结构”中，基于我们的经验和生命直觉而被揭示。这种认知结构一脉相承：我们实际上非常合乎情理地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经验和直观逻辑用到了对文本的解释中。实际上我们几乎别无他法：语言在，存在在；语言不在，存在不在。仅仅是因为我们难以说出存在的语言，当我们面对文本这一非常特殊的存在的时候，确实，文本无疑“给出”了，但却并非表达。
真正奇怪的是连作者也常常说“表达”。连作者，对文本的解释也并不少见地被纳入这一“读者逻辑”。我们必须作此设想了：在意象密集的风暴时刻，音乐家们“被逐于”激情（而非追逐），逾出了常态，即使其近旁者，也不禁感到一种“熟悉的陌生”，而文学家们也不逊分毫。是何事发生了呢？是一件伟大的事发生了。此即主体的隐匿，人和世界融为一体，充实完满的出现。风暴时刻的音乐家、文学家们还是他们自己吗？不再是了。我们感到某种不可冒犯的威严：这不是他们本身的威严，是那个“充实完满”本身的威严。远离风暴的创造者们也常常感到匪夷所思：任何对生命的诞生的惊奇感都是大致同一的。那一时刻是终结性地过去了，就是说，绝对的难以复制。于是，总是还会被问到类似的问题：你是怎么写出的？结果创造者一拍脑袋：“我”如此“表达”了……二元世界被重新建立，远离风暴的创造者又回到了他那个大写的“主体”，他对那个主体消失的伟大时刻不再有清晰的记忆。
当文学家们、音乐家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表达”的时候，那个伟大的时刻不会来临，美好的叙事难以发生。如此复杂的经验，尤其直接由矛盾构成的经验一直难以被道出：“他”（她）的语言要依赖于“他”（她）的消失。是因为矛盾性遮蔽了存在。那个在风暴中，被带入到世界的存在的创造者，完成的是另一件事：赋予形式。
主体作为概念的言说来自西方的形上学传统，这一传统以“本体――神――逻辑学”为特征。在这一形上学传统之下，西方人对自然对人事，都有二元对立的思维倾向，自亚里士多德即已创始而通用二千余年的是非对错二值对立的古典形式逻辑，从而形成诸如客体与主体，理想与现实，实体与假相，天启与理性，灵魂与肉体等等的二元对立。尤其在与形而上学思想方面，这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表现得最为典型。西方近代人就在这种二元论世界观的思想气氛下，一方面追求现实生活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进步，一方面将精神安身于另一超越世界。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其实也意味着这种清楚明了的二元论安排，并以此为整体社会的稳定性奠基。西方人对此二元论世界观信守不渝，社会也就不会有任何重大精神危机。然而一旦遭遇重大变革诸如大战、革命、经济转型，或遇有“异端”思想之冲击如科学主义世界观、泛神论等，则可能动摇其传统的二元论世界观，而使人的实存面临切近的危机。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正是这一形态的精神危机。据傅伟勋先生总结，西方二元论世界观的崩溃大自出于三种原因，“（一）从理论上全力支持二元论世界观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本身，渐感无法保持理性与信仰间的调和无间……（二）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影响文艺复兴时期一般科学家与自然哲学家的宇宙观……（三）同时，在近代欧洲哲学方面，也逐渐产生配合科学主义世界观而予世界以合理化解释的思想趋势。”[1]这一二元论世界观的几近崩溃，也即意味着“主体――客体”二分处置世界的方式必须得到反省。这一反省，在黑格尔那里，化为一种一元性绝对观念论；在克尔凯郭尔那里，表现为对信仰的重新取回；在尼采那里，则是“超人”和“权力意志”论说。相对而言，东亚思想则极少受此形上学思想形态的影响，在中国，从来没有循着这一路径的典型发展，也不接受包含主客二分的本体论。
对主体消失的探询将通过对语言这一海德格尔言说为“存在的家”的思考而得到最终解释。拉康的“镜子阶段”前提设定为一个幼儿如何凝视镜中的自己，幼儿的自我（ego）尚未完全发展出来。拉康在此有一段精辟论述，“这是一个充实完满的世界，没有任何形式的匮乏与排斥：站在镜前，“能指”（幼儿）在他自己的映像这一所指中看到了一个‘完满’（fullness），即一个完整而无瑕的同一体。”[2]随着主体/自我的发展和建立，人脱离其儿童状态而进入语言的“象征秩序”。拉康描述这一过程为从那个镜中之象的“完满的”想象性占有之中放逐到那个“空洞的”语言世界。语言世界之所以空洞是因为，拉康认为，语言以隐喻的方式代替了对事物本身的某种无言的直接占有。实际上，在拉康看来，没有任何语言能说出“整个存在”。这样一来，语言成为一种他形象地称之为“把存在弄空成欲望”的东西。于是，“我们现在将再也无法在单个事物之中，即在那会使其他一切具有意义的终极意义之中，找到安宁。进入语言就是被分离于那被拉康称之为‘实在的’（the real）的东西，那个无法接近的领域，一个始终超出表意（signification）之所及的领域，一个始终处在象征秩序之外的领域。”[3]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中经其重新言说的重要观念“道”，最终释义为“静默的存在应和于居有中显示的道说之寂静的无声和谐”。其关于存在的言说，最终处理为这样一种简明的形式，“存在：无：同一”，也即“停留于西方伟大开端处的空白，正在逐渐为‘圆满无’的教诲所充满”[4]。对存在之得其所是的意义的完整性的最终理解，海德格尔和拉康实则具有共同的基础。拉康的镜中之象保持在象征秩序之外，语言之外，而海德格尔的“道”则表达了其最终境界：寂静的无声和谐，因而语言得其所是地置留、封存，在这一置留中存在无言“切近”了。正如那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芭蕉的俳句：
高于云雀
呵，跨越山峰之处！
一片寂然。
