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28 10:58:35
在国家体系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大国集团/结盟一直是权力政治的主要载体。无论是维也纳体系中神圣同盟的建立，还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与同盟国，轴心国与同盟国的较量，大国集团/结盟曾周而复始地扮演着权力竞争和对抗的角色，推动着热战的爆发。二战以后，尽管反帝反殖运动中不结盟力量兴起，在欧洲、东南亚等地，各种地区合作组织也开始蓬勃发展。但在冷战的大格局下，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的对峙仍然主导着当时大国政治。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东西方整体性的集团对峙和对抗局面结束，但冷战遗留的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北约和美国的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仍然存在，继续成为美国霸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后冷战时期传统的大国结盟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安全非传统化所带来的全新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以“9•11”国际恐怖袭击和“9•15”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受新一轮国际力量变化和全球治理需要的驱动，大国之间又进入新一轮的重新“集团化”过程，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和互动态势。首先是集团形态更加多样。冷战时期整体性的结盟继续存在，并开始转型，以适应当前全球治理的需要，例如北约的东扩和美国在亚太双边同盟体系向多边协作方向的发展。同时，各种实质性以问题和领域性合作为导向的协作同盟加速涌现，形成大国之间各种组合集团，譬如针对伊核问题的P5+1集团，围绕中东和平进程的美欧俄三驾马车，以及新兴大国中围绕气候变化议题组成的“基础四国”，等等。其次，大国集团驱动力日趋多元，正超越单一的意识形态纽带，以应对更为严峻的各种全球公共问题，谋求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再次，集团间关系性质发生了变迁，从冷战时期以对抗为主，到目前零合性质大幅降低，集团之间呈现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制衡的复杂状态。第四，集团的机制化水平各不相同，并且朝着多元而非单一的机制化方向发展。第五，领导权模式开始调整，（超级大国）大国与集团内其它大国的关系超越了冷战时期的美国的霸权模式和苏联的霸权模式，新形势下集团成员更加要求领导者发挥综合软、硬力量的影响力、感召力和亲和力。
[关键词]政治；政治学；范畴体系
[作者简介]肖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办公室，广东 广州510006；吴大兵，重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重庆400020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025―03
一、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总体要求
一门学科范畴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以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想当然地去组织、拼合它的体系结构，必须从学科本质的特征出发，依托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遵循相应的组织原则，揭示学科构建的科学规律。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依据所把握的总体要求又在哪里呢?
1．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我们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分析事物、洞悉事物的本质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要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我们不妨看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吸收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观点。(1)任何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表述这门科学的全部内容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过程的。人认识一个对象时总是从抽象到具体，科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最便于人对这个对象的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从平面到立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2)一个科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这个体系最抽象的东西。如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人类现代经济生活最抽象的东西，商品便成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点。(3)推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内在动力是对立统一规律，每一个原理应符合矛盾运动的形式。
2．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政治研究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问，古今中外人们始终如一地对政治学研究投入巨大的热情，政治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科学。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工作，对政治、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并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向。因而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根基。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政治学范畴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开放的，不断发展丰富的，政治学也毫不例外，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而前进。它一方面会从政治学已有的内容中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也会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来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因而，我们对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固定的框架和模式。
4．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关键。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从内容上看，一门学科的对象，决定学科的内容。一门学科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结构；二是对象的运动及其规律。从内容的逻辑安排看，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客观到主观，这几乎成为任何学科构成体系的顺序，这种顺序符合认识的规律，符合认识的历史，也便于读者对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解。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着眼点又在哪里呢?于此，笔者从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人手分析和论述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问题。
二、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
正确认识政治和政治学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政治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自从国家(城邦)产生以来，人们就在苦苦地思索、不懈地探索，但仍达不成共识。因为政治学者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几乎都有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表述。概言之，对政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政治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一种规范性的道德；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政治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政治是一种管理活动。
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是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和根本问题；政治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综观以上分析，由于人们的观察点、立足点不同，使得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完全不一致。杰弗里・庞顿说过：我们最好不要将一种概念视为某种固有的客观东西。也就是说对政治的定义，我们无须也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模式、方式等框架结构将其固定(这在实质上也是没有必要的)。然而我们通过对政治诠释性的定义，透过其现象的描述、对本质的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有着如下的共识：(1)政治是在以国家存在为前提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关系；(2)政治所探讨的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表现、运作及其内在机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的范畴中公共权力是其核心和本质。由此，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本质的内核找到了切入点。
政治学的定义显然也只能以政治定义为基准，不同的政治理解必然表现出对政治学的定义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来看，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政权是所有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也就是说，政治学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结合上述分析，即我们在剖析各家关于政治概念的诠释时，已窥见到政治学包含着以下核心的要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运作、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看，它所揭示的是在国家中对政治权力的探讨，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研究是其核心范畴，伴随着权力运作方式、机制、模式等是其必然拓展的范畴系统。由此，我们在建构政治学范畴体系时，权力必然是其体系建构的核心，而其体系的构建是依此为中心依托的展开。
三、政治学范畴体系构建的结构模式
通过对政治、政治学的分析，我们明确了政治学所研究的核心范畴是政治权力，因此从政治权力的层面我们必然要追寻权力的本体、权力的主体、
权力的客体，这三者不仅处于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第二个层次，而且由此演绎构建起整个政治学范畴的体系框架。
1．从权力的本体来看，作为政治权力的本体所探讨的自然是政治权力自身的结构、要素及其内部机制。具体来讲可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从内部机制的层面看，这是一个处于基础的层面。它应该包括如下范畴：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发展及其规律等。(1)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的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社会政治的本质内容，其他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关系的外化和具体形态表现。从本质上看它包括：利益与政治、政治权力、政治权利等。(2)政治制度是指政治行为方式在国家权力活动的表现形式。民主与专制是两种基本形式，目前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3)政治思想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对政治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形态的对政治的认识和评价。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观念形态、政治思想及其评判等。(4)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它具体包括以下范畴：政治意识、政治信念、政治行为标准、政治价值评价、政治动机、政治情感、政治习俗、政治心理等。(5)政治行为是指政治活动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基本范畴有政治斗争、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等。(6)政治发展及其规律所探讨的是以研究政治运行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为目的的，尽管目前尚无共识的定义形式，但作为政治学所研究的基本范畴已成事实。
从其表现形式上看，这是其处于从属的地位层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把政治学范畴概括为七个方面：政治学原理、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家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和政治学方法等。(1)政治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国和外国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等。(2)中国政治包括中国的政治史、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党的领导和建设、干部与人事、地方政府、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人民与政治家问题、中国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3)比较政治包括各国的政治制度的模式、政治形式，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史和现行政府体制、政党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精英人物和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变迁及其各种模式以及地区研究和国家研究等。(4)公共政治包括公共政策理论、决策科学、政策分析、决策的模型研究及其福利政策、劳工政策、教育对象、科学政策、种族政策、都市政策、外交政策、军事政策的研究等。(5)公共行政包括行政管理、市政学、行政法学、文官制度、比较行政、组织和管理分析、组织理论和行为、人事行政等。(6)国际关系包括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法、世界性和地区性战略研究、国际战略研究等。(7)政治学方法论包括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调查研究、定量分析、试验设计、个案研究以及政治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治行为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决策分析等。
