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7 14:37:45
无政府状态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起点。迄今为止的国际政治教科书认为，国际政治发生在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场景里，不存在一个超越单个主权国家之上的机构能够拥有权威可以立法和解决国际争端;国家之间可以缔结条约，但没有高高在上的国际权力可以保证各国履行条约，处罚违反条约的行为。无政府状态的假定最初来自诸如霍布斯之类的经典现实主义学者，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国家之间没有信用和仲裁可言，没有保证国际合作的国际机制，因此，国家要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安全，最好的而且惟一的办法就是加强自身的力量，把自保作为主要的生存之道，战争状态一度成为了无政府状态的同义语。后来的现实主义学者如摩根索特别是华尔兹在演绎其现实主义的科学理论时，都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惟一假定。如果这样理解无政府状态的话，国家之间无社会性而言，权力斗争和物质性竞争成为了国际政治的主旋律。
难道国际政治中的合作永远是次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吗?难道国际政治中没有社会性吗?难道主权国家的最高法则就是自保和自私吗?难道除了国家利益之外就没有国际利益和全球利益吗?国际之间的规范关系包括制度化的关系能否对国家行为产生重要的制约?人类社会难道没有进步性吗?
上述一连串疑问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国际政治中有没有社会性?国内政治显然是有社会性的，任何个人都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个人无法离开社会而生存，道德、法律以及政府机构保证个人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人的本质不是他自己，而在于他的社会性，即人天生具有合群性，社会性更能体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继续并且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天才论断，认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那么，国际政治中是否具有社会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性不能完全比照国内政治的社会性。在国内政治中，个人离开了社会就不能够生存与发展，国家由社会产生并由社会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环节，政府治理与个人成功的重要依托是社会化与道德文化体系。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性显然远逊色于国内政治。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可以长期在相对封闭和无道德的环境下生存。但是，随着全球化与世界交往的发展，任何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越来越离不开国际交流与贸易往来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中，社会性主要是指主权国家在政治、安全与文化上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于共同价值、共同制度和共同命运的真正尊重。当然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国家行为体之外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NGO、国际运动甚至个人对国际间政治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们不能以国际政治中没有出现一个中央政府来否定国际政治的社会性。国际政治社会性的集中表现是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世界体系的形成与膨胀，以及以国际制度与国际政治文化为重要外化形式的国际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扩张。国际政治具有社会性，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主权国家之间缔结成某种社会契约。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等推崇国家主义的思想家看来，国家就是最高的理性，是自由的最高体现，国家之间不能够也不应该达成某种社会契约，国际无政府状态因而也是天经地义的存在。但是，世界主义的思潮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试图建立世界政府或者欧洲合众国或者康德的“主权国家的自由联盟”，追求一种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社会契约，虽然历经多少次失败，但毕竟在走向一种现实化了的可能性，特别在欧洲联盟的成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19世纪以来世界主义在欧洲实现的希望。另外，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不争现象是，主权国家之间从来就在一种契约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冲突与合作。19世纪中期，欧洲有关各国就开始对于莱茵河、易北河等国际河流的管理达成了国际协定，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更多的国际条约发生在交通、运输、电信、邮政、公共卫生、经济贸易、战争与和平等许多领域。1919年出现的国际联盟，1945年诞生的联合国，以及1994年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均形成了对主要主权国家的契约关系，这些国家愿意让渡较重要的国家权力，并保证遵守国际条约，接受有关国际机构的强制性制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功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安全功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个别职能，都出现了类似国内社会契约保证方面的强制作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国际政治中(在全球性的国际公共领域)，社会契约的达成也是可能的。
从理论上讲，作为理性自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失灵的难题，缔结国际制度，形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契约，不仅是因为开放条件下的国家行为体之间有着利益上的合作与共赢空间，而且因为国家之间存在长期持续的话语沟通以及广泛的公共批语领域。根据江忆恩的观点，在共同利益和共赢程度不足以支撑集体行动的情况下，国家一方面仍然有可能在信息充足、劝说者富有权威、重复说服等条件下形成共有的偏好和信念，扩大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出于增加国际地位、荣誉和威望或惮于国际社会的谴责、羞辱、惩罚引起国际地位丧失的考虑而加入到集体行动和国际契约中，简言之，“说服行动”和“社会影响”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化进程，使得有关国家或自愿服从某种共识，或慑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遵从某种理念，从而促进国际制度的创建和维持，巩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社会性。
第二，主权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较为稳定的国际秩序。社会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其秩序性。虽然秩序性与社会性不能完全等同，但联系密切。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持有可信的预期，说明社会性在起作用，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有序状态。在国内政治中，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制力，这种可预期性更加明显，而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乏世界政府，国际秩序更多地需要战略克制、国际道德与国际条约，这种可预期性就小得多，但是这两种秩序都是社会秩序，均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的“首属群体”性，表明了人类社会中的共同生活方面。秩序是对于社会性的要求，但是不同的社会性对于秩序的条件要求又是不同的，用布尔的话说，“在国家之间与在个人之间，实现有序状态的条件是不同的”，对于国内政治来说，实现国内秩序必须要有中央权威的力量，因为一方面个人在自我安全的保护方面远不及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另一方面，个人的生命非常短暂，比较容易进行冒险行
为和非理性行为，必须有一种强制的政府力量来威慑个体或者部分群体的非理性行为。而在国际政治中，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历史中，完全可以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实现国际秩序，即使没有大国的主导性治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协调，主权国家都会遵守主权国家建立时的基本国际规则。17世纪有威斯特伐利亚秩序，18世纪有乌得勒支秩序，19世纪有维也纳秩序，20世纪有凡尔赛秩序、华盛顿秩序、雅尔塔秩序等等，这些都是大的国际秩序，不同的时段还有很多小的秩序，每个秩序都是有关国家从国际谈判、大国会议和国际斗争中得来的，由国际条约明确规定和国际权力机制加以保证。当然，不同的秩序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性或者公益性程度不同，其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一样，其可持续性也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c主权国家的秩序是主权国家的外交实践本身建构起来的，这种外交实践体现了人类的进步性，反映了多数主权国家对于历史发展的呼吁，也符合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面的各国国内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国际政治中的秩序建构虽然与国内政治有着形式上的不同，但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要求，是人的社会性在不同层次上的反映。
第三，主权国家之间具有天生而且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国际政治社会性的较明显体现，就是主权国家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是天生的，因为主权国家的建立从其本源上讲，意味着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成立，都不再依赖于国家之上的权威的统治，但是也不是完全根据自身的强大与否决定其生存问题。主权意味着平等权，即在国际政治中，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都在确保自身生存合理性的同时也承认其他主权国家的生存权利。这样的一种相互承认权，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相互依赖性。洛克可能是最早在政治哲学领域阐明这种相互依赖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反对霍布斯关于国家与社会起源的学说，认为自然法旨在“约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互相侵害，使大家都遵守旨在维护和平和保卫全人类”，这种社会本质性就是相互依赖性：各国间大致形成了最低限度的互信度和共识，遵从一种“我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主权制度由此建立起来，相互间承认对方有一定的领土作为专属辖区，以拥有一种“生存与自由的权利”。如果说洛克的思想论证了主权国家天生相互依赖性的来源的话，那么，对于国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的洞察者则是格劳秀斯，他认为主权国家具有共同的规则与制度，最经典的国际行动是“国家之间的经济与社会交往”，这无疑都是对主权国家的社会本质性的另一种正确判断。然而，马克思看得更远。他洞察到，主权国家的相互依赖性反映了民族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体现了世界生产力对世界生产关系的根本要求，是经济全球化本质的社会外化。世界交往、贸易与生产力的扩展，“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总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全球化浪潮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了更为本质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进入了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不仅在能源、金融、市场、生产诸方面相互依赖，而且在安全与社会交往方面相互依赖，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与贸易方面相互依赖，而且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相互依赖。复合相互依赖出现在国际交往最为密集和频繁的地区，成为国际政治社会性最突出的表现。
第四，主权国家之间具有某种体现共同价值观念的国际政治文化。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是社会性的最高体现之一。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基本价值架构或规范的内化程度越高，社会同质性和社会化程度就越高。一个社会若出现了意识形态或者主流文化价值的缺位，那么，这个国家或者社会就处于危险状态和动荡状态，社会性就较低。同样道理，主权国家之间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条件为是否存在共同的国际政治规则，是否拥有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道德，是否对未来的世界政治文明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其实质是，是否承认基本的国际政治文化。什么是国际政治文化呢?它不是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概论的简单延伸，不少国际政治社会学家意识到了国际政治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国际政治文化是国际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所达到的，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国际道义、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发展、国际交往、国际权威与国际治理等一系列关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所拥有的最低限度的共识。从形式上讲，它包括绝大部分国家所遵循的全球性国际制度、联合国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有关国际政治运作的理论认知、观念信仰、基本态度和价值认同，等等。国际政治文化也有一个生成与发展并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内化的过程。以国际法为例，近代国际法主要是16世纪和17世纪西欧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是由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外交习惯与条约形成发展起来的，但到了19世纪就开始大量吸纳欧洲以外的基督教国家的法律成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律体系”、非基督教和非欧洲文化和文明对国际法的贡献增加，目前的国际法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各主权国家面对共同的国际问题不断创新的全球法律体系。
第五，国际政治不是无国际治理的领域。国际政治中，之所以国际关系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之中，有着许多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制度治理或者文化治理的背后，总有着重要的国际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些国际力量中最根本的是大国;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多边性国际组织与国际运动;最后，还有日益活跃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这里有必要重视大国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往往看到了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破坏作用，而忽视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积极作用。大国固然有正义的大国与非正义的大国之分，也有资本主义大国与社会主义大国之分，但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和平往往由大国来负责，破坏和平的往往是大国，而结束战争保证和平的也是大国。在一个单极国际体系里，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上往往具有最大的发言权，当然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为所欲为，最大的发言权表明它在国际治理方面有着最大的责任。从历史上看，一个时期内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状况，与这个时期内的最大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最大国家的国内政治与经济必然以某种形式反映到国际行为上来，比如国际经济援助、意识形态的国际示范效应、国际会议的召集情况、国际安全情况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在国际治理方面的特殊责任与功能，并不能当然地认为，大国的治理模式就是权力治理与单边主义，相反，一个大国拥有较大国际承认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国家最愿意奉行多边主义，重视国际合作的时候。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结构体系；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228-02
