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6 01:53:26
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事制度。它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刑罚的可能性。缓刑最早产生于英国，由该国法官希尔（Hill）首创，但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它是起源于1870年美国波士顿的缓刑法。缓刑是最基本的监禁刑替代措施和最能体现刑罚社会化的刑罚制度之一，不仅体现刑罚人道化、缓和化等新的刑罚理论思想，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实际效益。在我国，缓刑制度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较广泛的运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是，由于立法上对缓刑的适用条件规定得较原则，在实际操作中，主观随意性较大，加之实践经验不足，措施不当，缓刑制度的作用未充分发挥出来。本文在论述缓刑的适用条件的基础上，阐述了在司法实践中缓刑的具体适用的情形，并对我国缓刑执行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且对缓刑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以期求教于同仁。
一、我国缓刑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
1、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
必须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对此，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必须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才可以考虑适用缓刑。超过三年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都不能适用缓刑，因为被判处这些刑罚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都是严重犯罪；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于不被关押，一样是放在社会上对其考察，没有必要适用缓刑；对于附加刑，不管是独立适用，还是附加适用，都不适用缓刑。 （2）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比较大。绝大多数犯罪都挂有多个刑种或跨有较长刑期，如果依法定刑为准，就会导致缓刑无法适用或适用范围大大减少，不利于缓刑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宣告刑较法定刑而言，更能体现具体犯罪的个性差异，因为宣告刑是审判人员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客观危害及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而得出来的。缓刑适用的依据是在考虑犯罪客观危害的同时，更加注重犯罪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如果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大，再犯的危险性很强，审判人员就会在法定刑幅度内处较重的刑罚，反之，就会处较轻的刑罚。可见，宣告刑更能反应缓刑的适用条件？？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2、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
必须是根据“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犯罪分子“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对于这一实质条件的理解，是正确适用缓刑的关键。
我国刑法对适用缓刑的这一实质要件规定得比较原则，在实践中，这一条件如何把握，无法定标准。如果仅凭审判人员的主观推断，自由裁量权较大，一旦疏忽，容易发生偏差和失衡。对于这一实质条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把握：
（1）关于“犯罪情节。”从立法精神上去理解，“犯罪情节”实际上是指犯罪事实，就是体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其实质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大小。因此，在理解犯罪情节时，不必拘泥于各种细节，只要抓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大小，就抓住了该概念的本质。
（2）关于“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犯罪以后对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表现。它可以直接体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因此，悔罪表现是衡量犯罪人的危险性的重要因素，其实质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即再犯可能性大小。由此可见，在适用缓刑时必须考虑犯罪人的犯罪前的表现，犯罪的事实及悔罪表现。如果能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悔罪表现”提供具体明确的标准，如“投案自首”、“归案后如实交待罪行”、“主动检举同案犯及其它犯罪行为”、“积极退赃”、“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等等，将更利于审判人员在实践中具体把握。
（3）关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缓刑的适用最难把握的条件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作为适用缓刑的一个实质性条件，立法上规定得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科学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掌握，各人理解相差甚远。“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只是审判人员对犯罪人未来情况的一种主观上的推测和判断，是审判人员对犯罪分子各种因素归纳的结果，只是一种极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或绝对性。 它对审判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要求审判人员忠于事实，秉公执法外，对于犯罪人在缓刑宣告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选择，审判人员是难以掌握的，有的犯罪人在审判时确有悔改表现，但在缓刑考验期间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又犯新罪，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能将审判人员在审判时所做出的“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结论视为审判工作的失误而予以追究。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罪犯的思想和行为也不会静止不变，它既可能向好的方向转变，也可能向坏的方向转变。只要在审理时对罪犯做出“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判断有根据，并合乎缓刑条件，审判人员没有故意歪曲事实和法律，也不是徇私舞弊，即使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在考验期间又犯新罪，也不能由此否定适用缓刑的正确性。
所以，对于条件中的“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中的“确实”不能理解为“绝对”。否则，缓刑就不可能适用。如果能借鉴国外的做法，建立量刑前调查制度，设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对犯罪人犯罪前的表现，犯罪后的表现及对其放在社会上考察，犯罪人面临的生活状况、就业状况做出调查，提供报告，会使审判人员对 “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判断更理性，更科学。
3、适用缓刑的限制性条件。
被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须不是累犯。累犯从严是一项世界性的刑罚制度 .我国刑法有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之分。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的犯罪分子。特殊累犯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累犯的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大，极有可能再危害社会，不符合缓刑的实质条件。
二、正确适用缓刑
目前，刑法只对累犯不适用缓刑作出禁止性规定，对哪些情况应适用缓刑没有制定明确的标准。如果立法上能明确规定原则上应当选择适用缓刑的犯罪类型或罪犯类型，如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轻伤害犯罪且已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的；犯罪中止危害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等可以引导审判人员对此类符合缓刑条件的优先适用缓刑。此外，在实践中，应结合犯罪事实，犯罪前的表现，悔罪表现，犯罪动机等正确把握缓刑的适用。
1、犯罪动机是比较恶劣的故意及恶性犯罪、暴力性犯罪不宜适用缓刑。 恶性犯罪、暴力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历来是重点打击的对象，行为人参与了恶性犯罪、暴力性犯罪，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存在较大的危险隐患，对其适用缓刑放在社会上考察，不利于打击犯罪。因此该类犯罪即使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适用缓刑。
2、以犯罪的次数及数量判断，多次犯罪、犯罪动机复杂的一般不宜适用缓刑。 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如盗窃犯罪，某个犯罪分子实施盗窃作案，占有公私的合法财物，即使数额不大，但屡次作案，犯罪动机属复杂性，且社会危害性较大，对这类犯罪不宜适用缓刑。
3、犯罪动机向良性转化的可考虑判缓刑。过失犯罪；犯罪后有自首、立功表现及坦白交代积极退赃的；从犯、胁从犯、犯罪情节较轻的；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或者被害人请求免予处分的；未受过刑罚，未受过劳动教养或者两次以上治安处罚的，可考虑适用缓刑。 这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实质条件的具体化。犯罪动机是驱使罪犯实施行为的心理动因，它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中。罪犯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某些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向良性方向转化。例如某一犯罪分子盗窃得逞后，想到被害人的处境可能因此而艰难，主动向司法机关投案自首或主动将财物退还给被害人。对于这类犯罪可判断犯罪动机向良性转化，因其主观上已经开始了改过自新的变化。对于这类犯罪，可考虑适用缓刑。过失犯罪；犯罪后有自首、立功表现的；积极退赃的均说明行为人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应受到刑罚处罚，又有真诚悔罪的表现，应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体现宽大的政策。可将现行刑法只有累犯不能适用缓刑的限制，扩大为“未受过刑罚，未受过劳动教养或者两次以上治安处罚”，这样能更有效地发挥刑法的威慑力。行为人因违法行为受过刑罚处罚、劳动教养或治安处罚后，理应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真心改过，若再犯罪，说明行为人并无悔过之意，这就有必要进行强制性的 改造，不能只强调教育而忽略了惩罚。从犯、胁从犯、犯罪情节轻微的，这些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深，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体现了刑罚的社会效果。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或被害人请求免予处分的，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说明已经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并积极进行补救。
如张某故意伤害一案，因张某怀疑李某盗窃自家财物而追上去发生争执，争执中李某抽出皮带殴打张某，张某被打了两下后，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夺过皮带打了李某一下，致李某右眼损伤，经鉴定李某的伤情为重伤，伤残程度为八级伤残。此案发生后，张某积极地赔偿了李某的经济损失，李某也对张某的行为表示了谅解，该案虽是重伤害，但考虑到案件的起因及张某的犯罪动机，对张某适用了缓刑，促使双方握手言和，化解了社会矛盾。
4、罪行较轻的未成年人是初犯，或是被引诱、胁迫犯罪的 ，可考虑适用缓刑。 对于未成年人采取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注重教育感化，这是世界各国推行的刑事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专章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并于第38条明文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司法干预从宽，尽量避免关押是我国上述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于未成年犯应当特别规定一般情况下适用缓刑，至少在适用缓刑上对未成年犯适当地予以倾斜。司法实践中他们适用缓刑后的重新犯罪率大大低于成年犯。未成年犯由其身心特点所决定，是否实际执行刑罚，对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年犯。实践也证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使之不脱离原来的学校和单位，有利于他们在健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顺利完成弃旧从新的历程，避免因被监禁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例如未成年人陈某抢劫一案，陈某随同成年人吴某、高某闲逛，看见一外地牌号出租车，吴某、高某遂提议敲诈该出租车司机，陈某听后未表示反对并随同前往，三人拦截并乘坐该车，途中，高某提出提前下车，下车时以假装扭伤脚为由，吴、高二人向司机索要钱财，司机不从，吴某让高某拿刀戳司机，司机反抗并及时跳车逃跑报警，抢劫未遂。陈某在犯罪过程中始终没说话也没有具体行为，该案虽由敲诈勒索转化为抢劫，但考虑到陈某是未成年人，且在犯罪中只起辅助作用，又系初犯，依法对陈某适用了缓刑，在惩罚的同时，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的原则。 上述建议既遵循了适用缓刑的原则性规定，又易于在实践中具体操作。
三、缓刑执行的现状
目前，我国缓刑的执行存在着一些问题，法院对缓刑人员“一缓了事”，没有建立规范的定期回访制度；缓刑的执行机关也即公安机关由于自身任务繁重，对缓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不力；缓刑人员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也不知如何“配合”执行机关，以致造成某些地方有些缓刑人员外出打工、经商无人过问的现象存在。对缓刑人员的考察、监管不力，缓刑制度就形同虚设，无法实现建立缓刑的价值取向，使缓刑制度的存在不仅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而且还可能产生滥用缓刑，导致产生司法腐败的温床。 缓刑执行中存在问题较多的是对缓刑犯的考察监督。对于缓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1、监督考察的组织、人员落实情况较差。虽然《刑法》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对缓刑犯进行考察，但实际上，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他们没有精力和力量来对缓刑犯进行管理和考察。公安机关内部一直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专门的人员来负责对缓刑犯的考察，而是由公安派出所来兼管这一工作。此外，基层公安机关任务重，警力不足，根本抽不出专门人员负责这项工作，缓刑犯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也没有相应的机构和专门的人员来负责对缓刑犯的考察，无形中就造成了对缓刑犯的监管不力。
2、缓刑的执行流于形式，未能发挥缓刑考验作用。据调查，多数法院将缓刑执行通知书送到公安机关，即完成了缓刑的交付执行程序，公安机关由于没有专门的人员对缓刑犯进行监督和管理也没有确定具体配合考察监督的单位或组织，以至在缓刑的执行中，监管手续未能很好的衔接，监督考察措施落不到实处，客观上造成监管真空，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间和无罪释放享有相同的自由，在多数地方实际上处于无人监督的状况。
3、现行的监督考察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缓刑犯考察工作的需要。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人、财、物的大流动。农民进城打工，做生意，城镇居民去外地投资，搞项目，人口流动加剧，城乡居民人户分离现象严重，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各种改革措施逐步落实，以家庭为单位参加各种农村活动成为主要形式。农村的各种组织也因农村改革而成为一种松散状态。这大大增加了缓刑犯的监管考察的难度。由于监管不力有的缓刑犯违法乱纪， 有的甚至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严重地影响了缓刑的质量。
四、缓刑制度的完善
1、把好判决关。人民法院对考虑判缓刑的罪犯不能就案断案，应作量刑前调查，使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适用缓刑的关键是根据犯罪人的犯罪事实和悔改表现来判断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这种判决是对犯罪人未来情况的预测。因此，我们可以设计一系列评价标准，建立起一种评估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评价体系。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量刑前调查。 国外适用缓刑的第一步是量刑前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要向法官提交量刑前调查报告。量刑前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⑴犯罪情况；⑵犯罪人的情况；⑶被害人的情况，包括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情况，被害人的个人特征，被害人对犯罪人的态度；⑷如果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放在社会上考察，其面临的生活状况、就业状况；⑸量刑建议，说明是否可以对犯罪人判处缓刑，供法官在量刑时参考。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因我国目前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量刑前调查，我国法官可在量刑前，走访犯罪人所在的单位或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犯罪人所在学校，犯罪人的邻居、同事，请他们对该犯罪人以前的表现，生活、工作态度发表意见，作为是否适用缓刑的参考依据。对于平时一贯表现较好，再犯可能性小的罪犯，可以适用缓刑，对于再犯可能性大的不适用缓刑。