【论文摘要】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跨文化传播已经势不可档，但在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弱势的国家由于持续的文化逆差有可能面临文化殖民的危险。这与其经济基础薄弱、不注重保护本土文化、缺乏文化创新有直接关系。这种形势之下，弱势国家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首先要接受跨文化传播，其次对输入的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外在自身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还要讲究传播策略。
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一术语。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传播科技促进下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广泛涉及各个社会领域的一种社会行为。匡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lion )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它的“跨文化”。您队形式上讲，跨文化传播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活动，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一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而进行的传播，这种形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贴近，也更容易被接受。
跨文化传播给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文化的输人方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输出方，为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文化的输人与输出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剪刀差”的问题。客观的数字表明，跨文化传播双方的文化流通量并不是对等的，甚至是差异悬殊的。以电影为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制品的出口值，“仅在欧洲地区就达到300亿美元，超过了航天工业”。欧洲电影市场的75%以上是被好莱坞电影控制的，欧洲电影票房收人的75%以上也是被美国制片商拿走的，光是一部《泰坦尼克号》，收人就达is亿美元。虽然欧洲有着比美国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在跨文化传播上却败下阵来。就像一位法国学者所言:虽说法国也是强势国家，但在美国文化面前法国文化依然是弱势文化。
欧洲尚且如此，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000年浙江省共投放市场22部进口影片，除四部系香港拍摄外，其余18部均为美国影片。其中占据2000年进口片票房前10名的有《碟中碟续集》、(恐龙》、(黑客帝国》等8部美国影片，其票房收人基本每部都在200万元以上;1998年浙江放映《泰坦尼克号》时，观众更是高达206.5万，票房收人达3654一万元。而杭州的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2000年放映22部进口片的票房收人为813.6497万元，竟然超过了该年度该影院放映的其余107部国产片票房收人的总和。虽然该数据显示的只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对我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冲击，以及所占有的巨大经济份额，但更深层反映的却是我国及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跨文化传播形式之下，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文化输人大干文化输出，出现了严重的文化逆差。
其实这种文化逆差对输人方来说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威胁。因为多年的文化逆差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外国文化的呈几何数增长，而本土文化却被一再稀释，最终在外国文化的包围下消解。文化殖民也就此产生。
所以，跨文化传播对那些处干传播弱势的国家来说，只能是一个经历了文化逆差和文化渗透之后走向文化殖民的过程。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悲观主义的味道，但确实可能。文化殖民不仅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个严重的威胁，更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凝聚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时的国民无异于外国的文化奴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脊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文化逆差甚至文化殖民的出现呢?