公安院校作为培养公安类高层次人才的特殊行业的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更大、要求更高、地位更重要。公安院校既具有普通高校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又具有公安教育的特殊规律；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既符合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发展规律，又具有预备警官的自身特点。因而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既要与普通高校保持一致，又要彰显独特价值。也就是说，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在覆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遵循公安教育规律和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规律，结合警察职业特点，科学设置思想政治必修课、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格局。
一、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是全国所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要求，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五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主要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即物质世界的存在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发展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该课程旨在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一门侧重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和理论成果的课程。该课程旨在培养大学生确立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正确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观念、政治理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主要通过史论结合的方法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内在规律，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深刻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增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胜信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侧重于解决大学生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行为规范的课程，它以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为主线，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
二、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
作为特殊行业的高等院校，在学校的教学政策、课程设置等方面往往比较注重应用型技能的培养，而相对忽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这就必然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基础上加强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建设提出了现实要求。根据警校学生特点及课程设置要求，应该而且完全可以酌情开设相应的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的开设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开拓视野、锻炼思维，另一方面又可以有力地支撑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使大学生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纲领，更好地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系统教育，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除开设中央统一规定的必修课之外，还应根据中央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精神，开设相应的选修课，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中西哲学史、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课的开设要按照“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重要思想，根据学生实际，选择有代表性的马列经典著作和党的重要领导人有代表性的著作、讲话、文稿等。要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当前实际结合起来，通过重要文献的学习，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中西哲学史》课程主要讲述中西哲学发展史，以及中西哲学史上代表性人物的哲学思想。通过哲学史的学习一方面使学生养成哲学思维，提高学生洞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古今中外哲学学习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提高学生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实际运用能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主要通过讲授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热点问题，使学生通晓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事务，懂得中国政治经济与世界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形成良好的世界观念、全球视野与民族国家意识。同时，使学生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和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等相关理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了解和把握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演变及其发展趋势、特点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公安院校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提升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性、实用性具有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通过改造大学生主观世界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思想政治教育任何时候都要与中心工作、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公安院校是高等教育的特殊组成部分，“公安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公安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必须把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卫士作为首要任务，这决定了公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内容具有特殊性。”[1]因而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更加突出实践指导意义，要围绕公安人才培养的中心目标合理设置课程体系，构建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
（一）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特殊领域的体现，建设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的一般规定，即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全部覆盖普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完成普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任务，实现普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公安领域拓展深入，与公安实践相结合、与公安专业相链接、与公安人才培养相促进。
与公安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高度的理论性，然而理论性并不是脱离实践，恰恰相反，理论性越强，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越迫切。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紧密结合公安实践，以公安实践确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真理性、价值性，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力量促进公安实践发展。与公安专业相链接。思想政治理论课向公安领域拓展、深入，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公安专业课相链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具备公安专业特色，使公安专业课蕴含思想政治理论课功能。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公安专业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挥作用、实现最大合力。与公安人才培养相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教学的形式为学校人才培养服务，为大学生健康成长服务，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所应坚持的根本原则和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显然要围绕大学生成长成才而进行，这与公安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具有目标的一致性，然而人才培养是具体的、实际的，只有结合具体的人才培养而不是空泛地谈人才培养才能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
（二）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基本方向
根据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基本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公安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即向公安领域深入、拓展的基本形态主要体现为《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警察思想政治教育》等。其中《人民警察职业道德》是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紧密联系的一门课，最鲜明地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公安院校的密切结合。在实际的教学中应该把两门课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既能够对学生进行普遍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有利于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人民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警察忠诚教育、警察核心价值观教育、廉洁从警教育、执法规范化教育等等。《警察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公安领域的体现和拓展，一方面是对人民警察进行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价值准则等教育，另一方面是要深入研究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使学生善于把握思想规律，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警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正确有效处理警民关系等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也应该建设成为一门专业性学科。
关键词：美国军校；课程设置；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以西点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为代表的美国军校之所以举世闻名，是与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美国军校名将荟萃、人才辈出，固然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不可忽视它雄厚的财力、优美的环境以及其他物质基础等一流的硬件条件所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与它确立了高标准的培养目标以及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既富有创意又严密科学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与开发为保证美国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的良好的条件。政治学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军校在政治方面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一、西点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西点军校的政治学专业课程由社会科学系开设，主要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交叉领域的课程。每门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都旨在为学员提供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论，教学内容与学员未来作为普通公民或军官的身份和职责相称。所有三年级学员都要求通过经济学原理和美国政治学课程，二年级学员则要求通过国际关系课程。此外，美国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还提供相应的选修主课程，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管理课程。
西点军校要求政治学专业学员要确定自己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的选修课，学习政治学的学员要选修该课程的研修方法、理论和范畴，学员的选修课程应以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三个领域中的一个为主。美国政治学领域选修内容包括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学员通过重点学习国内政治环境来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比较政治学领域选修课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学员将政治机构置于多样化的环境中来认识其性质和重要性。国际政治学课程则以“国家行为的动机何在”和“国际关系是如何反映合作与矛盾的”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学员要学习国际行为的理论、国内机构的影响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事政治学领域学习的学员要求选该领域的9门选修课，主修这一领域的学员还要另加两门选修课，从而为他们更深入地学习政治事务提供机会。
社会科学系的课程分标准课程、高级课程和选修课程三类，在学习这三类课程中的某些课程之前，系里还规定了预修课程。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标准课程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美国政治学没有规定预修课程，这一课程主要向学员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比较美国民主的理论观点，着重于“谁掌权”和“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课程的目的是向学员介绍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要学员掌握评估“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的必要分析工具。
政治学类的高级课程主要有高等美国政治学和高等国际关系学，也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高级课程须得到任课主任的批准，并预修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替代课程。高等美国政治学主要使学员有机会研究政治思想、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写作练习来提高学员的批判思考能力。高等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学涉及的内容一般相同，但更重视相应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的分析是在对外政策、国际间的相互作用和国际政治层次上展开的。
政治学类的选修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将近有30门。例如：《政治分析学》《比较政治学》《大众传媒和美国政治》《官僚政治和团体政治》《政治和文化人类学》《政治思想和观念》《政治参与学》《美国总统》《立法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前苏联的政治和政府》《东亚政治和政府》《欧洲政治》《中东的政治和政府》《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政府》《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安全研究》等。
二、海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的设置是为了让未来的海军军官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为他们从事政治分析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这一宽范畴、跨学科的教学计划按一定的顺序培养政治科学技能。这个专业主要开设国际关系和美国政府机构方面的基础课程，重点熟悉美国宪法。高层次的课程让学员有机会研究法律以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策分析，以及从事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域研究。每年由政治科学系和人文科学部发起主办海军军官学校外交事务研讨大会，该会议已经成为全美最重要的在校生大会之一，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的教授和学生与会，参加大会的还有高级外交官、军事领导人和媒体记者。学校成立了一个活跃的联合国模拟俱乐部，组织中学生会议，并参加一系列大学生会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共开设课程39门，学校对每门课程都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要求以及学员选课条件。具体课程有《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国际关系引论》《政治科学方法》《信息技术》《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欧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哲学》《美国总统制》《立法过程》《非民主政治》《政治心理学》《军民关系》《中国和日本政治》等。
