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6 16:27:36
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到57％左右；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超过78％。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和长期来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制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存在的必然结果。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在新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如不尽快打破，长期来看，将加剧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呈迅速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放慢。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增长不能同步，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一般只占15％左右，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因此若仅依靠农业，农民收入不可能获得大幅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住房、汽车等商品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这些行业的高速成长，标志着我国工业化进入新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这也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1996年至200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75万亿元，但工业部门就业减少2000多万人。1999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23.0％，2002年下降到21.4％，工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较弱。同时，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的农村工业，为了生存发展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少。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良种、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村机械与能源使用的显著增长，都使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按照1988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所需总劳动力为2.33亿人，而按照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需要1.3亿劳动力，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
由于以上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工业就业人口增加缓慢甚至减少。就业压力集中到第三产业。据统计，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1999年第一产业为50.1％，2000年至2002年保持在50％；第二产业1999年为23.0％，到2002年下降到21.4％；第三产业1999年为26.9％，2002年达到28.6％。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资本增密”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要转移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靠工业化增加就业是做不到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解决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
加快城市化扩大消费需求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经济增长；消费需求
中图分类号：F124．7，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2)―0037―08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变动状况
国内学者一般用城乡居民收入比率即城镇居民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 比，测度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状况，但该指标存 在一定缺陷，即没有考虑城乡价格水平的差别对城 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另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未考虑城镇居民享有的公费医疗以及教 育、住房等方面的补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未 考虑农村居民来年扩大再生产的费用支出。因此， 简单的使用该指标测度城乡居民收人差别状况，实 际上不能准确反映城乡居民的真实收入差别。当 然，限于统计数据的缺乏，要测度出城乡居民的真实 收入差别很困难，本文立足于在数据可得的范围 内，尽可能的修正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力求使其更 接近于城乡居民的真实收入差别。
1．调整的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 比。我们首先利用可得的数据对城乡居民的收入进 行调整。调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于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加上各类人均补贴 (包括住房、卫生、教育等)，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等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扣除下年度生 产扩大的人均费用支出增量，加上农村居民各类人 均补贴(包括卫生、教育等)。调整的城镇居民家庭 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于调整的城镇居民家庭可支 配收入除以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的农村居 民家庭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于调整的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再 由于受数据资料的限制，城乡居民的各类补贴我们 仅考虑卫生费补贴，农村居民扩大再生产的费用支 出增量仅考虑生产用固定资产和化肥农药的增量支 出。调整的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我们通过上述方法测度的城乡差别状况。
2．两种城乡居民收入比率的比较。我们将调整 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率(调整的城乡居民家庭实际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和未调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率 (未调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率)相比较， 两种方法测度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变动趋势基本 一致，即1985―1994年呈扩大趋势(除1990年略有 下降外)，1995―1998年呈下降趋势，此后城乡居民 收入差别又呈扩大趋势。另外，调整的城乡居民收 入比率曲线的波动幅度要低于未调整的城乡居民收 入比率曲线。以1996年为分界点，1996年以前(包 括1996年)以调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测度的城乡 居民收入差别高于未调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率的测 度结果，1996年以后则低于未调整的城乡居民收入 比。从两种方法的测度结果来看，无论用哪种方法 都反映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别过大的状况，我国的 城乡差别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1.5倍的平均水平。 这必然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 对经济增长的约束
我们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作为被解 释变量，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 U1纯收入作为解释变量，样本区间为1985―2003，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计量结果如下：
Y=-130．79+0．76TI+1．06UI (-3．24) (17．40) (7．93) R2=0．999，S．E．=75．39， DW=1．63，F=12309，50 计量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均促进了 经济增长，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要大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单位，可以促 进人均GDP增加1．06单位，而城镇仅为0．76单 位。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 大，农村居民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 然抑制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城乡 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约束的作用机 制。
1．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扩大通过消费需求变动制 约经济增长。
我国的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呈下降趋势，而这当中城镇居民的消费贡献 又呈上升趋势，作为人口主体的农村居民消费贡献 却呈下降趋势。这当中固然存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调控等因素的影响，但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变 量，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肯定是影响上述 变动趋势的主要因素。温特劳布1983年阐述了收 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他认为高收入者的平均 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高，因此，如 果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集中于消费倾向较 低的高收入者手中，则会降低全社会的消费倾向，消 费需求就会不足。按照这一假说，我国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过多地集中于城镇居民，会降 低全社会的消费倾向，抑制消费需求的扩张，从而使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扩大对消费需求扩 张的抑制。我们以居民消费水平C为被解 释变量，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TI和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UI作为解释变量，样本区间为1985―2003，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计量结果如下：
C=－64．74+0．27TI+0．75UI (-2．84) (10．75) (9.86) R2=0．999，S．E．=42．69， DW=1．16，F=8141．51
计量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推动 了居民消费，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增长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同，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增加l单位，可以使居民消费水平提 高0．75单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单 位仅可以提高0．27单位。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居民 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增加农村居民收人 比城镇居民收入增加可以更快的提高居民消费水 平，扩大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从另一方 面也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居民收入 相对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抑制消费需求 的扩张规模，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2)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约 束。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 向总体呈下降趋势，这符合凯恩斯的随着收入水平 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但从城乡居民的 消费倾向对比来看，一般来说，由于城镇居民收人高 于农村居民，那么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应低于农村 居民，而数据显示只有1989―1996年符合这一规 律，而1985―1988年和1997―2003年，城镇居民消 费倾向高于农村居民。这可能是由于上世纪80年 代，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其长期收到压抑的消 费释放，因而消费倾向偏高，而1997年以后，农村居 民收入提高缓慢，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难以进行，城 乡之间出现消费断层，抑制了农村的消费增长，使其 消费倾向下降，甚至低于城镇居民。由此来看，我国 的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变动似乎并不完全符合温特劳 布的假说。Q)。这里对此问题暂不进行探究。我们 仅考虑其对我国消费需求，进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
我国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TC和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消费性支出UC作为解释变量。在0．05的 显著性水平下，计量结果如下：
Y=-305．34+1．20TC+0．80UC (-4，97) (16，55) (3．33) R2二0．999，S．E．=99．74， DW=1．89，F=7029．36 计量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增 加，通过消费需求扩张拉动了经济增长，城镇居民消 费性支出增加1单位，可以拉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增加1．2单位，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增加1单位，可 以拉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8单位。说明相对 于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较弱。但由于农村居民收人水平低于城镇居 民，其边际消费倾向会较高，因而增加农民收入，缩 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以较大幅度增加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水平，从而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城乡居 民消费倾向的下降，显然会抑制城乡居民消费性支 出的增长，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2．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扩大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变 动对经济增长的约束。
(1)城镇劳动力价格提高过快，降低了劳动力 资源的配置效率。我们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来 源的国有单位职工工资、集体及其它经济类型单位 职工工资、职工从工作单位得到的其他收入、个体经 营劳动者收入、被聘用或留用的离退休人员收入、其 他就业者收入和其他劳动收入之和作为城镇劳动者 获得的劳动性收入山。再根据农村居民家庭人口和 劳动力人数，可以计算出农村劳动者的人均劳动收 入。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来源的工资性收人家 庭经营纯收入作为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再根据 农村居民家庭人口和劳动力人数，可以计算出农村 劳动者的人均劳动收入。
我国城乡劳动者人均劳动收 人差距呈扩大趋势，这意味着城乡劳动力价格的差 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固然有城乡劳动者素质存在 一定差别导致城乡劳动者劳动收入差距的合理因 素。但就我国城镇工人从事的大部分工作来说，农 村劳动者经过简单的培训都可以从事。在这种情况 下，一方面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城镇 劳动力的价格远高于农村居民，显然不利于劳动力 的合理利用。按照企业最小成本原则，其对要素的 使用应使各种要素的边际物质产品与其价格的比率 相等。在城镇劳动力价格不合理提高的情况下，必 然使企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减少，而更多的使用资 本等其它因素。这样，在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 的情况下，这种要素使用偏向的变化必然会造成劳 动力资源的浪费，降低资源的利用效率，制约经济增 长速度。
城乡劳动力价格的这种不合理差距，还体现在 农村居民人均劳动收入低于在各行业职工中工资最 低的农林渔业职工工资和城镇和乡镇企业 职工工资比。城 乡居民同类劳动不同劳动报酬的问题。进一步证实 了城乡劳动力价格差距的不合理，从而会影响资源 的合理利用，制约经济增长。
(2)降低资本的利用效率，抑制了投资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对投 资及其效率的抑制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决 定的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对投资水平和结构的制约 上。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扩大导致投资乘数下 降。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扩大，会降低社会边际消费 倾向，而这必然使投资乘数降低，抑制投资对经济增 长拉动作用的发挥。这也会使在经济衰退时，国 家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所使用的财政投资规模更 大，从而挤出更多的私人投资，降低全社会投资效 率，造成资本的浪费，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其次，城 乡居民收入差别过大导致城乡消费结构断裂。城乡 收入差别的扩大，形成了城乡不同的消费结构和城 乡消费断层。这样，由于城镇消费升级形成的对 相关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导 致相关产业的过度膨胀。在城镇市场饱和后，没有 农村市场的接续，而出现产能过剩，又导致相关产业 的萎缩。这样导致大量企业在产业结构的波动中倒 闭，形成资本的巨大浪费，制约了经济增长。再次， 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产 业结构不合理，这样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制约着经济 增长速度的提高。计量结果表明，非农产业结构偏 离度每提高1％，经济增长率将因此下降0．58％。 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将有利于促 进经济增长。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农 村居民的服务需求极小，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 困难，增加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抑制了经济 的增长。
3．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扩大通过影响社会、资源 和环境对经济增长形成约束。
