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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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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束手无策，面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和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秉承了古典主义传统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核心思想，或者说其理论内核是一致的，即都相信市场的不完全性，新凯恩斯主义的关键步骤是通过吸收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的某些思想，对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全新的诠释，用粘性理论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刚性学说，即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调整其理论的保护带对凯恩斯主义作了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新凯恩斯主义对其理论保护带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产品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引入菜单成本(menucost)、长期合同(long－runcontract)、信息不完全(non－perfectinformation)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riskanduncertainty)等概念，从微观层面证明了商品市场的非出清可以是一种持续状态;二是对劳动市场的非均衡(失业)，新凯恩斯经济学家们通过效率工资(efficiencywage)、内部人———外部人模型(inside－outsidermodel)、隐性合同(implicitcontract)和交错合同(staggeredcontract)等理论证明了劳动市场的工资既不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完全弹性，亦不同于凯恩斯所说的刚性，而是粘性的;三是对于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引入了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证明了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亦可以是一种常态。粘性理论说明，自由经济并不能保证各类市场的瞬时出清，价格在调节供求关系方面并不总是有效的。在粘性条件下，当经济面临各类外部冲击时，如果任由价格和工资自行调整达到新的均衡，且不说能否实现均衡目标，即使能够达到新的均衡，这一过程也将是缓慢并且痛苦的。这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减轻社会的痛苦。
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其研究对象均是市场经济，任何一种理论或者说学派的成长都离不开与竞争对手的碰撞和相互借鉴吸收。20世纪70年代末，理性预期主义的标志性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评”(LucasCritique)①，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微观行为个体的加总，而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却找不出任何微观行为个体的影子，即凯恩斯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这样，一旦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或偏好发生了改变，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就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卢卡斯批评”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重要问题，并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化，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界线日益模糊，出现了一体的趋势。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来说，个体的理性预期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也正是在建立其微观基础的过程中，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新凯恩斯主义者从市场缺陷出发，力图通过考察这些缺陷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来解释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它们与失业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承认货币在长期中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政策在短期仍然可以起到平滑经济的作用。通过对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我们发现前者比较适合于长期分析，而后者则更适用于中短期情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二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经济虚拟化:对主流经济理论内核及其保护带的改变
20世纪70年年代初，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人类正式进入虚拟货币时代，即货币的发行不再有相应的储备要求，完全成为国家信用的一种表现。货币的虚拟化打开了世界经济虚拟化的大门。所谓的经济虚拟化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以有价证券、金融衍生产品和房地产等为主要表现的虚拟资产，其种类和数量以及交易规模不断膨胀和扩张，以虚拟资产为主要载体的虚拟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并且成为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现象。经济虚拟化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运行模式，并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及其保护带形成了巨大冲击，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经济虚拟化的影响:
(一)价格是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吗?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价格或者说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资源的流向，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一般均衡理论正是通过找到一组价格来实现整个市场的均衡的。应该说在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而在经济日益虚拟化的今天，这一结论就不能完全成立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两套完全的经济运行系统，对于实体经济系统来说，边际成本对于价格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实际价格形成过程中，实体经济部门的价格一般遵循成本加成定价规律，而对于虚拟经济系统来说，主要是人们的心理预期而不是边际成本决定了价格，这对于虚拟经济系统内的资源流动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微观层面来说，当前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涉足金融领域，比如，对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以及像通用电气(GE)这样的标志性传统制造企业，其下属的金融公司所创造的利润已经占到整个公司利润的半壁江山。2007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性公司当年所实现的利润占到了全美公司当年盈利的40%以上。从国际层面来说，对于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基本格局的解释，不管是绝对优势学说、相对优势学说、资源禀赋学说，还是新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均是认为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贸易的产生和流向，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本质上是美国凭借其发达的虚拟经济系统从全世界吸取资源供其消费，使其已经高度虚拟化的经济得以持续运转，而这种格局与相对价格没有关系。因此，随着经济虚拟化的深入，以预期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日益成为另外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价格所决定的只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流向，其重要性在不断下降。
(二)虚拟财富是真实财富吗?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国外购进来的物品。”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一开头就明确阐明了其对国民财富性质和源泉的理解。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理论是当前主流经济学认识财富本质的基础，该理论认为某种物品的边际效用越大，其价值就越大，其所代表的财富量就越大。长期以来，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对财富的认识本质还停留在实物阶段，即财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反观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财富构成，我们发现以各类有价证券、不动产和金融衍生产品等构成的虚拟财富占整个家庭财富的比例持续升高，在大多数国家都达到了50%以上②。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信用经济，财富作为一种社会范畴，本质上所反映的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虚拟经济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成熟和完善，信用逐渐成为价值关系或者说财富的核心。一方面，以信用为核心的银行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富的社会表现形式，以信用为载体的虚拟财富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信用在广度和深度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就是其重要表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财富与有形的实物财富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我们可以将财富定义扩展为:财富是能够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某种价值属性，该属性即可以是有形的客观实体，也可以是某种观念上的抽象存在。
(三)资本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吗?