三、空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政治科学专业是空军军官学校众多专业中一个颇有特色的专业，由政治科学系开设。政治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本质与进程有综合理解力的空军军官，其独特之处在于培养出的学员能够理解国内外政治事务，并将相关领域作为他们的职业。本专业除了5门必修政治科学课程，学员还可以深入广泛地学习各种政治课题。除此之外，希望副修外语的学员还可以利用政治科学专业的4门选修课。对于攻读比较政治学和开展地域政治研究的学员，这种选修更有价值。政治科学系的专业简介指出：“政治科学专业造就的人才在未来的任何领域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军官。它能够帮你理解国际政治体系，即军事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地方。主修政治科学专业也培养你进行研究、交际、严谨思维的能力，使你理解作为一名军官，你所应发挥的作用。它能使学员更好地理解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影响今后的事业。最后，毕业后如果到国外执行任务，对国际政体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领悟，将使你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对有意从事作战、情报、反情报、计划部署、国外军事援助、政治军事事务以及驻外武官等职业的学员来说，政治科学专业尤其适合。许多不参与作战工作的政治科学专业学员，选择情报专业，那时就更离不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知识了。
政治科学系政治学课程也有30多门，主要有《美国政府与政治》《政治科学引论：综述和方法》《政治理论》《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论》《美国政治制度和理论》《比较政治研究》《政治比较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地区暴力事件及恐怖活动的处理》《美国对外政策》《当代国际安全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全球问题》《美国政治思想》《安全政策比较》《政治与情报》《美国空间政策》《欧洲政治》《亚洲政治》《拉美政治》《中东政治》《非洲政治》等。
四、美国三大军校政治学课程设置对中国的启示
毋庸置疑，美国军校的整个教育计划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计是很有创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是非常科学的。一是政治学课程选题的全面性。选题几乎涉及政治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不仅包含政治实体、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关系等不同层面的内容，而且覆盖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国别政治等不同方面特别是涉及了当今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学员系统了解和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以及国内外政治概貌很有帮助。二是政治学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如针对美军执行全球战略任务的需要，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关系、外国政治的课程内容。三是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如小班教学、主题讨论等，贯穿了启发式、探讨式教学原则，有利于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思想教育的隐蔽性和渗透性。毫无疑问，美国军校的教育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学课程更是直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一种教学安排。通过政治科学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政治知识教育之中，这就能够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符合美国政府需要的政治价值观，树立起维护美国政治体系以及称霸全球的信心。
良好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目标最终要靠教师来实现。美国军校的师资力量很强，高素质的教职人员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在拥有51名教职人员的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全部教职人员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中教授兼系主任1人，上校，博士；教授3人，博士；副教授1人，博士；助理教授15人，博士或硕士；教官（讲师）31人，硕士。此外，西点军校还经常聘请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到校讲学。空军军官学校虽然只有4000名学员，但却有包括50O多名军职和文职教官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数位客座教授，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军种或国家的交流军官。教官都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50％左右，学员与教官的低比例，加上每班只有15～20名学员，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海军军官学校有教官600人，分为军职和文职两类。多数文职教官从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站在本学科学术前沿；军职教官来自海军部队，两、三年轮换一次，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息。多数教学班由10~20名学员组成，有利于教学相长。政治科学系也有一大批高学位、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政治科学系的专职教官有24名，其中主任1人，教授，博士；副主任1人，高级讲师，法学博士，文科硕士；其他22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助理教授1人（博士），讲师8人。
美国三大军校的整个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经验，不仅对中国的军校教育而且对中国地方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包括理工类院校（系）的政治类课程开发与设计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值得我国军地各类院校在教育改革特别是改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学习和借鉴，即学员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必须建立在对政治知识的系统把握基础之上。为此，我们除了加强传统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主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力度，还必须重视普及以扩大政治知识面和政治视野以及掌握政治技能为目标的现代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教育。此外，支持我国军校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应该成为我军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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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海蛟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和展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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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中思想政治 新课改 全球意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引入，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对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由于应试教育的束缚，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直到2001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新课标与新的课程改革，我国的教育才逐步与世界接轨，与市场接轨。同样，新课标也对高中政治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高中政治课既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与世界接轨。
1.对时代背景的分析
对于高中思想政治课来说，对时代背景的分析有利于对高中思想政治的理解。所以，为了更好地了解新课标下高中思想政治的要求，我们首先应该分析目前国内外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高中生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成长发展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必然会打上很深的时代烙印。经济全球化要求高中生培养全球意识和开放意识，具有国际视野和开放的思维方式，具备合作、交往等行为品质和行为习惯，发展自己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交流日益增多，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贸易大国，多国际贸易对中国的影响，上至大都市下至乡村，特别需要懂得国际意识的人才。
国际化虽然加强了，但是民族意识仍非常重要，高中思想政治就承担着对高中学生进行民族意识的教育的责任。因此，高中政治要教育学生中华民族的气节，培养学生学会辨别精华与糟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保持自己的民族尊严。
高中政治新课程中既要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也要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民族意织，适应全球化时代我国高中生健康成长的需要。
2.时代对高中生的新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知识经济已经到来，知识成为经济增长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我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过去注重纯知识的灌输和应试技巧与能力的培养必须扭转。今日的高中生要学会把握世界发展的走向，要有国际胸怀。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深刻影响，因此高中政治新课程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当代社会发展和高中生成长的需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针对性、实施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
高中生是正在成长中的劳动者，是未来的建设者。高中政治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以及环保意识、资源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引导高中生养成自主思考并规划人生的能力，具有基本的职业意识、创业意识，以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初步具有独立生活能力，学会交流与合作，具有团队精神，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面向世界的开放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弘扬民族精神，具有民主与法制意识，维护社会正义，具有社会责任感。
3.高中政治教师的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时代对高中生的要求提高了，我们的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笔者针对这几年对新课标的学习与总结，认为高中教师应对目前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做出如下改变。
3.1更新教学理念，重新定位师生关系。
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把教师与学生定位为相对立的两者，教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课堂上，教师就是“统治者”。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结合学科特点，力争全方位地落实科学素养教育，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高中思想政治课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门智育与德育相统一的显性德育课程，这就要求政治教师以素质教育为导向，树立“以人为本”的新课程观，摆正学生和教师的位置，处理好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的关系，重新定位师生关系。
3.2将课堂支配权还给学生。
新课改要求教师减少课堂教学中的统一性和强制性，强调课堂的支配权应交给学生，让学生自由发展，注重学生在活动中主动建构知识，这不仅没有弱化教师的作用，反而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治教师必须树立教学互动观，课堂教学要更多地强调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强调教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学生在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中满足学习需求，体验学习兴趣，发展学习个性，从而实现教学相长。当然，教学活动不应该求多求杂，也不应该只注意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更多地应该注重其内在的品质，教师要根据政治学科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设计具有挑战性、激励性的活动，激发学生积极思维，真正让学生掌握知识的本质。
3.3采用多种教学法方法并提高教学效果
对于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来说，要想让学生认真听课，在教学方法上应该寻求多变，否则学生对高中思想政治的学习兴趣就会下降。教育家陶行知认为：教育的方法要采用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教学合一的方法，并且要使学生注重全面教育以克服片面教育，注重养成终身好学这习惯以克服短命教育。面对新教材，如何解决课时减少与内容较多形成的教学矛盾，如何处理好完成教学目标与开展探究活动的关系，是政治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政治教师要对新旧课程标准进行比较，以明确本课程教学需要继承哪些行之有效的好的做法，创新哪些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和呈现方式，避免陷入只注重好看、热闹、多样而不讲实效的误区。
3.4建立新的课程评价体系
【关键词】 中职学校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 培养
思想政治素质应该包括政治信念(政治观念、政治立场、政治方向等)，政治品格(政治责任感、品质、纪律性等)和政治能力(政治鉴别力、政治敏感性、分析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等)三个部分。思想政治素质是中职学校学生成才的核心，是学生个人信仰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也是学生调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保证其正确发展方向的中心环节。
1.中职学校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现状
当今中职学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总体上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信赖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多数中职学校在校生是有理想的，相当多数的学生对共产主义有一定的了解，怀有共产主义理想。很多人认为当代中职学校学生缺乏理想，世俗和物质化，这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化的认识。根据显示，有九成以上的中职学生认为理想很重要，他们觉得自己需要多学习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科学理论。二是中职学校学生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更加理智和成熟地关注政治，他们的政治责任感表现出更加务实的特点。三是中职学校学生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信心，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持肯定的态度。四是党团组织在当代中职学校学生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要求加入党组织的比例逐年提高。学校团总支是联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他们在学生工作和班级量化管理工作的实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能及时反馈学生在思想、学习、纪律、生活、劳动卫生中存在的问题，学校依靠团总支能及时解决学生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如果我们深入到学生当中去，就可以发现，学生对党组织的认识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样差。
