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

第1篇

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加强，国际力量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更深入到国家内部结构。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以下就是试论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

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试论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2篇

【关键词】“安全困境” 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 新自由主义 化解

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焦点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关系、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于国际关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论家们长期争论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理论

“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有所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尔后，许多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家在描述国际政治现状和解释国际政治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近代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阐述了国家学说，他认为政治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以此论证了统治者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合法性，从而把政治和道德分离开来。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传统，认为强大的权威是终止人类无休的斗争的有力武器。马克斯·韦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国家理论，他把对权力的追求当做政治理论的核心。可以说，现实主义先驱们的国际安全理论为后来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并且使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首先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详细阐述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国政治家约翰·赫兹(John Herz)。

巴特菲尔在他的《历史与人类关系》中描述了“安全困境”，把“安全困境”叫做“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 fear）。他认为战争往往发生在那些刻意避免冲突的国家之间，正是刻意的避免行为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即使是在均无有意伤害对方的双方之间，战争的悲剧依然会上演。“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大国之间爆发。”2

赫兹则在学术界第一次使用“安全困境”术语。在1950年发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赫兹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随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中更为系统的阐述了“安全困境”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赫茨认为，“‘安全困境’或‘权力与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情势(状态)中，权力的单元发现他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使它们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3。每个独立主权国家都是独立的权力单元，每个单元相当于独立平等的单子。但是，这些单子之间没有像莱布尼兹般的来自上帝的前定和谐，它们是浑然无序的，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中。谁也不相信谁，谁也不听谁，没有强大的权威作为它们行为的统一标准，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却只有猜疑和恐惧。为了求得生存，只得时时防备，并提升自己的实力。殊不知，越是防备，获得的安全感却越少。

“安全困境”概念被巴特菲尔和赫兹提出以后，它越来越受研究者的关注。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诸如罗伯特－杰维斯、杰克－史奈德、阿兰－柯林斯等都发表了相关论文阐述了“安全困境”观念。

现实主义以人性恶的前提假设出发，对伦理道德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坚持政治与道德的划分，否定伦理在国际关系上的作用。它“对人性和政治权力采用现实的态度，以一种现实和历史的方式去看待涉及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尽量克服理想主义和道德伦理主义的干扰”4。现实主义把道德从政治理论中剔除的做法必然导致对建立国际间合作和信任机制可能性的否定。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由于国家之间缺乏一个超越各主权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威，所以处于无法治的混乱状态。并且，它们互信不足，相互猜疑，把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视为对于自身的威胁。为了避免对方的威胁，寻求安全，求得生存，双方只能按照“理性自私”原则依靠自身力量形成自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弱肉强食”是重要的竞争法则，来自他国的威胁无处不在，自卫与威胁形成强烈的紧张关系。因此，各国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一方面加强国内实力，另一方面扩军备战，与其他国家形成对峙。但是，一国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又引起了他国的关注，被看成是对他国的威胁，他国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以达到力量的抗衡。可以说军备竞赛不断，力量对抗不断升级，战争一触即发，而战争的发生将会给双方造成两败俱伤，最终不利于各国的生存与安全，反而对于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的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这样就使得各国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约瑟夫·奈总结道，“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即无政府状态，或国家之上缺少一个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势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5

可以看出，“安全困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国际关系窘境，一国的安全追求却成为他国的安全威胁而必引起他国的安全追求，他国的安全追求又引起新的威胁，如此循环，便出现“越是追求安全便越不安全”的两难境地。

因此，国家之间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际上缺少强大的权威，加上国家之间信任体系的缺失，导致了“安全困境”。对于“安全困境”的超越，现实主义持十分悲观的态度，认为它是不能够在根本上被改变的，而只能被改良。在他们看来，均势政策是化解“安全困境”最有效的办法。均势就是对手之间的力量的平衡，或力量在大体上的平均分配，是霸权或统治的对立面，而霸权必然导致他国政治独立性的丧失，更加不利于维护和平的局面。现实主义者摩根索指出，“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大家庭里，均势和旨在维持均势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因素”6。摩根索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国家的本性与人的本性一样，也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追逐权力，这是国际关系中“政治的铁律”。均势政策是对外关系的万能工具，通过均势可以限制国际利益的争斗，确保国家的独立和稳定。沃尔泽也主张均势政策，他说“如果说有什么独特的、关于国际政治的政治理论的话，均势理论就是”7。这样，他们把维护均势当做国家摆脱“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但是，均势并不能完全保证战争不再发生，战争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政治关系依然走不出“安全困境”的症结，最后他们只好得出“一千年来，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并未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不断在无政府状态下有各独立实体间为财富和权利而作战不已。修昔底德的历史本写于公元前五世纪，然而其对国家行为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仍然别无二致”8的悲观结论。

“安全困境”的化解

纵观历史，人类确实发生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战争，它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在战争中，人性的邪恶往往泛滥成灾，烧杀抢掠经常伴随发生，人类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在人类历史上重演，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历史似乎果真验证了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悲观结论，人类永远逃脱不了“安全困境”的魔咒。

然而，自文明开始，人类一直就没有放弃过和平的希望，和平是从未间断过的敏感话题。从柏拉图至今，许许多多政治哲学家们都把和平当成人类追求的目标，他们都曾思考过人类和平可能性问题，并且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和见解。对于人类如何摆脱“安全困境”的问题，理想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像现实主义那样悲观，而给予了积极的答案，确信实现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并且指出了化解“安全困境”之路。

一、理想主义的化解之路

理想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对立面，与现实主义长期论战。如果说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持有悲观的态度，那么理想主义则是持乐观的态度，它相信人类是不断进步的，国际关系状况会是不断改善的。理想主义大多从人性善或人性可以改善的本体论预设出发，强调通过道德或教育唤起人们的良知就能形成良好国际信任和互动机制，从而实现世界的和平。

理想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会导致“安全困境”甚至战争的结论。虽然理想主义肯定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认为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国家之间互动的、由国家构造而成的结果。国家之间不同初始行为导致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比如有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等，推演到国家国际上就是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而康德式的朋友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最好手段。只要对无政府文化加以改造，就可以建立友好的国际合作关系。再说了，各国并非总是处于利益冲突之中，而是说各国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观念的交叉点正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共同的道德价值和规范是维系良好的国际状态的重要保障，道德在国际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理想主义认为，权力是恶的，它是导致战争的根源，只有遵守国际道德和国际法才能引导人类走向永久和平和正义。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为了私自的利益不顾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而采取欺诈和拐骗的恶劣行为会造成无休止的角逐和争斗。而理想主义认为可以在国际上建立普遍的国际关系规范，并使之成为衡量国际行为的权威标准，在国际合作中发挥协调作用，这样，国际关系体系在国际交往全球化的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国之间就能相互包容，和谐相处。理想主义代表人物伍德罗·威尔逊，艾尔弗雷德·齐默恩、大卫·戴维斯和美国的约翰·霍布森、雷蒙德·福斯迪克等，他们推崇民主，主张推行国际间合作，加强国际法规范效力，建立世界联盟等措施，以此达到世界的和平和繁荣。

因此说，理想主义试图通过发挥道德的规范作用，构建国际良好的规范合作体系而使社会进入良性的不断完善的系统，“安全困境”就不会出现。

二、新自由主义的化解之路

理想主义强调道德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构建出良好的新国际秩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理想主义政治哲学的缺陷暴露出来，即政治家们往往企图通过道德的政治化，打着道德的旗子实现他们的统治阴谋。在国际政治理论上，人们开始对道德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惧怕理想主义所导致的社会悲剧。因此，理想主义被贴上了“乌托邦主义”的标签，而“乌托邦”也一度受到过众多理论的激烈批判。乌托邦主义不再受人们欢迎，理想主义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它对如何建立国际政治关系的理解同样受到人们的质疑。理想主义理论本身的缺陷使得人们不再相信它，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出路。 转贴于

与理想主义一样，现实主义也是走到理论的另一端，过分强调国家权力、利益的作用和对抗的力量，最终导向了“安全困境”这一死胡同。但是，正如理想主义所指出的，在国际关系中并非仅存在一种对抗力量，而道德在国际关系中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国际间的不信任和欺诈并不是“安全困境”产生的条件，这种不信任机制并非先天的，人们可以对之加以改造。如果国与国之间加强信息流通，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和信任机制，就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基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不足和缺陷，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他们认为，在国际权利、利益和道德之外，国际制度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它有助于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

现实主义肯定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利益的存在，承认国家是自私的行为体，利益是国际追求的目标。但是，国家并非只是一个无理性地一味追求权力和利益的狂徒，而可以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主体，它们坚持博弈学理论，所以必然考虑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国家如果通过无限制的对抗和军备升级来寻求国家安全的方式，那么它所付出的代价就太大，这种以获取较小的相对利益代替较高的绝对利益的行为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从长远来考虑，国家必然追求绝对利益的增长，而对于绝对利益的追求必定促成彼此间的互惠合作，因为这种合作会带来更大的利益。由此一来，“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出现这样的安全困境，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双方都不增强国防力量，这对大家都有好处”9，那么国际合作就能够摆脱国际关系上的“安全困境”。

但是，暂时的和约或合作并不能保证国际和平关系的永久性，永久的和平要求来自持久的合作的保证，而国际制度正是合作的持久性保障，它成为国际合作的标准，并且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惩治力，对国家的交往行为起规约作用，从而保持国际合作的持久性。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尔斯在《万民法》中就主张依照万民法的理念建立正义合理的基本制度来实现“现实的乌托邦”，他说“如若政治非正义的最严重方式，可由遵循正义的（或至少合宜的）社会政策，由建立正义的（或至少合宜的）基本制度而排除，到头来这些巨大的罪恶也将消失”10，以建立国际政治正义制度的方式来消除国际间的非正义行为。在《万民法》中，罗尔斯分析了国际的权利与义务，提出国际政治正义原则，要求各国按照国际正义政治制度发展与他国的关系，任何国家一旦愿意接受国际制度，将受到国际法规的约束，并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因此，根据新自由主义观点，国家作为理性的主体，按照国际制度，在追求各自最大利益的国际行为中长期参与国际间的合作。这样，各国就能和睦相处，国际间的“安全困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结束语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学说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作为现实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完全排斥了国际关系中的良性竞争和合作因素，具有简单化和非道德性倾向的两大弊病，存在一些局限性，因而也招致了理想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评。理想主义在寻求“安全困境”出路过程中，求助于道德的社会作用，这显得过于理想化，并且也极易产生正如现实主义所痛斥的“打着道德的幌子”的弊端。新自由主义修正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观点的不足，分析了超越“安全困境”的可能性，提出了通过发展各国间的良性合作关系并用制度来约束国际政治行为来化解“安全困境”的观点，这种观点确实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形势，对于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关系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它所主张的国际制度如何建立、如何能保证各国平等参与以及如何发挥联合国的作用等问题还有待商榷，这就要求政治理论家们的进一步努力。

参考文献

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9页。

2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Collins，1951，p.29.

3 John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231.

4 李小兵:《现实主义:西方行为的根源》，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5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6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7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8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7.

第3篇

摘要：安全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认为，传统安全观过于强调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全，忽视女性在安全领域的重要作用。女性主义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女性主义安全观无意取代主流国际安全观的地位，而是要在国际关系中加进女性视角，使之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4-0057-05

Feminist Security

YANG Su-qun1ZHANG Jian-jun2

(1.2.Department of Marxist and Leninist Studies at th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feminism;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Security is a key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raditional notions of security emphasize military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glect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women in the arena of security. Feminists stress an outlook of security that is multi-dimensional and reflects female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takes everyone's security as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is as important as militar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 closely linked to women's lives. Security should be centred on people.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is not intended to replace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What it is intended is to add women's views to tho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rder for it to reflect more accurately the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 “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 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

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 birthing 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 as equal 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 transcendence of 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1]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ious Symbol[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52,(67).

[2]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A]. in William Olson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 1994.

[3]胡传荣.权力、安全、女性主义[J].国际观察,2005,(2).

[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Ann J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江洋,王义桅.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J].复旦学报,1998,(5).

[8]童立群，独特的视角，理论的进步[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第4篇

与生理意义上的男女之分不同，社会性别表明的是社会对人的性别身份的认定，这意味着一个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只有具备了社会所公认的男子气和女人味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才能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正常男人或合格女人。因此每个人自出生时起，就在家庭、学校等教化机构中受到社会依据其性别施以的不同规范，如男孩的名字多表现家长对其勇猛顽强、刚毅果敢的期望，女孩的名字则要求其温柔美丽、温顺贤淑；男孩的玩具多为交通工具和武器的模型，而女孩的玩具一般是洋娃娃、长毛绒小动物等。同时，社会也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分工、大众传媒等手段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熏陶，例如小学课本中极少出现女性的形象，或即使出现，基本上也不是以职业妇女的身份，而多扮演着妈妈、奶奶等家庭生活的角色；中学老师通常鼓励男生报考理工科专业，而希望女生学习人文科学；富有挑战性、要求从业者具备创新精神的职位录用的往往是男性，女性则大多集中在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岗位上，如担任秘书、护士、保育员、服务员等；广告中的男性主要是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女性则多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等等，使人们于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诸如此类的性别观念并加以内化而男女由此产生并表现出来的种种自觉不自觉的言行举止反过来又进一步作用于社会对两性的普遍认知，使社会性别规范不断得以再造和强化。

社会性别的概念负载了许多社会文化的理念，它的内涵远比生物性别的区分要复杂得多。“社会性别”概念主要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男人和妇女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而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第二，被划归男性和女性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第三，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着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男子与妇女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二、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

权力、安全、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传统的权力观、安全观、战争与和平观，揭露其隐含着的性别缺失和偏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仅以男性视角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女性主义通过对这些核心概念的批判与重构，在国际关系中加进了社会性别的视角，拓宽了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一）女性主义的权力观

权力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女性主义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时，往往会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者们对女性与权力相关问题的论述中。在一系列堪称经典的西方政治学著作中，或直白或隐晦地暴露出对女性的歧视、曲解和贬低。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述涉及了对女性的轻视和偏见。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变幻莫测的命运与个人成功的关系时，将命运之神比作女性，“……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马基雅维利）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西方政治学经典著述中对女性的歧视、歪曲、甚至嘲笑，使女性在政治生活中遭遇的偏见找到了部分的根源。女性的被动、柔弱、远离政治、以及天然的母性，即便在今天，仍模板一样存在于绝大多数当代人的观念中。现代社会的政治环境对女性来说已经大为改观，大多数国家对女性参政的问题，在法律和制度上的限制已几乎找不到了，但是隐藏在表面公正的背后，人们观念中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且根深蒂固、弥漫于无形。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中，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既看到了不公和歧视，更看到了进步和改善的前景。

（二）女性主义的安全观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在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安全与独立。但是，一个国家对安全的追求将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这种处于“安全困境”之中的安全概念所体现的是一种“零和游戏”，即一国的安全建立在另一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如此安全观已不适合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安全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各国开始关注非军事安全领域的安全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的超出“国家安全”的安全问题：人炸、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多为跨国、跨地区的问题，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解决，必须依靠广泛的国际合作。鉴此，人们提出了“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的安全理念。

