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5 15:34:11
自然人与道德公民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密不可分的。“爱弥儿”从自然人属性的状态逐渐成长为社会集体形态的本质是个体自由上升为普遍自由的实现，要追求自然人的普遍自由，尊重大自然中的理性自由。因此，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有道德的公民，这种道德公民的个人意志已经完全消解在共同意志之中，并且仅以道德共同体的共同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个人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道德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国家没有平等自由，美德自然就无所存在；没有美德，何来所谓的自由；没有公民，道德即不复存在；拥有理想公民，则有你所需要的物质保障；丢弃公民，你将空空如也。”国家需要有美德的道德公民的支撑，培养有德公民需要通过教育途径来完成。“公共意志”是整体道德人格魅力实现的最主要途径。其次，国家是每一位公民所聚集的共同体，公民的首要国家性义务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因此，培养热爱国家的理想型爱国公民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最终职责。最后，卢梭认为，理想型道德集体公民认同感应积极向深刻的社会道德情感向心力渗透，采取一种全心全意为道德教育服务的国家集体信仰———“公民宗教”。根据卢梭培养道德型爱国公民的思想，个体公民的平等自由是通过个人与国家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最终实现的，这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性道德自由的升华。因此，道德教育的任务是通过思想教育，重塑自然完美的气质。在“公意”思想的指导下，创建爱国的气氛，并借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宗教”，培育社会教育的整体形象，完成道德阶段任务，最终使人重获自由。
二、“自然人”培养观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1.道德教育的目标。
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社会对道德教育活动所要培养的人的思想品德所做的规定，是对其活动结果的具体要求，也是这个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卢梭的“自然人”培养观所提出的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有着自由、独立、善良乃至幸福的“自然人”。当然，我们的道德教育目标还应该加强对人的道德意志的锻炼以培养其自立能力，阶段目标设定要尊重人的个性以及通过对个体道德情感的陶冶来巩固其良知等方面。卢梭反对溺爱孩子。他强调，当一个女人过分地关心孩子，她可能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她为了使孩子不感到病弱，渐渐地却使得孩子越来越羸弱；她不想孩子遭受到大自然自身的风险，所以让他远离所有痛苦，但灾难在遥远的未来却全部累积到他身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告诫我们的教师、家长乃至社会，要做的不是给青年人现成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自己动手去获得生存的途径。
2.道德教育的内容。
道德教育的内容是道德教育目标的体现和具体化，其科学、系统与否直接影响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一个人的道德品德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所形成的，所以道德教育所采取的相应内容为：人类情感的培养，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能力，锻炼人的意志。这无疑也会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3.道德教育的方法。
为了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更好的践行道德教育的内容，我们就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根据卢梭对“爱弥儿”所实施的教育手段，可以提取出我国道德教育的方法：尊重人的自身规律，分阶段进行，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统一体的教育模式，提高法律约束三个方面。
三、卢梭的道德教育观对我国德育工作的现实启示
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性革命”。他的道德教育理念涵盖了丰富的德育思想，在德育实践过程中，对我国目前的功利性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多元化困境与未来道德教育的革新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实践性意义。
1“.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缺失———道德教育的功利化。
随着已经失去教育意义的旧的道德价值体系的瓦解，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道德教育混淆于政治传声筒教育的现象。例如，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体系中就存在着舍本逐末、背离受教育者自身发展规律的现象。这种状况给道德教育的实施进程以及实际功效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当今教育带有严重泛工具化的性质，教育文化偏向注重专业技能的传授，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人人认可的“好”工作，进而实现自己所谓的“人生价值”。这种“价值”被解释为以衡量物质经济条件为主要内容的世俗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人才”模型主要是高分低能的检查机。道德教育生存于这种畸形的教育背景下，好比浮萍，无法停留，即使存在，也只是教育机器的零件。如何摒弃我国目前道德教育的功利化现象，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应借鉴卢梭的道德教育理论的起点思想，即遵从“自然人性”以及教育要符合人自身发展规律和内在需求，实现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人的自由”。
2.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社会道德体系的多元化。
发展农村幼儿教育事业，提高保教质量，要根据“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相结合、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幼教理论与农村实际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提高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培养与造就一支稳定而合格的幼儿教师队伍，提高她们的专业水平。还有要为农村幼儿教师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增加他们外出进修和学习的机会，解决其医疗、保险等后顾性问题，从而保证农村幼儿教师不但有投身农村幼儿教育的激情，而且有长期工作下去的动力，即所谓的“引得进”、“留得住”。
2注重幼儿时期的品德、品行的教育
农村里，父母因为忙于外出打工，常常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因而，为小朋友们创设一个清洁，优秀、舒适、富有教育意义的环境，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的重要。教师要注意每个幼儿的德育教育，要有针对性的教育，把德育深入每一个幼儿的内心。例如：让农村的小朋友回归大自然，去感受家乡的美丽，教会孩子们帮助父母做家务事，对表现比较好的我们可以颁发“大红花”以作奖励。这样不仅培养了小朋友了小顺心，而且还培养了小朋友积极主动的性格。
3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因地制宜
俗话说：“环境塑造人”。由于经济的发展，农村“城市化”倾向逐渐加剧，许多家长一味模仿城里人，不惜本钱给孩子买各种洋玩具或很贵的玩具，使孩子在室内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孩子在野外的时间相对减少，虽然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与大自然贴得那么近，却很少有机会与大自然亲近，他们不认识稻谷，分不清麦苗和小草，不知红薯长在哪儿……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些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对土地、对自然的感情将会越来越淡薄。良好的环境能给幼儿提供思考、观察以及动手能力表现的条件。嫩而过陶冶幼儿的情操，发展幼儿的智慧，让幼儿的身心得到慢慢的健康发展。
3.1变废为新
充分的发动孩子和家长收集废弃的物品，经过自己的精心设计、加工、改制之后，成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大自然中，我们有着取之不竭的资源。例如：利用烂泥巴进行美工活动，孩子们可以尽情地摆弄，挖洞、团圆、堆高、捏塑，获取造型经验和乐趣。可以使用废弃的糖纸折叠、裁剪成各式各样的蝴蝶、小人，将用后的汽水易拉罐剪成不同形的花儿，用装鞋子的硬纸盒裁剪成不同的图案等。
3.2制作标本
孩子在幼儿时期总是换踹着一种好奇、新颖的心态，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心态，让孩子们制作各式各样的果实标本，然后进行粘贴。例如：收集玉米籽、大豆、葵花籽等，可以制作成美丽的花朵；收集树叶、小草、小花等可以制作成一幅动人的山水画。这些制作似乎是很幼稚或者是是很粗糙，但是那包含着有幼儿们的童心、想象力等，因而孩子们会非常珍爱自己的作品。我们还可以摆在校园的走廊，让别的小朋友也欣赏，这样不仅提升了小朋友的自信，而且还培养了小朋友的意志力。
3.3设置自然的植物园
在设置的植物园区里，我们让小朋友从自己家里带上种子，如：玉米、高粱、向日葵、麦子、大豆等，然后让小朋友自己种下，每天浇水、施肥，看着种子慢慢的发芽、长大、成熟，从而提高小朋友们热爱劳动的积极性，同时还能亲身的体会父母的辛勤。也可以为小朋友们设置小动物的饲养区，我们可以养殖一些小兔子、小鸡、小鸭、小狗等，让孩子们经常与小动物进行接触，并熟悉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特点，从而培养孩子们的爱心与责任心。
4从小培养环保意识
教师要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站在孩子的立场去看待周边的事物，结合幼儿教育的特点，联系日常生活中的环保教育。幼儿园环保教育应该是能够广泛反映我们生活环境以及幼儿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环境知识。这里的环境，应该是我们的周边，我们的家园。在周围的环境中，幼儿有许多可以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事物和现象，如观察垃圾堆及被污染的河水、听听刺耳的噪音、欣赏美妙地音乐等等。只要我们老师时时做个具有环保意识的有心人，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随手可得的教育内容自编成教材，以专题环保教育为主，将丰富的环保教育知识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及各种教学活动中，让幼儿从感性的活动的基础上获得并形成有关的知识。让幼儿从小就有保护环境的意识。
5就地取材，制作特色性的玩具
玩具是幼孩时期不可缺少的物质。但是在农村并不能像大城市里有大量的、高档的玩具，为了弥补不足，我们只能教孩子们自己制作玩具，就地取材。然而在在制作的过程中还能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操作能力等。例如：将高粱杆用针线将其穿在一起，然后进行数数，并学习数的分解、合成等，还可以使用高粱杆或者是麦秸等进行拼图；用积木搭建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等；用水果或者是蔬菜雕刻不同的不同的工艺品；用破碎的布料为洋娃娃制作花哨的衣服、裙子等；用葫芦做成不倒翁、花瓶等；用筷子做成秤杆，用瓶盖制作成秤盘，再用线将其穿起即可。在这样的制作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动手和丰富的想象力，制作出自己喜欢的玩具，更加能让他们的童年值得回忆。
6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幼儿在活动中无拘无束地表现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感受和体验，在这个生动、亲切、有趣的氛围中，心态完全处于正常、平等、积极的求知地位，而教师充当的则是孩子游戏的伙伴。由于设备有限，可以让幼儿多做一些传统的民间游戏，它形式多样，有的是徒手进行的，有的只需十分简单的材料，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娱乐性，深受幼儿喜欢。例如：促进幼儿小肌肉发展的游戏有：抓石子、翻绳、转陀螺、弹珠子等；发展幼儿智力的有：黑白板、爬梯子、五湖四海等；锻炼幼儿大肌肉动作的有：踢毽子、捉迷藏、跳皮筋等；还有发展幼儿动作的协调性、敏捷性和平衡性的，如老鹰捉小鸡、瞎子摸瘸子、踩高跷、独木桥等。这些具有生活气息、风采各异的游戏，简单易学，不受场地、人数、孩子接受能力差异的限制，三五成群就可以进行。它们能促进幼儿的身体的协调发展，合作能力的发展和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关键词：自然教育；儿童教育；自然适应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G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5―0042―02
一、自然教育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哲学基础和理论来源
（一）社会背景
自然教育思想的产生与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分不开。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带来了西方前所未有的黑暗和愚昧，教会的统治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封建神学对文化的垄断则直接导致了科学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导思想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在人文主义思潮下，教育思想家们开始将视野转向自然，并促使人与自然的成长、自然的特征与教育的特征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将自然和社会联系起来。由此，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就脱颖而出了，为近代西方自然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发展动力，给教育实践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二）哲学基础
伴随着西方人文思想的萌发，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多年的统治开始崩溃，神的魅力大大减弱了。为了摆脱修道院生活，人们开始极力追捧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人们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中看到了自然的力量，开始崇拜并尊重自然，他们推崇感觉、经验，并且把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如，布鲁诺等人提出了世界万物运动变化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哲学家们的唯物主义倾向激起了人们研究自然的兴趣，揭示自然的必然性、规律性成了认识的根本任务。但是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们对自然教育思想的理解依然是零碎而片面的，仅仅涉及表面性的东西，而没有触及自然教育的根本原则与内涵。
（三）理论来源
西方自然教育思想的产生还有其独特的理论来源。文艺复兴时期自然教育思想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应该遵循事物运动的法则和人的天性来进行，综合发展人的多方面的才能。他的这一思想开创了西方教育史上“教育遵循自然原则的先河，并对后世教育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和谐教育思想也被不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家所吸收并纳入到自然教育的思想体系之中。而柏拉图建议人们用游戏的方式去引导孩子们的学习，在道德教育方面，柏拉图强调儿童应该生活在一个比较完美的环境中。以上这些教育观点便是自然教育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
二、近代西方自然教育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一）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原则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结合前人的教育观点，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原则。他坚持认为，教育应该遵循事物的运动法则和人的天性，把德、智、体结合起来促使人的多方面才能得以综合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想开创了西方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教育遵循自然原则的先河，具有指导性意义，并且对后世自然教育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二）夸美纽斯的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
