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32:31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认为翻译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他在吸收其他翻译理论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语言功能中的三个主要功能：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纽马克认为，采取何种类型的翻译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作者以及译者的交际意图，即翻译目的；二是文本类型（信息性质）；三是读者类型（读者群）。他在Bühler-Jakobson 的语言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的二分法。同时，他还详尽讨论了不同文本类型和翻译方法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切合实际的操作规则。
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翻译理论针对不同源语文本的风格、重点、中心及语言的类型等具体的特点，结合某一文本中新词和新义、不常见修辞、语义丧失处理、翻译单位的大小、译文与原文相对长度等具体功能分类，为翻译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方法。
一、纽马克的文本论
文本类型简述：
纽马克的文本论模式运用了布勒的理论基础，并且参照了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Jakobson）的语言功能理论。雅各布森提出语言具有表情功能、信息功能、呼唤功能、美学功能、感应功能、元语言功能，其中前三类为语言的主要功能。纽马克根据这一语言功能分类，将所有的文本划分为三大类型：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呼唤型文本。
1、表达型文本
语言表达功能的核心在于说话者运用这些话语表达其思想感情，不去考虑读者的反应。纽马克认为，从翻译的目的看，典型的表达型文本有：
（1）严肃的文学作品，包括抒情诗、小说、戏剧等；
（2）权威性言论，主要有政治人物的政治演说及文件等，法律法规文献，公认的权威人物撰写的科学、哲学和学术著作。自传、散文及个人信函，当这些文本是作者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当读者背景模糊时，便属于表达型文本。
2、信息型文本
语言信息功能的核心所在是外部情况，即一个话题的全部信息，或者说语言之外的现实情况。典型的信息型文本可以涉及任何知识领域，其形式往往非常标准化，如教材、技术报告、报纸或杂志、学术论文、或会议记录等。如果是关于文学题材的文章，表达某种价值观或评判，或某作者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是权威，那么也可被划为“表达型文本”。
3、呼唤型文本
呼唤型文本以读者群为中心，意在号召读者们按照作者的意图去行动、思考。通知、广告、小说等都属于这一范畴。出于呼唤功能的考虑，这种类型的文本往往使用读者群能迅速理解接受的语言，并且会采用不同的称呼或语法形式来表现作者与读者群之间的不同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文本是纯粹的表达型、信息型或呼唤型文本；大多数文本都同时具有这三种功能，只是某一功能特别突出。
二、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
根据三种文本类型，纽马克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两种翻译方法。他指出，表达型文本的核心是作者，翻译时采取语义翻译，以传达出原文及作者的个性和特色，而对于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其文本功能的核心分别是真实性与读者层，翻译时应采取交际翻译，以突出文本信息内容，加强译文的可读性。
（一）语义翻译
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上下文意义。语义翻译较客观，讲究准确性。屈从原语文化和原作者，只在原文的内涵意义构成理解有最大障碍时才加以解释。因此语义翻译倾向于超额翻译，与交际翻译相比会比较复杂、笨拙。
（二）交际翻译
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即“试图将源语文本的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以其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较为容易地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准确地传递出来。”交际翻译以读者为服务中心，把翻译的重点转移到这些内容在译文中再现的过程和结果上来。因此，交际翻译更适合于信息文本（如新闻报道）和劝说文本（如广告语和告示语）。在交际翻译中，目标文本所产生的效果应力求接近源文本。由于重效果而不重内容，交际翻译首先忠于目标语和目标文本读者，要求源语服从目标语和文化，不给读者留下任何疑点和晦涩难懂之处。因此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相比会比较通顺、简朴，译文通常会比较长。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译文：
A.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B.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A译为语义翻译，B译为交际翻译。“天”是中国古代文化中自然界的主宰，God（上帝）则是西方基督教徒心目中自然界的主宰。语义翻译Heaven 忠实地保留了原文的道教概念，交际翻译将道教概念转化为基督教概念，适合西方读者的宗教背景和接受心理。
三、不同文本类型翻译方法
（一）表达型文本的翻译
在翻译表达型文本时，要遵循“作者第一”的原则。对于严肃的文学作品、散文、权威性言论及自传等表达型文本，在翻译时应采用语义翻译，忠实地翻译原作的思想，同时还应保留原作中的个人风格，保留原作独特的异域情调。例如译庞德的诗：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Ezra Pound：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
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裘小龙译）。
在这里，译者主要采用语义翻译为主的方法，即以原文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为中心，使译文尽可能贴近原文，反映诗人“意象本身即是语言”的诗学观点，并且因意象叠加获得凝重而又空灵的效果。
（二）信息型文本的翻译
在翻译信息型文本时应遵循“真实性第一”的原则，其语言往往是中性的，没有明显的个人特征或地域色彩，力求通顺易解，因此，往往采用交际翻译。从《1999-2000年英国留学指南》所收有的2000多所院校的介绍材料看，所有学校都采用如下结构：
（1）Profile.学校概况
（2）Facilities.教学设施
（3）Accommodation and welfare.住宿与福利条件
若还需说明其他情况，则在以上四点的基础上附加一些信息，如备注（additional information）、社会活动（social program）、质量治标（quality indication）等。鉴于此，翻译信息型文本为主的对外交流材料时，可以不受原文结构的束缚，打乱原文的叙述顺序，而采用如上的框架，再以原文信息加以充实。
（三）呼唤型文本的翻译
在翻译呼唤型文本时应遵循“读者第一”的原则，把读者及其反应作为核心，注重可读性，要求做到通俗易懂。因此往往采用交际翻译。请看下面的广告词：
爽口顺喉，和醇耐味，名贵高尚
这三句不但概括了该酒的品质，而且描写了品酒人从入口、下喉到品味直到发出由衷赞叹的全过程。要再现这两重信息确非易事，却也有人创造性地译出了下面的译文：
Sensuously Smooth
Mysteriously Mellow
Gloriously Golden
译文中，辅音S 模拟消费者品酒后的赞叹声，“咝，好酒，好酒。”辅音M 象征消费者闭口品尝的神态，而爆破音G 则表现出品尝者发自肺腑的赞美。
【关键词】工商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实习教学改革
工商管理类应用型本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现代管理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综合知识，接受企业管理方法与技巧的基本训练，具有适应激烈竞争环境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再学习能力，适应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就能力结构而言，这类专业不仅要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巧等基础理论知识，而且要掌握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还要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和意志坚强的心理素质以及较强的科研、写作和表达能力，也就是动手、动嘴和动笔的实际操作能力。理论知识的获得，完全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实现；但对于实际操作能力，就需要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通过实习教学获得。
一、认识实习教学环节的改革与实践
认识实习是培养应用型工商管理类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实习可使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和将来可能面向的就业方向有一个初步了解，让学生初步建立起专业概念和专业感觉，获得对所学专业知识的感性认识，有利于学生学习目标性的增强和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积极性的提高。高校在长期的认识实习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实习地点、经费和效果等因素，从时间、内容及方式等多方面着手进行了系统的改革与实践，建立了相应的新模式，规范了认识实习工作。
1、建立优质规范的认识实习基地
认识实习的首要问题是实习基地的建立。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不愿接受非毕业生实习是事实，联系实习基地成为非常棘手的问题。但应该认识到实习基地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学生今后学习的态度。一个管理先进的企业会使学生实习时处于兴奋状态，除能学到更多知识外，还能激发其学习的激情，促进其创新精神的形成；而管理落后的企业只能更多地让人悲观失望，甚至使人感到前途渺茫。高校应该花大力气选择先进、就近的企事业单位作为认识实习合作单位。如为了保证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认识实习得以正常进行，我校与建设银行常州分行、黑牡丹股份有限公司、新科集团公司、大华进出口公司、红星美凯龙集团公司、中天钢铁集团公司以及常州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等一批常州地区的全国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定的认识实习伙伴关系，并经过较长时间的运行，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合作模式，确保了每次认识实习的顺利进行。
2、完善实习过程安排
开学初，实习指导教师根据教学计划与实纲拟订实习计划。实习前一个月，指导教师与实习单位进行沟通，商量确定实习时间和内容的安排。实习前一天，召开实习动员会，请学院相关负责人做动员报告，强调实习的作用以及实习安全注意事项。进入实习单位后，首先由单位领导介绍企业情况，并强调企业相应岗位对工商管理人才素质的要求。其次，组织学生听专业人士讲座，指导教师详细介绍与现场有关的理论知识，并根据实习计划提出相应的要求，着重介绍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让学生对本专业的工作流程有一般性的了解。最后，参观现场，由专业人士和指导教师现场介绍和回答相关问题。通过严密地实习教学组织，使学生的认识实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严格要求、加强考核
安排好实习流程后，还要制定实习成绩评定办法，对学生的认识实习进行跟踪评价，客观地评价学生经过认识实习后所达到的水平。主要包括，一是现场考核，一般采用现场提问和查看日记的方式考核学生的实习态度和知识掌握程度。二是评定实结报告的质量，包括全面系统性、撰写规范与质量、问题探讨以及知识的总结提高程度等。三是考察交流汇报情况，即对所获取的知识的掌握与表达能力的锻炼与培养进行考查。将理论讲解与企业实习两者相结合评出最后的成绩。
二、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教学环节的改革与实践
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教学是应用型工商管理类本科学生培养过程中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过程，也是学生认识社会和增强劳动观念、事业心与责任感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过去计划集中型实习模式显现出多种弊端，高校必须改变原来的实习模式，实行“大分散、小集中”实习模式。
1、计划集中型实习模式的弊端
所谓计划集中型实习模式，就是由学校指定实习基地，学生完全按计划集中实习的模式。这种实习模式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校通常是与实习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签定实习协议，然后由行政主管部门将实习生分配到所属企业去实习。这实际上是实习单位在执行其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接收实习生的指令，实习单位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接收。在实习的组织形式上，先由学校落实每个学生的具体实习单位，安排好他们的食宿生活，把学生分成2—3个小组，由老师带队集中实习，并由带队老师全面负责学生的实习工作。这种实习模式的优点是便于对实习生的统一管理和控制，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一是学校对实习工作包得太多、统得太死，整个实习过程都由学校负责包揽，学生是被动实习，缺乏主动性。二是由于实习地点过于集中，少数企业要被动地接收大量的实习生，势必会对实习生采取应付态度，实习效果自然不理想。三是集中实习难以解决食宿问题，实习费用很大，学校难以承受。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企业的自不断扩大，主管部门不愿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直接下达接收实习生的任务。客观形势的变化和计划集中型实习模式显现出多种弊端，使得改变原来的实习模式显得非常有必要。
2、“大分散、小集中”实习模式的运用
所谓“大分散、小集中”实习模式，就是由学生自己寻找实习单位，分散各地实习，而少数确有困难或有其它特殊原因的，可由学校出面落实实习单位的模式。在实践中经过总结，该实习模式主要包括如下的程序。首先，学校根据工商管理类专业的特点制定实习教学大纲，对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的内容、目的与要求都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开学初，实习指导教师制定实习计划，按计划提前两个月左右时间召开实习动员会，以加强同学们对实习的重视，同时发放实习联系单（学校公函），学生凭实习联系单自行联系落实实习单位。实习开始前一周，学生要交回实习单位盖章接受的联系单，指导老师在收到联系单后，对每一个学生的实习单位详细信息及时进行审核整理。在学生联系单位过程中，指导教师和班主任随时关注联系情况，对到时间可能找不到单位的同学，指导教师事先进行指导并帮助寻找落实相关实习单位，保证每一位学生都能按时到岗实习。实习期间，采用电话检查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指导与监控。在实习第一周里，对每一位学生和实习单位进行电话联系，了解掌握学生实习的实际到岗情况，及时督促学生到岗实习。在实习期中阶段，指导老师对学生较为集中的地区进行实地检查指导。在实习结束阶段，与实习单位进行联系，查看学生是否仍在实习的同时，对实习单位表示感谢。学生实习返校后，上交实习手册。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实习单位对实习生的评价与实结的情况，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交流会和座谈会，让同学们积极发言谈经历、谈体会，并经过一定的答辩程序，最终评定实习成绩。