城乡差距的扩大，农村居民不能与城镇居民一 样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会逐渐产生相对剥夺感， 也就是认为城镇居民的相对富裕是依托于农村居民 的相对贫困的，这缘于对农村居民的分配不公。这 样就会导致城乡关系的对立，不利于社会稳定，构成 经济增长的潜在风险。再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扩大，农村居民为了尽快脱贫，对当地资源进行掠 夺性开采和使用，不但造成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破 坏和浪费，而且由于滥砍滥伐、过度放牧等导致水土 流失、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 严重的潜在风险。
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别， 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
通过以上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扩大对经济 增长约束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尽快缩小城乡差别， 才能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经 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其关键在于想方设法尽快提高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采 取相应措施：
1．调整改革农村经济结构和体制，改造传统农 村经济。
(1)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首 先要抓好农村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根据当地的自然 条件，主要种植某种农作物，形成各类农作物的生产 基地。这不但有利于形成规模优势，还有利于培养 农民的专业技术和农业专项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 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其次，应结合 种植业优势，发展相关产业。逐步实现“种、养、 加”，“农、工、贸”一体化发展。再次，各地还可以 根据当地自然资源和文化特点，发展各种非农产业， 如开发民间艺术、发展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矿产 品的开采加工业(当然要注意合理开采利用)等，这 些都有利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2)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但分散独立经营的农 户面对“大市场”时，很难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这就导致“谷贱伤农”现象的屡屡出现。究其根源 在于农村经济发展达到新水平后，未能及时推进农 村经济体制的创新。因此，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对于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就十 分必要。当前，可以采取“龙头公司+农户”等模式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将有助于解决小农户与大市 场的矛盾；再就是建立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允许土 地的转包和转让，不但可以避免因农民进城务工造 成的土地荒芜现象，还可以促进农业经营的集约化 和现代化发展。
2．加大对农村的财政金融支持，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
(1)财政支出向农村倾斜，城镇反哺农村。国 家财政首先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 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业的防灾抗灾能力。 其次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资，推进农业科技的发 展和推广，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再次国 家应加大农村的扶贫开发力度。通过移民、救济与 开发扶持相结合，使贫困地区尽快脱贫。第四，合理 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国家财 政应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时，通过给予农 业生产资料生产企业补贴来抑制其价格上涨，实行 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保证农业的收益水平。从而 提高农民收入。第五，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 的综合治理的投入。不但可为农业生产创造良好的 生产条件，还可以提高农产品品质，保证食品安全， 提高农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第六，加大对农村的 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等的投入。通过为农村居民提 高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普及科技文化知识，不断提高 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 医疗卫生服务，增强农村居民体质和农村的防疫应 变能力。这些措施都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 农民收入的增加，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2)加大对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首先要发挥 财税杠杆的调节作用，鼓励农村信贷的发放。我国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及农业生产易受自然条 件影响和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信贷的分散性、 小额性、长周期以及高风险，加大了金融部门的交易 成本和风险。由于金融产品为非公共产品，农业发 展自然难以获得金融支持。因此，必须发挥财税杠 杆的作用，对于农业信贷发放给予营业税、所得税等 方面的优惠，以降低金融部门农业信贷的风险，提高 信贷收益，鼓励农业信贷的发放。其次是加大农业 政策性金融支持。应该不断完善农业发展银行作为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使其更加合理高效地 为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农业综合开发提供资金 支持，对推动农村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第三，加快农 业组织创新，扫清对农业金融支持的障碍。加快农 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如建立龙头企业等，改变传统农 业经营的分散性特点，有助于解决农业信贷支持不 足与我国农业生产和经营局限之间的矛盾。因为 龙头企业可以集中农户的小额贷款为大额贷款，同 时规模化农业企业经营的特点也降低了农业生产的 风险，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收益率，这就降低了农业信 贷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为农业发展切实获得金融支 持扫清了障碍，从而有利于农业信贷的增长，加快农 业发展。
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1)逐步消除城乡政策性壁垒，消除城乡歧视，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逐步消除目前存在的城 乡之间存在的户籍、教育、就业等政策性壁垒，降低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成本，促进城乡劳动力的 合理流动，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促进农 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这不但有利于提 高农村居民收入，还可以更好的发挥我国劳动力资 源丰富的优势，提高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2)推进城市化，提高城市吸收农业剩余劳动 力的能力。只有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才有利于发挥 产业聚集的扩散效应，促进生产和生活服务等第三 产业的发展，大幅度提高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能力，尽快达到二元经济转换的拐点，从而形成城 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对于我国推进城市化 的道路，应注意发挥现有城市的吸纳能力的同时，发 展新城市，走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 道路。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就 我国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其吸纳就业的能 力大大高于第二产业。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 助于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有助于农村剩余劳 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 距。目前，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应该注重流通部 门和生活服务部门的发展。这是因为我国农业人口 总体文化素质不高，流通部门和生活服务部门所要 求的技术含量低，对劳动者文化素质的要求不高。 因此，加快发展这些部门，有利于扩大对农村劳动力 的吸纳能力。另外，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 向集约型的转变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往往会 导致对劳动力的节约使用，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因此，要缓解这一矛盾，就 必须在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注意选 择一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4．改革再分配体制，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1)减免农业税和不合理收费，减轻农民负担。 应采取措施保证中央和国务院减免农业税费的各项 规定的落实，如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发挥农 村居民的监督作用，建立政策落实信息反馈机制等， 保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应 探讨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如逐步推进农村税 费制度改革，废除现在对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而将 农户视为个体工商户，征收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从 而统一城乡税制，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税制格局加给 农民的不合理负担。
提 要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新形势下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应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市化。 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到57％左右；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超过78％。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和长期来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制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存在的必然结果。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在新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如不尽快打破，长期来看，将加剧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呈迅速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放慢。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增长不能同步，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一般只占15％
关键词：收入分配；投资率不继续增加；降低储蓄率；结构转型；产业内变化；垄断企业
中图分类号：F124；F224
本文涉及的收入分配概念不是指居民间的收入分配，而是指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因而不讨论与基尼系数相关的概念问题。笔者认为这样的收入分配对于经济结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优化经济结构，也必须从调整这三个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来着手。
一、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投资与储蓄率双高
首先从投资率与储蓄率的情况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 （见图1）。实线代表储蓄率，它在不断增加，尤其是2000年以后，储蓄率增长得非常快。下面的虚线是投资率，2000年以后，中国投资率的增加也很快。储蓄之外的就是消费，包括政府的消费和居民的消费。这是笔者要强调的。2000年，居民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46.44%，至2010年，短短的10年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6.44%下降到33.8%，下降了12.6个百分点左右。在10年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有人认为我们的投资率太高，一旦讨论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时候，因为政府部门直接控制的手段是有限的，而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投资。所以关于政策方面的讨论，必然涉及投资率。为了证明中国的投资率确实较高的现象，笔者在下文将通过一些数据来对该现象进行观察分析。
中国的储蓄率在过去20年中增长得较快。通过横向比较看世界各国的投资率，据2009年的数据，世界范围内投资率比我国高的国家有12个，分别是基里巴斯、苏里南、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绍尔群岛、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博茨瓦纳、巴林、格林纳达、巴哈马等12个国家。从经济研究上来说，学者较为关心的是沙特阿拉伯，其他11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投资率都比我国低。
（一）边际投资回报率是否低于投资成本？
要判断投资是否太多，首先要看投资是否可以带来回报。这是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一直在做的分析，采用GDP核算数据来计算总体的经济回报率。图2是调整价格因素后的税后回报率，是实质的回报率。从图中曲线走势看，1993年的实质回报率是15.7%，在此之后尽管有波动，但总趋势是稳步下降的，一直下降到近期的5%左右。
5%是否太低？不能简单说这个回报率太低。需要强调的是，因为平均的回报率包括各种各样的投资，如果投资的回报率是5.1%的话，投资回报率比较少的企业的回报率就会更低。如果看边际回报率，边际回报率恐怕要远远低于资本的成本。当边际投资带来的回报率低于资本的成本的时，证明投资过多了。
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过去几年的高投资率是反常的现象。尽管从2000年开始的投资率不断增加，但从2008年开始的高投资率是更加反常。
（二）高投资率导致低效率的改善？
图3中，上面的线是人均GDP增长，有一定的波动，可以做为增长的核算来观察人均GDP增长的来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的增长，二是物资资本，三是效率的提高。物资资本是用单位GDP的资本存量来衡量，即生产1元钱的GDP所需要的资本。如果单位GDP的资本存量增加，那么它对增长就有贡献，就会提高增长。如果单位GDP的资本存量下降，它对GDP产生的影响就是负面的。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这4年中，代表物资资本的绿色柱状比重比较大，物资资本处于增长状态，即单位GDP资本存量处于增长状态。4年中，资本产出比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在增加。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在此之前尽管有变动，但幅度不是很大。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产出比应该是比较平缓，没有太大波动的。但是，在过去4年中，我国的资本产出比却有大幅度增加。蓝色柱块代表的TFP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即效率改善的速度在降低。当然，我们很难证明效率的降低是由于投资太快造成的。效率降低有诸多原因，如运气、外部的环境，也可能有周期性的原因。但是，也不免怀疑效率的降低可能是由于投资增长太快造成的。
表1中笔者分解了GDP增长的几个来源。1979-2007年，资本产出比的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是很小的。尽管投资在不断增长，但它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匹配的。2008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的增速每年是5个百分点。最后一列是TFP，即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1979年-2007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8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平均每年增长2.2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的高投资率是反常现象，一直维持如此高的投资率也是不应该的。高的投资率伴随低效率的改善。
过去4年中，资本产出比的上升这么快，笔者认为结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投资率不宜再继续上升。目前投资率已经超过48%，如果继续上升的话，会对社会福利造成负面影响。
（三）改善投资效率重于增加投资率
有人认为我国的人均资本占有量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为什么不能更多投资，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呢？这个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效率的增长是稳步的，不可能立杆见影。我国目前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是缓慢平稳的，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应该随着全要素生产力的平稳增长速度增长而增长。尽管人均资本占有量还很低，但并不代表投资率应该更高。
提高投资率并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今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投资率，今年的GDP增长速度会增加，但如果明年不继续提高，GDP的增长率又会回落。基于这些考虑，笔者认为不宜进一步增加投资率，更重要的是改善投资的效率。投资回报率的降低不仅是因为投资过多，同时也由于投资效率在恶化。
尽管我们的人均资本占有量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长期来说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投资需要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匹配，而全要素生产率是稳步增长的，所以投资也应该是稳步进行的。提高投资率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不宜进一步增加投资率。而需要努力改善投资的效率。
二、投资率不再增加的办法：降低储蓄率
怎样保证投资率不会增加？基于投资与储蓄的密切关系，下文将研究如何保证储蓄率不继续增加。只有了解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才能找到不继续增加储蓄率的办法。关于这方面的诸多讨论都集中在居民部门的储蓄问题上，如房价的高企、性别比的失衡造成了房价的过高、购房需要首付、金融系统欠发达不能百分之百地拆借资金等等，因此需要储蓄。居民部门的储蓄确实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不能仅观察居民部门的储蓄。原因如下：
