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01 10:58:46
关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有四种观点：彻底支持者、有条件支持者、温和的反对者、激烈的反对者。面对环境资源压力持续加大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有所作为，有条件支持者的观点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他们认为，尽管产出增长会对环境质量造成潜在的威胁，但经济增长可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经济增长是环境政策实施的前提，主张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鼓励环境政策的实施。
现有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与有条件支持者的观点一致，并综合考虑环境外部性及环境政策等因素。Huang & Cai(1994)，Ligthart & van der Ploeg(1994)，Schou(2002)将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以刻画清洁环境的经济外部性；Gradus & Smulders(1993)，Smulders & Gradus(1996)，Mankiw, N. G., (2000)分别比较分析了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研究秉持同一个观点：只要环境质量对企业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适宜的环境政策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这些观点，Bovenberg & Smulders(1995)和Bovenberg & de Mooij(1997)进一步提出，环境政策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双重红利，只要环境的生产外部性足够大。以此为基础，国内外学者就环境政策对经济与环境关系展开了广泛研究。孙刚(2004)将环境保护引入Stokey-Aghion可持续发展模型讨论可持续增长条件，结论表明，加大环保投入、促进环保技术进步，采用污染较少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目标；彭水军、包群、赖明勇(2005)构建含自然资源的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揭示了内生技术进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讨论了稳态增长率与各经济变量以及环境政策参数的关系，并据此给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彭水军、包群(2006)纳入环境质量构建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建议政府加大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投资、制定严厉的环境标准、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彭水军(2007)以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分别从FBA和CDE的模型角度，研究长期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技术进步的关系，讨论人口增长和资源约束下均衡解和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揭示环境政策规制下内生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Gupta. M. R.等(2009)假定政府征收污染税并用于生产性支出和污染减排支出，通过最优均衡分析求得两者的最佳分配比例，实现鞍点稳定的均衡增长；刘凤良等(2009)通过建立考虑环境质量和环境税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存在最优环境税率及其配套政策，使得环境与经济能够达成双赢；袁富华(2010)则认为，低碳约束与人口转型下，现有生产模式不足以吸收减排政策造成的冲击，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至关重要。
上述研究就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多角度的探讨，但是，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各有侧重，单一环境政策不足以反映环境政策实施的实际。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互为因果，环境政策外生设定的不足有待改进；二是环境政策实施的成本效应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技术研发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影响，两者同时作用于经济，最终效应是促进抑或是抑制经济增长；三是随着经济与环境矛盾凸显，各部门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CDE模型难于实现环境经济双赢，而基于社会计划者立场的FBA模型又过于理想，能否寻求两者的均衡？
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主要三大类环境政策引入并将其内生化，建立Hamilton优化模型，以凸显内生环境政策对经济环境双赢的必要性；将污染性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源头清洁技术一并引入模型，基于内生增长框架分析环境政策激励下各要素的增长率，以揭示环境政策促进经济环境双赢的作用机理；基于数理分析和数字模拟，比较CDE与FBA模型的差距、分析其原因，探讨两模型可能的均衡点、分析其政策含义。
二、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考虑一个六部门封闭经济体。最终产品部门只生产一种同质的最终产品，相应的生产性投入要素包括人力资本、中间产品、源头清洁技术投资、污染性投入要素①；中间产品部门通过购买研发部门开发的设计方案以生产中间产品；研发部门基于已有的研发技术、雇佣一定人力资本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设计；除去用于最终产品生产和研发设计外，所剩人力资本用于人力资本的自身积累；代表性家庭通过物质消费、人力资本提升获得效用，同时因环境质量下降而降低效用；为改善环境、将环境的外部性内化，政府征收污染税并用于末端环境治理支出，实现预算约束平衡。
1、代理人行为
同样，因为研发部门的完全竞争性，因此，均衡状态下，专利价格应等于垄断的中间厂商所获收益的贴现值，假定在时刻s、t之间平均利率为r，则有：
(7)′式表明，为确保经济与环境双赢，环境征收力度必须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污染排放的速度相匹配，体现了环境政策制定内生化的重要思想，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二。由(7)式还可以看出，以为税基，充分体现了鼓励源头清洁投资与惩罚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的“奖罚分明”激励机制，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三。
(6)环境质量。环境质量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生产的清洁技术程度。借鉴Gradus & Smulders(1993)，本文清洁技术程度取决于环境清洁技术投资和污染投入要素的强弱对比-，即环境质量随P的上升或A的下降而下降；二是末端治理的政策力度，本文以末端环境治理支出I的环境贡献R(I)代表环境政策力度，R(I)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三是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参照Jhy-hwa Chen(2008)，假定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为η，即在环境的自我调节系统没被破坏的情况下，以η为速度污染存量逐年递减、环境质量逐年上升。类似于Aghion & Howitt(1998)，我们定义环境质量E为实际环境质量与上限值之差，而上限值只有当所有生产活动都被无限期停止时才能达到，从而E恒为负值。因此，环境质量运动方程为：
(7)代表性家庭。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除纳入物质消费与环境质量外，还包括人力资本，因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家庭而言，具有工资收入效应和精神提升效应，通过这些效应居民的消费效用水平随之提高(Boonprakaikawe & Tournemai ne, 2006)。就家庭而言，环境质量不可控制。因此，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2、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当经济系统处于BGP上各变量的稳态增长率。
分散竞争均衡达成时，要求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生产部门最大化自己利润，即满足(1)′、(3a)～(3d)；代表性家庭最大化终身效用，即满足(11a)～(11e)，(12)；政府实现预算约束平衡，即满足(7)和(7)′；环境质量遵循运动方程，即满足(8)。
三、社会最优均衡分析
1、社会最优均衡模型
由上面分析知，CDE下居民环境意识偏好参数ω对经济增长率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而FBA模型下，决策者站在社会计划者的全局立场，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发展和环境改善。因此，本文构建FBA模型，将污染性投入要素P增加为决策变量使环境质量外部性内化，以弥补CDE未能实现效率最优的不足，改善帕累托最优非效率化问题。构建社会计划者的现值Hamilton函数如下：
因此，与CDE模型相比，FBA模型经济增长动力源自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外，还源自居民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偏好，因而对人力资本与技术研发的压力更小，即为达成同等环境保护与增长目标，所需的人力资本与研发增长率无需太大。而且FBA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得以充分发挥，所需的污染排放征收率的增幅更小。两者综合效果即为：为达成同等环保与增长目标，CDE模型所需污染征收率的增幅大于FBA模型，且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更高。
命题3得证。
2、数字模拟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数字模拟进行比较，以直观显示CDE模型与FBA模型的区别。参数设定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为增加可比性，CDE模型与FBA模型下相同参数赋值相同。已有实证文献表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取值在0.2(Kortum, 1993)～0.70(Mankiw, 2000)之间，本文设定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和研发部门的产出弹性分为
表3的CDE模拟中，借鉴刘凤良(2009)关于我国消费资本比和Catarina R. P.(2010)关于亚洲及发展中国家消费产出比的设定，本文设定参数Y/K=
命题3再次得证。
3、CDE与FBA两模型的差距成因分析
由数理分析和数字校正比较知，两模型根本区别在于，CDE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没能像FBA模型一样被激励，居民被动接受外在环境，而将终身效用寄托于物质消费，为改善福利要求不断提高消费增长率，几乎造成“高消费、高污染、高税率”的恶性循环局面。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增大，污染排放越多、环境破坏越严重，为保护环境，所需的污染征收率必须以更大的速率增长；与此同时，在政府环境政策激励下，为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清洁型”人力资本积累和专利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加大。
为缩小两模型的差距，寻求两模型的均衡点，关键在于加大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政府环境政策的宣传与实施力度，逐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决策者的立场由完全分散均衡→适当考虑环境保护的分散均衡→局部范围内的次优均衡→全局范围内的社会最优均衡，而这整个过程最终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政策实施者、政策受用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Hamilton动态模型，本文分析了内生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环境政策激励下，“清洁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弥补因“污染型”投入要素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本文比较、分析了CDE模型和FBA模型下均衡增长率的差距及其产生原因，并通过数字模拟得到了更为直观的结论。两种模型下，为达成经济与环境双赢，都要求环境税率内生决定并以一定的速率正向增长；与FBA模型相比较，为达到同等经济增长率和环保水平，CDE模型要求更为苛刻。因为CDE模型下居民环境偏好未对模型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实行“动态累进”的污染税收政策，充分发挥其在环境规制中的主导作用。数理研究发现，经济环境双赢要求污染税率稳态增长。“动态累进”指随着经济稳态增长，环境税率也以某一固定常数稳态增长。BGP上，产出按固定常数稳态增长，必然要以资源投入增长为条件，以污染排放增加为代价，仅仅实施固定的污染税率，不足以阻止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和污染排放的步伐。“动态累进”的污染税率激励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清洁投资等“清洁型”要素以大于经济的速率加速增长，以抵消自然资源、“污染型”投入要素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发挥“动态累进”税在内生经济增长机制中的激励作用。
(2)发挥公众参与机制、使之落到实处。居民环保积极性和环境意识偏好对环境改善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努力拓宽民众诉讼渠道、搭建公众环境保护监督平台，改进落实群众来信来访制度，使广大群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充分体现，甚至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公众关于环境问题的来信来访、各级各类诉讼的受理与解决，直接加大企业的环境压力、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而且，给广大群众以参政议政积极性，增强大众环境质量与环境保护意识，激发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清洁”型投入要素的投入，启动内生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
(3)加大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是永恒而又关键的主题。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增长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大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和，超额部分足以抵消甚至超过“污染型”投入要素负向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大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以激发更深层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加大“清洁”型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自然资源消耗或污染排放等“污染型”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走“经济环境”双赢的发展路线。
(4)贯彻落实“市场＋行政”与“源头＋末端”混合环境规制政策，充分发挥政策配套的组合功效。由前面分析知，源头型清洁技术投资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其投资额直接影响污染税基，投资越大税基越小，属市场型环境政策，关注生产前的投资激励，降低污染总量规模，减轻末端减排支出的压力。与此相对，末端减排支出借助行政职能部门的权威，关注生产后的污染减排问题，在排放之前进行污染处理，以弥补源头清洁技术投资的不足。最终发挥环境政策配套在经济与环境双赢中的组合功效。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布什政府结构模式复杂性
自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运行轨迹。2004年底连任后的布什总统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中美关系是一对“复杂”(complex)的双边关系。“复杂性”似乎已成为当下理解两国关系状态的一个关键词。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当前和今后中长时期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它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进程的含义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结构进行全面审视，认识“复杂性”在中美关系结构中的具体体现。
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两国关系结构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演化：(1)相互认知层面：两国政府如何理解双边关系的性质，包括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双边关系的基本形态及其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方国家的国家形象／国家观的变化；(2)利益互动层面：两国政府如何通过把握对方的利益关切、行为动机和能力变化，扩大在事关两国重要利益领域的合作范围，减少在其他领域的利益分歧；(3)机制化管理层面：两国如何通过深化和创新各种沟通协调机制，处理双方矛盾甚至危机，减少国内政治干扰。
本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China lmage)，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一方面，双方利益的相互依存深化，加剧了对双方经济、政治结构，乃至社会心理的冲击。其中，中国发展对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双方围绕在地区和全球秩序建设中的理念、价值观上的沟通对话，以及矛盾摩擦将是未来两国关系的重要领域。最后，中美关系的机制化程度有较大程度提升，复合型的双边和多边管理机制粗具形态，为两国之间增信释疑、预防和管理危机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证。但同时，机制化的发展尚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互动中的机制化程度相对滞后，反映了中美战略互信水平仍然低下，
一 相互认知模式的转型
中美相互认知模式的核心是双方如何判断双边关系的性质。它具体包括两国关系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例如重要、次要或一般)，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例如敌对型、盟友型、伙伴型，或者复合型)及其内涵(例如对立竞争关系、合作共赢关系、霸权领导与跟风搭车关系，或者兼而有之的混合关系)三方面的认知能力。近年来中美相互认知模式所经历的转型，既体现在中美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重要意义的认知水平日益接近，也反映在两国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和内涵的相对单一认识朝着更为全面的方向转变，尽管这种转型是非线性的，充满了曲折。
就双边关系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而言，后冷战以来中美各自的认识水平并不平衡。其中，美国方面的认知起伏尤其显著。①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同样几经波动。新政府执政初期，一是强调与日本的双边同盟关系是实现美国在亚太利益的支柱，降低和弱化中美关系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二是重新发现印度在意识形态和战略方面的价值，设想通过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美印关系以平衡中国的影响。
九一一事件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判断。美国更加重视“大国协调合作”(concertof powers)对付各种新型威胁的重要性，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安全环境上的“机会之窗”，也为华盛顿重新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注入了新的因素。中国在反恐、冲突地区战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控制朝核危机及推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一系列领域内都发挥着相当甚至主要的作用，得到美国舆论和政府的认可，
影响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认识的另一个，也是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性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使中美互动具有更显著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意义。华盛顿出于“霸权护持”战略的需要，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因素对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和领导权的冲击，因此把“如何维护一个坦率、建设性与合作的中美关系”视为当今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议程之一。2005以来美国朝野围绕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掀起空前热烈的辩论也印证了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份量。
