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8 14:38:17
（一）保本基金实际上是一种低风险的半封闭式基金
从资金的运作模式看，保本基金（principal guaranteed mutual fund或guaranteedreturnmutual fund）强调的是在一定的保本周期内，通过投资债券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市场的对冲操作等方式，给予基金投资者一定比率的本金的保证（通常是100％或者90％）；同时，通过股票市场的杠杆投资，获得市场上的高风险投资收益。这使得保本基金具有结合防守和进攻的投资的独特特点。同时，因为保本基金存在一个保本的周期，因而可以归类为一种半封闭式基金产品。
从整个基金的产品线角度看，保本基金首先强调的是通过稳健的投资方式获得基本的保本保证，同时在条件具备时进行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操作，因此实际上保本基金是一种低风险的基金类别。按照其投资策略和成熟市场的实践看，通常保本基金在低迷市道是比较理想的投资品种。
（二）保本基金本身就是对一些传统的共同基金理念的突破
一些基金公司在论证保本基金的合理性时，通常过于强调保本基金在海外市场的大规模发展。实际上，从总体上看，保本基金在成熟市场基本上是一种不占据主导地位的、或者说是边缘化的基金产品。传统的共同基金通常是严格限制基金管理者对投资者承诺保本或者收益的，也很少采用保本基金所采用的结构性的投资策略。从主要的成熟市场看，保本基金在美国市场上的发展也仅仅是十多年的历程，传统上只存在于退休计划中，而且美国保本基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依赖自动加入的退休计划。中国台湾地区的保本基金也是刚刚得到监管机构的审批，并且对于其信息披露、基金的担保等作出了十分严格的限制。中国香港地区保本基金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香港经济结构性大调整、股市的低迷和利率的低企的背景下出现的金融结构调整的反映，未必具有典型的意义。因此，从总体上看，保本基金所占据的市场影响力是有限的。
同时，保本基金也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对于传统的共同投资基金理念的突破，特别是在资产组合、投资结构方面。因此，如果以传统共同基金的理念和标准对保本基金进行衡量，必然是存在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
（三）保本基金实际上存在多种保本的形式
从发展历程看，保本基金实际上起源于保险公司，以GIF保本基金为代表的保本基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形式，通常由保险公司设立保本基金，管理人将基金资产全部投资于一个共同基金产品，保险公司通过增加保本承诺和银行等的担保，构成一个完整的保本基金。在具体的投资组合上，为了达到保本的目标，有重点地将基金资产的大部分投资于债券来保证本金、剩余资产通过放大效应博取更高收益的投资策略，还有的保本基金更多地依赖金融衍生工具产品，也有采取相机抉择的方式动态地调整资产在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等之间的分布。因此，不宜以单一化的方式来理解保本基金。
二、保本基金在当前发展的积极意义
据了解，近期积极打算推出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基本上是在进行市场调查之后才决定推出保本基金这种形式的基金产品的，在市场调查中，一些代销的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对于基金市场的了解也积极建议基金管理公司开发此类产品。看来，保本基金等低风险基金产品的现实需求是不小的。
从海外成熟市场保本基金的发展看，保本基金所具有的低迷市道中吸引市场资金的功能在当前中国的市场上同样存在，但是，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保本基金在当前中国市场上的积极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此。
（一）保本基金具有良好的储蓄替代功能
当前中国的居民储蓄已经突破10万亿元，同时还有继续向银行体系集中的趋势，这种社会金融资源过分向银行体系集中的金融结构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如何分流这些储蓄？最为关键的是提供与这些储蓄者的风险偏好接近或者一致的储蓄替代品。目前看来，保本基金就具有较好的储蓄替代功能，因为当前居民的储蓄中，有相当部分是基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对于保本有强烈需求的储蓄，保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性能够较好地与其契合。
（二）保本基金具有培育投资者的功能
保本基金在证券市场低迷时，能起到培育资产管理行业的作用。在中国，公众对投资基金了解甚少，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基金品种为成长型基金，高收益伴随高风险，难以为普通投资者接受。相对而言，保本基金风险比较低，公众通过投资保本基金，了解基金的基本运作方式、而且基金公司的经营风险容易控制。所以，保本基金实际上起到了扩大基金投资的渗透力，培育潜在投资者的作用，这对我国年轻的基金业的迅速、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基金投资者结构的现状看，现有基金过度依赖机构投资者，这种投资者结构不仅不合理，而且蕴含了一定的风险。保本基金的推广，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通常来看，大多数基金业发达国家的基金品种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低风险产品向高风险产品发展的过程，此时低风险基金产品的主要作用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扩大基金对于公众的渗透率，推动投资者教育的进程，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开发风险逐渐增高、收益潜力也越来越高的基金产品。目前，我国基金市场上高风险的股票型基金居于主导的地位，这实际上也使得基金这一大众投资产品的公众参与程度有限，显然是不利于扩大投资者队伍的。
（三）保本基金的发展有利于构建更为完整、连续的基金产品线
保本基金作为一个新的投资品种，有别于我国基金市场上的其他品种。首先，保本基金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债券等风险相对不高的投资品种，基金保证投资者在保本期结束时可以取回本金，符合市场大多数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其次，该种基金还可能获得一定的收益率，回报源于将债券收益乘以放大的倍数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低风险类产品在目前仍然是投资者选择的重点之一，具有避险概念的产品将更容易为投资者认可，有利于弥补低风险产品不足的基金产品线方面的缺陷。
三、不必高估保本基金的风险
（一）具有保本性质的金融产品已经有了相当活跃的实践
从当前的金融市场看，实际上已经有多种保本性质的金融产品存在。例如，有一些投资公司、银行、集团公司甚至地方财政也对一些信托产品提供第三方收益担保。由于信托产品均采用“预期收益率”或“目标收益率”等不具法律约束力的陈述，因此所有名义上提供收益担保的第三方实际上承担了保证收益承诺的第一责任。同时，目前也较多地存在着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为企业债和可转债提供担保的实际案例。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相比，基金公司的内部治理、信息披露和风险控制更为清晰严格，因此基金管理公司的制度平台具有更好的条件来推行类似性质的金融产品。
（二）要区分整个保本基金的亏损和主动投资部分的亏损
当前一些分析者之所以容易高估保本基金的风险，原因之一是常常混淆保本基金中的两个不同的亏损概念，其中一个是整个保本基金的亏损率，另一个是其主动进行相对较高风险投资部分的亏损率。基于特定的资产结构安排，整个保本基金保证不亏损并不是困难的事情，而高风险投资以博取收益的投资部分出现亏损则将可能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情。
（三）保本基金并不必然存在管理人承担或者分担投资者亏损的制度安排
目前常见的对于保本基金的批评之一，是其可能以其保本的承诺挑战了共同基金长期形成的“管理人不承担风险”的惯例。实际上，从保本基金的运作机制看，保本基金并没有要求基金管理人分担或保证分担投资人的亏损，实际上通常是从基金的资产中列支担保费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保本基金更多的是一种严格地向投资者承诺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纪律，以便严格地控制基金出现本金亏损的危险。即使可能出现亏损的风险，真正承担风险的并不是基金管理公司，而是担保的机构。
有的分析者认为基金一旦有保本的经营目标，在资产管理中就可能很难勤勉尽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是一切以保本为出发点，而拒绝可能的收益。这可能是对保本基金的一个误解。保本基金就其风险收益特征而言，本来就是一种低风险的金融工具，这种金融工具强调的是保守的保本与进取的博取高收益的结构性统一。如果保本基金的管理者过分强调保本而忽视收益，其业绩表现必然显著落后于其他经营更为积极的保本基金。担保机构的引入，实际上是对基金管理人的表现引入了一个新的市场监督主体，只不过这个主体更为关注的是整个基金出现亏损的风险，但是显然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大担保机构对于整个基金运作的影响力。
（四）在缺乏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环境下，保本基金同样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来达到保本的目标
常常有人以为，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发达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因此保本基金的发展环境不成熟。实际上，从保本基金本身的发展轨迹看，并不是所有的保本基金都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的，在保本基金的多种表现形式中，同样存在通过资产配置来达到保本目标的保本基金类型。反观当前中国的证券市场环境，尽管我国的证券市场缺乏通过衍生工具进行对冲的机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也并不发达，但是，保本基金同样可以依靠资产配置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标。
仅仅以当前的市场环境为例，保本基金可以选择的操作方法之一，就是通过购买一定剩余期限的债券，从而锁定风险。同时，管理人将安全垫（风险损失限额）进行放大投资于股市，并随着时间的变化和股票资产价值的变化，不断调整计算风险损失限额，根据基金净值和风险资产值的变化，适当调整放大倍数重新计算股票投资上限后，按新上限相对于老上限的变化进行股票买入或卖出的动态调整。在具体操作上，确保基金保本的关键就在于保证股票在完全平仓后，其损失不超过安全垫。只要股票开始下跌，基金经理就会开始减少股票仓位，因此当股票损失接近安全垫，股票数量已经不多。因此当股票损失接近安全垫时的平仓即使有流动性损失，其损失也不会超过安全垫。根据中国证券市场波动的历史轨迹进行模拟，保本基金按照保本机制投资的保本概率几乎都相当高，不能保本的风险极小。从欧美、香港等市场实际运行情况看，至今尚未出现一例保本基金出现亏损、担保机构赔付的事例。
四、对于保本基金的担保，其风险程度明显低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担保，因而在初期阶段可适当扩大符合资本要求的担保机构范围
从对保本型基金的保本策略或保本机制上看，即使在中国这样缺乏衍生产品的市场环境下，基金也可以用债券的到期收益为限进行少量的股票投资，其风险已经锁定，本金不存在损失的可能性。对保本型基金到期的本金安全提供担保，可以说风险是相当小的。对保本型基金担保的风险在于如何控制基金管理公司严格执行其所承诺的投资策略，一旦其投资操作偏离既定的投资策略，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参照基金托管银行对基金操作进行监控的办法，基金担保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进行严密的监控。监督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契约规定进行操作的情况，防止基金管理人因违反保本机制而导致本金亏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实际上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引入了一个新的市场监督力量。当然，在具体业务执行过程中一定要突出基金担保的特殊性，有关的担保条款必须要列入基金契约之中，尽向持有人明示的义务。
实际上，由于保本基金的特定投资策略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所具有的比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更为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其担保的风险实际上是小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担保的。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能够提供商业担保的机构，在其风险承受范围之内，都可以承担相应的保本基金的担保。当然，监管机构可以设定信用评级等方面的准入门槛。在目前情况下，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为保本基金提供担保还存在着理念认同等方面的障碍，因此，为了促进保本基金的发展，在保本基金的起步阶段，可以适当放宽能够对保本基金提供担保的机构的范围，具有一定的风险承担能力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财务机构、证券公司、以及大型企业集团等都是可以考虑的对象。特别是一些证券公司、企业集团参与发起了基金公司，有的还是基金公司的大股东，对于基金公司的经营状况本来就有持续的监督和了解，因而由这些基金管理公司的有实力的大股东等机构提供担保，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从香港市场看，许多基金管理公司发行的保本基金基本上都是由金融控股集团下的银行或者控股公司来担保，这些同一控股集团旗下的银行和基金公司之间具有良好的信息沟通，可以降低担保机构的监控成本。
五、目前条件下推行保本基金并不存在法律问题，但从发展阶段上应只属于探索阶段
