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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机技术论文产出总体现状
据统计，我国计算机技术领域2000年共41167篇，2005年增加到72979篇，增加了31812篇，增长幅度达77.27%。其中，2001年较2000年增加了4949篇，增长幅度为12.02%；2002~2003年，的增长量分别为16958篇及22793篇，年增长率均达到36%以上；2004年，的数量较2003年增加了20904篇，数量虽然仍在增加，但增长速度有所减慢，只达到24.34%；2005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突然大幅度下降，较2004年减少33792篇，下降幅度达到31.68%。总体上看，从2000~2004年，我国的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数量持续增长，增长速度是波浪式发展的态势，2005年，数量及增长速度都出现下降，但较2000年仍增长了77.27%。2000~2005年计算机技术情况见表1。
2计算机技术论文产出结构分析
2.1计算机技术各领域论文产出权重的年度变化
从2000~2005年，计算机技术各领域数量占整个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比重每年虽然都有变化，但总的分布格局未被打破。计算机的应用所占比重一直居于每年的主导地位，除2003年占39.19%外，其它几年均在40%以上；计算机软件年所占比重在27%左右，居第二位；计算机硬件年所占比重在22%左右，略低于计算机软件，居第三位；计算机技术理论在整个计算机技术领域所占比重最小，年所占比重在7%左右，居四个领域的最后一位。从各领域的权重发展变化状况分析，计算机的应用呈上下波动，总体下降的局面；计算机软件总体发展平衡，略有降低；计算机硬件呈缓步上升的势头；计算机技术理论作为计算机发展的基础，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计算机技术各领域论文产出权重的年度变化见表2。
2.2计算机技术论文各领域产出数量的年度变化
2000~2005年，从计算机各领域的数量及增长率来年看，计算机技术理论呈现正负相间的增长格局，年增长率于2002年达到高峰，为76.18%，2005年比2004年下降了27.64%，为6年间的降幅最大值，但总体来说，2000~2005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从2818篇增加到6407篇，增加了3589篇，增长率达到127.36%；计算机软件从2001~2004年一直呈现增长态势，2002~2003年增长速度较快，年增长率为38.00%、34.38%，而2005年则出现负增长，降幅达到27.9%；计算机硬件论文的发表从2001年至2004年呈现持续的大幅增长，其中2001～2003年连续3年增长率均在45%左右，但2005年数量大幅下降，较2004年减少了10640篇，降幅达到计算机技术各领域年下降幅度的最大值39.85%；计算机的应用年度情况与计算机软件论文年度变化情况相类似，于2001年始增长，2003-2004年出现较快的增长，年增长率为30%左右，2005年也同样地出现负增长，下降幅度为29.83%。计算机技术论文各领域产出的年度变化情况见表3。
3结语
3.1计算机技术领域总体发展速度较快，而且正在步入转型期
2005年是现代计算机发明60周年，也是个人电脑发明30周年。可以不夸张地讲，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网络，推动了整个世界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今天世界的繁荣。计算机是新技术革命的一支主力，也是推动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活跃因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最快、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兴学科之一。但是目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正进入一个从技术到设备的转型期，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但这并不妨碍计算机产业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战略产业。
根据对同时段数量统计，2000~2005年间，中国计算机技术领域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5%，低于中国工业技术领域22.0%的增长率。但2000~2004年间，计算机技术领域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7.3%，高于工业技术领域22.0%的增长率。2005年，计算机技术论文的发表出现负增长，但仍占工业技术领域的11.34%，表明计算机技术已在2000~2004年间处于快速的发展时期，2005年，与全球计算机技术发展一样出现拐点和发展颈瓶（见表4）。
3.2计算机的应用是计算机技术研究的重点
计算机的应用是近年来重点发展的领域，涉及广泛，包括科学计算（或称为数值计算）、过程检测与控制、信息管理（数据处理）、计算机辅助系统人工智能、信息高速公路及电子商务等。目前，计算机的应用已从工业技术领域深入到社会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国际互联网Internet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已使人们能够以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相互传输信息，遨游广阔的世界，它极大地推动全球范围科技、文化的交流，推动金融、电子商务的发展，促使传统产业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生存在一个无所不在的数字化世界中。计算机的应用已从少数专家掌握的技术变成了普通人可以参与的活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2000~2005年，我国计算机的应用数量从19441增加到30118篇，6年间增长了144.3%，论文数量在计算机技术领域中所占比重最大，为41.23%，远高于计算机技术其他领域的比重（计算机理论所占比重为7.78%、计算机软件占27.45%、计算机硬件占23.54%）。从以上数据可知，计算机的应用是计算机技术中最受重视的领域，已成为计算机技术中最具开拓价值及产业化的领域（见表5）。
3.3计算机硬件发展迅速
计算机硬件是计算机技术的物质体现形式，主要包括个人电脑（PC机）、外部设备及网络设备，其中PC机包括台式PC机、笔记本电脑、PC服务器和工作站等。我国整个计算机产业的发展重点在硬件制造业上，约占计算机产业总产出70%左右。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几大信息工程相继实施，对我国计算机硬件工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国已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如联想、方正等。我国的计算机硬件研究也在产业发展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2000年至2005年，我国计算机硬件数量从7212增加到16060篇，6年间增长了122.7%，年平均增长率在计算机技术所有领域中最快，为23.32%，高于计算机技术其他领域的比重（计算机理论年平均增长率为23.24%、计算机软件为14.64%、计算机硬件为11.98%，见表6）。从以上数据可知，计算机硬件研究在计算机技术中发展最快，也是产业化最迅速发展的领域。
摘要通过对2000~2005年度我国计算机技术领域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我国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关键词：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跨期数据包络分析法；方向性距离函数；制造业；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资本深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能与技术匹配程度
中图分类号：F061.2；F224.0；F4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7809
一、引言
根据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重庆已跻身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之一。相关数据表明，重庆市工业增加值由1997年的567.8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 697.83亿元，增长了5.5倍（可比价）；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分别由1997年的1 794亿标立方米、101 324万吨、273万吨大幅变化到2010年的10 943.13亿标立方米、45 180万吨、134万吨。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2011》，基期为1997年。 显然，重庆市近年来不仅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而且还经历了较大的环境变迁。那么，这种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否伴随着环境绩效提升？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相对贡献如何？这种快速经济增长态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诸如此类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掌握重庆市经济发展现状，而且在科学选择重庆市未来经济发展道路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决策参考价值。因此，借助于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核算，对重庆市工业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其相对贡献大小进行解析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有关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文献众多，其中所运用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主要包括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新近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扩展模型和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等，下面对此做一简单综述。
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忽略了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差异事实，而且对经济增长中的环境代价视而不见。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在暗含着经济活动有效率的假设前提下，将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两大方面，但未能将技术效率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开来。Grosskopf（1993）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部分在于效率获益，那些忽略效率差异的分析将导致技术进步的估计结果有偏。众多经验研究结论也一致表明，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效率低下现象，如Kumar和Russell（2002）、Oh和Heshmati（2010）、杨文举（2006；2010；2011）、王兵等（2008）。同时，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是理论和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关注点之一，而那些基于早期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的研究却对此视而不见，其分析结论不可避免地会与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杨文举，龙睿赟：重庆市制造业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2001—2010新近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扩展模型考虑到了经济增长中的环境代价，但是却以投入变量的形式将之引入生产函数中，这与“物质平衡思路”（Materials Balanced Approach）相悖；同时，这些研究还忽视了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差异事实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以Qi（2005）和陈诗一（2009）为代表的一组研究通过引入环境变量，对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进行了扩展。其中，Qi（2005）将能源投入、二氧化碳排放和水污染3个环境指标以投入变量的形式引入新古典增长核算模型，对174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经验分析；陈诗一（2009）将能源投入和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环境投入变量引入一个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对中国工业行业进行了绿色经济增长核算分析。虽然这些研究将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纳入了经济增长核算框架，但是这种将非期望产出以要素投入的形式进行处理是与“物质平衡思路”相悖的（Murty et al，2002）。另外，这些研究没有探讨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效率差异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无疑会导致经验分析结论与真实情况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偏差。
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将技术效率差异纳入了分析框架，但是基本上都未关注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近年来，以Kumar和Russell（2002）、Timmer和Los（2005）、Henderson和Russell（2005）、杨文举（2006；2010；2011）、张学良（2010）、史修松和赵曙东（2011）等为代表的一组研究，以Malmquist（或MalmquistLuenberger，ML）生产率指数为基础，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来确定经济增长中的最佳实践前沿，进而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技术追赶（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和要素积累（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积累等）3大部分。这组研究虽然充分考虑到了技术效率差异，但是多数研究都没有将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纳入分析框架。其中杨文举（2011）将非期望产出纳入了分析框架，该文以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来度量非期望产出，借鉴Kumar和Russell（2002）的经济增长多重分解思路，结合跨期数据包络分析法（Intertemporal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IDEA）、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地区工业进行了绿色经济增长核算分析。虽然杨文举（2011）的研究同时将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差异和环境代价纳入了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而且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但是其研究对象尚停留在中国各省的工业层面，而未能深入到行业（或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显然，以杨文举（2011）为代表的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考虑到了经济中的技术无效率事实和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而且还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这对于深入探讨重庆市工业经济增长源泉很有借鉴意义。然而，该思路下有关重庆市区县或行业经济增长源泉的经验研究尚属空白。有鉴于此，本文拟借鉴杨文举（2011）的研究思路，对重庆市制造业2001年以来的增长经历进行经验分析，以探讨环境约束下重庆市制造业的增长源泉。文章后续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对本文采用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进行简单介绍；第三部分对重庆市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三、经验分析：以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为例
1.变量及样本选择
根据前文介绍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在经验分析中需要确定一组投入、产出变量。本文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相关研究的做法，采用制造业从业人员数（L）度量劳动力投入，制造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K）度量资本投入，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GDP）度量经济活动的期望产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FS）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FQ）度量非期望产出。
2.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重庆市制造业技术效率测度
采用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2001—2010年的投入和产出数据集，运用GAMS软件计算式（4）所示的线性规划，得出重庆市2001年和2010年27个行业的技术效率值，结果见图1，从中可以得出有关重庆市制造业发展的一些结论如下。
（1）重庆市制造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而且技术效率的行业差异大。其中，在2001年和2010年，技术效率为1的行业数分别为3个和4个，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69和0.67，标准差分别为0.20和0.18，最大最小值比分别为1.98和1.99。之所以出现这种技术效率普遍低下且行业差距较大的情况，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企业技术能力与使用的先进技术之间存在不匹配情况，从而导致生产中未能充分使用这些生产技术，结果是技术效率不高。二是由于不同行业所生产的产品不同，进而所使用的技术在生产效率方面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技术效率的行业差距较大。
