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5 21:22:56
从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来看，安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从2008年的526.7元增至2013年的956.03元，年均增长率为16.3%。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来看，也有明显提升，从2008年的5.53%逐年增加到2013年的7.04%。安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中部六省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数据分析显示：2007—2011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年均文化消费年长率为14.2%，仅落后于河南，处在中部地区第二。安徽城镇居民平均文化娱乐用品支出从2007年的259.91元逐年增至2012年的413.61元，在中部居于第三位，高于河南、湖北和江西。农村居民平均文教娱乐支出从2007年的283.17元逐年增至2013年的376.66元，2011年仅落后山西，处在中部地区第二。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虽呈现出增量趋于加速、产品趋于丰富、服务趋于多层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与全省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期求，以消费拉动文化发展的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状况。
（一）在消费总量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出现“井喷”。据统计，2013年安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038.87亿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应进入快速增长的“井喷”阶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比重均超过7%。2012年，居民文化消费总体增速为9.24%，小于12.1%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是区域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安徽各市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芜湖市达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个百分点。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411.16元，最高的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资源拥有方面，2012年阜阳市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56.46万册，居全省第12位，仅相当于全省总藏量的2.49%，约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数却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4.9%（常住人口数约占全省的12.8%）。二是城乡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明显落后于城镇，2013年芜湖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2456.06元，其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610.84元，仅是城镇的1/4。三是不同群体间文化消费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的农民工、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文化消费水平堪忧。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务偏少，业余文化生活总体单调，文化消费能力、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方面问题较多。
（三）在消费结构上，新兴文化消费发展不够
文化消费结构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中各项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结构一般被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两种，前者是指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后者是指发展性、知识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费。从近几年的文化统计年鉴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远低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具体表现为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和上网是主流文化休闲娱乐方式，而涉足欣赏艺术演出、创意手工制作、绘画、收藏等文化活动的居民相对较少。从全省来看，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品种还比较单一，消费层次整体不高，新兴文化消费发展力度有待增强。（四）在消费供需上，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制约安徽居民文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供给来看，近年安徽实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费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一些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活动中心虽然硬件设施较为齐备，但存在着图书种类少更新慢、文化产品单一陈旧、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目前，安徽县级电影院屏幕总数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县有数字影院，远未满足县城及周边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来看，部分文化产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特别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费，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艺术品收藏等，在价格上都高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文化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府推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传统文化产品，对新兴的文化消费需求呼应不够，对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重视不够。
三、推动安徽文化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要坚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励、靠政策支持，在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的同时，借鉴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验，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规划，出台高水准、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融资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发掘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倡创作体现徽风皖韵的原创性作品，制作既体现安徽特色又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分类打造面向市场、面向全国的一流文化产品品牌、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园区品牌。同时，应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皖中、皖南等文化产业先发地区，可整合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皖北地区城市应根据各自优势，建好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项目等文化载体，重点打造淮北洪庄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淮南志高动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宿州神游天下动漫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培育多元文化消费主体
在安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扩大文化消费，一是要特别重视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新形势，培育新型业态。扶持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传播载体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力争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围绕建设动漫大省的目标，着力发展动漫产业。谋划并建设以合肥、芜湖两个国家级动漫基地为龙头，辐射带动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动漫产业集群点的动漫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旅游、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四是通过开展文化课堂讲座、艺术鉴赏培训以及在媒体开辟文艺评论专栏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传，尤其要加大对文化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重视文化形象包装，激发消费者旅游、购物、经商的热情，引导人们转变文化消费观念，提升生活文化内涵，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费的支撑平台，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进而帮助人们提升文化层次。同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广覆盖、高效能转变。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决定了必须建立起同政府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资助项目、兴办实体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向城乡基层倾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相互衔接，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四）细分文化市场需求，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异
一、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进展
科技创新是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至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此问题，经济理论界的研究在传承中不断发展。Smith(1776)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一经济思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大家广为接受。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和变革，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传统经济增长因素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除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贡献之外，还出现了一个“余额”。那么这个国民收入增长的“余额”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经济学家经历了长期探索。Solow(1957)认为这个因素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现代经济突破传统模式增长的根本原因。Denison(1962)也认识到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另一类就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以Lucas、Romer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人力资本溢出模型(Lucas，1988)和知识溢出模型(Romer，1990)，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纳入了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之中，认为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由其技术进步水平差异所致。因此，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必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创新。之后，以Young(1991)为代表的技术扩散模型，Aghion、Howitt(1998)为代表的Schumpeter主义增长模型等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拓展，深化了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Kydland和Prescott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是技术的冲击变化所引起的。迄今为止，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共识，并深深影响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十二五”规划也强调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将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目前，我国学者更多的研究焦点不是侧重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更多的是围绕着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估算，进行量化研究。如，刘伟、张辉(2008);袁堂军(2009);胡宗义(2010);陈诗一(2010);高昌林等(2012);何锦义(2012);张浩然、衣保中(2012);邹心勇、赵丽芬(2013)，以及周绍森近几年的一系列成果等。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由于学者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测算函数形式不一、科技进步的内涵界定不一、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假设的前提不一，以及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法不一，导致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估算结果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大多数测算结果都在30%－50%之间，这一方面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中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不同侧面的贡献，能起到互相补充或交叉验证的作用。
二、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演进的理论研究进展
产业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产业结构逐步高级化的一个过程。Clark(1940)通过经验分析揭示出了三次产业逐步演进的内在规律。那么这个规律是如何形成的呢?Clark研究发现这个规律形成的原因除了需求因素之外，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效率才是关键。Schumpeter(1942)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重要贡献，并认为科技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在时间上也不呈均匀分布，先是一些企业科技成功创新，领先市场，之后是大多数企业争先跟进、模仿;产业发展的实质就是由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一个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内部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20世纪50－60年代，Kuznets在研究产业演化规律时指出单一产业部门的兴衰往往是与科技创新紧密联系的;Rostow(1963)认为主导产业部门是区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指标，而由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产业持续增长则是这些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主导产业部门的一个关键原因。Porter(2008)认为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专有知识的扩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产品的创新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范围，实现产品差异化，进而增加企业利润;过程创新或者工艺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专有知识的分享或扩散则会影响到整个产业或行业的持续竞争优势。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产业演进发展的根本原因。当前，更多学者对科技创新作用和影响产业演化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以1978年哈佛大学的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Utterback提出的描述产业技术创新分布形式的A－U创新过程模型最为典型。Abernathy和Utterback指出创新类型和创新程度取决于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形成了以产品创新为中心的产业技术创新分布规律。A－U模型为我们更好理解技术创新和产业生命周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它不仅考虑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指明了在单一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如何对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迁。吕明元(2009)运用A－U模型对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成长的路径及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特点，应该结合产业的自身属性以及特定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A－U模型。除此之外，众多学者还探索了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如，张倩男(2008)、赵玉林(2012)等;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施建军(2009)、江可申(2011)、孙冰(2012)等。近年来，个别学者开始从科技创新的需求侧，即从需求空间、需求异质性和需求条件、需求约束等视角出发勾连市场需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孙军(2008)、孙晓华(2012)等，从而改变了以往过于侧重如何改变技术创新的供给，进而推动产业发展的传统研究范式或路径。从上述研究文献可知，学者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演进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的特点，还应该结合产业的属性以及特定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三、现代科技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进展