第一，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承受跨文化传播之战。跨文化传播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市场的开拓，每一环节都是以大量资金投人为保障的，没有经济支持，跨文化传播就像是一座空中楼阁。例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作为美国最大的传媒公司之一，为了进人中国的市场也确实“破费”不少。1996年10月，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2001年，在上海正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介最高层会议，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场这一切是一般的传媒公司承受不起的。恰恰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也都是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曾饱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当年的掠夺所造成的损失使他们历经百年也难以恢复。当武装侵略已成往事，新一轮的跨文化传播之战袭来时，他们仍无力抗衡，再次面临被殖民的危险。
此外，跨文化传播需要足够的技术支持，无论是信息的发射还是接收，都需要极高端精密的设备，这同样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但一些国家由于受自身的经济实力的限制根本没有完备的传播系统，在本国内传播还是个问题，更不要说跨国传播了。据统计，全球至少有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光是技术成本这一项就不知要使多少国家望而却步。
第二，缺乏对本土文化的保护意识，致使本土文化流失严重。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形式，这些历经千百年锤炼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文化维系着民族的融合和种族的延续，文化促进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向前发展。但现如今，本土文化流失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拿我国来说，端午节本来是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传统节日，但前些年韩国却要将端午节申请为本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后来证明是一场误会，但这也确实应该使国人反省。现在一提起端午节，恐怕马上联想起来的就是吃粽子，关于端午节的来历、传说、习俗恐怕都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再拿古建筑来说，原来古老的四合院、胡同在现代的推土机之下也早已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几经复制的高楼大厦，穿梭在这些水泥森林中间，实在感觉不出中国的特色，也找不到与别国的不同。
跨文化传播对于处于劣势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场文化洗礼，对本土文化就是一种挑战，如果自身对本土文化都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些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只能在后代子孙手中消散。
第三，文化理念落后，缺乏创新意识。文化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的特征，而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博纳和创新，文化创新不仅能丰富原有的文化，而且可以使本土文化走的更远。但事实表明，在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往往缺乏这种文化创新意识，只知道啃老祖宗留下的摸，多年来所炫耀的文化永远是一成不变，再美味的汤也有喝腻的时候。这一点我们确实需要向跨文化传播中处于领军地位的美国学习。那就是不断创新，博采众长，提升自己。
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也存在这个问题，虽然我国已经在外国建立多所孔子学院，虽然我国的文化也得到了传播，但内容却总是老一套，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文化创新，其传播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已经全球化，既然跨文化传播不可抵挡，既然这种大局不可逆转，目前处于弱势的国家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自怨自艾，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争取在传播单渠道、传播霸权之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首先，弱势国家应该打开国门，接受跨文化传播。现在已经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闭关锁国也根本不可能，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主动迎接，而且外国文化中确实也有很多先进的思想、技术、理念需要我们学习，如果能恰当的吸收这些先进文化，对弱势国家是大有裨益的。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可以让弱势国家直接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从更高的起点上开始发展，比自己脱离世界闭门造车要实际的多。
中国一直就有自己的看待世界、与异文化相处的观点，包括“大同”、“和而不同”、“中体西用”、“习夷以制夷”等等。甚至在一些诗句中都些微透射着中国人的跨文化的胸襟和气魄，比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思想对于全球化的今天同样适用。
其次，对待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够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固然是好，但涌进来的往往是鱼龙混杂。而且一些西方国家还别有用心，在所传播的内容中带有明显或隐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蛊惑，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跨文化传播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就是最有利的证明。所以，弱势国家对待跨文化传播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进步的文化为我所用，对那些埋藏其中的“暗箭”要提高警惕，切不可疏忽大意。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传播时，应始终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要分清主次，铭记本土文化才是主体，外来文化是对本土文化的丰富和补充，决不能喧宾夺主，受其鼓动，否则就太得不偿失了。
最后，跨文化传播时要注重传播策略。弱势国家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更要讲究策略，由于受自身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批量输出且面面俱到，弱势国家应选择一条既经济节约又符合本土文化特色且能产生良好效果的传播策略。
(1)选择对方容易接受的形式进行传播。跨文化传播中，内容好固然重要，但传播形式也同样重要，传播中要选择那些喜闻乐见的形式，尽量让人们在轻松愉快中了解本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属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而不专属某个民族与国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伟大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这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与“全球化”特征。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世界历史时代”逐步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与“历史转变为全球化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方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的和高度的发展的阶段。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由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主宰的欧洲化的世界历史时代；现代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与等所开创的苏联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与尖锐对峙、北方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南方的落后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平等交往的、“分裂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则属于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逐步趋于多极化态势，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正在一体化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正像近代以来很早就有了全球化观念，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化才成了一种真正客观物质现实一样；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全球化观念，但只是到了今天，它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1994）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概括。