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3 13:25:29
一、开阔职教学生视野
新闻传媒从广义上包括杂志、报纸、校园广播台、校园电视台以及校园各大新闻网站，具有公开性、真实性以及实时性等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传媒的宣传教育以及舆论引导作用，保证新闻内容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过程中的新闻具有多样性的内容，新闻传媒所宣传的内容包括职业教育院校的发展以及改革活动、办学历史、治学办学理念、未来发展规划等，除了上述关于学校发展的相关内容之外，还包括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等不同内容，宣传形式多样，包括校园记者问答、任务采访、新闻广播电台中的“点歌祝福、实时新闻”等等。
二、拓宽职业教育内容的视域
新闻传媒的教育功能是指对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以及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教学活动，关注学生以及教师的思想动态，努力营造出和谐融洽的学术氛围以及校园人文环境。作为新闻传媒报道的另一个相对重要的板块就是有关师生参与的各种教学活动，例如兴建重点实验室，采购实验教学器材，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专业知识以及实践技能。在职业教育中传播与学术研发密切相关的内容，让学生及时了解最新学术动态，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知识的关注度以及学习的动力。学生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大都是在生活以及学习过程中、在与同学的沟通交流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职业教育中的新闻传播一个较为重要的功能就是教会学生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沟通。新闻传媒在培养学生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方面起着较为突出的纽带作用。
三、政治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作用
在教育功能上，新闻传媒较为显著的是引导作用，媒体通过对党政方针、专业知识以及科学技术的宣传来武装学生的头脑，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通过对职业教育学校的先进事迹以及优秀人物的宣传，激发大学生像模范看齐，争做先进的动力，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校园氛围。还可以通过建立并完善各种专栏，包括班级活动、教学活动以及社团活动来提升学生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强学生对班级的归属感。新闻传媒在职业教育活动中所具有的新闻传媒功能与职业教育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内容以及各种课堂活动有着显著区别。新闻传媒在对各种新闻进行传播时，坚持客观性、真实性的要求，在新闻报道中，不会随意添加感彩，通过对新闻事件进行有选择的报道，来保证新闻传媒所具有的舆论导向功能得到正确的发挥。新闻传媒所具有的客观性能够帮助处于叛逆期的学生接受系统的教育教学内容，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现实生活，并学会利用正确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职业教育活动中，可以通过在校报或者网站上开设生活专栏，报道学生身边的大事小情，普及生活小知识，与学生进行良好互动，让他们在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家庭中健康成长，进而帮助他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以及道德情操。新闻传媒在职业教育活动中的运用能够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新闻技能，通过校园报纸、记者团、校园电台、校园广播以及校园新闻网等不同渠道开展的新闻实践活动，并进行新闻播音、新闻写作、文版编辑、任务采访以及各种活动主持等，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能够对现实生活以及学习产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培养学生养成敏锐的洞察力，将在校园生活学到新闻写作以及新闻采访技巧进行实际运用。职业教育中所开设的新闻专业还可以与校外新闻事业单位进行校企合作，并结合学生发展的实际状况建立新闻实践以及教学的活动基地和项目。热烈欢迎新闻记者走进实际的职业教育活动中，让新闻专业学生更好地体会以及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另外，还可以让学生到报社、网站以及其他新闻单位进行学习和工作，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素养。
四、有助于挖掘更多的就业渠道
在新闻传媒的影响下，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活动中还能够不断拓展和创造满足当代学生就业和创业的相关渠道。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者要对现阶段的就业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和把握，保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以及创业观念，并且能够对职业生涯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正确的处理，从而让学生增强应对各种困难的能力，保证现阶段的职业教育体系能够不断完善，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大的优势。职业教育工作者要对传媒对职业教育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充分利用新媒体环境下的相关教学优势，准确把握时展的规律，利用传媒工具以及传媒资源，保证职业教育教学不与时展脱节，从而让职业教育教学工作为学生的就业保驾护航。
作者：银峰 单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大众传播所具有的经济理性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不仅对企业实行经营体制的改革，并且对党报也实行按照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独立实体、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进入90年代，报业集团逐渐发展成为市场中颇具实力的集团。在市场竞争背景下，大众传媒为了提高自身的收视率，得到观众的喜爱，很多时候会打破社会的底线，在伦理的边界上做文章，形成了一系列吸引观众眼球的节目，像性感播报、美女主持等，这种对原生态自然主义的展示，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心理，并且刺激了观众原始的欲望，从而形成感官上的刺激以及窥私心理。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渐渐模糊自己的初衷，放弃了自身的社会职责。传播性极强的传媒市场，可能会扭曲大学生的思维。在形成逐利型人格的同时，肩上的社会责任也被消磨干净。因此，大学教育者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大学生在经济理性的大众传播下，学会自我思考。
2.主流价值观下传播的弱化
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仍然处于转型时期，这段时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等，在这些问题出现的同时，大众的神经系统也被触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敏感的问题，像教育、住房、就业等，这些问题，不仅使大众传媒得到了经济利益，并且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所以，大众传媒要对此问题进行大力的传播与调查。但是，现如今我国的传媒环境比较宽松，很多问题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出现边炒作边炫耀的局面，这种没有经过舆论引导的信息传播，一方面会使大学生无法及时辨别不良事件，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大学生的思政教育。
3.大众文化之中的解构传播
在20世纪80年代，港台文化被引入到我国，到了80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渐渐被人熟知。之后在21世纪，我国的大众文化才得到了发展。要知道，大众文化其实就是一种能够遵循社会逻辑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不仅追求商业利润，并且还追求物质消费，从市场与广告商的角度而言，大众文化在淹没大众的同时，形成了一种迎合大众趣味的泛文化。从体制的角度来说，大众文化在遵循文化的原则之上，对文化进行复制，从而形成断裂的、平面的文化碎片，这种文化碎片与当代的文化价值以及文化意义相融合。在20世纪60年，法兰克福学派就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总结出其主要的总体特征。就目前而言，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大众文化形成了上层建筑的次生意识形态，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还是对社会中的价值建构，大众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大学生的批判意识比较薄弱，对事物的认识不够全面，往往深陷其中，因此，要想提高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就要培养大学生的批判能力，只有如此，才能使思政教育在大学生身上有所体现。
二、思政教育的新闻传播学方法
大学思政教育受到了大众传播的经济理性、主流价值的弱化传播以及大众文化的解构传播等影响，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状，促进大学思政教育的发展，那么就要在研究大众传播信息的基础上，运用新闻传播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众传播影响思政教育的诸多因素。
1.借助权威手段对信息进行传播
受众对接收到的信息保持三种态度，分别为全部接受、部分接受、不接受。对于信息内容的不同，受众的三种态度也会随之变化，从传播学理论来看，通过对受众可信度的了解以及读信息真假的判断，可以知道受众所持态度。受众对信息源的可信性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把握的，一种是传播者的信誉，一种是专业的权威性。传播者的信誉是指传播者是否具备客观、诚实的品质，而专业的权威性则是指传播者对自己传播的信息是否具备发言权。大学思政教育的本质是人际传播宣传与传播的过程，而传播者的可信度，对大学思政而言，起到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大学思政教育的传播者还是教育体系中大众传播的传播者，对大学思政而言，则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2.利用科学的方式进行传播
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大众传播的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一面提示，一种是两面提示，这两种传播方式对大学思政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面提示在把对方的观点进行判断的同时，也对对方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并表明了自身的观点与意见。一面提示容易使对象产生抵抗的心理，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对象进行说服，但是，这种传播方式比较适合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对象。而两面提示则是在对对方观点进行判断的同时，也提出了自身的观点，这种传播方式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受众的理解程度较低，对传播的分寸掌握不准确，那么，容易形成反差，甚至形成对方宣传的局面。但是，两面提示的优点很多，不仅可以为传播对象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消除对方的反感以外，还对反宣传具有免疫的作用，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只能适合传播水平比较高的对象，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同时，对大学生也要进行分类，对于思想单纯、年级较低的学生而言，需要采用一面提示的传播方式，而对于思维活跃、年级较高的学生而言，就适合采用两面提示的传播方式。
3.正确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意见领袖”的概念是由传播理论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拉扎斯菲尔德作为意见领袖的提出者，在整个的传播范围内，拉扎斯菲尔德不仅为他人传播信息，并且还传播自己的意见，成为人际传播史上著名的人物。在大学思政教育的过程中，人际传播史非常重要。因此，教育者要擅于发现可以成为意见领袖的学生，对此进行培养，这样可以发挥学生的影响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在思政教育过程中，被充当意见领袖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属于平等关系，因此，不会形成组织行为，也不会被灌输宣传色彩。在整个的思政教育中，意见领袖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重视意见领袖的地位与作用，与此同时，教育者可以引用其他理论基础，比如社会心理学理论。
三、结语
[关键词]媒介融合 新闻传播教育 高等教育改革