2000年居民消费率为40%，2010年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3%。假如政府、居民和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没有改变，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是与2000年一样，一个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告诉我们居民部门的储蓄率需要从30%增加到50%，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消费率下降12个百分点的结果。在10年中，居民部门储蓄率从30%增加到50%，笔者预计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如果仅看居民部门是不够的，一定要看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这是必须要看的，回避不了的。
（一）政府与企业部门对储蓄率整体增加的贡献较大
这样的收入分配到底怎么样？因为掌握的数据有不同来源，有很多不同的结果，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资金流量表即将，也许由此可获得更多信息。笔者目前没有用这些数据，只是用自己的调研数据加上统计局的数据，也许权威性值得考究。图4中，代表居民部门平均储蓄率是蓝色曲线。从1993年至今，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是比较稳定的，在30%上下浮动，但它不能解释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6%下降到33%的现象。唯一的可能因素应该是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在下降。
我们也是用这种办法来计算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见图5）。数据表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65%降到50%。这是非常严重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降低很多。前文提及居民消费的问题需要看收入分配。居民消费之所以降低这么多，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就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当然还有政府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很明显，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二）居民不消费的原因来自其收入占GDP的比重减少
这是储蓄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居民之所以不消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储蓄率增加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减少。
什么因素造成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下降？为什么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呢？仍然有很多原因。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收入、钱存入银行获得的利息收入、投资获得的红利、退休后从政府拿到的养老金等等。如果是个体户，还有盈利。同时，还要纳税，要进行社保缴费，会减少可支配收入。这些因素到底哪一个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影响最大？一个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中最主要成分，居民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下降。居民部门经营性留存、财产收入占比都有下降。再分配过程也减少了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
（三）结构转型、产业内变化与垄断力量致使居民收入占比下降
劳动者报酬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些原因并不是政策造成的，也不是政策所能改变的。经测算，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即农业部门占GDP的比重，在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小，而其他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和工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1.结构转型
为什么这样的结构转型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在图7中，左图是建筑业、第三产业、工业、农业的劳动者报酬的变化，右图是劳动者报酬在这四个部门中的水平。农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85%、90%，建筑部门占70%左右，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报酬占50%左右。假设90、70、50，总体的劳动者报酬是这三个数的加权平均。90的权重在不断下降，而50的权重在不断上升。这样的结果造成总体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在下降。农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是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不是政策造成的，也不是政策所能改变的。
前文论及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主要原因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而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结构转型。
2.所有制改革
除了产业之间的变化，还有产业内部的变化。产业内部是工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也在下降。用企业数据分析发现，工业部门内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所有制的变化。即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较高，而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较低。当国有企业在工业中的份额越来越小的时候，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同时，国有企业内部的占比在下降。以前国有企业有很多剩余劳动力，现在越来越少了。所有制的改革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所有制改革非常有必要，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非常有必要。但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
3.垄断力量的变化
除了结构转型和所有制变化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垄断力量的变化。有垄断势力的这些行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变得更大了，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垄断企业中的员工收入这么高，怎么可能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因为它的利润同时更高，两个都增加的话，只要一个比另一个增加的快，相对比重会发生变化。垄断企业的利润很高，劳动者收入也高，但利润比劳动者收入高得更多。所以垄断企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是相对比较低的。如果垄断企业变得越来越多，全社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也就会增加。
因此，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他都可以忽略不计。一是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型，二是国有企业的改制，三是垄断企业的增加。前两个不应该逆转，第三点应该是我们努力去改变的。
三、政策建议
第一，在要素分配中，政策影响空间有限。由于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替代弹性为1，提高工资会减少就业，但不会提高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税制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垄断也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因此要减少垄断。税收过重对劳动收入有更大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
第二，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是导致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最主要原因。居民部门经营性留存、财产收入占比都有下降。再分配过程也减少了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五险”缴费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左右，有些地区更高。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社保缴费率之一。参与率低，企业缴费最终会转嫁到员工身上，社保缴费挤占了员工的劳动报酬，不利于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甚至可能减少了总体消费。
第三，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特别是投资于外国资产的渠道 ；提高存款利息 ；增加企业分红。有人提议增加工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增加劳动者报酬。但增加工资的副作用是降低就业的增长。我们用同样的数据进行了估计，当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时候，就业增长会减慢一个百分点。这两个效果正好是取消了。增加工资给劳动者报酬，会增加每一个有工作人的报酬，但不能增长所有劳动者报酬的总和。就是因为增加工资以后，参与劳动的人数会降低。
第四，合理分配国有企业的分红。国有企业分红应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国有企业的分红应当用于民生项目，特别是加强社会保障，减少过度投资，改善公司治理。
第五，实施社会保障的综合治理方案。降低社保缴费率，促进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参与；用国企分红支持社保：社保缴费率高是因为在抚养比下降因而应该积累的时候没有积累。国企的退休人员的负担由全社会来承担。 推迟退休年龄，有效利用老年劳动力。
参考文献：
[1]孙文凯，路江涌，白重恩.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J].经济研究，2007，（8）.
[2]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
[3] 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5）.
关键词：开发区 人口特点及需求 研究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08（b）-0121-02
近年来我国的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类开发区在人口增长特点、居民需求等方面与城市有很多不同之处。文章通过对国内相关类型地区人口增长的一般规律研究，总结出此类地区人口的需求特性，该方面的研究作为地区发展的基础研究将对该类地区的各方面规划和建设起到指导作用。
1 开发区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1.1 人口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暂住人口比例高
由于开发区管理模式遵循市场经济要求，相对于其他行政区域而言，制度束缚较小，劳动力自由流动更为频繁。当开发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吸引大量外来人口，人口增长方式主要是机械增长。
人口机械增长推动人口增长的发展模式之下，开发区暂住人口比例较母城高。广州开发区暂住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达到58%，而广州市仅为37%，开发区暂住人口比重较母城高21%。宁波开发区也体现出类似特征，地处长三角的宁波市由于外来人口较多，暂住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较高，达到45%；宁波开发区暂住人口更高，达到50%，较母城高5个百分点。
1.2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
由于开发区人口集聚的主要动因是就业岗位吸引的外来劳动力，从人口迁移选择来说，年轻人口迁移活性更高，因此将造成以外来劳动力为主要人口增长来源的开发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
以青岛市黄岛开发区为例，据第5次城市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来看，黄岛区劳动年龄人口在常住人口中比重较高，达到总人口数量78.5%，同期青岛全市平均水平为73.5%。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将使开发区人口中就业人口比例较高。
1.3 就业人口中通勤现象较为普遍
开发区定位为专门的经济功能区，开发区就业人口中的通勤现象较为普遍。尤其在开发区成立的初期，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在开发区就业而在母城居住的通勤现象较为常见；当开发区进入发展期后，随着房地产业的兴起和相应的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就业通勤人口的人数比例将会下降；至成熟期，开发区将发展成为二三产业较为协调的新城，通勤现象减少。
1.4 劳动参与率高
劳动参与率指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用于衡量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状态的指标。一般而言，劳动参与率表现的是劳动者自身的选择倾向：是喜欢休闲还是工作。它不仅和家庭经济、自身工资等特征有关，而且还和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能力、经济水平、市场容纳力有关。同时，受教育水平也将对劳动参与率带来影响。一般而言，由于外来人口（特别是乡-城转移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受到就业机会的驱动，因此其劳动参与率一般也较高；另外，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参与率总体呈逐渐降低的态势。比较上海浦东新区不同户籍构成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知，浦东本地户籍人口劳动参与率与居住在浦东但户籍在上海市其他区县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曲线较为类似，而居住在浦东、户籍所在地在外省市的人口（外来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则较其余两类人口高很多，特别是15～25岁以及45岁以后外省市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大幅度领先于两个年龄段的其他两类人口。
2 开发区人口需求特点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居民的每项活动所处的时间段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开发区人口需求与每次活动的程序和思路有关，另外还和活动的时间和频率密切相关。一方面说的是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居住环境，这是实现人居目标的一项准则，另一方面则是对住区环境评价的标准。居住区的服务设施对于形成生活环境非常重要，对于不同类型的生活活动有着相关的影响。居民的生活和环境是相关的，所以为了使小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提高，小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应当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例如居民对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等需求。
2.1 工作日活动规律性
在工作日中人们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这与正常家庭受制于工作单位的上下班时间有密切关系，另外也和家庭内儿童的上下学时间有互动关系。对此，在规划小区内及周边的公共服务分布时应当予以考虑。其中，商业是公共服务中与居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特别是小区内邻近生活半径的商业分布，其分布应当充分考虑到居民生活的规律，力图使小区住户生活方便，这样也能提高周围商户的经济效益，一举两得。
2.2 假期期间呈现多样性
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调整假期制度，以更加方便居民的假期生活。有数据显示：一个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在教育、文化、娱乐和旅游方面的支出增长为25%，其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的增长为45%，旅游消费方面的支出增长为24%，文化娱乐消费方面的支出增长为21%。可见假期期间普通居民的非日常生活呈现出日益丰富的趋势，在社会政策给予时间上的保障的同时，对于生活硬件的需求也被提了出来。类型也有区别，具体表现为不同种类的生活区和不同生活类型的人群，另外，居民对居住区服务配套设施的需求也出现了差异； 收入较高的居民更关心基本需求以上的精神方面的需求，而低收入者则更加关心是否具备必需的生活配套设施。
2.3 使用时间的分段性
在一天不同的时间段内，对不同公共配套设施居民的使用频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中发现不同人群对公共配套设施的不同要求：上班一族和学生更多倾向于对咖啡厅、图书吧等精神交流设施的诉求；老年人对于养老和医疗方面的设施有更加强烈的诉求；而对于商业模式而言，人们更加倾向于大型的超市而非旧时的百货商场。无业赋闲人员或者家庭主妇则更加倾向于菜市场等生活日用品设施空间。
综合以上对开发区人口特点和需求的研究，在城市规划布局中应关注人口需求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着重体现多样性、适宜性和便捷性，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宜业宜居的开发区。
参考文献
关键词：对外贸易；FDI；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一、对外贸易、FDI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关文献综述
（一）对外贸易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孙永强、万玉琳（2010）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区域、分阶段地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魏浩、刘吟（2011）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进口贸易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出口贸易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口贸易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而出口贸易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吴磊（2011）研究指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不均衡会带来收入差距的问题。袁冬梅、魏后凯、杨焕（2011）的研究发现我国贸易商品结构总体不断优化，对城乡收入不均衡的状况起到了缓和作用。张杰、黄应绘、郑建华（2012）认为外贸因素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其影响程度要高于外资因素。陈会贤、邵宪宝（2012）研究表明，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对外贸易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对外贸易扩大了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赵玉香（2010）则认为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而加剧，贸易顺差的改善将会增加外汇占款。文娟、孙楚仁（2009）提到出口贸易的持续发展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充分发挥了中国劳动力的比较成本优势，显著改善了中国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状，而进口贸易可以改变商品价格，进而缩小收入差距。
