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14 11:24:55
2016年7月21日，商务部2016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8.7%，其规模超过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0多亿元（见图1）。对外投资迅猛发展、全面提速，引起了市场和业内人士广泛关注。
2016年1月-6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802.8亿元人民币（折合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作为对比，2015年该项增速为14.7%，2014年为14.17%。虽然一直以来，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都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发展，但出现今年上半年这样高的增速，还是自2008年以来首次。
与此同时，2016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至2.8%，对外投资迅猛上升与国内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之间，是否有关联，是否存在一种“跷跷板”关系，也引起了市场讨论。
面对“民间投资外热内冷”的猜测，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新闻发言人沈丹阳称，“我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至少现在没有数据来支撑这种观点。”
动力何来
上半年对外投资发展如此迅速，业内多位专家称，这并非是由某一种因素主导，而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
首先是国内投资渠道有限，国内投资者手里拿到钱却不知道往哪儿投;其次是海外出现了比较好的投资机遇，无论是欧洲市场动荡、美国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加大招商力度，还是人民币贬值，都让投资者把眼光放向全球，寻找合适的投资标的;再次，2016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些大的并购案例，对对外投资增速也有所贡献。
国内方面，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直言，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他解释，近年来，我国多项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攀升，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融入世界经济，并凭借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欧美日等发达市场也在实现再工业化的战略，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
这让我国传统制造业腹背受敌，国内投资者亦不敢轻易将资金投向传统制造业。
而服务业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则是我国发展的短板，投入严重不足，民间资本想要进入这些领域则面临着垄断和市场准入的阻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对《财经》记者表示，像医院、养老院、托儿所、停车场、幼儿园、图书馆等公共设施还处于短缺的状态，但是民间资本想要将资金投向这些地方不是那么容易。
国内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与对外投资增速扩张之间，到底有无直接联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两者之间在某些产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跷跷板的关系”。比如像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原来在东莞设厂做服装，可能现在就不会在国内投资，而是跑到境外投资。
沈丹阳在7月19日的商务部例行会上则称，“没有数据来支撑这种观点”。他解释，海外投资增长虽然很快，但是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金额还是有限的，占国内投资规模也仍是非常小的比重。所以这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海外投资增长快也有一些短期因素。
2016年上半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增速很快，但是总规模占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确实较小，分别为3.65%和2.24%，不足以支撑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和对外投资增速迅速上升之间的明确因果联系。
穆迪高级副总裁Marie Diron回复《财经》记者时称，从业务运营层面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可互为补充或可相互替代。但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之间并无重大且稳定的联系，分析显示各国不同时期的情况错综复杂。
国内投资渠道有限的同时，海外却不乏好的投资去向。Marie Diron直言，中国企业为了实现其收入和利润多元化的意愿，充分利用了境内融资渠道宽松，而境外资产价格较低所带来更多的收购机遇。
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美国”，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放宽市场准入门槛，给有意愿去美国投资的企业以更多的机会。
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贬值2.67%，也使得境外资产对于资产寻求型的投资者更加有吸引力。梅新育对《财经》记者分析称，人民币贬值对工业制造业企业去境外设厂投资是有阻碍作用的，因为会减少中国投资者以东道国货币或美元计价的资本，也会削弱东道国的成本优势;但是对于企业去海外配置资产、投资避险，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和振伟则认为，去海外配置资产，尤其是持有房地产和物业，以求保值增值，具有投资避险功能，但这是企业比较消极和被动的做法，不会是海外投资的主流。
多位专家均提醒记者，上半年出现了一些大的海外并购案，可能会对2016年上半年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有所促进。比如信达集团以约87.66亿美元收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于今年5月完成，该笔并购占当月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65.4%;还有海尔集团以55.8亿美元收购通用家电，6月7日完成交割，占当月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36.27%等等。
这类金额巨大的收购对上半年对外投资确实有贡献。但总体看来，2016年上半年完成海外并购107起，涉及交易金额1764.46亿元，占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30%。这个比例与2015年和2014年的26%相比，只能算是略有上升。与此同时，2016年1月-4月，中国企业在境外的绿地投资总额占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48.98%，与2015年的50.6%和2014年的59.79%相比略有下降。
由此可见，2016年上半年海外收购确实相比往年有所增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贡献也在加大，但上半年对外投资激增并非是由海外并购主导拉动的。
也有专家认为，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增多是上半年投资加快的原因。但根据商务部合作司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61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8.6亿美元，同比下降2.7%，占同期总额的7.7%。
和振伟提醒《财经》记者，增速快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数比较小。我国从2002年开始统计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起步晚，所以每年的增速都很快，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值和国际相比并不大（见图2）。
新特征浮现
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2016年上半年，对外投资行业分布格局进一步优化，对制造业投资增长迅速，对租赁服务业的投资也大幅增长;国家与地区分布也出现变化，对亚洲、北美洲的投资增速加快，对拉美的投资增速降低;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份对外投资高速增长，这三个省份对外投资规模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迅速扩大。
对外投资全面提速，甚至超越外商直接投资，是利是弊？其可能导致的担忧是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外流;可能带来的益处则是中国企业更加融入全球化，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同时获得的利润支持中国GDP的增长，支持中国经常项目平衡及外汇储备平衡。
据商务部披露，上半年，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及采矿业，分别占上半年投资总额的24.6%、19.8%、16.4%和4.7%。流向制造业的投资额达175.9亿美元，同比增长245.6%。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120.4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5.4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68.4%;对文教美工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医药制造业等四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均实现4倍以上高速增长，国际产能合作呈现良好势头。
《财经》记者根据Wind资讯中的数据统计得出，2014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和2006年的相比，采矿业占比大幅下降，从48%降至1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大幅攀升，从26%升至34%。此外，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均有所上升，而且行业分布更加多元和均衡（见图3）。
多位专家表示，原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是找矿产资源，但是随着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国内经济结构不断调整，而且矿产资源价格下跌，对矿产资源的投资急剧下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之所以大幅上升，和振伟解释说，有一些国家贷款利率非常高，比如俄罗斯，企业想从银行拿到贷款进行生产，利率可能高达20%以上，俄罗斯企业可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因此对融资租赁业的需求大幅攀升，即不需要出钱购买设备，只需要通过类似按揭的方式，每月付给融资租赁企业钱。而中国企业由于资金雄厚，且国内贷款利率相对较低，去到类似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从事融资租赁业有利可图，因而近些年对外投资中融资业大幅增长。
对外投资中服务业大幅上升则是因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呈几何数地发展，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有需求向外走。
梅新育补充称，以酒店业为例，原来中国企业去国外开酒店，基本上没有国内的客源，面对外国客人没有独有的优势。但随着中国因私出境游客突破1亿人，中国的企业去国外做酒店业，服务中国客户更有先天优势，因此对外投资的酒店业也发展得很迅猛。
通过Wind数据对比，从2005年和2014年对外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可以看出，对外投资的资金流向亚洲的比重迅速增加，从32%上升到69%，流向北美洲的比重也有所增加，而流向拉丁美洲的资金占比则大幅下降（见图4）。这与对外投资行业分布变化密不可分。
商务部透露，2016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对外投资活跃。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对外投资301.2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2倍，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9%，占地方对外投资的37.3%。其中，上半年投资流量超过10亿美元的省级行政单位有5个，分别为上海市（145.2亿美元，同比增长162%）、浙江省（55.6亿美元，增长173.8%）、江苏省（38.6亿美元，增长52.5%）、湖南省（11.7亿美元，增长20.7%）和重庆市（10.6亿美元，增长35.8%）。
对比2003年和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省及直辖市可发现，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占比均有所增长，而北京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下降，省份分布更加均衡（见图5）。
和振伟解释称，长江经济带作为战略被提出来，在国内的重要性和发展程度都和以往不一样了，而且无论是上海、江苏还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在全国领先。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当中的重要性和主导地位愈发凸显，因此民营经济活跃的地区对外投资增速较快，便在情理之中。
据悉，2015年前十个月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非国有企业投资占比较高，占总量的72%。另外根据瑞银的研究报告，2015年单笔超1亿美元的并购总额中，民企已占40%。
对外投资发展势头迅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业内普遍对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外流较为担心。徐洪才直言，如果局部地区因为产业海外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和经济的坍塌，对国内经济平稳增长将会有负面影响，对国内就业市场和百姓消费也会有很大影响。
梅新育举例称，温州就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情况。原先很早就发展起来，后来企业要么纷纷跑到外地，要么背弃实业投身房地产、股市等“金钱游戏”之中，现在温州号召全国各地的温商回来投资。“我们不希望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也变成温州。温州只是一个城市，即便空心化，只要整个国家大局稳定，温州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如果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出现空心化，这就涉及国家的生存问题了。”梅新育直言。
Marie Diron则称，对外直接投资构成资本外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消耗外汇储备，可能会支持外汇储备平衡和经常项目平衡。但若对外投资的增长成为资本外逃的一种形式，则表明企业对政府管理中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能力的信心不足，因而可能会对中国信用造成负面影响。
更多的观点则认为对外投资加快利大于弊。Marie Diron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未来所获利润可支持GDP增长，因为通过建立新的利润来源，部分利润可汇回国内。其次，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令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收入和利润的多元化，从而增强经济的抗冲击能力。
对外投资加速，尤其是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加速，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向中高端迈进的必然阶段，是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手段。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升级;科研投入;出口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外商投资,并一跃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进入中国,不仅带来了中国紧缺的资金,更重要的是相伴而来的先进技术。山东省作为沿海开放经济大省,是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力军之一。山东省通过引进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山东省的产业升级作出了哪些贡献?是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运用计量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的产业升级带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下的山东省产业结构演变过程
第二产业在山东省经济产出中所占比重逐步加大,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尤其是工业成为支撑山东经济快速发展的中流砥柱。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山东经济的大发展,省内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第二产业一直在山东省的国民经济中保持50%左右的比例,自2002年超过50%以来,第二产业一直保持在接近60%的高比例位置。体现出山东省制造业大省的地位。与此同时,第三产业比例也在稳步攀升,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
通过山东省2001至2008年统计年鉴可以得出山东省工业的主要行业部门的增加值的情况(相关数据可向作者邮件索要),作为拉动山东经济发展的主要行业部门,制造业占据了山东工业的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支柱部门。山东省提出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规划后,上述制造业部门更是取得了飞快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在承接了日韩的国际产业转移后,企业在研发投入、产品国际竞争力方面都得到很大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山东省时,产业选择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特别是山东省提出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发展规划后,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领域也就确定为制造业部门。我们可以看出制造业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大比重,约为总值的80%。第三产业领域,外商直接投资总金额仍比较小,并且增长也出现反复。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制造业增加值的正向效应分析
建立双对数模型:,其中Y代表制造业各部门增加值,FDI代表山东省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FDI与山东省主要制造业部门的产值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相关数据可向作者邮件索要),通过检验可以看出,FDI每增加1%单位,山东省制造业增加值增加1.291298%单位,说明FDI对于山东省制造业增加值存在正向效应。但劳动密集型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系数不同,从而得出FDI对于不同制造业行业增加值的促进效应不同。偏向技术与资本密集行业的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加1.329547%单位,电子家电制造业增加值增加1.209139%单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加1.457572%单位,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加1.284731%单位。偏向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食品业增加值将增加1.200586%单位。
山东省通过引进外资的形式承接制造业国际转移,将本地区具有优势的制造业产业部门的强强联合,打造具有明显地域优势的产业群。半岛城市群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已经形成食品与医药产业群、化学工业产业群、交通运输设备产业群、电子信息及家电产业群、纺织服装产业群等五大优势产业集群。上述产业集群通过规模效应,促进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山东省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产业集群还是传统的产业集群模式,即:生产制造领域的产业集群。这种产业集群模式较多关注产业的生产制造链条中各个环节之间的资源共享,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服务业对区域产业集群升级与发展的影响。发达的服务业的是产业优化升级的最终趋势。生产业嵌入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系统之中,发挥集群内部创新的化合作用。另外,发达的生产业(第2.5产业)还能够为产业集群内部各种要素资源的配置充当中间搭桥作用,促进区域内部要素效法的优化,进而提升集群生产的整体效率。因此,山东省在实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的同时,要加大服务业的发展,让服务业更好地为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服务,同时,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也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注入推动力。
2.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山东省企业科技研发的正向效应分析
通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山东主要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指标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山东省产业升级的带动效应。根据经济学理论,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FDI可以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与跨国企业的竞争、合作获取先进的技术,从而带动本国产业升级与优化调整。FDI的吸收国企业表现出科研投入的比重在上升,通过增加科技投入,加强技术研发,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长远看来,也带动了区域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山东省工业中具体各行业的研发投入保持较高增速,通过山东省统计年鉴2001至2008年主要制造业行业的科技活动研发经费支出可以看出(相关数据可向作者邮件索要),研发经费费投入的工业部门主要是电子信息及家电产业、化工、设备制造业等制造业部门,上述行业都是山东省的的优势产业,也是山东省半岛制造业基地的支柱产业。科研的投入使这些行业做大做强,同时这些行业企业又拿出了更多的经费投入到科技研发中,从而实现了良性循环,促进了山东省制造业的蓬勃发展。
建立双对数模型:,其中KY代表山东省制造业各部门的科研投入,FDI代表山东省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FDI与山东省主要制造业部门的科研投入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相关数据表格可向作者邮件索要),由模型检验计量结果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山东省主要制造业行业的科研投入都存在正向的效应。但是FDI每增加1%单位,不同制造业部门的科研投入增加幅度存在差异,食品业科研投入增加1.210316%单位,医药制造业科研投入增加1.153585%单位,化学工业科研投入增加1.002876%单位,纺织服装业科研投入增加0.86933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科研投入增加1.576496%单位,电子家电制造业科研投入增加0.552748%,设备制造业科研投入增加0.896487%单位。总体上呈现出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中FDI对行业科研投入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电子家电行业表现出FDI对于行业科研投入的较弱的促进效应,原因主要体现在山东省在电子家电制造业中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尤其是半岛地区,青岛市海尔、海信等几大家电制造业巨头表现出强大的科研竞争力。
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所伴随的产业转移给山东省工业发展注入了巨大的资金,极大地促进了山东省工业化的进程。但产业转移在资本形成方面更具意义的是通过其前向、后向和旁侧关联带动效应刺激相关投入品产业、下游产业以及金融保险、技术培训、法律顾问、建筑服务等旁侧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产业的集聚,进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振兴。据研究表明,1美元的直接投资将会导致3美元的资本形成。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资本的聚集效应,外资的进入同时带动了内资投入的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带来的国际先进工业产业的移入,带动着山东省技术要素的迅速积累,渐次引发工业项目内部、工业产业内部以及整个工业产业链的优势技术要素比重的迅速变化,这种变化推动了区域新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形成,从而推动产业比较优势的转换升级,大大提升了山东省在区际分工中的地位。外商直接投资带来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国内企业通过培育研发平台进行技术吸引、消化,从而有助提高国内自主技术研发水平。国外转移项目多为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和新兴工业项目,山东省内企业可借助这一机遇,加大研发投入,增强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实现自身技术升级。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效应分析
从出口贸易角度,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山东省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使得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即商品结出现了升级趋势,具体表现为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划分,工业制成品包括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未分类的商品等。其中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商品大多属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目录的出口商品则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除此之外,再单列出机电产品一项,同样用以分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通过对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分析(相关数据可向作者邮件索要),从而分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
建立双对数模型:,其中CK代表山东省出口分类商品,FDI代表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总金额。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山东省FDI与山东省出口商品间关系进行计量检验。
由模型检验计量结果可以得出(相关数据可向作者邮件索要),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山东省各类出口商品都存在正向的效应。但是FDI每增加1%单位,不同类别出口商品的增加幅度存在差异,初级产品出口额增加0.814857%,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增加1.096445%,化学成品出口额增加1.081397%,按原料分类制成品出口额增加1.127516%,机械运输设备出口额增加1.540002%,杂项制品出口额增加0.807762%,机电产品出口额增加1.406347%。相对来说,FDI的增加对机械运输设备、机电产品、工业制成品、化学成品、按原料分类制成品等商品出口的正向影响较大,对初级产品及杂项制成品出口的影响稍小。可见,FDI增加带动了工业制成品、高科技产品及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对山东省出口结构有优化作用。
四、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山东省产业升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极大促进了山东省制造业的发展;带动了山东省内企业的科研投入,增强了企业的研发能力以及竞争力;同时FDI优化了山东省外贸结构。同时,山东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外资进入时的产业选择仍集中在制造业,其他行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仍十分有限。而制造业领域的FDI也偏重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者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组装、装配阶段,技术溢出效应较弱。因此,下一步,山东省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时,应在保持制造业部门的引资优势时提升其水平,加大研发性、高科技外资的引入。同时促进服务业、农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带动山东省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与提升。目前,山东省正在推进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提升海洋产业结构,重点发展海洋高科技产业与海洋新兴产业,未来将成为山东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
参考文献
[1]李安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中国外向型产业集群的发展[J].世界经济研究,2008(12).