2012年10月20日，由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讨会在广西大学召开，这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多位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来自全国多所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研究生代表等。与会和投稿的近60位代表共计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与会代表围绕以下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会长吴廷俊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学会成立后近五年来大陆学界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研究的情况。他从期刊论文、相关专著、相关会议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2008年至今，学界共发表了676篇相关论文，主要涵盖以下主题：1.对新闻传播教育整体的历史回顾与趋势前瞻；2.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思路与方法；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4.新闻传播教育定专业（方向）、层次类别发展研究；5.新闻传播院系研究；6.新闻教育家和新闻教育思想研究；7.海外新闻传播教育研究；8.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专业实践等研究。五年来，出版了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专著8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这样的通史性著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一章来书写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教育史。2008～2011年间，还召开了相关学术研讨会18次，其中2008、2009、2011年各4次，2010年6次。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术活动虽然为数不少、增长很快，但也存在不够系统、缺乏稳定性等问题。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的主题发言为《融媒时代新闻教育的转向与学科思维》。她首先探讨了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业发生的巨大变化。随着个人化、互动化、内容分享等成为新时代媒介发展的重要关键词，业界对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是具备从事新闻报道的能力，而须具备更为全面的新闻运作能力。她举出了多家美国新闻院系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机构设置等方面据此做出的改革尝试。最后，她谈到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新闻学应该拓展学科思维，走向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何志武教授在主题发言《多元融合语境下传媒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中，也提到当前新闻教育需要进行学科融合、需要应对媒介融合做出改变。他着重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这方面的探索实践。学科融合方面，学院的前身是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创办的新闻专业，一开始走的就是文工交叉之路，30年来逐步扩展至与校内多个理工、文、艺（术）学科的深度交叉。在生源结构上文理兼招，课程设置上涵盖多个学科，还包括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培养：如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新媒体技术”第二学位课程等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各专业之间的共性增多、边界弱化。与之相应，学院打开了专业间的课程壁垒，各专业的核心课程组都可供其他专业学生选修。在实践教学方面，也不再依据专业分别安排，而是按照“全媒体”、“全流程”、“全员实训”的要求重新设计。所有学生都要经过报刊编排、电视摄像、电视编辑、网页设计等实验环节的训练，以全面掌握全媒体人才必备的基本技能。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石长顺教授和博士生柴巧霞合作撰写了《全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建设》一文。他们认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由专业基本能力、专业特殊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三方面构成。全媒体转型对其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融合报道意识、信息整合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多媒体传播技能（不必精通所有传播手段，但应有通盘了解并擅长其中的一至两种）等。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等都需相应做出改变。
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钱晓文教授对于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进行了探讨。指出需要从面向各种媒介类型培养专门的新闻宣传人才，转向培养跨越媒介类型分野、具备全面业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兼具各种新闻产品的策划、制作和营销能力。此外，由于当前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培养目标还可不局限于为媒体输送人才，而扩展至面向整个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知识生产者、管理者与传播者，以使学生拥有更加广阔的就业出路。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卿志军副教授着重阐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其一为技术和素养之间的关系，不宜偏重技术训练而忽视了对政治、新闻、人文等素养的培育。其二为全能和专长之间的关系，不宜追大求全安排繁多课程，还是需要引导学生在一两个方面达到精通程度。其三，大众传播人才和分众传播人才之间的关系，分众传播意识在媒介融合时代十分重要。其四，短期学习和长期学习之间的关系，融媒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与时俱进、长期（终生）学习的意识，并不断通过短期学习掌握新的信息与技能。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莹副教授认为，在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技术层面，这样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窘境。新闻传播活动社会价值的充分发挥才是媒介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容动摇的根基所在。在此前提下，新闻传播教育顺应媒介融合的变革，可主要从三方面入手：淡化介质概念、强化传播理念、创新发展形式。
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张衡老师指出了当前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只是从不同学科中挑出一些课程放到一起，建构的知识体系还比较宏观、比较肤浅，并非深度交融。又如教学理念、环节、方法等难以适应媒介融合的需求，教师自己对新的传播形态缺乏尝试、对媒介最新动向缺乏了解等。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学院的杨娟老师，具体考察了新闻评论课程在全媒体语境下如何进行教学改革的问题。她提出，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单一形态单一平台的传播转变为多种形态多个平台的传播；新闻评论在新闻信息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增加；评论针对的新闻范围也在不断扩充，可谓无处不在。与之相应，新闻评论教学应进行立足于专业交叉的教学内容扩展；并重新设计实践教学，增加学时，既对各种样式的新闻评论进行基础性训练，也对各类评论形态的综合运用进行适当训练，以期培养出全媒体新闻评论员。
新闻传播教育办学模式与教学改革的探索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海荣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介绍了该院对《“联合与共建”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所谓“联合与共建”，即开门办学，与新闻媒体和行业主管部门等充分合作、形成战略联盟。这样的办学思路，该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其后依托一批教学改革项目不断发展深化。主要措施包括：与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家媒体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谈合作事宜、聘请媒介资深专家担任兼职教授、选派青年教师轮流前往媒体挂职锻炼、与媒体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在媒体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协调部分媒体设备以合适方式赠与学校等等。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辐射影响到当地乃至海外的更多院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系冯恩大教授结合所在院系同时开办新闻高职与本科教育的实践，探讨了新闻教育在本科与高职两个层次的异同。他提出两者面临共同的发展背景：媒介融合加速与文化产业振兴，但在培养目标上有所区别。本科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新闻专业人才，兼顾培养适应文化产业的通用人才；高职则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新闻技工，兼顾培养文化产业中对交际能力要求较高的经营人员。两者在实践训练模式上相同，都是对各种媒介产品制作的仿真模拟，但在课程设置上各有侧重。本科课程安排注重夯实专业基础、拓宽学术视野，高职则淡化史论课程，突出技能模块。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冯广圣副教授回顾了该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4年设立以来的办学实践，通过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就地方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娜老师是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第一名的获得者，她首先依据青教赛上的见闻从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呈现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对高校教学的理解；接下来从更深层次探讨了高等教育引领学生“发现自我”、“反思自我”、“解放自我”与“发展自我”的重大使命如何通过教学来发挥实现；最后针对新闻的学科特色、新闻教育现存的问题等提出了改进新闻教学、兑现育人承诺的建议。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刑永川副教授介绍了自己将田野调查引入课程考核的教改尝试，推动学生了解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这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及在社会洞察、人际交往、文字表达、多媒体设备运用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为其日后从事新闻调查、传媒工作等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思想发掘与史实考辨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作了《给新闻传播教育以根基，还新闻传播教育之灵魂》的主题发言。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教育应以扎实的人文功底为根基，这在中国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缺乏。此外，理想的新闻教育，必然拥有灵魂，即通过对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不懈追问，带来自由与民主的启蒙。目前虽然一些新闻院系做出了值得推广的改革尝试，但尚未深入触及灵魂，还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哈艳秋教授探讨了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指出当时多位新闻教育家形成的共识在今天仍可发挥指导作用。如：学生应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对于培养媒介融合时代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及我国目前亟需的对外传播人才依旧适用。又如在新闻教育中应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以及应该对全民进行新闻知识普及教育等，也需要继续阐扬。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阳海洪副教授也关注了早期新闻教育家徐宝璜、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思想，考察他们如何坚持普遍与分化的原则，在新闻教育中着意寻求现代与传统的最大公约数。发现在普遍原则方面，徐邵二氏放弃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认为源于西方的现代传媒及其新闻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义，坚持新闻教育的专业性，将传播从仅仅是官僚的治国之术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新的地位与功能。在分化原则方面，两人将儒家道德下降为记者的个人修养与职业伦理，在新闻教育中赋予其“士人之魂”。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乔云霞教授回顾了民国报人成舍我长期投身新闻教育的经历，认为其“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人才培养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依照媒介融合的需要注入新的内涵。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邓绍根副教授通过查阅大量史料，梳理了1949年以前中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对新闻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实践，探讨了他们各自做出的贡献并进行了总体评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招收研究生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奠定了正规新闻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以获得硕士学位的传统。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新闻研究室设立的“研究生”岗位，虽非一般意义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但在重视理论思想和政治素质培养方面进行了尝试。还有1943至1946年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按照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研究生课程培养的两期国际新闻高级学员，在严格的招生条件和考试制度方面有所推进。总体而言，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成效甚微，未能持续系统地发展。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启示借鉴
