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58:52
范成大《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五.陆游《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秋愁——莫道身闲总是,孤灯夜夜写清愁。
秋兴——西风吹叶满湖边,初换秋衣独慨然。
秋怀——出门未免流年叹,又见湖边木叶飞。
秋梦——清梦初回秋夜阑,床前耿耿一灯残。
秋忆——砧杵敲残深巷月,梧桐摇落故宅秋。
四.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秋悟——人人讲授悲秋事,不似诗人彻底知。
秋味——蟋蟀独知秋令早,芭蕉下得雨声多。
李白——《夜泊牛渚怀古》表现爱国情怀的诗句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登高》
白居易——《琵琶行并序》
王维——《山居秋螟》古代名言警句大全名人名言警句大全
王维——《秋夜曲》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
孟浩然——《宿建德江》表现爱国情怀的诗句
六.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人海,五千仍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实际景观，正是这样。只是诗论者们还没有加以发掘和总结，反而得出抗战时期没有爱情诗的结论来。
一、抗战时期的爱情诗作
最先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爱情诗创作的，是大诗人艾青。1980年3月5日，他说：“在战争年代，诗首先成了武器。诗人就成了战斗员。情诗……为炮火让路，――‘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同年8月，艾青又说：“炮弹不会谈情说爱。”意思也是说战争年代不会有爱情诗创作。
隔不了几年，新诗史论家、诗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冕，也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爱情诗创作。他有这样的描述：“抗日战争的炮火掩盖了、驱走了恋人们的轻歌。人们在战争的烽烟中，陷入了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爱情诗开始了第一个零落季节。”“激昂的战声代替了个人情爱的悲欢之咏叹。”“大概是时代过于严酷，我们连战乱中的爱情悲剧的印痕也难觅到，更不说欢情曲了。”“三十年代后期直至四十年代后期，我们……留下了爱情诗的空白。”
艾青和谢冕这一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后来居然被一些新文学史家摄取并扩大化为：“抗战爆发后”，全部“情爱文学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一个零落时期。在烽火遍地、国破家亡的灾难岁月中，大众的血泪和战斗的呐喊，掩过了作家们个人情爱的发抒。……激昂的爱国热情代替了儿女情长的咏叹。”而写进一部“以主题现象为中心构建文学史框架”编写文学史著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文学史教材里去了。其影响范围之大，自不待言。
事实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且不说解放战争时期，也且不说爱情小说和爱情剧本，就只说抗日战争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在笔者掌握在手的有限资料中就有下面这些：
《陕北情歌》，刘御（1912-，云南临沧人）在延安作于1939年，同年发表于延安某报刊，收入诗集《延安短歌》，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烽火情曲》，严杰人（1922-1946，广西宾阳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8月5日发表于《广西日报・漓水》，收入诗集《今之普罗米修士》，桂林今日文艺社1941年11月版；
《樱花曲》，钟敬文（1903-？，广东海丰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收入诗集《未来的春》，上海言行出版社1940年6月版，见于《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寄慧》，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在粤北坪石作于1940年11月15日，同年12月25日发表于《现代文艺》第2卷第3期，见于《穆木天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恋歌》，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5月，同年12月5日发表于《中国诗坛》新6期，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奴隶恋歌》，何彬（1915-1941，湖北咸宁人）在湖北恩施监狱作于1941年10月6日，发表于1942年11月3日《解放日报》，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狱中歌声》，何彬在恩施监狱作于1941年11月，见于《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爱》，侯唯动（1917-，陕西扶风人）在延安作于1942年1月8日，发表于1943年1月1日出刊的《诗垦地》第4辑，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诗八首》，穆旦（1918-1977，浙江宁海人）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作于1942年2月，收入《穆旦诗集（1937-1945）》，1947年初版，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姑娘》，陈辉（1920-1944，湖南常德人）在河北涞涿平原作于1942年春，同年发表于4月出刊的《诗垦地》第2辑《春的跃动》，见于《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诉》，严杰人在桂林作于1942年春，同年6月29日发表于《广西日报・漓水》；
《战斗情曲》，禾波（1920-，四川荣县人）在重庆作于1943年9月3日，发表于1946年8月出版的《诗激流》丛刊第2期，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出版；
《毋忘我》，林林（1910-，福建诏安人）离开桂林到香港后作于1943年，收入诗集《同志，攻进城来了》，文生出版社1947年9月版，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春天和蜜蜂》，穆旦在昆明作于1945年4月，收入《穆旦诗集（1937-1945）》，1947年5月初版，见于《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据说，七月诗派诗人邹荻帆和长于爱情诗创作的阿垅，在抗战时期都写有爱情诗，但笔者未能觅到。
稍为涉及爱情的抗战时期的诗作，如艾青的《火把》、钟敬文的《今别离》等，都未计算在内，这里所列举的抗战时期爱情诗，便有21首之多。仅穆旦一人便作有9首。抗战时期“留下了爱情诗的空白”之说显得理由不够充分。
创作上列这些抗战时期的爱情诗时，年纪最大的是穆木天，他写《寄慧》时40岁了；年纪最小的严杰人，他写《烽火情曲》时才18岁。而且这里列出的他的两首爱情诗，都是那样出类拔萃、卓越超群，他真不愧为文学神童的称号。抗战期间，严杰人还有一首诗作《邱比得礼赞》，从题目上看，好像也是爱情诗，但笔者尚未见到这诗的正文，这里只能不加以评说。
这里列有作品的11位诗人，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新诗流派归属各不相同。属于延安诗派的是刘御、陈辉；属于以艾青为最重要成员的七月诗派的是侯唯动、何彬；属于中国诗坛派的是严杰人、钟敬文、穆木天、黄药眠、禾波、林林；属于新现代派（九叶诗派）的是穆旦。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新诗坛上各个诗歌流派，或多或少都有各自的诗人参与了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
二、抗战时期爱情诗的特点
常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中国多灾多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新诗的确取得了一次发展的机会，其中的爱情诗也取得了一次发展的机会。艾青在《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一文中说过：“抗战以来，中国的新诗，由于培植它的土壤的肥沃，由于人民生活的的艰苦和困难，由于诗人的战斗经历的艰苦和复杂，和他们向生活突进的勇敢，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多少地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充实和更丰富了。”尽管艾青因为不关注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只是从理念出发想当然地得出抗战时期没有爱情诗这一与事实不符的观点，但以他对“抗战以来”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估的精神来审视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还是合适的。
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其数量远远不如“五四”至抗战以前那段时期的多。那段时期，不仅有散见于报刊和诗集的大量的爱情短诗，而且还有湖畔四诗人的《湖畔》（1922年）、汪静之的《蕙的风》（1922年）、郭沫若的《瓶》（1925年）、李唯建的《影》（1933年）等一些爱情短诗集和爱情长诗集。然而，抗战时期爱情诗的质量之高和精品所占比例之大，与过去那段时期的爱情诗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抗战时期爱情诗，虽然不过21首，但其中可称之为力作、杰作乃至绝唱的，就有穆木天的《寄慧》、陈辉的《姑娘》、钟敬文的《樱花曲》、何彬的《奴隶恋歌》、严杰人的《烽火情曲》和《诉》，所占比例约高达三分之一。抗战时期的爱情诗有其独特的特点：过去的爱情诗，往往局限在知识分子个人情爱悲欢之咏叹上；抗战时期的爱情诗讴歌的对象，则拓展到了下层劳动群众的爱情生活上。过去优秀的爱情诗，充满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信息；抗战时期优秀的爱情诗，唱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最强音。过去的爱情诗，感情浓烈而思想力度稍为薄弱；抗战时期的爱情诗，感情同样浓烈而且更具思想力度了。
抗战时期，穆木天夫妇都任教于中山大学，先从广州迁往昆明，后又从昆明迁到粤北坪石。情深意切、语言平实的《寄慧》一诗，是穆木天在坪石写给还滞留在桂林的妻子彭慧的。穆木天及其妻女途经桂林同住于施家园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只身先期到达坪石。穆彭夫妇在桂林滞留期间，积极参与文化界的活动和从事文学创作之余，还经常和朋友们在家里谈论国家大事，为国家担忧。有一次，他们动容动情的议论，激动了经常在旁边听大人议论的小女儿穆立立，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要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的口号。穆木天大受感动。这一作为穆、彭爱情结晶的爱女的举动，诗人写到了诗里：“如同朝雾笼罩在江上，/忧郁笼罩在我心里，/但如同太阳撕破江上的浓雾一样，/我要用忿怒的战斗的火，/烧破我的忧郁。/慧！请你叫立立大喊一声吗：‘爸爸！给我多吃一碗饭，/我一个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这一结尾以幼童之语出之，卒章申志，韵味深长。全诗把夫妻爱情、父母亲情与抗日救亡的爱国之志融为一体，读之感人至深。“在月色里，/我渡过了琥珀色的湘江，/湘江之水真是美丽！/我想着这一道水流过你的家乡，/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乡里。”诗中无一句直抒夫妻情意，而夫妻情意却已融化在两条江水的奔流里。穆木天是吉林人，故乡有松花江；彭慧为湖南人，故乡有湘江。诗人看到美丽的湘江流过妻子的家乡，想象着“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乡里”，又由美丽的湘江联想到祖国的锦绣河山“想到祖国的现在和过去”，并感叹道：“祖国没有得到解放和自由，/对着美丽的自然，/我永远是感不到欢喜和安慰！”把夫妻情意开拓为对祖国对人民的厚爱。诗里有诗人早年倡导的主、客观世界“交响”的余音，还成功地把象征主义的一些手法运用进去，增强了艺术表现的力度。毫无疑问，这是抗战时期爱情诗的力作之一。