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的探讨是当前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詹姆斯•托宾曾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永远使经济学家们着迷和神往的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从早期的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到后来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估算实际上都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技术给定，得出经济增长率由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决定。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国的劳动增长率在一定时期大致是稳定的，因此，经济增长率主要决定于投资。而从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来看，要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均衡，储蓄必须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储蓄应该等于投资。因此，我们说在短期，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率，也可以说取决于储蓄率。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该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超低储蓄率的国家，1995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仅为5.7%，2005年至2007年这一数字则接近于零，1992年至2007年，美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3.2%，美国是如何在如此低的储蓄率的情况下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呢?显然如果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逻辑我们找不到答案。长期以来，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其总产出的比例一直在70%左右，也就是说美国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对于拉动美国经济增长起头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陈志武的测算，美国家庭总资产约为73万亿美元，其中约有35万亿美元来自过去10年的价值增值，劳动收入年积累的储蓄只有1.5万亿美元③。另外，2003年至2007年美国繁荣的房地产业由于价格的上涨而为美国家庭财富的增长贡献了6万亿美元。家庭财富的大幅增长刺激了私人部门的消费，并拉动了经济增长。因此，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已经高度虚拟化了的经济体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力量，既不是劳动和资本，也不是技术，而是虚拟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一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力量。
主流经济理论与当前的金融危机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不同理论学派之间的斗争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9年和1981年英国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共和党人里根先后上台执政，为解决失业和经济停滞问题，他们分别采取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自由化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古典主义开始复兴，并在与凯恩斯主义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机构的经济学家们组成的咨询专家为这些国家开出了以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建议，并被采纳，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救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开出了私有化的先决条件。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以自由化、私有化为典型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开始在经济理论界和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流行开来。从本质上来说，“华盛顿共识”就是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重现，它坚信市场这只看不手的力量，试图恢复萨伊定律。但是，从最后的政策实践结果来看，“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运动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但这并没有影响新自由主义前进的脚步。例如，格林斯潘曾担任美联储主席达18年之久，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巨大，其一贯理念就是深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认为如果市场中出现了泡沫，理性个体会形成准确判断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使泡沫和风险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即理性个体的自利行为会产生一个高效运行的金融市场。但是，如果央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例如为戳穿资产泡沫而提高利率，就很可能带来经济的衰退。由此，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预防泡沫的产生，而是一旦泡沫破裂，央行应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以避免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带来过大的破坏性冲击。而且，格林斯潘还进一步认为，金融机构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能够实现股东和社会的长期利益，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多干预会窒息该市场的创造力与活力，进而会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正是秉承这一理念，美联储及相关机构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金融创新行为不但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反而积极进行鼓励。例如，1999年美国颁布了《银行现代化法案》，废除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实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的规定①，鼓励银行向全能型的金融控股集团方向发展;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则取消了联邦政府相关机构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取消了关于投资银行经营不得超过15倍杠杆比率的上限规定。21世纪初，随着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为防止经济的衰退，2001年美联储在一年之内就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降至2%以下，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经常性贸易逆差带来了大量回流美元，这两个关键因素使美国国内流动性异常充裕。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部门的发展吸收了大量流动性，因此，并没有出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大幅上扬，但是却使得金融市场和房地产部门出现了“非理性繁荣”，特别是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上出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创新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对金融监管的规避和分散风险，但是，所谓的分散风险其实只是风险的转移，即将个别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的风险转移到整个社会，这反而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由“次贷”事件引发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巨幅动荡。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思想在政策层面的实践导致了这场被称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经济虚拟化与未来经济理论的演化
会计经济观是对权益主体范围及归属的认识，由此设计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对相关会计和会计信息进行最基本记录、计量和报告的观点。传统会计经济观主要有业主权理论、主体理论（称实体理论）和经济理论，其他的会计观包括基金理论、剩余权益理论、投资者理论、企业理论和指挥理论。传统收益计量思想“收入费用观”的显著特点是“面向过去计量”，该思想坚持收入实现原则和稳健原则，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属性，以交易法确认收入，很少考虑企业未来的环境变化，不能如实地反映企业的全面收益。新会计经济准则体系以反映企业全面收益为直接目标，其指导思想部分放弃收入费用观，而大范围使用资产负债观这一收益计量思想，更多考虑企业未来面临的环境变化，充分揭示企业的风险，全面反映和计量企业的收益，以反映企业的价值，“面向未来计量”是该思想内核的集中体现。本文旨在对传统会计经济观进行研究的同时探讨新会计准则下的经济形态的转变。
2.文献的搜集和选取
2.1文献数据的来源
本文基于对相关学术期刊的分析，在相关文献的搜集过程中，主要搜索范围为6种会计类核心期刊及5种经济期刊中的相关文献，检索的时间段为1995—2013年。如下表所示。
2.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检索法，对表中所示的期刊从1995到2013年进行检索，筛选条件为论文名称中至少有一个词为会计观或经济理论、业主权理论，然后对筛选出来的文献进行分析，最终得到30篇在会计观方面有一定代表意义的研究文献。
3.研究结果与分析
现阶段的传统会计经济观主要分为业主权理论与经济理论（也称实体会计观）。业主权理论的理论来源是复式记账法，认为企业的唯一主体是企业的所有者，基本原理是资产-负债=业主权益，这一原理也是资产负债表观的理论基础；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企业与业主是两个独立主体，业主并非唯一的权益持有人，会计信息以企业为中心，基本原理是资产=权益（债权+所有权）。基于相关学术期刊与文献，现作如下分析：
褚洪生、卜华认为这两种理论在以下四个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3.1起源不同
业主权益理论是围绕业主权益展开研究的。业主权益理论最初形成于对13世纪地中海沿岸各国出现的复式记账法的解释，复式记账是从业主立场上看待账户的意义，对复式记账的这种解释标志着业主权益理论的形成；经济理论是围绕经济实体展开研究的，企业主体理论产生较早。
3.2企业目标不同
业主权益理论下企业的主要目标是确定和分析业主的净财富，主要内容是以业主权益为出发点保持会计记录和编制财务报表；经济理论下企业的目标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其核心思想是净收益归企业所有，而不是业主所有。
3.3主体不同
业主权益理论下的主体是单个企业家或股东（即业主），他们通过代理人经营企业；经济理论认为企业是经济实体，企业单位是经济利益的中心。企业与业主是不同的实体，企业作为一个法人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实体，在经济上是独立于业主的。
3.4会计等式与会计要素的含义不同
①业主权益理论下的会计等式为：资产-负债=业主权益，企业主体理论下的会计等式为：资产=权益。②业主权益理论下会计要素的含义。业主权益理论的主要目标是确定和分析业主的净财富，因此对于要素的解释以业主权益为中心；经济理论下会计要素的解释是以企业实体为中心的。
胡红梅认为，在业主权理论下，债务利息和所得税都代表业主的一项费用，应在决定业主的净收益之前予以扣除。企业某年创造的价值就是收入大于费用（包括债务利息和所得税）形成的净收益，即在宣告红利（股利）前公司的全部净收益都是企业价值的增值；在经济理论下，企业赚取的收益是企业自身的财产。利息、所得税及股利都应视为收益的分配而非费用，即是对各种权益持有人进行的分配，均属于公司收益的分配。因此，企业某年创造的价值应视企业的息税前利润，即在支付利息、所得税及股利前的利润额。
业主权理论是一种净财富概念，即代表所有者（业主）拥有的净财富（净价值）。按照业主权理论，收入即为业主权益的增加，费用为业主权益的减少，收入大于费用而形成的净收益直接归属于业主权益的增长。发放现金股利应视为业主资本的撤出，留存收益则是业主权益的一部分。股票股利仅表示业主权益之间的内部转移，并不代表股东的收益。然而，债务利息代表业主的一项费用，应在决定业主的净收益之前予以扣除。公司所得税在业主权理论下也应视为一项费用，或者说它是股东应纳的所得税而由企业代为支付而已。
总括收益观是基于业主权理论的，因为这时的净收益包括期间内影响业主权益的全部项目，仅排除股利发放和资本交易。业主权理论特别适用于独资企业组织。
经济理论认为，企业主体本身是独立存在的，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企业的创立者和业主并非与企业的存在相同。主体理论主要适用于公司组织。
其理论依据的会计恒等式是：资产=负债+业主权益，即资产=权益（负债+业主权益）。根据主体理论，负债是企业自身的特定义务，资产代表企业自身收受特定物品和服务或其他利益的权利。
如果从严格意义上看，企业赚取的收益是企业自身的财产，只有股利分派部分才代表股东的收益。因此，留存收益应视为“公司自有的权益”。经济理论还为债务的利息应视为收益的分配而非费用，即对各种权益持有人进行的分配，均属于公司收益的分配。净收益不被视为直接属于股东的收益，收入和费用并不代表股东权益的增减，这样，收入只是企业的成果，费用就是企业为获得收入而消耗的物品和服务。
举世瞩目的“新经济”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带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为龙头，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特点，从多方面形成了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笔者认为，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充其量只是旧理论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而不是标志旧理论的否定和终结。下面我们举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经济周期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已经连续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超过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106个月的繁荣，这与经济学家预测的经济周期现象已大相径庭。这样，经济周期理论，尤其是短周期理论是否还成立，或者说是否还适用？