（二）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何枫、徐桂林（2009）的实证分析表明，提高外资依存度将会拉大收入差距。赵丹、张尧（2013）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速度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范爱军、卞学字（2011）通过构造VEC模型得出：FDI缩小了收入差距，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对进口则有替代作用。沈颖郁、张二震（2011）分析得出FDI通过区位选择以及影响就业来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阚大学、罗良文（2013）通过研究分析指出，人力资本较低时，FDI拉大了贫富差距，人力资本较高时，FDI缩小了贫富差距。戴枫（2010）认为FDI扩大了我国各省和自治区内部的收入差距，但是却缩小了地区间的工资差距。钟晓君、刘匝В2013）指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利于广东省各服务业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生产性与消费业的行业收入差距。葛菲、代飞（2013）发现如果持续投入FDI，会使制造业的收入差距呈倒“U”形变化趋势，进而分析得出FDI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结论。李梦杰、蔡茂森（2009）指出FDI通过区位选择和劳动力选择的相对集中，加剧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岳文静（2012）通过研究发现水平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垂直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则会扩大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李仁宇、杨文兵（2013）分析指出外资的进入规模进一步提升，会加大城乡之间收入的两极分化。通过计量模型的分析，证明FDI与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表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
综上所述，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和FDI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并呈逐渐扩大之势，所以对外贸易、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些专家学者大多集中在研究生产要素、教育等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而有一部分学者探讨了对外贸易和收入差距的关系或者FDI和收入差距的关系。
二、江苏省对外贸易、FDI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一）江苏省对外贸易、FDI发展现状。近年来，江苏省对外贸易总额稳步提升，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456.38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5，456.1亿美元。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高于进口总额。2015年江苏省工业制成品进口额为1，749.5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84.54%，出口额达到3，285.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97.01%。对外贸易呈现出“南高北低”的格局，苏南地区的对外贸易量由2000年的344.35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4，651.62亿美元，增幅为1，250.84%；苏中地区由2000年的47.22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21.45亿美元，增幅为1，004.29%；苏北地区由2000年的14.73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283.05亿美元，增幅为1，821.59%。
江苏省凭借着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逐年上升的同时质量也在不断提升。FDI区域分布呈现“南高北低”的非均衡分布格局。苏南地区是外资进入的集中地，苏中和苏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FDI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吸收FDI有所增长，其中房地产行业利用外资的优势明显。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这类技术性的行业所占的比重比较低。
（二）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2000年以来江苏省城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反映了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水平差距矛盾并没有得到缓和。2000～2015年16年间，城乡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3，205.13元扩大到2015年的20，916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保持着持续增长的状态，但从城乡居民支出比来看城乡消费水平差距仍较为突出。
三、江苏省对外贸易、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本文的实证分析选取了江苏省1995～2014年间的宏观经济年度指标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选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平方、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和FDI等指标衡量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变量的选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的变化与多种因素有关，但本文重点分析对外贸易和FDI对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所以选取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平方、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和FDI作为解释变量，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江苏省目前处于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郝玉柱（2011）指出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遵循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假说，即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从较为平均开始趋于恶化，继而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最后趋向比较公平的状态。张奇（2009）验证了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形特征，江苏省目前处于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的左端。
（2）外贸依存度。本文选取了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作为分析指标，分别是指地区生产总值对对外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依赖程度，即对外贸易额、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学者就出口和进口贸易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魏浩、杨穗（2011）认为对外贸易、进出口贸易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相关，而黄黎明、熊剑春（2009）研究SS定理发现，对外贸易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我国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而导致这种机制的效果不明显。
（3）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居民的收入水平与企业的发展有直接联系，外资的进入给江苏省本土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为了厘清FDI和收入差距的联系，本文引入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
（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确定以上解释变量的基础上，本文将分别探究其对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来体现，该比值越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
2、数据处理。从表1可以发现，1995～2014年，江苏省人均GDP一直在持续增长，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比较吻合，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在2008年之后波动性较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表1）
（二）计量分析模型的设定。本文首先构建时间序列模型，选取了1995～2014年江苏省人均GDP、对外贸易、FDI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并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
lnY=a0+a1lnX1+a2lnX2+a3lnX3+a4lnX4+a5lnX5+a6lnX6+ε
其中，Y代表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Y=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1即1995～2014年的江苏省人均GDP，X2为人均GDP的平方，X3为外贸依存度，X4和X5则分别代表了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X6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被解释变量不仅受到以上解释变量的影响，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方程引入了随机干扰项ε。
（三）计量分析结果及其解读。运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回归模型，其输出结果，见表2。（表2）
模型1中，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2.259377，说明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相关。人均GDP每提高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会被拉大2.259377%，这表明经济的高速发展逐步拉大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人均GDP平方的回归系数为负，这一结果表明江苏省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假说。正如上文所说，江苏省目前处于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的左端，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还会加剧。
模型2中，当只有外贸依存度这一个变量时，它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剧了收入差距。原因主要是：贸易结构不断改善，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渐渐倾向于技术密集型，低技能劳动者无法进入高技能行业，所以造成了与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对外贸易逐渐形成“南高北低”的格局，由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贸易发展存在区域性差异，进而促使收入分配的失衡。
模型3中，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系数分别为0.682115和-0.387133，说明出口依存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正相关的关系，即出口将会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出口依存度提高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会被拉大0.682115%。工业制成品已经占据了江苏省出口产品的核心地位，初级产品所占比重非常小，这就造成了生产这两种产品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进口依存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负相关，即进口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缓和作用，进口依存度增加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缩小0.387133%。江苏省部分进口产品是省内不具有生产优势的产品，该产品进口的增加，会加剧省内相同或相似产业的竞争，从而降低该产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因此，江苏省应重视对外贸易，改善目前的贸易增长方式，以求在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和收入差距缩小之间找到平衡点。
模型4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为0.098915，表明FDI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相关，FDI流入的增加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FDI每提高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扩大0.098915%。FDI的流入为江苏省带来了技术溢出、推动就业等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对江苏省的收入分配问题造成了负面影响，所以如何高效、优质地引进外资，减轻其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是江苏省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建议
对外贸易和FDI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对外贸易和FDI的流入为江苏省带来了技术溢出、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就业等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带来了负面影响，所以如何推动对外贸易和FDI的发展，充分发挥其积极效应，将其对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是江苏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优化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结构。对外贸易和FDI的发展造成了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状，但同时对外贸易和FDI的发展促进了江苏省区域经济的增长，如推动就业、带来技术溢出等。为了缓和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江苏省应适当地改变对外贸易的模式，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成本优势，开拓农产品对外贸易市场，增加农民的收入。另外，目前大规模吸收外资的行业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所以需要逐步引导外资进入高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有助于提高江苏省利用外资的质量，促进产业结构向技术化发展。同时，应适当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积极引导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提高外资企业对农村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改善不均衡的城乡劳动力需求，从而有利于缓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
（二）培养外贸专业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以及FDI的大规模流入，对江苏省外贸专业技术人才产生了很大的需求，但目前技术性人才的紧缺导致外贸行业劳动生产率偏低。企业要想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我创新能力，并在对外贸易和吸收FDI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城乡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导致城乡劳动者在劳动生产率上产生了差距，从而造成了劳动报酬的不同；另一方面高技能劳动者具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得他们在人才市场上供不应求，这种供需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低技能劳动者与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因此，江苏省需要加大对教育业的投入，加强对农村以及低技能劳动力的外贸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外资企业的用人需求，成为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从而提高工资收入，不断缩小与城市以及高技能劳动力的差距，逐步缓解劳动力分层的局面。
（三）调整外贸和FDI的区域偏差，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外贸易和FDI在江苏省各个地区之间分布极不均衡，在这样的条件下，江苏省应在保持发展苏南地区对外贸易和FDI的基础上，为苏中和苏北地区合理地配置资源，创造发展条件，使苏北和苏中地区融入到苏南的经济板块中，逐步缩小三大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其中，苏南应加快产业转型，将服务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较强的行业，应积极引导外商向江苏省的服务业投资，为低技能的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低技能劳动者收入增加。苏南可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外资企业推荐到苏北和苏中地区，推动苏北和苏中地区对外贸易和FDI的发展。苏中和苏北地区在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同时，应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更好地承接苏南地区的产业转移。
（四）制定农村贸易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针对农村地区制定惠农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适当减免税收。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推动农村对外贸易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同时应提供给农民必要的出口信贷帮助，放松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限制，鼓励农产品的出口，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可以享受到对外开放的好处。此外，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环节，目前江苏省各地级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地区（苏州、无锡等）月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1，770元，二类地区（扬州市区、徐州市区等）为1，600元，三类地区（宿迁市区等）为1，400元，此举增加了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供给居民更好的生活物质保障，实现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再调节，有利于社会和谐。因此，各部门应贯彻执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意见，实施社会化的社会保障管理措施，完善社会保障项目，进一步扩大保障对象，有效落实欠发达地区或者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尽可能调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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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冬梅，魏后凯，杨焕.对外开放、贸易商品结构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1.6.
