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4:14
精彩的演讲往往观点明晰，理路清楚。《演讲》的核心在于，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政治，表现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近30年来中国当代作家创作出很多具有世界文学品质的优秀作品，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三个重要路径：大胆谦虚地向西方文学包括德国作家作品学习，向中国古典文学学习，并在日常的普遍的生活经验与感触中学习。同时莫言还强调了中国新时期文学观念的重要转变，即“三个尊重”：尊重他人创作方式与创作个性，尊重作家思想的独立性，尊重世俗现实。
莫言的这次演讲，中心论点阐述简明准确，“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作家是有国籍的，这毫无疑问，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开场四句话就赢得了观众三次掌声，说明他的判断引发了听众广泛的心灵共鸣，也为本次精彩的演讲定下了理论基调。
围绕文学这一共性，莫言先生以歌德/《浮士德》，托马斯·曼/《魔山》，海因里希·伯尔/《女士及众生相》，君特·格拉斯/《铁皮鼓》，马丁·瓦尔泽/《批评家之死》，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等听众耳熟能详的德国世界级作家及其代表作品，雄辩地说明了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学才能超越国界走向世界。
然后莫言先生解释了近30年来中国文学取得巨大进步的主要原因：我们大胆地谦虚地向西方文学进行了学习，并总结了1980中期简单模仿的教训。他进一步说道，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发掘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所蕴藏的创作资源和个人的亲身体验也同样重要。
文学的主题共性普世价值呼唤着文学的多样性与作家的个性。莫言说，作家可以个性化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学方式；好的文学离不开社会生活的深入了解和个性化体验；作家应该对社会黑暗丑恶表现出正义感，并用个性化的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忌直露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基础之上的；要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言论自由。演讲的主体部分层层推进，逻辑严谨，行文生动，论证很有说服力。
演讲结束时，莫言以歌德和贝多芬对待王权的故事生动论证了尊重世俗需要巨大勇气的深刻道理——文学在尊重世俗现实中，才能生动表现人道关怀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这往往非一般意义的孤傲清高者所能认同。因此演讲又一次赢得了歌德故乡法兰克福听众的热烈掌声。
精彩的演讲，更在于幽默风趣平易的话语方式。国学大师林语堂说：“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语解颐，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感情。”（林语堂：幽默人生[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幽默是一种能激发起人类心理丰富情感的智慧，某种在对逻辑性进行适当调控后对现实进行另外形式的加工或破坏。演讲开头，莫言从听老婆话买德国高压锅开始，引申到“背黑锅”（即德国小报编造的他对某某与会的反感等不实新闻），顺理成章地引出尊重言论自由、作家创作个性，文学的普世价值与独特性互为基础等抽象观点。在玩笑之余，他还不忘调侃了一下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假如我们的德国朋友不反对，不怕中国人把德国的高压锅买得涨价的话，我回去会利用我在中国的影响，写文章宣传德国锅的好处，让全中国的家庭主妇都让她们的丈夫来买锅。”这是典型的小说家叙事才华与哲思风格的完美融合。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演讲风格感染了听众，在同声传译的演说语境下，他们共发出十次会心的笑声和掌声。
“锅”贯穿演讲始终。当谈到文学的多样化问题时，莫言又提到“高压锅的标准化批量生产”，反向提出文学的个性化创造问题。演讲结束前他又回到“老婆让我与会卸下黑锅”的玩笑上，自然延伸出尊重言论自由的理念，让人忍俊不禁。
精彩的演讲必须是口语化真诚充满亲和力的。演讲，是一种面对面现场话语交际行为，它述诸口语，传释心声，在朴实中显张力，在亲和中启智慧。莫言在论述文学克隆没有出路时，他讲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确实经过了简单模仿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样的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你模仿君特·格拉斯模仿得再像，那有什么意义呢？那顶多说你是中国的君特·格拉斯；模仿马丁·瓦尔泽模仿得再像，也没有意义，顶多说你是中国的马丁·瓦尔泽。要取得自己的文学地位，就必须写出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国家的文学想要取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同样也要具备自己的鲜明的风格，跟别的文学在基本点上有共同的地方，但某些特性要十分鲜明。”反问、复沓与日常口语的有机化合，由浅入深，从个体到国家，由共性到特性，语流顺畅鲜活，说理水到渠成。
3月21日，春分，莫言和本刊记者几乎同时来到扬州鉴真图书馆。在第二天的“扬州论坛”演讲中，他谈了自己与星云大师的交往，以及对佛教的看法，并痛斥当今社会的人性之恶。
2003年10月，扬州大明寺举行鉴真东渡日本1250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上，星云大师决定捐建一座图书馆。一千多年前，鉴真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60多年前，出生于扬州的星云大师去往台湾。
这座全国最大的佛学图书馆，因“扬州论坛”而广为人知。近年来，星云大师遍邀文化界名流，主讲传统文化。去年9月，莫言拜访台湾佛光山时，星云大师邀请莫言在扬州举办论坛。
2012年年初，莫言赴济南参加《齐鲁周刊》主办的“齐鲁精英人物”颁奖典礼，当时的授奖词是：“他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作家。”1个月后，本刊记者赶赴高密，和莫言畅聊“高密四宝”；10个月之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得知2014年是《齐鲁周刊》创刊15周年，3月22日演讲前夕，莫言欣然为本刊题写“在这里阅读齐鲁”。
一个作家的立地成佛
很早以前，莫言就知道星云大师。1990年，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曾聆听过星云大师的演讲。后来他多次去台湾，其中一次是受佛光山所属的南华管理学院邀请。
去年2月，星云大师到北京，约他去见面，并送他一束佛珠，他一直戴在身上。去年9月，受星云大师之邀，莫言前往台湾佛光山，这是“一次开悟心智、开拓眼界的旅行，去了后感觉不虚此行”。莫言感慨道：“佛光山在台湾的地位，是任何一所大学不能代替的；星云大师在台湾的号召力，是任何一个政治家所不能比的。”
在佛光山，莫言和星云大师有5次以上的交流，“可惜我没有慧根，如果有慧根的话，我现在也差不多快立地成佛了。”其中一次对话中，他们以“看见梦想的力量”为题，分别从“文学家的梦想”、“宗教家的梦想”观点出发，同台交流，共谈梦想的力量。
很多西方著名的科学家，最终变成了上帝的信徒，为什么呢？莫言说，他研究越深入，越感觉到大自然赋予他的一切越神奇，越不可思议。“没有得到关于大自然、宇宙最终的答案，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上帝的存在。”
有一年，莫言去浙江的一个寺庙，看到了庙宇和宝塔，感觉很像日本的风格，主持庙宇的年轻长老跟他说：“不是我们的庙宇像日本的庙宇，而是日本的庙宇根本就是从中国学过去的。”现在我们如果要建一座唐代风格的庙宇，在西安很难找到，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很难见到，但是到日本去可以处处见到。
“文化是人类共享的财富，当年确实是中国的庙宇建筑风格影响了日本，然后在日本建起了千万座的庙宇，过了千百年后，这样的一种文化又回到中国来。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个来来回回不断添加的过程，看起来是照搬模仿实际上创造的过程。”莫言说。
从“六道轮回”到“极乐世界”
莫言对佛教多有研究。早在2005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对佛教便有着深刻的领悟。
2012年获诺奖后，在瑞典的一次演讲中，莫言讲到佛教对其创作的影响：“西门闹（《生死疲劳》主人公）几次转世的这个灵感来自于佛教六道轮回的这个概念。我是在写这本书以前曾经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叫承德的城市里去，参观了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庙宇，在庙宇的墙上就画着六道轮回的壁画。”
莫言说，在中国民间，佛教的“轮回”观点是一股很强的道德制约力量。有人犯错，不是说他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而是说他死后会下地狱，来世做牛做马。这也是彻底中国化的佛教。
3月22日，莫言在演讲中谈到，佛教的很多基本理念，就是对儒家的改造和升华。首先要做到儒家所谓的君子，才能成为合格的佛教徒，“如果连儒家的道德标准、理想人格都不具备，即便天天去庙里面磕头、烧香、捐钱，依然是南辕北辙。”
佛教的最高理想，远远超出了现实。儒家所谓的君子人格，在佛教看来只是一个基点，六道里面，人道只是其中之一。“佛教认为，即使是天道，依然没有脱离轮回之苦。”每个人都生活在万丈红尘之中，即使到庙里落发修行，依然活在红尘之内。
“侈谈极乐世界，侈谈脱离六道轮回，是不现实的。”莫言戏谑道，“极乐世界谁也没有看到过，有一些高僧大德圆寂之后，似乎去了极乐世界，但他们没有跟我们通信，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没有。”
唯一一个骑自行车的名人
有一次，莫言与太太散步，遇见一位受伤的老人，太太主动前去救治，自己当时还劝阻太太不要惹事。事后那位老人的家人上门感谢，自己觉得十分惭愧。“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批评别人，很少触及自我。”莫言说。
此言一出，经扬州当地媒体披露，莫言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演讲的当天上午，莫言看到一条震惊的信息，南方某城市有一个数千人的丐帮，这里面有很多乞讨的儿童，残疾的儿童，他们有的曲着背，有的断了腿。这些儿童很多是被拐骗，犯罪分子让他们服下强力安眠药，等他们一觉醒来时，就变成残疾人。