以“文化产业”、“文化与科技”、“文化产业与科技”为关键词进行CNKI检索，之后再经过筛选，发现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产业概念的层系研究(段莉、胡惠林，2013);文化产业集群的研究(雷宏振，2012);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分析(朱智文，2013;冯根尧，2014);文化产业国际比较研究(郭玉军，2012);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研究(金元浦，2012)，等。仅有部分文献围绕文化产业和现代科技的融合问题进行了一般研究，但大多是理论的可行性辨析，或者散见于数字产业、内容产业等新兴文化业态的零星论述中。如，胡惠林(2007)就认为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产业革命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正是现代科技的不断更新与突破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解学芳(2007)、张培奇(2010)、祁述裕(2011)等在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重要性。解学芳(2010)进一步深入地对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逻辑演进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形成了互动和谐的逻辑关系;但短期内，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与现代科技进步之间往往存在时滞性，现代科技的反文化特性以及管理主体的利益之间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顾江(2010)通过构建赫芬达尔指数对我国大多数省域的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进行了测算。张京成(2011)、朱自强(2012)等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过程中纷纷认为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是这些新兴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典型特征。近两年，个别学者还对文化产业的科技贡献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如郑世林和葛珺沂(2012)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但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统计工作起步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数据收集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外有关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交叉研究的文献规模相对而言较少，且比较零散，亟需开展系统化的研究。当前研究更多侧重于理论可行性辨析，实证研究还非常薄弱，也有待今后加强。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综上，国内外学术界围绕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与产业演进以及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发展等这些相互粘连、逐层递进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较为宽泛且有益的探讨，在部分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从文化和科技交叉融合这一全新视角，将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交叉性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已有的部分研究多是一般理论可行性辨析，或者散见于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文献的零星论述，还没有形成系统，尚未厘清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驱动机制，更缺乏对此问题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定量研究。所以，今后研究的重点是探究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科技驱动机理，定量分析现代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驱动效应，以及提出符合国情的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体系。在研究中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结合，加强理论创新，力求以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来指导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作者：罗序斌 张卉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一）文化产业及其地位和作用
关于文化产业，根据2004年我国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文件及《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文件，可作客观、翔实的描述分类：
1.文化产业核心层：包括新闻、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广播、电视、电影、文艺表演、文化演出场馆、文物及文化保护、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群众文化服务、文化研究、文化社团、其他文化等。
2.文化产业层：包括互联网、旅行社服务、游览景区、文化服务、室内娱乐、游乐园、休闲健身娱乐、网吧、文化中介、文化产品租赁和拍卖、广告、会展服务等。
3.文化产业相关层：包括文具、照相器材、乐器、玩具、游艺器材、纸张、胶片胶带、磁带、光盘、印刷设备、广播电视设备、家用视听设备、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根据以上文化产业分类，我们可以认为，文化产业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
首先，文化产业具有文化传承、传播的导引功能，关系社会的文明、进步，体现国家的“软”实力。
其次，文化产业提供基本的精神文化、娱乐消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断提升生活品质。
再次，文化产业要求相关产业提供物质和技术条件，推动技术创新的深化，借助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竞争优势。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1.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传承中华文明，复兴民族文化的需要。一个民族的崛起，归根结底要从文化的复兴上表现出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灿烂的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人类智慧，不断显示璀璨的光华。民族文化产业的兴盛担当着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
2.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人类对物质生活追求的过程中，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从未停止过，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对精神文化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创造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3.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面临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考验，适时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文化资源、文化需求以及政策环境等条件，以河南省文化产业为例来说明。
（一）基础条件：资源与需求
中原文化之厚重、文化市场空间之广阔，这是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竭之源。
1.丰富的文化资源。河南省地下文物、馆藏文物、历史文化名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河南省有17项，全国古都河南有其四。考古文化、历史文化、名人文化、红色文化博大精深，人文景观、山水景观异彩纷呈，民间工艺、民俗文化、戏剧戏曲源远流长。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文化资源的丰富多彩让人叹为观止。
2.巨大的文化市场空间。河南省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人口总量约占全国人口的9%，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目前，全省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达到1.2万元，国际通行的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城镇下降到34%，农村下降到48%。文化需求将逐步呈现全面扩张势头，市场潜力巨大，文化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巨大推动。同时，河南以其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来中原旅游观光。
（二）推动因素：政策环境
2005年5月和9月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先后印发《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05－2020年)》，对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作出部署。2006年12月，河南省八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十一五”期间实现“两个跨越”的战略目标，即实现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跨越，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2007年12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又印发了《关于加快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若干意见》，对推动中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出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是基于文化产业国家战略的提出。党的“十六大”将中国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战略，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成为国民财富增长的方式和领域。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全面阐述。
三、文化产业的基本格局
（一）报业、出版、广播影视势头强劲。省电台综合实力进入全国5强，省电视台经营创收和卫星频道覆盖率、收视率、收视份额进入全国10强。河南出版集团综合实力在全国新闻出版、图书发行、广播影视等文化产业中位居第2名。《大河报》在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中的竞争力居第4名。河南省广播影视集团被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收入增幅居全国领先地位，所属奥斯卡电影院线全国排名进入前10位。戏曲电影艺术片《村官李天成》、电视连续剧《神探狄仁杰》、科幻儿童电视剧《快乐星球》等获得观众和市场的高度评价。《快乐星球》系列小说和漫画，也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
（二）文艺演出业推出一批精品力作。舞剧《风中少林》入选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剧目，并摘取了中国舞蹈界最高奖项“荷花奖”金奖，不仅把少林文化带到了全世界，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豫剧《程婴救孤》一举揽下全国所有顶级赛事的大奖，并荣获“全国十大文艺精品工程”；歌剧《木兰诗篇》、音乐大典《禅宗少林》等产生了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广告会展业较快发展。近年来，河南省国际经贸洽谈会、郑州少林武术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花会、安阳殷商文化节、信阳茶文化节、中原书市、马街书会等节会,逐步成为区域乃至全国有影响的知名节会。同时，以郑州为中心的会展业正在广泛吸纳全国性的文化论坛、经济论坛、高科技论坛。
（四）文化旅游产业不断升温。以洛阳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郑州少林寺、开封宋都古城、安阳殷墟遗址、商丘古城、温县太极拳、炎黄始祖文化广场等古都文化、宗教文化、武术文化、寻根文化旅游，以大别山和红旗渠为重点的红色旅游，以云台山等山水资源优势开展的山水旅游等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省内外、海内外的游客。
四、文化产业的前景以及与银行的合作现状
（一）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
1.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产业发展必然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文化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5%,消费视听技术文化产品出口达到600亿美元,取代航空、航天工业居出口贸易第一位,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在美国400家最富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日本文化娱乐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其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
2.文化产业战略的实施。以河南为例，“十一五”期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到2010年底，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4%左右，到2020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7%左右。同时，相应的系列政策配套正在逐步推出。文化强省的产业标志为：文化产业比较发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文化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拥有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培育一批知名文化品牌，形成科学合理的文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格局。
（二）文化产业与银行合作现状
1.商业银行尚未对文化产业形成系统规划。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商业银行对文化产业没有作为一个产业进行系统思考和统筹安排，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地位的传媒出版领域，文化旅游逐步进入视野，其他文化产业领域较少涉足。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文化产业的合作抱持审慎态度。
2.商业银行与文化产业合作方式比较单一。商业银行对现有的有合作关系的文化产业，提供的金融产品主要是存、贷款和结算等基本的银行服务，即便是贷款等传统产品，也因为抵押、担保等落实困难，最终不能到位。商业银行与文化产业合作中的创新还比较少，特别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往往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及时响应。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的文化产业数量还不多。
五、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商业银行对策
商业银行对文化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必须充分认识，对这一即将形成的支柱产业，要认真研究国家有关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加强统一的规划、协调，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运作规律和重要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一些产品和产品组合，满足客户需要、引导客户需求，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使文化产业成为业务发展和经营转型的新的增长点。近期的工作首先是围绕重点文化企业，谋求合作上的新突破，要积极关注河南文化强省的传媒出版、文化旅游、武术健身、杂技表演、工艺美术和文博会展等六大优势产业。
（一）积极推动文化产业走向资本市场
文化产业通过境内外上市，可以筹措大量资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上市有成功的范例，河南省正在积极推动，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要求报业、出版、广电单位尽快启动上市工作，加强旅游企业的上市培育。对此，商业银行要积极介入，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对像河南出版集团这样转制完成列入首批上市目录并启动上市前期工作的文化企业。目前，由于国内金融业实行分业管理，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自身优势或投资银行战略伙伴，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文化企业在境内、外上市。
（二）大力扶持绩优文化企业发展
存贷款、结算业务是基本的商业银行业务，为大多数文化企业正常运转所必需，也是目前文化产业使用最广泛的金融手段。商业银行要关注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向，帮助文化企业特别是文化企业集团，建立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财务管理模式。对绩优企业，要在基本的金融服务工具基础上不断拓展领域，提供一揽子、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鉴于文化产业的现状，可以重点发展财务顾问业务，利用商业银行在客户、网络、资金、信息、人才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文化企业的投融资、资本运作、财务管理等活动提供咨询、分析和方案设计等服务。从主要提供融资服务为主，逐步实现融资、融智并重。帮助文化企业实现良好的效益，达成经营和投资目标。
（三）不断创新文化产业的合作模式
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创新服务手段。2007年，招商银行发放贷款5000万元，支持电影《集结号》拍摄，成为国内商业银行与电影业合作取得成功的案例。事实上，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有相当部分是与商业银行合作的结果。商业银行要积极介入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的制作，甚至知名频道或栏目，如河南台的《梨园春》、《武林风》等，都可以寻求加强合作的机会。目前，商业银行与电影、电视、舞台剧合作的主要瓶颈是贷款的抵押担保问题，要探讨以电影院线收入、电视栏目广告收入、票房收入等方式设定抵押、实施封闭运作的可行性。
（四）不断扩大文化产业的合作领域
对文化旅游业，一般情况下，旅游景点属于事业单位，归当地政府管理，政府对景点实行预算外管理，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额上缴。景点收入来源主要为门票收入，其他收入包括补贴收入、旅游纪念品销售收入等。商业银行可以与服务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一并加以考虑，并在政策范围内，推动更大领域的合作。广告会展业抓好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并通过龙头企业把握相关信息，寻求合作的可能性。对文艺演出业，加强与文化主管部门的广泛沟通，探索项目管理封闭运行的可行性。对于网络服务业、文化创意和动漫、网络游戏业等新兴文化产业以及文化娱乐业、体育休闲业、艺术培训业和艺术品业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产业，应积极关注，把握适当的介入时机。共享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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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从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思想的提出，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新思考、新发展。正如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作为党在新时期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文化产业发展确立了新的价值定位，即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完善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提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由于文化产业同时兼有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使得文化产业既受制于政治因素，又受制于市场经济规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和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这些问题会以一定的方式制约和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会以一定的方式倒逼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因此，通过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与解决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困境，可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突出了文化产业的重要经济地位