相对而言，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对美国和中美关系重要性认识比较稳定。中国学术界虽然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跟随国际舆论对“美国是否衰弱”这个命题进行过探讨，但并没有得出美国已经衰弱的结论。相反，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舆论基本认为美国在国际力量格局中处于“一超”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实质性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进入后冷战时期，中国的领导层和学术精英基本上将中美关系置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加以考量和处理。尽管也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全面下降”，但此种观点并不代表精英层的主流意见。
中美两国的实力地位和战略重点的差异决定了各自对双边关系重要性认识必然存在差距，但总体上，双方在进入新千年后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大体接近，都认为中美关系是影响两国各自重大利益和外交全局，乃至地区和全球秩序的一对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国力不断上升并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双边关系在各自总体战略考量中的权重将持续提高，中美关系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内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
中美相互认知模式转型中的更为突出的特征，则是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认识变化。在此过程中，中美之间认知水平的不平衡和差异性更加突出。中国自邓小平以来的几代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对双边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的认识具有相当程度的继承性和稳定性，都从改善中美关系“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的战略高度和全局出发，始终强调中美关系在战略上的基本形态是“非敌对型”，而且要致力于构建双方“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突出中美关系的内涵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但提倡以合作、协调和良性竞争为主轴。
相对而言，后冷战以来美国对双边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判断始终比较混乱和不稳定。在克林顿执政的90年代，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的
界定曾经发生重大偏差，一度以“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关系”主导对华决策，后又受到国内形形“中国”和双边突发危机的干扰，使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与中方确立的“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原则没能在美国有效展开。
布什政府上台后，华盛顿对中美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认知同样经历较大幅度调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曾突出了中美之间所谓的地缘战略的竞争和对立关系。赖斯在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专门撰文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崛起大国，必然与美国这个“守成型超级大国”在地区和全球展开地缘政治上的零和博弈；她还强调提升日美关系来降低中美关系在美国亚太政策中的地位，否定了克林顿政府时期中美之间达成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定位，代之以明确的“战略竞争者关系”。2001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强烈暗示美国极为关注中国在亚洲地区挑战美国领导权，指出美国的战略就是“加强同其军事盟友的关系”，“维持有利的地区均势”，使敌人和潜在对手“望而却步”。
经过中美撞机和九一――事件的冲击，以及几年来两国关系的互动调整，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理解能力明显提高，逐步以“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Constructive，CooperativeandCandidrelations)来重新界定九一一事件后中美关系的形态和内涵。2005年5月31日布什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谈到中美关系时称，“美国人应当把两国关系看作是一对重要而复杂的(Complex)关系”。“四个C”(Candid，Cooperative，Constructive，Com―plex)成为九一一事件后华盛顿判断两国关系性质的主要认知框架。按照美国方面的解读，“合作”指中美两国在许多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如国际反恐、战乱地区战后秩序恢复和经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等领域具有相同和相似的利益，可以并已经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坦率和建设性”指中美之间决不回避分歧，但在矛盾和分歧的处理上，双方应当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的对话、协商机制，保持建设性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复杂性”说明中美关系在范畴上涉及全面而非单一领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对国际事务影响力不断增强，双边互动的多边和全球性影响也日益扩大；在内涵上中美关系既有利益交融与合作的一面，又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呈现动态而非静止的特征，任何一种简单化的界定都不能准确把握两国关系的实质。
尽管新的认知框架对稳定乃至推进中美关系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它们既没有清晰界定美国政府心目中“中国观／中国意象”(China lmage)，也没有明确这些“C”应该基于怎样一种性质的关系模式之上，因而在面对美国国内形形的“中国”时，难以清楚地回答中美关系发展究竟是合作还是冲突为主。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政府内部就对华政策如何平衡“接触”、“借重”、“威慑”抑或“遏制”等手段的分歧和辩论远未结束，而诸如“两手准备／两面下注”(hedge)和“防范性融合”(hedgedintegration)又成为近期美国朝野讨论对华政策手段的核心词汇，也增加了外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猜疑和理解的困难。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需要美国政府更为清晰地阐述其“中国观”，进一步明确双边关系定位的新时期。“四个C”重双边关系的特征描述而轻双边关系性质的界定，不足以起到整合美国国内分歧，规划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路径的作用。
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比较系统了阐述了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的新构想。其中，佐利克提出“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Stakeholder)”，标志美国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知水平进入新阶段。
从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知角度看，佐利克的讲话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把中国的角色定位为“利益相关者”，说明布什政府对中国在维护和构建当今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美国各种利益的过程中所承担的重要功能(有时甚至是关键角色)有了更加客观和明确的判断。一方面，布什政府认为“中国是巨大的，不断成长的国家，其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佐利克语)，美国将在“强大中国范式(Strong ChinaParadigm)”的认知基础上谋划对华战略。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国务院官员所解释的那样，世界上只有主要大国才能根本性地支持或破坏当今国际体系的运行，才有资格被美国称为“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者”。布什政府在此语境下强调中国新的角色定位，显示华盛顿不但承认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内一个重要成员，而且把中国和中美关系事关美国利益全局的重要性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与冷战后美国政府心目中的“中国观”及其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的界定相比，“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勾勒出布什政府心目中双边关系的新形态，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中美之间互动的内涵。“利益相关者”显然不同于“战略对手”，因为后者凸现双方在国际权力竞争中的对立与零和博弈关系，正如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宣示的那样，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中国不是前苏联，没有帝国式的扩张战略”，“无论是冷战的类比还是19世纪的均势政治都不适用于认识和判断当下的中国”。相反，“利益相关者”彰显了中美之间的利益共性，尤其强调中美在维护和构建国际体系运行过程中的共同利害关系，比如应对危害国际体系运行的共同威胁及需要承担的共同义务。“利益相关者”与“伙伴关系”也有明显区别。“伙伴关系”更多地反映了国家之间合作的亲密程度，但并不说明这些合作领域的重要程度；而“利益相关者”强调的是中国的行为(无论从正面意义还是反面意义)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常运行会产生不可忽视，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影响，尽管在亲密程度上可能不如“伙伴”。
在“利益相关者”框架卜的中美互动的内涵也比“战略对手”和“伙伴关系”更为丰富。一方面，布什政府认为中美关系将建立在以共同维护和构建国际体系运行这一重大利益基础之上，双方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强劲的合作动力；另一方面，中美固然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受益者，但“利益相关者”并不会必然或自动成为合作伙伴，布什政府也充分意识到中美两国对国际体系的一些子体系的运行机制、行为规范、责、权、利的分配等的认识不尽相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矛盾甚至对立。因此，在合作为主轴的情形之下，双边互动关系的形态必然交织着对话、协调、竞争、施压、防范等内容，但该定位总体上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发展的乐观和积极态度。
第三，布什政府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不但反映了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不对称状态，也说明了华盛顿以此希望继续主导中美关系中的话语权。中美两国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对方国家形象
本是认知过程的自然现象，但美国政府自冷战以来对中国角色的定位的多次反复，则明显地体现出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观认知上的不稳定和不成熟状态。而且与以往美国政府的中国观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仍然从如何维护美国自身的霸权地位的战略利益出发，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来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要求中国内部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沿着美国要求的方向演变。美国这种居高临下，要求中国履行义务多余考虑中国享受权利的中国观，把中美关系发展责任归结为中国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与美国共享其利益和价值观，则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美国政府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平等姿态。
近几年来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变化说明：(1)不管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意义来理解，双方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有着相同或类似的认识。(2)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内涵的认识也存在相同和相似的部分，比如都认为两国关系形态不是简单的“敌人”或“盟友”而是更加全面的关系，同时都指出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特征。(3)由于中美关系长期处于不对称状态，美国基本处于力量主导的地位，而中国通常处于“守势”的被动地位，华盛顿力图在不断调整对华角色定位中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因此，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正确与否，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为关键。(4)两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层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定位和性质，包括国家观仍然存在不小的认识差距，特别是对两国关系是否应当定位成“战略关系”或“战略性合作关系”，中美之间的分歧严重。表面上看，这种认识差异似乎集中在对“战略性关系”的定义各有不同，美国更侧重从军事安全角度理解战略性关系，并不认同中国方面所界定的战略关系就是“具有全局影响和长远意义的关系”。但在更深层次上，它反映了美国方面对中国发展方向和中国力量上升对美国利益的利弊影响尚无法确定，甚至抱有深刻的怀疑和恐惧的心态。因此，美国不愿用“战略性合作关系”或“战略关系”来束缚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余地，不愿以此来规定两国未来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华盛顿把这种不确定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型尚为完成以及中国的战略意图尚不明朗，并把中国是否按照美国所预期的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责任承担者”作为评判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标杆。
二 利益互动模式的重组
九一一事件的爆发、全球和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多元化挑战增加了中美之间的合作空间，也一度弱化了(更确切地说是转移了)布什政府对所谓“中国地缘战略挑战”的关注。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步伐的加快，应对和塑造中国的“和平崛起”再度回到美国外交议程的前沿。如何把握对方的利益关切、行为动机和能力变化，如何相互关照对方的核心和重大国家利益，如何拓展新的，尤其是事关双方重大利益的合作领域，有效管理中美之间的利益竞争与摩擦，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结构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
当前，中美之间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这既反映在两国利益的相互依存和竞争态势的同步深化，又体现了这种模式对双方经济、政治结构、乃至社会心理的冲击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加剧。其中，中国发展对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力显著增强，加深了美国方面对中国力量发展认识的复杂心态。中美利益互动模式重组表现为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传统的双边利益互动关系正经历新一轮调整，各个利益领域中矛盾、交融、合作的态势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双重性”特征日益明显。
中美经贸纽带这一双边关系传统的“压舱石”功能正在演变，作用日趋复杂。在中国进入世贸组织(WTO)之前，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接受者”的地位。美国的经济行为和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影响远远高于中国对美国的反作用，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把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但是这种单向影响的不对称局面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方面，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对全球经济巨大的溢出效应，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另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外部效应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双方在诸如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纺织品出口、知识产权保护、人世承诺、能源竞争等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冲击两国关系的稳定性。
不仅如此，美国人日益感受到随着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自身的经济制度、社会体系(例如投资与储蓄的比例、教育的投入和产出结构、公共卫生体系等等)正越来越显著地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和压力，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不适应。部分美国有识之士呼吁：面对“强大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但相当数量受负面影响的阶层、利益团体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国会议员则要求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总之，尽管从纯经济角度看，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仍然是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但原先两国经济规模上的巨大差异、经济结构上高度互补所释放出来的比较单纯的稳定和积极作用正在消失，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趋势在美国明显上升。
中美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领域的矛盾、对话和交融态势也出现新变化。一方面，中美在该领域的关系将继续保持一种不对称的状态，美国处于力量强势，美国继续试图以自己的模式影响和改造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中美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观念和利益交锋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从全局出发，中美在该领域的分歧绝非不可管理，双方必须在对话基础上处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才能发现更多相通和融合的地方。
美国的外交传统和现实的外交利益要求其将推广西方式的民主价值视为对外战略不可替代的工具和目标。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将民主推广战略提到美国核心安全利益的高度。尽管布什政府把对外战略重点放在大中东地区，将“反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美国的头号现实敌人，但它在战略手段上将“民主化”和颠覆所谓“暴政的前哨”视为根本，通过军事、经济、外交手段，依靠盟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不同途径在中东、中亚实施“政权更替”和“”。美国从未讳言对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意图。美国在与中国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将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为重要条件，甚至以赞扬台湾的“民主进程”和干预香港政治事务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施加影响。此外，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日益关注，认为中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民众支持北京实施内政外交，但其所谓的“威权体制”又增添了中国政府长期控制民族主义发展的困难。