在西方，真正提出并系统阐释自然教育思想的人是17世纪捷克的教育学家夸美纽斯，他被公认为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其举世闻名的《大教学论》的出版，被认为是西方自然教育思想进入客观化自然教育思想阶段的标志。
（三）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
卢梭认为“自然”根本的内涵是人，也就是儿童本身，是儿童“内在的自然”以及发展的自然进程。卢梭十分重视“人的天性”“人本位”，他坚持认为自然教育是人本化的教育，这种教育能够真正发现孩子的自然天性的价值，着力强调儿童应该在教育中占本体地位，开创出教育科学人本化的先河。卢梭的这一自然教育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西方自然教育思想的发展。
（四）心理学派代表人物的自然教育思想
1.裴斯泰洛奇首次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了应该从心理角度探讨教育与自然发展的关系，把人性的发展理解为人的心理发展，要求教育教学与人的心理发展协调起来，并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的著名命题。
2.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真正地把心理与教育相结合，在此基础上研究教育与人的心理发展的关系。
3.福禄贝尔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幼儿领域。福禄贝尔指出，自然教育首先便是个体内部发展的过程，对此他提倡教育要引导有思想、有智慧的人逐步从容而有意识地把神圣统一的内在法则加以再现。
4.德国著名的教育家第斯多惠也受到了卢梭和裴斯泰洛奇的影响，并进一步发展了对自然适应性教育原则的解释。
5.斯宾塞继承了裴斯泰洛奇的“教育心理学化”思想，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兴趣教育、快乐教育和自我教育，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五）杜威的生长论自然教育思想
美国现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杜威是生长论自然教育思想的创始人。他根据进化论、儿童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科学方法论，把教育适应自然原则转向了研究儿童的天性和其各个阶段心理年龄与特征，着重强调儿童的天性、兴趣、本能、独立性和创造性，“儿童为中心”和“教育即生长”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教育适应自然原则的深化发展。
三、自然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
（一）使教育摆脱了经院主义迷宫的束缚
旧教育的根本弊端在于违反自然法则，违反儿童天性，摧残儿童，扼杀儿童成长的自然生机。因此，教育家们转而寻求自然，把教育活动放在自然的广阔背景下去进行。他们抛弃了旧教育中神学的、僵死的、不能给人的自然成长以任何益处的东西，大胆地把儿童引到自然中或把自然的各种事物呈现在儿童面前，让儿童接触并认识它，从而丰富认识，获得更多能力，求得自由自在的成长。
（二）提高了儿童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
自然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儿童提供新的成长方式。自然教育思想家们第一次把儿童放到了教育活动的显著地位，要求教育活动必须保证儿童以自由的成长和个性、智慧的充分发挥，必须符合儿童的心境、性向和能力，使儿童的积极成长有了可能。
（三）确立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
自然教育家们一般都很重视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去选择自然教育的方法，他们强调教学必须注意诱导儿童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并把游戏作为儿童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方式。此外还要求儿童广泛地进行练习和活动，注意在教学中培养儿童的能力。
（四）自然教育思想给后世的影响
首先，自然教育思想为人们展示了一片新的广阔天地，启发后世的教育家们在极其广泛的背景下去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其次，自然教育思想对于儿童天性的推崇引起了教育家们对儿童的广泛重视，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开始逐步为教育活动所接受。最后，自然教育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在当前教学活动中仍被广泛采用并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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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绿色教育；教育哲学；儿童心理发展
绿色是自然的颜色、生命的颜色、成长的颜色。儿童绿色教育是“绿色”所代表的教育哲学意义与自然原理相结合所引发并需要实践验证的教育理念。其具体涵义是尊重自然，施法自然，道法自然，并以此为原则构建生命教育、自然教育、成长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教育理论。尊重自然是指尊重儿童的自然本性，并适时体验自然所赋予人类的思维、情感和环境信息；施法自然是将教育方式同自然规律结合起来；道法自然是指儿童在各年龄段进行自我生成构建时的自然导引。儿童绿色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教育本真的探寻、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理论、自然理念下的教学模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学理论。
一、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
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意味着：人可以并且也应当认识自己的心灵，而且首先是在心灵中包含着知识和理性明察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将此视作理性自识的一个重要根源所在。 因此古希腊的哲学观将哲学看作是一种与人有关的理性思考。儿童绿色教育根植于教育哲学，它的本质来源于这种与人有关的理性思考。
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从苏格拉底解释神谕开始，突出人的必死性、不完善性和有限性，再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引发西方近代思维的价值取向、观念基础和文化背景，再到最后的人本主义，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可持续等理念的产生。每一个阶段的对人相关的理性思考都是该阶段教育观的理论基础，而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一定方式，唤醒人的身体和精神，引发对人相关的理性思考。儿童绿色教育所引发的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表现为：天性不同而引发的不同个性和个体呈现；人的成长主要来源于内在生命力 的主动学习和自我灵魂的唤醒；人的自我生成是遵循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正确定位的前提，在此前提下人才能运用自然规律，以及利用自然完成教育领域内法则提炼；教育观所体现的教育方式必须符合人的自我生成方式。
二、教育本质的探寻
教育本质的探寻是整合各时期教育学家与儿童绿色教育理论相关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在先秦，孔子不仅主张对学生须“因材施教”，还非常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同样在西方，苏格拉底在向人传授知识时不是强制别人接受，而是发明和使用了以师生共同谈话、共同探讨问题而获得知识为特征的问答式教学法，即所谓的“苏格拉底法”。另外还有老子的“无为”，庄子的“天放”等思想，可以说这些都是儿童绿色教育理念的最初导引。
但真正以儿童为研究对象，提倡绿色教育模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夸美纽斯、卢梭、雅斯贝尔斯、蒙台梭利、杜威、陈鹤琴等教育思想家的观点。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炼“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他说：“现在，很明显，规则，即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艺术中起支配作用的原则，应当能够、也只能从大自然运转的源泉中借鉴。” 夸美纽斯同时也是第一个将教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教育家，他在《大教学论》中详细阐述了自然教育的价值、原则和具体实践方式。
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教育应顺应儿童天性发展的自然历程，必须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他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在《爱弥尔》一书中，卢梭用一个贵族童年教育的案例细致描述了自然教育的内容和具体操方式。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分析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青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的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总结卢梭、裴斯泰格齐、福禄贝尔等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炼了自己的早期教育思想。她认为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是一种积极的、活动的、发展着的存在，它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教育的任务就是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力”的发挥，使其按自身规律获得自然和自由的发展。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家杜威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由于生活就是生长，儿童的发展就是原始的本能生长的过程，因此，杜威又强调说：“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 在他看来，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
我国现代教育家陈鹤琴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他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是间接的、死的，大自然、大社会才是我们活的书，直接的书。” 学前儿童周围的环境不外乎两个方面：大自然和大社会。自然环境包括动物、植物和各种自然现象，如春天的桃花、杏花、扬花、柳絮，夏天的雷鸣电闪、蜻蜓荷花，秋菊冬雪等。
这些理论和观点经过扬弃之后，逐渐转换成儿童绿色教育的核心内容，即尊重儿童的自然本性、应充分接触和体验自然信息、自然法则对教育方式的应用、自然哲理与儿童自我生成的建构。
一提起“维他命”，科学家头脑中呈现的是特定的化学成份、物质结构；普通百姓头脑中呈现的，则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相当模糊（与科学家相比）却略带灵性的那么一种东西。百姓不可能，也无必要像科学家那样清楚、精确。正因为模糊、不那么精确，才为自由想象预留了空间，使百姓能以“用”为基础，在一物与另一物间建立起一种想象性联系。于是，科学家的精密学理，便转化为大众化的知识形式――“喻”。自然科学与大众的关系如此，人文、社会学科与大众的关系更是如此。
洞察一个时代的教育学术风貌，最便捷的，莫过于发现那个时代流行的教育学概念和命题，即教育学的大众话语。这些概念和命题常常是由个别思想敏锐者最先提出，然后或快或慢地流布开来，变成了时代话语，成了不言而“喻”的东西。我把这个“喻”字加上引号，是要强调：它不仅意味着“明白”，也意味着“隐喻”，即以隐喻形式被明白、被言说着的东西。“喻”中包含着“能喻”与“所喻”两部分内容。“能喻”是说者与听者的自明前提。作为自明前提，一方面，它凝聚、积淀了学者的严密学理，却又略去了学者证成它时的复杂过程和具体细节，具有概括化、简约化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吸纳了“言说―倾听”者的思想常识、价值体验和思维方式，成了后者的概括化、简约化形式。正是这双重简约的同一，使教育学的大众话语成了一个时代文化密码的存储器。
在新世纪中国学术界，有一句话似乎很流行，叫作“有知识而没有文化”，是用来批评那种知识化人格的。它看似平常，却是传达时代精神的典型话语。在当代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和“文化”是同义语。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里的“有文化”对应着“觉悟”，其实就是“有知识”。然而，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就是这点有限的“文化”，也遭到了无情批判和否定，以致于改革开放要从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类的基本常识开始。但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知识，主要是科学技术或科学技术化了的知识（民间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句话，很可以表达当时的状态）。进入90年代，“尊重知识”的观念普及了（尽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鉴于体脑倒挂，大学教授上街卖馅饼，知识界曾有“光着屁股坐花轿”的自我揶揄），人们也朦胧地意识到“知识”与“文化”的不同，但把握和表达“文化”的方式却仍然是“知识化”的（准确地说，是自然科学化的），只不过是朝着专业化方向推进和深化的。其典型代表，是由“文化热”转变而来的“国学热”。“国学”关怀着“国”，却落实为“学”（其实就是知识），并走向考据化道路。在新世纪，当人们说出“有知识而没有文化”并得到比较广泛认同的时候，“文化”已经处在与“知识”的对比和超越关系中。对比是为了区分，区分是为了强调，强调被区分出来的东西的某个方面。
这话句在不同场合、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含义会略有不同。有时，它是说一个人只有关于科学和技术的知识而没有历史和文化的知识，这主要是人文社会学科中人批评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口吻；有时，是指向那些只有西方知识而缺乏中国知识特别是文化和社会常识的人，这大半是“土鳖”嘲笑“海龟”的口吻；有时，又是指“知识”与“人格”、“理智”与“情感”、“理论”与“实际”（特别是“生活”）等的分裂，这多半是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在文化与知识的对比和超越中，“文化”的重心显然发生了偏移：在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对比中，强调社会和人文知识；在与外来（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强调中国文化（或本土文化）；在与外在知识的对比中，强调内在的人格和境界；在与理智的对比中，强调情感、需要、信仰；在与理论的对比中，强调实际、生活。当然，对于“文化”的空前强调，并不意味着否定“知识”，而是要凸显“知识”与“文化”的密切关联，把“知识”置于“文化”的基础之上进而超越知识。于是，思想重心同时也是价值重心的转移，又指向一个极其高远的“文化宏愿”：对于“文化”的完整把握和全面实现。不难看出，“有知识而没有文化”这一学术界的生活话语，以具体而微的形式，袒露出新世纪中国学术界（当然也包括教育学界）的思想密码。以此为出发点，反观新世纪教育学界的流行话语，如“本土生长”“回归生活世界”“回归实践”“生命立场”“叙事研究”“质性研究”等，我们将会发现，各种说法看似纷繁歧异，却是同一个时代精神――“超越知识的文化追求”――的不同表达，属于同一个相互关联、彼此呼应的知识家族。
在此，我们仅以“回归生活世界”话语作一简要分析。“生活世界”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并在他写于1935―1936年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得到了集中论述。90年代初开始为我国学术界所研究，并在一些教育学者的论述中有所反映，但成为一个十分流行的教育学术话语，却在最近几年。
要理解“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学旨趣，首先要弄明白“生活世界”的对应物是什么。大体说来，“回归生活世界”的完整表述，主要有“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和“教育理论回归生活世界”两种。前者的对应物是“教育”，准确地说是“学校教育”，即“制度化”的教育，特别是“表现出明显的目的性、结构性和有序性”的现代教育（或者说“科学世界的教育”）。在这里，“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显然是过去“教育―生活”关系问题的新表述，它们都有弥缝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分裂的意图，因此，有一定中国教育史知识的学者，会十分自觉地去关注和援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但是，在陶行知那里，“生活教育”主要作为“老八股”和“新八股”（即“洋八股”）的对立面出现，并不存在“科学―人文”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关系（从某些意义上讲，陶行知可能还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也不存在对于“体制化”本身的批判，虽然“生活教育理论”具有明显的非学校化成份。而“生活世界”话语则建立在区分“科学―人文”基础之上，表现为对于“体制化”教育之非人文性的反思乃至批判。于是，“生活世界”被赋予了人文性、个体性、生命性等新涵义。所以，“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实际上就是回归意义世界（即人文学意义上的文化世界），回归个体化的生活和生命世界，个体生命中的非理性方面（如直觉、灵感和顿悟，情感、意志和欲望，以及无意识等）得到了空前强调；师生关系，亦被还原或建构成基于理解和对话的“交往关系”。虽然“回归”的倡导者们一般不主张取消学校教育和科学世界的教育，而是力图沟通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融合科学世界的教育与生活世界的教育，但生活世界显然被赋予了本原甚至本体（作为自然与应然统一体）的意义。