2．从权力的主体来看。权力的主体所探讨的是权力运作的执行者或实施者及其对象。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近现代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韦伯、罗尔斯等等，一直到当代的政治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国家(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城邦)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并在长时期里成为一部分研究者研究领域的核心范畴。但必须明确的是，国家只是作为政治权力主体的核心范畴，而非政治本身的核心范畴，也就是说从属于权力核心范畴。可以说国家作为权力主体范畴的核心地位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伴随着国家这一主体的存在，与之并存的阶级、政府、政党、革命以及其中两个重要的范畴――民族和国际社会等就构成了政治权力主体的范畴体系。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 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 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 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欧美学术界，类似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国际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总结，它要求作者有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从各种杂乱事件中抓住关键线索的敏锐能力。一个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教科书或专著包含更深刻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例如，关于国家行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行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势力均衡的管理，这种势力均衡思想读者无法从一般的“国际理论”中找到，却出神入化地体现在劳伦斯(Lorenzo)论述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 III)或俾斯麦(Bismarck)的著作内。怀特的结论是：“有关国际史的作品，无论是涉猎极广的题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颠政策的演化》，马廷林(Mattingl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远东》，或是详细的专门论述－－如萨默勒(Sumner)的《俄国与巴尔干》，甚至索伦森(Sorensen)关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论’之上的大量理论著作来，对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简约公式是：“国际政治＝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历史哲学”。[6]
应当指出，无论在中国外国，上述见识者肯定不占多数，但这为数不多的人往往是真正识多见广的智者，他们的著述多具有好的历史作品特有的穿透力，所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从比例上远大于他们的人数和作品数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弘扬了最好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必然具备的历史属性。然而，这种观点在被认同方面也有它的困难：其一，当代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史家出身，因此不管是知识的结构或驾驭材料方面，很难要求他们（多半是比较年轻的人）具备广博的历史观念和知识，而方法论的东西（如6－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博弈论等）对他们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其二，有的时候，由于“历史学派”轻视各种“新学”（包括观点、模式和方法）的作用，尤其是因为贬低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他们的理论容纳能力受到削弱，他们的看法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依笔者之见，“历史学派”本身是有方法的，他们在浩瀚史料中捕捉关键线索的出色能力，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及其存在；但这种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和内生的东西，属于与生俱来的品质，它们与那种表征明确的、工具性的方法不大一样，前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后者可以“临摹”、易于推广。
4．“国际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依照这种观点，国际政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虽然与其它学科（如文史哲经）相比属于一个发育较晚的知识门类；它一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多领域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其探索目标以处在国际关系中的所有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和揭示其带有普遍规律的特征，以应对这一领域的社会需要和知识疑问。“跨学科论者”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只是本世纪以来才受到重视，无论概念框架、学科对象或研究方法都没有形成像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和经济学那样的成熟形态。他们指出，国际政治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西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探索，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学科的相对“孱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学科属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
笔者曾经提出：“从学理看，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对象仿佛是一块有无数层面而且在不断旋转的立方体，每一学科的知识都能部分正确地解释其中某时刻点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但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又都不足以涵盖不同时间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的所有层面。即便作为一门跨学科知识，国际政治学与纯粹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如量子化学、模糊数学）或工具性理论（如系统论、统计学）也不一样。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它自己的成系统的鲜明对象和范畴，如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世界系统、综合国力、均势、强权、霸权、帝国主义、国际冲突、国际干涉、国际协调、地区一体化，等等。这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大的门类，某种程度上像是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一类的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例如，讨论国家主权问题时离不开国际法的严谨定义，讨论国际冲突时常常要使用军事学的术语，讨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时会涉及民族学理论和历史学分期，讨论综合国力问题时多半要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讨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时必须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帮助，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时通常要查阅有关的地理书籍，……。一切在当代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国际学说，都可成为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迪源。由此说来，国际关系学既是多学科的研究，要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跨学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这是它的优势，是其希望所在。”[7]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存在，是基于下述事实：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又是知识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领域，所谓“世界政治”的发生和演进，是处在一个缺少共同承认的合法权威（世界政府）却同时存在斗争磨擦又交往有序、历经变迁又经久不息的国际体系中。这一现象不管是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其他已有的任何学问都没有探讨和不足以解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研究这种既分裂又整合的世界中的各种基本单位、它们的政治和政策、它们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影响它们的种种因素和活动。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既可以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规范的”（normative）理论和概念，也可以是历史学中的“经验的”（empirical）或“因果联系的”（causal）理论和概念，还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学”（policy science）方法；但无论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哪一种方法，它们都被整合到国际政治自成体系的理论中，变成其有机的、有别于原有特性的组成部分。[8] 按照这种理解，不仅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一些范畴，如国际交往和外交斗争、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等，而且，从其它学科借用过来的概念在纳入新的框架和背景之后也有了独立研究的价值，比如，国际战争或国际和平显然不完全同于国内战争或国内和平，正如人们不会把国际法等同于国内法、地缘政治等同于选举政治一样－－不论其范围还是作用方式。
应当看到，这种观点既有它独特的优势、吸引力，也有其问题和不足。它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独立学科属性，为这一领域的全面和深入开掘奠定了基础；它重视跨学科的边际碰撞，使原先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进入国际研究的大门并且充实丰富这一学科成为可能；它对于有志从事国际事务的宏观探索的学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大理论”和“战略设计”享有某种优先权。然而，与学科历史的短暂相一致，它事实上仍然缺乏独立的“知识学”基础，缺少自身成熟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这是它的重大缺点，依笔者管见，如果从中获得突破，也可能正是它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也可以认为，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四种意见及各自的方法论途径，即决策过程分析、政治学基础、历史（思想史）视角和方法论研究。或者，不妨把它们简单概括为“外交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尽管学者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他们的各自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完全将他们的观点分个是非、比个高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更上层楼，至少应当建立在对这些观点的了解之上。
二．从什么角度研究国际政治问题？
研究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如果站在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不止是平日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常识，它亦适用国际政治的研究。上一节讨论了“是什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侧重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还是以具体的事例说明。
比方讲，在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的“南北差距”的问题上，至少可以见到以下三种不同分析角度：
一种是为现状辩护的角度，我们把称它为“现实主义学派”。尽管其中思潮、流派杂多，它的基本认识是：现有的南北差距既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国家间实力和发展速度不平衡的现实结果，这个由历史和现实的多种作用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矛盾，反映了国际关系结构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和实际的等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各国只能“好自为之”，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取得应有的国际位置和影响，换句话说，强国大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强国大国）当然有更多更大的优势，而小国弱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小国弱国）天生面临着受到威胁或依附他人的境遇；在这个结构下面，公平是需要的，但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国际组织能够起一定作用，各国间的合作和国际法的约束亦可能多少抵消一点强权政治和不平衡经济扩大的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和各国追求各自利益的强烈冲动，差距和矛盾是永远不会根本消除的，就象人与人之间不会完全消除差距和矛盾一样。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国际冲突的人，十分看重外交手段、联盟方式、战争与和平、各国的长远战略等方面，包括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缓和的具体途径，但他们不去“幻想”南北矛盾的根除，他们多把自己称为“有悲观倾向的现实主义者”。
关键词：英国；国际形象；启示
二战后英国在相对衰落中失去了领先世界潮流的能力，在世界霸权和平的转移中，在平缓而不是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英国没有落伍，它仍然在前进。当我们以国际形象的视角回顾英国从二战结束到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的衰落、渐变、动摇和务实。它在这个过程中塑造的国际形象，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塑造国际形象必须以国家实力为根本基础
没有一定实力的国际行为主体，就不具备进行国际形象塑造的物质条件，国家实力限定了国际形象塑造的方向和潜在空间。上述命题如此显而易见，然而如果把它同英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悲剧的味道，启发我们进一步地思考。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进步是英国历史的主流，它发展的大方向是应该加以肯定的。”［1］然而，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进步并不是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英国国际形象的最主要的特征，它最主要的特征是“衰落”，这最终还是由英国的国家实力决定的。人们在探求英国“衰落”的原因时，“往往首先考虑英国本身太小的事实”［1］，支撑这个事实的两个指标——人口和国土正是国家实力最基本的变量。也就是说，英国的实例告诉我们，作为国际形象基础的国家实力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人口、国土和资源等自然因素是基础的基础。
在充满自由竞争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政治影响力在国际行为主体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对这种影响力的追求势必受到政治资源、国际关系模式、国际社会交往、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它的作用则是预测、探寻未来的行为［2］。如果我们要依据上面的判断“预测、探寻未来的行为”的话，那么它的潜台词或者说它的进一步的推论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塑造世界强国形象的机会将更多的倾向于人口和国土大国。