3、两种实习模式的比较
尽管“大分散、小集中”实习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与计划集中型实习模式相比，其优点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联系实习单位的过程激发了学生实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提高了社会活动能力。第二，个人单独全面接触社会的过程使学生的心理素质、价值观和人生观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三，与单位个性化的对接使许多学生为实习单位作出了贡献，受到实习单位的高度评价。第四，加强了单位与学生的了解，为学生就业的双向选择创造了条件。第五，为学生职业定位与毕业论文的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高校在实施这种自主分散的实习模式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由于实习单位分布面广，学生自由度大，难以形成必要的制约力。二是部分学生自我约束力不一致导致实习效果不平衡。三是实习单位的情况对实习效果也有很大影响。四是一些学生对实习的目的性不够明确，特别是对毕业实习缺乏目标等等。
三、实习教学体系改革的进一步思考
1、切实依靠专业指导委员会
高等院校普遍设立了专业指导委员会，借助专业人士丰富的经验来促进专业的发展。认识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方案的制定应该从职业技能分析入手，由专业指导委员会进行，并让其参与实习方案的制定，以便使实习教学体系更加符合毕业生任职岗位的实际需要。为了更好地发挥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作用，建议所有专业委员在所在专业兼职授课，以便随时了解专业情况，保证专业发展不偏离轨道。
2、建立基层岗位参与式认识实习制度
对工商管理类专业来说，应当尽可能地安排基层岗位参与式认识实习，比如办公室文员的一些工作、一些商品的销售工作等；不能进行实际操作的岗位以学生参观和咨询为主；总的实习时间至少应当有一个月。一个学生到一个企业进行认识实习，要了解企业基层的一些情况，仅仅一个岗位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多个岗位的认识来汇总成专业认识，所以时间不能过短。参观考察的对象应该是多种行业，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所设置的工作岗位是不相同的。当然，一个学生不可能把每一个行业都涉及到，可事先组织学生根据自身爱好来报名选择行业、企业或公司，当把所有学生的材料汇集起来，就得到了对各行各业的相关需求信息。然后教师按实习行业的不同对学生进行分组，要求学生两个星期之内了解到相关岗位的基本信息及该岗位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最后，学生要写出本次认识实习的实习报告。比如针对工商管理专业到工业企业进行认识实习的学生，需要其在实习报告中完成以下内容。首先，画出该企业的组织结构图，包括上至最高层管理机构，下至每一个班组和科室的构成。其次，从结构图中找出自己能够从事的岗位，最少四个。详细了解这些岗位的具体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和从事该岗位应该具备的计算机水平、英语水平以及专业课程知识，如写作知识、管理基础知识、人力资源知识、市场营销、市场调研、资料分析和会计知识等。最后，把了解的信息综合起来写一份实习报告。
3、构建校内模拟实习平台
学校可以尝试在校内构建工商管理类专业模拟实习平台，营造企业经营管理情景，依托实验中心开展实习。通过这种模拟实习的平台，把企业真正的“搬进”学校，让学生在实验中心完成模拟实习，掌握企业运作的规律，熟悉企业运作的流程，体会现代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全过程，提高实际的动手操作能力。这样可以全面提高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的经济管理水平、信息技术水平和综合能力，有效地提升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当然，这个模拟实习的平台从业务流程安排、工作岗位设置到企业情景设计，都应当尽可能地贴近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实际，突出模拟实习的高度仿真性。环境的设计应使学生有一种仿佛置身于企业实际环境中的感觉。
4、对学生的学年论文、专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实行一体化指导
学校和实习指导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大三时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由学校安排具有相近科研方向的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教师，实行学年论文、专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的一体化指导。这种指导方法既便于教师了解学生、指导学生，也便于学生帮助教师收集资料、参与教师的研究工作，真正实现教学相长。学生可以根据指导教师的建议，有计划地安排实习时间，明确专题调查的主题，从而使实习目标更为明确、内容更为充实。同时，这样还可以克服原有的毕业论文环节孤立、封闭和时间不足的弱点，将平时的学术研究、专业实习与毕业论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此外，还有利于学生寻找工作和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高校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推行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是我国实施21世纪人才战略的重要内容，对于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也不能例外。立足高校、积极参与社会、加大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力度是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手段，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贯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输送优秀人才的客观保障。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需要学校、社会和企业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育人环境，需要高校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中不懈努力、勇于探索，不断构建和创新大学生实习教学体系。
【参考文献】
[1]田建国：大学生素质教育纵横谈[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语文课程资源；文化背景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3]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4-142
关键词:类型电影;中国电影;类型研究
在中国,类型研究与社会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是决定类型研究兴衰沉浮的关键因素,类型研究的变化与转向往往也是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的反映与折射。类型研究与社会发展的镜像关系导致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类型研究具有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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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从1905年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诞生之后,就开始了类型化的征程。早期的中国电影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商业竞争的状态,在市场的调节下,同时也是在欧美商业电影的影响下,古装片、武侠片、神怪片、喜剧片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了明显的类型化趋势,形成了中国商业电影的第一次浪潮①。正是在这次浪潮中诞生了一种中国独有的电影类型——武侠片。类型化的创作潮流为类型片的研究萌芽提供了条件,但早期的类型研究是印象式的、感性的,散见于各种报纸的影评文章,缺少理论性和系统性。与西方的类型研究相似,自发的商业状态使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注意到了电影的类型化与观众需求的关系。郑正秋敏感地指出:“观众的要求决定了影片的艺术水平和质量,电影制作者和艺术家会迎合观众的要求,进行创作,造成模式化。”②青苹注意到观众对武侠片类型化的促进作用,他尖锐地说:“就剧材与摄制言,现今国产电影之趋势,不能不偏重武侠一途,阙故何在,盖编剧者之选择材料,每观看客之心理为转移,故为公司设想,不得不稍改弦易辙,迎合观众心理,以求营业之发达。”同样,金太璞发现神怪片流行的原因正是为了满足观众窥视秘密的需要。他说:“简单的解剖神怪片可以说就是公开的秘密,把秘密的东西公开出来当然是人人所欢喜的,所谓愈秘密愈使人怀疑,如果能够现在眼前,当然有人会欢喜的。”而对古装片的盛行,评论者也从观众希望更换口味的角度给予解释。陈趾青说:“常吃一样菜,必定要改改别的菜换换胃口,摄制古装影片,就是要替观众换换胃口……影片之于观众,亦犹之菜蔬之于日常生活,胃口总要常换才对。”
参见青苹《从武侠电影说到<火烧红莲寺>和<水浒>》、金太璞《神怪片查禁后》、陈趾青《对于摄制古装影片之意见》,载《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7、666、639页。
与西方的类型研究不同的是,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萌芽于20年代晚期,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使任何研究都脱离不了这个时期特有的时代命题。所以早期的类型研究大多津津乐道于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因此对当时盛行的武侠片、滑稽喜剧片、古装片往往评价不高。
类型电影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惜的是,1931-1949年,社会持续动荡和连年的战争打断了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的进程。其中1931年的“9#8226;18”事变和1932年的“1#8226;28”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振兴国产影片促进电影进步为号召,以变革和创新为核心的新兴电影运动(又称左翼电影运动)走上了历史舞台。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该协会宣称:“我们必须亲切地组织起来,集中我们的力量,来认清过去的错误,来探讨未来的光明,来扩大我们有力的电影文化的前卫运动,来建设我们的新的银色世界。”
《电影文化协会积极进行》,《晨报#8226;每日电影》1933年3月26日。
随后,夏衍、王尘无、唐纳等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的加入使这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电影,宣扬革命的电影观,希望通过电影来推动社会的变革
有关新兴电影理论的论述,参见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78页。
。1937年到1949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继爆发,中华民族始终在硝烟与战火之中挣扎,这使电影理论只能聚焦于民族危亡、团结抗战等社会政治问题,相比之下,类型研究在当时显然是无足轻重的。
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这个阶段的电影研究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拒斥早期的电影类型如武侠片、神怪片的存在,因此新中国17年间的类型研究不是建立在20年代类型研究的成果之上,而是将早期类型研究成果悬置起来,致力于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类型理论。类型电影在好莱坞是商业电影的代名词,是满足观众的工具和好莱坞的经济保险政策,而当时完全处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中国电影不是以取悦观众为目的,而是以宣传国家意识形态、教化民众为己任,好莱坞的类型理论显然不能适应新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同时冷战时期的政治氛围紧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使得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可能借鉴好莱坞的类型理论,而只能参考苏联模式。因此这个时期的类型研究是在独特的理论话语即“题材与样式”(来源于苏联的体裁诗学)的概念下进行的。“题材与样式是‘十七年’电影创作中的两个重要概念。题材是就影片的内容而言。‘十七年’电影创作上的一大特色是进行题材规划,其要点是先确定影片的主题,然后围绕主题来编织情节。主题是第一位的,情节为主题服务,直接反映国家意识形态,按照表现内容的不同,可细分为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反特题材、少数民族题材等。……样式则是指影片的表现形式。……这一概念是个舶来品,是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文学与电影创作中引进的。‘十七年’间,除了惊险样式以外,还有喜剧样式、史诗样式、正剧样式等。”
关于类型与样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胡克一语道破:“类型与样式的区别在于,题材和样式基本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观念,意味着由行政部门代替观众决定应该看什么电影,按照计划安排生产。类型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由观众自己选择电影,被多数人反复选中的影片模式,就形成特定的电影类型”
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郦苏元也谈到:“类型与样式不是一个概念,然而其内在联系显而易见。影片样式的不断创造和逐步完善,有利于形成电影的定型化创作和规范化生产,从而推动了电影类型化进程”
郦苏元:《当代中国电影创作主题的转移》,《当代电影》1999年第5期。
。新中国17年,喜剧片、革命历史片、惊险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对惊险片的探讨尤为突出。首先表现在对惊险片这个样式的识别上。对于什么是惊险片,惊险片有哪些特征?钟惦棐、罗艺军等人先后做出了回答