钟敬文的《樱花曲》，把诗笔刻画的对象拓宽到国际领域更大的天地里，写了战时日本国土上发生的一个爱情悲剧，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失去爱情失去幸福，造成深重灾难的巨大主题。一个名叫若子的日本姑娘，在樱花盛开时节，怀念着她那到中国来送死在战场上的情人。这首诗不仅在题材的选择上有其独到之处，在艺术表现上也很出色。它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种“化我为他”的手法和魔幻主义的手法先后用到诗里去了。若子姑娘“对着霞彩般的樱花，/她做起白日梦来了”。她看见在中国“那笼罩着死底气味的原野上”的情人，“失神地在眺望，/眺望着他所来自的东方”，也就是他的日本故国。若子姑娘“本能地走前去，/那活着的年青人，/在不知道的瞬间/变成一具尸骸了，/口里仿佛还在低呤”，还以为他来送死是光荣的，真是死不觉悟。日本源于幕府时代的武士道精神流毒之深远，于此可见一班。这也正是许多战时日本姑娘失去爱情的时代原因的历史内蕴。诗的历史感是深厚的。这是抗战时期爱情诗中奇葩般的一首杰作。
革命烈士何彬的《奴隶恋歌》，如其小序所说：“奴隶们不是没有恋爱，而是有着更热烈更纯洁的恋爱。”诗篇通过恋人“我”来探监时对“你”的亲密备至的关怀，暖人心窝的体贴和殷殷勉励的生动描写，把一对革命爱侣无比高尚、无比纯洁、无比热烈的恩爱感情，尽情地宣泄出来。悲壮的探监画面，以柔美凄婉的情调勾勒出来，给人以崇高悲壮的美学感受。
严杰人的《烽火情曲》发表在《广西日报・漓水》上时，只是诗的第二段，全文于1941年6月20日发表在《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44期。第一段刻画了一个柔情似水般可爱的农村姑娘形象。她对着出征抗日正在前方为保卫祖国而战的情哥，唱出了缠绵深情的思恋之歌。和《烽火情曲》一样堪称绝唱的，是严杰人的另一首爱情诗《诉》：
一
“我是一个求乞者/你是一个施与者/我是那样谦卑/你是那样慷慨”
“我才是求乞者/你才是施与者/是我谦插/是你慷慨”
“不/我们互相求乞/我们互相施与”
二
“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用爱缠在一起
“在天愿作比翼鸟”/我们张开翅膀/向着光明/一起飞呀飞
严杰人学习民歌和古典诗歌，有他自己的特点和美学追求。他不像刘御及其《陕北情歌》等延安诗派诗人及其民歌体诗作那样，连民歌的句式言数也注重学习。严杰人则是撇开民歌的句式言数，而重在学习其表现技法。《烽火情曲》和《诉》，都运用了民歌的对唱格式，却不受民歌对唱格式两句对两句或四句对四句轮番对唱的局限。《烽火情曲》只用了对唱格式；《诉》第一段一、二两节是对唱，第三节是合唱，第二段又以合唱的形式出现，显得灵活多变。
中国历史上男尊女卑观念造成女性受教育程度低下，女性知识分子少得可怜，致使有些女性只要略具少许文化或稍有一点姿色，便自以为是了不起的骄人资本。因此，婚恋中的青年男子往往成为爱情的“求乞者”，对方则成为爱情的“施与者”。这是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普遍现象。
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感觉敏锐的严杰人，对这种不平等的爱情，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张爱情双方应该是平等的。他希望青年男女的爱情，既是“互相求乞”又是“互相施与”的爱情。《诉》一诗，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男女双方，在爱情问题上由认识不一致到认识一致，再到行动一致的诗意流程，写得诗意盎然。
三、抗战时期爱情诗的影响
“五四”时期“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四诗人，其爱情诗成就最高的汪静之，于1979年回忆说：“湖畔诗人把情人看成对等的人，彼此之间是平等关系，诗里只有对情人人格的尊重。”“对情人人格的尊重”，并不一定就能说明“彼此之间是平等关系”。那时期，汪静之有一首题为《不能从命》的爱情诗，首节这样写道：“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我把你当作神圣一样，/求你允我向你归依。”此诗收入《蕙的风》。诗中描写的男子形象，就是一个“谦卑”的单方面的“求乞者”的角色。
“我必须是你身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是出自舒婷爱情诗名作《致像树》的警句。读者大都耳熟能详，发表在1979年《诗刊》第10期的这首诗（写于1977年3月27日，当时作者25岁），颇为引人注目，好评如潮，至今盛名不衰。《诗刊》副主编、编审、诗评家朱先树说：“舒婷的《致橡树》，由于所表现的是一种打破尊卑的勇敢，追求人的自我价值平等而受到普遍的欢迎。”著名诗评家谢冕说：“在爱情与婚姻受到严重污染的今日，舒婷这首诗否定了爱情的依附关系”，表现了“这诗的主人公”“对于独立的爱情和生活的渴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诗评家吴思敬还评论道：“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女人被封建的纲常礼教压在最底层，女性的独立人格被极大地扭曲，形成了对男人的根深蒂固的依附心理”，“这种心理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仍然有强大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舒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唤”，是“新时期女性人格独立的宣言”，“这无疑体现了女性意识在新时期的觉醒与张扬”。这些评价是相当高的了。然而，晚了25年才面世的《致橡树》，其思想艺术境界，并未达到《诉》的水平。
创作于抗战时期的《诉》一诗，其第二段首节“‘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用爱缠在一起”，令人想起民间情歌“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末节“‘在天愿作比翼鸟’/我们张开翅膀/向着光明/一齐飞呀飞”，则更令人想起《驾新郎・别友》一词的结尾：“重比翼，和云翥。”两者都把昂扬的革命激情和儿女柔情融洽地纠合起来了，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深切感受。全诗写得这样深入浅出，这样意境高远。那即使是较为杰出的诗人，也难以做到。
作为九叶诗派代表性诗人的穆旦，他写于抗战时期的9首爱情诗，时代色彩最为淡薄，从字面上看，不能判断它们是写于抗战时期，经现代派诗歌鉴赏行家讲解，仍然嗅不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因为诗中用以表现其思想的，是人们大都不习惯的所谓“戏剧化”等现代派手法，让人感到十分难懂。“穆旦的《诗八首》是一组有着精巧的内在结构，而又具有深厚的哲理内涵的情诗。全诗以‘你’、‘我’和代表命运和客观世界的‘上帝’三者之间的生息消长的冲突推动着爱情和生命过程的发展为线索，展开各种矛盾斗争，并且由此构成张弛有度的内在节奏和浑然一体的戏剧性情境。”尽管有九叶派诗歌鉴赏行家作出如此解释，也还让多数读者对原诗感到朦朦胧胧，如坠五里雾中，有人说它们表现了爱情没有永久性。
总之，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应该在中国新诗中占一席之地，后来的诗评家中，有人说它们哲学内蕴深厚，而艺术性更是高得不得了。其实“诗无达诂”，见仁见智，各自评说去吧。
参考文献：
1、艾青《和诗歌爱好者谈诗――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艾青谈诗》，花城出版社，1982。
2、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艾青谈诗》，花城出版社，1982。
3、谢冕《永不衰老的恋歌――论现代爱情诗》，《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出版社，1986。
4、冯光廉等《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冯光廉等《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编后记》、《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6、冯光廉等《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7、转引自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今年新春伊始，就传来令人振奋的喜讯。今年是中国的俄罗斯文化年。在这一年内不仅有俄罗斯的绘画展出，也有电影的展映，还有音乐、戏剧、文学等方面的展示。中国人民将沉浸在俄罗斯文化艺术的氛围里，尽情享受艺术美的熏陶。提到俄罗斯文化特别是诗歌对中国诗歌创作者的影响，可谓独一无二。别人不说，单就我个人的诗歌创作体会足以证明这一论断。
我从1956年10月1日发表处女诗作《秋收忙》之后，便从事诗的业余创作，至今已是第50个年头。回顾自己在没有名师指导的岁月里，能够从诗歌爱好者成长为以写爱情诗著称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凭着俄罗斯诗歌对我乳汁般的哺育。如果将我的诗歌创作比作诗海航行，那么我乘坐的舟船是中国传统诗歌的舟船，双手挥动的却是俄罗斯诗歌的桂桨；如果把探索的诗路比作航程，那么俄罗斯诗歌就是指引我永远前进的导航灯。
1958年我应征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在训练团，在海道测量轮训大队，除了读业务书籍、野外实习外，我把业余时间的一部分用在攻读中国的新诗和古典诗词上，另一部分则是放在攻读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诗歌上。普希金的《致大海》一诗，启发我写出了热爱祖国、保卫海疆的抒情短诗《新水兵》。这首诗发表在1962年6月的《解放日报》副刊《朝花》上，成为我的代表作。这期间我还通读了伊萨可夫斯基的诗集《和平颂》以及他的论著《谈诗的秘密》一书，从而为我在表现水兵情怀的军旅诗歌方面起到很好的辅导作用。
1971年9月13日以后，由于调查与有牵连的人和事，我从新闻岗位上被派去搞专案工作。在近5年的工作中，除了内查外调，我将空余时间放在研究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叶甫盖尼・奥涅金》，涅克拉索夫的《冬天的红鼻子》《在俄罗斯谁最自由》，马雅可夫斯基的《好！》《穿裤子的云》等叙事诗上，从而启发我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生活素材先后写出了《碧海红灯》《标灯闪闪》等叙事诗。特别是在学习了普希金的童话长诗《渔夫的故事》之后，我掌握并运用了其中的“反复”这一“辞格”的创作技巧，写出了我在上世纪70年代追求叙事诗创作的代表作《蚌姑娘――渔眼的故事》。这些叙事诗后来结集成《董培伦叙事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1978年10月，我从海业到杭州浙江电台任文学编辑。随着“”被粉碎，祖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政治环境的宽松、思想的不断解放，文学艺术开始蓬勃发展。80年代初我转向爱情诗写作，那是由于工作关系我采访了著名爱情诗人汪静之。同他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不仅了解了他的恋爱生活，还拜读了他送给我的爱情诗集《蕙的风》。从此，我仿佛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向，找到了表达诗情的突破口，把久藏心中10余年的恋爱生活素材化作诗情一下子喷涌出来。不几天就写了十三首爱情诗，其中包括代表作《沉默的约会》《我该把你藏在那里》等。请汪老审读后，他在我的诗稿扉页上写下：“培伦同志的《海疆恋歌》，感情是健康的，诗语是清新的，这样的爱情诗不会有一点副作用。”汪老的批语写于1984年2月12日。那时候正在反自由化，一些刊物还不敢刊登爱情诗，汪老的肯定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我认真回忆了我的恋爱生活。因为女方家庭成分的影响，常常出现一波三折的困难局面。当我找到第5个恋爱对象时才勉强通过政治关，谈了两年半上级才同意我们结婚。婚后又是12年的牛郎织女生活，其中的悲欢离合把我们折腾了大半生。我在心里惦量着，感到我的恋爱生活比汪老要复杂得多，而且他写爱情诗时才十八九岁，只写了四年，而我是人到中年，从不惑的年龄开始写爱情诗，相比之下我占优势。从此我暗下决心，要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超过我的前辈。当我放开胆子进行爱情诗写作时，却招惹来一些同道的非议。1985年在一次关于诗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诗人向我发难说：“爱情诗是青年人写的，你都到了中年了，怎么还写爱情诗？要写你也只能写中年人的爱情……”