他认为，在第一阶段，即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整个全球的一体化假设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他们认为，这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也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全球化”约化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第二个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同质性与一体化，而是产生了新的分裂分化。这种新的分化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加剧了欧洲与北美及日本中心地区的民族竞争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引起对资本的同质化力量的抵制。二是资本主义从欧洲中心地区的扩张并没有使世界同质化，而毋宁说是制造了发达与不发达这两个新世界。随着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与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因政治改革而日趋缓和，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移向了，开始与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混合在一起。第三个阶段，它从70年代起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个形态虽然仍保留中心—形式和相适应的发达—不发达的状况，但它的确证实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普遍化了，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只不过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化发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是一个具有“地理（空间）”中心的体系与过程；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却相反，它通过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
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性同质化过程中导致了以民族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的格局，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却相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却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就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写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者“全球性的地方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
德里克以上的概括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虽然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并不能回答全球化时代重大理论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作为一种关于全球性现代化的理论，已经名不副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意义上包含着对欧洲中心资本主义的时空预设，它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因为这种新的形势既具有同质化特征又具有散裂化特征。”（注：以上内容观点参看［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第四章“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译文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2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但我们觉得，他的解释毕竟还是为我们全面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考视野和指导线索。
马克思还是在创立自己科学历史观的前夜（1845），就具有了一种开阔的现代世界历史性理论视野。他在同德国以弗·李斯特为代表的、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经济学家进行论辩时，就自觉地站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立场上，强调工业即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在现代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制约下，一个民族所作的事情就是为整个人类所做的事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表述自己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与全球观念，是在众所周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从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世界化发展的现实历史角度，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趋势作出了初步的描述。这个概括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他们为自己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念确立了一个开阔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全球化”基本特征作了初步的规定。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引起的人类历史由传统的狭隘的民族史与地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决定论和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而在《共产党宣言》（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以明确的语言与立场指出，资本主义所开辟的历史就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就非常自觉地在这种开放的理论视野中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他们的这种全球化理论观念除了有其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以外，也有其理论逻辑上的偏颇之处：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全球历史的统一与整合作用，强调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性普遍化特征，而相应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多样化发展态势，忽视了作为经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作用，而将资本主义文明所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化过程简化或约化为两个阶级斗争的过程。正因为考虑到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上的片面之处，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在回答俄国民粹主义的提问时，已经考虑到了落后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发展机遇问题。（注：参看拙文《“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念的历史追踪》，载《理论探讨》1997年第5期。）当然我们还要强调一点，马克思这种全球化观念基本上适合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期，而且从总体上看也符合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的确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整个世界。正如德里克如上所指出的：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更接近于今天的现实。对此，比利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也有相同的认识：“今天的西方
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的完全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型”。也就是说，正如今天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整个世界重新变成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趋势。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晚年，西方资本主义静悄悄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不是以资产阶级及其个人或企业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而是以整个民族国家为基本的经济政治活动单位；不是以市场的纯粹的自由竞争，而是以某种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辟的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化发展过程；那么，列宁斯大林所发展起来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殖民主义体系、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形态的高度垄断化政治化军事化发展趋势。斯大林曾经对列宁所首先确立的新的全球化观念作出了一个权威的著名的总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1.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由此得出第一个基本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2.