实际上，包括《信托法》、《担保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基金试点办法》等在内有关法律法规都没有保本基金的禁止性条款，因而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保本基金不存在法律障碍。
国务院1999年颁布的《金融机构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从事证券、期货或其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不得为证券、期货或其他衍生金融工具提供信贷资金或担保。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往往容易导致分歧，不过，市场上金融机构对于可转换债券等的担保显示，金融机构为保本基金提供担保也是完全可以的。另外，《担保法》中一般性企业对债权性担保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目前情况下，大型企业集团等非金融机构为保本型基金依法提供担保也是可以的。
一、资本利得税对比现行税制的优越性分析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4.开征资本利得税需要证券交易税制整体调整的配合。从全球税收制度与全球证券市场税收体系的变革上看,资本利得税只是税收制度的一个环节,其核心功效仅在于重新调整证券投资收益,若只开征此税也无法作到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用发展的眼光
看待当前资本市场
吴晓求说，“对当前的资本市场发展状况要有理性的、符合未来发展的、有利于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认识和判断，一定要站在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构建发达、强大的资本市场的高度来看待当前的资本市场。我们千万不要用基于传统的、落后的金融体系时代形成的认识，来衡量当前的市场。要按照落后的理念看待市场，那除了无法理解，就只能剩下指责。我们不希望一个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市场，在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的时候，因为各种不正确的看法，错失机遇。”
尊重市场规律强化投资者教育
一是中国经济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且发展的基础和内容相比过去已发生重大变化。“当下的经济发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发展，是具备较高竞争力、伴随经济结构优化的发展，而不是当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在市场经济基础尚不牢靠的基础上的发展。”吴晓求说，我国经济总体规模也到了可以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变革的临界点上，大势如此，必须顺势而为。
二是流动性过剩环境的出现，为金融体系结构性调整创造了重要外部条件。“没有流动性过剩，金融市场产品的购买力从哪里来？金融市场的规模如何扩大？传统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如何向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转变？如何促进金融体系的变革？”吴晓求认为，如果能够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中来，扩大整个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比重，其影响就将变成正面。在以前的环境下要花十年能做成的事情，在流动性过剩的条件下，可能花两三年就能做成。同时，逐步发展壮大的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对冲过剩流动性给经济体系带来的冲击，“庞大的资本市场对冲过剩流动性的能力，比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票据要有效得多”。因此，政策的重心应是把过剩流动性进行结构性的引导。
三是人民币汇率的稳步升值，也为建设强大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创造了良好环境。因此，在这些重大机遇面前，“千万不能采取有些学者提出的激烈政策，这些激烈的政策出台，可能极大延缓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吴晓求说，在当前形势下，各方应该相信市场，尊重市场的运行规律，不要强力介入；同时，在舆论上或投资者教育过程中，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引导，提示结构性的风险。
市场上涨有基础但存在
结构性泡沫
吴晓求认为，“目前，市场存在的是结构性泡沫。具体而言，就是一些迹象表明某些资产的价格存在高估，这种高估也与投资者的结构特征相关――当然，是否真的高估，也要由市场来检验。同时，一些结构性政策还不够有效、有力，比如对市场进入全流通时代后，以杭萧钢构为代表的新的虚假信息披露行为、新的股价操纵行为、新的内幕交易行为的处理和制裁等。”
经过上周的分析，我们知道，目前A股不存在较大的做空动能，却有较多的做多机会。尽管人民币贬值和大小非解禁的压力一度使人担忧去年夏天的覆辙重蹈，但实际上，今年的情况明显好于去年。
首先，最近的人民币贬值并不是趋势的强化，而是本币币值波动的适当放大。从目前人民币贬值的速率来看，明显属于强弩之末，属于情绪面的发泄，并不是经济走弱的体现。
其次，从目前中国经济本身的状态来看，虽然面临美国加息的冲击，但整个经济层面的活力仍然，而美元加息仍没有到高潮期，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仍属于心理层面，从实际经营角度出发，利率上升还没有危及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增长。中国仍处于去杠杆和去库存阶段，经济发展的周期和阶段与美国都不同，所以，不会立马跟随美国加息。除非未来中国通胀水平明显提升，否则，中国仍会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三，正值股灾一周年纪念的时刻，市场各方普遍都在总结过去一年的股灾成因和治市举措。对于“救市”的提法，笔者不是很苟同，“救市”的提法明显带有过去政策市的痕迹；“治市”可能比较妥当。如果“救市”只是出于短期降低市场波动的动机，而回避影响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因素，这可能会误导市场的长期发展。所以，当下的治市需要立足于长远来治理市场、建设市场、完善市场。
从中国证券市场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重企业融资、轻投资者保护的市场定位一定要纠正。如果未来依然是以重融资的出发点来发展资本市场，而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则市场很难改变“赌场”的窘境。证券法从立法之初就缺少对投资者保护、民事赔偿和集体诉讼，而监管机构对于市场操纵、业绩造假、违规融资恶意套现等行为都没有提起刑事诉讼，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屡禁不止已经使得市场造假违规成本过低。就如同最近网上传出的笑话一样，一家上市公司业绩造假仅被罚款一千多万元，跟企业IPO可以融资二十多亿相比，造假的成本太低，所以，导致更多的企业会造假上市。这样的造假的企业仅靠罚款是不够的，早应该提起刑事诉讼。
当然，值得欣慰的是，目前监管机构已经开始注重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和违法行为的打击以及恶意融资套现行为的监督和处理；这些改善措施对于市场信心的恢复是有帮助的，但仍需要上升到立法阶段，只有首先完善立法，才能师出有名，有法可依。
最近市场的信心已经有所恢复，随着深港通、A股加入MSCI等消息的发酵，市场参与者有逐步增加的迹象。我们继续维持上周即5月底提出的“未来三个月市场有一波中级反攻”的观点。热点方面，券商金融仍是市场的主攻方向，而传统的消费股仍是公募比较喜欢配置的板块，但只要通胀没有恶性上涨，消费股仍没有太多的弹性，更多适合熊市的配置。现阶段，我们仍然主张抓住市场最具弹性的品种，一是券商，二是有色，三是国企改革。这些品种都是存在超预期机会的板块和热点。这种超预期主要体现在业绩层面、消息层面或者重点资产重组的体现。
我们相信，6-9月份是市场难得的一次吃饭行情，也是对过去股灾损失的一次应有的补偿，投资者应该早日抛弃恐慌，回到市场正常的情绪里来。当然，短期来看，由于上周多头经过了短期宣泄，目前需要在3000点下方积蓄力量，所以。充分换手之后才会有新的做多机会。
资金和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是，当市场开始被看好时，会有资金流入，推高股价，进而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股价又被进一步推高，循环演进可导致牛市的产生。反之，如果市场被看淡，则会有资金不断流出，压低价格。
例如，2008年政府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引起A股市场的强烈反应，使得股指从当年的10月底的1664点经过不到9个多月的时间，大约上涨了一倍，形成资金推动型行情。
先看看市场参与者的构成情况。目前A股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有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两大类。个人中小投资者，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散户，按持股市值计大约占到市场规模的20%。而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公司、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产业资本等，总体占到市场的70%多。不过，我们的机构投资者中产业资本占很大比例，产业资本的群体特征不明显，也不具备先进的投资理念，这与发达市场的结构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可以从国内国际的影响资金面的一些角度做出分析，以找到未来资本市场变化的线索。
第一，国内方面，从今年以来月度A股账户新增开户数和基金账户新增开户数分析，相较去年数据显示出稳中略升的态势。这说明国内投资者尤其散户投资者进场的积极性也在酝酿之中，市场的信心处于逐步调整恢复的阶段。当然，根据有关研究，开户数的增长情况被看作市场发展的反向指标，即当市场价格见顶时，反而开户数会激增。不过，目前阶段开户数据并没有明显放大，这从一方面印证了股市远未达到顶部区域。
还有，从4月1日起，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可以开立A股账户。据最新人口普查的数据，在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大约有45万人。虽然账户数量有限，但无疑给市场带来正面信心，并将增加A股市场的活力。
从国内公募基金的规模看，最新8月份市值合计有2.5万亿元。今年以来至7月底，新发各类基金210只，合计份额3840亿，从中也可以部分看出作为主力机构投资者的公募基金对后市的积极态度。此外，私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规模也不可小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的合理定价起到关键作用，同时可对个人投资者入市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
投资者对后市所持态度积极的主要原因在于，从目前市盈率的角度看，已经接近历史低点，已经值得稳健型投资者积极进场参与价值投资。
另外，如表1所示，从今年以来基金整体的良好业绩也可看出结构性行情已经展开，赚钱效应显现。
第二，从资金看，前一段时间，美国宣布或将退出QE3，引起全球资本市场的较大震动，对我们国内市场也产生了影响，并直接导致6月钱荒事件的发生。那么全面来看，资金对未来资本市场的走势有何影响呢？
首先，QE3的退出引起了各国对资金流出本国的担心，但有可能市场反应已经过度。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所说，QE3将会在适当时机选择退出，而不会短期内贸然采取行动。如果未来时机选择合适，料想对市场的冲击将不会太大。
另外，从最近几个月外管局打击虚假贸易的事实可说明，部分热钱已经或者正在以各种方式流入国内。在严控热钱的压力下，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热钱以后可能会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流入国内，将是推动包括股票在内的资产价格回升。
当前，我们资本市场的两大类合法“外援”有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最近，有包括最大的财富基金?——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在内的机构表示看好中国这一新兴市场。该基金还表示，今年将大幅增仓中国股票，它目前在中国A股的QFII投资额度为10亿美元。另据了解，台湾等地区一些拟投资于我国A股市场新发行基金，募资情况也比较顺利。
额度方面考虑，QFII占A股市值的比重还不大，RQFII更小一些。截至2013年7月底，232家QDII的投资总额度是449.5亿美元，44家RQFII的投资总额度是1219亿元人民币，相对目前沪深两市的23万亿市值占比不大。但是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国内A股市场，会对国内市场资产的合理定价，以及先进投资理念的传播都会起到良好引导。这同时也有利于消除市场同质化特征，以避免市场的大幅波动。所以，QFII和RQFII对我们的股市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信号传导意义，不可小视。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少一点好，还是多一点好？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