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教授，在《新闻教育的三个镜鉴――基于对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分析》发言中，结合自己的实地访学经历，谈到了这所著名的美国新闻学院带来的三点重要启示。其一，关于新闻院校的定位问题：“新闻学院还是媒介集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拥有7家面向社会的公共媒体，更像一个媒介集团，和新闻实践、媒介市场关系密切，其院长也颇具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定位有助于一所新闻院校更为主动地进行匹配市场的改变与调整。其二，学术诚信的关键是付诸行动。密大新闻学院在这方面既有严格的制度法规，也有严厉的处罚措施，对老师和学生同样要求，保障了学术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清洁干净。其三，新闻教育应该有清晰的层次与重点。密大新闻学院认为，本科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专业工作者，研究生教育则重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据此，他们在本科生教育中侧重培养实践技能；在硕士生教育中把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博士生教育中则将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
关键词：媒介；新闻传播教育；社会学；人才培养
新闻传播学在1997年被确定为一级学科[1]，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2]。这种“超常规发展”势头似乎是对中国蓬勃发展的传媒市场的一种积极回应：为市场培养、输送人才。现实并非如此，近几年来，学界出现了大量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矛盾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网络传播发展的大背景下，讨论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学科设置、教育理念中的问题，落脚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和市场需求不匹配[3][4][5]。本文无意于罗列此前学界的一些声音，而是基于目前的研究和教育实践，尝试阐发一种新的趋势，即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社会学转向，它既是趋势，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解决路径，增强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科学”分量，推动教育研究的多视角和多元化。
一、寻径：西方新闻传播教育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模式有欧洲或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与我国相反，英国先有传播学后有新闻学，英国高校对新闻系和传播系的区分较严格，培养目标不同：新闻学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而传播学研究传播效果，“传媒研究从来就是社会学家的事业”[6]。英国高校很少专门开设新闻传播院系，多从属于社会科学类、社会学院、人文艺术类等院系；专业设置秉持“统合主义”理念，强调学科交叉，如与人文、艺术、社会学等学科统合，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吸收传统优势学科的知识底蕴[7][8]。美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同步发展，学科界限不清晰，学界一般将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分为纯粹职业化教育模式和强调通识理论教育模式，前者观点是“最好的学习新闻与广告的方法是实践”，课程设置的目标是“确保操作与理论的合作关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后者认为“职业培训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新闻学要想在研究型大学立足，必须将自身定位于社会科学”，在其课程设置中，新闻传播方面的课程只占1/4，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占3/4[9][10]。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第二种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日本新闻传播教育是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进行，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承担了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学校教育主要以学理教育为主，与业界保持距离，学术研究应被置于教育目标首位。然而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对大众传媒的要求提高，对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培养模式受到冲击。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日本首个培养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机构——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学院（J-School）正式成立，以培养高度专业化职业化记者为目标，但在提高职业性教育的同时，保持社会科学知识储备，批判性思维培养等传统教育理念[10][11][12]。西方新闻传播教育有各种的特色，也不乏共性：注重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体素养教育；重视人文素质、社会科学基础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联系紧密，许多学校的新闻传播学设置在社会学院或社会学系下；教育模式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模式[13][14]。
二、辟源：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西方，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创立至今，涌现出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一批思想大家。社会学根本问题是“社会何以可能”，在这一问题引导下，衍生出：个体与社会、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等关系探究。社会学的视域广泛，从关注国家与社会、社会秩序的宏观结构主义视角，到关注家庭、社会制度、社会网络的中观组织和网络视角，再到微观的社会互动视角，而且微观社会互动的研究成为新趋势。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如线性模式、控制论模式等传播结构理论，魔弹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均基于“传者—受众”的单向传播形式，近年来，新媒体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单向传播模式。从本质上来看，沟通即社会互动，自媒体上的社会互动不同于传统的线下在场互动。互动频率和方式的变化，都要求新闻传播理论有新的视域和面向，而社会互动的研究正是社会学创立至今一以贯之，且理论成果显著的领域，运用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解释传播者的行为、运用社会网络理论阐述新型社交网络关系是新的趋势而且大有所为。
三、趋势与可能：汲取社会学营养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受到冲击，新闻生产的流程也发生很大变化，由“流程化”转向“一体化”，发展出“融合新闻”；受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影响，“受众”概念弱化，普通公民既是受者，也是传播者；媒体用户对媒介产品的阅读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是快阅读，一方面却是对报道深度和广度的追求。以上因素引发了各类媒体在争夺用户上的竞争，更对媒体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新闻传播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场所，我国高校开始尝试做出调整。过去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存在“技术至上主义”问题，通过单纯的媒介知识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这种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视野狭隘，往往只关注技术，而忽视媒介与社会、使用媒介的人之间的关系，无法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改变教育理念的改革随之而来[2]。2013年，在对国内18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调查中，大多数院系都提及加强通识教育，跨专业、跨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一些学校还在学制上做出了尝试，如“2+2”模式，课题组形式[15]。新闻传播教育界和学界对社会学重视是相辅相生的，以《国际新闻界》杂志为例，2010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涉及社会学主题的有10篇，2013年有15篇，2015年达到22篇，且涉及的范围变广，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运动等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且不论新闻学专业最初下属于社会学，社会学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传播社会学从传媒与社会视角出发，分析传媒的社会功能，并探究传媒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互构关系；从微观上看，则包含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媒介组织等议题。新闻实践方面，新闻报道通过广为传播引导社会舆论，从社会学视角看，舆论是一种动态性社会意识，舆论形成后需要引导和社会控制和平衡；报道中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也需要从社会学的“个体与社会”“社会秩序何以维持”等发问出发，进而改善。在方法上，实证主义传统从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开始，后经涂尔干、科尔曼等学者的发展，形成如今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分支，传播效果的众多研究都采用了量化研究方式，新闻传播中的精确新闻、策略传播广泛运用问卷调查；传播学奠基者之一，拉扎斯菲尔德倡导并确立“实地调查法”作为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其中的观察法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调查方式，新闻传播教育中最常用的新闻采访也是访谈法的一部分；内容分析法是社会学文献研究法的量化方式，更是被新闻传播的学者广泛采用。社会学从诞生之初便被定义为一门“科学”，因此形成了较严密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目前中国社会学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要求人文素养与社会科学素养结合，而新闻报道或是营销策划也要求从人的角度出发。此外，社会学强调批判性思维，无论是针对理论还是社会问题，这一思维方式对于处在瞬息万变的媒介社会的新闻传播学子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此，两类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契合的。总之，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学转向是一种趋势，同时新闻传播教育能从中受益，包含理论和研究问题的深化、研究方法的完善，培养具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的综合性人才目标的达成。
四、结语
新闻传播教育必须紧跟传媒市场和技术的变迁，培养行业内的急需人才。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信息爆炸”，使得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科学素养成为对全球市场下新闻媒体从业者的普遍要求。而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学转向是这一要求下的趋势，社会学广阔的研究视野和丰富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特殊背景和目标，更增强了社会学知识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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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钟新,周树华.新闻传播教育的若干核心问题——对国外20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J].国际新闻界,2006(4):5-6.