[2]全春.产业转移与中部地区工业结构演化[J].求实,2005(4).
【关键词】 吉林省 外商直接投资 影响
1. 外商直接投资的含义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我国外商投资分为直接投资方式和其他投资方式两种。直接投资方式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独资）、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合作开发；其他投资方式包括对外发行股票、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加工装配。
2.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吉林省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将近30年，外商直接投资是主要方式之一，大体上主要经历了起步、快速增长、稳定调整和高速发展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一1990)：起步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吉林省经济相对于国内其他沿海地区比较滞后，第一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引进于1984年，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有8笔合同，规模仅有239万美元，之后每年也都在1亿美元以下。由于对外开放程度低，外商到吉林省投资信心不足，外资项目少，投资规模小，基本都是尝试与观望的态度，进展迟缓。这一阶段虽然刚刚起步，但也标志着吉林省利用外资从无到有，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二阶段(1991一1996)：快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国家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外商投资的政策环境也得到改善，相关规章制度也日趋成熟。在大好的环境下，吉林省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无论是流入数量还是流入速度都有了新的起色。1996年达到4.52亿美元成为该阶段最高水平，年平均利用外资项目数达到787个，且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50%，处于迅猛发展态势，但是在这一阶段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只注重量的增长，结构不合理，外资大量投向房地产和娱乐业，这两个部门的比重高达28%。
第三阶段(1997一2003)：稳定调整阶段。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整体经济水平遭受严重打击，这一时期，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各项指标明显下降，竞争带来的投资风险加剧，使一些中小外商来吉林省投资决策更加审慎。直到2004年才基本恢复到1996年的实际水平，所以这个阶段几乎没有增长，只是不断的调整和保持稳定。
第四阶段(2004一至今)：高速发展阶段。经历了上一阶段的徘徊之后，从2004年开始，迎来了吉林省利用外资的大发展时代。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4.81亿美元，是2004年的3倍还多，年平均增速15%左右，2012年仅上半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就超过10亿美元。这一阶段重点是由数量扩张逐渐转向质量的提高，鼓励外资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扩大投资领域，强化产业结构调整。
3.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经过30年的发展，吉林省外商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一直保持平稳增长，投资的产业相对稳定。截至2011年底，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90.27亿美元，其中累计外商直接投资117.14亿美元，占全国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32%。
下面从四个方面分别对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进行分析。
3.1从投资方式来看，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有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这三种类型。其中独资企业占54%，达到一半以上，合资企业占39%，合作企业占7%，独资和合资企业成为吉林省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据统计，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数达到4309户，比上一年增加100多户，总投资额223亿美元，注册资本123亿美元。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早期倾向于建立合资企业，后期逐渐转变为偏好建立独资企业或直接并购。
3.2从行业分布来看，从1997年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约为83.54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五大行业，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合计高达94.22%，其他行业的比重仅为5.78%。另外，产业分布中还偏重于投资少、盈利高、见效快的第二产业，比重高达86%。
3.3从投资来源地分布来看，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包括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韩国、德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几个少数国家，从地理位置的便利程度来看，吉林省与东北亚地区的国家联系比较密切，由此可见，吉林省吸收外资来源的范围仍然很有限。
3.4从区位分布来看，吉林省外资主要投向发展较早，工业基础较好的长春市和吉林市，长春市尤为明显，外商投资累计企业数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加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即有少数民族特色，又处于俄、朝交界的特殊位置，更能吸引外商投资，这三个地区外商投资累计企业数占全省总量的88%,成为全省外商投资的主导。国家批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建设就是要加快吸引外商投资的步伐，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
4. 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经济水平总体上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以开放促发展，以投资促增长，经济突飞猛进。2007年，由于国家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政策，外商投资到吉林省的热情高涨，吉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85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增幅创历史新高。2008年之后两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大企业投资意愿减弱，投资增速放缓，但仍然保持增长。实践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促进本省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缓解就业压力、吸纳培育高级管理人才、推行先进管理经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吉林省经济的增长
近几年，吉林省引进与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1984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GDP）174.39亿元，2011年达到10530.71亿元，是1984年的60倍还多，与此同时，FDI占GDP比重由1984年的0.032%到2011年的0.93%，增长了30倍。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吉林省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吉林省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吉林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快主要得益于一些外资大项目陆续到资，对实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大项目主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农副产品食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房地产业等行业，这说明外商在吉林省投资的信心增强。比较突出的包括中粮生化能源有限公司、锦湖轮胎有限公司、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长春玉成淀粉糖有限公司、和记黄埔地产有限公司、吉林凯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
4.2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吉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从外贸增长的来源看，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资企业来推动。对
吉林省来说，外商投资企业对吉林省进口贸易的影响作用也十分明显。外商投资企业不仅本身增加了吉林省商品的出口还间接带动了本地企业增加出口，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增加了吉林省的进口贸易。从2001年到2007年，三资企业实现进出口额占该省进出口总额比重平均47%左右，在2004年超过50%。2011年全年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20.47亿美元，增长30.9%。全年实际利用外资49.47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外商直接投资14.81亿美元。
4.3外商直接投资加快吉林省企业的技术进步
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外商投资可以带来直接的技术转移，或者研究开发活动的转移，提高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直接带动吉林省技术的进步，即外溢效应。间接效应是有的企业通过学习、模仿，获得外来先进技术，另外，外资的技术优势会给企业带来压力，刺激省内企业加强技术开发，从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即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外商投资主要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货物和加工工艺、引进高科技研发能力和高效率的管理能力等途径使外商在当地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不断进步，而且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溢出的方式影响一个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机会，加快人才流动，在竞争中提高劳动者专业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
4.4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吉林省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文章前面提到的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现状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明显集中于第二产业。2012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增速加快，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同比下降。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0.43亿美元，占全省比重的4.1%，比上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35亿美元，占全省的比重为90.4%，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0.56亿美元，占全省比重的5.4%，同比下降2.7%。外资的流入刺激了政府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和居民对第二、三产业的消费，提升了第一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通过优胜劣汰的 “竞争效应”使内部原有的资本得到高效率的利用，提高了第二、三产业的整体发展。
5.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几点建议
从上述四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水平逐年稳步的提高，但是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外商投资规模小、行业分布不合理，投资来源和区位分布不均衡等问题，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吉林省新批项目和合同外资额双双出现下降，表明后利用外资后劲不足。东北三省外商投资规模吉林省位居第三，如果跟国内同期其他省份比较，仍有很大差距。
吉林省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注重质与量相结合。外商投资不能只追求短期数量上的增长，而忽视了长期质量上的要求，要严把质量关，合理控制准入原则，优先引进高科技、低能耗、轻污染、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第二，产业结构、区位分布均衡发展。目前，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长吉图地区，在引资时要注意科学引导和调控，合理布局，明确重点项目，逐步拓宽领域，带动其他行业和地区共同进步，以促进全省利用外资协调发展。第三，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资企业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引进高科技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强技术的国际化交流，提高竞争力。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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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M. Scissors）7月报告对此进行解读。他认为，改增为跌是正常也是暂时的。短暂休整之后，中国的全球投资将继续增长，这对中国和投资接收国均有利。
强劲增长之后的休整
“中国全球投资追踪者”（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简称CGIT） ，清晰记录了自2005年1月1日以来中国重大海外投资情况，包括600多笔1亿美元以上的非债券投资，500多笔1亿美元以上的建设工程交易，以及100多笔因非市场原因而暂停的1亿美元以上的并购交易。CGIT的数据与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大体吻合，但因计算方式不一样又有不同。
根据CGIT汇编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中国全球投资额为392亿美元，而2013年中国全球投资额为863亿美元。这说明，2014年上半年中国全球投资额与2013年比，不仅没有上升，甚至未达到2013年的水平。中国商务部统计的这两组数据比CGIT略高，但也大体显示出这一趋势。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全球投资额为406亿美元，2013年为902亿美元。
对于那些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持有期望的人来说，2014年上半年中国全球投资比去年下降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在前述报告中认为，在2013年强劲增长之后，2014年上半年中国海外投资放缓休整是正常的。
史剑道是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又在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对外投资，是一位“中国通”。
史剑道分析，中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全球投资是必然趋势。到2016年，中国的年均全球投资总额将达1千亿美元。
即使中国有足够的钱进行全球投资，如果接收国没有合适的机会，那么投资也不会发生。史剑道说，2014年上半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中国海外投资不升反降，主要是因为原本强劲的能源投资领域出现了下滑。这也预示着中国全球投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根据CGIT汇编的数据，自2005年以来，中国海外投资第一目的地是美国，紧接着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等资源大国。2014年上半年，美国延续了中国全球投资第一接收国的排名，主要进行的是技术收购。紧随其后的是英国，中国投资者对英国的房地产发展很有兴趣，英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受欢迎的海外投资目的地。
这也反映了中国进行全球投资的行业选择变化。以往能源投资是中国全球投资的核心，但在2014年上半年，排在第一的却是金属投资，而最大的一笔投资则是投向房地产。
史剑道说，中国投资大宗商品的全盛期已经过去，拥有先进技术和繁荣的房地产及金融市场的富裕国家更受中国投资者青睐，中国投资者对清洁能源生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租赁等领域越来越感兴趣。
伴随着能源投资减少的另一个变化是，在投资主体方面，国有企业份额逐渐减少，私营企业在国内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 情况下，积极寻找全球投资机会。而来自私营企业的投资将使中国在接收国的投资显得更容易被接受。