（一）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始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和深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指出，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每个人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努力的时候，他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去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应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依靠市场自发调节。亚当。斯密在主张由“看不见的手”充当社会经济主要调节器的同时，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有限的，无非是充当一个经济上的“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广泛地发挥作用，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与社会进步。但随着资本主义向其高级阶段的发展，种种难题也随之出现，而且是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对资本主义经济15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时，认为市场机制的全面运行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与生产力，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与资本，然而人类为此付出（从自然、社会到人文）的代价，也是空前的。这种代价的增迭，曾一次次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困厄与危机，即那种并非由“看不见的手”可以回春的恶疾。这些困厄与危机，一次次缓解或“化凶为吉”，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得力于“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市场为什么会失灵，为什么会有“看得见的手”的介入？现代福利经济学把自律机制在什么条件下最有效率，或者最没有效率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针对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产生了帕累托效率说。即资源配置使一些人的条件有所改善的同时，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条件变得更差，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叫帕累托效率。什么情况下才能达到帕累托效率呢？也就是说符合什么条件“看得见的手”方才是尽善尽美的经济发展调节器？不妨借用他们的观点和假设。
第一，完善的市场信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信号的变动、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实现的。市场供求关系主要靠价格信号反映，价格信号是最重要的市场信息。市场信息包括技术信息、生产信息、消费信息等。企业靠其掌握的市场信息决定投入、产出、以及销售价格等。资源配置的理想结果就是使资源流向生产效益最高的企业和产业部门，同时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水平，减少经济运行的非效率，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能力和有效性。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是否对称、充分和完善，但完善的市场信息仅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假设前提。自发性的市场由于参加主体的不固定性和投入行业、经营活动的复杂性，以及自然等外部因素的干扰，其常态恰恰表现为信息的不完善性。事实上，由于信息的不完善，成千上万的企业“事前的”分散决策很可能会导致“事后的”重复生产和无效率，从而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第二，完全的市场竞争。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的另一来源，在于市场竞争。供求关系影响竞争，反过来竞争又调节供求关系。产出品价格和投入品价格（要素价格）的变动引起同类企业的竞争，导致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不同产业价格水平的变动引起不同类型企业的竞争，导致产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的市场竞争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是经济分析中的另一个理论假设而已。完全的市场竞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市场竞争开展的充分性，二是市场竞争开展的有效性。某些基础性行业和公共设施，由于投资大、资金周转期长等原因不可能完全置身于理想的竞争环境；某些行业和产品由于利益驱动盲目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往往造成资源的浪费。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
所以，虽然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它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最佳功能发挥所依赖的市场条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无法实现。而且即使是在完善的市场信息和完全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能够使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效率最优化，也不能保证这种符合帕累托效率原则的资源配置同时符合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垄断产生，宏观经济的波动也使完全竞争的条件难以实现，在社会公众收入分配等领域，即使完全的市场竞争也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正的问题，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市场，必然导致市场失灵。为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要在经济调节中发挥作用。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一针见血指出的：“市场之所以出现失灵现象，是因为没有人对市场负责。资源配置的决定是由成千上万不同的企业作出的，从而造成了重复生产和无效率。”所以，“一般而言，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配置”。
（二）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
长期以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学派林立，众说纷纭。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派别，即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两大派别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后者占上风。
1.经济自由主义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之前，西方经济学经历了古典和新古典两个时期，在长达近两百年的历史里，经济自由主义占据压倒优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都基本上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必须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让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亚当。斯密主张让每一个人在不违反正义的法律前提下，完全听其自由，允许其采用符合自己愿望的方式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以自己的劳动及资本与其他任何人或组织相竞争。国家的职能就是对外防御敌人入侵，对内保障个人权益和自由，在经济方面主要举办公共福利事业和兴建公共设施。除此之外，应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原则，不需要任何措施加以干预。新古典经济学派尽管在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基础上有别于古典经济学派，并较多地涉及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在基本理论上仍承袭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说，主张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控制在最低限度。这就是所谓主张自由竞争，由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协调社会经济活动，而国家则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与制度条件；并承担某些不适合由市场来协调的经济活动的经济自由主义。
2.国家干预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的结合使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时，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们仍然在颂扬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信奉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学说，但已与实际情况很不相符。罗斯福“新政”是美国以行政力量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的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验性措施，遂即成为“新政”是西方经济思潮从自由放任论向政府干预论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罗斯福“新政”的背景下，早在1926年就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终结》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来之际，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批判传统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并立即在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曾指出“大萧条引出了凯恩斯的理论，并且为它提供了传播市场。”如果换个角度说，则是罗斯福新政为凯恩斯理论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根据。
凯恩斯理论的“革命性”，主要表现在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在理论、政策以及研究方法上的鲜明对比。在此，我们只着眼于理论和政策方面。在理论方面，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理论所奉行的萨伊定律-“供给自行创造需求”，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有效需求通常都是不足的，所以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已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动调节的作用，它既不可能使生产资源达到充分利用，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所以应放弃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理论。在政策方面，凯恩斯主张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平衡和调节，要求摒弃传统的收支平衡的财政政策，实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以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二战后直至本世纪70年代初，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干预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思想。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手段、作用机制、功能以及局限性作全面、深入的分析，建立了一整套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同时对微观经济干预的理论和政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国家干预主义，又称凯恩斯主义。