参见钟店棐《影片〈智取华山〉的惊险样式和它的表演艺术》,《戏剧报》1954年第1期;艺军《关于样式的多样化》,《电影艺术》1961年第6期。
。其次表现在电影批评中的样式意识上。白景晟强调,要从样式的角度去评论电影:“很多同志谈论惊险影片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这种影片样式方面的特点,往往用一般对待‘正剧’的要求,去评价、衡量这种影片,因之常常会混淆了问题的性质,得不到准确的结论”
白景晟:《惊险影片中情节和人物的二三问题》,《电影艺术》1961年第6期。
。羽山认为“我们在研究惊险样式时,有必要谈谈这一样式和别种样式的不同之点”
羽山:《惊险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电影艺术》1962年第1期。
。钟店棐则把样式提到了另一高度,认为不懂得电影的样式,就无法正确地欣赏电影艺术
钟店棐:《怎样看电影——致黑龙江的电影爱好者》,《黑龙江文艺》1956年第4期。
。这个阶段中值得一提的理论成果是羽山《惊险电影初探》一书,该书对惊险样式电影的艺术特性、人物塑造、情节以及艺术结构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惊险片样式研究的上乘之作。该书于1981年正式出版,但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本书于1961年就已经完稿,后因政治运动,18年后方由群众出版社出版面世,因此本文将其作为60年代的研究成果。
1966年中国开始了无产阶级。据姚晓濛统计,“”刚开始的三年,即1967-1969年中,中国只生产新闻纪录片,没有一部故事片问世。1970-1972年间,中国电影的成就仅仅是把八个样板戏搬上了银幕。从1967-1972的六年中,中国一共拍摄了17部电影,其中主要是样板戏电影。1973年开始,中国各电影厂才恢复拍摄故事片,但这些故事片仍遵循着样板戏电影的“三突出”原则
参见王土根《无产阶级史/叙事/意识形态话语》,《当代电影》1990年第3期。
。十年,电影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1979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类型研究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重大转折,主要表现就是对类型电影的娱乐性进行了大规模讨论。改革开放初,刚刚打开国门,外国以及港台电视剧和录像带对电影观众造成了巨大冲击。为了走出市场困境,拯救这场观众危机,1986年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对娱乐片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明确提出要“研究类型电影”,于是“为娱乐片正名”的讨论下进行的类型研究拉开了序幕。由于中国自身的类型研究一直没有形成有深度的系统的理论,而对娱乐片的研究又迫在眉睫,因此电影理论界选择了最简单有效的方法——直接引入西方的类型理论,于是以《世界电影》杂志作为主要阵地,对西方的类型理论进行了翻译介绍
参见[美]达德利#8226;安德鲁《评价——对于类型和作者的评价》,彬华译,《当代电影》1988年第3期;[美]查#8226;阿尔特曼《类型片刍议》,《世界电影》1985年第6期。[美]维维安#8226;索布切克《类型影片:神话、仪式、社会戏剧》,《电影新作》1987年第2、3、4期;《时尚影片与类型影片》《世界电影》1985年第6期;《美国类型影片选》,《世界电影》1984年第2、3、4、6期;[美]爱#8226;布斯康布《美国电影中的类型观念》,《世界电影》1984年第6期。
。西方类型理论果然成为国内学者论证娱乐电影正当性的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
如贾磊磊《皈依与禁忌:娱乐片的双重抉择》,《当代电影》1989年第2期;郝建、杨勇《类型电影与大众心理模式》,《当代电影》1988年第4期;宫宇、蔡光《正名:类型电影作为艺术》,《当代电影》1989年第5期。
。然而这个时期国内学者对西方类型理论的运用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经过了有意的改写,故意“隐去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用来正面论证娱乐片的价值和社会作用”,以此来“帮助大陆电影界了解西方商业电影成功的诀窍”
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国内学者在这个时期对西方类型理论的翻译与介绍主要局限于西方早期的类型理论,对西方后期的类型理论大都敬而远之。直到新世纪,这种状况才出现改观,西方类型理论的引入不仅为娱乐片的正名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它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参照、提供了新路径,启发中国学者去探索自己的类型电影。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早的是姚晓濛,他率先将中国的武侠片与美国的西部片做了比较研究,认为武侠片就是中国自己的类型电影,但这个论断在文章中由于缺少细致的论证而停留于简单的比附,文章并没有在类型研究的角度上对中国武侠电影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参见姚晓濛《美国西部片与中国武打片之比较》,《当代电影》1985年第1期。
。而这方面的缺陷在以后陈墨与贾磊磊等人对武侠片的研究中得到了弥补。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界的状况相当复杂,曾有学者用主旋律电影、娱乐电影、艺术电影三足鼎立、三分天下来形容。这种复杂性在类型研究领域中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类型电影与“主旋律”电影(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及领袖、革命英雄人物的传记片为主)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这种互动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与电影市场化、商业化的双重加强,这种一仆二主的状况使得主旋律电影不得不自觉地采取了类型化的策略,主动去借鉴类型电影的经验,试图将国家意识形态与娱乐融合在一起。这种特殊的现象为类型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即分析和论证主旋律和类型片互相成就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在这方面,尹鸿对“主旋律”电影、饶曙光对“新主流电影”、贾磊磊对“主流电影”的研究较有代表性
关于“主旋律”电影的伦理化倾向,参见尹鸿《在喧哗和骚动中走向多元化——90年代中国电影策略分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世纪转型时期的历史见证——论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关于新主流电影,参见饶曙光《关于当前电影创作的思考》,《当代电影》1997年第1期;饶曙光《论新时期后10年电影思潮的演进》,《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饶曙光《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主流电影建构》,《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贾磊磊《重构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模式与价值体系》,《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
。二是类型研究中后殖民话语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戴锦华、张颐武、王一川、王宁等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开始将后殖民主义理论应用到电影批评上。他们以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创作实践为对象,运用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电影的“他者”地位,表达了对第三世界中国电影处境的担忧,以及回归民族性的美好愿望。其中,张颐武从整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文化语境对类型影片进行了学术分析。他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充满了跨国文化经验的类型电影,这些电影都是将故事置于全球联系之中,力图将中国的事态放在国际性的问题中。张还对警匪片、滑稽喜剧片以及黑社会影片等做了具体分析,进一步指出好莱坞电影是以示范作用支配了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中国类型电影往往试图以独特的本土方式即创造一种有关“发展”的想象,来模仿好莱坞电影的形态
参见张颐武《发展的想象——1990—1994年中国大陆类型电影》,《电影艺术》1999年第1期。
。
在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好莱坞给中国电影带来更为强烈的冲击,《电影艺术》杂志2000年第2期的首栏标题就以“面对WTO增强中国电影的竞争力”来命名,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巨大考验也使得理论界对类型电影的研究日益重视起来。2005年恰逢中国电影百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国内理论界也展开了对中国电影的总结与回顾,先后出版了若干专门研究类型电影的专著,这些专著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集中对西方类型电影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行全面介绍与分析,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聂欣如的《类型研究》;郝建的《影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沈国芳的《观念与范式:类型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郑树森的《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另一类是探寻中国本土的电影类型的生成与流变,如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饶曙光《中国喜剧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吴琼《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总之,中国电影史上一切可以利用和开发的类型资源都尽可能地被梳理出来,武侠片、喜剧片、惊险片被重新认识与评价,重新确立了类型电影的地位和价值,营造出类型研究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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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演进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的研究旨趣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过几次转变:
首先,从重实用、重实践走向学术化、专业化。中国早期的电影理论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往往期望理论能够直接用于指导电影的创作实践。郦苏元曾断言:“中国早期的电影理论就其形态和实质来说,基本属于实用理论。它偏重阐释一般原理,普及电影知识,介绍创作方法,传授摄制技巧,以帮助人们了解电影并进而掌握拍摄影片的具体操作步骤与方法。”
⑤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陈犀禾也有过相似的论断:“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而轻视思辨的民族,从孔子到庄子都视思辨为无用有害之物,这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的精神,……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精神也同样影响到了电影理论领域”论文写作
陈犀禾:《中国电影美学的再认识》,载《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作为电影理论研究一部分的类型研究也自然地染上了偏重实用、偏重实践的色彩,早期对武侠片、古装片等类型化电影的研究比较注重从导演、剧本、演员、摄影、布景、服饰、道具、化妆等具体制作方面入手来分析影片的优劣得失,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当时就有人敏锐地指出,滑稽片的要害是喜剧表演人才的缺失;历史片、古装片中布景和服装因缺少相关的历史考证而随便杜撰;武侠片中武打演员在表演上对京剧程式的模仿与抄袭等参见蕙陶《〈火烧红莲寺〉人人欢迎的几种原由》、冷皮《王氏四侠》、碧梧《看<金刚钻>试映后》、映斗《神怪剧之我见》、罗树森《摄制历史影片的研究》,载《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53-678页。
。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的实用性和实践性,一是由于中国自古就有“学以致用”的思想传统,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到明末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以至清末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无一不体现出对理论的实用性的重视
参见张绪山《我国传统“学以致用”观是非论》,《光明日报》2005年4月26日。
;二是由于电影理论家大多直接参与电影的创作,当时的一些杰出人士,比如顾肯夫、郑正秋、洪深等人都是既从事理论研究又亲自参加创作实践,因此早期的电影理论往往是对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思考⑤;三是由于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缺少相关可利用的理论资源,与中国的类型研究明显不同的是,西方早期的类型研究因借鉴了结构主义与叙事学的成果而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深度,而中国早期的类型理论却一直缺少理论的观照,因此始终没有形成对类型电影的深度把握,理论资源的缺失导致我们的类型研究不得不沦为经验上的总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类型研究出现了学术化、理论化的倾向,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学术氛围比较自由,如果说早期的中国电影类型研究承载着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新中国17年的类型研究肩负着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
1942年,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1951年,周扬发表了《坚决贯彻文艺路线》,从此,“文艺作品必须表现出新的人民的这种新的品质,表现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以他们的英勇事迹和模范行为,来教育广大群众和青年。这是目前文艺创作上头等重要的任务”。参见《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则逐渐被放回到学术领域。二是西方类型理论的影响。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研究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电影理论,在短短的数年内补齐了西方数十年积累下来的电影理论,作者论、类型研究、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成果都被全面翻译介绍进国门。西方类型理论为中国学者们带来了认识中国电影的新角度,让他们发现了新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本土的类型研究,使传统的重实践、重实用的中国的类型研究开始出现学术化的倾向。