（2）重庆市制造业中大多数行业的技术效率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仅烟草制品业和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2个行业一直处于技术前沿上。其中分析期间内技术效率恶化的行业共11个，分别是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余14个行业则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效率改善。
我们认为，这种技术效率的行业差异主要归因于生产活动中的技术能力与生产技术之间的匹配程度差异。也就是说，生产中技能与技术匹配程度越高，生产活动的技术效率就较高，反之技术效率就较低。由此可以推论，技术效率变化的行业差异主要源于生产活动中技术与技能匹配程度的变化，具体来说体现在下述3大方面：第一，起初技术效率较低的行业通过引进或模仿经济中的最佳实践技术，或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组织生产活动，进而改善了技术效率。第二，就一直处于生产前沿上的行业来说，它们要么进行了技术创新，要么是引进了与自身经济发展条件一致的技术，这样它们总是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了生产中的生产技术，从而其技术效率一直为1。第三，之所以部分行业经历了技术效率恶化，其原因可能在于它们只是一味地引进先进技术，而忽视了自身技术能力的提升，从而导致技术与技能匹配程度降低，进而引发技术效率恶化；也可能是由于大量的人才流失、产品结构调整、自然资源日趋减少等导致技术与技能匹配度降低，进而引发技术效率恶化。
3.重庆市制造业绿色经济增长核算分析
（1）重庆市制造业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但是行业差异大。其中，分析期间内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是纺织业，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26倍；而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的劳动生产率仅提高了1.10倍，还不到所有行业平均提速（2.74倍）的50%。这种大的行业差异从图2中代表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ALPC线的大幅波动也可以直观地看出来。
（2）除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外，资本深化是其他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首要因素，但是行业差异较大。其中，资本深化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动的行业平均值为3.26，占劳动生产率变动的行业平均值（3.74）的87.17%；资本深化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贡献最大的是造纸及纸制品业，由其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动高达7.25，远远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变动值5.18，这也意味着其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阻碍了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资本深化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贡献最小的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动仅为1.46，低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动（1.53）。上述结论从图2中可直观地看出来，即ALKC线的走向和起伏程度都与ALPC线十分接近。
（3）大多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其中技术进步比技术效率变动更大程度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提升。27个行业中只有食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5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倒退，其余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累积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行业平均值分别为1.19、1.00和1.21，这表明技术进步在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中的相对贡献整体上高于技术效率变动的贡献，而且27个行业中仅家具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8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值低于技术效率变动值，也就是说其余19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都明显地高于技术效率变动的作用。
（4）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构成因子的行业差异较大。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水平变动的标准差分别为0.26、0.24和0.18，分别是其平均值的21.85%、24.00%和14.88%；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水平变动的最大值分别为1.80、1.71、1.68，最小值分别为0.71、0.50和0.95，最大最小值比分别高达2.54、3.42和1.77。上述数据一致表明，重庆市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存在较大的行业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利用跨期数据包络分析法来构建生产前沿时，从理论上来说不应出现技术倒退结论。然而，前面的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制造业中有2个行业在2001—2010年经历了技术倒退现象，它们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它们源于技术进步的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累计值分别为0.99和0.95。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存在原始数据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或存在数据奇异值等情况。杨文举（2011）曾指出，在产出导向思路下运用跨期数据包络分析法来确定经济中的生产前沿时，只要数据准确，特定年份的生产前沿就不可能低于上期生产前沿，也就是说不存在技术倒退现象；另外，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技术基本上都属于物化技术，它们几乎是不可能被遗忘的，从而现实中也不大可能出现技术倒退。
四、结语
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将“三废”等非期望产出纳入了分析框架，这与那些忽视非期望产出的传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相比，更加契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本文借鉴杨文举（2011）的研究，将该领域的经验研究推进到了行业层面，对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在2001—2010年的发展经历进行了经验分析。本文经验分析的主要结论有如下3点：（1）重庆市制造行业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技术无效率现象，而且在分析期间内基本上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中技术效率得到改善或保持不变的行业占了50%以上；（2）重庆市制造行业经历了差异性的经济增长，其中资本深化是其主要源泉，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其中的贡献相对较小；（3）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构成因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的行业差异较大，其中技术进步是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显然，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3点：（1）重庆市制造行业可持续发展潜力较大。这从各行业普遍较低的技术效率可以充分地看出来，因为这种情况下一旦采用最佳实践技术进行生产，就可以大幅提高期望产出并同时大幅缩减非期望产出。（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助推重庆市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途径。近10年来，重庆市制造业快速增长的主要源泉在于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要素的大量增加，在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下，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走提升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资源集约型发展道路，即通过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3）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是重庆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必须同时兼顾的两个方面。根据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两大源泉，而重庆市制造业近年来的发展经历表明，它们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相对贡献远小于投入要素的作用。因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既要借助于技术创新与推广来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又要重视适宜技术选择和技术能力提升，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完善产业政策等，从而以最有效的技术使用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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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古典增长；内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水平效应；增长效应
中图分类号：F091．348．1；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5)―0045―07
一、引 言
早在三十多年前，GoldsmithLlj、McKinnon和Shaw等人就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尽管Goldsmith等人的工作富有启发意义，但他们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基础，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技术是外生给定的，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对技术水平不产生影响。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逻辑，虽然金融部门的发展，能动员更多的储蓄，并能更有效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但对经济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物质资本投资，而不是提高技术水平。所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系统的发展，只能促进产出水平的暂时增加，而不能提高产出的长期增长率，即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金融系统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悲观结论，使得金融发展理论在经历70年代短暂的兴盛之后，便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后尘，远离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领域。
近来，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兴趣的升温，应主要来源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思想启发和技术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肇始于70年代初的金融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金融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迅速融合，不仅使举步维艰的金融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在悄悄改变着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只注重实体经济而漠视货币与金融部门的历史。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技术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因素决定的，即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能对技术水平产生影响。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厂商的物质资本及R&D投资、政府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改变等，均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因此，金融部门的发展，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向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融资等方式，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发挥持续而显著的作用。所以，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不仅有水平效应，而且有增长效应。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早期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为比较金融发展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不同效应，本文分别建立了引入金融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对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十分庞杂，仅就某一模型进行讨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为避免论证的片面性，本文选择了资本外溢、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等三类代表性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金融发展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则兼具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二、新古典增长中的金融发展效应
下面，本文通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金融部门，来分析新古典增长中的金融发展的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一)模型基本假设
1．消费者行为假设。假设经济由可存活无限期界Ramseyt式的消费者组成。令人口的增长率为n，初始的人口规模为L0=1，则t期的人口数量为L1，＝L0eet“。消费者的收入来源于劳动收入(工资)和资本收入(租金)，并用于消费和储蓄，以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ct表示单个消费者在t期的消费水平，P(0
其中，б(б>0)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1／б表示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替代弹性。当б越小时，随着消费的上升，边际效用的下降越慢，因而，消费者越愿意允许其消费随时间变动，即其跨期消费弹性越大。当б＝0时，效用函数为线性形式，即u(ct)＝ct，当б＝1时，效用函数为对数形式，即u(ct)＝Inct。实际上，消费者也可假设为Diamondt式可存活两期或三期的世代交叠者。在Diamond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中，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亦可表示为
其中，cIt和c2t+1表示t期出生的消费者在年轻时和年老时的消费水平。
在当前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对消费者类型的假设主要有Ramsey式和Diamond式。二者的区别在于，人是不断地进行新老更替的，是新人不断地出生而老人不断地死亡的。与消费者寿命的连续或离散的特征相适应，对消费者最优化行为进行分析所运用的工具也有所区别。在Ramsey消费者寿命为连续状态的模型中，运用Hamilton函数来求消费者行为的最优解，而在Diamond消费者寿命为离散状态模型中，所采用的是拉格朗日乘数法。
2．金融部门。假定经济只能生产一种最终产品，该产品可用于消费或投资。若进行资本投资，一单位为的目的，主要是确定状态变量在转移路径上的运动方程，这正如我们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所推导的那样。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对转移动态问题进行处理需要非常复杂的数学工具，目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还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技术问题。因此，当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仍然集中于或局限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或技术进步率，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不过，新古典增长模型却非常精巧地解决了转移动态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1．模型基本假设。假定实体经济部门包括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部门。按照Lucas观点，人力资本的存在，使得广义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不再成立，因而，在缺乏外生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均产出也会实现持续增长。
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物质资本(Xt)和人力资本(Ht)，且其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可表示为
式(46)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增加)，均能提高平衡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人力资本的积累率和消费增长率。