但是，如果从上述“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顺序得出结论-经济自由主义已成为历史，国家干预主义已完全取代经济自由主义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那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首先，虽然从战后到70年代初，普遍推行国家干预主义的西方各国经济迅速增长，且未再出现过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家干预主义盛极一时，但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偃旗息鼓，新经济自由主义学形成并不断发展，在学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在长期高速增长和推行国家干预主义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终于又显现出来。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为解决失业，应通过财政、金融扩张刺激需求，需要以一定的通货膨胀作代价；当发生经济过热时，再压缩货币发行，着手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一过程中再以未来一定程度的失业为代价。总之，要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断调整这架难以驾驭的经济机器。然而，这时的现实情况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增长停滞，失业率升高，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财政赤字急剧上升，国际收支状况恶化的情况。这种大量失业与严重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严重的挑战，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再一次迅速上升。新经济自由主义充分肯定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坚决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认为正是这种干预造成了经济的不稳定。在具体政策主张方面，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以解决众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主张降低税率，调整税收结构，以刺激生产积极性；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以减轻财政负担；主张改革工资制度，建立“分享经济”机制，通过确定工人在企业收入或利润中所占的分享比率，真正把工人的收入与企业的经营状况联系起来。与国家干预主义相比较，新经济自由主义除了与之基本属性上的不同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从微观层次上提出了解决经济“滞胀”的良方。这时英美等国政府改弦易辙，奉行新经济自由主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政的10余年间，被认为是奉行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成功的范例。美国总统里根在其两届任职期间，采用新经济自由主义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的政策，抑制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然而，有推行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失业仍相当严重，加之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又出现经济衰退，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凯恩斯主义再次成为政府经济政策关注的对象。经历了传统凯恩斯主义失效和新经济自由主义冲击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通过批判、吸收、借鉴，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理论综合，这就是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凯恩斯主义。美国克林顿政府上台后采取的政策是短期内通过财政扩张，增加就业，复苏经济；长期内则减少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增加政府公共投资，以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克林顿经济政策及其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效，在一定意义上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重大影响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重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分量。
不难看出，作为西方经济理论代表的两大基本流派，几乎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且总是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而此消彼长。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吸收和融合。无论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方，它们与经济现实紧密相连，并在服务于经济现实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发展。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并非简单地排斥和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主张让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自动地去发挥经济调节作用。而国家干预主义虽然强调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但也不是不要市场，整个干预的理论仍然是以强调维护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为基本前提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旨在弥补市场机制功能的缺陷，恢复市场体系内在的作用，并非用行政政策和手段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现实的经济生活告诉人们，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既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型，更不会是完全的国家干预型，问题的焦点永远在于是市场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上。即使是持国家干预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会认为政府的干预是万能的，他们也注意到了干预作用的有限性，主张能不干预就尽量不干预，尽可能发挥企业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看不见的手”自动地调节经济运行。无论如何，不管是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派还是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派，都必须面对当代经济生活中的资本流动体制、金融市场制度以及与之休戚相关的市场经济运行，并作出深入的研究，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二、政府怎样干预市场-对西方政府干预市场法制化的借鉴
从历史发展看，在西方无论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旨的政府，还是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注重政府干预的法制化形成其经济管理的一个基本特点。具体又可分解为以下三项特征：
第一，对市场的干预以法律手段为主。政府可用于市场干预的手段包括法律、经济和行政三种。一般来说，法律手段通过立法和法律实施来行使，经济手段通过制定财政、货币、税收、对外贸易等政策并加以贯彻来运作，行政手段则以具体的行政措施履行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但在西方国家立法干预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不管是像美国、德国等这样采取联邦制的国家，还是象法国、日本等这些实行单一制的国家，也不论它们之间在法律文化、法律传统等方面存在什么样的差异，它们同样具备一套适应自身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法律制度。按照这套制度，从法治角度经济和行政手段的行使实际已纳入法治的范畴。以美国为例，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州际贸易法》。同年，联邦政府依据这一法律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直接管理经济的机构-“州际贸易委员会”。历史上这两件相互关联的重大事件，被公认为是联邦政府对经济实行直接干预的开端。随后，针对市场垄断日益突出，合理的市场结构受到破坏这一严重情况，美国于1890年出台了反垄断的《谢尔曼法》。1914年，又在总结《谢尔曼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对企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滥用经济优势行为、垄断行为，以及其它反公平竞争的行为作了全面规定。主要由这三项法律构成的美国竞争法律制度，在美国政府的市场干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受美国作法的影响，二战以后，重建市场经济的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竞争法律制度，借助行政执法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竞争的正常进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场法律体系以及干预市场的法律机制，确保了政府干预市场以法律手段为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也确保了政府干预在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前提下逐步走向全面化、经常化、固定化和合法化。
第二、宏观调节法律先行，政府依法调节
西方政府为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增长的目的，对市场依法进行干预，其中，在宏观调节方面注重立法的作用，坚持依法调节，已成惯例。这方面，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可谓历史的典范。“新政”首先从依法整顿金融入手。鉴于30年代经济大危机首先引发了美国金融业的动荡，罗斯福一开始便着手整顿业已瘫痪的金融业。他于1933年3月4日入主白宫，3月9日便要求国会通过了紧急银行法令，对美国银行业进行彻底整顿。6月16日国会又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特高尔法》），根据该法美国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设立。两年后国会又颁布了《1935年银行法》，进一步加强联邦储备局对各联邦储备银行的监督管理和联邦储备银行对其下属银行的管制。在整顿银行的同时，罗斯福还通过国会授权颁布法令禁上黄金出口，降低美元币值以鼓励商品出口。这样做的结果实现了预期的整顿效果。“新政”的第二项重要内容是，国会于1933年5月12日颁布《农业调整法》，政府依法对农业进行调节。为全面推行农业调整计划，罗斯福政府还依国会授权颁布两项农业信贷法令，并设立了农业信贷局，对农村信贷进行管理。国会于1933年6月16日颁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这成为“新政”的第三项重要内容。根据该法，政府对工业生产、劳动就业以及工资工时等进行调整和改革。“新政”采取将经济政策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方法和手段，宏观调节法律先行，政府依法进行调节，使法律在维护和保障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其他手段所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这种作法后来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成为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原则和基础。
第三，干预程序法制化。从历史发展看，西方国家中，有的如美国，传统上就重视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控制行政权力，以保护公民的权利；有的如德国，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属于“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自美国罗斯福“新政”以来或“二战”以后，西方政府在运用法律手段干预市场中，更加或开始注意程序的法制化问题。在美国，为应付经济危机而实施的罗斯福“新政”集经济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和行政司法权于一身，一方面对传统的三权分立格局造成严重的挑战，另一方面在程序上相对简单，既不利于对人民权利的保护，也与植根于美国社会生活的法律理念-必须以正当的法律程序对行政权力进行必要的控制相悖。在随后的二战中，政府根据战时立法授权，采取了很多措施，本身也存在程序问题。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美国于1946年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对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以及听证、行政救济等加以系统规定，使行政行为包括政府依法干预市场的各种行为尽可能符合美国宪法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公民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强调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大力推行行政改革，主张行政的公开性、透明性，成为宪法的原则和人民的理念。行政程序的价值随即日受重视。经过不断的努力，德国于1963年起草了《行政程序法草案》、1976年正式通过《行政程序法》法典；日本于1964年拟定《行政程序法草案》，1993年正式通过这一草案。在各国行政程序法典正式颁布实施之前，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不少西方国家实际已采取单行或吸收规定的方式，对有关行政程序问题作出了大量的规定。例如美国《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就有大量反垄断的程序规定，在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多达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中，程序规定占据了近三分之二，日本《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中关于反垄断程序的规定同样十分详细，情况相同于德国。各国行政程序法典的起草和颁布实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其行政程序的法制化。
