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1 23:21:34
要真正弄清楚每一种类型的语言结构，还需要弄清楚语言结构单位的性质，因为它凝聚着语言结构的基本特点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印欧系语言是语法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
不同语言之间虽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普遍特征，但基本结构单位不能“张冠李戴"。近百年来的汉语研究，
特别是其中的语法研究，把“字"逐出语言而代之以词和语素，这在方法论上无异于“张冠李戴"，使汉语的
研究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语的眼光"。要摆脱这种“眼光"的束缚，还得从“字"开始，研究它与语言结
构的关系，就汉语论汉语，从中总结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以便为汉语的研究探索一条新的途径。
一、“字"和汉语结构的基础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一种语言如何将现实编成“码"，使之成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这与该语言社
团的思维方式有关。印欧语社团的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它的基本精神是抽象和推导，采用下
定义的方法把一个个概念说清楚。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大体的情况是：词对
应于概念，句子对应于判断；概念要接受判断规则的支配，与之相应，词的结构要受特定句法规则的制约，具
有能机械地适应句法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机制，即有特定的形式标志去表示结构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推理由
于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新判断（结论）的过程，语言编码的规则可能与它的关系远一点，
而篇章结构的特点则与它的关系较为密切。
把印欧语的结构基础与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联系起来考察，人们可能不以为然，但只要看一看印
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论断的根据。现在流行的语法理论首先是古希腊的哲
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语法理论对后世语法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是哲学家首先对语言研究感兴趣？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与特定的编码视角、编码方式有着内在
的联系。希腊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亚里斯多德根据这种语言的结构特点把现实分为十大范畴：实体(substan
ce)、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
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在逻辑判断的结构中，实体最主要的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
上说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句子的结构规
则和逻辑判断相对应，主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主语(subject)，能充当主语的词是体词(subsantive word)或
名词；宾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谓语(predicate)，能充当谓语的词是动词（包括后来分出来的形容词）；主语
和谓语之间由一致关系相联系。这一逻辑理论体系以希腊语的结构为根据，而它又反过来成为印欧系语言的语
法理论的基础。有人说，亚里斯多德如果说的是另一种不同于希腊语结构的语言，他就会创立另一套逻辑理论
体系，这很有道理。Lyons(1979，270-274，334-344)曾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具体的分析，读者可以参看。总之，
这一理论体系抓住了印欧系语言编码机制的核心，因而它的基本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一致关系相联系的“
主语－谓语"结构是这一语法理论体系的“纲"，构成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词的结构和功能都只是这个“
纲"上的“目"，一切特点都受这个“纲"的控制。比方说，词的句法活动范围与句法结构位置存在着规律性
的联系，因而功能单纯，可以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是名词，谓语位置上的是动词，定
语位置上的是形容词，等等）；由于一致关系的要求，词的结构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一套能随句法结构位置的变
化而变化的形态体系和词根加前、后缀构词的派生法构词体系（徐通锵，1991，56－59）。这些特点
概括起来就是：句子是一种封闭性的结构，只要是一致关系所联系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句法结构单位的
语法特征突出，无论是构词、变词还是造句，都可以用一定的语法规则加以控制。
汉语的编码机制与印欧系语言不同，因为汉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印欧语社团那种以概念、判断、推理为基
本形式的三段论，而是一种“比类取象"的过程。“象"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概念，指现实现象，“圣人有
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传·系辞上》）。每一种“象"都同某一类实
体相联系，既表征实体本身的特征，也表征实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并通过关系来确定实体的性质。解释“象"
的方法多取定义式的说明，如“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尔雅·释山》
），而解释“象"与“象"之间的关系大多不用判断性的定义，不用推导，而用比喻，一种“象"通过与另一
种差别很大的“象"的比较，找出共性，把握实质，即在不说出“象"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的情况下去把握
“象"的本质，古人所说的“援物比类"就包含这种意思（王前，刘庚祥，1993）。如果以印欧语社团的
思维形式为参照点，那么汉语的“象"大体上相当于概念，而“援物比类"的“比类"则相当于推理；这里没
有与判断相当的思维单位，这可能是汉语的句子结构根本不同于印欧语句子的结构的一个深层原因。下面为了
便于理解和行文，“象"仍以概念名之。以这种思维形式为编码的基础，汉语的结构基础自然会产生一系列不
同于印欧语结构的特点。和“象"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是“字"，和“比类"的思维形式相对应的是“因字而成
句"（《文心雕龙》）的句。由于汉语中没有相当于印欧语的“判断"那一级的思维形式，因而在“因字而成
句"时没有固定的结构模式的限制，可以自由地、开放性地表述所要表达的意思，使句子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
特点，不象印欧系语言的句子必须限制在一致关系的框架之内。
“字"是汉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构单位，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不同，具有自己一系列特有的特点
。这可以概括为：结构简明，语法功能模糊，表义性突出。“字"的结构简单而明确，是一个以“1"为基础
的“1×1＝1"的层级体系，或者简单地说，它是表达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个音节，形成“一个字·
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结构格局（徐通锵，1991）。这是汉语的结构基础，各个结构层面（
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结构特征都交汇于此，因而每一个层面的研究都得以“字"为基础。正由于此，“
字"的含义广泛，所指模糊而不定，既可以指它的书写形体（如“说文解字"），也可以指一个音节（“吐字
清楚"“字正腔圆"），还可以指音义结合的语言结构单位（如《文心雕龙》的“因字而成句，积句而成章"
等），甚至还可以兼指以上各项内容。总之，“字"在它的简单的结构中隐含着复杂的内容，过去把它仅仅看
成为一种文字单位是没有根据的。其次，作为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它缺乏印欧语的“词"那样的语法特
征，既没有和句法结构位置的固定性联系，也没有表示语法功能的形态性标记，因而其语法功能模糊而隐蔽，
无法根据特定的句法模式进行功能性的分类。例如“图"字，根据《汉语大字典》提供的线索，它有12个义
项，其中有些义项的功能相当于印欧语的名词（地图、版图），有些相当于动词（绘画、描绘；思虑、谋划等
），有的相当于形容词（图片、图像）。应该把“图"归入哪一个词类？很难说。汉语的词类问题所以一直得
不到有效的解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第三，和“语法功能模糊"这一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字"有顽强
的表义性，这恐怕是“字"的一种本质特点，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内在结构基础。这一点人们颇多疑虑，需要
在这里进行一些重点的分析。
“字"的表义性特征以往多注意形声字之类的结构，缺乏语言的分析，这或许是把“字"归结为文字问题
而产生的一种不良结果。形声字代替假借字而成为汉语最重要的一种书写形式，固然可以从一个侧而反映“字
"的表义性的语言特点，不过它究竟是一个文字问题，不宜作为根据来证明“字"的表义性。汉语中借字（借
词）的命运与印欧语系语言的借词很不一样，可以从侧面说明“字"的表义性特点。
借词是音、义都借自外语的词，是两种语言相互接触的产物。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在社会生活中出现
了大量新事物和新概念，表达这些事物和概念的外语词也渗入汉语，这样就发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的碰撞
和矛盾。汉语一直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对待外来词的“入侵"，尽可能采用意译法，只借用其
概念而扬弃它的语音构造和语素组合成词的那种语法构词规则，坚持“字"的表义性；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意译化方法，就暂时采取音译，而后再换之以意译，象telephone由“德律风"而改为“电话"，microphone
由“麦克风"而到“扩音器"，band由“版克"到“银行"，cement由“门汀、士敏土"而“水泥"，piano
由“披亚诺"而“钢琴"等等，都是先音译后意译的具体例子。《辞源》出版于1915年，吸收西方语言的
外语词计2431条；《辞海》出版于1937年，吸收外语词计12879条。根据耿军（1990）的统
计，大体情况如下：
《辞源》
借 词 305 12．56％
专 词 1187 48．82％
意译词 939 38．62％
《辞海》
借 词
5218 40．51％
专 词
意译词 7661 59．48％
“专词"指人名、地名等，必须音译。意译词的比重，《辞海》明显高于《辞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
映汉语社会对外来词的改造方向。有些难以意译的外来词就尽可能设法进行汉语化的表义性改造。印欧语的词
是多音节的，汉语往往就只取其第一个音节，再配以一个加上意符的汉字，使之汉语化，这里尤以化学名词最
为突出，例如，Magnesium（镁），Natrium（钠）等等。这种汉语化的改造办法由来已久。汉、魏、晋、南北
朝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由于翻译佛经的需要，汉语从梵语和中亚的一些“中介语"（如吐火罗语等）借入大
量词语，由于语词结构上的矛盾，汉语就对它们进行了汉语化的改造。如“佛"借自梵语，原文为buddha，音
译为佛陀、佛驮、浮图…，bud-仅为其中的一个音节，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由于“佛陀"之类的音译词不合汉
语“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意义"的强制性对应习惯，不利于复音词的构成，汉语社会就把buddha这个词的
意思归入bud-这个音节，译为“佛"，使之汉语化，尔后再以此为基础造出“佛土"“佛法"“佛像"“佛身
"“佛经"“立地成佛"之类的字组，使之消除外来的痕迹。这是汉语改造外来词，使之意译化的一种重要方
法。上述这些方法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坚持“字"的表义性，反对把它降格为一个纯粹音化的符号。这是汉
语为使外语的结构适应自己的结构特点而进行的一种调整。印欧系各语言之间的借词由于语言结构类型的一致
，因而借用很自由，基本上只需要进行字母的对应转写就可以把另一种语言的词借进来，不需要进行原则的调
整。这与汉语的意译化方法相比较具有天壤之别。汉语的特点就是在这种不同类型语言的结构撞击中显现出来
的，这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义"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汉字的发展始终坚持它的表义的趋向（王宁，19
91，73），这正是它适应汉语的结构特点的反映。汉字忠实地记录了汉语的结构。所以，“字"的一个基
本特点就是它的表义性，这是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基础，也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汉语的研究
应该以“字"为基础去探索它的结构。
前面的比较与分析说明，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词"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原
则的差异，其集中的表现是：“词"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语法性，受一致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结构规则的支配
，而“字"的突出特点是一个音节和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它的顽强的表义性。基本结
构单位是语言结构的最活跃的细胞，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不同类型的语言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集中体现，我们
应该循此去研究语言的结构，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汉语中的“字"和“词"
“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那还有没有词？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词"是印欧
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问汉语有没有“词"，实际上是在用印欧语“词"的标准来衡量汉语的结构单位。由
于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不同的语言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对相同的现实进行编码，因而相互之间可以进行代
码的转换。以“词"为视角考察汉语的结构，自然可以找出相当于“词"的语言现象；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即
使在汉语中找出类似印欧语word那样的“词"，它也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结构单位
，而且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的性质和特点也不完全相同。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奇谈怪论，而我们认为这正是汉
语的实际情况。
作为语言的结构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字"，没有“词"；“词"这个字只是指“意内而言外也"
（《说文》），既与“字"的意思无关，也与现代语言学的word之类的单位无涉。词是《马氏文通》所开创的
汉语语法研究从印欧语中移植进来的一种舶来品，在汉语中没有根基。在这方面论述得最清楚、最科学的是赵
元任（1975，233－234），认为印欧系语言的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字"与汉语的句法结构》一文中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汉语中没有“词"
，但又有象“词"那样的语言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词"与“字"的关系。赵元任说“汉语中没
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这“词概念"指的是“音节词"（字）、“结构词"（语法结构单位）之类的
东西，不过我们这里想根据概念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了解“词概念"，并借用赵的论断来讨论“字"与“
词"的关系。“词概念"是无形的，它需要借用一定的物质形式才能表现自己的存在。那么这无形的“词概念
"寄托在哪里？就寄托在“字"的义项和“字"的结合之中，象前述的“图"字的各个义项就隐含着类似印欧
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功能的词。现在很多语言学家都已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多义
项动词应看作不同的词"（马庆株，1989，168），“一个字可以代表不相干的若干词“（孙景涛，1
986，32）。但“字"的意义范围是模糊的，连续的，而义项是对模糊的、连续的义域进行离散化分析的
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字典对同一义域的不同处理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可以从一个侧面
说明“词"不能代表“字"而成为汉语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
“字"通过结合而构成的字组（特别是其中的固定字组），其作用大体相当于一个“字"。这是汉语在演
变中为减少“字"的数量而又要保持和丰富语言的表达能力而进行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调整，以使保留下来的“
字"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编码功能。象表示“黑色"意思的“字"在上古时期有98个之多（张永言，1
984），现在常用的只留下“黑"等少数几个字，通过与有关字的结合构成字组去表达各种与“黑色"有关
的意思。这种增加“字"的长度以减少“字"的个数的自我调整的客观效果是为词概念找到了一种较为客观的
表现形式，这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复音词"。如果说，一个“字"中可以隐含着几个不同的“词"，那么“
字组"就可以以“字"的某一个义项或语义特征为基础把语言中与此有关的“字"拉过来，彼此相互注释，相
互限制，构成一个语义明确、功能相对单纯的“复音词"，使原来隐含在义项中的词概念明确化和离散化。如
果仍以前述的“图"字为例，那么，“地图、版图、海图、挂图"等是“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
《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图"的意义的复音化和语词化；“图案、图像、图形、草图、按图索骥"中
的“图"是描绘出或印出的形象"（《玉篇》：“图"，画形也"）这一意义的散离化和复音化；“图存、图
谋、徐图、雄图"等则是“图"的思虑、谋划"意义（《说文》“画计难也"）的具体化和语词化；“贪图、
妄图、希图、试图、企图"等是“图"的“设法对付、谋取"义的明确化，等等。这样，字组中的“字"通过
相互注释、相互限制就使“字"的广泛而模糊的含义比较明确和离散，隐含在义项中的“词"也由潜在而变为
现实，以往把复音词的大量产生归因于语音的简化，认为是为了避免同音的干扰而创造复音词。这两者之间可
能有联系，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近代北方话的发展可以为这一论断作出明确而有力的注释。吕叔
湘（1963，21）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明确提出：“北方话的语音面貌在最近几百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
可是双音词的增加以近百年为最甚，而且大部分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关的所谓‘新名词’。可见同音
字在现代主要是起消极限制作用，就是说，要创造新的单音词是极其困难的了。"复音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恐
怕需要从减少字数而增强保留下来的字的编码能力的关系中去理解，它是我们探索汉语语义发展规律的一条重
要途径；同音字的大量产生是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果"，不是“因"。
“词"不管是寄托在“字"的义项之中也好，还是通过“字"的结合而形成的复音词也好，都得以“字"
为基础；没有“字"，就不会有“词"，这或许可以成为对赵元任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
，‘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这一论断的一种注释。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通
过这些办法找出来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词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区别。
第一，印欧系语言的word受句法一致关系的支配，因而其语法功能是有定的，可以据此进行名词、动词、
形容词的划分，而汉语的词以语义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则无关，因而它的句法功能，妙
用“主语一谓语"框架的结构标准来徇，是无定的，无法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汉语的“词"的语法功能还得
以语义为基础去分析，不能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混为一谈。第二，从结构上说，Word在印欧系语言中是一种离
散的、现成的结构单位，与语素、词组的界限大体上是清楚的：语素没有重音，词只能有一个重音，而词组则
有几个重音，而汉语中散离的、现成的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吕叔湘，1964，45），“字"与
“词"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字"中隐含着几个词固然难以确定，就是依据“字"的组合而构成的“字
组"（词），它与“字"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呈连续的分布状态。汉语的结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字
·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对一的对应，我们如以此为视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字"和“词"之间的连续
统（continum）。请比较：
（附图 [图]）
这里只分析到二字组。三字组（“红通通"）、四字组（“稀里哗啦"）由于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这里
从略。“看书"作为一种非词的二字组放在这里，以便比较。着眼于“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
对应的结构格局，就可以发现“词"的语音形式的一种连续统式的分布，如果把方言中的所谓Z变韵，D变韵，
嵌1词之类的现象都收集起来进行分析、排比，在这个连续统中还可以插入其他的类型。根据这种连续统式的
分布状态，“字"与“词"的关系或许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规律：字组（这里含单字，把它看成为一种特殊类型
的字组）越短，它的语义越广泛、模糊，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多，因而它的语义功能也就越复杂，可能代
表的词也就越多；反之，如果表达一个概念的字组越长，则它的语义越明确，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少，语
义功能、句法功能也就越单纯，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长字组只能有一个意义、一种功能。这种字组