其次,从注重社会教育功能走向关注娱乐功能。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电影通常被视为启发民智的媒介、通俗教育的工具、改良民风的利器,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早期的类型电影也被赋予推动社会进步等历史使命,因此这个时期的类型研究注重社会教育功能。对于滑稽喜剧片,评论者大都强调喜剧片的作用不是简单地让观众发笑,不能用无理取闹来取悦观众,而是要通过笑来达到教育观众、讽刺社会、感化愚顽、针砭时弊的目的
参见易翰如《滑稽影片小谈》、张秋虫《滑稽影片之价值》、罗树森《谈滑稽电影》、曹痴公《我对于笑剧的感想》,载《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677页。
;对于武侠片,评论者除了对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的武侠精神大加赞扬之外,还认为武侠片具有导世的功能,对恶人有威慑作用,对误入歧途之人有警醒作用,可以教导他们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因此有利于改良社会
参见姚庚宸《谈武侠片》、周素雅《论武侠剧》,嫠莺《武侠片的结构问题》,载《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68-671页。
;对于古装片的存在价值,有人认为古装片不仅能向世界宣扬中国古代文明,让西方人由此改傲慢为敬仰,而且可以教化民众,有造于民德
参见天笑《历史影片之讨论》,载《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29页。
。由于早期的中国电影完全依靠市场运作,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使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出现了与西方相似的研究对象,即对观众的重视。但不同的是,中国早期的类型研究对于观众的分析不仅是出于市场经营的考虑,更是出于教育大众的目的,郑正秋“营业主义加良心”
郑正秋:《中国影戏的取材问题》,《明星特刊》第2期《小朋友》号,明星影片公司1925年版。
的创业主张正是这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典范,所以,对观众进行分类、分析观众的心理等研究更主要的目的是吸引更多观众走入影院,让更多的观众接受教育,更好地发挥电影的社会教育的功能。同样,17年间电影的教化功能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它与国家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宣传国家政策,教育与引导民众的重要工具。当时大量的战争片、反特片、喜剧片都是对新社会制度的歌颂与维护
参见黄会林《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当代电影》1999年第5期。
。然而,1986年的娱乐片大讨论展开了对电影娱乐性的艰难体认,类型电影的娱乐功能开始受到重视。《当代电影》1987年连载了题目为《对话,娱乐片》的三次讨论。这三次讨论涉及到了娱乐片的美学功能和特性、人类的游戏本能与娱乐片的关系、类型电影的基本规律和模式等。不久,《当代电影》于1988年12月1日召开了“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也已触及了娱乐片的类型规律。进入20世纪90年代,类型电影的娱乐性已经得到了公认,主要体现为主旋律电影的娱乐化,以及贺岁片的闪亮登场。新世纪之后,中国电影迎来了大片时代,这种靠营造视觉奇观的大片更是对娱乐性的裸的追求。
最后,从学习西方的类型理论走向研究民族类型电影。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类型理论进入国内,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类型研究,甚至影响了中国类型电影的创作。但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日趋强劲和好莱坞电影的巨大冲击,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中国本土的类型研究不能仅仅关注西方的理论,而应该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现实需求,正如《电影艺术》杂志2003年第4期的编者按中所说:“对于类型电影经验的总结,我们也多以美国经典类型电影为标准。这样的类型研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对中国商业电影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总的看来,促进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我们希望此次类型电影研究是立足本土经验与东方经验的研究,是如何从我们熟悉的文化出发创作观众喜爱的电影的研究。”由此可见,强调本土经验,呼吁创建本土的类型电影,探索从本土文化资源和电影经验中寻找类型电影的创作规律,进行民族类型电影研究,已成为电影创作界与理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成为新世纪类型电影研究的主题之一。《电影艺术》2003年第4、5、6期连续对类型电影进行了专题探讨,这些探讨中既有对中国类型电影的经验概括,又有对类型电影的理性认知与学理把握;不仅有对具体电影类型的梳理,还有对具体时期的类型分析。所有的研究都出于同一目的,即对建构民族类型电影的呼吁。大家都认为不能完全模仿好莱坞的类型电影,要慎重借鉴好莱坞的类型经验。同时要努力挖掘本民族的类型经验,形成自己的类型电影。研究者们都意识到,中国的类型研究面临一个尴尬,即如何做到既不脱离西方的理论话语,又不脱离中国电影的独特经验;既不能用西方的类型理论来格式化中国的类型研究,又不能使中国的类型研究完全脱离西方的理论而成为自言自语?要成功地解决这个难题,就需要将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从中国类型电影的历史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中国电影类型作出具体的符合中国电影语境的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改革开放初,对西方理论的照抄照搬不同,如今的理论界已经有能力对西方理论进行反思,且表现出要将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决心和信心。而在民族类型电影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本土的独特类型——贺岁片无疑提供了有效经验。贺岁片的探讨成为我国类型研究的新领域,在新世纪,学者们对贺岁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对冯式贺岁片所进行的个案研究更是成果颇丰。中国电影类型片应当如何打造自身的本土特征?王一川认为,冯式贺岁片的特征体现为团叙仪式、小品式喜剧、平民主人公、京味调侃及其扩展、二元耦合模式、想象的和谐社群以及时尚的泉眼等。而冯式贺岁类型片探索表明,只有着力建构鲜明的本土特征并形成成熟的艺术品格,影片才会既叫座又叫好
参见王一川《中国大陆类型片的本土特征——以冯小刚贺岁片为个案》,《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中国艺术研究院丁亚平研究员认为,从早期上海滑稽电影到建国后的影片,从《七十二家房客》这样的滑稽片再到近十几年来的贺岁片,这个历程可以视作本土主义的电影人或曰本土主义电影知识分子对于电影舶来品,或者西方话语、全球性的视觉形式,进行独特的阐释与对话、独到的本土化的建构过程。贺岁片的重要价值正体现于中国电影传统的接续、回位与复位上
参见杨晓云、周夏《“贺岁片学术研讨会”综述》,《当代电影》2009年第4期。
。
]
三、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未来趋势
综上所述,中国的类型电影研究经过多年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经验与成绩为今后的类型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展望未来,我国电影类型研究的发展困境与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第
一、目前,制约我国类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是本土类型理论的缺失。西方的类型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性的,关注类型电影的基本特性和文化意义,着眼于类型性(genreness)这个概念,即那些为所有类型所共享的形式和叙事的特征,以及它们与文化间的普遍联系
参见[美]托马斯#8226;莎茨《好莱坞类型电影》,冯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第二部分是对个别类型或类型电影的研究,主要针对各种类型电影的历史演进。而中国本土的类型研究恰恰缺少类型理论的部分,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就出现了类型化,但却因缺少理论的指导和观照,没有形成对类型电影的深层把握和系统的理论形式,从而丧失了形成类型理论的机会。改革开放后,面对类型电影研究的迫切性,理论界不得不实行拿来主义,直接引入西方的类型理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电影理论界彻底放弃了从本土产生类型理论的努力和希望。从此,中国的类型研究就大多只局限于一个研究领域,即对本土类型电影流变的梳理,成为西方类型理论在中国类型电影上的应用,中国类型电影彻底沦为西方类型理论研究的质料,而类型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方面,中国的类型研究几乎失语,没有发言权。
第
二、如何实现西方类型理论的中国化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西方的类型理论为中国的类型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有力促进了中国类型研究的学术化和理论化,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类型研究的发展。但中西方之间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这就导致西方的类型理论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类型电影。因此如何理性面对西方的理论资源,与它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沟通,大胆地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并将其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结合起来,与中国具体的类型电影语境联系起来,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将其与西方的类型理论进行对话与交流,实现互补互动,形成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构建一个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本土类型理论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第
三、中国的类型研究应关注一些世界类型研究中的共同问题,应该具有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将中国的类型研究作为世界类型研究的一部分,对世界类型研究上面临的共同问题,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西方的类型研究从1948年诞生至今出现了几次转向。首先是从文本研究为中心转向以语境研究为中心。早期的类型研究主要关注类型电影的界定与识别,无论是最初的根据视觉符号来识别类型还是稍晚的以相似的叙事结构来划分类型,这些研究或者专注于电影文本内部的符号分析或者聚焦于影片文本的意义结构,都是在一个封闭的文本内部进行,是以文本研究为中心的。随着好莱坞制片厂被一个更大的电影工业所取代,当代的类型研究逐步认识到以文本为中心的类型研究的缺点,于是出现了以语境研究为中心的倾向,越来越重视类型电影与工业、文化、观众之间的联系。其次,从注重类型识别转向重视类型功能。西方早期的类型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类型的界定和识别。最早对类型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相似性,从某些电影中寻找出相似的类型元素如共同的图像和视觉风格。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类型元素的混用、混列(bricolage)已经越来越普遍,以识别为主的类型研究显然对这种混合类型电影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于是类型研究慢慢地转向了对类型功能的关注,即试图回答类型电影具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由此,类型电影对社会心理的反映与揭示、对观众愉悦需求的迎合以及类型电影与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等一一被挖掘出来。最后,对类型研究从确信转向质疑。西方早期的类型研究实际隐含了一个前提,即认为类型研究的有效性、适用性是确定无疑的。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电影研究者开始质疑类型作为好莱坞电影的研究方法的准确性,有人甚至提议应当放弃类型这个术语,建议用其他能更合理地描述全球化背景中的好莱坞电影的术语,如重复(repetition)、系列(seriality)、循环(cycle)、趋势(trend)、模式(mode)等
参见陈犀禾、陈瑜《类型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美]吉尔#8226;奈梅斯编《电影学入门》,陈芸芸译,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