2.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分析当代中职学生的政治素质时，也不无忧虑地看到，在一部分中职学生那里，仍然存在着值得警惕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理想、信念上，部分中职学生缺乏正确的认识，从中职学校学生群体总的信仰方面来看，仍然存在着相对混乱的状况。改革开放后社会形态的多样化给中职学生的思想发展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问，也对一代人的思想和信仰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二是在行为和能力上，认识和行为脱节，理论和实际脱节，总体上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生活在信息里的当代中职学校学生，了解外界事务的眼界开阔，接收的信息种类繁多，加上个体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增强，他们对国内外各种事务的认识丰富而多彩。
3.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策分析
为适应中国现代的改革需要，适应当代中职学校学生的政治思潮，我们必须找到改革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本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改革是根本和关键。结合当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具体情况，针对当代中职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应采取以下对策：
3.1 加强对学生政治理论的教育和培养
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一个合格的当代中职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理论基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系统、深入的认识，真正使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当代中职学生的精神支柱。进治理论的教育，一是要全面、系统，帮助学生在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素质构成中奠定好基础理论的框架体系，避免那种零散的、条条本本的说教，把政治理论教育与职业技术人才智能结构系统的培养融为一体；二是要真正使政治理论教育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改变过去那种将政治理论教育简化为观点的灌输、思想的渗透的状况，把政治理论教育与职业技术人才价值体系、社会道德意识的培养融为一体；三是要推动中职学生在生产实践中学习政治理论，将政治理论学习从课堂和节斋里解放出来，真正把政治理论演化成一种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中职学生真正树立起政治上的坚定信仰，真实而扎实地解决当代中职学校学生的政治信仰问题。
3.2 加强对学生政治品格的教育与培养
进行政治品质的培养，其基本出发点首先是要培养一个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的人，即要通过教育和培养，帮助中职学生学会正确认知自我，合理接纳他人，与社会主体价值保持一致，使中职学生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3.3 加强对学生政治能力的教育和培养
关键词：理论联系实际；政治核心素养
“理论联系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的概括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其基本精神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理论联系实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之一，也是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一条重要教学原则，对提高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具有重要作用。
一、政治核心素养的内涵
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主要有：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对一定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认可和赞同。要求学生能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理解并贯彻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社会制度。理性精神是人民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理智、自主、反思等思维品质和行为特征。法治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的认可、崇尚与遵从，是关于法治的思想、知识和态度，主要包括规则意识、程序意识和权利意识等。公共参与是公民主动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治理，承担公共责任，维护公共利益，践行公共精神的意愿与能力。
二、全面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高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必要性
提高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要求以生活为基础，以知识为支撑，巧妙的将生活逻辑与知识的逻辑相统一，既要联系实际以掌握理论基础知识，又要运用理论去分析和说明实际，达到观点和材料、理论和实际、学与用、知与行的辩证统一。高中政治课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而要完成这项根本任务，要求教师必须将理论知识与国内外实际及学生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逐步培养学生观察社会F实、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如果理论脱离实际，那么学生学到的只是一些抽象概念，根本不可能完全掌握所学理论的精神实质，更不可能使这种科学理论成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仅像其他学科那样要影响到学生的知与不知，或对知识会用不会用，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情感、信仰、品德、行为等整个人格的塑造及核心素养的提高。因此，在政治课教学中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去提高学生政治核心素养。
三、全面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高学生政治核心素养的方法：
第一，要认真掌握科学理论，要精要透
苏格拉底说，“教育的任务是把阳光送给学生”。而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的性质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观点教育，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基本内容，引导学生紧密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经历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 本身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需要政治教师认真掌握科学理论，要精要透，树立新课程理念，认真研读课程标准，体会政治课程性质、基本理念、设计思路，领悟课程目标及分类目标中的知识目标、能力要求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规范使用政治术语，不断提升学科素养，打造专业化的政治课堂。用思想启迪学生智慧，以高尚的品格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第二，要密切联系学生实际，要活要新
“教育即生活”“课堂即社会”，与时俱进，把握时代脉搏，整合社会信息资源。通过课前三分钟时政述评、时政演讲，写时政小论文，开讨论会、辩论会等，把具有时代特色的最新信息引入课堂，扩展学生的思维和视野，并运用现代信息教学手段，将其渗透到教学内容之中，做到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时展相一致，让学生感受到政治的学科魅力。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际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的提升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培养学生运用政治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接近生活，关注生活。要立足于学生生活实际，尊重学生思维发展规律，善于运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去探究知识、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立足教材，跳出教材，坚持开放性原则要在教学中不拘泥于教材，不局限于模式化操作，应精心创设各种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参与、表现、思考和探究，多元化评价学生的发展。
总之，“ 政治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思想政治课教育及自身的实践和认识活动，获得相关的政治学科基础知识和技能，情感、观念和品质的素养。作为高中政治教师，要始终坚持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原则，有意识地紧密联系实际进行理论分析，以此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和探索，充分表达自己所思、所想、所悟，学会学习的同时学会做人，在情感体验中升华思想品质，不断提升高中学生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不干涉含义挑战
不干涉内政原则(principleofnoninterventionofinternalaffairs)是从国家原则中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该原则指国家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也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意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该原则也包含国际组织不得干涉成员国国内管辖事务之义。
一、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产生
不干涉内政原则源于原则，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是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国家，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其内涵包括对内具有最高统治权和对外具有独立权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根据其，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他国的干涉，这样，一国范围之内不受他国干涉的内部事务就是内政。
国家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最早是一个宪法学（国内法）上的概念，法国著名古典法学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让·博丹于1577年在其名著《论共和国》一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家学说”。其后，洛克和卢梭等思想家分别提出“议会”和“人民”概念，但他们所强调的还只是国内法范畴，没有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
1648年欧洲各国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国家的诞生。它第一次以多边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所有与会国的独立与法律上的平等，概念正式应用到国际法领域中。18－19世纪，在反对欧洲封建统治和反对他国干涉的斗争中，欧美国家学者的著述和政府文件都强调了国家的原则。20世纪，国家在反对武装干涉、维护民族自决和促进国际友好合作中发展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表现在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和1945年《联合国》对国家原则的确认和强化，该原则确认各国有权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保证各国处理其国内外事务的独立自主，禁止外来的侵略和干涉，尊重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权益。
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含义
（一）内政的含义与范围
内政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793年法国宪法中，该宪法第119条规定，“法国人民决不干涉别国的政治，他们也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1945年《联合国》对内政的表述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事件”，该表述后经1965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之保护宣言》、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81年《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等国际文件的确认和沿用，成为权威的表述。一些国家在某些公开的国际场合对“内政”的解释也类似于《联合国》的解释。
但何为“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国内外未有一个公认的确切说法。正如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指出的那样：联合国中对内政解释引起的争论比的任何其他规定都更多，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条的解释迄今始终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对内政的解释始终是不确定的呢?有学者认为原因有三个：(1)内政的范围不断发生变化，这样给内政下定义比较困难；(2)各个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国家利益不同对内政的解释也就不同。
国际法上的内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一国内政，其标准是既要符合国内法，更要符合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二者都符合，尤其是在不违反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前提下，才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只符合国内法，而不符合国际法及国际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就不是内政。
必须指出，内政的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国际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及发展的。
（二）“干涉”的界定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当中，对干涉正式进行界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至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法界定干涉的困难。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精华即禁止干涉的主体是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联合国及其所辖机构；禁止干涉的范围是内政、外交事务和各国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权利；禁止干涉的方式是武力、经济、政治等措施。从国际法上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界定，可以看出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有两层意思：1．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不能列入议事日程，也就是说不能讨论；2．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无权介入。
三、不干涉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使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各国利益相关体，使得原本属于一国内政的事项变为国际共同关心事项，如在人权、关税、汇率、反恐、禁毒、网络、环境、能源、疾病预防和惩治犯罪等，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其范围和影响都是世界性的，在全球化时代“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对于上述任何关涉全球利益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而合作的形式就是签订双边的或多边的条约，明确彼此的义务和责任，这又使得本属国家内政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
四、结语
国家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仍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
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更是强调该原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实现《》的宗旨和原则都最为重要。”可见，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对国家内政的维护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干涉他国内政提供法律依据。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切实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既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又是发展国际合作的基础。[论*文*网]
注释：
［1］贺鉴．“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河北法学．2006（11）．
［2］李伯军．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为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
［3］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4］王庆海，张蓝图．国际法上的内政及不干涉内政原则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7）．