[3]赵丹，张尧.对外贸易、FDI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3.3.
一、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次高增长、价格温和上涨的运行阶段
从经济发展与价格总水平运行的相互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978—1997年，高增长、高通胀的经济发展阶段。期间GDP年均增长9.9%，同期CPI年均上涨8.1%，最高涨幅在2004年为24.1%，最低涨幅在1978年为0.7%，价格涨幅差距为23.4个百分点。期间我国价格运行的总体环境是短缺经济的特点，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生产资料、资金、工业消费品等均处于不同程度的供给短缺状态。同时，这一时期居民收入增长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城乡居民的年均名义收入增长均在15%以上（见表1）。且这一时期居民收入预期良好，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基本健全，居民消费没有后顾之忧，因而这一时期年均居民最终消费增长高达17.4%，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时期，因此价格总水平的涨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时期，且各类价格呈现全面上涨态势，防通胀特别是防恶性通胀是这一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1997—2006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发展阶段。期间GDP年均增长9.6%，同期CPI年均上涨仅为0.7%，最高涨幅在2008年为3.9%，最低涨幅在1999年为-1.4%，价格涨幅差距为5.3个百分点。期间我国价格运行的总体环境呈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特点，但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的供求差异，其中工业消费品市场呈现明显的供大于求的格局，而少部分农产品和部分资源类产品呈现不同层度的短缺现象。这一时期价格总水平涨幅较小，但个别品种价格涨幅很大，价格变化呈现结构性上涨的特点，这个特点在这一阶段的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拉动价格上涨的主要是作为生活所必需的食品价格的上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慢的，且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见表1，其它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均快于城镇居民），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名义增长速度只有6.2%，只为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67.4%，仅为1978—1997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名义增长速度的39.7%，相当于2006—2011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名义增长速度的43.7%，这也是该阶段CPI涨幅很小的主要原因。这一阶段的宏观调控首次出现反通缩的政策措施，宏观调控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价格调控工作更主要的是防止价格的结构性上涨，重点是保持涉及民生的商品及服务价格的基本稳定。
2006—2011年，高增长、温和通胀的经济发展阶段。期间GDP年均增长10.5%，同期CPI年均上涨3.7%，最高涨幅在2008年为5.9%，最低涨幅在2009年为-0.7%，价格涨幅差距为6.6个百分点。期间价格运行的环境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紧平衡状态，其中工业消费品的供给大于需求，部分农产品和部分生产资料处于供给紧张状态，而土地等要素价格以及原油等重要资源价格处于明显的短缺状态。这期间的价格变化呈现以结构性价格上涨为主的特点，但价格上涨的普遍性增加，主要是食品价格和住房价格上涨拉动CPI上涨，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作用明显大于需求拉动作用。这一阶段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最为接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比较协调的时期，尤其是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增长比较快。这也是造成这一阶段CPI涨幅明显高于1997—2006年、呈现温和上涨的主要原因。
2012年以后，大约在2020年之前，我国经济将转为次高增长、温和通胀的经济发展时期。进入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和价格运行进入了新的时期。期间GDP的正常增长速度将在8.5%左右，7.5%—9.5%的增长属于合理的范围内。价格涨幅的合理范围将在3%—5%之间，呈现温和上涨的特点。
从现实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趋势来看，2012年和2013年上半年，我国GDP分别增长7.8%和7.6%，CPI分别上涨2.6%和2.4%，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价格总水平涨幅均在正常的合理区间的下限附近，这主要是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滞后影响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大幅度的回落，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也出现了长达18个月的持续下降。随着世界经济的回稳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和稳定，我国国民经济将回归正常的良性运行态势，即经济运行呈现次高增长、温和通胀的格局。这期间价格运行的环境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紧平衡状态，其中工业消费品的供给将略大于需求，部分农产品处于供给紧张状态，生产资料产品处于部分产能过剩、部分供给紧张状态，而土地等要素价格以及原油等重要资源价格处于明显的短缺状态，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也将逐渐由供大于求向供求平衡甚至供不应求的方向发展。
这期间价格变化以结构性价格上涨为主、全面的价格上涨为辅，价格总水平涨幅的波动差距将比第一个阶段明显减小，与第二、第三个阶段基本相当。但价格总水平运行的底部将抬高，年度CPI涨幅为负数或涨幅低于1%将为罕见的情况。同时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作用远远大于需求拉动作用。
二、经济次高增长条件下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的原因分析
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会减轻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这将决定价格涨幅不会过高。但是，长期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也会对价格的上涨产生拉动作用，而这种作用与前些年相比在逐渐加大，从而决定了今后的一定阶段时间内价格涨幅不会过低。
（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从成本及需求两方面促进价格总水平上涨
近几年，我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明显加快。2002—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另据有关调查结果推算，农民工年均收入由2008年的16080元增至2011年的24588元，增幅52.9%。近两年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大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最少的也在50%左右，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成倍的增长。仅2012年就有25个省份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时适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0.2%。今年一季度又有10余个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平均为13%以上。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18—25岁和15—18岁之间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在减少，劳动力供应的空间在减小，劳动力买方市场的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同时青年农民的观念发生变化，其追求生活质量的要求显著提升，对工资的要求比其父辈的要求大幅度增加，这也使得整体工资水平在明显上升，特别是农民工、简单体力劳动力等低端的劳动力价格上涨明显。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增加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推动了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提高，使得劳动者收入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进而从需求侧拉动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
（二）企业生产成本持续增加，将不断传导到产品销售价格，推动价格上升
近年来，随着资源价格改革的推进和环保意识的增加，运输成本、土地使用成本、节能减排成本、安全生产成本等不断提高，对价格形成长期的上涨压力。以运输成本为例，2010年、2011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分别为7.1、8.4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7%、18.5%，占当年GDP比重均为18%左右，明显高于发达国家9%左右的水平，其中运输费用占全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比重超过50%。而在经济增长和生产扩张方式转变进度较慢、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税费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企业难以通过内部消化来完全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只能通过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来转移上升的压力，这是导致价格上涨的必然结果。同时，现阶段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价格均已经入高位运行时代，而我国又是资源短缺及资源消费大国，国际市场会充分利用中国需求大的因素尽可能的抬高资源的市场价格，从而加剧输入性价格上涨的压力。另外，为了节约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国也会主动利用价格等经济手段，通过适当提高资源价格或者资源税收的手段迫使企业减少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也将在客观上促进资源价格的上涨并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幅度。
（三）农产品价格呈长期上涨态势，也会拉升价格总水平
我国农用土地资源十分短缺，农产品供给基本上是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因此农产品价格易涨难跌。目前我国耕地面积约为18亿亩，而2012年我国进口粮食8025万吨、食用植物油845万吨、大豆5838万吨，相当于利用境外土地播种面积7亿亩以上，这说明我国农用资源十分短缺，农产品供求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因此农产品价格长期上涨趋势不可避免。同时，受土地资源和生产能力制约，使得不同农产品之间争地问题突出。目前我国粮食种植面积比重高达68%左右且近年来一直稳定在这一水平，其它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少且受蛛网模型影响，产量波动幅度较大。例如，水果、蔬菜、小农产品等一旦产量减少，就可能引发价格大幅上涨。加上种植业成本和土地流转、雇工、运费等流通费用的逐年上升，农产品价格总体上会长期趋涨，这必然会通过食品价格来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而且，国家在农业政策上，也在引导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以增加农民收入和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2011—2013年，国家把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分别上调8.1%、9.7%和9.8%，把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上调21.9%、9.4%和7.1%，仅仅三年时间小麦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累计就分别上调了30.2%和42.9%，且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提高已经成为常态。
此外，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规模由农村转移到城镇，食品需求的城乡布局、区域布局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相应的农产品生产供给格局和流通格局并未跟进调整，特别是农产品流通体系、农产品市场建设体系相对滞后，流通环节过多、成本过高、效率过低，这些都在影响农产品供求平衡和价格的变化。
最后，农业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发生改变，也将刺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近二十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尤为突出，使得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由原来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逐步转向供求紧平衡状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将快于以往，这也会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四）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将加速居民收入的增长，提高居民的购买力，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会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在意见中则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在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同时，会迅速增加居民的购买力，促进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进而会拉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则要求10年间城乡居民实际增长速度约为7.2%。从历史的经验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5%。从居民收入与价格上涨的关系以及居民收入增长的历史对比分析，今后居民收入增长将将拉动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133-02
一、乌鲁木齐县概况
1.乌鲁木齐县农村劳动力状况。乌鲁木齐县统计年鉴，2010年末全县总人口94 535，其中乡村总人口为66 065，占总人口数的85.6%；农村劳动力资源数43 760人，占乡村总人口的66.2%，乡村劳动力为43 760人，乡村从业人员为40 937，男性从业人员为21 871人，女性为19 066人。
2.乌鲁木齐县农村居民收入情况。在表1中，新疆与乌鲁木齐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情况来看，乌鲁木齐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10年乌鲁木齐县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7 521元，而新疆农村居民纯收入为4 643元，乌鲁木齐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出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 878元。
3.乌鲁木齐县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状况。乌鲁木齐县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状况：将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不识字或少识字的劳动力即文盲占劳动力总人数的4.32%；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27.70%；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数的52.88%；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0.43%；大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数的4.67%。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牧区，文化素质和汉语水平低。农村劳动力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规模和层次。农村劳动力素质越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的空间就越大，从事工作的层次就越高，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就越强,从而农村劳动者就更容易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就业。反之，则就业空间狭小，从事的工作是最简单的体力劳动，而且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障碍也会越多。
4.乌鲁木齐县农村土地拥有情况。2004年末乌鲁木齐县耕地面积19.82千公顷，农村人口为65 801；2010年末耕地面积增加到21.2千公顷，农村人口为66 065，2004—2007年农村人均年耕地面积是呈上升趋势的，在2007—2010年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趋于平缓，2011年末，乌鲁木齐县农村实施休耕的政策，农村有3.7万亩的土地要实施休耕，耕地总面积的减少，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
二、乌鲁木齐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多，异地转移少。调研的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选择乡镇内就业的占外出劳动的65.91%，所站的比重最高，在乌鲁木齐市就业的占到22.73，选择在疆内就业占7.5%，异地就业的占3.79%。方家庄村经营的农家乐，就是就地转移的，该村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形成的，政府的政策性引导，该村90%的人都是经营农家乐的，农家乐的收益是很好的，每月净收益在2万左右。
2.村级间劳动力转移规模差距大。通过调研的结果显示，水西沟镇方家庄子村的劳动力转移规模达到90%，永丰乡永丰村和板房沟乡灯草沟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达44.44%和42.85%，水西沟镇庙尔沟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为38.46%。
3.农村劳动力转移呈非稳定状态。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方面主要依靠血缘、人缘、地缘“三缘”关系。自发性、盲目性流动较普遍，有组织、有规模输出的比例不高。二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从事工作的不稳定性，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就业的空间很小，障碍性因素增多。
4.自主创业技术、资金不足。在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有一些很好想法的农村劳动力想自己创业，比如：大规模的养殖、抗寒果树的栽培等。经营这些项目，不是说只要有劳动力就能解决的，农民的起步资金都是一个问题，何来谈该产业的发展。抗寒果树种植，是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来指导的，但是该县缺乏这样的技术及技术上的指导。