。一项理论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理论所面对的和可能解决的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西方类型研究的这些转向实际上是时代的召唤,是类型研究对时代召唤的应答。类型研究为了切中时代的脉搏,为了对时代提出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而不断地变化着自己的研究方向。而中国的类型研究却一直以来都沉浸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本土类型电影的梳理之中,虽然实现了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电影传统的融通,但如何融入世界类型研究的洪流之中,为世界电影理论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如何直面时代问题,也应该是中国类型研究的未来发展应该考虑的。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关键词：收敛假说；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资本主义五类型说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法国调节学派、旧制度经济学派、比较制度分析学派、资本主义多样性学派(school of Varieties of Capitalism，以下简称VOC学派)等经济学流派开始致力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划分及对各种类型资本主义效率的比较发现，美国型资本主义既不是最有效率的也不是普遍适用的，从而否定了由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世界向美国型资本主义收敛”的假说。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作为对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般理论，已成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理论工具之一，被看做是马克思对19世纪中期以前、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研究的延续和补充。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加深对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理解，而且可以为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部分提供新的理论和素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但目前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从已有的文献看，仅有几篇相关，还没有相关专著出版。刘风义对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特征进行了分析。另外，徐崇温在其专著中的部分章节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模式进行了介绍。目前，单纯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本身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没有出现。本文的目的在于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理论意义进行考察。
一、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首先，在社会主义阵营中，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的结束，并使理论界更加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制度的选择和效率的比较研究。其次，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使“收敛假说”再度流行。20世纪90年代，美国摆脱了福特主义危机并由此摆脱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加上IT业和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及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渗透，使美国成功进入“新经济”时代。美国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力量，在世界各国持续推行其消除国家之间的壁垒、自由贸易、民营化等主张。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国家和机构开始信奉、模仿和引进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派重新提出了“世界正在向美国型市场经济一极化方向收敛”的假说。
但美国型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制度。在现实中，新自由主义弱肉强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非正规雇佣劳动者数量增加、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等问题；在理论上，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收敛假说”从个人主义的机械论出发，忽视了各国固有的历史、制度、文化、资源、环境等对移植来的新制度的抵抗作用，忽视了其他类型资本主义制度的效率性，从而受到其他众多经济学流派的批判。以豪尔和邵斯克斯为代表的VOC学派，通过对企业诸多制度调整形态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内部不仅存在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同时存在着以德、日为代表的“协调的市场经济国家”，而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协调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比“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做得好，进而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效率性给予了否定。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从微观企业制度比较的视角验证出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相比存在着诸多的“异质性”特征，而且资本主义的企业只能保持多样性的进化，从而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存在提供了充分论据。以霍奇森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从制度的多样性和互补性等方面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以阿尔布特、阿玛布尔、布瓦耶、山田锐夫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通过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各国的成组制度(并不是某一个特定制度)及对各国宏观经济数据的比较和分析后，提出了“资本主义五类型说”等系统理论，把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对资本主义多样性进行考察的问题上，不同学派甚至同一个学派内部的不同学者尚未达成统一的意见，这使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本身呈现多样性特征。仅从如何对资本主义进行分类的学说看，就形成了资本主义“两类型说”、“三类型说”、“四类型说”、“五类型说”和“七类型说”等五种学说。第一，关于“资本主义两类型说”，阿尔布特通过对企业是通过竞争方式还是通过协调方式来实现对社会和企业诸多制度的调整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中存在着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森型资本主义”和以德法为代表的“莱茵型资本主义”。豪尔和邵斯克斯通过“企业主要是通过市场方式还是通过非市场方式实现对诸多制度的调整”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LiberalMarket Economies，以下简称LME)”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协调的市场经济国家(Coordinated MarketEconomies，以下简称CME)”。第二，关于“资本主义三类型说”，道尔通过对劳资关系对立程度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盎格鲁·萨克森型”、“欧洲大陆型”和“日本型”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埃斯宾和安德森通过对资本主义脱商品化和脱家族化程度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普遍主义”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第三，关于“资本主义四类型说”，科兹黑尔特等通过对VOC学派理论的细化，提出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LME型”、“CME型”、“部门调整型CME”、“集体调整型CME”四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布瓦耶通过对资
转贴于 本主义国家调节方式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市场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公共(国家主导)型”和“社会民主主义(集体主导)型”四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普洱耶通过对产品市场、劳动市场、企业活动、政府活动、金融等40个指标的分析发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盎格鲁·萨克森型”、“北欧型”、“西欧型”和“南欧型”四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第四，关于“资本主义五类型说”，阿玛布尔认为，至少应基于以下四方面进行考察：(1)除对各国宏观经济指标进行比较外，还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组制度(而不是某个特定制度)进行比较。(2)每一项制度通常包含诸多的“子制度”，而且只有在“子制度”的支持下才能成立和运行，同时该制度与其“子制度”之间及诸多“子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因此，也应对“制度的互补性”进行考察。(3)雇佣劳动制度、金融制度和教育制度是最能推动社会创新和生产体系创新的制度，因此，应对这些制度进行重点考察。(4)阿玛布尔吸收了埃斯宾和安德森的福利制度比较分析方法，并增加了对产品市场及其产品竞争力的考察。综上所述，阿玛布尔一方面对21个OECD国家宏观经济数据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对“产品市场及其产品竞争力制度”、“雇佣劳动制度”、“金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进行考察，最终把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市场主导型”、“亚洲型”、“社会民主主义型”、“欧大陆型”、“地中海(南欧)型”等五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五类型说”提出前，VOC学派提出的“资本主义两类型说”在理论界的影响力最大。但由于“资本主义五类型说”解决了VOC学派理论中关于LME型资本主义的同质性很高、但CME类型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同质性很低的问题，同时解决了VOC学派把法国和意大利作为中间形态而排除在LME型和CME型之外，无法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归类的问题，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新代表。第五，关于“资本主义七类型说”，哈姆登·特恩和特洛姆彭纳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经营文化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美、日、德、荷兰、英、法、瑞典七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但由于这种分类侧重于七个国家之间的比较，所以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类，倒不如说是国家之间的对比。总之，由于各学者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分类的研究中，采取了不同的分类标准，从而使资本主义多样化理论具有了多样性特征。但从上述学说中仍能发现一些显著的共同特征：第一，这些学说都一致地把美国作为诸多类型中的“一极”，同时侧重于把美国型资本主义与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第二，上述学说都致力于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多样性依然存在，以此否定了“世界正在向美国型资本主义收敛”的假说。第三，上述学说都侧重于说明其他类型资本主义也同样具有效率，以此来否定美国型资本主义的效率性和普遍适用性，并实现了对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三、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书法艺术；中国书法文献学；文献级次；文献类型；原典文献；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科学研究是以本学科的文献为基础的，任何一个健全学科的建立，都不能没有本学科的文献学。文献学承担着本学科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并提供文献检索、利用的重任，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中国书学已有千年历史，在书家、书迹、书论的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在这一领域中可以说是名家辈出，传世之作甚多。但自觉地进行书法学科建设，却是晚近才开始的。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书界同人的学科意识逐渐觉醒、强化，并积极投入学科建设之中，使书法成为高校的一门独立课程，并设置了书法硕士点，博士点，使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得到发扬光大，呈现繁荣景象。在书学史料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书学史上空前未有的成就。无论在书迹、书论的结集出版，还是在书家传记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均表现出一种“集大成”的恢宏气度。
但是，此前所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书学史料，都还属于具体文献整理操作层面的工作。它需要被纳入文献研究的科学理论系统，或者说它需要文献整理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而且有必要对以往一系列文献整理工作的许多成果从理论、方法上进行认真总结，使书法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检索、利用成为一种专门的科学。
关于书法文献学的建立，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如丁正光先生曾发表《构建“书法文献学”刍议》，呼吁构建书法文献学，并陈述了他的一些初步设想。201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陈志平先生《书学史料学》一书，是笔者见到的唯一一部书学史料学著作，该书史料丰富，体例完备，在中国书学文献学的建立中具有开拓之功。但此书与本人所构建的《中国书法文献学》在思路和构成上有较大差异。
日本书界一向重视书法文献的整理编纂，仅出版的大型书法辞典就有：饭岛春敬编《书道辞典》（东京堂出版，1975）、饭岛春敬编18卷本《综合书道大辞典》（东京堂出版，1982）、藤原宏、加藤达成等编《书学书道用语辞典》（第一法规出版，1978）、春明好重、杉村邦彦编《书道基本用语辞典》（中教出版，1991）、书学书道史学会编《日本・中国・朝鲜书道史年表事典》（菅原书房，2005）等。各书体字典则有：高田竹山监修《五体字类》（西东书房，1961）、藤原楚水编《书道六体大字典》（三省堂出版，1961）、伏见冲敬编《隶书大字典》（角川书店，1989）、北川博邦编《清人篆隶书典》（雄山阁出版，1979）、圆道佑之《草书大字典》（讲谈社，1968）等。但是他们的文献工作尚未能进入构建书法文献学的层面。