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反应
史剑道在报告别提到美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应及政策建议。他说，2014年之前，中国企业的全球投资模式非常清晰，在某一地区集中投资18-24个月，然后转向新的目的地。之所以会是这样一个模式，是因为中国企业投资后，投资接收国会逐渐对中国的资金潮产生“不舒服感”。但美国打破了这个模式。中国企业在美国已经密集投资了两年，仍没有任何转向欧洲或西亚的迹象。
这是因为，美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年均20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在其他国家或许是个问题，但在美国，200亿美元的投资很有价值，可以创造就业、降低生产成本，但并不能像在其他国家那样，起到改变一个产业的作用。
史剑道说，美国在处理中国投资问题的决策过程中，最重视的是中国政府的态度而非中国企业的态度。美国在欢迎中国投资的同时，主要担忧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政府给予企业的补贴，二是“网络间谍”问题。
史剑道说，中国国有企业能够根据政策以更低成本获得资本、土地及其他资源，这损害了中国国有企业作为纯商业体的性质，容易在资金接收国引发不公平竞争的质疑。即使中国市场向美国同等开放，美国仍会因中国国企得到补贴而怀疑竞争的公平性。不过，在中国对美投资中，中国国企的占比已降至60%左右，对比国企在中国全球投资中90%的占比，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越来越多的私企开始在美国投资。
史剑道认为，中国投资的另一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网络间谍”问题。史剑道说，中国应缩小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缺口，特别是从增强其网络项目的透明度做起。
(一)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
1.政治社会稳定，发展后劲十足。越南保持着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越南已成功实施革新开放政策20余年，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推进。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更使越南进入全面推动革新开放的新时期。1991年以来，越南GDP年均增长约7.5%，远高于东盟其他国家。2005年，越南GDP增长率达到8.4%，人均GDP已从革新开放初期的约200美元增至640美元。越共十大确定越南2006—2010年实现年均GDP增长率为8.0%的目标，表明了其继续加快发展的决心。越南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大力吸引外商投资。随着加入WTO，越南将进一步加强同全球和地区经济的融合。1988—2005年，越南全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880个，合同金额646亿美元，实际到位269亿美元。2005年越南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5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5%，吸引外资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新增项目合同金额为40亿美元，原项目追加投资金额为18亿美元。现有74个国家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外资经济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
2.地理位置优越，成本较为低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具备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位于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上，有3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在全国64个省市中，有半数以上的省市临海，具有明显的沿海优势。越南海港较多，陆路直达中南半岛其他国家，交通相当便捷，国际航线直通世界上57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或城市。越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资成本。越南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能源资源和铁、铜、铝钒土等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投资商在投资优惠的领域和地区投资，可根据土地法和税法的规定，减免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税。越南劳动力资源丰富，现拥有8400多万人口，65岁以上人口只占5.6%，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60%，平均年龄只有24.5岁。全国人口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4%，大多数人完成高中教育，是东盟国家中人口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劳动力具有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经过培训后能较快地掌握科学与技艺。同时，劳动力成本低廉，月平均工资约55美元，河内和胡志明市劳动力月平均工资为120～136美元。
3.政策日趋完备，环境不断优化。越南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资法》，历经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五次修订和补充。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越南国会于2005年11月通过了调整内外资统一的《投资法》，并于2006年7月1日生效。新颁布的《投资法》与原法相比，具有投资商自主投资权限扩大、给予外商的投资形式扩大、各项鼓励和优惠投资政策一并适用于国内外投资商等特点，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权益。越南采取措施放宽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自2006年以来，在新批的越南外资项目中，由越南中央政府各部门审批和颁发投资许可证的项目占63%，各地方政府审批和发证的占13.3%，各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审批和发证的占23.6%。新的《投资法》对投资的行政审批手续进行较大幅度调整，进一步简化手续程序，给予地方更大的审批权限。为给外商创造便捷、舒适的投资环境，越南正加紧建设、完善基础设施。2006年起5年内，越南政府预计在公路、机场、海港和宾馆、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1150亿美元。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潜力巨大
1.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优势独特。中国开展对越直接投资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交通往来便捷，文化习俗相近，社会制度相同。近年来，中越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深入发展，达成两国和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的共识。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妥善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贸及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加强。200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1703美元，一些发达地区如上海、深圳已超过5000美元，高于越南的发展水平，对越南投资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通过参与越南资源的开发投资，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能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开拓国际市场。
2.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亟待拓展。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中国企业陆续走出国门，开始在越南投资办厂。近年来，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下，一系列区域投资便利化措施逐步被落实，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中国企业通过对越直接投资，带动机电产品、原材料和劳务出口，有效拓展了越南和东盟市场。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05年，中国对越直接投资金额突破1亿美元，达1.0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2.21%。其中，新增投资项目41个，协议投资额6770万美元；追加投资项目17个，追加投资协议金额4032万美元。由此可见，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显然要缓慢许多，与中国拥有对越的投资优势很不相称。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台湾省对越直接投资项目1408个，协议投资总额达79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29.4亿美元，居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的第一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占23.8%、15.7%和11%。其余依次为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累计对越直接投资的有效项目352个，协议投资总额为7.31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为1.81亿美元，仅列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投资的第15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仅占6%、1.4%和0.7%。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远未达到规模效益，平均每个项目为200多万美元，协议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仅有9家。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
1.熟悉投资环境。认识越南、研究越南、了解越南是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路径的起点。中国投资者要充分认识到，到越直接投资虽然潜力巨大，但仍要认真对待一些困难和风险：土地供应虽然充足，但交通等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全国无一条符合国际标准的高速公路，铁路只是米轨，无法重载，速度也很慢；缺乏理想的合作伙伴，产业配套能力较差；官僚作风、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制度不够完善，行政效率不佳；技术工人及管理人才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短期行为较为普遍，政策缺乏连续性。如果对越南投资环境有深入了解，就能避开风险，利用优势，赢得商机。要扎实地进行前期准备和投资论证，妥善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和遇到的突出问题。通过实地考察、深入调研，熟悉越南的国情、商情和风俗民情，使投资活动符合越南市场需求和经贸政策，尽可能融入当地社会。重点研究、掌握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关投资规则、越南新的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各种优惠政策及政策限制。处理好与合作方以及当地有关部门的关系，对越方合作伙伴进行深入了解，寻求信誉好的合作伙伴。选派能力强、素质高、外语好(越语或英语)的业务人员来越开展工作。树立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提高产品质量，注重品牌效应，搞好售后服务，提升中国企业在越南乃至东盟市场的无形资产价值。加强对投资风险的防范，按规定办理国内外投资报批许可手续。建立信息咨询系统，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提供市场调查、项目评估等咨询业务。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提供优惠贷款、担保、保险等金融业务。改变我国对外投资审批手续繁琐、外汇管理过严的现状，切实为对越投资提供政策支持。保持与我驻越使馆经商处的联系，定期向经商处汇报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情况，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向使馆报告。2.优选投资领域。中国早期的对越直接投资主要是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小型项目。此后，中国企业已涉及越南的能源开发、电子、建材、建筑、农林渔业及服务业等行业，投资领域非常广泛。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05年，在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新增41个投资项目、6770万美元的协议投资额中，投资工业领域的有29个项目，协议投资额6223万美元；投资农林渔业8个项目，协议投资额456万美元；服务业4个项目，协议投资额91万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中，投资最多的是工业和建筑业生产经营领域，达252个项目，协议投资额4.5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71.6%和61.6%。其次是投资服务业，为44个项目，协议投资额1.89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2.5%和25.85%。投资最少的是农林渔业，为56个项目，协议投资额9698万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5.9%和13.25%。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要优选有市场潜力、效益好、见效快且符合越南产业鼓励导向的行业作为重点投资领域，既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又有利于发挥我国在设备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越南工业部已确定2006—2010年着力发展四大工业主导产业，加工制造业(纺织、皮革鞋类、农林水产加工)，工业生产资料(化工、机电、电力、煤炭)，高新技术工业(电子及通信工程)等三大产业，对中国企业来说，对越直接投资大有可为。结合越南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可考虑在以下重点领域进行投资，从事生产和加工。一是家电生产。越南家电普及率较低，需求不断扩大，市场潜力较大。中国家电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研发实力，积累了不少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可在越南投资办厂。二是摩托车发动机生产。越南政府将摩托车列为工业发展的重点，但由于资金和技术原因，迄今未能生产发动机等主要部件。我国摩托车工业技术工艺已相当成熟，具备开拓国际市场的实力，可考虑在越南投资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三是农机生产。越南是农业国，农业耕作以人力和牲畜为主，发动机、拖拉机、水泵、收割机、脱谷机、烘干机等农业机械市场需求较大。中国企业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可考虑在越南投资生产或组装农业机械，以巩固和扩大市场。四是矿产开采。越南矿产资源丰富，种类较多，但矿产开采和加工能力较弱。中国企业可考虑在越南投资采矿和加工，利用便利的运输条件，将产品返销国内，缓解国内资源的不足。此外，中成药生产、水果加工、服装和面料加工、烟草加工等产业均是可供选取的对越直接投资领域。
3.优选投资区域。外商对越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截至2005年底，交通等基础设施较好的南部重点经济区(胡志明市、同奈省、平阳省、巴地一头顿省、西宁省、平福省、隆安省和前江省8省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中，合同资金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8%，项目数占投资项目总数的50%。北部重点经济区(河内市、海防市、海阳省、永福、广宁省、兴安省、河西省、北宁省8个省市)吸引合同资金占全国的26%，项目数占28.7%。各工业区和加工出口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占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总数的33.4%，合同资金占投资总额的33.8%。北部山区、中部、西原地区和九龙江平原地区的一些省份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数仅2～3个，金额不超过700万美元。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应集中于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胡志明市、河内市、海防市、广宁省、同奈省等5省市。特别是随着中越合作建设“两廊一圈”的加快推进，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将更多地投向河内市、海防市、广宁省等发展较快的越南东北地区。按照越南新的《投资法》规定，工业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区、经济区属投资优惠地区，可作为对越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越南也将北部山区、中部等社会经济条件困难或特别困难的地区，列为投资优惠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增加了投资风险，是否投资需谨慎考虑。可在“两廊一圈”的越南北部区域内，选取高平、谅山等资源丰富的部分省市，着重进行资源开发和农业的直接投资。