我们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多次出现过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和描述，形成了种种经济周期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从内在因素，有的从外在因素去寻找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其中，从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角度说明波动的理论特别引人注目，而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又有着内在联系。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往往会带来新的投资契机和需求，进而逐步形成新一轮经济高涨和繁荣，一旦创新热潮过去，投资会减少，经济会衰退。如果用这种理论思考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长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原来，美国经济这么多年高增长，是科技进步在生产增长中作用日趋增强的结果。从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门占美国GDP比重已达到27％，预测21世纪初将达到50％。
正如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199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要问，为什么今天美国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应当说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认为，新经济与其说是高技术催生的神话，不如说是硅谷技术与华尔街资本市场联手导演的结果。风险投资通过一定机构和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它投入到不确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方式参与所投风险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出售股权获得高额中长期收益。尽管所投企业或项目大多失败，但10项中只要有1项成功，除了能弥补失败的损失，还能给创业投资者带来巨额回报。在美国，1996年创业投资回报率为19．7％，近5年来的平均回报率为18．4％。风险投资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业，包括生物工程、电子工程、医疗技术、现代通讯、计算机等。正是这种风险投资机制，不断推动美国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生产率这样不断提高，使美国经济的调整在快速增长中完成，改变了周期性波动的局面，但并没有表明传统周期理论对这种现象就毫无解释力。一旦风险投资遇到重大障碍，经济波动也许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线
有人提出，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而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率从1996年至今已连续四年保持4％左右，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则在3％以下。“新经济”使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三者之间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一次失灵了。还有人提出，“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持续增长，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表明了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消失。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下如此结论。众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之间负相关的关系是以下面两条件存在为前提的：第一，经济增长引起失业率下降，而失业率下降导致货币工资率上升，即货币工资率上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函数，而失业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一个负函数；第二，工资是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而是价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只有当货币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时，货币工资上升才会引起物价上涨，否则，货币工资变动并不会立即引起物价变动。这是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道理。然而，在美国新经济中，正是这两条件都不存在，因此，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关系当然就不存在。
让我们先考察这些年来美国经济高增长有没有引起货币工资上升的情况。确实，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15年内由于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了30％，失业率下降到4．7％，但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数年中工资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这一点分不开。在工业化时代，劳动与资本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在新经济时代，知识这一要素取代了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点给企业的收入分配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知识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识的人容易把知识从本单位拿到别的单位运用。为了稳住那些掌握了知识和专门技术的员工，防止把技术和知识外传，除了给工资报酬，还要给以股权激励，使员工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工业时代劳资关系对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不希望提高工资这种局面。在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资，甚至不反对降低工资。因为，降低工资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企业有利，自己从股权中分得红利收入会增加。于是，新经济时代的工资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因而企业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传统的工业时代相比是进一步提高了。在新经济时代，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作用，而股票期权成了对他们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因此，新经济时代，由于能干的企业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他们的收入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自股票期权，但这不构成工资成本，因此，在美国新经济中，经济的高增长、低失业率，并没有带来工资和物价的高增长。
再考察生产率变动和产品成本变动的情况。这些年来，在美国，随着信息产业发展，企业纷纷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更新改造，使生产率大大提高。近10年来，美国生产率每年增长平均为2．2％。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快，别说这些年来工人货币工资没有多少提高，即使有显著增加，也不会引起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并非与货币工资上涨同步，二者差额即生产率增长。如果生产率增长3％，货币工资也上升3％，则成本从而产品价格并不会变化。
这样，在新经济中，一方面低失业并没有使货币工资有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生产率却有所上升。这样，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就是显然的了。因此，不是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不成立了，而是这条曲线赖以存在的条件不具备了。如果这些条件仍具备，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负相关关系仍会存在，尤其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货币工资上升幅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则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交替关系一定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使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更快，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在4％左右，当劳动力十分紧张时，工人们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资。近年来，美联储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长势头，防止通胀抬头。
三、信息经济学
有人提出，在“新经济”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假定的现实性受到了影响，信息的专有性和垄断性受到了冲击，经济中创造了大量与信息有关的就业机会，形成了专门的信息市场。借助网络技术，以几乎实时的速度，快捷而全面地传递到全球，使人们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大大弱化，信息经济学中诸如隐藏行为（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信息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等理论的解释受到削弱，原来这些模型所表达的经济学现象也会被新的现象所取代。
一、工商管理的职能体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商管理的职能也日益多样化，它是管理但又不仅仅限于管理。工商管理由原来的单一的管理监督变为如今的把组织、协调、服务、控制等功能集合在一起的多功能的"工商管理〃。工商管理作为一种调节经济的手段与工具，它履行着重要的经济环境创设和成熟的市场运作职能两方面。
第一种职能主要体现在对经济环境和氛围的创设方面，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成熟与完善的同时，企业经济理念和经济行为都得到了深刻的扭转与更新，在这转型与更新的过程中，难免有不规范的思想和行为，违反了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则，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和谐。因而，在这种状况之下，便衍生出了工商管理的职能之一，它通过行政的手段，规范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规范化、法制化，在工商管理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实现市场经济环境的良好创设与和谐氛围的保持。
第二种职能主要体现在成熟的市场管理运作职能。市场经济是瞬息万变的，在利益的驱使下，市场经济呈现快速更新的竞争态势，而经济管理的具体操作却远不及市场的瞬息变化，因而，只有工商管理的行政手段，才能通过其行政干预，在对市场经济全面、动态的把握之下，实现对市场经济管理运作的整体把控，使管理与实际相适应、相协调。
二、工商管理与经济发展和谐相生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发展是工商管理的基石。在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设罝专门性的工商管理机构来进行监督与管理，在历史的发展中，以商品交換为起点的商品经济的产生是工商管理的基石，也是根本性的内因，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促成了工商管理的不断成熟。
2.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互促共进。伴随着商品市场的繁荣与昌盛，诞生了市场经济的概念，与之前的商品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范围更广、方式更新，这些经济发展形态的转变也为工商管理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提供了成熟化行政管理的舞台，经济主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得到增强，自主、自律的观念也得到了巩固。
3.经济发展是工商管理完善的推动力。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知，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的时期，与之相协调的是生产关系的整合和优化，通过经济主体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活动，进行共生与完善。
三、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与深远影响
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本身排斥来自外来的任何形式的干扰包括所谓的管理，但是作为市场管理者当然不能也不愿意放弃对市场的调节。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大，它客观上就要求市场管理者改变自身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手段。但是当市场的发展要求工商管理着进行自身管理，而经济管理者不进行自身改革时，则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这时候，工商管理就不在起促进作用，相反却起着阻碍作用了o
总的来说工商管理与经济发展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当工商管理顺应市场规律进行调节时会促进经济发展，而违背市场规律的调节则会起阻碍作用。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工商管理进行改革，不改革的工商管理，则又会限制经济发展。我们说要用工商管理来促进经济发展，说到底就是要工商管理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按照规律，有目的，有节奏的对经济发展进行调节。
1.工商管理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经济的发展受经济规律的支配，但是，在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下，一些问题也比较容易出现。例如，某种商品在某段时间非常畅销，因而很多企业生产同类产品;而当商品生产出来后，市场已经出现饱和，于是产品滞销，相关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工商管理部门针对这一类问题有相应的预防措施和解决措施，能够使经济活动受到法律条文的监管而更加规范，规避市场风险。
2.工商管理维护了经济活动中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市场经济的活动之中，消费者群体是主体之一，消费者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和态度直接影响着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当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时，工商管理可以通过行政干预措施，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处罝。这样，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得到了维护，对经济活动中的不法行为也进行了打击，积极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发展轨道。