在“教育理论回归生活世界”命题中，“生活世界”对应着“理论世界”，所以，这个命题是过去“理论―实践”关系的新表达和新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理论世界”的对应中，“生活世界”的场域常常也在“概念―隐喻”的相互作用下发生位移，转变为学校场域中的生活。这意味着实践的生活化，即实践由原来执行理论命令的角色，转变为特定教育活动主体在特定条件下的自我定夺和自我展开。其中，来自于理论家的理论，不再具有主宰具体教育行动的能力；导致具体教育行动发生的，是行动者的常识、信念、利益权衡、生活习俗和常规，以及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或活动结构。这使得“生活”（哪怕是学校生活）概念，具有了突出的人文化色彩。这大概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继“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教育本质定义出现后，为什么有学者会主张进一步区分“教育实践”与“教育活动”，强调“教育活动是不同于教育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学概念，是解开教育领域中主体性发展之迷的一把钥匙、一个入口……教育活动有主―客体、主―主体和主体―自我三个互为条件的层面，在不同的层面上分别发展着主体的能动性、社会性和个性”；“回归生活世界”的倡导者们为什么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拥抱“活动”而疏远“实践”。这是因为，“活动”没有理论的强制性（或者说，理论的强制在活动中是无效的），更具主体自为性、个体性、情境性、动态关联性等特点，与“生活”更加接近。理论家的理论即使对教育活动主体有影响，也只有在其进入活动主体意识、变成活动者个人知识的一部分时才有可能；而且，这种影响常常只作为活动中的“部分”因素发挥作用。
与“实践”的生活化同时发生的，是“理论”的生活化倾向。一方面，教育学家在专业化的书斋里所建构的抽象理论，不再被认为是有效的、合法的。有效的理论不只要联系实践，它本身就必须来自实践，来自对于实践的全面理解和把握。要实现这一点，理论研究者必须参与实践，做到不仅在“知识―技术”层面而且在“情感―体验”层面上把握实践。这意味着理论性质、理论功能、理论研究者姿态以及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关系等的根本改变：“理论”不再提供单一的“规律―规范”，它在本质上是呈现性的――全面呈现教育活动的结构和状态；“理论”的主要功能不是指示和规范，而是基于理解、解释的实践知识分享；理论研究者不再以“实践大脑”或指导者自居，而是实践活动的参与者之一；它与实践者的关系，也由指导者和被指导者，转变为基于共同实践的各自个人知识的“对话―交往”关系。另一方面，理论研究本身也开始被理解为一种实践、活动或生活，因此，要区分“教育学”和“教育学研究”，区分静态的“教育学知识”与动态的“教育学活动”，因为静态教育学知识不过是动态教育学活动的产物；要理解教育学知识的意义，就必须将其纳入生成它的活动过程之中，全面关注研究主体的生存环境、文化氛围、个体生命。这种生活化指向，同时包含着对于教育学研究主体的实践的人文要求，即在知识与人格的统一中进行理论创造，并以人文化的方式去探究教育问题、表述教育知识。“良知先于理论”“尊德性而道问学”“同情之理解”“学者的人间情怀”“意义与学科的统一”“表达与塑造的统一”等在述旧中开新、穿梭于各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话语，都是这种实践的人文要求的不同表达。说到底，“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回归到以人文世界为根底的人的文化世界。它使得的“理论―实践”范畴超越了具有浓烈“工程―技术”色彩的知识论，走向“生命―文化”的生存论。
我相信，说到这里，即使不再逐一解读新世纪流行的教育学话语，诸位方家已能洞悉“超越知识的文化追求”是怎么一回事了。大致说来，它是这样一种东西：以人为主体，把与人相关的世界进一步区分为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人文世界，并通过凸显人文世界的本原性超越知识，谋求对于“文化”（同时也是“生命”“生活”“实践”等）的完整把握和文化价值的全面实现。这就是笔者对于新世纪教育学话语之文化密码的历史解读。
[关键词]学前教育学；使命；学科性质；学者使命；科学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07/08－0017－04
学前教育学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问题，无需作任何探讨。但是，假如学前教育学确实存在着某种使命的话，那么这种存在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使命之所以能存在，有现实性，并非由于它们自身，而是由于它们之外的某种存在，而这之外的存在使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学前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学前教育学学者的身份认同与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之间的逻辑关系。反思这种逻辑关系，我们不得不一一追问学前教育学是什么，学前教育学对学者个人、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并对其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一、学前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是对学科本质属性及功能分类的界定。因此，有关学科性质的讨论需要建立在对学科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教育科学在功能分类上，通常划分为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两类。基础理论学科的目的在于描述、解释事物的现象和过程，探索和揭示事物运动本质的、普遍的规律，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应用学科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基础理论学科的原理，解决具体领域或特殊情境中的各种问题，并形成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方案、建议、策略等。与基础理论学科相比，它侧重于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那么学前教育学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呢?笔者认为是前者。因为“学前教育是指从出生到六岁前儿童的教育。学前教育学是专门研究学前教育规律的科学”。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构任务。但是学前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一开始就是不完备的，而且一直没有完备起来。同时由于师资培训对学前教育学的特殊要求，使得学前教育学成为关注“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即成了一门师资培训类课程，而未能发展成为关注“学前教育是什么”的学术性学科，即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的学前教育学。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学前教育学者的立场上。在中国，如果学科与大学联系起来，它实际上具有“知识体系”和“学术组织”两方面的重要含义，而承担学科教学和科研的人则称学者。
二、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
目前的学前教育学研究主要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政策和制度研究、幼儿园的实践研究三个部分。根据这三种研究分类，我们可以分出“理论型”“政治型”和“技术型”三种类型的学前教育学学者。从这三类研究学者出发，我们又可以发展出三种价值观和使命观：基础理论研究往往具有理论突破性、知识创新性和国际前沿性特点；政策和制度研究更加注重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注重其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参考作用；实践研究注重的则是“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既然学前教育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学前教育学的学术研究理应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的，“理论型学者”应该担当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政策和制度研究以及幼儿园的实践研究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让其承担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其科学性和实际有效性值得怀疑。
(一)对“政治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质疑
在我国，“政治型学者”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学前教育必要性的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首次在《大同书》中提出在我国实施学前社会教育的思想。其后，清末洋务派首领，也是洋务教育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的张之洞拟定了我国第一个幼儿教育法规《奏定蒙养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次确定了三至七岁幼儿教育在学制上的地位。由于学前教育在政治方面的价值最早被发现，思想的惯性就使它成为学前教育学研究的主流。
“政治型学者”感兴趣的是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他们记录和提供有关教育现象的调查、统计数据，其动机或许并不是从儿童的发展来考虑的，而是给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或依据。至今还有部分研究者信心十足地认为，无论学前教育学可以派上多少用场，离开政治这条主线就一钱不值。公正地说，围绕政府行为展开的学前教育研究，理所当然应该在学前教育学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但是它肯定不是学前教育学的主流历史使命。
(二)对“技术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质疑
18世纪末19世纪初，伴随着国民教育运动的展开，师范教育蓬勃发展起来。师范教育是对中小学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的培养教育。在此过程中，学前教育学成了一门必需的课程。可以说，学前教育学创建之初，以幼儿的可塑性作为基本概念，目的是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提供系统说明，并帮助他们掌握传授知识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背景，最初的学前教育学关注的重点在课堂教学，它成了幼儿园教师培养方案中的一门课程。可以说，学前教育学之所以成为学科，最大的动力来自实践的迫切需求，即师资培养的需要。正因为学前教育学最初的主要目的就是指导与规范幼儿园教育的实践，于是，学前教育学的实践价值便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技术型学者”也自然成了学前教育学核心使命的承担者。
“技术型学者”感兴趣的是学前教育学的使用价值，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关注的是幼儿园“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这种以指导幼儿园实践为中心的学前教育学学术观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忽视了一个重要而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在任何社会中都只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技术型学者”作用有多么重要，也只能帮助部分幼儿园、部分教师，其经验或理论并非普遍规律，在缺乏周密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盲目追求学前教育理论的具体化和操作化是不科学的。
(三)对“理论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期待
学前教育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它应当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科学与技术统计资料指南》中界定的基础研究标准：旨在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和发现新的领域的任何创造性的系统活动，而不考虑任何特定的实际目的。“政治型学者”和“技术型学者”由于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先人之见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学前教育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理论型学者”则不同，他们关注的既不是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也不是它的“使用价值”，而
是它的“观念价值”，他们试图从儿童的发展过程和学前教育的发展模式中探讨学前教育的终极意义。“理论型学者”应该而且可以担当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建构和丰富学前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教育学的基础不在教育学科之内，而在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哲学等。事实上，自赫尔巴特起，教育学一直就是基于这种信念建构起来的。所以，教育学自身有着仿佛无法超越的自卑情结和自甘二流的学术立场。这种情结和立场也深深影响了作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学前教育学，使得学前教育学甚至在教育科学内部都有着浓厚的自卑感和自甘三流的学术立场。虽然到19世纪中期以后，学前教育理论已经从笼统的认识中建立起独立的范畴与体系，并从普通教育理论中分化出来，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直到今天，学前教育学仍然没能完全摆脱对其他学科包括普通教育学的依附，动辄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搬到学前教育学领域，并没有考虑到学前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学前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理论问题的探讨是不能由其他学科移植和越俎代庖的。学前教育学有必要从诸如大教育、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引入某些研究技术，但那不能构成学前教育学的基础。学前教育学要想和其他学科平等对话，其首要的使命就是建构和丰富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发现学前教育的普遍规律。教育规律并不像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那样在任何地方都是始终有效的，它会随着不同的地点和时期而有所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典型的教育条件可以有规律地一再发生。所以，教育规律是存在的。而科学的教育理论就来源于教育规律。但由于教育规律相对自然规律，使用范围狭小，所以教育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不仅具有一定的弹性，还具有可错性的一面。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是自然的。“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现象或教育事实的抽象概括。理论在本质上超越于具体的事实和经验，尽管它在形式上是一种陈述体系，但它在内容上是以浓缩的形式来阐述教育事实和经验的，不是对教育事实和现象的直接的复制，而是间接的抽象反映。”“它(教育理论)不能直接用于教育实践，而只能翻译、改造和引入到教育实践理论中去，形成教育者判断的基础，用来共同做与情况有关的各种决定。”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发现学前教育普遍规律的同时，挖掘学前教育特殊事件的文化意义。德国新康德派哲学家H・李凯尔特围绕科学的分类把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时说：“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联系无关的存在和现象看作自己的对象，它们的兴趣在于发现对于这些存在和现象有效的普遍概念联系和――如果可能的话――规律……它通常仅仅把大多数对象所共有的成分包括到自己的概念之中。没有任何对象在原则上是不受自然科学方法处理的。自然就是与价值无关的和以普遍化方法理解的整个现实……作为文化的科学来说，它们研究与普遍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只有那些在其个别性方面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文化价值具有意义的事物才是本质的。因此，这些科学以个别化的方法从现实中挑选出的东西，即‘文化’，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用普遍化方法把同一现实作为‘自然’加以考察时所作的那样。”如果按照H・李凯尔特的划分，那么学前教育学就是介于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间的一种科学。因为学前教育学既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普遍的、一般的教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也研究独特的、个别的教育现象。也正是因为学前教育学的这种双重性质，才使得学前教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受到了种种责难。学前教育学要变成至少像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那样的社会科学，首先必须完成由独特性向普遍性的转化。其关键就是把学前教育殊事件抽取出来，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这时，事件不再是学前教育学的主题，而成为原理的一个个例证。根据这一信念，“理论型学者”的任务不仅是要去发现学前教育的普遍规律，同时也要把文献资料、生活经验中观察到的特殊教育事件转化为文化现象加以分解，看看这个现象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它们分别发挥什么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定会发现某些比较稳定的结构一再复制出虽然不是绝对相同也是相似的现象来，这就是学前教育殊事件的文化意义及文化规律。