近期，一则央行将表外理财业务纳入广义信贷测算的消息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据了解，根据央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的调控要求，从2016年三季度起将表外理财业务纳入广义信贷测算。
此前，MPA 能够有效约束金融机构在表内腾挪资产、规避调控的现象。而表外理财被纳入广义信贷测算后，表内业务转移至表外处理的现象也将受到约束，其抑制理财规模进一步扩张的信号闪现。
根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日前公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16上半年）》（下称“《理财半年报》”），截至2016年6月末，理财资金账面余额26.28万亿元，其中投向债券、非标和权益类的约占三分之二。保本的理财产品余额为6.1万亿元，已计入银行表内。非保本理财余额合计20.18万亿元，假设这部分的资产配置结构与整体一致，则约有13.5万亿元的理财资金需要纳入广义信贷测算。
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测算后，广义信贷指标将扩大化，其测算结果将作为金融机构三季度评估的重要参考。如此，银行的考核压力无疑是加大了，至少短期内表外理财规模扩张的速度会受到制约。此外，由于表外理财投向非标的部分中，限制性行业为数不少，预计银行体系信用投放的行业分布也会有所调整。根据《理财半年报》，截至6月末，40.42%的理财资金投向了债券，现金及银行存款占17.74%，非标占16.54%。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组指出，MPA要求广义信贷增速与目标M2增速偏离不超过22%（M2增速±22%），其实根据上市银行的数据，资产增速没有那么快，但部分中小型银行资产扩张较为迅猛，加强约束后，通过同业业务或表外理财弯道超车的难度大增。该研究组同时强调，这只是一次“测算”，对银行业的实质影响是有限的，但体现出监管部门防范风险、压制银行过快加杠杆的意图，监管的趋严将导致银行理财规模增速的放缓。
债券和非标资产占比提升
从银行理财产品资产配置的情况来看，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和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是理财产品主要配置的前三大类资产，共占银行理财投资余额的90.32%。其中，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配置比例为56.04%，近年占比持续提升；现金及银行存款配置比例为17.74%，在低利率背景下占比明显下降；非标准债权类资产配置比例为15.62%，自2013年下降后在2016年略有回升。此外，其他资产配置具体包括：权益类投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金融衍生产品、产业投资基金、理财直接融资工具以及代客境外理财投资QDII，配置比例合计为9.68%。
债券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固定收益资产，是理财产品重点配置的资产之一，在理财资金投资的12大类资产中占比最高，占理财产品投资余额的40.42%。从债券配置的结构看，信用债占理财投资资产余额的28.96%，且以高信用评级的债券资产为主体，利率债（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央票、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和政策性金融债）占理财投资资产余额的6.92%。
进一步来看，理财产品直接投资的信用债以高信用评级的债券资产为主体，整体信用风险相对较低。截至2016年6月末，理财资金直接投资的信用债中，55.7%为AAA级债券，25%为AA+级债券，18.1%为AA级债券，0.82%为AA-级债券，0.38%为AA-及以下债券。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也是银行理财产品主要投资的资产之一。银行将发行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集中在一起，投向企业贷款、同业贷款、贴现票据、委托贷款及其他金融工具，或者直接进入银行资产池中，通过单一类信托、券商资管、公募基金子公司等通道机构，利用信托受益权等与非标资产对接。
2013年出台的“8号文”，对商业银行理财资金直接或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交易平台等间接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业务做出了规定。限制了银行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规模的上限，为理财产品余额的35%与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之间的孰低者。同时规定商业银行对之前投资但达不到本通知要求的非标资产，应比照自营贷款于2013年年底前完成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和资本计提。
“8号文”之后，银行通过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受到诸多限制，银行理财产品的非标业务规模逐渐压缩，所占比重由2013年年末的27.49%下降至2016年6月末的16.54%。从结构上看，截至2016年6月底，投资于非标债权类资产的理财资金中，收（受）益权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非标债权类资产的33.18%；其次是信托贷款，占比为16.45%。
当前，银行业理财资金主要投向债券市场、货币市场、非标市场以及权益市场，各类基础资产的回报率将决定银行理财产品的综合收益率。分类比较各类基础资产的收益率水平，自2015年年初下降1%-3%不等。3个月期银行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自2013年年末达到5.93%的峰值后逐步回落，从2015年3月起回落速度加快，由5.35%下降至2016年9月的3.87%。总体来看，银行理财资金投向各类基础资产收益均明显回落，带动理财收益率持续下行。
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无法直接投资权益类资产，主要通过主动对接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以及私募产品等重要渠道来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两融收益权、结构化配资业务等权益类投资。其中，通过购买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产品，银行可与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等进行沟通协商，确定权益投资的具体方向；而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投资两融收益权、结构化配资业务等方式，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间接流入股市，但具体流向不在银行的把控范围之内。
在给投资者创造收益的同时，理财产品也通过合理配置各类资产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实体经济，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累计有18.99万亿元的理财资金通过配置债券、非标资产、权益类资产等方式投向实体经济。截至2016年6月底，投向实体经济的理财资金余额16.03万亿元，占理财资金投资各类资产余额的60.74%。
从理财资金投向行业分布情况来看，截至2016年6月底，投向实体经济的理财资金涉及国民经济90多个二级行业分类，其中规模最大的五类行业为：土木工程建筑业、房地产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和道路运输业等，前五类行业合计占比为51.54%。
从重点监控行业和领域的情况来看，理财资金投向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中重点监控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两高一剩”行业、商业房地产（保障房除外）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监管部门的积极引导和监管下，2015年理财资金投向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中重点监控行业和领域的资金量有所下降，其余额从2014年年末的2125.4亿元降到1937亿元，降幅为12.35%。具体来看，涉及“两高一剩”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非标资产规模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分别较2014年年末下降63.2亿元和279.5亿元。
截至2016年6月末，理财资金投向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中重点监控行业和领域的资金余额为2034.9亿元，较2015年年末有所回升，主要为商业地产投资出现回升。其中，涉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非标债权类资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较2015年年末下降2.34%。
理财产品收益率不断下降
近年来，银行理财产品投资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的占比持续提升。截至2016年6月末，国内银行理财产品投资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余额达14.79万亿元，较年初增加22.53%；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配置比例达56.04%，较年初上升5.05%。
其中，信用债占理财投资总额的比例稳中有升，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信用债占理财投资总额比例分别为25.45%、25.42%和28.96%。此外，信用债中高信用评级债券资产――AAA级债券资产占比稳步提升，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所占比重分别为47.27%、53.49%和55.70%；同时，AA-级和AA-级以下债券资产占比在2016年上半年明显下降，2016年6月末占比为1.20%，较年初下降2.65%，信用债整体风险逐步降低。
与此同时，除了投资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的占比持续提升外，国内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也在稳步增长，占比自2013年下降后略有回升。截至2016年6月末，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投资余额达4.3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7.23%；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在理财资金中的占比较2015年年末略有回升，所占比重由2015年年末的15.73%提升至2016年6月末的16.54%。
在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中，收（受）益权、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所占比重较为稳定，截至2016年6月末，上述非标债权占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33.18%、16.45%和13.88%。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比重逐年提升，2016年6月末所占比重为7.33%，较2014年年末提升1.62%；而委托债权比重则逐年下降，2016年6月末所占比重为6.31%，较2014年年末下降10.14%。
2016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现金及银行存款余额首次出现负增长，截至6月末，投资现金及银行存款余额为4.68万亿元，较年初减少0.62万亿元。另外，现金及银行存款余额在理财资金中的占比逐年下降，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的所占比重分别为26.56%、22.38%和17.74%，这主要是因为2014年以来的6次降息，使得银行理财资金逐步减少对于现金及银行存款等低收益率资产的投资，同时将理财资金投向具有较高收益率的债券资产等。
债券是银行理财资金的主要配置资产，截至2015年3月末，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5年）达到3.46%，中债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AAA+、5年）最高达到4.83%，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29%。随后债券市场收益率不断下跌，截至2016年9月25日，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5年）仅为2.55%，中债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AAA+、5年）仅为3.12%，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为3.87%。
从货币市场收益来看，银行间同业存款是银行理财资金配置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是理财配置中的低息资产。截至2015年3月末，期限为3个月的Shibor利率为4.90%，之后大幅下降；截至2016年9月25日，3个月期Shibor利率降至2.80%。
而非标市场收益情况与降息进程基本同步。2015年3月以来，伴随着降息的进程，贷款类信托和债权投资信托收益率均逐渐下降。截至2015年3月末，贷款类信托年收益率为9.23%，债权投资信托年收益率为9%；截至216年9月25日，贷款类信托年收益率降至6.81%，债权投资信托年收益率为7%。
权益市场收益情况则呈现较大的波动性。2015年6月，上证指数达到最高点5166.35点，深证综指达到最高点3140.66点，随后，上证指数与深证综指一路下跌。2016年年初以来，上证指数与深证综指分别在3000点与1900点附近徘徊。
综合考虑以上各类基础资产的收益率情况，整体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受此影响，3个月期银行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自2013年年末达到5.93%的峰值后逐步回落，从2015年3月起回落速度加快，由5.35%下降至2016年9月的3.87%。
降杠杆不减权益配置动力
对于市场来说，投资者最关注的是在低利率的背景下，银行理财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渠道是否会发生质的变化？目前来看，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无法直接投资权益类资产，主要通过各种中间方式实现间接投资权益类资产。
近年来，对接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以及私募产品是银行理财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包括A股、H股以及非上市公司股权等）的重要渠道。在该过程中，银行可与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等进行沟通协商，确定权益投资的具体方向。
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是指上市公司按一定的抵押率把股权抵押给券商从而获得资金，而这部分资金最终来源于银行理财产品。通过这种途径，银行理财资金间接进入股市，但具体流向不在银行把控的范围之内。投资两融收益权指的是银行将理财产品的资金拆借给券商，同时券商需要以融资融券业务的收益权作为质押。通过投资融资融券业务的收益权，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也间接进入股市，具体流向同样不在银行把控的范围之内。
结构化配资业务指的是银行将理财产品的资金借助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和阳光私募的产品，为高净值客户、机构客户提供配资服务，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作为优先级或夹层享受固定收益。结构化配资包括：伞形信托和一对一单账户配资两种类型。
伞形信托配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信托通道下设立很多小的交易子单元，虽然共用一个信托账号，但每个子信托完全独立，单独投资操作和清算；银行理财资金则借助信托产品，通过为各子信托客户配资、增加杠杆后投资于股市。伞形信托的门槛通常为300万元，配资比例一般为1：3，作为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入市的开路先锋，杠杆比例曾一度达到1：8、1：9；但随后由于其高杠杆存在的高风险已被证监全面叫停。
目前，银行的一对一单账户配资业务仍在正常开展。所谓一对一单账户配资业务，即银行将理财产品的资金借道信托产品等，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向高净值客户等提供配资，配资杠杆率已降至1：1，资金门槛则通常是千万元级别；由此，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通过单一结构化配资的方式投资于股市，作为优先级享受固定收益，利率通常在6%左右。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变化 现代农业
引言
一直以来，农业占据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也是最早利用外资的行业之一。在经济长期发展的今天，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动摇。在新时期，如何提高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加大力度解决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合理化融合先进技术，提升产业化，对加快农业经济稳定增长，解决当前三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况
（一）我国农业资源短缺。
首先，我国是国土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仅达18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1.2亩，距世界人均耕地面积4.8亩少3.6亩，仅为其25%。其次，我国城市化不断扩张，生活成本提升，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成本增加，现多数为中老年耕种，土地大量荒废。再次，我国农业长期以来的供求问题尖锐，根据我国农业部数据显示，自2004年开始，我国农业的国际贸易逆差开始不断扩大。农业自主性，安全性受到很大影响。（如下表）
年度 出口数量（万吨） 进口数量（万吨） 出口值（亿美元） 进口值（亿美元）
2012 3，438.82 12，800.41 632.89 1，124.79
2011 3，387.08 10，417.62 607.51 948.72
2010 3，291.78 10，559.85 494.1 725.54
2009 3，397.42 8，593.75 395.89 526.99