中美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并非不可管理，也完全没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对抗状态。尽管存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反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中国既没有颠覆美国核心价值观、消灭美国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无意在全球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这一观念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主流认识。更为关键的是，经过20多年的
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方面不断借鉴、吸收和创新，中国与美国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和发展模式甚至可以从积极方面影响某些美国眼中的“邪恶国家”。
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利益上相互防范与威慑进一步升级。中国无意也无法实施扩军备战(内部均势战略)和建立反美军事同盟(外部均势战略)抗衡美国的军事霸权，但在涉及为核心的领土安全议题上，中国越来越明确地把如何防范和威慑美国军事力量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威胁视为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安全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虽然在反对台湾法理“”、维护台海稳定上同中国存在利益交集，也与北京展开了有限但颇有成效的合作，但是华盛顿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判断日趋严厉，正加紧在安全领域实施对中国的防范和遏止。美国国防部根据《2000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报告》，全面评估中国的军事战略政策、军事实力变化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近两年来出台的报告显示，美国认为中国正全面提升海、陆、空、导弹、太空、信息和合成指挥系统方面的能力，对所谓中国军力迅速增长表示出日益强烈的担心。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直接宣称中国正致力于准备在台海地区打一场局部高强度战争的军事准备，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从长远看可能对该地区活动的其他现代部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并指出中国正处于“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2006年2月6日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点明中国是美国“最具潜力的军事竞争者”，强调美国必须采取必要的“防范政策加以平衡”。
针对中国的“军事竞争”，在安全政策的目标上，美国对中国继续实施结合“劝阻”(dissuasion)和“威慑”(deterrence)的安全政策。在具体的军事安全部署方面，美国除了加紧美事合作，强化以美日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同盟的功能外，布什政府正在把与印度建立更为密切的战略关系作为美国全球和亚太战略的重点之一，同时增强同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为补充，以保持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警惕和平衡。美国还向欧盟、以色列等国家施压，阻止它们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尽管这种战略上的牵制和安全上的防范在性质上仍然以“防御性为主”，而不是意在同中国的“全面对抗”，但显然，美国的“防御性”防范的步骤正在加紧。
其二，中美利益互动模式重组的另一个表现是，随着双边互动的区域乃至全球性影响扩大，美国对中国力量的发展是否以及如何挑战美国在全球、地区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和安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权分外敏感，并采取防范措施加以应对。同时，在区域内相互依存和一体化趋势以及国际秩序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在维护和规划地区以及国际秩序上的利益重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成为中美之间利益互动的最新领域。
美国国内对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积极拓展业务反应强烈。2005年上半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事件不但一度在美国朝野掀起所谓“中国能源威胁”的浪潮，美国政府甚至亲自出面加以阻挠，被美国学者批评为“自行破坏了美国・贯标榜的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美国国内，尤其是一些国会议员对中国在拉美地区拓展影响日益警觉，认为对美国在南美传统的“门罗主义”政策形成潜在挑战。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更是将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构成的所谓“结构性挑战”置于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
2005年6月7日，美国参议院举行了关于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在亚洲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影响的听证会，这是美国近期就“中国崛起”话题展开辩论的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一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主流对中国崛起因素的认识。从中不难看出，美国各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使用自己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以及是否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和立场”，其中美国对中国发展对地区和美国利益的影响的矛盾心态日益明显。
一方面，美国政府指出“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上升是中国经济力量发展的一个符合逻辑的渐变过程，与美国利益之间并非一场‘零和竞争’”，中美在亚太地区“有很强的利益互补性和合作空间”。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则批评中国实施所谓的“重商主义外交”，忽视甚至不顾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美国希望中国在自身力量和影响上升的同时，能更多地同美国及其盟友一道推动所谓的“国际社会接受的行为准则”。借用美国学者的话，中国在发展战略中，“需要稳步增加资源，以履行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发展中地区和人道主义的责任与义务”。同时，美国日益感受到中国在周边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上升对美国原有的优势地位的压力，因而对中国在亚洲实施的“经济外交”同样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态。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欢迎中国与周边地区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利益，但同时又指出中国正致力于提升经济之外的政治、外交势力，削弱了美国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因此，在布什第二任期内，美国不但加强同中国在双方核心利益、战略关切、全球性问题上的“战略对话”，减少战略误判，增进政策协调，而且还把扩大在政治和经济上参与亚洲发展进程作为政策重点，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影响。
与此同时，地区形势和秩序的变化为中美之间提供了政策协调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近年来，亚太地区在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得到强化：一是次区域间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促进了地区内部联动；二是新兴大国力量迅速上升(尤以中国显著)，加剧了地区内主要力量之间(超级大国与新兴大国以及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三是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制度蓬勃发展，增进了地区内各领域的合作。其结果是，在影响地区形势和秩序的因素日趋多元的同时，新的地区秩序在逐步显现过程中不断与旧有的结构发生矛盾甚至碰撞。
亚太区域内的合作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跨国和多边问题在本地区的延伸。它们既包括生态恶化、公共卫生(如传染性疾病)、有组织犯罪、走私、人道主义灾难、自然灾害等等“软威胁”，也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硬威胁”；既有传统安全问题，也有国际金融、贸易自由化和国际能源安全等涉及经济发展和经济秩序稳定的新挑战。全球性问题往往对整个国际体系甚至人类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与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利害关联。两国正扩大和深化在这些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使之成为推动双边关系的重要动力。两国在2005年底就共同合作建立防控禽流感机制的问题取得进展；在能源领域，中美也从最初比较情绪化的猜忌和对立，逐步朝对话协商发展，双方也增加了对于国际能源供应多元化、清洁能源技术、核能合作、战略储备、国际能源线路安全等方面的共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的有效合作还能加深各自对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发展的责任感，有助于抵御来自两国内部的“新孤立主义”和“搭便车”势力的干扰。
第二类合作领域往往带有明显地域特征，也是影响中美两国关系非常
关键的地区。其中三个具体领域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围绕朝鲜核问题和半岛无核化的多边磋商以及如何建设未来东北亚安全秩序是中美新时期合作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最新挑战。经验表明：美朝之间相互保证(reassur―ante)、增信释疑(confidence building)是推动六方会谈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在未来各方寻找落实“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具体方案中，相互间的确信措施仍然必不可少；从更长远看，各方合作帮助朝鲜恢复经济发展，鼓励朝鲜对外开放，促进与地区经济融合将为缓和半岛局势，改变朝鲜对安全形势认识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中美两国虽然在具体措施上存在分歧，但对于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有相同或类似的目标，双方正开展深度的互动合作。其中，布什政府是否有政治决心和足够的耐心同平壤政权“和平共处”，是影响朝鲜政策与和谈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二，中美在亚太政治和经济多边合作机制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增加厂双边关系的复杂性。由于近年来美国亚洲政策一味以“反恐和安全”为主，造成了美国与地区内政治、经济合作进程的“脱节”，并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在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无端猜忌和批评。美国政府需要及时调整政策，重新制定全面参与东亚合作的战略。中美双方也需要加强沟通和政策协调，增进双方在地区政治经济合作中的互利双赢。
第三，以美国为主导，以美日等地区双边同盟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结构，即，“辐辏结构”，在战略上加剧中美、中日之间的猜疑、在地域上覆盖不全、在功能上难以应对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总之在效果上失大于得，其不完整性和局限性日益显现，成为阻挠中美之间建立战略信任的重要障碍。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加速构建次地区的安全制度(如上海合作组织)，明显具有制衡美国军事影响力的意图。中美之间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安全多边对话和协作机制，以地区内的共同安全关切(如能源合作)为突破，探索培育新的地区安全机制，推动地区大国间的合作与协调。
总之，中美之间新一轮的利益互动仍在形成过程中，两国在一系列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同时存在相互矛盾和相互融合的态势。两国在核心利益上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长远的矛盾，甚至孕育冲突，但在现实的利益驱动和交往互动过程中并不必然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对撞。在地区和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维护和构建上，中美两国的互动日趋紧密和复杂，既有安全理念和政策手段的差异性，也具有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繁荣的共同战略目标，矛盾摩擦与协调合作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明显。
三 机制化管理模式的深化
双边关系的机制化发展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重要保障。机制化程度包含几个方面的指标，一是双方处理核心、重大以及各种具体功能性问题的协商合作机制的丰富程度；二是这类机制在处理双方矛盾分歧中的效能和效率；三是为了减少和避免具体领域的纠纷扩散、干扰两国关系的总体发展，两国政府，特别是两国领导层领导和总揽双边关系机制建设的能力和投入。因此双边关系中的这种“机制化”程度越高，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也相对越高。双边关系的机制化包括双边互动管理机制(包括危机管理机制)，以及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的交往互动。
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美之间已经搭建起层次丰富、跨越各种领域的磋商和合作机制，构成了管理和推动双边关系机制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总体上，中美两国交流的领域和范畴正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从机制发挥的功能来看，既包括两国关系中日常的交流、对话、合作，也包括在双边关系发生紧急事态甚至危机情况下的沟通和危机管理机制。
在日常的互动交往过程中，两国在涉及经济贸易、反恐、执法、不扩散问题、人权、军事、能源等许多领域，或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合作、协商处理矛盾分歧，或建立定期的磋商对话机制，或在对方首都设立相应的办公机构来沟通信息，增进相互理解。尽管不同的对话磋商制度所发挥的功效不尽相同，有些机制更为成熟(如经济贸易领域)，有些尚处于起步阶段(反恐和能源)，加上两国对如何发挥这些磋商对话机制的判断和预期、互动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对这些磋商机制的评估也相差甚远(如美方对军事交流机制的批评)，有的甚至出现反复(如人权领域)。但总体上，这些定期的磋商对话机制在双方沟通信息、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防止局部的功能性问题破坏整个双边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日益成为两国处理双边重大的功能性领域的主要平台。
中美两国领导人和负责外交事务的主管官员之间日益频繁密切的沟通、对话成为两国近年来管理双边关系，维护两国关系结构稳定的重要渠道。自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里两国关系重新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国首脑的互访以及在各种多边场合的会晤趋于频繁和机制化。中美首脑热线也于1998年4月正式开通，使得两国领导人、主管外交的官员能够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处理双边和其他国际重大事件。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两国领导利用热线的频度大幅度上升，利用效率迅速提高，通话准备时间也从过去一至两天，缩短到目前的几个小时，说明两国政府在保持高层沟通的机制化程度上有了长足进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晤、沟通的机制化不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也说明中美关系的总体运筹得到了两国最高层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中美关系被定位在两国各自总体外交的框架下，有助于减少局部问题对双边关系全局的干扰。
中美关系机制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和举措是在原有各种功能性问题磋商合作机制和首脑会晤的基础上，创立了两国高层之间定期的“战略对话”机制。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创立反映厂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美关系的双边内容日趋丰富，多边成分日益增多的客观要求。“战略对话”机制的创立也体现了中美为稳定双边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双边关系发展空间的政策需要。战略对话机制还标志着中美关系机制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机制性的高层战略性对话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各主要大国为发展和协调大国关系和相互政策，纷纷搭建战略对话平台。如今的高级别战略对话事实上已开始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同盟对话”的范畴。中美之间开启高级别的战略对话，围绕“崛起大国和现存唯一超级大国如何和平共处”这一中心话题，就双方核心利益和现实关切，展开增信释疑、求同化异的新型战略对话，是双边关系机制化的一个重要提升和补充。
中美关系中的危机管理是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不断面临各种危机的考验。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后冷战时期中美之间的危机呈现爆发频率高、领域广、“美攻中守”等基本特点，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类型既包括相互之间发生的危机管理，即“双边危机管理”，也包括其他国际危机的管理，即“多边危机管理”。尽管还存在相当大的不对称，双方已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相应的决策体制、程序和行为规范。
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首先，它不但有助于解决中美之间的一时的突出问题，而且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机制将发挥管理相关问题的长效功能。例如中美首脑热线，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的设立，都为日后预防和管理类似的问题提供了机制。其次，它有助于双方进一步了解对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图和核心国家利益，使中美在重大问题上推行谨慎的外交政策，减少因误判而导致矛盾升级成新的危机。由于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危机生成后对各自利益的冲击和危害都很大。因此，危机往往又反过来成为增进中美彼此认识对方的重要机会，推动双方确立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政策。第三，由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制度建设相对落后，通过处理双边和多边危机，中国能及时吸取国际危机管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并完善符合时代要求和国际规范的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第四，随着双方关系中应对“多边危机”的互动的增加，中美协作共同应对管理“多边危机”将成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增长点。