女性主义者在汲取安全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性别剖析，指出，现实主义安全观重视军事安全，强调冲突与暴力，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安全观强调的是具有男性特征的安全内容，如军事安全，有时这一安全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妇女的基础上（如军事基地的妇女），而忽视关涉女性的安全内容，如使妇女免于战争、各种暴力和来自环境等方面的威胁，有利于女性生存、生育安全的基本条件等。女性主义认为，我们应该摒弃狭隘的男性视角，在内涵到外延上，全面拓展传统的安全概念。对于世界绝大多数人而言，安全更多的涉及到满足生活的基本物质所需，更多的关涉到人们在一国政府内的生活状况，安全应包括所有人及其整个社会。女性主义者概括出了“人类安全”所包含的三个特征：第一，从广义上来分析安全的概念，指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既困扰着发达国家，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第二，“人类安全”强调安全的相互依存性。因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所有国家都有影响。第三，“人类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主动的。它认为采取预防措施比在危同时，“人类安全”除了包含国家安全之外，还兼容了个人安全，将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统一起来，是一种将“人”放在考虑中心的安全观。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所倡导是一种新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安全新概念，“以全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安全哲学。

（三）女性主义主张的“移情合作”

“移情”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学，在美学中，“移情”是指审美主体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审美对象，仿佛对象本身拥有了主体的感情，并对审美对象产生欣赏之情和美感。

“移情合作”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即倾听并尊重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声音，通过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和协商构建一种包容性的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这一概念说明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前提是融合各种不同的情感和体验，“真实地听取别人所说的……并力图把别人的观念融入我们自己的观念中，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融合而发生改变”，这是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看到的结果，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区别于传统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古希腊思想家，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曾提出过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分开的思想，男女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女性不能介入公共的政治领域，更谈不上涉足国际关系领域，这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传统。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女性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女性主义者要打破这一状况，试图开垦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从女性特有的经验和立场出发，填补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性别“盲区”，进一步扩展该领域的知识范围和理论发展潜能。女性主义试图借用“移情”这一特定的方法与途经进入国际关系领地，引入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对于“性别缺失”的主流理论而言，可以提供他们自身所不能思考透彻或可能有失偏颇的观点。例如，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所导致的“安全困境”，如果采用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策略，往往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

总之，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由于国际关系领域一直是由男性主宰，而女性被排斥在外。国际关系活动，从外交到军事、国防等所谓“高级政治”都被认为是“男性范畴”，而女性被认为不适合从事这一类的工作，而被限定在诸如家庭、社团、民族等国内事物的范围内，主要从事处理人际间关系的工作，即所谓“日常生活的政治”、（哈贝马斯语）“低级政治”。而且，在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男性学者的数量也大大超过女性学者，在研究方向上，女性学者鲜有研究学理问题的，也很少有安全问题专家，她们多是在从事国际关系中的南北关系、经济、种族、难民等问题的研究。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地形成了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知识结构。国际关系学科的“重男轻女”倾向首先表现在其所关注的话题上。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一直关注的是诸如战争和冲突、全球政治和经济扩张的问题、军事打击、核威慑、安全与战略、利益与权力、外交干涉等男性特征强烈的话题。如传统的现实主义就是以权力和利益为其核心概念构筑其理论框架。在这类话题的影响下，国际关系讲究权力和控制，世界成为了有着等级秩序的世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为实践中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缺少女性的、被男性特质扭曲了的世界并非是合理的，而理所当然的接受下来，而且习以为常了。女性主义思潮的使命就是要向国际关系这个被惯性积习而成的、所谓的“男人的世界”发起猛烈的攻击。

参考文献

[1] 李英桃，胡传荣编.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 李银河.女性主义[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 李慧英主编.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5] 邱仁宗主编.女性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 [美]克瑞丝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7]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8] [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9]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第5篇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借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2000―2007)的数据,利用引文分析法,对政治学学科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 处理,推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对其做了细致的分析, 论证了它们在该学科领域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图书 政治学 CSSCI 引文分析法 学术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47-13

引言

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我国的政治 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恢复与发展两大历史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相对欧美各国 而言,尚未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熟、体系完备的独立学科,因此,挖掘、研读、 学习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汲取其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并与中国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于繁荣我国 政治学领域、提升政治学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挖掘政治学领域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国外学术著作,并分析其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 重要影响。笔者利用引文分析法,借助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对其中200 0―2007年政治学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分析,并依照如下标准:2000―2007 年 间,CSSCI中政治学论文引用80次及以上的图书,或以出版年算起年均被引8次及以上者,遴 选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引用论文的 主题的查询与分析,具体介绍了每本著作的影响领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定义的国外学术著作,主要是指在国外出版的外文图书和国外出 版的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图书;不包括马列著作、国外历史与政治文献、国外工具书;不包括 国外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图书,但是包含国内学人在国外出版的图书。另外,本文在统计与处 理CSSCI提供的数据时遵循如下标准:①若书名、作者、出版社都相同,出版年不一致, 在确认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将其合并;②CSSCI中的译著,有的著录的作者是翻译者, 有的是原作者,在确定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合并这两本书并累计被引次数,并把原作者和 译者同作为作者项著录。

国外学术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概况

本文共遴选出50种国外学术著作,总被引篇次为6373次,篇均被引127-46次。其 中,国际政 治与国际关系类著作共28种,占入选的总数的56%,总计被引篇次3086次,约占总量的48-4 2%;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共16种,占总数的32%;政治制度类著作共4种,占总数的8%。此外, 图书主题还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在50种图书中,外文原著共4种,都是国际政治 类著作,合计被引320次。具体入选图书见表1。

为了便于深入了解这些著作的影响领域,下文将对这些著作进行分类讨论并予以简介。笔者 主要依据图书的主要内容、影响的主要领域并参考中图法相关信息对其进行分类。

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政治学理论建设,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是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入选的政治 学理论类著作大多是政治学领域内众人皆知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十分广泛、深刻,每个领域的研究与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理论。该类图书共入选16种,总 计被引2304次,涉及的具体主题包括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民主理 论、国家理论及其他政治理论问题等。

《政治学》(被引259次)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其政治学理论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古希腊第 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它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前提,分析了城邦 的形成及基础,探讨了各种城邦理论、制度,研究了各种政体的种类和变革,并讨论了关于 最好的政体、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理想城邦的设想。该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山之作 ,被广泛引用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

《正义论》(被引218次)一书共分“理论”、“制度”和“目的”三编,分别对有关正义 的理论、原则、正义原则怎样应用于社会制度以及正义理论的稳定性和正义的善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解剖与论述。作者罗尔斯继承了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公平的正义” 的理论。该书逻辑严密,思想深奥,对于政治哲学、中外政治制度、行政伦理等研究领域影 响十分深刻。

《社会契约论》(被引215次)一书详细论述了人的自由与社会公约、社会公约与公意、立 法、政府的形式以及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等,探讨了如何在社会状态下实现社会平等的问题 ,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试图创立一种真正合法的社会契约。该书被广泛引用于政治 哲学领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被引198次)对东西方和第三世界24个国家的政治体 制、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试图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找出具有 共同意义的可资比较的概念和标准,进而通过这些概念和标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体系 方法去分析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该书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被许多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论文所引用。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被引189次)以1974―1990年期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 的民主化运动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并进一步探讨了这波民主化运动的原因 、方式以及后果。该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可以使读者对发生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繁杂 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有一个条理性认识,对诸国家民主化运动有深刻的了解。该书对研究各国 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方面的论文有深刻影响。

《论法的精神》(被引179次)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作者在三卷中分别 探讨了法与政体、法与政治权力、法与地理环境和民族风俗的关系,提出了政治自由与三权 分 立的重要思想,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该书 被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与行政法学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政府论》(被引145次)共上下两篇,洛克在上篇中批驳了罗伯特•菲尔麦的君权神授和 王位继承学说,在下篇中讲述了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理论。洛克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 约论阐述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论证了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 最早提出了分权的思想。《政府论》为在英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 今天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的研究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民主新论》(被引138次)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深度的、完整的民主论著。该书的基本线 索是主流民主理论,它整理了民主理论研究的使用语言和学术规范,梳理了各种概念间的关 系,理顺了当代各种关于民主的争论。该书被较多地引用于民主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以及行 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被引105次)共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 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社会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五章。作者阐 明了开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政治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引起了广泛争论。引用该著作的论 文主题主要集中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的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被引100次)是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全书共分三部分:自 由的价值、自由和法律、福利国家的自由,并包含一个“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 著名后记。作者陈述了自由哲学、法律及政治的基本原则,并揭示古典原则怎样才能被运用 到福利国家的特殊情境。[注:俞可平主编-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 000:360]该书在政治哲学领域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利维坦》(被引100次)是霍布斯的一本有关国家理论的专著。该书共分“论人类”、“ 论国家”、“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论黑暗的国家”四大部分,其国家学说充分体现了 “恐惧”和“自由”的意义。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主要集中于国家理论研究以及其他政治哲 学与政治制度相关领域。

《法哲学原理》(被引96次)的全称为《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该书以国家 学为主要内容,把国家作为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此外,还涉及法、权利、道德、 伦理和社会等内容,系统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国家观、法律观、道德观和伦理观。该书对政治 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被大量引用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论文中。

科恩的《论民主》(被引94次)是一部以哲学语言分析民主规范的精深之著。该书主要采用 规范的分析方法,来论证民主价值的合理性、重要性与普遍性。作者把民主定义为高度参与 的社会管理和公民决策的体制,强调民主过程实质不仅在于选择,而在于公民自身的参与和 经历,并臻于全体民主。该书主要从公民的角度来分析民主的含义,在民主理论、政治制度 以及行政学的研究中都被广泛引用。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被引94次)是一部以论析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主旨的政治 社会学著作。书中论述了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的政治行为、民 间社团的政治等内容。作者李普塞特开创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 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领域以及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政治科学》(被引89次)一书分为政治基础、政治态度、政治互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五编。全书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在 认可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也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引用该书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政治 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等方面。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被引85次)一书运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政 治体制建构中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交往渠道等机制,并研究了支持这些机制运行的诸环 节以及当其出现阻隔时的调节文案。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政党制 度、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等。

国际政治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在中国,国际政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大量参考与借鉴国外优秀 研究成果是国内国际政治研究发展的必经之路。此次遴选出的国际政治类著作(含外文原著 和译著)在所有国外著作中占56%的比重,其涉及的主题十分丰富,包括国际政治与国际关 系理论、外交学、美洲政治、欧洲政治、亚洲政治、全球化问题等。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被引277次)是一本论述美国当前和长远欧亚 战略的重要著作。作者布热津斯基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的同 时,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欧亚各大国的现状和发展 前景,美国如何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而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国在美国对欧亚的战略中所 处的关键性地位等。[注:宋以敏-评布热津斯基新著“大棋局”-国际问题研究,199 8(1):46-49]该书对于学者研究美国对外战略以及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被引276次)论述了国际政治的四种社会理论、科学实在 论与社会类别、权利与利益的建构、结构施动和文化、国家与团体施动问题、三种无政府文 化等。作者亚历山大•温特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关系。该 书是一本全面阐述温特社会建构理论的著作,也是深入研究文化和观念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意 义的力作。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被引251次)以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为逻辑出发 点,引出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流派及其哲学的和政治思想的根源,并客观地 介绍了各自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分析各种理论流派的内在相互关系,展示了该领域非线 性的理论发展图景。 张静-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之作――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版)-学术论坛,2005(6):5961 该书被誉为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教 材,被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引245次)是亨廷顿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冷战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了解释。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 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该 书是冷战后世界影响最大同时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之一,主要被引用于“文明冲突论”、文 化视角的国际关系、全球化问题研究中。

《大外交》(被引154次) 叙述了从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几 百年间纷纭变幻的国际风云。作者以其独到的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 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该书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译本被引147次)借助多方面的理论材料 ,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得以发生的国际 机制的作用以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而发生的变化,回答了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体制的 运转使世界政治经济得以继续合作的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对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得最 为全面、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被频繁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美国霸权和对外政策研究论文 中。

《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被引144次),主要讨论了 “理论”的定义及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过程,阐明了政治结构的产生、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 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并对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进行了检验。该书建构了国际政 治的系统-结构研究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当代国际政治领域影 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中。

《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被引125次)以大量的事实、缜密的逻辑阐述了“进攻性现实 主义”理论。作者以其清晰易懂的文笔,解释了为什么安全竞争与国际体系紧密相关,区分 了大国权力竞争的不同模式。该书堪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 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中。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被引121次)主要围绕“国际政治即争强权”这一主 题进行论证。汉斯•摩根索提出了现实主义六原则作为论证的根基,透辟地分析了权力均衡 、世界舆论、国际法等因素对权力冲动的制约作用,并结合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新 的权力均衡、世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该书又名《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 和平的斗争》(被引119次),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中。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被引111次)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 作者罗伯特•吉尔平力图构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综合运用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理 论来分析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与根源,讨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各个行为主体不平衡的实力增 长之间的关系。该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 理论、各国外交战略、全球化问题研究。

《权力与相互依赖》(被引84次)一书论述了相互依赖的概念、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 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国际制度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 。该书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两位作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 依赖概念相整合,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分析,使得该书成为新自由制度主 义发展的颠峰之作, [注:门洪华-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美国 研究,2002(4):111-122] 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区域一体化、中美日俄外 交关系与外交战略研究。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被引81次)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以伯罗奔尼撒战争 为引子,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利用对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 来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剖析,对冷战后的相互依存现象进行思考,并提出新的世界秩序的 构想。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日、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 策,区域合作,中国崛起问题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被引75次,2001年出版)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 初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该书涉及的主要是两种流派的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理论效用等,对于具体的国际政治层面,涉及不多。该书被较多引用于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领域的论文中。

《全球化与政治》(被引73次,2000年出版)选录了乌尔里希•贝克主编的学术论文集《全 球化的政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德文版)和《世界政治的前景》(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1998年德文版)中的部分论文。其主题主要包括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工业关系、国际合作 、环境政策、超越民族国家、跨国社会空间、种族归属等问题,对于研究全球化政治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被引70次,2001年出版)对全球化进程 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移民等问题进行了历史描述和比较分析,在总结了三种全球 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模式,并用这个模式对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全球 化维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该书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著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 论,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安全、文化、治理、合作问题以及中国对外政略研究论文中。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被引67次,2003年出版)从国家组成国际社会这一基 本观点出发,分析了国际秩序如何得以维持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均势、国际法、外 交、战争和大国等国际社会的制度同国际秩序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该书是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中的“英国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英国学 派”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被引58次,2002年出版)辑录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三次论战 ”期间,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约翰•鲁杰、罗伯特•考克斯等著名理论家最 重要的文本,展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 义等理论流派的学术精粹,集中探讨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国际 关系理论批评史上最有影晌的作品之一,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Power can't go it Alone(被引 57次 ,2002年出版)分析了美国霸权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傲慢 自大和鼠目寸光提出了批评意见,回答了美国在21世纪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何重新界定美 国利益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注:杨牧之主编-中国图书年鉴(2003)-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4:162]该书被认为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思的 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美国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软实力研究的论 文中。