【论文摘要】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是从西学东渐开始的，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新闻教育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曲折的过程。虽然现今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呈现高速度大规模，多元化的发展，但是在这种繁荣气象下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以时间为脉络，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通过课程设置来研究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演变，希望从中可以为现今的新闻教育提供借鉴，对中国新闻教育未来发展找到恰当的途径和方法。
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到现如今新闻教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的新闻教育走过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路程。随着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闻教育的重要性，新闻教育研究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1912年，我国的报界就有一种认识：“欧美名记者，往昔佥谓报馆为最佳之报学馆，实用方法恐难于教室内教授。故报业教育初兴之时，颇遭报业之轻视。然自此种人才（受过新闻教育）加入报界之后，觉成绩优良，远过于未受专门训练者，于是报界之怀疑始去，而乐与教育界携手。”①由此可见，我国早期对于新闻教育就有了较深的认识。本文将从中国新闻教育不同阶段的课程设置情况来分析其发展状况。
一、萌芽及创立时期（1918～1927）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它是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个开端，标志我国新闻教育从此步入正轨。
在这期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新闻教育得益于与有着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的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合作。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本系学则》指出：“新闻学乃多方面之学科，与人生任何部分均有关系。因此，新闻人才，不但具有专门的知识与训练，对于各种学识皆宜有清晰之概念。所以本学系对于专门学识极为注重，而同时对于其他与新闻有特殊关系的学科亦为重视”②
燕京大学新闻学课程，按这一要求分为四类：
1、必修基础课：国文一年、英文两年，16学分；法学院政治、经济、社会学基础课2门；理学院数、理、化、生物基础课选一门；历史基础课一门；共20学分。并按全校本科生必修体育的规定，修完三年体育，共6学分。
2、主修课：新闻专业课程，包括实习（共有三方面：（1）本学系之刊物；（2）报纸杂志之投稿；（3）假期间及毕业后在报馆之实习。）和论文，共44学分。
3、副修课：选定一门学科，不得少于20学分。
4、选修课：依本专业学习需要及本人志趣选修其他学科，约30学分以上，4年修满136学分。学生编级，按各人所得学分编定。
当时美国新闻教育已经开始融合多学科，这种理念也影响了中国的新闻教育。燕京大学新闻专业课程约只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而副修课相当于让学生有了第二专业，多学科的选择非常符合美国当时的通识化教育。而多方位的实习理念，就更加贴近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的特色，它的创始人沃尔特·威廉对于新闻教育的思想和原则就是：最好的学习新闻和广告的方法就是实践。③由此可见，在中国新闻教育发展之初，是完全沿承美国的教育模式，通识化和职业化教育十分明显。
二、初步发展时期（1928～1949）
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至此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在这期间，战乱平息，内外政策重新制定，使得新闻教育在这一时期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新闻教育由此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一阶段一共创办了33所新闻科系和院校，超过了以往的总和。④虽然此时新闻院校数目繁多，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在1929年9月调整科系，原中国文学科分为中文和新闻两个系，新闻专业从中文系独立出来，谢六逸担任新闻系首任系主任。当时的《复旦大学新文学系简章》规定4年制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为：“养成本国报馆编辑人才与经营人才”。施教方针“则在灌输新闻学知识，使学生有正确的文艺观念及充分之文学技能，更使之富有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与各种知识，而有指导社会之能力”。⑤课程设置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精神，安排4类课程。第1类为基础知识（必修课），如中国文学、英语、第二外国语、心理学、伦理学；第2类为专门知识课，如报学概论。新闻编辑、新闻采访、报馆组织与管理、广告学、发行、照相术、绘画、印刷术；第3类为辅助知识课，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外交概论、法学概论；第4类为写作技术课，如评论练习、通讯联系、新闻写作、速记术、校对术等。一二年级主要学习基础知识与辅助知识课，三四年级注重专业知识与写作技术课。在业务实践方面，低年级结合课程学习，去报社参观；高年级学生，课堂学习时间减少，除去报社实习外，在校要参加校刊《复旦五日刊》的采编工作。从上述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新闻教育初创时期，此时的新闻教育更加注重专业课的技能训练，比如速记术，照相术，绘画术之类的技能也首次在课程设置中出现。但是，我认为，由于专业技能课程的增多，减少了相关扩展学科比如自然学科的安排，美国的通识化教育在此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值得提出的是，复旦大学的实习安排相对合理，明确指出了不同年级的学习重点，为以后其他学校的课程安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1942年9月，陈道望代理新闻系主任。他主张“做一个记者，除熟悉新闻业务之外，最好还掌握一门专长”。这个时期的课程设置增加了政治外交和三民主义等政党性课程，从一定侧面开始体现中国特色的新闻教育，到现今，这种政党特色依然鲜明。另外，调整后的课程设置出现了按兴趣分组这一全新理念，这种设置可以让学生们真的“有所专长”，在现今的大学中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综上，这一阶段的新闻教育是以技能化教育为主，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强的课程，专业性记者的培养初见端倪，政党性教育也开始发展但是相比萌芽时期通识化教育有所淡化。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在战争频发的年代，这种发展也是得来不易的。
中国的新闻教育在曲折中开始，也在曲折中发展，虽然经历各种难关但依然顽强发展。回顾这近百年的新闻教育发展史，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色。我认为初创和发展时期的课程设置是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这个时期的新闻教育，沿袭了西方教育界的职业化和通识化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新闻人才是全面的，可以直接上手的，也是现今社会急需的。所以我认为，各个高校应该重新审视各自的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精心研究出一份适合当下的新闻课程安排，为学生的未来做好科学的准备。
参考文献
①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
②李寿朋、王士谷等：《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
③黄鹂：《美国新闻教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体育新闻；教育；招生；人才培养
一、体育新闻教育发展现状分析
体育事业的发展催动了我国体育新闻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自1985年上海体育学院开设试点本科体育新闻专业以来，我国体育新闻教育事业已经走过了28个年头，一大批体育院校和部分综合大学纷纷上马体育新闻专业教育，呈超规模发展的势头。
据统计，目前体育新闻专业的创办院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等体育院校，如上海体育大学等，依靠本校所具有的强大体育资源优势，以体育为依托发展体育与新闻相结合的新闻学（体育新闻传播方向）的体育新闻教育。另一类综合性院校，如吉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依靠本校所具有的新闻学专业教育优势和原有的体育教育资源，在新闻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培养体育新闻人才。
体育新闻教育尚属一个新领域，培养优秀体育新闻专业人才任重道远。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人才培养方案问题表明了体育新闻教育的复杂性，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新闻教育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开始关注其发展，提出大量宝贵的建议。
二、体育新闻教育中的突出问题分析
体育新闻教育中既存在先进设备等硬件问题，又存在师资教材等软件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莫过于两点：其一，师资队伍的年轻化，缺乏体育背景，体育与新闻的融合尚需时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体育新闻教学中缺乏体育成分；其二，专业性教材的短缺。目前，体育新闻理论的教材仅有成都体育学院系主任郝勤所著的《体育新闻学》和北京体育大学年轻教师毕雪梅、贾静所著的《体育新闻学概论》等几本专著。而体育新闻业务书籍更是寥寥无几，仅有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郝勤译著的《体育新闻报道》和张英著的《体育新闻报道》、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武汉体育学院系主任万晓红著的《体育新闻评论》和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沈阳体育学院部分教师参编的《深度体育新闻报道》等论著。除此之外，还有如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编的《体育记者谈体育新闻》和精选全国各体育新闻专业教师研究论文编成的《体育新闻传播大视野》等书籍。
专业性体育新闻书籍的相对不足造成了体育新闻专业学生知识的严重匮乏。那么，这些专著可否成为体育新闻专业教学所用教材呢？据笔者所阅读来看，上述体育新闻理论书籍内容上均为个人观点的阐述，既不够全面也不够专业，不宜作为教材。笔者认为，适合体育新闻理论教学的专业教材在内容上务必达到个性与共性、新闻理论与体育新闻理论的统一，只有在充分了解和掌握新闻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拓展体育新闻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在体育新闻业务方面，也应是新闻业务基础上的体育新闻业务的拓展，这正是广大体育新闻工作者乃至新闻教育者和工作者仍需努力的方向。
三、体育新闻专业招生模式分析
体育新闻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体育新闻专业学生缺乏体育知识或对体育知识不感兴趣，导致体育新闻培养人才与个人意愿的不适应性。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从综合院校和体育院校的招生工作上下功夫。
（一）综合院校招生模式
这类院校开设体育新闻专业，一方面是体育事业急剧发展的需求，另一个最为重要的优势是雄厚的新闻教育背景。然而，体育新闻教育是体育与新闻教育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我认为，综合院校体育新闻专业要实现培养真正的体育与新闻相结合的人才，就不宜在统招中招收体育新闻专业的考生，而是应该在本校新闻专业的学生中，选择那些喜好体育，有一定体育基础的学生，在掌握新闻知识的基础上，在大二一年分化出体育新闻专业，这样既能使喜欢体育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学习体育新闻，增强未来的竞争优势，又可避免了不喜欢体育的考生学习体育新闻而索然无味造成时间的浪费。南京师范大学从2003年开始体育新闻专业由新闻专业统一招生到大三再分专业的模式是对综合院校开办体育新闻专业最好的诠释。