党的十报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在文化领域的要求之一就是“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报告提出的这一奋斗目标，使得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文化产业是否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性产业，关键是看它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和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值。按照国际上的惯例，一个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那么该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要达到5%以上。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本国国民经济的重点和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普遍在10%以上，甚至更高。而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也正在增加其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分量，朝着支柱性产业的方向发展。按照党的十部署，到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要占GDP的5%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这一新的统计口径之下，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551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8%。201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8071亿元，比上年增长16.5%，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6.8个百分点。同时，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达到3.48%，文化产业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为5.5%。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光明，是朝阳产业和国家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产值规模较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贡献还不够大，还没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三、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化生产力决定文化生产关系，文化生产关系反作用于文化生产力。文化体制机制属于文化生产关系范畴，当其不适应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必须对其进行变革，使之与文化生产力相适应。“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性的变革，所以，党的十着重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总纲，对文化领域的改革工作从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市场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开放等方面进行全面部署，要求“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14年2月28日，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是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由此可见，十以来，党已经自觉地从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来认识文化体制改革，并且明确地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作为新时期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这一新提法是党对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重大创新，实现了党对文化体制改革重心的转变，即从党的十之前以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为重点向现在的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重点的转变，目的是解决我国当前文化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活力不够、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如果说党的十之前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是从外在层面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那么现在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则是从内在层面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是对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认识的质的飞跃，必然在实践上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强调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原则
正确认识文化产业发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这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党的十以前，我们一直强调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一重大原则，因为文化事业是公益性的，主要在于满足人们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们在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基本文化权益，而文化产业是经营性的，主要在于满足人们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之外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产业属性。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如何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2013年8月19日，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则进一步指出，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这说明正确处理好文化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而在文化产业发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上，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是对文化产业发展原则的新表述，而且还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放在总原则的前面，突出了“人民”的中心地位，这既是对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强调，也是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体现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新要求。2014年10月，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再次表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文化及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则。“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五、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指明了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规模不大、发展粗放、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较低、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对此，党的十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再次强调“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体现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文化产业发展状态和发展模式的高度认识，也为如何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确了思路：
（一）要着力于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深刻地改变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消费方式，也赋予文化产业新的内涵、新的功能和新的形态。文化产业在运用最新科技成果和推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天然的敏感和优势，如电影行业出现的数字电影、3D和4D电影等，都是内容创新和科技创新的结果。还有像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这些具有广阔前景和高参与度的休闲娱乐方式，都是在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文化科技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要着力于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这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做强做大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目前国有文化单位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封闭式改革、分业分领域的改革。特别是传媒领域，只局限于内部自身的兼并重组，如在报业与报业之间、广电业与广电业之间、出版业与出版业之间进行兼并重组，这是远远不够的。现阶段，报业不能做广电、广电不能做报业、电视网和电信网不能互相进入，虽然我们正在推进三网融合，但目前也只是有限制的部分融合。这种封闭式、分业分领域改革的格局不打破，我们就无法做到文化产品最大化和实现资源互补的效果，也无法适应当前和未来激烈的全球化竞争。
六、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法定化，奠定了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法制保障
文化产业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也是一种法治效应。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立法起步较晚，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其中蕴含了文化产业立法的思想。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法治框架也作了清晰的设计，提出“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法定化，健全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制度规范”的新思路，这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今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法制保障。这次全会不仅首次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提出文化产业领域立法的具体名称，而且还强调了立法的质量和有效性，要求所立之法是从“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而来。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之所以必要，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是文化产业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起步和初级阶段，国家通过制定各种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主要推动作用。而在文化产业步入快速发展和走向成熟阶段，则需要制度性力量尤其是法制力量予以规范，以确保市场行为的有序和健康。“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延续了多年的高速增长态势。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文化产业法制建设滞后、有关政策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等突出问题，这就必须通过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在法律的框架内予以解决。
（二）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是切实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行为的现实需要
现有的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政策主要由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制定，运行中存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职能交叉和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导致行政力量干预太多和市场作用不明显，这种政府越位和市场缺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精神，必须要做好文化产业发展的顶层立法设计。
以英、法、德、意为代表的欧洲文化艺术保护主要通过国家艺术投资方式。
英国每年的文化经费达10亿英镑，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0.5%，这些经费远远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从1995年开始发行国家彩票，每年可从中筹集超过10亿英镑的巨额资金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此两项相加，可达国家财政总预算的1%。其专门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每年可达2亿英镑。英国政府对人文艺术的指导和财政支持主要通过英国艺术委员会来执行。英国艺术委员会是英国国内负责艺术工作的半官方机构，其宗旨是发展艺术实践，增进社会对艺术的了解，在公众中普及艺术。为实现这一目标，委员会承担着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的顾问工作，与其合作。其具体任务是根据各下属机构的建议，将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中的艺术资金分拨给各文艺团体、艺术家个人，及用于文艺设施建设的有关方面，如大英博物馆每年的拨款就达3000万英镑，艺术委员会还必须对资金的运用进行指导和监督。
但这种主要由政府委托艺术委员会执行的拨款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艺术发展的需要和经济变化的现实。80年代以来政府力求改变过去文化艺术事业过分依赖中央财政的作法，倡导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共同负担。但由于"大英帝国"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文化贵族主义影响，企业对资助文化艺术态度冷漠，尤其是政府对企业的资助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使企业资助无利可图。为改变这种情况，提高企业支持文化艺术事业的积极性，英国政府制定了《关于刺激企业资助艺术的计划》。该计划1984年获得国会通过。财政部每年为它另外拨款。该计划对"资助"作了具体说明。它规定：企业或私人无偿地向艺术活动出资属于"捐赠"，企业为了经营目的借助艺术活动提高知名度、招待客户和职工，做广告宣传等属于"资助"。政府高度评价为了文化艺术无偿捐赠的企业和个人，也鼓励企业把"资助"作为其经营策略的一部分。为保护企业投入文化的积极性，政府决定采取"陪同投入制"。即：如果一企业决定资助文化工业，政府便陪同企业资助同一项活动。政府特别鼓励"新投入"，即当企业第一次资助时，政府"陪同"投入的比例是1:1，也就是说，企业出1英镑，政府也出1英镑。对于企业第二次资助，政府则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这一政策一方面调动了企业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该文化艺术项目的成功率大大提高，相应降低投入的风险。1984年以来，英国企业资助文化艺术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企业资助文化的事务交由"企业资助艺术协会"执行，这一协会负责制定资助办法，接受研究申请，直至具体拨款事宜。对提出申请的文化艺术组织和活动由"协会"的专家委员会研究审定其是否符合获得资助的条件。
法国政府通过文化部对其文化艺术事业进行管理和指导，主要采取国家财政拨款方式，辅之以行政和立法手段。1993年，法国的文化预算为128.96亿法郎，占国家经费预算的0.93%；1994年的文化预算比上年增长了4.3%，为134.55亿法郎，占国家预算的0.95%。1995年文化预算的数额与1994年基本持平，为134.49亿法郎。1995年法国新政府更加重视发展本国文化事业。希拉克总统宣布，国家今后每年拨出的文化经费将不少于国家经费预算的1%。根据这一决定，法国1996年的文化预算增加到155.42亿法郎，比上年增加了15.8%，占国民预算的1%。1997年法国的文化预算为151亿法郎，仍占国民预算的1%。虽然绝对数额有所下降，但因几处大型文化基础工程已经完工，实际费用并未减少。近年来，法国经济形势严峻，财政赤字巨大，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问题丛生，但他们并没有采取牺牲或削减文化投资的方式来孤立发展经济，而是选择了通过增加文化投资，以文化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文化投资的绝对数额在逐年增加，在国家经费预算中所占比例也在逐年提高，并已稳定在1%。文化投资的增加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增加了就业数量，更重要的是维护了社会稳定，大大地增加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减少了社会内部各种排斥力量的冲突。法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本民族文化遗产与艺术资源的保护、崇扬，猛烈抨击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与电子殖民主义，采取了限制美国文化产品进口，补贴本国文化产品等多种方式。95年法国政府规定，所有法国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中至少应有40%为法国音乐。否则便以违法论处。巴黎法院就曾以播放节目中没有足够的本国产品而对本国收视率最高的法国电视一台作出罚款4500万法郎的判决。概括起来，法国政府的主要作法是：1.设立文化工业信贷，将文化工业特别是本国电影产业等列为重要的工业部类，除增加政府贷款和拨款资助外，还运用文化产业信贷方式，鼓励银行和财政机构投资；2.分散文化权力，调动地方文化机构及文化组织的积极性，对其予以经济资助，指导帮助其建立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发展中心等核心工程；3.建立文化合同制。除对地方重点文物机构给予经常性的财力支援外，还通过协议(合同)形式，对地方重要文化建设项目予以投资；4.提供固定的经济补贴，对一些国家文化机构、团体以及与国家有合同关系的文化团体，每年给予固定补贴，金额逐年增长。同时设立文化部专项预算，如"资助剧作家项目"等，来促进文化艺术发展；5.成为专门的基金会，对属于重要的文化遗产又在文化市场中难以生存的文化团体，成立相应的专门基金会来挽救和扶持；6.对重点文化工作进行重点投资保护，如对卢浮宫、印象派艺术博物馆等中央直属重点工程，不惜耗巨资予以修缮或扩建。法国文化部设立了一个文化遗产司，96年的预算就高达20多亿法郎，用于保护整修1.3万个历史建筑和维修2.4万个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此外法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对文化艺术的企业和个人赞助的重要性。对之从行政和立法予以确定和支持。法国也设立了全国性的文化资助委员会。此委员会由企业家、艺术家(文化专家)与政界代表组成，负责协调企业和私人资助事宜，评估企业的赞助能力等。法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基金会，与法国民间6000多家以保护地方历史遗迹为使命的协会保持密切联系，筹集资金，争取社会广泛支持，保护法兰西民族文化遗产。这个基金会的初始资金为5000万法郎，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企业赞助，三分之一为私人捐助。各大公司和企业也专门设立了文化资助委员会，隶属公司或企业基金会管辖，由各公司委任优秀的文化科技人士组成，负责审定资助项目和对象，每个企业都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进行规划，确定资助对象。如资金雄厚的埃尔夫石油公司面向音乐、造型艺术与文物保护；法国航空公司注意发掘、支持有才华的音乐家、美术家的新秀及各大艺术节；法国电务公司则把资助的重点放在歌剧上，其他如巴黎国民银行、法国煤气公司、托塔石油公司、雷诺汽车公司集团等都有各具特色的资助方针。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侧重于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杠杆来鼓励各州、各企业、各集团以及全社会对文化艺术进行保护。美国三分之二的非盈利文化机构是通过国家对企业和个人向文化机构捐赠减免税法律而获得资助的。1917年美国联邦税法就明文规定对非盈利文化团体和机构，公共电视台、广播电台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对以非盈利的、促进文化、教育、科学、宗教、慈善事业为目的的团体免征赋税，个人和企业对上述非盈利团体的捐赠可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美国不设文化部，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自大萧条以后第一部支持文化艺术事业的法规，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此法律即《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依据此法，美国创立了其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艺术与人文事业的机构：国家艺术基金会与国家人文基金会，并设立了联邦艺术与人文事业委员会，由联邦政府中工作性质与文化发展有关的部门的首脑组成。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的宗旨是为发展美国文化艺术服务，保护美国丰富的文化遗产，鼓励国家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发挥创造才能。这一立法，保证了美国每年拿出相应比例的资金投入文化艺术。其使用直接面对文化艺术事业而不是耗费于庞大的文化行政机构的运行之中；基金首先用于集团赞助。国家艺术人文基金会每年向各州及联邦各地区艺术委员会拨款一次，占年总基金额的20%，1991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15%，1995年又增长到35%。其次，其余款项直接用于向各个艺术人文领域内的个人及团体有关项目提供直接资助，也用于优秀艺术成就的奖励。
有意义的是，美国人文艺术委员会的投入只占人文艺术整体投入的一小部分。美国联邦政府对艺术的年投入约11亿美元，而州、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赞助高达50亿美元以上。这是由于政府在政策上采取了"杠杆方式"，以"资金匹配"来要求和鼓励各州、各地方以及企业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赞助和支持文化艺术事业。这种"资金匹配"对于各地来说，就是要求各洲、各地方拨出相应的地方财政来与联邦政府的资金配套，如美国国家交响乐团每年得到的艺术委员会拨款只占总费用的10%，其余款项需由地方、企业及全社会予以资助。因此，美国艺术团体的一些演出节目单上总是密密麻麻地印满赞助者的名字，其赞助数额既有高达几十万、上百万美元者，也有仅赞助25美元的小额赞助人。而对于各艺术团体或艺术家来说，如欲获得政府补贴，必先从企业或其他途径筹集到政府资助三倍以上数额的资金。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规定对任何具体项目的资助总额都不超过所需经费的50%。显然这种资金匹配方式一是调动了各州、各地方以至全社会资助艺术事业的积极性，也调动了各艺术团体、艺术家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多方考察，既确认该项目的社会意义与艺术意义，又提高了项目的可实施度，避免了无效投入。这种方式从制度上突出了私人保护的重要性。美国政府艺术保护方式除少部分直接资助外其主体仍是间接资助。这种间接资助，除前述《基金法》及《版权法》、《志愿人员保护法》等法律外，还有一些法令法规。如美国不将州的法令、一些市政当局的条令规定在新的建筑项目中，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艺术，这些法规或条令要求在新的政府建筑工程中，建筑费用的1%以上必须用于建筑的艺术方面。还有许多州规定，修理州政府所属的建筑物，使用州政府资金修建任何建筑物，在公有土地上修建建筑物，其建筑设计和选址方案都须经州艺术委员会批准。这就大大改善了整个地区的文化艺术风貌。另如，组织艺术品的公开展览等类活动均可享受企业赞助法律或法令允许的税收优惠。这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形成一种十分有效实用的艺术保护机制。
上述两类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的欧洲方式和以法律结合鼓励社会赞助为主的美国方式。不管哪一种方式，当代文化艺术保护都日益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努力寻求企业、市场和全体国民的文化资助，以达到文化艺术事业总投入的逐年实际增长，这种方式似乎已成为各国研究者的共识。