关键词：个人股票投资；风险成因；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2-0073-04
数据显示，至2008年9月，我国个人股票投资者开户数已达上亿户，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超过7%，股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和非机构投资者(主要是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比例是4∶6。据调查统计，上证指数自2007年10月的6 124点跌至2008年9月的1 800点，中国股市的个人投资者中，约有95%的人亏损，约4%的人持平，只有约1%的人盈利。可见，中国股市中的个人股票投资者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对个人投资者来说，引起股市高风险的原因很多，有些原因是市场固有的，其影响几乎遍及所有的股票，这是很难控制的；某些原因是公司或行业内部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有些原因则是个人投资者个人的操作水平所造成的，这是可以采取有效方法规避的。因此，从股票市场中个人投资者的视角，认真分析个人投资股票的风险成因，探求防范股票投资风险的有效方法，这不但对培育成熟的个人投资者、提高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影响着我国股票市场的规范化发展进程、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一、个人股票投资风险的成因分析
1．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
当前，我国的股票市场正面临一个全开放式的复杂国际经济环境。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8年7月份CPI较2007年同期上升5．6%，创下1991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通货膨胀高企。同时美国2008年8月份失业救济人数已达45万，仍据历史高位，就业市场状况正急剧恶化。次贷危机何时结束仍然遥遥无期，数据显示美国主要金融机构2007年以来损失约4 50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经济运行状况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经济奥运后能否继续保持健康、稳定增长仍存疑问。目前，A股跌幅近70%，股票市场剧烈的波动对股票直接投资者形成巨大的风险。从根本上讲，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美国的次贷危机、我国的通胀问题无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不完善
近几年来，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完善市场法制……一系列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使得资本市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仍是“新兴加转轨”，整体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要求相比，与成熟市场相比，以及与处于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新兴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股票市场在基础性制度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我国股票IPO制度没有发挥市场化定价机制作用，最近媒体曝光的宁波立立事件，则凸显了发行制度透明度的必要性。最令人恐惧的是，按照现有的IPO发行制度，大小非减持永无尽头，新增大小非冲击力更强。据中证登记公司统计，至2008年6月底，老的大小非尚存3 000多亿股，谁知股改后IPO又形成了新的大小非，新股上市带来的新增大小非则高达1．1万亿股，比如，在2008年9月份解禁的51．02亿股大小非中，股改时产生的解禁股为15．11亿股，市值101．69亿元，而新老划断后首发、增发股份的解禁规模则高达35．91亿股，解禁市值达到322．66亿元，占9月份解禁规模的76%。仅北京银行2008年9月19日解禁的7．38亿股限售股，就相当于9月份49只股改大小非解禁规模的28．7%。 此外，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分红制度、印花税的征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等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的完善。笔者认为，上述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缺失正是个人股票投资者风险产生的症结所在。
3．政策手段干预过多，造成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过高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还是一新生事物，到目前为止，只有二十几年的发展历史，相对于西方股票市场来说，还不成熟、完善，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其发展规律，单靠证券市场本身的力量没有办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运行，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决定了政府会较多的采用政策手段来干预股市。政府既制定政策，又操作政策。在我国，股票市场“政策市”、“消息市”的特征显著，几乎每一次股市的大的震荡，都是由国家政策和重大消息引发的。当股票市场不景气时，政府便会出台各种形式的“利好”政策，来让投资者入市，使股市资金增加，把股价拉上去，使股市看起来一片“繁荣”的景象；当股价一路飘升，泡沫不断增加时，政府又会出台各种“利空”政策，人为扫压股市。如2007年5月30日，经批准，财政部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由1‰升为3‰，上证指数对这次政策冲击当天的反应是股票下跌0．65%，而且连续引起股票市场持续下跌，这种下跌就是国家政策制度引发的系统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获得了经营权和控制权的机构投资者，便利用内幕政策信息的便利，进行股市的投机，进一步加剧了股市的波动。就此意义而言，政府“政策救市”，与其说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如说在客观上给个人投资者积累了更多的政策性风险。
4．个人股票投资者自身心理因素
股票投资决策是人的主观行为，客观因素无论怎样变化，最终都得由人来评判其是与非。因此，个人投资者在股票投资时，各自不同的心理素质与心理状态对股票投资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投资同一只股票，对于不同的个人投资者，有的盈利丰厚，有的亏损累累，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者自身心理因素造成的。如果说基本因素是从“质”的方面影响股票价格，市场因素则是从“势”的方面影响股票价格，那么，心理因素可以说是影响股票市场价格水平的“人气”。我们可以把引起股票投资风险的心理因素归为两类：一类是市场主导心理倾向变化；一类是投资者个人心理倾向变化。所谓市场主导心理倾向，是指一段时期内股市上大多数人对行情的看法，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情演变有趋势”。看法有时悲观，有时乐观，但只要一成气候，单个投资者往往会被卷入其中，即使这种“气候”是投机因素或谣言搅和起来的虚假现象也在所难免。在我国这样一个个人投资者素质相对不高的市场，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大批个人投资者就会捕风捉影，闻风而动，大量抛出或购入股票，形成“看淡”或“看好”的市场气氛。另外，个人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倾向则比较复杂，比较典型的有贪婪心理、投机心理和赌徒心理等。
5．个人投资者有关证券知识和操作技能水平的限制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调查显示，我国股市的个人投资者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中不足中等文化程度的个人投资者占五成，而初中以下的低学历者有一成多（如图1），这意味着有数百万的个人投资者未能接受初中以上的文化教育。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股票投资知识来自于非正规教育，主要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股评专家的讲解以及报刊、杂志的文章等（如图2）；在做具体的投资决策时，投资者依据股评推荐、亲友引荐以及小道消息所占的比重达五成以上；两成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决策时几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凭自己的感觉随意或盲目地进行投资。比如，许多个人投资者不知道K线、分时线、市盈率、市净率等基本概念，许多个人投资者还有的错误认为一块钱的基金比二块钱的基金便宜。很少有个人投资者知道上证50ETF为何物，更不用说掌握高效投资的理论和知识，了解收益与风险的基本关系，学会组成正确的股票投资组合，掌握控制风险的技术。
另一方面，个人投资者对我国股票市场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投资品种也缺乏全面地了解，在股票投资过程中普遍缺乏运用适当的操作技能和投资方法，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技术图表呈现的一些规律来指导股票投资的操作，即使一些个人投资者懂得一些技术分析，却把技术分析和技术指标看得过于神秘，甚至视为神圣，把它们当作纯粹的教条和数学定理来摆弄。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个人投资者在对股票投资品种的选择、评估、进出股票市场的时机、投资决策以及股票投资风险的控制等方面容易出现失误，从而引发了内生投资风险。
二、个人股票投资风险的防范
1．完善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是防范保险资金股票投资风险之本
夯实基础才能着眼长远。监管层应进一步强化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让市场摆脱“政策市”实现“制度市”从目前来看，应重点推进IPO股票发行制度、投资者结构、上市公司质量等方面的改革。
首先，在IPO股票发行制度上，应强化发行节奏、发行结构的市场化约束，完善新股询价制度，进一步发挥市场化定价机制，将定价过程更多地交由市场参与主体决定。同时，对预披露制度进行改革，将预披露时间适当提前，增加社会对拟上市公司的监督。
其次，推动多元化机构投资者队伍建设，优化投资者结构。研究鼓励各类长期资金投资股票市场的政策措施，努力提供保险资金、社保资金、企业年金等机构资金的入市比例。在提高机构投资者比重的同时，需要培养长期投资理念，因为资金本身没有短期长期之分，长期资金必须得由长期投资理念的人长期持有。
此外，应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增加投资者回报，全力推进建立帐户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市场法制建设，严格行政执法，提高执法效率，培育股市诚信文化……
完善基础性制度建设是贯穿股票市场相当长时期的重要任务，是一个系统工程，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市场各方应全力以赴，坚持远近结合、统筹兼顾。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障股票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减少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使保险资金股票直接投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2．提高对大盘预测的准确性，确定全局观
首先，个人股票投资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股市大盘主要趋势判断的准确性。分析和利用大盘走势的规律，能够有效地规避投资股票的风险。为此，平时应养成关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政策新闻的习惯，认真分析上证指数的月K线、周K线、日K线的走势，根据上证指数K线的位置、阴阳、形状、缺口及成交量来判断大盘的走势：什么时候变盘、什么时候步入下跌通道、什么时候进入上升通道。比如，沪综指自1997年5月的1 510点下跌后，一直运行在1 100点的相对低位达两年之久，在1999年1月至4月都是很好的入市机会，再大的风险也就是股指不动而已，而收益方面则是后来牛市带给投资者颇丰的收益。又如，沪综指从2001年6月的2 245点下跌到2005年的7月的1 000多点，对中长线的投资者来说，1 000点是很好的入市机会。再有，沪综指从2005年7月的1 000点上升到2007年的10月的6 124多点，股市已积累了巨大的风险，什么时候出来都是对的。目前，沪综指尽管经过将近一年的下跌，已至2 200点，但如果你不做中短波段，简单地根据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投资者信心及大盘的K线走势分析，下一个大升浪怎么也要到2011年或2012年启动。2008年后四个月和明年上半年，有的也是中短线机会，而不是长线机会。
其次，个人股票投资者要确立全局观。目前，大多数的个人股票投资者往往比较盲目，没有全局观，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全局观首先是要把握住市场的定位，包括判断现时股票市场是投资价值高还是投资价值低、风险较大还是较小，未来的6个月以至更长时间里股票市场将会在怎样的点位、怎样的形式变化，将会出现哪些热门的板块，将会有哪些可能的炒作题材。比如，尽管沪综指从2007年的10月已下跌了60%之多，但个人投资者如能较好地把握奥运概念、创投概念、农业板块、股指期货概念，依据大盘的走势，选择入市的时间、撤离时间，依然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当然，对市场的总体把握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一般投资者都不容易做到，当然不是要求大家都成为“活神仙”。但确立全局观的最大好处是避免了盲目，能够做到进退有度，不至于胡乱追涨杀跌，才会促使投资者不断地去修正、去思考，也就不容易受短期内的功利诱惑而深套其中。
3．保持良好的心态，学会等待