3.工商管理在企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引导与疏导的作用。为了更快地推动我国企业经济的改革与转型，工商管理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功效，主要侧重于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使两者之间的利益融合到一起，不至于产生冲突与矛盾；而且，在企业转型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竞争实力不够，经营状况不佳，工商管理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通过对市场经济的整体把握，指引企业进行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如：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创业与转型等。
4.工商管理对社会安定的稳定性作用。首先，工商管理与执法部门之间必须进行紧密的衔接，在完全沟通与行为的协调方面达成一致，这样有利于建立工商管理的执法形象，提升其执法力度；其次，通过工商管理部门对市场经济中威胁人民生产与安全的企业进行打击，可以明显整顿市场秩序、规范企业经济行为，稳定社会安全因素，如：打假、查处食品企业的食品安全问题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工商管理的管理职能角度出发，如何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健全与完善工商管理职能，更好发挥其作用，推动经济的持续和稳定性发展，是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应用并思考的问题。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借助于工商管理的行政干预手段，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完成企业经济活动与国家、社会的经济秩序相协调，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完善市场经济管理运作，使工商管理与经济发展和谐相生，这才是长久而持续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之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渊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惟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在理论体系上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论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在改革开放以前，关于商品流通与市场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在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大跃进”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虽然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但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学术界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注：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3）内部周转说。 有学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注：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注：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薛暮桥也认为，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注：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要代表。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至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注：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页。）在此期间， 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注：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41页。）。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注：《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注：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18～419页。）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以来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对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80年代前半期为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这一阶段的大讨论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注：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12月26日。）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注：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光明日报》1982年7月18日。）。（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注：张仁德：《现代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论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注：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从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禁区。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学术界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注：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是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的，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注：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年、1985年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研究成果，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注：《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董辅réng＠①在为高涤陈等著的《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今我们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胡平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注：《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柳随年提出：“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注：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
分工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点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对分工做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分工是无所不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分工理论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分工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研究了两方面的分工问题：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分工。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分工，而对生产分工的研究主要研究两种类型：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内部分工，马克思将其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阐明了企业内部分工提高了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研究生产的社会分工。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分工的内在本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分工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是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形成、生产工具的进步而引起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种类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集中等客观因素作用下自然形成的。马克思把分工的过程概括为：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分工、资本主义分工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
(二)分工的二重性。马克思认为分工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对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制约性。在分工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强调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和建立科学劳动组织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分工能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对社会生产力进步主要是通过两方面来实现：扩大社会劳动的范围和发展社会劳动的范围。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分工对社会组织的作用，阐明了分工对人的发展、商品经济、阶级关系的制约性。
(三)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随着生产分工的发生而发生，同时也随分工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商品交换的深度取决于生产分工的水平。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和演进，使商品交换的形式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的规模也取决于分工的水平。
(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研究分工问题。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结纽带，兼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就分工的生产力属性而言，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间的客体性划分，它是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志在技术形式上的分配。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以分工为中介影响生产关系的发展。“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五)劳动的地域分工。马克思从自然因素的差别上揭示了劳动地域分工的原因。关于地域分工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认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从经济层面考察，所谓城市就是工商业经济中心，农村就是农业产业所在地。最基本的地域分工就是划分城市和农村两大经济区域。这种划分贯穿于全部经济史。在工业革命后，城市的经济内容发生变化，相当多的现代工商企业集聚在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形成城市。
二、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再到杨格、杨小凯，西方经济学家对分工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
(一)西方早期的分工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增进国民财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一国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二是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而“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用制造业来说明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有三大好处：一是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二是分工会节省工作转移的时间损失。三是分工促进了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机械的发明。并认为分工可通过市场来决定，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二)杨格的分工和报酬递增理论。杨格在《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中对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市场理论进行深化，解释了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理论大致分为三方面：一是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二是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三是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在杨格看来，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总是表现为迂回生产，即在原材料和最终产品间插入越来越多的中间环节。认为规模报酬不仅产生于企业内部，而且更产生于社会内部，产生于企业与企业间的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协作上。规模扩大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水平复制，而是伴随科学技术变革、生产方式改进等更具效率的结构调整意义上的扩张。杨格从亚当·斯密定理出发，深刻揭示了劳动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都是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外在约束，从而不仅从整体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报酬递减规律”，也超越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揭示了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动态联系。