《新安全论》(被引55次,2003年出版)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该书 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作者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做 出了重要的修改和超越,从宽泛的“领域研究”和明确的“建构主义观点”两大方面对其重 新定义,提出了“超越古典复合安全理论”。[注: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 的修正和演进-教学与研究,2005(10):89-96]该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社会建构主 义的重 要理论文献,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问题、区域安全合作等方面的论文中 。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被引43次,2003年出版)从国际政治最微观的分析层次 入手,使用大量国际关系史实,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国际社会中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作者 认为,追寻战争和冲突的原因,不仅要分析国际体系和国家体制,而且要研究决策者个人的 认知心理,探寻决策者知觉形成的原因,分析错误知觉可能产生的后果。引用该书的论文主 题主要有国家安全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分析等。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被引34次,2004年出版)以国际体系 为主线,阐释了在过去6万年时间里,人类如何从分散的采猎群演进成今天高度一体化的全 球性国际政治经济体。作者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研究相结合,对当今以《威斯特 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史的阐释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引 用该 书的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体系、国际合作、国家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英国学派” 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等。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被引27次,2005年出版)将“文明的冲突”的 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全书从美国的国家利益 出发,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该书被较多的引用 于美国政治与文化、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论文中。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被引21次,2006年出版)共收录13篇代表性论文。全书围 绕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国际制度的运行及变化方式等进 行了讨论,梳理了国际政治理论30年的发展历程,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该书反映了国 际政治学科前沿性研究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现状,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政治制度及其他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政治制度类

政治制度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中,政治制度类 图书共4种,占总数的8%,被引篇次705次,占入选国外学术著作被引总量的11-06%。但是 ,入选的该类图书基本都是政治制度理论类著作,较少涉及对具体政治制度的讨论与分析。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被引295次)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 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提出了政治秩序论 ,为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内容。该书是20世纪后期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 一,被研究政治制度、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论文频繁引用。

《论美国的民主》(被引168次)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对美国的民 主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下卷讲述了民主对美国社会智力活动、精神、民情以及政治社会的 影响。该书是研究美国民主最经典的著作,在今天的政治哲学与中外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被频繁引用。

《联邦党人文集》(被引111次)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三 人在美国的制宪会议时期,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以共同笔名在纽约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的论 文文集。它详尽全面地论证了宪法的合理性,并对与人民自治政府有关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课 题加以探讨。该文集在中外政治制度、民主的研究中被引用频率很高。

2-其他类

《经济与社会》(被引178次)分上下两卷,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古今东西方 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书中对经济、政治、法律 和宗教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试图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阐释。引 用该书的论文主题十分丰富,主要有政府行政与公共行政、公共性与公民社会、官僚制、政 治合法性研究等。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被引100次)是诺思以西方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史 进行解释的一部代表作。诺思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统,在该 书中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其理论一反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该书被频繁引用于制度变 迁理论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第6篇

关键词：全球公域；巧霸权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2-0049-06

一、全球公域概念及其嬗变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概念是从资源的共同管理、共同利用的观念逐渐演化而来的。这一概念起初着眼于自然维度：环境（全球公地）、资源（人类共同财产），法律维度：国际法（人类共同遗产），近年越来越多转向安全维度：国际安全（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全球公域概念的演变，与超越的人类公共问题凸显，密切相关。令人忧虑的是，美国近年来大力打造全球公域理论，已经远离全球公域三大原初概念——全球公地、人类共同财产、人类共同遗产，日益以“人类共同关切”面目蜕变为新的霸权理论。按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全球公域是“不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支配而所有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学者波森（Barry R.Posen）是这一转变的领军理论家。他认为，美国享有对全球公域包括公海、领空和太空的控制权。控制公域帮助美国通过限制他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互助等方式来削弱对手。对全球公域的控制是美国政治的军事基础，是冷战后美国霸权政策的助推器，用军事能力维持控制全球公域是美国的强项。全球公域的代言人丹马克（Abraham Denmark）称，海权论之父马汉或许是第一个提出“全球公域”这个术语的战略家。他把全球海洋命名为“一条广阔的高速公路，一个宽广的公域”。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概念来源于全球商业（global commerce）。不同于英国对全球公域界定为重视商业的全球化网络，美国定义侧重军事安全。在英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研究宗旨的英国全球公域研究所（Global Commons Institute）是全球公域的领导性研究机构，而美国是具有浓厚军方背景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综合起来说，美国战略家提出的当前全球公域安全问题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海上安全问题。90%以上的全球贸易经由海洋。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关系全球贸易正常运行。六个海上通道——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曼德海峡，是全球海上公域安全的核心。

第二类是外太空安全问题。目前在太空中翱翔的飞行物，大于10厘米的有1万9千个，小于10厘米的有150万之多。拿卫星导航系统为例，目前存在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竞争。如能开发其互补性，展开聪明合作，将有利于维护太空安全，避免太空军事化。

第三类是网络安全问题。全世界的政府、军队、公司都依赖网络空间进行沟通、交流、定位。2008年网络服务创造2570亿美元产业。纽约市每天的金融贸易转移高达4万亿美元，超出美国GDP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来自政府或非政府的各种黑客攻击，日益成为各国军事与民用网络安全的头痛问题。为避免网络战，急需制订网络安全规范和相应国际法。

第四类是航空安全问题。目前，世界上每天约10万个各类航空器在空中运行，民用航空每年搭载22亿乘客，承担35%的制成品国际贸易值。冰岛火山灰事件表明，自然灾害日益威胁到航空通道安全。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关心的优先方向，并非真正的“全球公域”，并未包括我们更认同的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等，更未企及“公有”（of a11）、“公治”（by a11）、“公享”（for a11）的境界。

针对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域问题，美国设想的维护全球公域安全的目标依次有四层次：首先是确保有效进入（access）全球公域，如航空及外太空不被敌对势力所干扰。其次是保护（protection）全球公域安全，如保护网络安全。再次是提升（promotion）全球公域稳定性，尤其是重要国际海域和公海安全。最后是主导（dominant）或控制（control）全球公域，这一点很难做到。美国有学者公开表示，维护公域安全是一种神话。维持全球公域的开放和稳定将成为现实目标。

概括起来，美式全球公域概念实现了以下三级跳：

——区域到领域：格劳修斯一马汉全球公域观侧重于公地、公海，局限于区域。现在发展到领域，已突破传统国际法范畴。全球公域论也超越了地缘政治理论。

——有形到无形：新美国安全中心将网络等无形领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拓展了传统全球公域外延，曾引发国际争议。但随着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被列为全球公域典型安全问题。

——狭义到广义：全球公域的鼓吹者丹马克将狭义的全球公域拓展到全球治理的广义范畴，从而印证了全球公域概念再次流行是为美国霸权转型、打造新霸权服务的。

全球公域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国际安全理论。然而，中国学者对全球公域的分析，较局限于环境资源和法律分析。中国国际公法领域的研究者从全球环境退化的遏止以及建立追究国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的环境责任的制度构建问题对全球公域概念进行了讨论。

本文着重分析形成中的美国全球公域理论与战略及其带来的对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挑战，认为全球公域问题有其“公”的一面——全球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与领域跨越国界，也有其“私”的异化倾向——美国借全球公域加速对全球化的建章立制，实施霸权转型，打造巧霸权。美国的理论创新与战略转型，激励我更新观念、创新理论、实施战略思维转型。我应在美国内全球公域概念尚处于摸索和争论阶段，大力倡导全球公域的包容性发展原则，增强战略主动性，适时提出我包容性全球公域观。

二、全球公域问题带来的挑战

全球公域安全问题的提出和日益受重视，有时展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全球公域也带来不少相关问题：

法律问题《芝加哥公约》序言和第1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域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美国界定的全球公域试图将空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对传统国际法体系提出严重挑战。不仅如此，传统国际法体系对全球公域问题存在诸多空白，为美国加紧制订新的国际行为规范提供机会。

外交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引发的国际外交博弈不仅体现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还体现在新兴国家内部。西方观察家甚至断言：“新兴强国具有一些共同的抱负和冲动，尤其是挑战西方对全球公域的主宰。然而，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往往比它们与西方之间的矛盾更深。”

安全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反过来为开启国际合作、全球治理，提供了安全上的紧迫性。不同于地缘政治的概念，全球公域不涉及陆地，不属于一国内事务。因此，全球公域安全没有有形敌人和固定对手。应对全球公域挑战需要广泛的非军事工具，包括政治、外交手段，同时须和商业、工业与法律利益攸关方拓展合作。

从现实而言，形成中的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体系带来诸多挑战：

1.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

现行国际体系是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后塑造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全球公域问题强调超越国家层面，为人类共同关切事务，使得传统国际体系的基石——民族国家，必须与非国家行为体一道，去竞争全球公域的话语权、治理权。

2.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所以运行至今，主要是保留了国家间行为准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体现对国家的尊重。如今，全球公域问题超越民族国家范畴，应对也就超越了不干涉内政的限制。全球公域问题凸显客观上提供了必要时干涉内政以实施全球治理的要求，但也有可能成为大国打着人类共同关切旗号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的借口。全球公域论可能发展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论。

3.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

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难以适应网络化、虚拟化的经济运行需要。全球公域问题，比如互联网经济，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共同安全、共同命运取代互利共赢，成为新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4.以和而不同为原则的国际价值体系

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是传统国际体系运行的法则之一。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一方面在呼吁超越国家层面的发展模式、制度选择以及价值观念，塑造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为强势话语国家所滥用，以达到将自己价值包装为普世价值的目的。

5.以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

全球公域概念强调超越传统陆地、领海、领空范畴，反对排他性，这将对以传统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造成冲击。美国借助全球公域问题抓紧对全球化建章立制，在互联网、公海、太空等问题上试图规避传统国际法或制订新的国家规范，已经引发新的国际软冲突。

6.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

理论上讲，联合国是维护全球公域的最合法、最权威平台。但实际情形是，联合国是一个很好的谈判场所，而非解决问题的有效舞台。这便助长了美国通过北约或“志愿联盟”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冲动，对传统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挑战。

从理论而言，美式全球公域论也存在诸多软肋：首先是有利于强者、先发国家。其次是目标一手段矛盾：目标是全球的，手段是国家的。联合国最有资格制订全球公域规则，但往往被美国架空。第三是无法监督。军事色彩浓厚，背离全球公域的原始涵义，不代表真正的全球公域方向。第四是国内价值的国际化。打着“公”的旗号谋“私”利。典型的是，互联网自由成为政权更迭的重要手段。

针对上述理论与实践挑战，研究全球公域理论具有以下几方面重要意义：

一是探讨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尤其是国际安全理论、国际法理论的新挑战，丰富和发展全球化理论。

二是研究美国霸权理论转型与联盟战略走向。美国学者丹马克主张，应对中国崛起，欧美应在全球公域合作；印度是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盟友。这一设想，得到了印度学者莫汉（C.Raja Mohan）的呼应。在美国访问时，莫汉提出将崛起的印度作为美国塑造全球公域的伙伴，并从印度洋、太平洋海上全球公域首先启动。这些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三是妥善应对中国全球公域。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等美国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博弈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有能力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公域构成挑战。尤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将南海视为所谓“全球公域”，妄称中国的宣示威胁到该“全球公域”的通过权和航行自由，俨然将美国标榜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

三、美国的全球公域战略及其意图

美国宣扬“海洋、天空、太空及网络等全球公域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原则，作为对亚太地区安全承诺的指导原则，近年已持续引发震荡。中国似乎成为全球公域战略的目标。

美国近年提出“全球公域”概念，并以此提出国家安全新战略理念，具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

其一，为增进美国霸权合法性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全球化和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基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主导国际秩序的“霸权稳定论”，难以为继。美国近年的关切是从“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转型，于是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将新兴国家赋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更为紧迫的是，在债务负担日益严峻而挑战日益多元的情形下，如何确保新形势下美国的领导权？“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试图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它以“共同全球产品”（common global good）取代“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丰富了国际机制理论。这相比“公共产品”而言更具有迷惑性，既要达到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的目的，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巧霸权”。

其二，为全球化建章立制服务。近年来，美国加紧以国际法空白或灰色地带建章立制。空海一体战、太空高地、网络行为准则是典型例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12海里、200海里资源开发权，而12—200海里之间属于经济专属区（EEZ），外国军舰有无害通过权。由于美国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且感到无害通过权对美国航空母舰的束缚，全球公域理论于是提出海上公域的开放原则，要求经济专属区的自由航行。美国近年就是在南海问题这样混淆是非的。

其三，为对外干涉寻找借口。现有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法，都是国际层面的。但全球问题和挑战超越国际层面，越来越多以全球层面出现。这样，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为美国制定新的全球规则和对外干涉找到了时代借口。比如，美国混淆南海争端与公海航行自由，制造中国“全球公域”，为干预南海问题寻找合法性。继白宫公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后，五角大楼正加紧修订其军事规则手册，确定网络袭击有可能是战争行为，使指挥官有权选择对得到外国敌对势力支持的黑客实施报复性军事打击。这就改写了目前联合国里规定的自卫权，对国际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其四，为军事安全转型寻找新的动力。从防御层面讲，美国的军事后勤、指挥、控制系统，及远程力量投送能力，日益依赖全球公域安全。以全球公域理念为指导，美国计划削减军事开支以解决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重点投资海洋、空中、网络技术，应对“非对称性”及“反介入”军事威胁，倡导“空海一体战”，实现所谓“减脂肪、增肌肉”的理念。从进攻层面讲，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是为争夺战略制高点，着眼于未来国际竞争。全球公域控制是美国全球地位的保证，帮助美国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的权力来削弱其对手，允许美国即使拥有很少的军事存在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动战争。同时，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为美国军民结合技术的创新提出了时代要求，也必将刺激新的战略支柱产业发展。

其五，为美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寻找新的使命。美国认为，全球公域问题已凸显为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问题，于是加紧以全球公域战略新概念塑造北约新使命，认为北约有28个成员国，另与50-60个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安全组织，北约在全球公域问题上责无旁贷。由于北约成员国分歧，国务院顾忌国际社会的反对，最终阻止了国防部设想的北约战略新概念中以提高全球公域稳定性、维护对全球公域的通畅，作为北约新使命的设想。然而，美欧在全球公域以及国际干预问题存在诸多共识，差异在于全球公域的目标是控制还是分享。美国不会放弃将北约打造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甚至提出将中国纳入全球公域的新接触政策以重振跨大西洋联盟。在亚太地区，传统美国的双边军事安全体系日益捉襟见肘，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愈益迫切。美国一再重申，维护区域安全并不能单靠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利益相关国的共同责任。因此，美国也着重于在亚太区域内协助友邦提升能力，并加强各项多边合作机制与组织，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适应了这种转型，强调为应对全球公域问题挑战，以新的伙伴同盟弥补冷战时期形成的霸权联盟体系不足。这样，全球公域论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理论基础。