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1.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一是要进一步推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支持农产品龙头加工企业，增加劳动力就业机会。二是加大旅游业的发展，乌鲁木齐县有这方面的地理优势，形成旅游—休闲度假—娱乐一条线的服务行业。服务业也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样可以吸收周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
2.加强宣传工作。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成功案例的宣传，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走出农村；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围绕地区采矿产业、旅游产业发展，有针对性地开展农牧民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落实城镇各项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严格监控劳动合同签订和履约情况，及时处理各类涉及农民工的劳务纠纷，建立专项的农民工权益保障基金，专门救济农民工合法权益受侵害后无法补偿的事项，在地区范围内减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顾虑，加快转移步伐，多渠道增加农牧民收入。
3.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政府应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有组织、有规模的劳动力的转移。自发性的转移具有很强的盲目性，而且也不没有任何的保障，政府有组织有规模的转移能够保障农民的劳动保障权益。
4.给予农民更多的贷款优惠政策，给予技术上的培训。开展针对性培训和实用性强的实践培训，大范围提高整体素质，把全面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素质、劳动技能作为一项重大的基础工作来抓，建立健全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体系，安排落实项目经费，力争在农牧民培训工作上取得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曹新荣,对阿勒泰市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思考[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68):13-14.
关键词：劳动报酬；初次分配；分配公平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3-0148-03
一、劳动收入是初次分配的主体
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原理是：在所有参与初次分配的诸要素中，劳动是在整个收入分配中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劳动是从事物品和劳务生产的体力与脑力这两种人力资源的供给。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适应人类需求改造自然的能力…虽然人和物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两者的作用是不同的。物不论多么重要，它在生产过程中是一个被动的因素，像资本的价值只是转移到新生产的产品中去，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人们不能指望总是靠巧合从它那里得到新财富。而人则是一个主动的因素，他可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去改造自然，使物具有对于人来说的新价值，这才是人类财富增多的主要来源。据西蒙・库兹涅茨研究，西方国家国民收人中由物质资本所贡献的份额已从45％下降到25％，而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从55％上升到75％。雷诺兹认为，市场决定的收入约有4／5归提供劳动服务的人。所以，劳动收入分配是整个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决定成分，这是市场比较健全和各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结果。美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人中所占的份额，在19世纪后期占到50％，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上升，到了20世纪后期上升到74％。目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0％左右，远远超过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率。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大致为1:1:8，日本三者间的分配比例大致为l:1:5：7.5。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个人的劳动收入是初次分配的主要来源。鉴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个人财富积累不多的客观事实，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属于劳动收入即工薪性收入，而具有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人群只是少数。1993―2003年lO年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劳动者报酬、财产性净收入二项加总)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6.6、96.9、96.7、96.8、95.9、95.8、96.4、98.8、98.1、98，4，10年平均比重达到97.1％。2005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中的资料显示：2005年，在城镇居民全部年收入中，人均总收入为11321元，其中工薪收入达7798元，仍为主体，占68.9％；经营净收入占6％；财产性收入占1.7％；转移性收入占23.4％。在农民收入中，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175元。占纯收入总量的36.1％，农民人均家庭生产经营纯收入1845元，占纯收人总量的56.7％，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88元，占纯收入总量的2.7％，农民人均得到的转移性收入147元，占纯收入总量的4.5％。这些资料表明，在城镇居民的收人中，工薪收入比重有所下降，其他收入有所增加。在农村工薪收入在增加，经营性收入在下降。这些变化都有个中原因，但总体看来，初次分配收入依然是居民收入的主体，而劳动性收入又是城镇居民初次分配中的主体。
二、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的表现
在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低于GDP或人均GDP增长率。
近十年来，中国工业企业盈利水平大幅提高，跨入高利润时代。一面是中国工业企业跨人高利润时代，一面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断下降。从全国来看，我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速度。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决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据有关部门统计的资料显示，虽然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得均保持了快速增长，2007年我国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1304.03亿元，同比增收12543.83亿元，增幅达32.4％。1999―2007年我国企业利润年均增长38.7％。而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比上年增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即便采用不变价计算，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不仅明显快于居民所得增长，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差距更大。
2.分配率比较低。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指标叫分配率：它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中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分配率一般在54％-65％。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1985年到1995年，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即分税制后，90年代后半期这一比重的下降速度更快。1995年至2000年，财政收入从8.649亿元增加至17.222亿元，在GDP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4.8％提高到19.2％；与此相对应的是，职工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却从13.9％降到11.9％。2006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1.7％，而职工工资的比重则降为11.7％。’
3.实际工资也比较低。
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个省份中的20个市(区)1000个各种所有制企业以及1万名职工的问卷调查结果证明：企业巨大的经济效益，在职工收人上没有得到体现。我国从1998年到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为30.5％，城镇单位劳动报酬年均仅增长9.9％。2002年至2004年3年中，港澳台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零。另据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对天津等5个城市的纺织企业调查，90％的企业职工工资3年分文未涨。从国际比较看，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编著的《IMP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资料，2001年各国每个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全部报酬(美元)最高的是德国为22.2，次之是美国为19.86，第三是日本为19.5，我国排在倒数第三名为0.53，经济远不如我国发达的印度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工资是我国工人的1.5 倍。
三、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途径
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既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
1.组织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使劳动者通过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增加劳动报酬。
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依靠市场的力量。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贡献的大小由市场衡量，劳动报酬由市场决定和实施。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劳动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报酬，必须提高劳动的质和量。提高劳动力中的人力资本含量，这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客观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劳动者自身利用市场供给方的力量与需求方进行“博弈”。劳动报酬取决于劳动者自己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了解，取决于自身劳动力的质量以及劳动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劳动者及其群体对其权益的维护和实现程度等。这些都需要作为市场主体的劳动者，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提高自己的劳动报酬，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2.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保低”优先。 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地方毫无疑问是社会的最底层。从行业划分的人均劳动报酬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报酬最低，建筑业聘用的农民工较多，其劳动报酬也较低。所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应当是提高农民、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下岗失业人员、低保人员的收入和社保水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并根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增长状况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劳动保障部明确要求，近两年内只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一次调整的地区，以及近年来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明显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增幅，及现行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比例明显偏低的地区，原则上都要对最低工资标准再次进行调整。同时，加强对企业贯彻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查处变相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的行为。
3.工资立法，用法律保障劳动者获得应有报酬。
通过强制性的立法介入市场的分配体系，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的需要，是规范分配行为、整顿分配秩序的需要，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需要。工资立法的关键是确定工资增长机制，工资增长机制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工资增长机制无法与我国GDP增长、用人单位利润增长保持同步是近些年来突出的问题。因此，立法应当确立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至少应反映三种情况；(1)我国GDP的增长应与工资增长同步，应当成为工资增长的第一个标准。(2)用人单位利润的增长应当成为工资增长的一个自然指标。归根到底，用人单位利润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提高收入是劳动者作出贡献后应当得到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应有之义。(3)物价上涨的指数应当作为工资增长的指标，即应当通过工资增长将物价上涨的指数弥补回来。否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就会下降。所以，物价增长的指数应当成为工资增长的法定指标。
4.增加就业岗位总量。
我国劳动报酬偏低与我国劳动力的富余是分不开的，因此，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率提高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一是积极发展具有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二是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鼓励和扶持自主创业，解决部分人就业问题；三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争取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减轻外部市场就业压力；四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从经济结构上增加就业机会。
关键词：收入分配 结构失衡 经济增长
内蒙古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比较
（一）经济总量（GDP）快速增长
新世纪以来，内蒙古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为历史机遇，坚持不懈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牧业现代化，实现了边疆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2002年至2006年内蒙古GDP从1940.94亿元增加到4944.25亿元，增长了154.73%;2007年至2011年GDP又从6423.18亿元增加到14359.88亿元，增长了123.56%。2011年以后，在国家总体经济趋缓的大形势下，内蒙古经济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经济总量仍排在全国前列。这一时期，是内蒙古经济总量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二）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GDP
在经济总量大幅提升、城乡面貌不断变化、社会建设不断提高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长却与经济增长不相协调。2002至2006年间，内蒙古职工工资总额从237.4765亿元增加到446.9480亿元，增长了88.21%，增幅仅为GDP增幅的57.01%;2007到2011年间职工工资总额从536.5887亿元增加到1108.5738亿元，增长了106.60%，但也只相当于GDP增幅的86.27%。
（三）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差距呈扩大趋势
内蒙古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2002年为6.85%，2006年达到12.03%，2011年进一步上升到15.75%。与此同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2002年为12.24%，到2006年下降为9.04%，而到2011年更是降至7.72%。二者差距越来越大。
（四）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
2002年，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为25.62%，2006年继续下降到16.32%;2011下降到11.48%，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近三年虽有所小幅增加，但从近十几年总体来看，居民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减少到不足原来的一半。
内蒙古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负效应分析
由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互失衡状态的长期持续，对内蒙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正在产生诸多负面效应。
（一）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
由于居民收入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增长，致使内蒙古经济的快速扩张并没有产生应有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投资的乘数效应没有充分显示，衍生的社会需求也不成比例，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一是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对第二产业中与居民消费为主的农林畜产品加工等轻工业发展不利，影响了内蒙古农林畜资源优势的发挥。二是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更为不利。第三产业内部包括了大部分与人们的生活消费有关的行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造成消费水平偏低，进而制约与居民生活关联度很高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目前内蒙古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占全区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牧民收入偏低，也直接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二）抑制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