美国政府将其国内的文化机构大致分为营利性文化机构和非营利性文化机构两类。其中，那些反映美国传统文化，能对大众起到服务和教育功能，而自身营利能力又较弱的文化机构大都被归人非营利性机构。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在美国全部文化机构中占有很大比重，具有较大影响。例如，成立于1942年的全美交响乐团联盟中的成员，几乎均属非营利性机构，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再如，全美歌剧院协会200多家歌剧院团体会员近95％为非营利性机构。
对于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美国政府比照慈善机构对待，在税收方面给予较大的优惠政策。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501(C)(3)款的规定，具备以下条件的即为非营利性机构：1、以提供公共或慈善服务为宗旨，2、无股权所有人、受益人；3、机构盈利全部用于今后的公共服务或慈善工作。而一旦被批准为非营利性机构，将主要享受到两方面的税收优惠。
首先，该机构可以接受社会捐赠，而捐赠者可以将捐赠物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1999年美国国内税收局最后一个有完整数据可查的年度统计表明，当年共有3550万纳税人向包括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在内的各种非营利性和慈善机构捐款、捐物，折合1258亿美元，其中现金捐助为883亿美元。这些捐助者均可享受税收优惠。例如：一位年度应纳税收入(应纳税所得额)为$50，000的纳税人，向非营利性机构捐赠$2，000，则此$2，000可从他的应纳税收入中扣除，其应纳税收入成为$48，000，他可以少缴纳$540的所得税($2000乘当年规定的他的应纳税率27％)．这种税收政策，极大地鼓励丁美国企业和国民向各种非营利性文化机构捐赠的积极性，也使社会捐赠成为这些文化机构的支柱经费来源。仅以在全美200多家歌剧院中经费预算排名居中的衣阿华州德梅茵大都会歌剧院为例，据了解，其2003年经费为100万美元，其中45％来自演出门票、广告等剧院的各种收入，55％来自政府支持和社会捐赠。而在这55％中，政府支持的款项只占10％，也就是说，该团50万美元的经费来自社会捐赠。长期以来，歌剧院已拥有了一批相对稳定的捐赠者，使这些捐赠成为了剧院的一项支柱性经费来源。
同时，美国实行商品价外税。文化机构申请成为非营利性机构时可以同时申请豁免纳税的特殊优惠。这样，他们一方面可以豁免支付购买商品时的消费税，另一方面还可以豁免支付地产税，即他们在对本机构所属的地产进行交易时的应纳税额。这种纳税豁免减轻了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经费负担，有利于其不断壮大发展。
另外，美国政府对进口乐0S等文化机构必需的高价值商品的关税扶植也值得一提。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2003年关税安排第92章的规定，大部分价值昂贵的乐器，如三角钢琴、小提琴等，只有2％一6％的关税，对有特殊协定的，进口关税全部免除。这种扶植是着眼于减轻文化机构，特别是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经济负担，帮助其提高专业水准和服务社会能力，也是与其政府对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扶持政策一脉相承的。
本章要讨论的是，未来十年，在发达经济和成熟的民主社会中，要使其民众的期望和潜能得到实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政策。本章所涉及的范围十分之广，从岛屿国家到大陆国家，从塑造过去400年政治现实的文化到那些自诩具有前历史根基的社会文化。它类似于对待欧洲，在欧洲，已经有一个多世纪几乎没有设定什么边界了，加拿大的广阔空间，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具有欧洲殖民传统，在这些国家中，欧洲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讽刺性）的建立了更为稳固的基础。
就欧洲国家本身而言，它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政府应该为文化活动提供支持。但是，在政府支持如何运作这一点上，欧洲国家却有极为不同的传统。在慷慨程度上、在政府认为符合条件的行为以及由哪一级政府对之进行管理等方面，欧洲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有国家、地区和地方的文化管理机构、艺术委员会、电影委员会、公共和私人的广播公司、宽带网络、执行委员会、外交促进机构、半官方基金会和彩票基金等。当有些市民以文化为职业谋取生活来源时，他们并不是传统的…………。.然而，较之于其他任何职业领域的负担而言，艺术家所具有的官僚管理或监督层更多，而获得的公共投资却更少。
伟大的威尔士作家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指出，文化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汇之一”。在此，我还认为，文化也是英语中最令人激动的词汇之一。它涉及到如此之多的激情。它包含着如此之多的对我的自由和归属意识来说占有中心地位的东西，以至于它不能像健康或税收那样运行。当文化纵时，它甚至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然而，文化中也内在地包含着和解的意义。文化能够保护自尊，并作为无知的野蛮的托辞。文化能为社会提供杰出文明的展示，也能将之表现得无比原始。它能被作为我们自豪的中心加以对待，为后代留下我们对这个世界进行修修补补的每一个印记，或者，它也可以是社会用自我意识的琐事来娱乐自身的短暂之物。为政府提供一幅可持续文化政策的地图，就是为之提供一幅具有等高线、充满疑难路标和特征的图表计划，它与看起来与与这些国家以前所作的二维图表计划有着很大的不同。
或许是由于每一个国家都将文化看作是标示其独特性的方式（没有人希望自己和邻居相同，即使真是这样的时候也不愿承认），因此，将公共财政用之于文化活动的机制也像世界的碎裂本质所表明的个体一样的不同。然而，从广义上来讲，这种体制可以分为三类：法国－德国模式，旧的共和国和北美模式，美国模式。如同其在许多公共事务中一样，美国看起来也追求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不被别国所认可的方式，这些国家是美国政治、语言和宗教方面的自然的联盟。然而，看起来相同的是，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共同特征将会出现，它由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公共财政稀缺以及美国文化组织中对更多稳定性和更大可获得性的需要作为支持。美国也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它要求美国发展某种程度的政府平等，以便在政府间能有更多的建设性的讨论——正如最近德国所作的那样。
法－德模式是一种国家财政直接来自于政府的模式。在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强调的重点在于地方和城市机构，同时，联邦政府负担相对较小的部分。在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中欧、丹麦、瑞典和挪威，中央政府是最有影响的来源，大都市和地方扮演着强有力但却是第二位的角色。这两个传统都反映了以前国家都从宫廷和城市获取保护，对文化的支持也被看作是国家的责任，如同国防和外交一样是必须的。实际上，文化是作为展示性外交得到支持，同时也作为一种令个体和公众得到满足的方式而得到支持。
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或许是，在君主立体中，公众在反对贵族化的行动方面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加拿大、英联邦、爱尔兰、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一些采用这些国家的政府模式的较小国家——都发展了一种体制，它在政治控制和文化组织之间插入了一层半独立的管理机构。芬兰——或许是为了采用一种与以前的帝国统治者不同的方式——也采用了一种将政府赶得更远的方式。
所有这些方式都同时既有长处又有不足。创造一种以税收为基础的、可以被成功地用于所有国家的、自由同时又能不受政治干预的文化支持模式，是极费脑筋的事情。然而，也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现实了。所有的国家都正在认识到，实际上，没有多少东西比自己文化的呈现和传承更具政治性。在建立资助机制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试图将文化从联邦政府的责任清单中清楚出去，并对国家艺术资助委员会和国家人文资助委员会（二者都由国会提供资助并经常受到国会的攻击）提出警告。实际上，宗教、社会清教徒的（sociallypuritanical）或其他的国会利益的每一次攻击都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为什么体制在传统上都分为两部分，二者之间互相几乎根本不能互相了解。
尽管各个国家看起来要将基本的体制维持下去，但是，在基金筹集方式、组织结构和跨国合作的新型论坛等方面，它们之间也互相借鉴。将好的想法在各国之间互相分享是必然的。欧盟的发展和及其联合国家的过程，欧洲委员会在文化能源（culturalenergy）方面的（暂时）复兴，1998年在加拿大政府的帮助下发起的文化部长非正式网络，等等，这些都意味着文化方面的政府官员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但是，在这种同化等值方面能走多远也有限制。西方的文化管理顾问们痛苦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苏联解体之后侵入东欧，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到处游说，说从自己国家带来的东西能够解决这些国家中存在的问题。他们错了。实际上，支持文化的方式与本国政府的期许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方法不可能在没有灾难性的管理失败和对文化组织的野蛮掠夺的危险的情况下被转移。
所有国家都需要保持那些在自己理解范围内运作和留存下来的体制。如果他们要满足市民的期望，应对国际主义的挑战，以及当地图边界线在文化中作用不大的时候对文化进行强调，他们也需要改革。
正在出现的政策
不管执行机制如何，文化政策都在获得新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有着相同的因素。这些对于因为经济和政治体制共享而产生的社会压力的回应，因而引申出可以比较的回应。当然，每一国家所强调的重要性会有所不同，但是，某些共同的基础却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在本质上更容易与霸权组织相认同，因此，它经常被看作是地方控制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主要的经济结构是在极小范围内的（广播媒介例外），它涉及到极少战略的重要性，并且他在本质上符合那些地方群众和政治家的野心。对于美国“思考全球化，行为地方化”的格言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文化领域更为适用了。因此，对于像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在地方层次上来处理文化问题的国家来说，也都正在重新强调自己的许诺（同时，也羞答答地派出有能力的联邦官员参加国际会议）。
有些国家甚至不情愿地放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法国、英国（在这里，我们是从严格的地理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不包括其中）在近年来也采取了重要的举措，将作出决定的权力转移给个人——即使他们是在中央政府的操纵下工作。这将使地方政府的文化管理更为专业化。它也将必然导致新型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并不一定要与传统的民族国家进行合作。利益集团希望加强……那些有着强有力的电影政策或双语文化的国家。
正如在文化部门工作的人们正力图在服务组织的多层次中构建网络一样（详见下文），地方官员也开始寻求普遍的方法，以解决那些可能是全国范围内都面临的问题。这可能首先发生在一个十分表面化的层次——EuropeanNetworkofCitiesofDiscovery的形成以及威尔士、新南威尔士和卡塔伦亚之间的合作都是1990年代以来的例子——但是，对交换和互相合作来说，在未来的几年中，肯定会出现很多机会。联合出版和新的产业投机，音乐节的共同生产，共同的培训和教育方法等等，在这些领域中，经济规模必须适合中型的政治组织而不是作为国家进行运作（小型国家或不到300万人口的国家在此我们不作讨论）。
许多地区有着自己的语言，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在联邦/国家的文化政策之外进行运作的原因。21世纪，世界上的语言应该繁荣多样。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传播的时代，人们的读写能力和信息接受会得到巨大提高。然而，21世纪也是一个多种语言消亡的时代，殖民主义、到处找工作的需要、大量移民和人口迁移等等都会对语言产生一定的冲击。语言经常是被那些经常说这种语言的下一代所消灭；那些在教孩子们语言方面失败的父母们觉得，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欧洲的主要语言和亚洲皇权都是需要知道的，旧的语言可能会是一种不利的因素。统治权力将语言从孩子们身上清除出去之后，就没有什么剩下的东西可学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恰恰是那些权力极大地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进程——法国、英联邦、西班牙、荷兰，在这些国家中，仅仅在50年前，在今天的充满激情的国家官员还极力要消灭少数民族的语言。
正如同时代的官员们对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判断失误一样，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语言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表达的储存地。一旦我们开始经常应付不是我们第一语言的节奏和情感时，表达就会受到限制。美国英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的美国人来是从上一代的成人移民那里学习英语的。在美国，英语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外语，要使这些人理解，英语就必须在一般的流通中减少词汇量，它也借鉴了德语语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美国移民使用德语），并且创造了少量的复合短语，将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副词、对介词进行简化等。它将语言理性化，使它像“downsizing”（一个词就能完美地表现某一意思）一样是逻辑的和非感情的，正如通用公司的汽车工厂里所做的那样。
这一情绪现在转向了另外的方式，正在出现的文化政策是濒危语言的重新展示、平行推动和扩展使用。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涉及到本土的美国语言——美国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新西兰是毛利语；在欧洲，是巴斯克语、盖尔语、凯尔特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就像那些保护民族服装和home-curedskins的人一样，对某些保护语言的尝试来说，也必然存在着某种人类学的评价方式，也有将使用较少的语言也有委托给博物馆的因素；带着充满尊敬的好奇心为之鼓掌欢呼，但是，他们却又并不经常去那里参观。但这至少比将之消灭要好的多，它也为那些急于寻找某些东西以加强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下一代提供了机会，激发他们重新点燃热情并寻求新鲜的表达方式。
然而，语言政策并不一定仅仅包括在本土语言和方言方面的更新兴趣。在所有的主要国家，都有一种处理移民愿望的需要，这些移民——不管他们是殖民主义、政治迫害还是经济萧条的结果——都搬迁到新的栖息地。在英联邦的某些城市中，移民构成了城市人口的大多数。在地中海地区，非洲对南欧的影响已经和欧洲对北美的影响差不多大。地中海作为一个大的湖泊的真实地位已经越来越明显。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少数语言的保护或斗争不过是一种与地方团结一致的姿态，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这一点往往被巨大的皇权国家所压制（接下来是忽略）。当然，也存在着一些著名的例外，在那里，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语言团体被置于在地理上隔绝的位置；例如，加拿大和路易斯安纳的说法语的人，或者西印度群岛的说荷兰语的人。对西方国家所有的移民团体而言，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英联邦的旁遮普人、在澳大利亚的希腊人等等，他们都觉得有必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以维护语言作为文化遗产的神圣性。
许多文化行为的目标就是要用一个共同目标将一群人粘合在一起，而这一目标又构建了他们的独特性。有时，这一点是内视的（inward-looking）；除了评价性的旁观以外，外来者的参与是不受欢迎的。然而，一旦这一行为找到一个市场，目标就会改变，达到并使得尽量多的人们（无论他们的自己的文化立场是什么）享受它就变得十分重要。一旦这一点与业务扩张的商业逻辑联合起来，有吸引力、结构良好并易于获取的文化产品就会遍布其他的所有领域，而那些易于接受商业宣传的文化则为之让出地方。这就是全球化。如果一个人有幸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的生产者（或者仅仅是足够狡猾来确保这一点），那么，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就会带来自信和财富。加利福尼亚电影、英国电视和戏剧、法国葡萄酒、澳大利亚啤酒、德国音乐和意大利歌剧都具有了获取全球性的成功的措施，它强调原初国家的世界感。
对那些获得了全球普遍性的类型来讲，这一过程很明显是有利的。然而，对那些与这些类型相似却不那么成功的类型来讲，全球竞争就是一种灾难，特别是当贸易壁垒被清除或者全球化产品的经营者寻求有可能创造竞争对手的非法的特别帮助——官方的推动或补贴——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利用统一国家来说明问题），加利福尼亚戏剧、英国艺术音乐、法国电影、澳大利亚绘画、当代德国文学和意大利橄榄油生产也感觉到了全球化的威胁——恰如统治性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所作的那样。
然而，如果文化成功的信号是它的表现被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所获得并享用，那么，目标就不能限定在全球，而是要向最大程度的文化多样性敞开。只有最保守和顽固的文化才将排外性作为美德。实际上，新的出版和传播方式使得地方性文化得以大规模播撒变得更加容易。威尔士的电影生产、切罗基人的网站等等，我们现在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这一点即使在1970年代也是难以想象的。
全球化是一个机会，但这也有一个前提条件：立法框架必须认识到，某些文化和类型将需要财政支持，而这种支持在自由贸易逻辑的完全商品化操作的情况下是不能被接受的。在未来的和平中，采取可行的、能够被接受的文化行动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如果文化作为消费娱乐产品被迫去仅仅为了其自身价值而竞争，那么，统治的规则就会产生重要的愤恨情绪。将文化竞争变成对国家主义进行诋毁的面具就过于简单了。必须要有有效的市场导向的推动、合理的公共财政和法律支持的结合。目的不是要敌视某种文化产品（好莱坞电影就是一个引起无数反对意见的例子），而是要为了有利于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而采取措施，因此，如果仅仅依靠私人的资金筹集，公共的方面就有可能根本无法达到。
抵达公众——不管是地方的还是国家的——是所有文化行为中的专业努力的共同目标。因此，接近（access）必须居于政治战略的中心位置。所有人都能接近已经成为英联邦、澳大利亚和北美等国政府的主导性的文化政策。对大多数党派来说，这是一个认识到是谁投票赋予民主政府以权力的政治现实（不再是少数的有钱的经纪人）。但是，它还有不那么愤世嫉俗的一面，一种拓宽当代文化参与基础的尝试，超越高等教育和富裕阶层并给那些没有包含在“高雅文化”传统之中的人们这样一种意识：他们的行为也是重要的。在德国和受德国影响较大的国家里，带有返还津贴的低票价、社会包容的专家压力（thepeerpressureofsocialinclusion）已经使得正式文化成为市民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历史已经有100多年了。同时，在许多国家中也存在着一种充满矛盾的转向，从国家教育中系统的文化教育转向对文化的大体轮廓的描述。音乐已经几乎从美国的学校中消失了。美术、戏剧和文学正在成为专业课程。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过去艺术在正式课程中所占的份量虽然不大，却也保证了它是学校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却存在着认为文化教育可有可无的趋势。尽管在大学中开设艺术课的要求有所增加，但是人们却普遍认为，学校层面上开设的数学、科学、主要的外语课程等要比艺术课和小语种课程——尽管事实证明这些领域对孩子们的心智机敏、自信和行为的稳定性也有着重要作用——重要得多。
有一个简单的规则（只有美国除外），操纵着为什么接近必须成为文化政策中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在一个选民们越来越不愿意接受高额直接税收的借口时，政府认识到，如果每一个人都为文化服务做出贡献，那么他们就能期望那些服务不仅能够实现，而且可以看到它反映大多数人的趣味和利益，同时也使少数民族（毕竟，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少数民族）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也有公正的位置。在美国，对直接税收的恐惧加上个人慈善事业的传统，意味着公共机构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微不足道。组成美国文化政策合作现实的基金会依然追求与西欧政府在指导自己的机构时没有多少区别的行为。
知识的接近也需要通过物质的获取来实现，在此，那些传统上在税收之外为文化提供支持的政府发现，他们处在哲学倾向和财政倾向之间的尴尬境地。在哲学上，他们意识到，弱势群体——比如残疾人——有普通的权力，却有着特殊的和昂贵的需要。即使普通大众对表演和建筑遗产的接近程度已经超过了人们所预期的临界点，对那些作出承诺要让大众和精英阶层拥有平等机会的政党来说，接近的比例仍然会低得令人恼怒。
同样，尽管大多数人现在居住在城镇或者郊区，但乡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财富的宝库。不列颠群岛和北欧的乡村地区靠文化为生的人的比例，也比平均比例要高，这部分是由于爱好，部分是由于其他工作形式的减缩以及将重要但多余的建筑用作文化资源的趋势。
但是，在乡村中的文化供应与城镇有所不同。建造一座剧院、举办音乐会或音乐节、确保小型社区拥有图书馆等这些还不够——尽管不能提供或维持它们会导致极大的愤怒和政治麻烦。在农村，景色本身的保持以及由此产生的传统实践——打猎、牧羊犬的训练、竞相开垦、葡萄采摘节、仪式中对肉的准备以及对地方精神的敬畏等——对一个文明的文化健康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对主要由农村人口选举出来的政府——他们通常认为这些农村事务是最为奇怪和粗野的——来说，要制定一项照顾到辖区内文化整体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
文化环境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它包括文化遗产和行动的总体性，强调了与针对自然世界的工作的平行。这一术语可以为所有的文化政策提供一个任务。对任何的公共服务来说，刺激和保护文化环境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目标。将文化活动用作发展的方式正在成为促进农村重建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很少工作形式能够代替农业，它作为一种工作形式既能维持生存又不对环境进行严重破坏或者用安排不当的郊区来代替农村社区。
文化被用作和文化本身无关的经济和社会的目的，这一点不仅仅发生在农村。不管它是通过安全、一种高的生活质量（与世界上其他的部分相关，甚至是与1945年相关）和本身不能带来满足的社会流动性的逐渐的启蒙；还是因为政治家们涉及出建设性的观念，文化都是被用作实现一系列政治益处的方式。由于重工业、农业和制造业的下降，人们希望文化产业会给出新的出路。艺术将会为创造性研究、人才（观念经营）原材料以及文化产业的高科技、发行和管理提供全球市场，提供新的职业、多样化的商业和个人成功。