三、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
上述有关三种类型学者及其使命的划分，规定了学前教育学所承担的三重历史使命。在任何社会形态里，没有只有一种类型的学前教育学或学前教育学只有唯一使命的情况，但这并不能否定学前教育学存在着根本的使命、共同的使命。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既体现着某一时代的学前教育精神，同时又承载着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
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在于不断推动学前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
摘要：这是《教育生态理论研究》一书的序言，介绍教育生态理论的产生背景和笔者所知的国内外研究情况，说明《教育生态理论研究》一书的大致内容和业已取得的成果，并真诚感谢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导师的指引。
关键词:教育生态理论；《教育生态理论研究》；教育著作；序言
Abstract: it is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the preface to the book.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background and I know the research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research a book roughly content and achievements. and sincerely thank the support of leaders of all levels and mentor of the guidelines.
Key words: education ecology; ecological theo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 works; preface
中图分类号：G4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3-0020-02
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自然、社会与教育生态危机的凸现，生态学的地位与作用也日渐彰显。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过生态问题，这是人类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明智选择。可以说，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方兴未艾的生态范式将是开拓视野看教育的新范式，或许它的思维模式本身更切近于教育的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交织，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教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资深教育史家、教育评论家劳伦斯 A 克雷明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不能把教育失败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学校，必须看到学校以外的种种教育现象，对教育问题应当有新的思考。在新史学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克雷明尝试将生态学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着重考察各种教育机构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生态学”理论，并将其运用于美国教育史研究，开辟了教育史研究的新时代。他把教育界定为“审慎的、系统的和通过不断努力去唤起知识、态度、价值、技能和情感的过程。”指出教育生态学的理论基础是“相互作用论”，即各种教育机构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此，考察教育问题时，就必须坚持生态学思考方式，即全面地、有联系地、公开地思考。
我国的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就笔者所知，迟至2007年8月，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教育局首次对多年来的工作进行全面回溯，从理论体系的视角提出了“教育生态理论”的概念：教育生态理论源自自然生态，融合生态学的精髓，立足于“生命观”，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旨在探索符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教育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方法体系。因此，教育生态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教育实施策略。2008年5月，“教育生态理论研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与会者提出，将教育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中来，它首先可以作为一种指导我们认识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论。它强调要把事物看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要看到系统内部各种因素、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强调一种动态平衡的观点，强调内部各种因素的协调，它是用一种方法论来认识教育问题。因此，对于解决教育现实中的现实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边界、有范围、有层次的系统，任何一个被研究的系统都可以和周围环境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成为较高一级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它本身又可以由许多子系统或亚系统构成。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不仅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且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也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不断进行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流。简而言之，生态系统的原理也就是联系的原理、共生的原理。因此，教育生态研究的分析视角是教育生态学本身具有的一些基本范畴和规范构成的认识、整理和规范各种教育现象的特定的模式。教育问题的生态学研究的分析视角可以是主体与环境、遗传与变异、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
人们虽然在理性上认为理论引导实践，但事实上理论却往往是滞后于实践。行与知是一个不断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站在理论知识的节点上，瞻前与顾后得出的结论自然大相径庭。生态教育理论（确切地说是教育生态理论）也是如此。实际上全国各地有关教育生态的具体实践从未停止过，单个层面或局部领域的学术探究不断深入。譬如从2003年开始，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部分老师就开始以生态学的视角，以教育生态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自觉运用联系的原理、共生的原理，直面教育热点问题，对学生素质、教师道德、校长素养等教育内部生态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同时对教育公平、农村义务教育、教育乱收费等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学理性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同时还从细节入手，对课堂模式、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这些牵涉教育生态的系列课题相继通过验收，先后获得南阳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河南省教育厅教育调研优秀成果一等奖（4项）、河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2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二等奖（1项）、后续的两个科研项目也在去年相继通过了河南省科技厅鉴定，均居“国内领先水平”。本人有幸作为上述教科研项目的主持人或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系列调研，并将成果作为南阳市、焦作市等教师培训的课程资源予以推广，“生成的课堂”或“六生课堂”作为教育通识理论和课堂教学专业技能编入相关大学教材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此特别感谢景文栓、贾建民、刘舜民、宋祖建、沈建国、金瑛、郑云霞等各位领导对上述科研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倾心付出。教育生态是多维交叉、立体呈现的，教育资源作为教育生态的重要客体也具有历时共生的特征，构建先进的教育文化是各路精英共同协作的结果。对于有关专家和学者虽未谋面但心仪已久，他们的专业学识和理论水平时常让我辈深感自身的局限和学识的浮泛。所幸文化在于传播，乃于仓促之中借他人之花礼呈教育同道，如能与大家有些许参考价值和导引作用，我们将深感荣幸。同时，我们在此郑重感谢叶澜教授、杨东平教授、冯天瑜教授、俞文森教授、有宝华教授、吴林富教授、赵绍军教授等人，是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拨去了我们在探索道路上的迷雾，使我们在对教育生态的研究中，找到了指路的明灯。如今生有幸谋面，定以此书敬献，以表谢意。
生态环境是指有机体生存空间内各种条件的总和，人类生态环境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又称物理环境，即一般生态学所称的生物圈，它包括高山、丘陵、平原、湖泊、海洋等各种自然地理空间，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系统与循环。自然环境对教育生态系统以及教育生态系统中不断发展着的人也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社会环境也称结构环境，是人类所特有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层次性的复杂整体，社会环境中各种生态因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毋庸置疑，研究教育生态的意义和作用十分重大，一是以整体论与系统观对教育生态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的联系的思想，就能发现和解决教育在宏观与微观的失误；二是以教育生态系统和教育生态平衡的视角，来考察教育的生态结构和功能，就能主动地调控教育外部和内部的生态平衡，从而确保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运用教育生态的原理和规律，就能够深入洞察教育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更好地发挥出教育的多维效益；四是以教育生态学为指导，规划布置学校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促使受教育者内心环境的构建与和谐协调发展；五是将生态意识整合到教育的全过程中去，促使课堂与社会以及课堂内部的关系转变。
我国的教育生态现状不容乐观，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可以说非常脆弱。为了进一步改善教育生态环境，保证教育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必须直面现实问题，增加教育投资，关注教育公平，提高教师素质，改革教育体制，重视课堂效益――这是一个大课题的宏观表述。具体而言，每一个子题都需要进行专门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理清思路，对症下药。
从专业理论而言，教育生态研究应在概念体系、理论架构、本土实践等方面做科学深入的研究，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生态理论体系。然而，教育生态环境是以教育为中心的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可以从三个角度和层次来分析：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学校、某一教育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成的教育系统，它反映了教育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教育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因素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的环境因素。通俗地说，教育生态由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生态主体两部分构成，外部生态环境又包括社会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家庭生态环境和学校生态环境，它们各有优劣、顺逆、贫富、好坏之分，学生、教师和教育领导既各为教育的生态主体，又互为彼此的学校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
教育生态的理论研究的确应当如此，但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母题下的子课题头绪繁复且多维交叉，时空节点错综复杂，生态因素相互制衡且彼此联动……有限的文字表述显然浮泛乏力，所幸教育从来倚重有目的的实践过程，任何力图外化为空洞的理论、停滞于纸上谈兵或坐而论道的表面文章，实在与教育的本真和生态的真谛相悖。以教育叙事的方式总结失真的教育实践达到“立此存照”的参考价值，或以学理探究的方法直面变形的教育生态，期以“正本清源”的借鉴作用，显然要比程序化地死板教条和机械性地套用经典有益得多。近几年，教育理论“乱花渐欲迷人眼”，需要有披沙拣金和去伪存真的识见；教育经典“东风夜放花千树”，更需有避免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的智慧。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教育生态，各有区域性的小气候，强行移植和生硬嫁接，只能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生态的多样性、歧异性和适宜性、关联性，都喻示着教育生态的特殊性和鲜活性。因此，立足于局部，改善原生态；着眼于宏观，创造良好的环境；致力于细节，发挥个体的潜能――可能是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
教育生态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改善教育生态环境是教育生态研究的重要使命。教师、学校、课堂、社会都是作用于学生的教育生态的有机构成部分。缘此，我们从教育的原点出发，探究这些基本的因素，作为教育生态研究的纲目。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主体与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生物有机体的存活需要不断地与其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一方面环境向生物有机体提供生长、发育和繁殖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使生物有机体不断受到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生物又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影响和改造环境。生物与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使得生物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人类作为生物主体的一种，也被包罗在内。