莫言发出感慨，“为什么科学发展到如此昌明的程度，人心之恶比之几百年前、几千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1990年，莫言第一次到扬州。当时南方闹水灾，他作为记者前去采访，但等他到了以后，洪水已经下去了。原本的采访任务成了游山玩水，他去了南京、宜兴、苏州、无锡、扬州，一路上没看到水灾。
多少年后，却有战友写文章说他当年冒着生命危险，驾着冲锋舟，深更半夜深入到村庄里营救被洪水困住的群众。“捏造的表扬跟捏造的批评同样可怕，因为时间长了，你也信以为真了。”谎言听多了，他就感觉自己当年似乎确实是驾着冲锋舟营救群众，“在当今世界上，充斥了很多谎言、谣言，所以我们必须具备一双慧眼，也要具备一双慧耳。”
朴槿惠：赵云“粉丝”
朴槿惠29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开场几分钟的中文致辞字正腔圆，引用《管子》名句：“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前一天，朴槿惠在北京出席中韩商务合作论坛，在演讲尾声时用中文引用俗语：“先做朋友，后做生意”，认为这句话折射中韩两国关系的过去和现在。
这次访华不是朴槿惠第一次在中国秀中文。2011年11月，朴槿惠作为大国家党前党首应邀访华。晚宴上，她在没有原稿的情况下用中文致辞3分钟。
朴槿惠的中文功底与受家庭熏陶和从小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分不开。
一些学者说，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当年翻汉字词典为朴槿惠取名。“槿”代表韩国国花“无穷花”，也有“国家”之意；“惠”则象征“恩惠”。在《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一书中，朴槿惠说，父亲曾送给她一本三国故事，朴槿惠被书中情节深深吸引，最为欣赏蜀国大将赵云，“甚至怀疑自己的初恋对象会不会就是赵云”。
后来，朴槿惠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书籍，包括《论语》、《贞观政要》、《明心宝鉴》、《近思录》，并且通过韩国中文教学广播节目学习中文。
尽管已是“中国通”，韩国媒体报道，这次访华准备工作中，朴槿惠为用中文发表演讲，特意额外练习。
陆克文：“科班”出身
谈到会说中文的外国政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无疑要记上一笔。对于中文，他可谓“科班出身”。
陆克文1976年进入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学习，主修汉语和中国历史，同一年到中国深造。1984至1986年，陆克文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工作。
2008年4月，陆克文前往北京大学演讲，用标准的中文调侃：“中国有个说法，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外开口说中国话’。”
陆克文不仅会说中文，还对中国文化有不少了解。他在北大演讲中提到“”“”“忧国忧民”等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连的词组，还历数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等北大名人。
2010年，陆克文向新华社记者发送一段中文视频，送上虎年祝福。他在视频中说：“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重要时刻，在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这些庆祝十分重要……我衷心祝愿大家虎年兴旺发达。”
除说中文，陆克文在中国网站开设微博，大多博文用中文发出，有数十万粉丝。
李显龙：“规范”中文
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英语为官方工作语言，同时鼓励不同人群以各自母语为第二语言，如中文、马来语等。在新加坡，会说中文的人不少，包括现任总理李显龙。
2004年，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前往上海访问，“秀”了一把中文。他在中文演讲中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开放，新加坡政府一直鼓励人民不断学习和适应，以便同中国一起成长。“住在上海很舒服，这里的生活水平很高，没有太大的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他说，对上海人而言，“新加坡是个既舒服又友善的城市”。
2012年，李显龙到访天津，参观中新生态城，在生态城内的永定洲文化主题公园与中方人员共同植下一株象征合作和友谊的云杉树，用中文叮嘱“别忘浇水”。
李显龙还鼓励新加坡青年学会规范使用中文。他2009年与新加坡中学生和大专生互动时说，他每天坚持看中文报纸，而浏览中文网站也是学中文的好方法。
对于新加坡年轻人把中文、英文和方言掺杂在一起用的习惯，李显龙说，新加坡人讲中文不只要本地人能听懂，而是要全世界的华人都能听懂。“如果我们注意语言规范化，我看这样才是‘最酷’的。”
马西莫夫：武汉“母校”
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理卡里姆・马西莫夫2008年4月12日出席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时，以中文演说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他在演讲即将结束时用中文说：“我祝中国朋友们北京奥运会成功，我相信这个历史事件无疑将成为快速发展中的新中国辉煌的证明。”
马西莫夫有中文功底不难理解，中国武汉大学是马西莫夫的“母校”之一。1989年，当年24岁的马西莫夫就读于武汉大学法学院，1991年毕业。
2008年4月10日，马西莫夫再次造访武汉大学，被授予武汉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和杰出校友。“湖北和武汉对我来说有特别意义，我在这儿学习、生活过3年，”他接过证书时用中文说，“我将继续……为中哈两国关系的深化发展贡献才智。”
从某种角度而言，博鳌亚洲论坛成为各国政要“秀”中文的舞台。除马西莫夫，陆克文、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都在这一场合说过中文。福田2010年4月10日在“博鳌之夜”文艺演出上一字一顿地以不标准的中文说：“各、位、来、宾，晚上好！”引得台下掌声笑声不断。
各国政要：“点缀”古语
一些国际政要虽然中文功底不佳，但有时会特意在演说中加入中国古语或谚语。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2009年11月访华时，以“温故而知新”形容经历挫折和挑战但终走向稳定的中美关系。
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分别曾以“人心齐、泰山移”和“风雨同舟”为中美合作加注脚。
2011年6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顺利连任。就职演说中，潘基文引用中国古代哲人老子在《道德经》中的一句结语：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编后语：
不亲近中国将无法和其他国家亲近
“在21世纪，韩国不和中国亲近的话，将无法和其他任何国家亲近起来。要寻找与发展壮大中的中国共存共荣的出路。”这是韩中文化协会负责人的深刻感悟。
亲近中国将可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极高的荣誉称号。据媒体统计，六十余年来，仅仅只有六百余人获此殊荣。这一典型的中国政治术语看似冗长拗口，但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细细分析每个组成词语，更能体味其精妙之处。
中国一般以“伙伴”定义国与国的关系，比如合作伙伴，战略伙伴，全面战略伙伴等等。与“老朋友”对比，这其中的亲疏可谓一目了然，“伙伴”更多的是利益协作关系，“老朋友”则带有肝胆相照的友谊。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中庸》第二十五章
“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
一只萝卜，碰上不同的命运：
放进坛里腌成美味，成了莫言跟同学的下酒菜；写进作品变得透明，成为一个文学生命的意象；被人从地里连秧扒走当旅游纪念、智慧宝宝，只因这是莫言家种的。
一只萝卜红了，但莫言还是那个莫言：少言，多智，拒绝被人称作大师。
很多中国人并不能了解，一只透明的红萝卜写的是什么，但莫言和他的生活经历所呈现出的传统品质、处世做人的价值观，我们并不陌生。在他创作的三十多年里，身处于剧裂变化的中国，我们都曾经历过多少类似的贫穷、欺负、奋斗、愤懑、妥协、纠结、放下、坚持等等，而经验经过时间的发酵，注入莫言心中的东北乡高密乡，成了一面人性的魔镜，照出两个自己：一个外，一个内；一个跟世界好好相处，一个跟内心自由交谈。如何好好安放两个自己不打架，不浮躁，不迷失恪守的价值，依然是我们这个裂变时代里的变中之常。
莫言给的，是一个中国式智慧的故事样本。
“时间是剪不掉的，剪掉的是废话”
黑西装，白衬衫，条纹领带，脸上写着平和、朴实、淡定。莫言在《芒果画报》参与协办的湖南卫视书香中国读书晚会上，简单地进行了两分半钟的演讲。寥寥数语，质朴中透着智慧，平淡中尽显真诚。
面对意犹未尽的观众，主持人汪涵问他：“原本预留的五到八分钟，减掉的是几分钟的时间，没有减掉的是什么？”
莫言回答：“我想时间是减不掉的，减掉的是废话，剩下的是时间。”
莫言原名管谟业，后来走上写作道路就改笔名为“莫言”。之所以以“莫言”为笔名，是他曾经屡次因自己的多言而给父母惹下麻烦，从此他告诫自己多做实事，少说废话。他在台上的机智应答，再次表明了这种处世态度，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当莫言从容地进行着他的阅读演讲时，后台有两位“不速之客”正等待得有些焦躁。那是莫言的两位同学：施放和徐广泽。从进入演播厅休息室，他俩就被十几个记者们包围，一直“穷追猛打”想从他们口中探出莫言的料。但2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了，只记得那时的莫言，无时无刻都抱着一本书，自顾自地读，“他话不多，但真的很聪明。”两人都如此回忆。
现场复原了他们当年读书求学时的书桌。棕色长方形的书桌，一边放着几本书，另一边摆着三个军绿色的茶缸。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井喷，我们当然有很多的好奇，“那个时候聊文学，是喝茶多还是喝酒多？”
“施放喝酒多，施放是喝酒吃着绍兴的干萝卜咸菜，也分给我们吃。他们绍兴人好像把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这种植物，都可以弄到那个咸菜坛子里去腌着吃。”莫言笑说。
“每天晚上，他都在宿舍里写小说。他对面是水房，别人都睡觉以后，他跑到水房里去写，他听那个流水声，那个流水滴答滴答。他说这种感觉是最妙，《透明的胡萝卜》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施放说。