要不要继续开掘自己的爱情生活积累的矿藏，对过去生活的积累能否在今天去激活去表现？这时，我陷入深深的迷茫中，正像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忽然被大雾笼罩。正在徘徊中的我，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声声雾号，向我呼唤着前进的方位；也像眼前忽然浮现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着我的航路。这雾号、这灯塔，正是诗人查良静翻译的《邱特切夫诗选》。当我从新华书店找到这本诗集时，我的眼睛为之一亮。
邱特切夫（1803――1873年），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大师。是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同时代人。他以歌咏自然、抒发性情、阐扬哲理见长，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俄罗斯诗人，曾受到同时代作家、诗人的热烈称颂，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在这本诗选中，我特别钟爱他的爱情诗。他的爱情诗大部分是写给先他而逝的年轻妻子的。篇篇都是生离死别的绝唱；而我写的是作为军人的我同妻子的悲欢离合，虽然不是悲绝，却也有人生的抑郁忧伤。他的感情尽管遥隔一个多世纪，但我同他之间还是息息相通的；其表达诗情的手法完全可以借鉴。在通读邱特切夫的爱情诗时我还发现，他在30岁时写的《呵，我记得那黄金时刻》这首诗，是他回忆20多岁时与女友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一段交往。诗中形象鲜明、感情细腻、思想深刻，读后令人拍案叫绝。这说明爱情诗不仅可以写于谈情说爱的当时，而且还可以回忆往事，其新鲜程度照样像水果刚从树上摘下一样。而他70岁那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写了一首《给》的20行短诗。还是写给他年轻时代的那位女友的：“我遇见了你，／那逝去的一切／又在我苍老的心中复燃／我回忆起那金色的时光／我的心又变得如此温暖……”“过去年代的心灵的丰满，／又在我的胸中轻轻浮动，／我怀着久已忘却的欢乐，／望着你的亲切的面容……”
邱特切夫晚年写的爱情诗告诉我，爱情诗不仅可以通过回忆往事来抒写，而且还可以写到晚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就打消了一些非议在我心中造成的重重顾虑，从此我就年复一年地在抒写其他题材诗歌的同时，不间断地把心中久藏的爱情生活春蚕抽丝般地、一首首地写出来。从80年代开始，至今仍在写着……先后出版的爱情诗集有《沉默的约会》《浪漫岁月》《温馨的梦幻》等多部，其中的《董培伦爱情诗选》荣获全国2000年“海东杯”90年代优秀新诗集二等奖。到目前为止，我创作的爱情诗已超过250首。这些诗篇经过岁月的洗礼，有的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新鲜感。2005年，诗人、作家、教授柯平从中选出他感兴趣的58首，经过逐首点评之后，结集成为《太空之吻――柯平选评董培伦爱情诗58首》，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诗评家谢冕教授著文说：“通读全诗，佳作联翩，不能不令人惊叹董培伦感情之炽烈，想像之丰富，比喻之生动，体式之多样。他写初恋，写热恋、写擦肩而过的美丽，写别离之后刻骨铭心的相思，丝丝缕缕，欲死欲生，真是情到深处，爱到极处，他的笔墨到处，却是满目锦绣……”
回顾我50年来在新诗创作中走过的坎坷历程，心中油然升起对俄罗斯诗歌大师们的感激之情。特别是邱特切夫的传世经典之作，扶助我在新诗创作中让爱情诗独树一帜。
被称为“当代琼瑶”女作家诗人的王平华女士，近期把她出版的六部大著全部送给了我，其中我先对她的诗集《寻找亚当》谈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著名评论家巴钢普力布评点说：“王平华的诗忧患悠扬，庄谐互济，憨胆忱诚。她的诗品对情怀是一种活化，对情愫是一种保鲜，对情操则是更高层面上的哲学充值，更是为康健明心见智的一种哺育……”雷抒雁认为王平华的诗“从始至终是在寻找、呼唤、追求、享受着爱情。她多数诗都是在感受爱情的幸福，而不是探求爱情的功利意义，这一点就十分难得。”
我在这篇文章中是把王平华这种难得的爱情诗学，上升到一种本我诗化的意志选择，情感激活后高辨率的清明裁定，裁定出“深夜发出野性的呼叫/噬咬受伤的快乐/坚实了肉体的深刻/血的渠沟沟通血的淋漓//血泊里抖落着人类真实快乐的痛苦//在风的鞭打下痛畅地喘延痛楚的快乐//我们快乐着黄色的脸庞/那团猛烈的火焰推延着人的无限繁衍//在狂暴的原野和山谷里/像一阵怒涛绞织着无边的海浪澎湃/用全身的力量/在黑暗中撕破文明的外衣//眼睛放射着可怕而爱死的光芒。”我之所以特一选择诗人这首《》，我们结过婚的人看了这首诗，都明白诗人的爱情审美：看黄不黄，她们只是“快乐着黄色的脸庞”，却在黄而不“色”中延展了一个灵肉愉悦的“爱情诗学。”
换一种说法诗人在灵与肉的欲望之海，把人性中“”的主题上升到一个哲理层面上，“在黑暗中撕破文明的外衣”。我们可以想象，两个人达到高度集中时，当然不可能考虑“文明”的行为是否露骨？只管“用全身的力量”，只管“在狂暴的原野和山谷里”“绞织着无边的海浪澎湃……”在一个集体失语的时代，爱情诗的异化是无法规避的，这也成为当下爱情诗自然转化为寓意深刻的书写母体。诗人在获得了“噬咬受伤的快乐/坚实了肉体的深刻/血的渠沟沟通血的淋漓”之后，那清纯的“”声变得“痛畅地喘延痛楚的快乐”，这也暗合了爱情诗学一个形而上角色置换后灵肉愉悦的一种力量，一种人性的本能，促进人寻求的满足。而在形而下我们快乐肉体的痛疼麻木中，这类爱情诗学审美已成为一种新生的文学理念，当下正被国内诸多诗家炒得热火朝天。
王平华这类爱情诗，已触摸到当代人心灵深处那根脆弱的肋骨。因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爱情价更高，若为诗歌故，二者皆可抛。拿一半时间研究诗歌的王平华，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因为后来她还是不小心把另一半给弄丢了。”在我看来真正懂诗意的女人并不是太多，就像在宇宙里只有月亮能够读懂太阳，所以你就别去问星星！？为什么这样说啊？原因就是女人比男人活得更现实，“天天想着遇你的情景和甜蜜/快乐就这样不知不觉/嗅到你身上的气息/那迷人的香气像袅袅青烟/弥漫着我的目光深处//那站那人/那挽臂相依的你/装扮着你我的点点滴滴//此刻独站夕阳下/四下环顾寻找当时挽着的你……”（《遇你的美好》）
如果爱情不和实际的现实相结合，这样的爱情就是虚幻的。在王平华的爱情意识符号里，诗人的爱情诗就是一把匕首，它的尖利与尖锐承载着我们灵魂生命的原动力。因为，在爱与情中，我们那么相似，几乎相似到所有的共鸣，或是所有的爱之甜蜜与快乐，总是不知不觉就会降临。那些“装扮着你我的点点滴滴”都在述说爱的期望，可以上升到憧憬的精神世界，也可以暗示女性之爱介入的身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对爱的唤醒。这种唤醒的爱，包含了现代生活背景灵与肉涵盖诗人身份和她所在时代的背景。“嗅到你身上的气息/那迷人的香气像袅袅青烟/弥漫着我的目光深处”是后现代才出现的乌托邦现象，从工业化时代的序幕拉开之后所涉及到的“今夜虽风好/情枯多寂寥”“望眼欲穿的伤痛/谁能重新点燃”“醉后写下一季的落花”等等相应的诗句。其实很颠覆诗的审美感觉，但是在王平华的爱情视觉里，却是一个拥有以劳动换取生活基本保障的女人，她有微薄的薪水，也可能是白领打工者，她在白天干着活，可能是需要一些情感的滋润，也可能像是“和我一样整天对月高歌”，可是她也有一个心心念念的人。她在自己的围墙里生活，心却是属于蓝天的，因为有一只鸟把她带到了春天。爱的信念，不恰恰是我们由生到死蕴藏着生命激情的力量吗？
王平华的诗歌写作与爱情生活紧密相连。错失的爱情永远不属于王平华，诗人只收获梦中的“记忆”，“那是爱给心灵刻下的沟壑/已经变成今天不能说出的秘密。”因为诗人对爱情常常怀着热情的期待，才对春天存有美好的想象。诗人这种美好想象，一直充满着诗歌本身直接感知触摸到生存真相人与物的关系。她的诗，让你看清了生活的真实。她的诗直接切开生存的真相，洞观生活实相，照亮个人诗中的位置，以及审美经验，把被人们一直忽略与爱情息息相关的声音、重量与气味，重新彰显了爱情诗学应有的开放性。通过诗意曲折的路径，为“爱情”无意中塑造了一座汗水淋漓的青春雕像。
一、戴望舒的简介
诗人戴望舒的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学营养主要是，当时流行的欧洲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作品。1923年夏，他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开始接触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和浪漫派诗人雨果等人的作品，后与施蛰存创办《璎珞》旬刊，并开始正式发表诗作。1928年成为水沫社和《现代》杂志的作者群之一，创作现代派诗歌。之后又赴法国、香港求学，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本侵略者以抗日罪名下狱，数月后获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他再度回到上海教书，1949年春北上至解放区，被推选为作协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理事。1950年2月28日，年仅45岁的戴望舒与世长辞。他一生收录成辑的诗作仅有93首，先后出版有《我的记忆》（1929年）、《望舒草》（1933年）、《灾难的岁月》（1948年）三本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后由作者合编为《望舒诗稿》于抗战前出版。此外，戴望舒还有一些集外诗作和研究古典小说的文字，同时他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在译介法国和西班牙文学方面作出过成绩。
二、诗歌的感情至上
戴望舒的诗歌感彩比较浓厚，诗情是戴望舒的核心思想，他理解为“自己的情绪应该通过诗来表达，让人理解为一种东西，诗情是新诗最重要的变化，字句不是最重要的。因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它的诗很注重情感的表达，所以与浪漫派的诗人相同，但也有区别，他的诗歌不像浪漫诗人那样直接表达情感，而是通过真实经过想象而得来。不仅通过自然、清晰、朴素的表达达到美学原则，还重视联想的作用。虽然想象的作品很多，而且存在许多的诗人，但是由真实在通过想象而来的作品是少见的，正好体现了象征派诗歌的特点，从而为通往象征派的境界提供了方法。戴诗“由真实经过想象”所产生的诗情一般有几种契合方式，物物的契合、物我的契合、生活情绪和政治情绪的契合。例如《款步》是典型的物物契合方式，“这里，鲜红并寂静得，与你的嘴唇一样的枫林间，虽然残秋的风还未来到，但我已经从你的缄默里，觉出了它的寒冷”，诗中表达的是从女友的沉默中察觉出枫林的寒冷，是想象的真实体验。还有其他的形式，如《乐园鸟》、《古神祠前》、《我的记忆》、《夕阳下》等则是主体与客体、物与“我”契合的诗歌。又如“远山啼哭得紫，哀掉着白日的长终，落叶却飞舞欢迎，幽夜的一角，那一片清风”(《夕阳下》)，诗歌将客观的外物与自身的感受结合起来。通过自身的情感，将自然风景的结合，表达出神游自然天地间时情与物融，使外物也浸染上作者哀伤沉静的主观化痕迹。如《我的记忆》的主体在诗人的想象幻觉中脱离主体而化为酒瓶、花片、粉盒、笔杆等缤纷事象，其实是诗人心灵的客体化。第三种的大情与小情的结合，所占的比例也很多。如《雨巷》主要描写的是一个青年失恋的苦恼和悲伤，但是实质上是表达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对理想不可能实现的失望，还有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另外《单恋者》、《烦忧》也都沟通了个人的内心波动与时代的血雨腥风，达到了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的沟通与复合。下文将分析戴望舒诗歌创作转向的三个阶段。
三、爱情主题