综上所述，在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既有水平效应又有增长效应。
四、结 论
本文结论认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兼具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水平是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决定的，因此，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对技术水平不产生影响，长期产出增长率只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金融部门作为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的中间人，本身并不能生产最终产品或研制新的技术，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融资服务，将储蓄者闲散的小额资金集中起来并提供给投资者，转化为投资者的资本金，因此，金融部门的出现，将使得实体经济部门的物质资本投资增加。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作用下，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只会带来产出水平增加，而不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所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 中国 国家价值链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凭借廉价生产要素形成的交易成本优势，以代工和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中。中国企业在GVC中，主要处于加工代工（OEM）的低端环节，专注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和组装，这种模式推动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融入全球价值链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中国的产业升级就是要在战略层面上重视从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刘志彪、张杰，2009）。构建国家价值链战略，并不是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而是重组我国现有企业的商业网络和产业循环体系，重塑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构建国家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就是对我国培养跨国公司提出的要求（刘志彪、张杰，2009）。国家价值链的形成，必须依靠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企业，因此，在国家价值链中的治理者必须拥有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强大的人力资本是对企业的支撑，可以用内生增长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
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在上世纪末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内生起源于靠自身发展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其将知识和技术进步看做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非外生变量，对劳动率的提高有着推进作用。纵观各国现实的经济活动，发达国家都有着庞大的教育和研发体系，知识和技术增长是由这个体系决定的，该体系是整个经济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把技术知识进步看做外生变量与事实不符，在建立增长模型中，简称为R&D模型。
Lucas（1988）从人力资本角度对Romer的内生增长模型做出了贡献，他认为新技术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平均水平，Glaeser（1992）证实了劳动力平均素质与城市经济的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关联。在Barro和SalarMartin（2004）给出的产品扩展模型中，引入垄断力量，中间品部门的研发激励就回受损，从而经济增长率也随之降低。最近的一些研究则强调了有限专利长度可能是实现了社会最优化（Futagami & Iwaisako，2007）。
近来，一些文献对技术进步做出更为深入的讨论。Joanne Roberts（2002）指出对技术的应用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互补性，技术和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双翼。Daron Acemoglu（2002）使R&D部门的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利润最大化的技术进步方向，价格效应和市场容量决定了两类技术创新的相对获利能力，从而决定了均衡状态的进步方向。
三、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中国有很多学者将内生生长理论运用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评述，姜宁、魏守华（2009）对内生创新、本土创新、自主创新辨析做了区别，内生创新的基础是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创新是被包括在在新经济地理学所提出的本土创新（Feldman & Florida，2004 ）之内的。
有学者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应用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比较中，李杰（2009）以空间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了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促进产业的空间聚集，而溢出效应的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差距的逐步减小。也有学者从国家层面探讨经济增长问题，邵帅、杨莉莉（2011）通过四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阐释，结论表明，能源依赖度对我国区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表现出显著的挤出效应，所以，企业应该有意识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则应该着手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区域创新能力。杜希饶、刘凌（2006）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国际贸易、环境质量与经济持续增长三者的内在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余长林（2006）以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人力资本结构和数量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产业升级转型是我国经济在未来几年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国内国外的学者中，很少将内生增长理论运用于产业发展。徐康宁、冯伟（2010）对比研究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的不同模式，提出了基于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创新的模式内生于本土市场，通过合作的方式，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主要适用于大规模制造的现代产业，可作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一种战略选择。经济“偏轻”地区着力完善资源的产权和市场定价机制，推动资源节约型的重化工业发展，大力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蒋永志）。魏守华，姜宁等（2009）在对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的研究中，在溢出效应呈现负外部性的背景下，内生创新努力为产业发展的主导性影响因素。
四、结论
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模式相一致，依靠能源、资源的大量利用拉动经济增长，而这种依赖于高消耗高产出的发展模式必然遇到瓶颈，在未来的发展中，经济的增长更需要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在全球价值链中，或者在国家价值链的创造中，对很多产业来说，尤其是高技术产业，OEM代工企业完向产业升级，必须经过R&D环节，从而内生增长理论及其扩展模型对此有很大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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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发优势；间接作用；产业升级；经济增长；产业政策
当今世界各国被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三类，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前者相对于后者为先进国家，后者相对于前者为后进国家。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一部后进国家不断追赶先进国家的“追赶史”。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后发优势理论为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并且后来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从实践角度证明了该理论正确性。然而，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至今仍然很缓慢，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呈不断拉大之势，这似乎又证明后发优势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成立。
一、经济增长的动因
经济发展的内涵丰富，涉及到社会、经济、环保等各方面内容，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其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都主要通过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和比较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本文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本文仅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决定因素。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具体来说，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不断投入生产要素的总量，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二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促使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重新配置，进而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使得经济总产出在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同样会增加，即经济增长。因此，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增长，都必须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三方面来考虑。
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虽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它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后发优势。只要发达国家充分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赶超发达国家。那么，什么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该理论观点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本文将在后面做详细论述。
二、简评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现状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ehenkron)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后，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从未间断。各国的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得出了许多不同的有意义的理论成果。本文认为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创立阶段。代表人物是格申克龙、列维和阿莫拉诺维茨等，他们是在19世纪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欧美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深化阶段。代表人物希尔曼、南亮进、金泳镐等，他们是在20世纪拉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后发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目前，这一阶段正在进行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内的林毅夫、郭熙保等，他们主要是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基础。
虽然后发优势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且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学术界也还没有对后发优势形成一个全面的并被学术界公认的概念。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因此，在林毅夫看来，技术是后发优势中的主要内容。郭熙保认为：“从发展的技术角度来考虑，后发优势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五方面。”在郭熙保看来，后发优势具有多维性，它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资本、人力、制度和结构；而且郭熙保还将后发优势界定为“后发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发国家没有、后发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
综合上述，后发优势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再结合前面关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动因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后发优势。据此推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而然地应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缓慢，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因此，后发优势理论似乎并不能成立。
本文认为，并非是后发优势理论不成立。因为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观点，后发优势会通过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然而，本文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仅仅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一般来说，间接作用就必然需要很多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更好地被发挥出来。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的有效配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很难被充分发挥出来，进而制约了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整体作用的发挥。
三、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1、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概念
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丰富，劳动要素价格自然就比较低，可以通过大量投入来增加产出；第二，发展中国家虽然技术相对落后，但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来推动技术变迁，进而增加产出；第三，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降低升级过程中的成本，进而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增加产出。因此，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在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且这种优势都是直接地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会首先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然后，产业结构升级叉会促进该国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指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通过结构这个中介而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该国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2、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的具体表现