二、塑造国际形象必须以国际战略和形象定位为基本出发点
国际战略是国家在较长时期内参与国际竞争的总体方略，其主要表现形态是国家的对外战略［3］。二战后，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开始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通过形象定位，为被称为“软权力的新语言”的国际形象提出长期性、全局性的谋划。所谓形象定位，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国际战略为基本出发点，在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谋划并确定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特色或个性。国际形象的定位，是国际形象塑造的基本出发点。国家塑造国际形象的一切努力无不以国际形象的定位为准绳，围绕定位来展开，在对国家实力和国际政治环境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国家具体实际，针对国际形象评价客体的评价预期，强有力地塑造本国与众不同的形象，从而使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确立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形象地位［4］。
正确的形象战略和形象定位指导塑造积极的国际形象，错误的形象战略和形象定位则会极大地损伤国际形象。英国从世界最强国的顶峰跌落下来，成为欧洲诸国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在这个反差巨大的过程中，英国不止一次地取得过由正确的形象定位导致的成功，也有过错误的形象定位带来的失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曾经总结了一个规律，即：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而消释于世界性扩张［5］。英国的“欧洲国家”的定位具有地区守成的性质，与自己的国家实力、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相适应，所以增强了它对欧洲的影响；而它的“帝国情结”使它的形象战略和形象定位屡屡出错，在世界人民心中留下不光彩的记忆［1］。
三、塑造国际形象必须以努力缩小“我形象”与“他形象”的差距为基本策略
国际形象的形成过程是塑造中的“我形象”与构建中的“他形象”彼此接近的过程。在国际关系中真正能够影响别国的是“他形象”，而国家能够控制的却是“我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构建、塑造国际形象的任务，就是努力实现“我形象”到“他形象”的转变。“在对外事务中，英国基本上采取了务实、不抗拒历史潮流的立场，正因为如此，当世界上其他‘帝国’在20世纪都逐一瓦解时，英帝国却从‘帝国’转成‘联邦’。”［1］历史学家这里所说的历史转变，从构建、塑造国际形象角度来看，就是“我形象”到“他形象”的转变。
四、塑造国际形象必须以宣传和沟通为主要手段
“事实上，言说即行动；言谈无疑是我们把世界构建成现在样子的最重要的方式。”［6］英国的实践表明，强大的宣传力量、传媒实力和有效的沟通能力是构建、塑造国际形象的必要保障。按照拉斯韦尔给出的定义，“宣传就是运用象征符号来控制人们的群体态度。”［7］在国际形象的构建、塑造中，传媒力量将多种多样的现实符号化、概念化，通过对政治数据的安排、比喻式的描述、概念式定性等技巧把各个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或者赋予某些事物和事件以政治含义［8］，造国家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同时通过政治修辞化，利用语言形象的方式，将政治信息的内容及思想感情固定化、模式化，丑化敌对方，美化自己。
除此以外，沟通的作用不容忽视，国际沟通通常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最直接的层面便是日常沟通，包括解释内政外交政策的背景情况、危机处理和反攻击所需要的准备活动等；第二个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层面是战略沟通；第三层面可以通过交流、培训、研讨会、会议等渠道来与关键的国家和组织发展多年持久的关系。这三个层面都在塑造有吸引力的国际形象上发挥着作用，增强了获得预期结果的前景［9］。从英国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英国具有很强的传媒实力，它在宣传和沟通方面不但是经验丰富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五、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历史上曾经的霸权国，作为英联邦的核心国，作为美国最重要最亲密的战略伙伴，作为欧盟主要的成员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英国都是国际关系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国家，他通过工业革命史、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史、世界霸权轮回史、殖民体系崩溃史、二战和冷战史沉淀的丰富多彩的国际形象本身就是国际形象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英国在变幻的世界风云中塑造自己国际形象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效果和影响，为各国在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方面提供了积极而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钱乘旦,等.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98.
［2］王学东.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J］.现代国际关系,2003,(7).
［3］李景治,罗天虹,等.国际战略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4］王文清.准确建立企业形象定位［J］.商业研究,1998,(10).
一、“结构理论”与层次分析
一般来说，任何理解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或现象的尝试都会遇到所谓层次分析问题，因 为这一问题定义了国际体系的不同分层，而这里的每一分层实际上都代表了某些特定的 解释来源(自变量)所处的位置；所谓层次分析问题也就是关于研究者如何辨别和处理那 些不同的解释来源所处的不同类型位置的问题，而不同的分析层次则代表那些不同的解 释来源所处的不同类型的位置。(注：吴征宇：《关于层次分析的若干问题》[J]，《欧 洲》2001年第6期。)一般来说，层次分析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由于不同的研究者 对国际体系中的层次划分往往有不同答案，而实际上，层次分析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研究 方法。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首先将层次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专门加以提出并且 讨论的，是美国行为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戴维·辛格。(注：Martin Hollis & Steve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 Relations(London:ClarenPress，1990)，p.98.)而真正对层次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形成和完善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 ，则是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而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也正 是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发展而来的。(注：Barry Buzan，Charles Jones，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93)，
p.22.)
1959年，华尔兹正是遵循层次分析的思维逻辑构建出其有关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 三个意象理论”，即第一意象试图通过考察人性，第二意象试图通过考察国家的内部构 成，第三意象试图通过考察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来解释国际事件。华尔兹得出的结论 是，若要获得对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正确认识，研究者不仅要注意到三种意象的作用 ，更要将第三意象看作其他两种意象作用的背景：“第三意象说明了世界政治的体系基 础，但没有第一和第二意象，我们就不能了解决定政策的诸种力量；第一和第二意象说 明了世界政治的诸种力量，但没有第三意象，我们就不能估计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预测 其结果。”(注：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9)，p.238.)从本质上说，华尔兹提出的这三个意象(即人性、国 内结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实际上代表了对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三种不同的解 释来源(自变量)。1979年，华尔兹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正是以这一结论为起点 ，以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的独立变量，通过对结构的准确定义从而将结构同单元层次变量 明确地区分开，并详细考察了国际政治结构(第三意象)的重要作用。华尔兹在书中强调 ：“若是声称在采用一种系统方法或构建一种系统理论，研究者必须将体系层次和单元 层次明确地区分开；如果不能划清或保持结构和属性及过程间的区别，就不能分清不同 的原因，也不能分清原因和结果。”(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78.)从理论上讲，华尔兹对结构的定义在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定义确立了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独 立变量的合法地位，从而使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成为可能。
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任何一种体系必然包含“一种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单元”，因而 任何一种体系原则上都包括两个层次，即体系炽次和单元层次，前者指“体系构成单元 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后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 。按照这一标准，华尔兹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种类型，即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前者 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集中于单元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现实是由 单元的属性及互动决定的；后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同样也处于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理 论，这种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现实不仅受单元层次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单元排列方式的影 响。(注：Ibid.，pp.18，40，80.)对于华尔兹而言，由于简化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通过了解 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和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因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假设在国家 的行为目标和行为结果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因果关系，然而，国家的行为动机很少同行为 结果相一致这一事实明确表明，国际政治现实不仅会受到单元的属性及互动的影响，而 且也受到体系层次变量的影响，因而简化理论无法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做出充分的解 释，而只有系统理论才能使我们认清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诸种力量。(注：Ibid.，pp.67 -68.)从理论上说，正因为体系层次变量和单元层次变量都会对国际政治现实产生影响 ，因而华尔兹认为研究者在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时面临的任务不仅是将它们明确 区分开，而且要考察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而这就意味着，一种国际政治 系统理论必须同时包括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独立变量。(注：Barry Buzan，“The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in KenBooth & 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London:Polity Press，1995).p.211.)正因为如此，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上应该是包含 了三个主要的自变量，即体系层次的“结构”和单元层次的“过程”及“属性”。
二、结构、过程、属性
“结构、过程、属性”是华尔兹理论包含的三个主要自变量，这三个自变量实际上也 就是华尔兹揭示的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三种主要力量，任何对华尔兹理论的系统研究都 必须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考察这三个自变量的涵义及相互关系上。
华尔兹理论中的“结构”概念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即那些以不同方式排 列在一起的单元，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并且在相互作用中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正因为体 系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体系构成单元排列的问题，因而华尔兹认为结构的定义应省略一 切单元层次的特点，即“一种结构不能通过列举体系的实体性特征来界定，而应根据体 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来界定。”有鉴于此，华尔兹认为结构应当从 三方面加以界定：首先，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原则来界定，而这种排列原则 只有两种，即等级制原则和无政府原则；其次，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功能上的差异 来界定；最后，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间的权势分布状况来界定。(注：Kenneth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79，81，101.)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对 体系的两种组织原则(即等级制原则和无政府原则)的区分完全以是否拥有对武力使用进 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权威作为衡量标准，即等级制体系中存在对武力使用进行有效控制的 公共权威，无政府体系中没有对武力使用进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权威；而这点实际上意味 着：等级制体系中的单元间本质上是一种权威关系，无政府体系中的单元间本质上是一 种实力关系。(注：Helen Milner，“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R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5)，17，p.76.)华尔兹对两种体系组织原则的这 一区分可以说根本上决定了华尔兹对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方式：由于等级制体系中的单 元不必为生存而担心，因而它们之间可以发展出密切的劳动分工，并产生功能上的差异 ；由于无政府体系中的单元需要为生存而担心，因而它们之间分工合作的程度很低，而 这就必然导致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似或相同。正因为如此，华尔兹界定的国际政治结构仅 仅包括两个构成要素，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行为主体间的权势分布状况。(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92)，46，p.399.)