2008 3，382.47 6，947.45 405.07 587.7
2007 4，032.45 6，437.39 370.13 411.97
2006 3，402.89 6，372.56 314.09 321.67
2005 3，616.57 5，876.66 275.82 287.87
2004 2，824.98 5，475.78 233.95 280.88
资料来源：我国农业部统计数据
（二）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少和失衡。
自1978年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占比国内生产总值由最高的33.4%一路跌落至10%左右，第二产业平稳持续占比国内生产总值45%，而第三产业由最低的21.6%大幅度提升到44.6%。这说明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但是随之而来的农业发展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和限制。截至2012年止，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数为24925个，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1117.16亿美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农、林、牧、渔业合同项目为882个，实际使用金额为206.22亿美元。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数仅占全国使用合同项目数的3.54%，实际使用金额仅占18.46%。大大削弱了我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例过低，如何扭转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短腿”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
（一）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合理。
2012年底，我国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投资总额中占比高达50.73%。而西南、西北地区仅占4.57%和1.55%。比重相差巨大，地区分布严重失衡，“东多西少”明显。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农业开发潜力巨大，本应为外商直接投资重点开发区域。
投资总额（地区） 2011年 2012年
全国 29931（100%） 32610（100%）
华北地区 3523（11.77%） 3751（11.5%）
东北地区 2102（7.02%） 2317（7.11%）
华东地区 14145（47.26%） 16543（50.73%）
华中地区 1293（4.32%） 1430（4.39%）
华南地区 5045（16.86%） 5368（16.46%）
西南地区 1296（4.33%） 1491（4.57%）
西北地区 394（1.32%） 507（1.5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
（二）政府对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支持不够。
当前，我国针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免征地方所得税。经营期十年以上的工业、交通、农、林、牧等生产行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规定的减免税期满后，生产企业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70%以上，经税务机关审查核准，当年减按10%征收所得税；先进技术企业的减半征税期可申请延长三年。既是先进技术企业又是产品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农业生产周期长，趋于完全竞争状态，此外仅大力支持外商投资培育良种等风险大的行业，对外商通过垄断或者优势获得较大规模收益带来很大弊端，因此很少有外商青睐投资。
（三）我国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恶劣。
从基础设施来看，一些农村地区交通条件差，供电和供水方面跟不上，在与外界交流沟通的网络铺设也受到阻碍，大量农田荒废，环境的严重破坏，导致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和信心。此外，我国政府在切实支持外商直接投资到我国农业方面的政策并没有明确提及。更有很多地区规章制度和内部文件立法透明度低，没有明确解释。造成很多外资企业受到不合理对待。降低了外商对该地区投资的兴趣。
三、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农业天生的完全竞争状态为企业带来相对较低的经济效益，但是在一国的重要地位又要求其较高的社会效益。因此我国农业在自身资本不足、技术落后的巨大缺陷下，外商直接投资于农业部门难以获得巨额利润，不足以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转移技术和资金，完善我国农业发展需要的资金。
四、结束语
我国农业能够更好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自身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大跨度进入国际市场，扭转长期存在的我国农业贸易逆差有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能够改变提成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都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虽然，当前我国农业如何更好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未来仍旧需要探索。因此，只要政府加强重视，合理调控，引导外资流入，改善我国投资环境，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必将有所缓解的。
世行澄清“中国是外资限制最多国家”误读
记者19日从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了解到，世界银行近日了针对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报告。报告高度评价了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取得的成功，并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吸引合适的外资，从而助力于经济结构调整、环境改善以及产业升级。
世行于其官方网站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案例》指出，近来中国的外资战略更注重有所选择，引导外资进入节能环保和先进技术产业。中国正在为所有企业，不分中外，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世行表示，中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一直很成功。受到中国的投资机会及其规模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吸引，中国在过去10年吸引的外资约占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0%，2008年超过1000亿美元。从外资在GDP和投资中的比重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5年平均约占中国GDP的2.5%。
报告引用了中国商务部关于外资企业对中国进出口总额的贡献达一半以上、提供中国30%的工业产出、创造了工业利润的22%、而仅仅雇佣了10%的劳动力（原因是其生产率高）等数据，用以说明外国直接投资支持着中国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了高达10%的创纪录增长速度，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出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这篇报告中，世行重申，世界银行集团最近的《2010年跨国投资报告》并未涵盖与外国投资者有关的所有情况。报告提供的指标仅限于影响外国公司在各行业投资、开办企业、获得工业用地和商业争端仲裁方面的国家法律、法规和 惯例。
世行同时强调，“除了法律法规框架外，投资者也很重视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国内市场和是否邻近重要的国外市场、创新潜力、政府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力队伍等等。而且，从东道国的角度，还需要综合权衡外国投资的正外部性所带来的收益与其负外部性所隐含的风险，譬如对环境和社会的损害（尤其是如果贫困人口受到影响）。在解读该报告中各国家概况时需要记住这个大 背景。”
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在本月初《2010年跨国投资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87个国家投资环境的四个方面做出评估。这份报告发出后，被西方媒体解读为“世界银行将中国列入对外资限制最多的国家”，引发舆论关注。
针对这一结论，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刘亚军近日公开表示“不认同”。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9.6%，其中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幅为39.6%。刘亚军指出，仅将外国企业进行的跨行业投资行为，成立子公司的过程，取得工业用地的程序，商业纠纷仲裁机制这四个方面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投资环境的依据是不完善的、不充分的。中国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和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表明，吸收外资工作不会削弱，只会加强。
报告还提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制度能力的增强，中国的外资政策也在不断演变。但中国始终谨慎地采取渐进式的开放方式，使其与制度能力建设保持同步。可以说这样做很好地帮助了中国渡过金融危机。FIC
（文章来源：《国际商报》)
2．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降低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有资料表明，1983-1992年仅“二免三减半”一项税收优惠政策，就使税基流失1500亿元，税款损失达500亿元之多。如果加上其他方面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及个人的税收优惠，税基流失可能高达3000亿元左右，税款流失可能达到1000亿元，相当于国家一年全部财政收入的1/6（张秋华，1999）。另外，税收优惠还导致东道国财政收入的变相流失，最新资料显示，在华跨国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税，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达300亿元以上，相当于2003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30。目前，我国60%以上的外资企业账面亏损，但却不断追加在我国的投资。调查显示，这些“常亏不倒户”主要是利用从获利年度起“二免三减半”的优惠条款，人为推迟获利年度，逃避纳税义务（丽霞，2004）。
3．税收优惠政策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从中国赚取了更多的利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IFS统计数据计算得知，中国1993-2003年期间年均GNP要低于GDP大约114亿美元，这意味着外商投资收益会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增加，造成了中国国民财富的流失。据世界银行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为16%-18%。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为17%，那么根据截至2005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可以推算出外商2005年从中国大约赚走了1058亿美元的利润，即使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折旧和部分外资企业已经不复存在的因素，外商2005年也从中国赚走了500多亿美元的利润。另外，我们可以利用外商投资企业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比重来大致估算FDI在中国所获取的利润。2003年涉外税收总额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为20.86%，由于FDI企业税收占涉外税收的98%以上，所以用涉外税收来代表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情况，即使不考虑税收优惠等政策性因素，即假设内外资企业税负相同，外商投资企业所赚取的利润也占到中国所有企业利润总额的20%以上。如果再考虑税收优惠政策，外商投资企业所赚取的利润还要高。
4．税收优惠政策造成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由于外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是那些竞争性行业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外资企业因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国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挤出了相对具有更高效率的国内企业。目前，进入中国的FDI中大约有60%分布在产品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突出的消费品工业，投向重工业的外资只占40%（郭克莎，2000）。而且，内外资的投资方向大体相同，在产业构成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相关系数高达0.94（刘金钵、任荣明，2003）。因此两者之间不形成互补，甚至出现争夺同一投资领域的现象，加剧了外资的挤出效应。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促使一部分内资外逃，以“外资”的身份重新回流到国内，得以享受到税收优惠待遇，形成了许多假外资企业。王国林、杨海珍（2001）等人证实了我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是由于内资和外资之间差别的政策待遇引起的。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维尔京、开曼、萨摩亚已分别成长为中国FDI第
二、第七和第九大来源地。在这当中，假外资的比重应该是比较高的。至于全部的FDI中假外资的比重到底有多高，世界银行早在1992年就估计该比重已经达到25%；而许多专家学者则估计，到目前为止假外资的比重应该已超过33%（柴青山，2006）。有学者曾作过统计，我国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每年造成大约143.22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谢清河，2004）。这种由于内外资企业差别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所引起的“过渡性资本外逃”一方面造成了国内企业与假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大量的税收流失，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损失；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的跨国转移，需要付出额外的人力与财力，从而造成了无意义的产出损失与效率损失，造成国民财富的减少。
三、对我国外商投资税收优惠的政策建议
1．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给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为内外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首先，在投资环境不断完善的条件下，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对外商投资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增强其竞争力；其次，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以投资方向作为适用优惠标准，从根本上杜绝了假外资的产生，有利于规范我国的投资环境。
2．重新确定税收优惠的目标。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外商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可以给东道国带来成熟的技术，同时对国内产业的“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结构调整效应”将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我国新的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构建应从鼓励科技进步的方面来考虑，把优惠重点放在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投资项目，以及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和产业链中研发、设计、品牌和关键零部件等环节上。取消对一般制造业和简单加工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设立技术标准，提高外资进入的技术门槛，相应地调整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流入。这种以技术为目标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通过促使技术外溢的实现提升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同时避免内外资企业在一般制造行业的过度竞争，减少了外资的挤出效应。
3．改进优惠方式。取消对外资的优惠税率和“两免三减半”的直接税收优惠方式，逐步以间接优惠方式来替代传统的直接优惠方式。间接优惠方式表现为延迟纳税，是资金占用在一定时期内的让渡，间接降低了企业成本，有利于鼓励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的企业，因此，间接优惠方式能更好地体现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性。今后要更多地采用诸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提取风险准备金、科技投入提前扣除等间接优惠方式。如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且投资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可给予投资税收抵免的优惠；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鉴于其投资风险较大，可允许科技开发投入在税前全部扣除；实行计提风险准备金的方法，加强外资抵御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柴青山．2006．外资税收漏洞调查：优惠政策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EB/OL］．hb-n-/newsfile/，06-21．