的长度与语义功能、句法功能的明确性的反比关系顺着连续统而渐次发生变化，这也是汉语的“词"难以确定
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两方面的区别足以说明，汉语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实际上不是一种性质的结构单位：word受句
法一致关系及其相关规则的支配，而汉语的词则受语义规律的制约；把由“字"的结合而构成的“词"叫做“
字组"或“固定字组"，恐拍比叫做“词"更确切、更合适。不过“词"这个概念现在已颇为流行，可以因循
旧贯，因为重要的是“确定介乎音节词（指“字"－－笔者）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是什么类型的，至于把这
些类型的单位叫做什么，应该是其次考虑的问题"（赵元任，1975，240）。
汉语的“词"以表义性的“字"为基础，没有“字"也就不会有“词"，不管是认字的还是不认字的，都
知道“字"是什么东西，而“词"则是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之后才能掌握的结构单位。赵元任说“字"是中国
人心目中的“中心主题"，而“词"则是在许多不同意义上的辅助性的副题，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什么是
“中心主题"？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语言的结构本位。汉语是一种以“字"为结构本位的语言，语言研
究如果能紧紧扣住这种结构本位，并以此为基础吸收国外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使汉语的研究
水平向前发展一大步，其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五·四"前后开始的汉语音韵研究和方言研究。高本汉在研究汉
语音韵时没有偏离“字"这一结构本位，而是用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这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改进这种
结构本位的研究，因而为汉语音韵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徐通锵、叶蜚声，1980，1981）。汉语
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兴起于结构语言学的兴盛时代，而其奠基人就是结构语言学派的权威学者赵元任，但是他没
有照搬结构语言学的语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而一切以“字"为基础，并于二十年代编成《汉语方言调查表》
；有了这个字表，我们就能照字记音，进行方言结构规律的研究。直至今天，这本字表仍旧是我们进行汉语方
言调查和方言研究的一本必不可少的手册。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也是以“字"
为单位进行研究的，讲“二字组"“三字组"的连读变调，从来不说“语素与语素"的连读变调。这种以“字
"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使汉语方言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领域虽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但从
来没有发生过要不要以“字"为基础的争论，这说明它们的研究方向没有偏离汉语的结构本位，因而其研究成
果都比较成熟。语法研究的情况截然相反，它抛弃了“字"，而以印欧语类型的词为基础，这就偏离了汉语的
结构本位，因而引起了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三、以词、语素为结构单位的汉语语法研究和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
汉语的语法研究为什么会偏离“字"这种结构本位？这与学术研究的传统和语言研究对象的变化都有密切
的关系。传统的汉语研究以“字"为本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不研究语句的结构；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
而不管在魏晋时期就已开始发展起来的、与文言文不一致的口语。这两点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距离越来越大。鸦
片战争以后，社会要求言文一致，要求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
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孙中山，1918）。社会发
展的客观需要和我们自己又没有相应的研究传统，就只能到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去找理论、找方法，因而从《
马氏文通》开始的中国语法学就用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观察汉语，使汉语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
语的眼光"。
什么是“印欧语的眼光"？朱德熙（1985）认为它就是“把印欧语所有而为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
语"。但是，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这里没有一种客观的鉴别标准，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理
解。所谓“眼光"，实质上就是观察语言结构的一种宏观的观察点，与编码的特定视角有关，因此确定“眼光
"的客观标准应该是语言的结构常数或结构关联的基点。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常数“1"在句法层面，由“1个
句子＝1个主语×1个谓语"的“1"控制着整个语言的结构（徐通锵，1991，56－59），因此“印
欧语的眼光"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
、动词、形容词的划分。汉语研究舍“字"而取“词"，实质上就是要以这一套理论体系为观察点来改造汉语
的结构，使之适合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框架。《马氏文通》开始形成了这种“眼光"，但由于它与语言事实有
矛盾，因而其后不久人们又想摆脱这种“眼光"束缚陈承泽，1922，14）。汉语的语法研究就是在这种
束缚和反束缚的矛盾和竞争中发展的，而矛盾和竞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理词和与此相关的问题。《马氏文
通》是字、词并用，“字"指结构单位，而用“词"指结构单位的功能，说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汉语研
究的影响。完全抛弃“字"而改用“词"，始自黎锦熙（1924，2－3）的《新著国语文法》，认为“文
法中分别词类，是把词作单位；不问他是一个字或是几个字，只要是表示一个观念的，便叫做词"，“词就是
说话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语词’。"从此以后，“字"就被逐出语言的研究，清除了用“印欧语的
眼光"来观察汉语的一个障碍。为什么“《新著国语文法》的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狞"（黎锦熙在解放后
为该书写的序言）？这与“词"观念的确立是相互呼应的。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偏重于模仿，不大注意汉语本
身的特点，难以满足汉语研究的需要，因而在三十年代引发出一场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强调汉语特点的研究
。这次讨论很有价值，是试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的一次尝试，虽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摆
脱"的意识也还比较薄弱，没有找到解决词类问题和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的办法，但为四十年代的汉语
语法研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四十年代以王力、吕叔湘和高名凯为代表的汉语语法研究比较强调汉
语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已经突破了“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这主要是：句法结构的
研究已突破印欧语的动词中心说，分出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三种类型；在动词谓语中提炼
出连动句和兼语句，突破了印欧语的句子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定式动词的结构格局；词类问题的处理也已根
据汉语的特点出现了一些松动的办法；比较强调句法语义的研究，等等。当然，每本著作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但这些想摆脱印欧语语法理论束缚的趋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五十年代的语法研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宾
语问题的讨论，一件是词类问题的讨论。这两次讨论都主张根据汉语的特点用新兴的结构分析法来研究汉语，
反对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特别表现在词类问题的讨论上），反对语言分析中的语义标准
。这些对促进汉语的研究很有意义，避免简单地用汉语的事实给西方的语法理论作注释，不过在反对用“印欧
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结构这一点上却有一些讽刺意味，因为它批判了这一种“印欧语的眼光"（例如汉语实
词因没有形态变化而不能分类），却为另一种“印欧语的眼光"的流行和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或者说，在
批判表层的“印欧语的眼光"的过程中却又深化了深层的“印欧语的眼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谓
语中心，这是对印欧系语言动词中心说的一种改进，“连动"和“兼语"统一为“连谓"，使句子的结构更符
合“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中的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的标准。第二，用语素代替词号作为汉语语法结构
的基本单位，把汉语完全纳入结构语法的框架中去研究。这恐怕是“印欧语的眼光"的一种更深沉、更本质的
反映。如果说“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那么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这种单位，而且连这种概念
也没有。可能有人会说，“字"就是语素。否！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第一，语素基本上是一种线
性结构，不含非线性的因素：不能有重音，不是语言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即使是词根，没有相应词缀
的配合，也无法实现编码的功能；ablaut之类的元音变换(如bring-brang-brung中的i-a-u)是非线性的，但很
难把这种“变换"看成为语素，IA模式分析这类问题的失败经验（Hockett，1945，99－105）已为
此作出了充分的反面说明。和语素相反，“字"是一种非线性结构：“字·音节·意义（概念）"之间存在着
强制性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声调的使用使得同样复杂程度的单位占比较短的时间"（赵元任，1973，
93），“字"是汉语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第二，语素的功能单纯，只是词的结构要素或表示词的某
种特定的句法功能，而“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语汇、语义、语法的交汇点，因而是各个层面的基
本结构单位。第三，一个“字"中可以包含若干个不同的词，而语素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构。“字"与语素实
际上是不能进行类比的两个不同类型的范畴。把语素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实际上就是把汉语中不存
在的东西作为结构单位，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语法体系可能很精致，但不实用，与汉语的实际状况有很大
的距离。我们这里对五十年代以来的“印欧语的眼光"问题之所以讲得比较多，就是因为这涉及那些反对“印
欧语的眼光"的学者的“印欧语的眼光"。我们从学习语言学的第一天起就在接受印欧系语言理论和方法的熏
陶，对“印欧语的眼光"已经习以为常，不是主观上想摆脱就能摆脱得了的。我们非常反对汉语研究中的“印
欧语的眼光"，但在评述“五·四"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却是用这种“眼光"来分析有关的问
题的（徐通锵，叶蜚声，1979），因而分寸的掌握不大准确。朱德熙是反对“印欧语的眼光"最有力的一
位学者，但他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看法却打有很深的“印欧语的眼光"的烙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
们现在在这里批评某些传统观念，很可能我们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觉中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摆布。这当然只能等将
来由别人来纠正了，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朱德熙，1985）。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自然
也同样适用于本文的分析。
前面简要的历史回顾说明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由于它的影响和干扰，
我们就难以根据汉语的特点而进行独立的研究，只能是“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
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
不是没有发生过"（吕叔湘，1986）。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用来分析印欧语，固然可以得心应手，而用
来研究汉语就会捉襟见肘，矛盾重重，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下的词类划分以及
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结合"中的最大难题，《马氏文通》以来的语法论争基本上就是围绕
着这条轴线展开的。为什么？因为汉语以“字"为本位的结构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犹如南辕北
辙，难以调和。语言学家虽然想了很多办法，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其中包括汉语语法的结构本位，但都难以
调和两类语言在结构上的矛盾而实现“结合、的目标。《马氏文通》用“字"研究词法，用“词"研究句法，
由于这里的“字"对等于印欧系语言的word，所以是一种以词为本位的语法研究（邵敬敏，1990，51）
。《文通》凭语语义分词类，由于“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以何如耳"，因而无法
解决词类以及它和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此路不通，黎锦熙（1924，6，29）主张以句为本位来解决这
个难题，提出“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位置、职务，才能
认定这一个词是属于何种词类：这是国语文法和西文法一个大不相同之点。所以本书以句法为本位，词类多从
句的成分上分别出来"，并把这些论述概括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著名论断。这里虽然已经发现
汉语与印欧语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但还是依照这种理论来研究汉语，给词分类。句本位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
中是成立的，只要抓住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语－谓语"这种封闭性的结构就可以进行词类和它与句子成分
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但在汉语中这种理论是不成立的，因为汉语的句子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一个句子能否成
立，不决定于有无“主语"或“谓语"，也不决定于是一个“主语"和“谓语"还是几个“主语"和“谓语"
，而决定于一个事件的话题的相对完整的叙述（徐通锵，1991，1994），因而无法把它纳入“主语－
谓语"的封闭性结构框架中去研究。语言学家发现这种理论－不能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二不能解决词类与句
子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放弃，另探新路。五十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德熙，他用结
构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没有在结构本位问题上发表过明确的意见，
但从他的研究实践来看，前期偏重于语素，认为它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词、词组、句子等都只是语素的
不同层次的序列；后期在理论上偏重于词组，认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可以以词组的结构规则为“纲"来研究汉语的语法（朱德熙，1982，1985），后来人们把这一思想明
确地概括为词组本位，陆俭明（1992，127）还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解释。语素有没有成为一
种“本位"，作者没有说，学术界也无评论，我们也不必给它安上一顶“本位"的帽子，但语素在朱德熙的理
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词组本位"的理论，它的是非曲直应该放到汉语
语法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去考察。它是在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以及它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
之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理论假设。朱德熙想用这一理论来解决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的矛盾：既要保持“主
语一谓语"的结构框架，又要排除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为此，他提出汉语语法的两大特点：
第一，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像印欧语那样一一对应（名词和主宾语对应，动词和谓语对应，形容
词和定语对应，副词和状语对应），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对应（如动词和形容词不仅可做谓语，而且可以做
主宾语……）；第二，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和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一致，这种一致性“还特别表现在主谓结
构上。汉语的主谓结构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句子，不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子句"，“汉语的主谓结构
实际上也是一种词组，跟其他类型的词组地位完全平等"（朱德熙1985，8）。这两个特点，以“二"为
体（本位），以“一"为用，这样汉语句法结构的分析就可以限制在词组的层次上，只要分析“主谓"“述宾
"“述补"“偏正"“联合"这些词组的结构就行，词类的划分也是以此为基础考察它的分布，不必考虑它与
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这是朱德熙的语法理论的一个发展，1982年的《语法讲义》还把能否“作谓语"“
作定语"作为划分形容词的一个标准，而到1985年的《语法答问》由于考虑到汉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
系是一对多的错综“对应"，不能不放弃这种句法功能的标准，不然，“由于百分之八九十的动词和形容词可
以做主宾语，能够做定语的名词百分比更高"，就会陷入“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词无定类的泥潭。
朱德熙的词组本位理论在理论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本质，因而能够运用的范围很
窄。汉语句法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开放性，与印欧系语言以一致关系为标志的封闭性的主谓结构形成鲜明的
对照。词组本位不仅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开放性，而且还进一步把封闭性的句子结构缩小到词组的结构，
这就使语法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难以分析汉语以开放性为特点的句法结构。其次，朱德熙所说的汉语语法的
两大特点实际上都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而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印欧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
关系是一对一的对应，以此为准，汉语的“对应"就是一对多。一对一的对应是语言结构规律的反映，而一对
多的所谓“对应"，这里只能说不存在规律，不成规律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能成为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马氏
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大弊病就是要在这种不存在规律的地方找规律。总之，词组本位象词本位、句
本位那样，仍旧不能把握汉语语法结构的脉络，难以有效地解决语法研究中的问题。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语法研究一方面抛弃汉语特有的结构本位－－“字"，而另一方面
却又在“印欧语的眼光"的支配下寻找它的本位，从语素、词、词组到句子，差不多各级“本位"都试过了，
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说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适用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拿来研究汉语，由于语言
的普遍特征，在某些狭窄的领域内可能适用，但无法解决汉语研究的基本问题。一种语言的结构本位只能有一
个，语音、语义、语汇和语法的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不可能是一个领域一个“本位"。汉语的研究还得继承
我们自己的传统，以字为“本位"，研究句法的结构规则。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不需要实现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实际的结合，而是说在“吸收"和“结合"的时候必须以汉语的
结构本位－－“字"为基础，因我之需，为我所用，不要因“印欧语的眼光"的干扰而把汉语“结合"到印欧
系语言理论中去研究。研究汉语的方法论原则还得立足汉语，参照科学思潮的发展，在汉语的研究中提炼相应
的理论和原则，“张冠李戴"式的研究恐怕很难解决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难题。
四、“字"本位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前面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字"与汉语结构的关系，但要真正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还得弄
清楚“字"与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关系。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言的规则归根结蒂都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不同语言的差异主要是因编码视角的
不同而形成的接受投射方式的差异。汉语以“字"为结构本位，其突出的特点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