其六，为威慑潜在对手，整合新兴力量提供新的实验场。全球公域概念，既有美国寻找新威胁的意图，也有寻找新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动因。比如，美国一方面将俄罗斯、中国、伊朗的黑客威胁，中国导弹打卫星计划说成是对全球公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正如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显示的，美国也认识到，应对来自国家或非国家的全球公域安全威胁，非美国一家能为之，与新兴大国及关键国家的合作日益必要。全球公域概念服务于美国包容新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新接触政策”。俘获“支点国家”（pivotal actor），成为美国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重要策略。

四、中国的对策

对美式全球公域论及全球公域战略，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系统分析全球公域理论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与逻辑合法性，同时揭穿全球公域战略如何打着“国际公意”旗号升级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给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传统中国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在美国，往往是“军事未动，概念先行；外交未动，理论先行”。2011年9月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依此分析，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凸显安全事务从地域向领域拓展，有其时代合理性基础。我宜善加利用，规避其风险。

首先是不要盲目抵制。尽管全球公域，可能对现有的国家观构成挑战，破坏现有国际法合作基础，并且显然有利于有能力涉入、利用全球公域的强者，但其毕竟反映出美国霸权无法主导世界的现实。美国也承认只能分享而无法主导全球公域，这为中美合作开启了全新的空间。

第7篇

《国际安全评论》（第一辑）

马建光/主编 徐能武/副主编

2014年4月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安全问题对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生长，我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也日益深化复杂。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孕育的客观安全环境要求我们以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去审视与借鉴世界各国在应对安全问题上的诸多做法，思考与探索如何更好地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周边与地区安全态势。

在过去20年里，围绕安全问题这一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所展开的研究与探索，最为显著的特点，莫过于其沿着横向与纵向的双重拓展。横向看，从国家安全到国际安全的问题领域进一步丰富。人们在思考“何为安全”时，逐渐从狭隘的军事所指，扩展到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健康等多个领域在内的综合安全理念。纵向看，国际安全的指涉对象出现分层。在“谁的安全”问题上，安全主体朝向多元化、复杂化发展。

国际安全研究的深化发展不仅是主观意识变迁的产物，也是客观条件推动的结果。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这种客观动力的重要源泉。一方面，技术变革使得军事与民用的界线日益模糊，从而促使安全的内涵向其他领域扩散。当前，科技的军民融合式发展已成为基本态势，某一特定的技术实体往往具有多重意义和影响，辐射出不同的安全需求。例如，核技术的民用化与普及化，便使传统的军事安全考量与能源、经济、环境等新的安全需求交织在一起。经与其他类似的技术发展轨迹交叉互动，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逐渐凸显为兼具关联性与独立性的国际安全新议题。与此同时，技术发展本身也常常孕育着新的安全范畴。人类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以及在数字空间的创造性活动，衍生出空间安全与网络安全的特殊命题。从这些角度来看，科技发展与国际安全研究的横向拓展显然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从国家安全到国际安全研究的纵向延伸也同样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人和社群等非国家行为体得以近距离接触甚至登临国际政治舞台，表达自身诉求，并产生独特的政治后果。这种技术引发的纵向权力结构变化，导致对国际安全的关注不再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而是深入到不同的社会和个体层面。技术的社会化、个体化趋势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这在网络安全领域尤为突出――任何对网络安全的深入探讨都不可避免地勾勒出一幅从国家到个人、从团体到企业的多主体画面。

科学技术与国际安全互动关系的复杂程度，显然远远超出了上文寥寥数笔描绘的那些片段。然而，现有的研究却很少能够揭开这种互动关系的真实面纱。科学技术究竟是国际安全（乃至国际政治）的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科技发展与国际安全演化的两种进程是否相互影响？技术能否成为解决安全问题的终极手段？如果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则国际安全研究尚不能言已达峰巅。

基于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外空安全、军备控制、大国关系、网络政治等诸多领域不断思考，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研究视角和旨趣。《国际安全评论》（辑刊）正是这些思考的集中体现。这一系列论文集包括“国际安全战略”、“军事技术与军备控制”、“新战略空间与国际安全”、“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等专题，收录了中心研究人员在这些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也为国内的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目前《国际安全评论》计划以每年一辑的频率陆续出版，文章收录范围也将扩展到本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一个更主要的目的是搭建一个交流与探讨的平台，汇聚不同的智慧与声音，在方兴未艾的国际安全研究中走出有特色的天地。

在实现强军梦、强国梦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将始终以强军目标为统领，着眼新形势下我军建设新要求，放眼世界发展大势，关注国家安全环境与国防需求的生成关系，遵循“入主流、有特色、创品牌”的建设要求，胸怀祖国、意气风发，立足时代前沿，为促进加快建设具有我军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第8篇

PresentStatusofManufacture,Application,HazardousEffectsand

PreventiveMeasuresofAsbestosSubstitutesinChina

王银生刘铁民

【摘要】虽然石棉的用途广泛、价格低廉，但因其危害严重，存在着致癌问题，部分发达国家对石棉的使用进行了严格限制，为了降低石棉对人体健康的伤害，国际上大力提倡使用石棉替代品。本文对目前使用最多的石棉替代品：玻璃棉、岩棉等的生产使用、危害及防护措施状况进行了简单回顾。

【关键词】石棉替代品生产使用危害防护措施玻璃棉岩棉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2,2)

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ConsidertheSituations,ImprovewiththeTime

刘铁民

【摘要】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安全生产状况以及伤亡事故发生的变化特点与演变趋势，揭示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提出"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应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采用现代安全生产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善安全生产严峻形势。

【关键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与时俱进

(现代职业安全.2003.1)

应用安全人机工程技术提高中小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PromotingSafeProductionLevelwiththeApplicationofSafetyErgonomics

TechnologyinSmallandMediumEnterprise

刘铁民王银生张兴凯耿风刘功智

【摘要】本文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进行了界定，简单回顾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历史，阐述了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地位，对中小企业的安全生产现状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应用安全人机工程技术促进我国安全生产，提高中小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水平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中小企业安全人机工程技术安全生产职业安全健康

(中国国际安全生产论坛论文集2002，1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安全生产三年来的思考

TheGoodRainKnowsTime,ComesWithSpring

刘铁民

【摘要】1998年至2001年，我国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经历了三次调整，安全生产形势依然没有得到改善，作者通过总结我国安全生产工作几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并对照现代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指出建立新的工作体制首先必须解决"两分两合"等关键问题。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与作法，提出应尽快在我国建立一个涵盖安全、健康、特种设备设施和工伤保险主要工作职能在内，一个统一、高效并能与国际接轨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

【关键词】安全生产监察体制经验教训两分两合

（劳动保护2002，8）

我国工伤事故宏观趋势及其诱因

MacroDevelopmentTrendandInducementonOccupationalInjuryAccident

刘铁民耿凤王银生

【摘要】本文分析了多年来我国工伤死亡人数变化趋势与规律，初步总结了五十年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应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工伤死亡事故发生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关系，等级相关与线性回归的研究结果显示：死亡人数增减指标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这些研究结果可为预测分析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宏观决策提供参考，作者结合市场经济国家安全生产工作的发展历程对当前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策略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安全生产、工伤事故、国民经济、发展速度

(劳动保护2001,2；林业劳动安全2001,2)

市场经济国家安全生产监察管理体制研析

InspectionSystemsAnalysisonMarketEconomyOriginatedCountries

刘铁民耿凤

【摘要】本文通过对市场经济国家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和机构设置现状的对比研究，分析了我国在安全生产现状、监察机制和体制等方面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差距，旨在为我国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提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安全生产市场经济监管体制

(劳动保护2000,10)

WTO与中国安全生产

WTOAndWorkSafetyinChina

刘铁民

【摘要】在制定WTO多边贸易规则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一再提出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问题。劳工标准必然对未来多边或双边经济合作与国际贸易产生一定影响。我们应充分认识、积极应对，从劳工标准政策研究、搞好国内安全生产、积极推行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OHSMS）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应付我国加入WTO后在劳工标准等问题上的挑战。

【关键词】劳工标准安全生产

(劳动保护2000,第6,7期;林业劳动安全2000,第4期;中国经贸导刊2001,第2,3,4期)

安全生产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WorkSafetyImpacttheNationalEconomyHeavily

刘铁民

【摘要】本文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分析论述了安全生产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稳定的影响，以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遵守国际职业安全卫生和劳工标准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安全生产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关键词】安全生产社会发展劳工标准

(劳动保护科学技术1999,5)

"三方协调制"应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

安全工作的基本运行机制

"Three-partyCoordinationMechanism"ShouldBeOperatedasaBaseUndertheMarketEconomyConditions

刘铁民

【摘要】随着改革和开放的进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建立并逐步完善。当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应当审时度势，建立起与当前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劳动安全卫生体制。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改革的新形势给我国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新的经济体制对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关系的影响，论述了"三方协调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符合性，进而明确提出"三方协调制"应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安全工作的基本运行机制，以及逐渐形成和完善工作机制的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三方协调制市场经济劳动安全工作机制

(安全生产报1998，5，15)

我国人造矿物棉安全防护现状与建议

TheSurveyonStatusQuoofPreventionandProtectiveintheProductionandUseof

Man-madeMineralWoolsinChina

刘功智耿凤王银生邓云峰

【摘要】本文围绕"安全使用合成玻璃纤维隔热棉（玻璃棉、岩棉和渣棉）实用规程"的要求开展了我国人造矿物棉的安全防护现状调查。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我国人造矿物棉安全卫生防护工作中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关键词】矿物棉，安全防护，调查，建议

(中国国际安全生产论坛论文集2002,10)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检验现状

Proof-testSituationofSpecialLabourSafeguard

刘旭荣

【摘要】劳动防护用品防护性能的好坏，直接危机到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与健康，为此，检验机构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但我国现有的检验机构不能适应劳动防护用品发展的需要。所以笔者就检验机构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剖析，找出影响检验机构发展的根源，提出检验机构的发展建议和方向。

【关键词】防护用品检测检验

（中国个体防护装备2003,2）

危险化学品公路运输事故原因分析与对策

TheCausesofHazardousMaterialsTransportationAccidentsandCountermeasuresofAccidentPrevention

孙猛吴宗之张宏元

【摘要】本文对危险化学品公路运输事故，按管理原因、人的失误、设备设施的缺陷、路况与环境等四方面原因逐一进行剖析，进而针对政府部门和运输业户提出危险化学品公路运输事故的预防措施。

【关键词】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预防

(安全科学学报2003,6)

32起典型危险化学品公路运输事故的原因汇总分析

AnalysisofTypical32AccidentsofHazardousMaterialsTransportation

孙猛魏利军吴宗之

【摘要】本文通过对32起典型危险化学品公路运输事故的原因分析，按六类事故原因即管理原因、人的失误、设备设施的缺陷、事故救援不当、交通以及环境方面的原因等，逐一进行剖析，归纳汇总，并由此提出相应的事故预防对策措施。

【关键词】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分析预防

(中国国际安全生产论坛论文集2002,10)

加强关于安全技术改造完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PerfecttheLong-termMechanism,Improve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Renovations

邢娟娟

【摘要】针对我国安全技术装备落后,安全设备基础薄弱的实际问题,为加强我国安全技术改造,完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建设,提出了突出重点；注重创新；改革与技改同步；强化企业投入；坚持市场导向；注意协调发展六条原则。又进一步论证和提出了加快我国安全技术改造的四点建议：加强安全技术装备方面的制度建设；制定《国家安全技术装备指南》；设立国家安全技术装备改造项目规划和完善安全技术装备改造运行机制。同时还提出国家应要求和支持在企业列入专项资金列入生产成本，用于企业自身的安全技术改造对于专项用于安全技改的资金，国家应设立贴息，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加大安全生产投入，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关键词】安全投入技术改造本质安全

(劳动保护2003,3)

中国劳动保护产业现状与发展

CurrentSituationandDevelopmentofLaborProtectionIndustriesinChina

邢娟娟

【摘要】劳动防护用品是劳动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安全技术措施中，改善劳动条件、排除危害因素是根本性的措施之一。发展我国的劳动保护产业，引进先进技术的，以适应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的需要，真正起到为保障的员工安全和健康，为我国的安全生产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本文据此论述了有关劳动防护用品的现状、未来和发展。

【关键词】劳动防护用品现状发展

(中国国际安全生产论坛论文集2002,10)

我国灾害现状与安全减灾信息管理

DisasterSituationsandMitigationInformationManagement

阴建康孙庆云

【摘要】介绍了我国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现状及加强安全减灾信息管理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自然灾害人为灾害信息共享

(劳动保护科学技术2000,1)

重大危险源普查监控与重大事故预防

ContolofMajorhazardInstallationsandPreventionofmajorAccidents

吴宗之

【摘要】实施重大危险源普查与监控,建立重大事故预防控制体是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来预防重大事故的具体体现,对把安全生产工作真正转移到预防为主的轨道上来,提高我国重大工业事故预防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重大危险源控制重大事故预防安全管理

(中国安全生产报2003.5.4)

论安全文化与其若干要素的关系和作用

StudyontheRelationshipsandRolesofSafetyCultureWithitsSomeElements

吴宗之

【摘要】本文简要论述了安全文化与安全观念、安全科学技术和安全法规的关系及其对安全生产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建设安全文化要树立"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永存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安全观念，论述了安全科技创新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动力和源泉，安全法规的生命力深藏于安全文化之中，安全文化建设是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安全文化要素关系作用

(中国国际安全生产论坛论文集2002.10)

城市土地使用安全规划的方法与内容探讨

AStudyontheMethodsandContentsforLandUsePlanning

吴宗之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土地使用安全规划的法律、法规要求，安全规划的方法和风险标准，提出了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安全规划的主要内容和程序，研究分析了安全专项规划和城市功能区安全治理规划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安全规划、安全评价、事故预防

(城市与工业安全国际会议2001.10)

我国工伤保险费率机制的探讨

TentativestudyofratemakingforinjuryinsuranceofP.R.China

陈胜刘功智耿凤刘铁民

【摘要】工伤保险费率机制是工伤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对工伤保险基金的稳定性、工伤预防效能的发挥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等多方面产生直接影响。本文在调研我国工伤保险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欧美等国经验，分析了我国工伤保险费率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在差别费率划分、档次、费率调整、风险共担模式、收支平衡和促进工伤预防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工伤保险职业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障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2，4）

脱离误区--体系策划中的目标和管理方案

Separatingyourselffromthemisunderstandings----objectiveandmanagementprogrammeinOSHMSplanning

