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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学；现代经济；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006-03
引言
数学方法的引入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分析的重要力量。作为现代经济分析对象的社会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很难在人为控制的实验环境中重复进行，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较大的复杂性和动态演变性。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数学工具的滥用和误用反而影响了现代经济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要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应用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对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方法应用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有相关文献发表。已有文献注意到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化问题，甚至有文献从诺贝尔奖获得者角度分析数据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学者指出计量经济模型存在误区，有学者强调数学在现代经济多元化分析方法中存在的不同极端化问题，还有文献关注数学方法在不同经济学分支中的作用，也有学者在分析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中关注数学方法应用问题。本文以现有文献为基础，探讨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作用、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方向。
一、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现代经济分析的形成和发展与数学方法的引入密不可分，没有数学方法的引入和应用就没有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大量数理分析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从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推动着现代经济分析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具体而言，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发挥着如下五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数学方法的引入使得现代经济分析能够简化研究对象，抓住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变量，进而探讨关键因素与关键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关关系。数学方法在简化现代经济分析方面发挥了三方面作用：一是抓住关键变量，忽略次要变量，简化变量种类和数量，使得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与因果分析变的可能和简便；二是通过观察关键变量的变化分析社会经济运行总体特征和规律，能够排除次要因素的干扰和消极影响；三是抓住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经济现象的主要特征，分析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经济现象变化的主要特征与规律。
第二，数学方法的引入有利于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统一和完善，解释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数学方法具有严密性和逻辑性强的特点，能够完善经济分析方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范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使得各种研究工具和方法之间具有可比性、可选择性和可转换性，促进各种经济分析方法之间的分工合作、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与相互促进；二是准确定义现代经济分析中基本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例如需求（demand）、供给（supply）、偏好(preference)、效用（utility）等的界定，使得学术界在使用这些概念时能够取得共识，避免歧义的产生和无效的学术论争；三是能够对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进行科学阐释、论证与说明，明确界定原理的应用范围和边界，例如对供求原理（law of demand and supply）、萨伊定理（Say’s law）、凯恩斯定理（Keynesian law）等进行规范化与形式化。
第三，数学方法的引入可以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相关命题和结论进行逻辑证明，既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现代经济分析需要借助一定的数学工具，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逻辑一致性地得出相关命题、引理与定理。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学工具特别是数学方程对设定的经济环境进行精确描述，排除各种模糊状态，界定各种变量及其相互关系；二是利用数学工具从假设条件逻辑一致性地推导出相应结论，能够检验推理过程的逻辑性和准确性，从而对推理过程证实或者证伪；三是对现代经济分析结论进行逻辑检验，分析特定结论或者命题成立的前提条件，对结论或者命题进行证实与证伪。
第四，数学方法的引入可以对现代经济分析得出的各种定理、命题、原理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现代经济分析是否与现实人类经济活动或者社会经济实际相吻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学方法来选择合适的样本数据或者典型案例，为实证分析提供科学、合理、可靠、准确的经验证据；二是构建计量经济分析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分析理论模型与现实数据之间相互拟合的程度；三是利用数学方法对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理论解释与政策分析，对经济分析结论、命题和原理进行评价，探讨改进的可能方向。任何现代经济理论、结论、定理和命题都必须对现实的人类经济活动或者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果不具有解释力，则必然丧失理论价值。
第五，数学方法的引入还可以拓展现代经济分析的思路与框架，对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减少模糊性和误差。这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弥补定性研究或者描述性研究在准确性和精确性方面的不足，提高其解释力和准确性；二是把原来没有纳入或者难以纳入的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纳入到现有的现代经济分析框架之中，扩大现有理论或者分析框架的解释范围；三是建立新的理论或者解释框架，对已有理论进行拓展和创新，对新出现的人类经济或者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解释；四是对不同的理论及分析框架进行比较和综合，推动现代经济分析理论不断进步和演化；五是为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特别是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决策提供方法论工具，减少决策的误差和不确定性。
简言之，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没有现代数学的引入，则现代经济分析技术不可能进步如此迅速，也不可能在诸多社会科学门类中保持持续的领先地位。
二、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数学方法的引入也可能导致现代经济分析对象的复杂化或者简单化，弱化了现代经济分析能力。除了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变量，还存在大量的非关键变量和次要变量，但这些变量也处于不断演化之中，也有可能转化为关键因素或者关键变量，变量的演化和转化也可能对已有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产生冲击和消极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抓关键变量和忽略次要变量的方法有可能产生遗漏，简化变量种类和数量有可能使得分析简单化，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与因果分析结论可能远离现实；二是通过观察关键变量的变化分析社会经济运行总体特征和规律时可能忽略次要变量转化为关键变量的可能性，使得分析结论难以经受实践检验；三是在抓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经济现象的主要特征的同时，可能忽略了一些虽然表面次要，实际上且发挥了关键性影响的特征，使得经济分析产生误差与偏差。
第二，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可能有利于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统一和完善，也可能导致简单化和教条化，使得发展出的诸多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脱离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的实际。数学方法在发挥严密性和逻辑性强特点的同时，也可能对其他科学研究方法产生排挤效应，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虽然各种研究工具和方法之间具有某种可比性、可选择性和可转换性的特征与可能性，但各种分析工具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不协调和相互排挤现象，有可能导致研究思路的混乱；二是虽然现代数学方法在准确定义现代经济分析中基本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不同的数学方法之间也可能导致混乱和模糊，不仅不能够达成共识，反而可能导致歧义的产生和成本较高的学术沟通障碍；三是虽然能够对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进行科学阐释、论证与说明并明确界定原理的应用范围和边界，但也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僵化和教条化，出现现代经济分析中“洋八股”与“土八股”现象，阻碍学术进步。
第三，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可能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相关命题和结论进行逻辑证明，但也存在既不能够证实也不能够证伪的可能性和现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通过数学工具特别是数学方程对设定的经济环境进行描述过程中，不同的学者或者学派采取不同的描述方法，导致各种描述方法和变量分析的不统一与不规范，产生较大歧义；二是在利用数学工具从假设条件逻辑一致性地推导出相应结论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各种错误和失误，进而产生各种谬误并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相关决策，产生误导甚至带来各种冲突、成本与损害；三是应用数学方法对现代经济分析结论进行逻辑检验的过程中可能面临数学工具不足或者偏差太大的可能性，限制了思想的进步。
第四，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经济分析得出的各种定理、命题、原理进行实证检验，但受到样本数据收集成本与技术手段的限制，这种检验也只具有相对准确性，还需要不断完善与改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学方法不一定能够选择合适的样本数据或者典型案例，也并不一定就能够为实证分析提供科学、合理、可靠、准确的经验证据，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这些都需要数学工具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也需要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二是在构建计量经济分析模型并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过程中，因为采取不同的估计和检验方法，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出现较大偏差，导致分析结论的多样性和多重均衡性，影响到相关判断和评价；三是虽然可以利用数学方法对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理论解释与政策分析，但不同的分析者或者决策者对相同的结论可能产生不同的解读方法与视角，可能丧失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第五，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可以拓展现代经济分析的思路与框架并对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在减少模糊性和误差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也可能超出数学解释应有界限，出现泛数学化、泛模型化的现象，甚至可能出现各种形式的教条化、简单化和过度解读现象，阻碍人类思想进步。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现泛定量化、泛精确化研究现象，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的某些方面并不是可以完全用数学方法进行精确刻画的，过度定量化可能导致出现用定量方法简单裁决现实问题；二在把新社会经济现象纳入到现有的现代经济分析框架过程中出现用理论剪裁现实，出现“削足适履”、“邯郸学步”等怪现象，导致非理性的理论或者分析框架的解释范围的不当扩大，损害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三是在建立新的理论或者解释框架并对已有理论进行拓展的过程中出现“伪创新”现象，即通过改头换面的重复论述或者“哗众取宠”式的旧理论导入产生“泡沫学术”，不仅不能够推动科学研究进步，反而阻碍真正的理论创新。
三、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应用的改进方向
第一，提高数学方法应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严谨性，防止各种形式的数学工具的误用和滥用。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变量的演变规律，正确区分各种变量的类型，防止误用和滥用变量进行相关性与因果性分析；二是不断完善数学分析工具与手段，反制数学工具的误用与滥用；三是在利用数学工具进行经济分析的同时，也不能够放弃其他科学方法，使数学方法与其他科学研究方法之间相互补充与配合。
第二，在把数学原理应用于现代经济分析时，必须充分了解和认识其局限性和存在的多种不足，防止各种误差和偏差的出现。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充分了解各种数学工具使用的条件和局限性，防止数学工具在其非定义领域使用；二是在定义现代经济分析中基本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例时准确而严密，防止歧义，尽可能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能够达成共识；三是对一些不能用数学工具表述的原理和解释给予尊重，遵循科学研究方法多样化原则。
第三，数学方法必须为分析和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服务，而不是为了显示某种技能和脱离现实的教条服务。如何经过数学方法形式化了的经济理论、结论、定理和命题都必须对现实的人类经济活动或者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果因为成为教条或者摆设则必然丧失其解释力和理论应用价值。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通过数学方法选择样本数据时必须保证样本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代表性，同时必须保证案例分析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二是在不到改进计量经济分析模型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方法，尽可能消除因为数学方法使用的误差和偏差；三是利用数学方法对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理论解释与政策分析时，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够简单套用，不断提高政策分析的科学性和应用性。
第四，不断改进和推动数学方法的改进、创新和完善，为现代经济分析提供更为科学和可靠的研究工具，不断拓展现代经济分析的新思路与新框架，不断提高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充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比较优势，相互配合与相互补充，不断改进和提高经济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二是在把原来没有纳入或者难以纳入的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纳入现代经济分析框架时，需要不断创新并摆脱僵化思想和方法的约束；三是适应现代经济分析的需要，不断开发出新的数学分析工具，不断拓宽数学分析的视野，为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决策提供更为科学、更为准确、更为先进的方法论工具。
结论