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由此将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殖民地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3.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所以“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3—20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即通常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工业发达国家。甚至于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处在这样一种经济政治发展非常不平稳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所以不会出现同时胜利的局面，倒是往往出现一国首先胜利的独特现象。受列宁与斯大林以上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了著名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以及相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认为，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性影响，中国革命从此以后便成为世界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使之变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注：《选集》第2卷第626—633页等处，人民出版社1996年合订本。）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相比，列宁、斯大林、所确立与阐述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基本上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巨变的历史时代特点，特别是由此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统治世界的单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落后国家首先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世界历史与政治经济总格局总面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与勇气，巨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伟大的贡献。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是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的基本主题之一。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对抗的存在才有助于今天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化、多维度的形成。但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理论到斯大林的一国胜利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对抗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世界体系理论，它用两种社会政治制度来抽象与概括世界千差万别的文明与民族国家的特点，未免有些简单化。它过分强调了国际的世界的政治军事斗争与对抗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只片面地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尖锐矛盾发展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广大不发达民族国家的侵略影响及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交流关系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导致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中长期的实际上闭关锁国的发展方针与策略，进而最终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剧变可以说是一种全球化模式与观念即一种以分裂对抗与封闭自足为特点的全球化观念与模式的失败。（注：参看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第1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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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20世纪，全球化理论观念模式，首先是作为主流的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等同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西方化”的单一过程；除开这一基本观点之外，当然就是以上我们所列举的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两大阵营理论。受这些经典的基本理论模式的影响，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美洲也形成了一种既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全球化模式相抗衡，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一种独特的“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南美洲的依附理论以及尔后影响范围更大与持续时间更长的“世界体系理论”。（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25—3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依附理论崛起于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依附理论学派并非有一个较正式的组织、较系统一致的学科集团，而是一批分散于世界各地、基本观点接近、遥相呼应的学术潮流。它们共同认为：依附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是早期殖民扩张的结果，是以其中的一方受另一方制约为代价发展起来的。依附论的基本概念有三个：中心、和依附。“中心”是指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则是指那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的国家与地区。与中心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就是“依附”。“依附理论”由此而得名。依附论的世界图象是比较简单的：世界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控制着一批次一级的中心，每一个次中心又控制着一批更次级的中心，如此像洋葱一样，最外层的是所有中心的“”或者卫星。比较起来，每一个中心都比其更富裕。而每一层都比其中心贫困，经济上被动。不得不依附于其中心，而依附又造成了中心对的剥削与掠夺。在中心与的这种关系中，中心通过剥削维持其富有和继续发展，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其中心的地位。而经受剥削的不但越来越贫困与不发达，而且也越来越加重其对中心的依附。所以依附论者认为，正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与贫穷之间的这种不公平交换造成了发达与不发达、富裕与贫穷的两极对立，正是发达国家本身的发达造成了国家的不发达，而不是国家自身的“传统”落后造成了这种不发达。不发达与发达不是历史性阶段性的差异，而是共时性与结构性对立，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的发达，通过依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依附论者看来，只有当作为边缘与即卫星国家摆脱对其中心国家的依附的时候，才是它们开始走向发达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依附论”本质正是反对依附的。继依附论这种全球化理论之后，70年代由伊曼努尔·华伦斯坦所率先提出的“世界体系”是一种影响至今的理论与学派。它是受依附论观点影响同时又与现代化发展这种主流理论传统相对抗的学说。其中心概念是“核心”、“边陲”、“半边陲”与“世界体系”。在华伦斯坦那里，核心、边陲、半边陲都是不能等同于一种地理位置，不是一种真实的空间位置，而是指一个国家在全球即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具置。中心国家都是全面发展型的工业化经济体系，而边陲国家则往往是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与传统的农业国家或者“专业型”经济国家。“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最重要的概念，它是一个用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概念。在世界体系论学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三个层次的金字塔，最上层的是集中了“核心化生产过程”的核心国家，中间是半边陲国家，下层是集中了“边缘化生产过程”的边陲国家。这样一种世界图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三个世界”，从核心向边陲的下降，主要不体现为贫富方面的变化，而是一种经济自主性的减退。世界体系论更注重的是研究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由于引入了一个半边陲概念，世界体系理论才不把世界整体系统中的各个国家的地位与命运看成是注定与不可更改的。在它看来，各个国家的命运可根据世界市场的上下来回波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世界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而是一个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世界。世界经济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产生于16世纪，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四个发展阶段。从1450年到1640年，在西欧形成与产生；从1640年到1815年是巩固时期；从1815年到1917年成了一个全球；从1917年至今是加强时期。这四个时期世界体系的中心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在华伦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由于它彻底统治世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必然灭亡；而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整体性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