一般来说，华尔兹的理论虽然是赋予了国际政治结构以鲜明的实体性特征，但他界定 的国际政治结构本质上并非一种独立的行为体，而是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产生影响作 用的一系列约束性的环境；对这种国际政治结构的最为恰当的类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 家亚当·斯密曾用来形容经济市场对经济单元作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而这种国际 政治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两种过程性的方式来实现的， 即单元的“社会化过程”和“相互间竞争”。(注：Martin Griffiths，Realism，Id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92)，p.82.)值得注意的 是，华尔兹虽然将“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行为主体间权势分布状况”统称为国际 政治结构，然而在华尔兹界定的国际政治结构两条构成要素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首先 ，由于华尔兹认为无政府原则和等级制原则将分别导致单元功能的同一性或差异性，因 而在华尔兹界定的结构的前两条构成要素间(即体系组织原则和单元功能规定)存在着密 切的逻辑联系，但这种联系并没有延伸到结构的第三条构成要素(即单元之间的权势分 布状况)；其次，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无论怎样单元也无法将无政府国际体系转变为 等级制国际体系，因而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质上是一个恒定的常量，而国际权势分布状况 则是随单元之间的相对实力消长而变化的因素，这种变化也正是华尔兹理论包含的惟一 一种结构性变化。正因为如此，华尔兹定义的国际政治结构实际上应该包含了两个变量 ，这就是体系的“深层性结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分布性结构”(国际权势分布状 况)。(注：Barry Buzan，Charles Jones，Richard Little，op.cit.，pp.51-54.)
由于华尔兹认为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明 确地区分开，因而华尔兹将精力主要是放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华 尔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首先，国际政治结构是解释国际政治本质的延续性和重复性 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只要结构保持不变，它就会产生过程和行动上的相似性；其次， 国际政治结构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因素，因为以往的研究者将精力只局限于单元层次， 而没有认识到系统性的原因在发挥作用。(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175.)尽管如此，华尔兹在讨论简化理论时，还是对单元层 次变量做出了明确界定。对于华尔兹来说，简化理论是一种力图通过理解“整体各部分 的内部性质及它们间的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按照这一标准，华尔兹界定的单元层 次变量应该包括“单元的内部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属性” 和“过程”。(注：Ibid.，pp.18，79.)在理论上，“过程”指国际行为主体间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的方式，这种互动方式(尤其是那些经久不衰和反复出现的互动方式)历来是 影响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属性”是指国际行为主体的内部性质，这种内部性质 ，尤其是它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实力，同样也必然对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 ，华尔兹虽然对单元层次变量的性质和作用很少提及，然而在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中 ，体系层次变量同单元层次变量的作用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华尔兹对国际政治结构 效应的考察也正是建立在一种对“过程”和“属性”的假设之上的。(注：亚历山大·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三、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
体系层次变量和单元层次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有关华尔兹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 针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地关系到我们对华尔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由于华尔兹的理论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其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因而 许多研究者往往将这一理论看成一种纯粹的“结构决定主义理论”，这种看法实际上恰 恰歪曲了华尔兹理论的实质。华尔兹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的系 统理论，这一理论在强调结构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单元层次变量的作用，华尔兹同样 也意识到结构只能产生部分解释。1959年，华尔兹在讨论三种意象关系时就指出：“所 有三种意象完全是一个整体。个人、国家和国家体系在努力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如 此重要，以致任何一个分析家无论怎样重视一种意象，也很少忽视其他两种意象。而且 过分强调一种意象的作用可能歪曲人们对其他两种意象的解释。”(注：Kenneth Waltz ，Man，the State and War，p.160.)1979年，华尔兹在谈到结构作用时指出：“体系层次 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各单元千差万别，但行为却相似，而且行为结果发生在预期的范围内 。相反，单元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为什么同一个体系中地位相似的不同单元，其行为却大 相径庭。”因此“认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本身就能说明国家会采取什么样对策的想法， 正是同简化理论的错误相对应的一种错误。”(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72.)1986年，华尔兹再次强调：结构对单元只产生“影响 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因为“结构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行为和结果，这不仅是由 于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是由于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 塑造和推动同样可能被单元成功地加以抵制。”因为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约束 力在某种程度上能通过合理地运用实力、技巧和决心加以克服，从而实现某些看上去似 乎是难以达到的目标。(注：Kenneth 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328，343.)
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是体系层次的两种结构(即 深层性结构和分布性结构)和单元层次的各种因素(即过程和属性)共同促成的，因而在 任何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中单元层次因素的作用都应该是必不可少的：首先，体系层 次因素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单元面临的各种压力，但没有对单元层次因素的认识，我们就 无法认识到单元对压力做出的反应；(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p.72.)其次，由于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并且对国际 政治现实都会产生影响，因而研究者在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时必须兼顾两种因素的作用； (注：Kenneth 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p.34.)最后，由 于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在因果关系中的份量比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具体 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对单元层次因素的认识将提高一种理论的解释和预测的精确程 度。(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49.)从理论上讲，华 尔兹之所以将注意力放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其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并不是因为他认为 单元层次的因素不够重要，而是因为以往的学者普遍都忽略了国际政治结构的重要作用 ，因而他相信这样做不仅是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对以往的错误 可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注：Kenneth 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p.327，331.)从总体上看，华尔兹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其 为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现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告诉我们国际政治现实 是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因素共同促成的，然而，在这一框架中这两个层次的因素还未 能有机地融为一体，而是分别起影响作用的两种力量，它们在因果关系中的份量比也只 有在具体研究中才能确定，正是因为如此，华尔兹在考察国际政治结构的效应时必须将 单元的属性设定为常量。(注：Alexander Wendt，“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R 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7)，41，p.338.)