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分析现代复杂社会经济系统中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演变规律与影响效应，进而研究现代经济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并为相关决策主体特别是消费者、企业家和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与经验参考。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数学工具的滥用和误用反而影响了现代经济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要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应用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现代经济分析的形成和发展与数学方法的引入密不可分，没有数学方法的引入和应用就没有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大量数理分析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从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推动着现代经济分析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制约因素，不仅直接妨碍现代经济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也对数学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随着现代经济分析中大量数学方法的引入和应用范围的扩展，在充分发挥数学工具严密性、准确性、逻辑性和科学性优势的同时，也必须尽可能避免数学工具误用、泛用与滥用现象的出现。必须不断推进数学方法的进步和创新，为现代经济分析提供更为科学、准确、可靠的研究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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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 统计分析 大数据时代
一、前言
在宏观经济关于统计分析不断得到广泛应用的状况下，市场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弊端，这样的状况严重的影响了其发展。在经济发展新时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适当的分析和研究，并制定出合适解决方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领域学者重点的研究对象。基于这样的状况，为了有效的保证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对策的制定具有时效性，在实际的工作中，需要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进行深入的了解与掌握，才能够给予行之有效的、与时俱进的、对国家和大众都有益处的对策。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简介
（一）内涵分析
在本课题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相应概念进行了解。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对整体经济关于同一方面的总称，在其发展的不断阶段，经济学和统计学两种知识的融合，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详尽的信息。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主要分为两个发展系统：一是统计学知识为基础的发展系统；二是和经济学知识为中心的发展系y。两种不同知识所形成的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产生的价值自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主要注重关于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多一些，主要表现在计量经济学上面[1]。鉴于计量经济学具有理论形式的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形式的计量学，将其应用到实际当中，能实现对数据的统计和管理，进而达到探索经济当中潜在规律的目标。宏观经济的统计部分所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宏观经济实际运行过程相应结果，在此过程中主要把宏观经济的相应理论作为依据，而将统计分析方法和方法作为工具，充分的利用统计的资料，来实现对宏观经济实际当中运行的规律予以深度的认识与分析。
（二）常用的方法
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其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1）静态分析。该种分析方法主要是把经济变动的整个过程和时间的因素进行排除，进而使经济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2）边际分析。该种分析方法主要是边际概念当中的数量分析法，在使用的过程中对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进行详细，进而凸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3）均衡分析。该种分析法是对经济实际均衡状态下变动条件和形成条件进行详细分析；（4）比较动态分析。该种分析法主要是对两个不同的经济予以比较对比，进而获得变量的关系[2]。
三、推动宏观经济状态下的统计分析发展策略
（一）“与时俱进”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有实践性与科学性，能实现对信息予以合理分析，对现今市场经济的稳定经营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信息化技术的支持下，宏观经济方面统计分析的信息的主要来源和相应的分析方法呈现出迥异的特征，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将多样化的分析方法应用到该项分析当中，能使数据终端使用人员提供的重要的信息保障。大数据时代为我国超越追赶经济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我国在经济发展新时期当中，注重从政府采集和分析得到的信息数据着手，进而为经济的稳定经营和长远发展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为了能贯彻和落实新经济时期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在经济发展趋势不断变化后，对不适应经济长远的项目进行改进，在关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经济研究的前瞻性，并对互联网中的信息进行充分的利用，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宏观经济分析体系，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中提供科学依据与良好的服务。在大数据时代迅速发展下，我国可以对当地各个社会基础单位作为的数据作为依据，对顺应现今大数据时代信息发展的平台进行建立。强化物流网络自身统计与各个行业之间相关联的机构进行建设建设，进而为各个行业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当地政府同时也要对资源环境和电网供求提供的信息数据作为重要的依据，实现对我国各项能源的全面发展。此外，大数据相关平台网站要进行科学的建设，这样才能为我国能源基础建设和管理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上文的论述得知，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各个地方的政府要注重自身发展的创新性，能实现对数据的合理分析，通过采用多元化的经济统计方式，才能对统计和分析方法提出个更好的方法，进而实现合理科学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目的。
（二）完善相关体系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采取的重要措施。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我国现存的经济发展结构很难为经济的实际发展提供满意的服务，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无法适应新时展的趋势。基于这样的状况，在实际的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改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应注重要宏观经济方面统计分析工作能在现阶段得到健康的发展。政府机关单位中的从业人员在实际的工作中应研究出适应现今经济发展的体系，进而能科学的指导现今市场经济中企业自身的经营和长远的发展。同时还要对参与工作的相应人员，对自身的专业技能进行不断的提升，让其拥有更加专业的职业技能，保障新建指标体系能顺利有效的实施，发挥其调节指导作用[3]。
（三）加强宏观控制力
由于经济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易产生很多种类型风险。因此，要加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稳健发展，增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与政治外交结合，与国际宏观调控接轨，并且在宏观调控基础上，贯穿落实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使宏观调控能力与市场机制调节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将宏观调控目标分为若干个小目标，逐一的进行宏观调控，使宏观调控成果巩固，以实现经济宏观调控最终目标。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论述得知，虽然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存在着较多样化的问题。但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与时俱进符合时展与国家的宏观调控加强，相关体系不断完善，政府与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能够实现对所有经济数据统筹管理与精确分析，使国家经济发展加快，促进整体经济效益优化，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能够得到一个长期有效发展的契机，为人们谋取更多的福祉。
参考文献
[1]张永生.浅谈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现代国企研究，2016，（16）：146.
关键词：反垄断法；竞争政策目标；经济分析方法；消费者福利；消费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D91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8-0138-04
自从实证主义兴起后，社会科学研究中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量化的分析，经济学就是应用量化分析的代表。量化的分析最早主要局限于对有形物质利益的分析，但现在，这种量化分析的运用逐渐扩展到无形价值观念的分析之中，包括以公平正义观念为主导的法学领域，其中，作为经济法主要构成部分的反垄断法所受到的经济分析的影响是首当其冲的。同时，经济分析对反垄断法的影响不仅仅只停留在分析方法上，现在更已深入到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上，并对反垄断法传统的价值目标形成了某种压制。
一、竞争政策目标
由于反垄断法是以维护竞争秩序为目标的，因此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往往被称为竞争政策目标。表面来看，竞争就是竞争政策的基本目标。但是，当竞争目标被设立起来后，竞争很容易变成某种形而上学化的目标，成为人们机械追求的目标，而这种形而上学的追求阻碍了人们对反垄断政策的理解与灵活运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现代竞争理论逐渐突破了过去较为抽象与固定的分析方法，转而寻求竞争背后更为真实的价值目标。因此，竞争法或反垄断法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追求竞争本身，或者某个特殊的竞争秩序安排，相反，当初的抽象竞争目标，实际上应该作为实现某个更高层次目标的一种手段。
这种更高层次的目标，也即竞争政策的内在目标，这些目标决定了竞争政策分析的导向及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从宏观来说，现代竞争法或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似乎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个，即效率与公平，但是这种表述过于简单，很难准确概括欧美发达国家针对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所提出的具体政策目标。
当前，无论在美国还是欧盟的反垄断法实践中，经济学分析的影响已经日趋明显。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规范分析方法的相互对立。但是，经济分析方法与规范分析方法又分别倾向于不同的价值目标，基于此，我们将当前的竞争政策目标分为经济分析目标与规范分析目标两类，前者从内容上来说总体上与效率目标相对应，后者则总体上与公平价值目标相对应，但在具体内含上，经济分析目标比规范分析目标要更加宽泛和复杂。
二、欧美发达国家竞争政策分析方法的变革及经济分析目标的确立
就竞争与经济学的高度关联性来看，反垄断法中的分析进路应该是以经济学分析为主导的。但是，一般认为，在反垄断法的发源地美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确立了经济分析在反垄断法中的主导地位。现在欧洲及很多其他国家的立法也都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趋势：竞争法自身的规范或法学属性减弱，经济分析属性逐渐加强。当然，欧盟的转变相对于美国而言要晚一些，一般认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而且虽然经济分析的影响在欧盟日益增加，但是经济分析在欧盟的竞争政策分析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是一个不太明晰的问题。
而在经济分析主导地位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发生了经济分析方法自身的革新。即由过去的对垄断较为严厉的结构分析方法。转变为一种相信市场可以自我调节的非结构分析方法，前者的代表是哈佛学派，后者的代表是芝加哥学派。实际上经济分析方法过去也一直存在，不过旧的结构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较为宏观，也往往可以被规范分析所理解（例如结构主义经济分析下所反对的垄断地位，与规范分析下所主张的经济自由是有共通性的），这时的规范分析与经济分析的分歧也并不明显，或者说这时的经济分析还未脱离规范分析的理解范畴。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分析方法得到了革新，更加深入到微观分析，并更加注重效率分析，也使竞争政策目标的经济分析属性更重，从而超出了注重公平价值目标的传统规范分析的理解范畴，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济分析目标与规范分析目标的对立。
此外，我们还有必要澄清一个逻辑问题，即经济分析方法与经济分析目标的关系。按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学是关于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的学科，其基本任务是提供客观性的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提供价值目标或政策目标――虽然经济学家也有价值取向（例如对低失业率的追求，或者对效率本身的追求），但其价值取向只是经济学分析的指引，而不是经济学分析本身。如按这一逻辑，“经济分析目标”的说法似乎就是错误的，但是实际上，从渊源上来说，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倒向了所谓的无价值取向的学说（即庸俗经济学），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只是一种自我标榜，其背后隐藏的是对现状的崇拜与固守。这一现状即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也就是说。不同的经济分析理论，往往会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而且，西方国家中也有竞争法学者承认，不同的经济分析方法往往表现出与不同的价值取向的亲和性，例如传统的结构分析方法与非经济目标（如分配公平）的立场是相契合的，一般主张对垄断采取较严格的态度；而芝加哥学派的新经济分析方法则与效率目标相契合，往往主张对垄断采取较宽松的态度。
因此，我们所说的反垄断法中的经济分析目标，是经济分析理论内在所支持的价值目标。而过去的经济分析目标则被统一在规范分析的范畴之内，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范畴。但现在的经济分析理论所支持的经济分析目标则超出了规范分析的范畴，从而形成了经济分析目标与规范分析目标的对立。这种新的经济分析目标从内容上看，大体上与法学上所说的效率目标相对应，欧美发达国家由规范分析到经济分析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其从注重公平到注重效率的总体转变。不过，效率目标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中容易产生混淆，因为效率往往只是经济分析的一个工具，而不是经济分析的最终目标，而且在我们所要讨论的经济分析目标中，除了经济效率目标外，还有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目标。
三、经济效率、消费者福利及社会总福利――美国经济分析目标的选择
经济效率、消费者福利以及社会总福利都是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福利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如何影响经济表现（经济效用）的经济学分支。而经济效率就是可以实现最大效用的资源配置效率，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福利实际上就是对最大效用的不同角度的评价，严格来说，消费者福利应该仅限于消费者剩余，而社会总福利则包括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因此，在经济效率、消费者福利、社会总福利当中，经济效率属于中间目标，消费者福利、社会总福利则属于更高层次的目标。
美国在确立反垄断法中的经济分析主导地位时，很多学者锁定了“消费者福利”，将其视为反垄断法的终极目标，而且还有学者经过考察得出结论：“消费者福利”已经成为美国学界一致推崇的终极目标。“消费者福利”这一终极目标，一般认为是由罗伯特・保克确立的，他认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消费者福利。罗伯特・保克实际上是将消费者福利与资源配置效率视为一致的目标，因为从其表述的逻辑上来看，资源配置效率是一种中间性目标，而消费者福利则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可以实现的最高目标。而且，这里的消费者福利也被视为是与社会总福利一致的目标，其所理解的消费者福利，就是指财富的最大化或消费者的满足。因此，当时的经济目标被认为是消费者福利、社会总福利及经济效率的统一体，只要实现了最优经济效率，就可以实现社会福利，也就可以实现消费者福利，人们往往对这三者也不作区分，而且有时还互换使用。甚至有时直接将经济效率目标作为反垄断法的最高目标。