戴望舒诗歌创作中爱情主题占有很大一部分，这与他早年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直接的爱情诗如《不寐》、《我的恋人》。将其他人生感受与爱情体验结合在一起，如《雨巷》。初恋的影响使他写下了《路下的小语》、《林下的小语》；由于对爱情的渴望和执著，他同样写下了《百合子》、《八重子》、《村姑》；再后来出现的感情不和，写下了《过时》、《有赠》；最后婚期的推后，导致其诗中出现孤独者的形象。爱情和他的梦想是诗集《望舒草》的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其最重要的声音。戴望舒不仅表达着爱情的甜蜜和忧伤，还将深刻的传统文化融入诗歌之中。诗人所描写的爱情不是那么的很有激情、高昂，并不是像许多诗人那样对爱情表达热烈，而是对爱情的描写非常隐讳、朦胧含混、欲说还休，表现出一种古典的情趣，不像现代的知识分子那样对于爱情的开放，而像古代的士大夫那样的含蓄、内敛。所以这个意义上，戴望舒的爱情诗中的情感表达还不如“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派”彻底，传统的“发乎情而止乎礼”的文化心理始终在他心中存在。因而戴望舒诗中的爱情不是男欢女爱的表达，不是惊天动地式的表达，而是一种对自我情感细细的流露，爱情是一种优雅的感情，也同样是多情、感伤的自我形象的体现。对于爱情的情感态度在戴诗中同样是比较传统的，爱情就像是一块不容亵渎的神圣领地，在其中依然可以看出寻求着爱情的永恒；爱情的表达方式不像其他的诗人那样激情、奔放，而是像大家闺秀那样的含蓄，体现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表达方式。无论是眉目传情中的微妙，还是争吵碰壁之后的哀伤，都是体现的是一种甜蜜的忧伤，让人联想到对月饮酒哀伤的传统书生。所以，在其诗中看到的人物不仅具有古典性格的多情才子，还具有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的性格，这也为后来诗歌创作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四、忧郁的主题
在经历过早年的对爱情的追求后，现实生活的影响逐渐使他失去了激情。因而诗歌的创作发生了转向，即他的诗歌创作的主题已经由爱情转向为对自己现状的忧郁与伤感。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戴望舒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上海，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就有都市化的影子，表达的情绪也是关于都市的。在现实中，因为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失败，即使是在绚丽多彩的都市，戴望舒也对其失去了期望。这就使他对于理想、存在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瞬间浮华的现代都市色彩和孤独忧郁的情感基质。所以诗歌转向为孤独和忧郁的主题，戴望舒的诗中很少直接对都市的繁华景观和现代生活作近距离的观察和表现，即使有些关于大街、酒场、舞会、等都市景观的描写，但是总把都市的浮华与个人的忧伤形成对比。如《单恋者》中，诗人描写的是黑暗的街头、喧嚷的酒场、的媚眼，“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在烦倦的时候”踌躇在“暗黑的街头”。还有在《昨晚》中，诗人描写了“一次热闹的宴会”：“零乱的房里”，摆放着来自巴黎的“粉盒和香水瓶”，残醉的洋娃娃“撒痴撒娇”，跳着“时行的黑底舞”。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并没有参加晚会，而是以一个第三人的角度去描写的，从而想象宴会后的凌乱场景想象了这幕都市夜晚的狂欢。在诗歌中表达的是对于都市浮华的短暂和永恒的人生的悲凉之间的感慨和感伤。而《百合子》、《八重子》、《梦都子》则分别描写了三个在异国都市中的日本。百合子描写的是身处于“百尺的高楼和沉迷的香夜”，却怀有“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度着寂寂的悠长的生涯”，“茫然地望着远处”，“因为她的家是在灿烂的樱花从里”。“八重子是永远地犹豫者”，描写的她总是“萦系着渺茫的相思”。梦都子则是把口红、指爪“印在老绅士的颊上，刻在醉少年的肩上”，不仅会“撒娇”，“放肆”，还有“忤逆的心愿”。这三个身处他乡的女性在欢娱的背后藏着对家乡的思念与自身状况的忧郁。这不仅体现诗中人物对于家园的思念，还体现诗人自身的难以排遣的情结。
五、悲愤的主题
个人的忧郁并不能得以排遣，新的危难却到来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再一次发生转向，此时的诗歌主题已经不能在沉迷于自身的忧郁与悲伤之中，更多的是描写社会的危难和民族存亡的愤慨之中，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开始觉醒，不再始终停留在对自身感情的表达，更多的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民族的安危迫使每位诗人不得不在自己诗中呐喊，同样戴望舒也不例外，戴望舒从告别“雨巷”情绪，强烈的现实情感使他写下了与人民共悲欢，为民族担忧的悲壮诗篇。戴望舒悲愤的诗作以《元旦祝福》为基础，逐渐进入新的“生命的春天”。《元旦祝福》写于1939年元旦，诗人高亢的语调向祖国的大地和人民发起号召，表达了不可动摇的理想和信念：“血染的土地，焦烈的土地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每个字就像一颗颗子弹，飞向敌人的身体，表达了人民的心声。诗人现在突破了象征的晦涩和朦胧，表达出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的作风。《我用残损的手掌》写于1942年7月，发表于1946年，它标志诗人的创作达到了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高度。这首诗的构思奇妙、想象丰富、情感丰沛、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诗中写作者用残损的手掌触抚祖国地图，一面向侵略者发出血和泪的控诉；一面又思念着祖国大地，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那里，呈现出一派昌明灿烂的图景：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边，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儿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除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诗人在日寇盘踞下的香港，身陷囹圄，诗心却穿越层层阴霾暗夜，与广大革命人民跳跃在一起。诗人对解放区“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并发出“永恒的中国”的深情祝福与呼唤，说明他的爱国情感已与祖国的解放事业息息相通。《等待（一）》、《等待（二）》这几首诗更是用血和泪铸就的现实主义的辉煌篇章。《狱中题壁》写诗人倍受敌人的折磨而斗志弥坚的崇高气节：如果死在这里，朋友啊，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在《等待（二）》这首诗里，作者写道：让我在这里等待，耐心地等你们回来，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坚贞不屈的灵魂。诗中那铿锵有力的诗句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在那抗日艰苦的年月，诗人从一位忧郁伤感的现实派转为坚强不屈的现实主义战士，将自己爱国的情感融入到诗歌之中，用自己的激情为祖国和人民呐喊。与以前的作品大为不同，以前是表达自我的感受，现在主要的是表达对祖国的关切及对民族的担忧之情。作品的题材和内容都有不少的变化。题材已经由忧郁的个人情感转为忧国忧民的情感，个性更加的突出。戴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也是反映抗战的内容，写作时间早于《坚壁》一年。却没有把生活素材简单如实地搬到作品中，而是运用比喻、象征等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把现实生活素材进行艺术化处理，使它不仅具有生活的真实，而且更具艺术的真实。这和戴望舒一贯追求艺术美是有内在联系的。戴望舒一踏上诗坛，就反对那种直白浅露的诗，他认为诗歌首先应该是诗。“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虽然戴望舒的诗歌数量不多，但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其诗歌创作转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创作出很多优秀现代诗歌，开辟了新的诗歌道路，不仅描写个人的生活情感，还将自己的创作与整个社会的现状结合，由于不同的时期发生诗歌的创作转向，其风格在整体上呈现出早年的感伤、孤独、哀怨消极风格到后来的悲愤、忧国忧民的风格上来，从而将诗歌象征主义现实化，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给中国的诗歌领域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那么，作为蕴涵着丰富中华文化传统的古诗在教学中该从哪些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呢？下面浅谈四点：
一、 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
爱国主义情感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团结和经久不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浓郁，最为强烈的部分。爱国主义情感教育一直是学校德育的主旋律。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应做好以下几点：
1、热爱祖国的教育。“位卑不敢忘忧国”是南宋诗人陆游一生爱国忧民的真实写照，他在《示儿》一诗中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人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祖国的和平统一，其爱国之心，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王昌龄的《出塞》、李清照的《夏日绝句》都抒写出了他们的爱国之情。教学时，我们要让学生在理解诗句意思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深入体会诗人的爱国情感。教育学生学习古人热爱自己的祖国，长大后做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自己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2、热爱家乡的教育。古人言：“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足见对家乡的热爱。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静夜思》中写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久别故乡的深深思念。宋代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一诗也写道：“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表现自己对家乡的恋恋不舍。教学时，我们可抓住这些千古吟唱的佳句，教育学生从小热爱自己的家乡。
3、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包括了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毛泽东说过：“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可见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身上闪烁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芒。热爱劳动人民是学生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唐代李绅在《锄禾》一诗中写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体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敬重。教学时，我们应引导学生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感受诗人的思想感情。教育他们热爱劳动人民，热爱他们的劳动成果，做一个爱人民的好孩子。
二、 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谊教育。
1、亲情教育。亲情是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亲情教育是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一个重点。唐代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使人感动至极。孟郊的《游子吟》歌颂了伟大的母爱。魏朝曹植的《七步诗》则从反面教育我们亲人之间不可互相迫害，应和睦相处。教学时，要启发学生感受亲人对自己的关爱。努力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高尚品质，帮助学生维持良好的亲情关系，使学生有一个和谐的亲情网。