［5］殷仁胜，李国际．挑战与对策:全球化时代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全球视野理论月刊．2007（2）．
关键词：不干涉 含义 挑战
不干涉内政原则(principle of non intervention of internal affairs)是从国家主权原则中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该原则指国家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也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意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该原则也包含国际组织不得干涉成员国国内管辖事务之义。
一、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产生
不干涉内政原则源于主权原则，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主权是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其内涵包括对内具有最高统治权和对外具有独立权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根据其主权，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他国的干涉，这样，一国主权范围之内不受他国干涉的内部事务就是内政。
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主权最早是一个宪法学（国内法）上的概念，法国著名古典法学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让·博丹于1577 年在其名著《论共和国》一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家主权学说”。其后，洛克和卢梭等思想家分别提出“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概念，但他们所强调的主权还只是国内法范畴，没有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
1648 年欧洲各国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它第一次以多边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所有与会国的独立与法律上的平等，主权概念正式应用到国际法领域中。18 － 19 世纪，在反对欧洲封建统治和反对他国干涉的斗争中，欧美国家学者的著述和政府文件都强调了国家主权的原则。20 世纪，国家主权在反对武装干涉、维护民族自决和促进国际友好合作中发展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表现在1919 年《国际联盟盟约》和1945 年《联合国宪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确认和强化，该原则确认各国有权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保证各国处理其国内外事务的独立自主，禁止外来的侵略和干涉，尊重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权益。
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含义
（一）内政的含义与范围
内政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793 年法国宪法中，该宪法第119 条规定，“法国人民决不干涉别国的政治，他们也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 1945 年《联合国宪章》对内政的表述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事件”，该表述后经1965 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1970 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81 年《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等国际文件的确认和沿用，成为权威的表述。一些国家在某些公开的国际场合对“内政”的解释也类似于《联合国宪章》的解释。
但何为“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国内外未有一个公认的确切说法。正如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宪章中对内政解释引起的争论比宪章的任何其他规定都更多，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条的解释迄今始终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对内政的解释始终是不确定的呢?有学者认为原因有三个：(1)内政的范围不断发生变化，这样给内政下定义比较困难；(2)各个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国家利益不同对内政的解释也就不同。
国际法上的内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一国内政，其标准是既要符合国内法，更要符合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二者都符合，尤其是在不违反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前提下，才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只符合国内法，而不符合国际法及国际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就不是内政。
必须指出，内政的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国际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及发展的。
（二）“干涉”的界定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当中，对干涉正式进行界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至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法界定干涉的困难。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精华即禁止干涉的主体是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联合国及其所辖机构；禁止干涉的范围是内政、外交事务和各国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权利；禁止干涉的方式是武力、经济、政治等措施。从国际法上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界定，可以看出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有两层意思：1．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不能列入议事日程，也就是说不能讨论；2．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无权介入。
三、不干涉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使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各国利益相关体，使得原本属于一国内政的事项变为国际共同关心事项，如在人权、关税、汇率、反恐、禁毒、网络、环境、能源、疾病预防和惩治犯罪等，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其范围和影响都是世界性的，在全球化时代“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对于上述任何关涉全球利益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而合作的形式就是签订双边的或多边的条约，明确彼此的义务和责任，这又使得本属国家内政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
四、结语
国家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仍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
198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更是强调该原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实现《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最为重要。”可见，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对国家内政的维护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干涉他国内政提供法律依据。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切实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既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又是发展国际合作的基础。
注释：
［1］贺鉴．“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河北法学．2006（11）．
［2］李伯军．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宪章》为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
［3］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281 页．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覆盖面最广、渗透性最强、影响力最持久的发展态势。它改变社会历史的进程，更新人们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资本、技术和市场力量推动各个民族国家相互作用，其深度、广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全球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整体性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跨越国界，实现超出以前特定范围的密切联系。全球性事件影响一国，而一国情况会引发全球性后果。全球化进程使得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界限变得模糊，使得人类活动的空间日益缩小。全球化既不是单一状态，也不是线性过程。经济生活的日益同质，要求不同体制、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观念发生改变。人们高度重视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同时更为关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
如果说，全球化把各个国家不可抗拒地纳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那么，全球化也把政治文明送到每个国家。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作为动态的历史过程，政治文明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内涵。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文明，均体现着以民主为核心的实践价值和运作机制。诸如，平等、自由、人权、民本的价值，权力制约、民主监督、公正选举的机制等。政治文明与全球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演变十分相似。市场经济的体制、政治文明的价值和机制最初产生于某一国度，但后来却超越了国界，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有特定的经济基础，有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因而，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衡量其进步状态，相应地也就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在市场经济向全世界拓展的过程中，逐渐裂变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且三者间相互联接、相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民族的文明由此才能够成为世界的文明。全球化把各国文明吸纳、揉合在一起，把先进的、具有共性的文明成分和文明因素创新成人类的共同文明。
二
政治文明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居于重要位置，发挥重要作用。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必然发生三方面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思维的关系，相应地形成社会的物质经济结构、政治法律结构、思想意识结构等三大结构和社会物质生活领域、政治生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等三大领域。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剩余和书写文字的应用，而且表现为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古希腊留下的文明遗产，不仅包括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也凸现出政治文明成果，如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责任，以及城邦制、共和制的理论和实践。近代资产阶级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异彩纷呈，既包含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更突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治文明不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形成和存在，只能在开放、交换的条件下，不断地从人类文明的其他形式中吸收营养，丰富和完善自己，在人类社会文明体系的发展中演进。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可分割。全球化把碰撞整合过的各种政治文明聚集起来，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加以推广。
人类文明的发端，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成紧密相联。而政治文明最早萌发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和国家。政治文明从萌发的那一天起就包含着悖论：在私有制条件下，政治文明表现为不同形式或不同艺术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追求民主、实行平等始终是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市场经济这块沃土上，资产阶级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精巧又充满矛盾地揉合在一起。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估。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资本主义文明的大飞跃。包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内的制度创新，使资本主义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从宗教到科学是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完成的最为重大的制度创新。”[2-1]没有这个先导性的创新，就不会有随后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用议会制取代君主制，用选举制否定世袭制，用任期制废除终身制，并实行两党或多党竞争机制”[2-2]，使代议制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核心。资本向全世界扩张，也把具有历史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的文明输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和每个层面。
三
在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面临着深刻危机。全球化给资本运动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突破了原有国家范围的局限，同时也减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化成本。当今的全球化生产过剩所带来的全球性危机就是明证。全球化将经济、文化、政治统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中。“随着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把整个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以及工会)销蚀成僵死之物，政治上的倒退趋势很有可能日益加剧，随即吞没新的局面。同时，……借助这种倒退行动赋予被蚀空的制度空壳以新的内容”[3]。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已经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其内在矛盾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倒退，或者以新的民主政治来替代。西方传统的民主制度发展到当代，暴露了许多固有的弊端，出现被西方学者称之的“民主的危机”。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现有的政府和政治机构已经过时了[4]。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尽管形式精致，但与生俱来的弊端决定它仍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政治文明，总是表现着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实质。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为更高层次的政治文明，但资产阶级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因为在政治文明演进中发生量的积累而导致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不否定在西方政治形态中民主作为人的内在要求而存在，但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人们现实的、具体的、阶级的属性。民主不仅是人的解放的要求，也是阶级的解放的要求。西方民主政治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基础是平等、自由和博爱。全球化使得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密切交往成为可能和现实，而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倡导和平与平等的政治。因此，全球化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价值选择上，否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政治理念，积极倡导社会公正、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统治的主体与客体关系上，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使人类政治文明真正达到国体与政体的统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发展趋势上，彻底批判旧的政治文明，大胆创造新的政治文明，鲜明地展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优越性。