(三)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分工理论基本思想是：生产率的提高和人们知识经验的增加能促进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提高，高级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这种良性循环过程能使分工演进更高，产生经济起飞现象。其研究的问题：一是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演进，主要探讨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二是城市化理论，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城乡差别，最优城市结构的层级与机制。三是工业化理论，研究新机器如何出现，迂回生产方式的链条有多长，工农收入的比重与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四是研究分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认为“一个能力不如他人的人，如果在某个行业专精，他的效率可能比更聪明但却不专精的人更高，因为他可以通过专业化内生地获得专业知识、技能”。
(四)新制度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论述了制度与分工间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诺斯指出，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理论道德的行为规范，是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制度安排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激励企业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韵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当各种因素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制度就有可能建立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降低，扩大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分工理论发展的过程看，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鼓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比较
分工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研究分工问题。
(一)关于分工理论体系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分工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分工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问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度与分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对分工理论进行形式化。最具影响的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采用数学上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原理，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所涉及到的问题提供有力的武器，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与均衡模型，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重新焕发出新的曙光。但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取得新的进展，但其研究仅仅只是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等方面研究分工问题。而马克思把社会分工看作是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分工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既不局限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分工问题，也不局限于分工现象的某一个侧面，而是从历史纵线条和每一个时代的横断面的结合上，提出对社会分工的系统解释。”在其分工理论体系中，既研究分工的一般问题，又研究各历史时期的分工，包括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分工及未来分工发展的趋势；既研究分工的本质，揭示分工产生的客观因素，又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
(二)关于分工内涵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分工的内涵上有差异。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分析的是产业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的分工，亚当·斯密和杨格主要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研究分工问题，将分工限制在产业分工的视角，重点研究分工的经济属性，而忽视分工的社会属性。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在分工内涵上“没有区分市场上的劳动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从而忽略了企业作为报酬递增实现者的内部机制。”马克思从社会劳动的性质人手研究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社会总劳动划分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部分。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上，也就是“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从这一内涵出发，马克思认为，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看，分工属于劳动过程，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马克思既分析劳动的市场分工，也分析企业内部的分工，并且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企业内分工受制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作为整体为企业内分工提供可能性。并在本质上分析分工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在内容上分析社会基本分工中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及生产者在工种、职业、职能上的相应划分。
(三)关于分工作用的比较。在分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观点上一致，都强调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分工既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分工作用的侧重点上具有差异：西方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学视野来论述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格利用报酬递增的动态观念和迂回生产方式来解释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把先进的生产方法引入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专业化和分工水平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总体看，西方经济学是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建立分工理论。马克思尽管也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认为分工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不单纯谈论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系统考察分工在社会组织各层次中的作用。既考察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又研究分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而且更侧重于从劳动的社会性质角度研究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
(四)关于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关系的比较。马克思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论述了分工与商品交换以及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分工能促进商品交换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但在观点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社会分工与市场规模密切相关。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市场不是由人口、区域决定的，更是由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是由分工决定的。杨小凯则从交易效率的角度研究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长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就会上升，分工水平的上升又会扩大交易规模，提高交易效率，并进一步提高均衡水平。马克思在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分工是商品交换和市场产生的条件，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越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就越多，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越多，市场的规模也就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激励企业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韵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当各种因素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制度就有可能建立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降低，扩大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分工理论发展的过程看，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鼓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比较
分工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研究分工问题。
(一)关于分工理论体系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分工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分工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问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度与分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对分工理论进行形式化。最具影响的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采用数学上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原理，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所涉及到的问题提供有力的武器，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与均衡模型，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重新焕发出新的曙光。但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取得新的进展，但其研究仅仅只是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等方面研究分工问题。而马克思把社会分工看作是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分工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既不局限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分工问题，也不局限于分工现象的某一个侧面，而是从历史纵线条和每一个时代的横断面的结合上，提出对社会分工的系统解释。”在其分工理论体系中，既研究分工的一般问题，又研究各历史时期的分工，包括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分工及未来分工发展的趋势；既研究分工的本质，揭示分工产生的客观因素，又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
(二)关于分工内涵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分工的内涵上有差异。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分析的是产业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的分工，亚当·斯密和杨格主要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研究分工问题，将分工限制在产业分工的视角，重点研究分工的经济属性，而忽视分工的社会属性。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在分工内涵上“没有区分市场上的劳动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从而忽略了企业作为报酬递增实现者的内部机制。”马克思从社会劳动的性质人手研究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社会总劳动划分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部分。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上，也就是“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从这一内涵出发，马克思认为，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看，分工属于劳动过程，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马克思既分析劳动的市场分工，也分析企业内部的分工，并且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企业内分工受制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作为整体为企业内分工提供可能性。并在本质上分析分工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在内容上分析社会基本分工中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及生产者在工种、职业、职能上的相应划分。