郭克莎．2000．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1)．
丽霞．2004．外资避税“黑洞”大［J］．中国外资(2)．
刘金钵，任荣明．2003．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3)．
王国林，杨海珍．2001．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7［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谢清河．2004．我国资本外逃问题探讨［J］．经济体制改革(5)．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弗农教授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注：Raymond Verno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1966,190-207.），产品的成长过程可经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产品时期，第二阶段为成熟产品时期，第三阶段为标准化产品时期。在新产品时期，厂商仍处于开拓本地市场阶段；到成熟时期，由于本地市场趋于饱和，厂商必须进行出口扩张，进入开拓海外市场阶段；一旦进入标准化产品时期后，该产品便进入海外直接投资阶段，以直接供应当地市场或利用当地廉价生产因素降低生产成本。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有异曲同工之处的雁行产业发展理论，则将产业发展分为进口—自制—出口—产业没落—再进口几个阶段，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往往先进口某一产品，然后根据每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和比较利益的不同，顺次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失去比较利益的产业。
基本上，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雁行产业发展理论，可以解释战后国际产业分工的演变规迹，特别是产品生命周期较长的传统产业。在IT产业发展初期产品生命周期相对较长时，传统的国际产业分工理论仍基本适用。但近年来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际IT产业进入网络时代，个人电脑及传输设备不再作为独立的单元，成为网络的附属品。在网络时代，要求IT硬件产品价格要不断降低、技术要不断突破、功能要不断提高、容量也要不断扩大，这就使IT硬件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按照IT产业的著名的摩尔定律，计算机处理能力每18个月翻一番。而达维多定律也指出，网络时代的IT企业欲主导市场，必须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同时必须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否则就会很快被市场淘汰。
IT产品的低价化和生命周期的大大缩短，使国际IT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多数IT跨国公司开始改变过去象传统产业那样继续以产品生命周期的时间序列进行投资，即通过由母国向海外依次扩散的投资模式，这种投资模式曾经是雁行式分工的重要动力。越来越多的IT国际跨国公司，开始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采用同一时点的全球空间布局，根据公司全球分工区位安排，对价值链的各个部分同时进行投资和资源整合，包括研发、生产和市场营销的各个阶段。同时，越来越多的IT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跨国企业采用专业化投资模式，即公司致力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将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建立广泛的策略联盟。这种新的投资方式，要求IT业的跨国公司必须具有整合全球资源和协调全球价值链的能力。
于是，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应运而生，成为网络时代IT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的新模式。这种生产经营模式从研发、制造、组装、运输、存货管理、采购、配送、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加以细致的整合，将生产尽量推近市场，避免IT产品因运输周期或存储过剩，造成价值随着产品的生命周期结束而降低。供应链管理在80年代末提出，目前已有超过80%的国际跨国公司将供应链管理视为第一选择的管理模式。这种新的管理模式，以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采用的专业化投资模式，使世界各地许多分散的制造业及销售厂商通过跨国公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紧密的全球供应链。
图1 Dell全球供应链管理模式
附图
资料来源：台湾“经建会”网站。
以戴尔(Dell)为例。Dell利用网络以接单生产(BTO)方式生产，并通过网络直销到顾客手中，这种通过应用信息与科技手段将传统上存在于供应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供应链界限模糊化的做法，被称作虚拟整合模式(Virtual Integration)，它使Dell公司的电脑产品在各个环节都能够对全球市场做出快速反应，最大限度的降低了产品成本及库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图1显示的，Dell供给新加坡消费者的产品，由设在美国的总部进行全球调配，其主机的代工交由台湾，台湾代工所需的外壳等部件和印刷线路板分别由大陆和马来西亚供应，显示器由大陆直接输送到新加坡，同时在信息和资金流上进行密切的整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跨国公司是战后推动国际产业分工及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90年代中后期IT业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改变，促使IT产业全球分工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和外包业务上更注重空间分布和接近市场，更注重成本的节省和价格的降低，因此过去以生命周期理论及雁行分工模式为依据的分工方式被打破。美国所创新和研发的技术与产品，不再完全采取过去那样先由日本至四小龙再至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雁行扩散方式；而是大大压缩在日本或台湾停留的时间，甚至直接跳过日本或台湾转移至中国大陆、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就地生产。同时，在低价竞争策略主导下，生产制造资源将加速向低生产成本地区转移，IT产业链条中的生产制造乃至销售与服务环节，将进一步向市场潜力大、生产成本低、具群聚效应的地区集中，而中国大陆正具备这些优势。有岛内学者因此预测，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结果将可能改变整个供应链的形状或链结，进而使全球的生产制造资源以更快的速度向祖国大陆倾斜（注：周添诚，“全球新分工体系脱困”，（台）《联合报》2001年11月9日。）。
二、台湾IT代工模式面临的挑战
国际IT产业分工体系发生的深远变化，对以代工生产为主的台湾IT产业而言既是机会，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
从机会来看，在跨国公司纷纷采用供应链管理的形势下，对于中下游的OEM厂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台湾传统的代工生产或设计(OEM/ODM)模式下，岛内厂商只需要接受跨国公司的采购订单，进行设计、生产然后交货，经营模式比较简单，厂商重点考虑的如何提高生产技术和降低生产成本，以争取更多的订单，不需要考虑销售、服务环节。同时，跨国公司在选择代工厂商时，成本和交货时间往往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如果OEM厂商生产成本发生变化，就可能失去订单，因此这种单纯的代工关系具有相对不稳定性。但是，在跨国公司实行供应链管理的情况下，受委托的代工厂商若被纳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体系，在其供应链管理条件的苛刻要求下，不仅要担负生产制造的任务，同时还要担当起服务的角色，即要求代工厂商另外还须负责在当地组装、出货甚至提供售后服务。这种转变固然增加了台湾代工厂商的成本与风险，但也增 加了台湾厂商向附加价值更高的销售与服务转向的机会。同时，如果台湾厂商能够通过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被纳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就会产生品牌厂商与接单厂商互相锁定(Locked-in)效应，建立长久而牢固的关系，从而抬高竞争对手进入IT业的门槛，增强国际竞争力。（注：陈信宏，“全球运筹管理对台湾资讯电子业的影响”，来自台“经济部网站”，www.moea.gov.tw.）
岛内IT业的旗舰型企业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如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龙头之一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提出“虚拟工厂”的概念，将台积电视为客户的虚拟工厂，并通过网络同客户融为一体。台湾电脑业的龙头宏qí＠①集团董事长施振荣也强调进行垂直分工整合，通过网络和策略联盟，强化厂商彼此间的连接关系，实现垂直分工基础上的整合。（注：吴思华，“追效率，更求创新”，载（台）《天下》，1999年5月1日，第43页。）2001年，宏qí＠①集团又提出新的转型计划，将过去的强调产品导向转为以行动信息解决方案和服务为导向，力争在三年内使行动信息解决方案与服务创造的营业收入达到硬件产品收入比例的二成。（注：（台）《工商时报》，2001年6月4日）而在短短十年内迅速崛起，并在2001年跃升为台湾最大民营制造企业的鸿海集团，也不再满足于做专业3C电子系统代工厂商，其董事长郭台铭宣布要在未来6年内由“制造业集团”转型为“高科技集团”，即加强研发与销售服务，向“台湾研发、全球制造、世界行销”的方向发展。
但是，对于以生产制造见长的岛内多数厂商，要符合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的苛刻条件显然有相当的难度。实际上，长期从事专业代工的台湾IT行业众多的中小企业，虽然依靠紧密的垂直整合分工赢得规模经济效应和整体竞争优势，但其只专精于制造生产，远离市场与消费者，而且本身也欠缺研发创新以及行销与服务的实力。这使得台湾在国际IT产业的价值链条上，所占据的只是附加价值最低、仅赚取“打工费”(OEM)和少量设计费(ODM)的生产制造环节。按照台宏qí＠①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图2），在整个IT产业价值链中，研发创新与品牌服务分居附加价值最高的两端，中间环节的生产制造附加价值最低。而在生产制造环节，软件、中央处理器(CPU)及半导体元件又处于附加价值较高的地位，而个人电脑系统则于整个价值链的最低端。微笑曲线形象的说明了目前台湾信息电子工业在整个国际IT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即：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IT产业虽然在生产制造环节的价值链上不断攀升，由最初的电脑组装发展到今天的半导体及关键零组件的代工，但仍集中在曲线的左下半部，右半部的品牌与服务方面十分薄弱，因此在整个价值链体系上仍处于低端环节。
在生产制造环节，低生产成本是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由于这种跨国公司在委托或直接委托厂商代工生产时，成本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对于一般下游产品的生产，跨国公司往往会选择随成本进行转移，所谓“逐水草而居”，其海外生产基地或委托的OEM厂商不断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而对于关键零组件等生产上游环节，由于其沉积成本(sunk cost)较高，亦即必须在当地投入较高的成本或外移时须付出很大的代价，跨国公司在未实现供应链管理模式以前，在选择海外投资地或选择委托代工对象时，大多不是通过生产基地的不断转移来降低成本，而是通过提升当地技术能力、提高生产效率以及群聚优势等来抵消成本的上升，流动性相对较小。（注：肖静华，《IT业跨国投资与国家竞争力》，第85-8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但是，随着IT产品追求低价格的取向和跨国公司相应采取的供应链管理模式，不仅加剧了生产下游端的流动性，而且对上游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也产生了新的冲击。这种变化，对台湾IT产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图2 施振荣的微笑曲线
附图
首先，台湾IT业一般中下游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持续削弱。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个人电脑系统（桌上型电脑为主）、主机板、监视器、扫描器乃至键盘、鼠标等是台湾IT产业的主力产品，这些产品均以台湾为生产基地，并单纯以成本作为主要竞争优势。但随着岛内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祖国大陆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台湾一般IT下游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不断丧失。比如，台商以每平方米400元－1600元新台币的价格就可以在大陆长江三角洲取得工业用地，但在岛内工业区取得相同的土地却要花费十倍的代价。台“经建会”委托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作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台湾以电子零件为主的产业结构，重视成本胜于附加价值，因此，当成本优势被大陆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取代时，原来的优点反而变成缺点。（注：（台）《经济日报》，2001年9月10日。）
其次，台湾擅长的OEM/ODM模式面临国际专业代工厂商(EMS,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的竞争压力。EMS与ODM模式的不同在于，前者不负责产品设计，专责接单生产，以生产效率与规模取胜。台湾ODM虽有具备设计能力的优势，但在规模、成本、行销和服务能力上却不如EMS。台湾大型电脑硬件厂商其年营业额最多只在30-60亿美元左右，但美国的大型EMS厂商往往在100-200亿美元左右。EMS具有的规模效应，使其具有极大的采购谈判能力和低价竞争优势，能够在最低的价格和最短的时间内大量为跨国公司供货。无疑，EMS所具备的优势，更符合低价格竞争时代跨国公司的需求。在EMS压力下，近来岛内大众、纬创、华硕等大型企业也纷纷建立“台式EMS”，以既有的设计优势，通过加强上下游供应链整合和扩大生产基地，来强化其代工地位。（注：（台）《工商时报》2002年1月14日。）但在岛内生产成本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在岛内扩大生产基地取得规模效应的路子显然难以为继。
第三，岛内上游关键零组件厂商和半导体产业，由于资本与技术密集程度高，人力与土地成本所占总成本比例很低，暂不存在成本上的压力；但在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的要求下，这些企业在经营方式及投资布局上，也须加以大幅度调整。而其调整的重点方向之一，就是生产基地要更靠近市场。台湾半导体产业尤其是芯片制造业，是目前IT产业的核心与技术含量最高的产业，对于动辄十亿美元左右的芯片制造厂，劳力与土地所占成本无疑只占较小的比例。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半导体制造业并不存在外移的压力，但进入21世纪台湾半导体厂商要求赴大陆投资的呼声却变得十分强烈。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场的诱因及上游客户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大陆IT产业发展产生的对IC产品需求的高速增长，大陆已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IC市场，即便在2001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大幅萎缩情况下，大陆IC市场仍维持高速增长态势。目前，由于大陆半导体产业起步较晚，无法满足国内对IC产品的需求，8成以上要依靠进口，这一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台湾半导体制造业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作为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龙头之一，台积电认为在大陆的客户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台积电如不能将制造版图延伸至大陆，就无法满足大陆及海外客户的需求。（注：（台）《经济日报》，2002年1月18日。）
因此，从90年代后半期，台湾IT产业依靠 以本岛作为生产基地、以低成本获得国际代工优势的发展模式面临空前挑战，不得不循传统产业的轨迹，加速生产基地的向外转移。
三、台湾IT产业的外移
在9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IT产业已开始对外投资，但这时岛内科技厂商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投资动机以获取技术与接近市场为导向，而非为成本节约。这时期的投资，还不能算是产业转移。台湾IT产业开始大规模外移，发生在90年代中期前后，其对外投资地区也转向东亚地区特别是大陆地区，而且转移速度呈加速趋势。
图3显示了经台当局核准的电子及电器制造业在上世纪90年代的对外投资趋势，可以发现90年代中期以后台电子产业对外投资的件数与金额均大幅度增加，而且逐渐替代传统产业，成为台湾对外投资的主力。在台当局核准的对外投资总额中，电子及电器工业在1991年所占比重仅6.8%；但到1999年，这一比重迅速上升到22.6%。