“智者乐水”，说的是智者思考的快乐，像水一样流动。恰如莫言。
大屏幕最后停在莫言的毕业照：最后一排正中，莫言露出一个脑袋，并不引人注目。而那天在现场，同样的同学，同样的位置，莫言依旧憨地笑着，露出两只小眼睛，脸上写满平和、朴实与淡定。
以爱与宽恕面对苦难、不平
晚会现场，说起小学读书的情形，莫言否认了他将《新华字典》倒背如流的“传说”，事实是，他把一本《新华字典》翻得破烂。老师为此还将教鞭轻轻敲打他的大脑壳，教训着他：“唉呀，你怎么就这么笨呢？”
小时候，莫言喜欢读书，但家里面穷买不起，只有向邻居家借。邻居说，想看书可以，那你得替活，推磨，推十圈，看一页。农村的石磨是靠把一个横棍放在肚皮上，用肚皮往前顶，才能转起来，非常吃力的。莫言为了多看一会儿，全部把粮食推完以后才去找对方，然后拿着书就跑到草垛边上去看。
比之书本，莫言的母亲是他一生更重要的导师。她教会莫言如何去做一个仁义的人。面对一个曾把母亲打翻在地的仇人，母亲拉住要冲上去报仇的莫言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面对一个乞讨的老人，莫言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而母亲却把自己好不容易才能吃上的半碗饺子送进老人的碗里。当小莫言因为相貌丑陋被人嘲笑，回家痛哭时，母亲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莫言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他的相貌，他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面对嘲弄却向人致歉，如果以为这就是懦弱，未免肤浅。莫言在年仅十岁时被视为“坏分子”而被迫辍学务农，连当兵也被人告发“出身不好”。种种这样的人生经历，很容易将常人从心里打到，再也爬不起来，但莫言始终记得母亲的谆谆教诲，以爱与宽恕面对苦难与不平。即使是到了自己的笔自由驰骋的小说世界，也没有让愤怒冲过他的文学理性和价值理念大堤，“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正所谓“道不远人”，爱与宽恕，仁与道义，这些在今天的现实看来正孑然远去的人本价值，原来一直在我们身边。要做到这些当然很难，因为必须放下某些东西。但如果做到了，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
炼成一种放下的力量
“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每个人都有安放自己的家乡。莫言倾尽全部情感，建立起一个高密东北乡的文学高地。回头望去，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那些喋喋不休的争议，已如轻薄的烟幕散去，莫言仿佛看到的是另一个自己。
“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 莫言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真正的反击力量并不来自于目眦欲裂的剑拔弩张，而是来自于内心深处对自身精神的锤炼，炼成一种放下的力量。
由文学的批评上升至批判的遭际，莫言早就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莫言为纪念去世的母亲，写出《丰乳肥臀》，希望献给天下的母亲，却一度成为受批判的小说，上面还派来了工作组对此审查。“他们让我做检查。起初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好检查的，但我如果拒不检查，我的同事们就得熬着夜‘帮助’我，帮助我‘转变思想’。我的这些同事，平时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根本就没空看《丰乳肥臀》，但上边要批评，他们也没有办法。其中还有一个即将生产的孕妇，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孕妇陪着我熬夜，我就在那份给我罗列了许多罪状的检查上签了一个名，然后就报到上级机关去了。”
妥协，其实也需要放下的勇气。因为，那意味着必须放下自认为不应该放下的东西，为了继续自己更爱的创作，和创作的价值信念。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写作？
诺奖公布后，对莫言的“怯懦”、“不敢批判现实”的口诛笔伐一直没有消停。莫言一如既往的少言回应，只是在瑞典学院演讲台这个“必须说话”的场合上，以讲故事的方式讲他的道理：面对苦难，真诚跟宽容一样可贵，“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人不哭。”尊卑有礼，逞强不等于勇敢。三十多年前，莫言将一位老长官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苦难的遭际需要放下苦情，才能轻装前行；人生的高峰需要放下光环，才能看清自己。经历让莫言早已学会了放下的智慧。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成名之作，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品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艺术地再现了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故事，塑造了以爷爷、奶奶、父亲等为代表的人物。他们敢恨敢爱，个性张扬，既勇于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又演绎着令后代子孙们相形见绌的爱情传奇，是一群独特的，集正义与邪恶于一身的，特属于那片红高粱地的英雄。书中洋溢着独特、丰富而饱满的想象力和令人叹服的感觉描写，以恣肆之笔彰显出中华民族坚韧旺盛的生命力，堪称当代文学中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曾被译成20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纽约时报》书评则称：“通过这部作品，作者把他的‘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根据这部作品改编而成的影片《红高粱》，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曾获得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莫言，原名管谟业，出生于1955年，山东高密人。12岁读五年级时即辍学务农，1976年入伍，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因而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檀香刑》《蛙》等。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之影响，通过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构筑了一个个独特而神秘超验的、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的感觉世界。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奇诡、语言恣肆。鉴于其作品“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瑞典文学院决定将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莫言是一位怀着强烈的“故乡情结”步入文坛的作家，高密“东北乡”赋予了他早期的文学涵育。正是凭借他的作品“，东北乡”逐步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文学概念，成了莫言赖以言说的“精神家园”。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对记者坦言“：我当年在这个地方是的社员，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的时候，厌烦透了。这个地方这么贫困、落后，就梦想着有一天逃离，到外边去看看世界，到外边去过更好的生活。但当真出去以后，过了几年，就开始怀念这个地方。尤其是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这个地方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在我早期的作品里边，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邻居的、亲戚朋友的经历，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这是一批最原始、最宝贵的素材。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说。”
《红高粱家族》是献给有着关于“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这一辈记忆的青年人阅读的东西，是一首对我们这个民族深入骨髓的，千百年来一直被压抑的豪情与血性的颂歌。其跋云：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这段跋语为我们揭示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对这一创作意图，作者在第一章就有过具体和明确的宣示：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作者屡屡提到“不肖子孙”一词，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情感因素：有对流淌在前辈血液里的豪情和血性的由衷赞美，有对作为后代子孙“种的退化”的羞惭，以及因这种羞惭的难以摆脱而引发的深沉思索和忧虑。