2、友情教育。孔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学生来说，与朋友的交往是他们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朋友的学生，不仅会孤陋寡闻，而且心理是不健康的。因而友情教育是不容忽视的。古人一向重视朋友的间交情，如李白的《赠汪伦》，表现了诗人和汪伦之间纯朴而深厚的感情。高适的《别董大》、王昌龄的《芙蓉楼送别辛渐》、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等诗都是为朋友而作，表达了朋友间的深情厚谊。教学时，可引导学生深入感知，领会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教育他们要珍惜朋友之间的感情。
三、 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学生成才的基础。在古诗教学中，我们应注意挖掘内容，进行全面的教育。如唐代诗人王之涣在《登鹳雀楼》中写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体现了诗人积极进取，不断开拓的精神。明代诗人于谦《石灰吟》则表现了作者不畏艰难、坚贞不屈，甘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高尚精神。王安石《梅花》一诗中的“凌寒独自开”歌颂了梅花不屈不挠的精神。诗中的梅花，其实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元代画家王冕在《墨梅》中也写道：“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不仅写出了墨梅的高雅气质，而且反映了他的人品
关键词：李商隐；爱情诗；意象；意象特征
古来情语爱迷离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爱情诗最显著的特点。李商隐的爱情诗既刻画出两情缠绵缱绻、执着深沉、纯净悠远的意境，同时又由于社会的种种不幸以及个人浓重的身世之悲，爱情诗又打上了时代感伤的烙印。诗人往往不愿直接表达感受而闪烁其词，他善于把爱情生活中最难抒写的感情借用一系列的意象或隐比符号来表达，同时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和比兴手法，隐约其义，忽断忽续，或彼或此，使人产生朦胧的审美感受，从而呈现出一种深刻的迷惘惆怅、刻骨寂寥悲剧色彩。这对后世的情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商隐爱情诗的意象
所谓“意象”，即内在之意诉诸外在之象，象者所以存意。换言之，象是意的载体和表现符号，意是象的内涵所指向的对象，“意象”一词的产生及其内涵的延进在中国由来已久。至唐，“意象”的审美内涵趋于相对稳定，意象之论进入诗、书、画等不同艺术门类。在李商隐的爱情诗中，他善于运用朦胧意象、动物意象、景物意象和典故意象来营造意境，以表现自己真挚深沉的爱情。
1.朦胧意象
诗贵朦胧，诗贵含蓄。李商隐的爱情诗十分注重创造一种怅惘迷离、冷隽含蓄的朦胧意象，诗意含而不现，蕴意深广，从而引发读者的无限联想和遐思，千回百转，回味不穷。这正是李商隐爱情诗之所以能深深吸引人的重要原因。李商隐运用象征等表现手法，将比喻与象征融合起来，塑造了很多朦胧意象。李商隐的诗歌，由于在内容上侧重表达人生体验与感受，在艺术上追求心象与物象的统一，所以借题抒怀，寄托身世，便成为他创作中一种自觉的追求。而且，他所要抒写的体验与感受，往往比较深细隐微。要借物象来表现心象，靠一般较为明显的比喻往往不足以充分有效地表达。因此，他常常需要运用一些朦胧意象来传达意境。
李商隐的爱情诗正是运用大量的朦胧意象来寄寓诗人的美好爱情。比兴、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使得诗歌内容的蕴涵和诗歌意象的暗示性大大增强，诗境的朦胧程度也大大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同时也增强了诗歌的耐读性。
2.动物意象
在李商隐的爱情诗中，他还善于通过具体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创造了很多生动的动物意象来表现诗歌的内容和蕴涵。
譬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生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说春蚕到死才停止抽丝，蜡炬燃尽方停流烛泪。句中的“春蚕”意象比喻对所爱者至死不渝的挚爱思念，以及终生不已的别离之恨。这里，烛泪难止，蚕丝不尽，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痴情苦意和对爱人无限的相思之情，春蚕吐丝结茧，昼夜不止，直到生命的休止。而燃烧的蜡烛，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用自己的烛泪化作了光明。“丝”字是“思”的谐音，象征着诗人的刻骨相思之情。“泪”字则生动贴切地写出了诗人黯然神伤的凄凉情境。因此，李商隐的爱情诗，即使读者不能理解其中深刻的含义，也会被诗中生动形象的动物意象所打动。
3.典故意象 李商隐的爱情诗运用了大量的典故意象，而且往往能用得恰到好处，有如神来之笔。凡经史子集、神话传说等，在他的诗中一经使用，便赋予新的内涵，大大丰富了诗作的思想内容，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广采神话传说入诗，惯于用典，长于用典，是李商隐诗歌非常突出的特点。神话的特征就是奇特的想象。正因为神话是虚构的且富有奇特的想象，再加上李商隐善于隐晦自己的感情，所以更增加了诗的迷离特色。如《重过圣女祠》:“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这里的“萼绿华”、“杜兰香”、“玉郎”均为传说中的神仙。作者用萼绿华下降人间，并无固定的住所；杜兰香升天而去，只是不久前的事，来反衬圣女长期沦谪不归的处境。追忆往昔玉郎助之登仙籍和天阶采芝的情景，与今相对比，更突出了此时的怅惘落寞之情。诗中三处用神话典故，表面上意在突出圣女的心境，实咏女冠的生活遭遇。因为神话本身就引人产生奇特的想象，所以从诗中的“沦谪迟归”，不难想象这寄寓了作者的人生感受。
李商隐爱情诗中使用的所有典故，都经过精心的选择，他用这些典故来点染他的哀愁、彷徨、伤感等感情，既丰富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又深化了诗歌主题。
4.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
李商隐凭他深厚的诗歌素养和高超的艺术造诣，写出了大量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感情真挚、情调缠绵、风格独特的爱情诗。这些爱情诗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鉴赏价值和历史价值，是唐代诗歌中的奇葩，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珍品。李商隐爱情诗中脍炙人口的，为历代广为传诵的是那些寄托痕迹似有似无的作品。这些爱情诗有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基调凄婉，主题内涵多是抒写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离别与间阻、期待与失望、执著与缠绵、苦闷与悲愤。牵情寄恨，情真理至。李商隐这类诗悲剧色彩较浓，爱情虽间阻但不作绝望之辞，因此愈显凄美。
李商隐爱情诗的意象朦胧迷幻，这是李商隐爱情诗的主要艺术特点。自唐代以后，尤其是五代时期，李商隐的爱情诗对后世的情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④①
参考文献
茨维塔耶娃――她被誉为像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赖纳・马利亚・里尔克那样的大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竞争对手。①
王又华《古今词论》：“沈去矜曰：’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②将李清照与后主李煜、诗人李白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她被推崇至极。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语文学家、艺术家，莫斯科大学的教授，精美艺术博物馆（现在的国立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是钢琴家，音乐家鲁宾施坦的学生，在茨维塔耶夫原配妻子离世后才嫁给他，育有两个女儿，长女就是茨维塔耶娃。李清照（1084―1157）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父亲李格非是北宋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是大文豪苏轼的学生，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母亲王氏出身名门，是仁宗朝重臣状元王拱臣的孙女，也能诗文。
两位女诗人都成长于书香门第。茨维塔耶娃天资聪颖，六岁就能用法语、德语写诗，母亲却一直想培养她成为一名钢琴家。而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封建社会，李清照的父母不但让她诵读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而且还允许她看笔记小说、轶事遗闻。除此之外，李清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家庭中浓厚的艺术文化氛围，让她们做好了成为诗人所必备的美学体验和智力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而李格非夫妇的思想比较通达，任随李清照天真少女之心相对自由的发展，为李清照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她不是那种久居深闺的女子，平日与同伴一起游玩，有机会亲近大自然，感受生活。而茨维塔耶娃曾陪同母亲在意大利、瑞士、德国休养，这让她认识了欧洲不同的文化，视野也比较开阔。茨维塔耶娃在母亲患肺结核离世后，便放弃钢琴专注于写诗。此时她的父亲陷入再次丧偶之痛，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的事业上，茨维塔耶娃便形成了自由不羁的个性。因此，二者的心灵没有被束缚，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只不过少女时期的李清照在饱含父母呵护的成长环境中，更加天真、率直，而茨维塔耶娃则有着一颗相对多情、敏感、孤独的少女之心，年少的她生活在自己阅读世界的浪漫幻想之中。
诗词创作与坎坷人生
茨维塔耶娃诗歌有着一种特殊的气质，她对俄罗斯诗歌做出的杰出成就使她在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可谓诗歌艺术大师。她于20世纪初期在登上俄罗斯诗坛，这时俄罗斯诗坛表现出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众多文学流派并存，如：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现实主义流派等，虽然诗人在创作初期曾受到象征派诗人布留索夫的鼓励和影响，但是她一直把自己置身于个人的内心世界中，不参加任何诗歌流派，性格傲然而立，创作独立不羁。茨维塔耶娃一生著述甚丰，写了17部长诗、8部短剧，大量的抒情诗、散文。她的诗的主要以生命、青春、死亡、艺术、爱情、祖国等为创作主题，善于采用对比、比喻、象征、双关等创作手法。代表作有诗集《黄昏纪念册》、《魔灯》、《天鹅营》，抒情长诗《山之诗》、《终结之诗》等。茨维塔耶娃早期的创作展现的是一个少女的成长轨迹和隐秘的内心世界。从1916年起，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发生了重要转变。民间生活、宗教节日、圣母、大自然的原生力形象等大量涌现在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诗人开始真正融入俄国文学和文化的白银时代。③茨维塔耶娃的创作经历与其人生道路紧密相关。1911年她和白军军官埃夫隆相恋后结婚，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中立，不接受十月革命，因此在国内她饱受战乱之苦，小女儿由于贫穷和疾病而夭折。1922年茨维塔耶娃移居国外投奔丈夫，在国外一直待了17年，可以说这也是上她创作的全盛期，写有11部长诗。在侨居的日子里对祖国的爱支撑着她的创作，这是她俄罗斯精神的突出体现，也标志着其创作生涯的转折。孤独、贫困、怀念成了侨居时她漂泊的灵魂的写照。1939年6月茨维塔耶娃怀着对亲人和祖国的向往离开了巴黎，回到了莫斯科，可等待她的是女儿入狱，丈夫被捕并枪决，陷入绝望的茨维塔耶娃于1941年8月31日在叶拉堡自缢身亡。