中国传统政治模式和政治体制使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高度合一。整个政治建构以高度集权为特征，权力的运作走向呈现自上而下、单向发生的特点。
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遇到两极偏向的干扰。一种是将西方政治文明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全部，主张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全盘西化”；另一种是过于强调中国政治文明的个性特征和阶级属性，否定中国政治文明与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使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远离人类政治文明而停滞不前或封闭进行。事实证明，上述情况有碍于中国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会导致中国政治走向歧途。全盘西化的政治文明，把整个人类的政治文明归结于或等同于资产阶级政治文明，这实在有失公允。虽然资产阶级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确立和发展的主权原则、法治原则等，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政治文明的阶级性、复杂性、民族性，决定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如果搞全盘西化，必定会脱离中国国情。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是一定社会生态的产物，必然受制于一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过于强调一国特色或一种政治文明的优点而去否定政治文明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并不可取。政治文明中蕴涵着的共性，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和人类社会对于政治法则、政治规范的认同和遵从。在现时代，背离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会造成人类文明的中断甚至倒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政治文明，只能按照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规律加以推进和拓展。
四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人类历史上其他类型政治文明的扬弃和升华，是人类社会新型的政治文明。
从政治文明的主体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第一次将政治文明的主体拓展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真正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体所包括的政治个体、政治组织、政治群体，都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都体现或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主体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5-1]。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中的政治核心地位，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进性、广泛性、真实性。
从政治文明的要件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涵盖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关系，体现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主张科学的政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以政治改革推进政治文明的发展，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经常形式。
从政治文明的关系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够科学配置、合理调整人们的利益及利益关系。协调的政治关系是衡量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尺度，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政治关系集中反映政治主体的利益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关系具有非对抗性、平等性、和谐性的特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无可例外地成为世界政治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全球化以每个民族国家开放经济体系、文化体系、政治体系为前题。开放的政治体系应对全球化问题，要求中国的政治文明实现两方面特点：
(一)中国政治文明必须遵循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法则。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价值，要求维护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标准，诸如民主、平等、和平、人权、法治、权力制约……。在全球化大家庭中，民族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社会形态，都必须以这些共同价值为取向，将其体现在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关系之中。离开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规定，就会远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政治文明曾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创造过辉煌篇章。治国之道在安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理国之道在于公平正直[6-1]；为政之弊，苛政猛于虎也，君劣于上，吏祸于下，政事所以不理[6-2]。这些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政治理念，对人类政治文明产生过积极影响。当代全球化把开放的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发展轨道。中国的政治文明在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在制度安排、程序设计、行为规则等方面，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做到以政治民主、政治稳定、人的全面发展为政治文明的主要价值取向。当然，全球化也会给中国政治文明带来负面效应，诸如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三权分立的制衡原则、多党政治等。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
(二)中国政治文明必须根植于中国大地，带有中国特色。全球化是一个国际化与本土化并存的过程。西方国家企图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将自己的本土政治与文化价值推广成全球的普遍价值。这实际上是以自己的本土化来否定他国的本土化和真正的全球化。“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但是，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没有忘记本国的传统和本国的特征，而是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7-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现代中国政治文明的真实起点。社会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更高阶段的文明，创造出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新的文明成果。公有制使劳动者成为经济关系中的主人，进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是通过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关系来实现的。这一实现过程使得政治文明具有新质。全体劳动人民共享生产资料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并在此基础上管理国家的所有事务。这一政治制度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自然历史过程与自觉能动过程的统一。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封建社会历史悠久、旧体制惯性强大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点。
五
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该充分考虑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以开放的姿态进行政治文明建设
人类政治文明沿着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轨迹发展，呈现渐进的积累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政治文明有了质的飞跃。这不仅表现在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而且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人们享有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利。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政治财富。政治文明带有浓厚的统治阶级色彩，而这并不排斥和否定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政治文明的多样性、民族性，使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的开放、借鉴、依存成为必要和可能。某些类型政治文明的具体规范、程序、形式、载体，可以给其他类型的政治文明提供借鉴。全球化为各国政治体系创造了开放的条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能脱离人类政治文明而孤立存在，应该也能够与其他类型的政治文明通过碰撞发展自己，显示自身的优越性，推进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全球化作为一种载体，大大推进了不同国家间的交流与开放。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层出不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因此有了更多的参照系，以便吸收精华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努力探寻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体制，实行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方略，民主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等等。取得上述进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和智慧。
(二)注意全球化带给政治文明的负效应
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与成本是不均衡的。发达国家收益多而发展中国家收益少甚至受损，是不争的事实。全球化与“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联系在一起。“自由的世界市场的预言家在全球的活动愈是成功(这意味着民族国家和领土国家的结构遭到侵蚀)，受世界主义观念驱动的威胁就变得越大。西方的‘人道主义干预’将威胁越来越多的世界居民。人们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策的过程中，鼓吹并创造一种弱国家世界体系。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中，帝国主义滥用世界主义使命将不再有任何障碍。”[8]消除全球化带来的负效应，最重要的是根据本国国情，寻求适合自己的社会模式和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来说，一是要高度关注全球化对政府能力的影响。全球化经济组织的运行是以传统意义的主权让渡为条件的，中国也不能例外。随着影响公众的信息源日益丰富、特别是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政府对于组织、公民的影响力呈弱化态势，而国际规则、国际组织对政府的制约力量和约束作用明显增强。因此，通过行政改革应对全球化，才能够全面提升政府能力。二是要高度关注全球化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借助渗透全球的媒介推行西方的政治价值、政治模式、政治思潮、生活方式。这无疑会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政治理念，产生某种离散效应。“在这里，人们重视的并不是我们的全球化状况，而是其他人即我们的竞争对手或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世界观的形成、改变或者贬值。”[7-2]
(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
政治文明是由政治与文明两个词复合而成的概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的一般、即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即社会主义方向与中国国情。中国政治文明是一般与特殊的结合。
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5-2]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中国政治文明的关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核心和根本保证。它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能够根据各个利益主体与政治发展目标间的关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目标。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属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和授权，政权的运作功能是表达和实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立法和对行政、司法实行监督为主要职能。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真正实现绝大多数人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
依法治国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法制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的本质在于依法治权，内核是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的、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和法规。
上述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最终统一于共产党的领导。在全球化进程中，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法治成为各国政治发展和建设政治文明的常项。以全球化为背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在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关系等要件上体现上述内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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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担负着为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培养具有一定政治理论和行政技能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的管理人才的重要任务。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对于政治学科人才培养具有迫切需求。因此，搞好政治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不仅对于学科发展和专业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培养出更符合时代需要的专业人才具有重大的价值。本文依据参与《政治学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国家质量标准》(王浦劬、陈岳等主持)讨论和修订对政治学类专业培养目标的重新厘定，就如何依据培养目标，合理创设课程、创新教学实践，进而全面加强专业建设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此来深化专业教学改革、提升专业教育质量、实现专业内涵发展。
一、明确新认识：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必须适应社会需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准主要有五个方面：(1)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要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2)制度安排的民主化，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应皈依公民本位，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主体地位;(3)治理的法治化，塑造宪法和法律在公共治理领域的最高权威，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抵制任何治理主体僭越法律的行为;(4)政府履职的高效化，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要秉承效率和有效的理念;(5)协调性，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均应协调统一。由此可见，国家对具有一定政治理论和行政技能的管理人才的需求必然越来越多。