个人投资者股票投资，仅会看盘、操盘，甚至有准确的判断力还是不够的，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学会等待。许多个人投资者自身知识经验和判断力都不差，可就是赚不到钱，归其原因，无非是一些心理误区造成的。面对股价的大起大落，容易造成种种心理问题，看到别人赚钱就眼红，红了眼就盲目跟风；一旦亏损了又怨天尤人，像赌徒一样总想着翻本，便失去了投资的理性。因此，克服贪多、盲目、急躁和恐惧心理，保持良好心态，是在股市投资中有效规避投资风险的根本。同时要学会等待，包括持币观望和持股待涨。每一个有经验的投资者都知道一年中有价值的行情也就那么一两次，其余时间里都是风险大于收益，但市场中的诱惑总让人忍不住要学飞蛾扑火。其实，在下跌、调整行情中，虽然有强势品种可以逆市飘红，却多数只是短线的炒作，空间有限，不是价高就是难以把握，个人投资者在这样的市场里去操作成功率几乎为零。同样地，在强势中多数品种也都会实现涨升，只不过存在先后顺序而已，有很多投资者都曾经选中过黑马,但很少看见投资者能骑稳黑马的，大部分投资者在稍有获利时就早早卖出。还有的投资者在熊市中捂了几年的股，却在大盘即将探底时绝望的斩仓，结果是功亏一篑，这些都是由于不善于等待造成的。
4．加强学习，掌握有关证券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
个人股票投资者要充分认识到学习和掌握相关证券专业知识对于指导股市投资的重要作用；应当全面、系统地学习经济理论、投资管理以及相关法律等多方面的知识，掌握股市基本分析技能和技术分析技能。同时，更应当学习高效投资的理论和知识，了解收益与风险的基本关系，学会组成正确的投资组合，掌握控制风险的技术；不断提高自己投资的技术技能，更多地依靠知识、研究分析和投资技巧去获取投资收益。
三、结论
股票市场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股市的风险是难以避免的。冒一定风险才能带来一定的收益，这是股市的魅力所在。但是，作为个人投资者应设法弄清股票市场风险的成因，避免去冒不必要的风险，规避可以规避的风险。防范股市风险的基本方法就在于监管层应努力完善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个人投资者应较为准确地判断大盘趋势，确定全局观，保持良好的心态，学会等待，加强学习，掌握有关证券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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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牛市思维改变，加仓还是赎回
牛市还在吗？
由盛宴转向惨淡，股市的转换来得很快；短时的大跌已经让部分投资者产生牛熊转换的恐慌。股市从高点以来调整幅度接近50%，如此大的调整幅度已经表明市场的主导因素是趋势性的利空。这些利空因素来自内部/外部、基本面/政策面等各种因素，核心因素不外以下几点：
（1） 基本面/宏观经济：宏观经济增长在08年达到高峰，09年之后很有可能看到GDP增速的拐点。通胀因素、从紧货币政策、外部经济衰退等等因素对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进一步带来负面预期。这对上市公司利润增长的影响如何是决定股市的长期趋势的最重要因素。利润增长放缓是必然的，但幅度如何仍有分歧，而股市对此将会提前反应。需要判断的是50%的调整幅度，相对于基本面的前景是恰当反应还是过度反应？
（2） 大小非和再融资：大小非解禁和再融资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是一样的，即在高价位下涌出大量股票供给。这对资金面有直接压力，更糟糕的是在估值偏高的情况下严重打击流通股投资者未来的预期。在平安再融资事件以后，这一预期被大大强化了，凡是蓝筹股的再融资传闻都足以引发一跌。而绝对规模要大得多的大小非解禁成为悬在A股市场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3） 外部市场环境：全球市场的下跌是A股下跌开始的引子。目前来看，美国次贷危机的余波仍然未消，全球股市仍有较大动荡可能。但自外部市场引发A股大调整后，A股走势已经转由自身因素主导，外部市场起到的作用已经弱化。但市场企稳仍是一个心理
（4） 投资者信心：投资者信心是对以上各个因素的综合反映。在由极度乐观转向悲观之后，投资者心理往往会过度反应，放大市场的波幅。
股票市场的基本格局目前仍然不甚乐观。在跌势已成的情况下，要扭转趋势并不容易，因为压制性的因素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的改观。在决定股市走势的诸多因素中，基本面和制度面因素最为重要。本轮下跌以平安再融资为代表的制度性因素起始，但到调整后期，对基本面下滑的忧虑已渐成主导。
虽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但是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股市由牛市周期转向熊市周期的充分理由。从中期预期来看，股市的调整幅度已经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最关键的基本面压力；也就是说估值水平已经基本合理，目前的位置向上空间比向下空间更大。但是市场仍然存在受其他因素影响的过度反应空间，因此仍将有反复震荡的过程，短期上涨属于小波段性反弹的可能性很大，而趋势性的大波段转换时间仍不确定，这个时间有可能是下半年。简单地说，目前的股市处于空间基本到位，时间尚不确定的阶段。
否极泰来：过度下跌后可能迎来转机
从短期趋势来看，在过度下跌后，随着正面因素的逐渐累积，二季度股市迎来转机的可能性正在加大。
* 基本面极度恶化的预期将会有所缓解：4月上市公司一季报的业绩增长陆续，虽然强劲的业绩增长早在机构投资者预期之中，但这对缓解普通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能起到较好作用。对宏观数据的担忧弥漫在机构投资者中一季度看起来并不十分乐观。而二三季度的经济情况则是决定股市是否已经调整到位的重要指标。
* 政策面正面因素累积：对于政府是否应“救市”的讨论在股市暴跌至3300点时骤然升温，这不是偶然的。政府是否“救市”虽未有定论，但管理层对于保持股市稳定的愿望越来越急切。事实上多种可能的支持政策已经在悄悄实施，如加速新基金发行、各级官员不断升级的对股市的政策评论、实质上暂停再融资等等；而明确的所谓“救市”政策，如印花税调整、控制大小非解禁也的确在政策的可选范围内，目前只是相机决策的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政策面能做的未必能够改变大趋势，但是正面因素的累积支持过度下跌后的反弹则是可能的。
* 新基金不断发行的累积效应将会显现。截至目前，今年以来，证监会放行的新基金数已超过去年全年。一方面是部分蓝筹下跌充分，已经有了可投资的空间；二是新基金在二季度进入建仓期，这将会对基金重仓蓝筹板块产生正面作用。而蓝筹的企稳回升对于稳定整个市场意义重大。
* 从市场来看，多数相关市场已经先于A股企稳。如与A股关系密切的港股从底部已经有显著的回升。
我们一直认为，各方面正面因素的逐渐积累和互相配合是A股市场发生转机的必要条件。从以上这些因素来看，我们认为A股在暴跌之后有可能迎来转机，4月股市应是震荡企稳格局，二季度也很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投资机会。
但是从策略判断上来说，这种可能的转机尚不意味着转折就此出现。现在看来阶段性复苏的可能性较大，即在正面因素的支持下对前期过度下跌的修复，在上涨-下跌的震荡中出现结构性的行情。而更长期的大局仍有诸多不确定性。同时投资者信心仍十分脆弱，因此仍将有反复震荡的过程。
冬季基金生态观察
依据投资对象的不同，国内基金按风险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是指6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基金；混合型基金是指同时以股票、债券等为投资对象，但是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比例不符合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规定的；债券型基金是指主要以债券为投资对象，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基金，在国内，投资对象主要是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货币市场基金是指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该基金资产主要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如国库券、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期债券、企业债券、同业存款等短期有价证券。由于投资对象的差异，一季度各类基金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货币市场基金
与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具有风险低、流动性好的特点。货币市场基金是厌恶风险、对资产流动性和安全性要求较高的投资者进行短期投资的理想工具。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货币型基金的特征，决定了货币型基金的长期收益率较低，并不适合进行长期投资。货币型基金更多还是显示活期储蓄的升级替代品种的特质。
3月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保持稳定，货币市场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不包括B级基金及产品设计久期相对较短的上投摩根货币基金)为2.84%，较2月份有所回落。从长期角度，尽管美国经济恶化、美联储可能再次降息压缩了人民银行的进一步加息空间，但在当前的市场利率水平下，并考虑新股发行下回购利率阶段性高企等因素，维持货币市场基金年收益率水平4%±0.5%的预期。
债券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又可以大致分为：纯债券型和偏债型。纯债券型基金是百分之百投资于债券市场，因此这种品种的收益率就比较稳定。偏债券型基金有20％资金可以买股票，进行股票二级市场交易，这是偏债券型基金和纯债券型基金最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偏债型基金风险略高于纯债券型基金。
2008年一季度，纯债券型的净值平均下跌了0.99%，偏债型的净值平均下跌3.25%。在A股市场处于宽幅振荡阶段，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净值增长率为负增长时，债券类基金不失为调整震荡市场中的资金“避风港”。
综合来看，债券型基金在股票市场表现不佳时，表现出其良好的抗跌性。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可以考虑在2008年可以考虑申购债券型基金。维持“固定收益＋新股投资”稳健运作模式的债券型基金年收益率6％－10％的预期判断，建议作为定期储蓄的升级替代品种。
混合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的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基金但高于债券型基金。依据资产配置的不同可以将混合型分为偏股型基金、股债平衡型基金、灵活配置型基金等。在混合型基金中，偏股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风险高于股债平衡型基金。
偏股型基金中的股票配置比例较高，债券的配置比例相对较高。灵活配置型基金在股票、债券上的配置比例则会根据市场状况进行调整，有时股票的比例较高，有时债券比例较高。股债平衡型基金股票与债券的配置比例较为均衡，比例大约均为40％－60％左右。
2008年一季度，混合型基金的净值平均下跌20.81％，与同期的上证指数34％跌幅相比，混合型基金的跌幅还是有相对优势的。混合型开放式基金的业绩差异则更多的体现产品风险定位的不同。定位中低风险的基金产品表现相对较好，净值损失都相对较小。不同风险类型品种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差异化的业绩表现也再度提醒投资者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的品种进行投资。
股票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是所有基金类型中风险最高的。在2008年第一季度，股票型基金的净值平均下跌了22.58％，高于混合型基金。尽管超过20％的跌幅，已经触动部分基金投资者的“神经”，挑战其“容忍限度”，但投资者也需要同时看到，基金净值缩水幅度低于同期上证指数跌幅11.42%，基金组合投资、专业管理下的风险分散能力得到体现。在市场宽幅振荡的环境下，对于市场节奏的把握以及结构性风险的识别成为影响基金间收益差距的重要因素，在此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基金产品表现相对较好。
自己动手挑选过冬基金
五项标准考察基金御寒能力
自08年1月中旬以来，A股历史上罕见的短时大调整考验着每个投资者的神经，对于许多入市不久或等待入市的新基民来说，基金投资由热火朝天转向寒意逼人更是让人心有余悸。08年的下跌可以说是一堂残酷的风险教育课，提醒投资者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应审慎理性投资，盲目的乐观和过度的悲观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已经看到不少07年表现突出的基金在08年以来的业绩排名大幅下滑，赔钱的速度和赚钱的速度一样快。在牛市下赚钱不是很难的事，而真正风险来临时如何应对才是考验基金投资能力的试金石。在08年复杂的投资环境下，选择抗跌性强、投资能力强的基金，才有可能抓住08年有限的投资机会。那么，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如何判断偏股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呢？哪些基金既有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又有可能抓住潜在的投资机会？我们总结几条简单明了的线索供投资者参考。
基金投资者对基金类型和风险水平有了初步的认识后，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进行根据历史业绩、投资风格和择时能力等去判断基金是否能够顺利“过冬”。
评估综合投资能力，看不同阶段的业绩表现
看净值排名选基金是一般投资者最容易理解的分析方法，的确也是分析基金投资能力最基本的指标。净值增长率的数据十分清晰直观，但怎么看排名却是有讲究的。
（1） 分阶段看基金的净值表现：基金的投资特点会在一个基本相似的投资环境下保持相对稳定。那么，判断基金投资能力很重要的就是在市场环境发生转折的各个阶段下，基金是否能够维持其业绩表现。如果各个阶段基金都能保持相对稳定的业绩排名，那么这只基金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是值得肯定的；反之，如果业绩排名在几个阶段间大起大落，那么就需要具体去分析其原因，但一般来说大起大落的基金都有问题。当然还有随大流一贯表现中庸或者较差的基金，这些基金就可以直接抛弃了。