2、我国可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缓刑考察机构。 在公安部设全国缓刑考察监督委员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设缓刑考察监督委员会，各地、市及县、区也设立缓刑考察监督委员会，各公安派出所设专门考察人员。缓刑考察监督委员会的职责为：（1）领导各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2）制定、完善、实施对缓刑犯的帮教措施及对撤销缓刑提出建议；（3）检查、督促缓刑考察工作的落实。专门的缓刑考察人员应针对缓刑犯的不同特点和心理状况进行具体帮教，对不同的缓刑犯要因人施教，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教育措施，缓刑犯存在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有针对性地帮教；要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他们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和党的政策，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克服自卑感，树立自信心，排除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自觉地坚持思想改造，同时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缓刑犯履行刑法第75条所规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检查，本着政治上不歧视，生活上要关心，经济上同工同酬的原则，对原来是国家干部职工的缓刑犯，在考验期不安排职务，降低其工资待遇，但不得以此为借口开除公职；对于无业、待业的缓刑犯，要通过各种途径，尽量安排工作，解决其生活上的困难，大胆使用，充分发挥其积极性。既要坚持对缓刑犯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又要保护其合法权益不被侵犯。缓刑考察监督委员会应为每一个缓刑犯建立档案，并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制定缓刑犯的定期汇报制度，缓刑考察人员根据每一个缓刑犯的缓刑考验期的长短，确定其汇报的次数，缓刑犯应定期向执行机关汇报自己的改造情况，缓刑犯的汇报材料，缓刑考察人员对其实行的帮教措施及缓刑考察人员对缓刑犯在考验期间的阶段性评价均应存入缓刑犯的档案，这样便于掌握缓刑犯的活动方向和思想改造情况，避免脱管和放任自流。
3、专门的缓刑考察人员在每一个缓刑犯的考验期间，可以与其居住地的社区联系，安排缓刑犯参加当地社区义务服务，每个缓刑犯每月必须参加若干小时的社区服务，内容主要是公益劳动，并接受群众监督，对无特殊情况不按时参加社区服务或有其他不遵守规定行为的给予警告，三次以上无故不参加社区服务的犯罪分子，可建议法院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这种做法也使《刑法》规定的“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在实践中具有了可操作性。
4、司法机关应各尽其职，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加强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与帮教工作，人民法院不能对缓刑犯一判了之，应主动协助缓刑考察监督委员会和单位、基层组织搞好缓刑犯的帮教与考察工作。缓刑考验期间，要加强与缓刑考察监督委员会和基层组织、单位的联系，定期回访，了解缓刑犯的帮教、改造情况，针对出现的不同情况及时进行处理。
__年，我中心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结合本县工作实际，认真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工作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将半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截止日前，__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88人，累计解除14人，在册社区矫正对象345人。其中：管制13人，缓刑327人，假释12人，暂予监外执行2人，剥夺政治权利11人。社区矫正对象具有城镇户口53人，农业户口292人，男性320人，女性25人，农村社区矫正对象占总数的85%。年龄分布为18岁以下8人，19至25岁129人，26至45岁194人，46至60岁9人，60岁以上2人。地域分部为上栗镇72人，金山镇63人，桐木镇49人，鸡冠山乡44人，赤山镇41人，福田镇39人，长平乡37人，彭高镇35人，东源乡27人，杨岐乡27人，依数据分析，我县社区矫正对象多为农村户籍的男性青年，被判刑罚主要为缓刑，主要集中在我县北边乡镇。
__年上半年共进行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89起，全部被法院、监狱采纳。经过全体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努力，全县345余名被判处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在社区服刑的矫正对象都得到了相应的思想矫正、心理矫正和行为约束，没有一例重新犯罪的情况发生。
（二）主要做法
1、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了全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务工作能力，我监管中心多次组织各乡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2、全面落实矫正教育工作。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职责制度等上墙明示，建立了矫正对象正副档案和台账，对每名社区矫正对象落实了监管责任人，开展了教育培训、公益劳动等日常矫正工作，并确定把县敬老院作为社区矫正对象公益劳动基地，定期开展公益劳动。
3、加强日常学习，提升工作能力。一是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领会上级有关社区矫正的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二是加强日常学习，积极学习《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萍乡市社区矫正适用前调查评估实施意见》、《江西省社区服刑人员奖惩暂行办法》及《刑法》、《刑诉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常用法律法规，切实掌握有关法律法规知识。三是加强学习谈话技巧、个案矫正、心理疏导等常用业务知识，加强与兄弟单位的联系，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努力拓宽工作思路，探索行之有效的新方法，使全县社区矫正工作水平不断提升。
4、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一是根据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县实际，建立了社区服刑人员社会调查评估、接收、管理、教育、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建立了社区服刑人员两级档案管理体制，确保国家刑罚依法规范执行到位。二是根据矫正对象的不同类别不同情况，制定矫正对象个人矫正方案，对重点对象进行结对帮助矫正，重点从思想上、心态上、认罪伏法情况开展面对面结对帮助矫正。三是建立了矫正对象周汇报、月面谈、季走访制度，即：矫正对象每周到司法所汇报一次思想状况、活动情况和认罪伏法情况等；每月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与矫正对象开展一次面对面的思想交流和情况掌握；每季度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到矫正对象家中进行一次走访调查。四是建立了社区矫正对象外出请、消假制度，即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离开本辖区必须经请假批准后方可离开，回来后汇报外出情况并作登记记录进行消假。五是按月组织开展公益劳动，增强矫正对象的社全责任感。
（三）当前存在的困难。
1、社区矫正工作人手紧张，人员变动频繁。
社区矫正工作是最近两年才由司法行政部门接管的工作，新增加了工作职责，但是，县、乡都未增加工作人员，加上此项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业务性强，待遇低，乡镇机关干部都不愿意承担此项工作，即使干了一段时间此项工作，也会想办法调走。
2、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紧张。
按规定要求，县、乡司法行政部门要安排专人对矫正对象进行管理，要开展审前社会调查，要开展目标考评，要建立专业档案，这些工作的开展需要 交通补助，会务开支，办案开支，奖金激励等资金。市政府去年下文，要求县级财政按社区矫正对象每人每年2800元标准列入预算，如能兑现政策，每年应投入100万元以上，而现实是，县财政每年只预算1万元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乡镇财政则没列入预算。
3、社区矫正对象人员分散，对监管工作不配合，管理难度大。
我县农村地区社区矫正对象数量大，目前在册的农村社区矫正对象295人，占总数的85%，社区矫正对象居住分散，流动性大。开展工作以来，从未采取强有力措施，社区矫正对象对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听之任之，工作人员也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马虎了事。
（四）下半年工作安排及对策
1、充实工作队伍。采取三种方式解决“有人管事”问题。一是允许政府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矫正辅助人员。二是鼓励政府组建社区矫正志愿者组织。三是有计划组织招考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
2、锻炼工作队伍。采取三种方式解决“能办成事”问题。一是实行社区矫正管理人员统一着司法警察制式装。二是组织社区矫正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三是强化对社区矫正工作目标考评。
3、激励工作队伍。实施社区矫正保证金或保证人制度解决社区矫正工作“无钱办事”问题。
2009年以来，xxx司法所共接收社区矫正人员139人，解矫104人，目前在矫人员35人，其中缓刑32人，假释1人，暂予监外2人。
根据长春市及榆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部署，我所以组织网络、工作制度流程、教育管理等几方面工作为抓手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具体如下：
一、健全社区矫正工作组织和网络。
我镇进一步完善了一支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各村治保调解主任为具体监管帮教责任人的专业矫正队伍。同时，在各村成立了由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老党员和其他志愿者组成的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并及时调整和补充，为xxx镇安保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和流程。
重点加强了请示报告制度，信息宣传、统计制度和请销假、谈话制度，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即矫正对象进入社区矫正环节后，我们都要进行调查和走访，全面掌握其基本情况，制定《矫正个案》，逐人建立档案;为每名矫正对象确定1名工作人员和1名志愿者组成帮教小组，负责全程监督、教育、管理;要求矫正对象每周进行口头或电话汇报、每月进行书面汇报。尤其是在与矫正对象第一次见面时，当面向其宣读《社区矫正宣告书》，由矫正对象签订《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牢固树立和强化其服刑意识。
三、做好社区矫正“三管一访”专项工作。
按照“社区矫正工作实施办法的若干规定”，我所结合社区矫正工作实际，落实“三管一访”措施，即“日定位”“周听声、周见面”“月汇报”“重点节假日走访排查”制度。筑牢弓棚镇社区矫正城墙。
(一)“日定位”，坚决执行《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目视跟控、GPS遥控措施，着力打造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社区矫正监管安全工作“天罗地网”，确定和限制社区服刑人员的活动范围。严格外出请销假制度，对于节假日期间请假探亲的人员，落实随同人员进行监护，并进行电话抽查，真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漏一人、不留死角。
(二)“周听声、周见面”，对全部社区服刑人员切实实行“周听声”制度，对重点管控人员实行“周见面” 制度。重点管控人员包括服刑前三个月的所有服刑人员及在社区矫正期间被警告的服刑人员。“周听声”即服刑人员每周向我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打电话汇报本周的行动轨迹及思想状态，以此来增强管控人员的日常管理及服刑人员的矫正心态。“周见面”即对重点管控人员实行每周见面制度。司法所工作人员每周约见重点管控人员，面对面和重点管控人员谈心谈话，以此对重点管控人员进行矫正管理，以确保重点管控人员端正心态进行社区矫正。此外，我所严格落实矫正对象“周听声、周见面”制度，确保实时掌控，实时监管。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监管帮教手段，切实消除和化解了社区矫正安全监管工作隐患。
(三)“月汇报”，我司法所高度重视心理矫正工作，全面落实矫正过程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健康教育，转化和弱化其消极思想和心理。每月，全部社区矫正人员每人上缴一份思想汇报，把一个月以来的思想转变、学习收获及参加社区劳动的感受、遵纪守法等情况做一个书面的汇报。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根据矫正人员的思想汇报对其进行适当的点评及表扬。让矫正人员在心理上逐渐的接受正能量的传播，发展到主动的去社会上发挥其本身的正能量。从而使服刑人员走出犯罪的阴影并积极改造。
（四）“重点节假日走访排查”重点节假日前夕，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及两会期间，我镇主管领导、司法所长和村干部一起上门走访辖区的服刑人员，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对话，送上节日慰问，并给生活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送去了慰问品和慰问金，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增强了他们重新做人、融入社会的信心。
四、存在的困难和不足
我所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已初步形成理解、支持社区矫正工作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氛围，初步形成了管理制度，初步建立起一支社区矫正队伍，为和谐弓棚作出了贡献。同时，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
1.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由于长期受重刑观念的影响，过分依赖监禁刑，忽视非监禁刑，部分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认识还很不够，对矫正概念、内容、意义知之很少。所以，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
2.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衔接工作需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但实际操作中衔接、配合的不够。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仍然是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只有协调好与公安机关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才能获得有力的支撑。
让我们一起走进，走进社区矫治。
（一）
早春的。午后的空气湿润而安详，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卧室内，一张干净利落的单人床上，半躺半坐着一个老人，他正在与一位中年女性进行着交谈，面带病容的脸上不时浮现出一丝笑意；二人夹杂着一些普通话和话对白，也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
这是市普陀区真如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周老师在走访矫治对象、保外就医人员夏某。
夏某，男，年生人，大学毕业，市某行政单位计划处原副处长，某工程指挥部原负责人，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因病于1998年12月被予以监外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去年底，在最先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徐汇区斜土街道、普陀区曹杨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共有104名像夏某这样的矫治对象，他们分布在三个街道的64个居委会中。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牵头人、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郭建安介绍说，社区矫治，也可称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经法院宣告缓刑和经法院裁定假释以及由监狱等部门予以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构，在机关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意识和恶习的刑罚执行活动。郭建安说，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行刑活动中，社区矫治已成为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它反映出整个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而其最终将带动刑罚制度走向恢复性司法的理想阶段。仅就缓刑和假释两种行刑方式来讲，据年的统计，社区矫治人数与监禁人数之比在加拿大为394．15％、在美国为236．10％、在日本为111．60％、在俄罗斯为81．01％；而在我国，由于观念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从立法、司法到执行的各个环节严重依赖监禁刑，社区矫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目前属于社区矫治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有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郭建安认为，市的试点工作是一种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今年大年初一，斜土街道的敬老院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斜土街道的30名矫治对象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服务来了。他们有的擦窗扫地、晒被子，有的陪老人聊天、给老人换衣服，有的在给老人理发，还有的在与老人对唱京剧……气氛融洽。在场的斜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晓当即与敬老院签约：今后每月都组织矫治对象来敬老院服务两次。