念"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顽强的表义性；它以“比类取象"为编码的特定视角，直接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
不需经过特殊的形式规则的调整，因而语言范畴与概念范畴一致，与印欧系语言的两类范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
的情况很不一样。这些特点决定了汉语研究的独特的方法论，这就是可以在语言规则和现实规则之间建立起对
应的联系，用临摹性(iconisity)原则来描写。
临摹性作为一种明确的方法论原则为时还不长，始自本世纪三十年代Peirce的论述，但它的基本精神早就
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语言学家的研究实践，希腊－罗马传统的规定说和约定说之争，我国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
都与这种原则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临摹性原则的基本精神据Perice的描述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临摹
图像(iconic image)，它必须与它所指的事物相似，如相片、塑像、语言中的拟声词；一种叫临摹图像(iconic
diagram)，它是符号的系统排列，其中没有一个符号和它所指的东西相似，但是符号之间的关系必须表现它们
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技术图案、无线电线路等。“语言中成素(element)的次序平行于实际的经验或认识
的顺序"就是Peirce用来说明语序规则的临摹性的一句名言，经常为语言学家所引用(据Haiman 1980;jakobso
n).Peirce的这两类临摹性后来Haiman（1985）简化为“成分临摹"和“关系临摹"，以此探索语言研究
的方法论。
语言规则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临摹性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象汉语这种直接接受现
实规则的投射的语言，临摹性原则应该占据支配地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尽管缺乏理论性的探讨，但在实践中却
始终恪守着临摹性原则，训诂学中“以形求义"和“因声求义"就是这种原则的两种重要的表现方式。“以形
求义"可能因其“形"而归入文字问题，但不要忘记这里的“形"只是求“义"的一种方式。汉字为什么一直
顽强地坚持它的表义性？就是由于它与汉语临摹性的编码原则相适应，是“字"中有“言"，可以通过“形"
去研究"“言"（义），是观察“言"的一个窗口，世界上别的任何发展成熟的文字体系都没有这种功能。如
果说，“以形求义"的“形"终究与文字有关，那么“因声求义"的“声"就完全是语言的问题了。为什么可
以通过“声"而能求取“义"？这不是与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约定性矛盾吗？不错，有点矛盾。我们过去对音
义结合的任意性的理解有点绝对化，固然，狐立的一个字人们看不出它的音义结合的理据，但如着眼于字族的
结构，那就不难发现同族字中“字"与“字"之间的制约关系，找出理据，使人们有可能去“因声求义"。段
玉裁、王念孙等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通过“一声之转"的“转"去探求“字"的语义，从而使汉语的语义研
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进展。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这种“因声求义"的原则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它是汉语
临摹性原则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这方面的问题太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这里只是借此说明：“
字"中形、音、义三位一体，是汉语临摹性编码的基本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已经基本上把“字"与临摹性原
则的关系说清楚了，现在应该在此基础上研究汉语语句结构规则的临摹性问题，建立语义句法，继承和发展汉
语的研究传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研究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但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其基本精神就是
弄清楚句法规则的语义基础，或者说在语言规则中找出现实规则的投射理据。现在这方面有点深度的研究在我
看到的材料中主要有戴浩一（1985）的时间顺序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和石毓智（
1992）关于语义的“±定量"和句法的“±肯定"的关系的论述。时间顺序原则的具体含义是：“两个句
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戴列举了大量事例对此进行了很有启
示性的分析。确实，这是汉语的一条重要的临摹性原则，有很强的解释力。以往的语言学家也发表过类似的意
见，例如洪堡特早就说过汉语的句子跟思想的简单明确的顺序一致是汉语特殊的优点(据Robins，1973，36);Hai
man(1980，516)也曾依据语序的特点提出“有理据的临摹性"(the iconisity of MOTIVATION:"语法规则像拟
声词一样直接表现它的意义。这种临摹性的最清楚的例子就是语序。如果其他的方面都一样，叙述句描写的陈
述次序和它们所描写的事件的次序是对应的。"应该说，汉语是最一贯地遵守这种临摹性原则的语言。戴浩一
的时间顺序原则是对这些论述的改进和补充。这种原则在汉语的研究中很重要，但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个“度"
，即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戴浩一对这个“度"的解释是：“把动词作为中心参照点，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跟动
词有语义联系的成分"，这恐怕不确切，至少是不全面的。先请看下面的两例。
1．槽内的水左冲右突，翻着花，滚着个，激扬飞溅，像暴炒着一串玉珠，风翻着一槽白雪，隆隆声震荡
着山谷。（郑伯伦：《黑龙潭印象》）
2．演员们的出色表演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例1除最后一句“隆隆声震荡着山谷"外，中间的各个“动词"性词语的顺序只代表观察者的思维顺序，
而不代表现实现象的时间顺序，更动其间的次序，句子照样成立，而且意思不变。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主语
"是无生的“槽内的水"，时间顺序原则的一个重要条件与“主语"的有生性有关，戴浩一列举的全部例子的
“主语"都是有生性词语，离开了这个条件，“谓语"中即使有若干动词，它们的排列顺序也不一定与现实现
象本身的先后时间顺序一致。例2的“出色表演"和“成功地塑造"虽与时间顺序有关，但在“出色"和“表
演"之间，“成功"和“塑造"之间就与时间顺序不一致，因为只有在“表演"之后才能知其是否“出色"，
“塑造"之后才能定其是否“成功"。这种矛盾与说话的时点有关，只有在演出之后才能依照例2的次序排列
，说明汉语的句法分析不能局限于“主语－谓语"的框架，而应引入语境、说－听双方的交际意图之类的内容
，进行实际的语义分析。所以时间顺序原则在接受现实规则投射的时候有一定的语义条件的限制，不能随便扩
大它的使用范围。
石毓智关于“±定量"和“±肯定"关系的分析是临摹性原则的一次成功的运用。“量"是一种重要的语
义特征，可以自由地用数量字或程度字修饰的都是不定量的（前者表离散，后者表连续），反之即为定量的；
不定量的“字"或字组可以加“没"或“不"否定，即既可以用于肯定的结构，也可以用于否定的结构，而定
量的“字"用于“±肯定"就有很大的限制。他根据现实的规则“量大的事物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存在，量小
的容易消失"的投射理论研究汉语的“±肯定"的语义规则：语义程度极小的定量“字"只能用于否定结构，
语义程度极大的定量“字"只能用于肯定结构，语义程度居中的不定量“字"才能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
结构中。假定有一组同义系列的“字"或“字组"，按其语义程度的大小从左到右排成一个系列（左边的为小
量，右边的为大量），例如：
挂齿 提起 说起 谈论 叙说 诉说 倾诉
这些字组的句法表现可以整理出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连续系列：“挂齿"的语义量小，只用于否定结构，
前面都有表否定的“不"或“没"；“倾诉"的语义程度高，只能用于肯定结构，其前不能加“不"或“没"
否定；语义程度居中的“谈论"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或否定的结构；靠近左端的“提起"“说起"经常用于否
定结构，表现在前面加上“不"或“没"说起来更顺口，而靠近右端的“叙说"“诉说"经常用于肯定结构，
如前面加上“不"或“没"否定，说起来比较别扭。我们以往不知道语义和句法之间有什么联系，石毓智的研
究为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另外，这也为同义系列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课题，要求以语义量
的大小排成一个系列，从中比较和研究它们与句法结构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开发前景的新领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句法研究现在还是初步的、零散的，研究的成果也比较粗疏，而且还没有摆脱印欧
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干扰和影响，但是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论原则在汉语的句法研究中是有生命力
的，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的。我们这样推崇临摹性的研究，这不是我们的主观偏爱，而是根据以“字"为结构
本位的汉语编码方式的特点而得出来的结论。“字"的临摹性必然会引向句法结构规则的临摹性。这是观察汉
语句法结构的一个关键，也是能否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束缚的一条重要途径。自然，要用临摹性原则建立汉
语语义句法的一个完整体系还有一系列原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构和“字"的语义分类之间的
关系。结构与分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印欧系语言的“主语－谓语"结构和名词、动词、形容
词的词类划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这种依存关系的一个有力例证。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文字、音韵、训诂，没
有语句的结构，自然也就不必对“字"进行分类。汉语研究的客观需要要求我们去解决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有了眉目，其他如结构规则、句型、语序、层次、虚字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有定
"“±肯定"之类的问题的解决才有可靠的理论根据。结构框架的问题我们建议采用“话题－说明"（徐通锵
，1991，1994），而其他的问题有待于来日的研究。
附注：
①这里指合音字，北京话比较少见。历史上曾有相当数量的合音字。方言中的变音（包括变声、变韵、变
调）很多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合音的范围。
②代表单音节化的儿化。
③“子"代表轻声，马蒂索夫把这类现象看成为“一个半音节"，很有道理（据戴庆厦，1990，3）
。
④这里代表变调。变调的实质是使两个单字调合而为一，形成一个跟单音节声调相类似的声调（五台，1
986，4）。所以这种类型的例子，从声调看，它相当于一个音节；从声、韵母的组合来看，它是两个音节
。这一类例子把它看成一个音节或两个音节，都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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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往往跟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许多关系。虽然语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现必然要适应并有利于这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一种文字与被记录的语言，必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否则，这种文字就会失去长存的资格。当然，文字与语言的哪一要素联系得较明显，这会因文字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偏重。从汉字来看，它与汉语语法的个性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的特性适应并支持了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同时，汉语语法性征也是汉字得以长存的因素之一。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形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
（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
社会的发展脚步在迅速的加快，学校也应该加快脚步，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将专业化的知识注重与现实的结合，从而来培养更加高效的复合型人才。汉语文学是一门专业性十分强的专业，该专业主要是研究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尽管可以陶冶人的内心情操，但是与社会的接轨不是很强，所以学校需要在该方面进行大力的改革与创新，学校不应该死板的教育学生们知识，而是更好地去应用知识。改变传统的授课模式，让学生们进行自由化的学习与发展，重点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树立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将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充分的结合起来，学校教师不断地进行研究与总结，创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逐步的提升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专业修养。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汉语言文学在未来的发展还是很具备一定的市场前景，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专业，所涉猎的科目与信息十分的广泛，并且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比一般的学生更加的具有文笔能力，在创作、文化管理、编辑、文学评论等方面是十分的需要该专业的人才。面对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学生们除了具有专业的知识以外，还应该掌握信息化的技能，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在未来的就业环境中也能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是时展的必然，不努力学习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二、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的具体举措
（一）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信息化管理
素质教育的发展要求学校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实现人性化管理。信息化的时代需要的是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学校也强调以生为本。所以学校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与管理上，应该实行自主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充分展现自身的才能。让汉语言文学进行信息化，需要加强该专业的实践管理环节，让学生们所学的专业能够应用到实处。学校可以与有关单位或者企业进行合作，每年组织学生们去相应的单位进行实习，不断地锻炼学生们的学习技能，从而更好的帮助学生们提前适应社会，同时也加强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修养。最主要的是加强专业的实践环节，学生们学习专业知识更加的认真，并且容易理解，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与实用性。
（二）打造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当前社会对人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校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培养知识、技能与素质等全面发展的人才，加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有效结合，以社会对人人才的需求为着手点，不仅要让学生们掌握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化知识，也要提升学生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将这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去构建汉语言文学信息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信息的专业技能，努力促进课程改革，不断的去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学校的教学资源，不断地提高学校学生们的综合信息能力。
（三）优化师资力量
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是十分的迅速，并且在高效的师资队伍建设还不完善，存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过。如何建设一支高效的师资力量需要学校的不断努力与创新，学校首先应该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老师首先应该接受高效化的培育与管理，这样老师才能真正的为学生们言传身教。学校也可以从社会上聘请专业的汉语言信息化教师来学校进行专业化的知识讲解，让学生们能够将专业性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真正的结合起来，更好的帮助学生们获取技能与知识的真正理解。学校在组织老师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之中，也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结合我国的发展脚步与实际国情，真正的实现技术与专业的融会贯通。同时，学校要想不断地改进自身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技能，就应该尽量的去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实际措施，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结合应用筹措相应的资金，从而更好的去实现两者的实际结合与具体应用。从而还能更好的提升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声望，吸引更多的学子前来本专业进行就读。
三、结束语
关于汉语词类研究的重要性，龙果夫教授在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序》中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
词类问题）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用的意义，因为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本质反映在词类上。离开词类，既不可
能理解汉语句法的特点，也不可能理解汉语形态的特点，因而也就不可能说明汉语语法，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
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正是基于这一点，又由于汉语自身特点的原因，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争
论的热点。从《马氏文通》至今，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
便，我们把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加以搜集、整理，并对此作一个简单的评述。为了叙述得
清楚、透彻些，在此不妨也把古人的一些有关认识附录在前。东鳞西爪，多有不足之处，冀读者笑正。
一、《文通》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898年的《马氏文通》揭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但是，对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则是古已有之，而其
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绩最大的无疑是对汉语词的研究。
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
以描述和说明，诸如“实字、虚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多散见于一些私人学术著作和
笔记中。元代（一说明万历20年），我国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汉语虚字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
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当然，这种研究多从表义、释义出发，很少涉及语法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对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
别概念。如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
”、“形容辞”、“指辞”、“设辞”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之口。对前人已有研究的现象，清人又加以进一
步的细致研究，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昌的《辨字诀》在南宋张炎等提出“实、虚字”之说后，又进
一步把虚字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代表清人对词类问题认
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
自觉阶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之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使之
成为经学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
争议颇多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
说，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
。
另外，古人研究语法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从来不给予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
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概念和术语。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氏文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有关的术语大都取之于古人。不难设想，如果没有
古人的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语语法学要一下子达到《马氏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一时期古人对汉语词类的研究还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它只能称作是汉语词类科学研究的前奏
或准备。