推动台湾电子产业对外投资迅速增加的主力，是IT产业，特别是电脑硬件产业。在1994年，台湾信息硬件产业的海内外总产值为115.8亿美元，其中海外生产产值为30.03亿美元，占整体产值的20.6%；此后，台湾信息硬件产业的海外生产比重迅速上升，到2000年高达51.8%，首次超过台湾本土产值（参见表1）；其中在祖国大陆生产值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14%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38.6%，成为台湾信息硬件产业在海外最主要的生产基地。2002年第一季，台湾信息硬件产业在大陆制造比重进一步扩大至49.4%，岛内制造比重迅速下降至38.4%，估计全年将有超过一半的信息硬件产值将在大陆生产。（注：（台）《经济日报》，2002年4月30日。）
图3 台湾当局核准电子及机电制造业对外投资状况
附图
资源来源：（台湾）“经济部投审会”，《台湾对外投资统计月报》，2001年8月。
表1 台湾信息硬件产业的海内外生产值
年别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海内外总产值（亿美元）
145.8 195.4 250.3 301.7 337.8 394.0 480.7 426.9
增长率（％）
28.1
34.0 28.1 20.5 11.9 18.1 20.5 -9.2
台湾本土产值（亿美元）
115.8 140.7 170.0 190.4 192.2 208.8 232.0 201.2
增长率（％）
19.5
21.5 20.8 12.0 1.0
8.6
10.4 -12.8
台湾本土产值比重（％）
79.4
72.0 67.9 62.6 57.3 53.0 48.2 47.1
在大陆产值比重（％）
-
14.0 16.8 22.8 28.9 33.0 38.6 36.9
资料来源：（台湾）《经济日报》社编印，《经济年鉴》，2001年，第64页；2002年，第9页。
从具体产品的生产外移来看，在90年代中期曾经是台湾信息硬件产品主力的产品，在2000年已大部分转移至海外生产。台湾信息硬件产品在1997年国际市场占有率居世界第一位的主机板、监视器、扫描仪，第二位的笔记型电脑、CD-ROM，第三位的桌上型电脑等，到2000年其绝大部分都已移至海外生产，许多产品的海外生产比例高居8成以上。象独立电源(SPS)的海外生产比例甚至高达95%（参见图4）。而对于更早期的主力产品如鼠标、健盘等最下游产品，基本上在90年代初就已完全移至海外生产。
如果说9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IT产品的外移更多的是体现在中下游产品，或是在岛内已趋成熟的产品的话，那么在步入新世纪之后，台湾IT产业的主力或核心产品也开始出现加速外移的趋向。
笔记本电脑(NB)是台湾信息硬件产业在90年代后半期才确立的新的优势产品，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在1997年仅31.5%，但由于日本厂商大量释出代工订单，到2000年已迅速升高到52.5%，其国际市场占有率排名自1998年起高居首位。作为台湾IT产业新发展起来的主力产品，在发展初期其外移压力相对较小。因此，直到2000年，台湾笔记型电脑的海外生产比例仅6.4%，在祖国大陆的生产尚属空白。但从2001年开始，国际跨国公司要求岛内下游代工厂商加紧赴大陆投资就地供货，年底台官方也取消笔记本电脑赴大陆投资的禁令，使这种态势发生变化。如美国戴尔公司确定了要占领全球市场40%的目标，为此进一步采取低价策略、减少生产成本。作为台湾笔记型电脑代工厂商的主要客户，2002年戴尔委托岛内广达、仁宝及纬创等厂商的代工的总量达五百万台，而且要以“全数在大陆”规模生产为最高原则。同时索尼、康柏等公司也提出类似要求。在国际跨国公司的强力推动下，岛内厂商正加快在大陆进行投资与生产布局。据台湾资策会市场情报中心(MIC)的预估，2002年台湾笔记型电脑厂商自大陆生产出货规模将占总生产量的37%；而实际上根据各厂商的资料，2002年实际的笔记本电脑大陆生产比重很可能将超过50%，大陆产量将达到800万台（注：（台）《工商时报》，2002年4月1日。）。
图4 台湾信息硬件产品海外生产比例（产量） 单位：％
附图 台湾新兴起的液晶显示器产业亦复如此。在岛内笔记本电脑事业的带动下，以及日本厂商在国际不景气下向台湾进行的技术与订单转移，液晶显示器成为90年代后半期台湾新崛起的产品。从1997年到2000年，岛内厂商大举投资该产品的资金高达2000亿元新台币。2000年该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达14.6%，2001年更是迅速跃升至41.1%，排名居全球第一位，增速十分惊人。在市场与成本考虑下，台湾液晶显示器产业也开始在祖国大陆投资。从市场角度看，大陆对液晶显示器的巨大需求对台商产生强大的诱因，2001年大陆联想集团消息，将与包括韩国的LG公司、荷兰的菲利浦公司及台湾的中华映管、瀚宇彩晶、冠捷电子、及唯冠集团等六家厂商签订合作意向书，预计从签约起的半年内，将向六家合作厂商采购60万套液晶显示器，采购金额约在18亿人民币左右。联想公司已成为岛内部分厂商的重要客户，如瀚宇彩晶出货的液晶显示器面板中，给联想使用的比重大约占25%左右，与其最大的客户东芝的需求量相当（注：（台）《工商时报》，2001年7月10日。）。从成本考虑，岛内厂商也欲将其生产流程中的劳力密集部分移向大陆，以两岸分工生产增强竞争力。在未来二年内，岛内五大液晶显示器面板制造商将持续进行额度超过2000亿元新台币的第五代产品生产，并决定将劳力密集的后段模组厂移往长江三角洲。其中，友达苏州厂及华映吴江厂已实现规模生产（注：（台）《经济日报》，2002年8月5日。）。据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的估计，2002年液晶显示器外移大陆生产比重将由上年的28.4%增为69.4%（注：（台）《经济日报》，2002年4月30日。）。
与此同时，台湾IT产业的核心半导体产业也开始向外转移步伐。因此，从90年代中期后开始的岛内IT产业的外移，无论从规模、速度还是产品领域上看，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大范围的外移趋势意味着，在整个国际IT产业分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台湾IT产业正步入一个新的发展与调整期，其发展模式与企业的经营方式都面临着新的考验。
四、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
台湾IT产业的大规模外移，对岛内IT产业的发展生态将造成重大的影响。从目前台湾IT产业外移的形式来看，基本上仍是生产线的外移，即将原来以岛内为主的代工生产基地转移至祖国大陆等低成本地区。这种生产基地的外移，其直接结果，就是岛内生产量的相对减少和台湾IT产业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
从前面的表1可以看出，从1997年开始，台湾信息硬件产业的岛内生产值增长率开始趋缓。在1996年前，台湾岛内信息硬件产业基本保持着2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1997年到2001年的5年间，1998年和2001年分别出现停滞和衰退状态，其余3个年份由于笔记本电脑产量的大幅提升，维持在10%左右
。产业增长率的放缓，说明台湾信息电子硬件产业已开始由高速增长期转入成熟期。从2000年开始，台湾信息硬件产业产值被大陆超过，在国际上的排名由全球第3位退据第4位。
从台湾主要信息硬件产品的岛内生产量看，除了笔记本电脑和芯片代工等半导体产品外，大部分产品由于生产基地的外移，其岛内生产量在90年代后半期均出现下滑趋势，像台式电脑、电脑终端机、扫描仪、监视器等产品，在2001年的岛内产量已降低至其生产最高峰的一半以下（参见表2）。与此相对应，已大量转移的IT产品在岛内的出口增长也趋缓。表3显示，从1997年开始台湾信息硬件产业的出口值增幅已大大趋缓，除2000年由于国际电子产业景气带动出现较高速度增长外，其余年份基本处于缓慢增长态势。尤其外移比例较大的产品，如监视器、终端机、资讯零组件等出口值均处于停滞或滑坡状况。
随着低价电脑时代的来临，台湾信息硬件产业的利润也越来越低。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坦承，今后岛内信息产业尤其是硬件产业，其未来利润的增长不仅是微利化，甚至将走向“纳米利化”，相当微薄（注：（台）《经济日报》，2002年7月25日。）。与岛内生产利润下滑相对比，岛内厂商在海外生产尤其是祖国大陆生产的获利则开始进入收获期，如2002年第一季，岛内零组件厂商台达电、鸿海在大陆的获利分别占其税后利润的82%和46.6%，成为公司获利的重要来源。（注：（台）《工商时报》，2002年5月20日。）
表2 台湾重要IT产品生产量
年份 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电脑终端机 监视器
扫描仪
网络连接器 主机板
代工晶圆
（万台）
（万台）
（万台） （万台） （万台）
（万个） （万片） （万片）
1991 247.3
53.4
184.5
919.2
67.7
-501.3
-
1992 238.2
86.2
141.7
1148.0
69.4
-
594.7
-
1993 277.3
97.8
120.6
1274.4
97.3
-
805.4
-
1994 349.0
134.2
111.6
1406.9
173.4
11.1
977.3
368.7
1995 476.6
227.0
96.8
1775.1
248.1
10.0
1595.3
380.4
1996 512.9
378.6
81.4
1866.9
425.5
11.6
2343.2
327.6
1997 524.0
465.7
60.2
2046.1
997.3
36.8
3065.3
392.1
1998 472.2
698.5
58.3
1640.6
1097.8
58.0
4266.3
320.1
1999 301.1
994.8
53.8
1094.2
591.2
52.3
5192.2
445.4
2000 350.1
1293.0
42.2
803.3
283.9
169.5
6031.1
756.0
2001 223.2
1419.7
46.9
774.2
132.2
449.7
5215.2
559.8
资料来源：（台湾）“经济部统计处”编印，《工业生产统计月报》，2002年5月。
表3 台湾主要信息硬件产品及零组件出口值 单位：亿元新台币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数位式自动资料处理机
1850.1
2240.5
3017.5
3840.5
2916.6
磁碟机
184.8
184.5
165.2
219.0
170.5
印表机
21.6
59.4
80.1
82.0
65.7
终端机
667.0
488.1
236.0
656.7
616.8
监视器
251.7
145.7
163.0
147.8
877.9
其他周边设备
891.8
948.9
699.0
866.4
915.8
未列名资料处理系统
66.5
53.5
74.9
62.7
20.0
资讯零组件
4109.0
3454.2
3661.1
3925.5
3868.9
总计
7978.1
7521.4
8024.9
9135.8
8047.9
资料来源：来自网站，.tw/infp2.asp
产业增长的趋缓和利润的下降，使岛内信息电子工业的投资意愿开始下降。据台“经济部”在2001年3月对岛内投资实况的调查，信息电子工业中只有28.8%的厂商表示将增加岛内投资，41.4%的厂商维持不变，29.8%的厂商表示将减少投资。厂商减少投资的原因，以营运和获利状况不佳（占40.65%）、劳动成本上涨（占32.37%）、同业竞争激烈（占30.58%）、目前设备已足够（占24.82%）最为主要（注：台“经济部”，《岛内制造业投资实况调查》（2001年调查），来自台“经济部”网站。）。而实际上，2001年台湾经济大幅滑坡，岛内投资衰退局面更为严重，整个民间投资衰退幅度高达26.7%，占民间投资比重越来越高的信息电子工业投资也不例外。目前，岛内IT产业除了液晶显示器产业在兴建中的12英寸芯片制造业外，缺乏足以吸引民间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新机会。
可以说，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全球IT产业生产和供应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IT产业也步入新一波调整和升级时期，产品生产线的大规模外移正是适应这一调整的需要，并由此对岛内IT产业的发展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产生的结果无非有两种，一是如岛内部分人士所担心的那样，导致“产业空洞化”，并由此产生新的结构性失业带来的巨大压力；二是如工商界特别是IT产业界所预期的那样，通过生产线的外移和全球布局加速产业升级，使台湾摆脱既有的代工生产模式，迈向“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创新与加值型服务。
实际上，对于岛内IT产业发展前景的判断，后者更体现了实务和积极的态度。2001年美国因特尔公司总载贝瑞特访台时指出，正如10年前美国将制造中心转移到台湾一样，因寻求竞争优势而不断转移供应链重心的国际产业变化趋势不会改变，也不是台湾以一己之力就能够抵抗的，与其自怨自艾，不如接受它并且致力提升自身产业地位（注：台《工商时报》2001年7月31日。）。台湾传统的代工生产模式，成本、规模、产业聚集效应是其主要竞争优势：但大陆这几个方面已急起直追，而且成本更低、市场规模更大、聚集效应更强。台湾IT产业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转移，不应被视为产业出走，而应被视为其全球影响力的扩张。我们可以看到，象鸿海公司等大量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大陆的企业，其实力迅速壮大，开始向国际型企业迈进。岛内IT产业不仅利用大陆及海外生产基地沿续了其代工生产模式的生命，而且企业力量的扩大和由以台湾为中心构筑的海外子生产网络的形成，为岛内IT产业摆脱单纯代工模式，向更高层次的研发、服务乃至全球运筹方向的升级奠定了强力基础。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二面性，如果台湾方面继续在大陆经贸政策方面采取限制政策，削弱或阻断两岸在IT产业已趋强化的产业分工关系，结局也可能是另一种方向。在这种结果下，移往大陆的岛内IT台商有可能逐步形成与台湾生产关系不大的独立代工体系，且由于接受大陆企业的代工订单，使其嫁接为大陆信息产业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注：陈文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台湾的经济
影响”载（台）《中国事务》月刊，2000年10月。）果如此的话，不仅台湾的传统代工优势加速丧失，岛内产业升级的力量也将遭到大幅削弱。这对于目前于台湾经济有关键意义的IT产业来说，既有优势丧失，新的产业力量与竞争优势又未确立，那么“产业空洞化”的发生便非耸人听闻了。
同时，在国内特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许多本土企业也并不合适作为投资对象，比如私募股权的投资大多要求企业具备发行股票的能力，即必须是股份有限公司，而国内法律法规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使得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仍然是有限责任公司制，仅有少数规模足够大的企业或者准备上市的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为此，众多外资私募股权基金为实现投资的顺利进入和退出，创造了红筹上市模式。
选择红筹上市并不简单
红筹模式，是自然人（包括境内居民和境外居民，但实际上大部分为境内居民）用来自于中国境外的外汇在境外设立拟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用来自于境外的外汇资金购买上述自然人在境内拥有的权益，拟上市公司以上述境内权益在境外上市。
简单来说便是国内企业在海外的避税岛设立一家公司，该公司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资产，由于国内国外两家企业为同一控制人，该控制人可以使用国外的公司来收购国内公司的股权或资产，在收购完成后，国内的企业就变成了国外企业的子公司，国外公司便成了国内企业的母公司，于是国内企业便由内资企业转变成了外商投资企业。由于国外企业控制了国内企业的资产，只要把国外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在海外市场上市，便实现了国内企业的上市融资计划，将所募得的资金再用来继续投资国内企业，壮大企业的规模。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的私募股权基金便可以通过投资设在海外的公司，换取海外公司一定量的股票，等到其上市后在海外市场出售，便可以实现在海外投资和海外退出。
但实际的操作并非上图这么简单，上市前后还需要仔细考虑许多细节问题。
首先，选择红筹上市的方案一定要考虑对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2004年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是指导审批外商投资项目的依据。在进行重组时，以进入境内企业所在的行业，并根据企业所在的行业对外资的开放程度，确定该行业是否允许外商独资或控股。这个直接影响到海外设立的壳公司能否返程收购的问题，也就直接决定了外资的风险投资类私募基金是否可以投资目标企业。
其次，红筹上市公司还需要符合海外资本市场的要求以及能够满足外资私募基金对公司的要求，主要包括：一方面，企业必须要主营业务突出，即需要公司业务定位清晰。主营业务应专注于一行业，把不相关的业务捆在一起的企业不适合上市，因为主营业务突出的上市公司更受投资者的青睐，一般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均占到总收入和利润总额的70%以上。
另一方面，企业还需要生产经营独立。要求拟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的研发、生产、销售，拥有完整、健全的生产经营体系。在资产重组方案中既要考虑把上市公司的资产中将受产业政策限制的业务剥离出来，又要必须考虑，剥离后的业务应该满足一个完整的生产流程，生产经营的独立，否则市场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如果企业中有国有股权的，国有股权是否退出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不少企业是通过国企改制后形成的股权结构，国有股权在重组中是否退出是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通知》规定：将国有股权转移到境外上市，按境内企业隶属关系先经省人民政府或国务院主管部门同意，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并由国务院按国家产业政策有关规定和年度总规模予以审批。审批程序复杂，耗费时间长，而且结果不可控。因此，如果企业中有国有股权的，国有部分的退出会更有利于企业的融资和上市。
审慎选择收购方式
在设立海外壳公司之后，便可以收购国内公司的资产或者股权，也被称为股权收购或资产收购两种收购方式。具体来说，股权收购是指境外的特殊目的公司以协议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而资产收购是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在国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特殊目的公司协议直接购买境内公司企业的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这两种收购方式的主要差异有：
在审批方面，股权收购中不涉及国有股权、上市公司股权收购的，审批部门只有商务部门，审批要点主要是外商投资是否符合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是否可以享受或继续享受外商投资企业有关优惠待遇，对于股权收购的定价不做要求；涉及国有股权的，审批部门还包括负责国有股权管理部门及其地方授权部门，审批要点是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公平、国有资产是否流失。而资产收购中涉及国有资产，资产收购价格一般应经过审计和政府核准。非国有资产的，只需资产评估机构评估。
在税收方面，股权收购中，纳税义务人是收购公司和境内公司股东，而与境内公司无关。除了合同印花税，根据《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境内公司股东因股权转让所得缴纳所得税。而在资产收购中，纳税义务人是收购公司和境内公司本身。根据资产的不同，纳税义务人需要缴纳不同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在债权债务方面，采取股权收购的收购企业必须继承被收购企业的债权债务；而采取资产收购的出售资产企业承担原有的债权债务。