一般来说，华尔兹理论的“决定论倾向”并不是表现为排斥单元层次因素的作用，而 是在于它认为无论单元发生什么变化，它们都不可能超越无政府状态的制约性影响，有 鉴于此，华尔兹的理论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决定论”，而这点也正是造成了 华尔兹的理论不断地遭受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注：Andrew Linklater，“Neo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Ken Booth & 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 Today(London:Polity Press，1995)，pp.256-258.)从本质上说，华 尔兹理论的这一特点不应该构成为一条根本性缺憾，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一种国际政治理 论能够构建出一条使无政府状态中的单元摆脱其影响的途径，即使目前流行的两种专门 为超越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而构建的国际政治理论(即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也没 能做到这一点。(注：关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相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的缺陷，参见：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pp.485-508.Dale Copeland，“The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0 )，25，pp.187-211.)从理论上讲，正因为华尔兹的理论以精湛的逻辑推理和演绎论证诠 释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影响作用，所以才会有这一理论在现代国 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因为这一理论向所有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难以 应付的挑战，即人类究竟能否以及怎样才能超越国际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的竞争性逻辑 。
四、“无政府状态”的解释力问题
从本质上说，华尔兹理论的核心就是力图通过考察国际政治无政府特性来解释国际事 件，因为国际政治无政府特性揭示了为什么单元层次因素虽不断发生重大变化，但千百 年来国际政治本质却仍然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正是因为如此，华尔兹的理论才摒弃 了人性本恶的前提，转而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立论基点，从而异常明确地分辨出国际政 治中那作用巨大且较为持久的结构性因素。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华尔兹在阐述国际无 政府状态的性质和作用时，完全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作用绝对化，而这就导致了 华尔兹的理论在演绎逻辑上存在过分简单化的倾向，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虽然是国际政 治的一大本质特征，但不是惟一重要特征，如果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及作用绝对化 ，实际上等于夸大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华尔兹来说，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之所以必须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根本出发点，是 由于“按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原则划定的结构，能帮助我们解释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的 许多重要方面。”这就是假设的有用性，而这种有用性主要是取决于以此为基础构建出 的理论能否产生足够的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的考察 完全建立在单元偏好是外生给定的基础上，即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各单元是一种利己的 行为体，它们的主要行为动机是生存(生存指各单元保持其作为一种主权实体所具备的 各项根本属性)。(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16.亚 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28页。)然而，即使在单元偏好是外生给 定的情况下，国际无政府状态同样也难以对国际政治现实产生足够的解释力。一般来说 ，国际无政府状态实际有两重含义：首先，国际无政府状态指一种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 状态；其次，国际无政府状态指一种依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这两重涵义间的区别在 于：如果国际无政府状态仅仅指一种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状态，那么就不涉及生活在这 一状态中的单元以什么作为保障生存的根本手段；然而，如果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种依 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那么就表明生活在这一状态中的单元用以保障其生存的根本手 段是武力。(注：Jack Donnelly，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54.)正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具有双重含义，因 而我们对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理论假设有用性的考察，必须也集中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 两重含义是否都能产生华尔兹预期的那种解释力这一问题上，而这点对理解和把握华尔 兹理论的应用范围特别重要。
在理论上，如果将国际无政府状态定义为一种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状态，那么以这一 定义为基础而构建的国际政治理论必然在各相关领域中具有高度的“可替换性”，即这 种理论适用于那些内容虽然不同，但同样是缺乏一个中央统治权威的各相关领域中(如 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等)。然而，这一定义的问题是：一个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状态不 一定使那些利己的、以生存为动机的单元以一种最终将导致均势形成的方式来行事，因 为这样一种状态不一定会危及单元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各单元是否以一种最终将导 致均势形成的方式来行事取决于其他相关的环境因素(如生存手段和竞争性质等)。(注 ：Robert Powell，“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4)，48，p.336.)另一方面，如果将国际无政府状态定义为是一种依赖 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那么生活在这一状态中的单元必然以一种将导致均势形成的方式 来行事，因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由于各单元实力上的巨大差异，因而它们如果不以一 种将导致均势形成的方式来行事，那么它们的生存将面临严重威胁。然而，这一定义的 问题是：在一个依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中，如果各单元维护其生存的最终手段是武力 ，那么以这一定义为基础构建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失去了那种在相关领域中的高度“可替 换性”，即这种理论仅仅适用于那些必须以武力作为生存手段的领域，而不适用于那些 结构虽然相同，但基本不涉及武力使用的其他领域。(注：Robert Powell，“Guns，Butter and Anarch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87，p.123.)实际 上，华尔兹理论中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所以会产生单一的行为逻辑，其根本原因在于其 有特定含义，即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必须依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在无政府秩序 中，自助原则是单元行动的必然准则。”(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02，111.)
华尔兹界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特定含义实际上是限制了华尔兹理论的适用范围，这 就对华尔兹做出的关于其理论在内容不同但结构相似的相关领域中有普遍适用性的声明 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对那些力图依据华尔兹的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 趋势的学者而言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由于国家在经济领域和 安全领域中的竞争本质上是一样的，因而冷战后各国在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必须以确保在 经济领域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为基本目标；然而，罗伯特·杰维斯却认为：由于国家在经 济领域和安全领域中的竞争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各国在经济领域中的竞争不必以 确保相对优势地位为目标。(注：Samuel 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3)，17，pp.68-83.Robert Jervis，“International Prim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3)，17，pp.52-67.)实际上，这 两位学者之所以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是由于他们对华尔兹理论的适用范围有着不同 的理解，而这点恰恰导致了他们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事实上，正因为华尔兹 界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有特定的涵义，因此任何对华尔兹理论的运用都必须注意：华尔 兹的理论是一种有严格适用范围的理论，而不是他本人预言的那样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理论。
五、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价值
华尔兹理论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强调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间必定会存在普遍的相 互猜疑和相互恐惧，对于华尔兹来说，这种国家间普遍存在的“霍布斯式的疑惧”连同 由此而来的“安全两难”局面，不仅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见格局，而且是造成主权国 家间紧张、冲突和对抗的一大生成机理。一般来说，任何一种理论在新的形势下的价值 和意义取决于它赖以构建的前提条件是否能继续存在，有鉴于此，华尔兹的理论在当今 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国际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本质是否已经或正在因那种以 高度的相互依赖为特征的全球社会的出现而发生了根本改变。
总的来看，相互依赖的确是我们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无论广度上还是深度上，过 去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我们时代这样处于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中。在那些自由主义学者的 眼中，当今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已经使世界政治本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那种由高度发达的相互依赖导致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已经或正在将人类统一起来，并已经 或正在取代那些历来分裂人类的各种因素，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人类的冲突和战争。
从理论上说，当代自由主义学者预见的真正的全球社会的出现意味着华尔兹的理论在 当今世界已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华尔兹理论成立的基本前提是千百年来国际政治本质没 有发生根本改变，因而一种真正的全球社会的出现已超出了华尔兹理论的研究范围。然 而，不幸的是，当代自由主义学者眼中的全球社会仅仅意味着现代世界高度发达的相互 依赖已经或正在使人类的价值观及其对共同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具有相似性，然而，价值 观和认识上的相似性并不是一种对人类共同利益的保证，更不是一种让私利服从于整体 利益的保证，相反，当今世界的相互依赖虽然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这种相互依赖同样 是极不对称的，而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也是造成国际权势竞争的一大主要根源。(注 ：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Little Brown， 1977)，p.23.)从历史上看，现代的“统一世界”曾经是西方人竭力创造的一种神话，这 一神话的目的就是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世界上许多不顺从的多样性的文 化，这一神话在20世纪曾一度被俄国十月革命的胜 利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而打 破。然而，伴随着苏联的瓦解以及苏式共产主义在 全球范围的失败，这一沉寂已久的自 由主义神话重新开始复活，并且呈现出逼人的上升 势头，但这一神话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并没有多少实现的可能，因为当代世界在物质上和 文化上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长的同 时，同样也存在着一种日趋明显的分裂化趋势。( 注：Paul Kennedy，Preparing for th 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RandomHouse，1993)，pp.131-133.)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关键词:中国 国家形象 优化
在当今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无不致力于自身形象的设计与优化。但就中国而言,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笔者不揣冒昧的对中国国家形象做一下梳理,并在优化中国国家形象方面发表浅见。
一、形象与国家形象
《现代汉语辞典》对形象的解释是“能引起人的思想和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从这一角度出发,西方学者科特勒(Philip Kotler)对形象做出了更加准确的解释:“形象是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或印象”。
在国内学者中,最早进行国家形象研究的是中国新闻学院的徐小鸽教授,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北京广播学院的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李寿源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管文虎教授提出的“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
二、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
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一国的国家形象深刻地体现着该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历来视独立自主为国家的根本。8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