然而，将经济效率目标直接作为反垄断法的最高目标，可能会掩盖消费者福利这一最终目标，当然，如果二者确实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与冲突，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三者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这一冲突根源于对消费者福利存在的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将消费者福利等同于社会总福利，包括消费者获得的效用和生产者实现的效用，而且社会总福利是与经济效率相一致的，这也即上述罗伯特・保克所述的观点。但狭义的理解则将消费者福利理解为消费者获得的效用，而消费者获得的效用可能与社会总福利存在冲突，也就是说，当社会总福利最大时，消费者福利不一定是最大。
基于上述分析，美国有学者对作为反垄断法终极目标的消费者福利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即取其狭义的理解，强调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福利的区别，从而破除了罗伯特・保克所推崇的广义的消费者福利、社会总福利及经济效率的“三位一体”，而这一狭义观点的代言人即罗伯特・兰德，而且，现在普遍认为，相比之下，后者所代表的狭义观点在美国似乎更占上风。罗伯特・兰德主要从反垄断法的立法及实践历史得出结论，认为反垄断法的核心目标是制止企业对消费者的掠夺，具体而言就是要制止企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或维持市场控制力而迫使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格。他的观点也毫无保留地被美国的《横向兼并指南》所采纳，该指南指出，如果某项合并具有反竞争性，则除非合并方可以证明，其合并所产生的效率性可以抵销反竞争性对消费者产生的负面影响（即可以维持相应产品价格不变），否则政府将不会批准该项合并。这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对狭义消费者福利目标的推崇。
因此，虽然表面上美国现在的最高政策目标都统一在消费者福利这一概念之下，但美国学者及法官们对于消费者福利的具体理解还存在一定分歧，其中罗伯特・保克所主张的将消费者福利、经济效率和社会总福利等同，在某种意义上更加突出了经济效率的主导性，而忽视了公平，从而造成了经济分析目标与规范分析目标的对立。但是，罗伯特・兰德的主张使消费者福利具有独立于效率目标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则维护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公平，也与传统的规范分析目标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罗伯特・兰德的主张才更受到法官与学者的推崇。
四、消费者福利目标与消费者保护目标之间的联系
总体而言，各国一般都会有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法。“消费者保护”就是这类立法的基本政策目标。“消费者保护”也被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视为竞争法或反垄断法的基本目标之一，这也反映了反垄断法与消费者保护立法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是要注意的是，消费者保护首先应该是规范分析目标，其内含包括所有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追求，以及维持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公平的相关目标，消费者保护与消费者福利是不同的两个范畴。
而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们试图利用新经济理论来提出效率属性更强的经济分析目标，但是又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规范分析目标（如消费者保护），因此他们最终确立消费者福利为反垄断法的最高政策目标，这实际上是在试图调和经济分析所推崇的“福利”与规范分析所推崇的“消费者保护”两大目标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目标，只不过在对消费者福利的广义解读中（即将其等同于社会总福利），这种调和具有虚伪性，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淆，使消费者保护与消费者福利或消费者权益被替换使用，但其实质则是完全倒向了效率目标，损害了消费者保护的应有内涵；而在对消费者福利的狭义解读中（即将其严格限定在消费者剩余的范畴内），这种调和虽然是不彻底的，但是却真正兼顾了经济分析下的效率目标及规范分析下的消费者保护目标。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区分规范分析中的消费者保护与经济分析中的消费者福利，相对而言，前者内涵更广，当然，这两者之间内在联系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可以将上述的相关竞争政策目标归结到下图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在规范分析目标中，公平一般并没有被作为一个具体的目标提出，但是在消费者保护这一目标中，实际上包含了消费者与垄断者之间实质公平的考虑，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消费者保护作为公平价值目标的一个衍生性目标：而除了体现公平理念的消费者保护目标外，还有经济自由等政策目标，一起构成了与经济分析目标相对的规范分析目标。在经济分析目标中，经济效率往往只是一种中间性的目标，在最终目标上，还可能存在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福利的分歧，而其中消费者福利目标则与规范分析目标中的消费者保护相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共同的指向。不过，经济分析目标中的消费者福利只关注“福利”这一经济学标准，但规范分析目标中的消费者保护，则在内涵上更为多元化，不一定仅仅局限于经济福利。
五、结论
美国在经济分析方法的变革过程中，确立了消费者福利这一经济分析目标的最高地位，而这似乎是在寻求对传统规范分析目标（消费者保护及公平）与新兴经济分析目标（经济效率或福利）之间的一种调和，但是这种调和在一开始却被消费者福利、经济效率及社会总福利的“三位一体”理念所裹挟，并完全倒向了经济效率。这种对经济效率的绝对崇尚，与现实要求并不相符，也忽视了传统规范目标的应有地位，因此在美国的实践中逐渐让位于狭义的消费者福利理念，即侧重于考察消费者剩余，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效率或社会总福利。
【关键词】职业院校;财政学;微观分析;宏观分析
前言：
职业院校是为培养某方面专业人才而存在的应用型人才摇篮，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需要职业院校培养出更多的财政学实用人才，填补国家、企业财政部门的职位空缺，推动社会整体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方法受计划经济时代影响，采用宏观分析法对财政学进行教学研究，在研究市场经济的某些领域受到制约，需要进行教学改革。
一、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发展
（一）古典时期
从古典时期开始，财政学就是一门完整独立的学科。1776年亚达•私密在《富国论》中第一次以宏观分析法对国家经济职能进行解析，并规定了财政的具体范围。在密斯理论的影响下，大卫•李嘉图、J•S•穆勒等相继作出研究，将国家财政职能范围进一步缩小明确，主要以宏观分析法对税收问题进行研究。
（二）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研究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财政学的主要成就是微观分析法的应用。受“边际革命”影响，马佐拉、马克尔等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公共产品研究，经过林达尔、维克赛尔将其与税收相结合，开始了对公共选择的研究。另一方面，微观分析法的应用使财政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地位迅速提升。
（三）凯恩斯主义时期
凯恩斯是《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发表人，这篇通论发表于1936年，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运用宏观分析法，从宏观角度提出国家干预理念，是财政学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宏观经济学随之诞生，并在其基础上产生了宏观财政学。
（四）当代财政学
最优税制理论、公共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财政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经济学家借鉴私人物品的研究思路，用微观分析法对公共品理论进行研究，解决公共品的提供方、提供过程、提供对象等方面的问题，全面开启了运用微观分析法研究财政学的高峰时代。
二、我国财政学的宏观分析传统与市场经济不相适用
我国从建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财政学研究使用以“国家分配论”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法，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财政学研究逐渐开始重视微观分析法的运用，但是这种转变是滞后的，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财政学研究的需要。宏观分析法的不适用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和个人的主体地位被忽略、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不合理、不利于税收工作的公平和高效。所以，现阶段我国财政学的分析应向微观分析进行转变，首先，职业院校的财政学教学要向微观分析的进行变革。
三、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
（一）进行必要的课程调整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职业院校的财政学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通常是同步进行。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改变，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制度的体现，缺乏现实基础。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应从课程上开始做出调整，比如将政治经济学课程调整为财政学课程。另外，西方经济学是基础性科目，要注意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先开设西方经济学，再开设财政学，而不是将两门课程同步进行。
（二）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
财政学的教学重点应该是财政支出和税收，而在宏观分析传统影响下，目前的财政学教学内容还包括财政政策。讲述财政收支时也是以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对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可以将财政政策部分分离出去，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讲解。讲授财政支出时从微观角度分析政府资源配置智能，把分析税收的重点转移到税收归宿、税收效率等方面，以微观分析方法对学生进行财政解读。
（三）财政学教材的调整
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使用的国内教材都偏向于用宏观分析方法，短时间内这一情况难以得到改变。职业院校可以考虑选用一些国外教材和用作参考资料。在选用时要注意分析作者的财政理念和分析方法，选择适用于我国学生、有助于推行微观分析转变的教辅材料。
结束语：
通过对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发展进行研究，不难发现财政学的分析方法也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在不同时期要选择适合时代的不同方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也要向适合当下经济体制的微观分析方法进行转变。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法经济学/内涵争论/主流学派/非主流学派/反思
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法经济学为研究法律制度和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工具，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业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以来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最重大的学术成果。但是，由于学科立场与研究视角的不同，法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就这一学科的内涵、范围和研究方法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说，法经济学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论、怀疑与批判，在其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观点。正如麦克罗和曼德姆在《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法经济学的研究并非是一个一致性的运动，而是不同学术传统并存的研究过程，其中有些研究具有互补性，有些研究则是竞争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冲突对立性质的。”[1]这其中，关于法经济学内涵或学科性质的争论，是自始就存在并直接导致了法经济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的对立。
一、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由来
一般认为，法经济学是在20世纪法学研究方法变革运动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的法律研究充斥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主张法学研究的过程，要如同化学分析的方法一样。通过它，人们可以发现那些并不直接包含在法律渊源中的原则。”[2]学者们将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因为没有法的意义而被赶出法学研究之外”。[3]他们“使法学纯粹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纯粹的法律现象及其意义上。”在普通法系国家，遵循先例原则使法官的判决成为法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19世纪，美国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多夫·c·兰代尔将法律视为隐藏在法律案例后面的原则或教义，法学研究或法学推理的目的就是从法官的判决和对司法的解释中发现法理。在兰代尔那里，法学研究的唯一素材和法律发展的唯一动力就是案例判决，其他的文献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直接引发了英美法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运动。从此，在普通法国家，法学研究或法律活动仅仅成了法官根据三段论从判例中推导出所谓法理或教义来。
对人类的科学发展史的研究表明，法学和经济学都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从古代“诸学一体”的状态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因此可以说，法学和经济学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的分离本身标志着两个学科的发展和繁荣。然而随着发展的深入以及研究者的推波助澜，最终导致两个学科从分离走向分立，使得他们的发展进入瓶颈期，难以取得突破。法学的缺陷是抽象的强调正义而忽视效率，经济学的问题是过分追求效率而牺牲了公平。正如哈耶克所说：“学科专门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没有哪个能比其在两门最古老的学科即在法学和经济学中所造成的影响那样明显。”现实的困境要求法学和经济学在各自发展的基础上重新走向融合，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经济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才应运而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法学界开始全面批判兰代尔的教条主义法律思想，并进而引发了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学者们意识到法学研究不可能是“法律自治”，而应该运用多学科的综合力量，在法学研究中向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学科借鉴的尝试不断出现。同时，随着凯恩斯主义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失败，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寻求经济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1960年，罗纳德·科斯教授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标志着法经济学的问世。其后，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加入进来，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然而，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我们惊奇的发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法经济学的内涵或学科性质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以科斯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法经济学是包含了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两个部分的，他强调既应该关注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法律制度，也应该重视运用法学原理分析经济问题，甚至更重要的是后者。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却认为，法经济学的内涵就是法律的经济分析，偏重强调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应用。这就直接导致法经济学分化为两个派别——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而这一争议也直接导致了法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差异，并可能最终决定法经济学的发展前景。那么，两大流派对法经济学的内涵的理解是如何认识的呢？