这种创作意图是通过一系列精心编织过的有兴味的故事体现出来的，这些故事令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在结构、语言、修辞、感彩等方面都展示出了作家的独特才能和鲜明的创作个性。在作品的结构方面，莫言既立足传统又能突破传统的钳制。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其小说的叙事模式依然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讲故事的形式。他的那些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作品常常通过儿童视角来叙述故事，对此莫言说道“：采用儿童视角讲述故事原来是我的一种潜意识。……少年岁月吃的苦，生活环境的寂寞荒凉，无人理睬却又耽于幻想，所有这些都使我从小就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观望和想入非非。而在这种情况下，儿童视角就成为我讲述故事的首选。”在他的小说里，活跃着一群稚嫩的、精灵一般的孩子，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爸爸”、《檀香刑》中的赵小甲、《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梦境与杂种》中的柳树根与柳树叶等，他们是天真、美丽、聪明和智慧的化身。莫言扬弃了传统的、讲求故事的曲折委婉的线性叙事方式，转而采用一种打破了时空界限，将过去与现在、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的立体结构模式。如伴随着去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这一故事的讲述，我与爷爷、奶奶、父亲都被纳入了同一个艺术空间，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切人物、事件融为一体，千头万绪彼此贯穿，场面浑阔，气度恢宏，唤醒着人们潜意识里那种遥远而苍凉的激情和思绪，看似天马行空，不受任何羁绊，却更合于艺术创作的轨范和规律。莫言能如有神助般自如地驱使和驾驭它，诚如他在《天马行空》中所说的：“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例如《红高粱家族》第一章正在进行历史叙事的过程中，他却出人意料地插入了一笔来写小男孩儿，全然不去顾及故事本身的连贯和顺畅：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忙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
莫言在小说叙事方面就是这样地随心所欲，不肯受传统的所谓“典型”“集中”之类创作规范的束缚。他要给人讲述一个有情趣、耐寻味、惹情思，令人过目不忘的故事，尽力避免叙述上的单调和呆板，常常在环顾左右时横生妙趣，在闲情逸致中一显神来之笔。奇诡而丰富的想象力和深湛的艺术描写功力的融合构成了莫言小说鲜明的审美特征。想象力是衡量一位作家的天才和灵气的最重要表征。勃兰兑斯把想象力视为作家心灵中的显微镜，莫言正是借助这样一只显微镜，深刻地观察和透视着古往今来的大千世界。因而他往往可以在一点上无限深入地开掘下去，把作品写得根脉俱现、声色并茂、情采飞扬。例如经过他的点化，那本来普普通通、司空见惯的高粱竟也变得如此充满灵性和诗意：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
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我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凭借这种诉诸于视觉和嗅觉的深层次的细节描写功力，高粱的情态和气息被赋予了生命的灵动。其实在整部作品里，红高粱就是一个具有浓厚象征意味的意象和背景，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它既是家乡人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繁衍生息的现实空间。它内蕴着热烈、强悍、茁壮、顽强的生命力，又象征着刚毅不屈、坚韧执著的复仇精神。高粱地里的野合、伏击，演绎出的是一幕幕英雄壮举，红高粱则象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血性、胆魄和灵魂。通感，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恰当地运用通感，可以令人全方位地接收天地万物之间的一切色彩、线条、音响和气息，使种种最难以言传的复杂而细微的感受得到最形象生动的表达。莫言无疑是运用通感来描写事物的圣手，例如“：她的叫声很响，具有一股臭豆腐的魅力”，是将听觉变为嗅觉；“槐花的闷香像海水一样弥漫着……风吹来，把香气吹成带状”，是将嗅觉变为视觉；“醒来听到太阳正嘎吱吱地响着，像一条老牛车在爬着上坡路”，是视觉、听觉的相互转换。至于那“冰一样澄澈的天空”式的景物描写又是何等奇警“，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式的人物描写就更加出人意表、秀意可观了。
正是超凡的想象天赋成全了莫言，无论是在取材炼意还是细部描写方面，他都如鱼得水，达到了点石成金的艺术境界。读莫言的小说，首先令你心悦诚服的恰恰是语言。那一个个字像是具有活脱脱的生命，在不停地跳脱着、欢娱地上前来拉拽着你，使你身不由己地跟随着它们跃入了那一片情采斑斓的波浪，进而痴迷地遨游起来。它们传神写意而飘逸玲珑，气势灌注而潇洒蓬松，灵动活泼而变化莫测，读之不禁令人喟然叹服。莫言始终践行着“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这一准则。因童年时曾告发别人而愧疚至今，后悔因年少无知向邻村农民和他小脚的妻子扔石块……这一幕幕回忆不停地敲打着人们的心灵，在感染自己的同时也触动着读者柔软的内心世界。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中，莫言用大段篇幅谈自己母亲的善良、坚毅和宽容。其实，这些中国传统妇女身上的优良品质也见诸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妇女身上。由最初将小说《丰乳肥臀》“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到“献给天下母亲”，由小小的“高密东北乡”扩展到中国乃至世界，莫言的作品不但见证了大爱无疆的人文关怀，而且也见识了引起世人共鸣的人文精神的回归。莫言说“：我觉得严肃的文学作品，它不可能是热闹的，如果它特别热闹，它就不是特别正常。”他的作品将崇高与滑稽、欢快与沉重、忠诚与愚昧、甘甜与苦涩融汇在一起，使人产生一种阅读之时啼笑皆非，咀嚼之后肃然沉重的审美感受。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你读莫言之前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他的作品中除了有精彩的关于爱、自然和善良的描写外，还有极其暴力、残酷、血腥的描写，比如反映20世纪中国被日本占领时期的作品。莫言的创作视野宽阔，几乎涵盖所有领域。尽管他的作品中描写的是自己故乡的小村庄,但让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他充满想象力的描写令我印象深刻。目前仍在世的作家中，莫言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莫言的作品正是凭借着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造诣，为世界文学的殿堂增添了一串温润璀璨的灵蛇之珠，从而“把他的‘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作者：丁万武 李进学 单位：军械工程学院基础部
继《士兵突击》里的史今班长、《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孟凡了之后,“小太爷”张译在战争大戏《生死线》中饰演海归物理博士何莫修。与编剧兰小龙之前作品的气质一样,《生死线》亦是场面满目疮痍、人物热血激昂。张译诠释的何莫修一出场便颇具喜感给这部严肃而紧张的战争戏增色不少。因太过于懦弱而遭人唾弃,最后又无比伟岸的角色,何莫修被有些人称作天才,被有些人称作“废物鸡”。他受惊吓时会把小拳头放到嘴里,害怕时会四肢哆嗦、泪流满面,一身迂腐气说着一口美式普通话。观众称张译的漫画式表演,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笑果。
第三次出演兰剧的张译与兰小龙有着很深的交情,坦言这三部戏让自己备受教育。“《士兵突击》是我拍戏的起点,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团长》让我面对了很多新鲜的课题,它对我来讲是一个本科大学。《生死线》是第一个我能够以最快的心态,最从容的步伐来面对的戏,是我的一个崭新课题,所以《生死线》对我来讲是一个研究生。”三个形象的比喻蕴藏着张译丰富的人生内涵,也折射着张译学无止境的进取心。
“躲”兰小龙六年终“突击”
张译究竟适合什么样的角色,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倒是兰小龙很清楚。1997年张译与兰小龙同年进入战友话剧团,“我们俩是十多年的战友,他对我的了解胜过我对自己的了解。”兰小龙曾经希望张译做编剧,彼此在文字上有过很多交流,“文人通过文字可以迅速地了解另一个文人。”很快兰小龙就了解了张译。张译把自己写的两万多字的话剧大纲拿给兰小龙看,却没有得到兰小龙的肯定。年轻的张译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决定再不跟兰小龙交流,“除非我能够跟他对上话了我再去跟他交流。”所以在今后六年张译一直跟兰小龙玩捉迷藏,“我们住在一个楼,我下到二楼的时候听到他们家一楼门响,我就缩到三楼,然后从三楼窗户看他媳妇走远了,我再下来从相反方向绕过去。”张译描述当时的情景时一脸的小得意。直到《士兵突击》的时候,张译被兰小龙推荐进了《士兵突击》剧组,张译跟兰小龙的结还没完全解开。
在“士兵突击贴吧”里,张译以网名“士兵突击”模仿制片人张谦的文字与兰小龙用古体诗对骂。成了“士兵突击贴吧”的一到风景,很多人都愿意看他们对骂。兰小龙一直不知道那个人是张译,直到有一天张译刚从贴吧上下来然后上MSN接收文件,被兰小龙发现了,“他说你来了张译,我说我来了,他说你赶紧去贴吧,帮我骂人。我说骂谁呀?他说骂‘士兵突击’。我就乐的不行了。”后来张译以“士兵突击”的口吻与兰小龙对话,很长时间兰小龙才相信那个人就是张译。那天凌晨一点,兰小龙与张译聊了一晚上,直到早上九点。与六年前相比,张译的文字变化之大令兰小龙始料未及。
打破思维演海归,人前人后两张脸
演绎何莫修对张译来说是一次新鲜的尝试。“《士兵突击》里的史今是典型的有儒家色彩的中国兵,孟凡了是从小受儒家的教育,接受了一点点洋派的新思想,但是当他参军之后,有了很多道家的理念。”受儒家教育颇深的张译习惯从思维方式上理解人物,他从未想过长着一张亚洲脸的自己有一天会演一个欧洲人,所以一拿到这个角色张译就傻了眼。最终对声音敏感的张译决定从语言上切入角色,“如果我用普通话说何莫修的那些话恐怕会说不出来,我忽然想到《团长》里面演麦师傅的美籍演员。”何莫修4岁到24岁一直在国外生活,几乎不怎么接触母语,所以张译就借鉴了麦师傅的语言效果。不过张译模仿的美式普通话却带了点唐山味。索性张译最后说服了导演孔笙,才有了呈现给观众的何莫修。
生活中的张译与何莫修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在人前和人后其实是两张脸,一到工作环境就特别亢奋。”在摄制组张译经常会让大家笑成一片,招招这个惹惹那个,张译的口号就是在剧组一定要欺男打女。在演《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时候副导演在睡觉,醒来的时候已经被绑到了树上,《士兵突击》的时候康红雷导演的鲜红内裤被挂到了树枝头,这些都出自张译之手。“这种时候我挺像小何的,因为我会用尽一切心思去快乐地创造好玩的事情。”张译说起这些“丰功伟绩”来有滋有味,乐此不疲。在《生死线》里吊在屋顶的天平,怎么配药怎么炸,全是张译自己在拍摄现场想出来的。张译演何莫修真是再合适不过的。
采访当天现场坐着各路神仙记者,张译从始至终态度谦和应对自如,连贯流畅地讲述他与兰小龙与何莫修的故事,以及生活中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
采访人：张 娟《中国图书评论》记者
时 间：2012年10月18日
张娟：赵老师您好，抱歉在您最忙的时刻来打扰您。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您和北大世界文学研究所为中国作家与诺奖评委的沟通做过有效的努力，知根知底。尽管您一再婉言谢绝，还是想让您谈谈，可以吗？