第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外交形象。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第三世界国家占世界的大多数,中国也是第三世界国家。邓小平曾经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第三,积极参加国际事务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一贯说话算数,守信践诺,言必行,行必果。如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做出承诺,逐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事实上中国也是这样做的。入世四年来,中国已经大幅度降低了进口关税,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实践了自己的承诺。
三、目前阻碍我国国家形象提升的主要障碍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虽然总体上已经树立起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但我们还是经常听到一些与之不和谐的声音,部分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和人民对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和不信任。笔者经过大量的分析,大致概括了制约我国国家形象提升的主要障碍:
第一,“中国威胁论”的出炉;第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第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被放大和歪曲;第四,民族分裂势力的策划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鼓噪。
四、新时期优化中国国家形象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上述影响我国国家形象提升的障碍的分析,笔者对新时期优化我国国家形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确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双向认同是优化国家形象的前提。中国对形象问题的重视,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中国基于与国际社会的双向认同关系,不断调整政策,努力弱化“负向认同”成分,扩大“正向认同”。下一步,中国愿顺应历史潮流,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吻合并协调起来,巩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双向认同。
第二,加强政治资源建设是优化国家形象的根本。优化国家形象的根本,是全面提高各项文明指标。伊拉克战争后,国际社会对物质实力是否均能优化国家形象产生疑问,特别是军事实力的作用。与此相对照,软实力在优化形象方面进一步受到关注,特别是国家政治资源建设,被越来越多的多家认为是优化形象的根本。
第三,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以及居心叵测的人对中国所作的妖魔化宣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的疑虑。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反映在外交层面上,即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强调的是:“进步、责任、共赢、创新、质量”。
第四,广泛深入开展政府国际公共关系,综合改善国家形象。政府国际公共关系,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系统运用各种手段协调其与特定国际公众的行动。其核心理念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影响其他国家民众的看法,进而开展的直接与其他国家民众进行交流的活动。政府国际公共关系的主体是政府系统,主要是指国家的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具有政府或官方背景的社会团体几个层次。客体是异质文化。对象是国际组织、国家中的各类社会自治、地区集团、外国公民、本国侨民等。目标是通过与国际公众的双向交流,宣传国家的政治主张,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第五,努力克服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外国怎么看我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表现。在此背景下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通过发展的举措,中国将以更加良好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
第六,发挥传媒功能,优化中国形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对外传播是宣扬民族意志,展现国家形象,延伸政府外交,争取国际认同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能够为国家带来长期的战略利益。因此,各个国家十分重视本国的对外宣传,我国的大众传媒应抓住全球化这个契机,完美地优化中国的国家形象,积极充当中国与世界交流与互动的桥梁。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本科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张昆.国家形象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走向科学。说中国政治学没有科学体系，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认为中国政治学科学体系已经很完备了也是不正确的。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已经有了一个科学体系，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不仅因为中国重建政治学的时间尚短，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学就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自古就有非常丰富的治人和治于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把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学术进行思考和研究，更没有运用这些要素构建政治学，直到中国近代化开始以后，主张维新变革的先驱们才从“西洋”和“东洋”把政治学引进中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可以说是形成现代政治学的三个源头。但是，在当时的所谓政治学，实际上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学，是拿来主义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可是，正当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政治学却被误解成伪科学。似乎政治学只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政治学。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政治学长期为缺门。正是因为政治学长期被误解，多年被忽视，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
我们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现有学科的分化、交错、综合，各学科内容总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随着行政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就没有必要把行政学按原样包容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尽管行政学仍然不能割断与政治学的关系，但这只是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发展情况是，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就会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总之，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新现象，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政治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政治学对政治社会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同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抱守计划经济理论，不进行理沦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政治学本来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有不同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心内容。当前，中国转型期政治就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只有通过研究转型期政治，科学地回答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井由此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前人的经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学术研究规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避免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一致的。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同见解的，在这方面，政治学也可以进行百家争鸣，在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政治学不同于政治，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一致，但政治学在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是应该有不同学派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受科学发展规律支配而发展的。
走向实际。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政治学作为科学走向实际，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是科学本质的要求。走向实际应该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就是说，政治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修正错误，丰富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当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本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来解释和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和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需要，因此，这就要求政治学在实践中提出新的认识，进行理论创新。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政治学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在国家学说上如何回答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主要通过国家中央集权的计划来进行配置，国家和社会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主要体现于“单位制’啪形式。在那时，“单位’俱有双重的职能，既行使国家职能，也行使社会职能。党组织（支部或党委）建在“单位”上，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其结构和机制也很简单，一份“红头文件”，就可以从上到下全部动员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学不得不面对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国家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而逐步弱化，最后也许只保留公共经济领域里的极小部分的职能。对此，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义不容辞作出科学的解释，政治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比人们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要复杂得多。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已不可能再像“单位制”的条件下那样对社会进行控制。例如，在乡村的某些地方宗法势力的回潮，还有城乡某些地区黑社会性质势力的猖獗。从经验上说，这是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现象和问题。但是，从理性上说，这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只是对政治研究来说，必须从科学上回答和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乡村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有中国传统政治历史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随着乡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未能及时相继推进社会结构的重建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政治发展。事实上，自从乡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社会经济资源就逐步转归社会支配，由此，国家本来藉以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让出去了，而乡村本来依靠国家维持的社会结构松懈了，但又没有及时进行社会重新整合，建立新的结构，以致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地方的某些方面出现结构的薄弱部分，正是这样，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乘虚而入。在某些城乡特别是其接合部黑社会性质势力的出现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显然，这些实际中的问题都是政治学应该研究的对象。从政治学的视角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发展中的现象，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必然会带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由于从集权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恰恰说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后必须及时相应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看到这一点，并且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同时，从这些政治现象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学研究面对实际应担起的历史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不仅要从理论上解释这些现象，分析这些现象生成的原因，更重要的还要运用政治学理论来解决由这些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自己，进行理论创新。如果还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把传统的国家政治建设分成两条路径来思考和设计。其中一个是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是社会建设。对前者的认识和实践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经验，对后者，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毋庸讳言，我们不但经验不足，而且理论准备也不足，由此，我们不能不把社会基层民主政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它的现实意义不用多说，就以“专项打黑”这个举措为例，这样做确实必要，可以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为一方保平安，但是没有社会建设，不可能根治这样一些由社会机体不健全而产生的癌变现象。因为，社会本身没有制止和打击黑势力的组织力量。如果我们的社会建设取得成效，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起来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加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政治学走向实际，研究社会生活中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政治学研究实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同时，政治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保持学术生气，不断理论创新，走向学术前沿。