二、主流法经济学派——法律的经济分析
所谓主流法经济学派是指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经济学家，他们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界定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强调的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这一学派的代表任务还有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曼德姆等。
法经济学自产生发展至今天，理查德·波斯纳法官的贡献是巨大的，1973年波斯纳出版《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法律制度，创立了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举奠定了其在法经济学领域中的领军地位。[4]波斯纳认为，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5]具体地说，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而目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同时，波斯纳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法经济学的内涵”，“正统的法经济学从来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野心去改变经济学”。[6]
从法经济学发展的历程来看，波斯纳对法经济学内涵的界定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前面述及的主流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麦考罗和曼德姆的观点都和波斯纳相似，他们将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另一位学者乔治·麻森大学的查尔斯·罗利教授则将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理论和数量经济学的方法检验法律和立法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和影响”的学科。[7]
因此可以看出，在主流学派看来，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法经济学的唯一内涵，法律的经济分析范式是法经济学的唯一研究范式，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法经济学的全部。
三、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经济、社会、哲学的比较分析
在法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的地位不够突出，贡献似乎也没有主流学派那么大，但是这个学派的观点是不能忽视的。其实，法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对法经济学内涵的理解就和波斯纳存在巨大差异。1997年，针对主流学派对法经济学的片面理解，科斯曾经强调指出：“我所关心的是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不同法律系统对特定的经济系统的影响有何不同？当采用这种而不是其它法律规则时，对经济系统又有何不同影响？这才是我对法经济学感兴趣的原因。”而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部分研究现已高度发展，某种程度上，已不再那么令人激动了。”[8]同时，科斯指出，尽管经济的法律分析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法律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也未得到很好的研究。”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和探讨。在这种态势下，法学和经济学的互相依托的关系不存在了，法学成为了纯粹的受益者，纯粹的恳求者，在从经济学中获得了有益的营养后，却未能给与经济学任何的回报，这种不对称显然是不合理和不应该的。这也根本违反了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完整性，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残缺的理论体系。
此外，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的其他学者更进一步的认为，法经济学甚至不单是包括“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两个部分，这一理论应该有更大的价值空间。作为非主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麦乐怡在其《法与经济学》一书中就指出，“法经济学”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学科，应该加以鉴别。他认为，法经济学的研究，带有比较性质，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相对于法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比较方法，法律的经济分析则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用经济学的术语来作为分析特定社会所实行的法律的理论工具，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的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判。法律的经济分析仅仅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界定特定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而法经济学的首要目的，则是发现变化中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怎样影响特定的价值观以及原则。这种方法会导致比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更见析理和人性。另一位美国法学大师德沃金则认为，法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分配和社会公正的科学。
由此可知，非主流法经济学派把“法经济学”的内涵界定为“经济、社会和哲学的比较分析”，偏重强调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比较研究和综合判断。这显然提供了一个与主流学派区别很大的新的研究方向，也无疑扩大了法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对于更加充分的发挥这种新理论体系的功能是有决定意义的。
四、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原因
法经济学作为由美国学者开创的一个新理论，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但在美国学界很是流行，其影响早已远渡重洋，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也已经被广泛接受和开花结果。但是，任何理论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事实恰恰相反，它们总是伴随着争议和怀疑，这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在承认和尊重这种争议的同时，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明确造成这种争议的原因。法经济学的内涵争议，其产生的原因大体如下：
（一）两个学派学者的学科背景的差异
上已述及，法经济学这门学科是原生于美国的，四十多年来有多位学者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这些学者尤其是代表性学者的身份背景或者学科背景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主流学派的代表一般都是法学家，以法学为自己的学科背景；非主流学派的代表则大都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哲学家，以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作为自己的学科背景。例如主流学派的代表波斯纳，他于1959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医学学士学位，然后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1962年取得取得法律博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手，1969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至今。从其履历可以看出，波斯纳的学术成果是与其一贯的法学教育和实践背景分不开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法学理论和实践家。此外尼古拉斯·麦考罗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罗伯特·考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教授等。非主流学派的代表罗纳德·科斯则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于1951年在伦敦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其一生主要致力于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学术背景带有典型的经济学烙印。非主流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宾·保罗·麦乐怡虽然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和塞洛库斯大学法学院担任法学教授，也接受过专门法律教育，但是他的第一学位却恰恰是经济学；而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从事法学学习和研究前接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
不同的身份背景或者学科背景造成了他们对法经济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和定义。这个理由看似表面甚至片面，然而这很可能是造成学派差异的最直接原因，是符合规律和不能简单否定的。
（二）理论基础的差异
学科背景的差异决定于理论基础的差异，人是有思维定式的，尤其在当代的教育模式下，不同的学科教育经历决定了不同的理论归依，而这个理论归依正是开展研究的基点。考察波斯纳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学家，对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长期的法学教学和法官实践中，他一直坚持把法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主张把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分析和研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对经济学的问题则并不关心。非主流学派的学者们则认为，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互动的，法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经济、社会、哲学等的比较分析”，强调经济学、法学和哲学的综合运用。[9]由此可见，两个学派的理论根基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三）关注视角的差异
站在不同的理论阵营里的学者们，虽然都以法经济学作为开展研究的工具，但是他们关注的视角是有区别的。主流法经济学派关注的是如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法律现象、探寻法律制定和运行的经济学根源，发现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济学规律，最终的目的是不断提高法律的效率。而非主流学派关注的则是如何发现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内在联系。他们主张挣脱“法律的经济分析”这种狭窄的分析框架，既强调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分析法律，也注重用法学的理论去分析经济，并且要参考社会学、哲学的理论成果。他们将更多意识形态的内容纳入到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力图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其关注的视角无疑是更为广阔的。
五、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反思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主流的“法经济学”是从法学与经济学互动的视角研究社会的重要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综合考察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它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加以理论诠释，主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如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等)来研究法律制度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发展趋势，其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法律问题和法学研究的现实需要，方法及手段是经济分析方法和经济学，分析解决问题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是法律和法学。即：法学——经济学——法学。[10]而且我们认为，首先应分析法律制度变迁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确定法律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肯定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在此基础上应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和成本收益等。
但从根本上讲，法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创造性过程。也许是科际整合的秉性使然，法经济学不但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中搜求一切有用的养分，深入展开对法律的部门法和法律规范的分析，而且以一种更高的解决问题的姿态将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于哲学结合起来，探究法律权利、法律价值、制度效率、司法正义等最基本的法理问题。因此，非主流的“法经济学”涵盖了一切对社会中法律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要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而且要对经济进行法律分析；不仅要分析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而目要注重分析经济系统的运作对法律的影响。
作为新兴的理论学科，法经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正如科斯在1988年所指出的：“在法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难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 [11]
注释:
[1] （美）尼古拉斯·麦考罗、斯蒂文·曼德姆著，吴晓露译：《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法律出版社，2005，中文版序言第19页。
[2]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配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3]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配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4]魏建：《法经济学：效率对正义的替代及其批评》，《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73页。
[5]转引自杜莉、高振勇：《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页。
[6]理查德·a·波斯纳,1997：《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7]转引自秦海：《法与经济学的起源与方法论》，《比较》，2003年第5期。
[8] (美)道格拉斯·贝克尔：《法经济学的展望与未来》，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4期。
[9]杜莉、高振勇：《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页。
【关键词】数学，经济学，关系
随着经济学发展以及研究的深化，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在研究经济问题时，需要大量运用数学和数理知识进行检验和论证。单纯依靠文字描述进行推理分析，不能保证对所研究问题前提的规范性及推理逻辑的一致性和严密性，也就不能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易证实性和理论体系的严密性。这样数学及数理统计就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要学好现代经济学，从事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就需要掌握必要的数学知识。
一、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数学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简单的计算？有人对百名中小学数学教师和大学数学系学生进行过这样的调查，当你接触到数学这个概念时，你把数学想象成什么？通过调查，结果显示，76%的人想到的是计算、公式、法则、证明；20%的人想到的是烦、枯燥、没意思、成绩不及格；4%的人回答是使人聪明、有趣、有用。该调查虽涉及面不广，但很有代表性，数学教师以及数学系的学生如此认识数学，数学教育中正确的方向值得怀疑。