根据后发优势间接作用的概念，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产业结构升级，也称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简称产业升级，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过程。从产业附加值角度看，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向着附加价值更大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越来越占优势地位的方向发展。因此，产业升级必然伴随着产出增加，即短期内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必须注意，产业升级有别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虽然从长期来看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短期内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下面就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1)资本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稀缺。根据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那么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有助于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资本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2)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关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多。其中，林毅夫的研究最为透彻，他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认为，在这里，林毅夫主要论证了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其实，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有利于该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推动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3)人力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这种优势既是比较优势，又是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可以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从发达国家购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实现双方共赢。而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首先吸引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例如，我国目前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制造中心，就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便宜；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的进人也必然会伴随着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的进入，如他们为了使企业正常运作必须对员工进行各种培训，包括技能培训及管理知识和理念培训等，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这就必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力资本。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高级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4)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一种有效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需要支付高额代价的不断试错的过程，经过反复、动荡、危机乃至战争等才能形成。但是，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旦这种制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来者就可以避免这种试错的高额代价，通过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创新，节约经济发展的创新成本和时间成本，以相对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取得相对较大的发展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在经过实践检验后形成的优秀的制度，可以减少该国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快更好地升级，进而促进该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可知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其在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3、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产业政策的配合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如果缺少相应条件的配合，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本身具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创造一定的条件来支持后发优势，致使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目前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很慢，甚至有很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具备相应条件的有效配合，那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会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虽然起初经济落后，但已经接近或者成为发达国家。仔细分析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且十分有效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指政府部门专门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它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密切关系；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会阻碍经济增长。
因此，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间接作用充分发挥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配合条件之一。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摘 要 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的源动力，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可以渗透到其余的生产要素中，使得这些要素的生产率大幅度增加。本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在之前的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和人力资本变量内生化的思想，在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新的假设下，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与现实相符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资本有机构成
一、引言
作为很多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鼻祖，马克思认为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存在技术要素与人力资本要素的变动。然而，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看，该假定在现实经济中难以成立，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技术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不得忽视。
国内最早把马克思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模型化的是石景云（1988），他指出经济增长取决于储蓄率和利润率,是两者的乘积,但他把两部门简化为一个总部门,没有指出在均衡增长路径上两大部类的保持比例问题,他同时把马克思增长模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作了比较；张忠任（1995）推导了马克思增长理论的详细模型；李广平（2003）对资本有机构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张忠任（2006）根据马克思经济增长的基本公式,又详细推导出了两大部类各自的增长都源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部门），也论证了在经济初级阶段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的命题。
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作为内生变量影响着经济增长的现象，正好可以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予以解释。为了增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在现实中的解释力，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假定必须被打破。因此，本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在前面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和人力资本变量内生化的思想，在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新的假设下，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与现实相符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
二、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
（一）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从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开始,然后扩展到扩大再生产，相当于从宏观经济的零增长开始，继而扩展到宏观经济的正增长。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包含两大基本原理，依次如下：
①实物构成原理。这是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即从实物形式考察,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两个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
②价值构成原理。是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第二个基本前提，即从价值形式考察,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
因此，马克思认为，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关系用数学公式可表示为：ⅠV+ⅠM=ⅡC 。而扩大再生产实现的基本前提是:ⅠV+ⅠM>ⅡC; 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是:Ⅰ(C+V+M)=Ⅰ(C+C)+Ⅱ(C+C), Ⅱ(C+V+M)=Ⅰ(V+V+M/X)+Ⅱ(V+V+M/X) (其中M/X是资本家自己消费的消费资料)。
（二）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
①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即规模报酬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
②劳动力无限供给,始终有相对过剩人口存在；
③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资本家都不相互投资,即不跨部门投资,各生产部类按比 例发展；
④马克思将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概念合一，从而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决策也是合一的；
⑤一国经济处于完全封闭状态,没有对外贸易,也没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而且市场总是供需平衡的。
（三）马克思经济增长率的确定
基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结合之前该方面学者的研究，以下进行经济增长率公式的推导，过程如下：
设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品价值量公式在两大部类分别为：
e表示两大部类加权的剩余价值率, a表示表示两大部类加权的储蓄率(积累率或投资率), k表示两大部类加权的资本有机构成,因为这三个参数一定可以表示成两大部类加权的平均,权重为各自部类的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5）所表示的核心增长公式表明,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a及剩余价值率e成正比,与资本有机构成k成反比。
（四）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两大核心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卢卡斯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概括地说来,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论点是：
①科学与技术进步是需要国家和企业进行大量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并须经相当时日的努力才能获得,它们是有所有权的,不是不需花钱就能随手可得的公共产品。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要使自己富有竞争力和持续的增长。就需把其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支出上,以便使自己能够取得创新的技术,在市场上能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内生的技术进步,或技术进步的内生性；
②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就需要提供他们的平均的教育水平和平均的技能水平。为此,国家要增加在教育上的支出,企业要进行专业培训上的支出。这些支出的增加,他们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些方面开支的增加,从一个国家来说,或从一家企业来说,都可以称为是内生的；
③在科学与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下,劳动者每一劳动小时的产出是递增的而不是递减的。换言之,在科学与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下,劳动者的生产率,或者说,总计的生产要素生产率,是不断增高的。这就是说,投资报酬是递增的而不是递减的。
四、 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下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由于技术与人力资本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内生影响力，纵向对比上述的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应的假设以及结论，大致可以看出，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假定下，马克思认为长期看来，经济是不存在持续增长的。而当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机制的分析中，即资本的有机构成存在变化的可能性，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以通过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来保证。因此接下来，本文从资本有机构成的角度，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可取之处，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进行适当的扩展。
（一）对于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扩展
马克思对于资本有机构的解释是：首先是是资本的价值构成，即从价值方面看,资本的构成是由不变资本的价值和可变资本的价值的比率决定的；其次是资本的技术构成，即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看,每一个资本都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它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数量和使用它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这两种资本构成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因此马克思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假设在技术构成没有发生变化而价值构成变化时,按马克思的上述定义应算作有机构成没有变化,但我们在计算时必须要算作有机构成发生变化的，一则是C和V不是一个量纲,不折算成价值就无法比较;二则是资本C是由一系列的生产原料和劳动资料构成的,而劳动V也是由一系列消费资料构成的,虽然单位活劳动推动的资本实物没有变化,但单位资本资料或消费资料价值变化了,价值变化背后是其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其实就是社会平均技术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此情况下仍然要算作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化的。
同时，当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抑或二者同时发生，此时企业生产的效率将大大提高，因此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会相应增长，等同于产值的增长。而从全社会生产的角度看，由于厂商的利益属性，由于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投入而带来的成本上升，并不会影响其最终利润的增加，即由于需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利益驱动，剩余价值率会因为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而增加。
综合上述分析，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进行扩展：
①现实经济中存在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应该予以肯定；
②只要资本价值构成变化资，本有机构成就会变化，因为价值构成变化代表技术构成一定发生了变化。
③当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假定剩余价值率会增加。