（二）体育院校招生模式
体育院校具有强大的体育资源优势，但在新闻教育方面同其他综合性大学相比具有明显的劣势。能否在体育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人才是增强体育院校体育新闻教育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模式应当多样化——
1、统招体育类考生中招收体育新闻专业人才
体育院校可以在高考统招中招收体育类考生，这是基于体育生所具有的良好体育知识，但这类考生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知识水平的不足。从事体育新闻工作除了具有一定的体育知识和健康的体魄外，更重要的是具有新闻专业知识和写作本领。而体育生在这方面可能存在的欠缺往往导致体育新闻教育的不成功。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招生中注明或加试文学知识。
2、统招非体类考生中招收无体育基础但对体育爱好的体育新闻专业人才
爱好体育且具有相应的文化知识水平的学生无疑是适合学习体育新闻专业的，倘若能在考试中将文化测试与体育加试结合，就能保证非体育类学生更好的学习体育新闻专业。吉林大学体育新闻专业在统招中实行体育加试制，这也为体育院校招受非体生提供了先例。
四、体育新闻人才培养方案构想
体育新闻专业招生模式是体育新闻人才培养的前提条件，体育新闻人才的培养也正式基于招生模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人才培养方案。笔者认为，体育新闻人才培养方案具体有以下几种：
（一）小班精细化培养方案
体育新闻专业的班级人数不宜过多，以20人为宜。无论以上任何一种招生模式，要培养真正的复合型体育新闻人才，小班精细化是最佳选择。体育新闻专业是新闻专业的细化，而体育新闻人才的培养也要不同于综合院校的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一是市场体育新闻人才的需求是有限的，人数过多本身就违背市场规律，二是小班精细化可以具体到每个学生，这样可以避免对有些学生造成漠视，只有将每个学生管理起来，才能提高整体教学水平。
（二）“基础+体育新闻业务方向”培养方案
目前，在很多高校中往往按大类招生，比如新闻传播类的招生，在大一学年所学内容为大类内的基本知识，大二学年再按专业分班。这种招生不仅可以避免考生选择专业的盲目性，而且还可以依考生兴趣爱好选择专业。而这种人才培养方案具体到体育新闻专业，可以如下进行：首先，在大一学年，进行新闻传播知识和体育知识的教学，其中，有必要侧重新闻传播理论和体育理论的教学，其原因是新闻传播业务的学习要与体育相结合，在初步掌握新闻传播知识的基础上，深化体育新闻业务。其次，在大二学年根据个人的爱好，将体育与新闻实践结合，按不同的体育新闻业务进行分类，可分为：报纸体育新闻业务类、广播电视体育新闻业务类、网络传播类等。学生可以从中任选其一，以所选方向为主。这一培养方案重在培养学生在体育新闻业务某一方面的能力，使学生在未来的竞争中占优势。
（三）“理论+技能+体育赏析”培养方案
该方案在教学中，其中的理论和技能就是指新闻理论、体育理论和新闻业务，在教学中坚持新闻传播内容为主，体育新闻内容为辅，在掌握新闻传播内容的基础上，熟悉并掌握体育新闻内容。而这里的体育赏析不仅要熟悉体育项目，而且要将体育项目与新闻业务相结合，体育项目教师与体育新闻专业教师共同教学。其中，体育项目教师负责体育知识，体育新闻专业教师负责体育新闻业务的指导。（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毕雪梅，贾静，等.体育新闻学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新闻舆论视角；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0-0039-02
高校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人才培养主阵地，新闻舆论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正确的新闻舆论对人们的思想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因此新闻舆论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有很大的影响，高校教师应该善于利用新闻舆论对教学有利的方面，从新闻舆论视角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新闻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影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依赖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新闻舆论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直接的影响。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新闻舆论对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1]。
1.迅速地传递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及方针政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向标。通过各种新闻媒介发表的新闻舆论，可以及时地反映出党和国家发展的思想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新闻媒介可以更加迅速地使更多的相关信息传播和传递。高校通过新闻舆论可以明确，在现阶段国家及党的整体思想路线和发展方针政策。对这方面有一定的了解，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的政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与时俱进进，取得实效。
2.正确的新闻舆论可以有效地引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新闻舆论之所以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积极的影响，主要是因为通过媒体传播的正确舆论，使人们能够在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引导下，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般的新闻舆论中，会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优秀的精神融合在其中，将一切有利于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文明构建的内容都集合到一起，并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将弘扬时代精神和优秀传统结合起来，进而形成更加稳固的民族凝聚力[2]。高校是国家人才储备的主阵地，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接班人，大学生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网络等多种媒体，了解国内外的新闻媒体舆论中正确的舆论，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同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体系，可以有效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就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状况来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舆论的传播媒介更加丰富，人们在通过多种媒体和手段了解新闻信息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能充分认识到新闻舆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并从新闻舆论视角出发，不断探索与创新，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做出积极的改进与完善，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将大学生塑造成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要性
1.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内涵。所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仅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观目标是否实现和其实现程度，更包括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哪些客观性的效果，即思想政治教育获得了那些实际性的效果。
2.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要性。（1）虽然我国在近年来在持续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高校也加大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但是取得的效果却并不理想，教学的实践性相对较差。从另一方面来说，高校实现教育实效性的途径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高校试图通过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教学向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方式单一、创新不够，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实现其实效性，还使得学生产生一定的逆反心理，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实践分离。因此，高校应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作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要解决的问题[3]。（2）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一方面，我国经济出现飞速增长；另一方面，一些敌对势力利用人权、民族、宗教、国家统一等问题大做文章，并刁难我国政府，不利于我国的和平统一。因此针对这种社会现实，就有必要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对新形势、新问题的实际和理论分析，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出发，找到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观念等有机结合起来的途径，尽快走出困境。因此，可以说在新时期复杂的社会发展环境中，探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很有必要的。
三、新闻舆论视角下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措施
1.转变教学理念，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育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新闻媒体不断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新闻舆论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影响更大。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首先要转变教学理念，将理论教育同实践结合起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学内容是否具有时代性，是否具有实效性，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影响较大[4]。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该将学生的实际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现在的社会电子信息技术发达，通过不同渠道的新闻媒体可以传播出多样的新闻舆论信息，学生有更多的时间通过网络等获得多种信息。教师要善于利用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在教育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运用先进的媒体来获得信息与知识。帮助学生开拓视野，客观地分析当今的新闻舆论中的问题，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树立起和谐发展的观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树立起将理论教育同新闻舆论中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的教学理念。