人类对生态学的重视，生态学对人类生活的渗透，以及生态学向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应用，形成了教育生态学这一分支学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要受到生态环境的各种制约和影响。任何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环境，通过一定的社会成员采用一定方式才正式来实施的。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密切相关。而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生态环境。
吴林富在《教育生态管理》一书中，在援引有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教育生态环境(Educational Eco-environment)是指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n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在这方面大致可以从三种角度和三个层次来分析：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学校、某一教育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构成的教育系统，它反映了教育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教育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因素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的环境因素。教育生态系统就是这样一个与环境组成的多维的复合网络系统。在系统中，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促进教育的生态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使教育的层次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随着人类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人们难以从单一的社会因素来考虑教育。教育的客观环境往往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渗透，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相互融通的复合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环境(Compress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研究生态环境与教育的相互关系，是教育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方面。
本书的主导思想是：立足教育生态理论，以人为本，把学生作为能动学习的主体，以课堂作为教育的主要场所；把课堂看作师生生命发展的重要历程，重视生成的课程资源，提高教育的效益，这是教育生态的文化动力；学校、社会是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重视政策资源的调控和优化，把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尊师重教、科教兴国”的社会风尚，构建终身教育与学习化社会，促进教育公平，建设和谐中国，以教育文明领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文科；大学生；科学教育；综合素质
[作者简介]冯家贵，湛江师范学院校区办副主任，高教所兼职助理研究员，硕士，广东湛江524048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7―0232―03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高科技产品不断涌人人们的生活，科学素养正在变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能力。因此，加强对文科大学生的科学教育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一、有利于文理渗透，培养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指的是那些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具有一二门专业知识，且知识面较为广泛、基础较为扎实，在广泛领域内具有较强适应性和较高水平，并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作出某种贡献的人。复合型人才的知识结构必须包括下列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比较宽厚的基础知识；第二，相当深厚的专门知识；第三，一般的“前沿”知识，即一般地了解所学学科和相邻学科的动态、趋势和重要的科学新成就、新问题；第四，必要的横向学科知识和学科方法论知识；第五，一般文化知识，虽与所学专业无直接联系，但有利于扩大眼界、开拓思想、活跃头脑、提高文化素质的某些知识。文理渗透，正是高等院校顺应现代科学高度综合发展趋势的一项培养人才的措施。美国学者怀特赫在《教育目的》一书中提出，没有人文教育的技术教育是不完备的，而没有技术教育就没有人文教育。高等院校只有重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才能培养出既精通技术又了解社会以及适应性强而又有创造力的复合型人才。对于这一点，国外许多著名大学早有认识。如美国哈佛大学在1945年发表的《自由社会中的一般教育》报告中提出：教育可分为一般教育和专门教育。一般教育包括学习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有关基本内容。其基本课程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校有所不同。在高等教育阶段，指本科教育中学生均应接受的有关共同内容的教育。该报告所建议的课程包括：全体学生必修的“文学名著”、“西方思想与制度”、物理科学或生物科学导论课，以及属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其他课程各一。1977年，哈佛大学提出的一般教育核心课程计划，建议修习说明文写作、数学推理及其应用、非西方文明与文化、政治与道德哲学、现代社会分析五方面的课程，并学习一年物理科学、生物科学(或两者结合)和一年西方文学、思想方面的课程。哈佛的这一做法已在美国务高校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各校纷纷仿效。显然，哈佛的这一经验也颇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从中学教育起就文理分家，高校的学科结构也很不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学科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与迅速发展，难以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专业结构的狭窄，更不利于复合型人才的成长要求；专业设置过细，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文理分家，在专业一点上打深井，只能培养出单科性的人才。因此，如果等到大学毕业，培养定型之后再搞文理结合、相互渗透，对大多数人来讲，就为时已晚，力不从心了。所以，高等院校有必要适当打破有关学科之间的界限，提倡文理科学生有选择、有目的地学习对方科目知识，以增强人才的通用性、适用性。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和创造力
科学素质的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二是养成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两方面是辩证统一的。科学和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支柱之一，与民主和民主精神一起共同支撑着人文精神的全部基础。忽略了这一点，弘扬人文精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今时代需要的科学素养强调的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一个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应当既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又具有精深的科学素养，这应当成为现代化高等教育同时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以强大的科学教育的声势和力度，在文化教育的高层次人才中，具体地实施科学教育，培养和弘扬科学的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精神，培养科学的批判和辩证精神，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刻不容缓的任务。
对文科学生进行科学教育，为学生的文理贯通、开阔视野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也为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人文知识注重于形象思维的培养，而自然科学注重于抽象思维的培养。文理交融，打破了各种学科的壁垒，不仅有利于各学科内容的交叉融合，而且对学生的智力训练有相得益彰之妙。学科交叉，促使他们的思维开拓，求是创新，推动他们不拘一格地想象与联想，使之能够触发出创造的火花。从学生的整个人生的发展来看，既有利于养成他们以科学精神看待人文社会科学的习惯，也有利于他们形成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来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意识，最终有利于促使他们始终站在知识、道德和社会实践的整体高度上。
三、有利于人文学科的综合发展
一方面，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早已广为人知，许多自然科学的概念也被社会科学所消化吸收、改造借用，一些文科化的概念也被理科化。以经济学为例：物理学中的“宏观”和“微观”被吸收后，产生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而经济学中的贫穷程度用恩格尔系数来描述，收入是否平等用基尼系数描述，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CNP度量等等。一些从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所揭示的系统演化规律，不仅在自然系统中适用，在社会科学中也同样适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数学揭示的事物量变规律，在任何物质系统、任何运动形式中，尽管看来形式不同，但都是普遍适用的。过去就有人试图将数学方法引入心理学的研究中。这种尝试之所以没有在整个心理学中打开局面，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主要还是由于系统论的方法没有深入人心。我们一旦把人的心理看作一个不断运动的错综复杂的系统，以系统方法为中介，就必然要引进数学的方法：模糊数学语言无疑是表达人的心理现象较为理想的工具；而突变理论又是把握人的心理的量变、质变规律的数学模式。此外，信息论方法用于心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社会系统的研究上，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所揭示的系统从无序到有序转化的一般规律，对于社会系统的演化也是完全适用的。如用自组织理论解释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模型；用非线性耗散模型描述经济过程，等等。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看待自身的方式，也给社会科学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人类社会受到了来自自然界的三大挑战――原子、和脑子。20世纪在原子内部结
构的研究上相继发展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及高能物理。相对论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认识一个事物，即离开了A，就不能认识B，从而产生了哲学上的相对性原理；高能物理则使人进一步认识到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唯有激发其内部矛盾。又如过去我们认为生命活动是超脱于一切物质规律的，不能用物理、化学规律来进行研究。但现代分子生物学表明：生命活动是因为遗传基因的化学作用的结果，这就改变了原来的结论。所有这些，正是自然辩证法中还原论、整体论的研究课题。
科学技术带来的研究课题并不止于哲学。今天的生物技术、器官移植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已经带来了大量的有关伦理、道德、法律、社会等问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去解决。不难想象，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推广应用，对人脑研究的深入等等，将会给社会科学带来多少研究课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应的知识，对此，科学教育恰好可以给他们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恩格斯也告诉我们：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如果我们的文科大学生不熟悉自然科学理论，不能掌握一些必须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那么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将成为一句空话。目前，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不懂数学，不能搞定量分析和研究，就已经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要培养文理兼通的全才，只有从教育人手，在大学时代就给予他们必要的科学教。
四、有利于提高国民科学素养
关键词： 比较教育 哲学基础 方法论
纵观比较教育的发展史，比较教育的方法论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比较教育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随着19世纪末哲学思潮的兴盛，比较教育方法论的萌芽也埋下了哲学的种子。其中，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比较教育方法论都有着其深刻的哲学理论基础，堪称是在哲学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开出的几朵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生命之花”。下面，具体探讨这几朵“生命之花”及其与“土壤”之间的关系，以期抛砖引玉，希望广大同仁为比较教育这片“广袤的田野”更添几树“新枝”。
一、实证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方法论
1.实证主义哲学概况介绍
在所有的比较教育的方法论里，实证主义无疑是最早运用于比较教育实践之中的。当时英法等国正初步发展实证主义学科，而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基于之前的认识，制定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他强调使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来建立“实证的社会科学”，认定其主要的任务是“要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1］他又提出：“社会现象的确切原因应从那些以往社会现象中寻找，而不能从那些个人意志状况中去挖掘。”“必须区分事物的原因和它所实现的功能，而且应把原因问题放在功能的前面去考察。”［2］两项准则确立并推广之后，实证主义方法论红极一时。
与此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教育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善于接受新事物。而在那个时代里，生命力最强的莫过于实证主义了。由此，实证主义的特点很快与比较教育领域融合。很快，一大批比较教育工作者开始成为实证主义的忠实拥趸，这其中更是不乏安得森、胡森、诺亚和埃克斯坦这样的比较教育名家。［3］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开始风靡全球。
2.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作为那个时代里的“一枝独秀”，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首先，通过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目的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寻求各国教育的普遍规律，在于揭示各国教育的普世价值。其次，持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比较教育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大都主张采用量化法，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保证研究的效能。由此，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开始纷纷通过以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化繁为简，化抽象为具体，从而揭示命题的经验基础，以此获取真理。［4］可以说，实证主义在比较教育的历史舞台上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其利弊都是有目共睹的。