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的后果之一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内蒙古经济近些年的高增长，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增长，造成投资率连年提高，从43.5%提高到73.0%。然而，居民消费率却逐年下降，从62.9%下降到46.5%，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必然造成居民有效消费不足，使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失去动力，最终制约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力的实现。
（三）影响劳动者整体水平的提高
人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但人的发展需要不断追加投资，其中首先是物质保障。社会财富的分配直接关系到人的发展状况，是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和肯定。如果在分配模式中低估人的价值，就会影响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难以支撑以技术创新和开发为先导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摆脱以自然资源过度开采和消耗带来的经济不可持续问题。
内蒙古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且产业链条在生产领域自我循环
近年来，内蒙古经济发展思路以“增长”为第一目标，积极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采掘业等重型工业，忽视与其配套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经济呈现粗放发展增长方式。其一般模式为：投资-生产建设性物资的需求-生产资料、能源原材料需求的扩大-采掘业/初级原材料加工业增长。显然，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形成的价值链条往往比较短，这一链条始终在生产资料领域自我循环，所衍生的社会需求很有限，居民收入并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得到应有的提高。
（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作用
内蒙古地区间人力资源流动的政策障碍正在逐步消除，统一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的限制逐渐放开，农村巨大的失业人口形成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在传统产业和行业中，长期以来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态势不断加剧，已经形成对工资上涨的强烈抑制力量。
（三）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不规范
内蒙古属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和开放的步伐相对滞后，国有单位仍然处于主体地位，用工“双轨制”的现象还很普遍。在很多国有企事业单位，一方面逐步引入了合同工的概念，另一方面旧的固定用工机制没有完全打破，便出现了一个单位内不同用工形式“双轨运行”的局面。正式工或固定工仍然以身份确定工资和福利待遇，而合同工、临时工的报酬则压得很低，这样做既不符合我国的《劳动法》，同时在合同工以及临时工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也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收入。
（四）非公有制经济不发达
近30年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在地方经济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是最具有活力的一支力量，凡是比较富裕的地区，几乎都是民营企业比较活跃、非公有制经济占据比重较大的地区，广东、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无一例外。内蒙古民营企业的发展一直比较滞后，而且还没有真正形成气候，所以也就没有形成民营业主及其衍生社会阶层这一收入高于实业界一般工薪阶层的庞大群体，从而也影响了内蒙古地区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调整内蒙古收入分配失衡的有效途径
针对内蒙古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现状，要认真贯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努力提高居民收入，使居民消费得到较快增长，从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转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一）调整分配制度和政策
政府要尽量减轻企业和职工及居民的税收负担，进一步规范分配机制。从初次分配环节看，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工资等形式的职工收入的比重;从再分配环节看，主要是税收政策的调整，例如，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取消利息税等;在地方税费征收中，制定更宽松的优惠政策，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在财政支出方面，应回归到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即用于公共服务开支和调解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做好社会财富再分配，应大量减少直接或变相用于投资实业领域的财政资金。
（二）调整产业结构
内蒙古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发展模式，致使经济发展形成了主要依靠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单兵挺进、自我循环的状况，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影响了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要促进经济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变，使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变成依靠消费、投资共同推动的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以第二产业的发展转变成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进一步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居民的有效消费需求，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内蒙古地区地处我国北部，气候较适合畜牧业发展，牧业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应发挥这一优势，发展与畜牧有关的乡镇企业既能增加农牧民收入又能解决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对农村发展有积极作用，如我国沿海及具有发展的大城市的省市城乡收入差距较低。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包头，赤峰、巴盟的第二、三产业发展较好，城市化水平在区内较高，但与其他省市还有很大差距。应发展这些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农村地区农产品销售，劳动力转移提高好的坏境。内蒙古自治区地处我国北部，有些城市如二连浩特、满洲里有着与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接壤的地理优势，应发挥这一优势，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如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提高收入。
（四）促进有效消费需求
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消费需求。近年来，内蒙古消费总量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但同时也面临着消费作用发挥不足、消费市场缺乏新增长点、消费意愿不断下降等问题。从内蒙古经济发展总体目标要求和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必须把促进消费需求，释放居民消费，作为经济发展持久可靠的内生动力。对于促进消费，关键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提高工资性收入。为此要建立三个制度：一是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二是要有随着企业效益增加提高工资的制度;第三是建立工资随着CPI增加而提高的机制。促进消费还要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对低保适当地提高标准，促进信用消费。
（五）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与薪酬管理
就目前乃至今后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供过于求的巨大压力，我国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很难大幅度提升。因此，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使劳动者不仅依靠体力挣钱，更要依靠知识和技术挣钱，使从业者具备起码的执业技能和资格条件，是改善他们的职业层次，增加其收入的根本之道。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严格监管执行。由于一般体力劳动者在内蒙古也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因而有些用人单位对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很不严格，工资水平普遍低。如果是在用工制度全社会都实现市场化的环境下，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在目前的多元化用工制度下，尤其是国有垄断行业和企业，受员工的用工形式和身份的不同因素影响，常常是同工不同酬。因此，进一步改革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城乡居民的收入与GDP基本保持同步增长，使其更具投资和消费能力，是促进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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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无论古今中外，收入分配历来都是社会各层面密切关注的焦点，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政局稳定的关键。当代世界各国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结论是：如果对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平衡缺少足够关注，就无法在政策方略中恰到好处地兼顾各方面利益需求并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信赖，更无法形成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聚合力。相反，还可能加剧人们之间的情感摩擦和心理对立，甚至会激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生存压力更大，收入分配问题也更为敏感，更易于引发社会心理倾斜和社会不稳定。甘肃省同样也存在收入分配问题。下面主要就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做一定量的比较，从中发现问题，进而探讨解决的思路和办法。
一、甘肃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比较
（一）甘肃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较
1.甘肃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比较
2005年-2009年甘肃省城镇居民平均工资性收入为8171.50元，农村居民的平均工资性收入为804.20元，城镇居民收入为农村居民的10.37倍。
2.甘肃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比较
2005年-2009年甘肃省城镇居民平均经营性收入为559.66元，农村居民的平均经营性收入为1225.16元，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仅多出695.5元。
3.甘肃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较
2005年-2009年甘肃省城镇居民平均财产性收入为69.12元，农村居民的平均财产性收入为16.56元，两者52.56。
4.甘肃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比较
2005年-2009年甘肃省城镇居民平均转移性收入为2291.63元，农村居民平均转移性收入为225.65元，城镇居民收入为农村居民的10.16倍。
从表1可以得出，2005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132.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605.15元，城镇居民收入为农村居民收入的5.68倍，在随后五年内，城镇居民收入几乎呈指数形式上升，农民收入却徘徊不前。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918.04元，比2004年增加41.45%，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980元，比2004年增加85.65%，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4.34倍。二者虽然在增加量上农村居民收入多于城镇居民收入，但收入差距还是过大。其中，2005年-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222.37元，在城镇居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73.01%，家庭经营收入仅占很小的一部分，而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家庭经营收入，2005年—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292.35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为1255.16元，占总收入的54.75%。
（二）甘肃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支出情况及与收入的比较
在收入差距如此大的前提下，消费水平的差距也拉的很大。如表2，2005年—2009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7602.90元，其中食品支出2789.76元，占总消费的36.70%；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990.02元，占总消费的13.02%；衣着支出为912.80元，占总消费的12%。2005年—2009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141.94元，其中食品支出为973.8元，占总消费的45.46%；居住支出为358.85元，占总消费的16.75%；交通和通讯支出为217.94元，占总消费的10.17%。在甘肃省城乡居民支出构成中，城镇在食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衣着占较大比重，约为总支出的1.72%，农村在食品、居住和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和服务占较大比重，约为总支出的72.38%。虽然二者都是食品、衣着、居住等占较大比重，但二者所支出数额相差较大。
从表2可以得出，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8890.81元，比2005年增加2930.97元，农村居民2009年人均消费2766元，比2005年多消费1150.99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接近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3倍。2005年—2009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340.68元，支出7602.90元，剩余2737.78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2541.69元，支出为2259.91元，仅剩余281.78元。
二、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
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分配问题丛生的因素十分复杂。就甘肃省而言，导致收入差距拉大既有自然条件差等客观因素，也有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以下主要从制度方面分析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收入差距 经济增长 消费 投资
一、当前收入差距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收入差距出现了明显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总体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基尼系数。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低于0.3属于均等分配的区间，0.3-0.4属于合理区间，0.4-0.5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说明出现了两极分化。从我国的基尼系数来看，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21-0.24，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16-0.18，说明当时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呈现平均主义状况。据统计，2004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48，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的黄灯区，接近了0.45的红色警戒线。而且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衡量居民收入总体差距的另一个指标是实际收入。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引导下，走上了富裕道路，并有上亿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另一方面，到2002年底，仍然有2820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城市依靠各种救济维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万人。
2.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按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75%，个别省份甚至可以达到85%以上。2000-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80.0元、6860.0元，7779.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253.4元、2366.4元、2476.9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79倍、2.90倍、3.10倍。
3.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慢。同时，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4.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1978年，工资最高行业的工资是最低行业的1.38倍；2002年，我国分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为最低的6倍多。高收入行业大多具有垄断性，这种垄断不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通过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企业规摸、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形成的，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形成的。