这些之中没有一个是不成熟或者是不好的。值得赞美的成就是，公共行为的每一个领域都成为文化上自觉的。文化被用来使铁路培训变得更为生动活泼，传播社会责任意识，整合移民的生活方式，复兴濒临灭亡的城市，抓住失业者或退休的人。然而，这一“工具化”过程是从文化对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政策所作的贡献而非其自身进行评价。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文化用最多的篇幅和时段来传播符合政治家利益的东西，这样做有可能产生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危险，对此，我将在以下的部分进行论述。
仍将持续下去的文化工业化的水平或许会与政治家所梦想的有所不同，政治家们急于在那些已经成为经济累赘的领域内寻求新的活力。这一点当然是事实——除非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被鼓励去积极地使用文化。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靠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时候，缩减书籍、音乐、和艺术方面教育投资或许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它限制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如果政府在维持高水品的文化参与（它能在地方和全球的水平上保持经济的活力）方面持严肃认真的态度的话，那他们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激活更加多样性的文化市场。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增加补贴性的供给（尽管它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意味着运用教育和媒介来产生效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体育的发展方式对我们很有教益。人人可以获得、媒介覆盖范围、美化、设备提供、教育和明智的补贴等方面的结合，成功地将体育从一项业余消遣转化为最有效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关键是，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全球的层次上，这都是展示性的——无论是我们正在讨论地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赛马还是奥运会。在地方体育文化和世界利润之间没有冲突。全球化刺激了地方的参与欲望。地方行为为全球化的成功提供了人才和公众热情的基础，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表明文化在方面不是这样。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也的确是如此。
茶文化对茶产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茶文化可以扩大茶产品的销售传播渠道，可以推动茶产品的品牌建设，可以增加茶产品的附加值，可以开发休闲旅游产业等。在国内有很多茶文化推动茶产业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茶马古道”，一千多年来，联系着内地与的经济文化交流，如今，古道已成为一种精神与文明的象征，这种古道文化掀起了此起彼伏的黑茶热，推动了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西湖龙井，品质上乘，但其本身的历史文化渊源，赋予了其更高的附加值。安溪铁观音，畅销全国，得益于多年开展的茶文化宣传活动，让安溪县从有名的贫困县向全国经济百强县华丽转变。
2茶文化推动广西茶产业经济发展的实例
2．1茶文化发展对三江县茶产业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江县位于广西北部山区，是全国重点产茶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据报道，2013年三江县共有5万多农户30多万人种植茶叶，茶园总面积达9867hm2，年产干茶10500t，总产值10．1亿元，茶叶年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茶园成为富民强县的绿色银行［3］。三江县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壮大，当地茶文化的发展是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三江县政府意识到茶文化对茶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宣传三江茶文化：将具有浓郁侗族风情特色的侗族文化与茶文化结合，通过以“多耶程阳桥”文化旅游节为载体，把旖旎的自然山水风光，独特的侗族风情与茶文化结合，开发茶文化旅游，以侗民俗文化品牌提升三江茶叶品牌［4］；举办“三江春”等茶文化节，展示茶叶产品、茶叶加工设备，组织百名侗妹手工炒茶、打油茶，万名游客在风雨桥上品尝茶叶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当地特色茶文化。三江县通过大力打造具有特色的茶文化，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好地向外界宣传、推介三江茶叶，提高了三江茶叶的知名度，拓宽了茶叶市场。
2．2茶文化对六堡茶发展的推动作用
广西六堡茶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品质及保健作用独特，在清朝嘉庆年间就成为全国24个名茶之一，但由于历史原因，其文化内涵长期得不到系统的挖掘整理宣传，仅有东南亚、粤港澳、广西和国内极少数消费者对六堡茶有所了解［5］，严重制约了六堡茶产业的发展，导致梧州长期存在茶园稀少、茶产量低、六堡茶制作出现断层的现象，甚至一度沦落为边缘的“夕阳产业”。到2002年，广西的六堡茶生产企业仅存2家，产量不足1000t，产值不足2000万元，内需市场低迷，65％的产品供出口［6］。2004年以来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六堡茶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把六堡茶培育为梧州重要支柱农业产业。同时，有关六堡茶的文化也逐渐被重视挖掘宣传，政府和企业通过举办或参加各种茶博会，茶文化节，六堡茶品茶、斗茶赛，相关的摄影、诗歌大赛，大力挖掘六堡茶的文化精神内涵，展现六堡茶魅力。此外，越来越多介绍六堡茶的书籍《中国六堡茶》、《六堡茶文萃》、《六堡茶》等也出版发行。六堡茶茶文化的挖掘与发展，极大地推广了六堡茶，提高了六堡茶的知名度，迅速扩大了市场影响力。六堡茶的价格稳步上升，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特别是国内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国内销售已从2003年以前的几乎空白拓展到2012年的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区［7］。截至2012年12月，梧州六堡茶生产企业共有38家，六堡茶年总产量达到了8500t，产值超8．5亿元［8］。据2012《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显示，六堡茶区域品牌价值达8．79亿元，在黑茶类列第2位，仅次于普洱茶，在整个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中列第31位。六堡茶发展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这与茶文化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2．3茶文化旅游推动广西桂林茶叶科技园的发展
广西桂林茶叶科技园，位于广西桂林茶叶科学研究所内，该园将茶叶科学、茶文化与旅游、经营相结合，以游览、科技示范、休闲、品茶为主题，开展茶文化旅游。园内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建设，设置有“二园”和“五厅一台”（茶树品种园和茶叶高产示范园，茶叶加工厅、科普厅、茶史陆羽厅、茶艺品茶厅、产品展示厅及了望台），以一个别致的窗口，展示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和现代茶业。作为全新的桂林特色旅游产品、涉外旅游定点单位，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至2007年4月，共接待国内外游客80多万人次，其中国外游客10万多人次；至2006年底，旅游者购买茶叶、茶制品、茶具等销售额共4800多万元［9］，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探索出了一条茶文化与茶产业经济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广西的茶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2．4茶文化旅游带动七仙峰茶场的发展
阳朔七仙峰茶场位于旅游名县桂林阳朔县城北十余里的山区，是著名歌剧《刘三姐》“采茶歌”的拍摄场地。茶场景区开设有茶叶科普区、产品展示区、制茶体验区、茶叶品尝区等，游客在景区里，除可以尽情游览优美的茶园景色外，还可以亲自采茶制茶，体验茶叶生产的全过程，品尝亲手加工的茶叶，品尝用茶叶烹调的各种美食，享受茶文化的乐趣。目前茶场已发展成为广西农业旅游示范点，2012年荣获广西第一批“新乐茶休闲游”新线路景点，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生态农家乐旅游景点，集观光、餐饮、住宿、采茶、茶艺表演、品茶购物为一体［10］。据李良活、陈新强报道［11］，七仙峰茶场景区2010年春开始运营旅游业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2012年全年接待游客已达53000多人次，游客以桂林市与附近城镇的年轻人为主，还有部分是前来阳朔旅游的国内外游客。茶场2012年茶叶产量15000多kg，景区内销售量就占了60％，每公斤平均售价250元以上，茶叶销售收入450多万元。
3加快广西茶文化的建设步伐，推动广西茶业经济发展
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的日益突出，茶文化对茶产业经济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要充分重视挖掘整理具有广西特色的茶文化，弘扬茶文化精神，借文化打造品牌，提高广西茶叶的知名度，促进广西茶产业持续、健康、有效发展。
3．1提高意识，做好规划
茶产业发展到今天，茶文化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茶文化赋予茶产品的附加值越来越高，茶文化的发展已成为茶产业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因此，广西茶行业要抓住机遇，提高意识，把广西茶文化建设作为重点纳入到广西茶产业发展规划中，拿出切实可行的详细方案，让茶文化更好地推动广西茶产业经济发展。
3．2加强茶文化的挖掘宣扬力度
广西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就有吕仙茶、象州茶、容州竹茶等生产［12］，应充分重视广西茶史资料的挖掘、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六堡茶、南山白毛茶、西山茶、凌云白毫茶、茉莉花茶等文化的研究，形成本土特色茶文化，使广西茶产业在发展中不断地注入丰富的茶文化内涵。定期举办茶歌、茶联、茶书画、茶摄影创作等比赛，举办茶文化节、茶事活动；定期开展以茶文化为主题的学术论坛，适时邀请茶文化专家做相关报告，交流广西茶文化、茶产业经济的经验，探讨发展之路，等等，积极传播、宣扬广西茶文化，使广西的茶产品打上文化的烙印，走向全国市场。
3．3加强茶叶企业的茶文化建设
广西茶产业发展长期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品牌少，茶叶“有品无牌”，导致广西茶叶价值低，知名度小，没有市场竞争力。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广西的茶叶企业在自身的发展中忽视了文化的建设。文化，是企业的一种软实力，是企业的精神灵魂，是企业吸引民众的永恒魅力。因此，加强广西茶叶企业的茶文化建设，以茶文化建设来支撑茶叶品牌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茶叶企业要挖掘、提炼与总结茶文化元素，不断创新与提升，将茶文化内涵融入到茶叶生产、茶产品中，打造特色，以优秀的茶文化来塑造和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扩大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提高品牌的附加值，推动茶企的经济发展。
3．4进一步发展茶文化旅游
产业链是产业内部子行业、企业之间发生联系的载体。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链进行解读:通常人们把产业链可以看成是为了实现共同向最终消费者提品及服务，位于上下游环节的不同企业，通过相互协作时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这是从产业内部角度进行的解读;如果把产业链看成是由一系列相互连接的产业共同组成的一个复杂、完整的产业系统，这是从产业间的关系角度的解读;而如果把产业链可以看成是一种产品或服务通过设计、生产、销售、运送和管理最终实现消费等一系列实现价值增值的活动过程，这是从价值链角度的解读。因此，文化产业链可以看成是由一系列相互连接的、位于上下游环节的不同企业共同协作，设计生产销售和运送文化产品和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目的是向最终消费者提供文化产品及服务，从而实现价值增值。产业链整合包括横向整合、纵向整合以及混合整合，是产业链为了谋求更大、更长远的竞争优势进行的一种战略选择。横向整合是指产业链条中某个环节上多个企业的合并与重组。纵向整合表现为企业的合并与重组，是处在产业链中，上、中、下游环节的企业，或者从下游向上游进行合并与重组(称为前纵向整合)，或者从上游向下游进行合并与重组(称为后纵向整合)的运作方式。在现实中产业链的整合通常是既有横向又有纵向的混合整合。实施产业链整合并非易事，在这个过程中会牵涉到众多因素。在产业链整合的过程中，其主体是企业，这里的企业既包括产业链上各结点企业，也包括为产业链整合提供配套服务的相关企业。进行产业链整合最重要的是对其客体进行整合。其客体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源、资本和知识等。完成产业链整合就要通过产品、价值、知识流动而产生相互吸引，在整个产业链企业之间产生相互吸引，在核心企业与其他结点企业、配套企业、同行企业之间，形成纵向和横向两条整合路径。为了提升产业链环节的完整性可以采用核心企业对其他结点企业、配套企业的吸引的方式;而为了产业链能够实现横向集群式扩展，则可以采用对同行企业吸引的方式。无论哪种方式都能够加速产业链的形成并促使其整合。产业链整合的客体，即各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知识等，通常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把产业链整合具体化为知识整合、产品整合和价值整合。产品整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供应链整合，正是处在产业链条中某个环节上的多个企业(上、中、下游环节的企业)共同协作而形成产品;价值整合是通过对整个产业链的协调，最有效地创造顾客价值，以最大化产业链的一体化利润，而产业链的协调以知识的共享为基础，价值链整合的背后是知识的整合。文化产业整合中的关键成功要素包括:政府的产业政策、金融机制、企业主体与市场化运作等。在促使文化产业整合的关键要素中，产业政策至关重要，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决定了相关资源的分配。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整合的文化产业链都离不开相关资源，有一些资源还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产业政策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文化产业整合中的关键成功要素中十分重要的是金融机制。金融机制是各种契约工具的合理化配置方案、相关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所有金融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协调机制的综合体。金融契约工具常见的有股票、期权、债券、期货、可转换证券、贷款协议等。文化产业整合及协同发展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金融中介机构及政府调控监管机构等作用的发挥途径等金融机制方面的问题。因此，在文化产业链整合的推进工作中金融机制尤其是金融契约工具的合理化配置方案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视。文化产业链整合只有利用好金融机制才能奠定良好基础。文化产业整合中的关键成功要素中所涉及的企业主体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化企业，它们是文化产业在协同的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所依赖的、参与市场或资源市场竞争的主体。市场化运作在文化产业整合中的关键要素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化产业链的整合归根到底是把文化企业的产品推向市场，经受市场的检验并取得相应的市场价值，这一切都离不开市场化运作。正是市场化运作决定了文化产业的整合效果和协同效应。
2河北省文化产业链的基本现实状况
河北省有千余年的历史，积淀下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这些文化资源却没有转化为现实财富。就河北省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虽然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可是文化产品的市场价值却不突出，很多文化产品在被创造出来后，传播不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没有很好地体现，未能发挥出其最大的能量和内在价值。这与文化产业链没有很好地整合有密切关系，或者说就是没有对文化资源进行强劲而有力的整合与优化。
2．1河北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具备较好的基础
河北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河北省具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独特的燕赵文化资源，在文化市场中差异性明显，具有不可替代性。当前河北省的整体经济社会状况，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条件。近年来，河北省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稳定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经济都为发展文化产业创造了前提。从地理位置上讲，河北省环绕京津，交通发达，拥有1亿多人口的直接消费市场和充裕的劳动力资源。这些不可多得的资源使得河北省成为文化产业投资成本较低而文化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具有文化产业发展较优越的组合条件。目前，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软硬件环境正在得到逐步改善，一批新兴文化企业和重大项目兴建开工，使得河北省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以较快的速度提升，文化产业领域得以不断拓展，成为河北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有力保障。
2．2河北省具有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
河北省发展文化产业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努力将文化产业培育成富民强省的新经济增长点。为此河北省充分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壮大产业规模，大力培育市场主体，打造文化品牌;与此同时，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活力、实力和竞争力。这些举措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着力点，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创意、创新、创业”为主题，努力将文化产业培育成富民强省的新经济增长点，这样的发展思路有助于文化产业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2．3河北省构建文化产业链的方向符合市场规律
众所周知，市场规律的一大特征就是竞争，要在构建文化产业链的方向上符合市场规律，就要保持文化产业链内部的良性竞争与合作。现代生产力高度发达，市场竞争尤为激烈，使得现代企业都在积极向上努力发展，在产业链内部上下游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而保持产业链内部的适度竞争有利于保持整条产业链的竞争活力。
3河北省文化产业链整合的发展条件
文化产业是河北省崛起的优势产业，是在未来发展中要不懈努力的方向。通过对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及现实条件进行分析，研究出河北省文化产业链整合的基础条件，为打造河北省文化产业品牌，发挥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闯出一条可行的路径。
3．1实现信息共享并形成信息共享机制
长效透明的信息共享机制不但要建立起来还要长期保持，为河北省文化产业链的信息共享创造良好氛围，使文化产业链得以形成和整合。在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过程中，要保证产业链上各企业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不然将会给整条产业链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都要充分认识到信息获取渠道的疏导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对于企业的生存在某些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为了能够及时获取有利的市场信息，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有必要也有义务为架构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协同机制而努力。
3．2打造良好的协调运作机制
在组织结构上建立起产业链只是产业链整合的初期形式，要真正使得文化产业链真正做到任何时空下的良好运作，还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彼此之间有着良好的协调运作机制，因为产业链不是建成了就能够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的。整合产业链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链上企业的共同盈利和协同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良好的协调运作机制的构建就势在必行。产业链上的企业，具有相同的产业目标和利益着落点，甚至是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必须进行良好的协调运作，而不能够过于激烈的竞争。由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往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少顾及甚至是完全忽略对手的利益进行市场竞争，往往不利于彼此的成长，如果恶性竞争还会导致内耗过度而自伤元气。虽然良好的协调运作并不排除产业链内部的竞争，但竞争必须适度，因为产业链内部的竞争与通俗的市场竞争毕竟不同，不能等同于产业链外的市场竞争。打造良好的协调运作机制，在河北省文化产业链企业彼此之间的合作要处理得当，产业链上企业彼此之间的默契合作对于整条产业链的成长会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
3．3建立完整的支撑产业以保障产业链的良性发展
(1)工业的发展带给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发展.如今产业一词已经不再是孤立的笼统概念，往往加以名词修饰.体育产业作为产业名目划分下的一种，正以其独到的绿色、低碳性改变着世界产业的格局.工业发展一方面带给我们便利，另一方却在无孔不入地侵蚀着我们的未来，21世纪人类在全球变暖海平面抬升的大危机里，终于意识到绿色、低碳的重要性，而这一时机恰是体育产业的发展时机.抓准这一时机体育产业定会蓬勃地发展起来.