二、人文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方法论
1.人文主义思潮概况介绍
实证主义风靡后的19世纪末，人文主义学派开始进行反击。这其中以狄尔泰为代表。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导论》中提出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区别，并指出：“前者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过程，是僵死的、无意识的，研究的目标是要找出自然界物体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排除偶然性和意义；后者研究具有历史性和目的性的人类行为及其精神活动。由于人的自由意志，它是独特的，偶然的，所以人类行为既无规律，也无法预测。”［5］也就是说，人文主义方法论最看重的就是“理解”二字，并把“理解”理论作为自己的核心思想，贯穿了整个人文主义的始终。“理解”理论即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
2.人文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人文主义曾经在比较教育史上占据过重要地位。其治学之道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知识进行研究，而是对知识进行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属于个人的，［6］并无规律可供推广。一般来说，人文主义者比较注重历史分析，他们通常将历史情境置于一个更高的位置，要理解教育，首先就要理解历史情境。相比于其他一些教育因素，更让人文主义者关心的是人的本身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多元文化之间的理解、国际社会和平，以及防止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的偏狭的地方主义倾向等方面的作用更值得看重。［7］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
1.后现代主义思潮概况介绍
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初见端倪。其起始于欧美，以工业社会为背景，以批判否定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强调多元、否定中心和等级、主张开放、重视平等、崇尚差异、推崇创造、［8］去掉本质和必然。其萌芽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
2.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一般说来，比较教育研究者更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现象，如学生个体、个别学校等的教育问题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想与比较教育融合后，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这在比较教育的历史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这种尝试，一方面肯定了比较教育自身研究范式的文化多元性，另一方面，针对某一具体文化背景中的教育问题，它能进行深度研究，还能防止用单一理论文本解释不同地域的平面化分析现象，最终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自身方法论的科学性发展。［9］
这即是说，后现代教育理论虽然未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在比较教育等众多领域内却早已经出现了采用后现代主义方法进行的论述，且数目之繁、类型之众，皆有迹可循。而后现代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的应用与发展，与其能促进比较教育众多因素的迁衍也密不可分。
当然，除了以上三种理论之外，还有很多哲学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使得比较教育的发展有了哲学上的依据，比如，相对主义理论、冲突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依附理论等。这些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均丰满了比较教育的哲学理论羽翼，充实了比较教育的学科框架，为比较教育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法］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研究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13.
［3］［4］Philip G.Altabach，Gail P.Kelly.New Aproaches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M］.Chicago：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73，85-86.
［5］［6］于杨，张贵新.后现代主义与比较教育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2006，（9）.
关键词：民族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交际教育；理论
我给自己的这篇论文设定了两个研究目标，第一，对于新疆民族教育现状某些深层问题的探讨；第二，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因此，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不属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式的研究方法，它得出的认识也不是为了提出对策，而是通过对目前建构或实践的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利用我们做的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获得的民族志资料进行研究，以力图形成一些关于民族教育的理论认识。对第一个目标，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近半个多世纪中，新疆民族教育与内地教育之间的差距为何没有出现早期所预期的缩小，反而在最近20多年中出现了明显的扩大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人们原来认为的基础薄弱和教育投入不足等因素外，教育本身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尚没有认识到的内在规律性原因。对第二个目标，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教育理论是否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是否能够回答和解释这些问题，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思维。
国内以往的民族教育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民族地区教育如何按照国家的统一教育体系标准进行建构和改革，理论上往往运用普适化(universality)的大教育理论来整合和规范针对民族学校和民族学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但是，引起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虽然国家和民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在过去十几年间，虽然民族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类似新疆这样多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内地汉族地区教育发展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即使在新疆地区，民族学校的教育与汉族学校的教育也同样存在着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呈现出明显扩大的趋势。这是否揭示，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存在着我们尚未搞清楚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民族教育本身的发展。本文依据教育人类学提出的一些原则和在新疆民族地区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探究这些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并试图给予理论说明。
普适化教育理论与多元文化现实
讨论民族教育，应该首先搞清楚几个基本的概念。第一个是“民族教育”，目前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一般都认为民族教育界民族教育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特指除汉族外，对其他55个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教育大辞典·民族卷》，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教育是由“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所构成，“单一民族教育，不仅指各个少数民族教育，同时也指作为主流民族的汉族的民族教育”；“复合民族教育，是指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教育”。哈经雄、滕星主编的《民族教育学通论》一书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民族教育的界定性认识，他们指出：“民族教育是指对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活动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文化传播和培养该共同体成员适应本民族文化的社会活动。”第二个概念是教育，从上述关于民族教育的认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论者讨论的是“教育”，但是对于教育的认识并不尽一致，《教育大辞典·民族卷》所指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而《民族教育学通论》所指的教育则是一种人的个体和社会化和文化传承的途径和手段，强调教育是某种“文化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任何教育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教育“。事实上，国内教育界在论及“教育”这个人类活动时，往往主要指的是以学校教育为主的教育活动，这一点与政府的产业分类是一致的，而在论及“民族教育”时，往往指的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这和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分类是一致的。
在类似“民族教育”和“教育”这样一些基本概念认识上的差异，必然影响乃至决定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和教育实践的不同认识，由此也必然得出关于教育的不同理念和操作方法。同时，认识上的差异和操作方法上的不同，必然对教育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冷静地考察目前国内民族教育研究的事实和这种事实引发出的问题。目前国内的民族教育研究和实践，主要建构在普适化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的特点是研究和实践如何使各个少数民族的教育建构在国家统一的教育体系、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上，其中对学校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是核心。而这种普适化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民族群体教育中产生的效果与普适化的预期并不完全一样，以新疆为例，国家或自治区“普适化”的教学大纲在各个民族的学校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效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主要地体现在汉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和单一少数民族学生就学的学校（即大家熟知的“汉族学校和民族学校”）的教育之间，也体现在汉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单一少数民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和汉族——少数民族学生混合就学的学校（即大家熟知的“民考民”学生和“民考汉学生”就学的学校）的教育之间。
罗列一些统计数据可能对支持上述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数据本身并不是唯一甚至主要的探讨问题的话语方式。认识的出发点仍然是教育实践出现的问题本身。比如，近年来新疆地区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难，特别是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无法回避的现象，中小学及高等院校的教师们把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学校的汉语教学水平远没有达到大纲期望的水平，学生汉语水平不高造成获取信息的困难，因为与民族语言相比，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在提供信息和获取信息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第二，民族学校的师资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特别是一些县、乡、村学校更是如此；第三，社会在吸纳大中专毕业的劳动力资源时，对学生的语言水平（主要是汉语和外语水平），计算机操作技能，以及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考虑比较多，而一般不考虑毕业生是来自民族学校或汉族学校，或是来自民族语言授课和汉语授课的学校，而是用“市场”认定的标准衡量学生的技能；第四，除政府部门和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外，国家规定的民族学校毕业生在就业方面享有的“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中一般已经基本不起作用。上述这些或许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但不是深层或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这些被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定势”化的原因，思考的逻辑仍然是“普适化”的教育逻辑，其话语方式的表述和分析，仍然存在着缺陷，最主要的是它们忽略了民族教育中的特性，使用的仍然是“普适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
新疆地区民族教育的一个基本现实是，无论是教育本身还是教育所处的社会，在文化上都不是单质的。这是因为在这里，存在着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对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长期适应，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各自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内隐于他们的观念和对世界的看法里。与中国内地相比，新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非常鲜明，这也必然引出另外一个与教育有着直接关系的认识，即新疆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多样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由此认识，在新疆这样的地区，多民族存在和多种文化存在的现实决定了它的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多元文化社会，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新疆多民族的教育，必然是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教育，也就是说，新疆地区民族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的文化多元性，多元文化现实对教育的影响和制约是研究这个地区民族教育的研究者不可能回避的问题之一。