我们正在撰写的《中国书法文献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试图在已有书法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目前书法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出发，并汲取我国传统的和西方现代的文献学理论方法，以构建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设计一个能够包容中国书法学科各级次、各类型文献的叙述结构和研究框架。并对已有的中国书法文献的级次和基本类型进行科学划分，对重要文献的文献价值予以评述。
近年来先后出版了多种分学科或断代的文献学著作，但各书均偏重于原始文献的叙述评价，而忽略对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和“研究之研究”的次级文献的介绍评述。而且各书虽名为“文献学”或“史料学”，但却几乎不涉及本学科文献搜集、整理、研究、检索、使用的理论和方法。
我们认为，中国书法文献是整个书法学科的各级次、各类别的文献。一个学科的文献构成，都应包含三个级次的文献：
其一，原典文献。是学科构成的基础和前提，它决定着学科的归属。如中国古代书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时间跨度上说，是中国自有文字始，直至晚清期间的书学。它的原典文献，就是该历史时期内所产生的书家、书迹、书论。这是中国古代书学构成的根基，是该学科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原典文献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学科归属的历史时期内所生成的全部文献，这个历史时期一旦终结，原典文献便不再产生。而学科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伴随着本学科原典文献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但却不会因为一个历史时期结束，该学科归属时期内的原典文献不再产生而告终结。只要有对原典文献的研究，则该学科便会永无休止的发展下去。
其二，研究文献。由对原典文献进行研究而生成的“研究文献”为该学科的二级文献。只要研究不间断，“研究文献”便会不断生成。所以，二级文献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其三，对“研究文献”进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献”，是该学科的三级文献，也就是该学科的研究史、学术史一类的著述文字。它是该学科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二级文献积累到足够的数量时，就会有对它的梳理和述评、研究，以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起点。而这种研究也会无限延伸下去，所以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这一基本认识决定了我们关于中国书法文献学体系构成的基本思路。
这样，本书便将1.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2.整理、研究、使用文献的方法；3.原典文献；4.“研究文献”；5.“研究之研究文献”等按照科学的逻辑层次和逻辑关系，构建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书法文献谱系。中国书法学科的重要文献，特别是重要的文献类型，大体上都包括到这个文献学叙述研究的结构框架里来了。
我们把《中国书法文献学》内容的基本构成为：
“绪论”，是本书关于建立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理论思考和文献学叙述、研究框架的设计。“引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总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对中国书法文献学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范畴进行界定辨析；中国书法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献学和西方现代文献学的关系；人文文献观与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本体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本体的内涵；中国书法文献学本体的内容与形式；中国书法文献的级次、类型与文献谱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传播功能的内涵；中国书法文献的记录与交流；中国书法文献学的文本阐释与读者接受；中国书法文献学的传播功能、类型与模式等。
第一编，中国书法文献学的搜集与整理。参照中国传统文献整理的基本方法，论述中国书法文献的辑录和辑佚、校勘、考证、辨伪、版本、目录、注释等的理论和方法。
这些既是文献整理的基本理论方法，也是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内容。经过这些理论方法的指导和综合运用所取得的成果，如校勘记、目录及目录提要、注释、版本鉴定等，除文献辑佚所得的原典文献外，其余均为在文献整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对文献进行辩析和说明的二级文献，虽然不如论文、专著那样完整系统，但这些工作同样是一种学术研究，因此这些成果应和对原典文献进行研究批评的论著一样，被视为由原典文献派生出来的二级文献。
辑录辑佚、校勘、考证、辨伪、版本、目录、注释等在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往往是交互为用，密不可分的。这些古代文献整理的方法和内容，在中国书法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仍可继续发挥作用，并得到丰富、改造和发展。
第二编，论述书家生平文献，包括表谱、传记、日记、书信等。这些文献记录、反映着书家个人的生活状况、交游活动及创作著述情形，是理解书法创作主体的重要史料。中国传统一向重视“知人论世”，离开创作主体的人及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作品便难以解读。因而本课题特设一编，专门评述书家的表谱、传记、日记、书信等不同的生平文献类型。包括书家生平文献的体裁形制及书家史料的来源。
第三编，介绍中国书法原典文献――书迹，包括书迹文献的载体（甲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纸张）和书体（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杂体书）以及编辑出版类型（古代编辑出版类型和现代编辑出版类型）。
第四编，介绍中国书法原典文献――书论。包括综论中国书法原理和书法创作技法的文献。不含对书迹、书家进行批评研究的论文、专著及书法史等二级文献。
第五编，介绍对书法原典文献进行批评研究的文献――二级文献，包括古代研究文献和现当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古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题跋、品第、评骘、书史；现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论文、专著、书法史、书法理论批评史、有关书法研究的工具书《书法词典》（不含书迹字典、字汇等类书）。
第六编，介绍对书法研究文献进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献――三级文献。包括：书法研究资料汇编、书法研究述评（单篇述评文章和述评专书）、中国书法研究史、中国书法史编纂史等。
第七编，中国书法文献工作的现代化，包括储存、检索等。
总之，在理论建构方面，我们在总体考察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西方文献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书法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实践，从发生学意义上对中国书法文献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界定，并总结其基本规律，综合运用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方法，尝试建构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模式，即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大部分构成的文献学理论体系，以突破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史实考证为主的“实证”研究和西方现代文献学以文献信息的技术操作与应用为主的“实用”研究的藩篱，把中国书法文献学置于现代文化传播的视野中进行系统考察，赋予中国书法文献学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拓展文献学理论研究的维度和视野。从而结束书法文献学工作长期以来停留在具体的史料整理、应用，在理论上则局限于方法论探讨的局面。这对于促进中国书法的学科建设、推动中国书学与相关学科的平等对话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都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意义。
我们还力图设计一个书法文献的叙述研究框架，也就是书法文献学本体的结构模式。它需要包容中国书法学科各级重要文献及各种文献类型，并按一定的逻辑层次关系，将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文献工作最讲究实事求是，所以本课题的研究，虽然也吸收现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在文献整理、编目、检索等方面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但更重视中国传统汉学、朴学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重事实，重证据，一切从事实出发。对文献的选择要尊重历史，力求选出那些在书法史和书法学术史上确曾发生过作用，能反映历史原貌的创作和论著。对本学科文献的级次和类型的划分，力求科学、合理；对各类文献体式特征的说明和对重要文献的价值评估，努力做到科学、准确、公允。
一、综合分析的类型
根据综合分析考查的不同能力，以及不同题型的命题机制，可把目前国考和省考出现过的综合分析题分为四种类型：概括型综合分析、引申型综合分析、纠错型综合分析和申发型综合分析。
（一）概括型综合分析
概括型综合分析，顾名思义这种综合分析旨在考查考生的归纳概括能力，这与单纯的概括题有异曲同工之处，所谓同工是指都要经过概括的程序，先概括材料意义，才能做出分析；所谓异曲，则是概括题只限于概括出材料的本义，而概括型分析则须做出进一步的整理。概括型分析的具体题型包括：
(1)概念分析——国考2014年存量土地和地荒，省考山东2014年慈善和公益。
(2)标题分析——国考没有出现过，但是2014年天津市考查过。
(3)原因分析——2014年山东考查我国个人捐助率低的原因。
(4)目的意义分析——2014年国考排土场、尾矿库的绿化，空心村的整治地目的和意义。意义分析还存在一个变种，就是2014年江西申论真题中对广州国土局长简文豪“非凡之礼”的意义分析，此处的分析超出了归纳概括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偏向引申型分析。
（二）引申型综合分析
引申型综合分析考查考生的深度分析能力，即洞察事物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申论考试大纲中有这样一组词汇——主要内容、主要问题与主旨、精神。如果说主要内容、主要问题属于事物的现象层面，那么主旨、精神便是给定材料所蕴含的本质层面。引申型综合分析要求考生通过对给定材料主要内容的了解，进一步把握作者的想表达的主旨和精神，换句话说就是考生要体会作者的言外之意，明确把握作者的潜在倾向性。这类综合分析具体包含的题型有：
（1）评价分析——2014年国考有网友提出发展粮食生产的关键之策是提高粮价，请谈谈你的看法，以及对“内地欢迎沿海企业内迁”的口号分析；2014年江西省“农民工提前返乡”现象进行分析。
（2）启示分析——2014年国考，云南漫湾水电站和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的不同启示。
（3）理解阐释分析——2014年国考G所长的讲话分析；2014年河北招警孟建柱“基层民警很辛苦，非常不容易”这句话的分析。
（4）关系分析——2014年福建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三）纠错型综合分析
这类分析题既不考查考生的归纳概括能力，也不考查考生的深度挖掘能力，仅仅考查考生参照对比的能力，而本质上是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何谓参照对比能力，参照什么，对比什么？举个例子吧，公文分析，我们参照的是正确的公文的行文格式，对比的是题目与正确的行文格式之间的不同。判断分析参照的是给定材料的原始表述，对比的是题目与给定材料中原始表述之间的不同。
这类分析考查过的题型有：
（1）公文分析——2014年上海市第三大题，对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草拟的文件进行挑错并修改。
（2）判断分析——上海每年都会有判断分析题，2014年国考副省级以上职位的试题中也引入了这种形式的分析。
（四）申发型综合分析
考查考生的申发论述能力。申发论述这个词符合“申论”的本质，是对事物的纵深的、全面的分析、阐发和论述。它通常应用于申论大文章的写作之中，是申论文章写作的一个基本要求，即抓住给定材料中的某一个点，结合自身的背景知识谈出自己的观点。但是，2014年江苏省第一次出现了这种申发型综合分析——“给定资料6”提到与网友交流时说的一句话：“就业不仅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一个人的尊严。”请结合给定资料，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和认识。如果不看给定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题目归入引申型综合分析中的解释分析。但是，阅读给定资料后，我们发现资料中除了这样一句话外，没有任何一则信息是与这句话有关系的。所以，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论——所有答案都在材料中——是行不通的。这个题目的解决依赖于考生对就业问题的背景知识积累的状况，也正是因为它完全依赖考生的纯粹主观所以才会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
这类分析题与大作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大作文的突破点是考生自己决定的，围绕主题，选择一个恰当的切入点破题即可，分析的展开相对自由；而综合分析题的作答要点是题目设定好了的，分析的范围不能脱离预设的要点。所以，这类综合分析突破了以往综合分析题的命题机理，应该算得上是对综合分析题的创新与发展。但是这样做会增加阅卷的难度，也需要考生更强的综合能力，必须也只有结合给定材料的相关内容，才能分析得符合要求。而每个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是见仁见智的，如何在合理的范围内展开分析，非常考验作答者思维的精确性。此类问题也是面试综合分析的常见题型，两者尽管依据的材料详略不同，但命题与作答的基本机理是一致的，都需要在符合预设要点的前提下，综合问题各个方面来考虑，以形成恰当的答案。
二、综合分析的基本要求
第一类，概括型分析，一如既往地考查考生的归纳概括能力，所以与概括题的基本要求是一样的，即要忠于材料，客观呈现材料内容。
第二类，引申型分析，需要考生挖掘作者的观点、意图和目的。所以，它要求我们在客观呈现的基础上纵深把握材料的主观意图。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 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参考文献: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庆机. 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J].上海翻译,2007(4):16-20.
[4]吕凤仪,何庆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适用性的学理研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9(3):471-474.