为老人们服务，是试点街道对矫治对象实行劳动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在社区，矫治对象要遵守社区矫治办公室（或工作小组）制订的相关守则，要遵守外出请假制度；要定期参加社区矫治办公室组织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活动；要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班；而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公益劳动，则成为矫治对象接受社区矫治的主要手段。
斜土街道制定了《斜土街道社区矫治义工（公益劳动）制度》，规定凡是符合劳动条件的矫治对象（保外就医者除外）每周必须参加不少于四个小时的义工劳动；凡是超过就业规定年龄的对象，可以自选义工点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但须征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认可，并有工作小组指派义工点人士负责记录《社区矫治义工劳动记录卡》；有固定职业或工作岗位的矫治对象，可根据自己时间岔开安排；凡矫治对象因有病或有急事无法按时参加义工劳动的，须提前一天请假，准假后另行安排时间补上；可连续计时，但须经社区矫治工作小组许可，采取月计、季清办法（每月不少于18小时，季不少于54小时），社区矫治小组工作人员将月中随访，季末汇总，列入奖罚考核内容。
实行义工劳动制度，促进了矫治对象与人沟通的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其早日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在试点街道，参加公益劳动已成为许多矫治对象的自觉行动。“我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罪错。”曹杨街道的矫治对象白某这样说。
先期试点的三个街道的104名矫治对象至今无一人有重新犯罪记录，其中斜土街道的一名保外就医人员通过社区矫治还获得了假释。
（二）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均由公安机关执行，实际是由公安派出所来执行。但是，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现行犯罪，同时还负责维护日常社会治安和担任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已十分繁重。因此，在公安机关内部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以及执行人员，实践中对这类罪犯的考察往往很难进行。郭建安有如此看法。
从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实际出发，借鉴国际上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治执行机构设立模式，市在年8月做出部署，试点街道要建立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按适当比例配备社区矫治工作者，人员主要来源于市监狱局派出的干警和社区适合担当这项工作的同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是实施社区矫治工作的主体。有官员将市的这种社区矫治机构管理形式戏称为执行主体与工作主体的分离。
根据有关部署，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对社区内各类被判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假释、监外执行的各类对象进行管理和教育；负责掌握矫治对象的现实表现，定期进行访谈，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建立社区志愿者队伍，制作考核材料及相关的法律文书，协助有关单位解决社区矫治对象的实际困难等。而在每日的具体事务中，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工作则要繁琐得多了。
在许多试点街道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办公室里，记者都见到了对应每名矫治对象建立的《社区矫治工作记录簿》，详细记载着矫治对象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接受刑罚情况以及个人专业特长等。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每月还要填写《社区矫治工作情况月报表》，按季填报《社区矫治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新接受一名矫治对象时，要向其发送一份《致社区矫治人员的公开信》；斜土街道还要送上一份市区主要场所的情况介绍以及乘车路线等等。而为了体现对矫治对象“思想上帮一把、生活上扶一把、工作上搀一把”的“三个一”工作原则，帮助矫治对象走出思想误区、调和家庭矛盾、解决生活困难、安排劳动就业则是矫治工作小组的“重头戏”。正如一位志愿者所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真正做到了“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劳动手册》在市是就业的“准入证”。年8月获得假释从新疆回来的徐某，因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了近一年，因为多了一张嘴而负担过重的妻子此时提出离婚。出于自尊和无奈，徐某几乎天天到居委会去找：我在监狱里还有工作可做，为什么回到社会上反而找不到工作了？就在这时，社区矫治工作小组开始工作了。小组人员在做好徐某妻子工作的同时，三番五次往返于区劳动就业保障部门做说服工作，并找到重庆市有关刑满假释解教人员享受社会保障的规定提供给他们做参考，终于为徐某拿到了《劳动手册》。目前徐某已在一家公司开始了工作。通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大量工作，矫治对象李某不仅拿到了《劳动手册》，还得到了相应的生活保障金，现在正在办理退休手续。
监狱干警是社区矫治工作的重要力量。三个试点街道在工作初始就各配备了两名监狱干警。他们在街道提供的办公场所上班，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工资关系和人事关系均在原所属监狱。曹杨街道社区矫治办公室的曹光仪从1966年开始至今一直从事监狱管理工作，可以说经验丰富。他认为对罪犯来讲，“大墙内”的管理具有“刚性”，而在大墙外的社区矫治更强调的是“用人性化的理念进行理性化操作”。斜土街道的老王长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目。他也是一位监狱干警。“我们要为矫治对象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有亲和力。”不紧不慢、实实在在的几句话似乎印证了记者对他务实、诚恳的“第一印象”。
辅绍玉当过民兵营副营长，做过厂办主任，干过保安，年在普陀区真如镇一居委会任治保、调解主任。年12月16日至年1月29日，参加首期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考试合格，获得结业证书，现在真如镇社区矫治办公室工作。虽然刚刚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他对该项工作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会尽力的。”四十多岁的他说话时略显得有些羞涩。他属于社区矫治的社会工作者，属于“街道的人”。
77岁的陈惠珍女士离休前从事妇联工作，做过多年的行政工作，具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热情，思想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面对矫治对象这一特殊的思想工作对象，她充满着激情。她与矫治对象陈某结成“一帮一”对子，经常与她聊天，不断开导她。在陈某因为丈夫提出离婚要求而对生活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是陈惠珍女士及时救了她，并使她战胜了自我的脆弱，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陈惠珍女士是社区矫治工作的志愿者，她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
真如镇南大街居委会的女治保主任崔福美有一个硬壳笔记本，四边已被磨损，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居委会辖区内矫治对象的日常情况。“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是一个厚道而热心的人。
有了无数人的热情和热心，社区矫治工作才能不断前行。
（三）
从市司法局的刘卫萍博士和张祖馥先生提供的大量材料和他们介绍的情况中，记者大致理出了市社区矫治工作从初始到现在的时间表：
年初，市司法局提出：年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社区矫治制度；
年8月，市正式在本市普陀区曹杨街道、徐汇区斜土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启动社区矫治试点工作；
年12月，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在相关会议上作题为《探索开展社区矫治工作的有益实践》的简要汇报；
年1月28日，徐汇区召开社区矫治志愿者协会暨全面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动员大会，中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出席会议并对徐汇、普陀、闸北三区全面推进社区矫治作了讲话；
年1月29日，市第一批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结束，并举行结业典礼，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陈旭、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秋波、市监狱局副局长邰荀出席典礼并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有30名监狱管教干警、13名中小学教师和8名街道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社区矫治工作在初具形态，从建章立制、健全机构到理顺关系、开展工作，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似乎有点儿“蓄谋已久”的味道。那么市当初在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共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
“的公安民警任务太重了。”胡燕平开门见山。他认为，当初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主要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市社会变化比较大，加强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刻不容缓，需要有一支专门的力量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二是因为监狱是封闭型管理，集中、强制，罪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而社区矫治则强调对象的主观行为，是开放型管理；而最重要的是，社区矫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建设政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措施。
谈到今后的打算，胡燕平也很有想法。比如争取年底在全市全面推开社区矫治工作、尽快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治工作管理机构和有关协会组织、推动地方立法等等。说起前景，胡燕平很自信。
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也听到和了解到社区矫治工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扩大社区矫治的适用问题、如何改革我国现有刑罚制度问题、如何建立专门的非监禁刑罚执行队伍问题以及如何对现有五种社区矫治对象区别教育区别管理问题、如何把对矫治对象的行政奖励转化为司法奖励问题、外省籍罪犯如何处理问题等等。
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中国的社区矫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年就在《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上撰写《我国亟需建立专门的缓刑机构》一文来呼吁建立社区矫治制度的郭建安这样感慨道。
但正如提出“四联单”构想的中共市普陀区真如镇委员会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萧公茂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是地方党委政府与各有关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一项共同事业，需要我们大家来努力。
[摘要]：在一些国家，社区矫正的管理是由法院系统来承担，我国也出现了由法院监督管理缓刑、假释人员的探索，这说明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分析法院对社区矫正管理的优势，探索设立由法院管理的模式，对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院；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管理模式 我国目前正大力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但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设置存在很多问题，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对五种非监禁的刑罚措施的执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体制基本确立了“两个主体”的试点方针，即根据现行法律，公安机关是“执法主体”，由司法行政部门担当日常“工作主体”。这种所谓的“两个主体”的运作模式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效率，本文试从法院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角度，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分析国内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探讨在我国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提出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以供讨论。 一、国外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一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法院系统执行，如德国、法国等，一种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如英国、日本等，有的国家同时存在两种方式，如美国。对于社区矫正的最主要形式——缓刑来说，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在刑法中规定由法院系统来负责监督执行，负责缓刑考察工作的法院多数是原审法院，有的国家规定也可以是被告人居住地初审法院。 1、德国。德国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是缓刑和假释。德国的缓刑、假释由缓刑官、假释官负责监督执行。缓刑假释官的主要任务包括：（1）为被缓刑假释人的就业、救济、与公共机构打交道等提供咨询、照顾和帮助；（2）对被缓刑假释人进行监督；（3）促使被缓刑假释人重新社会化；（4）完成司法部委托的相关工作；（5）向法院汇报被缓刑假释人的各方面状况等。缓刑假释官发现被缓刑假释人未遵守缓刑、假释条件的，可进行训诫，训诫无效的应向法院报告，由法官视违规程度决定延长缓刑假释期限或者重新收监执行。约有35％左右的被缓刑假释人重新入狱服刑。缓刑假释官是由法院聘任，接受法院的指示，向法院负责，属于司法部的公务人员。笔者不认同德国的社区矫正是由司法部管理的结论观点。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德国的国家机构设置与我国不同，德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部的下设机构，而在我国，法院与司法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准确的说，德国的缓刑和假释是由司法部下设的法院通过聘任缓刑、假释官来具体负责缓刑假释人员的监督、救济，而不能笼统的说德国的缓刑假释是由司法部管理，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照搬、模仿德国的做法。 2、法国。法国的社区矫正主要有缓刑、假释、公益劳动、剥夺权利等方式，法国各类社区矫正形式都是由被判决人惯常居住地区的刑罚执行法官负责执行。每一个大审法院应有一名或数名法官专门负责裁判的执行。负责判决执行的执行法官是在征求了最高司法会议的意见之后，以法令形式指定的，任期三年。缓刑考验期内，被缓刑人应履行的特殊要求以及有罪判决本身的要求可在任何时候由刑罚执行法官作出裁决，刑罚执行法官在缓刑考验期内也可以随时作出决定变更或取消被缓刑人应履行的特定义务。如果被缓刑人不履行特定义务，刑罚执行法官可以作出附具理由的裁定，将被缓刑人立即关押至最近的监禁场所。由于假释人员应遵守的义务大部分与缓刑人员所规定的义务相类似，假释也是由执行法官负责监督执行。 3、美国。美国的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有缓刑、假释、中间制裁等。由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美国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各州有自己的一套制度措施。对于缓刑，从目前来看，成人缓刑大致有四种模式：有三十多个州由政府的矫正局管理，6个州由州法院系统管理，6个州是由当地市县法院管理，4个州由市县政府部门管理。青少年缓刑多数是由法院系统管理。赞成法院管理的人认为，法院对缓刑有更多的责任，在缓刑的全过程中，法院能对缓刑工作者进行指导并随时采取及时的行动，法院往往更相信自己工作人员的情况汇报。 但是法院对假释人员没有执行权，因为在美国，假释都是司法部下设的假释委员会的管理下运作，由假释委员会负责假释的决定和监督，没有法院的参与，因此法院也就不介入假释人员的监督管理。 二、国内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 在我国，根据刑法和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 定，对社区中的服刑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承担。