(2)体育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已久，上个世纪90年代，体育产业已经是号称发达国家的十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而国内的体育产业尚在起步之中，产业内部的划分也还不明确，体育产业在中国，是个十足的新兴产业，其产业的空间和未来前景都是不可估量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的人均体育消费，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消费，竟有30倍之差.而体育产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率，从我国的0.7%到美国的11.0%，也足足有15倍的距离.这些显而易见的数字，即说明了体育产业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又说明了它在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要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3)2009年国家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产业振兴规划，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而几乎于此同时全国各地区相继出现了5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这些产业基地是一个大信号，标志着国家正在把产业振兴从老工业的振兴转向代表国家软实力的体育产业振兴当中.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发展体育产业的做法
2.1体育产业
是个大门类，包括生产体育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同时体育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具有与其他产业相同的共性，讲求经济效益，注重市场效益.但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体育产业在提高居民身体素质、振奋精神、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上，有着非比寻常的作用.即便是抛开资源型城市转型期，这一特定城市的特殊时期，发张体育产业也是全面提高、全方位巩固国家经济支柱产业的重要一节.21世纪是发展体育产业的大前提，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期是发展体育产业的一个约束条件，如何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期发展好体育产业，是体育产业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期发挥出其相应的效力，就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将从政策环境、体育基础问题研究、引进与学习、开展高水平体育赛事、完善并提升体育产业各层级管理人员水平入手为资源型城市在转型期，发展体育产业做策略研究.
2.2政策环境
因为体育产业的自身特点（外部经济性），决定了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得到政策的支持.政策环境是一切产业发展优劣的外部标杆，标杆低了产业的市场竞争激烈，自身动力十足，往往发展较好.标杆高了产业的市场竞争不足，少数派坐拥优势，一家独大，自身动力不足，往往发展较慢.政府给予各个产业的政策支持，无外乎，土地使用、信贷、税收、市场保证、技术力量分配等.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发展体育产业，政府在政策环境上要下狠功夫.从目前国内体育产业的发展上来看，西南沿海较发达地区发展最好，资源型城市不论身处何地，一定要到发达地区求取真经，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学习，去除糟粕，制定出科学的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扶植计划.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微观上看，是一个地区谋求生存发展的手段，宏观上看，却是一个国家从坐吃资源到综合性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发展体育产业，赢得国家和省的支持，得到自上而下的大力度是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始的环节.从2009年到2010年仅两年时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就相继出台了多项计划，针对各省市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予以资金支持.结合大时代的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然性，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只等待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地方政府把握住这一重要机遇.国家体育总局一直以来都是国内体育产业的精神殿堂，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发展体育产业，能否得到体育总局的支持也是尤为重要的.想得到体育总局的支持，地方政府就要瞄准目标，找对方向，努力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争做国家高水平体育后背人才基地.国家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有先例试点，且试点城市的产业立项相对较易，抓准这一时机，争取国家对资源型城市体育产业功能区定位.只有政策环境良好，才能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做好体育产业的发展.
2.3体育基础问题研究
体育基础问题研究，同其他一切科学问题的研究一样，是一项立足长远，需要高精尖人才，过程艰辛，持之以方能能收效的事业.基础科学的研究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根本，体育产业想要长久、高效、稳定地发展，离不开基础的研究.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期，是个可以预见的持续时间不会太久的时期.体育基础问题的研究要勇者在前，抢在一切问题之先.体育基础问题的研究是体育产业的磐基，基础问题研究得越精越细，体育产业的发展就会越高越远.体育产业内部要积极划分科研区，择取退役运动员、优秀体育教学工作者、体育科研人员组成科研团队，分析、研究体育基础问题，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当然，体育基础问题的研究还包含另一层意思.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发展的大方向需要确立，把体育产业的发展放到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之中，认识其重要性，确定其重大课题存在的客观，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也是体育基础问题的研究.这项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了解体育产业发展趋势、领会体育产业政策、制定体育产业工作思路、明确体育产业发展主要目标、把握体育产业发展重点等.税收、市场保证、技术力量分配等.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发展体育产业，政府在政策环境上要下狠功夫.从目前国内体育产业的发展上来看，西南沿海较发达地区发展最好，资源型城市不论身处何地，一定要到发达地区求取真经，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学习，去除糟粕，制定出科学的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扶植计划.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微观上看，是一个地区谋求生存发展的手段，宏观上看，却是一个国家从坐吃资源到综合性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发展体育产业，赢得国家和省的支持，得到自上而下的大力度是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始的环节.从2009年到2010年仅两年时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就相继出台了多项计划，针对各省市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予以资金支持.结合大时代的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然性，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只等待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地方政府把握住这一重要机遇.国家体育总局一直以来都是国内体育产业的精神殿堂，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发展体育产业，能否得到体育总局的支持也是尤为重要的.想得到体育总局的支持，地方政府就要瞄准目标，找对方向，努力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争做国家高水平体育后背人才基地.国家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有先例试点，且试点城市的产业立项相对较易，抓准这一时机，争取国家对资源型城市体育产业功能区定位.只有政策环境良好，才能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做好体育产业的发展.
三、引进与学习
3.1前文提到体育产业问题的两大方向，物质和精神.物质的一个方面表现在体育设备的生产制造上.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期发展体育产业，一定要从发达地区引进项目，寻找投资.使物质强大自然就带动精神，这也是社会发展本身的大规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期，劳动力大量闲置，原有生产设施闲置，人口外流明显.承接劳动力价值高，土地租赁昂贵地区的制造业转移，打造体育用品制造基地，是可行和踏实的做法.另外，政府引导中小型企业，研发生产与体育用品相关的产品，促进体育产业产业链的形成.
3.2开展高水平体育赛事，是体育精神的最好表达，无论体育产业发展到何种高度，产业结构如何完善，产业内部各项功能如何健全，高水平的体育赛事永远都不会脱离它本身的作用线.开展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一方面为体育产业发展做足动力，另一方面，它所引申出的体育表演、体育健身活动等调动了群众的体育消费意识，体育产业内需得到满足.开展高水平体育赛事，也能为经济转型期的资源型城市制造口号和招牌，扩大城市知名度，增加承办大型的国内国外体育赛事的可能.同时，开展高水平的体育赛事，必然要建设综合性的体育馆，体育场地，无形之中拉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期建造业的发展.发展高水平体育赛事期间，交融和分配资源做休闲和娱乐，让体育产业衍生到旅游等其他产业当中去.
3.3完善并提升体育产业各层级管理人员水平
四、总结
Abstract:Down to the economical high speed development propose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to us the entire society to synthes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stern topic, studied under earnestly the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 the cultural market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had the theory exploration importance and the reality practice pressing. Along with the cultural market and cultural industry's starting, unceasingly is also having the development with it corresponding culture mechanism's transformation.
关键词:文化市场 文化产业 文化需求
Key words:Cultural market culture industry culture demand
作者简介:纪衡尧,男,汉族,现任山东费县文化馆馆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180-02
当代文化发展的崭新思路,使我国当代文化发展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发展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国家财政统包,人员、资金、物资统分统配,一个“统”字将文化事业包容无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历史性变革,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使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问题极其鲜明地突现出来。国家由财政拨款的文化投资远远满足不了当代文化的高速发展的需要,必须探索新的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发展模式。
一、我国文化市场的建立、发育和文化产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文化产业机制和文化发展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持续高速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相应的文化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甚至众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产出仍有很大差距。这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作为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认识不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办文化唯有“事业型”一种模式的传统思路和管理文化的计划行政机制;另一
方面,对文化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认识不足,没有看到当代社会发展中正露端倪的“生态失衡”的潜在危机和文化滞后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此,当代经济转型的现实把文化转型,把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平衡、持续高速发展的严峻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现实迫切需要并呼唤新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管理方式、产业机制和市场运作体系。另外,经济流通
的世界化和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及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学习、沟通、批判与借鉴其市场模式的运作方式,以适应并掌握当代文化的世界往的经济(经营)方略,并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体制。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一是规模巨大,数量惊人。如影视制品、音像制品、商业演出、商业性体育竞技观赏,都表明我国当代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强度上,实现方式(规模、途径、媒介)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层次多方位多类别。我国当代从普通市民到文化精英,从大众娱乐到艺术精品,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表现出对不同档次不同品位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既可能是对武打、言情等通俗文学及通俗音乐的渴求,又可能是对高品位艺术精品,如文学巨著、经典音乐、芭蓄艺术等的鉴赏与涵泳,既可能是生理感官上的颐养、休憩与享乐,又可能是心理精神世界的探寻追索;反映出一个不同等级不同档次的需要序列。三是当代社会浪潮式的文化时尚表明了当代文化需求的
迅速转换。由于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人们追求新颖追求刺激的文化心理得到高度张扬。文化热点频频移动,文化明星迅速代换。社会舞台经常演出时兴一时髦―时狂的文化新剧,以满足人们快速变换的强烈心理需求。因此,这种全社会日益高涨的大规模、多层次、快节奏的强势文化需求,单靠原先文化事业的“统管”模式已根本无法满足,它历史地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
第三,当代市场经济体制与文化发展的现有机制的严重矛盾造成了当代文化自身生存、发展的重大危机。由于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当代社会中先前由国家财政统包的艺术团体、文化场馆(博物馆、文化馆)、出版发行行业、影视业,现在都面临着资金匾乏,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有的甚至面临着倒闭、解体的严重危机(实际上许多文化机构如新华书店、展览馆、博物馆已经转业)。当代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文化行业的萎缩衰落形成了巨大反差,反
映了文化体制与文化发展的深刻矛盾。这种现状强烈要求冲破原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固有模式,呼吁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方式.要求转换文化管理职能与文化经营机制,以新的产业和市场模式积累资金,改善文化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并在同当代科技的密切联系中开创文化产业大规模高速发展,文化技术迅速更新换代的崭新局面。
二、近十年来,我国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战略决策大大解放了文化生产力,我国文化市
场迅速开拓,文化产业迅速壮大,呈现出充满矛盾又充满生机的新的发展景观。