（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下的均衡增长路径
根据上述延伸的假设条件，同时结合马克思原先关于经济增长的假设，再次回到马克思对于社会生产的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公式：
其中剩余价值率e=M/V，资本有机构成k=C/V。
下面首先对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进行概念性延伸：
C′=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此处的人力资本是一种多年投资所沉积成的人力资本存量;V′不仅包括狭义的工资率,还包括为积累到一定程度人力资本所做的投资,就是说为达到一定水准的人力资本所必须花费在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上的投资。这样，延伸后的资本有机构成为：
K′=C′/V′。
同时，当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内涵扩展后，根据上述假定，剩余价值率e也相应增加了；M仍表示剩余价值,只不过随着技术进步，M增加的幅度肯定大于V增加的幅度。因此扩展后的剩余价值率为：
e′=M/V′
按照上述过程，延伸后的马克思增长公式变为：
G′= e′a/(1+K′)
因此，当技术进步的出现，或人力资本的积累，或者二者同时作用，都会带来整个社会生产层面上的经济增长。只要存在技术的不断革新，技术同时也渗透到各个生产要素中影响它们的生产率，人力资本也不断进行积累，经济增长在这样的作用下便可持续高效下去，即在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下，G′= e′a/(1+K′)是延伸后的马克思均衡增长路径。
五、结论
本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在前面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和人力资本变量内生化的思想，在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新的假设下，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与现实相符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体现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包容性与持久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又一次证明了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等长期因素在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首先是技术进步，其对于一国的经济长足稳定的增长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的外溢效应决定了我国在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上,将能享受到较高的资本边际产出,在较长时间内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总之，由于中国人均资本水平仍然很低,还没有实现工业化,人均收入处于中下等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充分认识到资本的有机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有良好的金融体制保证巨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也要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就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水平不能太低,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有助于提高人均资本水平,但是要注意提高投资的效率，即在技术投入的同时并重人力资本投入，只有较高的人均资本存量,也才会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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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omer(1986，1990)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中，他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建立了一个“技术变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而技术进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者最优决策的结果。此后，Lueas(1988)指出在开放经济中，技术创新是由“干中学”等因素内生决定的；人力资本的存量对于“干中学”的吸收能力至关重要，并决定了经济的增长率。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解释发达同家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Pack(1994)、Grossman和Helpman(1994)对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新审视表明，内生增长理论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间OECD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事实；对于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等)在20世纪最后30年经济飞速增长并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也不能做出很好的解释。此后众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解释，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Caselli和Coleman(2000)提出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经济增长的源泉并非主要来自自主创新的前沿技术，而是来自采用处于发达国家技术前沿后面的技术；也就是说，南于技术创新的成本很高，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研发实现的技术进步非常有限，主要是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各种形式的技术扩散来实现技术的提升。因此，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得到的技术扩散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向发达国家经济收敛。
Fagerberg(1994)在梳理和归纳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各国或各地区间经济增长率的巨大差异概括为“技术”，这一“技术”的涵义是广义的，可以具体分解为三个因素：一是来自国外或周边地区的技术扩散，二是自身技术知识的积累，三是利用技术知识进行创新的能力的增长。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后两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第一个因素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那么，国际技术扩散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会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呢?这是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探究本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走势时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之一。对于发展中国家，国际技术扩散是否会显著地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最终实现向发达国家的靠拢，无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有必要对国际技术扩散和经济收敛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国外对国际技术扩散与经济收敛的研究现状
对国际技术扩散和经济收敛的讨论起源于Krugman(1987)，他建立了一个两地区两部门模型，并假定只有高技术部门才能够受益于国际技术扩散引致的生产力进步。研究表明，如果各国的高技术部门具有不同的初始生产力水平，各国的经济增跃路径取决于技术扩散的程度；若技术扩散的程度较低，各国之间的经济趋于发散，随着技术扩散程度的加深，各国之间将出现收敛的趋势。Grossman和Helpman(1991)、Howiu(2000)则进一步将技术扩散分为国际技术扩散和区域性技术扩散，前者加速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收敛，而后者则加剧经济增长的发散。
Van de Klunder和Smulders(1996)在Krugman(t987)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非对称的两地区两部门的内生技术增长模型，假定“单向的技术扩散”，即只有落后国可以从领先国获取由于国际技术扩散带来的技术进步，但领先国却不能从落后国吸收技术溢出。理论模型的结果显示，专业化分工形成的“锁定效应”是落后国与领先国经济发散的主要原因，如果落后国可以提高本国高技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就可以实现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Goodfriend和McDermotl(1998)同样研究了技术外溢和增长部门市场份额之间的交互作用，再次证实了国际技术外溢的程度对于各国经济收敛与否的重要作用。
Barro和Sala－1－Martin(1997)构建的理论模型与上述学者不同，他们将国际技术扩散的过程动态化，使技术领先国的遴选由于技术扩散成为一个动态过程。技术落后国通过模仿和学习领先国的先进技术实现经济向领先国的靠拢，但是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下，技术创新的数量减少。模仿的成本增加，造成技术落后国的经济增长减缓，最终实现条件收敛。因此，国际技术扩散对于经济收敛的影响是动态的，收敛是条件性的。将扩散过程动态化处理的还有Detragiache(1998)，得到的结论也与Barro和Sala－I－Martin相近，技术落后囿与技术领先国的经济经历了一个先收敛再发散的过程，不同之处在于条件收敛取决于初始时的模仿成本和收益。
除了国与国之间存在经济增长差异，一同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Giannetti(2002)沿用了Krugman(1987)和Lucas(1988)的假设，在参考Gross―marl和Helpman(1991)、Rivera－Batiz和Romer(1991)以及Young(1991)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国家两部门模型，除了得到与Van de Klunder!和Smulders(1996)以及Good,lend和McDermotl(1998)类似的结论――国际技术扩散加速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收敛――之外，该模型还得到了如下扩展结论：若一国内地区之间的技术交换不对称，国际技术扩散将恶化各地区之间经济发散的状况。Acemoglu和Dell(2009)结合了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创建的内生技术变化模型，融入Acemoglu(2009)建立的国际技术扩散模型，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严格区分了国与国之间和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并将技术、人力资本、地方性公共产品差异和制度性因素包含在内。理论模型的结论与Gian－nettl(2002)略有不同，他们认为：跨国的专利技术扩散通过改变一国的技术生产效率影响该国与其他国家的收入差距；但一国内各地区间的差异更多地取决于当地公共产品的可获得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地方政策，而与国际技术扩散的关系不大。
理论模型的发展推动了实证研究的开展，但由于部分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指标构造的困难性以及理论模型的复杂性，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相对于理论模型而言略有简化。Bloom等人(2002)使用1970年～1990年62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在允许长期各国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tity，简称TFP)稳态水平不同的情况下，由于国际技术扩散，各国以约每年1.8％的速度向其各自的稳态收敛，即技术扩散形成了各国的“条件收敛”。
Giannetti(2002)、Acemoglu和Dell(2009)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Giannetti(2002)对1980年～1992年10个欧盟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印证了理论模型的上述结论。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发现，一国内专业化传统生产部门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专业化先进生产部门的地区，专业化先进生产部门的地区间存在趋于一致的经济走向，这与模型的扩展结论相吻合。Acemo。glu和Dell(2009)收集了2000年以后11个西方国家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平均对数偏差指数和泰尔指数来衡量发展差距，结果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指数，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都小于一国内地区间的差距，而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国际技术扩散引起的，这一结论也与其模型预测相符。
三、国内对国际技术扩散与经济收敛的研究现状
同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因此研究成果比较有限，研究结论比较统一，都认为国际技术扩散可以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
林毅夫等人(2004)构建了一个国际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的模型，允许在长期各国的TFP存在差异。随后，利用41个国家1970年～1992年的跨国数据对模型进行了估计，模型采用了五种不同的设定，分别包含技术选择偏离、地理位置和政府质量的不同组合。实证结果表明，无论在何种设定下，国际技术扩散都能够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且这一影响力度相当稳定。李平和随洪光(2006)设计了一个不同的国际技术扩散下的经济收敛模型。模型中包含最终产品生产、中间品生产和研发三个部门。模型的突出特点在于假定一同兼具技术扩散国和技术吸收国的双重角色，从而引入扩散国和吸收国的互动机制。进一步地，他们将国际技术扩散对于吸收国生产力的作用分解为两个方面：其一，技术扩散直接增加了吸收国的技术存量；其二，技术扩散提高了吸收国的研发生产力。上述两方面都与一国相对于世界的技术存量有关，因此均衡分析的结论有二：第一，在小国经济条件下，若存在完全的技术扩散，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将最终收敛于统一速率；第二，在大国经济条件下，若存在完全的技术扩散，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将向大国的增长速率收敛。
还有一些学者借鉴了国际技术扩散和经济收敛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技术扩散和区域经济收敛进行了研究。比如，赵自芳(2006)基于Van de Klundert和SmuIders(1996)以及Desmet(2000)的理论分析模型，构造了一个两区域两部门的模型，分析两种技术溢出途径――技术学习和技术引进――在区域经济收敛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给定一定的传导路径(一般指具有流动性的要素市场)和技术吸收能力(主要指具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和人力资本及产业的关联性)，技术溢出在区域经济收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者还利用东部地区的数据对上述结论提供了经验支持。再比如，夏万军和纪宏(2007)认为相比地理距离而言，技术溢出与经济结构距离更相关，因此将技术溢出假定为不同经济体问相似度的正函数引入Solow模型，建立了一个新的区域经济收敛框架。理论模型推导表明，在经济结构和技术相同的前提下，技术扩散会使区域经济走向收敛。实证方面，皮永华(2008)运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动态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技术创新扩散问题，发现上海地区的技术创新对江苏和浙江地区存在明显的扩散效应，并且这种技术扩散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收敛。
四、影响国际技术扩散对经济收敛作用机制的因素
上述学者在建立国际技术扩散和经济收敛的理论模型时，对影响这一作用机制的现实影响因素往往加以抽象和限制，目的是使模型简化易懂，但这样的处理方式降低了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因此，另一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发掘和讨论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上，不断完善理论模型，使之更具解释力。
(一)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的影响方式和传播途径是显而易见的。Sachs和Warner(1995，1999)的地理位置假说表明，地理位置和气候会作用于交通成本、农业生产率、贸易政策等，对技术扩散直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Gallup等人(1999)也发现，处于内陆的国家，由于从事国际贸易的交通成本高于沿海国家，或者热带地区国家由于气候恶劣等原因，技术扩散的速度较慢，经济增长也相对迟缓。
(二)吸收能力
在探索为何有些国家处于领先地位，为何有些国家在特定时期会赶超成为新的技术领先国、而为何有些国家始终处于落后的境地时，Abramovitz(1986)提出的“社会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指出人力资本的限制是吸收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原因之一。Lucas(1993)以及Acemoglu和Zilibotti(1999)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领先国创造的技术要求劳动力的熟练程度较高，当技术扩散到技术落后国时，非熟练劳动力可能无法掌握该项技术，因此劳动技巧和技术之间的这种不匹配会导致国际技术扩散无法激发落后国的经济增长，使领先国与落后国经济的越发分散。Borensztein等人(1995)则将这一效应命名为“门槛效应”，意即只有当落后国的人力资源达到并超过某一特定的“门槛值”时，才能吸收国际技术扩散的溢出，实现向领先国的收敛。