其实在建国初期，我国的法制建设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在当时的司法实务界曾出现过对于缓刑——这一最重要的社区矫正形式，究竟是由法院负责执行还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的选择问题。最高法院在与公安部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对于一般缓刑犯由当地公安部门负责监督执行。建国初期，管制的适用和制度也都比较混乱，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作为刑罚方式适用，公安机关可以将其作为行政处罚适用，有的地方，区乡人民政府也承担执行管制的任务。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公布之后，管制也正式开始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 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由公安机关执行非监禁刑刑罚措施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服刑人员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在实践中，有的法院迫于无奈，为了不使非监禁刑服刑人员脱管，只能自己对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如2009年无锡市开发区法院实行“新政”，首次对17名缓刑犯建档考察，缓刑判决生效后，法院在每月初向缓刑犯发送《思想汇报表》，缓刑犯必须作出书面的工作、生活汇报，由当地公安机关认可后在月底反馈到法院。法院还会定期向缓刑犯寄送法律学习资料，缓刑人员也要写出学习心得。有业内人士认为，法院注重和加大对非监禁刑人员的管理，有望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制度化。贵阳市中级法院在对一起假释案件的审理中，为确保服刑人员在假释后不再危害社会，法院特别对假释条件进行延伸，包括假释人员出监后有无生活来源等，还将征求服刑人员家庭成员及原所在社区的意见，查明其是否愿意接纳。在服刑人员获得假释后，法院将不定期对其回访，一旦发现有轻微违法行为或表现不佳，要立即取消假释。有人认为，法院这样加强假释人员的监督有越俎代庖之嫌，因为监督假释罪犯是公安机关而非法院的职责和权能，但是，设想如果公安机关真正切实做好了假释人员的监督管理工作，法院不会多此一举，这一做法虽然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但是法院的初衷是好的，也是为了维护刑罚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切实保证刑罚的顺利实现，预防犯罪行为再次发生。 近几年，法院系统还出现了一些我们现行法律尚未规定的社区矫正形式，如社会服务令制度和暂缓判决制度。这两种制度在国外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已经很具代表意义，在国内进行相关探索实践能够大力推动我国社区矫正与国际接轨。社会服务令，是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对已构成犯罪的未成年涉罪对象，责令其至某一场所，完成一定期限且为无偿社会服务劳动的非刑罚化的矫治措施。适用范围包括：试行暂缓判决的，判处管制的，单处罚金的，判处免刑的，宣告缓刑的。这种社会服务令制度自2009年在上海长宁法院首次试行之后，国内许多省市的基层法院相继在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尝试探索社会服务令，取得了较好的教育矫正效果。社会服务在法院指定或者法院同意的劳动场所内进行，劳动场所须有必要的帮教组织和反馈机制，及时向法院反映信息，因此社会服务令的全程运作都是由法院进行监督。同时，法院与劳动场所密切合作，可以开展多种有效的矫正项目和教育活动，积极促使涉罪未成年人改恶从善，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实践证明，由法院负责社会服务令——这一社区矫正形式的监督和矫正是可行的，也是成功的。通过以上实践表明，在我国，法院有能力胜任社区矫正的监督、管理和矫正任务。 三、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 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比较混乱，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刑罚措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是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具体来说是由基层司法所负责开展对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和矫正工作。现在国内学术界也是普遍倾向于由司法行政机关取代公安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但是，基层司法所是否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值得怀疑。有学者指出，由于当前基层司法所不具有刑事执法性，不适应对社区矫正进行专业化管理的要求，而且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基础设施薄弱、工作力量不足以及队伍素质相对较低的问题，因此，基层司法所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12]既然公安机关和基层司法所都难以胜任社区矫正的工作，在我国应当如何构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这是我国社区矫正进一步深入开展之前应当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构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既要参考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现有体制情况，不能因循守旧，更不能盲目照搬。历史证明公安机关已不适合 作为非监禁刑的监管和矫治工作，基层司法所的现有体制和资源也难以胜任。国外很多国家是存在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先例，但是在我国“两高两部”在确定社区矫正试点的管理体制时缺乏深入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13]我们应当看到，国外也存在不少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经验，而国内司法实务界又自发出现了由基层法院负责监督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这也反映了我国实践中的发展方向和实践需要。任何真理都是从实践中来，我们有必要对法院的这些探索加以重视，并进一步研究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社区矫正的管理体制。 1、法院管理符合社区矫正的专业性、法律性的基本要求。社区矫正是非监禁性刑罚的执行过程，刑罚的执行必定是一项专业性和法律性较强的工作，要求刑罚的执行主体必须具备刑事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修养。同时，社区矫正更是对罪犯的矫正过程，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对针对服刑人员开展心理矫正，通过多种形式的矫正活动和矫正项目，通过集中学习和个别教育等方式，帮助其克服不良心理的影响，并及时帮助解决服刑人员的一些困难，对特殊需要加以引导，最终的目标是使其避免再次犯罪，成为守法公民。在这个矫正的过程中，要求执行主体队伍必须具备法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法律性较强的工作。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犯罪发生、犯罪心理方面的经验，培养了大量熟悉罪犯心理、了解罪犯处境的一线工作者，再加上可以聘任社会上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帮助开展社区矫正，因此，法院有能力胜任社区矫正这一专业性、法律性较强的工作。 2、法院管理符合社区矫正的刚柔并济的工作要求。在社区矫正中，既要在监督管理上有刚性的一面，因为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过程，须进行轻微强制性的管束，必须体现一定的惩罚性；又要在教育矫治上有柔性的一面，因为刑罚的适用要以罪犯的心理康复为最终目标，心理矫治需要在对罪犯心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项目，强调对罪犯心理和情绪障碍的引导和疏通。我国法院拥有一定的国家强制力量，有自己的司法警察队伍，可以保证社区矫正的顺利执行。另外，我国从1984年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现已在全国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都由少年法庭审理的制度。多年来少年法庭的运作，积累了丰富了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柔性审判和管理的宝贵经验，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实践经验进一步巩固和发扬，并运用到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中去。此外，还可以通过聘任志愿者的形式，帮助开展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治和生活援助等。因此，法院的工作方式符合社区矫正刚柔并济的要求。 3、法院管理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国家里，法院一般也是社区矫正刑罚措施的决定机关。法院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对罪犯各方面情况已经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法院可以针对罪犯的具体情况开展个性化的矫正项目，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 （2）罪犯在被矫正期间应当遵守的义务都是由法院规定的，因此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这些义务要求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更全面的把握。 （3）对社区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法院可以及时作出反应。法院可以及时作出刑罚执行过程中奖惩的处理结果。罪犯在服刑过程中表现较好的，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及时作出减刑的决定。对于服刑人员违反监管义务的，法院也可以及时作出惩罚措施，严重的可以将违规者带回法庭，并及时根据情节轻重和恶性大小，酌情作出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如果由其他如行政机关管理社区矫正，出现以上情况时，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最终的减刑或者其他刑罚执行方式变更的决定仍要由法院作出。因此，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可以避免不同机关之间不必要的繁琐交接程序，节约行刑资源，提高行刑效率。 四、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 借鉴国外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刑罚的经验，总结国内法院监督管理社区矫正对象的探索，试对我国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模式作如下设想： 1、关于机构设置。建议在基层法院内部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部门，该部门可以叫作“社区矫正局”，与原有的“执行局”并列。社区矫正局内部可以设置管制庭、缓刑庭、假释庭等分支机构，具体管理不同类别的矫正对象 。不同类别的矫正对象有其不同的特点，对其也应当展开有针对性的矫治方案，因此应当设置不同的庭，根据罪犯的类别分类矫正。这样，在刑事审判庭判决生效之后，相关司法文书立即转交社区矫正局，避免了不同机关之间的衔接配合不力的弊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案件也按照就近的原则交由基层法院负责执行。 2、关于执行人员的配备。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一支专职队伍来负责执行，因此要在部门内部配备充足的专职人员，而不能由审判法官或者其他人员兼任。建议可以由具有审判经验的刑事审判法官调任社区矫正局，负责社区矫正的监督、执行。因为他们通过多年的审判实践，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刑法学、犯罪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对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的形成，以及对罪犯的需求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可以在对罪犯充分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活动。这样，通过法院内部调任的方式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不改变工作者的原有人事关系，因此在实践中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也可以通过向社会招聘的方式，聘任社区矫正工作者。无论哪种方式，要成为正式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 3、关于志愿者队伍建设。法院专职人员的数量和能力毕竟还是有限的，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力量，吸收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他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开展对服刑人员的矫正活动。志愿者可以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心理医生或者高校学生，也可以是表现较好的刑满释放人员，因为他们更了解被矫正对象的心理，与被矫正对象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一部分刑满释放人员也有服务社会的热情和愿望，他们可以在帮助矫正的过程中，与被矫正对象一起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4、关于奖惩的处理。建议赋予法院社区矫正局充分的奖惩决定权，即社区矫正局有权直接对被矫正对象的奖惩作出处理，而不需要经过其他部门的审批。这样可以节约宝贵时间，既可以提高被矫正人员的接受矫正的积极性，也能够对违反监管规定的人员及时作出处理，提高工作效率。社区矫正局也应当享受减刑决定权，对表现较好，符合条件的被矫正对象依法进行减刑，使社区矫正保持在一个高效、动态的运作过程中。使那些表现较好、已经没有矫正必要的人员及早脱离被监管的状态，对恶性较大的对象加强或延长矫正，充分体现个别化的原则。对于违反监管规定的对象，社区矫正局可以直接作出惩罚的决定，对于重新犯罪的，应当立即撤销社区矫正，转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侦察、起诉。
管制我国刑法中的一种刑种，是指对犯罪分子不关押，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限制其一定自由的刑罚方法。缓刑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是指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暂缓执行刑罚的制度。依据我国刑法和刑诉法的规定，管制与缓刑的执行机关都是公安机关，都对犯罪分子限制了一定人身自由。刑法第39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按照刑法第76条的规定，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的规定与管制基本相同，除对第2点未做出规定外，其他都应遵守。
管制刑虽然是我国的独创，在民主革命是就已产生，但在97年刑法修订时就其存废引发了许多争议，之所以保留管制刑，一般认为，管制刑有存在符合刑罚中关于目的刑、教育刑的本质，能达到教育犯罪分子和预防犯罪的目的。而从前苏联引进来的缓刑的执行刑罚的制度，更是以目的刑、教育刑为其创始的初衷，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更好地达到改造犯罪分子，教育犯罪分子本人与社会上不稳定分子。
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遗憾地看到，无论是管制还是缓刑运行并不理想，一方面，执行机关有关措施不到位使法律的有关规定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判处管制与执行缓刑的犯罪分子在法定期间违法犯罪与期满再犯罪比率较高，管制与缓刑成了犯罪分子避惩罚的避风港，管制与缓刑引发了相当多的黑色交易，群众也因此对管制与缓刑制度产生一定的不满与不解。这种状况当然与实际执行不力有关，但笔者认为根子却在理论与立法规定上。首先，我们认为，刑罚本质应是报应刑与目的刑相统一，管制与缓刑应有惩罚的因素，即使侧重于目的刑也刑罚不可过轻缓，以免引发被害人的不满。其次，就实施目的刑而言，无论是管制还是缓刑在执行上还是要有一个相当可操作的载体，就刑法的现行规定来看，虽然这些规定一定程度限制了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但并无实际的教育措施，教育流于条文。事实上，要实现目的刑、教育刑，必须有一个有效的载体，比如劳动改造，通过这一形式，让犯罪分子感受一定的痛苦，使其本人不再犯罪和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不敢犯罪，达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同时有这一载体，一方面强化了执行机关的责任，其必须去组织实施，而不是现行规定一样单等犯罪分子来报告，且对其不闻不管；另一方面，执行机关也可充分利用这一形式来教育、感化。
笔者注意到英国的社区服务制度是介于在监狱劳动改造和在社会放任之间的一种有效载体。英国最早在1973年《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社区服务”的刑种，即法官可以判令罪行轻的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工作，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社区服务是英国缓刑制度的一种，在英国，每年大约有5万个社区服务性案件。依照英国的法律规定，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40个小时，最多为200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至少要有5－2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英国城市按需要划分为若干个缓刑区，每个缓刑区都有政府的社区服务组织，组织成员有政府公务员或委派人员组成，包括缓刑官、社区服务官及其他管理人员。社区服务的种类包括不同的劳动项目，如房屋装修、道路维修、木器加工、清洁公共卫生甚至去学校粉刷墙壁。到社区参加服务的罪犯必须遵守社区服务的时间，如果他们不准时到社区服务点去服务，第一次，社区服务的管理监督人员要警告他；第二次，要对他提出严肃批评；第三次，他们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