走向世界。当代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应有的要求，而且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尽管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国的政治学也都各自具有本国的特色。但是，政治学井不排斥在各国之间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吸收别国有用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还是东方国家的政治学，无不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吸取养分。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古典巨著中关于政体的分类及其分类思想直到今天对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仍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都已把它作为研究政体形式的学术规范。当然，东西方国家对政体形式的研究和分类在价值理性上是有根本差异的，然而在工具理性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纵观中国政治学发展史，政治学最早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近20年来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事实上也引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如分析工具和政治学中的某些新的话语都来自西方政治学。政治学走向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必然停滞落后。其实在政治和文化上道理也是一样的，政治上自我封闭和文化上与世隔绝同样也会造成停滞不前，落后守旧。当然，吸收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不等于照搬西方，全盘西化。如何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马克思已经做出了榜样。列宁也曾精辟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得出自已独特的结论，不仅在于马克思的天才，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尊重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要走向世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中国走出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不抱守集权的计划经济，运用在西方发育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是根本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特色。并且，可以断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小康水平，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特色。
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包括认识世界，研究世界政治中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时，实际上就已经赋予中国政治学研究世界政治的历吏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学不研究世界政治，不研究外国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中国政治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服务。对复杂的世界政治和纷繁的外国政治的研究要摆脱就事论事的研究，政治学应该提供研究框架，发展面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其实在国际上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研究本来就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大家们首先都是政治学家。中国把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分开来，是在中国没有政治学的情况下一种带有误解性的习惯分法，政治学本来就包括世界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走向世界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任务更重了。当然，经济全球化问题可以像马克恩那样用纯经济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具体到用效益与成本的观点来把握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但是，从政治学来说，它首先应该运用政治学理论作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分析，也许人们最先可能想到的是国家主权问题，我们不能轻易听信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逐步淡化的说法，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全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政治学应该进行历史的、现状的研究。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但是，今天国家主权的形式和概念确实与民族国家始初阶段有所不同，这些涉及各国利益的政治问题，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研究的问题，不仅在中国要有政治学家的声音，而且在世界上也应该有中国政治学家的声音。
摘要：商业与政治之间没有隔离带，商业广告活动并非不问政治，无关政治。商业广告不仅表达政治诉求，引发，也将政治作为创意资源，借以提升品牌的价值和市场地位。而国际广告传播不仅反映了国际市场上的合作与竞争，也隐含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是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建构过程中谋求地位、施展影响的一种传播方式。
关键词：商业广告；政治诉求；政治博弈
中图分类号：F713.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8606
政治广告议政，商业广告言商，虽然广告学对政治广告和商业广告做出了如此清晰的界定，然而商业与政治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隔离带，商业广告活动并非完全不问政治，无关政治。有媒体报道，北京某时政杂志在报道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时提到某日本公司，该公司的广告商很快取消了原定投放该杂志一年的产品广告。后来该杂志又接到另一日本企业广告商的通知，说如果该杂志刊登涉及中日关系的文章就撤销广告业务①。广告商是广告主的代言者，作为广告主的日本企业因媒体报道而要取消广告投放，显然是一种政治施压行为，是显示企业立场和态度的政治回应，绝非营销传播活动的调整。诸如此类的案例表明，企业并非只是追逐赢利的“经济动物”，有时会将商业广告这一促销工具变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利用商业广告扼制大众传媒，迫使传媒封喉失语，通过阻遏传播实现某一政治意图。除此，某些商业广告的诉求内容、创意表现以及社会反响等等也会呈现出与政治的某种关联。2011年11月意大利贝纳通集团的最新一季服装品牌广告，再次以敏感的政治议题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其实，只要我们回顾20世纪的广告史以及近年一些广告案例，可以发现：商业广告与政治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无论是出于国际政治斗争、经济竞争的需要还是出于营销传播的效果需要，无论是让商业广告变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还是让政治成为商业广告的创意资源，都会把商业广告与政治牵扯到一起，使商业广告因涉及政治而多了一层政治色彩。本文以商业广告的涉政现象为研究对象，主要阐释商业广告传播如何向政治借力推动营销，解读不问政治的商业广告何以引发，揭示商业广告怎样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成为传播工具，以期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商业广告与政治的关系。
一、商业广告的“涉政”现象
商业广告的涉政现象反映了广告活动主体和受众在广告传播活动中的政治意识投注，而这一现象主要表现于商业广告的政治诉求、政治利用及其政治反应。政治诉求和政治利用表达了广告活动主体的政治关注、政治理性和创意智慧，政治反应则透露了广告受众的政治敏感。政治诉求、政治利用和政治反应诠释了商业广告如何跨越营销传播的功能定位进行政治表达，如何从政治文化的资源库中借取创意元素进行广告编码，又如何在受众的政治解读中变成含有政治寓意的文本。本文从传播与接受两个维度对涉政现象作出解说。
（一）商业广告的政治诉求
商业广告传递商品或品牌的信息，创造消费需求，但是有些商业广告在履行本职的同时还要表达政治观点，以其明确的政治诉求成为政治化的商业广告。如前述贝纳通服装品牌广告，广告语“UNHATE”非常醒目地揭示了广告主题，表达了广告主的政治诉求，画面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朝鲜已故总书记与韩国总统李明博、巴基斯坦总统阿巴斯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教皇本笃十六世与开罗阿兹哈尔清真寺教长艾哈迈德··塔卜耶亲密无间地贴面深吻，似乎这些在政治对抗或宗教斗争中坚持各自立场的领袖们真的“相逢一笑泯恩仇”，从宿敌变成盟友。这组广告以超越现实的政治想象和滑稽可笑的喜剧方式令受众顿生惊愕、“惊艳”之感，给陷入债务危机的萧瑟欧洲送来一点搞笑的谈资，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一个话题，当然还给这些领导人所在国家和宗教组织带来无奈和烦恼。贝纳通官网对何以这样一组广告做出如下解释：“通过崭新的全球广告宣传，贝纳通（UnitedColorsofBenetton）诚邀全球各国领袖及民众一同抵制‘仇恨文化’，并创建UNHATEFoundation（无恨基金会）。”这些象征着和解的图像，带一点讽刺性的期望及建设性的调侃，是为促使人们在政治、信仰与观念出现分歧或彼此冲突时，仍必须进行对话与调解②。这组广告呈现了贝纳通广告的一贯风格和主张，1985年贝纳通曾在主题为“旗帜”的系列广告中，将德国与以色列、希腊与土耳其、阿根廷与英国、美国与苏联、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的国旗并列于一起，表达了消除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从而实现对话与和解的希望。贝纳通所以不循传统而推出如此“出位”的广告，是因为贝纳通秉持着广告“不仅是一种传播方式，更是一种时代的表达”的理念③，将广告作为“时代的表达”，揭示种族、民族、艾滋病、战争等时代问题，引导人们关注和思考。“铐在一起的黑人白人”、“教士吻修女”、“未剪脐带的男婴”、“十字架中的大卫之星”、“货车与难民”、“燃烧的汽车”、“难民船”等等广告，几乎皆以问题的敏感尖锐和画面的惊世骇俗而引起轩然大波，在沸沸扬扬的争议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创造了贝纳通广告的传奇，并以其“广告政治学”为品牌确立了特立独行的风格。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宋玉书：商业广告“涉政”现象分析贝纳通广告不是商业广告政治化的唯一个案，中外商业广告政治化的现象虽不普遍，也不鲜见。就中国商业广告而言，无论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吁求购买国货的广告，还是近年的企业形象、品牌形象广告，其中都有很多“广告政治学”的典型文本，只是近年的商业广告较少直接表达政治观点，多是采用“双关”、“隐喻”等修辞方法，以比较含蓄的方式言说，如统一油广告“多一些，少一些摩擦”，或者将企业、产品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通过表达企业自觉担当民族与国家责任的政治情怀，赋予产品强国健民的政治功能，使企业生产超越一般的经济意义而具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如长虹的“长虹以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蒙牛的“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伊利的“有我中国强”、昆仑油的“问鼎冰琼，扬威中华”、奇强洗衣粉的“中国人，奇强”等等。此类广告说明企业善于利用自己的营销传播进行政治观点、政治情怀的广而告之，从而使商业广告突破功能定位的限制而兼具政治传播的作用，成为企业政治表达的一种形态和载体。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国有企业 思想政治
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以教育为先导，同时又要以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武器。根据人的思想行为规律揭示，人的思想和行为可以通过施加教育的影响力而加以改变。由此可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对工作对象进行思想教育是何等的重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建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促进企业有序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手段。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指导企业和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面对当前新形势、新变化、新任务带来的严峻挑战，企业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思想政治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自觉地体现和运用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和职工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思想政治工作更贴近企业、贴近员工、贴近实际，保持企业稳定和谐发展。
一、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科学地认识对象
首先，认识教育的系统性。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认识，就是科学地运用系统方法，以战略眼光来认识思想政治工作这个系统工程的外部联系与内部结构，从而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决策提供科学指导。具体地说，就是从系统出发，在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对象的系统性质和运动规律，从而达到最佳教育的一种方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从空间上，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到整个社会教育的全局性上进行整体认识；在时间上，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教育内容，做到教育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内容上，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思想理论体系；在方法上，根据不同对象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及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做到针对性和有效性。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宏观认识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微观认识的前提条件。