二、《文通》至文法革新讨论之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从1898至1
938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法学处于草创之时，同样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也处在新生阶段，既有不少建树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词类的研究；一是对国语白话文词类的研究。
前者以《马氏文通》为代表，后者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虽然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倾向还
是一致的，因而不妨合在一起论述。
A．共同的倾向
首先，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最大的共同倾向是模仿倾向。《文通》在词类分别上基本套用拉丁语法，把汉
语的文言词分成九类，其中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四类。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则参照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也将汉语的词分成五大类共九种：
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同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
助词、叹词。
两者一比较，不难看出，除了在每类词的具体范围上有所差别外（如黎氏把指代词、疑问代词统归入形容
词，而马氏未曾），马、黎两家词类体系大致相当。而同期的其他一些语法著作在词类的划分上，或以《马氏
文通》为法，或仿效《新著国语文法》，即有变更，也是无伤主体，均没有突破原有的体系。
对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何容先生在其《中国文法论》中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这时的“中国文法
书，差不多都是依照欧洲文法的例，把词分成八类，再加一类欧洲语言里所没有的‘助词’，而成为九类”（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这一论述几乎适用于当时的一切文法书。
说当时模仿严重并不意味着全无一点革新的气息。早在1920年，刘复（半农）就提出了“建造起一个
研究中国文法的革新的的骨格”（《中国文法通论》第91页）的主张，可惜未能贯彻到底。当时真正称得上
革新派的要数陈承译、金兆梓、何容诸人。他们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上（具体将在下文提及
），而在实际的划分上仍跳不出《文通》的窠臼，只有金兆梓的划分（见《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相对说
来比较有新意，既照顾了意义，更突出了功能，对印欧语的词类体系有一定的突破。可惜作者对“体”、“相
”这些概念言之不明，使读者甚感茫然。在词类的划分上也存在着互相牵扯的毛病。
尽管这四十年中革新的呼声愈来愈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模仿体系的地位，原因在于革新派本身缺乏
一个全新的、比较合理的、能为众人乐意接受的词类体系。
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第二个共同倾向就是各家对词的分类标准普遍重视不够，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一
些词的归类上，这正如王力后来所指出的：“争论的中心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归类。”（《关于词类的划分》
，见《语法和语法教学》第77页）这样做，优点是重在实用，通病是理论阐述不够、不深。可想而知，没有
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足够认识，要想圆满地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那当然是难以奏效的。
B．分歧点
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不同，直接导致了汉语词类观的不同。总括起来说，这一时期汉语词类研究有两大
分歧。
1．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
马建忠和黎锦熙都是“词无定类”论者，但各自的出发点，又有所不同。马氏认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文通》第24页，1983年新1版），主张“依义定类”、“随义转类”，他这是从意义出发的。到
了黎锦熙先生，他说得更明确：“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
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何种词类……国语的九种词类，随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
格的分业。”（《新著国语文法》第6页，1951年版）他强调：“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同上）两个
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论都是一个－－“词无定类”。这个观点无疑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理所当然地遭到
了后来语法学者的责难。
和上述两人相反，陈承泽认为“字（词）有定类”。陈氏在其《国文法草创》一书中主张要以“字”在句
中“所居之文位”（第11页）来定其类。他提出了“一义数用”的观点，认为词应“从其本用”（第18页
）定类，这就避免了马、黎因“随义定类”、“依句辨品”而造成的“词无定类”的弊病。但究竟什么才是字
（词）的“本用”，作者却未能说清楚。不管怎么说，陈氏的观点比之前两人确实大大进了一步，为汉语词类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确立了前提。
2．分类标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
当时学者虽然在词的类别上颇多相似，但运用的标准却各不相同，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条是意义标准；一
条是句子成分标准（或曰功能标准）。
马建忠在划分词类时强调：“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文通》第23页）
亦即从意义角度出发，与之相同的有杨树达等。他们拿意义作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而根本忽略了词的语法功
能。这样做极易滑向“词无定类”的歧途，因为“一词数义”现象在汉语中是屡见不鲜的。
黎锦熙、陈承泽、金兆梓等则反对以意义为标准来区分词类。黎先生主张“依句辨品”，陈承泽强调以“
字”在句中“所居之文位”来定其类，金兆梓也认为“中国文字的字形上，不能表词性的区别，是全靠位置区
别的”（《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三者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个，即都赞成以词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决定
词类。这种标准较之意义标准确实要进步，其优点有二：（1）从语法角度出发划定词类，可给任何一个在句
中的成分归类；（2）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单纯化、明朗化，使人一目了然，便于讲清问题。缺点在于把词义
和功能割裂，将句子成分和词类合二为一，也极易坠入“词无定类”的泥潭中去。
这一时期在理论上贡献最大的要首推《中国文法论》的作者何容先生。何先生在该书第三部分“论词类区
分”中对汉语词类划分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单从意义方面说明各类词的分别，是不容易说明的”（
第58页）、“各类词都有其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征以别于他类词”（同上）、“所谓某一类词的形式上的特征
，也就是从语言的表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它们的共同之点。”（第57页）可见，何先生是主张以语言自身的
表意方法即形式上的特征作为区分的标准的，即以词的语法特征（语法功能，不仅仅是指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
）来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
C．成就与不足
关于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主要不足，已在上文各部分谈到，这里不复赘言。在此主要概括一下这四十年所
取得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
1．从自发走向自觉，第一次把汉语词类问题视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系统地分别了词类，创立、
选用了一些语法上的术语并全都给予较明确的定义，因而奠定了传统语法词类体系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
在沿用着前人择定的不少词类概念，当然有的内涵已发生变化。
2．研究日趋细致，不仅分出了大的类别，而且还进一步划分了许多次范畴（如黎锦熙就给每类词分了很
多细目），论述详尽，尤适合语法教学，有的颇贴切于汉语的某些实际。如黎锦熙已注意到汉语量词的特点，
只是由于受纳氏文法的束缚，他仍将量词归在名词分下来论述。虽还未独立为一大类，但已难能可贵。
三、文法革新讨论至建国前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938年的文法革新讨论冲击了语言学界的模仿体制，人们开始“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
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陈望道《文法革新论丛·序言》）。文法革新
讨论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转机。
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的词类体系，是这时期汉语词类研究的共同倾向。由于各家都比较注意从
汉语本身特点出发，因而和以前不同，这时期的汉语词类观体现了较多的分歧点，这是一种正常可喜的现象。
A．有关分类标准的分歧
这一时期，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种：一是王力、吕叔湘的“意义说”；一是方光焘的“广义形态
说”；一是高名凯的“三条标准说”。
王力、吕叔湘在分类标准上基本以意义为主。王力说：“中国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
来分。就意义上说，词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实词，它们的意义是很实在的，它们所指的是实物，数目，形
态，动作等等；第二类是虚词，它们的意义是很空灵的，独立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意义可言，然而它们在句子
里却有语法上的意义。”（《中国语法纲要》第43页，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由此可见，王力所说
的意义对实词来讲是词汇上的意义，对虚词来讲则包括语法上的意义。吕叔湘也主张把词“按意义和作用相近
的归为一类”（《中国文法要略》第16页），虽说已强调“作用”，但在具体分类时仍以意义为主。上述观
点，基本上还是套用旧说，因而意义不是很大。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方光焘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说”。方光焘认为可从词的形态上来分类，
但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于印欧语形态的广义形态。他说：“我认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
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中国单语本身的形态，既然缺少，那么辨别词性，自不能不求助于这广义的形态了。”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第50页）从狭义形态发展到广义形态，这是方先生的独到创见，它摆脱了印欧语的
羁绊，把汉语词类研究引向了一条新路。
高名凯在其《汉语语法论》一书中对汉语词类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他认为：“词类是
词的语法分类，每一类的词都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第60页）随后，他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三个
标准：一是词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二是词在句子里的功能；三是“注意词的形态”。他的这种不囿于意义一项
而取多项标准的观点显然大大超越了前代学者和同时代的学者。标准从一条到三条，这更切合汉语的实际。但
他后来却主张以狭义形态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并认为汉语没有狭义形态，从而得出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错误
结论（详情见下文）。
B．有关词类划分的分歧
既然各人都有不同的分类标准，那么在分类标准指导下的词类划分当然也就各有千秋了。
吕叔湘把词分成实义词和辅助词两大类。实义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因为他们的意义比较实
在些”（《要略》第16页）。凡“意义比较空虚”“可以帮助实义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第17页）的，
称为辅助词，包括限制词（副词）、指称词（称代词）、关系词和语气词。吕先生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创立了语
气词这一大类。但总体说来，划分欠细致。由于受叶斯泊孙“三品说”的影响，他把词分为甲、乙、丙三级，
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给词作了划分，和以前各家不同的是，王力先生提出了“
半实词”、“半虚词”之说，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汉语中有的词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功能来看都介乎
虚、实之间，很难直接判定它属于虚词、实词中的哪一类。此外，王先生还提出了一种不列为第十类词的特别
的词－－记号。按王先生之说，“凡语法成分，附加于词，仂语或句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们的性质
者，叫做记号。”（第307页）这种记号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称之为语缀的语法成分，不便视为词的一种类别
。同样，王力也因受“三品说”影响而把词分为“首品”、“次品”、“末品”。
高名凯对汉语词类的区分同样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再行分类”（《汉语语法论》19
57年版第67页），因为“汉语的实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功能”（第82页）。高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有违汉
语事实的，并且和他本人的“三条标准说”有相抵触之处。但是尽管如此，高先生在其著作的绪论里还是把汉
语实词分成“三种（名词、动词、约词）四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汉语语法论》1948年版
第52－53页），并在第三编“范畴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指示词、人称代词、数词、数位词、次数词、体词
、态词、欲词与愿词、能词、量词等十个方面的范畴，这正反映了高先生思想上的矛盾之处。
C．成就与不足
文法革新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汉语的自身特点，因而在词类研究上也突破了不少成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具体体现在：
（1）由于从汉语的本身出发，不盲目模仿，因而对汉语的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对于汉语的“数
词”，以前的语法著作（如《新著国语文法》）大都归入形容词，而王力先生第一次把它同其他词区别开来，
使之独立成类。总之，对词的分类比以前更为精细。
（2）词类的体系更有系统性和科学性，重视实用，也较多地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把对词类的研究和对句
法的研究结合起来，避免就事论事。
（3）开始注意到了词类活用和兼类问题。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期，陈承泽就提到了词类活用问题，但
他所说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活用。而吕叔湘先生在其《要略》第二章最后一小节中专门探讨了词类活用问题
。他认为一个词只应有一种用法（本用），若有其他用法则为活用，他这种认为词和功能“一一对应”的观点
显然是受到了印欧语的束缚。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谈到了词的分隶问题（兼类问题），但他认为：“要
看词之应否分隶，不该看它是否有两种地位和职务，而该看它是否有两种相差颇远的意义。”（第25页）这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兼类也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王、吕先生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应抹杀的。
但是，在革新的成就中也隐藏着一时难以避免的不足，主要是：
（1）模仿风气虽被大大冲淡，但并未绝迹。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仍不时地找到一
些模仿的痕迹。王力、吕叔湘在说明词的关系时，不切实际地引进了叶斯泊孙的“三品说”。而高名凯认为汉
语实词无分类的观点，无疑与法兰西学派分不开。
（2）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严重缺陷是：在划分词类时，仍过于强调词汇意义这一条标准，而对其他标准则
重视不够。王力、吕叔湘的著作中都体现了这一点，而未能出现依据广义形态拟定的词类新体系。
（3）由于大多数学者只重视句法，因而对词类的研究并没有付之多少心血，所以词类的研究成果并不显
著。
四、当代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建国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使得建立新的、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势在必行，但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
是汉语词类问题。词类问题是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自《文通》以来一直悬而未决，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建国头两年，国内虽然出了几本语法书（如《语法修辞讲话》、《语法学习》），但在词类研究上基本沿
用旧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解决汉语词类问题已成为可能。于是一九五三年前后，一次全国性的规模巨大的
词类问题的讨论就在《中国语文》上展开了。这次大讨论避免了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即不单单给词作简
单的分类，而开始涉及到了汉语词类的原则性问题即汉语的词能否分类及其分类的标准。
首先，在汉语的词能否分类的问题上，语法学界产生了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以高名凯为代表的少数学者
坚持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分类，理由是汉语本身缺乏构形形态，这完全是拿印欧语的词类理论来硬套汉语，根
本忽略了语言的民族特点。而王力、吕叔湘、胡附、文炼等多数学者则肯定汉语词类的可分性。讨论的结果，
肯定论者占了上风。
其次，在分类的标准问题上，各家也发生了争执。争执的中心是汉语的形态问题。高名凯等坚持认为只有
狭义形态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而多数学者则主张给汉语的词分类应从广义的形态即词和词的相互关系、词与
词的结合、语词的句法功能等因素入手。最后，多数学者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一般标准
：（1）词汇意义（概念的范畴）；（2）形态标准（包括构形性质和构词性质的）；（3）句法标准（词在
句中的作用或功能、词的组合等）。这样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前提问题。
另外，对汉语词的具体分类以及词类的界限问题，很多学者也作了探讨，尽管互有出入，但无伤总前提，
这是允许存在的。
总的说来，这次讨论是成功的，收效甚大，对当代语法的研究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词类问题的大讨论，澄清了长期蒙在汉语语法学界的一片迷雾，为词的分类和归类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
很多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给汉语的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归类尝试，结果虽不尽相同，但大体反映了汉语词类
的基本事实。其中“”前影响较大的是《暂拟体系》（张志公主编）的词类系统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丁声树等著）的词类系统，下面逐一介绍。
《暂拟体系》根据“词汇·语法范畴”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前者下辖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
、量词、代词六类；后者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五类。对各类词的定义、特点和主要用法，《暂
拟体系》还作了说明，描写细致详尽，尤利于中学语法教学，确实是以前的语法书望尘莫及的。至于体系中的
“附类说”，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故后人颇多贬辞，不妨作为小类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前身是《语法讲话》）是结构主义在中国大陆的首作。它区分词类的标准是“性
质和用法”，其实质和“三结合”标准差不多。与众不同的是，《讲话》并未采用一般的“虚、实词”说，而
是一次性地把汉语的词分成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语助词、象声词等十类。
在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语法书中，《语法讲话》最早将量词独立成一大类，这是很有必要的。《讲话》的另一个
特点是把每一类词分成若干小类并对许多个别的词详加说明，比较具体，举例也颇精当。
期间，整个语法研究陷于停滞萧条的境地，当然也就谈不上词类研究了。
“”被粉碎后，语法研究恢复了生机，对词类问题的研究又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时期，整个词
类研究的特点是突破《暂拟体系》的框范，给汉语词类问题以新的阐述。这方面的力作是吕叔湘的《汉语语法
分析问题》和熙的《语法讲义》。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法讲义》有关汉语词类观的突出之点是把汉语的词分成“封闭类”和“开放
类”两大部分。这种划分从能否遍举（全部列举）和能产性大小这个角度出发，比较干脆利落，避免在虚实上
纠缠，也便于教学。另外，他们还根据语法功能，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比较成功地反映了汉语实词
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趋势。应该说，吕、朱二先生为汉语词类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考察四十年来的当代词类研究，我们不难认识到以下几个特点：
（1）进一步重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以前在词类区分问题上照搬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汉
语的自身特点认识不足。
（2）重视词类划分标准的探讨和研究。划分标准是个很棘手的理论问题，整个词类大讨论几乎都是围绕
这个轴心，此后的不少学者也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方面的成绩还是不小的，“三结合标准”（
词义、形态、功能）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公认。