我国香港地区法律制度承传英国普通法传统，1984年香港正式通过＜＜社会服务令＞＞条例，并在1998年扩展至区域法院、高等法院的上诉法庭及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香港“社会服务令”具有补偿性及协助违法者复康的双重作用。根据此服务令，违法者须在空闲时间进行无薪社会服务工作，以补偿他们对社会的损害。在著名香港艺人谢霆锋交通肇事一案中，谢霆锋被法院判处240小时社会服务令，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服务制度在我国最早却是由检察机关在相对不中试行。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出台《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对符合不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薪工作，对社会作出一定补偿，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归社会。规定出台后第一位被判“社会服务令”的是一名涉嫌盗窃手机17岁的少年，他被判到社区进行两个月无薪劳动。两个月过去后，检察院根据其表现下达了“不决定书”，他又像过去一样回到普通人生活中。随后，我国第一批“社会服务令”开始在河北省部分检察院试行。今年6月，北京市在东城区、房山区和密云县的47个街道、乡镇全面展开罪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纳入社区矫正的罪犯，为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长期居住在试点区（县）的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在社区进行矫正期间，这些罪犯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组织规定的汇报、请销假、迁居等制度，并通过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改正自己恶习、认罪服法。这些新的处理方式引起司法界及法学界广泛关注，其法理与司法实践效果有待研究。
但是，上述的尝试并无法律依据，社区服务的适用范围和违反的后果都无规定，相关监管组织没有建立。对于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笔者不反对社区矫正的工作。但笔者主张，我国当务之急的是应引入社区服务制度来改造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的管制与缓刑制度。在法律明确加以规定社区服务制度，其积极的意义在于：首先，其能真正对犯罪分子起到惩罚与教育的功能；其二以看的见方式增强群众对司法的信心，减少管制与缓刑作为避风港的机能，尽可能遏制幕后黑色交易；其三是社区服务有着实在的可操作的制度，有利于增强执行机关的责任，不至于让刑法的有关管制与缓刑的其他规定流于形式。具体可在刑法第39条和刑法第76条增加一款规定，即判处管制和缓刑犯罪分子必须参加当地的社区服务。同时在大城市以若干区为单位、在小城镇以若干乡镇为单位由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社区服务点，设立相应的管理人员，负责对犯罪分子进行社区服务管理、监督，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教活动。法律还应规定，犯罪分子必须在每二周参加4至8小时的社区服务，内容主要是公益劳动，并接受群众监督。对无特殊情况不按时参加社区服务或有其他不遵守规定行为的给与警告，三次以上无故不参加社区服务的犯罪分子，判处管制的，由法院重新改判为有期徒刑，判处缓刑的由法院按刑法第77条规定，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当然，如果条件成熟后，可将这一制度推广到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的管理和监督上。
近日，西城法院对近二年来判处缓刑的少年犯的改造效果进行调研，发现大部分缓刑少年犯取得了较好的改造效果，考验期满后有的继续就读，有的积极从事工作，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几例判处缓刑的少年犯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的案件。这些被撤销缓刑的少年犯在缓刑期内犯新罪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导致被撤消缓刑，执行了原判刑罚。本来判处缓刑的目的在于强化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和改造效果，但这些少年犯却没有珍惜法律给予的改过机会，无视法律，最终还是要尝牢狱之苦。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身试法呢？笔者在惋惜之余产生走近这些少年犯看看的想法，对西城法院近两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调研，深入地考察缓刑少年犯在缓刑期间再犯罪的问题。[1]
西城法院近二年受理刑事案件的数量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数量等情况详见表一。虽然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再犯罪的案件数量不大，却从一个层面反映了犯罪改造和犯罪预防的失败，因此，深入研究缓刑少年犯在缓刑期间再犯罪（违法）的问题有现实意义。
在这些案件中，少年犯性格缺陷、执法机关监管不严是通性，更深入地分析，探究造成少年犯在缓刑期间或缓刑期满再犯新罪的原因可以从内外两个因素入手：
1、内因所致。（1）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对自己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还没有正确的预见能力，辨别能力低，猎奇、好胜心强，控制能力差，独立性意向与认识能力之间不协调，有时候会盲从，易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行为表现出盲目性大、偶发性强、纠合性强、反复性强、感染力强等特点。不少少年犯自身性格有缺陷，有的自我封闭，有的性格暴躁，有的以自我为中心，有的物质欲望极强，这样的性格就是犯罪很大的诱因，只要受了外界的诱惑就很可能迷失自己，如父母满足不了自己强烈的攀比心就盗窃抢劫，与他人相处一语不合就大打出手，所以青少年犯罪类型往往是小额财产类犯罪（如盗窃、勒索等）或伤害型犯罪（如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例如，十五岁的许某想找钱花，因此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刚过了两年安分日子，性格暴躁的他又因与人不和纠集了二十余人聚众斗殴被撤销了缓刑，收监执行有期徒刑三年。（2）对缓刑错误认识导致缓刑少年犯再犯罪。当前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一旦涉及未成年人犯罪，首要考虑的就是“教育挽救为主，惩罚打击为辅”，这本无可厚非，但一旦过分强调这一原则也会导致重罪轻判，这并不符合我国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基层法官有一个常规做法就是遇到初犯的未成年被告人，绝大多数都判处缓刑，这让少年犯形成一个错误观念：第一次犯罪肯定判处缓刑，自己的年龄是个优势，犯罪不用蹲监狱，判刑跟不判刑没两样，犯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再加上监管机关放任不管，缓刑本应具备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功能荡然无存，缓刑执行流于形式，对少年缓刑犯不及时加以正确的教育和引导，缓刑少年犯无法从缓刑中体味到刑罚的力量，也无法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根本错误。这些孩子的无知使其在第一次犯罪接受的法律惩罚还没结束的时候又不自觉地犯法。
2、外因所致。未成年人犯罪，有着深刻的客观背景，其生长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中的不良因素都成其为犯罪的诱因。
（1）学校因素。在2004年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在校生占40.7%.在2005年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在校生占33.7%.学校老师同学是孩子除了家长之外接触最多的人，老师同学对孩子思想行为的影响不同一般。每一个孩子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老师同学的肯定，但失足少年被判刑所打上的烙印却无法被老师同学谅解，他们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对失足同学的歧视让后者产生了破罐破摔的想法，反正你们也瞧不起我了，再犯法又能怎么样呢？这种想法让被判处缓刑的少年犯彷徨无助，面对老师同学歧视的目光和外界不良因素不断的侵扰，造成了缓刑少年犯在缓刑期间再度犯法。
（2）家庭因素。有的家庭教育不健全，对子女疏于管教、无力管教或是管教不当，有些少年犯父母或离婚或已亡，父母的离婚使孩子落入单亲家庭，爱的缺失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有的孩子因此产生仇视一切的错误人生观，有很强的破坏欲望，不停地寻衅滋事，屡屡犯错。孤儿或单亲家庭的少年犯由于失去父母的管教，行为乖张暴戾，情绪极易失控，这些都是导致犯罪的不良因素。如17岁的张某因抢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还没满又因盗窃一部手机来到法院。法庭上，张某的父亲通彻心扉地说都是自己离婚害了孩子，本来张某是个乖孩子，父母离婚后，没有了妈妈的张某性格开始突变，竟然发展到去抢劫被判了缓刑，缓刑期间由于离婚后的父亲长时间陷在离婚大战的困苦中，没有把心思放在孩子的教育上，导致孩子继续走向犯罪之路。单亲家庭缺少关爱，没有温馨的家庭氛围，很难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一旦有诱因，孩子会很快陷入犯罪的泥潭。
（3）有关单位缓刑监管措施不力。法院对少年犯判处缓刑后，将其相关资料交与其户口所在地司法局，完成社区矫正手续衔接后，由司法局对被判处缓刑的少年犯进行监管。如果出现法院与司法局手续衔接不及时、不完备，或者交付执行仅限于送达执行文书而不负责执行落实到位，参与监管的相关单位一时疏忽或是推诿责任造成缓刑人员脱管失控等因素时，就会造成缓刑少年犯缓刑执行落空，很可能造成缓刑少年犯再犯罪。
既然缓刑的执行存在缺陷，判处缓刑后的少年犯还可能重新犯罪，那是否还需考虑适当控制对少年犯适用缓刑呢？答案是不仅适用而且应该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首先，对于轻微犯罪的少年犯仍应适用缓刑为宜。对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其行为有很大的偶发性，主观恶意不深，改造难度小，回归社会愿望强，应该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刑事处罚应尽量让其不脱离社会，在一个正常人所生活的健康的环境中进行改造，让少年犯感到自己并没有被社会抛弃，从而增强重新做人的决心，降低再犯率。其次，如果放弃缓刑改判短期监禁刑，存在许多缺陷，短期监禁容易交叉感染，一些少年犯在短期监禁后没有改造成功，释放后仍会重新犯罪。因为短期监禁刑的弊端，美国等国家大量适用非监禁刑 [2]。
笔者认为，缓刑期间少年犯再犯罪，不是因为缓刑这一制度自身的缺陷，而是执行缓刑这一制度力度不够。要加强缓刑少年犯的帮教改造效果，预防、减少缓刑少年犯再犯罪，关键在于加强缓刑执行力度，严格、完善缓刑具体监管措施，时机成熟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缓刑执行机构 [3].要帮助缓刑少年犯彻底摆脱犯罪阴影，重新走上健康的成长道路，需要社会、家庭、学校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一起把犯错的孩子拉回正轨。
1、家庭要重视。孩子犯了法，作为家长不要一味责怪或是放纵，应积极总结和纠正以往家庭教育中的失误，纠正孩子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禁止孩子违法违纪和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定期于孩子交流其工作、学习、生活和思想情况，与孩子多沟通，多了解青少年思想变化状态，成为孩子可以谈心的朋友，坚持长期与孩子共同学习法律知识，加强对孩子的法制教育和正确的道德观的引导，及时发现和遏止孩子违法犯罪的苗头，让孩子安全度过缓刑考验期，并不断督促孩子远离犯罪。
2、学校要正视。学校是学生学习成长的摇篮，学校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引导、帮助学生走健康发展的道路，应该在重抓升学率的同时抓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使学生学会用法律标准约束自己，经常组织法制课堂，多做法制宣传，让学生学会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学生犯法固然可恨，但这并不能成为学校歧视排斥学生的理由。学校首先要认清自己在学生犯罪问题中的有一定的责任，争取净化学校及周边环境，让学生免受不良因素的干扰，对失足学生要因势利导，消除老师同学的歧视心理，共同帮助其顺利度过缓刑考验期，成功回归社会，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成为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学校应当为学生提供更多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如鼓励学生参加公益活动，志愿者行动等有益于树立社会公德，提高道德素质的活动，注重发掘学生特长，鼓励学生发展有益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在课余有丰富的娱乐活动，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3、社会要宽容。未成年人性格尚不稳定，容易受社会各种因素利诱，稍不留神就会犯法，因为这个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社会更应该对犯了法的未成年人持宽容态度，对犯法的未成年人更加关爱，不要给其求学、求职的道路设阻，净化社会环境，加强娱乐导向，影视作品要摒弃暴力和情色等不良因素，主题应该积极向上，提高法治环境，创造一个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4、司法机关要尽责。
（1）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在庭审阶段要注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帮教，多作法律说服教育工作，判处缓刑后要明确告知缓刑少年犯缓刑期间的权利义务，强调缓刑期间杜绝违法犯法行为，并向少年缓刑犯及其监护人送达如《监管令》[4]等成文约束规则，要求缓刑少年犯在缓刑期间要遵守相关规定，接受法院的考察和帮教，同时要求监护人应积极协助司法机关对缓刑少年犯的帮教工作。为加强判刑后的帮教效果，法官应对少年缓刑犯定期或不定期回访，有条件的可以实行一对一法官帮教负责制，即判处缓刑的法官要负责加强缓刑考察对象的帮教，避免缓刑犯缓刑期间再犯罪。少年法庭可以定期举办缓刑考察对象学习班，定期召集缓刑考察对象集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他们订阅《人民法院报》等法制报刊，提高他们的法律认知程度。
（2）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判处缓刑后，法院应将缓刑少年犯的详细情况及时送达缓刑人员住所地司法局，并督促缓刑少年犯限期到司法局报到，对限期不报到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缓刑。
（3）法院与少年犯所在学校、村、居委会、派出所、司法局等基层组织定期召开联席会，交换意见，了解情况，适时对缓刑考察对象进行心理矫治和社会帮助，要求每个缓刑少年犯每个月作思想汇报。
（4）参与社区矫正的机关对判处缓刑的少年犯加强监管措施，责任到人，负责人经常找其谈心，摸清其工作、生活及思想状况，促其真正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努力改正，尽可能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组织缓刑少年犯参加社区服务，举办法制讲座或心理咨询等，组织缓刑少年犯到少管所参观，到社区义务劳动，帮助其学习一定的劳动技能。
（5）对少年缓刑犯在考验期内的表现要及时考察，适当处置。对有立功表现或改造成绩显著的缓刑少年犯，依法予以减刑。缓刑考验期满后，可以借鉴国外前科消灭制度，[5]前科自然消灭，视为未曾犯罪，这样既可防止少年缓刑犯回归社会后受到歧视，又能减轻缓刑少年犯的思想包袱，充分巩固缓刑的改造效果。对抵制考察表现不好的视其情节予以教育、警告。对犯新罪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撤消缓刑。
5、监管措施要完备。创新电子监管系统，建立互联信息网络。电子监控技术在美国非监禁刑中运用十分广泛，电子监控措施能随时追踪犯罪人。我国应实现户籍网络登记，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上，实现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局联网，对缓刑人员实行联网监督。
笔者深信，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帮助，一定会减少缓刑少年犯在缓刑期间或缓刑期满再犯罪的问题，更好地体现缓刑改造的价值。
注释：
[1] 囿于资料所限，本文仅以西城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为北京市法院系统审理此类案件的一个缩影，借以说明少年缓刑犯的再犯问题。
[2] 美国2001年被判刑的被告人中，有74%被判处缓刑，4%被单处罚金。
[3] 美国各州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缓刑犯、假释犯和其他摄取非监禁刑的执行。
一、从少年身心特点及我国刑事司法现状来看，对少年犯缓刑的适用范围应有所扩大。
少年因心智还尚未成熟，对自己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还没有正确的预见性，因此少年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如盲目性大、偶发性强、纠和性强、反复性强、感染力强、悔改性强，犯罪类型主要为小额财产类犯罪或伤害型犯罪，多数少年犯受不良的家庭因素影响，失学学生及外地流动人口占很大一部分比例等。正是因为少年犯罪具有上述特点，说明少年犯的主观恶意不大，社会危害程度低，可塑性强，改造后回报社会的机率高，因此在对少年犯的刑事处罚上应有别于成年人。
实践中对于少年犯适用最多的是短期监禁刑、罚金刑及缓刑。构成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也有少量条文涉及到少年司法制度。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独立、协调、统一的处理少年犯罪及不良行为的教育矫治机制。现阶段的主要矫治措施大部分是将具有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的少年集中在相对固定且封闭的场所进行管理，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模式将少年与社会相隔离，将来很难让其再次融入社会和家庭的日常生活，且由于矫治场所的硬件条件有限，多数是以限制自由和强制劳动为主，而对于让其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文化知识以及心理教育则做得远远不够，少年犯之间交叉感染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我国目前有3 亿多青少年，每年判刑的不过3.5万人，而且其中65%左右是有严重犯罪行为的。这说明我国对少年犯罪的方计是教育、感化、帮助、挽救为主，司法惩处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限制地使用。而对于具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则应该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即便给予一定的刑事处罚，也应尽量让其不脱离社会，在一个正常人所生活的健康的环境中进行改造，让少年犯感到自己并没有被社会所抛弃，从而增强重新做人的决心，降低再犯率。目前，由于缓刑的标准不好掌握，为防止少年犯有再次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尤其是对于一些外来的流动人口和缺少监护人的少年，好多法官倾向于将少年犯判处短期监禁刑，但事实上，短期内并不足以使这些少年洗心革面，多数在释放后仍会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只要不是刑法第17条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少年犯，就应当考虑可以适用缓刑，而对于过失犯罪的少年犯一律应当适用缓刑。