（广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摘 要：以当代科学实在论为背景，结合双重诠释学思想重新解读韦伯的理想类型，得出结论：工具主义认为理想类型无指称并无充分理由，成功的理想类型被吸收为日常生活的内容，它不是表征社会世界，而是本身在生成和构造社会世界。
关键词 ：理想类型；工具主义；科学实在论；合法性支配；双重诠释学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20-04
社会科学是价值关联的，那么社会科学想要获得客观有效的知识可能吗？或者说，在价值关联的前提下，如何可能达到对经验实在的理性重构呢？这是社会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韦伯借助于理想类型给出了一种多元论回答，它试图为社会科学实践同时运用多种方法提供一种哲学上的合理性，因此理想类型方法在方法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Machlup，1978[1]；Morgan，2006[2]；Aronovitch，2012[3]）。理想类型作用在于限定概念的界限，使概念用于比较真实的情境或行动与对其有意义成分的阐明[4]。然而，用“非实在的”理想类型与经验实在相比较是如何可能的呢？理想类型究竟是一种启发式的工具，还是真实世界的肯定类比物呢？
通常人们认为韦伯对理想类型持一种工具主义立场，但本文试图对此作出一种实在论的解读：首先，梳理韦伯理想类型方法的基本思路。然后，简单梳理关于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主张。接着，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主张取代实证主义科学观，并结合具体分析韦伯定义“合法性支配”的有关文本，指出工具主义关于理想类型的论据并不充分。最后，基于双重诠释学重估韦伯的理想类型，得出结论：成功的理想类型被吸收为日常生活的内容，它不是表征社会世界，而是本身在生成和构造社会世界。
一、理想类型
为论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韦伯提出了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的原则，然后基于这两条原则提出基于理想类型的方法论。
价值关联原则指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决定了选择怎样的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问题是什么。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理解行动的可能意义，从而以概念构建的方式设定行动者可能的目标和价值，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任务就是批判地考察这些设定目标，从而显示行动者的价值。价值中立原则要求：一旦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了研究课题，他应该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而停止使用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严格以客观的、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具体的方法论则体现在理想类型的构建上。
韦伯说，理想类型是研究者建构出来的一种纯粹的思想图式，故不可能经验地存在于任何实在之中，但也不是随意的虚构，理想类型的构建过程要运用客观可能性范畴（如因果性范畴），在客观可能性范畴中，历史实在及其“成分”被一个无限的因果网络安排在某个固定的位置——因果关系中。据此，“我们以抽象的方式把在事件的材料中发现的一部分条件分离出来，成为‘可能性判断’的对象，以便根据经验规则获得对事件之具体的成分的因果‘意义’的洞识。”[5]
其中，因果性是必然的，但是反映因果性的因果关系是或然的。韦伯指出，由于文化科学的特殊性，所以文化科学中的因果关系是“合适的”因果关系。“合适的”既不是律则的，也不是“偶然的”。那么，究竟“合适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什么呢？韦伯并未进一步分析，反而是期待这个问题留给后人解决。
工具主义认为，理想类型仅仅是虚构的，是形成理论的工具，它们不是对实在的描述，因而这种合适的因果关系只是一种方便的理论虚构，故而上述根据理想类型得到的解释并没有言说真理，这样形成的理论知识只不过是一种实用工具。笔者认为，恰恰因为韦伯没有说清楚“合适的因果关系”，甚至有时候他对模型和实在的关系都很含混，这才使得对理想类型通常持工具主义立场。下面，我们通过考察科学哲学关于模型和实在的争论，以及比较关于理想类型的几种典型工具主义的解读，阐明基于当代科学实在论关于模型和实在的立场，以及吉登斯的双重诠释学，对理想类型的一种现代实在论解读是合适的。
二、当代科学哲学关于模型与实在的争论
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借鉴于自然科学中模型建构的方法。在科学哲学中，关于模型的哲学讨论由坎贝尔[6]在批评所谓理论的假设——演绎学说的过程中展开。模型所起的作用是，通过与常见的可观察实体和过程的类比，把不可观察的实体和过程引入到物理学理论当中，从而提供了构成现象基础的说明实体的图像。工具主义者否认理论实体是对实在的指称，而且他们把模型仅仅看成是助发现的工具，在逻辑上并不是理论的一个基本部分。坎贝尔认为，模型作为对不可观察术语的解释，是理论的基本元素，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启发式策略。然而，这需回答两类问题，一类是认识论问题，另一类是本体论问题。认识论上，是否可以借助模型和被解释项之间的有效类比，而信赖依据模型做预测是可靠的？这就与本体论问题相关，如果模型不是与不可观察的实在的真实类比，相信类比推理的预测就根本没有依据，于是会问：这是否意味着模型描述的理论实体在实在世界中有指称呢？工具主义和实在论各执一词。
（一）工具主义的三个论据
工具主义的论据主要有三个：奎因的非充分决定性论题，库恩的不可通约论题和范·弗拉森的语境相对性论题。奎因以解释选择的多样性为基础，阐述其工具主义立场。已知任何一个解释理论，都能构建出与之相矛盾的另一个理论，该理论同样能满足所有的相关证据。那么，没有一个证据能支持一个理论，而排除其竞争理论。范·弗拉森循此思路，进一步阐述不但解释理论之间的优先选择是实用的，解释本身也是实用的。因为，解释是对why问题的构建，这种构建的决定因素是语境，因此，解释的意图不同，why问题就不同，被解释项不同，从而解释项就不同。库恩则是从概念系统的不可通约来否认存在任何科学理论实体对应的实在。
（二）科学实在论的反驳
非充分决定性论题是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真理标准提出的，也就是说该论题批判的对象是这样的科学观：即把经验材料作为唯一的评价科学理论的真假的依据。但是，假若它面对的是更复杂的科学观，如预设不可观察实体存在的科学实在论，那么非充分决定性论题作为工具主义立场的论据显然不充分。
普特南（Hilary Putnam）用无奇迹论证反驳范·弗拉森的相对主义论据，普特南认为实在论是唯一不需要使科学成功成为奇迹的哲学。如果不承认科学中充斥的只是巧合的奇迹，就必须接受某种实在论。但此种论证有循环论证之嫌，故需要其他论证的补充。实体实在论（如卡特赖特、哈金）和结构实在论（沃勒尔（John Worrall）分别做了进一步的推进[7]。但科学实在论内部争论仍在持续，但基本形成了一些共识：
1.观察渗透理论，经验资料不能成为评价和选择理论的标准，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不再适于作为理解科学的基础。
2.与成功的或者成熟的科学相对应，有一些真实的（但不可观察的）深层结构存在，经验实在并非唯一的科学可认识的实在，除可观察的实体外，还有不可观察的实体及其深层结构。不可观察实体是不可认识的，但这类实体的深层结构是稳定的也是可认识的，理论解释的成功都是由于理论表达了深层结构而作出的。
3.普特南的无奇迹论证仍然有效。
（三）基于当代科学实在论反驳关于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主张
倘若基于这些共识，再来看韦伯的主张：“理想类型不是对于实在的一种描述，如果所谓对于实在的描述表示的是与之相应的具体存在着的事物和过程；它不是假设，假设指的是关于具体实在的一种可以具体地加以验证的命题，如果得到验证便可以认为在这种意义上是真实的。”[8]其一再强调理想类型不是假设，也不是经验实在或者对经验实在的描述。这里，暗含着一种非此即彼的断言：如果描述不指称与之相应的具体存在着的事物和过程，那么描述就是非实在的，或者是虚构的；如果假设指的不是关于具体实在的一种可以具体地加以验证的命题，便不是假设而是虚构；经验实在是我们感官可以认识的实在，这是科学可认识的唯一实在。上述断言实际上是基于实证主义科学观做出的，如果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视角来看，显然上述每一个断言在逻辑上都说不通。
至此，立足于当代实在论，则关于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无法依据实证主义科学观做出有效论证。
三、来自社会科学内部的工具主义论据及其不足
（一）反思性与主体间性
来自社会科学内部的论证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来自诠释学和现象学，强调反思性和主体间性，这两点恰恰是舒茨对于韦伯最主要的批判。首先，“只有已经经历的才有意义，而不是指那些正在被经历的”[9]。行动者把一定意义赋予给自己的行动是行动之后反思性的后果。行动者会将他的现有知识或者常识理解来理解他人行为的意义。他根据这些知识将另外一个人类型化，并且能够估计这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作出的反映，从而保持与他人的交往。但是普通社会成员无法将这种方法解释为有意识地构建的“理论”。社会科学的方法就是建立理想类型，以阐明行动的主观性基础。这些理想类型概念被舒茨称为“二阶”构造（second-order constructs），因为它们必须与行动者本身在建构有意义的社会世界过程中所使用的概念有关，因而必须遵守“适当性原则”，即社会科学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建构，即在生活世界范围内，个体行动者通过典型构造所指出的那种方式而完成的一种人类举动，能够根据日常生活的常识解释被行动者自身以及其同伴所理解”[10]。依据舒茨的改造，客观性不在于分析地整理实在，而在于主体间性的存在。理想类型的意义只在于“阐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11]，而没有追问是否正确认识了这个世界。因而，理想类型仅仅是理解的工具。
然而，适当性原则到底意味什么根本就不清楚。如果这个观点是说，抽象的社会学概念最终必须相应于意义行动的具体形式，它几乎等于没说。如果它是说，社会科学的专业性概念必须能够转换成它所指涉的那些行为人所理解的概念，那么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需要指导建立社会学概念的旨趣与标准不同于那些涉及日常概念的旨趣与标准？如果连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也无法说明，那么此条进路本身就面临重大困境。
诠释学传统也同样强调主体间性和反思性，但与舒茨相反，完全否认了理想类型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比如温奇（Peter Winch）。本文不打算为此做讨论。
（二）剩余性范畴
另一条明确的思路来自帕森斯。他持关于理论的分析实在论，但认为理想类型仅仅是工具性的，它是建立理论概念的先决条件，属于剩余性范畴。其基本论证思路如下：
首先，他同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建构概念过程是一样的，都遵从溯因推理模式。但是，这个推理要有效，除了承认客观的因果性范畴之外，还必须预设由分析性概念构成的一般范畴，分析性概念描述韦伯所说的“合适的”因果关系，因此只有确定了这类一般性概念，才真正能够实现因果归属。但帕森斯认为这类分析性概念不同于理想类型。
他指出，韦伯的理想类型至少有两种完全异质的类型：一般化概念和个别化概念。个别化概念确定对象，一般化概念帮助因果归属。个别化概念是特定时空上存在的历史个体概念，如“资本主义”、“儒教”。一般化概念的理想类型又分两种，一种是类型——部分概念，一类是经验性概括。这两类概念是对历史个体成分或成分间组合的一般概括。然而，仅止步于此，因果归属就是一种“拼板式”的原子论[12]。
因为社会是一种有机的整体，除了对它各成分的分析外，必须预设成分或者成分的组合规则与有机整体的一致，也就是说对社会现象的解释需要的是描述成分或者其组合规则在有机整体中的某种不变性关系的一般范畴。只有分析性概念才能刻画这种不变性关系。那么分析性概念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分析性概念描述分析性成分，一个分析成分指一种一般的特征，而我们实际上观察到的只是这个特征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的值。这就好比我们可以看到某个物体有一定的质量，但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种质量本身。一旦关于质量的分析成分得到明确的界定，就会发现在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某些不取决于它们任何一组的值的一致方式。诸分析成分的值之间相互关系的这些一致方式将被认为是“分析规律”。而这种意义上的分析成分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变量，变量是一种不仅可以观察而且可以测量的特性。故而分析性成分可以观察而且可以测量，可用一个数量标尺来排列。分析性概念就是描述这些“值”之间的一系列固定关系的一般性概念[13]。韦伯的理想类型只是与经验上的描述类型最为接近的一般概念类型，即假设为具体的行动或关系的类型，并不是由分析成分构成的一般性概念。故，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理想类型是工具，是科学理论的剩余物。
至少可从两方面反驳帕森斯关于韦伯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主张：
首先，帕森斯说分析性概念不同于理想类型，其理由是：理想类型是虚构的，分析性概念则指称实在。为什么理想类型是虚构的呢？因为不存在与理想类型相应的具体存在着的事物和过程；也无法验证理想类型构建的假说。显然，如此论证的基础是实证主义科学观。然而，如本文所述，实证主义科学观并不是能作为工具主义的充分论据。因此，帕森斯的这条理由是不充分的。
第二，帕森斯误解了溯因推理的前提预设。他说，溯因逻辑论证的图式所必需的那些成分和普遍规律是一般的概念或范畴。这些一般性概念和规律是可观察可测量的。这样的解读完全忽视了韦伯的诠释社会学纲领。诠释社会学试图超越主客二分的局限，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处理主观意义与客观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韦伯强调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的原则。相反，帕森斯认为理想类型并不能获得关于那些可观察测量的分析性成分的知识。这意味着，考察这样的分析性成分必须脱离社会行动者的概念。因此，帕森斯认为溯因推理的有效性基于似规律的分析性概念，这完全误解了或者无助于诠释社会学纲领。
（三）一种实在论的辩护：基于双重诠释学（double hermeneutic）重估韦伯的理想类型
那么，理想类型是不是剩余性范畴呢？这是帕森斯与韦伯产生分歧的地方，却是韦伯与诠释学传统共通的地方。以社会学为例，韦伯认为社会行动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行动是由多数行动者互相考虑对方，因此指向彼此联系的行动。这里存在一个前理解的问题，行动者何以能互相考虑对方，并指向彼此联系的行动呢？那就是行动者对于行动的意义是理解的。行动的意义不但取决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还包含了行动者知道这么做的意义，知道这么做也就是知道这么做在其生活世界中的语法规则，研究者要研究行动也必须知道如何使用这些语法规则。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两套概念系统。行动者自身有一套概念系统，研究者的专业语言是另一套概念系统，研究者不但要在行动者的意义框架下理解其行动，而且要在日常语言与专业语言之间进行协调，从而在他自己的理论图式中重新解释这些意义框架。因此，不但要直观的理解，还需要诠释地理解。研究者之所以能在两种概念系统中转换，是因为他既在专业世界中又在日常世界中，由于社会科学建构专业概念系统的目的是重新解释日常行动的意义，因而成功的社会科学概念意味着被日常世界所吸收，成为日常世界的一部分，被行动者所使用。如吉登斯所言，这种连续的滑移（slippage）正是社会学的学科意义所在。也正是这种连续的滑移使得社会学处于不断的概念创造和概念更新中。