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探索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途径
科学发展观的源泉是创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法则。当前，我们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重要时期，处于人们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继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途径，全面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进程。
（一）要创新内容，最重要的是坚持“三个贴近”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针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三贴近”既是创新的动力，又是创新的方向。而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努力克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虚的东西多、实的东西少，应付上级多、服务下面少，规定动作多、自选动作少的现象，努力从“三贴近”做起。贴近实际，就是要服务改革发展实际，树立实践观点，把回答和解决企业实践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作为中心任务，从实际出发部署工作，按实际需要推进工作，以实际效果检验工作，使工作内容更加实在，从而解决“虚对虚”问题。贴近生活，就是要深人企业生产经营一线，反映企业火热生活，从员工生活中汲取新鲜营养，满足员工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使工作重心下移，内容更具鲜活性，从而解决“上对上”问题。
（二）要健全机制，最关键的是做到“三个适应”
当前，处于改制过程中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机制，正面临着调整、重组、融合的机遇和挑战。健全机制，总的来说，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走向规范的内在要求，适应企业发展规律和具体实际。具体到每个企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出资人对企业管理的多层次，加上企业经济规模、社会职能、实行股份制类型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企业不能一刀切，不宜搞一个统一的体制模式和组织形式，而应因企而异，分类指导，，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运行机制。在组织机制方面，要健全和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制，根据企业的实际设置政工机构，建立专兼结合的政工队伍，形成完备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在保障机制方面，要解决用制度保证工作投人问题。
三、如何利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开展
在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中，一定要充分利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并且将其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结合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构建现状，以及国内企业的总体发展状况，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利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
（一）转变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提高为经济工作服务的实效性
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中提出，国内现阶段一切工作的开展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企业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体，其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也必须加深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才能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前提下，提高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工作服务的实效性。另外，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还应合理应用科学发展观中的组织行为、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理论，从而才能在企业内部构建合理的组织模式。并且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实现思想政工作在经济工作中的文化力与渗透力。
（二）立足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的创新性指导，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
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是其核心思想。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必须立足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的创新性指导，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企业必须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重人本、人性与人权，而不是单纯的进行理论的宣传。同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还要强调对于员工实际困难、文化需求、物质需求等问题的解决，只有将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全体员工的各种实际与生活中，才能准确把握员工的基本思想状况，从而开展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结论
总之，在现代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注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并且在各项实践工作中，深入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使其指导作用得到更为充分地发挥。另外，在新时期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必须加强对于实际问题的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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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慧玲. 深入学习贯彻《意见》精神 创新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11）
一、政治课堂渗透时事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1.在政治课堂渗透时事教育，是新课标本身的要求
新课标的指导理念是贴近生活，从生活中导出学科知识，高中政治现有四个必修模块，无不以“生活”为名。它通过摆脱旧教学理念中知识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来彻底扭转整个教学的被动局面。新课标的生活化，使时事教育在政治课堂中已成为必需。
2.政治课堂具有与时事政治相结合的天然优势
政治科知识所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是人类的活动。比如：经济生活研究的是人类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活动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其内容来源于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实践，而又在现实中需要随着生产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理论或者将理论应用于新的经济现象。这样的需要就赋予其关注时事、研究时事、应用时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可以说，政治知识只有紧贴时事政治，才能充分展现其生命力。
3.信息化教学的飞速发展，为我们进行时事政治教育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现代信息化条件下，我们所需要的有关时事的信息视频、时政分析，几乎在瞬时即可传遍整个世界。通过网络，我们能便利、快捷地获取教学资源，这既提高了教学的时效性，也能给学生带来新鲜感。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普及，推动着整个教育教学的与时俱进，为时政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二、政治课堂渗透时事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应始终贯彻时事政治教育为政治教学服务的原则
课程标准明确规定了政治学科教学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任何多样化的教学形式都应当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所以，时事政治不仅为时事政治而教，更为整个课程而教。
2.应坚持适度原则
实际教学操作中，时事政治由于具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迎合了学生的需要，因而学生积极性较高。于是，有些教师深受鼓舞，将各种各样的时事政治都搬进政治课堂，耗时过多，而真正的课标教学则由于时间等原因只是粗略带动过。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因为如果把时事政治教育理解为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操作为用大量时政治信息材料来保持课堂的表面活跃，这本身就是违背新课标要求的。
新课标不再片面强调知识的系统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在教学中不重要。相反，新课标仍强调知识，只是重点转向了学生作为主体积极主动地进行知识建构这一方向。这要求我们在教学中要注重知识的建构，而不能只用时政材料搪塞学生。
因而，时事政治教学的渗透应重质而不重量，坚持适度原则，切合新课标要求，注重教学实效。
3.应坚持导向性原则
时事政治现象纷繁复杂，缺乏人生阅历和学科知识素养的学生容易迷失方向。他们可能只是满足于猎奇。这就要求政治学科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引导学生逐渐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
比如对当前国际秩序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要看清不合理秩序的存在其背后代表着国家利益的争执。因此，要改革秩序，维护国家利益，需要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后盾，从而引导学生化心中的不平为努力学习、积极进步的动力，树立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
三、运用时事教育服务于政治教学的操作实例
2010年，美国借助“天安”号事件，制造紧张局势，拉拢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举行联合军演。甚至扬言将派遣“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参加在黄海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看上去已经在中国周边形成了一个军事包围圈，而航母直接开进黄海的表述更是对中国的一种挑衅。不仅造成巨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威胁到中国的国防安全。
在网络上有数派意见，激进派主张要划清红线，要敢于和美国再来一次“抗美援朝”，借此扬我国威，以免让美国得寸进尺，不断挑衅中国。这些观点在思想不太成熟、全面的中学生里面是很有市场的，学生们往往难以理解中国政府处理此事件的做法，认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是无用的“抗议”。
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一事件，在学习知识、了解时政的同时，提高认识，增强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认同，是我们思想政治课教育的一大任务。
具体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1）引导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使学生认识到这些纷繁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综合国力竞争这一国际竞争的实质。当前中美间综合国力差距仍然相当悬殊，激化矛盾的结果可能是：中国要面对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发展过程会碰到比原来大得多的困难。要想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根本还在于提高自身综合国力。
（2）引导学生全面地看问题。通过教学使学生明白：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既有因担心推动亚洲主导权而急于压制中国的一面，导致它拉拢韩国、越南、日本等国搞军演，挑衅中国，这是对中国的挑战；又要看到，美国由于好战政策陷入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中难以自拔，短期来看尚无法集中全力对付中国，而中国对周边国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和长期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仍然保持良好。这是美国的“军演”所无法改变的。我们仍有抓住机会发展自己的历史机遇。
（3）引导学生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问题。既看到美韩“军演”造成中国周边紧张的不利情况，又看到美国的步步紧逼，不可能得到渴望稳定与发展的亚洲人民普遍支持，终会遭到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
中国较为灵活的应对措施，既向世界表明中国不随意挑起冲突、热爱和平的立场，树立和谐国际形象，又能教导国民团结统一、艰苦奋斗，化紧张时局为爱国进步的力量，将坏事变成好事。
中国的政治学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但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断对政治学提出新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也说明一个学科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才有生命力。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中国的改革日益向纵深推进，并不时地遇到很多新的难题时，政治学的发展似乎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对现实社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从宏观上来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来自很多方面，既有国际社会对中国构成的压力，也有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严峻的形势。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而且从根本上说，政治学发展的困境是由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自身所造成的。这要求我们在完善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方面不能再落后于国际社会和国内现实的发展需要了。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