在新经济时代的数学教育中，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数学的本质，理解准确的数学观。数学应该是自然科学的工具，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天文等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数学，数学也是经济学，建筑学，会计学的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当今时代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数学对社会的贡献已从间接服务转变到直接干预，也就是说，数学的社会功能已从为其他学科提供工具，发展到直接创造价值的阶段。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数学的本质将必然会赋予更为完美的涵义。
经济学是现代的一个独立学科，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许多经济学概念是需要用数学来定义，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也主要是通过运用数学语言来分析和研究。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因此，不了解相关的数学知识，就很难准确理解概念的内涵，也就无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首先，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被用来考虑或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数学作为工具和方法必须在经济理论的合理框架中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而不能将之替代经济学。其次，经济理论的发展要从自身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去研究、分析现实经济活动内在的本质和规律。经济学中运用的任何数学方法，离不开一定的假设条件，它不可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场所，而是有条件适用于特定的领域。再次，数学计量分析方法只是执行经济理论方法的工具之一，而不是惟一的工具。经济学过分对数学的依赖会导致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和经济研究的单一化，从而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平常人们有两个误区，应当认真地加以克服和纠正。
（一）否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有的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产生经济思想的重要性，并且只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从而否定数学的作用，否定技术性比较强的成果。我们不否认经济思想的重要性，但如果没有数学作为工具，一般来说就无法保证自己探讨给出的经济思想或结论严谨性，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应用。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非常严谨的社会科学学科，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缜密的数据分析，你的经济思想或结果就可能不被别人承认。也有人认为用数学来研究经济问题就会远离现实。其实不然，经济学里面用数学讨论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是来源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具有指导意义。
（二）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化过分倾向。经济学研究中过分夸大数学的作用会束缚人们解决问题的思路，限制人们寻求其他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法，从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及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门科学，它既有社会科学属性，又有自然科学属性。为了资源配置更合理有效，经济学有必要借助数学思维工具。作为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必须借鉴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因而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涉及到经济制度、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难以量化的因素，数学既不能对经济现象做出定性分析，也不可能将经济问题全部公式化或模型化，就要用其他的一些研究方法。
三、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现在几乎所有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理论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下面我们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来具体看一下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一）从理论研究角度来看，借助数学模型有三方面的优势：其一是经济学的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更加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
（二）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至少有三方面的优势：其一是以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从而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准确的定量性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而数学是没有研究对象的，是其他学科的实用工具。现代经济学重视实证分析，而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大都是基于数学理论的。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作为评判经济学研究质量高低的标准。
1热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概述
热经济学起源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创始人为美国的Tribes。他在其指导的博士论文能量系统的火用分析中，第一次将经济因素引入到了火用分析之中，并首次提出了通过系统逐个寻优达到全局最优的目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热经济学初步有了完善的体系，并被学术界命名为thermo-economics。
Tribes的学生Revamps还发表了热经济学孤立化原理的数学论证。随后，美国的另一学派代表人物R.Gaggioli，他以代数为主要数学计算模式，进而发展了代数模式的热经济学。德国的Beyer，结构系数模式经济学发展为符号经济学，也称知阵模式热经济学(因为西方国家习惯称知阵为符号)，知阵模式代表了热经济学的成熟阶段。
到了1995年，王加漩等科学工作者开始在我国推行国际上各种流派的火用经济学的先进理论。部分学者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其研究应用，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流派。
2热经济学的原理与优势
目前存在的能量评价方法包括以热力学第一定律为基础的能量分析法。这种分析法虽然操作简单，且已经被广泛应用，但评价值侧重于量而没有评价质。另一种是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和火用平衡理论为框架的火用分析法。这种方法在对能量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的时候，得出的结果往往无法顾及经济因素。目前最为科学全面的分析是法是本文研究的将热力学分析与经济因素综合分析的热经济学分析法也称火用经济学分析法。这种方法结合了工程经济学、系统工程、最优化技术以及决策理论等基本思想，兼顾能量使用的量与质，并将系统的火用流价格数据化，能够评估兼顾能量使用效率与经济价值的综合结果，这种分析法在复杂的工程分析、诊断、优化、改进中，都有重大作用，技术优势非常明显。
热经济学的分析能够全面辅助系统的优化，它的基本原理是在进行系统优化时，确定考虑的变量及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选择约束条件和决策变量，最后用数学手段描述出目标函数与约束方程，进行求解。求解答案能够对项目设计提供重要参考资料，包括对可行方案的选择、对改进措施的评价、对成本的真实计算以及单元系统的维护与更替。
3热经济学的应用
热经济学是分析现代工程系统中一切与能力相关的系统的热力学方法，一般来说，从原则上区分，可以分为两大类方法，一是在卡诺和克劳修斯研究框架中，利用系统能平衡概念分析的系统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完善程度，通过把被研究系统与卡诺循环理想循环系统进行对比，从它们之间的接近的程度判定系统的完善程度。
二是以吉布斯理论为框架，采取热力学势概念的分析方法，分析系统中能量转换过程，以热力学势为分析重点，进而分析各种形式之下功的数值。从这一原理出发，我们可以评估被分析系统任意一点上的物流与能流所做功的性能。这一点能够无视系统的机构复杂程度而直接对系统性能进行评估，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方法的特点，分析得到需要的全部信息。这种方法，首先在化学热力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而其他领域一般仍沿用第一类方法。
在我国热经济学分析法被引入到热力系统，我国学者首先主要通过概念模型来分析热力系统，并实际通过绘制结构图对实际操作进行了指导，热经济学理论并且被用于分析复杂的能量体系，模拟故障诊断，并用于计算成本。
在系统的优化方面，热经济学被用于对系统进行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燃料、产品流的成本，和最红产品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计算编辑火用成本的变化能够建立能量损耗分析模型，实现了在线诊断系统性能的目标，随后热经济学概念引入到火电机组，建立了加热器故障诊断指标的通用数学模型，实现了加热器故障诊断的可能性。还有学者通过研究火用流的计价和费用分配问题，对把输入的火用流进行拆分，提出了基于能级相近最大化相供的火用流计价策略，并将此原理应用于热电联产热力系统之中。
生态系统的求解问题通常会遇到非线性问题和含义的稳定问题，对这类问题进行求解，必须使用微分几何与张量代数、步骤较为繁琐，且这些方法难度较大。再忽略精度细微误差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使用网络热力学方法去求解，网络热力学分析法是近年来发展并逐渐成熟的计算方法，虽然目前仍有待完善，但是前景光明。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
关键词：近代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05―08
从广义上讲，马克思采用了制度分析，是较早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但是马克思在理论基础、分析工具方面既不同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有其独特的视野。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就是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判断准确吗?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到底存在什么区别?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确立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制度分析已经成为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流行方法。国内外关于马克思理论与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文献越来越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马克思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日本学者繁人都重认为“在凡勃伦之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我把马克思也看成是一位制度经济学家或许走得太远了。但是根据我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大小的界定，马克思在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是最成功的，这十分令人钦佩。这也算是我所界定的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吧。”[1]123这种观点把马克思理论划入了制度分析体系中。但在国外理论家中认为马克思是制度经济学家的人并不多，反而在国内，我国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家。对于制度主义如何定义理论界并没有公认的看法，宽泛地讲，我们可以把注重制度分析的经济学家都可称作为制度经济学家。但是严格地讲，我们还是应该以美国近代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讨论的参照点。
2．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能为制度分析所用。法国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从一些纯粹的马克思概念(例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联系)出发，反而可以发展一种解释历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马克思关于制度分析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对制度经济学家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甚至借用马克思所使用过的一些概念。但由于这些学者在价值观及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在借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概念时得出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表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是有差异的。
3．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诺思说：“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2]23。从诺思的这段话来看，制度变迁可以分为长期的制度变迁和短期的制度变迁。马克思的制度分析适用于长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则适应短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这种分类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二元状态”是不利于把制度分析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发展的。我们需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构建一个一般的制度分析范式。
二、马克思制度分析与制度经济学家的异同
重视对制度的研究，既是马克思理论的特点，也是新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共同点，这是共同的切入点，但在理论基础或参照系上有较大差异：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科斯定理，近代制度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在分析工具或框架上，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旧制度学派是描述式的。
(一)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近代制度主义在奠定了制度规范和习惯的重要地位后，低估了花大力气描述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功能这种工作的意义，制度主义者变成了出类拔萃的资料收集者。这种错误主要是方法上和认识上的，并且除了凡勃伦和少数其他人外，许多制度主义者都犯了这种错误。这种错误主要体现在他们企图通过越来越细地描绘具体的经济制度的图景来展示“现实”。近代制度学派没有理论框架。没有理论框架，科学就不可能进步，并且没有任何对现实的观察是独立于理论或概念的。近代制度学派一直执行着双重职能：一方面提供对主流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提出关于经济的以及进行经济研究分析的一个可供替换的概念体系。
近代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更深层次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一种关于社会变化的理论。(2)一种关于社会控制和集体选择的理沦。(3)一种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理论。(4)一种关于技术的理论。(5)基本的原理是：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6)侧重价值概念超出价格的方面，侧重由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所代表和实现的价值，侧重潜伏在法律的运行准则中并由其实现的推定价值[3]932。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有许多共性的东西：都强调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都把技术(或生产力)作为解释社会经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都认为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等。