在理想类型与实在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这个观点上，现代诠释学关于概念的双重诠释学论断依然与韦伯是一致的：“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13]理想类型的建构就如学生学习语言一样，“疲惫不堪的三年级学生首先把一种语言设想为‘有机的’，即设想为一个由规范支配的超验的整体，但把科学的任务设想为发现应当——作为语言规则——生效的东西。”[14]理想类型构建的关于那些生效的东西构造的一个理想语言世界。因此，理想类型不是社会科学的剩余物，而是社会科学活动必不可少的。
最后，理想类型有指称吗？按照上述双重诠释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个伪问题。因为理想类型构造的虽然是一套理想的生活形式，但是成功的理想类型总是被日常世界所吸收，因而成功的理想类型构成我们的生活形式，它不是指称我们的日常世界，而是本身在构造日常世界。至此，我们基于科学实在论和双重诠释学反驳了对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解读，呈现了一种实在论解读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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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是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基本训练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指导教师要指导学生按照基本规范要求认真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一、毕业设计（论文）基本内容规范
（一）封面
封面应包含毕业设计（论文）的基本信息。
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毕业设计（论文）最重要的内容，简练、明确、醒目，力求简短，控制在25字内。同时要译成外文。
2．姓名：分行填写学生姓名、准考证号、所学专业。
3．完成时间：填写毕业设计（论文）定稿的时间。
4．指导教师：填写指导教师姓名及职称。
（二）目录
目录要按毕业设计（论文）的结构顺序和层次编目，目录也是毕业设计（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每个目录后面应标明所对应的页码，便于读者阅读。
（三）摘要
摘要是毕业设计（论文）的缩影，文字要简练、明确，字数控制在300字左右。
1．中文摘要：内容应包括工作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要突出本毕业设计（论文）的新见解，语言力求精炼。除科学考察报告外，摘要中不应有第一人称的语句出现。
为便于文献检索，应在摘要之后另起一行列出3－5个与内容关系最紧密的关键词，各关键词的顺序按与毕业设计（论文）内容紧密的程度排列。关键词并不要求和毕业设计（论文）的题目有直接的联系，关键词可以不是题目中出现的词。
2．外文摘要：英文“摘要”为“Abstract”,英文“关键词”为“Key words”。
（四）正文
1．引言或前言：主要包括写作背景及缘由、所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所涉及问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依据来源资料、所要得出的主要结论及意义。
2．内容：是毕业设计（论文）的主体，要着重反映学生自己的工作，要突出新的见解，例如新思想、新观点、新规律、新研究方法、新结果等。内容根据实际需要，分成若干部分来撰写，每部分都应有自己的标题。内容要求论点正确、推理严谨、数据可靠，文字要精练，文字图表清晰整齐，计算单位采用国际统一标准。各类单位、符号在论文中的使用必须统一，外文字母必须注意大小写、正斜体。简化字采用正式公布过的，不能自造和误写。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或结果必须明确加以说明。具体规范要求有：
⑴论文（设计说明文）标题层次：论文（设计说明文）的全部标题层次应有条不紊，整齐清晰。相同的层次应采用统一的表示体例，正文中各级标题下的内容应同各自的标题对应，不应有与标题无关的内容。章节编号方法应采用分级阿拉伯数字编号方法，第一级为"1"、"2"、"3"等，第二级为"2.1"、"2.2"、"2.3"等,第三级为"2.2.1"、"2.2.2"、"2.2.3"等，但分级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一般不超过四级，两级之间用下角圆点隔开，每一级的末尾不加标点。各层标题均单独占行书写。每一级标题序数均顶格书写；后空一格接写标题，末尾不加标点。
⑵注释：毕业设计(论文)中存在文献引用情况，必须在文中进行标注，标注符号用“①、②、③”等数字在句末右上角标注。并在页末（将注文放在加注页的下端）进行注释，注释只限于写在注释符号出现的同页，不得隔页。
⑷表格：每个表格应有自己的表序和表题，表序和表题应写在表格上放正中，表序后空一格书写表题。表格允许下页接写，表题可省略，表头应重复写，并在右上方写"续表××"。
*3. 结论：结论是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的逻辑发展，是整篇论文的归宿，结论是在理论分析、试验结果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推理、判断、归纳的过程而形成的总观点，结论必须完整、准确、鲜明，使人只要一看结论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要突出与前人不同的新见解，认真阐述自己的创新性工作在本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七）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序号用方括号标注，注释用数字加圆圈标注。
每一条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
1. 参考文献著录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⑴主要责任者（专著作者、论文集主编、学位申报人、专利申请人、报告撰写人、期刊文章作者、析出文章作者）。多个责任者之间以“，”分隔，责任者列至第三位，余者写 “，等”或“，etal.”。
⑶文献类型及载体类型标识。
参考文献类型专著论文集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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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学位
论文报告标准专利
文献类型标识MCNJDRSP
对于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其文献类型标识建议采用单字母“A”；对于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建议采用单字母“Z”。
对于数据库（database）、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等电子文献类型的参考文献，建议以下列双字母作为标识：
电子参考文献类型数据库计算机程序电子公告
电子文献类型标识DBCPEB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及其标识：
对于非纸张型载体的电子文献，当被引用为参考文献时需在参考文献类型标识中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建议采用双字母表示电子文献载体类型：联机网络（online）—OL。下列格式表示包括了文献载体类型的参考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
如，[DB/OL]—联机网上数据库（database online），
⑷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⑸文献出处或电子文献的可获得地址。
⑹文献起止页码。
⑺文献标准编号（标准号、专利号……）。
2. 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如下：
⑴专著、论文集、学位报告、报告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识].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任选）.
例：
[1] 陈文伟.决策支持系统及其开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12-15.
[2] 杨南昌.基于多元智能(MI)的个性化学习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3.
⑵期刊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 [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例：
[3]张朝晖,陆玉昌,张钹.利用神经网络发现分类规则[J].计算机学报,1999,(1):108-111.
[4] OU J P，SOONG T T，etal. Recent advance i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systems［J］.EarthquackEng,1997,38(3):358-361.
⑶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例：
[5] 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炜.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
⑷报纸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例：
［7］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⑸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⑺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例：
【关键词】一流大学；艺术类专业；实践胜任型教育；理论与实践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3-0180-01
一、实践胜任型育人理论概述
（一）实践胜任型育人理论的提出
实践型教育的提出者康德在《论教育》一书中提出，实践型教育注重学生的自由，即在教育中不能采用强制性、惩罚性的手段，强制要求学生学习。实践型教育又是强制性的，此强制性非强制性手段，而是在某一阶段需要达到某一目标，从而让学生在某些法则下有能力思考。
胜任型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胜任力，目前关于胜任力的研究中，“冰山模型”普遍被人们接受。“冰山模型”是指，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如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便于测量和评价，而沉在水底下的则代表学生的核心素养、创造力和想象力等，难以通过标准去评价。
关于实踐胜任型育人理论，本文定义为在不采取各种强制性手段的前提下，通过固定时期的教育，既保证学生知识、方法等基本能力的培养，也注重学生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等潜在能力的提升。
（二）实践胜任型育人理论的发展
实践胜任型育人理论是国内外学者都在关注的话题，实践型教育最早提出是在18世纪，而胜任力模型最早提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麦克米兰认为，单凭学术能力不能断定一个人的能力是否突出，而应该从胜任力角度考虑人的能力。实践胜任型教育发展至今，在我国各大高校和中小学均有应用。
（三）实践胜任型育人模式状况
实践胜任型教育在各大高校实施效果较为良好，更多体现实践型教育，忽视了学生胜任力的培养，其表现为应试教育，只强调学生应对考试的能力，而忽视学生实践的能力。大学生社会实践育人功能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思想素质的提升；二是保证身体的健康；三是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四是对创新能力的挖掘。
二、“一流大学”艺术类专业实践胜任型教育的特征
（一）专业性特征
“一流大学”艺术类专业实践胜任型教育的专业性特征表现在，首先，通过设置独立的一流艺术大学进行人才培养。其次，专业性特征表现在高校教师队伍趋于专业化发展。独立艺术学院大多邀请了国内外顶级的艺术大师来校授课或指导工作，院系设计也趋于专业化。
（二）实践性特征
实践性特征是指对艺术生实践能力培养趋于科学化。我国“一流大学”艺术类专业实践胜任型教育的实践性特征表现在，学校对学生的培养，是以社会需求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为导向，培养能够服务于社会的实践性人才，从而设计相应的教学方法、教学大纲等。
（三）实用性特征
实用性特征是指，注重艺术作品的实用性。实用性特征表现在，艺术生学习与创作内容，大多源于生活，而创作内涵又高于生活。通过生活灵感进行创作，有利于艺术作品的实用性。
三、“一流大学”艺术类专业实践胜任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一）“一流大学”艺术类专业实践胜任型教育改革理念
我国“一流大学”艺术类专业实践胜任型教育，应紧紧围绕两方面展开，一个是“实践”，另一个是“胜任力”。我国“一流大学”艺术类专业实践胜任型教育改革理念应为，通过合理的课程设计，既能够保证学生积累丰富的艺术理论和知识，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创造能力和想象力，以促进学生艺术核心素养的形成。
（二）“一流大学”艺术类专业实践胜任型教育改革思路
我国目前艺术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其他学科培养模式相近，由专业型培养、师范型培养、职业型培养和综合类培养四类模式组成。以艺术类专业为例，实践胜任型教育改革思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设立艺术专业类大学，对艺术生进行培养；二是师范类“一流大学”设置师范类艺术学科，对艺术生进行培养；三是成立职业技术学院对艺术生进行培养；四是综合类“一流大学”通过交叉学科设置培养艺术生。
（三）“一流大学”艺术类专业实践胜任型教育改革实践
从我国“一流大学”艺术类专业实践胜任型教育改革实践现状来看，实施程度较好。首先，我国成立了一批专业艺术学院，其中“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艺术类高校有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其次，我国师范类大学的艺术学院，均设立有专门的师范类艺术专业，其中“一流大学”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最后，我国艺术类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效果较为显著，艺术类专业成为交叉性的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