既然新疆文化多元性决定了它的教育的特点之一是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教育，我们就有了审视目前在这里普遍实践着的“普适化”教育的理论和教育目标的视角，即怎样认识各个民族的文化在民族教育中的多重作用；怎样认识各个民族文化中存在着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和学习策略与“普适化”教育的理论和教育目标之间存在着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怎样认识受各个民族文化中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影响所直接导致的教育实践呈现出的多样化特点，所有这些问题在既注的民族教育研究中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而实际上它们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普适化”教育理论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即它提出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具有适用于一切教育对象、教育环境的规范性特征。不能完全否定追求民族教育普适化的努力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因为教育普适化是现代以降全球化及其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普适化追求的目标之一是与“国际教育接轨”从而使国家的教育实现现代化。然而，即使教育的普适化是教育实践的终极目标之一，我们也不能忽视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在教育过程中对民族教育实践的影响。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无视文化多样性影响而追求民族教育“普适化”的结果，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缺陷，这是因为，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这些都体现在特定群体的文化中，人类群体按照自己的文化规则生活着，而文化的传承本身就是教育的过程，否定人的实践，否定人的实践中的文化差异，“普适化”的努力只会使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远离由文化规则制约的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话语方式——教育学这个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高居（远居）于人的文化之上——这种“普适化”的话语方式不仅是有缺陷的，由此引发的实践也就具有了一种破坏性的特点，因为存在的文化差异性被忽视了，不独被教育者的文化身份在教育过程中被忽视，教育实践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亦被架空了。
民族教育特征的再认识
教育学中的“普适化”教育理论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学校教育，而教育人类学把教育看作是存在于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实践活动。虽然近年来教育学的“普适化”教育理论也开始强调教育存在于人的一生之中的认识，提出了“终身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概念，但是强调的重点仍然是通过学校教育或类似学校教育的途径获取知识和形成能力。承认教育学和教育人类学对于诸如“教育”、“学习”等概念认识的差异，对于考察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转贴于 首先是关于“教育”的认识。教育学虽然也一般地承认学校教育不完全是一个人教育的全部内容，但是无论是教育理论研究或是教育实践，都把学校教育看作是最重要的教育实践过程。对于这一点，只要翻阅冠之于“教育研究”或“民族教育”题目的文章就可以得出结论。
“普适化”教育理论研究，一般不考虑接受学校教育的受教育者本人在进入“正规学校教育”之前的文化形成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获得的学习理念和策略，而强调的是受教育者如何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全面的成长和发展”。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揭示出，社会中个体的人“有文化”的原因，主要是通过受教育者所处的社会对他“漏化”(enculturation)的结果。“濡化”是特定社会的个体的人获得这个社会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个体的人不仅通过家庭和社区习得了自己民族或族群的文化，也习得了如何“习得”文化的方法和思维。对于一个国家内的主体民族，学校教育和他们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亲和力和比较多的一致性（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地域和城乡之间差异对这种亲和力和一致性产生的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影响），这种亲和力和一致性通过学校教育语言——国家通用语——而得到加强。认识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认识我们探讨的问题：受教育者在进入学校教育阶段之前已经“有了文化”以及“具备了学习理念和学习策略”，主体民族儿童通过学校教育前的“濡化”获得的文化和国家“普适化”教育目标所要求的文化基础之间具有比较相近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受学校教育前的“儒化”形成的学习策略与“普适化”教育目标要求的学习策略之间的“鸿沟相对比较小。教育人类学把学校课堂教学看作是学习者“濡化”过程的继续，与家庭和社区的“儒化”相比，主要的差别是教育生态环境的差异。同时，教育人类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受教育者在进入学校教育阶段之前已经“有了文化”以及“具备了学习理念和学习策略”这样一个事实；同样，按照教育人类学的观点，各个民族或族群的认知方式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会对学校受教育者的学习思维和策略产生重要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是内隐的。庄孔韶先生主编的《人类学通论》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凉山彝族地区，很多教师对现行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第八课“谜语“的讲解花费了很多精力，但收效甚微。罩在“谜底”外壳那一层又一层朦朦胧胧的“迷雾”，对于见识相对狭窄的山村孩子本身就是一道难度的险关，漂浮在字表面上的一句句白话意思，对于不通和稍通汉语的彝族孩子也成了难以逾越的道道鸿沟。如今，26岁的汉族教师车金明站在讲台上，面对42个不懂汉语的8、9岁孩子，先用彝语说了一则由祖宗传下的、关于一种木工工具的谜语“者乃衣木者，都乃足此都”，学生们都兴奋地猜这“吃时从肚子下吃进去，旯时，从背后旯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反应快的孩子举手回答：“世约（即刨子）”。教师及时地用彝语讲解从描写事物具体特点到猜出具体事物的问题“谜语”，并引入正文。
这个例子说明，教育人类学力图阐明的民族教育中文化的影响不是抽象的，它存在于学习者的认知方式和实践行为中。在过去几年里，新疆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通过深人民族地区，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的教育思想和社会实践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出，以往的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存在着忽视各个民族教育思想和学校学习者已经形成的“认知方式指导下的学习策略”的缺陷。假如我们说目前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落后，虽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研究对各个少数民族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存在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教育方式的文化机制所知不多，而过分强调沿用“普适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造成了削足适履的后果。
教育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往往与特定民族的认知模式、文化特质、教育理念和儿童在儒化时期形成的学习方法有着多层次的互相制约和互动的关系。如果多民族地区教育过分追求普适化的学校教育，那么就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弱化或中断这种关系，造成的结果是，致使学生在学校学习中处于一种“文化焦虑”的状态，这在高等教育阶段尤其明显。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国内民族教育研究者比较多地探讨了民族教育中“多元文化教育”概念的问题，并且对此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以及对对民族教育的借鉴意义和作用。在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实践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国际主要矛盾焦点的深刻背景，也有着西方多民族国家里出现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高涨的背景。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中，下面几种具有代表性：
英国教育家詹姆斯。林奇(James
Lynch)提出，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在多民族社会中满足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人在文化、意识、自我评价等方面的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改革运动，其目的是帮助所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学会如何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积极和谐地生活，保持群体间教育成就和教育需要的平衡，在认识各个民族群体差异的基础上促进相互尊重和文化宽容。
美国著名教育人类学家詹姆斯·A·班克斯则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学校教育做重大的改革。使来自不同族群(ethnic
group)群体的学生获得学业上的平等机会，由此他提出多元文化教育应该为提高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的教育素质而做出贡献，因此学校教育必须改革，改革不仅限于课程，而是涉及到诸如学校体制和教育环境的改革过程，核心问题是使不同文化群体的教育利益和要求通过改革得到尊重和实现。应该指出的是，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概念不仅仅限于民族教育，而是包含了包括民族、种族和多个群体（如妇女、残疾人等）在内的教育。
而在我国研究者中，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文化的大背景视角理解和研究“多民族文化教育”或“少数民族教育”的问题。
由于国内外研究者本身文化背景的不同，尤其由于研究者个人学术和专业背景的不同，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涉及到的几个关键概念的认识和表达，如文化、民族和教育等，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目前尚没有一个为大多数研究者共同接受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由《民族教育学通论》一书提出了一个新的界定，指出，“多元文化教育就是以尊重不同文化为出发点，在各集团平等的基础上，为促进不同集团间的相互了解、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共同平等的‘异文化间教育”，。在论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时，把“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帮助学生学会从其他文化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文化，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理解”列为第一个目标。这些研究成果有益于我们认识中国多民族社会中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和目标。
认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民族教育的意义，有几个基本点需要廓清。第一，多元文化教育不仅仅指学校教育，而是包括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生命历程中的教育过程；在民族教育研究中需要特别重视一个群体的早期濡化与现代社会学校教育之间的衔接和断裂问题；第二，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中，“文化”传承具有特殊的意义，多元文化教育应该承担两种文化的传承功能，即特定群体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特定群体所在国家的文化的传承。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传递功能的同时，也要担负传递各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这种教育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成员，而且也包括主体民族成员。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观点从民族教育的角度认识就具有了新的意义，既然是“多元”，那么每个民族的教育应该承担起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功能，既然是“一体”，那么各个民族的教育也承担着传承国家文化的责任，偏废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教育本身“非文化化”，甚至会引发矛盾乃至冲突；第三，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既是这种教育实施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目标之一。“普适化”的教育理念由于追求教育目标和教育过程的“普适化”而忽略对参与教育过程的各个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价值的理解和尊重，忽视各个民族知识体系的存在，把各个民族的知识体系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这种偏向早在20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受到批评，被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在教育领域话语的体现；第四，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受教育者的能力培养与“普适化”教育追求的能力培养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许多论者都指出，“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帮助学生学会从其他文化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文化”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民族地区教育存在的问题也说明，在民族聚居地区的学生，到了一个多种文化存在的地区学习，文化适应，或是对异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文化环境适应的能力相对比较弱，“文化不适应”可能是造成他们在学校学业成绩差的原因之一，过去的民族教育研究对此很少深入探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仅仅靠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我们调查获得的资料说明，这种能力的培养从早期家庭、社区浦化教育就已经开始，在多民族地区，儿童的认知过程中就包括了对“他文化“的认知。问题在于学校教育如何使这种认知过程继续下去，并逐步引导他们把已经形成的“跨文化认知”意识(intercultural
cognition)转化为“跨文化适应(intercultural adaptability)”和“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能力的形成上来。
新疆民族教育的实践和实地调查获得的大量资料说明，类似于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的教育，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的特点，而与国家“普适化”教育理论和教育目标相比，这个地区的民族教育既有与“普适化”理论和目标相一致或相适应和相似的一面，也有基于多民族社会和多元文化实际存在的自身特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于我们反思和认识新疆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视角。
跨文化交际教育