（3）重视词类界划的研究和说明。以前的各家只给词作简单的分类，至于各类词的界限以及如何判定某
一个词的性质等，则常被忽略，即使有所提及也是言之不明。当代学者显然在这方面又超越了前人。如不少人
采用的以“鉴定字”和“重叠式”来区分词类的方法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起码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手段。
（4）重视词的兼类和活用的研究。词类的活用和兼类现象解放前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他们对“活用
”和“兼类”的差别往往辨之不明。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王力认为凡属兼类词必须具备两种
以上的常见用法（详见《中国语法理论·新版自序》上册第22－24页，中华书局1957年1月版）；张
志公认为一词兼类的意义必须相关（详见《汉语语法常识》第21－22页，中青出版社1953年11月版
）；吕叔湘认为：“主要的原则是：凡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都可以这样用的，不算词类转变；凡是在
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不是都能这样用，而是决定于习惯的，是词类转变……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
而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46
页）；熙认为：“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但是兼类的
词只能是少数，如果把A和B分为两类之后，大部分A类词同时兼属B类，或大部分B类词兼属A类，那只能
说明我们当初把A和B划分为两类词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语法讲义》第39页）；胡裕树认为：“甲类
词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修辞上的需要，偶尔用作乙类词，这是活用。”（胡编《现代汉语》第332页，1
982年10月第4次印刷）等等，这些观点都很有见地，较好地解决了汉语词的兼类和活用的问题。
（5）不仅重视各类词的研究，而且重视每个具体词的语法功能的揭示，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动词
用法词典》等，这无疑是对词类研究的深入。
当代词类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对如何把握好“意义、形态、功能”这三结合的标准，以及如何
确定一个公认的词类体系，还缺乏一致的认识。但是，当代词类研究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
结语
纵观汉语词类研究的整个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理出这三条线索：
1．标准的多重化
曾有不少人企图通过一条标准（或意义标准或功能标准或形态标准）来给汉语词作一个彻底的划分，这种
愿望是好的，因为这样不会有交错的情况出现。然而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不合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客观实际
。于是很多学者只好深入探求，终于由单项标准发展到今天的多重（三条）标准，同时还找到了其他的辅
手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划分词类的能力，使问题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
2．分类的精密化
回顾汉语词类研究史，可以看出对汉语词的划分是越来越细了。马建忠和黎锦熙参照印欧语法，把词分成
九类。此后，依据汉语特点，吕叔湘把“语气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王力把数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科学院语法
小组的《语法讲话》又把量词单独立为一大类。另外，越到后来，词的次范畴（小类）也越多，这些都表明汉
语词类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精细了。
3．角度的多样化
传统词类研究多从意义的虚实出发，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随着词类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角度也不
断增多。比如有人从功能的角度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从词的数量的多少和能产程度的高低这一角度
把词分成了开放类和封闭类两大部分。这两种分类法不仅给语法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子，同时也给语法教学提供
了不少方便，对后来者也不乏启迪。
从词类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认清汉语的特点，从而找到更为合乎汉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
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
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
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
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
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
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
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
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
能，这是为什么？
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
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
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
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
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
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
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
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
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
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
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
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
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
“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
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
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
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
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
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
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
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
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
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
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
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
”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
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
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
方面进行验证。
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
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
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
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
一斑”的作用。
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
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
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
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
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
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
4．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
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
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
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
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
，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
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
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
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这首诗背下来了。
4．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
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
（7）敌人打退了。
（8）我们打退了。
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
的主语理解成受事。
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
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
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
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
“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
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
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
）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5．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
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
如：
（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
不改变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
（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
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
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
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
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
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
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
（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
（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
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
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
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
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谁的孩子妈都爱。
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
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
（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
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
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
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
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
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
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
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
。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
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
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
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
（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
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
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
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
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
（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
（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
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
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
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
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
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
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
．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
探索》
(一)合离并重
长期以来，离合词都以“离”作为教学重点，但是在教学中，可先以“合”的形式完成词汇教学内容，包括其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在认清“合”的用法的基础上学习“离”的用法。1．词性方面离合词无论“合”还是“离”的用法都跟其词类属性有某种关联，《新大纲》有11个离合形容词，它们是:有名、着急、害羞、伤心、讨厌、倒霉、过分、过瘾、合身、随意、淘气。形容词常充当定语、状语、补语成分，一般能受程度副词修饰，有些可带“着、了、过”，不能带宾。《新大纲》的2个离合副词是迎面、当面。副词只能充当状语，如“迎面走过来、当面说清楚”，继而其“离”的用法也比较统一。2．结构类型方面《新大纲》里11个中补式离合词有很多共同特点:(都是动词(“合”的时候除了“起来”都可带宾语(都不可用“着”扩展，除了“提醒”，一般不用“了、过”扩展。最重要的是，类似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它们都可用“得”或“不”扩展为可能补语的结构，用来表示急切想知道答案的心理，其中只有“提醒”不具备此种扩展式。
(二)注重语用
离合词无论“合”式还是“离”式，都有其语用环境，能造成不同的表达效果。1．“合”式的语用价值首先，离合词合用时算作一个词，其表达的意义是一个整体，放在句中实际上是表达事件的整体性，并无特别强调之处。其次，从语体来讲，“合”比较书面，“离”比较口语，所以在严肃庄重场合不宜使用或过多使用“离”式，比如“A领导和C领导握了个手，谈了会儿话”就显得太随意，换成“A领导和C领导亲切握手并进行谈话”就合适多了。2．“离”式的语用价值本文对离合词的扩展式不再赘述，仅以魏淑梅《汉语动宾式离合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2010)中对扩展式的分类为依据，按照其文中的观点，离合词的扩展主要分为三大类，一为插入成分，二为重叠动词性语素，三为倒装①，“离”式将整个词分为两部分使用，必然会产生对某个部分的强调作用，同时离析以后使语言更加灵活多变，形象生动，增强了语言的口语性和生活气息。首先为插入成分:一为插入动态助词着、了、过，二为插入定语，包括数量词/短语、代词、形容词或名词，三为插入补语，包括数量补语、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可能补语。其次为重叠动词性语素，多数动宾式离合词的动语素可以重叠，形成AAB式，一般表示短时或者尝试性的，或者在征询意见、发出请求时，可以进入这种格式，动词性语素重叠后，可以体现出轻松、随意的味道，或者能够起到舒缓语气的作用，如“跑跑步、上上网”。但有一些非自主性的动宾式离合词是不能进入这种重叠格式的，例如不能说“起起床、住住院”等②。离合词重叠式除了AAB式，还有“A一AB，A没AB，A不AB，A了AB”，其中“A没AB和A不AB”主要用来提问，需要听话人对动作做出相对明确的表示，答语通常只用“A或没/不A”。这充分显示了离合词的可分离性，而A一AB和A了AB则有和AAB差不多的语用功能，表示短暂、随意等，如:散了散步，聊一聊天。最后为倒装，在一些动宾式离合词的内部，两个语素可以进行前后语序的调换，以此形成倒装结构，同时也就构成了强调句式，我们认为倒装以后实际是在强调宾语成分，如“结婚———婚已经结了”“打折———折打过了”，倒装后实则等同于将宾语提前进行强调。
(三)注重交际频度
《新大纲》中收入了18个非词汇单位，它们是:下雨、唱歌、刮风、爬山、刷牙、抽烟、购物、流泪、付款、划船、戒烟、挣钱、盖章、候选、经纬、聋哑、正负、棕色。它们大都属于动宾结构，也就有一些类似动宾式离合词的用法，这可以看做是《新大纲》一种大胆的尝试，这些语言单位都具有较高的交际频度，所以对外汉语教学中离合词部分的教学应该以“交际”为目的，掌握一种语言单位的使用情境及基本用法。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各种教材和工具书才更要注意尽量保持版本的一贯性，同时兼顾选词的交际频度，那么无论是“教”还是“学”才有据可依。
(四)结论
汉语作为孤立语，是一种非常讲求情境的语言，在离合词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阐述其性质和扩展用法，有时是事倍功半的，尝试把注意力放到语用上，先教会学习者什么情况该用“合”什么情况该用“离”，在弄懂“合”用法的基础上，按照词汇等级和扩展式的复杂程度，逐级拓展，能避免该合不合，该离不离的情况，从而进一步提高学习者使用离合词的能力。
作者：彭婕
摘 要：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从汉字、语序和流水句三个方面讨论汉语言和汉民族文化的对应关系。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汉语；汉民族；文化；语言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转贴于
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罗常培1989/1996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
[3]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英汉语言；问候语；差异
前言
问候语作为社交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普遍的语言表达，在各国文化中都具有建立和延续各种人际关系的作用。通过问候语的使用，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角色以及二者之间的亲疏关系被突出出来并加以确定。它们也是一种常规用语，构成了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同一语言内部，其成员对问候语的使用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社会习惯；然而，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各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使用问候语时经常会产生一些交际失误。本文将从语言学不同角度对英汉招呼语进行了系统对比分析，通过内容、意义、结构、称谓、合作原则等方面的对比，指出不同语言的问候语在表达形式和实际使用方面的差异。
英汉问候语的功能和使用是相似的，但其在内容、语义、句型结构等方面却是大有区别的。接下来本文就将逐一从五个方面对英汉问候语的差异进行对比。
一、内容差别
中英文招呼语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问候语内容的差异。从古至今，中国人不仅把食物作为人的第一需求，而且还将其作为聊天的中心，所以人们一见面通常使用“吃了吗?”作为问候语。在英语国家，人们通常将谈论天气作为问候语，如，“Lovelyday．isn’tit?”(天气挺好，是吧!)，“It’ss0coldtoday，isn’tit?”(今天真冷，对吧?)，“It’sextremelywindytoday，isn’tit?”(风真大。不是吗?)。这种语言现象主要归因于英国多变的天气。由于英语和汉语一些习惯性的问候语在内容方面存在差别，所以在使用时应考虑文化差异，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尴尬。例如。在英语中“你吃了吗?”并不是一种问候语，而是男士向女士发出的邀请。
中文问候语的内容可以根据说话双方的关系、场合、心理状态等进行变化。汉文化中习惯使用诸如“你在忙什么?”或“你去哪?”等传统的问候语。这类问候语的目的不是询问，而是表达说话人的关心。听话人可以用一些模糊的字眼如，“瞎忙”、“出去”、“有事”，作为回答。在英语文化中，一些个人信息被视作隐私，只有和非常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时才会说起。而且英语问候语的内容也有很大的约束性。汉语中的“你在忙什么?”或“你去哪?”在英语文化中就会被作为一种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曾经有一位外籍教师向学校领导抱怨经常会有人询问他要去哪里，要做什么，甚至陌生人也会这样发问。他认为他在中国没有人身自由。直到外事人员给他做出解释才罢休。由此可见一种语言中的问候语在其他语言中可能并不适合。
二、意义差别
英汉问候语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表达意义上的差别。汉语和英语有时使用相同的问候语，但是由于语义场的不同，两者表达的意义也有所不同。
English
Chinese
Goodmorning!