通过比较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我们会发现：依附理论是简单的和静态
的，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动态的与复杂的。依附理论是外部决定论，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归结为外部力量的剥削与掠夺，而在发展道路选择上，则又是封闭的、片面强调内因作用的“内因决定论”；而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模型坚持“整体决定论”，即整体的发展规律决定部分的具体发展过程。依附理论主要以南美洲的殖民化历史为理论参考系，地区狭隘性比较明显，而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是以欧洲的原生形态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为原形与起点，追溯世界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抽象出来的。所以，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更具有普适性特点，可用来解释世界各时期区域的发展问题。
除了方法与基本理论不同以外，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研究主题上也有诸多不同。表现在：（1）依附理论的起点是研究个别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此引出国家之间的影响对于发展的影响问题；而世界体系论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问题。（2）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然后联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的发展来说明拉美的不发达。而世界体系理论从一开始就将研究的目标与重点放在早年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并由此向世界展开。依附理论虽然对拉美国家的不发达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合乎实际的报导，但它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的说服力不足。而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对解释全球化发展问题有相当的灵活性与普适性，但由于基本上是抽象的理论，使得它毫无实践生命力。总的来说，虽然世界体系理论相对于依附理论来说，具有更加合理性与全面性的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理论缺陷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与现状都做了悲观的消极被动式的描述与预测，都是一种宿命论的历史观念，这种第三世界的发展观念与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观念与全球化观念相比，与这种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成功的理论经验相比，肯定是有明显的弱点的；也与在冷战结束以后即苏联解体以后所形成的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理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现在就以西方当代两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评价来说明问题。
当代英国社会学巨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体系或者世界体系概念的内涵远比华伦斯坦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社会的特点与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包括四种基本的制度特点：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主义与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从这种理论框架来看，世界体系理论过于狭隘了，因为它仅仅关心到了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特点，而实际上抹杀了民族国家的特点与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的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199—2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能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面向，而不是指世界体系的整体。国家体系与此同等重要，特别是在全球的民族国家的体系发展过程的晚期，它尤其十分重要。更抽象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赋予国家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以应有的重要意义。从目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态势，从世界区域军事宗教冲突日益严重的现实来看，吉登斯的观点比华伦斯坦的观点更合乎实际。
已如前述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他所主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华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既有共同点也有重要的基本的差别。（注：以下内容参看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第9—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他认为，在过去20年里，世界体系理论在分析解释发展与不发达的问题时提出了现代化话语的最佳选择。它们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话语的区别是：1.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现代性的中心论据，因而试图将资本主义提供的现代世界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模式。2.它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它认为单独的民族内部发展的历史是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而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都要经历过的必然历史阶段。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代，进入到一个以跨国公司化这种超民族国界发展为特点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的地理位置与民族国家的空间状态超越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与世界体系所包括的“整体与局部”、“世界与民族”、“中心与边陲”这种二分法不同，全球化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资本
主义分析”在其逻辑上与“世界体系论”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但它所得出的结论与后者有着重要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对全球化权力结构上，最重要的是民族对国家地位的认识上。“当它在一个指向超越民族空间性的新格局中重构现代化话语时，世界体系分析却在谈到发展与解放问题时继续把民族当作分析单位”。德里克借用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曼努尔·卡斯太尔的观点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秩序化体系，而是一种体系化与非体系化相统一的网络化时代。卡斯太尔认为，可将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说成是在一个信息／全球经济中的四个不同位置上建构起来的：基于信息劳动的高价值生产者；基于低成本劳动的大批量生产者；基于自然馈赠的原料生产者；还原为贬值劳动的剩余生产者。这四种经济类型是无法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它们是在网络中和流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使用的是信息经济的技术基础结构。它们具有某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密集度，但全球经济并非因此是地理上的一体化经济。最新的国际分工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沿着全球网络和流动结构中，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那四个位置的经济人之间。所有国家都会被这四种位置所渗透。这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几何学”，而不是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所抽象揭示的静态“世界经济建筑学”或者地缘政治经济学。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从全球文化学角度向我们提供了另样的全球化图象。（注：以下内容参看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529—535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他认为，就其秩序与强度而言，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的新境界。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经济解释为一种复杂的秩序，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着断裂与脱节的秩序。传统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理论模式，或者多中心与多边缘的理论模式，都不足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异质性特点。他认为可以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者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三