赵白生：因为我马上要去巴黎大学讲学，还去葡萄牙的里斯本、丹麦的阿湖思等大学演说，走前自然有些忙乱不堪。那我就简要说一下吧，2005年，我邀请了3位诺奖评委来北大，同时请了4位中国作家，搞了一个星期的活动，让中国作家与诺奖评委面对面，知己知彼，做了一次零距离、有深度的交流。当时，媒体报道很多。有的媒体说，一次邀请3位重量级的评委来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不过，没做无用功。
张娟：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请诺奖评委来中国访问的？然后又是如何促成的？
赵白生：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人文社的张福生先生说，他要出一套《斯特林堡文集》。那我说，我给你办个会，请中国最有实力的作家来谈斯特林堡，并请诺奖评委来参加。醉翁之意，他自然知道。他当时笑笑，不相信这事真的能办成。那时，我给世界文学研究所定了几个发展战略，其中之一，就是为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穿针引线，铺路架桥。因为一个小小的世界文学研究所，几个人，开创初期，也干不了什么。因缘际会，正好碰上了几个关键的人。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博士（BorjeLjunggren）鼎力支持，使馆的潘蟩女士为此事奔走不倦，使馆的两位芮林女士也出力不少。
张娟：那您邀请了哪些中国作家？台前幕后有故事吗？
赵白生：我邀请了莫言、李锐、余华、赵玫。本来，新时期成名的作家，还想请一两位，但这些人向来不好请，也没打过交道，想想就算了。活动有一周，安排了记者招待会、学术研讨会、诺奖评委北大演讲、戏剧演出、文化考察等。作家发言的机会有两次，一次是会议发言，一次是记者招待会。因为本次活动的宗旨是有效的深度交流，所选作家的人数，不可能太多。当然，我也邀请了评论家，如王干等。
张娟：赵老师，您安排的活动时间宽裕、内容丰富，与会者之间能够有充分的接触和交流，那么双方主要沟通了哪些问题？
赵白生：谈的问题比较多，特别是记者招待会，有诺奖评委参加，也有中国作家参加。就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记者特别亢奋，提问踊跃，但最关心的问题，不外乎这两个：中国作家何时获奖？谁最有资格获奖？当时，巴金刚刚去世，也有问有关巴金与诺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马悦然先生大概耳朵都听出老茧了。他的回答，非常太极，也不失西方外交家的风范。更为重要的是，瑞典学院秘书长阿兰（StureAllén）在北大作的一场演讲，题为“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演讲，散发出许多重要信息，说“暗藏玄机”，也不为过。阿兰是诺奖评委里的核心人物，曾向世界宣布过13位诺奖得主的名单，也在13位诺奖得主的证书上签字。演讲之后，提问尤其富有暗示性。
张娟：您能否谈一下具体的细节呢？
赵白生：演讲刚结束，就有人提问说，中国作家有诺贝尔奖情结，中国人更有这个情结，问阿兰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阿兰的回复，出人意料，让人眼睛一亮。我是演讲的主持人，我当时的反应是，这个提示太关键了。对于上面的问题，阿兰的回答是：“和你一样，我也迫切希望把诺贝尔奖能颁发给中国人。”但他说，有关中国作家的提名太少，他寄希望于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能给瑞典学院提供中国作家的确切提名。
张娟：这是明确提示，暗示性在哪里？
赵白生：一方面，提示是明确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暗示了一个“症候”：诺奖评委也有焦虑。我把这种焦虑叫做“诺奖评委的中国情结”。也就是说，不但中国作家有诺奖情结，诺奖评委也有中国情结。我们以前只看到前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后者。实际上，这是双向的。偌大的中国本土，没人获奖，不是个事。他们处处被人逼问的滋味，也不好受。这次来中国，无论是记者招待会，还是演讲会，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必要的压力”。当然，他们久压成钢，有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原则，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变。但诺奖评委确有“中国情结”，特别是马悦然先生。
张娟：这次莫言获奖，您似乎是“先知”。为什么？能否谈谈？
赵白生：九月底，十月初，不断有媒体和学生问我，谁能获奖？我说，莫言。9月24日上课时，就有人问我，今年谁获奖？我仍然说是莫言。因为那堂课，我讲的是“诺贝尔奖与跨文化学”。今年5月，我在悉尼大学作了一个主题演讲，也是类似的题目———“诺贝尔奖与世界文学”。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研究团队，有10位博硕生，收集了各国有关诺贝尔奖的文献，数量很大。我预测时，有一点研究基础。此外，我也翻译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书是阿兰和埃思普马克合著，后者曾任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槛内人所写的东西，看了，让人知道内情。该书早已翻译完，估计不久将由人文社出版。当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蛛丝马迹。
张娟：最后，关于诺奖，您还有其他预测吗？
赵白生：当先知，是危险的。不预测吧，但有一些想法。在诺贝尔奖上，希望中国能够“赶英超美”，不要，时间可以放得更长些。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就有6位作家获奖，其间还有4年未颁奖。莫言获奖了，中国其他作家也不要灰心。谁埋头真干，谁就有希望。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总是奖给最好的作家。以前的不说，当代世界文坛重量级大师，大多没有获奖，像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切贝、阿拉伯文坛盟主阿多尼斯、才高八斗的拉什迪、如雷贯耳的奥兹。要跟他们“异域比艺”，中国作家还得大练内功———艺术的功夫，不要给人一种感觉，读中国当代作品，像在看CBA。唯有如此，得不得诺奖，其实无所谓的。这才是大作家的标志、世界文豪的抱负。
莫华伦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向观众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他此刻的身份是一个讲师，在广州大剧院举办的讲座上，给音乐爱好者们讲述即将在五月上演的歌剧《托斯卡》。讲座的最后，他感谢观众今天的光临，然后从讲台走到舞台的侧面。他喝了一口水，清清嗓子，稍作休息。然后恰到好处地站在原地稍微停顿了一下。接下来，台下的观众一拥而上，把他围了起来，纷纷要求签名合影。
他微笑，接过观众手中的笔，在本子上签名，然后与观众合影，最后道谢。这一连串动作虽然有点机械化，但散发的气场却是礼貌的，如一个早已熟透当中礼数的绅士。
事实上，他已经相当习惯，这种像明星一般的生活了。
明星和艺术家
明星，抑或艺术家，莫华伦在这两个身份中的切换几乎毫无间隙。
他当然首先是一位艺术家。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男高音歌唱家，他雄浑的歌声是他的杀手锏， 渗透着一种让人颤栗的美感。英国《卫报》对他的评价是：“他的表演功夫十分结实，除了有极美丽和平稳的音色外，也有在舞台上的专注及热诚；在唱高音时，他的起音宏朗，并像帕瓦罗蒂的声音一样强劲。”噢，忘了提，他最广为传唱的段子，是歌唱时不小心震碎了音乐厅里最高级的玻璃杯，对，和那位曾经风靡一时的Vitas一样。
嗯，他是一位高尚的艺术家。但大家真要把他当明星看，他也并不介意―前提是，“如果这样能让古典音乐得到更好的推广的话。”
别以为他这话是闹着玩―许多歌迷因为他而爱上了歌剧，爱上了古典音乐，爱上了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听来有点玄乎，但当你看到那些一路从香港到广州再到北京甚至在国外追随他的粉丝，你也许不会再怀疑这句话的语序。
生来就是个绅士
他的风靡是有理由的。当他出现在你面前，你会被他的风度所吸引。对，是吸引，而不是震慑。他个子很高，声音浑厚，穿着得体的西服，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在这个年纪，把身材维持得那么好，当然也算是一种得体的礼数。他由内至外的体面，本该让你在他面前不由得谦卑甚至拘谨起来。然而，他很懂得适时来一句玩笑，让你并不觉得他高不可攀。
莫华伦仿佛是完美男人的典范。他是如此绅士，让你甚至怀疑他人生中是否真的有生活化的一面。你无法想象这个体面的男人晚上回到家换上睡衣拖鞋的模样，更无法想象这个男人系着围裙哼着歌儿在厨房做菜的情景。噢，这简直不可能。
最适合他的画面是：灯光渐起，打在舞台中央。莫华伦就优雅地站在那里，穿着黑色的燕尾服打着漂亮的领结，紧接着旁边交响乐团的配乐响起。他抬了抬眉头，然后伸出手，喉咙里发出一声最雄浑的男高音。好的，这才是他的模样―生来就是个绅士，温文儒雅，又不失风趣。
不做一步登天的人
但他显然不只是个绅士而已。众所周知，莫华伦已然跻身国际乐坛上最杰出的男高音行列，更是中国和亚洲活跃的西方歌剧与古典音乐推销者。如今，在歌剧的舞台上，除了帕瓦罗蒂、多明戈……还有莫华伦。
他说自己从来不是个一步登天的人。他曾经在歌剧院中做过学徒，唱过无数的配角，还当过帕瓦罗蒂的替身―当帕瓦罗蒂需要彩排的时候，他就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帮帕瓦罗蒂走走场，哼上两句歌。
他还学了酒店管理和旅游管理，为的就是有朝一日给自己留条后路。“我是一个有计划的人。”在真正走上歌唱这条路之前，他就做好了这条路走不通的打算。
事实是他成功了，虽然过程艰辛。“回头看，我确实选了一条很难走的路。但我很庆幸，自己一路下来，没有欠下什么人情。”作为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莫华伦在国外舞台上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很艰苦的。被挑剔发音，没有人捧……但莫华伦靠自己的实力，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走到今天。
“比唱歌难一百倍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莫华伦皱皱眉头，抛给我这么一个问题。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是钱。时至今日，他无需担心自己的生活，但却不得不费心为自己的香港歌剧院拉赞助。他热爱古典艺术这个事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这个事业添砖加瓦。香港歌剧院、澳门国际音乐节……这一个个“孩子”逐渐在他的呵护下羽翼丰满，作为一个管理者，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但偶然依然会感叹，唉，还是做个单纯的歌唱家好。