(三)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对于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学术界早已达成了共识：适度的垄断和竞争对国际技术扩散具有积极的作用。Schumpeter(1942)和Arrow(1962)分别从垄断和竞争的角度在理论上分析了市场结构对于国际技术扩散的作用和传导机制，Scherer(1970)和Davies(1979)则从经验研究中证实了理论的预测。随洪光(2009)将这一结论进一步深入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均衡的分析，他发现若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结构是相同的，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各国在国际技术扩散的进程中将取得技术进步的一致性，最终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收敛于统一的速率，而这一均衡增长率取决于市场的垄断竞争程度。
(四)政府干预和技术选择理论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不可忽视。比如Vande Klundert和Smulders(1996)的分析表明，政府的政策即使是临时性的，如暂时的税收变化、补贴变化、关税变化等，都会对技术扩散影响经济收敛产生作用。再比如，Basu和Weil(1998)认为资本存量相对较低是影响技术落后国吸收技术扩散的一个障碍；Rosenstein―Rodan(1943)和Prebiseh(1959)则提出政府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实行进口替代、提高储蓄率等政策，可以加速资本积累进程，提高技术扩散的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然而有些学者提出了不
同的看法，其中以Lin的技术选择假说最具代表性。
Lin(1994，1999，2003)的技术选择假说建立在Atkinson和Stiglitz(1969)提出的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基础上。该假说认为一个国家的最优经济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发展战略背离了最优的技术选择，不但这些产业无法自力更生，而且必然会出现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的经济政策，这将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是否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收敛。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适当的政府干预，才是向发达国家收敛的最佳途径。林毅夫等人(2004)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上述观点。
另外，Kaufmann等人(1999)的政府质量假说还认为除了政府干预的措施会影响技术扩散对经济收敛的作用，政府本身的产生、运行和更替、政府政策的执行有效性等因素也不容忽视。
五、简短的分析评述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针对国际技术扩散和经济收敛这一研究领域，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外现有文献，从中归纳出如下特点：
1 虽然研究国际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章日益彰显，但是学术界对国际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对经济收敛作用机制的探讨却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才兴起的。我国学者的研究更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因此现有文献数量非常有限。
2 在理论研究文献中，虽然大部分研究都沿袭了Krugman(1987)和Lucas(1988)的假设，但在模型的设定上各有侧重，从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视角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得到的结论较为一致：国际技术扩散能够显著影响经济收敛。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部分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指标构造的困难性以及理论模型的复杂性都给实证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障碍，造成实证研究形式较为简化，方向较为单一，范式较为类似。因此可以说，在这一研究领域，理论研究远远超前于实证研究。
3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研究范式上，国外学者多从理论模型创新人手，在各自的模型中提出有别于他人的符合现实世界的假设，建立各有侧重的理论模型，再由理论模型推动实证研究的发展；而国内学者则先从借鉴和拓展国外学者已有的理论和实证模型人手进行验证，原创性的理论创新较少。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多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而国内学者以扩展Solow模型的分析方法为主。另外，国内学者对于国际技术扩散和经济收敛影响因素的讨论较少。
4 学者们在各自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了国际技术扩散影响经济收敛的可能因素，这些因素侧重点各不相同，涉及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地理环境、人力资本、市场结构、政府角色、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可以预见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也有所不同，而现有文献并未对这一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讨论。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国内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在理论模型上有所创新。作为国际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之一，国际贸易对中间产品生产的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提升作用，而中间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可以直接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从而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因此可以在中间产品生产的国际技术扩散机制上有所突破，建立新的理论模型。
2 在研究方法上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e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DSGE)的分析方法。由于USGE模型将整个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系统中各主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与现实世界较为接近，并且刻画了系统中各因素的动态演变过程。进一步地，DSGE模型为使用校准方法进行模型参数计算和政策模拟提供了基础。此外，近年来宏观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在估计DSGE模型参数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可以使用贝叶斯方法在模型一阶最优条件的基础上估计出模型中的参数。因此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使用DSGE的分析方法系统刻画国际技术扩散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增长自主创新技术标准化
一、导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快速积累，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发展压力，可以预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得以转变，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势在必行。而技术标准具有的技术与制度双重属性，不仅自身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积累，也必将对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中之重，围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许多经济理论与经济流派。赫尔普曼教授集中研究了经济增长理论过去20多年的进展，并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影响经济的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经济、制度、创新能力等，综合国内外文献可知，其决定性因素主要有：生产要素的积累（x1）、全要素生产率（x2）、国际贸易（x3），经济收入的人均差异（x4）以及制度和政治（x5），这5个自变量的正向积累都对经济增长具有相应的促进作用，即：
δq=f（x1, x2, x3, x4, x5） （1）
本文将以“技术标准化”为自变量t，探讨t与x1，x2，x3，x4，x5的关系。如果t与这5个变量正相关，那么以x1，x2，x3，x4，x5为中间变量，可证明技术标准化t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即：
q+=f(x1(t+), x2(t+), x3(t+), x4(t+), x5(t+)) （2）
三、技术标准化与经济增长各要素的关系
（一）技术标准化与生产要素积累
生产要素的积累是经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索洛（r. solow）将经济的增长归结为生产要素的积累与技术的进步，把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在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中，以知识为承载的专业性生产要素体现的更为突出，这类生产要素具有外部性，能够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先决条件。美国战略管理专家波特也认为，若要通过生产要素获得国家竞争优势，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
作为实践中科技成果的积累，技术标准本身就是知识的集合。知识所产生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使得技术标准成为“活”的更高级生产要素。此外，技术标准化作为“获得的最佳秩序”，深化了知识资本，使其更加专业化，而专业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配置的手段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尤为的明显。因此，技术标准化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和专业化过程成为经济非线性增长的源泉，也就是说，无论作为高级生产要素本身还是在促进生产要素高级化方面，技术标准化都与生产要素正相关，即x1+=(t+)。
（二）技术标准化与全要素生产率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中剔除劳动和资本贡献后的部分归结为技术进步的贡献。索洛（r. solow）对1909—1949年间美国工业生产进行研究，证明其人均产量的增长中88%为技术进步的贡献。此后，丹尼森（e. denison）和乔根森（d. jorgeason）也论证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这一结论。我国技术经济学创始人李京文院士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科技富国论”，将科学技术水平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技术标准是技术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它的成功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技术标准的制定可从源头上提高后发国家高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追赶型国家的高科技产业提供跨越发展的技术，同时为国际高科技市场的竞争秩序提供更好的选择。由于技术标准化所带来的创新是过程的创新、相关产业的创新，是具有整体拉动效应的共谋型创新，因此，为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需选择那些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具有“共谋型”分配方式的产业，即x2+=(t+)。
（三）技术标准化与国际贸易
对于处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的国家，国际贸易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标准化在国际贸易中已经超越了本来的经济与技术属性，成为国与国之间设置贸易壁垒的隐形工具。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贸易结构与国内的产业结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具有互动效应。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进一步优化其产业结构，这就要求必须提升出口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整个出口贸易中的份额。
技术标准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制高点。谁能在国际贸易中制定标准，谁就能构建以知识产权为外衣的贸易壁垒，充分攫取国际贸易活动带来的报酬递增。当然，在国家贸易中制定标准的前提条件是该国拥有知识密集度更高，模仿更加困难的核心产品。因此，如果中国能在国际贸易中出口以高新技术为先导附加技术标准的产品，才能真正享受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惠及整个社会的高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外部引擎。因此，x3+=(t+)。
（四）技术标准化与收入分配
巴罗（2000）认为，收入的不平等似乎依据一国的发展水平，不同程度地影响它的增长速度，即收入越不平等，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越慢，而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越快。而赫尔普曼认为，收入的不平等将减缓增长。因为，资产分布的不公平将减低总的投资额，所以，社会越公平，经济增长越快。
目前，我国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仍占绝大多数，急需外部的新技术标准的注入实现产品创新，发展以技术标准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中国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开辟了新的途径。收入分配和就业机会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而“创新”租金的获取为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以技术标准化为特征的产品创新可以迂回性地和动态性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见，技术标准化战略在中国的实施和普及将能够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有利于推进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x4+=(t+)。
（五）技术标准化与制度
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和德姆塞茨都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制度决定了组织的成败，它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有时候更是充分条件。而制度需要不断的调整、优化，特别是需要随着技术进步进行调整；同样，技术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动态发展的。建立适合于推广技术标准化的产业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而根据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关系，技术标准化又在不断地促进制度的创新。
目前，低碳经济的发展，使得新的技术标准正在建立，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组织结构与交易成本。发达国家迅速建立低碳认证标志制度，占领核心专利技术，构建新的技术性措施，推行自己的低碳标准，创造低碳经济技术规则，从而建立新的赢利模式。低碳经济已成为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新的战略制高点，新的技术范式必将展现。因此，有必要积极进行碳税及各行业部门减排方法研究，迅速采用相关国际标准，建立自己的核心标准和各标准体系，推动相应的制度创新。可见，技术标准化能够改善社会调配和组织资源，促进低能耗、低污染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实现绿色经济时代的制度创新体系的构建。因此，x5+=(t+)。
四、结论
综上所述，技术标准化不仅能够深化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提高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贸易结构而改善产业结构，还可以消除一定的贫富差距和促进社会制度的改善。可见，技术标准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深远的正面影响，即式（2）成立。
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本国科学技术水平，并以科技水平提高带来的强大正外部性来实现引领国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最终目的。技术标准化已与经济的所有决定性因素结合在一起，不仅成为构建自主创新体系的框架，也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完备的动力来源。因此，技术标准化作为自主创新的最高形态，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将带动生产要素、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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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但对于整个经济，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而且还是内生的，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当新技术出现时，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增加其收益，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产品回报期较长，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由于其回收期长，前期回收率低，流动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并在本国积极传播，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们在引进技术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重复引进，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2009.14.