(三)关于分工作用的比较。在分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观点上一致，都强调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分工既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分工作用的侧重点上具有差异：西方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学视野来论述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格利用报酬递增的动态观念和迂回生产方式来解释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把先进的生产方法引入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专业化和分工水平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总体看，西方经济学是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建立分工理论。马克思尽管也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认为分工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不单纯谈论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系统考察分工在社会组织各层次中的作用。既考察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又研究分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而且更侧重于从劳动的社会性质角度研究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
(四)关于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关系的比较。马克思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论述了分工与商品交换以及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分工能促进商品交换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但在观点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社会分工与市场规模密切相关。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市场不是由人口、区域决定的，更是由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是由分工决定的。杨小凯则从交易效率的角度研究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长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就会上升，分工水平的上升又会扩大交易规模，提高交易效率，并进一步提高均衡水平。马克思在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分工是商品交换和市场产生的条件，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越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就越多，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越多，市场的规模也就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
(五)分工与制度关系的比较。分工既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本身也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劳动通过分工提高某一制度的收益。在分工与制度的关系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强调制度与分工的相互作用，但在分工与制度关系的认识上也有不同之处。西方经济学在亚当·斯密时期研究了分工与劳动生产率及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但忽视了分工发展的制度基础。杨格强调分工、知识积累与组织结构间的关系，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演进过程中的宏观现象，是由分工导致的知识积累现象。而知识积累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内生于分工活动的制度结构中，强调制度变迁的关键作用。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分工发展中制度的作用，研究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国家制度对分工的影响，认为制度决定分工演进的方向。马克思经济学是从分工与所有制、分工与阶级关系和分工与上层建筑等角度来研究分工与制度的关系。在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劳动中，生产的社会性不表现为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而表现为不同劳动相互交换形式下的物的依赖关系。归个人所有的劳动通过在劳动过程中的实际使用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形成一定的所有制。在分工与阶级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认为分工与阶级关系是内在联系的。“由于劳动关系制约着财产关系，从而制约着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所以分工是促进阶级划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工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分工制约上层建筑的形式，是上层建筑各部门独立发展的基础，造成上层建筑的独立性。
四、结语
分工和交换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由于分工产生了不同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需求，导致贸易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城市的出现、区域经济的形成、迂回生产方式的形成、制度的变迁、专业化组织的成长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因此，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理解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科学性及借鉴西方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代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报酬递增、专业组织成长、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积累间的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从整体的视角，全面系统的研究分工问题，形成全面系统的分工理论。通过比较发现，迄今为止，马克思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仍是对人类分工现象第一次科学、完整、系统的解释。通过比较，在理论上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科学性，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科学成分。
在实践中运用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理论，要在认识上厘清几个概念。 生态省 把生态经济理论与循环经济理论运用于省域，就是生态省建设。生态省建设是指面对人口与经济快速增长的严峻形势，运用生态经济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在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之间，寻求合理的动态平衡临界点，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各方面指标都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省份。生态省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循环经济、生态产业、环境保护、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等方面开展建设，其核心是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产业。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达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共赢。生态文明要求我们在发展省域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方向，促进省域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在建设生态省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充分考虑生产成本、生态成本、环境成本，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利用可循环再生的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力图使城市经济活动建立在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 生态市 建设生态城市是建设生态省总体布局的核心，也是深度城市化的重要载体。从生态经济的角度看，城市的中心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具体表现在自然界的大量物质，以其原始形态或初级加工形态进入城市系统，城市特别是工业城市，像一座大型加工厂，对自然物质进行大规模变换，以新形态物质资源输出，推动、控制着其他系统，体现了生态意义上的巨大中心作用。城市的中心作用表现在经济上，则是城市具有很高水平的生产力，能把外部系统输入的自然资源，在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形式上，加工制造转化为各种产品。与此同时，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城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任其发展下去，不仅城市人口与环境的生态关系恶化，还会扩散到广大农村。因此，必须构建以生态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空间体系。 生态城市的特点是和谐性、高效性、可持续性、整体性、区域性。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可以分解为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结构优化和效率公平等目标。所谓生态城市，可以作这样的概括：即它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整洁、优美、舒适，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生产力并促进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一个稳定、协调和永续发展的自然与人工环境的复合系统。它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能兼顾经济高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全面进步，是破解当代城市问题的必然选择。 生态工业园 在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范式下的生态工业园建设，是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内容。生态工业园是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生态工业园是依据清洁生产要求、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建立的一种新型工业园区。它通过物流或能流传递等方式，把不同工厂或企业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家工厂的废弃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或能源，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在产业系统中建立“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寻求物质闭路循环、多级利用和废物产生最小化。建设生态工业园既可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又可以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是生态城市实现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 生态农业 生态经济理论或循环经济理论在我国农村的运用，突出表现在农业生态工业园建设。我国农业发展不能沿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流程、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经济发展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式直线流程，这意味着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越多，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另一种是以循环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它既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又可以保护生态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使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相和谐。 循环经济理念运用于农业的主要方式，就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农业生态工业园。它是通过各个农业主导产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时，一般皆采用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针对自由贸易区展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获取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要理性。关于自由贸易区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以用图1加以简单说明。
图1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设世界有三个国家：本国（H），本国潜在的盟国（F）及代表世界其余国家的第三国。左图代表本国，Dh与Sh分别代表本国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的价格是Th。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为Pw，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本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本国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持本国对该种产品的生产，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h，征收关税后本国的价格为Th。右图代表本国潜在的盟国，Df和Sf分别代表盟国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盟国的价格是Tf。由于与本国一样，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盟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盟国也是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同样假设盟国为保护其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对该种产品的生产，也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f，征收关税后盟国的价格为Th。