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十分复杂，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机制的作用
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前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抑制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导致了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了包括分配体制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打破传统体制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以激发社会经济活力，这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其次，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从我国改革的轨迹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一直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市场经济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具有使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倾向，如果政府对收入分配未能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甚至会产生两极分化。第三，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收入差距更趋扩大。
2.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基本原因
我国的二元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第一，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收入的高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必然流向城市，分享城市的高收入。但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政策，这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国家政策保护了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城市劳动力就业相对更为充分；而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处于放任状态，未被充分利用。实际就业状况与收入状况呈现直接的相关关系。第三，户籍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子女就学、享受公共服务等问题，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使收入差距处于相对刚性状态。第四，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
3.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城镇贫困居民和农村贫困居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目前，老人、下岗职工和重病人家庭是我国城镇贫困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两个确保”措施、“三条保障线”政策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使城镇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不完善，在城镇并没有出现“贫困陷阱”；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的管理存在一定的漏洞，许多下岗职工表面处于失业状态，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实际上，已采取多种灵活方式实现了就业，“失业陷阱”也不存在。所以，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带来的较多的是正面效应，负面效应较少。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城镇居民的贫困程度，缓解了城镇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但是，在农村，由于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缺或，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缺少缓解的渠道。抛开地域性，实质上，城乡贫富差距表现为居民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性，不但没有缓解城乡贫富差距，反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供求缺口较大。从供给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极不平衡，2002年，我国农村人口占60.9%，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仅占全社会总量的11%，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远远低于城市。从需求来看，农村社会保障需求较大。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显示，2004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800万，贫困发生率为2.9%；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5800万，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6.2%。也就是说，近10%的农村人口处于贫困或贫困边缘，急需一定的社会渠道解决贫困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本应缓解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贫困差距，却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得到一定改善，而对农村居民基本没有起到作用，使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4.其他原因
对收入分配的调控特别是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尚不完善、不到位，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如个人所得税政策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历史和自然等原因也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不可忽视的因素。我国目前存在的地区收入差距，大多在历史上就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自然地理上看，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差悬殊，这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少数人因不合理甚至非法收入而暴富。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少数人钻体制、政策和法律的空子，甚至违法乱纪，聚敛了不义之财，扩大了收入差距。
三、正确认识当前收入差距
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产生的差距，是相对差距而非绝对差距。适当差距的存在，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差距过大，又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效率。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收入差距处于从合理区间向过大区间发展的过程中，各种调查和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既有量的标准，又有质的界定。从量上来说，一般指基尼系数超过了0.5；从质上来说，是指全社会形成了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明显对立的两极，社会矛盾激化，影响了社会稳定。
我国的社会发展指标如文化、科技、教育、环境等的差距，无论从区域看还是从城乡看，都小于人均收入差距，而且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大大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世界中等水平。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根据库茨涅兹倒U曲线理论所揭示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规律，一个国家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收入差距先呈扩大的趋势，然后才进入缩小的区间。即：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收入差距会扩大；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定量时，收入差距就会逐步缩小。倒U曲线反映了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国，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在一定时期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难以避免的。
四、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
(1)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
储蓄是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关于收入和消费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认为, 存在着一条基本心理规律: 随着收入的增加, 消费也会增加, 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得多。既然消费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的比率是递减的, 则可知储蓄随收入增加且增加的比率递增。由此可知, 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在一国经济发展初期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 储蓄的更快增长将促使经济增长。
(2)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社会投资结构的改善
收入差距扩大所形成的金融资产分布格局，使直接投资比重提高，有助于社会投资结构的改善。据统计，高收入户投资构成中选择比重最高的是股票，这与前一时期居民投资主要偏好储蓄等低风险的间接投资形成了反差。这一方面说明了高收入层的风险投资意识更加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高收入层的投资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具备了一定的抗风险实力。高收入层直接投资的意识和规模的提高，将有助于社会投资结构的改善。
(3)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
一国经济中三次产业份额比重结构，技术构成结构、部门关联与平衡机制等的差异将显示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处阶段的高低。不同产业之间显著的收入差距是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条件，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动要求那些承担主要增长任务的生产部门具有更高收入的吸引作用，诱发和推动产业结构转换的顺利进行。
2.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1)收入差距过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低收入阶层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储蓄倾向较高。而边际消费倾向愈高，投资和支出乘数愈大，增加单位投资对产出的贡献就愈大。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将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和总体水平的下降。收入的绝对水平愈高，收入消费之间的缺口越大。当收入差距拉大，总体的消费倾向就会降低。显然，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中低收入层占的比重越大，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就越低，国家扩大投资、启动经济的举措就要大打折扣。
(2)收入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高，反之亦然。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扩大，形成教育投资水平与收入水平间的循环效应，给未来低收入群体的构成埋下了伏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水平的高低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家庭教育投资的差距一旦形成并继续扩大，势必形成收入水平低――教育投资水平低――就业竞争力低――收入水平低的恶性循环效应，制约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3)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福利总水平的不利影响
一般来说，由于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低收入者货币的边际效用大于高收入者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把相同部分的收入从高收入者手中转移到低收入者手中, 从全社会来讲，损失的总效用小于增加的总效用，则最后全社会的总效用是增加的。反过来, 在全社会收入一定的条件下，收入差距过大，就会降低社会总效用, 即对总福利产生不利影响。
(4)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政治的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 尤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保持社会稳定、保持多民族的团结以增加国家的凝聚力至关重要。贫富不均会引起犯罪增加, 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 并由此加大国家安全保护支出; 低收入阶层过大, 还会挫伤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 影响广大群众对子女教育投资, 从而, 使目前乃至未来的劳动生产率降低。
五、调整收入差距，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1.建立有效公平的收入分配调控机制
一国在一定发展阶段中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是否合适,不能简单地从分配差距大小得出,而应该考虑到它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现阶段,我国要考虑总量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需要,必须建立有效而公平的分配调控机制。一是,必须硬化企事业单位的预算约束,规范和稳定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使国家更多运用财政、税收杠杆调控企业可支配收入变动,从源头上抑制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超常增长。国家对企业的可支配收入调控必须建立在统一、规范的没有歧视的基础上,以便优胜劣汰。二是必须扩大调控范围,逐步使各种隐性收入(福利、租金、各种回扣收入及第二职业收入等)都纳入统一的收入调控系统中,尤其要制定对各种非法收入的严厉惩罚制度。三是根据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要求,逐步建立较为规范的市场机制的收入自动调节机制, 使各种收入的增减变动同投入要素的数量质量挂钩。
2.矫正收入分配偏差以促进结构调整
收入分配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利用收入分配杠杆时, 我们一定要以结构优化为目标,矫正收入分配偏差,在公平的基础上,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一是,应严格限制原有的社会福利范围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坚决改革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逐步把城市系统人人享有的一份福利转变成对低收入人口的直接援助。同时, 拓展城市居民收入支出的渠道,开辟个人投资市场,促使居民收入支出结构的多样化和层次化。二是在进一步推进城市国有经济系统改革和建立统一规范的收入分配调控机制的基础上,反对无原则的“城市偏向”,把城乡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设置于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上,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与生产力水平相匹配。通过收入分配结构变动,促使居民消费结构、储蓄结构的变动,促使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的均衡。
3.逐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提高总消费水平
从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我国消费率明显偏低。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低和我国工资水平的长期偏低是有关系的，1990年以来，我国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GDP每年以11.2%的速度增加,而同期工资每年增加6.5%，非工资收入每年增长10%左右，居民消费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率为8.1%。在收入水平偏低的情况下，未来预期支出的增加必然导致消费萎缩。因此，我国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将有助于提高未来预期收入，增加消费。并且从以上数字也可以看出我国提高工资水平是有一定空间的，不仅不会带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且还可以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推动经济增长。对此应首先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入手，逐步减少政府直接投资的比例，相应增加工资支出的比例，这样一来，经济中就会出现一个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是由政府公务员、教师、科技人员、企业家、自由职业者等组成,这个阶层就会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日渐加大。这一现象对经济的增长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现象；适当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促进社会投资结构的改善、优化经济结构,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而过大的收入差距则会降低全社会总平均消费倾向，还会减少投资乘数效应，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不利于社会政治稳定；收入差距过大还会导致扩大需求的政策收效甚微，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高,从而会抑制经济的发展。
通过调整收入差距，建立有效公平的收入分配调控机制，矫正收入分配偏差以促进结构调整，逐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普通劳动者的福利,使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加，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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