全面深化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院校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取决于国民的素质状况、掌握先进知识的能力和拥有高新技术人才的数量;取决于作为根本性资源的知识与智力的普及和发挥状况。在这些方面，教育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培养新型的政治学类专门人才，建设一支弊革风清、高素质、专业化的德才兼备的政治学类人才队伍，对于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效率，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增强处理国内外复杂政治事务的能力，促进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政治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也要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政治学类专业应当成为培养国家治国理政的政治精英的重要渠道和主要阵地，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二、围绕一目标：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国理政精英
政治学是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学问，以研究现实社会权力运行规律为其科学属性，以服务国家政治发展需要为其学科特性。当前，中国正处于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提出的要求，政治学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优良的道德品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政治学类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具备从事专业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本专业毕业生能够胜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媒体咨询和社会组织的实际管理、政策分析、宣传教育、教学科研和公共传播等工作，也可以继续进行研究生学习和深造。专业的培养目标决定了专业的培养规格。政治学类本科专业的培养规格可以概括为：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其根本政治素质;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其核心的专业能力;卓越的公共精神是其必备的思想境界。所以，根据学科品格与现实语境得出政治学类专业的根本目标定位：培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治国理政精英。
1.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政治学类专业人才的根本政治素质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政治精英作为道路的引领者、理论的实践者、制度的维护者，是现代化的重要发起者和推动者，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成败，必须具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政治学类专业以培养治国理政的政治精英为学科使命。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政治学类专业人才的根本政治素质，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备特质，是保障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根本要求。
政治学类专业人才培养中，必须使本专业学生知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法性、恰适性、有效性，从历史和现实中积累坚定道路的未来自信心，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遵循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同时，也要使学生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并相信其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前进。
2.高超的治理能力是政治学类专业人才核心的专业能力
治理能力一方面是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体的政治精英的能力。政治学类专业作为培养国家政治精英的专业，必须明确培养学生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所需的治理能力。
一是敏锐的政治鉴别力。政治学类专业人才必须具有政治敏锐性，理论思辨和逻辑思维能力，政治认知和分析能力。能够鉴别各种价值观的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分析各种政治制度的优劣，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先进的价值和成果，抛弃中国传统的政治糟粕，抵制西方不良的政治因素。同时，应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备政治学类专业的基础理论、系统知识和分析方法，通晓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掌握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知悉国内外时事和国家政治决策过程。
二是娴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是核心的专业能力。政治学类专业人才应该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方法，展开社会调查研究和政策分析，发现、把握和分析问题，并能够建设性地提出和设计应对方案。同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规律，不断提升和发展理论。在政治学类专业知识体系之外，本专业学生应该较为系统地掌握一门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三是良好的危机管理能力。管理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通过管理可以实现人财物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治国理政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危机管理能力，甚至是首要能力。具体包括危机预测、决策、信息发布和沟通、善后处理等能力。因此，政治学类专业须培养学生危机管理意识，锻炼危机管理能力，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解决危机的最佳办法，成为危机管理专家。
四是较强的口头表达和写作能力。政治权力的行使中，必然发生不同政治主体的互动。互动的过程是达成政治共识、实现政治目标的过程。口头表达和写作是互动的重要方式。较强的口头表达和写作能力，可以激发思想共鸣，达成政治共识和目标。特别是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增加，外交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对外交往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应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此外，还应具备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这样才能妥善地处理复杂的关系。
3.卓越的公共精神是政治学类专业人才必备的思想境界
现代政治鲜明特点是公共性。无论其价值追求、权力产生与运行、资源配置、政治目标都具有公共性。因此，现代政治精英必须具有卓越的公共精神。政治学类专业作为培养政治精英的重要专业，要将塑造学生坚定的政治素质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将培育卓越的公共精神作为人才培养的思想观念要求。一是塑造学生的法治精神，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法律成为驯服权力、服务人民的利器，使政治精英养成法律信仰，领会法律精神，尊重法律地位，维护法律权威。二是培养学生廉洁奉公的情操。官员不谋一己之利，百姓不发非分之想是契约精神的应有之义。廉洁奉公是掌权者的基本官德，是公共精神的具体体现。以权谋私、徇私枉法都是公共精神缺乏的表现。
三、搭建两平台：训练政治学类专业人才的能力
创新培养体系，要突出时代性和应用性的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技能相结合，拟订培养方案和各级党政企社参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培养短板，通过将纯理论课程变成理论和实践相融合的复合型教学课程，推进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整合理论、学、政、社的资源，构建务实致用又追求卓越完善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平台。
1.专业理论课程平台
理论知识是人们探求新知识、开辟新的实践领域的基础，对人们的实践能力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所以政治学类人才培养应具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没有必要的知识储备，只具备实践技能的人才就是空中楼阁。而政治学类本科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和培养规格的贯彻，需要有系统、完善的专业课程提供保障。政治学类专业课程体系由公共基础课体系、专业基础课体系、必修课体系、专业选修课体系四部分组成。
公共基础课体系旨在使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核心价值观，形成综合素养和知识基础，养成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同时，了解不同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除学校规定的全校学生通修课程外，还要包括通识类课程：人文科学基础、自然科学基础、经济学原理、法学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概论、社会科学方法等。
同时，政治学类专业的课程设置应体现在加强基础上，注重技能培养的基本特征，突出理论教学的应用性，使整个课程群的教学内容整体优化，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与专业特色的形成。如开设了政务礼仪、实用口才学、公文写作、传播学、秘书学、电子政务系列课程等应用性课程，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应用性课程群，对培养社会实际需求的现代政务人才起到了有力的支撑。开设国家公务员考试专项训练、人力资源师考试实训、秘书考试实训等，为学生就业储备硬件。
专业基础课程设置则是加强对学生政治基础理论和行政基础理论的培养，使学生掌握好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专业类基础课体系是政治学类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方法的构成，为政治学类专业的学习奠定坚实基础。可设置政治学原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国际政治等;有关行政学基础理论的课程，可设置公共行政学、政府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政策概论、领导科学概论、国家公务员制度、市政学等。
专业必修课体系是在专业基础类课程的基础上，针对政治学类不同专业所涉领域进行深入、具体、系统的课程设置。这类课程体系设置具有专业系统性、逻辑进阶性和整体规划性。根据专业不同，具有差异性。
专业选修课程具有政治学类各专业的研究深度和突出特色，课程围绕政治学类各专业的特定问题展开。也为了使专业课程的设置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同时也要使培养出的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学有所用。可以包括：政治哲学、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民族政治学、发展政治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等。
总之，政治学类本科专业课程的设置，应当通过课程的系统化、专业化、层次化来反映高等教育规律，适应时代需求。同时，要注重将国际前沿学术发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检验融入课堂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
2.人才实践技能培养平台
政治学类专业所培养的绝大多数人才都要为政治与行政管理的应用和实践服务，因此必须在树立培养人才实践技能目标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培养质量要求，创新实践教学方式，规范实践教学环节，逐步形成适应政治学类专业需要和政府、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平台。
政治学类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讲：(1)基本的实践能力。包括语言运用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计算机和外语能力等等。此外，基本的实践能力还应包括从事实际工作必需的一些基本心理素质;(2)专业的实践操作能力;(3)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即在系统地掌握本专业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自觉地以这些理论知识、方法指导实践，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以上三个维度，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可通过三个环节来进行培养：
一是加强挂职实践环节。每个假期和毕业前夕，由校方、院方给学生联系挂职实践单位和实践基地，让学生深入基层政权单位进行挂职实践和顶岗学习，使学生走出校门，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访民情、知民意。加深学生对中国特色的政治和行政实际的认识，避免理想化、西方化、幼稚化的书生气。另一方面，由地方党政领导对大学生进行具体指导和教育，有力地弥补了高校教学实践经验的不足。这样，学生不仅熟练掌握了基本理论和概念，更锻炼了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是加强实验教学环节。首先让纯理论课程变成理论和实践相融合的复合型教学课程。如实用口才学、行政公文写作、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几门课程可减少理论学时加长实践学时构成等等，并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和运用至少一种社会科学数据分析软件(spss软件或stata软件等)，了解和掌握至少一种计算机程序编制方法、互联网基本技术等。其次，实践教学独立设课，围绕培养现代行政文员的实际能力，尤其是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互动式案例教学为基础的双边谈判、外交交涉过程和国际会议过程模拟，以诊断式案例教学为基础的政府或者国际应急管理情景模拟和决策过程角色模拟。最后，强化创新创业教育，挖掘和充实创新创业教育资源，探索建立校地、校所以及国际合作的协同育人新机制。
三是加强社会调查环节。坚持围绕政治学类专业相关的教学内容开展系列社会调查研究，对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与业务实习训练，进行社会调查报告和实训报告评估。譬如，以各高校开展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例：首先，由指导教师确定活动主题、指导思想主要形式及活动要求，通过会议或主题报告形式向参与者进行宣讲和培训，指导学生如何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其次，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人员分工和任务分解，每位参加社会实践的同学撰写调查问卷、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再次，通过座谈会等形式，汇报社会实践，并通过视频、图片、征文展示等形式交流体会。由指导老师集体组织评选社会实践优秀活动项目、先进个人和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成果(论文、调研报告、照片等)，同时学生社会实践成绩应作为其必修课程计算学分。通过有效措施鼓励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和提升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政治发展需要大量的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现代政治与行政管理人才作为人才资源的支撑，这对于政治学类专业人才的培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我们要把握时代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搭建人才培养平台，顺势而为，迎难而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政治学类学科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地缘政治 国际关系 理论批判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4－0042－48
在过去一百年里，地缘政治理论以其宏观的思维模式、鲜明的理论格调和对现实国际问题的敏感关注，在意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成为近现代人类思想传统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支。然而自上世纪末期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大体缓和，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传统地缘政治的思想方法、风格基调和相当一部分理论表述均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如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等)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出现与流行，为世人重新认识评判传统地缘政治提供了相应的思想基础。以此为契机，批判地缘政治学应运而生，它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的反思，对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逻辑和根本假定展开了置疑与批评，学者们期望以此重新界定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围和可用手段，并为理论的未来发展做出适当预测。
一