生于幸福家庭的李清照，综其一生经历也是跌宕起伏，她的作品和个人坎坷不平的际遇也是分不开的。李清照是诗、词、散文皆有成就的宋代女作家，但她最擅长的、成就最高的还是词，被誉为婉约正宗，其独树一帜的“易安体”，在宋代文坛上放射出独特的光彩。其词流传至今的，据今人所辑约有45首。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李氏的生活可以划分为美满幸福与流离困苦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与之对应其前后期词作在思想内容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前期主要写闺阁相思、离愁别绪，比如《如梦令》、《醉花阴》、《点绛唇》。而后期更多抒发诗人的哀怨情愁、亡国之恨、飘零之苦。这是因为公元1127年，北方女真族（金）攻破了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南逃。李清照夫妇也随难民流落江南，飘流异地。同年，赵明诚被任命为建康知府，在一次城中叛乱中，赵明诚缒城逃跑，后死于上任湖州知事途中。一直以来李清照也没有孩子，后来孤寂忧郁之时，张汝舟为骗取李清照钱财，趁虚而入，对李清照百般示好。无依无靠的李清照，便顶世俗之风嫁给张汝州。婚后，二人发现自己都受到了欺骗，张汝州发现李清照并没有自己预想中的家财万贯，而李清照也发现了张汝州的虚情假意。之后，李清照发现张汝州的官职来源于行贿，明知当时妻子也要同受牢狱之苦，仍然状告张汝州。这段不到百天的婚姻就此结束。这一时期李清照先后写下了《鹧鸪天》、《添字采桑子》、《武陵春》、《声声慢》、《忆秦娥》等不朽的作品。④
爱情与爱情诗
诗歌是人类爱情这一崇高的美好情感与抒情艺术的完美结合，而由女诗人写的爱情诗更具有独特的魅力。抒情诗词是两位女诗人主要的创作形式，爱情是她们创作前期重要的主题，其爱情诗句都包涵了自己的深深的感情。
少女时代的李清照才气就已经崭露，如《点绛唇》一词：“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一个天真活泼、憨态可掬、既向往爱情又有几分羞涩的少女形象被栩栩如生的勾勒出来。
宋代1101年18岁的李清照与21岁的吏部侍郎赵挺之子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对于这段婚姻，历来的描述是夫妻诗词唱和，共同收集金石古玩，校勘题签，以读书为娱乐，堪称神仙眷侣。这一时期，李清照的词作大也多是深情款款。如《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不过赵明诚大约1107年前后再度出仕，直到1121年才接李清照前去团聚，其间夫妻大约有十四年两地分居。李清照在这一时期写下了许多抒写离情别思的篇章。《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离愁别绪，难舍难分，爱之愈深，思之愈切。”
与李清照相比茨维塔耶娃也写过率真、朴实、感染的爱情抒情诗，比如“我想跟您生活，住在一座小城，那里有永恒的黄昏，有永恒的钟声。”还有献给丈夫的诗《我在青石板上写》，“我在青石板上写，/在褪色的折扇上写，/在河边、海滨的沙滩上写，/用冰鞋在冰上写，用指环在玻璃上写，//也在经历了数百个冬天的树干上写……/最后为了让人人知道！――/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还用彩虹尽情地在天上写。”诗人用富有激情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丈夫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爱情，诗人潮水般的感情炙热、真诚。
但是她笔下的女子更多的是高傲的、痛苦的、孤独的、犹豫的。她的诗歌多半不是对甜蜜爱情的陶醉，而是对爱之欲的抒发或者爱之痛的倾诉。这也是诗人孤独、高傲、奔放的性格的写照，她的爱是火热燃烧的，是悲剧式的。在《嫉妒的尝试》诗中“您同别的女人过的如何？/看来没什么？――还是当头一棒――/对我的记忆是不是很快已经淡漠，/想海岸线一样？”描写了女性的嫉妒之爱，嫉妒之苦，体现出了女子内心旧情的羁绊。《唐璜》中“喜欢我吗？”――“不想。”/“认识我吗？”――“说不准。”/“我是唐璜。”/“我是卡门。”这里的卡门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吉卜寨女郎，她在爱情中独立不羁，宁死不肯受男子的束缚，表现了女子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如此奔放多情的诗句是茨维塔耶娃感情世界的写照，可以说也与她一次次的爱情风暴有关。她性格古怪，极端任性。因为初恋的失败，就买了一把手枪到上演她心爱剧目《雏鹰》的剧院开枪自杀，所幸枪并有打响。茨维塔耶娃和埃夫隆本是一见钟情，二者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很快还有了女儿阿利娅。但是热恋过后，茨维塔耶娃总是孤独的，她不断寻求感情寄托，女诗人帕尔诺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演员扎瓦斯基、出版社发行人维什尼亚克、诗人安德烈・别雷、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评论家巴赫拉赫、丈夫的同学罗泽维奇都曾是她火热的心灵知己，很多诗歌都是献给他们。茨氏所经历的爱情的折磨，都化为了一行行深刻动人的爱情诗句，在她的世界中，爱情如同一种自然力，是宇宙的第五大元素。
动荡时代与祖国情结
对俄罗斯的爱是茨维塔耶娃抒情诗的又一重要主题。17年的侨居生活，诗人自始至终与祖国血脉相连。她只有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无法克制的乡愁浓缩在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诗篇中了。《铁轨上的黎明》：“没有低三下四，没有谎言！远方―加上两条蓝色的铁轨喂，这就是她！―拿去吧！沿着铁路线，沿着铁路线。”这是描写诗人望着通往祖国的铁轨，有家而不能回的痛苦心情和坚信一定能够回去的决心。故乡、祖国的语言、对亲人的思念给诗人以慰藉，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予茨维塔耶娃抗争厄运的勇气。诗歌中蕴含了茨维塔耶娃对祖国、对山河浓烈的爱。尤其在流亡时期，茨维塔耶娃倍感孤独、寂寞，她思念祖国，思念那个有她读者的地方。在《祖国》中诗人倾述了一个游子对祖国的殷切思念。“你啊！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哪怕一双！我也要用嘴唇着墨/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在《给儿子》：“我的儿子，回家去吧，一直朝前走――/离开我们――回到自己的故园，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时间。”诗人念念不忘用热爱祖国的感情来培养自己的儿子。歌咏祖国的著名的诗集和组诗还有《莫斯科吟》、《思念祖国，很久了》、《离别俄罗斯之后》等。
李清照作为南渡词人，经历了南奔、夫亡、避乱、金石书籍散失殆尽、改嫁等一系列的变故。词人既失去了故国和故乡，又失去了至亲的亲人，不幸和痛苦伴随着她。她不愿看到山河破碎，但身为女人不能像男子一样驰骋疆场，但是她用诗句来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看看她的一首警世之作《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举出项羽的不肯东渡，正是对畏缩怯懦、苟安逃命而南渡的高宗赵构等贪生怕死之徒的无情鞭笞和辛辣讽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溢于言表。再举一首她对思念故国的词。《蝶恋花・永夜恹恹欢意少》：“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此词似写伤春，实写对祖国山河破灭的苦痛和愤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长安”原为汉唐故都，这里代指宋都城汴京，通过梦长安，也表现了作者对北方沦陷区的怀念。花光月影，暮色美好，可一切皆已物是人非，以此更衬托出女词人对故国深切的思念之情和国破家亡后凄惨悲苦的人生境地。
茨维塔耶娃虽然深受西欧文化的影响，但是她在精神实质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她直爽奔放、富有灵感，过于理想主义好走极端，但是一直热爱真理、热爱俄罗斯。不管在哪里，精神上始终忠于自己的祖国。李清照的爱国诗词，深沉而凝厚、热切而执著，是一代女词人强烈的民族忧患感的体现，昭示了她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茨氏和李氏的诗词，不仅是她们人格魅力的再现，而且充分地印证了在时代的烙印里拥有赤诚的爱国情结与崇高的民族尊严。
对比总结
总体上看，读茨维塔耶娃的诗特别需要思索，品李清照的词尤其让人感动，她们的诗词有着无限的纯洁的力量。就爱情诗来言李清照的词多委婉曲折，茨氏所写也满怀感情却更加直抒胸臆。诗人诗词风格的形成、演变与发展，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特别是与个人的才智、时代的变幻，命运的安排有关。两位女诗人早起良好的家庭环境，后期经历的国恨家恨、颠沛流离，造就了天才的女诗人。爱情、婚姻、社会变故等因素对两位女诗人创作的变化具有重大的影响。尤其让人钦佩的是，后期茨氏和李清照都经历了物质的困顿、精神的孤独以及旁人的。茨维塔耶娃迁居国外、投奔丈夫这一举动被政府认为叛国，李清照因为改嫁问题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污诟渲染。但这些并没有挤垮她们，相反，更成就了她们的诗歌。诗人特立独行的性格、独特的创作风格、悲剧的命运和人格的力量不时带给我们巨大的心灵震撼。
不过相对而言，李清照是一个温柔善良、刚烈正直的大家闺秀，将细腻的感情付诸于词中，是乱世中的美神。而茨维塔耶娃始终在自己激情丰富的内心中寻找诗意，更为特立独行，是俄罗斯文学的圣处女――女皇⑤。两位天才的女诗人影响广泛、诗词创作艺术水平高，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安娜・萨基扬茨，谷羽译：《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方波、唐碧珍：《从“闺思闲愁”到“苦寂悲愁”――李清照前后期词风变化之研究》，载《绥化学院学报》2009年6月，第29卷第3期。
[3] 莉・费勒，马文通译：《诗歌 战争 死亡》，东方出版社，2011年。
[4] 娄自良：《温柔的幻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
[5] 苏杭：《致一百年以后的你》，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
[6] 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
[7] 谢学钦；《李清照正传》，中国文学史出版社，2009年。
[8] 余献勤：《茨维塔耶娃组诗中的勃洛克形象期》，载《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9月，第32卷第5期。
注解：
① 利莉・费勒，马文通译：《诗歌 战争 死亡》，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② 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406页。
③ 余献勤：《茨维塔耶娃组诗中的勃洛克形象期》，载《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2卷第5期，第104页。
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材 古典诗词 美育功能
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不论是《诗经》中的《关雎》或《蒹葭》还是曹操的《观沧海》，不论是陶渊明的《饮酒》还是唐代边塞诗，不论是宋词还是元曲等，无不描绘出一幅幅优美的图画，抒发出一股股豪情壮志，抒写出一段段真挚的感情或友谊等。这些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上述审美意蕴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
一、引导学生充分鉴赏语文教材中的山水田园诗歌，培养热爱自然、淡泊宁静的美好情操。