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学派的关系来看，凡勃伦的社会演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受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的结论，凡勃伦虽然对马克思非常推崇，但是他并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制度演化有明确目的性的结论。在凡勃伦的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他认为该系统演化的动力是人口、知识和技能的改变(主要是技术)，这些条件的变化，会引起人们对经济和福利预期的变化，人们出于生计和改善自身禀赋的动机，从而推动社会的变迁。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化的过程是渐进的，制度的演化过程也是新旧制度之间的竞争过程，新旧制度及其与它们所代表的习惯、方式之间的冲突推动了社会演化。从凡勃伦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其技术与社会习惯两个层次的冲突与互动分析理念。他认为，技术对制度安排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会阻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凡勃伦与马克思一样，是技术决定论者。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奥哈诺认为，凡勃伦真正地遵循了马克思的道路，但他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马克思和凡勃伦对理解制度和构成制度基础的社会财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把他们对立起来是轻率的和错误的。因此，奥哈诺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展的内在联系。霍
奇逊指出，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4]。老制度学派有零碎的观点，但是缺乏一个对制度问题进行有效解释的理沦体系。
(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比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多得多。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但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差异，既表现在理论观点方面，也表现在方法论方面。
从基本信念来看，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基本信念是有较大差异的。马克思在制度分析方面更多地偏向于制度的平等性或公平性方面，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更多地偏向于制度对经济绩效方面；马克思制度分析更强调整体分析和进化论(与旧制度学派相似)，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更多地使用个体主义方法论。马克思制度分析是技术决定论，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更多的是制度决定论(诺思)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最有用的研究框架是由威廉姆森提出来的(Williamson，2000)。威廉姆森的框架区分了社会或制度分析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我们可以在威廉姆森提出的这个研究框架中探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威廉姆森框架的四个层次为：
第一层次：嵌入制度或者社会和文化的基础。这是制度层级的最高层次，包括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宗教以及语言和认知的一些方面。
第二层次：基本的制度环境。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基本的制度环境，威廉姆森称之为“博弈的正式规则”。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详细制定的宪法、政治体制和基本的人权；产权及其分配；使政治权利和产权、货币、基本的金融制度，以及政府的征税权力等得以实施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制度；有关移民、贸易和外国投资规则的制度；推动基本制度环境变迁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机制。
第三层次的制度是治理机制。这一层级制度包括被威廉姆森称之为的“博弈的玩法”。这个层次的制度包括：其基本结构的性质得到详细说明的、个人交易商品、服务和劳动的制度(如竞争性的市场)；制约和影响合约及交易关系的结构、商业企业的垂直和水平的结构以及内部调节的交易和市场调节的交易之间的边界的制度；公司治理以及支持私人投资和信用的金融制度等。
第四层次是指短期资源分配制度(新古典经济学)。在以上三个层级的制度给定的情况下，这一层次的制度实际上指的是经济的日常运行[5]。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主要是在第一、二层级的制度问题。实际上威廉姆森在这四个层级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如何兴起和演化的问题。大多数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人关心的只是两个核心但又不同的问题：(1)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2)制度如何兴起[6]2。制度如何兴起与演化以及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威廉姆森在上述四个层级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得到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具有解释制度如何兴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特性。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主要理由。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已经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承认。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中发现，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有人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抽象掉生产关系与制度的演变来分析经济的运行，这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新制度经济学要找回的就是被正统经济学家忽略掉了的制度问题、产权问题、国家问题甚至意识形态问题。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分析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就是指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人类社会不同社会形态的转型及其相应的制度变迁规律，我们只能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来解释。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互动，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释历史，就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历史。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致道格拉斯・诺斯对西方历史的解释，至少在前现代部分都与马恩的解释极为相仿。[7]
制度经济学现在还缺乏一种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规律的一般理论范式。当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对其理论体系进行梳理和整合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所说，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拥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制度研究有三大流派，(1)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经济学派”。(2)以Kenneth Ar―row、Frank Hahnt及George Akerlof等一批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进交易费用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选择。(3)以博弈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Binmore、H・peyonYoung、RobertSugden及AvnerGreif等[8]4。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上述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切入点研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体系及其构成，但没有把“拥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系统化，缺乏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第二，上述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没有揭示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演进分析和制度变迁规律。
三、确立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论框架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框架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完整的制度理论框架。因此，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宏观动态的整体制度分析理论。从制度分析的构成出发，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制度)的总体框架可具体化为关于制度分析的七个基本问题。
1．马克思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被许多经济学家归结为制度整体主义。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又与制度整体主义是有区别的。根据这种制度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相反，由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的社会整体决定个人的属性，决定个人的生存和行动空间。这样，一定的社会制度是体现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结构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经济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决定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
制度整体主义比制度个人主义更接近于对于现实的人的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是新占典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它往往把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或把制度抽象掉。但是在研究制度问题时个人主义方法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从“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的关系来看，前者建立习惯和常规，更重要的是采纳社会规范和惯例；后者则根据其环境和机会的变化调整其行为，以使他的净收益最大化。规则遵循者更多地体现了制度整体主义的思路，而理性最大化者则体现了个人主义方法沦。
2．马克思的制度概念及其特征
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关系总和定义为经济基础或社会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其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经济制度本身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并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9]31与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的定义相比，马克思对制度的定义更好地揭示了制度的实质。
马克思注重制度分析并把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的。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能够有效地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奴隶制度更有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具有历史性。社会的变迁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要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就要重新认识过去。研究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必须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无论新制度经济学如何深入发展，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制度变迁的规律是其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在对社会制度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观点，而人的社会实践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理论视角。事实上，也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可能使研究接近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9]32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还具有演进性和动态性。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大纲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强调了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有异，但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框架相一致。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外生变量而不加以考虑。而马克思明确指出，古典经济理论的错误就在于“把资本主义制度不看作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10]16。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可变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下，人类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
3．马克思关于制度性质的分析
马克思制度分析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对于制度性质的分析，这也是马克思不同于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之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包括之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剥削人的制度、不公正的制度，而新制度经济学却并没有分析制度的性质，只是分析了制度的功能，并以所谓的效率替代了其他标准。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有效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什么是最好的制度?阿兰・斯密德提出了四条标准：(1)效率，(2)自由，(3)民主与全体一致性，(4)交易成本最小化。有人认为交易成本是制度存在的惟一原因，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制度就没有必要存在。[11]113-116
马克思关于制度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不同于西方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地方，选择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追求。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问题。马克思的分析也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剥削、不公正、不公平的制度。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论框架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这就不同于以新占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就是讲，在制度性质的分析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仅仅从效率(或绩效)方面去研究制度是不全面的。
4．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及基本观点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强调所有制、所有权在社会制度及其变迁中的基础地位。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基础与体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决定所有制的结构和演变，而西方产权经济学则强调交易费用、相对价格水平和人口因素对产权结构及其演变的影响。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从宏观的、动态的、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所有制演变的一般规律。这种分析框架受到了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的高度赞扬：“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间的矛盾”。[2]207