早上好!
Goodafternoon!
下午好!
Goodevening!
晚上好!
从以上两者的对比可以看出，英语中的一些表达在汉语中都能找到对应。但是汉语的“早上”指的是8点以前，而英语的早上指的是从太阳升起到中午的这段时间。所以英语的“Goodmorning”比汉语的“早上好!”在一天内可使用的时间范围要长。而“Goodafternoom”则是中午到下午6点之间一个较为正式的问候语；“Goodevening”也是用于下午6点以后的一个较为正式的问候语。这两者在汉语的日常会话中都找不到对应项，除了在电视电台广播节目，或是正式的演说中出现。相同的例子还有英语中的“Hi!”是一个中性问候语，在汉语中也没有对应，只能根据发音用“嘿!”替代。事实上，“Hi!”同汉语中的“你好”意义相近，只是在意思上表露的不甚明确。
三、结构差别
英汉问候语在句子结构上也存在差异。例如，汉语也有将天气作为问候语的时候，但是汉语通常使用感叹句，如：“天气真好!”或“天气真糟糕!”来表达对好天气的欣喜和对坏天气的不满；而英语通常使用反意疑问句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如，“Lovelyday，isn’tjI?”，“Il’sextremelywindytoday，isn’tit?”，这在汉语中却是极为少见的。类似的差异还有在汉语中有很多可以用“是”或者“否”来回答的问候语，如。“上学去啊!”，“出去呀?”，“洗衣服啊?”但是英语中就没有类似的问候语。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汉语的问候语在一些场合趋于简化。熟人在路上见面的话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多以“嘿!”或“改天我再找你!”，“哪天我给你打电话!”。
英语问候语形式较为固定，回复也较为正式。如，
——Howaleyou?
——Fine，thanks．／I’mfine，thanks，andyou?
汉语问候的形式就较为灵活，并随着现代生活的步伐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双休日打算去哪?，上网了吗?，你们单位效益怎么样?／现在在哪儿干呢?
四、称谓差别
英汉问候语的差异在称谓上也有所体现。首先，汉语的人称代词比英语要丰富。仅仅第二人称汉语就有“你”和“您”，而英语只有“you”，而且单复数均可用。一般而言，“您”是和较高的社会身份相联系的。地位低的人称呼地位高的人为“您”。而地位高的人称呼其下属为“你”。汉语中还有很多用于称呼对方的敬语和称呼自己的谦卑语。例如，称呼别人用“君”、“公”、“先生”、“足下”、“阁下”等，称呼自己用“鄙人”、“在下”、“弟子”等。尽管汉语的代词比英语要丰富的多，但是汉语问候语中的代词的使用却远不如英语的频繁。通过下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差异。
(1)Howaleyou?最近怎么样?
(2)Howisyourwork?工作怎么样?
(3)Howisyourfamily?家里都好吧?
“老”是汉语中常用的称谓前缀，用在姓氏前表示对被称呼人的尊敬。人们在称呼地位较高或者年龄较长的人时，多用“老”。如，“张老”，“李老”等。但是在英语中相应的翻译就变成了“OldZhang”，“OldLi”，失去了尊敬的意味。因为在国外称呼对方“老”是很不礼貌的。在使用问候语时，直接称呼对方“先生”、“小姐”或“女士”即可。
其次，在中国，一个人的职业或头衔可以直接被用来当作称谓，如。赵经理、李校长、王工程师、张老师等。但是我们很少听到英语中有这样的称呼“BureauDirectorSmith”，“ManagerBlack”，
“PrincipalBrown”，等。在英语中，只有少数职业名称可以作为称谓使用，像“Doctor”，“Governor”，“Mayor”，“Professor”等，但后面均不加姓氏。
汉语的一大特色就是有一套复杂的亲属称谓体系。根据血缘关系以及年龄大小衍生出了不同的名称。例如，英文中的aunt在中文中就有若干对应词：姑姑(大姑、二姑)，婶婶，姨妈，等等。中国人不仅用这些亲属称谓词称呼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还用于称呼非亲属关系的人或者是陌生人，以此来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如称呼老人用“爷爷、奶奶”，称呼中年人用“伯伯、叔叔、大婶、阿姨”等。而在英语中，只有称呼亲属才会使用这些词汇，对于非亲属关系的人一般使用“先生”、“小姐”或“女士”。
五、合作差别
1967年，美国哲学家格莱斯提出了会话交际的合作原则。格莱斯认为，为了保证会话参与者能够持续地进行有意义的语言交际，要求每一个交谈参与者在整个过程中所说的话符合这一次交谈的目标或方向，这就是会话的“合作原则”。
大多数英语问候语都遵循“合作原则”，即被问候人都尽可能回答问候人的询问。例如：
A：Howaleyou?
B：Justfine．How’syourmother?IheardsheWEkcJn’twell．
A：She’0gotaheadache．butshei8muchbetternow．
B：Gladtohearthat．
A：Thankyou!
以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为标准，汉语的问候语大多违反了这个原则。汉语问候语的回答较为模糊、笼统。
A：你家孩子出国的事情怎么样了?:
B：估计还得几个月!
A：要好好培养啊，孩子学习好吧?
B：凑合吧!
在上面的例子中，A询问事情的进展是否顺利，而B只是告诉对方一个时间，并没有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更是模糊，或许只是为了表示谦虚。
汉语中的问候语还可以用一些和问候人所说话题不相关的问题来回答。比如：
A：您老要去提水啊?
B：你这是要去哪儿?
当代学者充分地认识到了词汇层的重要性，早在60年代黄景新先生就对汉语词汇层进行了开拓式的研究，影响极为深远(1961)，却也引发了刘叔新先生对其缺点的批评(1964)；80年代，武占坤、王勤二位先生对汉语词汇层提出了新的见解(1983)；90年代，刘叔新先生将汉语词汇研究纳入到词汇体系中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汉语词汇“这个体系的层次性相当薄弱，或者说层次少而又不很明显”的结论(1990)。当代学者自汉语词汇学产生之初就对汉语词汇层次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卓越的研究，成果累累，却也误区重重。
§1．在汉语词汇研究中，首次推出“词汇层”研究的是黄景新先生(1961)。他不仅提出了汉语词汇系统存在着词汇层的构想，引导人们深入词汇系统内部，研究其处于等级秩序之中的层级组织结构；而且确定了词汇层作为词汇系统的内部组织结构是具有层次性的，是可以“逐层逐层地分析下去”或“逐层逐层组合起来”的。但是，也非常明显的是，黄景新先生是按照“词汇一语法范畴”的标准来划分词汇层的，这种按照词的语法特点来建立的词汇层就只能是语法的词汇组织层次，这已受到刘叔新先生极为中肯的批评(1963)。
词汇层是词汇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所以词汇层只能建立在词汇要素本身相对固定的等级特点之上，而不能依据词的语法特点来建立词汇的结构组织，这样的词汇层只能是语法性质的词汇层，而不是词汇性质的词汇层。因此，黄景新先生明显是将语言的语法平面和词汇平面混淆了起来，试图以语法的标准来解决词汇问题，这无疑是行不通的。
§2．此后继续进行词汇层研究的是武占坤和王勤两位先生(1983)，他们试图以词汇成分在音、义、结构、色彩及其地位、作用为标准，建立起一种纯词汇性质的层级结构，从而将词汇层的研究从语法视角转到词汇视角上来。这显然是认识到了语法平面和词汇平面的差异性而形成的一种研究理念的更新。
但是，尽管如此，在其词汇层研究中仍有不尽如意之处。词汇系统的内部结构形式，应该是“系统化、层次化”的却不是也不应该是“网络化”的。词汇成分的聚合网络与词汇系统的组织层次不是同一平面的问题。词汇成分的聚合网络是词汇成分有机关联的聚合关系的表现，而词汇层则是词汇成分在等级秩序中所形成的组织形式。将词汇内在的结构形式看作网络化的聚合形式，是源于把词汇成分在“音、义、结构、色彩”上形成的聚合关系也看作词汇内在结构形式这一根本性的错误所致。更重要的是在内部层次的划分上，“从词汇的整体着眼，整个词汇成分，分属三个层次：(1)词素(层)；(2)词(层)；(3)熟语(层)”(1983)。这样看来，语言单位的“级次”应该是划分词汇层的标准，也是词汇内在结构形式的基本骨架。但是，语言单位的“级次”，只是词素组成词、词组成熟语的“生成序列”，并不是词汇成分在等级秩序中形成的结构“层次”，更不是“词汇内在结构形式”。以语言单位的“级次”为标准分析词汇层，这其实是按照语言单位的线性组合关系来分析词汇内在结构形式的结果，而这种结构层次并不能揭示词汇系统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的整体性质。
在词汇系统的研究上，语言词汇由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语素、词和固定词组这三种语言的实体单位构成，这是词汇体系研究的要素平面的问题，而词汇层则是词汇体系研究的层级平面的问题。虽然词汇层研究不能离开词汇要素侈谈结构层次，但是词汇层研究却并不是以语素、词、固定词组分别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而是从一个个的语素、词、固定词组相互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上来考察其相对固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显然，两位先生是混淆了要素平面和层级平面的差别，以要素平面上语言单位的“级次”，当作词汇成分的组织秩序来研究词汇层的，这无疑也是行不通的。
应该强调的是，按照层次性的一般认识，上位层次是由下位层次的构成单位组合而成的；一个单位是不能构成上位层次的。在语言中，“词素”可以构成词，词也可以组合成熟语，但是在词汇的内在结构中，所有的词素组合成的只能是“词素层”，而不能构成“词层”；“词层”是由全部的词组成，所有的词却也不能构成“熟语层”；“熟语层”也应该是由全部的熟语组成，而不是由“词层”构成的。另一方面，由一个“词素层”不能组合成“词层”，由一个“词层”也不能组合成“熟语层”。即使“词素层”、“词层”、“熟语层”都可以划分出若干个，而若干个“词素层”也不能构成“词层”，只能构成“词素层”的整体；若干个“词层”也不能构成“熟语层”，也只能构成“词层”的整体；若干个“熟语层”同样也不能构成汉语词汇，只能构成“熟语层”的整体。
还应该强调的是，在结构的层次分析上，整个结构的性质是由最高层次的构成单位之间的组合决定的。由于“熟语层”是词汇层的“最高级次”，所以整个词汇系统的性质就应该由“熟语层”所决定。但是，一个“熟语层”是不能完全决定词汇系统的语言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的，词汇系统的基本面貌也并不是由“熟语层”所体现的。
§3．著名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根据自己对汉语词汇的聚合形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同义组”、“反义组”等十一种真正词汇本身内部的词语结构组织的看法(1990)。不能否认，根据词汇系统内部词汇成分之间形成的种种聚合关系而得出现代汉语词汇是个系统这个结论是必然的，这是因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聚合网络也是语言词汇的本质特征之一。但是，“同义组”、“反义组”等本身只是词汇成分聚合关系的抽象和概括，是从词汇的聚合网络中将以某一共同性为基础构成聚合关系的聚合体提取出来汇聚而成的，将这些聚合体按照“类”的共同性汇聚在一起才会形成诸如“同义组”、“反义组”这样的种种性质不同的集合。这种集合中所汇聚的聚合体之间显然是缺乏足以支持整个词汇系统的语言建筑材料的特征的，由其构成的所谓结构组织也就很难说是体现语言词汇整体功能的层级结构。
词汇的聚合网络只是以词汇成分之间某种共同性为基础同其他词汇成分所形成的某种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使词汇系统形成一张无形的巨网，这张无形的巨网便是词汇系统的聚合网络。词汇成分在聚合关系所形成的这张无形的聚合网络之中，并“没有确定的顺序”，是可以“以任何的顺序出现”(索绪尔：1980)的。因此，词汇成分在词汇的聚合网络之中的分布是具有任意性的，这种任意性的网络化聚合形式显示的是词汇成分的有机关联的联系，并不具备层次性的特征，不能显示词汇成分的等级秩序。因此，聚合关系并不是词汇要素的组织结构关系，聚合网络也不是词汇要素的层级组织形式。根据词汇的聚合网络来观察词汇系统之中词汇成分的组织层次显然是混淆了词汇体系研究的聚合平面和层级平面，因而是不可取的。
虽然刘叔新先生并没有使用“词汇层”这个术语，但只要研究词汇系统就不能不研究词汇成分的层级组织结构，因此，他认为，汉语词汇系统可以划分出两个词汇层次：一是由全部词语组成的最低层次；二是由“十一种词语结构组织”组成的“高层次”(1990)。
一般地说，既然是层次，而且这层次又有高低之分，那么两个层次之间就必然也必须具有组织与被组织关系。但应该注意到的是：这“最低层次”既然是由“全部词语形成”的，那么，这由“全部词语形成”的，本身并不是一个层次，而只能是整体，在“词汇”这个范畴中，它本身并不能组织成别的什么结构，因而，这个整体也只能是词汇系统本身。而这“高层次”既然是由“十一种词语结构组织”构成的，那么，显然这“十一种词语结构组织”是这“高层次”的十一种构成部分，而且这“十一种词语结构组织”是“把全部词语都容纳进去”的，因而这“高层次”也只是由这十…—种构成部分组织而成的整体，其本身也并不是一个层次，实际上也只能是词汇系统这个整体。用这个整体去组成这个整体本身显然是说不通的。在层次结构中，高层次是由低层次构成的，高层次是整体，低层次则是组成高层次这个整体的部分或者是要素，而绝不是这个整体本身。既然这“最低层次”和“高层次”都不是“层次”，只能是词汇系统这个整体，因而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层次关系，而不存在层次关系两个部分之间也就谈不上什么“结构组织”了。而从不存在结构关系的各个部分之间来观察它们的层次关系，也就当然会得出“不很明晰”的结论的。实际上，即使我们仍将“最低层次”和“高层次”看作层次，那么这两个层次既然是按照“意义结构的关联”形成的，所以，这样的组织结构基本上只是词汇成分的一种“语义”的组织结构，仍不是词语之间的纯“词汇”性质的组织结构。这种语义上的组织结构，与黄景新先生按“词汇一语法范畴”建立起来的具有语法性质的“词汇层”，虽有质的差别，但对词汇系统而言，都不是决定着词汇系统整体性质的内在的组织结构。
§4．正像刘叔新先生强调的那样，一个系统，必须具有“自身有条理的组织状态”(1990)，但是，系统的组织状态是由——定层次性的结构表现出来的，而这“一定层次性的结构”所体现的应该是也只能是这个系统的最基本的功能。所谓功能，就是事物所发挥的外部作用，是一个系统在对周围的客体、对象以及环境所发挥的作用中表现出来的其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以及时空形式的外部整体性质。功能与结构是统一的。既然在语言系统中，词汇就是语言的建筑材料，那么向言语交际提供语言的建筑材料就是词汇系统最基本的功能。能够反映这个功能的结构层次，才是词汇系统的层级结构组织。
虽然系统的层次性是具有多样性的，词语之间的聚合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但能体现词汇系统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这一最基本的功能，作为层次分析依据的却只有一个，而不能把词语之间的所有关系都一古脑儿拿来作分析层级组织结构的标准。这正像军队中的连队，连队的成员之间具有年龄的关系、籍贯的关系、文化程度的关系、政治面貌的关系等各种关系，但是决定连队作为军事单位的组织层次的，只有一种，但却并不是这类关系，而是连队成员之间作为战斗员的组织关系，这种组织关系才是能使连队发挥作为军事组织的整体功能的基础。如果我们从连队成员之间的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关系上来观察连队的组织结构，是不会发现连队的组织层次的。同理，词汇系统的组织结构只能依据语言的建筑材料这个基本功能来考察其组织形式。
§5．当代学者对词汇层做了很多研究，但其缺点是混淆了语法平面和词汇千面，混淆了词汇的要素平面和层级平面，混淆了词汇的聚合平面和层级平面。结构与功能统——原理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词汇层划分标准问题的关键，因而可将词汇系统首先分为“造句词汇层”和“构词词汇层”作为最高层次上的两个组成部分。这两个词汇层就决定着汉语词汇的整体系统性质。
接下来的问题是由造句词汇层和构词词汇层组织而成的这种层级组织结构的内部组织形式的研究。实际上，这个研究在现代词汇学中当代学者早已进行了这个工作，诸如词汇学中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以及方言词语、古语词语、专业词语、新造词语、外来词语的研究，根词以及语素的实虚、成词与不成词、定位与不定位等等，实际上都反映了现代语言学者观察浯言词汇的朴素的词汇层次的认识，只不过是只平列出了结果，并没有将其层级化而已。根据汉语词汇学研究的现有成果，可以将造句词汇层首先划分出通用词汇层和非通用词汇层；通用词汇层再分析出固有词汇层和借用词汇层；借用词汇层只包括方言词汇层和外来词汇层；固有词汇层具有专有词汇层和普通词汇层，普通词汇层又可分新造词汇层和旧有词汇层，旧有词汇层包括传承词汇层和复生词汇层，复生词汇层再分文言词汇层和固有词汇层；非通用词汇层只包括专业词汇层和习惯词汇层。构词词汇层可划分为语根词汇层和非语根词汇层，下位再按照是否独立成词，分别划分为独用和不独用两类。