“批判地缘政治”(Critical Geopolitics)一词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2年，美国学者奥特瓦塞尔和安格纽在美国《政治地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地缘政治与话语：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实践性理性》一文，揭开了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序幕。二十年来，以奥特瓦塞尔、安格纽、达尔比、多兹、奥特金森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该领域内许多研究成果接连面世，批判地缘政治在国际政治知识谱系中的地位得到了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批判地缘政治学主要秉持以下观点：
第一，何为“地缘政治”，也就是地缘政治研究的本体论问题。传统的地缘政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关于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关系的认识，其观点根据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或者说，是“一种从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的研究及整体认识”。基于这种判定，传统地缘政治研究者强调通过对地理环境、领土边界和自然资源分布的考察，从而得出其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与传统认识不同，批判学者着重指出：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在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非单纯的地理现象。事实上，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存在于一定地理空间当中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民族性等精神景观早已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表述性的，或者主要是表述性的。甚至有学者激进地指出，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只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实践，而非一种明晰可辩的世界政治现实”。在此基础上，批判学者强调，地缘政治研究不应再简单地局限于物质领土、空间地域状况和世界政治地图上，而必须重视人类的主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政治认同、民族性、价值取向、伦理判断等)在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当代西方地缘政治研究开始了从“探究地理因素对政治活动的制约作用”到“探究人类是如何认识或想象地理环境从而展开政治实践”的转变。学者们希望从中发现特定社会是如何描述、衡量和评价特定的地理环境，从而塑造出诸如“自我一他人”、“安全一危险”、“同质一差异”等概念的，以及在这些概念形成后，是如何开展相应政治实践的。
第二，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作为本体论逻辑的必然延伸，传统观点认定：鉴于地理形态恒久不变，地缘政治研究者通过对地理形态超然中立的观察，可以从中发现人类政治活动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从而做出“科学”的理论诠释。从这种立场出发，历史上很多地缘政治研究者都坚称其研究结论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甚至是“历史法则”或“自然(地理)法则”的重现。这种将研究者与其所观察的世界截然分开(即主客体间的明确划分)，同时坚持研究者对世界的反映就是世界本质(即反映与实在的同一性)的观念，其根源均深植于启蒙时期以来西方社会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批判地缘政治强烈反对这种观念。在批判学者看来，地缘政治研究当中“并没有纯洁的、无意向的、非时间性、非地点性的研究者存在，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知识或绝对的信息，人的所有认知都是人基于其预设的观念对世界的一种反映。”因此，地缘政治研究者不是超然于国家、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立场之上独立存在的，其理论反映必然受到研究者预设的存在论、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强烈影响，无法做到真正客观和严格意义上的价值中立。进一步讲，地缘政治研究者所坚信的诸多“客观事实”实际上仍是由特定的人所完成和感知的，他们“对地缘政治进程的描述同时也是作者对于自身的描述”。特别是当地理知识在国家发展、扩张谋划中发挥作用时，更时常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权力一知识复合体”或一种“社会和历史话语”，被用来以“特定的方式”(或者说，更有利于己的方式)描述和反映这个世界。
第三，对传统研究范围的再思考。在经典的地缘政治研究中，一系列有关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如“怎样才能使得国家成长壮大”(马汉)、“国家与领土之间的关系何为最佳?”(拉采尔)、“国家如何建立、帝国如何强大?”(麦金德)，都是传统理论关注的头等问题，“治国之术”或“强国之道”似乎成为了地缘政治的全部内容。受这种观念的制约，在当今一些显著影响国际政治走向的大趋势、大问题(如国际金融流动、全球污染、跨国犯罪和非政府组织活动等)面前，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很少能够做出适当的理论回应，呈现出明显的“失语”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批判学者通过对地缘政治思想史的回顾，有意识地将地缘政治进行了宽泛化和多元化理解。具体地说，地缘政治被理解为由三种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所构成：1.“应用的地缘政治”(Practical Geopolitics)，主要指国家和政策执行人的地缘政治政策构想；2.“正式的地缘政治”(Formal Geopolitics)，主要指学术研究者的学理构建和战略性研究；3.“大众化的地缘政治”(Popular Geopolitics)，即新闻媒体和普通民众在涉及地理、政治及两者关系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大众化视角。上述三种层次的地缘政治思想都有其不同的关注对象、流传运用和实践方式，包含了不同的地缘政治文化。奥特瓦赛尔指出，(地缘政治应当)“有多样和普遍的学理基础，它既是高级的(如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又是低级的(如大众的日常生活)；既是可见的(如政策规划设计)，又是松散的(如为军事行动辩护的言论)；既是传统的(如外交政策中永恒的安全主题)，又是后现代的(如信息管理与网络战争等)。”大多数批判学者也同意，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地缘政治研究不应再固守那种
传统的狭小范围，相反应更多地关注地理知识、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精英、社会机构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互动反馈过程。
第四，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在批判学者看来，传统地缘政治最根本的精神倾向之一，就是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它特别体现在“文明一野蛮”、“自由一专制”、“进步一落后”此类二分法的长期存在上。在这种蕴含着浓厚偏见的二分法中，西方社会往往被视为“文明的”、“自由的”和“优越的”，处于全球道义和权势的高地；而广大非西方社会则被视为是“落后的”、“野蛮的”、“可怕的”和“专制的”，大多是人类文明(更确切的说，是西方文明)的“敌人”和“威胁”。通过这种方式，广大非西方社会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政治主张被刻意贬低、极端敌视甚至于长期视而不见。因此，“在(西方)地缘政治家、学术精英和国务家的眼中，这个世界实际上被人为地‘空间分割’，前者往往出于利己的动机将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统统贴上了重要或不重要的标签。”
批判学者们指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存在，导致大多数地缘政治理论文本都将维持或扩张西方社会(或西方特定国家)在全球权势体系中的优越地位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这种不公正立场在严重毒化了地缘政治精神格调的同时，也往往使其沦为了近现代部分西方国家利己思维的理论工具，成为它们维系军事强权、奉行霸权政治的合法性说明。
二
在对传统理论作出深刻批评的同时，批判学者们也指出了未来地缘政治研究必须重视的几个研究方向：第一，重新解读传统地缘政治的思想文本。批判学者主张，未来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理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文本的基础上，必须深究传统地缘政治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洞悉其背后隐含的价值主张和思想倾向，还原其历史真实面目，从而作出新的解读。在这种考虑下，批判地缘政治学者已经开始系统地考察地缘政治思想发展及其全球扩散进程。例如，哈弗南系统地回顾了两战之间欧洲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分析了当时欧洲不确定的学术和政治气候对于地缘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奥特金森论述了现代意大利的地缘政治想象在民族一国家建构和发展中所体现的作用和意义、法西斯意大利对法德两国地缘政治学的理解以及意大利地缘政治与法德地缘政治思想的异同之处；伯兰通过考察中国在“相互依存一国家”这一两难处境中关于确保粮食安全的认识与看法，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地缘政治理性产生的根源及其具体的实践过程；多兹对阿根廷地缘政治的研究提醒人们关注非英语地区地缘政治思想的独特之处。另外，批判学者们还对来自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建国后的印度和战前芬兰的地缘政治思想进行了卓具新意的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理论对于地缘政治思想史的重新解读强调建立于“批判”的角度之上，而非是对地缘政治思想的简单重复和一般性介绍。在此过程中，批判学者们尤其关注不同社会的不同人群是如何塑造、评价和使用“地缘政治”概念的，尤其关注来自非西方社会的地缘政治观念及经验，尤其关注批驳西方地缘政治传统中存在的决定论倾向，注意揭露其理论文本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和真实动机。
第二，对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重新思考。对于民族一国家这个传统的考察重点，批判学者们也投入了极高的研究热情。通过对诸多典型案例的分析探讨，批判学者们发现，国家作为一种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和强化是一种典型的地缘政治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创建民族空间(领土)、创建民族时间(共同历史)、创建民族认同感等全部行为。其中，民族一国家外部领土边界的确定和变化属于一种空间行为或实践过程，而将分裂的和异质的历史统合为一个先验的和确凿的民族历史以及籍此创建的民族认同感，则属于一种精神意识发展的过程。因此，学者们认定，作为传统地缘政治的首要研究对象，民族一国家从来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物质现实，而是一个“臆想的共同体”。人的意识、观念和行为实践在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形成、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社会文化氛围的演进，人民大众对于国家实有和应有空间形态的认识与想象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后者构成了国家空间行为实践(领土边界变动)的根本动力，直接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走向。
在传统认识当中，国家的外部边界被视为一种物质的、将“国内社会一国外社会”明确加以划分的客观存在。而批判地缘政治学有关民族一国家的表述，与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或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有很大不同，其精神内涵与其对地缘政治本体论的解读一脉相通。严格地讲，它拒绝承认民族一国家的“物质性、客观性和恒定性”，反对国际关系的“台球理论”，而倾向于将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确立、变动完全归结为社会意识及其实践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指出，未来地缘政治研究迫切需要深究国家边界变动和日常行为形成的内在根源，即深究不同的地理知识、文化背景、历史记忆对于特定社会普通大众、知识和政治精英所发挥的影响，及其在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创建、强化和改变过程中导致的历史后果。在这个方面，莱齐对土耳其建国过程前后民族认同感的形成、领土边界的确定、国内不同种族的思想分歧等问题剖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第三，关注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地缘政治研究的启示与意义。无论从其规模或是性质而言，当今世界发展都与过去几百年迥然不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全球传媒和因特网的高速发展、跨国犯罪网络和信息虚拟空间出现，这些均对当今世界的基本面目、社会生活形态、人类思想和政治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当前地缘政治研究迫切需要探讨和评估这些新事态、新事实或新趋势对于人类社会心理所带来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所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具体地说，未来的地缘政治研究不应仅仅关注大国、强国、发达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及实践过程，也要关注那些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几乎被边缘化的小国、弱国、极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意识走向及其地缘政治后果；既要关注权力、领土此类“高级政治”议题，也要关注那些直接影响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低级政治”议题(如环境、气候、粮食问题等)；既要关注国家、跨政府组织等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的行为活动，也应关注其他行为体(如电影电视、平面传媒、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机构等)，特别是那些来自女性、少数族裔的地缘政治视野和经验及其对社会地缘政治心理和实践的影响。安格纽坦率地指出，未来的地缘政治研究迫切“需要以普通人的生活为目的，考察不同人群对物质福利、精神认同和世界政治的理解。因此，这就需要关注当今时代中大规模人口散居流动、全球不平等的日益发展、地区对经济增长方面日益突出的制约作用、地区层次和国际层次超国家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逐步扩大的生产和金融全球化趋势及其影响。”
三
在过去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地缘政治研究曾对近现代人类思维演进和国际政治走向产生过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然而与这种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方当代主流学术界，地缘政治研究却渐呈式微之势，“地缘政治过时论”、“地缘政治无用论”层出不穷，甚
至不断有学者宣称：“地缘政治已经死了”。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批判地缘政治从反思地缘政治传统人手，通过对一些“元理论”问题和思想史的置疑与探究，为地缘政治研究的继续发展主要作出了以下贡献：
从反思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人手，批判地缘政治通过对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的重新审视，颠覆了传统研究中的物质决定论与“科学”万能论观点，破除了传统研究中的种种理论神话，有效地克服了其教条化和庸俗化倾向。特别是针对历史上许多打着“法则”、“科学”、“真理”幌子的地缘政治观点，批判学者们无情地揭露了那些隐藏其中的价值取向和真实动机，并对这些冰冷的、宿命的、启示录般的理论说教进行了相应的道德清算。应当承认，这一点对于未来地缘政治研究摆脱历史包袱、打破思想枷锁、修正错误倾向，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批判学者勇于承认自身研究的价值性与历史性，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在当今地缘政治研究中道德规范和人文关怀的重要意义。他们反复呼吁地缘政治研究者应当从人类整体利益和更为公正的立场出发，秉持更高的道德诉求，承认人类社会在物质(如领土、资源等)、实践(如政治权势、经济福利、社会发展、军事实力等)和意识思想范畴(如知识观念、科学技术等)上长期存在的失衡态势，关注后殖民时代知识和交换的不平等性，关注广大不发达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和悲惨状况，以期建构出一种与以往传统迥异的、更具人文与正义色彩的地缘政治理论。西方当代学者的这种态度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和既定问题的公正解决，值得肯定与提倡。
同时，批判地缘政治有意识地吸收借鉴了当代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成果，为当代地缘政治研究注入了新的知识活力。诚如部分国内学者指出的那样，(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强调精神景观和观念性边界，是引入了主体间性的视角；强调地缘政治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和要行使批判功能，是引入了批判理论的精神；强调对传统地缘政治观念的解构，是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要素；强调全球性联系和国际合作则又带有明显的全球主义的色彩”。通过对国际关系研究中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新兴研究范式的引入，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促进了地缘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学术争鸣，为后者在方法论和理论风格上的转向提供了可能。
当然，批判地缘政治也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其中最引发争论的一点，便是它将地缘政治基本定义为一种“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或者是一套由话语、反映和实践所组成的，且充满矛盾的复杂体系。”批判学者们实际上是在暗示：“那些致力于解释世界事件和周边状态的人对世界的感知来源于一系列的假想、规则和习惯之中。”通过这种方式，地缘政治的思想文本被大致归结成了一种被简化的、具有美学意义的地理想象，在“意识至上”的认定中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抹杀地缘政治研究(特别是历史上一些地缘政治理论文本)的客观性因素、合理性内涵和存在意义，有一定的虚无化倾向，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