总的来看，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在对社会财产关系的分析层次上并不一样，它们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是必然的。西方产权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可以用来分析我国经济中的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用西方产权理论代替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因为在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探讨上马克思所有制理沦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如马克思关于所有制与社会性质关系的分析，所有制与分配关系的研究，所有制与公平关系的研究等都是西方产权理论无法比拟的。
5．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分析的框架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原理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统一的理论模型，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其实质是对社会结构及其一般运行机制问题的理解与回答。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社会关系即经济制度的变革。这――分析用数学函数关系可表示为：I＝f(Q，P，T)，式中I为经济制度，Q为社会生产力，P为政治上层建筑，T为意识上层建筑。由此可知，马克思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视为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上述模型同时也是解释全部制度现象的产生、结构，以及演变机制和规律的统一的理论模型。第一，它相当直观地表现了整个制度现象产生的根源、机制和结构；第二，它具有适应制度分析所需要的宏大的分析结构、长期的动态特性的研究特征。因此，它在成为整个制度(包括经
济制度、非经济制度及一般制度)分析的逻辑基础的同时，也成为了分析的逻辑起点。[9]31
6．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矛盾的方法
阶级斗争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与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冲突”。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旺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诺思也认为，马克思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它常常被马克思用来指技术状态)与生产关系(常意指人类组织和具体的产权方面)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12]177。但是诺思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中的阶级分析法。
如何评价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其制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制度分析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的地方。第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冲突的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相互适应的时候，也有相互不适应的时候。马克思认为制度(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原因是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使原有的制度与新技术的潜在生产力之间产生了不适应，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3]83
第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根源其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理论根据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对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分为不问的阶级，即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这些矛盾运动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生活经济制度的不断变化，其最高形式是革命式的激变。
第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是社会利益关系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也是解释人类历史上制度起源和演进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制度)决定着人们的利益关系，当这种生产关系或制度进行调整和变革，必然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中，利益冲突被认为是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因，进行制度变革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从制度变迁的“利益冲突论”出发，认为当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将爆发革命式的激进的制度变迁。从而，在马克思看来，制度变迁总的轨迹是突发和激进的[14]。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沦及关于利益集团理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的阶级和利益关系的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坐克思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仅仅用新古典经济学渐进的观点去解释人类社会制度的起源，是不全面的，也存在局限性。
7．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及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他的制度理沦中，国家及其演变被视为一个完全可以用阶级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加以说明的现象，强调国家这种上层建筑是根植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乃至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二重作用。
诺思早期的制度变迁珲论模型局限于新古典范式，通过假定外在的获利机会，当事人则按照成本收益法设计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安排。但在解释经济史的过程中，诺思逐渐意识到人的认知模式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开始考虑意识形态对制度的作用，尽管这一点在马克思那儿早就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不过，诺思并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的社会特征上，而是从新古典的个人选择精神出发，力求在个人认知模式上解释制度的社会性。诺思在其制度理论中，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其制度分析的“基石”。
四、结 语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而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各种具体制度的选择及变迁上，有其独到之处。建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般制度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和思路如下：(1)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2)采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四个层级的制度分析划分法来整合新制度经济学，并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统领这四个层次。(3)引入演化经济学、博弈论及行为经济学等最新理论和方法，在行为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实验方法有助于扩展可得到的数据，以检验关于不同类型制度的形成及结果的假说。(4)对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研究成果要借鉴，要吸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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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财务分析体系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就当下经济形势来看，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化，基于这种背景环境下，企业进行财务分析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是企业进行经济决策，根据当下经济发展形势为企业未来发展目标作出相应规划，以促进企业取得长足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分析，将更加注重企业经营决策，在财务分析当中的体现，则表现在财务报表的数据分析上；
（2）会计分析：会计分析是对企业阶段性经营状况的分析，对企业盈利情况、亏损情况、资产负债、现金流量等情况进行归纳统计，更加直观地表现阶段性经济效益；
（3）价值评估分析：价值评估分析问题，一般体现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在进行价值评估分析过程中，将对企业经营状况、资产负责、财务管理模式等问题进行统筹兼顾，注重经营分析，并且对财务报表的依赖性较大；
（4）预测分析：预测分析是针对于价值评估分析而言，其产生和发展都是以价值评估分析为基础的.现代财务分析体系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财务分析的一般方法，即财务分析程序；另一方面则是财务分析的具体步骤，即财务分析方法.本文对现代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体系重构的研究，则是针对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2现代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体系进行重构的基础
本文对现代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体系的重构研究，主要从财务分析目标和财务分析作用两个方面进行.财务分析目标和财务分析作用，是现代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体系重构的基础，对财务分析体系构建，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1财务分析目标
财务分析目标是财务分析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包括了企业经营目标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企业进行财务分析，首先要明确企业经营目标与财务目标关系，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财务目标对于实现企业经营目标来说，有着积极推动作用.企业是市场经营活动的主体，企业以实现经济效益为发展目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就必须注重合理配置资源，以提升生产效率和节约资源来实现经济效益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就需要将企业经营目标与财务目标相结合，企业财务目标是股东实现权益的目标，是企业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它与企业自身发展目标是统一的.财务目标，以实现企业效益，满足股东收益为根本目的，其核心价值是经济效益的提升.其次，财务管理目标与财务的业绩评价目标要保持一致.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是财务管理目标实施的过程，财务管理包括了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实现经济效益进行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和利益分配活动，这些活动与企业的生产成本直接挂钩，关系到了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扩大生产能力等多个方面.因此，财务管理目标必须与业绩评价目标保持一致，可以更好地监督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各个环节以及各个方面的业绩进行有效评价，更好实现经济效益和经营效益.最后，则是财务业绩评价目标与财务分析目标要结合统一.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以及实际盈亏状况都以财务报表的方式体现出来，财务业绩评价的基础是财务分析报表，而财务分析也要从财务报表体现的数据进行入手.财务业绩评价目标与财务分析目标具有辩证统一关系，财务分析需要就财务报表的数据信息入手，进行会计分析，就其相关性和可靠性进行探讨.
2.2财务分析作用
现代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体系重构的基础，离不开财务分析的作用，财务分析的作用，体现在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企业过去、现状、未来发展趋势三个方面，对企业生产经营有着重要影响：
（1）评价企业过去：对企业过去发展状况以及经营状况的评价，可以更好地为企业现状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战略制定，提供有效参考和依据.财务分析对企业过去的评价，可以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而进行有效改正，更好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提升；
（2）分析企业发展现状：财务分析通过对财务报表进行分析，真实反映现阶段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更好地发现当下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
（3）未来战略制定：财务分析通过对过去以及现状进行分析，明确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对企业自身优势进行有效评估，从而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有效预测，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未来战略.
3现代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体系重构问题研究
现代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体系重构，需要以财务分析目标和作用两个方面入手，通过研究和分析，现代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体系重构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3.1信息搜集整理
财务分析工作之前的信息搜集整理工作是进行财务分析的关键，在进行信息搜集整理时，通常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
（1）明确财务分析的目的，有针对性的进行信息搜集.财务分析目的明确，才能确保搜集信息的有效性，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2）制定财务分析计划：财务分析计划是以财务分析目的为基础的，是对财务分析目的的一种实践操作，为接下来的财务分析工作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3）搜集整理财务分析信息：财务分析信息进行搜集整理时，要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和完整性，这关系到财务分析是否正确，对财务分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3.2战略分析
现代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体系重构，要注重企业战略分析问题，企业的战略分析对于促进企业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在进行战略分析时，要明确自身地位以及自身优势，通过对当下市场竞争环境的分析，发掘企业竞争优势，确保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发展优势.企业在进行战略分析过程中，主要关注行业竞争程度以及市场议价能力，为了更好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企业需要根据行业竞争程度，选择竞争策略，并根据市场议价，进行生产经营战略制定.
3.3财务分析实施
财务分析实施过程中，要针对于财务指标分析和基本因素两个方面进行：
（1）财务指标分析：财务指标的分析，主要从绝对数指标和相对数指标两个方面进行，这两方面反映了企业经营状况，是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正确评断的关键；
（2）基本因素分析：基本因素分析法是对财务指标完成情况的分析，可以更好确定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利因素，为企业提供正确的财务评价依据.
3.4财务分析综合评价
财务分析综合评价，是现代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体系重构的关键环节，通过财务综合分析评价、财务预测与价值评估、财务分析报告三个方面，实现现代化财务分析体系构建.财务综合分析评价是应用各种分析方法对搜集的财务信息进行有效分析，并且对实际经营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是衡量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步骤；财务预测与价值评估是对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总结，对企业接下来的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依据；财务分析报告是财务分析最后的总结性报告，将分析结论进行反馈，为企业接下来的生产经营决策提供参考.