二、从国际少年司法原则及我国少年司法模式来看，社区将成为少年缓刑犯最理想的矫治场所。
目前，国际上有关少年司法的文件主要有三个，一是1985年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另外两个是1991年通过的《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又称利雅得准则）及《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又称东京规则）。这三个文件已成为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法理渊源。其中《北京规则》首次确认了“双向保护”原则，即保护社会利益与保护犯罪少年利益相统一，使这条原则成为贯穿少年司法制度体系的基本原则。
另外，刑法谦抑性原则也对少年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对待少年犯不是追求刑罚，而是为了保护矫治，从而应尽量选择替代刑措施。德国法学家李斯特曾说过：“最好的刑事政策是最好的社会政策。”少年司法同样要坚持社会化原则，因为对少年犯的矫治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必须建立起以家庭教育为源头，学校教育为核心，社会教育为保障的综合教育矫治机制。
当前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模式有：1.法庭模式；2.福利医疗模式；3.社区模式，而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模式则可以称为“社会。司法”模式。其特点是社区广泛参与帮助教育违法犯罪少年工作，将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预减到最小限度。这种模式要求无论在法律制度上还是在软硬件的建设上都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而我国对少年犯罪的刑事法律规范还规定得极其不够，根据对少年犯的处罚原则，如：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特殊预防为主，一般预防为辅的原则；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原则等等，需要对少年刑事法律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我国刑法规定，缓刑由公安机关考察，由犯罪人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在缓刑适用范围扩大的情况下，由于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刑事侦查工作和治安管理等工作，内部并没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执行缓刑的考察工作，往往是对判处缓刑的犯罪人放任不管，使其流于形式。尤其对于少年缓刑犯来说，若是不及时对其加以正确的教育和引导，他自身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违法犯罪的严重性，认为缓刑和没判刑没有区别，从而产生再次犯罪的心理。
在生活节奏加快，人口流动性大的现代社会，社区是了解一定区域内家庭情况的最基本的单位，而且在我国还有社区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民法通则规定，对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且在没有法定监护人时，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也就是说，法律赋予社区组织以保护和监管未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虽然目前居委会和村委会存在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人员总体素质较低、权利义务未有法律法规加以明确规定等一系列问题，但综合来看，将少年犯放在社区里改造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在监禁场所里。因为少年缓刑犯一般通过法庭的审查，认定其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同时，少年犯可以在社区组织的帮助下，学习一定的劳动技能，与社会发展同步。而社区里多数是由工作在各行各业的人组成的，因此通过身边人的言传身教，由众多群众的眼睛对其进行监督，可以形成一种表面看起来宽松而实际却很严格的监管氛围。另外，由社区组织定期向司法机关汇报少年犯的改造情况，并及时备案，也有利于社会治安综合工作的顺利开展。将少年犯的矫治工作由单纯的司法矫治向开放型矫治模式发展，引进社会各界人才发挥矫治功能，方能最终达到现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从国外的先进做法来看，社区矫治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最大限度地实现少年缓刑犯的再社会化。
《北京规则》第十八条列举了一些对少年犯的处理办法：照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缓刑；社区服务的裁决；罚款、补偿和赔偿；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英美、德国、日本、北欧等国在贯彻该规则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做法，目前我国对少年缓刑的适用与普通刑事案件的处理基本没有区别，有的少年缓刑犯的比例还不如成年人的比例大，没能充分发挥缓刑在少年案件处理中的特殊作用，因此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美国进行第一个青少年立法的伊利诺伊州对少年犯提供个别的矫治与引导，而不仅仅只是直接的处罚，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则：—、少年犯一般不具备真正的犯罪动机，所以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不能让他们承担全责；二是少年犯属未定型阶段，他们仍可能从进一步犯罪行为中解脱出来，所以在对少年犯的处置上不能运用单一的刑事处罚，而应因事制宜、因人制宜。伊利诺伊州设有青少年临时拘留中心和学校，该中心雇用了青少年管理员、专业医务人员、社会工作者、牧师和特殊教育教师，设有特殊教育、 娱乐、宗教活动、辅导、医疗和牙科服务，并提供均衡的饮食、衣着和安全的住处。这是一种寄宿的办法。第二种办法是非寄宿设施，即违法青少年仍然住在自己的家中，但要按时到指定的地方去工作和学习。这种非寄宿设施使违法犯罪的少年学会生存技能，为他们将来的就业创造条件。另外，伊利诺伊州还成立了伊利诺伊州儿童和家庭服务所，即对受监禁的少年以各种形式将他们的矫治场所置于社会之中。例如有社会上自愿者自发的、由自愿者照顾违法少年的举动，让违法少年寄养在他们家中，他们向违法少年提供 关怀和指导，为他们重新回到社会创造一切条件。所有的这些办法，都是为了感化少年，由社会各方力量对少年犯进行教育和监督。
奥地利和德国对少年犯罪案件实行调解，其宗旨是使青少年远离法庭。英国则实行保护管束制度，即将少年犯释放在自由社会上，规定若干遵守事项，并有保护管束人员予以必要的指导与援助。
上述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可以让少年犯在远离法庭、监狱、劳教所的环境里得到充分的改造，使其在重新走入社会时，不但不会为社会造成负担，相反还会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当然受我国生产力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上述做法不可能照搬照抄，我们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少年缓刑犯的矫治制度。任何在不影响公共利益和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能够有效发挥矫治少年缓刑犯的做法都是可取的。对少年缓刑犯的矫治不应是形式的、表象的，而是要对其从行为上、人格上、心理上等多方面加以完善，不能满足于不再违法犯罪，而是要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需要社会学、犯罪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领域的专家通力合作，需要一大批有爱心、有耐心的志愿者加入到矫治者的队伍中来。以社区为点，向周围发生辐射效应，使全社会都对少年犯予以特殊的关注，从而让社会对少年犯的犯罪根源加深认识，对他们多一分谅解，少一分歧视，在社会中平等地享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四、从我国当前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进程来看，让少年犯回归社会已经成为改革的趋势和主流。
我国向来重视少年司法工作，尤其是近年来，理论界对于建立少年法院的呼声是越来越高。我国在处理少年案件时所采取的一些刑事性质的措施，例如缓刑、免予起诉、管制等等，与国外的“寄养制度”、“委托人制度”、“监护照管制度”、“居住性处遇中心制度”等等也有类似之处，主要目的都是将少年放于社会大环境中进行矫治。但其主要区别是国外的这些措施仅适用于少年犯，而我国则不仅适用于少年犯，而且适用于成年犯，甚至更侧重于适用成年犯。在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的过程中，很多地区及部门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一些经验做法在有条件的地方值得推广。如暂缓判决、监管令等，下面加以简单介绍。
暂缓判决即对已经构成犯罪的少年，可暂时延缓对其的判决。而对可直接免予刑事处分或宣告缓刑的被告人、共同犯罪案件的被告人、有前科的被告人、有可能被判三年以上的被告人、没有监管条件的被告人等则不适用暂缓判决。暂缓判决不等于对少年犯放任不管，而是通过考察的方式来决定最终是否要对其进行刑事判决。考察工作由法院审判人员、特邀陪审员、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的有关人员共同执行，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以便彻底地认清被考察人的思想及行为情况。被考察人要定期向考察人员作汇报，三方考察人员也要定期联系，在考察期满后对暂缓判决的对象作出评估测定。在考察期间，要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其进步行为，激发其积极向上的心理，同时要让被考察人清楚地知道暂缓判决的法律意义和考察期间应遵守的行为规则。暂缓判决不同于缓刑，在考察期满后，如果被考察对象已经悔改，那么便不再对其进行刑事判决，也就是说视其为没有刑事前科。
监管令制度也是预防和矫治少年犯罪的一种新的探索。具体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对符合条件的少年缓刑犯及其监护人发出的，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必须遵守和履行某些限制性规定的书面指令。监管令的内容可以分为一般条款和特殊条款。一般条款是要求少年缓刑犯普遍遵守的有关规定，例如不得旷课、吸烟、酗酒等。特殊条款是结合犯罪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原因，制定的对某一少年缓刑的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正是这些可喜的探索和成功的经验，更加能够证明少年犯罪是一个全社会问题，对少年缓刑犯的矫治不可能孤立进行，必须是由社会各界联手进行。
五、从我国缓刑制度的执行情况来看，缓刑社区化已经成为少年缓刑犯矫治的发展方向。
相比其他刑罚措施，缓刑更能体现刑罚的人道化、缓和化和合理化，可以避免监禁刑的弊端，帮助少年犯重归社会，同时也能够减少国家的费用，具有巨大的经济性。因此许多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定：“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方法。”我国刑法也将缓刑作为有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加以明确。
目前我国对少年缓刑犯的执行大多流于形式，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建立中国少年缓刑中心。但由于单一部门往往难以执行得力，而多家部门联合又容易相互推诿，再加上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经费问题无法解决，此类缓刑教育机构只能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矫治机构，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而不适于普遍推广。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实现缓刑社区化。社区作为少年缓刑犯日常生活的场所，在同一社区中生活的人对有过前科劣迹的少年犯平时的各种行为都是有所了解的。由社区组织牵头，在小范围内对个别少年缓刑犯加以矫治，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在社区内，违法犯罪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而少年缓刑犯就更是少之又少。少年缓刑犯一般都是因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家庭教育不够，一时冲动而失足，真正具有犯罪恶意的极少，因此由社区中大多数人对这一小部分少年缓刑犯进行帮教，比起监禁刑中由少数管教人员对多数少年犯的帮教更具有针对性。同时，对作为监护人的家长的教育方式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让少年缓刑犯体会到社区生活的和协和家庭生活的温馨。
在缓刑社区化的过程中，居委会和村委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具体来讲，首先必须从法律上对居委会和村委会的权利义务及组织形式加以确定，使其中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对社区中少年缓刑犯的跟踪考察工作。对其要赋予一定的干预权，即在监护人对少年缓刑犯有放任、虐待、禁止其接受义务教育等行为时，有权先行对监护人加以警告，如仍不奏效，则告知法庭，进而由司法权进行干预。同时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要对法庭负有报告义务，对少年缓刑犯负有教育、管教、帮教和制止其再度发生不良行为的义务。
各位社区服刑人员：
你们好！市司法局组织大家集中进行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特别邀请张发老局长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人生励志课，相信你们一定受益匪浅。张发老局长任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期间，在省司法厅党委的支持下，把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进监狱，使无数狱中囚子在跌入人生低谷之时，重又找到人生的方向。很多家庭从中受益，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在跌倒之后重又振作起来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充满了对监狱领导和监狱民警的感恩之情。是呀，有什么能比挽救一个失落的灵魂更弥足珍贵的呢！现在，张发老局长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每个月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应邀在全国各地讲传统文化，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能够唤醒每个服刑人员，使每一个服刑人员能够重拾信心，从而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各位社区服刑人员，我局组织大家集中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就是希望通过集中学习、集中教育，让你们明白学会做人和做事，对一个人成就幸福美满人生的重要性；也让你们明白树立基本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对一个人赢得家人和社会的尊重是多么的重要。我希望通过集中学习、集中教育，唤起每一个人—一个有思维、有尊严的人，应有的基本良知和责任感。从而促使你们努力改造，将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积极向善的，一个有道义感的，一个守纪律的，一个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合格公民。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此，我对全市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三点希望和要求：
一是要懂得感恩，加倍珍惜。在过去的生活中，你们因为思想上的冲动、认识上的糊涂、行为上的过激和不理智等等，出现了违法犯罪的行为。“一失足成千古恨”，不但给社会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损害，还给自己、家人和亲属带来了身心的创伤，给自己子女造成了心理阴影，你们也受到了相应的法律惩罚，也流下悔恨的泪水、有了心灵的反思。现在，党和政府本着以人为本、宽大为怀，采取社区矫正这种轻微惩戒的办法，让你们远离铁门、铁窗，和家人团聚在一起，重见阳光，重见欢笑，重新回归社会生活。你们要扪心自问，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社会各界和家人亲友都没有抛弃、嫌弃你们，对你们一直寄予厚望。特别是基层司法所的干警，精心加强对你们的监管、帮教，不歧视，不另眼相看，积极创造条件为你们改造新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你们必须要懂得感恩，加倍珍惜在社区服刑的机会，要正确认识自己，摆正位置，认罪服法。古人曾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梅花经冬香满园”，你们要相信，只要勇于自新，认真改过，诚实劳动，向善守法，你们的明天一样会更加美好。
二是要端正态度，引以为戒。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一部分，彰显的是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体现的是党和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的本质和内涵。虽然“没有高墙、没有电网”，但是你们一定要认识到，这并不意味可以放任自流，为所欲为。接受社区矫正，就要求你们必须严格遵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什么时点报到、什么时点汇报思想动态、什么情况要请假，这都是明文规定的，必须严格遵守。在日常监管中有个别服刑人员不服从监管、日常报到不自觉、个别服刑人员不请假私自外出等等，在这里我告诫你们，这种表现是再次徘徊在高墙外，非常危险!必须端正态度，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改了，就能成为新人，不改，有可能再次犯错。今后，我局将进一步加大社区矫正工作力度，加大考评奖惩的力度，对那些不服从改造，不服从监管，不遵守纪律的，我局将维护法律的尊严，该警告的及时警告，该上报的一律上报，该收监的一律收监，绝不心慈手软，决不姑息迁就。在此提醒你们，目前全市共有19名社区服刑人员不服监管被依法裁定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如服刑人员梁某某，于2007年因故意伤害罪被判缓刑，进行社区矫正，此人忘乎所以，胆大妄为，未按规定时间到司法所报到，严重违反社区矫正监督管理规定，被依法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并被加重了处罚。