上述造句词汇层和构词词汇层的层级组织形式，虽然各个层次的划分着眼点略有不同，但基本上是以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为基本骨架的非终极性结构。人们仍然可以根据需要继续划分其下位词汇层，直至最小的词汇层为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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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叔湘：《语言和语言学)，载《语文学习)1958年2月号、3月号。
一、来华汉语语言生中国文化课教学现状
1．教师的文化课教学情况教师的角色定位不准。教师在汉语语言生的中国文化课课堂教学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要么在授课过程中过分侧重讲解语言知识，忽略了文化知识的传授，使文化课沦为语言课;要么虽然讲的是文化知识，但全部用汉语讲解，不利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导致学生听不懂，失去了文化课教学的意义。文化课教师必须弄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必须明白中国文化课教学不同于纯语言教学，是要以语言为工具来实现传授文化知识的学习目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师能力不足。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课教学的课时少，分量不足，问题的原因在于专业的文化课教师师资力量不足。已有教师的中国文化底蕴不足，文化驾驭能力缺乏。有的教师由于专业原因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化，在讲授文化知识时只注重中国文化知识的灌输，很少考虑到教学对象的母语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际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它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同样会产生强烈的负迁移效应。”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主动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现象的对比教学，导致留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中国文化知识，从而削弱了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由此可见，文化课的课程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当务之急。教学手段单一。教师大多采用讲授法在封闭的教室内进行教学，没有或很少有实践活动，在利用现代化多媒体信息技术、营造中国文化环境等方面做得也不够。
2．教学模式问题目前，在汉语语言生中开设中国文化课主要有三种模式:专题讲座模式。这种方式适合汉语程度较高的留学生，在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留学生中开设还是比较适合的，而在汉语程度较低的语言生中采用此种模式是非常不合适的。传统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师常常运用演绎的方法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样很容易形成过度概括，使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某种刻板印象。”文化教学的实践活动过少，留学生缺少实践的机会。实践课模式。有的高校认为汉语语言生对汉语的掌握程度不够，只采用实践课的模式，学习一些诸如中国武术、太极拳、剪纸、书法和中国画这类的实践课程，而没有开设文化知识课。
3．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方面文化课课时少，设置的内容不够丰富。以长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为例:汉语语言生的文化知识课每周仅有2学时的中国文化专题讲座及20学时的语言文化实践活动。目前适合文化课教学使用的教材相对缺乏，大部分高校为汉语言本科生开设的文化课采用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概况》及韩鉴堂编写的《中国文化》，而来华汉语语言生的文化课却没有合适的专门的教材，只有教师自己准备的资料或自编教材。
二、来华汉语语言生中国文化课教学改革的具体对策
1．要帮助留学生端正文化学习态度，实行分级分层次教学明确文化学习是更高层次的汉语学习，要想学好汉语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的文化、走进中国的文化中去。在学生汉语程度低的情况下，依托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根据学生的实际和个体差异分级分层次教学，制定低、中、高三层次的教学目标以及相应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初级程度的学生以文化实践课或者观看图片、录像、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文化教学要始终结合语言技能的操练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来进行。中高级程度的学生可以采取CBI理论下的主题模式:可以就每个主题进行讨论，对中外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培养留学生的文化判断能力和鉴别能力，促进他们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要素，而不仅仅是将中国文化的相关知识传授给他们。
2．补充师资力量，加强已有汉语教师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培训壮大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师队伍。在教师的选择上不能只招收中文专业的教师，相关历史专业、教育专业也可以胜任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中文专业的教师教授汉语语法上占优势，而在教授中国文化方面，历史、教育专业的教师则更胜一筹。当然，既能教授汉语言又能教授文化的双料教师才是最符合标准的对外汉语教师。
3．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中国文化课教学不能只局限于教师的单纯讲授，要将语言和文化很好地契合，要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教学。
4．课程设置要合理，中国文化教材要简单易懂在现有课程基础上适当增加文化课教学的比重，在汉语语言生中可以开设太极拳、武术、京剧、书法、国画、剪纸等课程。还可以开设彰显地域文化的课程，比如，我们身处吉林省，可以开设介绍东北二人转的特色课程。这些课程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留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影视课、文化知识课、实践课1周各2学时，这样文化课的课时增加了，但也未暄宾夺主，没有占用学生过多的时间。文化课教材尽可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在初、中等水平的汉语学习者中可以尝试使用媒介语的教材或该国的母语编写的教材，使外国学生突破语言水平的限制，在更深层次和更广泛内容上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促进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
作者：金吉华单位：长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关键词：英汉语言；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
1历史文化差异
历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积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交际时，会经常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而出现的交际、理解难题。
例如，“东施效颦”这一汉语成语典故，对中国人来说，不难理解其文化内涵，但对于不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西方人来说，若仅仅理解为“tung shih imitates his shih”，就没有准确、形象地表达和再现原典故的含义。东施是谁？西施又是谁？就没有交待清楚。为了让西方读者能了解这一成语的内涵，比较合适的做法是采用加注的方法: tung shih imitates his shih (his 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tung shih was an ugly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这样，就会使读者一目了然。
对于有些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可采用类比的理解方法。据说，有一次周总理陪外国客人观看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翻译作了很多说明也没能让外国客人弄懂故事内容。此时，周总理提示翻译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通过这一类比，外国客人马上明白了剧情的主题思想。
中国历史灿烂悠久，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历史成语典故俯拾即是，意蕴浓厚，如：卧薪尝胆、负荆请罪、亡羊补牢、塞翁失马、滥竽充数、朝秦暮楚、毛遂自荐、班门弄斧、名落孙山、三顾茅庐以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蜀中无大将，寥化作先锋”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等，每一个历史典故和成语都包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都是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因此在交际、理解时，应在弄懂典故含意的基础上，注重文化之间的差异，采取恰当的交流、表达方法。
中国文化如此，西方文化亦如此。《圣经》中仅收入辞典的典故就有700条，莎士比亚作品的典故更是熠熠生辉，有些莎士比亚作品的人物和事件本身就成了典故。
2地域文化差异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在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南面为主，北面为朝”，南为尊北为卑的传统，人们经常说“从南到北，南来北往”，“南”的方位在说法上常常置前。而英语文化却恰恰相反，英美人从英语地域文化上来理解汉语中的“从南到北”，自然是“from north tosouth”，“北屋”为“a room with southern exposure”。诸如“西北”、“西南”、“东北”、“东南”之类的方位词语，英语方位在说法上也和汉语文化相反，分别为“northwest ”，“southwest”，“northeast”，“southest”。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风”象征“春天”、“温暖”，它吹绿了中华大地，使万物复苏，故有“东风报春”之说，所以中国人偏爱东风。而英国的“东风”(east wind)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象征“寒冷”、 “令人不愉快”，所以英国人讨厌“东风”。不过英国人喜欢“西风”，它给英伦三岛送去春天，故有“西风报春”之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就曾写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在诗的最后，诗人名传千古的佳句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oh，the west wind，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理解此诗时应对这一地域文化差异作一注释，否则会给缺乏英国地域文化知识的一些汉语读者造成困惑或误解。
地域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不同民族在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有些事物在一种语言文化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且能引起美好的联想，而在另一种语言文化里却平淡无奇，毫无文化意义。这就是文化的个性和差异。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为具有老黄牛精神。古往今来我国不少名家皆喜以牛自喻:鲁迅先生曾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明代名臣蒋冕年迈衣锦还乡后，皇上御诗，称其为“江南——老牛”，蒋冕也作诗谢辞:“老牛用力已多年，劲破皮穿只想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耕牛与农民朝夕相处，且勤劳忠厚，自然形成了中国人对牛的热爱和赞誉。与中国不同，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牛则很少干活，因此马在英美文化中则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
3风俗文化差异
风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规定和习俗。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用的几句客套话是“你到哪儿？”“你要干什么？”“你吃过饭了吗？”，这几句话中国文化里并无多深的含意，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礼节性的打招呼的一种形式。然而西方人对这几句却很敏感和认真，“你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在他们看来纯属自己的私事，别人不能随便打听，除非是亲密的朋友。而“你吃过饭了吗？”则使他们不知所措，对方会以为你想请他(她)吃饭。像这样的见面问候，应视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为英语惯用语“hello”，“goodmorning!”,“how are you?”等。
各民族的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共性的东西，但更多的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个性的东西。
4宗教文化差异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有神话中的“龙王”，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爷。而这些概念欧美文化中并不存在。欧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对于中西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在交流、理解时应予注意。例如，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刘姥姥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时，把它英译为“man propses，god disposes”，似乎神形兼备，汉语成语巧对英语谚话。但由于两者存在着不同的宗教背景和深层的文化差异，译文就有使刘姥姥由信佛变成了西方基督教徒之嫌了。因为严格地说，此例中的“天”与“god”并不完全对应。在此认为用“heaven”来代替“god”更忠实于原文。