是时候开始享受人生
如今的莫华伦，有一个漂亮的妻子、聪明的儿子，还有让自己满足的事业。用他的话说，为一个合同抢得头破血流的岁月终于过去，现在到了开始享受人生的时刻。
“我从来不是一个忧郁的歌唱家。”生活中的莫华伦绅士，风趣，浪漫，随性。跨界是他最爱做的事情。“新鲜，有趣，多元化。”他说他喜欢这些字眼。
他是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喜欢看电影，并且一定要在电影院看；对食物有特别的讲究，兴起时自己也下厨露两手；现在正在开始学习打高尔夫。“人到了这把年纪，再不享受人生，可就是个傻瓜了。”于是，莫华伦开始自主挑选演出的地方。没有美食美景，他就不去，哪管你几番盛意拳拳的邀请。“我最喜欢那些对我而言有吸引力的城市―演出完能吃上美食，第二天起床能看到美景，这就够了。”
[关键词]川端康成；莫言；影响
[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7）07-0171-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7.080
[本刊网址] http：//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其作品充满“怀乡”及“怨乡”的复杂情感，是80年代中国文坛“寻根文学”的领军人物。2012年10月11日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他成功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莫言能够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体验外，更与其成功地借鉴与吸收世界其他各国作家的文学创作经验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莫言认为自身“是一个深受外国作家影响并且敢于坦率地承认自己受了外国作家影响的中国作家”。相较于马尔克斯与福克纳这两位作家外，同属亚洲国家的作家川端康成也对莫言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川端康成是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新感觉派强调主观感觉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川端康成善于通过对描写对象的细致观察，从听觉p视觉p触觉等各个方面反映客观事物，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观感效应。川端康成将这种西方现代派小说手法与日本传统文化完美融合，描绘了独具特色的和式“物哀”之美。纳细鍪兰推甙耸年代开始，川端康成的作品被大量引进中国。到目前为止，其几乎所有作品都有中文译本，这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川端康成的文学对当时的“寻根文学”及“先锋派文学”的诸多作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言便是其中一位。
莫言在创作初期一直找不准创作的方向及素材，在日本京都大学发表的题为《我变成了小说的奴隶》的演讲中，莫言提到“我一直找不到创作的素材。我遵循着教科书里的教导，到农村p工厂里去体验生活，但归来后还是感到没有什么东西好写”。正当莫言迷惘在创作的十字路口之时，川端康成的小说如同“暗夜中的灯塔”为莫言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莫言回忆到：“那是十五年前一个冬天的一个深夜，当我从川端康成的《雪国》里读到‘一只黑色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样一个句子时，一幅生动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像被心仪已久的姑娘抚摩了一下似的，激动不安，兴奋无比。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我知道了我应该写什么，也知道了应该怎样写”。莫言抑制不住当时自己的激动心情，没有把《雪国》读完，便立刻提起笔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篇小说便是随后获得过台湾联合文学奖的《白狗秋千架》。在《发现故乡与表现自我――莫言访谈录》《寻找红高粱的故乡――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对话》《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在日本驹泽大学的即席演讲》等多篇访谈与演讲中，莫言多次言及川端康成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的重大影响。
正如莫言自己所言，川端康成对莫言的影响主要是使其更深刻地意识到文学创作“应该写什么”与“应该怎么写”两个方面。在“应该写什么”方面，笔者认为川端康成对莫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创作素材的选取方面。在与川端康成的作品邂逅之前，莫言的小说创作大多以军队生活或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生活等主流话题为题材。而川端康成作品《雪国》中的舔着热水的秋田狗使莫言意识到原来普普通通的狗p热水也可以写入到文学作品当中去。这种存在于普通生活中的生动刻画使莫言顿悟到在文学服务于政治之外，文学也可以诗情画意地描述生活中的点滴细微之物。从《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开始，莫言的作品中便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他将家乡的各色人物p纷繁事物巧妙地融入进自己的作品中，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这面旗帜，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在这里，家乡的一草一木p不一样的衣食住行p民俗传统都成了莫言的写作对象。家乡吃的大葱、饼，喝的绿豆汤、高粱酒，穿的棉袄棉裤、红罗衫都被莫言写进了作品；家乡迎娶新娘的风俗“颠轿”，甚至是奶奶的裹脚布都让读者领略到了独具特色的不一样的“高密东北乡”。从《红高粱》《生死疲劳》到《丰乳肥臀》，莫言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展现出家乡历代人民的生活变迁，使古朴而又传奇的家乡呈现出浓厚的文化底蕴。莫言正是透过对这片家乡土地的描写去探寻人类社会的普遍生存状态。
在“应该怎么写”方面，笔者认为川端康成对莫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表现技巧p写作风格方面。很多学者都认为，莫言的作品采取了一种重视感觉的叙述模式。他发挥了自己卓绝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感受力，通过大量的听觉p视觉p触觉上的感官意象，生动地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反映事物的客观现实。而这种重视感觉的写作风格的形成与川端康成有着莫大的联系。“众所周知，川端康成的文体是一种相当感性化的表达方法，尤其以莫言读过的《雪国》的开头部分最为典型。莫言从中受到影响理应在情理之中”。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川端康成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在学界形成了对川端康成作品研究和译介的一个高潮。以川端康成为代表的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对当时中国文坛的诸多作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余华p贾平凹p莫言。受川端康成的影响，莫言的早期作品在总体上都倾向于感觉化。例如：《球状闪电》《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爆炸》等作品。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将这种感觉化写作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如在“黑孩”拉风箱烤萝卜这一情景中，莫言这样描绘到“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毡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在这里，通过一系列的视觉印象如“青蓝”“金色”“银色”以及略显夸张的写作手法捕捉了“黑娃”对红萝卜独特的瞬间感受和印象。莫言正是通过这种极具想象力的夸张手法，准确而生动地描绘了“黑孩”在孤立无援的现实社会中极度敏感的内心世界。现实越残破，只有“黑孩”才能感受到其独特之美的红萝卜才更是他不可替代的希望。因而莫言这种细微感受力造就的看似夸张的写作手法，在这里也就不显得那么夸张了，反而成为读者理解“黑孩”内心世界的一个桥梁。
另一方面，在川端康成的影响下，莫言在作品的叙述技巧p表达方式方面也愈发自由而多样化，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看似普通但又似神来之笔的描写。如《雪国》开篇，在火车窗玻璃中看见外面的夜景同车厢内叶子映在上面的脸庞相互重叠的场景；再如《雪国》中那只黑色的秋田狗久久地舔着热水的场景。这些具有文学审美性质的描写成功唤醒了莫言潜意识里的文学思想，激发了莫言创作的欲望。与川端康成纤细而感伤的描述相区别，莫言在表现方式上运用其更加狂放不羁的想象力，描述了一个个具有原始野性的生命力，创造了一个个形象怪诞却又极具文学审美特性的形象。例如，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描绘了虽命运多舛，但却没有放弃对“纯种”的向往，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暖”的形象；在小说《檀香刑》中莫言以其荒诞的叙事手法，描绘了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孙丙p孙眉娘等一系列荒诞反抗者的形象。
莫言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对创作产生困惑之际，莫言在与川端文学的对话中，逐渐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莫言立足于本土文化，凭借对国外文学家的创作的成功借鉴与吸收，最终“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参考文献：
[1]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2000年3月在史坦福大学的讲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2]莫言.我变成了小说的奴隶[N].文学报，2000-03-23.