（2） 粗略地说，从07年以来大致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阶段：07年年初至07年10月中旬的上涨期；07年10月中旬至08年1月中旬的震荡期；08年1月中旬以来的下跌期。投资者可分别关注基金在这几个阶段中的基金净值表现和净值排名来看基金的整体投资能力。这是一个简单但是比较合理的标准。
（3） 特别关注大跌中基金的净值表现。像08年以来这样大的股市调整，如果偏股基金净值下跌较慢，那么基金的风险控制能力一定是比较强的。而净值下跌最狠的，肯定不是能够积极适应市场变化的好基金。
（4） 借助其他专门的分析和研究报告。
评估选时能力，看基金的仓位调整
业绩背后是基金的投资能力。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对于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要求不同。例如07年基金经理可以全部满仓操作，投资的重点在于选股，跟踪市场风格变化。而在08年的市场环境下，基金对资产配置的相机调整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地说就是基金经理对大势的判断准确性如何，又是否据此相应地调整股票仓位。也就是说，从全年的预期来看，08年选时能力远比选股能力重要。
除了指数基金意外，国内的基金绝大部分都是可以对股票仓位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的。例如股票型基金大多股票配置比例在60%～95%之间，偏股混合型基金通常在40%～95%之间，而更灵活的配置混合型基金股票仓位可以低至20%。既然契约给予了基金进行择时操作的空间，好的基金就应该发挥出这种投资能力。
在选时上不少基金经理和新基民一样会犯同样的错误。许多在牛市下成长起来的基金经理并不擅于选时，我们可以清楚地记得07年许多基金经理提出了永远满仓的口号，他们认为自己的投资特长是选股而非选时，同时简单化的牛市思维也使这些基金完全忽视了资产配置（选时）的重要性。这种投资思路在市场环境突然改变的08年就遭到当头一棒，那些坚持满仓的基金经理和满仓的基民一样面对风云突变的市场一筹莫展。
如何评估基金的选时能力呢？1季报披露了基金在1季度末的仓位水平。但是更重要的是看在大跌过程中基金的反应如何。基金是在大跌开始前的震荡阶段就开始策略性减仓，还是在大跌初期减仓，还是在大跌后期才减仓，或者一直保持高仓位。这反映出基金对市场走势不同的判断。坚持保持高仓位的基金显然没有料到股市有如此巨幅的下跌；而后期减仓的基金往往是被迫减仓，其判断大势的能力值得怀疑。
当然，基金的仓位调整没有公开的数据披露。投资者可以参考晨星以及其他机构对基金仓位变化的测算数据，可以动态跟踪基金实际仓位的变化情况。从1季报的实际数据来看，基本上与基金的实际仓位相差不大。这对于分析基金的选时能力是很有益的参考。
评估选股能力，看基金的持仓结构
当然，强调08年选时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选股就不重要。股市每次大的转折都伴随着市场主导风格的明显转向，这时候基金的选股思路能否适应市场变化也是决定基金震荡市投资能力的主要因素。选时主要是为了避险，而能否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中有所收益，则主要是看基金如何顺应市场调整持仓结构。
举例来说，07年三季度是蓝筹股的天下；而在07年四季度，随着蓝筹股一路高涨价格泡沫日益明显，蓝筹股已经变成市场的高风险板块。在四季度起，蓝筹股就成为领跌板块，尤其是大盘权重股，这一直延续到08年4月。而在行业特征上，特别适应牛市环境的券商、保险等板块在下跌中则成为跌幅最大的重灾区；在去年业绩高涨的有色金属、石化等板块在今年面临快速的估值下移。应该说，伴随宏观环境、市场环境改变的投资线索变化不是一日内发生的，那么基金是否能够对这些变化趋势作出合理的结构调整，就反映出基金的投资能力。
对于专业的基金研究人员，需要分析和预判这些股市运行的基本特征，而后透过基金投资组合跟踪研究基金的实际投资策略，这有助于判断基金是否积极有效地应对复杂的投资环境变化，也能显示出基金的投资研究水平如何，是否能够领先市场。
而对于一般投资者，仔细分析基金的持仓变化路线有一定的困难。但简要地看看基金的投资组合变化还是有必要的。如果基金的持仓结构相比07年底几无变化，并且持仓重点仍然是在牛市下表现突出的行业，或者是此轮调整中跌幅很大的行业，那么说明基金对于市场变化的反应是很迟钝的。
基金规模因素：大象基金困境仍旧
投资者也许记得，在07年二季度的投资策略中，我们就坚决建议投资者少配或不投资于规模过大的大象型基金。基金规模因素在07年并没有突出的表现，一些百亿以上的基金也取得了不错的表现。但在08年的市场环境下，规模过于庞大对基金投资带来的不利影响就凸显出来。规模在200亿以上的基金，在仓位和结构调整上都十分被动，尤其是在08年变化剧烈的市场环境下，大规模的不利影响在单个基金上凸现。
分析基金投资风格/投资理念
巴菲特在评论美国次贷危机中各金融巨头令人吃惊的投资失误时说道，“潮水退出后，才知道谁在裸泳”。也许这可以借来考量国内的基金们。单单在牛市中操作激进，收益骄人不足以全面评价基金的投资能力；只有在真正的市场风险来临时，才会知道谁能为投资者带来稳定持久的回报。
综合以上几点因素，投资者就可以对基金的实际投资风格和投资理念有大致的了解。有条件的投资者，可以根据以上线索去关注一下自己所持有的基金近一段时间的表现；再根据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来看看持有的这些基金能否应对动荡的市场环境。
更好的办法，是对基金组合进行全面动态的跟踪。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分析判断不应只是事后的评估，而是在事前应该做出的基金投资判断，或者可以简单地说是对基金净值走势进行某种预测或判断。例如，不是等大跌已经过去才可以判断基金的抗跌性如何。当然，这就需要投资者具备更专业的基金组合分析能力。
高风险基金分析的例子：中邮核心优选
在本期基金组合案例评估中，我们点评的基金投资者组合恰恰是一个高风险组合。我们以其中的中邮核心优选为例，来分析以上几方面的内容。
1、 业绩表现：持续下滑
按照以上的分析，我们计算了中邮核心优选在三个阶段的净值表现。从表1中清晰可见，在07年的牛市阶段，中邮优选表现异常突出，业绩排名在同类基金中高居榜首。
在07年10月以后的震荡调整阶段，中邮核心优选业绩明显下滑，处于同类基金的中游水平。这时候基金业绩的下滑就应该引起注意，应去分析基金业绩下滑的原因。
而在08年1月中旬后的大跌期间，中邮核心优选的业绩可以说是急剧下滑，排名几乎在股票型基金中垫底。而之后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投资思路的一成不变和庞大规模带来的调整难度是主因。
2、 仓位调整：择时能力较差
附图列出了中邮核心优选在去年12月以来的仓位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到，相对于股市的大幅波动，中邮核心的仓位调整是很轻微的。仓位水平始终保持在82%以上，多数时间高达90%。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邮优选有波段性加仓的迹象，但这种抄底心态的逆向选时也被证明是错误的。
3、 持仓结构：一成不变的牛市组合
从刚刚披露的基金一季报上可以看到中邮优选一季度对持仓组合调整甚少，十大重仓股几乎不变。这和07年三季度以前基金快速灵活的组合调整形成鲜明对比。更糟糕的是组合中不少重仓股是调整中的重灾区，如中信证券是基金集体抛售最重的股票；钢铁股受宏观经济影响大幅下跌，一季度重点加仓的中国远洋也一路下跌。
略好的消息是中邮重仓的钢铁股由于跌幅巨大，二季度可能企稳回升。但是缓慢的组合调整速度和方向，对基金之后的投资预期来说也并非正面信息。
4、 基金规模：仍然是大象型基金
除了基金在策略和投资思路上的主观原因之外，从规模上也可以看出中邮优选调整极为缓慢的客观原因。1季报显示，1季度间中邮核心优选申购5亿份，但赎回只有15.79亿份，目前基金规模仍然高达131.69亿份，以最新净值1.6857元计算，资产规模高达221亿元。在暴跌行情中如此庞大的基金规模，如此高的股票仓位，真是让基金经理苦于该如何调整。考虑到旗下另一只规模更为庞大的基金（中邮核心成长目前规模仍超过390亿份）持仓结构高度重合，组合调整的难度可想而知。
这也反映出基金投资者的不理性；很多投资者因为出现浮亏不愿赎回，但基金规模庞大，之后的运作仍然会十分困难。当然，基金管理人的主观失误也是不可推卸的。
文三、投资基金的“过冬”之道
每个人的都需要债券基金和QDII
市场下跌后尤显分散投资降低风险的重要性，如果每次都能够正确的判断市场的“顶”和“底”，集中投资当然可以最大化我们的收益。遗憾的是没有人可以预测市场，分散投资降低风险成为每个投资者的必要准备――当冬天到来时，我们会提前预备好保暖的衣服；分散投资也会帮助我们渡过市场的寒冬。
说起“分散投资”，很多人会拿出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来作为反例。的确，事实证明波段操作无助于提高投资收益，没有人能够长期持续的战胜市场，巴菲特则通过精选个股长期持有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世上只有一个巴菲特，价值投资广为流传，又有几个基金经理能真正做到？？安然是美国的一个巨型能源公司，连续6年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其股票在2000年的市值大约是700亿美元，是典型的大盘蓝筹股之一。不少安然的员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养老金的钱投了进去，毕竟是自己就职的公司，公认的明星企业。当丑闻出现，安然股价从90多美元跌到几美分直至最后摘牌，令曾看好安然的投资者大跌眼镜。
横轴是标准偏差/风险，纵轴是回报
出于各种原因，许多投资者重仓高风险的股票型基金以期获取高回报，低估或忽视了投资所承担的风险，股市暴跌时往往蒙受重大损失或者干脆把基金卖在了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债券基金在熊市则能起到稳定军心减少损失的作用。QDII近年来发展迅速，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它同样分散了投资组合风险。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债券基金和QDII几乎人人都该持有。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既可能有一年100%的回报，也可能有一年-50%的回报，制定好不同投资间适当的比例，坚持自己的投资计划，把一部分资金转入债券和海外市场以分散风险，才是投资的成功之道。
成功投资仰赖纪律
懒惰对于投资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你不会轻易被市场情绪所带动。一次两次的投资成功可能只是运气，如果要在
金字塔式投资法
金字塔式投资法可以分为金字塔型买入法和倒金字塔型买入、卖出法三种。
1、金字塔型买入法
金字塔型买入法,是指当基金净值或股票股价逐渐上升时，买进的数量应逐渐减少，从而降低投资风险。例如，某投资者预计股市看涨，他大盘2000点的时候买入10万元指数基金。当大盘达到3000点时，他又买进了 5万元。随后大盘涨至4000点,投资者如坚持看好，可以再买进1万元。买入数量和购买终止点位依资金的多少、股票的优劣程度、股市的人气状况，由投资者自行决定。
金字塔买入法不会错过市场上升趋势带来的获利机会，此外由于减额加仓的前提是市场上涨，虽然不如一次性投入获利丰厚，但大大降低了市场下跌带来的风险。
2、倒金字塔买入法
前面所说的金字塔买入法适用于熊市转牛市的过程中，是顺势买入。与之相对的倒金子塔买入法则适用于当前的震荡市行情。股市波动在所难免，但只要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的重心必然慢慢提高。如果手上还有资金，可以随着股市的下跌加量买入股票、基金。举例来说,可以把手头的资金分成十份，在大盘3500点时先买入十分之一仓位的基金。随后大盘每下跌500点依次提高二、三、四成仓位。如果中途大盘回升，又可以用金字塔买入法加仓。
3、倒金字塔型卖出法
金字塔投资法的另一种形式是倒金字塔卖出法。与正金字塔相反，当股票价位不断升高时，卖出的数量应效仿倒三角形的形状而逐渐扩大，以赚取更多的差价收益。例如，投资者看跌股市。则可以按一、二、三、四成仓位的顺序在价格上升阶段分批分批卖出。
倒金字塔卖出法是在看跌的前提下随市场上升加量减仓，既能获得较好差价，又能减少风险。
这一操作方式系采用“低进高出”，往下承接的操作，以正三角形方式往下买进筹码，以倒三角形方式出脱筹码。
金字塔式投资法是分批买入、卖出投资法的变种，相比后者，其优势在于随着风险的增加或释放，买入、卖出的量也随之变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投资者可以依据个人判断进行调整点位和仓位变动比例设定。
定期定额投资法
定期定额投资就是分批买入，它可以作为零存整取的升级替代方式，在积攒财富的同时进行投资，既达到平均投资成本分散风险的目的，又能摆脱选时的烦恼。
基金定投适合无大笔资金投资或没有时间研究经济环境和市场多空的人，是一种适合普通百姓的理财方式，尤其适合没有积蓄，但每个月有固定收入结余的投资者。具体来说，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用固定金额的资金买入基金。当基金净值下跌的时候，买入的基金数量就会多，当基金净值上涨的时候，买入的基金数量就会少。这种方法的好处一是方便，您可以跟银行签订一个协议，由银行定期划款买入。二是成本低，收益率高。有专家测算，定期定额买入基金，以复利5％计算，20年后，收益将是投资额的2．65倍。
同时，在进行定期定额基金投资时，投资者还可以选择后端申购，即在申购基金时不支付申购费，而在赎回时支付。这样，持有基金年限越长，申购费率越低，直至为零。定期定额购买基金的方式关键是要坚持，只有坚持长期投资，才能摊薄成本，获得高收益。因此，选择这种投资方式，就要做好长期投资的心理准备。
投资组合的再平衡
投资组合再平衡(rebalancing)也是常用的投资方法，根据风险偏好完成资产配置后，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定期检查投资组合，使它不要偏离原来的目标。再平衡通过反向操作确保投资组合特性，以期尽量接近当初所设定的资产配置目标。不同市场的波动，造成各类资产价值的增减，占投资组合的比重也将随之改变。此时投资人应卖出相对上涨的资产，并且买进相对下跌的资产。
再平衡的方法主要应用于长期投资，基金是极为合适的品种。举例来说：投资者按照自己的投资年限和风险承受能力制定了自己的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配置比例是5：5。一年以后由于股市上涨，股票型基金获利丰厚，两者的的比例变成6：4。这时候卖掉部分股票型基金，买入债券型基金。如果再过一年股票大跌，投资组合的比例变成了4：6，则可以降低债券型基金的比例，增加股票型基金使比例始终保持在5：5。
由于养老金入市从管理办法出台到正式入市还有一个准备过程，所以养老金在当下还很难很快入市，更不可能大规模入市。因此，为了养老金能够安全入市，当下的行情也不可能拉得太高。这就需要股市构筑一个相对安全的底部，以方便养老金的入市。
在经过了6月15日到7月9日和8月18日到8月26日的两跌，9月份的A股行情走向何处，无疑是目前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尤其是8月末9月初“国家队”进行了短暂维稳操作，还有无后续动作格外令人关注，也让行情变得扑朔迷离。同时，中金所抑制股指期货市场过度投机新规的出台，也让投资者对9月份行情的走势充满期待。那么，9月份的行情会走向何方？