总之，文化差异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在两种语言之间交流、交际、表达，除了通晓两国的语言文字外，还必须有深厚的两种语言文化功底，深刻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而且做到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等值，也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做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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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是在虚拟空间的一种“方言”，它的类型有:数字型，88(拜拜);谐音型，荡=download(下载);字母型，MM=妹妹;符号型，“O．O”表示“惊讶”的表情;同音型，围脖=微博;新造类，如“神马都是浮云”。
二、网络语言对语言文学的影响
对于网民来说，网络语言有着独特的魅力，对于专家来说，也由原来的不认同到逐渐重视。网络语言以及网络文化的迅速发展受到了教育界、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伴随着对网络语言的深入研究，产生了一门新的语言学科—网络语言学。由此可见，网络语言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语言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两者互相影响又互相包容，语言研究其中一个热门话题便是网络语言，虽然它的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法还不够完善，但是从深层次上来看，网络语言是对语言文学的一场革新，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在虚拟网络以及网络外部环境的双重磨合下，现在的网络语言已经与前几年的杂乱无章大不相同了。网络语言在逐渐地形成一种语言系统，其传播媒介是网络，网民是语言社团的主体，在网络语言系统里，没有人是权威专家，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创新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创造新的词汇、新的语言，而且一旦大家认可了就会很快的在网上传播，当流行起来又会从网络进入到现实生活，这样就丰富了汉语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创新和发展。通过网上搜索，我选出两个最具特点有代表性的两个字来分析，总结一下它们特点以及为什么受到网民的追捧，进而能够深入研究网民的使用心理，也来分析一下网络语言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这两个字就是“囧”和“槑”。
1．囧读音:jiǒng。其实是由“冏”衍生而来的，在现代字典里根本查不到。两个字是相同的读音。冏的意思是“光明、明亮”，也可以解释为“鸟飞的样子”。“冏”在古代常用，对现代来说是个很生僻的字。网义:悲伤、无奈、悔恨、无力回天，窘迫或者特别尴尬的心情。乍一看到“囧”字，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呢?第一感觉是不是像一张方脸，眉毛是“八”字形的，下面是一个张开着的嘴，像是一个人悲伤地表情，让人感觉到了悔恨却又无可奈何。再仔细观察呢，好像还有点搞笑的样子，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网友们单独使用的时候，它就是“无奈、尴尬”等类似的意思，如“期末考试数学得了59分，差一分啊，囧!”这个“囧”字代表了伤心或是无奈的意思，却又比单纯的伤心更加形象，就好像是看到了当事人当时的表情似的。这是“囧”字最开始使用的时候的意思，随着“囧”字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一个方面的意思已经满足不了网友们的需要，于是又有了新的含义“拜服、钦佩”，如“囧!史上最搞笑图片”，这是网友在BBS上发的帖子的标题，根据帖子的内容就能体会到发帖人所要表达的是对图片的拜服。网友们可以根据在不同场景中判断“囧”字的含义，更加体现了网络语言的魅力。
2．槑读音:méi。原义:同“梅”，是梅的异体字，同样是个生僻字。网义:形容一个人很呆，很傻，很天真。其实，“槑”的本义跟“呆”是相差甚远的，因为“囧”的流行启发了很多的网友，使“槑＇成为了又一个深受网友喜爱的网络新词语，像是两个“呆”，意思便是比呆还要更呆，网友们丰富的想象力使一些生僻字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对于像“囧”“槑”这些字在网上的流行，大家也由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这是对汉字的不尊重，属于恶搞，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损害;也有的人认为，这样的方式提高了人们对于生僻字的关注，是利于汉字文化传播的。其实，文字的意义本来就是用来便于人们交流的，我认为网络语言是对汉字意义的丰富和创新，这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和文化传播。网络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不断深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初网友们是为了节省时间，因为五笔输入法并没有普及，网上交流的时候为了方便就出现了一些缩略语或者是谐音词。比如，88(拜拜)。这样交流起来速度得到了很大提升，这算是网络语言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网友为了在保证速度的同时更加体现自身个性，所以出现了很多的表情符号，如“O．O”表示“惊讶”。网络语言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伴随着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加，网络应用更加广泛，人们更加喜欢追求新鲜事物，网络语言得到了丰富。比如，前面提到的“囧”“槑”。这些网络词语的流行，从文化高度上来说是这个传统文化的另类创新，是一种新文化的诞生———网络文化。就汉字来说，它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系统，汉字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等，而网络文化则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和视频等表达观点的一种文化成果。以“囧”作为例子，它是网民对文字意义的扩展，因为它的频繁使用，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古汉字，人们对古汉字的热情被激发了，挖掘出了更多的生僻字和古汉字。每次出现一个有趣的汉字，网友们都积极表达自己的创意，与此同时也会感叹先人的伟大，也增加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所以说，网友们根据文字的字形创造出新的含义，不但使文字的表达更加生动形象充满趣味，而且网友之间交流方式也变得独特，满足了现代年轻网民追求个性的心理，使网络语言更加有特色。网络语言的这些特征符合了网民的心理需求。但是，如果不对这些网络语言进行规范的话，容易造成对我们现在的语言文字体系有消极的影响，甚至造成文字应用上的混乱。比如，一些广告语乱改成语，“一见钟情”被“箭牌口香糖”改为一箭钟情;某品牌的摩托车打出的广告语骑乐无穷，等等。青少年网民在网络上习惯肆无忌惮地使用这些网络新词语的同时，要注意加强规范，否则不可避免的将出现类似问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些网络新词语，一方面，是因为新奇有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网民们的社会文化心理。
网络语言的形成是两面性的，下面就以这两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1)网络语言带来的积极影响。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的更新和发展，都是在使用之中不断进步的。从文字本身来说，网络语言对汉语言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同英语，每年都有很多的合成词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所诞生。网络语言通过缩略、符号、借用一些外来词或者将传统的汉语赋予新的意义等手法来创造新的词汇，不但形式多种多样，使用起来更是灵活多变。网络语言的语法打破了常规语法的规则，既改造了传统的汉语语法系统，又将英汉语法的规则融入其中，使人们文字语言表达更丰富，不受传统语言的制约，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增加了色彩。文化交流也随着网络文化的盛行达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繁荣。比如，之前提到的“囧”这个字的流行，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也使语言的表达更加形象。就拿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影名字为例“人在囧途”，如果电影名字是“旅途的尴尬”，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言而喻。另外，很多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也是由于网络文化带来的乐趣激发的。从另外的角度看，流行起来的网络语言大多数是来自于社会的热点人物或者事件，从侧面体现出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一部分趋势，因此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注意可能就是因为某一网络词语的频繁出现。网络语言很多都体现了一个具体事件，如“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很流行，在网络以及现实社会的迅速传播，引起了人们对事件本身的高度关注，由此看来，网络语言之所以流行，也是因为人们对这些词汇的出处非常关注。如今，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人在网络上都可以畅所欲言，网络不仅成为大众表达看法，参与社会生活最普遍最便捷的方式，甚至成为信息传播的最主要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一现象，网络语言才能如此迅速的发展起来。
(2)网络语言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来说，一部分网络语言偏离了汉语规范。网络语言普遍是为了追求新奇和方便，在很多方面都没有遵循汉语规范。有些词语的词义被曲解，还有很多刻意的错别字，这些都会在语文教育方面有负面的影响。网民的主要群体之一，就是青少年，他们喜欢新鲜事物，而且乐于并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他们情感非常丰富，却没有很强的辨别是非的能力。青少年正处于语言的学习和培养的阶段，大量的使用、接触网络语言，接受了其中不规范的特点，容易不规范表达的坏习惯，这对语言学习必将造成不良的影响。我就看到过有的学生在试卷上答死亡的反义词为“挂了”，这很明显是在网络游戏中形成的错误观念。与此同时，我们的书写能力、阅读能力、对语言的鉴赏能力在慢慢下降。网络是虚拟的，它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的界限，营造的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大世界。网络语言因为其丰富多样和巨大的张力建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模式。这种直白的文字和特殊的表达方式，迅速渗透到了传统的语言文化中，使得传统语言的功能变得淡化。随着全球经济化的到来，国际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是愈加频繁，这不单单是说国际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产业的交流发展也随之而来。语言作为交流的重要载体，人们也是越来越重视。新的时期，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人们对汉语也有了更高的关注，汉语言的发展也有了更为广阔的前景。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积极倡导学习汉语，外国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古老，体会到汉语言文学是魅力无穷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国是一个语言文字起源大国，汉语经过长期的发展，历史积淀很深厚，做好汉语言文化的传播是文化的需要，更是搭建国际友好关系的桥梁，汉语言对于国际交流来说意义重大。在新的时期，汉语言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所以对于汉语言文化的传播要大力度开展，扩大汉语言的影响力，逐步实现汉语言的产业化好国际化发展。当然，想要实现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这一目标还要走很长的路，汉语言文学如何发展，怎样实现更大范围的发展，这需要梳理一个长期发展的目标。要积极有效的探索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汉语言文学要注重树立本身的特点，与此同时提高自身的影响力，扩大影响范围，实现进一步的突破和提升。
关于汉语言文学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探讨和分析有以下几点:
(1)树立产业化发展理念，逐步实现产业化发展目标。对于发展文化产业来说，产业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向产业化发展对于文化本身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对其长期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大家都知道一种文化要想有好的发展就必须要提高自身的影响力。根据这一问题，人们就非常关注产业化的发展模式。关于如何实现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国际化，首先要针对汉语言文学进行有效的分析和探究，从而找到一个可行有效的发展策略制定发展规划。所以，就根据目前汉语言文化的现状我们就以汉语言文化本身的特点来进行研究。汉语言文学的基础是古汉语，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为汉语言文学提供了非常付的素材。
(2)汉语言文学的国际化。关于如何实现汉语言文化的国际化，需要一个详细的分析和全面的规划。对于发展汉语言文学来说，要想实现它的国际化，实现汉语的国际化，让汉语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中国文化想要走向世界，一个重要代表就是语言。语言其实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和沉淀，而汉语在这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就为发展汉语言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然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很多差异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龙是象征高贵、权威的，有着吉利的含义;而在西方神话中，龙(dragon)却被认为是凶残的。另外，狗在古代是一种比较卑微的动物，成语中与狗有关的大多都有贬义。而在英语的用语习惯里，大部分都可以比喻人，如Youarealuckydog(你是一个幸运儿)。文化的差异，决定了要想实现汉语言文化的国际化必须要认真研究制定科学的规划。中国的文化产业包括很多方面，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要把汉语言文学当做中国文化的代表。这就要求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针对这个问题有所准备、支持。最后，想要把汉语言文学发展到世界各地，不能只看重暂时的成效，要以长远的眼光着眼全球的发展规划，逐步建立起属于汉语言发展的系统。
(3)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树立汉语言文学的品牌来加强其影响力，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树立品牌也是符合市场化发展的需求。产业化和国际化是互相联系的，两者应该同时进行。发展汉语言文学不是独立的，它与中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是一体的。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