三是要加强学习，自重自强。在《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一文中指出：“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借此机会，我要明确地告诉各位社区服刑人员要加强学习，只有通过强化学习意识，自觉去学政治、学法律、学政策、学技术，才能不断增强综合素质，才能为今后的生活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希望你们认真把握正确的教育改造方向，把遵规守法作为重新做人的起点，把刑期当学期作为重塑自我的关键点，把学习先进典型作为完善自我的着力点，诚实劳动，勤劳致富。如秀英街道的服刑人员王某某，于2004年因盗窃罪被判入矫，但他积极改造学习，通过自己的勤劳的双手努力诚实劳动，努力经营，通过承包养猪，成功走向上致富之路，重拾做人尊严，受到乡邻敬重。
各位社区服刑人员，《弟子规》有一句话“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意思是：无心之过称为错，若是明知故犯，有意犯错便是罪恶。知错能改，是勇者的行为，错误自然慢慢的减少消失，如果为了面子，死不认错，还要去掩饰，那就是错上加错了。“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知过能改，是向善的开始。《易经》上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经》上讲“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考察时讲：“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向上、向善”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炎黄子孙应该一生为之追求的目标。
各位服刑人员，在人的一生中，总会有风风雨雨，坎坷和磨难终将过去，阳光必将驱散阴霾。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在社区服刑的机会，坦然面对现实，用实际行动赢得社区的承认和尊重，从今天做起，彻底告别昨天，做好今天，迎接新的明天！
祝:各位社区服刑人员早日融入社会,共筑美好明天!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 未成年人 犯罪 疑难问题
一、恢复性司法的概念及其特征中国论文联盟
（一）恢复性司法的概念及内涵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巴内特（barnett）提出，随后被引入到少年司法制度当中，并且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被告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来自荷兰的刑法学教授约翰·布拉德介绍说，对恢复性司法所做的最新诠释是：“恢复性司法是重在修复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司法理念，而这一理念只有通过将所有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全部吸纳进来的合作性程序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最著名的恢复性司法项目是“被害人—和解—被告人”项目与“会商”项目。在“会商”项目中，关注被害人和关注被告人的社区成员均受邀参加会议。在会议中，他们共同讨论犯罪行为及其造成的后果，并充分商讨如何给予犯罪后果以最好的补救。国际上对恢复性司法较为通行的定义是： 恢复性司法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 关涉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 处理犯罪后果的过程及其对未来的意义。
“恢复性司法”的内涵在于：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在于：犯罪不应当被认为是对公正规则的违反或者对抽象的法道德秩序的侵犯，而应当被认为是对被害人的损害、对社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及对社会公共秩序的挑战。对犯罪的反应应当致力于减轻这种损害、威胁和挑战。纯粹报应性的犯罪反应不仅不能减轻社会的损失总量，无法有效地满足被害人的赔偿需要和促进社区冲突的解决，而且在促进公共安全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恢复性司法运动主张在唤起犯罪人的责任感，包括其赔偿犯罪的损失、恢复社会安宁的义务感的基础上，用预防的、恢复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惩罚性的、报应性的刑事政策，认为有效的刑事政策是：恢复犯罪被害人被侵犯的权利、恢复公众的社会和道德意识，加强法律秩序。
（二）恢复性司法的特征
1、恢复性。恢复性司法强调对受侵害的受害者、犯罪人本身以及社会关系的修复。对于受害人，通过犯罪人及其家庭对受害人的赔偿及悔悟以取得其谅解，化解双方的矛盾与冲突；对于犯罪人，要求其参加社区矫正，通过一定得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实现对犯罪人自身的改造；社会关系则因矛盾的化解及犯罪人的改造而得到恢复，得以维持和谐稳定的状态。
2、个人参与性。在恢复性司法活动中，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各方面人员，与犯罪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包括被害人、犯罪人以及他们的家庭、社会成员等。都有机会参与司法活动，发表意见。
3、社会性。在恢复性司法过程中，人们不是将犯罪人与社会环境隔离开来， 而是通过将犯罪人重新整合进社区生活中。西欧及美国在适用恢复性司法制度中十分注重社区矫正措施的落实，因为社区矫正一方面避免了犯罪人因监狱改造而造成社会歧视，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志愿服务的工作达到对犯罪人员的改造。
二、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的适用
本调研小组对西安地区以及武汉地区的少年法庭进行了深入调研，通过参与适用恢复性司法案件的庭审、对办案法官的采访、了解被告人及被害人的心理感受等方式，初步探究了我国部分地区少年法庭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程序，总结如下：
1、西安地区少年法庭恢复性司法适用程序
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为例，恢复性司法的适用是以被害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被告良好的悔罪态度为前提的，同时综合考虑社会效果。在悔罪态度方面，主要是考察未成年被告人在语言上是否表现出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极度后悔，是否表达对被害人及其家庭的极度歉疚。关于社会效果，则需要从犯罪性质、被告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家庭环境方面综合考虑。例如某被告人多次实施抢劫行为，并且参加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对于此类未成年被告人就不宜适用恢复性司法制度。
在庭审过程中，由法官主持整个过程，被害人倾诉，被告人倾听被害人在遭遇侵害时的恐惧以及对被害人家庭造成的损害，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其次是被告人在倾听后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不是盲目地接受审理，主动站起来或者鞠躬，有些甚至会跪倒来表示对被害人的道歉，表达内心的悔过并祈求被害人谅解。第三，被告人的法定人能够真心实意的拿出一笔钱补偿被害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可估的精神损失。因为精神损失这一部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往往是不支持的，这样被害人的心理不能够平衡。而使用恢复性司法能使受害人多得到一些补偿，恢复其情绪，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当然在补偿的数额上也是由法律的相关规定及法院严格控制的，以“弥补”为原则，避免被害人漫天要价。最后，被告人的法定人对其当事人的当庭教育。
庭后的矫正工作则由少年法庭、陕西省团省委招募的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完成。在缓刑考验期内，原则上，少年犯每两个月到少年法庭汇报自我改造情况并上交思想汇报，但对于部分住所在西安市以外地区的少年犯，则允许其每半年来法院汇报一次。与此同时，碑林区少年法庭与陕西省团省委合作招募西安在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对少年犯进行帮教，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本小组在调研过程中也确实发现在庭后帮教中的问题。首先，因为缺乏必要的强制措施，部分缓刑少年犯为能够按照少年法庭的要求按时汇报，致使少年法庭失去对缓刑少年犯的必要控制，也难以掌握其后期社会矫正的进程及效果。其次，大学生帮教工作未实现制度化，帮教工作必要的考核和激励机制的缺乏导致一项双赢的制度最终趋于流产。
2、武汉地区少年法庭恢复性司法适用程序
相较于西安地区，武汉地区少年法庭恢复性司法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体现出制度化、客观化的特征，并且能够切实调动起各方资源，确实值得借鉴。
以汉阳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为例，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对象是由法院依职权进行认定，一般情况下，可能被判处缓刑的案件皆适用恢复性司法，而法院需要从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社会危害性来判断，人身危险性主要从犯罪行为以及犯罪后表现来衡量，社会危害性则需要从加害人平常在学校（对于在校生而言）、家庭和社区的表现以及被告人的悔罪态度来看。
恢复性司法在具体案件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步骤：a庭前调查，适用非监狱刑审前社会调查，由于法院资源有限，庭前调查一般委托给第三方进行，主要是司法局在街道下设的司法所，庭前调查的内容包括加害人在社区、学校、家庭的表现，调查结果由法院判断是否采信，法院认为可以采信的将在庭上进行质证和认证，这样能起到监督法院的效果；b庭中质证，针对法院调查有关未成年被告在学校、家庭、社区的表现情况是否达到能够适用缓刑的标准，在庭中与公诉机关进行质证，同时这是在邀请公诉机关对法院庭前调查进行监督；c庭后帮教，目前，主要是采取“谁判缓刑谁负责”的方式，由该案法官在整个缓刑期间对犯罪人进行帮教，一般情况下，缓刑少年犯每两个月都需要到法院或者以书信方式进行思想汇报，并且接受国家管理，由于法官精力有限，也会由公安局、司法局下设的司法所、社区来协助帮教工作。一旦发现矫正效果差的缓刑少年犯，法院则会立即介入。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汉阳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在适用恢复性司法制度审判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中，充分调动起了司法局、社区、公安局等多方主体，庭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调查了解未成年被告的表现，更为客观和真实。第三方的调查为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决定是否适用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未成年人自我改造、回归社会的良好效果。
三、恢复性司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
（一）缺乏必要的衡量青少年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及悔罪情况的标准。中国论文联盟
目前我国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主要是以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及悔罪情况为依据，并以被害人的意愿为前提来决定是否适用。因此，如何衡量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以及其悔罪情况在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帮会化的特点，与此同时，青少年人由于心理发育不成熟，社会经验较贫乏，模仿和受暗示就成了他们一种典型的行为方式，且未成年人的犯罪多为激情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主观因素受到诸多外在和内在成因的影响。鉴于此，少年法庭在考察过程中就应该结合多方面因素，确定适当标准衡量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另一方面，少年法庭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还将其悔罪情况纳入考量范围内，但是，这种考量方式过于单一化。目前大多数少年法庭主要是以未成年人的悔罪书及未成年人在庭审过程中的悔罪态度作为衡量其悔罪情况的主要构成因素，但是这就难以避免未成年人仅是在其辩护律师或家长的指导下逢场作戏、虚假悔罪以换取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情况大量出现，因而不能真正遵循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的初衷。所以，如何建立起客观公正的适用前提是恢复性司法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恢复性司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否违反了平等原则。
一方面对加害方而言，在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过程中，对被害人的补偿通常以金钱给付为主，这就意味着，如果未成年犯罪人所在家庭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原则时，未成年犯罪人将可能得不到被害人的谅解，失去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机会，享受不到恢复性司法的优越性，只能依法接受应得的处罚。而对于家庭条件好的未成年人来说可能因为较好的赔偿被害人而得到被害人“相当”程度的谅解，从而顺利适用恢复性司法而避免刑事处罚。这有可能成为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为其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于被害方而言，因为案件不同，被害方与加害方双方的条件和责任不同，即便加害方全部同意了被害方提出的条件，也不能肯定的认为被害方的条件就是合理的。
（三）社区矫正的效果难以保证，需要类似于前科消灭制度的辅助。
目前部分试点法院对于恢复性司法制度的适用情况看，在恢复性程序的试用上效果显著，但是恢复性结果部分不容乐观。许多未成年犯罪人往往在庭前和庭审过程中表现良好，但是一旦适用恢复性司法制度后，便缺少了主动接受社区矫正的积极性，甚至有些未成年人拒绝接受必要的社区矫正，缺乏必要的后期矫正，最终又重蹈覆辙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恢复性司法制度的目的和意义不能充分的实现。鉴于此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大胆的设想能否将前科消灭制度纳入到恢复性结果的体系中去。前科消灭制度，属刑事政策，是对有前科的人，经过法定程序，宣告注销犯罪记录，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制度。将其纳入到恢复性司法制度中，一方面可以保证社区矫正的实行效果，即以社区矫正的完成效果作为适用前科消灭制度的前提，促使未成年犯罪人认真接受社区矫正，以前科消灭制度作为社区矫正效果的制约，真正实现恢复性司法的目的；另一方面，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也有利于有犯罪经历的未成年人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不受歧视的公正对待，引导其走上正规，预防再犯，真正复归社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前科消灭制度的适用是否减弱了相关司法机关对于犯罪人群的掌握和控制，可能对未来打击犯罪工作造成一定的障碍。因此，前科制度能否借鉴到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过程中也是我国在引入恢复性司法制度过程中应当考虑的问题。
中国论文联盟
参考文献：
[1]托尼 f·马歇尔著． 刘方权译． 恢复性司法概要． 北大法律信息网．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和十八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及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以规范管理为目标，以提高矫正质量为核心，着力整合各方资源、健全机构队伍，创新工作机制、规范执法行为，落实工作保障，不断提高我县社区矫正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二、活动目标
（一）工作衔接更加紧密。不发生衔接不到位导致社区服刑人员漏管、脱管现象。
（二）执法活动更加规范。执法活动、执法标准、执法责任统一规范，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规范化执法水平有新的提升，不发生违法违规现象。
（三）矫正效果更加突出。丰富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方法，矫正效果有新的提高，社区服刑人员服从管理，做到零脱管、零漏管、零违法犯罪。
（四）队伍保障更加有力。社区矫正机构建成率达到100%，加大培训力度，建立一支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执法队伍。
（五）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进一步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机制，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三、活动内容
（一）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要利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建设活动为契机，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把社区矫正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健全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机制。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协调会议制度，及时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二）进一步规范执法工作
1、严把社区矫正入口关