山水田园诗是指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或诗人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等为题材的诗歌。基于山水田园诗的上述涵义，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南朝梁文学家吴均的《山中杂诗》（七年级下册）、晋代悠闲适性超然物外的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八年级上册）和《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八年级下册）、被唐代宗誉为“天下文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的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七年级下册）和《终南别业》（中年颇好道）（八年级下册）等均属于山水田园诗的范畴。上述山水田园诗中，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其三）不仅用非常朴实的语言把平凡的劳动生活写得异常美好、异常有趣，使人读来感到亲切有味，而且诗中蕴含的诗人厌恶官场、喜爱田园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情趣千百年来一直颇为无数仕途不顺的文人欣赏，即便在今天也仍具有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诗人那种辛勤劳动、自食其力、在“草盛豆苗稀”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早出晚归的劳动热情仍然为无数读者所赞赏，诗人隐居躬耕、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怀依然感人至深。陶渊明的《饮酒》（其五）表现出了诗人对大自然恬静闲适的田园生活的喜爱与歌颂，表现出了诗人从大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景象中所体悟到的自然之趣。王维的《竹里馆》写诗人在竹林里独自弹琴、长啸、与明月相伴的情景。前两句写诗人“独坐”“弹琴”“长啸”等优美高雅之动作，后二句写夜静人寂之时，诗人“独坐幽篁里”“明月来相照”之清幽宁静之情景。全诗意境优美高雅，营造了富有诗情画意的幽静氛围。吴均的《山中杂诗》描写诗人山居时优美的环境和有趣的生活——山峰环绕，竹木茂盛，鸟在人家的房檐上快乐地飞翔，而最有趣的是云彩竟然从民居的窗户里飘了出来。这首诗通过对山光景色中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细致描绘，表现了诗人恬淡处世的安闲之态和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
细细品味上述山水田园诗，我们会发现，这些山水田园诗，一方面语言清新流畅、平淡自然而又韵味无穷，因此最易与读者的心灵相契合，既易于学生吟唱和背诵，又易于对学生产生兴发感动的作用。另一方面，上述山水田园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然之美的追求与歌颂，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审美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庄子曾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刘勰也言“自然会妙”，钟嵘也强调“自然英旨”和“真美”，皆以自然之美为上乘，于自然之中见深厚的艺术魅力，而使之流传千古，不断地唤起人们对悠闲、宁静、美丽的大自然的无限向往之情。教学时，通过引导学生吟诵、理解、鉴赏上述山水田园诗，不仅可以让学生感受诗歌中蕴含的田园牧歌式的悠闲与宁静、唯美与静谧之美——学生极有可能在鉴赏上述山水田园诗时产生静卧于幽谷或草地倾听大自然的密语、领悟天地万物的奥妙、与大自然梦魂相随等神秘的、梦幻般的审美体验，还可以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关爱自然、保护自然等美丽情怀，培养学生淡泊宁静、忘身物外、宁静高远等美好情操。
二、引导学生充分鉴赏语文教材中的边塞诗，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在战争年代，爱国主义是无数志士仁人反对异族侵略、抵御外寇、争取民族统一与独立、维护祖国尊严、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在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内安定团结的和平年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美丽之梦”的动力，是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基于“爱国主义”的上述定义，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边塞诗都属于爱国主义诗歌的范畴，它们是：乐府歌词《木兰诗》（唧唧复唧唧）（七年级下册）、王维《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八年级上册）、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九年级上册）、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九年级下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九年级下册）等。因为上述诗歌都是以战争为题材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诗人戍边卫国、建功立业、思家念亲等豪情壮志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诗歌。比如，乐府歌词《木兰诗》叙述的是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既表现了木兰勤劳、聪慧、勇敢、坚强和不贪图功名利禄的高贵品质，又表现了木兰爱国爱家的崇高精神。再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通过描写一位书生弃笔从戎、奔赴边塞、在激烈悲壮的战斗中抵御外寇的全过程，不仅表现了诗中主人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而且表现了诗人渴望慷慨赴边、镇守边塞、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
由此可见，上述边塞诗不仅体现了诗人或诗中主人公为时代所催生出的忠君报国思想，还奏出了自尊自强、奋发上进的人性自觉与人格独立的最强音。上述边塞诗中所蕴含的诗人或诗中主人公“达则兼济天下”——怜孤苍生的高尚情操、舍小我为大我、视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神圣使命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唯美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激情澎湃的英雄主义情怀等高尚情操，千百年来，一直感染着无数中华儿女。当然，也同样感染着当代的每一个青少年，同样激励着当代青少年以诗歌中的英雄人物为榜样、以诗歌中的浩然正气为动力、以国家利益高于个人一切利益为宗旨。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或者外侮之时，也能够像《木兰诗》中的木兰、《从军行》中的读书少年等一样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建功立业。
教学时，我们通过引导学生品析、鉴赏上述边塞诗，通过引导学生互相交流鉴赏上述边塞诗后的感想等，既可以让学生充分品味到上述边塞诗中所蕴含的音韵美、节奏美、意境美、诗中人物形象美、诗人或者诗中主人公的爱国主义情操美等，又可以借此对学生进行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操。
三、引导学生充分鉴赏语文教材中的友情诗，培养珍惜友谊、珍视友情、友善待人的美好情操。
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友情诗是“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而唐代尤甚。（吉川幸次郎著、张培恒等译《中国史诗》，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6年版 第130页）基于友情诗是“抒写朋友之间真挚友谊的诗”之定义，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下列诗歌都应该属于友情诗的范畴：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和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八年级下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八年级下册）和王观的《卜算子 送孟浩然之浙东》（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九年级下册）等。因为这些诗歌几乎都是以离情、友情等为写作题材的。虽然上述诗歌所体现的情愫、心境各不相同，但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皆淳朴抑或深婉，读之不仅令人深感亲切温馨，而且有如沐春风、如饮甘露、如品茗茶、韵味深远而又回味无穷之感。
上述友情诗中，有的语言清新流畅，情感哀婉动人，比如王维那首被誉为“阳关三叠”的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诗用清新明丽而又情意深挚的语言，既描写了送别地点优美宁静的美丽环境——青青的客舍、明净的天空，营造出了一个情景交融的情境，又以“柳”之意象凸显了作者对友人送别时的无比留恋，用“劝君更尽一杯酒”表现出了作者与友人之间的依依不舍之情和作者对友人“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后的绵绵牵挂。其情也真，其意也切。故此，这首诗成为友情诗中的典范之作。上述友情诗中，有的气概豪迈、胸襟豁达，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作者与友人分别时的依依不舍或者牵肠挂肚，而是作者对友人那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旷达心胸和深情劝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上述友情诗中，有的通过描写寒苦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极度渲染、烘托与朋友惜别时的惆怅与落寞之心境，寄予作者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比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即是：“……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读罢此诗，掩卷沉思，我们似乎看到作者在傍晚时分、在“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苦寒边塞“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之后，在“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的“轮台东门”处顶着瑟瑟的寒风翘首送别远去的朋友，直至友人消失在视线之外仍不忍心离去的情景，仿佛看见作者的友人也在远去的途中频频回顾的情景，甚至还可以体味到作者在看着友人绝尘而去甚至在视线中逐渐消失时的惆怅与落寞之心境。
由上可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友情诗具有多么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具有多么厚重的审美意蕴。教学时，我们通过引导学生充分鉴赏这些友情诗的不同风格、不同意境和作者所表达的对友人的不同情感，有可能使学生在鉴赏上述友情诗的过程中被诗中所流露的真挚友谊所感动，以致产生强烈的共鸣——“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时间和距离不仅不会使友情淡漠，反而会让它更加历久弥新；可以让学生品味到上述友情诗中自然美与人情美交织在一起的丰富意蕴，从而使学生在“润物细无声”中受到珍惜友谊、珍爱友情、善待友人等美好情操的熏陶。
诚然，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美育功能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但是，限于篇幅，恕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中心编著.教师教学用书·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9，第1版.