2.善于利用和触及新闻舆论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新闻舆论中的热点问题，敢于触及新闻舆论中的难点问题。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还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教师不应该回避，而应该结合该新闻舆论进行客观的分析[5]。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面临很大的挑战，而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存在较多的难点。如果可以合理地将新闻舆论中的热点问题，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教师可以适当地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与辨证，对新闻舆论中的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与研究，分析其原因，教育和引导学生客观理性应对。例如，书记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反腐举措，从而在新闻舆论中接连出现各地高官落马的现象，教师要同学生分析和讨论，为什么频频出现高官落马的现象等问题。就可以明白当今政府对各级领导干部廉洁执政的要求，严格要求他们能够“在其职，谋其事”，严厉打击贪污犯罪是为了切实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就可以使学生更加信任党和政府，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发展的作用，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同时还可以促使学生主动关注新闻舆论，激发其社会责任感和公民责任感。
3.合理利用新闻舆论中先进人物、事件以及单位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素材。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可以合理地利用新闻舆论中先进人物、事件以及单位作为教学的素材，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使学生更加信服教师所讲，并在实践中积极践行。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有很多先进的个人与集体，他们的事迹就是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一方面这些素材使比较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生动，另一方面这些素材源于生活，更加具有感染力，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具有说服力。纵向来看，在上个世纪中期就有关于“最可爱的人”这一新闻舆论报道，是对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赞颂；我们每年的“雷锋日”就是在纪念这位舍己为公、默默奉献的战士。虽然这些先进的事例都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但是由于距离现在的时间较远，且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生很难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教师就需要积极地应用在近年来涌现出的先进个人或先进事迹作为教学的素材。例如，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大批的先进个人和单位，尤其是奋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抛下了家庭，牺牲自己的生命健康，投入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伟大事业中，他们就是新世纪最可爱的人。这样有针对性地在新闻舆论视角下，运用新闻舆论中报道的先进个人、事件对大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将理论教育和实际结合起来，就可以有效地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教育水平的有效途径和重要组成部分。探究新闻舆论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对提高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有着积极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转变理念，积极地整合与优化教学资源，并不断地探索更加高效的教学模式，合理运用新闻舆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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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铁峰.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问题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教育新闻的收视对象主要是从事教育的人和关注教育的人。与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相比，受众群相对小众化，观众收视选择的随意性较大。淡化收视率，强化影响力，以此作为诉求之本，探索专业化和大众化的有机结合，寻求教育立场与民生视角的深度融合，是提升教育新闻吸引力、引导力与聚合力的有效途径。
一、改进报道文风，提升教育新闻的吸引力
新闻要实现有效传播，必须使用受众容易接受的语言。
1.符合受众变化之需
网络媒体崛起后，受众角色不再单纯，甚至更为挑剔，一方面成为了具有利益诉求与问政能力的公众，另一方面成为了自媒体时代的信息发布者。教育新闻必须适应这一时代特点，改变传统的受众与传播观念，改变新闻文风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话语表达官味较浓不够鲜活的弊病，以文风改进为突破口，改革新闻报道表达方式，杜绝会议报道程式化、主题宣传概念化、政策解读生硬化、典型报道扁平化、热点剖析浅表化等现象，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契合受众的收视需求，提高与受众话语体系的弥合度，增强新闻报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2.以新闻语言取代文件语言
教育政务报道多来源于官方会议和文件。出于政治正确和表述严谨的考虑，会议或文件使用语言都有程序化和标准化表达，并通过表述的些微差别和语境的不同变化凸显内容的实质和重点。民间背景和语境的普通受众，对文本的理解要困难得多。因此，教育新闻要将会议或文件精神准确传递给受众，必须把文件语言转换为受众能接受理解的语言，也就是新闻语言。新闻语言宜简明、扼要、新颖、具体、口语化。
3.平面化视角
教育新闻报道应从受众需求的角度对官方文本做出生动诠释，变俯视为平视，变公文式宣传为平民化传播，以公众视角报道教育中心工作和重大题材，把公众最关心的教育问题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放大中心工作与实现群众利益的共振点，找到政务报道与群众现实生活的结合点，有效引导公众认识、理解、支持教育的新政策，用入脑、入心的语言，让社会各界尤其是普通百姓听得清楚、看得明白、觉得实在。
二、强化服务功能，提升教育新闻的引导力
服务既包括提供丰富的新闻资讯，还涉及公平、生存、发展等民生问题的观点服务和舆论引导，力求做到把党和政府在加快教育发展、深化教育改革上的意见、举措与群众密切关注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汇聚成一个和谐的声音。
1.立场鲜明，从事实报道向观点引领延伸
舆论引导要靠事实，不能搞空对空的理论说教。在报道中要注意对新闻事实作分析与解读，从分析与解读中给公众提供认识和了解教育及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教育电视媒体要充分发挥教育新闻宣传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旗帜鲜明地表达教育立场，用主流声音瓦解噪音杂音，用正确导向消除误解偏见，用积极引领修正炒作跟风。对教育热点问题和现象，要善于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教育改革和重大政策出台的时候，要积极契入社会，契入群众，从社会和公众的角度来审视这种变革和政策所产生的的深远影响，认清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对经验宣传和典型报道，要善于从发展趋势的角度去把握经验和典型的时代意义和价值所在，防止就事说事的浅表化、典型经验的悬虚化和社会影响的微弱化。
2.巧借外脑，从记者评述向权威解读延伸
对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和新政策，既要报道“是什么”，更要解释“为什么”。受知识结构、年龄层次和阅历经验的制约，一线记者在评述分析时，往往比较肤浅，力不从心，回答不好也回答不了。这也是很多媒体面临的人才瓶颈。破解的办法，一是培养专家型记者，二是借外脑出智慧，充分利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力资源优势，用专家解读传达媒体观点。在遴选专家时，要强调权威性、知名度和专业化，为新闻报道提供“为什么”的分析解读和智力服务。
3.主动服务，从被动宣传向积极介入延伸
教育新闻必须把教育中心工作作为宣传的中心，把教育重点工作作为报道的重点，把教育热点工作作为新闻的热点，深度介入教育改革发展的创新与实践，及时把教育界涌现出的新典型、新经验、新举措传播到社会各界，把教育服务经济、文明社会、造福人民的巨大成就传播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在阐释政策、宣传法规、引导舆论、释疑解惑、推进发展、提高水平方面多下功夫，不断提高教育新闻的权威性、有效性、预见性、针对性和引导性，适应时代新需要，满足观众新期待，使教育电视新闻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三、把握舆情特点，提升教育新闻的聚合力
社会转型期，舆情呈现出多样化、分散化、复杂化和情绪化趋势。这种舆论现象在民间口头和网络上反映得比较突出。把分散的、复杂的、情绪化的社会舆论聚合起来并给予正确的引导显得极其重要。
1.吃准摸透社会舆情
舆情不准，引导就缺乏针对性，就要说空话，说不对味的话，达不到引导的目的。舆论引导虚空化的根源是对社会舆情把握不准。一个时期社会舆论的焦点、热点是什么？社会情绪怎么样，对什么赞成，对什么反对？哪些问题属于认识不清、疑惑不解的？人们对哪些问题存有抵触或持反对意见？心中有数，新闻宣传才会有针对性，才能实现积极引导。当前，教育舆情的热点主要涉及公平、均等、均衡等问题，焦点是上好学与就好业，症结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需求。这就给教育新闻一个舆论聚合、舆论引导的指向，要把教育民生宣传作为重点，在贴近民情、关注民生、反映民意上做好做足文章，在贴近中去聚合舆论，在关注中去消解情绪，在反映中去引导舆论。
2.建立舆情收集制度
一是在主要新闻栏目中设立舆情沟通热线。由专人对社会公众反映的意见、呼声和问题认真登记，从中了解社会舆情的焦点和变化；二是建立社会舆情观测员制度。每一名记者都要注意收集社会舆情，在社区、农村、机关、学校建立舆情反馈点，及时掌握社会各阶层和百姓群众议论的教育热点；三是建立舆情定期分析会制度。邀请教育管理者、教育研究专家、资深教育记者等方面的人士参加舆情分析联席会，提高舆情分析质量和水平，对舆情焦点所涉及的问题做出准确判断，拟定新闻引导方案。
关键词：新闻教育；教育改革；制度创新；新闻学；
作者简介：吴廷俊(1945-)，男，湖北天门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史论；；王大丽(1987-)，女，山东潍坊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教育。湖北武汉430074；
当前，新闻教育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中国显得尤其突出。笔者多次讲过，中国新闻教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两脱离”，二是“可取代性”。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对于新闻教育“两脱离”的检视
由于新时期中国发展新闻教育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由于整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原因，当下中国新闻教育存在严重的“两脱离”———脱离新闻实践，脱离信息时代。