多元文化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存在，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了跨文化的特征。从特定的角度认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人类交际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交际行为的教育在多元文化社会环境中具有跨文化的特征，跨文化教育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很久的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界就开始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形成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尽管由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和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念、立场等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提出的理论和进行的实践对于我们认识多元文化社会的教育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跨文化交际一般指在两种文化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跨文化教育则是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的教育。文化接触、文化移入是产生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基本条件。多元文化在多民族地区的存在，为人们的交际活动提供了跨越文化的场景，人们交际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具有跨文化交际的特征，属于跨文化交际的范畴。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认知异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体验“异文化”的个体和群体表现出来的认识方法、情感和行为方式。并且逐步地把这些认识和体验内化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体验和认识“他文化”构成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最重要的认知因素。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也是跨文化教育基本的过程，交流成为教育过程的基本平台和条件，跨文化教育事实上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进行的。在这里仍然需要指出，“普适化”教育理论同样忽视了多民族地区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特性。
我们提出的“跨文化交际教育”概念，首先是指多民族地区的教育，是在多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受者之间进行的，家庭、社区和学校对学习者（广泛意义上的学习者）的教育（无论是早期的儒化教育，还是在社区的文化习得及在学校“正规”接受的教育）一般都是在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在接受自己民族文化教育的同时，还“耳语目染”地接受着“他文化”的教育；其次，跨文化交际教育概念认为，由于学习自己的文化和认知“他文化”，大都是在交际过程中进行的，教育本身就成为了跨文化交际最重要的渠道和实践，民族教育应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接受多种文化信息（包括学校教育提供的信息）的规律和方式；第三，它强调跨文化交际教育应该给学习者提供认识和理解“他文化”的理念和方法，逐步地培养他们对异于“己文化”的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不仅如此，教育还应该使这种理解和尊重贯穿于完整的和可操作的过程，使学习者能够通过多样的学习增加有关知识和信息，学会平等地对待不同文化，善于从不同文化中汲取知识，掌握知识在不同文化中的表达方式；最后，跨文化交际教育概念主张实现多民族地区的家庭、社区和学校教育之间的衔接和连贯性，使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能够适应多元文化的环境，形成跨文化适应和交际能力。
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又是终身教育的开端。在人们不断追求幼儿教育扩大化的前提下，幼儿教育中的一些小学化倾向和幼儿心理偏向成人化现象引起了家长和学者的关注，这就要求对幼儿教育重新定位，使幼儿教育摆脱传统的灌输式教育。
二、文献综述
（一）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是学前教育的通俗日常叫法，在专业及学术角度来讲，将三岁之六岁儿童的教育称之为学前教育。学前教育与一般教育一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
早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外教育学家就已经提出了有关教育要尊重儿童天性的教育观。如：夸美纽斯提出的教育适应自然原则，要求依据人的自然性和自然倾向性来进行教育和教学工作;卢梭的自然教育观，自然教育一方面是指教育要适应儿童天性的发展，保护儿童善良的天性，使身心得到自由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自然人。福禄培尔进一步论述了教育的发展和适应自然原则，并阐述了游戏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历史中，陈鹤琴、陶行知、张雪门等人也对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做出了新的更为全面和专业的见解。陈鹤琴提出活教育理论体系，指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强调以“做”为中心的方法论，以活动性原则、儿童主体性原则、教学法多样性原则、利用活教材原则、积极鼓励原则和教学相长的民主性原则为主的教学原则;陶行知在批判传统教育、吸收改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探索普及大众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活教育理论，指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二）天性
天性顾名思义就是自然对人的发展的规定性，也是人身上的自然性，它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它含有一切遗传东西，一切与生俱来的东西，一切人体结构中存在的东西。”人类天性是自然史赋予人类物种的先天倾向性。天性是先在的，教育是后来者。在中国的传统哲学史中，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学说，指出：“人之初，性本善”的理论，提出天赋善性论。孟子虽主张人性善，但他并不认为人的品质就必然是好的，在他看来，先天的人性只是形成美德的生物前提，而非现成的美德。
（三）幼儿教育与天性
教育与天性的关系问题历来是教育学和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外铄论”与“内发论”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影响教育的因素。前者认为人类性格及人性的形成主要是经后天“塑造”而成。与之相反，后者则是强调教育是人类天性的自内而外的一种扩充与生成过程，教育的内在根据在于人的天性。
通过浏览文献和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现当代社会中对于幼儿教育应顺应、尊重天性的呼吁少之又少，随着社会、国家政府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和人们教育观念的逐渐转变，顺应和尊重儿童天性的幼儿教育逐渐受到教育界人士的关注。程秀兰在其论文中提出，快乐幸福、理解尊重、保教关爱、身心健康、生命成长、习惯养成、心智启蒙和适应环境等八个方面基本凸显了幼儿教育的本质特征，但是兴趣班和小学化则偏离了幼儿教育本质，即现当代的幼儿教育依然以教育和升学为重，并没有完全的尊重幼儿的天性;苗曼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天性引领的教育之路承载着幼儿教育的光明前途。幼儿园应成为幼儿天性成长的自然之“园”，游戏之“园”，快乐之“园”;幼儿教育应重在“养性”之道;幼儿认知应坚持“具身认知”的根本原则，不“做”不“学”，不“体”不“认”，体验、体会、体认、体悟应成为幼儿认知的基本路径。王萍在论文中指出：在幼儿园的课程活动中，教师关注更多的是知识、技能的培养，游戏课程未受到重视，有时还受到冲击，幼儿园教育带有小学化倾向。吴宇在论文中指出：幼儿园课程设计陷入自然的失落的困境，幼儿园课程设计成人化、目标化、小学化、非游戏化、非生活化，并提出归于自然的幼儿园课程重建，课程设计要遵从幼儿童性，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
三、对策与建议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认为幼儿教育是：“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城乡各类幼儿园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实施素质教育，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
天性是文化的根基和尺度，我们必须尊崇天性。儿童的天性被称为童心。刘向东教授在其《儿童精神哲学》中强调，“儿童有自己的精神、哲学、道德和认知，童心是人的根，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个人不断提升的生长点和根基，也是文明的生长点和根基。”
一、教育研究的本体论特征
（一）从教育研究的一般过程来看，研究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使得客体反映到人的观念中时已经融入了人的已有观念。在研究操作过程中，研究主体不论在研究行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遵循着伦理性原则，注重对研究对象的保护。教育研究涉及人的发展与价值实现的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协调人与外界的关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整个教育研究的过程不仅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还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是，这里的以人为本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并不像普罗泰戈那所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万物不存在的尺度”，这一点必须明晰，否则，教育研究在认识论上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研究结论也会带有个人主观意志的成分。
（二）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建立在近代哲学基础上的教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主客二分”和理性独断等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近代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强加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我国的教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实证主义范式下的教育研究在本体论上认为，教育问题与教育现象是完全客观存在的，可以将其视为空气、树木等客观事实以做抽离式的研究。“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教育问题完全独立于研究主体之外，主张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研究客体完全客观化。在认识论上，实证主义主张研究主体能够完全客观地感知对象，对对象的认识不能掺杂任何价值观念，事实与价值相互独立，从而导致教育研究主体的“缺场”，教育研究最后的结论是获得教育的一般规律，建构规律性的教育学知识。
（三）文化经脉上的价值有涉任何一项教育研究都不能脱离其所在的文化背景。L.A.怀特通过对文化进化现象进行研究，揭示了文化对个体意识的决定作用。因此，在教育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加入自身的文化观念。例如，在比较教育领域，国内外同一时期的教育研究就带有不同的文化烙印，这是各国文化特性在教育研究中的体现。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EdmundKing）在谈到比较教育研究的性质问题时指出，有三个现象应该引起比较教育研究者的重视：“第一，我们在某些外国的（或者甚至是本国的）教育制度的现象中所‘看到’或‘了解’的东西，可能不为使用相同述评的其他观察者或本国人所承认。第二，这种认识的可靠性和效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所观察的教育活动或决策中所牵涉的那些人的价值判断。第三，当人们在和我们不同的文化环境内部制定教育规划时，他们在观察甚至在推理的过程中，正像我们一样，受到文化偏见的影响，这不仅与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而且还因为他们对于在他们的制度和资源以内什么是可行的或正常的，所看到的是一幅不同的图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我们在进行民族教育研究时更不可能绕开各民族的文化来谈他们的教育问题，这显然是唯科学主义的研究思维。
二、教育研究本体论特征的现实意义探讨
教育研究的本体论特征，不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建构，更是为了体现其在现实研究中的意义。只有认清了教育研究的本体论特征，才能确立正确的研究方法论；同时，也只有在活的教育研究中，才能反观并修正教育研究的本体论。
（一）研究过程注重发挥主体能动性教育研究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教育研究主体的活动是教育研究的唯一表达方式，从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到解决问题并形成理论，无一不是教育研究主体活动的外在体现。因此，教育研究要注重研究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主客二元对立”思维弱化或遮蔽了人在教育研究过程中的能动性，把客体当做客观事实的存在，研究主体只是对它加以描述并根据已有理论作出解释，这个过程只是一个机械、僵化的理论套用。既然是研究活动，那么创造性是必不可少的，以上的研究过程并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研究，而更像是理论的验证。教育研究主体的能动性首先表现在主体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在“主客二分”思维下，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是主体能动性的体现，因为主体没有在实践中认识教育问题，没有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经历来诠释问题。其次，主体的能动性还表现在对既有理论的创造性理解上。由于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同，这就决定了各个主体看待同一事物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论诠释用于教育问题也可能带来研究结果的多样化。因此，基于以上两点，教育研究是一个形成主体自己理论的过程，这是研究主体能动性发挥的最有力表现，即前面提到的教育研究是主体主观意志的表达。
（二）研究范式多元化总体看来，教育研究领域存在两大研究范式―――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强调事物的内在规律和价值无涉，倡导教育研究就是归纳出教育领域的客观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片面强调非理性，注重人存在的意义，带有反科学的意味。这两大研究范式在教育研究的应用中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也可以称为唯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它缺乏人文关怀，忽视了教育研究中的价值问题和文化问题，这在自然科学领域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教育，采取此种研究范式却是行不通的。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后来发展成为人本主义研究范式，主张使人成为万物的尺度，不免使得教育研究的主观性太强，缺乏一种研究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了两大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继承了各自的优点，认为当今的教育研究要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并重，实现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三）在现实研究中不断认清教育研究的本体在现实的教育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研究主体研究的教育问题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教育问题，这些教育问题中的行为主体有不同的文化观念、世界观和信仰，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问题存在着万千差异。当面对特殊的教育问题时，从一般教育研究中抽离出来的理论可能不再适应此时的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对具体的问题采取灵活的应对方式。这些研究既能丰富我们的研究经历，也能让我们不断认清教育研究的本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从中抽离出教育研究的一般本体特征，构建出一套标准化的理论体系，恰恰相反，这些研究可以使我们明白，不能以一种固化的思维来看待本体，这样才能繁荣教育理论。（编辑/李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