首先是一大批文化市场从无到有,迅速开拓。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文化市场。音像市场最早脱颖,初具规模;演出市场(以至商业体育比赛)渐趋成熟,冷冷热热;图书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工艺美术品市场沟通海内外,机制健全;而文物市场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则从无到有,起点不凡;电影电视市场起起落落,交易热烈;娱乐、旅游市场遍及全国,迅速壮大;特别是文化广告传播市场,异军突起,势头凶猛。一系列文化市场的建立健全,开拓了文化发展的现实途径,为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准备了现实条件。
其次,与文化市场的逐步建立相适应,我国一大批文化产业也逐步建立起来。它们已打破改革初期以文补文,以多业助文作为文化“谋生”的权宜之计的思维框架,而开始全方位的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迅速发展起来。其中音像业、图书业、高档娱乐业、影视业等率先走上产业化道路。与我国其它产业门类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起点低,不仅有与其它产业相同的资金筹措、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困难,还受到原有的“计划”文化观念的影响制约,因而在产业规模、经营水平、运作方式和经济效益上都无法与我国其它产业相媲美,也无法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
三、随着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兴起,与之相应的文化机制的变革也在不断发生发展。各业经纪人、制作人、拍卖人、人等新的文化经营者和经济流通经营环节逐步产生和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文化企业逐步发展,多种文化经营的运作方式也开始大胆探索、实验。可以说,我国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而又生机无限
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合理性并不能掩盖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尖锐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商品性与非商品性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众多矛盾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矛盾之网。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产业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如前所述,我国文化产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体制的产物。所谓产业性,当然是指它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和产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特征。作为产业,文化产业自然要进入市场,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和经济效益上同市场经济接轨。它所面临的文化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文化产品的经营与销售、文化市场的开拓与培育、文化经济价值的估算与评定、文化消费的涵养与供给、文化广告的创意与运营―都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文化产业毕竟姓“文”,它具有特定的观念性、精神性的特质,这就是文化产业的文化性。这种文化性是指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文化艺术作为精神产品的自身发展规律,文化艺术创作与接受的独特方式,实现精神功能的陶冶感染方式等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与哲学、历史、伦理、宗教、美学、法律等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精神形态,它背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它必须关注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弘扬时代精神,塑造积极向上的人文品格,构建厚重完善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同时,作为文化,它又必须遵循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从市场机制来看,文化产业的产业性必然先天地导致文化产品的商品特性空前凸现,甚至造成商品性独尊的局面,从而忽略文化产品的精神性特质。同时,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又必然要求相当程度的规模生产,只有规模生产才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它必然依循大工业标准化、模式化的生产方式,追求大批量的投入和产出,这就导致了文化制作中大量复制、模仿、“膺品”和一次性消费商品,从而无视文化的艺术本性,使独一无二的文化精品创造趋于消亡。另外,文化产业的市场特性又与文化艺术所肩负的宏大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相矛盾,它当下的经济效益原则与构建完善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造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当代人文品格的长远文化战略相互冲突。无庸讳言,我国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既有着它兴起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又带有与生俱来的深刻内在矛盾。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交给我们的悖论。在悖论中开辟我国文化发展的健康道路,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四、如何解决好当代文化发展中产业性与文化性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迅速建立和健全当代文化保护机制。当代文化保护机制是保证市场条件下文化的全面综合均衡发展的根本制度,是解决产业性与文化性矛盾的重要配伍措施。
当代文化保护机制首先是政府保护方式。它要求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转变原有的“办文化”的职能,注重于文化发展的管理与保护。这种保护一是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政策上的倾斜和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二是重点文化项目的国家资金的投入与监督实施。在我国现阶段,文化保护的政府方式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有形产品都包括技术和造型两部分。“技术指的是产品的核心功能，即产品原动力、使用产品所要求的部件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用以生产产品的材料和方法。”“造型指的是能够将美感和产品与服务中的人机问题结合起来的感觉因素。”［1］32产品的技术因素取决于科技创新，产品的造型因素取决于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共同改善产品品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可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推进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具有深刻的学理性，是对世界上先进制造业发展潮流的洞察和总结。制造企业不仅要做产品，而且要做文化，这种理念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企业家所重视、所践履。我们通过若干案例，管窥世界知名制造企业文化创意的现状。我们首先要提到可口可乐公司。
可口可乐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产品，它的有形部分只有三种：药剂师彭伯顿于1886年发明的糖浆，他的合伙人罗宾逊第二年用斯宾塞体写成的商标，以及1915年设计的一步裙型的瓶子。经过多次蒙目测试，可口可乐的口感并不比其他饮料好。改用塑料大瓶后，它的瓶子的设计优势也丧失殆尽。然而，可口可乐的独特之处是，它不像我国最畅销的饮料加多宝那样，主要同功能相联系（“怕上火，喝加多宝”），而是同美国文化相联系。可口可乐公司的已故总裁罗伯特•伍徳拉夫接管可口可乐公司时，对饮料生产一窍不通，他自己说：“我对软饮料行业的了解同一头猪对主日（指礼拜天———引者注）的了解一样多。”［2］219然而，他的经营理念却异常高明，他提出不把可口可乐当作饮料、哪怕是全世界最好的饮料来做，而要把它做成“美国最美国化的东西”，即做成美国文化的代名词。通过一系列文化创意措施，罗伯特•伍徳拉夫的目标实现了，《华盛顿邮报》和《音乐新闻》这些编辑旨趣迥异的报纸都提出“像可口可乐一样美国化”，可口可乐俨然成为美国化的标尺。不是斯宾塞体的商标使可口可乐畅销，而是可口可乐的畅销使这种斯宾塞体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商标。美国著名的空军英雄罗伯特•斯科特在他的畅销书《上帝是我的飞行同伴》中，解释他“击落第一架日本飞机”的动机是源于“美国、民主、可口可乐”的思想，这里竟然把可口可乐与国家相提并论。文化创意造就了可口可乐的商业神话。它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饮料。
自2001年《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共同“全球品牌100强”榜单以后，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连续11年位居第一，甚至超过了微软和IBM，可口可乐的英文Coca Cola和OK成为英语世界最流行的两个词语。可口可乐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的销售地比联合国的成员数还要多。在当今世界软饮料市场上，可口可乐占有50％的份额。不仅做产品、而且做文化的其他案例也令人怦然心动。乔布斯指出，IT公司主攻的战场，不在实验室，而是在消费者的右脑和左心房；科技产品不应该高高在上，等着顾客卑躬屈膝地来学习，而应该参与到消费者的生活之中，与他们一起激动、幻想和创作。乔布斯所说的“实验室”，指的是技术领域；他所说的“消费者的右脑和左心房”，指的是消费者的情感领域。也就是说，高科技产品主攻的战场在于文化领域，在于消费者的情感世界。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苹果公司设计出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产品。苹果的全球最薄笔记本Macbook Air以惊人的薄给了全世界赞叹———一台整机净重1．36千克，最厚的地方只有19．3毫米，而最薄的边缘地带，仅仅只有4毫米。难怪有的美国学者指出“苹果使品牌建设成为一门艺术和一门科学。”［3］224总部位于瑞士伯尔尼的斯沃琪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手表生产商和分销商，手表销量占世界市场的四分之一。该集团总裁哈耶克卷起袖子，出手臂上的许多手表，豪迈地宣称，他们不是一家手表公司，而是一家情感公司，他们的专门技术是人们的情感。虽然他们制作的手表和全世界多数手表使用一样的机件，不过，他们的突出之处在于文化创意：把手表的目的由计时的工具转变为戴在手腕上的时装。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担任斯沃琪公司总裁之前，哈耶克从未在手表企业里工作过，他像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罗伯特•伍徳拉夫一样，以完全外行的身份履新。然而，通过对消费者的仔细研究，他提出的文化创意比手表行业所有专家的管理理念都更为有效。美国时尚界首富拉尔夫•劳伦说：“我不设计衣服，我设计梦想。”拉尔夫•劳伦40年的设计生涯，向世界展示了一种美国格调。他的品牌讲述了美国贵族的故事，让消费者体验到了一种古典和优雅的生活方式。它又唤起了人们对那种生活的向往：美国贵族如何生活、如何穿着打扮、如何休闲。汉堡王从来没有超过麦当劳，尽管汉堡王偶而也能够在口味测试和促销活动中比对手表现得更为出色，但它却从来没能在无形的内在情感联系方面取得突破。可见，产品和服务必须具有一定的功能，但同时，要想展示出产品和服务的内在实力，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吸引力。当麦当劳在1975年打入香港及大约20年后进入北京时，它倚重的就是其出身根源，即美国文化，以及它在国际上的遗产，即该品牌发展变化的历史，而不是汉堡包、薯条和可乐的滋味。
二、从理性到感性
制造业中为什么需要文化创意呢？这种需要的理论依据是：经济活动存在着情感驱动力。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的宗旨只有一种适当的定义：那就是创造顾客。没有顾客，企业就无从谈起。他又指出，“顾客所购买的，从来就不是一件产品本身。按定义来说，顾客购买的是一种对需要的满足。他购买的是一种价值。”［4］87顾客的需要中包括情感需要，在现代经济中，顾客已经从理性消费者变成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消费者。
传统经济以利益驱动和理性选择为基础解释人的经济行动，认为驱使人们开展经济行动的动机主要与利益刺激有关。它把消费者看作理性决策者，消费者能够客观评价商品的价值，善于选择价格最低、效用最优的商品，从而达到既定目标下的效用最大化。理性决策过程指经过深思熟虑，采取合理的行动满足需求。决策过程的步骤为：识别需求（出行不便，需要有代步工具），寻找信息（有各种各样的汽车），评价可供选择的产品（哪种汽车的特色或益处更适合我），购买和消费。现代经济则把产品使用者视为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消费者，消费者对产品具有情感需求。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情感性需求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奔驰轿车的功能性作用是代步的工具、安全、牢固和高质量，它的情感性作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斯沃琪手表的功能性作用是计时的工具、经济、耐用，情感性作用是时尚。芭比娃娃的功能性作用是儿童玩具，情感性作用是精神的慰藉，有人把它比作《圣经》里的夏娃。利维斯牛仔裤的功能性作用是蔽体和保暖，对于19世纪的美国边远地区居民和工人来说，它的情感性作用是粗犷；对于欧洲消费者来说，看上去破旧却昂贵的牛仔裤（经过精心加工，口袋边缘有磨损）的情感性作用是时髦；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女性同性恋来说，它的情感性作用是性感刺激。万宝路香烟的功能性作用是一种烟味很浓的香烟，它的情感性作用是阳刚之气，是“美国最广泛的男子象征”。
产品的情感性作用很奇妙，有时候甚至达到令人惊叹的、难以思议的地步。胡萝卜的功能性作用是一种含有丰富维生素的蔬菜，而对于荷兰人来说，它的情感性作用是具有“爱国色彩”。在很久以前，胡萝卜有多种颜色，唯独没有橙色。有红色、黑色、绿色、白色，甚至还有紫色的品种。荷兰的创立者是奥兰治（Orange，意为橙色）王室的威廉王子一世，他曾带领荷兰人民打败西班牙取得独立。后人为了纪念他，把国旗的颜色定为橙色。到了16世纪，荷兰的栽培者想让这种蔬菜更具有“爱国色彩”，于是他们尝试用一种北非的变异种子，培育处理橙色的胡萝卜。［5］59这是历史上最精彩、最成功的通过“国家色彩”使产品实现情感性作用的实践。“自我延伸”是消费者对产品的普遍性的情感需求之一。自我延伸的观点是贝尔克提出来的。延伸的自我由自我和拥有物两部分构成。
“某些拥有物不仅是自我概念的外在显示，它们同时构成自我概念的一个有机部分。”不管消费者是否意识到，不管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意识到，他们的消费行为实际上都是他们的自我的延伸。看似随意的消费行为其实都受到某种内在规律的支配。
20世纪30年代美国上层人士有若干种典型的自我延伸的物品：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边马甲。这些物品虽然已是明日黄花，然而它们表明，自我延伸的物品既是某种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消费者的审美趣味的体现。审美自我的延伸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服装上，在各种消费品中服装可以说是自我最直接的延伸。“衣服是自我身体的扩展；它们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表现文化；必然会表现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7］298“时装和衣服也许是人们利用这些衣服构建和传达一种文化和社会识别特征的最明显的领域；这些不同款式、颜色、类型、质地和布料用于构建和传达那些社会和文化识别特征，因此，衣服的外形可以用那些不同社会和文化团体的存在来解释。”
波尔希默斯在《时尚的力量》一书中谈到了美国20世纪40年代穿佐特服的人、50年代现代主义者和泰德派成员、60年代摩登族、70年代光头仔、80年代雅皮士、90年代以后的公务员的穿着变化，这是不同文化团体以不同形式利用同一种衣服的佳例［9］。穿佐特套服的人大多数是年轻的非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他们改造了普通的日常西服，把上衣加长至膝盖，并把腰身紧缩，肩部和翻领加大，上衣中间用一个钮扣扣紧，把裤子膝盖部位加宽约30英寸。佐特服是心怀不满的美国黑人青年为自己构建的识别标志。由于这种标志太张扬，以至引起美国白人的敌视，1943年在纽约、洛杉矶、费城爆发了所谓“佐特套服骚乱”。穿佐特服的人之所以把西服作为改造的基本样式，因为他们想借此表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同时，他们之所以把西服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因为他们想传达一种特殊的识别信息，避免别人认为他们的服装是西服。佐特套服的领带花哨艳丽，而且宽大。而美国现代主义者的领带颜色素淡，形状瘦削，线条分明。许多现代主义者都是音乐家或乐师，他们体现的是极简抽象派艺术风格的精神。消费者对产品的情感需求还表现在符号性消费、认同性建构、感性体验、消费偏好、炫耀性消费等方面。而文化创意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各种情感需要。
三、从教堂到宗教
制造业中的文化创意有什么效益呢？最大的效益就是培育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使他们把产品不是看作教堂，而是看作宗教。教堂是物质的、有形的，宗教是精神的、无形的，宗教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教堂。我们虽然没有到过麦加，但是从电视中看到过麦加朝觐的场面，那种的力量令人震撼。文化创意能够把产品做得像宗教那样，吸引消费者狂热地迷恋它、信仰它，这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往往令人错愕。2008年哈雷公司105周年庆典时，哈雷车主组织了30多万辆哈雷摩托车、几十万骑乘者聚集到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哈雷公司总部，车主们特殊的服饰和风驰电掣的骑行，引来行人驻足观望，场面十分壮观，令人不由想起麦加朝觐。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自驾游，而是虔诚的朝圣之旅。骑乘者像信徒一样，体验到拜谒圣地的激动和销魂，甚至感受到灵魂的洗涤和震颤。