脱离新闻实践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新闻专业教师缺乏新闻实践经历。当下，中国新闻专业教师队伍重学位轻实践的倾向十分严重。我们对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五所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1)专业的在职教师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在65位老师中，只有18位有新闻业务实践经验，仅占总体的27.97%，而在55位有学历介绍的老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有44位，达到总数的80%。(2)教学实验条件差。由于教学投入不足，绝大多数新闻专业的实验室规模过小，机器设备不仅数量少，而且陈旧失修，许多摄影器材已是10多年的“老存货”，性能已远远落后于当下新闻实践应用的设备，甚至不如学生自己购买的机器，远远不能满足新闻专业教学的需要，更谈不上与新闻媒体同步发展。(3)以上两点，导致教师教学往往局限于教室教学形式。甚至开设实践操作课时，也仅限于教室内进行，内容主要为理论，方式主要为灌输，忽视了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导致许多学生虽然名义上学了Photoshop、Primer、Cooledit、CorelDraw、方正飞腾等媒体编辑软件，却从来没有实际操作、应用过。显然，这种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教学方法不适合新闻专业教学；(4)由于我国实行“党管媒体”的原则，学校不能办媒体，造成教学与实践在结构上的严重脱离。一方面，大学盲目扩招后，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急速增加，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香山峰会”(2011.12.10)得到的最新消息，截止2011年底，在教育部备案了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教学单位达到975个，在校学生人数近20万人。另一方面，新闻单位尤其是传统新闻媒体容纳不了为数众多的实习生。且即便容纳进去之后，由于许多媒体记者本身就有繁重的采访任务，也无暇顾及实习生。在此情况下，新闻专业实习生的专业实践任务根本无法完成。
脱离信息时代，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媒介在融合，可是新闻专业却在细分。教育部2011年最新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中，将新闻传播专业作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2)六个二级学科，这种划分形式依然沿袭着传统模式，将媒介形式作为划分依据，将不同媒介形式完全割裂开来，违背了当下媒介融合的大趋势；(2)学科在融合，课程设置在细分。交叉、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新闻传播学与相关人文社科的交叉融合、甚至与理学、工学的交叉融合，这一点也非常明显。但是，新闻专业在具体课程设置上，却与此“南辕北辙”，尤其是业务性课程上更是如此。我们检索了国内一所教育部重点大学“新闻专业本科培养计划”(2011年版)，发现在440个学时、27.5个学分的专业核心课(3)中几乎没有体现出融合的特征，主要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采、写、编、评、摄影等；而448个学时、28个学分的专业基础课程(4)中，主要是概论类、基础类、理论类课程，与融合更是毫不相干；(3)新闻学在发展、在重构(如新闻、受众概念等)，新闻学的教材却还是以传统体例、内容、案例为主。如高教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一本重点教材《新闻学概论》，几乎都是上个世纪的话题，对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理论问题基本没有涉及；有些新闻采访与写作教材，仍将大量的笔墨放在纸媒上，而未提及网络等新媒体的写作模式，多媒体融合条件下的新闻写作更是无从谈起。此外，陈旧的案例大量充斥于当代中国的新闻学教科书。如2003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闻采访写作编辑案例教程》，列举了有明确时间的案例277个，其中20世纪90年代的案例33个(1999年仅4个)，80年代124个，70年代35个，60年代17个，50年代18个，30、40年代43个，19世纪6个，古希腊1个。[1](P.4)技术创新，新媒体出现，新闻加工方式、内容表达方式都已发生了变化，而课堂上所教的却还是传统那一套。我们翻阅了某新闻学院《新闻评论案例教程》课程所用的课件(2010年)，发现其完全搬用了教材上的内容，按照电视评论、广播评论、报纸评论等模式进行分章讲解，本是案例教学，案例却相当匮乏，且缺乏新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要求。
要想解决上述“两脱离”问题，必须对中国新闻教育进行改革。为了便于讨论改革问题，我们必须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性质进行重新认识和全新界定。
二、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性质的再认识
新闻教育出现以上“两脱离”，有客观条件的限制，更有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在客观条件(如新闻院系自办媒体、大幅度改善试验条件等)一时难以满足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先从主观解决问题。所谓主观，是指办学者、教育者对新闻学、对新闻教育的认识。新闻教育是基于新闻学的教育。要搞好新闻教育，新闻教育的办学者、教育者必须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性质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一)新闻学性质的再认识
要重新认识新闻学的性质，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新闻学的知识体系是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学科归宿在哪里？这一系列疑问又将话题引到了新闻学界一直未有定论的一个老问题上，即新闻有学还是无学，如果有学，是个什么学。
从理论上讲，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诞生的标志是1919年徐宝璜《新闻学》的出版。那么，我们要讨论新闻学产生的最初动力，理应到该书中去寻找些许端倪。在邵飘萍为该书一九一九年版作序谈及新闻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时称：“余业新闻记者，窃叹我国新闻界人才之寥落，良由无人以新闻为一学科而研究之者。试观欧美及日本近年以来，新闻之学，与日俱进，专门著述，充栋汗牛，其新闻事业之发达，亦即学术进步之效果耳。”[2](P.44)而徐宝璜在自序中也有大致相同的意愿：“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此书发刊之意，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2](P.45)从上述两位中国新闻学研究鼻祖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新闻学在中国最初产生的动力便是“导其(新闻界———引者注)正当之方向而行”，即推动报业的健康发展。新闻学研究旨在遵从最新的新闻业发展动态，为其构建一套特色鲜明、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从而推动其作为一种职业健康的发展。
主张新闻无学的人认为，尽管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至今为止，新闻学的知识体系仍没有建构起来，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充其量只有些认识层面的原理和操作层面的技术。新闻学强调自己与政治的联系，意在于民主建设中发挥作用；强调自己与文学的联系，意在提高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强调自己与艺术的联系，意在增强展现世界的技巧；强调与哲学的联系，意在提升新闻职业伦理；强调自己与历史的联系，意在增加表现的严肃性。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不肯接受新闻学为自己的成员，更不愿意它与自己平起平坐。所以，新闻学进入大学后，一直都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到了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的需要与推动，传播学的诞生为新闻学注入了若干学术血液，人们开始研究传者、受众、媒介、符号、效果等，新闻学又热闹了一番。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四媒体的兴起和快速普及，崭新的新闻传播运作模式几乎要取代传统模式，于艰难中建构起来的yulu.cc新闻传播学理论，又面临着挑战甚至颠覆的危险。
主张新闻有学的人则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业的学问，而新闻业是一种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职业，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术”而非单纯意义的“学”。术也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术也应遵循某些特定的原则和规律，而研究术的原则和规律的便叫做“术理”。本研究将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折中，认为新闻学的确没有深厚的、系统的学理，但是有一些自成体系的术理，即新闻学是以推动新闻职业的健康发展为主要研究动力和目标，以新闻业的发展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新闻产品的生产流程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主观经验总结和哲学思辨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术理性研究。据此，本研究将新闻学认定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
(二)新闻教育性质的再认识
同新闻学的性质一直未有定论一样，关于新闻教育究竟是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争论也一直未有定论，国内国外概莫能外。我们认为，新闻教育是基于新闻学的教育，是基于新闻业发展而发展，为其培养优秀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新闻教育的最大特征在于实践性、应用性和职业性。
纵观中国新闻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不论最早倡议成立“报业学堂”的全国报界促进会，还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教育机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都无不提及创办新闻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新闻人才，改观不如人意的新闻业；不论是个人创办的民间新闻教育机构，还是国家、政党组织创办的新闻学校、新闻院系，核心办学宗旨都在于通过专业的、系统的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发展中的新闻业。
有学者认为新闻教育应该同其他文科教育一样，将学术、学理教育放在第一位，重点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本文认为，新闻业的职业特性决定新闻教育不同于一般文科教育。新闻业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行业，是一个随着媒介技术变化而急速变化的行业，“新”和“做”是它的主要特征和制胜法宝。这就要求新闻教育随时跟上行业的发展步伐，让学生接触到最新的知识体系，并掌握最新的实践技能。这一要求使得新闻教育必然不同于中文教育对学生深厚文学素养的培养，哲学教育对学生优秀的哲学思辨能力的培养，社会学教育对学生较强社会调查能力的培养等等。如果新闻教育只要求学生单纯地学习新闻史论知识，进行一些纸上谈兵的业务学习，尤其是固守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忽视知识体系的更新，忽视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伦理、新闻发现能力和新闻实践能力，那么新闻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必定一毕业就落后于时代和新闻业本身，更谈不上适应与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新闻专业同医疗专业教学有着类似的特征，比如“到新闻现场去”与“到手术台上去”，结合随时发生的新闻事件与随时出现的疑难病例进行教学等，是一种强调实践性、应用性和职业性的学科专业。
三、中国新闻教育出路的再探讨