中美两国在拓展双边互动管理机制的过程中仍将面临不确定性和许多困难。首先，双方固有的战略疑虑仍然时时干扰两国正常的交流和对话。例如中美军事交流无论在实质内容和机制构建上仍相对滞后，其背后有双方体制和观念方面的复杂原因，但实质―亡还是两国战略互信不足的表现。军事交流机制的相对滞后又进一步增加了双方的战略疑虑和整体关系的不稳定。战略互信的缺失也是中美之间许多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使双方对危机的处理复杂化。其次，两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对双方正常沟通的影响日益明显。例如，中国政府机构精简与对美丁作日益增加的繁重任务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与美国发生关系的领域部门增多与协调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等。同样，美国处理中美关系时也面临着功能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机构之间如何协调政策的矛盾。冷战以后，美国在制订对华政策时经常出现负责功能性问题的部门意见强于负责地区性问题的机构的情况，增加了美国政府整合对华政策的难度。第三，中美两国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方面，在如何正确解读对方的行为和信号方面，双方仍然存在重大的认识差异，容易成为未来危机处理中的冲突点。另一方面，两国共同处理危机过程中的运行程序和规则仍有待完善。中国在规范处理危机问题的法律法规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应对处置社会安全问题的立法考虑上也比较滞后。
中美在全球和地区的多边机制中的交往互动是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重要发展。美国把敦促、鼓励甚至通过施压使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视为对华“接触”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把中国这类新崛起国家纳入全球多边机制，使其对现有体系的规则承担义务，有助于进一步“塑造”中国的对外行为，从而扩大按现有主导规则行事的国家数量，保持体系的稳定。这是“接触”政策的追求目标，而且已经成为美国冷战后历届政府的共识。从中国方面看，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加入现有的国际制度，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是有助于刺激国内的改革开放进程，加速经济制度的转型和与国际市场接轨，减少中国发展的成本；从政治安全意义上看，主要是增加中国外交渠道，扩大中国的影响，塑造“和平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减少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对中美而言，多边场合还担当着为中美两国关系在困难或危机等情形下提供“搭台交流”，遏止双边关系进一步倒退的重要功能。
随着中国日益参与各种国际制度，中美两国对于在全球和地区的多边制度、拓展合作的领域、管理两国关系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和纠纷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机制等多层面的互动交往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政治机制中，两国在国际武力使用、人权干预、环境保护、军控等领域中的分歧继续存在，在如何强化联合国机制的改革重点上有所差别，两国在围绕联合国改革方向上的斗争和摩擦将是长久的。与此同时，中美在坚持联合国改革的全方位和多领域、突出发展的首要性、建立和平建设委员会、反对“四国”(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增常方案、强化联合国项目管理、增加秘书处工作效率和责任制等问题上有类似或相通的原则和主张。中美两国已经在抵消“四国”方案对2005年联合国改革进程的干扰方面进行了切实有效的合作。今后，两国在增进联合国机构效率、推动“和平建设委员会”对国际维和的领导、增加联合国对全球发展进程的主导性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政策协调与合作空间。
随着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美两国在以世贸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制度中的交往互动，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美国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敦促甚至迫使中国履约，并通过世贸裁决机制和自己的国内法律，应对中国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双方在推动世贸多哈回合谈判，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寻找共同利益的自觉性都在增加。
美国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虽然也面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但一直把在多边机制中推进自由贸易作为基本国策。中国作为新近的WTO成员，也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中国希望在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更好地反映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努力改良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性不合理规定。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尽管两国在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在发展中国家自然人流动的开放，以及农产品贸易等问题上存在或多或少的利益分歧和认识差异，但中美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是希望不断加强与改善多边贸易体制，并为推动多哈贸易谈判取得进展而积极努力，为今后具体的谈判模式奠定基础。2005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反映了中美两国在推进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上的努力。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的加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的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影响国际贸易条件和金融秩序的一个日益受人关注的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意识到加强同中国在金融问题―卜的交流的重要性，定期邀请中国参与西方?国行长和财长会议，不但有助于双方协调政策，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稳步发展。
目前，中美两国正探讨和摸索中国在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能源制度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问题，虽然两国对各自责、权、利的认识尚有分歧，但维护国际金融和能源体系的健康稳定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两国在地区安全机制中的对话协调正在展开(如六方会谈、东盟地区论坛)。尽管双方对于未来地区安全制度的模式存在明显差距，但积极探索建立地区安全制度以维护地区稳定，和平解决热点问题是两国共识。中美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日益频繁密切的互动反映了中美关系机制化的客观态势。
四 结语
“复杂性”是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各不相同，并且典型地反映在相互认知、利益互动和机制化管理三个方面。其背后的驱动力量包括中美两国在国际结构中的力量转移、两国国内经济、社会结构的演化、地区和国际安全环境的深度转变、双方领导层的更替及由此导致的双方战略规划和政策调整等因素。深入分析“复杂性”特征在双边关系结构中的体现，准确理解中美关系在新时期的特征和本质，有助于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和今后的发展趋向，不为暂时的起伏或曲折所困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又有新发展。中美之间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接近，维护一个以建设性合作为主轴的互动模式业已成为双方政策的主流，尽管这一动态的认知过程仍然充满曲折。中美相互利益关系日趋多元，矛盾与合作的“双重性”有了新发展。但作为当今世界体系的主要大国，双方对于维护和完善国际体系的稳定及有效运行有着不少相似或相近的看法，这一共同利益成为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也随之发生调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步骤。而在经济结构与经济法的合作发展环节中，经济结构和经济法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因此，需要对经济结构的规范性和经济法的立法结构进行有机结合，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调整，即所谓的“双重调整”，以期发挥经济法的实际作用，更好地解决经济活动中的问题，最终达到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目的。文章从经济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之间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进行经济法“双重调整”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对双重调整中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法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凸显经济法双重调整的过程中的矛盾挑战，最终采取适宜的方式，发挥经济法双重调整的最优效果。另外还对经济法双重调整过程同经济法所产生的矛盾问题。
关键词：
经济法；立法结构；经济结构；问题探讨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特征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结构升级调整，则经济的发展终将衰亡，但如果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步伐过快，则相适应的经济法、社会背景不能为其的顺利转型奠定基础，同样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双重调整，相互适应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经济法“双重调整”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所在。所以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国家其他行业的正常运营发展。国家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发展经济，但事物的是具有动态发展特点的，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要根据社会现实情况对经济结构作出调整，从而摆脱一种经济结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极限”，因而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迫在眉睫。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依靠来自于国家政府支持的相关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就是利用发挥市场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的作用，而法律手段即建立健全相关经济法规、合同法规，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下经济发展的规范性，合理性、科学性。而现如今，经济法适应于传统的经济发展结构，对于正在转型发展的经济结构不具有直接的协作辅导意义。纵观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在法律政策层面上的推动维护。所以在经济结构调整下，调整经济法的适用性成为当前发展的主要形式。因而对于经济法“双重调整”的相关要点和问题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根据描述可知，经济法双重调整是响应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所出现的。但在当前发展的趋势下可知，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出现“重政策而轻法律”的不足，为此需要加强经济法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环节中的地位，加强对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和立法结构的调整，以适应在经济结构调整环节对经济法的需求，将经济结构调整上升到依法的层面，提高经济发展的法治化。总之，经济结构调整和需要得到经济法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护。因而经济法要根据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对法律中的规范结构和立法结构进行有效调整。
2经济法“双重调整”两大主题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发、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当前社会经济活动需要得到调整创新。而最主要的调整对象在于经济发展结构和经济法的调整。由此形成了我国经济的双重调整。而对于经济法而言，经济发展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结构发展的同时，经济法中的结构规范性调整和立法调整两方面共同组成了我国经济法的双重调整。这两对关系之间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1]。
2.1经济结构调整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通常情况下，经济结构具有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等多方面、宽领域的结构共同组成，其中涉及到的行业领域广泛，因而对于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影响较大，对我国的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从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对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进行调整升级，缓和了我国的经济供求关系，对于维护国家经济稳定、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经济法中的结构规范性调整对于经济结构调整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和支持，有利于行业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依法调整，从而降低调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毛短冲突。例如，我国对于消费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立足主于经济法中结构规范性调整，因而在开展“家电下乡”经济活动时，电器行业主动生产制造了性价比较高的适合调整消费结构的产品，突出了结构调整后的政策性。而政策性发展是政府依法治国后所采取的具有法律性质的政策[2]。
2.2经济法的结构规范性调整立足于经济法立法调整经济法中的双重调整指得是结构规范性调整和竞技立法体调整。一方面，是在法律层面上对现有的经济关系做出调整，如消费结构关系中，通过立法改变人们消费能力不足，供方市场大于需求方市场的现有关系。另一方面，是经济法中根据经济结构的调整现状，制定有利于其政策推广、结构调整的法律条例和制度基础。所以经济法的结构规范性调整同经济法的立法调整之间的关系同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法调整具有相似性。所以同样是依赖与被依赖，推动和促进之间的关系[3]。
3经济法“双重调整”过程中的几大问题
3.1经济结构调整同经济法的双重调整中的突出问题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法调整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但在事实经济调整过程中，往往出现经济结构调整优先于经济法调整而存在。即经济结构调整主要依赖于相关政策而出现，而与政策相对应的法律法规却未能提前制定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质上是对经济主体的产业利益进行转换调整，在此过程中，如果缺少法律约束，则容易产生经济纠纷，对国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例如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向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在此经济结构发展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外贸政策、就业政策等实现对这一经济结构调整行为的支持和帮助，但实际中，经济法中不存在这一系列的对外贸易条例，就业条例等等。总之，在经济结构调整同经济法的双重调整中主要凸显的问题为经济结构发展缺少法治化管理。
3.2经济法结构规范性调整同经济法的立法调整之间的问题在经济法的双重调整中，解决上诉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法律问题最主要的在于经济法结构调整。其次是对经济法的相关立法进行调整管理。当前经济法的结构规范调整主要是对经济法中原有的经济活动的内在构成，如主体结构、责任结构等进行调整。而经济法的立法的调整主要是侧重对立法体系的相关条例等的调整，如对权责结构等的调整[4]。同时经济法的结构规范性调整也依赖于经济法的立法调整所具象化表现出来。但实际操作中，经济法的立法调整同经济法的结构调整不具有同时性特点，即有的时候经济法的立法调整不能为经济法的结构规范性调整提供法律法规指导。例如经济法中的规范结构调整中具有两大经济主体，一是政府及相关部门，二是接收调整的相关经济行业主体。在经济结构中，现有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因而要求对不同经济主体的繁杂的权责关系进行有效区分，如以国家为经济主体，则在经济法中的消费结构的调整上，主要是采用宏观调控的法律条例进行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完善；而对于消费结构中的经济行业主体而言，消费结构的经济法的结构性调整就需要彻底划分其中的消费权、分配权等。而经济法的立法调整中则需要将结构调整中的一些政策、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开展等实现法治化管理。例如，在经济结构调整下的某制造商行业，在实现企业的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候，经济法要求重新设置相关的经济条例，重新规划经济步骤等等，从而保证经济法的结构调整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5]。
4经济法在“双重调整”中的作用分析
目前，不管是经济结构的双重调整还是经济法的双重调整，都要求对经济法问题进行优化处理。这些经济法问题包括多个主体问题，如宏观方面的体制问题或微观上的经济主体的分配问题。因而强调经济法的相关问题对于经济法双重调整具有重要的关系。而经济法对于双重调整问题和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一方面，经济法的双重调整协调规定了经济活动中的各个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例如，在经济法的结构规范调整中，同经济发展主体长久发展密切的权利因素为消费权、投资权、分配权等。由于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经济效益，所以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如何有效把握各个经济主体的权利分配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所在，使经济活动能够遵循法律制度有效开展的关键所在。通过经济法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规范性法规有效地推动了经济主体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更快更好的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另一方面，经济法是实现经济活动规范性的基础保证，在经济法的结严格遵守经济法的相关规定，能够发挥经济主体对于社会整体发展的积极作用，实现经济活动的依法发展，早日实现法制社会。
5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法中的双重调整在不同的限制范围内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征。但无论如何，经济法都在经济活动中占据关键的地位，指导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顺畅开展。目前，经济法的双重调整是指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法调整，经济法中的结构规范性调整而经济法的立法调整这两组双重调整。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着“重政策而轻法律”的调整问题，而经济法的双重调整中则面临着结构调整同立法调整之间的延迟性问题。因而要求在未来发展中，把握住经济法的重要作用，有效解决这些发展问题[7]。
参考文献：
[1]本刊编辑部.中国经济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基于期刊论文的分析[J].中外法学,2013,(6).
[2]张守文“.双重调整”的经济法思考[J].法学杂志,2011,(1).
[3]罗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探析[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1).
[4]王新红.走出”陷阱”: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关系新论[J].经济法研究,2010,(10).
[5]朱律.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法理念研究[D].杭州:浙江财经大学,2014.
[6]陈光华.社会利益在法益二元结构中的地位与经济法理论“二调”难题成因[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0,(4).