哈雷摩托车的品质和质量，可能确实不如本田、雅马哈，但是它的售价却远远高过其他日系品牌，原因就在于哈雷摩托车成为摩托族心中的“精神图腾”。美国消费者马尔科姆•福布斯48岁才第一次邂逅哈雷摩托，他一生购进100多辆哈雷摩托，他有一个愿望：驾乘他最热爱的热气球和哈雷摩托环游世界。哈雷摩托车以独特的设计风靡于世，它被认为是最具有男性气概的品牌。它的男性气概体现为：线条硬朗，体积硕大，车轮厚重、车身超长，车重300多斤，的美学原则———侧板、挡泥板都被拆除，能的钢铁和金属尽量，接近汽车的大排气量大油门使引擎发出威猛的低吼声，低陷的皮座椅和高扬的手把，加上纯金属的坚硬质地和眩目的色彩、甚至烫人的排气管。
宗教中很多事物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就基督教而言，法国圣丹尼斯教堂环绕着歌坛的12根圆柱象征着12使徒，后堂回廊的圆柱象征着12位主要先知。早期哥特式建筑沙特尔主教堂出自《圣经》人物的人像柱，象征基督舍身之死。一般教堂都有的三座塔楼象征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有些著名产品像宗教一样，也有符号象征意义。哈雷摩托车不仅以它庞大威猛的体积诉诸人们的视觉，而且以它巨大的轰鸣声诉诸人们的听觉。“发动机的‘轰轰’声已经成为哈雷品牌的同义词。1996年，哈雷把雅马哈和丰田汽车告上法庭，理由是对方侵占哈雷声音的商标权。虽然哈雷发动机的声音并不合乎商标保护法的条例，但这个声音对哈雷的支持者来说，相对于做弥撒时的第一声风笛在虔诚的天主教徒心目中的地位。”
哈雷的符号象征意义还体现在一系列事物上。这些事物包括印有图案的皮夹克、弹性紧身皮裤、马甲、衬衣、眼镜、头盔、皮带、皮靴、小围巾、短手套、黑色皮夹克等。哈雷标识出现在皮夹克、古龙水、珠宝，甚至睡衣、床单、毛巾、女性内衣裤、小朋友玩具上。也出现了哈雷风格服格，许多高级时装设计师如唐娜泰拉•范思哲、让•保罗戈•尔捷、汤姆•福特和卡尔•拉格菲尔德等都从哈雷摩托车和哈雷骑手身上汲取过灵感。在哈雷风格服饰中，铆钉的装饰效果体现了前卫特点，突出了狂野、速度与力量。双排扣的皮夹克或风衣、袖口衣身多处运用拉链，使身着哈雷风格服饰的女孩显得神采奕奕。
可口可乐在与百事可乐的竞争中，屡次被指责口感不佳，这使可口可乐公司伤透了脑筋。公司经过大量调查，花费重金研制出口感更好的新可口可乐，并于1986年3月推向市场。然而，市场反馈令公司管理层瞠目结舌。消费者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新可口可乐的游行示威，抗议的电话、电报、信函如潮水般地涌向公司总部。难道一个企业无权改变自己的产品吗？当然有权。但是，任何企业都无权改变消费者的信仰。老可口可乐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不仅是一种饮料，而且是一种信仰，他们不愿意选择新可口可乐、哪怕是口感更好的可乐而成为“异教徒”。在愤怒的抗议浪潮中，新可口可乐面世仅仅78天后就夭折了，公司重新启用了老可口可乐的配方。
1936年可口可乐公司成立50周年庆典时，公司决定撰写一本颂扬可口可乐历史的小册子。公司秘书拉尔夫•海斯写道：“自从那辆单马马车沿着玛丽埃塔大街辚辚而行，车上载着当时的全部可口可乐，冷清地驶向一户位于地下室的人家以来，有几多皇帝逊位，爆发了多少场战争，了多少位君主，世界地图经历了几多沧桑变化……”然而，可口可乐公司依然生气勃勃。一百多年来，它不断地把自己的产品打造成美国文化的精髓。
很多消费者对可口可乐的依恋达到痴迷的程度，犹如信徒对待宗教一样。1972年塞西尔•芒西出版了《可口可乐收藏插图指南》，一位可口可乐社区成员说：“我们像对待《圣经》一样对待这本书。”可口可乐旧日历和旧盘子价格飙涨，卖到数百美元一件。消费者以近乎疯狂的热情用可口可乐的饰品装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狗、他们的圣诞树等。一位退休的美国空军军官在遗嘱中要求将火化后的骨灰密封在可口可乐灌装瓶子内，并安放在阿林顿国家公园。这样的遗嘱令人动容。一位可口可乐总裁这样告诉他的属下：“你们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程度，比其他任何产品，甚至比天主教在内的思想体系，都更明显。”
音乐文化产业是一种以知识作为基础的产业文化,在音乐文化中具有很强创新的理论设计,也有的是有能力的劳动者自己创建的,通常都是将音乐文化作为核心观念,聚集音乐文化、信息技术、传播方式、自动化技术等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的结晶,所以自身的知识性就很强。
二、我国音乐产业的发展情况
目前,我国每个地区都设立了专门从事音乐产业发展的部门,也慢慢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管理体制,这给现代化建设阶段里音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保证。
1.缺少自主发展以及穿凿能力,造成竞争力低下由于音乐长时间都受制于传统体制,几乎不具备自由发展和创造的空间。虽然音乐出现了很多新产品,但是有价值的确很少,有些音乐企业只是看重生产,并不关注市场情况,一味的投入忽略产出,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对内容只是进行仿造,缺少接近大众的好产品。使得整个音乐市场都受到国家经济发展的约束,制约了音乐市场的前进,造成竞争力下降。
2.缺乏高素质音乐人才,造成原动力不足音乐人才是音乐发展的主要资源,现在我国的音乐产业人才还很少。由于原有教育培训机构的影响,我国音乐产业的人才量、结构以及整体素质还不能满足音乐产业的发展速度。尤其是对于一些缺少具备音乐知识与技术、经济的综合性人才,造成创作的原动力不足,影响了音乐产业的发展。
3.缺乏健全的法律体制音乐文化作为文化产业的主要组成,它的版权维护问题也是文化产业的问题。最近几年,虽然一些唱片公司给其做了很大的投资,也创造出了精品文化,但是却让一些盗版商偷窃了,造成唱片公司大量的经济损失。除此以外,由于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音乐文化也被在网络上公共使用和下载等,这些都给传统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造成音乐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受到迫害。总结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关键还是有关音乐文化产业的一些法律体制不够健全,法律制度缺乏操作性,监督管理也不好。
三、我国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1.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创造音乐品牌来提升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能够影响国家的综合国力,也是进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更是我国音乐文化产业健康、迅速发展的基础。品牌经营是音乐产业形成的开端,最后慢慢再发展成产业经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发展音乐文化的时候不但要将这个优势充分利用,还要不断创新,将时代的新元素融入到音乐当中,创建出真正属于我们的品牌。所以要将音乐创意品牌和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创造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精品,形成的品牌。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市场的宣传,将自己的品牌推入市场,满足市场的需求,提高音乐产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2.培养专业的音乐人才
在现在的经济条件状况下,音乐产业和其他产业的结合是一种趋势,所以在培养音乐人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逐渐健全人才教育机构,尽量培养一些高技能人才。第一,一些高校要专建一些音乐经济、音乐管理以及音乐营销的音乐,然后再和另外的学科结合,强化对学校的教师、音乐装备以及教学技术的培养,加快音乐专业人才素质的提升。第二,音乐企业要强化对职工的培养,为员工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第三,要借助不同的方式来创建音乐文化氛围,激发音乐人的创作灵感,促进音乐人创作的积极性。
体育，是人类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体育的发展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解放后，我国对体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体育健儿为国家赢得了巨大荣誉。国家对体育不计成本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体育在人们的观念中也被认为是纯消费部门，是为国争光的。它投入的是物质，产出的是精神。没有人认为体育也可成为一个产业部门，加之计划体制下的体育发展政策，体育的社会经济功能没有得到开发。
其实，体育活动也有市场，通过培育和开发，完全可以使体育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从近几年来国内火爆的球市和越来越多的商业体育比赛中可略见一斑。体育的产业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是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国际体育商业化冲击的必然结果论文。
何为体育产业化
体育产业是指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而使体育产品（劳务）进入生产、交换、消费和服务的产业门类。从大体育观的角度看，体育产业涵盖所有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如体育物质产品（体育服装、体育器材、体育建筑、体育食品饮料等）和体育信息产品（体育广告宣传、电视广播、报刊、体育信息的传送等），以及体育劳务（体育竞赛、健身娱乐、场地出租、体育旅游等）。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的统计报告》，体育被正式列入第三产业，从而使其产业性质得到了确认。我们从体育产业的内容可以看出体育产业是一个覆盖面非常广、产业关联度很高的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如建筑业、制造业、交通通讯、食品卫生、信息服务、服装和旅游等。体育产业的潜在需求非常大，而且该产业是纯粹“经营人体”的行业，是“生命产业”。可以预计，它将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产业部门之一。所谓体育产业化，就是改革体育体制，使体育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充满活力的新机制，使体育由事业型、公益型向经营型转变，使其能够向社会提供体育产品和劳务。其实质是体育思想观念的革命和制度的创新，是要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开发体育的经济功能，把体育与经济结合起来，通过一系列经济行为，刺激体育产品（劳务）的需求，拓展体育市场，加快体育的产业化进程，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国外体育产业的发展状况
体育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体育早就成为一个产业部门，尤其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体育产业规模逐步扩大，体育的经济功能被不断开发，体育产业呈现出快速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体育产业在许多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有些甚至成为支柱产业。体育产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规模大，产值高。在美国，体育产业80年代的总产值就超过600亿美元，比石油化工（533亿）、汽车（531亿）还多，占其GNP的1.3％，居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第22位，90年代中期的体育产值超过3000亿美元，增长率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意大利以“足球工业”为主体的体育产业，其产值在80年代末达到24万亿里拉（182.5亿美元，人均320美元），跻身于国内十大经济部门，现在约为500亿美元。英国80年代末的体育产值为68.5亿英镑，政府从体育产业中得到的税收有24亿英镑，相当于政府用于体育投资的5倍。其他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体育产业都有相当庞大的规模。90年代以来，由于体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一些发达国家已提出“国民体育总产值”的概念。
2.从业人员多，影响大。体育产业是个庞大的经济部门。如美国有近百万各种职业运动员，从事与体育产业有关的人员达数百万人，而业余时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员达1.8亿，美国的“三大球”棒球、橄榄球和篮球运动，每年吸引了数以亿计的爱好者观看参与。我国香港的赛马会每年吸引了数百万市民参与，其下注额为1000多亿港元，平均每人2.3万港元，为政府带来大量收入。发达国家的体育赛事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牵动了亿万人心，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3.涉及面广，产业关联度高。现代体育是一项意义深远、影响重大的社会活动，它吸引了众多行业部门的参与。世界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公司、飞利浦公司都和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型的综合运动会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交通通讯、电视广告、场馆建设等许多环节。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为日本和韩国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成为其经济起飞的标志。
4.国际化趋势。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现代体育产业正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化经营，形成了许多像阿迪达斯和耐克等著名的跨国公司。我国足球甲A联赛的冠名权被万宝路集团买下，足协杯比赛由飞利浦公司赞助，这对于我国球市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可见，体育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重要经济部门，是国民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及对策
体育部门是一个以特殊的生产方式为其特征的经济部门。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体育和经济的关系，表现为体育和财政之间的关系，体育是纯消费部门。国家财政对体育投入的多少，既影响了体育事业发展和增长的速度与结构，又间接地决定了体育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力的大小。而财政对体育投入的比例与结构，除了意识形态、观念和国家的体育政策外，经济总量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体育产业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并与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互协调，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发展规模与水平依赖于一个国家的体制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客观而论，体育作为一个经济部门，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尚未成为一个独立完善的产业。体育产业的发展壮大有赖于体育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培育市场就应该从影响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来做文章，只有这样，才能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育资源，提高体育事业为社会服务的整体效能。现阶段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很大提高，群众的闲暇时间增多，对于体育产品（劳务）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不失时机地把一些群众基础好、易于形成市场需求的体育产品推向市场，是体育产业化的必由之路。体育不应该只是消耗国家资源的部门，集刻苦、拼搏、艺术健身与振奋民族精神于一体的体育产业，应该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我国体育的产业化进程，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整个体育行业部门还仅仅处于场地出租和有偿指导等浅层次的经营阶段。体育作为一个经济部门，其规模、结构和层次都没有达到一个完善成熟的产业部门的水平，体育的经济功能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可喜的是，中央和许多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在逐步改善这种局面。如上海市1995年体育产业的创收达1亿元人民币，上海市的许多体育部门，通过产业化经营，已完全具备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1997年，以举办八运会为契机，上海市对全市的体育事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力争到下世纪初使其成为第三产业的支柱行业。我国其他一些省市也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加快体育的产业化进程。但总的说来，目前我国的体育产业水平与国情不相协调。针对目前的状况，笔者认为可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国家今后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对体育部门有所倾斜，给予税收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以鼓励体育生产经营部门的发展。
2.在投资体制方面，应变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为体育部门自身创收、社会集资并举，同时注意引进外资，以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体制。
3.推行运动项目的行业协会制和俱乐部制，建立社会化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形成全方位的社会共办体育的格局。
4.要培育和完善体育市场，逐步建立体育商品劳务和信息市场，形成全方位市场体系。
5.要加强体育经济理论的研究，培养一批既懂体育、又懂经营管理的人才，满足体育产业经营不断发展的需要。
6.加快体育的职业化进程，这是体育产业化的必经之路。其重要特征，一是组织者必须是企业法人，如俱乐部等；二是运动员是商品，即运动员可以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运动员技术水平，提高体育部门的经营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