现在假设本国打算与F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谋取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假设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各自对非成员国维持的关税仍为原来的禁止性关税，只是内部取消了相互的关税。由于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盟国的关税水平，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初期，本国的价格肯定高于盟国的价格，这样就会形成盟国的产品向本国流动的动力，产品的区内流动会导致本国的价格下降，但价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价格为Tf，原因是本国的进口来源是盟国，而盟国的最低价格为Tf。要知道本国最后的价格为多少，关键在于确定本国市场的供给。由于本国的价格间于Th与Tf之间，而且只要本国的价格高于Tf，盟国的产品就会全部供给本国市场，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后，本国市场的供给实际上就是两国市场的供给之和。图中的Sh+f就是两国供给曲线的横向加总，也是本国市场的实际供给曲线。本国市场最后的价格取决于Sh+f与Dh的交点的位置，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高于或等于Tf，则该价格即为最后的价格，相反，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低于Th，则最后的价格即为Tf。在此为方便分析，假设Sh+f与Dh的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恰好是Tf。由于本国与盟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价格由Th降为Tf，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梯形ThABTf的面积，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积，由于政府原来没有关税收入，所以社会净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积，新增加福利皆来源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其中ABD为消费效应，即由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费数量所引起，ADC为生产效应，即由较低成本的进口替代了一部分较高成本的国内生产所引起。对于盟国来讲，其市场价格始终为Tf，其出口并不会导致其国内价格上升，因为一旦价格高于Tf，其国内的消费者就会转而消费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在例中，盟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前均没有发生变化，但盟国的社会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国消费者的消费全部来源于进口，消费数量为Q1，由于政府得到了为面积为TfEFPw的关税收入，此即盟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净社会福利增加额。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自由贸易区两个重要效应，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则会导致福利的恶化，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善成员国的福利，关键取决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能力，贸易创造型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员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的问题是，本国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减关税的形式，同样能达到甚至会超过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在图1中，如果本国将关税由Th削减至Tf，本国的净收益为增加额同样为三角形ABC的面积。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什么通常采用构建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单方面削减关税的经济理性问题。
贸易条件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
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问题，根据经济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释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从改变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本国与盟国都是小国，这意味着两国构建自由贸易区前后对贸易条件没有任何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条件效应可以用图2加以分析，假设整个世界有三个国家组成：本国、本国潜在的盟国和由世界其余国家组成的第三国。本国和潜在盟国是进口X产品，出口Y产品，Oh和Of分别为本国和潜在盟国的提供曲线，为方便分析，假设初始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提供给曲线正好重合。第三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Ow为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X和Y的相对价格就由本国、盟国及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共同决定，假设初始情况下，世界市场用Y产品表示的X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0（即本国的贸易条件），此时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用贸易无差异曲线U0代表，盟国的情况跟本国一样。现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的生产者，对X产品的进口征收某一数量的关税，征税的结果是本国的提供曲线Oh向内移动，现假设移动至Oh'，贸易条件相应变为P1，对本国来说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在P1贸易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1所代表，显然与自由贸易相比，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国的福利水平图中也得以改善）。这种提高显然纯粹来源于贸易条件的改善。现假设本国潜在的盟国跟本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相应将关税提高至本国的水平，这样盟国的贸易提供曲线移动至Of'，与本国的贸易提供曲线Oh'正好重合。此时贸易条件演变为P2，两国新的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2代表，相比本国单方面提高关税来说，两国的福利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获取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如果此时本国单方面削减关税，贸易条件将会恶化，福利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普雷维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辛格等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指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的初级产品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点得到有关学者和机构的证实。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从1980至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
其次，从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据同样重要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度考察。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由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改善，而是继续呈恶化趋势。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考察。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1980至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这意味着，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还会延续。这种延续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综合上述，我们可知，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发展中国家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单方面削减贸易壁垒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经济理性，主要是基于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
参考资料：
1.波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关键词:《资本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7-02
《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光辉著作,它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作出了正确的科学分析,是一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指南。《资本论》问世已经一百多年,资本主义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它的基本原则仍未过时,仍然是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有力武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资本论》虽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没有专门研究和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有关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和原理,在《资本论》中也有很多设计,其中不乏被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预见。《资本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一,《资本论》对市场经济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在这部巨著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他使用了很多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词语或者市场经济的同义词,如商品生产、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等概念,特别是其中有关商品价值和货币的理论是我们研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
第二,马克思在研究资本运动的《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对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运行理论、市场经济宏观平衡理论和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体系理论,在市场经济体系理论中对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为我党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养料。
第三,《资本论》对市场经济共有的市场运行机制作了精辟的论述,它所阐述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有利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如马克思对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的阐述,以及对竞争、供求、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的解释,等等,都是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建设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不可缺少的。
第四,《资本论》关于流通理论和市场的理论,关于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等理论,是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系的基本的指导性理论。
第五,《资本论》关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的原理,关于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的原理等等,关于社会主义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原理,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所有制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1]党的十五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吸收当前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①
总之,在《资本论》这部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阐述。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再做更多的深入研究,可能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相关理论,这对于我们理解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疑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特征结合起来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依据。(1)邓小平同志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基本经验,指出了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2)他吸收和采用了《资本论》的很多观点、方法和理论阐述,使之成为他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涉及到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创立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要求要以马克思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为基础。在邓小平同志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有关社会主义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等的阐述中,都可以看到上述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的影响。