宋大成叶坚新瑞启光*

【摘要】体系策划中的最大误区是常常有人将要素4.3.3的目标与在方针中声明的总体目标混同或将总体目标"层层分解"，以及将4.3.4管理方?quot;层层分解"。针对这种错误，作者强调，应对评价出的不可承受风险中需要上硬件措施或需要技术改造才能控制的风险制定目标，并为实现目标制定管理方案。文中给出了实例。作者骨康鳎ü?quot;目标--管理方案"和"运行控制"两种方式来控制不可承受风险。作者说明了体系策划中从方针到管理方案、从方针到运行控制的合理逻辑关系。

【关键词】脱离，误区，目标，管理方案，不可承受风险

瑞启光*：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中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2003,3)

劳动安全卫生费用模型

CostModelsforOccupationalSafetyandHealth

宋大成

【摘要】反映了预防投资、事故费用、总费用与企业安全水平的关系的劳动安全卫生费用模型（图2）中的最小值M点，是一个正常的企业应当追求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企业在总投资最小的情况下达到较好的安全水平。图4是因未感觉间接费用而造成对费用模型的扭曲。图5、图6是企业极度忽视安全生产而又得不到惩戒时使费用模型受到的扭曲。扭曲的费用模型使企业预防投资的经济动力减弱或失去。蔑视劳动者生命价值的结果最终也会损害企业经济的发展。对所有扭曲的情况，既需要社会、法律的约束，也需要安全经济学的引导。

【关键词】劳动安全卫生事故费用预防费用费用模型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0.4)

充分发挥信息在安全生产领域中的作用

FullyPlayInformationRoleintheFieldofOSH

杨乃莲

【摘要】信息工作在当今社会各个领域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有效而充分地发挥信息的作用，将会对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简要介绍了国际职业安全卫生信息工作情况；基于目前我国职业安全卫生信息工作现状，指出了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今后如何进一步做好职业安全卫生信息工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信息职业安全卫生

(中国国际安全生产论坛论文集2002.10)

通过《职业安全卫生及工作环境公约（第155号）》透视我国职业安全卫生立法

AnalysingOSHLawsandRegulationsinChinabyOccupationalSafetyandHealthConvention(No.155)

袁一枫杨乃莲

【摘要】国际劳工标准是各国制定本国立法的参考依据。155号《职业安全卫生及工作环境公约》构成了职业安全卫生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是解决职业安全卫生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本文通过对155号公约的要点解析，指出了我国安全生产法规与第155号公约之间存在的差距，并提出了我们的建议。

【关键词】职业安全卫生公约

(中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2003,3)

中国道路交通事故初步统计分析

StatisticalAnalysisonChinaRoadAccidents

钟茂华刘铁民韦星王小拾*

【摘要】本文主要对近年来中国交通事故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了中国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地域差别、事故致因的主要因素、事故发生的道路和时间分布等。

【关键词】中国道路交通事故、主要原因、统计分析.

王小拾*：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中国国际安全生产论坛论文集2002.10)

近年来中国煤矿重大事故的自组织临界性

Self-organizedCriticalityofMajorAccidentsofChinaCoalMinesinRecentYears

钟茂华刘铁民宋卫国*韦星刘功智王小拾*

【摘要】根据中国煤炭工业统计年鉴资料，对国内煤矿近年的煤矿事故的死亡人数与事故频率进行统计分析，并绘出事故死亡人数与事故发生频率的图形，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煤矿重大事故的死亡人数-频率的关系符合幂律分布，即具有自组织临界性规律，并根据这一特点，与我国现行的煤矿法律、法规和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相对照，说明关闭乡镇煤矿是符合这一自组织临界性规律的。

【关键词】煤矿事故、事故损失、幂律分布

宋卫国*：中国科技大学；王小拾*：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中国国际安全生产论坛论文集2002.10)

关于危险源分类与分级探讨

ProbeintoClassificationandGradationofRiskSources

钟茂华温丽敏*刘铁民张兴凯陈宝智*

【摘要】危险源尤其是重大危险源如果控制措施不合理,有可能导致重大事故的发生,造成严重娜嗽鄙送龌虿撇鹗АR虼?对危险源的正确分类与分级,可帮助人们对各种危险源采取合理、科学、经济的预防及控制措施。笔者对危险源的分类与分级的有关概念及方法进行探讨,并对目前常用的方法进行介绍。

【关键词】危险源分类分级

温丽敏*，陈宝智*：东北大学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3,6）

中国森林消防安全现状统计分析

StatisticalanalysisoncurrentstatusofChinaforestfiresafety

MaohuaZhonga,b,*,WeichengFanaa,TieminLiubb,PeideLiaa

Abstract

InChina,forestsareaveryrarenaturalresource.Forest.reshappenfrequentlyandthelossisveryseriouseachyear.Inthispaper,statisticaldataonforest.resinChinaareanalyzedinordertorevealnewfeaturesregardingtheforest.resafetysituationastheeconomyofChinaisgrowing.Thecausesofforest.resinChinaarealsodiscussed.Theclassi.cationsofforest.rehazardusedtoimproveforest.repreventionandmanagementinChinaarereviewed,andthecurrentstatusofthe.reresearchesinChinaisintroduced.

Keywords:Chinaforestfiresafety;Statisticalanalysis;Forestfireresearch

(aStateKeyLaboratoryofFireScience,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Hefei,Anhui230026,People''''sRepublicofChina

bNationalCenterforIndustrial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StateEconomicandTradeCommission,17HuixinXijie,ChaoyangDistrict,Beijing100029,People''''sRepublicofChina)

FireSafetyJournal,2003,38(3):257-269.

中国火灾安全科学的若干关键技术及未来发展趋势

SomekeytechnologiesandthefuturedevelopmentsoffiresafetyscienceinChina

MaohuaZhonga,b,*,WeichengFana,T.M.Liu,b,P.H.Zhangc,X.Weia,b,G.X.Liaoa

Abstract

Thecurrentsituationof.resafetyinChinaisanalyzedinthispaper,biningwiththedemandof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inChina,weanalyzeanddiscussthekeyfeldsof.resafetyfundamentalstudyandtechnicalproblemstobesolvedinthispaper.Accordingtothesuggestionsoffirefghtingworksduringthetenth-.ve-yearplan,themainstrategiesoffiresafetyinChinaisalsointroduced.

Keywords:Firesafety;Technologyproblems;Developingprospect;China

(aStateKeyLaboratoryofFireScience,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

Hefei,Anhui230026,PRChina

bNationalCenterof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StateAdministrationofWorkSafety,

17HuixinXijie,ChaoyangDistrict,Beijing100029,PRChina

cShenyangArchitecturalandCivilEngineering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110005,PRChina)

SafetyScience

安全生产五十年--历史回顾与分析

ReviewandAnalysisinWorkSafetyofthePast50Years

耿凤刘铁民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劳动保护（安全生产）所走过的曲折历程的回顾，客观的总结五十年来在安全生产方面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讨在我国目前面临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挑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时期，扭转安全生产领域被动局面，遏制特重大事故的发生，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安全生产，回顾，分析“”版权所有

(劳动保护科学技术2001,第2期)

论我国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

StudyonIdentificationStandardofMajorHazardInstallationsinChina

高进东吴宗之王广亮*

【摘要】简要介绍了国外重大危险设施的辨识标准研究情况，并结合我国重大危险源普查试点工作的初步辨识标准，以及几个试点城市普查的数据分析，提出了我国重大危险源辨识最小标准的建议。

第9篇

关键词国际安全体系 联合国改革 安理会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5-0042-49

当前的国际体系以及国际安全体系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深刻调整。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严峻挑战。联合国改革对转型中的国际安全体系、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未来势必产生持久的影响。本文将从当前国际体系的变迁和转型的角度，论述其对新一轮联合国改革的驱动和影响，表明联合国改革应当不断适应和应对国际安全多元化和复杂化所带来的挑战，在国际体系转型中把握观念发展和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断强化集体安全机制的能力建设。

一、国际体系和平转型与当前国际安全体系的基本特点

一般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仍处于冷战体系瓦解后的过渡阶段（又称转型）。不过，人们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未来形式和性质有着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所谓转型并非国际体系性质的本质变革，而是国家权势变化所导致的互动形态的变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已经超越了国家权势变动这一周而复始的维度，正朝向更为深刻的、全新的国际社会秩序发展。[1] 尽管这个过程包含着局部冲突甚至激烈对抗等各种新旧矛盾，但宏观而言，当下“一超多强”权势结构的动态发展、全球化引发的互动交往进程以及国际关系行为规范和维护机制的发展都更有利于国际体系的和平过渡或转型。[2]

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过程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得尤其显著：一是，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推动下，后冷战时期全球性和跨国性问题正日益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稳定的主要因素，其意义甚至强于传统的大国利益竞争。由此，国际体系中的合作、特别是大国协调合作的空间得到更大拓展，合作共赢的思想、大国合作共治理念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正在焕发。二是，从更深层次和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当前的国际体系也是自现代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逐步从一个“强制度”向“弱制度”曲折发展的重要阶段。国家的绝对性开始变化，权力可以自主限制和自主让渡，国家权力开始多向转移。[3] 三是，当前国际体系正在推动和加速国际机制的改革与调整，重视国际法的完善以及条约、规则、规范包括潜规则的运用，更强调行为体的有序互动。国际体系的互动规则和机制改革和建设面临双重任务：既要实现多边主义的有效性、防止国际关系中单边主义对多边互动规则的破坏，又要推进国际机制改革的正当性和功能建设，加强“全球治理”的效能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冲突和挑战。[4]

作为国际体系主要组成部分，国际安全体系指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以维护国家和国际和平、安全为目的所进行的互动，并形成特定的行为规则和运行机制的一个整体。当前国际安全体系同样面临深刻变化，体现出六个方面的主要特点：第一，行为主体属性呈多样化趋势。在民族国家继续是国际安全体系中主要行为主体的同时，行为主体正在向内外延伸，国家行为体的“弱特征”也有不同程度地显现。第二，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多样性和关联性的认识极大深化，安全领域的核心内容正日益多元复杂。安全要素正从国家安全的单一向度，沿着国家内部安全以及跨国安全两个向度拓展，从而包含了诸多非传统的安全要素，如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谐、文化繁荣多样、能源保障、环境保护、信息安全等等。第三，规范行为主体互动模式的原则和理念正不断调整变化，行为体互动模式呈现多元趋势，安全结构日趋多样、复合。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传统的均势/平衡和联盟模式远没有退出国际安全体系，但在当前国际安全体系中，突出防御性的“软均势/平衡”和“战略防范”成为主流。[5] 第四，安全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内容日益凸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安全体系中强调“民主和平论”，纷纷倡导建立“民主国家同盟”，力图主导构建国际安全体系的话语权。[6] 国际社会围绕国家和国际安全互动关系以及新旧安全观的辩论和斗争仍然激烈。第五，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同时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严峻挑战。一方面，联合国在国际维和、地区战后重建以及消灾、减困、促进与发展和人权有关的安全领域方面的参与力度和功能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如何进一步增进成员国对新时期国际安全的共识、扩大集体安全应对新威胁、提高集体行动能力、有效排除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干扰、消解体制化或非体制化的“意愿者同盟”对联合国安全机制的压力，仍是联合国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第六，地区安全结构中，如何推进多边安全机制的能力建设和代表性，如何协调双边或多边军事同盟与区域内“安全困境”的矛盾仍是理论和实践的严峻课题。

总之，全球化推进了国际体系的历史性演进，全球参与的国家共治将是未来国际体系发展的目标，日益成为设计国际制度的核心理论范式。与此同时，国际体系力量格局和利益关系也不断变化发展。美国力图保持其霸权地位，摆脱国际多边制度对其行为的制约，但在实践中美国的单边主义同样受到越来越明显的限制。一批新兴地区大国作用上升，要求在联合国内分享更大权利，承担重要角色，对联合国安全制度原有的决策机制形成重大冲击。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国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意图正在强化，推进国际体系有序演变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现实性都在增加，国际体系的变迁和转型构成了联合国改革的原动力。

二、应对和管理国际安全威胁多元化的新现实

联合国改革的成败与否，取决于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国际安全体系的深刻变化。新一轮的联合国改革正努力在观念和制度上有所创新，以应对和管理日益多元和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的挑战。

首先，国际社会正从法理上扩大联合国应对国际安全威胁的范畴，由国家间安全关切向更大范围内整个人类的安全关切拓展。联合国除了继续关注以国家之间的纷争和领土冲突为主的传统安全之外，正把防止国际恐怖主义的灾难性破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战乱地区和平重建等作为新时期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特别关注的领域。[7]

长期以来，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使命时以制止国家之间的侵略行为或其它和平之破坏为核心，关注的是传统的国家间安全。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继续高歌猛进，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1994年加利秘书长的《和平纲领》被认为是联合国新安全观形成的标志。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在安全的范畴上提出了“超越传统的安全界线”的“全球安全”概念；在安全的主体上扩大到了“人的安全”，在获取安全的手段上强调了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作用，突出了预防措施和非军事手段的重要性。[8]

与此相适应的是，后冷战时期联合国安全机制在应对国内冲突引发的跨国性安全威胁的活动积极性显著提高。联合国发起针对国内冲突的维和批次和部队数量持续上升，大量文职人员和警察参与战后和平重建，表明在新一代的维和行动中，联合国不但强调积极参与管理、预防国内冲突，而且比以往更重视战后冲突地区的政治管理、经济恢复和社会机制建设。[9]

进入新千年后，联合国在新一轮改革中加大了以新安全观对集体安全机制改革的导向和规范作用。在这一次改革出台的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建议报告中，将安全（和平）、发展（繁荣）和人权（自由）三大问题联系考虑已成为此次改革的共同认识。国际社会成员对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复杂性、关联性有更多共识；对全球扶贫、减灾、帮困的战略意义，以及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紧迫性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对通过发展人权、推进良政来预防冲突和消贫减困的共识有所增强。《名人小组报告》、《联合国千年发展项目报告》和《秘书长报告》从“发展、安全和人权”三个向度综合入手，突出了三者之间互动关联，都对联合国改革方向作了比较客观和前瞻性的分析。而后在2005年9月14-16日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的《成果文件》也在开篇的“价值和原则”一节中，明确宣示“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是联合国的支柱，也是集体安全和福祉的基石”，认识到“发展、和平与安全、人权彼此关联、相互加强。”[10] 这些文件的宣示说明，国际社会对于当前国际安全的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的意识显著提高。

其次，国际社会各成员对改革过程中如何具体兼顾安全、发展和人权的轻重缓急等问题既形成了许多重要共识，也不乏一些深刻分歧。

在发展问题上，《安南报告》顺应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将“免于匮乏的自由”置于“三大自由”之首，呼吁发展中国家尽快制定并实施符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发展战略。[11] 2005年首脑会议达成的《成果文件》也赞成《安南报告》将发展问题置于各大问题之首的判断，重申“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中心目标，在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构成联合国活动主要框架的关键要素”。[12] 在总共34页内容里，该文件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比较详尽地阐述了包括“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等21项议题，系统体现了联合国对于发展对国际安全、人权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13]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围绕增加发达国家援助比例、援助时间表、受援国国内政治制度建设条件等方面仍存在严重分歧。