关键词： 经济 现状 建议
一、 双河彝族乡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双河彝族乡位于昆明市晋宁县县城昆阳西南方，南与玉溪红塔区、北与安宁市接壤，距晋宁县城---昆阳30千米，是昆明市9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境内直距长24千米，宽距长15千米，最高海拔2511.3米，最低1900米，总面积152.03平方千米，耕地面积9098.94亩，林地面积183688.5亩，全乡辖6个村民委员会，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786人，其中，彝族人口7633人，占总人口数的78％。财政供养人员283人，全供养人员145人，其中：教师95人，半供养人员138人。双河彝族乡属于滇中高原浅割中心地带，年平均气温13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铁、铅、锌等矿产资源。境内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森林覆盖率高达77.8％为昆明附近少有。1990年，双河彝族乡被昆明市政府划定为“昆明市双河磨南德水源保护区”，1999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云南省革命老区乡（镇）之一，是一个集少数民族、革命老区、水源保护区、森林保护区为一体的山区农业乡。
双河彝族乡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乡镇所属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流转税和其他税收；烤烟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县属改制后下划乡镇的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地方税收；乡镇以各种方式引入的企业上缴的地方税收（不含国家、省、市直接投资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各种税收）；乡级各部门上缴非税收入；乡财政支出包括：乡镇所属的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建设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县对我乡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分成”的分税制包干管理。收支矛盾突出，全乡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 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双河彝族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具体表现在：
（一）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由于群众文化素质低、科技意识不强，无论是种粮还是种烟，推广科技的难度都很大，造成产量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如在烤烟生产中，中后期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烟叶质量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慢，洋蓟、草乌等新兴产业推广难度较大，不能形成规模。大部分群众再生产资本缺乏，不敢干，不敢试，缺乏市场信息，部分干部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
（二） 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由于受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河彝族乡的招商引资工作进展缓慢。投资数百万元建起的狩猎山庄因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没能形成全乡旅游业的龙头。引进的一些生产性项目也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双河彝族乡属水源林保护区）、区位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难以实施。
（三） 乡财政收入单一，村、组集体经济薄弱,面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于财政收入的单一，当地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缺乏，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缓慢，要打破这样的经济循环怪圈，就必须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主体的发展，从“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角度营造一个良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也是十分有利的。
（四） 基本对策及建议
要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加强农村交通、能源、生态和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结合双河乡实际， 1.抓好“宝夕”（晋宁县宝峰镇——晋宁县夕阳乡）公路的建设。由于“宝夕”公路的地理位置（该公路是双河彝乡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双河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动脉的重要意义。2. 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双河乡矿产资源丰富，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的开采，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建设资金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要更大范围地覆盖农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继续巩固和树立以烤烟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强化烤烟产业的支柱地位。二是积极走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藜蒿、洋蓟（中药材）、草乌（中药材）等名特产业种植推广力度。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从优化产业结构中求发展，有利于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认真落实好这些任务和措施，将会明显提高资源
二是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支农政策，加大对双河彝族乡农业科技基础资金投入。
坚持“多予、少许、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积极鼓励农民种粮的同时，加大粮食种植过程的科技和资金投入,认真做好优质水稻良种补贴工作和保护价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降低种粮成本，减轻种粮农民的压力，从2004年起实施了优质水稻良种补贴，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又实施了农民生产资料增支综合补贴。（这些政策的实施真正体现了农民种地不交税，还可以拿到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了让补贴资金不被截留、挪用、挤占，真正补到农民手中，从今年起，中央、省、市对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全部资金将通过发放存折的方式进行，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资金到户。由财政部建设农民补贴网，通过
农户信息采集，录入农民补贴网系统，通过银行将补贴资金用存折的方式发放给农民，让资金顺利补贴到农民手中。积极贯彻财政支农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种粮成本,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大对农业专项资金的投入，最大限度的扩大农民受益面。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以改水、改厕及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为重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并覆盖农村。 同时，在加大基础建设的前提下，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有特色、有市场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比如蔬菜、花卉、水果、奶牛等产业，有效发挥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示范作用，走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带动群众形成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另外，资金来源也不能单靠政府，也要积极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直接受益的农村公益性设施及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投劳，自力更生建设美好新家园。建立、完善全社会帮扶机制和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同时可以考虑由县人民政府牵头，出台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鼓励外地的企业到双河投资。动员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如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形式）等社会力量与村庄结对帮扶，参加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农村经济发展机制。
三是要大力支持双河彝族乡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民俗文化的不断弘扬，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秧佬鼓是70年代末期双河彝族乡复兴的一种彝族民间祭祀性舞蹈。9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整个滇中农村发展壮大，它对丰富双河民族民间文化、传播民风、增进民族团结友好，扩大对外宣传，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秧佬鼓曾经参加省市县举办的大型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以云南的“威风锣鼓”在国际民间艺术节上一举夺魁，还在北京的 “山花杯”中华鼓舞大赛上夺得金奖。这就是一个可供大力开发和利用的文化产业和旅游资源环境，面对这一资源，关键是要积极筹措安排经费，引导双河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同时可以考虑建立网站加强对外宣传）对秧佬鼓这一传统的民俗方式和核桃园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景区进行大力宣传，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宣传双河彝族乡，更重要的是宣传晋宁，甚至是弘扬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打好民风民俗这张特色牌，使双河乡的旅游业成为民族乡新的产业，成为彝乡人民的又一经济支柱。
四是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
财政要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让农民最大限度成为公共财政的受益者，构建农村农民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广大农民看得起病。同时，提高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让广大农民有放心的地方看病。继续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虽然是一种自愿性的医疗保险，但要鼓励农民都来参加，扩大覆盖面，这样可以减轻农民在遇到重特病时个人支出的压力。另外，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障工作涉及到农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财政部门要在政策上给予引导，资金上给予支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保障）作为辅助保障形式，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健康发展。
五是提高农民增收的自主意识，发展新型产业。
农村要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资金，还必须与提高自身素质相结合。提高农民的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尤为关键。意识决定进程、决定发展。只有树立正确观念，只有在观念的指导下，大胆开拓、积极进取，农民富裕了，才有真正意义的新农村；只有发展富民产业，农民增收致富有了保障才可以支撑真正意义的新农村。要让农民有自主致富的意识，要以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增收致富问题，核心是要提高农民素质问题。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造就一代具有较高思想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通过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六是增加教育投入。
新农村的建设，教育是基础，教育是关键，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教育，苦什么也不能苦了孩子，缺什么也不能缺了教育。作为财政部门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保障农村业务教育经费，认真贯彻落实 “两免一补”政策（免学费、免杂费、补助生活费），真正形成农民种地不交税，娃娃上学不交费的和谐好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我们立足当地的实际，积极调研、大胆创新、锐意进取，才能建设我们所期待的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云南财政研究报告. 2005/曹建方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2
2.地方财政理论与实践. 2006/曹建方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关键词： 经济 现状 建议
一、 双河彝族乡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双河彝族乡位于昆明市晋宁县县城昆阳西南方，南与玉溪红塔区、北与安宁市接壤，距晋宁县城---昆阳30千米，是昆明市9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境内直距长24千米，宽距长15千米，最高海拔2511.3米，最低1900米，总面积152.03平方千米，耕地面积9098.94亩，林地面积183688.5亩，全乡辖6个村民委员会，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786人，其中，彝族人口7633人，占总人口数的78％。财政供养人员283人，全供养人员145人，其中：教师95人，半供养人员138人。双河彝族乡属于滇中高原浅割中心地带，年平均气温13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铁、铅、锌等矿产资源。境内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森林覆盖率高达77.8％为昆明附近少有。1990年，双河彝族乡被昆明市政府划定为“昆明市双河磨南德水源保护区”，1999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云南省革命老区乡（镇）之一，是一个集少数民族、革命老区、水源保护区、森林保护区为一体的山区农业乡。
双河彝族乡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乡镇所属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流转税和其他税收；烤烟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县属改制后下划乡镇的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地方税收；乡镇以各种方式引入的企业上缴的地方税收（不含国家、省、市直接投资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各种税收）；乡级各部门上缴非税收入；乡财政支出包括：乡镇所属的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建设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县对我乡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分成”的分税制包干管理。收支矛盾突出，全乡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 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双河彝族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具体表现在：
（一）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由于群众文化素质低、科技意识不强，无论是种粮还是种烟，推广科技的难度都很大，造成产量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如在烤烟生产中，中后期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烟叶质量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慢，洋蓟、草乌等新兴产业推广难度较大，不能形成规模。大部分群众再生产资本缺乏，不敢干，不敢试，缺乏市场信息，部分干部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
（二） 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由于受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河彝族乡的招商引资工作进展缓慢。投资数百万元建起的狩猎山庄因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没能形成全乡旅游业的龙头。引进的一些生产性项目也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双河彝族乡属水源林保护区）、区位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难以实施。
（三） 乡财政收入单一，村、组集体经济薄弱,面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于财政收入的单一，当地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缺乏，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缓慢，要打破这样的经济循环怪圈，就必须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主体的发展，从“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角度营造一个良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也是十分有利的。
（四） 基本对策及建议
要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加强农村交通、能源、生态和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结合双河乡实际， 1.抓好“宝夕”（晋宁县宝峰镇——晋宁县夕阳乡）公路的建设。由于“宝夕”公路的地理位置（该公路是双河彝乡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双河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动脉的重要意义。2. 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双河乡矿产资源丰富，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的开采，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建设资金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要更大范围地覆盖农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继续巩固和树立以烤烟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强化烤烟产业的支柱地位。二是积极走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藜蒿、洋蓟（中药材）、草乌（中药材）等名特产业种植推广力度。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从优化产业结构中求发展，有利于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认真落实好这些任务和措施，将会明显提高资源
【关键词】公共政策 经济适用房 互动理论模型
经济适用房也就此进入中国城市居民的视野，从最初的“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到2003年以后定位为“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推行至今已有十余年之久，为努力实现“居者有其屋”这一住房保障体系的基本目标而提供典型模式，是我国政府干预住房市场一种方式的积极探索。
一、经济适用房的内涵及其作用
经济适用住房是一种供中低收入者居住，享受政府政策优惠的住房，它与市场价商品房均属于商品房的范畴，受政府控制并限价销售。它作为一种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准商品房”，兼具行政性和商品性，其行政层面关注社会公平和福利，商品层面则追逐利润最大化。其具体内涵可参考王洪春学者的《住房社会保障研究》一书中提到的：“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特点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经济性，是指住房的价格相对同期市场价格来说是适中的，适合中等及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能力。而适用性，是指在房屋的建筑标准上不能削减和降低，要达到一定的使用效果。经济适用房是国家为低收入人群解决住房问题所做出的政策性安排。”
二、我国经济适用房发展困境及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
经济适用房或许是住房改革中强调保障性和强调商品性两种改革思路并存的产物，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适用房更像是一种试验品。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与建设，对改善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条件，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政策设定初衷而言它本身是为社会中低经济收入的家庭设计、建设的，现在却表现出不“经济”不“实用”的一面，值得我们总结、反思和完善。
三、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经济适用房之所以能长期在保障房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是因为政府没有发现它在制度设计上的诸多缺陷，而是由于政府对住房保障本质属性和改革路径的认识的游移不定。鉴于麦克拉夫林对政策执行实践中提出的“互适模型”，对政策的执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以麦克拉夫林的互适模型为分析工具，对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执行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
麦克拉夫林通过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说明政策执行是执行者与受影响着之间就目标或手段做相互调适的一个过程，他认为这应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政策执行是否有效取决于两者互适的程度。
（一）政策执行者与受影响者之间的需求和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政策执行者与受影响者之间的需求和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基于双方在政策上的共同利益，彼此经过说明、协商、妥协等确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执行方式。在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执行中，政府与中低收入人群之间的需求并不一致，从当初提出经济适用房至今，这项政策就处于不断的调适状态，为的就是能够保障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实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
（二）相互调适的过程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双方彼此进行双向交流的过程
相互调适的过程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双方彼此进行双向交流的过程，而不是传统的上令下行单向流程。传统的交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经济适用房政策执行的要求，对于政府—房地产商（市场）—中低收入人群这三方面来说，更侧重的多方的交流。
四、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完善经济适用房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不应对经济适用房抱着“一刀切”的态度，经济适用房应该是可进可出的，对有限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进行一种动态的管理和分配是当前满足市场上对于经济适用房需求人群的一个重要途径，要保证达到各区域的住房保障的要求和任务。应该在不断修正和规范现行的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保持推进其在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当廉租房和公租房等多样式的住房保障形式建立起来的时候，经济适用房就可以功成身退的淡出大众的视野。
（一）规范标准，符合政策对象需求
家庭收入水平式衡量是否具有购买经济适用房资格的重要指标。应该根据职工工资、家庭收入、家庭结构、房租水平等因素，拓宽审核参照对象，综合界定购房目标群体，计算并合理确定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收入标准。
经济适用房建设的面积及其在总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比例也应做到因地因时制宜，规定具体的住房标准，在构建时严格落实各项细节，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需求层次越高，消费者就越不容易被满足。经济学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消费者获得的满意度”也就是说，同样的住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层次越高，消费者能接受的定价也越高。
（二）进行政府干预，多种方式进行补贴