[3]王志松.川端康成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2）：54-59.
[4]莫言.透明的红萝卜[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川端康成.雪国[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6]莫言.白狗秋千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7]莫言.檀香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An Analysis of Yasunari Kawabata 's Influence on the Literature of Mo Yan
LI Hong-y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4，China）
左拉与莫泊桑交往甚密。当天才的小说家莫泊桑不幸英年早逝，左拉不胜痛惜，以无比悲伤的心情于1893年7月6日在莫泊桑的葬礼上发表了演说。这篇演讲词以流畅、热烈的旋律，强烈的感情，为“世界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弹奏了一首安魂曲。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莫泊桑葬礼上的演说》是左拉用血和泪写成的，以饱满炽烈的情感，使听众在情感、认知上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读这样的经典悼词，我们须敞开心扉，去探究左拉在字里行间跳跃着的“情”。
一、追忆往事，深情缅怀
演说开头，左拉在“以法兰西文学的名义”，以“战友、兄长、朋友”的身份，向莫泊桑“致以崇高的敬意”之后，紧接着用两段文字展开对莫泊桑的深情回忆。第二段，回忆在福楼拜家中初识莫泊桑――“眼睛明亮”，即外貌；“含笑”“沉默不语”，即神态；“谦恭”“洗耳恭听”，即品质；“老半天才斗胆插上片言只语”，即睿智；“开朗”“坦率”“朝气”，即性格特征；“棒小伙子”“健康的气息”，即身体状况。如此“棒”的健康小伙子却英年早逝，作者的悲痛之情溢于言表。继而在第三段中，左拉又回忆了莫泊桑的成名经过及其杰出的文学成就――“下车伊始”就“爆响”的《羊脂球》是“满含柔情、讥嘲和勇气的完美无缺的作品”“决定意义的作品”（高度评价），因而使莫泊桑“跻身于大师的行列”（重要意义）；“高产，稳产”“源源而出”“无限地丰富多彩”，形容莫泊桑作品之多；“炉火纯青”“令我惊叹”“无不精湛绝妙，令人叹为观止”，形容莫泊桑艺术水平之高。在对这些往事的追忆过程中，左拉对莫泊桑的深厚感情寓于其中。
二、精辟评价，纵情礼赞
当一个人感情强烈时，总要情不自禁地发议论，这时，炽烈的感情会迸发出哲理的火花，而深刻的哲理又披上了浓郁的感彩。在深情回忆之后，左拉把无法抑制的情感之火，酣畅淋漓地喷发出来了。在课文的第四、五两段中，左拉对莫泊桑的作品展开了精辟的评价：用“炉火纯青”“丰富多彩”“精湛绝妙”“令人叹为观止”等最富褒义色彩的词句进行议论，并在褒贬对比中，盛赞莫泊桑的作品是“无懈可击的完美的典范”“他的作品将永生，并将使他获得永生”。这种迸发式抒情，运用激越语、紧凑短句及诘问等方法，倾吐奔放的感情，如火山爆发，江河决口，具有猛烈的冲击力，汇成了一股不可遏制的生命激流，承托着莫泊桑的生命之舟，驶向恒久的未来。
关键字：莫扎特；重唱；堆叠；旋律
一、作者其人和《费加罗的婚礼》的创作背景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是奥地利作曲家，1756年1月27日生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一位宫廷乐师的家庭，1791年12月5日卒于维也纳，终年35岁。其中最出名的乐剧是《安魂曲》和《唐璜》和《魔笛》。他是欧洲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古典主义音乐的典范，他对欧洲音乐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莫扎特一共创作了549部作品，其中包括22部歌剧、41部交响乐、42部协奏曲、一部安魂曲以及奏鸣曲、室内乐、宗教音乐和歌曲等作品。莫扎特是钢琴协奏曲的奠基人，作有29部加K.107三首钢琴协奏曲，他对于欧洲器乐协奏曲的发展同样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费加罗的婚礼》(K.492)是宫廷诗人洛伦佐・达・彭特根据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喜剧作家皮埃尔・奥古斯丁・卡龙・博马舍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博马舍的话剧以幽默讽刺的笔法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第三等级”地位的上升，歌颂了人民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创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时的莫扎特也已从萨尔兹堡大主教的樊笼中解脱了出来，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莫扎特的歌剧保留了原作的戏剧宗旨，在作品中对伯爵妄图恢复农奴制的作法加以挞伐，表达了对自由思想的歌颂。作品把伯爵放在人民的对立面，暴露了贵族的腐朽堕落，同时也反映出强烈的反封建的色彩，富有时代气息，风格明快幽默，情节曲折生动，以嬉笑怒骂的语言，突出强烈的喜剧效果，《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众多歌剧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部，是莫扎特歌剧中的颠峰之作，也是我国乐迷最为熟悉的一部，创作于1786年的这部歌剧，是欣赏莫扎特歌剧的入门之作。
二、选段《你们可知道》的艺术手法
1.重唱在选段《你们可知道》的重点运用
莫扎特在自己的作曲中往往喜欢用二重唱和三重唱。重唱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中体现，集中体现就是为了强调，一是可以对歌剧中唱着的感情做到一个强化，给听众一个强有力的灌输；二是可以对作者要表达的思想进行一次直接表白式的倾诉，使得受众能够跟着旋律更好的理解歌剧；三是能够对对人物的性格进行一次深化和重点展现。在选段《你们可知道》中，“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你们可了解，我的心情?你们可了解，我的心情?”文字很简单，但是对文字的重复却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歌剧中演唱着的心情，演唱着似乎迫不及待的表达欲望。这不仅是吸引受众的一种手法，而且由于歌剧中强调的部分是“你们可了解”“你们可知道”，从文字方面来讲，歌剧中的演唱着完全觉得自己现在是不被人了解的，完全是没有人知道他要表达的东西的，那么，表达出来后，岂不是对演唱着的性格的一种强有力的展现吗?岂不是因为这一强调而让听众立刻集中注意力了吗?所以，重唱可以起到强化、炽烈倾诉、引起受众关注的作用。
2.形式的堆叠对主题突出的意义
强调“你们可了解”证明凯鲁比诺还是在乎别人的看法的，证明了主人公本身就有所困惑的。而且这句话是经过重复了的，这就充分展现了凯鲁比诺心态的矛盾，表现了人物性格方面的犹疑特征。在音乐方面，曲调之间的来回，是对演唱者心态来回的一个体现。但是在相似曲调之间的转换的时候，却在程度上有所区别。堆叠是对人物性格特征的一个特写，人物的性格特征决定着歌剧情节的发展，换句话讲，堆叠是对主题的一次强调。
3.旋律的处理及表现力的灌注
表现力的灌注通过文字和音乐两个方面来实现的。文字方面有上文所叙述的重唱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遣词时候在断句以及加强部分的调节方面的艺术处理。《你们可知道》这部分选段中，作者所运用的人称是第一人称，第一人称的叙述就要求的是直接的感触传递，所以，着重于自我而不顾他人的看法，是一个自我内心的表白。基于文字方面的效果，在音乐方面，2／4拍一强一弱的展现，似乎是演唱者内心忐忑不安的再现一样，既充满着喜悦同时又似乎受到什么限制而不得不控制，将主人公去幽会的心情展现的淋漓尽致。例如：“21-1小节为B段，B段是A段主题动机的发展，这个乐段变化音较多，调性上构成了连续的转调：21―34小节为F大调，35--44小节为“A大调，45.51小节转入c小调，52.1小节是g小调”曲调的变化以及不连续的展现体现出了主人公心情的重重矛盾，既是兴奋又是不安。结合音乐旋律的变化、不同节之间的调节、节奏的缓急、节奏的连续或者断续、音调的时高时低，莫扎特充分再现了主人公在这一场景中的心理活动，加之文字方面的衬托，可以知道，主人公每一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和鼓励。在主人公的时而担忧时而兴奋，时而紧张时而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人能理解的复杂心态上，语言的不足就是对人物的背后想法的分寸展现不够，而莫扎特就恰恰利用曲调方面的断连、高低、缓急、跳动来模拟了主人公的心跳，似乎受众在感觉着凯鲁比诺当时的心境一样。