再次，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的改革问题上既有相当的共识和迫切改革的愿望，也存在对安全问题的不同理解甚至深刻异议。一方面，国际社会强调了“应对世界面临的多层面和相互关联的挑战和威胁”的必要性。《成果文件》特别提到，“当前的事态发展和局势要求我们紧急就主要的威胁和挑战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务必“致力于把这种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包括下决心，坚决消除产生这些威胁和挑战的根本原因。”[14] 但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和重大的安全观念上，国际社会仍然存在不小分歧，甚至尖锐对立。

关于使用武力问题，特别是成员国是否有权实施所谓“先发制人”的自卫时，国际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歧，[15] 甚至导致了国际社会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本身的怀疑。[16]《安南报告》在接受《名人小组报告》的基础上，将此问题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主张针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国家有权实施自卫，包括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无需安理会批准；二是国家如果要针对潜在而非紧迫的威胁采取包括“先发制人”在内的军事打击，则决定权在安理会。[17]此条实际上是对美国所提出的预防性的“先发制人”原则加以限制，间接地否定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为在该问题上强化安理会的权威，《名人小组报告》和《安南报告》都建议由安理会就其批准或授权使用武力的原则制定一项正式决议，其中包括把“武力使用作为最后手段”等五项标准纳入考虑之中。[18] 最后的《成果文件》除了重申根据《联合国》使用武力，强调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外，并没有在制定使用武力的新原则上达成一致。[19]

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界定和防范也是引起国际社会激烈争论的问题。一方面，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反对所有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认为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并敦促“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期间就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缔结一项关于该问题的全面公约。”另一方面，各成员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认识存在较大差距。《名人小组报告》和《安南报告》提出了“以胁迫政府、人民、或国际组织为目的而滥杀无辜百姓为恐怖主义”的定义。但一些国家和地区认为定义太狭隘，应当增加“国家恐怖主义”，另外一些国家如美国则认为出于相同目的对非百姓的士兵的袭击也应当被认为是恐怖主义行径。这些深刻的分歧使得最终的《成果文件》无法就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一致。[20]

防扩散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维护国际安全的重要领域，也是围绕联合国军备控制、裁军机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其中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等被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扩散问题尤其令国际社会关注。一方面，国际社会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管理、监控不善而落入恐怖主义组织手中，呼吁强化国际防扩散机制的效能；另一方面由于安全环境的变化，一些国家如伊朗、朝鲜等从各自的安全利益需要出发，规避或不遵守国际不扩散机制的规定。以美国为代表的不少西方国家以双重标准看待不扩散问题，加剧了成员国维护不扩散机制的难度，导致国际社会对诸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的信心动摇。

为此，美国通过建立自愿者同盟式的“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缩写为PSI）机制，以用拦截、制裁等更强制的手段自行处理被其认定的扩散行为，其合法性目前仍处于争议之中。《名人小组报告》和《安南报告》都提出在“改进减少需求战略”、“改进减少供应战略”、“改进强制执行能力”和“改进公共保健防卫能力”等四个层面推动防扩散机制建设的原则和思路。[21] 这些提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新一轮讨论，但由于目前各国在该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特别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各国的义务和权利的理解存在较大距离。最终，《成果文件》中对防扩散问题只字未提。

最后，联合国机构改革和创新进程以“不匀称”态势朝前推进。国际社会对“提高联大议事效率和决策能力”、“提升经社理事会审查、协调国际发展计划能力”、“加强秘书处透明、公信、效率”具有普遍共识，机构改革阻力相对小。作为首脑会议结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2006年3月7日安南秘书长向大会提交《着力改革联合国：构建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性组织》的报告，重点阐述了强化联合国秘书处人力建设、理顺预算财政、改进决策和监督审计机制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步骤。[22]

安理会改革成为机构改革矛盾的焦点，并可能影响着整个联合国改革的进程。尽管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安理会必须进行包括“扩容”在内的改革，但对“增常”还是“增准常”尚无共识，并形成“四国同盟”和“团结谋共识”两大主要对立阵营。未来美、中、俄等常任理事国的立场态度，“四国同盟”内部的再分化组合，“非盟”态度变化，将是推动“增常”方案的几个关键因素。同时应该认识到，无论安理会“扩容”方案最终形态和时间表如何发展，“扩容”进程不可逆转，“扩容”后安理会构成的区域分配必将更加合理。包含全球性大国、地区性大国以及中小国家的构成形式更加贴近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状况，有助于提高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但同时政策的协调难度也将增加。

联合国在机制创制方面继续取得进展，联合国安全机制的能力建设方面更趋平衡。根据2005年联合国大会首脑会议最后达成的《成果文件》，联合国在2005年底已经新创建了“和平建设委员会”，作为推动联合国在地区冲突预防和冲突后和平重建发挥监督和协调的重要机构。[23] 安理会根据联合国1540号决议于2004年8月成立的1540委员会，负责督促和审查各国向联合国提交不扩散方面的工作报告，是加强联合国在国际防扩散工作中监督能力的一个重要制度创新。[24] 截止2007年5月1日，已有137个成员国和地区组织向该委员会递交国别报告。[25] 根据《成果文件》的精神，联合国于2006年4月3日通过决议（A/RES/60/251）成立人权理事会，取代原先的人权委员会。5月9日第一届理事会的47个成员国经选举产生，至今已召开了五次全体会议。[26] 与人权委员会相比，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目前直属联大，其成员也需联大所有成员国半数支持才能当选，其在联合国地位、成员的代表性、以及理事国自身的人权标准都较过去人权委员会有所提高，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人权事业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理事会正努力避免其前身存在的议题“政治化和选择性”（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语）的弊端，把确保普遍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消除双重标准和政治化作为推进国际人权事业的重点。理事会争取经过五年努力，发展成为能够与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在功能、影响和法律地位方面等同的联合国主要机构，真正发挥促进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的国际机制。[27]

三、进一步强化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能力建设

客观、全面认识责任和国际干预问题将是未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改革的重要议题，也事关联合国安全制度的发展方向。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一旦一国国内秩序及政府治理出现严重混乱甚至缺失，将不同程度地威胁周边和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宁，成为危害国际体系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尤其对大规模屠杀、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行的危害形成了共识，并提出各种主张加强多边合作，采取集体行动防止和管理由这些罪行对国际秩序造成的严重后果。[28] 因此，作为多边集体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及其合法性来源，联合国需要进一步明确责任缺失与国际安全相关性的具体标准，明确国际干预的标准和范围后方能履行相应的保护的责任。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各国人权保护方式和水平背后的社会、文化差异，不能以绝对的统一尺度加以衡量，更要反对个别或少数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他国的内部事务。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应当重点强化观察、报告和及时预警种族灭绝、种族清洗、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行发生的能力建设，并将此作为未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重点。联合国应对国内或地区武装冲突时必须承担更全面的责任，和平建设委员会的成立使得联合国具备了专门针对冲突后重建的机构，弥补了当前维和机制和预防性外交机制的不足。当然，目前联合国对该机构的职能和权限只提出了一些原则性建议和初步的设想，其具体内容尚有待在实践和研究中细化。另外，如何形成和平建设委员会与其它联合国相关机构协调行动的运作机制，深化与其他区域多边机制的分工协调，也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防扩散问题在未来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中日益突出。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原先只有国家拥有的武力手段，而其在使用武力时并无既定的规范或规律可循。另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知识的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变得越来越简单，从而造成了潜在的巨大危险。由此，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成为预先消除安全威胁的重要因素。国家“预防扩散的责任”的现实意义正在凸显，联合国新成立的1540委员会创设了国家报告制度，各国有义务将其防扩散的举措定期向该委员会报告，体现了国际社会协调预防武器扩散行为的初步努力。但国际防扩散的形势不容乐观，包括最大核武器国家消除其核武器的责任、朝鲜和伊朗不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发展核武器存在事实上的双重或多重标准问题、以及在如何保持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和确保这些技术不用于武器研究的要求之间进行平衡，等等，都对联合国不扩散机制的效能提出新的考验。[29]

关于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问题仍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争论之一。2005年首脑会议重申了《》第51条的持续有效性和适用性，[30] 然而，在使用武力的时机、范围和授权问题上仍存在争议。对此，如何进一步在法理上厘清“预防打击”和“先发制人”的区别，破除“预防打击”式对外使用武力对国际体系的危害，既是国际社会各成员国需要继续努力沟通和探讨的话题，也是今后学术界仍需着力研究的重要领域。

联合国安全制度的机构改革和创新，包括围绕安理会机构的改革，需以强化联合国集体行动能力、协调联合国安全制度的效率和合法性关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国际社会对安全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及其差异客观反映了各成员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利益差别。安理会与集体安全决策机制的改革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力量格局的持续演变和安全环境不断发展背景下，国际社会要求进一步参与集体安全决策，提高决策机制的代表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它也是各成员国之间重新争夺决策过程的发言权和规制权的一场较量。

除了安理会的扩容之外，安理会改革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在于强化其在国际安全体系法制化建设中的能力建设。从《》的规定以及安理会的具体实践来看，安理会对国际体系的法规制度建设的功能反映在宣示、解释、促进和执法等多个方面。[31] 国际社会要求进一步强化安理会功能的趋势在增强。

首先是宣示功能，即安理会（决议）具有宣布新的国际关系法律法规的作用。在某些场合，安理会通过法律约束性决议形式，直接或间接宣布联合国成员（或成员内部的一方）违背了《》或者国际法的有关条款，或宣布成员国的“非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最近的例子包括2006年10月安理会就朝鲜核试验通过的1718号决议，重申必须履行国际不扩散机制的相关规定。

其次是解释功能，即安理会作为联合国执行和平安全功能的主要机构，具有对《》条文的法律诠释作用，特别是体现在对《》中有关和平安全条款进行的创造性解释。例如60年代在哈马舍尔德就任秘书长时期，曾创造性地把《》第六章规定的斡旋、调解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同七章规定的制裁、军事行动等应对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及侵略行为机制相结合，把联合国维和机制列为《》“第六又二分之一章”。70年代，针对南非白人政权对内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安理会通过418号决议认定南非政府的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进入21世纪以来，威胁国际安全的形式和内容进一步多样化，安理会针对国内冲突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等国际安全新威胁，逐步形成新的共识和一系列相关决议。[32]

第三，促进功能，即安理会具有敦促、鼓励成员国履行相关国际法规，解决相互之间冲突问题的功能。尽管《》只在第六章集中表述了安理会如何促进成员国和平解决国际冲突，但实际上，安理会的功能在处理冲突的实践中不断拓展提升。安理会不但在各种决议中要求冲突各方遵循《》条文或国际法规解决冲突，还要求成员国加入到新的国际协约中（例如安理会在1373号决议中要求所有成员参与反恐国际协议，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安理会还在90年代分别创制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在冲突中涉嫌犯下战争罪行的当事人绳之以法。

第四，执行功能，即以《》第七章为手段强制执行有关决议和国际法规。《》第二十五条给予了联合国会员国接受并履行安理会决议的授权。尽管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但在冷战以后，尤其是90年代后期，安理会还是不断提升了强制执行安理会决议的能力建设。例如安理会根据多个制裁决议成立了相关的制裁委员会，显著增加了安理会落实制裁的能力。安理会还组织成员国和民间组织多次协商如何增强制裁的功能，减少人道主义的负面后果。安理会在90年代中后期针对违反《》和国际法的行为，取消了全面制裁，代之以针对性制裁（如武器禁运、金融制裁、限制有关人员的国际旅行、特定商品禁运）的所谓“聪明制裁”方案，增强了安理会的强制效果。[33]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联合国成员国轻视甚至漠视安理会决议的现象继续存在。而随着联合国乃至安理会成员国的扩大，特别是国际安全威胁多元化的发展，成员国对于安全问题的共识和分歧同步发展，如何增强安理会应对新安全威胁的能力建设，同时推进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成为主要挑战。联合国安全机制在促进国际体系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推进国际关系法制化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 参见俞正、阙天舒：“体系转型和中国的战略空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29-31页。

[2] 秦亚青：“国际体系秩序和国际社会”，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3-5页。

[3]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32页。

[4]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247-250.

[5] T.V. Paul, James J. Wirtz,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22.

[6] 例如，美国布什政府2006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民主”、“自由”字样达200多次，是2002年报告的3倍。欧盟以文件的形式把“巩固民主、法治并尊重人权”列为其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五项基本目标之一。日本政府提出了打造“自由与繁荣的彩虹”的日本外交方针，认为在欧亚大陆外圈已经形成了“自由与繁荣之弧”地带。日本要与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志向的美国、澳大利亚、印度、英法德等欧洲各国、联合国及国际各机构携手推进这项事业。

[7] 参见联合国改革高级别名人小组2004年12月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享的责任》，A/59/565; 以及安南秘书长2005年3月提交联合国的秘书长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A/59/2005。

[8] 李东燕：“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49-54页。

[9] David M. Malone e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21st Centur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04, p.619.

[10]《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A/RES/60/1, 第2页。

[11] 安南秘书长2005年3月提交联合国的秘书长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A/59/2005, 第7-23页。

[12]《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A/RES/60/1, 第2页。

[13] 从具体政策共识和条目数量看，《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总共提出了178条长短不一的改革共识和政策建议，发展问题占了三分之一左右。

[14]《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A/RES/60/1, 第2页。

[15] Report of Secretary General: In Large Freedom: 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 March 21, 2005, A/59/2005, p.33.

[16] 参见联合国改革高级别名人小组2004年12月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享的责任》。

[17] Report of Secretary General: In Large Freedom: 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 March 21, 2005, A/59/2005, p. 33; 以及《名人小组报告》中第三部分第185-208条建议。

[18] Report of Secretary General: In Large Freedom: 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 March 21, 2005, A/59/2005, p. 33.

[19] 参见《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A/RES/60/1, 第19-20页中关于“根据《联合国》使用武力”一节的内容。

[20] 分别参见In Large Freedom: 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 March 21, 2005, A/59/2005, p.26; Revised Draft Outcome Document of the High Level Plenary Meeting of the GS of September 2005, submit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ugust 5, 2005, A/59/HLPM/CRP.1/Rev.2, p.17; 以及《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A/RES/60/1, 第20页。

[21] Report of Secretary General: In Large Freedom: 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 March 21, 2005, A/59/2005, pp.28-29; 以及《名人小组报告》中第三部分第107-144条建议。

[22] 详细参见安南秘书长报告《着力改革联合国：构建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性组织》，A/60/692。

[23]《联大和安理会通过建立和平建设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2007年6月22日。

[24] Resolution 1540(2004), S/RES/1540(2004),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4956th meeting on April 28, 2004.