经济适用房类属于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由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干预，在补贴方式上向住房补贴转变，减少保障面。一般的，住房保障水平随着收入结构发展呈倒U型曲线，其保障规模也趋于下降。政府注重在整体价格上的微调工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的经济水平情况不一，因地制宜，关注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持续发展水平，经济适用房的房价不攀高商品房，不损伤开发商的利益，维持与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值相平衡。
双河彝族乡位于昆明市晋宁县县城昆阳西南方，南与玉溪红塔区、北与安宁市接壤，距晋宁县城---昆阳30千米，是昆明市9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境内直距长24千米，宽距长15千米，最高海拔2511.3米，最低1900米，总面积152.03平方千米，耕地面积9098.94亩，林地面积183688.5亩，全乡辖6个村民委员会，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786人，其中，彝族人口7633人，占总人口数的78％。
财政供养人员283人，全供养人员145人，其中：教师95人，半供养人员138人。双河彝族乡属于滇中高原浅割中心地带，年平均气温13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铁、铅、锌等矿产资源。境内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森林覆盖率高达77.8％为昆明附近少有。1990年，双河彝族乡被昆明市政府划定为“昆明市双河磨南德水源保护区”，1999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云南省革命老区乡（镇）之一，是一个集少数民族、革命老区、水源保护区、森林保护区为一体的山区农业乡。
双河彝族乡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乡镇所属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流转税和其他税收；烤烟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县属改制后下划乡镇的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地方税收；乡镇以各种方式引入的企业上缴的地方税收（不含国家、省、市直接投资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各种税收）；乡级各部门上缴非税收入；乡财政支出包括：乡镇所属的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建设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县对我乡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分成”的分税制包干管理。收支矛盾突出，全乡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双河彝族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具体表现在：
（一）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由于群众文化素质低、科技意识不强，无论是种粮还是种烟，推广科技的难度都很大，造成产量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如在烤烟生产中，中后期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烟叶质量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慢，洋蓟、草乌等新兴产业推广难度较大，不能形成规模。大部分群众再生产资本缺乏，不敢干，不敢试，缺乏市场信息，部分干部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
（二）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由于受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河彝族乡的招商引资工作进展缓慢。投资数百万元建起的狩猎山庄因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没能形成全乡旅游业的龙头。引进的一些生产性项目也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双河彝族乡属水源林保护区）、区位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难以实施。
（三）乡财政收入单一，村、组集体经济薄弱,面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于财政收入的单一，当地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缺乏，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缓慢，要打破这样的经济循环怪圈，就必须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主体的发展，从“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角度营造一个良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也是十分有利的。
（四）基本对策及建议
要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加强农村交通、能源、生态和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结合双河乡实际，1.抓好“宝夕”（晋宁县宝峰镇——晋宁县夕阳乡）公路的建设。由于“宝夕”公路的地理位置（该公路是双河彝乡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双河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动脉的重要意义。2.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双河乡矿产资源丰富，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的开采，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建设资金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要更大范围地覆盖农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继续巩固和树立以烤烟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强化烤烟产业的支柱地位。二是积极走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藜蒿、洋蓟（中药材）、草乌（中药材）等名特产业种植推广力度。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从优化产业结构中求发展，有利于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认真落实好这些任务和措施，将会明显提高资源
二是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支农政策，加大对双河彝族乡农业科技基础资金投入。
坚持“多予、少许、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积极鼓励农民种粮的同时，加大粮食种植过程的科技和资金投入,认真做好优质水稻良种补贴工作和保护价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降低种粮成本，减轻种粮农民的压力，从2004年起实施了优质水稻良种补贴，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又实施了农民生产资料增支综合补贴。（这些政策的实施真正体现了农民种地不交税，还可以拿到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了让补贴资金不被截留、挪用、挤占，真正补到农民手中，从今年起，中央、省、市对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全部资金将通过发放存折的方式进行，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资金到户。由财政部建设农民补贴网，通过农户信息采集，录入农民补贴网系统，通过银行将补贴资金用存折的方式发放给农民，让资金顺利补贴到农民手中。积极贯彻财政支农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种粮成本,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大对农业专项资金的投入，最大限度的扩大农民受益面。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以改水、改厕及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为重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并覆盖农村。同时，在加大基础建设的前提下，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有特色、有市场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比如蔬菜、花卉、水果、奶牛等产业，有效发挥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示范作用，走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带动群众形成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另外，资金来源也不能单靠政府，也要积极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直接受益的农村公益性设施及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投劳，自力更生建设美好新家园。建立、完善全社会帮扶机制和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同时可以考虑由县人民政府牵头，出台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鼓励外地的企业到双河投资。动员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如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形式）等社会力量与村庄结对帮扶，参加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农村经济发展机制。
三是要大力支持双河彝族乡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民俗文化的不断弘扬，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秧佬鼓是70年代末期双河彝族乡复兴的一种彝族民间祭祀性舞蹈。9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整个滇中农村发展壮大，它对丰富双河民族民间文化、传播民风、增进民族团结友好，扩大对外宣传，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秧佬鼓曾经参加省市县举办的大型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以云南的“威风锣鼓”在国际民间艺术节上一举夺魁，还在北京的“山花杯”中华鼓舞大赛上夺得金奖。这就是一个可供大力开发和利用的文化产业和旅游资源环境，面对这一资源，关键是要积极筹措安排经费，引导双河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同时可以考虑建立网站加强对外宣传）对秧佬鼓这一传统的民俗方式和核桃园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景区进行大力宣传，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宣传双河彝族乡，更重要的是宣传晋宁，甚至是弘扬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打好民风民俗这张特色牌，使双河乡的旅游业成为民族乡新的产业，成为彝乡人民的又一经济支柱。
四是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
财政要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让农民最大限度成为公共财政的受益者，构建农村农民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广大农民看得起病。同时，提高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让广大农民有放心的地方看病。继续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虽然是一种自愿性的医疗保险，但要鼓励农民都来参加，扩大覆盖面，这样可以减轻农民在遇到重特病时个人支出的压力。另外，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障工作涉及到农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财政部门要在政策上给予引导，资金上给予支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保障）作为辅助保障形式，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健康发展。
五是提高农民增收的自主意识，发展新型产业。
农村要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资金，还必须与提高自身素质相结合。提高农民的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尤为关键。意识决定进程、决定发展。只有树立正确观念，只有在观念的指导下，大胆开拓、积极进取，农民富裕了，才有真正意义的新农村；只有发展富民产业，农民增收致富有了保障才可以支撑真正意义的新农村。要让农民有自主致富的意识，要以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增收致富问题，核心是要提高农民素质问题。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造就一代具有较高思想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通过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六是增加教育投入。
[关键词]优化环境；经济转型；东北三省
10. 13939/j. cnki. zgsc. 2015. 28. 285
1 优化环境发展对双鸭山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 1 破解双鸭山市经济困局迫切需要优化发展环境
近年来，煤炭作为资源产业受到经济不景气的传导效应，内外需求不振，价格下降，影响煤炭企业经济发展。黑龙江省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版块中经济发展处于劣势，双鸭山市因煤而立、因煤而兴，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同时，经过近百年的开采，双鸭山也面临着煤炭资源枯竭、部分煤矿关闭破产、产业结构重型单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民生矛盾日益凸显等重大问题，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和制约，当前双鸭山市经济发展正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问题非常突出，面临的压力大、任务重。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十分迫切。
1. 2 创新双鸭山市社会管理迫切需要优化发展环境
当前，影响双鸭山市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既有体制机制不顺、干部作风不实、机关效能不高的问题，也有基层组织薄弱、教育引导不够的问题，特别像群众反映较强烈的审批缓慢、城乡环境、阻工闹事等问题，说到底是政府的社会管理缺失和不到位造成的。
1. 3 改善社会民生迫切需要优化发展环境
随着矿井资源的枯竭，部分煤矿关闭破产，双鸭山矿业集团用工从原来的10万多人减少到不足6万人。2006―2012年，双鸭山市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3%～15%，就业再就业压力大，居民生活质量低下，2012年双鸭山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024元，低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6%，已成为影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面对双鸭山市发展所遭遇的困境，双鸭山市委市政府高起点谋划，大手笔运作，围绕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重点构建了“五大特色经济区”，成功打造了双鸭山这座中国东北的边疆名城，为双鸭山市经济走出困局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但是，在硬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发展软环境方面，尤其是在政治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要加以改善。
2 双鸭山市在发展优化发展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2. 1 在政治环境方面
（1）思想观念落后。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从传统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习惯于按传统思维想问题，习惯于按老套路办事情，习惯于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缺乏永不满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气魄，从而造成发展思路不宽、发展举措不硬、发展成效不大。
（2）服务意识薄弱。一些公职人员主动服务意识不强，特别是一些与市场主体打交道的干部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是想方设法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牵线搭桥，而是等着企业来求自己，来打点自己，来孝敬自己，有的甚至千方百计设关设卡，故意刁难企业，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才办事，存在不作为、慢作为、办事难、办事慢、办事要打点等现象。
（3）执法检查混乱。一些公职人员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涉企检查不遵守有关规定，不履行相关手续，以执法的名义检查，以检查的手段敲诈，其执法的目的，不是指导企业规范生产，依法经营，完善管理，推动工作，而是为了部门利益甚至个人私利，一门心思找企业茬，明里暗里向企业伸手。
2. 2 在市场和政务环境方面
（1）行政审批项目复杂烦琐。有一些审批项目，多年未办理，而另一些项目程序复杂，往往让人跑断腿，还有的行政审批项目无法律法规依据，与法治政府建设相悖。在行政审批清理工作中，各市（县）没有统一的清理标准，掌握清理事项的尺度无章可循，遇到问题解决途径不明确。
（2）行政乱作为现象严重。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现象时有发生，有的部门执行政策过死、过硬、过高，存在垄断经营的行为，给企业留下了“关门打狗”的坏印象。行政执法中轻宣传、重处罚，轻服务、重收费的现象较为突出，对发现的不规范行为不实及时制止，而是等待行政相对人发生违法行为时进行处罚，“以罚代管”，“只罚不管”。有些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言行粗鲁、态度冷、横、硬、冲。有的行政机关只收费不服务，办事效率低下。
2. 3 在法治环境方面
（1）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实际工作情况中，立法环节与基层执法环节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操作性不强给行政执法带来不少困难，“有法难依”现象仍时有发生。
（2）职能交叉不利于执法。按现行体系，对农资市场有执法权的有工商行政管理、农业、质检、公安等部门，在实际的执法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有利抢上前，无利退后边”的推诿扯皮现象。
（3）执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执法水平参差不齐，少数执法人员知法犯法。
2. 4 在人文环境方面
（1）全民创业氛围不浓。长期以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使双鸭山人固守着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的无为意识。矿区居民长期依靠与煤有关的行业打零工，视野不宽、技能不强，缺乏创业精神，一些群众的思想观念相对比较封闭保守，没有长远眼光，不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致富能力不强，这种随遇而安、封闭保守的精神状态，严重阻碍了双鸭山经济的发展，制约着全民创业热潮的形成。
（2）社会诚信缺失，民风公德受到侵蚀。社会消费纠纷一直在高位徘徊，商家和消费者守信意识淡薄，2014年全市发生各类消费纠纷2767件，比上年增长100. 1%。从各大银行存在不良贷款看，2012年30. 8亿元，2013年32. 2亿元，2014年33. 7亿元，社会诚信堪忧，阻碍了有序的经济秩序。
（3）人才资源缺乏。随着双鸭山市煤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煤化工领域的人才极其缺乏，导致企业用工难，招不到适合的人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企业人才有关政策落实不到位，企业创新人才缺乏。由于科技资金的投入不足，挫伤了从事科技创新人才的积极性。
3 优化发展环境、促进双鸭山市经济发展的对策措施
3. 1 更新思想观念，优化人文环境
要坚持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作为先导，对各级领导干部开展一系列优化发展环境促进转型发展的教育活动，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认识到打造一流的发展环境，对市区乃至带动周边县域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做好围绕优环境、促转型、谋发展这篇大文章。努力提高全市人民的优化环境转型发展意识，使社会各界达成优化环境、转型发展的共识，形成“处处都是投资环境、人人代表城市形象”的良好风尚。
3. 2 强化信息公开透明，优化政务环境
一是实行“阳光政务”。有计划、分步骤的推行电子政务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政府的组织管理，及时把政府决策、服务程序、办事方法向社会公布。建立重大问题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二是实行“阳光收费”。收费项目公开化，做到明白收费，凡是未列入的收费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拒交。凡是不发挥作用，只收费不服务的部门，要坚决清理整顿。凡是违法违纪的，一律从严处理。三是实行“阳光”审批。创新行政审批模式，精简行政审批项目，提高行政效能。
3. 3 强化服务效率，优化政策环境
首先，抓好政策的创新，解决政策不够用的问题。要完善创新政策，积极学习借鉴有关招商引资，发展非公经济、优化发展环境的政策，与时俱进、用于创新，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新、人新我特”形成竞争的政策优势。其次，抓好政策的清理。对不利于优化发展环境、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要及时清理，予以废止或修订。最后，要用足、用活、用好有关政策。落实政策要雷厉风行、态度坚决、不打折扣，杜绝截留和梗阻，要学习政策，吃透政策，解决好政策不落实、不兑现、不管用的问题，把有关政策用足、用活、用好，真正的发挥效应。
3. 4 坚持人才强市，优化人才环境
坚持“人才强市”战略，深入实施“人才培育计划”，根据双鸭山市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和现有人才队伍的状况，重点引进培养双鸭山市高新技术行业和重点优势行业、现代服务业等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急需的各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使全市创新型人才的供给总量、结构和素质基本适应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型需要。在现有院校中设置与我省东部煤电化发展的相关专业，采取定向培养等方式，解决未来所需人才问题。为我省东部煤电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人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和开发，对科技人员组织的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符合城市产业化的项目应给予科技风险投资。
[关键词]高职教育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政策 对策
[作者简介]李晓明（1959- ），男，广东陆丰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麦影（1977- ），女，广西平南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商贸系，副教授、经济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广东 广州 510405）
[课题项目]本文系广州市教育局开展地方政府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2013年度攻关项目“探索高职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项目编号：2013-84）和广州城市职业学院2013年教育教学改革课题“促进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与对策研究――以广州市为例”（课题编号：2013-3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7-0022-02
一、高职教育对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为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职业教育要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服务”。《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建立职业教育与产业体系建设同步协调制度，实现职业教育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的融合发展”的目标。目前，社会公认高职教育具有“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四大职能，其中，培养人才是核心职能，其他职能既是支撑也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选取了对高职教育功能的狭义定义，认为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主要指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高职教育作为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在开展科学研究、为当地行业企业提供服务、为社会传承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的大力推动，我国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影响力逐步提升，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王一群认为，当前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意识不强、效果不明显，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叶华提出，高职院校服务能力的缺失主要表现为高职院校服务方向的游离、服务群体和目的单一、服务深度和能力不足。周世青认为，高职院校在社会服务方面存在发展不够平衡、工作不够主动、联系不够紧密、服务不成系统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认识不到位、能力不适应、机制不完善。任君庆、王义认为，近年来示范院校的社会服务大多停留在技能鉴定培训和企业职工培训层面，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项目不多。总之，高职院校在服务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中存在能力不足、动力不足、保障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能力。