1.引言
现代诗歌的形式比较自由、音律较为灵活、情感较为深厚，主要通过感染力较强的文字形式来抒写自己内心的情感，并对读者内心的情感世界及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虽然能体会作者抒写的情感，但是对现代诗歌的知识点却难以了解[1]。本文通过对现代诗歌教学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有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感受现代诗歌的文学魅力，提高对现代诗歌的鉴本文由收集整理赏能力。
2.现代诗歌的教学方法
2.1了解背景，拓展阅读面。
在中学现代诗歌教学中，老师不仅需要对诗歌本身进行详细的讲解，还需要结合诗歌的背景（包括作者简介、创作背景、诗歌寓意等）进行讲述，从而不仅丰富课堂教学内容，而且拓展学生的阅读面，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老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播放有关诗歌的影片或者歌曲，来深化学生对诗歌创作背景的认识。例如在教学《黄河颂》一文时，通过播放影片《黄河》让学生感受黄河波涛汹涌、万丈狂澜的景象，并通过欣赏赞歌《黄河颂》来体会当时作者创作时慷慨激昂的情感[2]。这样的形式让学生对诗歌的创作背景有深入的了解，并深深体会作者歌颂黄河的深意，同时强化爱国精神。
2.2吟诵诗歌，感受情感美。
在初次朗诵现代诗歌时，我们只能简单地掌握其基本音律和表层含义，不懂作者创作的深意和文章的主题思想，这也成了现代诗歌教学难点之一。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吟诵来增进对诗歌的了解，体会作者想表达的情感。例如在朗诵我国现代诗歌代表人之一舒婷创作的《致橡树》时，初读时我们只知道这是一首主题为爱情的诗，再次朗读时则可以了解诗歌中“攀援的凌霄花”、“痴情的鸟儿”等具有象征意义诗句的含义，经过反复的朗诵才能了解“橡树“与“木棉”的爱情观念，体会作者人格平等、相互尊重、同甘共苦、情投意合的爱情观念[3]。在朗诵时可配以适合的音乐，以营造出诗歌的意境，让学生感受诗歌的意境之美。
2.3发挥想象，体会意境美。
现代诗歌文字虽然简洁，但却很抽象，存在很多的象征性词句，让学生觉得很难理解。所以在现代诗歌的教学中，学生的想象力很重要。教师在现代诗
歌的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体会诗歌的意境美。例如在学习《在山的那边》一文时，对诗歌中的“山”含义进行探究的过程中，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好像自己就是诗歌中爬山的人，吃力地爬过一座又一座的山，让学生感受到“山”所体现出来的沉重感。又如《秋天》一文展现的是乡村秋季的景色，学生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让自己有置身其中的感受，好像看到了乡村的农舍，捕鱼渔船，还有幽静的山谷[4]。最后教师要求学生将自己的想象在课堂上表达出来，这样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而且培养了学生良好的想象力，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2.4创新思维，尝试诗歌写作。
“学以致用”充分说明了在现代诗歌教学中，学生不仅要掌握课堂教学内容，而且要使所学的知识得到很好的应用。为了让学生掌握现代诗歌的创作方法和语言表达技巧，我们让学生发挥想象力，以模仿的方式来创作属于自己的诗歌，一方面巩固课文知识，另一方面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例如学习《理想》之后，让学生模仿课文的写作手法来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有的学生以母爱为创作主题写道：“母爱如雨露，滋润我的心田/母爱如阳光，温暖我的心怀。”这些语句虽然略显幼稚，但是学生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悟，不仅提高了学习现代诗歌的兴趣，而且掌握了现代诗歌的写作技巧，提高了写作水平。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那么，作为蕴涵着丰富中华文化传统的古诗在教学中该从哪些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呢？下面浅谈四点：
一、 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
爱国主义情感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团结和经久不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浓郁，最为强烈的部分。爱国主义情感教育一直是学校德育的主旋律。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应做好以下几点：
1、热爱祖国的教育。“位卑不敢忘忧国”是南宋诗人陆游一生爱国忧民的真实写照，他在《示儿》一诗中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人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祖国的和平统一，其爱国之心，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王昌龄的《出塞》、李清照的《夏日绝句》都抒写出了他们的爱国之情。教学时，我们要让学生在理解诗句意思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深入体会诗人的爱国情感。教育学生学习古人热爱自己的祖国，长大后做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自己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2、热爱家乡的教育。古人言：“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足见对家乡的热爱。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静夜思》中写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久别故乡的深深思念。宋代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一诗也写道：“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表现自己对家乡的恋恋不舍。教学时，我们可抓住这些千古吟唱的佳句，教育学生从小热爱自己的家乡。
3、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包括了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毛泽东说过：“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可见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身上闪烁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芒。热爱劳动人民是学生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唐代李绅在《锄禾》一诗中写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体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敬重。教学时，我们应引导学生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感受诗人的思想感情。教育他们热爱劳动人民，热爱他们的劳动成果，做一个爱人民的好孩子。
二、 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谊教育。
1、亲情教育。亲情是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亲情教育是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一个重点。唐代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使人感动至极。孟郊的《游子吟》歌颂了伟大的母爱。魏朝曹植的《七步诗》则从反面教育我们亲人之间不可互相迫害，应和睦相处。教学时，要启发学生感受亲人对自己的关爱。努力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高尚品质，帮助学生维持良好的亲情关系，使学生有一个和谐的亲情网。
2、友情教育。孔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学生来说，与朋友的交往是他们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朋友的学生，不仅会孤陋寡闻，而且心理是不健康的。因而友情教育是不容忽视的。古人一向重视朋友的间交情，如李白的《赠汪伦》，表现了诗人和汪伦之间纯朴而深厚的感情。高适的《别董大》、王昌龄的《芙蓉楼送别辛渐》、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等诗都是为朋友而作，表达了朋友间的深情厚谊。教学时，可引导学生深入感知，领会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教育他们要珍惜朋友之间的感情。
三、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环境观的教育。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注意环境保护的同时，我们可结合古诗教学，着重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环境观。
1、热爱水资源的教育。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教育学生节约用水十分必要。李白在《望庐山瀑布》中写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幅壮丽的瀑布图，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赞叹之余，我们不禁要反思：假如没有了水，还会有瀑布吗？大自然的许多与水相连的神奇景观还会存在吗？
2、热爱鸟类等动物的教育。鸟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是自然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动物的生存，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在古诗中，涉及写鸟的比比皆是。如孟浩然在《春晓》中写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处处鸟语，使春天显得有了气息。杜甫在《绝句》中也写道：“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黄鹂的鸣唱和白鹭的飞翔，充满了一派生机，从侧面反映出自然环境的美好。此外，骆宾王的《咏鹅》，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等诗都是环境教育的良好素材。如果恣意破坏鸟类等动物的生存环境，那么绝不会有“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绝句》诗）的动人美景。
3、热爱花草树木等植物的教育。叶绍翁在《游园不值》中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以出墙来的一枝红杏赞美了满园春色。杨万里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写道：“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以荷花的美来衬托西湖的美。白居易在《赋得古原草送别》中写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仅描写出小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表达了自己对小草的深切赞美。贺知章在《咏柳》中写道：“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这两句将柳树、柳条描写得非常美，既写出动人的形态，又写了碧绿逗人的色彩。杜牧的《山行》、《江南春》、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等诗均有相关的描写。这些用来教育学生热爱花草树木等植物，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具体直观，具有很强的教育性。
4、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教育。苏轼在《题西林壁》中描绘了庐山雄伟壮观的景象，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赞美了西湖美丽宜人的风景。李白的《望天门山》写出了天门山的巍峨险峻；刘禹锡的《望洞庭》写出了秋夜月色下的洞庭美景；张继的《枫桥夜泊》则描绘了枫桥一带的夜景……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展现了大自然的美好与神奇，强调了以自然为友，以山水为师。是向学生介绍祖国壮丽山河的生动、凝练的语言。它们不仅能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而且能培养学生正确的环境观。
四、 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这一说法主要针对了当时浪漫主义诗歌的滥抒情，还有前期现代派诗歌的感伤癖，导致诗歌思想的硬度和质地缺失的弊病。而矫治的方法便是：以西方现代诗为参照，通过现实、象征、玄想的综合，让新诗由情绪内质向思想内质、经验内质转化，从而实现新诗的现代化。
这种追求显然是贴近现代诗歌本质的，也暗合了世界范围内日渐强势的工具理性思潮。当然，为了防止过分崇尚“认识的深度”所带来的诗歌阅读的“涩度”与“难度”，现代诗人也追求“情感的深度”，努力谋求诗情的深沉与诗思的深邃的统一。
这是现代诗歌创作的挑战。看似自由表达，实际上却难关重重。然而正是这种“难”造就了现代诗歌独特的滋味和趣味。诗人王家新深有感触地说：“诗意的呈现，尤其是诗歌可能性的呈现，总是伴随着对某种难度——有时甚至是一种‘看不见的难度’——的克服。”
说得多好！诗歌创作是伴随着对某种难度的克服，诗歌教学何尝不是这样呢？很多人抱怨“看不懂”现代诗歌，殊不知这正是现代诗歌富有滋味的一个重要表征啊。难度出现，调动所有的生命积累、美学积淀、情感经验，去拥抱、去体悟、去融化，总能声气相通、经验相合、生命相融。
一、从意象的角度切入
意象仿佛一个魔瓶，任你思想、情感、欲念再怎么桀骜不驯、奔放不羁、游踪不定，都能神奇地收服、聚合和安抚；意象一如气候适宜，肥力十足的土壤，一俟思想、情感的种子落下，便能使之迅速生根发芽，蓬勃生长。
所以，从意象的角度切入，沿波讨源，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往往能迅速地感受诗人传递的诗歌经验，以及深藏其间的思想和情感。
比如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里有“嘶哑地歌唱”和“羽毛腐烂”这两个意象。我们可以指导学生联系全诗体悟：“嘶哑地歌唱”是极限生命状态下迸发的激情与深情，这和发着高烧依然挣扎着起床给孩子做饭的母亲，伤痕累累依然冒着炮火奋力前行的战士，在精神本质上是相通的，没有大爱盈胸，也断然不会有如此的崇高之举。倘若将这置换成一只活泼伶俐，婉转歌唱的小鸟，绝不可能有如此震撼人心的悲壮之美。“羽毛腐烂”的意象乍一看，很不雅。“腐烂”一词很容易令人想起肥蛆蠕动、苍蝇乱飞、恶臭弥漫的场景，相对于“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典雅、高贵，其粗俗、丑陋更显突出。但恰恰是这个粗鄙的意象最能表达作者奉献祖国的激越情感、笃定意志，还有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有力回击。话糙、情糙，但是理儿一点也不糙！
抠住意象不断进行审美的追问，并展开联想和想象，正是无限逼近诗人诗思核心重要秘诀。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为什么那么感人？和诗中精心营构的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破旧的老水车竟然还在“纺着疲惫的歌”，熏黑的矿灯竟然还在“照你在历史的隧道里蜗行摸索”，这不也是在生命极限状态迸发的大热爱、大执着么？这是探究性学习的矿藏。
马雅可夫斯基的《唯一的腿》为什么一经写出，连诗人都觉得有如神启？爱心上的人，竟然像个“在战争中残废了的/对任何人都不需要了的兵士/爱护着他唯一的腿”，爱之火热，爱之崇高，爱之神圣，在一条幸存的腿上得到集中而淋漓的展示。这是意象鉴赏法的延伸，牛汉的《华南虎》，艾青的《礁石》都属于此列。
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可谓道尽了人类此种情爱的悲壮与伟岸，博大与美好。而这种审美效果的获得，正是凭借了诗人精心选择，体现了“共感”与“独感”统一的意象！
二、从结构的角度切入
相对于其他文学样式，现代诗歌极为短小，所以结构之美的营造显得尤为突出。诗歌教学中，如果引领学生从结构的角度切入，不仅可以充分感受诗歌的形式之美，而且也能一窥诗人心灵的堂奥。
江河的《星星变奏曲》在“对联式”的整体结构中曲尽变化，既折射了是非颠倒，人性沦丧的时代，又将自我不屈的抗争，执着的守望，合盘托出。余光中的《乡愁》属于“线性结构”，“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这时间的长度也是诗人乡愁的长度，时间越长，乡思越浓——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风化！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带有“三维空间结构”的特色，“生鸟——死鸟——泪人”，三个不同空间的画面被蒙太奇式地组合在一起，分别代表意志的巅峰状态——信念的巅峰状态——情感的巅峰状态，执拗而富有张力，已经不知何者为鸟，何者为人，无限丰富的情感，尽在这个巨大的诗意空间之中了。
结构性的考查，目前的中高考试题中极少涉猎。课堂教学中，偶有深入钻研的老师有所涉及，估计也是出于板书精美的需要。事实上，结构之美的探寻和诗意之美、诗人讴歌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说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在“苦难（历史）、理想（现实）、责任（未来）”之间展开对个体与祖国关系的诗意思索，属于“思辨式”结构的话，那么莱蒙托夫的《祖国》则是“论辩式”结构，即对斯拉夫派诗人何米亚科夫变态的爱国观的反讽与摧毁。在莱蒙托夫的心中，他心中恋人般的祖国，不是以暴力为美（鲜血换来的光荣），不是以顺从为美（高傲的虔信的宁静），更不是以虚伪为美（远古时代的传言），而是以乡村的和谐为美（如微微颤动的灯火，闪着微光的白桦），以农人的幸福为美（醉酒的农人笑谈、伴着口哨的舞蹈等）。诗中所有的繁密意象，其实都是服务于哲思的运行的。如果说哲思是灵魂，意象是血肉的话，那么结构则是筋骨，成了哲思与意象最好的庇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