（1）县局认真组织司法所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审前调查评估工作，在收到委托机关委托调查函之日起10日内（轻刑快处案件5日内）开展深入、全面调查，形成评估意见，及时提交委托机关。
（2）局党组成立社区矫正社会调查评估审核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领导小组组长由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社区矫正工作的副局长担任，成员由社区矫正股股长、法制股股长、基层股股长及相关司法所所长担任，审核领导小组对评估意见严格审核后，明确签署同意或不同意意见，最终的评估采信过半数的意见。
（3）对影响较大、案情复杂的社会调查评估，邀请检察院工作人员对调查评估进行监督，确保社区矫正社会调查评估意见真实、合法。
（4）县局应当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登记接收手续，及时开展入矫工作，当社区服刑人员先于法律文书报到的，县局矫正机构应当做好登记接收，办理报到手续，并告知3日内在管辖司法所报到；当社区服刑人员在司法所报到的，司法所应当询问社区服刑人员是否在县局社区矫正机构报到，并为其做好登记工作，并告知其到县局社区矫正机构履行报到手续。
2、规范监督管理
（1）社区服刑人员在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司法所应当为其成立矫正小组，并对其进行宣告，矫正小组成员在宣告书上一并签字。
（2）社区服刑人员每月向司法所报到，接受监督管理、参加学习教育、社区服务、社会活动，提高社区服刑人员遵守法律法规意识。司法所要做好社区服刑人员报到、参加学习、社区服务、思想汇报等情况登记，并要求社区服刑人员在报到登记、学习、社区服务登记表上一并签字。
（3）司法所每季度到社区服刑人员的社区、学校、单位、家庭等地进行走访，县局将走访结果作为考核的依据，并根据考核情况实施分级分类管理，调动社区服刑人员改造的积极性。
（4）健全应急机制，针对社区服刑人员脱离监管、参与、实施犯罪、非正常死亡等情形，各司法所根据《县社区矫正应急处置预案》的规定办理，各司法所加强与公安机关、基层组织等部门建立协调联动机制，确保对突发事件防范有力，处置迅速，应对有效。
3、规范教育矫正
（1）各所要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道德、法律、时事政治等方面的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增强法制观念，认罪悔罪，自觉遵纪守法。
（2）各所要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正常工作学习需要等因素，合理安排社区服务的内容和方式，培养社区服刑人员正确的劳动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修复社会关系，更好的回归和融入社会。
（3）围绕社区矫正目标，分阶段的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完善社区矫正方案，增强社区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严格执行社区矫正的惩罚措施，对重点人员进行重点关注，有不服从监管的，及时给予警告；对于保外就医或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员，法定情形消失后，要及时报送收监；对于收到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严重违反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坚决按照法律程序提请建议收监、撤销缓刑、撤销假释。
4、规范档案管理
（1）司法所为社区服刑人员建立专卷，一人一卷。
（2）司法所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包括司法所和矫正小组进行社区矫正的工作记录、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社区矫正的相关材料，装档顺序按照《县社区矫正执法文书》格式，按顺序装订。同时留存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副本。
5、规范请销假制度
（1）严格按照社区矫正规定，进行请销假，落实社区服刑人员外出请销假制度，情况特殊确要出本县的社区服刑人员，务必填写社区服刑人员外出审批表，请假目的地详细地址、归家的详细时间、请假的事由，并落实1名担保人，告知担保人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社区服刑人员请假在7天以内的由辖区司法所所长批准，同时将请假条报县局社区矫正股备案，超过7天以上的由辖区司法所所长签署意见并盖上司法所公章后报县局分管领导批准。对于一年内累计请假超过60天以上的，一律不予以批假。
（2）社区服刑人员需办理变更居住地手续的，由社区服刑人员填写《变更居住地审批表》，司法所同意后报县社区矫正股，由县司法局给变更居住地的司法局发变更居住地意见函，待变更居住地司法局回函同意后，社区服刑人员方可离开。
6、强化信息化监管。加强“司法E通”建设，提高“司法E通”终端的配备普及率、有效监管率，对新进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期限在3月以上的，必须配备定位手机；原社区服刑人员刑期在3个月以上的，司法所督促其在一个月内配备定位手机；加强对“司法E通”平台的使用，对新报到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将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信息、法律文书、刑罚执行情况、个人简历、家庭主要成员等情况录入到“司法E通”平台；将日常工作档案与“司法E通”的日常工作同步进行，做到社区矫正科学化、规范化。
四、明确责任，落实惩戒措施
关键词：医疗过失 前科消灭 风险社会 暂缓起诉。
医疗领域的过失犯罪并非普通的过失犯罪，主要是因为行为人具有特殊身份，是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可见，医疗过失属于业务过失。一方面，尽管只可能构成过失犯罪，但是由于医疗行为直接作用于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并且是人们必须接受的治疗活动，所以，其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医疗行为具有高度救济性、高度风险性、高度专业性的特性，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务必考虑医疗人员和医疗机构的利益。因此，如何平衡大众患者、医务人员、医疗机构三者的利益关系，是一个在法治的、和谐的、风险的社会之中极富现实性和挑战性的课题。在世界范围内，业务过失犯罪在整个过失犯罪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在立法层面，无论就我国刑法，抑或境外刑法而言，医疗过失犯罪是医事犯罪的核心组成部分。境外刑法多以业务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犯罪来认定医疗过失行为。我国内地刑法规定了医疗事故罪，但是却存在法益归属不准、刑罚设置单调的缺陷。在理论研究方面，德国、日本已经形成了规模，并具有相当的深度。在风险社会下、在新兴的生命科技的浪潮中，我国内地的研究尚需要深入，以期形成科学的、和谐的罪责刑体系，并能够化解诸多冲突，尽量避免出现医患关系高度紧张的局面。因此，笔者以为，应该对罪刑的配置和刑事程序进行如下改良。
一、罪的改良。
（一）调整类罪的设置。
我们知道，在内地现行刑法典之中“，危害公共卫生罪”
是归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但是，笔者认为，该类罪涉及的所有罪名应该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分离出来，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原因如下：一则，从罪名上来看，上述犯罪主要侵犯的是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即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而非“社会管理秩序”，因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一类罪的法益多表现为国家正常的管理活动，故该法益无法有效地涵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二则，在现代的风险社会之中，公共卫生领域的风险尤为突出，严重地危害和威胁了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笔者认为，将上述犯罪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并不能清晰、明确地向公民宣告，哪些行为是刑法所禁止的。试想，如果公民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犯罪行为所侵害，公民就可能不会去举报，进而无法得到刑法的救济。
原因就在于，在一般人的常识里面“，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是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似乎和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没有多大关联。
（二）扩充犯罪主体的范围。
在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医患纠纷是因医疗事故引起的。而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仅对当值医务人员的行为有异议，而且对医疗机构的负责人的处理行为也有质疑，因为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在医疗事故中时常扮演指挥者的角色，或者存在监督过失的行为。换句话说，即便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存在监督过失，医疗机构也不会承担刑事责任，即不会被处以罚金刑。原因就在于，根据我国内地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必须由刑法分则明文规定。所以，医疗机构不仅不承担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也不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但是，这种结果是否合理呢？很明显，医疗机构负责人的行为是代表医疗机构的，发生了医疗事故之后，只处罚负责人，实际上是等于将单位的责任转嫁给个人承担。如果增加医疗机构为“医疗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将有利于医疗机构的自律，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
（三）建立前科消灭制度。
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我国的刑事法律并未规定。在理论界，较为合适的界定是，前科消灭是指曾经受过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国家抹消其犯罪记录，使其在规范上的不利益状态消失，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刑事制度[1]。
笔者认为，对于医疗过失行为，一方面，需要保留犯罪和刑罚，即当严则严，毕竟医疗行为掌控了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必须严密医疗过失犯罪的刑事法网，这是人权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有必要给一部分满足消灭前科条件的医务人员寻找出口，避免给这部分医务人员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慌，给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冲击。因此，建立医务人员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必要
的，对符合一定条件且没有现实危险的医务人员，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这便是当宽则宽的体现。当然，建立前科消灭制度还有如下的理由：
第一，我国刑法中实则存在前科消灭制度。刑法第四百四十九条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换句话说，这是内生于我国刑法典的，并不需要通过法律移植等途径从境外引进。既然，国内有土壤，为何不适度地进行开辟？
第二，医疗行为的特殊危险性。医疗风险是现代风险社会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部分，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主张“：这不是外在的风险，而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和各种不同的制度中内生的风险”[2]。众所周知，医疗行为面对的是未知的后果，即对于患者是否能够治愈、是否能够抢救成功等，医务人员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这是医疗行为的特殊性所致。应该说，正当的、合理的医疗风险是被允许的危险，如同交通风险一般。
第三，祛除标签效应，创造激励机制。我国内地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说明犯罪前科是必须如实汇报的。毋庸置疑，一旦医师被认定为犯罪，则对其职业生涯将是毁灭性的冲击。然而，医师的医疗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也具有人身附属性，对于那些一贯表现良好的初犯、偶犯和因受害人过错等形成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可以尝试适用前科消灭制度，不仅可以使其更好地回归社会，也能激励其在工作中戴罪立功，给社会创造价值。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与其让医师在监狱中服刑，不如让他在病房中救死扶伤。可见，这种机制的创建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刑罚的改良。
（一）增设资格刑。
内地刑法典规定，医疗事故罪的刑罚为短期自由刑，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此罪的刑罚只有主刑，没有附加刑。有学者指出，此罪法定刑幅度较低，不仅严重违背了业务过失重于普通过失的原则，而且比其他业务过失也偏低[3]。笔者以为，与其说立法者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倒不如说立法者是有意为之，大概是综合权衡和考量了医疗行为的风险性和救治性之后设置的刑期。
由于过失犯罪的处罚普遍较轻，并且附加刑可以独立适用，故增设资格刑以解决医疗过失的问题，不失为一个良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资格刑的适用范围应该有限定。比如，初犯、偶犯和因受害人过错等造成过失的行为人，如果情节较轻的，以不适用资格刑为宜。对于有多次医疗过失的行为人，适用资格刑较为合适。第二，被剥夺资格是附有一定期限的，该期限视医疗过失行为的情节、危害结果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而定。第三，建立起医务人员资格复效制度，即当犯罪人具备法定条件时，可以减免其资格刑，这将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
（二）增设罚金刑。
可以说，增加罚金刑也是立法者较好的选择。试想，如果增设了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罚金刑，与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能更好地促进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全心全意地履行职责，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
三、刑事程序的改良。
（一）鼓励刑事和解。
经济分析法学认为，每个有理性的人在选择行为方式的时候都会坚持付出少而回报高的原则。医疗过失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能获得较好的社会效应：一方面，彰显刑法谦抑性的节约理念。以最少的刑法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另一方面，一举多得，实现“多赢”的局面。首先，对于被害人而言，可以通过和解协议的达成，获得相当的赔偿和补偿，为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提供保障。其次，对于行为人而言，可以争取出罪或者罪轻的处理结果，对其自身和家属的损害可以降到最低，也有机会继续救死扶伤。最后，对于国家而言，可以节省司法成本，无疑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设立暂缓起诉制度。
所谓暂缓起诉，指的是检察机关综合犯罪人的情况及犯罪后的表现，认为以暂不提起公诉为宜的，可以暂缓提起公诉，并为被暂缓起诉人设定相应的义务，如果被暂缓起诉人在法定的考验期间内，没有违背法定义务，则考验期限届满，检察机关就作出不起诉决定；如果违背义务，检察机关则立即提起公诉[4]。我国内地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暂缓起诉制度，只是规定了起诉与不起诉制度。换言之，起诉与不起诉均是法定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武汉、山东、上海、长春、抚顺、南京等地已经纷纷尝试了暂缓起诉的制度[5]。这就意味着，司法实践已经对法定的起诉与不起诉制度有所突破，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滞后了。
从价值取向上而言，暂缓起诉制度正好契合了现代刑事法治的根基———最后手段原则，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
和轻刑化，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还是恢复性司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既然如此，在刑事诉讼法之中，设置该项制度也就顺理成章，以使其具备合法性，从而为医务人员的戴罪立功创造条件。
四、结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和谐，却处处充满风险的社会，有的风险是人类理应容忍和承受的，如正当医疗行为伴随的风险；有的风险却是不被允许的风险，如由于重大的医疗过失导致的风险。虽然重大过失不被允许，但是鉴于医疗活动的矛盾性（风险性和救治性），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对一些初犯、偶犯和因受害人过错等造成过失的、且没有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人来说，适当地给予宽容的待遇，是利大于弊的。试想，倘若刑法对于这个特殊的行业过于苛刻的话，会促使医学生在就业时回避外科、妇产科等风险较高的科室，不仅造成人才的浪费，最终而言，也并非人民之福。倘若医疗过失的罪刑设置不完备的话，不仅被害人及其家属得不到及时的抚慰和赔偿，也会促使医务人员隐瞒医疗活动的真相，长此以往，必将制造更大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马长生，彭新林。关于我国刑事政策改革的一点构想———论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下的前科消灭制度［j］。法学，2007（2）：60.
［2］［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刘宁宁，沈天霄编译。风险社会政治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42.
［3］李川，解永照。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研究［j］。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1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