[25] 详见1540委员会官方网站：，2007年6月22日。

[26] 五次会议的时间分别是2006年6月19-30日，2006年9月18日-10月6日，2006年11月29日-12月8日，2007年3月12-30日以及2007年6月11-18日。

[27] 参见联大2006年4月3日通过的有关人权理事会的251号决议，A/RES/60/251。

[28] 参见2005年9月15联大首脑会议达成的《成果文件》，A/60/L.1，第31页。

[29] 在2005年的联大首脑会议上，各国最后未能就不扩散和军控等问题达成一致，这既是最终《成果文件》的一个重要缺陷，也反映了国际不扩散情势不容乐观，参见David Shorr, “United Nations Reform in Context”, The Stanley Foundation’s Policy Analysis Brief, February 2006, p.4.

[30] 参见2005年9月15联大首脑会议达成的《成果文件》，A/60/L.1，第22-23页。

[31] Steven R. Ratner,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David M. Malone e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21st Century, pp.592-593.

[32] 例如，由于90年代早中期安理会在索马里和卢旺达国内冲突中没有有效、及时地介入，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安理会权威效能的普遍质疑和批评。经过反思，安理会在处理随后的塞拉利昂内战时不断改善和强化联合国维和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详见John Hirsch, “Sierra Leone” , in David M. Malone e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21st Century, pp.521-535.

[33] 有关安理会提高制裁效果问题的详细讨论及相关政策报告，见

省略/chinese/sc/committees/sanc_res.shtml, 2007年6月22日。

第10篇

[关键词]地缘政治　地缘重心　世界秩序

长期以来,许多国际政治学者以及从地缘政治角度认识国际战略格局的政治家,都习惯于从全球和特定区域的地缘环境的角度,认识权力布局、国家安全、全球战略、国际对抗、战争胜负等现实主义的主题,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往往成为他们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然而,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已经不能恰当地解释当今世界秩序的发展趋势和新产生的国际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新的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当代国家间政治,探讨国际冲突的根源,并形成认识未来世界秩序的新思路。

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缺陷

地缘政治分析法是认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视角,近百年来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西方国家政治家们的战略思维和政策制定。冷战结束后,这些观点仍对某些决策者的战略取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在解释现实世界政治及其发展趋势时,存在明显的缺陷,甚至可能会误导国家的对外政策。那么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问题何在?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系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提出以来,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理论传统:一是所谓“国家有机体论”。①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就象一个生物的有机体(organicbody),随着实力的增强,将使膨胀的力量超出现有疆域,从而注定要向外扩张。国家的扩张就需要地理的扩张,即国家的生存空间的扩张。以英国学者麦金德为代表的陆权说,强调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舞台是在欧亚大陆。在这块大陆岛上,心脏地带处于东欧和中亚。②所以“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大陆岛;谁控制了大陆岛,谁就控制了世界”③。如果不对地处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中心(如俄罗斯)加以遏制,其权力将向亚欧大陆扩张,并控制这个大陆。这种观点被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作了修改,提出了所谓“生存空间”论。④这一理论成为后来的“纳粹地缘政治学”(NaziGeopolitics)扩张理论的基点。⑤二是所谓“地缘二元论”。由于地球表面是由陆地和海洋构成的,国际关系中的强权争夺实际是围绕着陆权和海权之间的竞争。美国的著名学者马汉十分强调海权的重要性,认为海洋是世界性权力的源泉。①而斯皮克曼则将陆权与海权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分析,认为只要掌握住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就可以限制大陆心脏地带的陆权国家的扩张。据此他得出了著名的假说:“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②在这之后虽然地缘政治理论向着立体化方向发展,如意大利学者杜黑提出“空权论”,③美国学者格雷厄姆提出“高边疆”④的天权论,但这两者不能脱离陆权和海权的分析框架。这些经典论著奠定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系统理论的基础。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对国际政治的解释具有鲜明的特点:(1)扩张性:一个国家随着实力增强,其对地缘的控制力必然膨胀,从而注定要向外扩张。陆权在欧亚大陆的扩张,海权在海洋的扩张,并将势力伸展到大陆边缘地带,是国家实力增长的必然结果(2)“二元论”:国际政治权力分为陆权和海权(空权和天权是这两个权力的延伸),这是国家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它规定着国际冲突的性质。(3)对抗性:陆权与海权是天然的对立关系,国际政治中的许多冲突本质上是陆权和海权竞争的结果;(4)霸权性:无论陆权还是海权的扩张,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全球霸权,控制整个世界。⑤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地缘政治学关注的核心,就是“空间与权力”(SpaceandPower)的关系,⑥或者说是一种鼓吹扩张、对抗和争夺的学说。

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对冷战结束后的一些国家的战略选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冷战的结束是19世纪以来地缘政治中陆权与海权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海权最终的胜利。⑦作为陆权代表者苏联的解体,是陆权在亚欧大陆扩张的失败,标志着陆权在世界政治中的衰落。从此,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权获取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它通过掌握全球制海权和控制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不仅要获得亚欧大陆的国际关系的主导权,而且将长期维持世界的“领导”(leadership)地位。事实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观点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今天美国的全球战略思维。⑧布热津斯基就认为“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美国为了维持它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便将其战略目标确定为,防止“在欧亚大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竞赛场上,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天崛起”,对美国主导亚欧大陆事务的地位构成挑战。⑨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战略手段就是继续维持多边和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加强对亚欧大陆边缘地带的控制。

然而,美国利用海权优势力图控制亚欧大陆边缘地带,以便维持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地缘战略似乎并不十分奏效,世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单极主导下的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对美国来说似乎很难解决。(1)全球性恐怖主义的威胁难以消除,并有蔓延之势。(2)难以平息的伊拉克、阿富汗动乱和巴以冲突,以及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厌恶。(3)大国关系难以协调。美国与欧洲传统盟国德国和法国间的矛盾在发展;美国与俄罗斯似乎并未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因存在某些变数而总是不能最终稳定;印度在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时,似乎并不愿顺从美国的所谓美印联手应对中国的战略意图。(4)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困化、种族仇杀、宗教问题、跨国犯罪等问题成为全球安全的巨大威胁。(5)资本的流动、商业的往来、人员的交往等等,美国难以全面把握这种“全球政治的网络化”趋势。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上述问题的许多方面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是难题。

显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述世界政治的现实和国际安全问题,更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第一,“大陆心脏”说已经缺乏解释力。随着居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苏联的消失和俄罗斯的的衰落,已经不可想象俄罗斯还会象过去200年以来的方式进行扩张,很难想象还会有某种权力能够重新控制俄罗斯以及东欧和中亚这个广袤的所谓“心脏地带”,并向欧亚大陆进行散射式的扩张。第二,“生物有机体”理论过时。至今西方地缘战略学家仍受这一观点的影响,认为“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往往比过去文明了一些”②。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过去那种世界革命的行为从根本上结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受到的惩罚和东帝汶最终的独立,则说明现实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是不能改变的。因而,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试图规定近代国际关系的法律秩序以来,经过300多年的演进,现在真正形成了由国际法律来规范的国家间的稳定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基本上不可想象国家之间还会有征服别国,或向别国扩张领土的现象发生,或者是以权力来强行推行某种意识形态以实现世界大同。通过扩张领土来强化国家权力,或是国家实力增强后将寻求扩大对空间的控制的行为,已经不为现实国际社会所容忍。因此,以“生物有机体”来解释现行国际关系已经非常不符合实际。第三,“海权”和“陆权”之争已无意义。亚欧大陆其他地缘性大国的崛起,包括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德法两国逐渐脱离美国主导的传统的西方体制,并对西欧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地区一体化趋势正在发展的欧洲或亚洲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海权与陆权的尖锐对立。而在欧亚大陆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有意去挑战美国在世界海洋中的优势地位。

由此可见,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它所提出的“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的基本假设,听起来似乎振振有辞,但“已显得不够充分”,很不令人信服,更不能为人们所接受。③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④在这个体系中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得失较量的零和关系,而是在良性竞争中求得共同的安全与繁荣。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寻找某种新的地缘政治的理论视角来解释现实和未来的世界政治。

二、“地缘重心”概念的引入

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人们对基于权力和狭隘国家利益的地缘政治理论十分反感,以致形成一种“反地缘政治”(anti-geopolitics)的倾向,而强调超国家跨区域的整体利益的结合。⑤冷战结束后的西方地缘政治学大体从三个方向发展,即强调在科技发展导致人类生存危险的脆弱性、现实国际社会中的文明冲突和全球化作用下的网络化社会。⑥但是,这些观点或是没有清晰的理论轮廓,或是不能很好地正面解释国际关系新趋势。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场地缘政治的革命正在悄悄地来临。为此,应该探索新型的地缘政治理论,以便能够更好地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形势。本文提出的地缘重心论,就是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的理论视角。

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笔者所谈的“地缘重心”论,是试图借用物理学里的重心概念来解释地缘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视角。如果我们在一个板块上确定重心,并支撑起它的重心部位,就能够保持板块的平衡与稳定。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重心”。所谓“重心”是指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①与“重心”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引力”,因为物体的重心是由于地球引力作用而产生的。“引力”,又称“万有引力”,是在两物体之间由于物体具有质量而产生的相互吸引力。②而物体间在引力作用下会形成一种“引力场”。这里,我们可以用这些科学的概念来分析现实国际政治。

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和现实国际政治的布局来看,国际社会是由一些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地缘板块构成的。这些板块是:西欧板块、东亚板块、东欧—北亚板块、南亚板块、阿拉伯—伊斯兰(中亚—西亚—北非)板块、澳洲板块、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和非洲板块。我们可以在每个地缘板块寻找它们的地缘重心。所谓“地缘重心”,是指构成世界政治各区域中,能够决定地区稳定与繁荣的支撑点。而在构成国际关系体系的各地缘板块的子系统进行分析时,我们会发现,在绝大多数地缘板块的重心部位,都存在着一些在地区国际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大国。这些大国一般自身领土面积较大,人口较多,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较强,文化上对周边相对较小的国家有相应的吸引力,它们对地缘板块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及繁荣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类国家就是它所在的地缘板块的“地缘重心国”。

从理论上讲,“地缘重心国”应该具有以下特征:(1)居于地缘板块的重心位置;(2)国土面积较大;(3)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综合实力较为强大;(4)周边分布着一些较小的国家。“地缘重心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第一,政治上,地缘重心国家是它所在地缘板块的引力中心,是地区政治与外交活动的主要场所;第二、安全上,地缘重心国是区域的安全阀和稳定源,它能够支撑起地区安全结构的框架,决定着地区形势的和平与稳定;第三,经济上,地缘重心国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第四,在文化上,地缘重心国自身的文化能够散射式传播,形成一个文化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地区民众的文化特征、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第五,地缘重心国与其周边国家间的引力互动作用形成某种形式的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就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地缘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地缘重心国往往是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动力。③

根据以上理论框架来看待全球地缘结构,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地缘重心国。法德两国结合体是西欧板块的地缘重心国,中国在东亚区域发挥着地缘重心国的作用,俄罗斯是东欧—北亚(独联体)板块的地缘重心国,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地缘重心国。在北美洲大陆,美国无疑是一个地缘重心国。巴西也许在南美洲起着某种程度的地缘重心的作用,但影响力相对较小。在大洋洲中澳大利亚可以作为地缘重心国。阿拉伯世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奥斯曼帝国作为地缘重心国家,而现在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真正发挥地缘重心的作用。非洲没有地缘重心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个地缘因素的作用,使美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一是其独特而具有优势的地理位置:两洋之间,使它可以十分便利地与亚洲和欧洲进行联系;二是其无人可以匹敌的强大综合国力,使之有能力卷入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亚欧大陆的事务。那么,美国是不是世界的地缘重心国呢?笔者认为还不能这么说。因为,两洋相隔使美国不能直接、迅速而持续地施加决定性影响,而它的国力还不足以迫使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完全按照它的意志行事。从全球地缘环境来看,美国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其他地缘重心国应该是地区性的大国。

需要说明的是,大国政治一直是政治家和学者们认识和分析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的着眼点。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的“五个力量中心”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政治,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强调要与其他“全球力量中心”合作①。但这些力量中心或大国的地位主要是从政治结构或国力评估的角度确定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动态性。②基于相对动态的大国地位来确定战略布局,将造成战略结构的不稳定。比如,美国根据这种大国分析框架,将日本作为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③忽视了中国的地缘重心国的地位,从而造成亚太地区安全结构长期不能稳定。因此,有必要对大国的地位从稳定而长远的角度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判断。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地缘战略棋手概念,是基于客观地缘作用来确定其地位,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他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他的构想与笔者所提的“地缘重心国”的定义有相近之处。④那么,地缘重心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应该怎样判断呢?

三、世界政治中的地缘支点

地缘重心国是各地缘板块的重心,决定着地区国际关系的秩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发展,因而他们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着地缘支点的作用。

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一个区域化(或者称地区化,regionalization)的过程。⑤因为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支撑,全球化则是区域化的最终结果。“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来,有赖于地区共同体的建立;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坚实牢固,也有赖于它的基石———各个地区共同体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联系,是否紧密而不易松散。”⑥区域化是指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而“实行一体化通常意味着由部分组成整体,即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为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使地理相近的国家通过稳定的互动,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方面将会产生共同的需求,从而具有了某种同质性,形成一种功能性的紧密结合。⑧我们可以把这种开始一体化进程的紧密结合的地区称为地缘板块,这些地缘板块促使“世界成为区域国家的世界”。⑨