1月4日，哈尔滨市举行环卫系统公开招聘人员培训结业仪式。据了解，本次公开招聘最终录取的448名环卫工人中共有7名研究生，培训结束后他们正式走上了环卫工作岗位。此前的招聘引来万余人报名，其中近3000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一名落榜的硕士研究生说：“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编制内”的吸引力何在
“编制内”如今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原因再清楚不过了，“编制内”与“编制外”差别极大。最大的差别有三：一是权力，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二是稳定，“编制内”人员即使是笨蛋也不会丢掉饭碗，极为稳定；三是待遇，最吸引人的就是退休双轨制，“编制内”人员退休后的养老金是“编制外”人员的数倍。（一 石）
热衷“到编制内去”是社会的悲哀
当研究生们不惜抛弃专业和智慧、为了编制去争抢清洁工这一岗位时，我们不禁想说：这是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是社会的悲哀。清洁工岗位本该留给那些只能依靠体力改变命运的劳动者，他们更需要编制来提供保障。但寻求苟安的研究生们会懂得这样的公共逻辑吗？（余 米）
年轻人应有开拓进取之梦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中国梦”，那么这个梦想更多地要靠每个年轻人的梦想来承载，而这些个体的梦想，无论如何都不该是整齐划一的“编制之梦”，而应是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之梦，应是开拓进取之梦。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是暮气沉沉还是生龙活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人的职业选择。研究生当环卫工也好，国考万人角逐一个职位也好，只能说是改革意识的消退，这种消退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而是整个社会，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醒。 （文 晖）
破解养老机构“公”“私”失衡问题
辽宁锦州 杨学友
为入住价格低廉、服务优良的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竟然有九千多名老年人排队候（床）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多民办养老机构或因收费较贵、或因服务质量较差，入住率不足60%。某市一民办护老中心有300张床位，只有19人入住。
一边是挤破脑袋，一边是门庭冷落，这种“公”“私”失衡的现象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老年人口已接近两亿，而且每年以七八百万的速度增长，下大力气解决“一床难求”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要破解养老机构“公”“私”失衡问题，一方面，国家要给民营养老机构更多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应鼓励、引导公办养老机构与民营养老机构整合，使其取长补短，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受益。
由让座想到的……
成都 刘小革 插图 高凤成
近日坐公交车，刚上车就有一位年轻妈妈一边抱起身边的女儿，一边说：“乖，快给婆婆让座！”因我只坐两站，本不用坐座位，就谢绝了。但年轻妈妈却一再坚持。这时，我发现她女儿的表情有些不太情愿，忽然意识到，我应该接受这位妈妈的盛情，这样对培养孩子的敬老之心很重要。于是，我欣然坐下，还特别对小姑娘说：“谢谢你！真是懂事的好孩子！”小姑娘听了我的话，脸上的表情变得欣喜而愉快。
我确认，我坐对了。
尽管只坐了两站，下车时，我再次对小姑娘说：“谢谢小妹妹，再见！”她也高兴地对我挥挥手说：“婆婆，拜拜！”
下车后，忽然联想起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件事。重庆綦江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坐公交车，凡是给他让座的人，他都回赠一个红包，红包里有两元崭新的人民币，还有一张印有感谢话语的卡片。当时感觉他有点小题大做，但今天我对他的做法有了新的理解。
我原认为，在公交车上为老弱病残孕让座，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是公民的基本道德。然而，那位老人为何要回赠红包呢？今天我忽然理解他至少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正如我接受让座一样，能让孩子从小懂得要尊重人、体谅人、谦让人。同时也让所有让座的人切身感受到“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另一个理由是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一个小小的让座行为，不仅彰显出人们的品质和素养，更体现出社会的文明程度，还真不是小事呢！
中学生的“成熟”与莫言的“童真”
南京 王 勇
前不久，武汉“爱我江城”中学生演讲比赛在武汉中学举行。比赛中有记者发现，参赛选手的年龄虽然只有12岁至16岁，但他们演讲的内容大多从历史、文学、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引经据典，文采飞扬。其思想之深刻、视野之宽广、知识储备之丰富、措辞之成熟，一点儿也不像十多岁的人，连现场专家都觉得很意外。
一名12岁的选手演讲中引用不少典故与诗词，而且论述清晰。然而其母亲透露，这篇稿子是她从网上挑选的，由孩子把个别句子转换成自己习惯的表述方式，又添加了一段自己的经历，最后还把吴天祥的例子加了进去。还有一名选手说，老师对这次比赛很重视，有一个团队在自己身后提供支持。
从网上下载演讲稿，举“全班之力”夺奖……尽管这是一场中学生演讲，其实已经演变成了家长、老师的名誉争夺战，而那些演讲的孩子，不过是他们的“道具”而已。如此缺乏“言为心声”的演讲，对孩子们而言，究竟还有何意义？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另一场演讲也在进行，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讲故事的人》。在演讲中，莫言谈到了自己去世的母亲，介绍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并全面回顾、解释了自己几部主要作品的创作和含义。最后他以三个小故事结尾，呼应了《讲故事的人》这个主题。
十多岁的孩子在演讲中用“言不由衷”畅想着未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用质朴的故事，诉说着难以忘却的过去。前者让人担忧，后者赢得满堂喝彩。海涅说：“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我们的教育者有没有好好想想，面对未来的“花朵”，究竟该如何让他们更好地绽放？
“爱心候车屋”多多益善
大连 吴 敏
那天，我与几个老年朋友在公交车站等车，冷风扑面，我们被冻得直打哆嗦，突然看见车站旁的一家小店门上贴了个告示：天冷，请进屋。于是，我们躲进小店。主人十分热情，给我们搬来凳子，还招呼大家喝水。那时我就想，如果多设立一些“爱心候车屋”，并给它们挂个牌，那该多好。
这些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公交设施的建设，人们乘车比以前方便多了。但由于公交车站都是开放式的，等车的人时常会受到风霜雨雪的侵袭，这不是公交管理部门一时能够解决的。不过，好在这几年，陆陆续续有好多家小店自发贴出告示，欢迎大家进自己的店来候车。我们应该推广他们的做法，发动公交车站周边更多的商家参与“爱心候车屋”行动。
“爱心候车屋”，献一点爱，暖万颗心。
网络新词新语
[元芳体] 元芳体是网络流行语言风格，其句式为前面陈述一件事情，在最后加上一句“元芳，你怎么看？”元芳体来源于《神探狄仁杰》系列电视剧，剧中狄大人常问李元芳：“元芳，此事你怎么看？”而李元芳的回答也固定化：“大人，我觉得此事有蹊跷。”“此事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