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第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不变;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第四,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与上述几个方面相适应,还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从这个基本框架的内容来看,不仅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我国国情的紧密结合,而且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通则和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一般原理。这表明,党中央在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时,也是以马克思《资本论》当中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为指导的。
三、学习《资本论》的现实意义
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充分认识和学习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并以其作为基本的理论指导,同时要注意吸收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成果,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够取得不断的进步,才能够保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系统工程的顺利、健康进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市场经济细胞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运行理论、市场经济宏观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体系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运行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分配体制、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理论,等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作用。
我们一定要把学习《资本论》和学习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深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统一性。学习《资本论》,对于我们深入、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源头、理论渊源,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进一步正确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
《资本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指导意义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永远都不能丢。当然,我们也不能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就是说,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使之作为我们观察和理解问题的钥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问题的理论阐述,就应当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基本指导性思想。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比较；方法论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区位理论发展时期，当外生变量给定的条件下，研究特定区域的区位选择问题，这只是一个应用决策问题。因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据消费和生产的决策行为，无法给出区位选择的圆满解释。因此，经济学拒绝将区位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当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收益递增的市场均衡和决策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间经济现象，从而构筑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用内生变量解释空间集聚或扩散，或更准确地说解释消费者和厂商的决策行为时，空间经济学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经济学殿堂的通行证。因此，我们可以更一般地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约束。没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极具重要意义的经济现象，经济学也会拒绝其进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而宁愿将其交给应用学科去研究，这也是经济学作为一个成熟理论学科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经济学理论；财务管理理论
经济学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1615年法国人蒙克莱田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多，并且在蓬勃发展的经济驱使之下，出现了多种财务管理、经济管理方式，并且伴随着出现了大量财务管理和经济管理的理论研究。许多经济学者认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理论的源头是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基础来发展出来的，是微观经济学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性分支，因为它具有微观经济学中典型的微观特性以及应用性。现阶段“财务经济学”、“财务管理”等理论越来越多，并且关于这些概念理论的著作也越来越多。本文主要论述财务管理理论的整体历史发展历程。
一、经济学的整体发展历程
经济学在西方被称作“社会经济科学界中的皇后”，并且在出现之初，是伴随着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一起出现的。然而通过笔者在学习过程中研究发现，不同专家学者对经济学这一概念持有独特的看法。而在众多的经济学概念中，有两个概念值得关注，一个概念是美国著名军事将领马歇尔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日常生活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他研究的是个人与生活保持着最密切关系的部分。”另一个概念是罗宾斯教授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从侧面研究人类行为的，也就是说研究各种手段和关系之间的一门具体的科学。”。而随着经济学不断发展，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已经成长为一种总体的概念，即经济科学。
经济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共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十七世纪诞生以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是经济学诞生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其实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在罗马等地就已经有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而真正被当做一个独立的概念被提出，并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是在1615年。紧随其后，古典经济学又被人们提出，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大量经济学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出，在这些学派中，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以及法国的萨意成为这一时期最关键的经济学者。另外，这一时期在德国和美国出现了与传统英国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历史学派。
第二阶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是经济学理论百花齐放的时期。这一时期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广泛发展并且发展十分的训读，使得经济学说呈现出巨大的变化。主要变化表现有两个，一个是边际分析的方法以及关于价值的论说开始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个变化在于历史经济学派不断发展，出现了制度学派。而制度学派的代表理论是马歇尔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而在这些理论中，最受到人们关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为它在二战之后被改作微观经济学。另外，凯恩斯主义则在二战后被该做宏观经济学，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宏观和微观学派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学理论框架。
第三阶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上个世纪末，这一时期因为经济高速发展，全球经济逐渐连为一体，成长为一整个市场。因此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例如货币经济学、公众选择学等理论。尤其是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推动着经济学朝着纵深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第四阶段：自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一阶段的经济学呈现出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并且范围激光，包括着各种应用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并且随着不同课程的相互交融，使得经济学和其他学科高度融合在一起。
二、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
财务管理理论由两个大方面共同组成，一方面是财务经济学，主要是基础性理论，表现在经济学领域中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另一方面是应用型理论，主要是为企业在实践管理过程中提供管理方式和方法的。而在财务管理理论中，许多概念都通经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企业就是微观经济学说中所涉及的“生产厂商”，企业投资的规模以及整个资本结构表现在微观经济学中就是“均衡理论”。另外，管理中所涉及的各种管理效益以及时间成本等，都是从经济学中各种理性发展条件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从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中发展而来的。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微观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所以财务管理理论指的是对财务进行监督管理，尤其是在财务整体发生失衡的情况下，通过采取一些关键性的手段和措施来解决财务资源的具体使用。而之所以能够达到调横这一目的，是因为在这一个市场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宏观的手和微观的手，并且两者的目的都在于让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谓的财务管理学是微观经济学在企业领域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可以采用一系列的手段实现企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一）财务管理理论具体的理论体系
通过上文中的叙述，笔者认为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是以整个会计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其中经济学理论主要涉及的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理论内容，并且以现代化的统计学和概率学、运筹学内容等知识来完善整个财务管理理论。早在上个世纪末，麦根森就认为整个财务管理理论的框架是由资本结构理论、现代企业理论、管理理论以及微观市场等多种理论组成的。而此后，韦斯顿则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主要是受到均值方差理论、期权理论等理论构成。但通过对上述所有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来看，这些理论并不是真正属于整个财务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而应该是与市场金融理论挂钩。
（二）财务管理理论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第一，莫迪格莱尼、米勒与资本结构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是探讨资金筹集和企业财务目标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假设没有税务、没有破产成本的条件下，企业价值和企业资本结构没有关系，企业股票收益期望值和债务对权益资本的比率呈正相关，企业债务成本与资产报酬率之间的差值越小，股票收益期望值越大。该理论后来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理论的基础。
第二，马克维茨及其资产组合理论。资产组合理论是由马克维茨在1952年提出，其理论中利用了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及方差，之后他在原理论基础上不断完善资产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资产组合，根据投资商的决策合理配置资产，这是现代有价证券投资理论的前身。这就要求投资商要有独特的眼光，能有效识别市场上的投资风险，合理分配和组合资产资源。
第三，夏普及其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该理论诞生于30世纪60年代，是夏普参考马克维茨资产组合理论提出的，它弥补了资产组合理论缺乏量的分析这一局限性。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主要是对证券市场上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其风险、均衡价格进行研究，重点在于两者的关系。该理论构建了日系数，可用来衡量证券的预期收益率，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及风险最低。
第四，詹姆斯・托宾及其投资决策理论。詹姆斯・托宾在业界被奉为金融投资决策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不确定条件下各种资产如何选择方法。
三、结语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主要包括资本结构理论、资产组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市场效率理论等，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理论依据。企业财务管理要充分利用经济学及财务管理理论，发挥财务资产的作用，获取最大效益。
（作者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参考文献：
[1] 郑玲.经济学与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9，23（06）：5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