（二）相关政策与法规分析
从国际上看，职业教育法律法规较完善的国家有美国、德国、新加坡等，但这些国家大多立足于发展和促进职业教育方面，并提出了政府、行业企业、相关机构等对职业教育的支持政策，如德国颁布了《职业教育法》《企业基本法》《青年劳动保护法》《培训员资格条例》等，新加坡要求企业为职业教育提供便利等，对职业教育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少有政策规定。
我国政府对高职教育服务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职能定位非常明确，但相关的具体法规条例较少，仅有少数关注校企合作、实习实训方面，缺少对高职教育服务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引导、规范、评价及相关保障。现有的《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涉及高职教育的内容不多，且大多以原则性、目标性为主。我国在国家层面出台的一些相关政策主要涉及高职教育服务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任务及内容，如《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提出“职业教育要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服务”。在具体措施方面，《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通知》（教职成[2011]11号）决定，2011～2012年实施“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项目，“重点支持高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能力”。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对示范院校提出“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的更高要求。
一些地方政府的文件也明确提出，高职教育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如云南省教育厅等印发的《关于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培养大批与我省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相适应的技能型人才，更好地为实现云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本市推进组建区域职业教育集团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联合区域各类办学单位、企业或行业组织，实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提高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水平”。湖南省教育厅2009年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要点提出，积极推动全省职业院校对接产业（行业），促进职业教育链深度融入产业链。部分省市的政府和行业从校企合作、实习实训等方面出台了鼓励、规范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法等。如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市交通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暂行办法》，深化和促进了北京市交通行业职业教育院校与企业的合作。无锡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建立无锡市职业院校实习实训定点企业制度的意见》，旨在推进无锡市职业院校学生的实习实训工作，深化校企合作，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酒泉市扶持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就业见习工作实施办法》提出，扶持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工作、支持中小企业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吸纳人才的系列措施。
行业层面则较少出台结合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教育部的《关于提高职业教育支撑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能力的指导意见》，从“完善行业指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深化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但仅涉及有色金属行业，大多不具有普适性。
三、促进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1.加强法律法规保障。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敦促及保障高职院校服务于社会发展，鼓励高职院校与地方经济的联动发展。地方政府应根据地方经济及教育特色制定具体法规，有针对性地提升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的水平。
2.制定具体保障政策。地方政府制定了促进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明确了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的职责和权益，采取地方税收优惠、用地优惠、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倾斜等政策措施，调动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社会各界的积极性。（1）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地方政府提供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支持，吸引企业加入校企合作，鼓励行业的龙头企业与高职院校进行多方位合作，通过减免税收等手段鼓励高职院校为企业、社区等提供技术服务。（2）教育用地优惠。地方政府在教育用地上实行优先政策，有条件的地区、城市可在社区划分出教育用地，为高职院校服务当地发展提供必要的场所。新规划的城区将教育用地纳入规划，规定一定比例的土地为教育专用。鼓励社会各界以赠地、合作建立基地等方式向高职院校提供教育用地，加强高职院校与企业、社区等的联系，推进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3）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向教育倾斜。将高职教育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促使高职教育的质和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对于当地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将相关的专业群纳入重点支持对象以加大资金投入。（4）支持探索“双赢”的校企合作机制。探索政府补贴、政府购买等方式，支持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设立“厂中校”或“校中厂”，共建生产实训中心，达到校企“双赢”的目的。鼓励高职院校通过参与企业研发、技术攻关、工艺与流程改进等，提高院校服务企业的能力与水平，推动双方合作的深层次发展。
3.体制机制保障。地方政府成立促进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协调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从宏观层面指导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及社会的方向与任务，搭建机制平台，使高职院校与企业协调互动，发展共赢。
4.资金激励与保障。高职院校为地方经济及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对此，地方政府可以立项方式，设立“高职院校服务地方发展专项基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资助一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解决重大问题、共性问题的项目。
5.政府引领，创建良好环境。强化各级政府支持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责任，确立高职教育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落实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责任。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大力宣传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事例，对在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予以表彰。
6.组织保障。政府进一步加强对高职教育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联系各方、协调各方的优势和作用，建立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的联系机制，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积极创新高职教育管理体制，探索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的体制，探索高职教育集团创新模式、校企合作董事会（理事会）制度等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与地方经济及社会融合的体制机制。
（二）高职院校层面的对策建议
1.发挥科技人才优势，师生“双主体”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高职院校要注重发挥科研与技术人才优势，将优势科研资源整合组成若干科研团队，建立专家智囊库，深入行业企业的决策咨询系统，积极解决其需求，为其决策当好参谋。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企业为主体、政府为引导的科技创新体系中，高职院校也是重要的科技创新资源，地方高职院校与地方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更是相互促进的。根据地方产业特色，校企共建研发基地，共同推进研究成果产业化，既可为校方解决研究经费，也能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实现高职院校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机衔接，从而满足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校方的人才优势，将高职教育中的核心模块――实践教学与服务经济社会有机结合，通过立项资助、制度引导等手段鼓励教师带领学生收集地方企业急需解决的技术、管理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提供企业决策参考，实现师生“双主体”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这样可以真正实现学生所学与企业实际的对接，避免传统理论教学与现实脱节的问题，企业也能由此产生效益，达到“双赢”。
2.打造校企共享的“双师”队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既熟悉企业业务又能带领学生解决企业问题的“双师”，是高职院校最宝贵的人才，也是服务地方经济及社会的中坚力量。高职院校应积极探索多种渠道，多形式培养和锻炼“双师”人才为地方经济及社会服务：积极推进并完善教师下企业的实践制度，培养现有师资的实践能力；引进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专业技术能手作为高职院校的专职或兼职教师；构建跨单位的校企合作研发团队，承担企业实际项目开发，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并将企业的真实项目引进课堂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打造校企共享的“双师”队伍。
3.积极探索生产性实训基地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形式。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是高职院校的重要任务，但目前很大一部分实训基地的利用率并不高，有的专业性较强的设施设备甚至常年闲置，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由于资金紧缺等原因，无法及时更新设施设备。将高职院校闲置的设施设备通过租赁、项目合作等方式用于企业，将对企业产生重要的效益。同时，实训基地在设计理念上应充分考虑其在当前行业企业中的适用性，既满足教学需要又能为企业提供真实的服务。校企双方也可协议共建共享实训基地，依托各自的场所、人才、资金、设备等实现优势互补，进行实质性的合作。
（三）行业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1.构建以行业协会为纽带的校企沟通平台。校企双方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影响学校科研与地方产业、行业的结合，限制了科研成果的转化。行业协会应起到校企沟通纽带作用，打造校企沟通大平台，促进高职院校成果转化，提高其服务社会的质量。
2.建立第三方评价体系，将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纳入绩效考核范畴。目前政府对高职院校的考核基本上仅限于其“培养人才”的职能，而对“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职能缺乏要求，这也是造成高职院校服务地方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纳入高职院校绩效考核的范畴，并引入以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等为主体的第三方力量参与综合评价，建立第三方评价体系，客观评价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积极推进诚信评估制度。
3.企业职工培训与学历教育的融合。高职院校具有充足的教育与培训资源，而企业的发展也需要技术技能、管理制度、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系统培训，投入大量的员工教育资源。双方可进行优势互补，企业依托高职院校的场地、师资、设备等资源开展各类岗前培训、在岗技能提升培训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并按规定足额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其中60%以上的教育经费应用于一线职工的教育培训。积极探索将企业职工培训纳入高职院校学历教育范畴的新模式，高职院校采取“送教上门”的方式，将学历教育与企业培训紧密结合，既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也注重企业技能的实用性。
[参考文献]
[1]段悦兰.立足当地企业 服务地方经济――以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为例[J].现代企业教育，2012（6）.
[2]马云峰.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思考[J].当代职业教育，2012（3）.
关键词： 经济 现状 建议
一、 双河彝族乡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双河彝族乡位于昆明市晋宁县县城昆阳西南方，南与玉溪红塔区、北与安宁市接壤，距晋宁县城---昆阳30千米，是昆明市9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境内直距长24千米，宽距长15千米，最高海拔2511.3米，最低1900米，总面积152.03平方千米，耕地面积9098.94亩，林地面积183688.5亩，全乡辖6个村民委员会，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786人，其中，彝族人口7633人，占总人口数的78％。财政供养人员283人，全供养人员145人，其中：教师95人，半供养人员138人。双河彝族乡属于滇中高原浅割中心地带，年平均气温13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铁、铅、锌等矿产资源。境内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森林覆盖率高达77.8％为昆明附近少有。1990年，双河彝族乡被昆明市政府划定为“昆明市双河磨南德水源保护区”，1999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云南省革命老区乡（镇）之一，是一个集少数民族、革命老区、水源保护区、森林保护区为一体的山区农业乡。
双河彝族乡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乡镇所属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流转税和其他税收；烤烟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县属改制后下划乡镇的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地方税收；乡镇以各种方式引入的企业上缴的地方税收（不含国家、省、市直接投资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各种税收）；乡级各部门上缴非税收入；乡财政支出包括：乡镇所属的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建设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县对我乡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分成”的分税制包干管理。收支矛盾突出，全乡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 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双河彝族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具体表现在：
（一）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由于群众文化素质低、科技意识不强，无论是种粮还是种烟，推广科技的难度都很大，造成产量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如在烤烟生产中，中后期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烟叶质量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慢，洋蓟、草乌等新兴产业推广难度较大，不能形成规模。大部分群众再生产资本缺乏，不敢干，不敢试，缺乏市场信息，部分干部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
（二） 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由于受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河彝族乡的招商引资工作进展缓慢。投资数百万元建起的狩猎山庄因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没能形成全乡旅游业的龙头。引进的一些生产性项目也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双河彝族乡属水源林保护区）、区位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难以实施。
（三） 乡财政收入单一，村、组集体经济薄弱,面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于财政收入的单一，当地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缺乏，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缓慢，要打破这样的经济循环怪圈，就必须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主体的发展，从“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角度营造一个良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也是十分有利的。
（四） 基本对策及建议
要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加强农村交通、能源、生态和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结合双河乡实际， 1.抓好“宝夕”（晋宁县宝峰镇——晋宁县夕阳乡）公路的建设。由于“宝夕”公路的地理位置（该公路是双河彝乡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双河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动脉的重要意义。2. 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双河乡矿产资源丰富，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的开采，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建设资金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要更大范围地覆盖农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继续巩固和树立以烤烟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强化烤烟产业的支柱地位。二是积极走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藜蒿、洋蓟（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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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乌（中药材）等名特产业种植推广力度。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从优化产业结构中求发展，有利于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认真落实好这些任务和措施，将会明显提高资源
二是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支农政策，加大对双河彝族乡农业科技基础资金投入。
坚持“多予、少许、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积极鼓励农民种粮的同时，加大粮食种植过程的科技和资金投入,认真做好优质水稻良种补贴工作和保护价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降低种粮成本，减轻种粮农民的压力，从年起实施了优质水稻良种补贴，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又实施了农民生产资料增支综合补贴。（这些政策的实施真正体现了农民种地不交税，还可以拿到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了让补贴资金不被截留、挪用、挤占，真正补到农民手中，从今年起，中央、省、市对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全部资金将通过发放存折的方式进行，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资金到户。由财政部建设农民补贴网，通过农户信息采集，录入农民补贴网系统，通过银行将补贴资金用存折的方式发放给农民，让资金顺利补贴到农民手中。积极贯彻财政支农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种粮成本,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大对农业专项资金的投入，最大限度的扩大农民受益面。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以改水、改厕及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为重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并覆盖农村。 同时，在加大基础建设的前提下，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有特色、有市场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比如蔬菜、花卉、水果、奶牛等产业，有效发挥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示范作用，走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带动群众形成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另外，资金来源也不能单靠政府，也要积极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直接受益的农村公益性设施及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投劳，自力更生建设美好新家园。建立、完善全社会帮扶机制和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同时可以考虑由县人民政府牵头，出台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鼓励外地的企业到双河投资。动员人
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如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形式）等社会力量与村庄结对帮扶，参加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农村经济发展机制。
三是要大力支持双河彝族乡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民俗文化的不断弘扬，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秧佬鼓是年代末期双河彝族乡复兴的一种彝族民间祭祀性舞蹈。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整个滇中农村发展壮大，它对丰富双河民族民间文化、传播民风、增进民族团结友好，扩大对外宣传，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秧佬鼓曾经参加省市县举办的大型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以云南的“威风锣鼓”在国际民间艺术节上一举夺魁，还在北京的 “山花杯”中华鼓舞大赛上夺得金奖。这就是一个可供大力开发和利用的文化产业和旅游资源环境，面对这一资源，关键是要积极筹措安排经费，引导双河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同时可以考虑建立网站加强对外宣传）对秧佬鼓这一传统的民俗方式和核桃园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景区进行大力宣传，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宣传双河彝族乡，更重要的是宣传晋宁，甚至是弘扬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打好民风民俗这张特色牌，使双河乡的旅游业成为民族乡新的产业，成为彝乡人民的又一经济支柱。
四是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
财政要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让农民最大限度成为公共财政的受益者，构建农村农民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广大农民看得起病。同时，提高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让广大农民有放心的地方看病。继续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虽然是一种自愿性的医疗保险，但要鼓励农民都来参加，扩大覆盖面，这样可以减轻农民在遇到重特病时个人支出的压力。另外，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障工作涉及到农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财政部门要在政策上给予引导，资金上给予支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保障）作为辅助保障形式，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健康发展。