即使在股权收购方式上，不同的支付方式也会影响到税收问题。以现金购买目标企业的股权时，属于应税股权收购，目标企业收到收购企业的现金时，是有偿转让股权的行为，其所得应该按规定缴纳所得税，但是出售股权不属于缴纳营业税的范畴；而收购企业以股权换取目标企业的股权，属于免税股权收购行为，根据有关税法的规定，被合并企业的股东以其持有的原被合并企业的股权（旧股）交换合并企业的股权（新股），不视为出售旧股、购买新股处理。
以可转换债券换取目标企业的股权，属于延期应税股权收购，收购企业以可转换债券购买目标企业的股权以后，收购企业对可转换债券可以先不转换为新股票，而是延长其转化为新股票的时间，这样在涉税问题上会取得两个好处：一是支付的债券利息可以作为税前扣除的项目，从而可以减少当期的应纳得额，减少所得税交纳；二是由于并购企业将可转换债券变为新股票的时间延长，其可转换债券的处置收益（资本利得）的纳税会一直延长到债券转化为新股票为止，从而取得延期纳税的好处。
多种方式筹措返程收购资金
在返程收购的资金来源上，大多数情况是由外商私募股权投资资金首先投资境外的特殊目的公司，提供资金。具体提供资金的方式有很多种，作为战略或财务投资者直接投资是一种方式。但是在返程收购还未完成之前，这样的投资其实有很大的风险，因此，直接投资一般并不会太多。
其余需要的资金可以通过金融机构提供过桥贷款以及担保贷款来解决；还可以利用可转换债，由特殊目的公司以完成收购为条件进行私募，向境外投资人发行可转换债，由特殊目的公司与私募投资人双方协商约定。返程投资完成后或公司上市后按约定的比例转换为股权，也可以利用对价时间差来筹集一定的资金。按《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外国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向转让股权的股东，或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支付全部对价。对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者，经批准机关批准后，应自外商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全部对价的60%以上，1年内付清全部对价。
并购后享受多重优惠
收购完成后，国内企业也应相应地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进而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一系列优惠。虽然2006年底通过的“两税合一”政策将会逐渐实现外资和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一致，但3～5年内这个差异还是会存在的。
具体而言，在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方面，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除了属于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贵重金属等资源开采项目的由国务院另外规定以外，实际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从事农业、林业、牧业和设在经济不发达的和边远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依照规定享受“二免三减半”企业所得税优惠待遇期满后，经企业申请，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在以后的10年内继续按应纳税额减征15％～30％的企业所得税。对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属于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项目，或者外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回收投资时间长的项目，或者属于能源、交通、港口建设项目的，报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免征地方所得税。
对设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可以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对外商投资兴办的产品出口企业，在按照税法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企业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属于已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可以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产品出口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对外商投资兴办的先进技术企业，在按照税法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以延长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半后的税率低于10％的，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先进技术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
在投资税收优惠方面，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五年的，经投资者申请，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的税款。如果直接再投资兴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者先进技术企业的，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五年的，应当缴回已退的税款。
对于投资所得税收，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免征所得税。对于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1995年底以前，同中国公司、企业签订信贷合同或贸易合同，提供贷款、垫付款和延期付款所取得的利息，在合同有效期内，可以减按1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对于为科学研究、开发能源、开展交通事业、农林牧业生产以及开发重要技术提供专用技术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经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减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或者条件优惠的，可以免征所得税。
红筹之路并非一路畅通
2005年，外管局在1月24日、4月21日和10月23日，连续了《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11号文、《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登记及外资并购外汇登记有关问题》的29号文和《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75号文，而后又在2006年8月9日由商务部等六大部委联合了2006年的第10号文―《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并且规定从2006年9月8日起正式实施。
新规定严格了境外公司换股并购的审批程序，要求境内公司首先要将相关文件报送到商务部申请批准；商务部批准后，会颁发“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的加注批准证书；自收到该证书之日起30日内需要办理工商及外汇的变更登记并颁发“自颁发之日起8个月内有效的”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和外汇登记证；境内公司同时需要在6个月内办理完毕境外投资核准、登记手续，如果没有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则加注的批准证书及境外投资批准证书自动失效，恢复到并购前的状态；如果获得批准，则可以换发无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以及无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外汇登记证。
新规定还严格了有关特殊目的公司返程并购境内公司的流程，设定了更多的程序环节。首先由境内公司向商务部申请以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商务部如果文件初审同意，出具原则批复函；境内公司凭此批复函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申请上市文件，中国证监会20个工作日之内决定是否核准；境内公司获核准后，向商务部申领加注“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持股，自营业执照颁发日起1年内有效的批准证书”，自获加注的批准证书之日起30日内，境内公司向工商、外汇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登记获准后，颁发加注“自颁发之日起14个月内有效的外企营业执照和外汇登记证”。
可以说，新规定不仅增加了红筹上市模式需要商务部和证监会的多重批准，而且还给那些特殊目的公司设定了一年的上市期。一方面是设定层层关卡，另一方面是要求短时间内通过这些关卡，否则一切重来。正是在这样严格的程序规定下，虽然该规定实施已经将近两年，但尚无任何一家通过此种模式实现红筹上市的目的，足可见该法规的严格程度。
一、上半年工作主要成效
（一）招商工作
元至六月，全区共引进招商项目30个，其中，新签约项目8个，新开工项目8个，续建项目6个（含1个外资项目），竣工项目8个。合同引进内资17.327亿元，实际到位内资1.87亿元，占市里下达的全年目标任力的53.4%；合同引进外资100万美元，实际到位外资40万美元，占市里下达的全年目标计划任务的11%。
1、夯实基础招商
一是将年初市里下达的全年招商引资目标任务，进行分解，制订了相应的考评办法，上报区委、区政府研究后以君办发[*]2号文件下发到相关单位和部门，发动全民招商。二是精心筛选和包装了47个对外招商项目，利用市、区政府的招商网站、省、市广电和报刊等媒体渠道，对外推介宣传*的投资环境、优惠政策和招商项目。三是建立了项目信息库、乡友联络网和重大项目跟踪信息反馈机制等。目前，收集全区在谈的大小项目60个，另外在35个签约项目和在建项目中，有25个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项目纳入了市里跟踪考核督查范围。四是充分运用节会、乡友联谊会、战友会、同学会等渠道推介*、宣传*。今年先后利用“宁波贸易洽谈会”、“*珠洽会”、“*—*专题投资环境推介及项目签约会”推介宣传*投资环境，印发各种资料100多份。特别是在6月8日至12日在*举办的第四届“泛珠会”上，我区有9个项目在会上签约，合同引进资金达5.1亿元。
2、主动出击招商
一是主要领导亲力亲为，带头抓招商力度大。今年区委书记戴新果、区长赵岳平就先后两次带队赴长江三角区域和珠江三角区域的省市敲门招商。区委分管招商引资的副书记刘海波、常务副区长王家树、区政府分管招商引资的副区长*、*等领导相继带领招商小分队赴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进行实地招商，对接考察了一批项目。领导外出招商期间，我局每次都派员参加。二是捕捉信息，迅速出击抓项目引进的决心大。我们对各方反馈的项目信息，及时加紧跟进，决不轻易放过每个项目。如今年3月，得知深圳艺之彩科技化工有限公司有意来*投资的信息后，我们立即组织专人帖身跟踪，从接触的第一面开始，我们从*追踪至深圳该企业驻地，前后用了15天时间才把项目敲定下来。再如浙江余姚市国泰集团公司拟投资8000万元新建蔬菜加工项目，广州高技食品有限公司拟投资5000万元新建淡水鱼加工项目，广州中迅集团公司拟投资1.5万元新建的化工生产项目等我们一直都是紧盯不放，保持互动联络，目前已与浙江余姚国泰实业、广州高技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意向书。
3、改进服务招商
要确保项目“进得来，留得住、做得大，长得快”，就必须加强对项目的跟踪服务，扎实、细致、有效地做好项目引进到项目建设各个环节的服务工作。区商务局企业服务中心，坚持服务上门，及时为项目投资者排忧解难，今年来先后为荆江门煤炭码头全程办理了特种经营许可证，为霈腾鞋业、永奇生物办理了外资验资、自营出口权报批等手续。由于服务周到，有力推动了我区新引进项目建设。今年相继有*玉大米加工、休闲食品加工、针织加工、有线网络改造、荆江门煤码头等7个项目竣工投产。
（二）商务工作
1、重点实施好两项“国字号”工程
一是“双百市场工程”。*年亚华市场荣获全国“双百市场工程”称号，今年元至三月份我局将“双百市场工程”第一期建设项目迎检工作放在首位，先后建议政府主要领导组织召开协调会4次、赴*6次，通过电视媒体报道“双百市场工程”3次，全局上下齐心协力，奋战在亚华市场，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功使亚华市场在今年3月第一期工程顺利通过验收，今年5月国家支持项目建设的270万元资金也顺利下拔。紧接着我们又帮助和指导亚华市场完成了第二期工程项目的申报工作。
二是“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今年三月份，通过认真筛选，确定我区*市家乐佳商贸有限公司运作“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之后，根据商务部相关要求，完成了试点企业申报工作，申报材料经过5次审查后方才上报。今年6月家乐佳商贸有限公司获准试点企业资格。与此同时，我们组织力量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宣传推介、下乡选点布点工作，正式启动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2、努力规范煤炭经营市场管理
我区煤炭经营企业有四家，即惠利源、大正、远翔和欣亿，其中具备煤炭经营资格的只有惠利源一家。为发展壮大我区煤炭流通市场，我局积极帮助另外三家企业向上申报煤炭经营资格证，通过几个月的积极努力，都已顺利办好了资格证。
3、积极筹资支持市场改造建设
我区城区集贸市场（挂口市场、柳林市场）年久失修，地面千疮百孔，下水道、公厕等设施急需改造，而两个市场自身十分困难，找不到资金来源，因此市场的维修改造一直被搁置。为此，我局主动向上衔接，已打出专题报告向上申请支持资金，估计下半年能够争取部分扶持建设资金。
4、大力整顿生猪屠宰执法队伍
我局下属生猪定点屠宰执法大队由于多方面原因，执法力度不大，屠宰量急剧下降，经济效益差，职工因领不到工资不满情绪大，一直来上访不断，同时私屠滥宰现象屡见不鲜，群众吃不上放心肉。针对这些情况，我局多次进行调查研究，制订了奖罚考核制度，并开展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千方百计帮困解难，使得执法大队面貌焕然一新，职工工作积极性大增，日屠宰量由原来几头一下子升到二十多头，经济效益明显好转，私屠滥宰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职工情绪稳定，彻底改变了不稳定局面。
（三）旅游工作
我区旅游业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水平，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加快特色旅游景点的开发和建设，开辟特色旅游精品线路。
一是进一步加快团湖荷花公园的旅游开发
团湖荷花公园是我市十大景点之一，但由于缺乏投入，该园的基础设施和接待能力远未达到现代旅游的要求，与此相对应，该园“赏荷采莲”这一绿色经典旅游产品也远没有为该园引来旅游热潮，长期以来，该园一直处于艰难经营状态，既无还债能力，更不用说为区财政创收，正因为如此，今年区委经济会议把团湖公园列入全区今年三个必须改革的单位之一。在区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分管领导的亲自指导下，我们几经探索和反复研究，在报区长办公会议同意后，决定对该园实行对外租赁经营，通过招商引资，我们成功引进*雨荷莲子公司，三月份签约，租赁方四月份进场并动工进行旅游开发建设，二个多月时间已投入近百万元，全面完成了公园的整体绿化，重新装修了餐厅和冷饮厅，检查并添置了电器设备，新开发了住宿、垂钓、茶艺项目，全面检修了原有的10条旅游船只，同时还新购买了10条旅游船只，引进了自来水。通过改造，团湖荷花公园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公园接待能力大大增强，安全隐患也得到了有效根除。在租赁方投资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是一租了事，置之不管，而是竭尽所能为租赁方协调矛盾排忧解难，如协调租赁方与公园原工作人员关系、与周边群众的关系、与建新农场的关系、与有关部门的关系等等，各种关系通过协调都得到了妥善处理，没有发生大的矛盾冲撞和一起上访。不但如此，我们还通过争取相关政策，把原业只有4米宽的500米的砂石入园公路改造成了6米宽的水泥路，一举解决了大型旅游车不能入园的老大难问题。目前，团湖公园旅游季节即将到来，我们正协助租赁方做好旅游宣传促销工作，已经与200余家旅游社和长炼、岳化等大型企业达成了旅游合作意向，我们乐观的相信，今年的团湖公园旅游将会成为热门。
二是进一步加快农家乐休闲旅游开发
*区丰富的农业资源、特有的湖光景色、特色餐饮和文化背景，最适宜发展农家乐特色休闲旅游产业，近两年来这一休闲旅游产业迅速兴起，今年更是发展较快，全区已有乡村辶恋、幸福农庄、农业高科技园、鸟语林垂钓山庄、新洲村示范基地系列农庄等有一定规模的农庄7家，*年总投资达600多万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今年我局各项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招商方面：引进项目缺少大项目和高科技、高回报的好项目；少数项目开工后建设进展缓慢；不少有招商引资任务的单位对招商引资思想上不够重视，措施上不够有力，出不了招商成果，致使全区招商引资工作整体进展不快等等。商务工作方面：进入了“双百市场工程”的亚华农产品批发大市场尽管一期工程通过了验收，但今年二期工程迟迟没有启动，下半年如果不加快启动和建设，将会影响到明年的检查验收。
三、下半年工作重点
1、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下半年要完成引进内资2个亿，引进外资320万美元的引资任务，其中要力争引进2—3个投资过5000万元的大项目。要完成这一目标任务，必须进一步强化全民招商的责任，调动全民招商的积极性；必须进一步创新招商方式，开展灵活多样的多种有效招商方式；必须进一步坚定招商引资的勇气和决心，用100%的耐心去对待哪怕只有1%的希望。在创新招商方式上，我们将实行以下几种招商方式：一是大力开展网络招商，每半个月在网络上全面搜索一次沿海发达地区的招商信息，主动加强对接；创建*区招商网站，广泛对外宣传。二是积极发动乡友、亲友、战友和同学招商，乡友、亲友、战友和同学遍布全国各地，具有信息灵通优势，但过去在招商中他们的作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关键是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问题，我们将尝试一些办法，如聘请乡友、亲友、战友和同学为招商信息员，向区政府建议针对他们制订特别的招商引资奖励政策，定期与他们加强感情联络等等。希望通过他们的引荐和介绍能引进一批项目。三是有针对性的上门招商。重点是针对我区农业资源优势，到农产品加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上门招商，加快发展我区的农产品加工业。四是鼓励以商招商。建议区委、区政府专门针对以商招商制订奖励政策，以调动我区现有企业招商合作或介绍客商来我区投资的积极性。
2、继续实施好两项国字号工程
一是督促并指导亚华农产品批发市场尽快启动二期工程建设；二是按照“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要求，做好全区超市的网点规划布局，并指导各超市搞好规划和改造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