根据学界的权威看法，全球化（注：以下内容参看杨雪东、王利《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全球化与中国》，第2页。）可以概念为如下几种内涵：一是从全球信息化理论和所谓“全球村”理论角度指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自由传递，提出这种全球村概念的，当以加拿大科学家麦克卢汉为最著名的代表；二是从全球化经济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即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与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个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的互补性、关联性前所未有的增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突出地代表了这一点；三是从全球体制一体化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也有人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全世界的扩展，以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反映出了这种立场与声音。最后一种观点是从全球问题学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就是从全球化问题的形成到价值观点达成共识，再到问题获得解决的过程，罗马俱乐部就代表这个观点与方向。
全球化现象与问题的出现，使得我们发现传统的理论框架已经很难有用武之地。无论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普遍与特殊”律，“传统与现代”二分法，还是“整体与局部”律，“内因与外因”律，“中心与边缘”律，“东方与西方”律，两个阵营理论这些众多的二分法，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似乎无能为力。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合理的悖论，是一个对对立面为自己存在前提的过程，即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整合与分裂、集中与分散、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与矛盾的动态过程。全球化过程既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的机遇。它虽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但这恰恰证明与突出了国家与利益自主独立的重要性；它虽然具有制度一体化并轨化发展的态势，但这恰恰向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不动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它虽然具有着超越与克服与地域文化及政治制度特殊性的跨国性经济特点，但这同时又加剧了民族与宗教文化冲突的趋势。它虽然通过全球性经济重心的不断转移来为全球各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加剧了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安全的不稳定的因素。它一方面从经济上加强了全球范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加大了地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与愈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它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的紧密合作与此同时联系，同时也的确制造了新的对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
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自由化和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它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由跨国金融机构担任运行主角，其发展建立在金融各类市场融合的基础上，并紧密依托于多种科技化的创新。今后国际的金融体系将进一步自由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跨国金融机构业务综合化、网络化，金融业的竞争更趋激烈，威胁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阴影依然在全球徘徊。
20世纪最后10年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者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经济、金融全球化，诸如经济、金融全球化发生的原因，对各国和整个世界经济、金融带来的影响、机遇和挑战，以及面对这一形势各国和各微观经济主体应采取的对策，等等。在此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预计在新世纪或新千年各国经济、金融必将进一步融合，甚至一体化。以上这些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对经济、金融全球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分析经济金融全球化本质的基础上，对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自主化、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全球化与贫困化、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揭露和论证，指出西方掩盖全球化本质的主流理论在国内泛滥，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我所用，发展民族经济，壮大自己；又要必须坚持民族化、自主化(国产化)，这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我国金融机构首要任务必须要扶持技术、品牌国产化，以赢得在全球化中取胜。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
金融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时代潮流。我国在获得金融全球化利益的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对全球金融利益的过度追求，势必会产生一些利益损失，坚持一定的利益原则，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并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金融利益，是我国金融全球化过程的重中之重。
虽然许多人都预测在亚洲也必然会出现货币整合，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亚元的出现似乎遥遥无期。亚洲货币一体化远远滞后于贸易和投资合作。显然，如果欧洲、北美完成了金融整合，而亚洲各国依然一盘散沙，那么在经济竞争中非吃亏不可。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剧烈冲击之下，亚洲各国普遍认识到通过货币整合来增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由于亚洲各国，除了日本之外，经济规模都不是很大，缺乏相互协调的机制，结果被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各个击破。一个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很快就通过外溢效应蔓延到邻国，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一直冲击到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中各国都竭尽全力应付，也曾经相互磋商，希望能够协调一致，集合地区内更大的力量来制止风暴的蔓延。但是，由于缺乏协调机制，甚至还出现了以邻为壑的做法，结果一个又一个国家在金融风暴中倒了下去。整个亚洲经济遭遇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实践证明，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很难独善其身。只有联合起来，建立某种形式的货币联盟才能增加地区的金融稳定性。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泰国外长素林提出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加“灵活干预”这一原则，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金融货币联动体系。
参考文献
[1]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影响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市场规模的量的扩大和积累，更是各国经济的质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也必然带来金融全球化。仅仅从全球金融市场联为一体的角度，或者从国内金融机构走向国际、按国际惯例开展业务的角度来认识金融全球化是不全面的，金融全球化至少应包括货币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和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国际化。经济、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但其间又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