五是提高农民增收的自主意识，发展新型产业。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由于管理体制、社会文化以及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当前还普遍存在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不仅造成了科技资源的浪费，而且难以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本论文结合目前民办院校的发展现状，以及分析校企合作模式中的相互需求，最终提出校企合作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创新。
一、当前民办高校管理类应用性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
（一）社会对高校管理类应用性人才的需求分析：我国企业总体管理水平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我国尚未形成一支足量的职业经理人才队伍。不同的企业，其经营业务也不一样，但作为企业中层的管理人员，所需的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的要求是相通的，就是应该具有应用管理理论知识分析、解决企业管理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创新能力，所有这些能力的要求，应该在高校管理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校企合作，使学生得到应有的训练。
（二）校企合作效果不理想：从合作层次上，当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还处于浅层次的合作阶段，校企只是两个孤立的个体硬生生地凑在一起，并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从合作质量上，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继续深入，使得校企合作仅仅成为一种形式，合作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分析
（一）当前高校管理类专业的师资队伍本身缺乏实践能力：作为管理类专业教师，他们几乎都是从“校门”走到“校门”，所受的教育，正是有待改革的传统的“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养成”的教育，很少具有企业实践的经历，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上有着“先天”的不足。
（二）校企双方利益的分配差异：一方面，企业对校企合作不热。企业需要大量人才，与高校联手固然能解决人才来源，但为高校学生提供培训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和时间，对于多数实力不够强大的企业来说，他们宁愿选择去人才市场直接招聘人才。
另一方面，院校以教学为主，担心市场导向机制对于研究、教学运行等学术体系冲击太大，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够成熟。
（三）校企双方发展目标的背离：高校管理类专业教育，主要的问题是现行的教育机制不利于培养社会、企业对人才的需要。在对人才的知识传授及能力训练上，与企业的需要有距离。并且，在对学生能力训练方面，由于理念上的偏差，缺乏稳定的实践基地，以及师资队伍本身的不足，很难让学生受到必要的能力训练。
同时，在校企合作中的企业方很难满足高校方人才教育实施方案的要求，对于管理类的学生更难安排实习岗位。企业希望的是学生到企业参加生产性劳动，并愿给予工资报酬，说穿了企业需要的是劳动力。校企合作双方的动机和需求不一，其合作很难实现双赢，合作关系很难长久保持。
（四）校企双方运行机制的差别：校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团体，高职院校的主旨是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并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企业却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主旨。所以校企之间不同的团体性质决定了它们不同的运行机制，但是一旦二者进行合作，避免不了运行机制之间存在的冲突和摩擦就会增加二者合作的磨合期。
（五）地方政府功能缺位，形成校企合作的保障机制：地方政府未能充分发挥协调机制，未能形成校企合作的保障机制。政府尚未出台相关政策及有效措施，尤其是在鼓励企业主动与高校合作的积极性方面，其宣传力度明显不足，也缺乏有针对性的相关的利益性政策，至使企业主动与高校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加强校企合作的对策及建议
（一）校企互动，建设 “双师型”教师队伍：高校管理类专业引进人才，可以考虑引进在企业从事实际管理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经验的本科毕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作为“沙子”渗入，为建设“双师型”队伍打下基础。另外，鼓励高校管理类专业教师到企业工作，这样有利于教师在真实的企业管理中，使管理理论知识与实践有效的结合，为今后的课堂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校企双方的有效沟通：校企合作的实质是建立利益共同体。从高校角度，利用自身现有的科研优势和社会影响力，主动与相关企业的沟通和互动，实现科技创新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匹配；作为企业方面，应转变观念，积极为校企合作方面做出规划，作为企业发展的必要环节。
（三）积极组织和鼓励校企合作课题研究：高校应与企业建立联手搞研究的长期合作机制。以高校自身的智力优势吸引企业，就企业面临的现实和长远发展的管理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并在实践中，验证方案的有效性。这对企业无疑是大好事情，对高校教师同样是一种理论联系实践的机会，为教师在今后在教学中提供了真实、生动的教学案例。
（四）强化政府的责任及职能，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校企合作是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大需求，政府作为高校管理部门，应出台相应政策和规定，鼓励企业积极与高校联手。
1、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引导作用：企业与学校是两个不同利益的群体，要实现共赢是双方能够顺利合作的基础所在。作为企业而言，是依靠其生产或者服务满足社会的需要，最终要实现盈利的经济组织。而我国的职业教育目前绝大多数属于公办学校，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入资金创办，这两者隶属关系和各自任务目标不一样，不能仅仅依靠它们自身相互之间的协调来处理双方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利益、权利、责任、义务等问题，政府必须在其中充分发挥行政功能的主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组织协调和强有力的管理介入才能真正实现。
2、政府应当建立行业协会机构，加强对校企合作的掌控：行业协会对促进行业发展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行业协会清楚地了解行业情况，熟悉行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规律，清晰地掌握行业动向，具备行业管理的丰富实践经验和长期跟踪行业状况的条件与能力，真正起到了行业代言人的作用。
3、政府应当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校企合作的优惠政策：现阶段，我国校企合作明显呈现的是学校重视，企业忽视的不平衡格局，政府须以企业、学校各方利益均等为前提，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校企合作的优惠政策，使得校企合作常态化、制度化。比如政府提供足够的专项资金作保障，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监督此资金的运作，将专项资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也可以通过对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企业、人员和学生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充分调动校企合作项目中的各方参与者的积极性，并形成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在北京闭幕。中美双方重申继续落实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推进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成果，落实前三轮经济对话成果。双方宣布将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宏观经济合作，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加强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推动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改革。
一、加强宏观经济合作
自2011年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双方采取了有力措施巩固两国经济发展态势和平衡增长，确保全球持久复苏，牢固确立未来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双方承诺合作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双方重申愿加强合作，共同推动20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取得成功。
美方继续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投资和出口水平，在中期将总储蓄率提高到过去30年（1980-2010）的平均水平。按照奥巴马总统制定的2013财年预算，美国承诺未来10年内减赤至少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去年启动的削减超过1万亿美元的可支配支出，以及其他减支，包括福利改革；提高高收入纳税人税收、降低税率、减少税制漏洞和税式支出的税收改革；实施更严格的预算规则以提高可预见性和可信度。这将使美国从本个10年中期开始逐步降低联邦政府债务在经济中的比例。
中方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并将扩大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为切实推进这些目标，中方将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中方努力在2012年底之前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用品的进口关税。中方将积极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并逐步实现将增值税改革范围扩大到所有服务行业和地区，以消除重复征税，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中方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中方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
双方坚决全面落实20国集团有关承诺，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增强汇率灵活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避免汇率的持续失调和货币竞争性贬值。中国人民银行愿继续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价格稳定。中方继续致力于推进汇率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美方欢迎中方发表声明，扩大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格的浮动区间，以推进上述目标。中国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利率在优化资源配置和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美联储坚定地承诺促进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美联储近年来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增强其政策和目标的透明度，包括今年早些时候明确的2%的长期通胀目标。为达到其政策目标，美联储考虑诸多因素，包括其政策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双方承诺继续就欧洲金融市场的发展交换意见，并就如何支持欧洲恢复金融稳定和增长的自身努力进行讨论。双方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促进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作用。中美双方确认按时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十分重要。
二、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双方重申培育开放、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对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在2012年4月美方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评估后，双方承诺拟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第七轮及后续谈判议程，加紧进行谈判。
双方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中美双方认识到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时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从而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至关重要，双方承诺克制将贸易救济措施用于贸易救济以外的目的，包括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双方承诺尊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结果。双方将本着公正、客观、透明的态度妥善处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建设并增加执法资源，中方将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研究进一步加强本文由收集整理追究知识产权侵权刑事责任的措施。双方将继续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执法的努力以减少知识产权侵权商品的跨境贸易。中美两国将致力于为各自市场创造一个环境，在该环境下，合法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和服务销售水平的增长反映经济发展、体现两国作为全球生产和消费大国地位。美方赞赏中方继续要求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中方已将软件资产纳入政府部门资产管理体系，在预算科目中反映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支出，在首批的重点企业试点项目基础上，将扩大在企业领域的正版化努力。
中方2012年2月承诺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中国政府不会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条件，中美双方致力于所有相关机构就该承诺的落实继续进行深入的讨论。
双方表示，商业秘密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加强针对商业秘密不正当使用的执法行动。中方表示，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2012年年度工作计划将包括针对商业秘密不正当使用的执法行动。
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充分
考虑中方提出给予公平待遇的要求。美方承诺努力促进民用高技术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的出口。双方将共同努力营造促进和扩大双边民用高技术贸易的有利环境。中美两国将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采取以上行动。中美双方将于近期在中国举行中美高技术贸易研讨会，讨论如何采取措施促进高技术和战略贸易。
美方承诺，对于中方希望采购的、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物项，美方在收到《出口管理条例》所要求的必要材料后，将及时受理中方的具体申请。美方承诺及时审查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提交的“经验证最终用户”申请材料并就其完整性做出答复。美方承诺鼓励中国民用最终用户为获取用于民用最终用途的物项申请“经验证最终用户”授权。
美方承诺对某些两用物项的管控进行调整，以实施《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的相关变化。这将会促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
美方承诺，敦促其他政府采购协议（gpa）参加方提出旨在改进中方2011年底修改出价的要价。中方承诺，在2012年wto政府采购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前，提交一份新的综合性的修改出价，对参加方要价做出回应。中方充分认识到以灵活方式确定本国产品定义的重要性。在修改《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管理办法》时，中方将充分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意见和建议，并增强这些法规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中方将按照2012年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和财政部政府采购工作计划，尽快出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管理办法》。
美方承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同等规则和标准对待其审查的所有交易，不论投资者来源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仅限于国家安全审查，无论交易是否涉及政府控制的或私人的外国投资者。当一项交易引起国家安全风险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寻求尽可能快速地解决问题，包括在可行的范围内采取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而不是阻止整个交易。双方致力于通过投资论坛等继续讨论各自外国投资审查中的有关关切和概念。
中方承诺公平对待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仅针对国家安全关切，并遵守规定的时限和审查标准。中方将逐步简化外国投资审批程序，提高透明度。“十二五”期间，中方将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
美国政府的“选择美国倡议”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美国市场的现有及潜在投资方提供协助，将承担促进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更大责任。“选择美国倡议”承诺协助有兴趣探讨在美国市场投资机会的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与经济发展官员建立联系，并努力确保中国企业获得在美投资所需信息。
美方支持改善其基础设施部门，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机制，吸纳所有适用的全球基础设施体系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在适当的情况下努力增加包括对外国投资者在内的公私合作（ppp）投资机会。认识到这一目标，美国2013财年预算提议更新和扩大美国基础设施体系，要求成立国家基础设施银行，以增加所有公共和私人资本对交通、水和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机会。中美双方认识到两国企业在国内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潜力，承诺探索加深该领域合作的机遇。
中国政府承诺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信贷提供、税收优惠和监管政策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美方欢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商业投资。
中方重申遵守主权财富基金公认的原则和做法的承诺。美方重申按照经合组织2008年6月公布的《主权财富基金与投资接受国政策宣言》，对主权财富基金坚持公开和非歧视原则的承诺。
美国联邦政府承诺在推动两国地方层级经济合作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协助。第二次中美城市经济合作会议将于6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南京举行。
双方民航当局承诺通过现有渠道继续加强在航空器适航审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根据正在进行的技术评估进程，在适当的时间达成民用运输类飞机的相互接受。
三、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
双方认识到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以反映全球经济体系演进和参与方作用的重要性。
根据2012年2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中美双方将建立由主要出口融资提供方组成的国际工作组，以在制定一套照顾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国情、与国际最佳实践一致的出口信用国际指导原则方面取得具体进展，争取在2014年达成协议。双方欢迎将于2012年中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由主要出口融资提供方参加的国际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工作组有望达成工作计划。
双方同意利用现有机制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等区域自贸协定加强信息交流。
双方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统计工作组加
深双边贸易统计方法交流，包括就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新趋势进行交流。
双方认同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的货币应符合现有标准。鉴此，美方支持人民币在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的标准时进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双方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进一个综合监督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承诺支持这一进程。双方认识到对汇率政策进行严格监督的重要性，同时也支持监督活动拓宽覆盖领域，包括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动、资本账户措施、储备以及财政、货币和金融领域政策等对外部稳定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双方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对外部门报告和溢出效应报告的工作，欢迎目前正在开展的加强对外部门分析的工作，这将加强多边分析，增强监督的透明度。
四、推动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
双方认识到，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双方将支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加强金融领域改革、发展及监管。
中美双方将致力于建设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目标的健康金融体系，切实实施20国集团通过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双方致力于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建立有效的金融公司处置制度，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双方承诺继续深化金融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双方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
美方欢迎已公布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进行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报告，对报告广泛符合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表示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认为中国对银行及其境内外子行和分行的并表监管具有高质量。美方认同和欢迎中国在综合并表监管领域取得的进一步的、显著的进展。
美国欢迎外国投资于包括金融业的各部门，并将继续承诺对于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提供在类似情况下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同样的审慎监管标准待遇。美方正在积极审核和考虑中资银行的待批申请，主管当局将尽快加以处理。
双方承诺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及专业金融机构方面的信息合作，加强两国在交易所和交易系统建设方面的合作交流。
为推动消费者融资，中方承诺继续按照法定程序，审批符合条件的、包括外资在内的汽车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在中国发行金融债券。资产证券化方面，外资金融机构与中资具有同等待遇，目前试点阶段基础资产限于信贷资产。
中方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合资公司可从事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保荐，允许合资证券公司在持续经营满两年以上且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申请扩大业务范围。中方承诺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期货经纪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为稳步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中方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到800亿美元。
双方决定继续加强合作，打击洗钱、伪造货币、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活动，增强全球金融体系。双方承诺继续在打击非法融资方面的政策与行动合作。中方将继续完善涉恐资产冻结监管框架。双方将就《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及其实施细则的制定进行交流，从而为讨论中方关切提供机会。双方承诺就fatca的实施问题寻求合作解决方案。
五、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加强中美经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