对于9月份的市场走向，目前市场存在较大分歧。看空者认为行情还会向2500点之下发展，甚至不排除跌到2000点的可能。而看多者则认为行情会以3000点为起点，向3500点进发，甚至不排除A股重回牛市的可能。不过，笔者对目前的行情既不看空，也不看多，认为9月份行情震荡筑底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9月份的行情，笔者并不支持过于看空观点。毕竟经过了两跌之后，目前市场做空的动力得到较大释放，不少个股的股价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虽然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对市场构成较大压力，但实际上两跌行情也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目前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因素。更何况还有“国家队”的出没，以及各项维稳措施的不定期出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股市再继续大幅走低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也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9月份的行情大幅走高的可能性也不大。相反，震荡筑底更有可能构成9月份行情的主基调。
首先是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并不支持目前的行情向上大幅走高。虽然笔者并不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会构成行情继续向下发展的动力，但并不乐观的基本面也很难构成行情向上发展的动力，相反会成为行情向上发展的压力。毕竟目前宏观经济基本面并不令人乐观。官方近日的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7%，降至50%的荣枯线下方，创下2012年8月以来新低。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因此对中国经济发展悲观失望，但它至少也不是一个令人乐观的数据。宏观经济不景气背景下股市大幅上涨所带来的教训，投资者已经甚至目前仍然还在为之付出代价。因此，这种教训至少在短期内投资者会铭记在心。
其次是管理层对场外配资的清理，也决定了9月份的行情不会大幅走高。基于场外配资的危害性，尽管目前大盘异常疲软，但管理层对场外配资的清理丝毫都不手软。9月1日，相关监管部门向辖区券商下发进一步落实《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的相关通知，要求各券商限期完成利用信息系统外部接入开展违法违规证券业务活动的清理整顿工作，并给出了明确时间袁，要求违法违规配资存量规模150亿以内的券商，必须在9月底前完成清理整顿工作，个别存量较大的公司不得晚于10月底前完成。可见，对场外配资的清理仍然贯穿9月份股市的始终。这将成为妨碍9月份行情向上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是投资者信心的回稳，也需要一个震荡筑底过程。目前，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十分脆弱，股市稍有风吹草动，投资者就如惊弓之鸟一般争相出逃，引发千股跌停局面的发生。而即便是股票上涨，投资者也会因为缺少信心而逢高减磅，不少资金因此而离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幅拉高股价的结果只会招来投资者甚至包括机构投资者的抛压。因此，要稳定投资者的心态，股市需要有一个筑底过程。这个筑底不只是对股市行情的筑底，也是对投资者信心的筑底。只有经过筑底后，投资者的心态稳定了，股市行情才能进入正常发展阶段。
第四是为了养老金的入市，股市行情也不宜在短时间内大幅拉高。为维护股票市场的稳定，国务院于8月23日印发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为养老金投资股票市场开启了绿灯。办法明确养老金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的30%。同时，规定养老金参与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交易，只能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并且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也就是说，从8月23日开始，养老金就可以正式进入股市。但基于安全性考虑，养老金入市不会过分追高，相反股指越低，养老金入市就越安全。而由于养老金入市从管理办法出台，到正式入市还有一个准备过程，所以养老金在当下还很难很快入市，更不可能大规模入市。因此，为养老金能够安全入市，当下的行情也不可能拉得太高。这就需要股市构筑一个相对安全的底部，以方便养老金的入市。毕竟股市已跌到了目前的位置，为养老金的入市创造了良机，同时在目前股市不振的情况下，也需要有养老金这样的实力机构进场提振。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分析，9月份的行情震荡筑底可能性甚大。在这种震荡筑底行情中，投资者的操作应以高抛低吸为主。至于底在何处，在没有新的重大利空出台情况下，笔者以为上证指数在2850点―2500点之间构筑底部区域的可能性较大。
【关键词】 投资者保护；信息披露机制；关系；公司治理
前言：随着证券行业的发展，证券市场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与其发展同时存在的就是在运行中出现了各类问题，如何保证其稳定性成为当前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证券市场中，信息是灵魂，因此要注重信息的公开性与完整性及披露的及时性，这是维持证券市场稳定的基础。对此，要对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形式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创造透明的市场环境，加强市场的法制化建设，从制度和市场环境的角度来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本文就对公司信息披露机制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1.当前信息披露机制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状况
1.1 国外的研究情况
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通过公司的信息披露而获得信息的应用者较多，以投资者为主，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信息披机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保护投资者利益被分为三个不同领域，即：会计准则选择；会计方法选择；披露政策的选择。较高的披露性披露变量与信息不对称变量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1.2 国内的研究情况
以吴世农为代表的国内学者认为股票市场还没有达到弱式有效市场，但以陈小悦为代表的学者则持着与其相反的观点。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形势来看，仍存在“功能锁定”的现象，证券市场在我国属新兴市场，盈余数字同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我国股市对信息的反应相对较为灵敏，显著性不断增强。
2.公司信息披露机制与投资者保护关系的理论基础
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具体来说，公司信息披露机制与投资者保护关系的经济理论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契约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等。信息披露行为是管理当局降低成本，减少冲突的一种有效方法。根据信号理论，上市公司管理层选择性信息披露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真实业绩、核心能力、预期收益的信号，使投资者可以根据信息修正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及最终决策。
其次，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
现代的经济市场必须要有法律的报站才能确保行业稳定持续的发展，确保投资者的权益得到保障。从当前我国投资者保护的理论可以分为契约与法律论两种。政府需要保障契约的执行，加强政府干预，加强法律的保障。
3.公司信息披露机制对发挥投资者保护功能的作用分析
3.1 是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基本前提
吴晓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信息不公开，市场不够透明，因为证券市场是公募股份流动的场所，其对信息的公开与真实的要求较高。公司西悉尼披露机制是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基本前提，公司信息披露可以帮助投资者针对特定公司投资做出准确的判断。
3.2 体现出政府监管证券市场的核心是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体系
通常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带来高流动性并且有效的证券市场及减少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资本市场的基础是信息披露，而信息披露的核心是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公司信息披露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会计信息的定价作用
股票价格的运行是以信息为基础的，股票市场的经济功能的发挥要依赖于股票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应。所以，股票市场的发展关键在强化股票市场的信息功能。股利分配、会计盈余及股东账面净值等都会影响到股票的价格，而且股票的价格属于相对价格，也就是说投资者关系的价格是一段时间内的价格差，这就在股价的形成理论中引入了预测信息，如预期贴现率、预期资产收益率等。所以会计信息在股票价格中的定价作用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其次，会计信息的公司治理功能
公司信息披露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当投资者对公司投资时，通常获得法律规定的保护，包括对会计信息和相关披露信息的权利，为投资者行使其他权利提供必要的信息。会计信息的公司治理作用在公司治理机制中输入财务会计数据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会计信息治理作用的目标是会计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管理层和外部投资间的问题，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及财务资源来获取利润最大化，了解经济运行中的会计信息对资源分配的作用。
4.投资者保护对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4.1 投资者保护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从相关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发亏是决定投资者保护水平的主要因素，利用一套指标体系量化在不同法律体系保护下投资者受到的保护程度与证券市场间变化有一定关联，法律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主要包括：抗董事权；一股一票；强制股利；债权人权利。其分析表明普通法系国家的投资者保护水平最高。相对而言，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公司必有持股高的股东，有控制股权成为弥补投资者保护不足的机制。由于投资者保护差，股东面临着被公司管理层欺骗的可能性，因此出现了有效监督控制管理层的自私行为，一个或几个股东发现增加自己的持股比例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对自己利益进行保护。如果一个投资者认为自己在公司里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保障管理层股东的利益，预期的投资风险相对就高，对投资的回报要求也会提高。因此，在投资者保护差的情况下，只有认购价格低才会认购股票。
4.2 法律对投资者保护与控制权私人收益成反比
法律对投资者保护越好，控制私人收益就越小，公司所有权的分散性就会增大。投资者通过影响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如果法律无法对投资者实施有效保护，投资者会寻求保护自身利益的方法；由于资本来源较为集中，公司的大股东作为内部人所需的信息随时可以从例行的董事会或内部管理层获得，外部投资者利用会计信息披露满足决策的需求往往不被重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被减弱；同时如果法律无法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将会产生较大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激发公司内部人进行盈余管理。所以，一旦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发生充溢冲突时，为了攫取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公司内部人有强烈的动机隐瞒控制权收益和公司的真实业绩。
结束语：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信息披露是保护投资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较弱，巨大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将会激发公司内部人盈余管理乃至盈余操纵的动机，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安全，加强市场的透明化，使市场朝着更加透明、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国华等：《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研究综述》，《管理世界》2006年第6期。
［2］葛家澍、杜兴强：《现行财务会计与报告的缺陷及改进（下）》，《财会通讯》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