关键词：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社会分工
中图分类号：F015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22-02
一、对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继承与批评
适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而适度人口的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文·坎南在1888年提出明确。到20世纪，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接过了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大旗，从原来的“经济收益”变成“人均产量”、“人均收入”，从原来的静态适度人口研究转向动态人口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广泛。[1]但之前的理论受时代的制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
经济增长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人类因破坏环境而遭受了大自然清除式的报复，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坎南、索维等众多人口经济学家受到时代约束，在立论之初没有涉及可持续发展概念。
（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关系中所起到的内在影响分析不够清晰
坎南、索维等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适度经济人口的增加，但是坎南重点强调最大收益点的变化，没有对适度经济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作出进一步解释；而索维没有解释清楚在人口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相悖条件下经济适度人口是如何确定的。
二、理论假设条件及其基本范式
（一）理论假设条件
1.延安市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这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设，是以当前延安的平均福利条件为研究起点。研究延安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再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这样的假设有利于展开研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承认，使理论与现实更加贴近。
2.劳动力不能出现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同时延安市不存在大宗国际贸易活动。人口大量的流动，可以直接改变延安的经济增长，而大宗国际贸易活动则可以改变延安市的产出和消费结构，进而间接的影响了延安的经济适度人口。
3.延安市的人口增长是按照经济人口增长率增长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是指由社会分工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经济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增长而增长的，而是由社会分工来决定的。
（二）理论的基本范式
1.技术进步悖论。技术进步一方面造成环境破坏的加剧，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水平，换句话讲，技术进步既破坏环境也保护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工业的出现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环境问题日渐凸现的时刻，技术的进步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的支撑，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停止，只是放慢了脚步。
2.社会财富的增加等于产出与消耗的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指由劳动人群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创造的可以消耗和积累的社会物质。其中社会物质包括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务服务等。
三、模型构建及其解释
（一）基本模型构建
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是人们拥有的并运用于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资料只有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实现现实的生产并创造出产品来。[2]劳动力的增加为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技术进步是技术发展中渐进式的变革，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包括生产技术上的局部性的改进和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机器是排斥工人的”，技术进步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失业，即减少了经济适度人口。延安市的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不应当看作是失业，而是社会分工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可以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所以技术进步在延安市的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成本指福利的增加而消耗掉的社会财富。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只是数据上的增加，对人们来说，福利的增加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扣除福利的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数据就会很高，也就是说舍去福利的增加而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在数据上的变化。但是这样是不符合基本假设一中，已经规定的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的假设。所以在经济增长中，福利的增加是相当重要的消耗部分。
社会分工的增加使生存成本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使信息更加不对称，人的不确定性增加，必然造成生存成本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也导致福利成本的增加。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所以在延安市的福利增加上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将消耗函数用图来表示，就得到了图二，其中延安市的社会分工的增加与延安市的福利成本的增加是一个对等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增加必然使生产多元化和消费丰富化，人们得到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生活的条件是趋于更好，因此福利也是相应的在增加，而且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也是福利成本的承载者。所以福利成本和社分工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通过图二可以明显看出，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作为消耗的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分工的增加就会造成消耗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减少就会造成消耗的减少，影响延安市总消耗曲线斜率的因素是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增长率。生存成本增长越快，消耗曲线的斜率就越小，从而生存成本的微小增加就可以造成经济增长的快速减少。反之，生产成本增长越慢，消费曲线的斜率就越大，从而生存成本的巨大增加也不会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和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在总消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家强.人口经济学新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 经济周期 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进入了增长型的经济周期，中国GDP以年均9.73%的高增长率增长，这创造了前无古人的经济奇迹。要解释这个经济奇迹，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熊彼特创新经济周期理论。
一、熊彼特创新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
创新是熊彼特的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他的各种经济理论几乎均以“创新”观为核心。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当我们把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结合起来,生产其他的东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即实现了生产手段的新组合,产生了“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也就是“企业家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行新的组合,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熊彼特赋予其“创新”概念以特殊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的商品市场;控制原材料供应的新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总体来说,是指企业家对新产品的、新市场、新的生产方法和组织的开拓以及对新的原材料来源的控制。他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惟一职能,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创新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的创造作用。如没有创新,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产生，更谈不上它的发展。但是,任何创新必然是对旧的生产结构的破坏,因此,它总是一种“产业的变异”。另一方面,创新过程固然对旧的结构起着破坏作用,而它的本身却是“新组合”或新结构的创立过程,故熊彼特又把它称之为“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二、基于熊彼特创新经济周期理论对中国增长型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分析
通过回顾熊彼特创新经济周期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第一，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实际上指的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企业家引进的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就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对这些要素和条件实行新的组合、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促进着资本的积累、经济的增长。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辨证关系，技术创新决定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一定要适应技术创新的发展要求，同时，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也有着强烈的反作用。如果没有技术创新，那么我们就失去了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如果仅有技术创新，而没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与之相适应，那么很好的技术创新就很可能受到制度的束缚，而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另外，创新并不是发明，其成果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只要这种技术和制度比目前所使用的先进，那它们就是创新，而且这种创新必定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创新的高潮会带来经济增长的高潮，创新的低潮也会带来经济增长的低潮甚至是经济倒退。但是随着科技进步越来越快，创新的高潮所持续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从而经济增长所持续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尤其技术和制度后进型国家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会更大，效果会更明显。
中国正属于这种技术和制度（主要是管理方法）后进型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发达国家要落后50年以上，但是这种巨大的落后恰恰形成了巨大的创新潜力，经济的持续增长也需要这种创新潜力作为支撑。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需要进行资本积累（即投资），但是资本积累意愿的强弱取决于资本回报率的高低，而资本回报率的高低又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于技术创新的快慢。只有运用相对先进的技术才能生产出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只有技术升级才能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只有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才能让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因此，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中国正是依靠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才取得了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都是靠引进和模仿而取得的，这主要是因为:第一，通过研发来创新要求高投入，中国没有宽余的资金为其所用;第二，通过研发来创新具有高风险，而且往往引进技术的成本比自己研发要低。在世界历史上，日本就是这种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取得经济巨大成功的典范，在日本做技术跟随者的那40年（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末）里，日本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当其技术赶上欧美发达国家以后，日本的经济就开始低速增长甚至停滞不前。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时间同样决定于中国技术升级的潜力。
但是，如果在技术创新潜力释放的过程中，没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与之相适应，那么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将会大大缩减，而且也会使经济波动更加剧烈。中国增长型经济周期中也反映出这种情况，1991年前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比较大，那是因为政策性制度安排的变动比较大，并且不能与技术创新相适应，而1991年后的经济周期的波动则趋于平缓，这是因为自1991年开始，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各种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些制度创新相对很好地适应了技术创新的要求。因此，处理好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辨证关系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基本条件，我们在注重技术创新的同时，同样要重视制度创新。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非常大的技术升级潜力，所以中国仍然可以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维持目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要处理好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使二者齐头并进。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0