4结束语
关键词：管理会计；新医改；问题；对策
管理会计俗称为内部报告会计，是根据内部管理部门的特殊要求（资金分配、经营决策、业绩评估等），提供决策所需要的数据信息。大体来说管理会计具有三方面的职能：预测分析职能、组织控制职能和考核评估职能。管理会计应用于现代医院的财务管理是经济科学管理，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新医院会计改革为契机，管理会计在现代医院的财务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管理会计在现代医院的应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
一、管理会计在现代医院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情况分析
（一）医院会计工作者对于管理会计的理解只停留在概念层次上，对于其理论及职能的理解浅薄
目前有些医院管理者对于管理会计的认识只停留在管理会计具有调控功能，有别于传统的财会统计、算账、报表的层面上。但对于管理会计数据信息的分析、洞察能力，以及管理会计在医院战略经营目标上的作用认知甚少，更谈不上利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以管理会计理论为基础，对医院的发展和经营管理目标进行调控。
（二）管理会计在现代医院的应用中方法上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务实性有限
有些医院工作者生硬借鉴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例如回归分析、边际成本、经济批量、机会成本等方法应用在医院管理会计统计分析中，如果行之有效，吸收引用这些方法是医院管理会计的进步,但有些医院工作者并没有认真分析这些方法使用的前提条件和医院实际情况是否相符，生搬硬套，导致出现前提、假设。分析结果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出现。
（三）相关工作人员的观念陈旧，素质有待提高。
作为管理会计的工作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财务会计的原理、统计方法、分析方法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全面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情况及趋势，而且要深层掌握现代经营管理知识；不仅要熟悉医院的实际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而且要对医院的整体经营活动过程有全方位的了解和把握。而目前医院会计工作人员，掌握的管理会计知识基本局限于传统的会计知识上，甚至有相当数量的会计工作人员基本上就不了解现代经济管理，无论思维方式、知识面还是统计方法、分析水平上大多不具备管理会计的水平。
二、如何有效地发挥现代医院管理会计的职能和作用：
（一）改变传统观念,培养医院领导人管理会计意识
提高管理会计的应用水平,首先要提高团体管理会计的理论理解与职能理解水平。提高团体思想意识的关键因素提高医院领导的思想意识。笔者建议结合医院的财务情况，分析发挥管理会计的职能，进行实践教育，从而使工作者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管理会计。
1、结合医院历史资料和各方面数据信息进行分析，预测医院近期或未来的发展，合理分配资金，促进医疗体制和谐发展，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预测职能。
2、结合现代医院的具体情况及新医疗卫生体制的要求，结合计划的分析进展，设计责任会计制度与体系，有效地控制资金的流动及实效性，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组织控制职能。
3、通过对近期医疗业绩报告的跟踪，分析近期医院的经营状况、资金流动、收治患者人数、科研资金等情况，考核医院资金分配情况及使用效益，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考核评估职能。
总之有效使用管理会计的职能，有效地促进医院与患者矛盾的解决；进一步发展了医院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局面；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二）加强管理会计在现代医院的典型案例分析
研究与宣讲，建立医院管理会计分析专题，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总结方法。建立固定资金分配合理性分析专题。结合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医院基本建设项目，药品的购买及大型设备的购置进行评价与有效分析。在分析统计中发展管理会计科研人员，总结分析方法与统计方法。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及社会公益性特点，进行讲解与归纳，自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医院管理会计的具体方法。为今后医院基本建设立项和大型设备购置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三)培养德才兼备的管理会计应用型人才。
人本经济是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做好管理会计工作，有效利用管理会计理论，医院应遵循人力资本理论:做好管理会计工作,首先要抓住管理会计人员这个根本因素。管理会计人员素质的高低决定医院经济管理会计工作进展的好坏。
1、引进人才，开展医院内部培训，深化继续性教育，增强终生学习理念。提高医院管理会计人员的素质，一方面引进高级的管理会计人才，增强医院会计工作者的整体水平并注入新鲜活力，另一方面对现有财务人员的知识层次、知识结构、价值观和职业水准进行培训提升，不仅要求会计人员掌握与管理会计有关的相关理论，方法和职能，更要求深刻掌握现代经济科学管理、经济预测学和市场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
2、伴随计算机网络化技术的提高与发展，实行医院会计信息化管理已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与必然。因此强化医院工作者会计电算化水平，深化管理会计软件开发，是有效发挥现代医院管理会计职能的科技基础。
总之，管理会计在现代医院中的应用的应用与推广是一项深远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广泛参与,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疗卫生改革的深入和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准确定位, 管理会计也需要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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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伟琴.浅谈新时期管理会计的发展与创新.现代商业,2007
[关键词]经济学帝国主义
研究方法
民主理论
民主转型
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理论与研究方法最为成熟的学科之一，其科学的分析工具和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社会科学的典范。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是唯一进入诺贝尔奖的学科。凭着强势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向其他学科扩展与渗透，因而造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自从“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产生以来，对这一学术现象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那么，“经济学帝国主义”究竟是一种学术霸权还是一种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有什么启示？本文试图结合当代西方经济学同政治学在民主理论研究领域互动形成的学术成果，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做一个学术层面的梳理和评析。
一、侵入-接纳-融合：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再度联姻
按照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划分，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子学科，但由于经济活动的精确性特征。经济学与主要依靠定性研究的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其在研究方法上更趋近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方法。力图通过经济数据，建立量化分析模型，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般化的定理、规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革新，经济统计数据更趋精确、全面，经济学研究已名符其实地成为了一门以数学方法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科学学科”。经济学的科学化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他社会科学更多时候只能发现问题而难以预测问题的弱点，这为其提供了学科比较优势。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边际效益最大化、均衡等主要分析工具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被应用于很多社会问题的研究。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明确地提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它侵犯着邻近学科的疆域，不是为了救助或并吞它们，而是为了援助和丰富它们，促进它们自我成长，并在这个过程中援助和丰富经济学自身”。
“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巨大争议，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开创性地将经济学方法引人到对家庭、婚姻、闲暇、社会歧视等一直被认为是属于社会学范畴问题的研究后，经济学跨越学科边界的活动日益频繁，并且产生了蔚为壮观的研究成果，甚至产生了像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经济学向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社会学科领域的渗透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地位日益凸显，“经济学帝国主义”已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事实。
政治学和经济学向来联系紧密，政治经济学曾一度是经济学的主流。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创立现代经济学后，对建立在先验假设和数理推导上的研究方法日益偏爱，政治因素因为其难以量化而逐步被剥离出经济学研究。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伴随“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版图扩张。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复兴了。这种复兴沿着三条路径推进。
一是经济学主动“侵入”政治学领域，即部分经济学家将成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问题研究。这一路径形成了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成果：“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前者源于阿罗、萨缪尔森、布坎南等美国经济学家，他们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以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发展出了社会选择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寻租理论、官僚理论等。后者则源于制度主义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强调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凶素对经济的影响，对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拓展性运用是其主要路径。
二是政治学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自觉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力求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为此，政治学者主动接纳了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经济学在内的诸多研究方法，企图对政治行为建立起全景式的逻辑论证，而对经济学方法的借鉴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约翰·E·杰克逊在其收录于《政治科学新手册》的论文《政治科学方法论：综述》中明确指出，政治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主要来源于对其他学科主体方法的借鉴。而“在过去的25年中，这主要是指政治科学对于计量经济学一直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应用和拓展”。
三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对民主政治的关注，找到了学术对话与交流的共同点。民主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命题，政治学自建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民主问题的探讨。二战以后。以民主化进程研究为核心的政治发展理论异军突起，吸引了许多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参与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转型理论成为民主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大量学者投身其中，各种理论、方法层出不穷。其中，乘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东风，依循经济学研究路径所取得的成果是民主转型理论中最为重要和深刻的部分。检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许多研究者都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学科背景。许多研究成果巾充斥着经济学的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对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共同关注，促进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再度联姻。“经济学帝国主义”俨然成为民主理论研究的主力军。
二、研究方法：经济学推进民主理论研究的技术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创新是一个学科理论取得突破的前提。一些由经济学首创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展了民主理论研究的视界，使民主化进程这一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得以被最大限度地提升到科学审视的高度。根据对现有文献的研究，以下几种研究方法在当代民主理论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民主理论的科学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一）均衡分析方法
均衡分析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均衡分析（equilibIium analysis）是假定经济变量的运动总是趋向于均衡状态。据此研究经济现象如何达到均衡。如西方经济学均衡价格理论，就是假定商品价格总有成为均衡价格的趋势，然后用“价格调节供求，供求影响价格”这一市场机制来阐明均衡价格是怎样形成的。安东尼·唐斯是将此方法应用于政治科学的第一人，其核心思想简要讲就是，政治当事人（选民、政党与政府），也像经济当事人（消费者与生产者）一样，服从基本的“理性人”假设，即他们总是在给定的制度和非制度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从均衡分析的视角审视民主转型，其发生机制大多可以归结为“政治、经济情势影响不同政治派别（主要是当权派与反对派）的力量对比，力量对比变化催生新的权力平衡（民主）”。
（二）博弈论
博弈论（game theory），又名“对策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研究具有相互竞争性质的“局中人”（players）之间的行动策略（stmtegies）和优化策略。1928年，现代计算机之父、美籍物理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在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博弈论被首次系统地引入经济领域。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约翰·纳什发现了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对博弈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今天，博弈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
民主转型理论首要的关注点是非民主政权（包括军人政权、法西斯政权、个人独裁政权、威权体制等类型，我们在此将其统称为威权政府）如何向民主政权转型。贯彻转型始终的是掌握现政权的当权派与反对派之间的行为互动，因此，博弈论特别适合被用于对这一动态过程进行分析。亚当·普沃斯基认为，“建立在自利的策略性服从基础上的民主理论，对于解释现实的民主运作是合理而充分的”，而“博弈理论的最新发展使这种解释成为可能”。他利用博弈论对民主化过程中的当权者（分为强硬派和改革派）和反对力量（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在各种情势下的策略选择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对发生在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民主转型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三）计量检验方法
经济学研究方法科学化的最重要特征是将定量研究作为主流分析工具。借助计算机技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指导，通过占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资料，对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并催生了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计量经济学。计量研究方法为验证旨在勾连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和其复杂的政治影响的相关民主转型理论开辟了道路。
亚当·普沃斯基在研究民主转型过程中，非常重视统计所给出的结果，认为随着新兴民主国家的增多，“使我们可以开始用统计学来研究它们”。他在《民主与发展：1950-1990年间的各国政治体制与福利》一书中，运用大量数学和统计学公式，将世界上141个国家和地区41年的历程按照时间、政体类型、收入水平、增长幅度等标准进行划分，通过数据论证自己的结论。2004年，其在论文《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中，通过数学模型统计出按照人口收入来衡量转型可能性的数字。
三、条件与几率：经济学对民主化进程的独特阐释
威权政府如何向民主政府转变是民主转型理论的核心关切。从本质上讲，权力具有高度排他性，这意味着威权政府不存在自动退出权力的动机。正因如此，也就决定了民主转型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只有在适当的时空条件下民主转型才能成功开启。从经济学背景进入民主理论研究的西方学者特别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离开对经济环境的合适解释，难以对纷繁复杂的民主转型过程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经济因素既是解释民主转型何以发生的起点，也是探讨民主转型成果能否成活的依据。为此，西方学者以“条件与几率”为核心，从经济发展、经济危机、分配冲突三个主要变量出发，阐释了经济因素同民主转型的关系。
（一）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