在各个地缘板块的一体化进程中,地缘重心国往往在功能上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是区域一体化的决定性力量,是地缘板块的支柱。欧洲从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到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法国和德国显然发挥了区域整合的核心作用,为欧洲联盟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2004年5月1日十个新成员国的入盟,作为地缘重心国的法德两国在欧盟将继续发挥引擎和稳定器的作用。“北美自由贸易区”作为美国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结果,使紧密依存的北美地缘板块最终形成。毫无疑问,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这一板块的地缘重心国。苏联解体后在其原址上建立的“独联体”的主要地区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地缘板块。俄罗斯作为其地缘重心国,通过推行所谓“近邻优先”的政策,把“推动一体化”视作“对已发生的一切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负责的反应”,并将其远期目标确定为要创建“一体化国家共同体”(CommunityofInte gratedStates)。 这一目标实现之日,就是俄罗斯“一个新的可能更有希望的时代的开始” 。而南亚的印度同样在发挥着地缘重心国的作用。南亚国家间都拥有一个共同体的遗产,即所谓“大印度”,特别是在语言和文化的延续性方面最为明显,而较小国家内的许多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与印度相关联。 在印巴成为有核国家之后,南亚的和平与发展只有依靠区域内国家间密切的协调与合作,推动一体化进程,甚至可以酝酿成立“南亚条约组织”(SouthAsianTreatyOrganization)。①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取得了令人注目的发展,一个新兴的大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引擎已经形成。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重要的区域政治概念成为国际关系中常见的词,这就是“亚太地区”(theAsia-Pacificregion),其范围一般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和北美洲。②然而,自90年代初期起,“东亚”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开始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其范围仅指东北亚和东南亚。③随着1997年首次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以“10+3”为平台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开始启动。从亚太地区到东亚区域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因为只有当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并成为东亚的生产、市场、乃至金融链中的决定性一环时,东亚的区域合作才真正具有了实际意义。具体来说,随着本世纪初中国总理朱钅容基首倡“10+1”自由贸易区,东亚合作才开始有实质性进展。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框架协议的签订,并定下将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从而使东亚区域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接着中日韩三国也在谈东北亚自由贸易区问题。可见,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才得到实质性的推动。中国对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决定了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稳定;(2)中国用和平方法处理与东亚国家间所存在的领土、海岛和海域争端,以积极的态度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从而维护了东亚地区的安全;(3)中国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防止局势的恶化,维持整个东亚的金融秩序作出了突出的贡献;(4)中国工业的飞速发展,打破东亚地区原有的经济模式,使东亚地区原来以欧美市场为出口导向,缺乏横向经济联系的加工贸易经贸模式,被一种为学者所称为的“平轴互动”的新模式所取代。即在东亚形成一个以中国为轴心的共同制造业中心,使整个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成为一种互利关系,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结构、新的产业共同体。(5)中国还通过向其他东亚国家提供广阔的市场,并开始进行直接投资,成为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复苏与发展的引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全球发挥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曾经发挥过的作用,成为“出口的动力源”(anexportpowerhouse)和“吸引外资的磁铁”(amagnetforforeigninvestment)。④以上说明,中国作为东亚地缘重心国,对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世界其他地缘板块中,有的国家可以起着某种程度的地缘重心国的作用,如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和在南美洲的巴西,但由于这两个板块离全球地缘核心部位较远,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要小得多。而另外两个地缘板块,伊斯兰—阿拉伯和非洲,由于几乎不存在地缘重心国,从而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这点下文将再作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全球性的相互联系框架(globalconnection)下,一体化进程中地缘板块将决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⑤形成一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经济的世界”。⑥上述地缘重心国支撑着各地缘板块国际关系的稳定构架,也决定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从而突出地发挥着作为世界政治支点的作用。

四、地缘政治结构的冲突与稳定

在由地缘重心国所支撑的世界板块结构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将孕育着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潜在和现实的国际矛盾,并因而导致不同层次的国际冲突。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未来国际政治的景象将由持续不断的冲突所构成,而解决这些冲突的国际机制的能力仍将由武力来决定。同时,在解决一些政治区域的问题时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显然并非唯一的力量”。⑦这些国际冲突的解决,有赖于地缘重心国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从地缘重心的角度来分析世界政治中的冲突因素,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

首先,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由于传统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大国间的矛盾仍将导致地缘重心国之间的现实和潜在冲突。这类矛盾由两个方面构成。其一,由于美国要追求世界领导地位,它的基本战略选择是要防止在亚欧大陆出现对其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大国的崛起,这必将导致美国与其他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不确定因素,一直采取某种程度的限制性措施,致使中美关系产生结构性矛盾。独立性正在增强的法德结合体(CoalescentEntityofFranceandGer many)对美国的主导作用和颐指气使的行为越来越不满,使得西欧(主要是法德)与美国的关系渐行渐远。美国主导下持续的北约东扩,导致美俄之间仍互不信任。其二,亚欧大陆中的各地缘重心国间也将因各自的地缘引力场的形成过程中相互交叉而产生矛盾。如俄罗斯与欧盟和北约东扩间的矛盾,中国与俄罗斯虽已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俄罗斯对中国在西伯利亚资源利用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不信任感。尽管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和中国在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引力作用的加强,以及传统的边界问题,使印度对中国的戒心还难以很快消除。不过从地缘政治发展趋势来看,地缘重心国间的矛盾将会弱化,并逐渐得到缓解。亚欧大陆地缘重心国间的关系最终能够实现相互协调。

第二,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地缘板块结构中,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由地缘重心国的引力场作用所形成的地缘板块中,往往还有一个地缘次级国家(sub-powerfulstate)。后者在地缘重心国的引力场作用下同处一个地缘板块中,其在地区内的作用力不足以挑战后者。

但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地缘重心国与地缘次级国之间,往往会发生相互制约与竞争的矛盾。随着中国在东亚的地缘重心作用日益突出,日本将对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牵制。中日矛盾将是长期性的。同样,法德与英国(可能还有意大利、西班牙)间、①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②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主导与牵制的关系将长期存在。同时,由于美国将会利用次级国家对地缘重心国进行制约,使得这种矛盾更复杂化。美国与英国间的“特殊关系”,是英国与法德间存在隔阂和疏离感的重要因素。美国与日本的紧密政治安全联系,将使日本与中国不能完全融入地区一体化的整体中。鉴于此,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中日关系,并不能完全按照欧洲的法德模式来处理。

第三,新型地缘政治的潜在矛盾还将表现在亚欧大陆各板块间的碰撞地带。具体来说,东欧地区将成为独联体与欧盟之间摩擦地区,其中波兰将再次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③中亚地区将是独联体与东亚两大板块的摩擦地区,成为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可能还有印度之间进行竞争的焦点。④东南亚则将成为东亚与南亚碰撞的地区,其中缅甸可能成为一个焦点。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事实上已经成为东亚、独联体和北美三大区域的碰撞地带,是中美日俄四大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位于亚欧大陆各板块交互挤压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区历史上曾经由阿拉伯大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控制,但二战结束后这里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能够居于主导性的地位。笔者把这种没有地缘重心国的地区称为“地缘塌陷地区”(geopoliticalsunk-area)。由于没有地缘重心国支撑一个稳定的阿拉伯地区国际关系结构,导致四个重大的国际安全问题困扰着世界。其一,阿拉伯国家间为在地区内发挥主导作用而相互竞争,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就是最近的例子。其二,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犹太国,成为西方插入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楔子。这不仅导致巴以之间和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争端不止的死结;而且由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以色列的亲缘关系,致使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形成现在的对抗。更重要的是,美国传统上受到犹太人的重要影响,它不仅是以色列背后的坚定支持者,而且还基于控制边缘地带的战略目的和获取中东能源的需求,积极在阿拉伯世界扩张势力。1990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并招致穆斯林的普遍反感。其三,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与亚欧大陆其他板块相接的地区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爆发地:巴尔干地区、俄罗斯的车臣和其他相关地区、中国的新疆地区、南亚的印巴冲突带(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其四,由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受到西方世界的压制和亚欧大陆其他地缘板块的挤压,导致阿拉伯世界中的极端主义的仇外情绪强化,并形成严重的恐怖主义势力,因而使得恐怖主义成为当前国际安全中的突出问题。

上述潜在和现实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将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里对国际安全形势带来消极影响。而在全球化趋势影响下,国家对边界的控制力在减弱,这导致“跨边界运动”(transboundarymovements)所带来的国际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贩毒吸毒、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流行病传播等等。①但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各国的共同愿望。要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有关国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地缘重心国之间应协调相互关系,建立互信、互利、合作与协调的关系。第二,美国应尊重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的地位与价值取向。美国已经“将欧盟视为美国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伙伴”,②同时也应该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地缘重心国维持稳定而协调的关系。第三,各板块结构中的次级国家要正视自己的位置,从自身与地区的长远利益出发,与地缘重心国协调好关系,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第四,通过两大洋与西欧和东亚维持密切关系的美国,应该有一个大区域观念(亚欧大陆“大棋局”的协调稳定),而非小区域观念(孤立地对待特定区域),把政策重点放在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相互建立稳定与协调的关系,而不应利用次级国家来牵制地缘重心国;第五,包括美国在内的地缘重心国应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不仅使各自所在的地缘板块在更大范围内的相互融合;而且通过尊重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尊重当地人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采取积极措施消除贫困,处理好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促进非洲和拉美地区地社会经济发展。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一个以地缘重心国之间相互协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框架,再利用多层次的多边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合作性网络,③解决各种冲突,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11篇

关键词：安全；非传统安全；合作安全；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4-02

面对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紧密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安全观已不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更难以解释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因素导致的危机，因而我们应对安全问题展开新一轮反思，树立新型安全观，合作安全为中国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一、合作安全概念

（一）合作安全概念

“合作安全的概念最早是由原加拿大外长约・克拉克在199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此后不久，加拿大发起了‘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NPCSD）的倡议，建议由北太平洋的七个国家即美国、苏联、韩国、朝鲜、日本、中国和加拿大进行前所未有的安全对话，通过在这个区域七个国家之间的对话来培育某种东北亚―北太平洋安全共同体。”[1]

1993年时任澳大利亚外长的埃文斯在联合国发表重要演讲时对“合作安全”的内涵做了详细阐述，他指出合作安全是“一种广泛的安全取向，它在范围上是多向度的，在性情上是渐进的；强调再确保而非威慑；包容性而非排斥性；在成员上没有限制；喜好多边主义胜过单边主义或双边主义；并不认为军事解决办法比非军事解决办法高过一筹；认为国家是安全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但也接受非国家行为者扮演重要的角色；不特别要求创立正式的安全机制，但也不拒绝；而首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对话的习惯’（habits of dialogue）的价值所在。”[2]

（二）合作安全特征

与传统安全模式相比，合作安全有自己的新特征[3]。第一，合作安全的理论基础是新型的。合作安全是一种新型的安全模式，其理论基础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理想主义。第二，合作安全是一种超越冷战思维模式的新型思维。与传统的安全模式相比合作安全彻底抛弃了传统安全模式所遵循的“冷战”思维，将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统一了起来，主张尽最大可能寻求共同利益，通过对话缩小分歧，通过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各国的相互依存。第三，合作安全倡导一种新型的平等行为模式。在行为模式上，强调国家平等的安全权。第四，合作安全追求协商对话、互谅互让、互助互利的“双赢”结果。合作安全模式“追求的目标是协商对话、互谅互让、互助互利的‘双赢’结果，”[4]走的是一条“互相信任―互相合作―共同安全”的路径。

二、全球化进程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5]

（一）行为体和对象呈现多样性

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由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其指向也呈现多元化。巴瑞・布赞明确指出：“安全概念明确要求一个指涉对象，因为如果不找到‘谁的安全’这个问题的答案，该概念就会失去意义。”[6]全球化条件下，“对一个由不同种族和宗教认同等公共集团组成的社会而言，其预想的安全或许也处于危险中，致使各种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和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7]

（二）问题跨国性

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产生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它不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是关系到其他国家或整个人类利益的问题；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可能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

（三）不确定性

非传统安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它不仅与传统安全威胁可以相互转化，非传统安全的各个领域也是紧密相连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的影响因素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四）非军事性

非传统安全通常不是以直接的军事手段危害国家安全，它往往与经济问题、环境恶化、文化认同、社会体制和风俗习惯结合在一起，对地区稳定和人的安全构成威胁。

（五）关注“人”的安全性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非传统安全关注的核心。2001年12月10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他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答谢演讲中说：“和平不仅属于各个国家及其人民，也属于这些国家与社会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国家不能再被作为侵犯人权的‘盾牌’。”①联合国已经把保障“人的安全”和“人类安全”视为未来保护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的主要关注对象。

（六）国际合作性

非传统安全强调人类和平共处，摒弃传统国际关系“非此即彼”的思维，不再把国际关系看作是谁要威胁谁的问题，而是看作各国和人类社会如何共存的问题。一国的国家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其他一些国家对本国国家安全维护的共同认识，甚至依赖于他国的国家安全。

三、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解决途径思考

在全球化进程中非传统安全带来的威胁不断增加，国家安全的联动性和相互依赖性要求各国加强合作安全、树立新的安全观。在此背景下，我国应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建立符合全球化趋势和国家间相互依存加深的安全模式。

（一）建立危机防范处理机制

1.建立预警机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警是危机防范第一关，危机意识是危机防范处理的起点。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建立完备的危机管理法律、法规，形成制度化的危机管理体系，明确管理权限和职责。二是设立统一的紧急事务管理机构，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有一套成熟的反危机战略以及应急计划。三是制定科学的应急预案。同时加强预案模拟演练，提高公民应对危机的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

2.建立救治机制。“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反应越迅速，就越会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8]各部门间的合作协调机制，是开展救治的关键。“危机可能跨越国界，因此对危机的控制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责任，必须建立起政府间或国家间的合作机。”[9]

3.建立恢复机制。诺曼・奥古斯丁曾说“每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是危机处理的精髓。”[10]危机过后，对危机的所有环节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包括危机成因的分析，危机处理措施的判断，进一步健全评估机制，认真审视体制中的不足，弥补政策缺陷，提高危机管理的水平。

（二）加强合作

1.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差异性最强的地区之一，凡能在地球上找出来的几乎所有大的差异，都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发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好似一块用多种颜色、大小不一的马赛克板拼装起来的多面几何体。”[11]中国想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维护自身安全，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是明智之举。

2.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在中国周边的中亚地区，民族、宗教矛盾激烈，“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与恐怖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屡屡在我国境内实施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对民众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12]上海合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将为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解决提供一种新的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途径。

3.加强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合作。大国关系向来是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大国间是合作还是对抗，从根本上规定着世界安全态势的基本走向。

第一，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就综合实力而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与当今的美国相比较的国家，[13]”中国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绕不开美国。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增进大国合作成为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的主流战略思想，应积极健全两国合作渠道、机制，形成合作惯性，改善中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国际环境。

第二，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中欧是天然的战略盟友，中欧的强强联合是基于现实需要的理性选择。”[14]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将大大增加中国的全球战略砝码，改善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另辟蹊径。

第三，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中俄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是两国开展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中俄都面临着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恐怖势力、宗教极端主义的重任。中俄在国际问题上需要不断协调和配合，相互借重。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将对我国的安全维护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中国还应加强与日本、印度、巴西等地区大国的关系。

（三）树立新安全观

中国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世界上最早抛弃冷战思维的国家之一。2002年7月，在斯里巴加湾市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新安全观②，中国新安全观是一种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的，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利益为基础的新型安全理念模式，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

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治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应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1]任晓.从集体安全到合作安全[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4）：10-14.

[2][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45.

[3]夏仕.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中的合作安全模式探讨[J].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3-74.

[4]石宝东.合作安全模式初探[J].国家安全通讯，2000（7）：29-31，34-35.

[5]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J].世界经济研究，2004（7）：11.

[6]Barry Buzan. And Ole Weaver，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 4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M]. Boulder: Lynne Rienner，1998:36-42.

[7]BrianJ.Job. The Insecurity Dilemma: National Regime，and State Security in the Third World[M]. in Brian J. Jobed. ，The InsecurityDilemma: National Security of Third World States，Boulder: Lynne Rienner，1992: 39.

[8]亚.危机管理中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的完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31.

[9]沈建良.预警救治恢复[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6（2）：44.

[10][美]诺曼・R・奥古斯丁.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

[11]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63.

[12]罗雪中，杨小虎.合作安全模式及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J].江海学刊，2006（3）：110-111.

第12篇

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代理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P126

[2]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80

[3]马纬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90,292

[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鲁毅、顾关福.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C].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7]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