(一)新时期新闻教育改革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新闻教育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调整与改革，总的来说，集中在教学内容调整和教学方法创新两个方面上，并且取得了一些相关的成果。
1.教学内容调整
新闻教学内容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缘于时代的进步和学科的发展而增加教学内容。如传播学引进新闻教育后，开设多门与传播学相关的课程：如传播学概论、传播研究方法等，增加了新闻学的学术含量；再如，随着国家对国际新闻的重视和国民对经济新闻的急需，增加国际新闻、经济新闻等内容。另外，由于受到西方媒体时效性强、语言贴近受众的新闻文本样式和模式的影响，许多新闻院系进行了精简政治性课程，增加新闻本源性实务课程，如深度报道、新闻评论、专题报道等尝试。
其二，缘于媒体技术进步而调整和更新教学内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新闻教育的核心都集中于报业，新闻教育主要采用“报学教育”模式，采写编评等课程的内容都基于传统报业的需求而设置。随着媒体技术的日益进步，广播、电视，尤其是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形式涌入到现有的媒介生态中，新闻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因此做了幅度较大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增加网络和新媒体方面的课程，一些院系根据媒介融合时代的要求对现有课程进行的整合与调整，以期培养掌握多种采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其三，一些新闻院系根据自己学校的学科特点调整教学内容。工科为主的学校，提出文工交叉，增加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课程；经济类学校的增加经济类课程；政法类大学增加法律类课程，体育类大学增开体育新闻类课程；综合性大学的新闻院系则增设文史哲的基础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教学方法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许多新闻院系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改革。这些方法主要是在实践上做文章，从课堂到课外、从学校到社会，择其大者有“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大篷车教学法”、“现场学习法”等。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受到学生欢迎，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比如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使用的“大篷车教学法”，把学生带到新闻旅行中，让学生在旅行过程中发现新闻，运用真实的采访工具采访真实的人和事，打破实验室、课堂模拟情境的限制，真正接触现实，让学生自己寻找故事，充分发挥其自主能动性。
毋宁置疑，以上改革有必要，有成效，但是由于多在微观层面进行，且许多改革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而没有实质上的突破。比如，尽管许多学院都对教学内容进行了适当的增减调整，但是教师素质没有根本改变，还是由原来的教师承担“新”课程，实际上“换汤不换药”，在新标题下讲授旧内容；再如，有些学院积极响应媒介融合的呼声，名义上设置了许多交叉式的课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坚持传统的方式，使用传统的教材，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等等，收效甚微。同时有些做法太特殊，不宜推广，如李希光的新闻大篷车，因此，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闻教育存在的“两脱离”问题。
为了使新闻教育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认为，必须对新闻教育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层面进入到教育制度层面，改革招生制度，创新办学模式。
(二)中国新闻教育急需制度创新
1.招生制度改革
当下这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的招生模式，对于新闻专业来讲，不是很合适，应该进行改革。因为新闻专业教育有很大的特殊性，它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大众性和职业性，进入新闻专业学习的学生，必须(1)有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最好有一定的新闻实践经历；(2)有多学科背景。而高中毕业生不具备以上条件。
有人说，多学科背景可以在进校后通过选修课和双学位解决。此话没错。但是，一个学生在校四年，三年级下学期就开始考虑找工作，为考研做准备，学习时间本来就少，把精力放在双学位和选修课上，势必分散时间和精力；有些院系为扩大学生知识面，在课程设置上开出许多“概论性”的课，诸如“文学概论”、“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管理学概论”、“自然科学概论”等等，蜻蜓点水，什么都学，什么都没学到位。有人说，新闻实践经历可以在大学专业实习时解决。在扩招前，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但是现在不行了。正如前文所言，由于实习生太多，新闻单位无暇顾及，当下的新闻专业实习生的实习或多或少有些名实难副。
基于上述论述，在招生制度上，我们认为可以进行以下改革尝试：
第一，从新闻实务界中招收学生，以解决与实际脱离的问题。这个方面，有华中工学院新闻系办系之初几届招生的成功经验，有武汉大学新闻系办系之初招收插班生的成功经验。都是从新闻实务界招收学生，效果很好。当然，当时新闻界的实际情况是从业者多为专科生或高中生，所以招收进来是培养专科生或本科生。现在，新闻界的从业者基本上是本科以上的文化程度，但是，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学生进校学习新闻专业的经验却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这种模式已经被国际先进国家新闻教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招生模式的试验：招收有5年以上实践经验的、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的新闻从业者，进校进行理论学习2年，授予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
第二，从在校学生中招收新闻专业学生，以解决学科融合问题。这个方面，有华中科技大学1998年首届网络新闻专业试验班的成功经验。在校大学生中，各个专业都有一些对新闻工作感兴趣的人，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新闻媒体干得不错，并且有的学生希望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有生源；在校学生转专业只需要学校批准就行，不需要经过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有可行性。据此，可以进行以下招生模式的试验：从在校各专业大三学生中招生，进新闻专业学习3年(其中必须有1年进入新闻单位实习)，毕业后授予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近年来，北京大学已经对此模式进行了有效探索，成功启动并实施了“跨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即选拔校内其它专业中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大三学生，通过两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颁发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参与这一计划的学生，同时拥有来自学院和业界的导师，其专业实践在国内外也均有安排。
2.办学模式创新
全球新闻教育办学模式，有各种说法。马克·杜泽(MarkDeuze)在《全球新闻教育概述》一文根据新闻教育所有者将其归纳为五类。(5)我们将分类的维度集中于新闻教育的内部运作上，将全球新闻教育的办学模式大致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是与新闻实际融为一体的学院式，以美国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办学与办媒体合二为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第二类是以新闻实务单位为主的学徒式，以1990年代以前的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偏重于实践。大学生毕业后，先到媒体就业，然后由媒体根据需要自己培训，主要在实务方面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1990年代后，虽然英国大学新闻教育大规模兴起，但是学徒制的痕迹、偏重实践的传统十分明显；第三类以日本为代表，即大学与媒体联合、直接面向媒体开设新闻课程或者进行短期培训。这三类办学模式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新闻界培养合格从业者，实践证明，也确实能达此目的。正所谓“归元无二性，方便有多门”，这几种新闻教育模式培养的人才都能支撑起自己的新闻大国。
我们中国的新闻教育受美国模式影响较大，但是在大学扩招后，出现了前面所说的“两脱离”的现象，成为了“与新闻实践脱离的学院式”。从新闻教育的角度而言，脱离实践总是不对的，是违反新闻教育规律的。为了解决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脱离的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建议进行学校与新闻媒体联合办学的尝试。这种模式不同于上海市委宣传部委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也不同于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重庆大学聘请退休的新闻界高官出任新闻学院院长，而是媒体与学校实质性的联合办学，包括———
(1)联合组建新闻学院的领导机构，如院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共同制定教学计划、培养方案，以及职称评定、教学评价体系；
(2)组建起理论、实践两位一体的教师队伍，类似医学院的部分人员是医生的同时又是教师，这支教师队伍是两栖型的———既是新闻专业教师，又是编辑记者等。同时，在职称评定上，也可以效仿医学院的做法，实行高级记者和教授双职称。
(3)将人才培养过程与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融为一体，使教学与实际密切结合。教师有双重身份，学生也有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又是集团的见习员工，分配适当工作，提出适当要求，给予相应报酬。
这种办学模式不仅可以消除第一部分所说的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脱离”的四种表现，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教育界和实务界在新闻实践中进行磨合，逐渐缩小双方诉求上的差距。
关键词：英国 新闻传播学 教育 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 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 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 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 936 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 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 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 ]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
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 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 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 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 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 门课，撰写1 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hi138/Com]
参考文献
［1］Garnham Nicholas，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