[2]刘恒:当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及形成机理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关键词：R&，D效率，高技术产业，大型企业，DEA方法
研发活动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源泉，其效率的高低不仅决定着这些产业研发经费投入的使用效果，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大型企业而言，尤其如此。因此，研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的研发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R&D绩效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主观评价法、文献计量法、投入评价法、多层面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因子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和数据包络分析(DEA)等[1]。本文主要采用DEA方法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研发效率，该方法在分析效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点。（1）DEA方法无需假定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仅仅依靠分析实际观测数据，采用局部逼近的方法构造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工商管理论文，就可以对生产单元进行相对有效件评价，具有较大的灵活性。（2）DEA不要求所有的被评价单元采用同一生产函数形式，故它满足“多元最优化准则”，每一个被评价单元皆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生产结构来达到效率最大化，而一般参数方法则追求“单一最优化”，相比之下非参数方法更符合实际情况。（3）对于无效单元，参数方法仅仅能说明无效程度即效率大小，而DEA方法不仅能计算出生产单元的相对效率，还可以指出无效的根源以及改进目标，给决策者提供较多的经济管理信息[2]。
DEA方法中的Malmquist指数法在用于分解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免费论文。首先，它不需要投入与产出变量的价格信息。一般来说，投入和产出的数据较易获得，而要素价格信息往往不够完善，该方法避免了价格的失真或不可获得导致的困难；其次，它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成生产效率的变动和技术的变动两个组成部分，这样就能够测算出效率和技术变动的情况工商管理论文，从而进一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缘于生产前沿面的移动效应还是效率提高的追赶效应；此外，它不必事先假设生产函数，从而减少了模型假设误差的风险。
2．数据来源
按照数据选取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比性原则，选取了1995-2007年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个高新技术行业大型企业的研发数据，以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R&D经费内部支出作为输入变量，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专利申请数作为输出变量，运用DEAP2.1软件对其研发效率进行了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3]。
二、相对效率分析
DEA方法可以在按规模报酬可变以及规模报酬不变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基于投入法中的规模可变的情况下，并通过多阶段的方法进行的相对效率分析。
1.以行业为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分析
（1）相对效率
从综合效率看，医药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三个行业的综合效率达到了DEA最优（见表1）。其中，除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之外的四个行业纯技术效率达到了最优；医药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的规模效率达到了最优；医药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航空航天器制造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减。
表1 行业相对效率分析
样本次序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报酬
医药制造业
1.000
1.000
1.000
crs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0.887
0.896
0.990
irs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000
1.000
1.000
crs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1.000
1.000
1.000
crs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0.893
1.000
0.893
drs
平均值
0.956
0.979
0.977
注：irs， crs，drs，分别表示规模收益递增、不变、递减。
（2）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
表2 行业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
行业
投入冗余
产出不足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R&D经费内部支出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专利申请数
医药制造业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1434.639
56290.174
37.683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平均
1434.639
56290.174
37.683
从行业的角度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中除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外，都达到了DEA有效（见表2）工商管理论文，即不存在DEA改进的余地。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存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在产出既定时，应增加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1434.639万元，或者在投入既定时，新产品销售收入增加56290.174万元，专利申请数增加38项，才能达到DEA有效。
2.以年份为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分析
从年份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研发相对效率有效年份为1995、1997、1998、2000、2004。根据DEA有效(C2R)既是规模有效也是技术有效的原理，对这五年目前的R&D投入来说，除非增加一种或多种新的投入，否则无法再增加产出量，或除非减少某些种类的产出，否则无法减少投入量。根据DEA理论的“投影”定理，可计算出使非DEA(C2 R)有效的各决策单元转变为DEA有效的目标改进值（表3）。1996年在保持现有产出水平的前提下，应减少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43361.809万元，同时减少R&D经费内部支出19206.876万元，或者增加新产品销售收入523012.716万元，增加专利申请数77项，才可使决策单元的R&D投入绩效转变为DEA有效。在出现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年份中，新产品销售收入冗余占全部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最大的年份为1996年，投入冗余占到了12.96%，，其次是2002年，投入冗余占比为3.65%工商管理论文，其余年份均在1%左右。也就是说，1996和2002年应大幅削减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才有可能达到DEA有效。对于R&D经费内部支出的冗余占全部R&D经费内部支出的比重最大的年份为1996，占比为2.19%，其次为2002年，其余年份占比都相对来说较低免费论文。因此可以看出，在1996和2002年出现了大量的投入冗余，应大幅度削减这些年份的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和R&D内部经费支出。对于产出不足问题，1996年和2002年出现了明显的产出不足，尤其是新产品销售收入。
表3 年度相对效率分析及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
年份
综合
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报酬
投入冗余
产出不足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R&D经费
内部支出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专利申请数
1995
1.000
1.000
1.000
crs
1996
0.278
0.524
0.531
drs
43361.809
19206.876
523012.716
76.290
1997
1.000
1.000
1.000
crs
1998
1.000
1.000
1.000
crs
1999
0.886
0.938
0.945
irs
8019.430
121932.234
3.399
2000
1.000
1.000
1.000
crs
2001
0.569
0.678
0.839
drs
3526.611
3273.362
229501.027
52.333
2002
0.153
0.369
0.415
drs
53837.601
48457.798
749082.579
100.822
2003
0.699
1.000
0.699
drs
2004
1.000
1.000
1.000
crs
2005
0.633
0.663
0.955
irs
1327.376
184607.76
23.359
2006
0.567
0.805
0.704
drs
10776.720
10581.807
168204.741
31.543
2007
0.211
0.455
0.464
drs
42849.723
36542.523
574193.639
87.532
平均值
0.692
0.802
0.812
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因素分解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R&D效率malmquist指数的平均增长率为1.1%（见表4），这说明在13年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R&D效率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率上升了2.6%，除此之外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从时间序列来分析，2000年malmquist指数增长幅度最大，平均增长率为73.8%，1998年下降幅度最大，为44.6%工商管理论文，这可能成为全国malmquist指数增长幅度不大的原因之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malmquist指数波动幅度较大。
表4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解
年份
效率变化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1996
0.941
1.248
0.960
0.980
1.175
1997
0.907
0.618
0.939
0.966
0.561
1998
1.218
0.455
1.134
1.074
0.554
1999
0.950
1.614
0.945
1.005
1.533
2000
0.953
1.823
1.052
0.906
1.738
2001
1.033
1.255
0.966
1.069
1.297
2002
0.966
1.339
0.955
1.011
1.293
2003
0.892
0.712
0.904
0.987
0.635
2004
1.116
1.495
1.148
0.973
1.669
2005
1.093
0.617
1.051
1.040
0.674
2006
1.001
1.209
0.993
1.008
1.211
2007
0.822
0.984
0.940
0.874
0.809
平均值
0.986
1.026
0.996
0.990
1.011
注：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
我国高技术产业五大行业R&D活动的技术进步率平均增长了2.6％，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了1.1％，规模效率平均降低了1％，纯技术效率平均降低了0.4％。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五大行业R&D活动取得了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小幅提高，但企业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出现小幅下降趋势。五大高技术行业中，除了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R&D活动的技术进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外，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器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R&D活动的技术进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取得了明显提高（见表5）。
表5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行业Malmquist指数
行业
效率
变化
技术
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
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医药制造业
1.000
0.972
1.000
1.000
0.972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0.970
0.931
1.009
0.961
0.903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0.966
1.052
0.978
0.987
1.016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0.984
1.081
0.994
0.990
1.064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1.009
1.103
1.000
1.009
1.113
平均
0.986
1.026
0.996
0.990
1.011
三、结论
采用相对效率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R&D效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中主要是技术进步的贡献[5]，全要素生产率年度间波动幅度较大，反映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甚至出现效率低下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李军.中国各地区R&D投入效率评估[D].重庆大学.2007
[2]师萍.科技投入制度与绩效评价[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3]马京奎，张为民．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4]盛昭瀚．DEA理论、方法与应用[M]．科学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