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4 22:05:31
[关键词]文化外交，日本外交，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交流基金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64-09
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到1972年10月国际交流基金设立，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时期。虽然整体上这是一个重经济轻文化的时期，但该时期却是日本文化外交史上一个由战前文化外交向战后文化外交过渡，以及战后文化外交形成的关键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与1972年之后，部分研究虽涉及此段的日本文化外交，但并未⑵渥魑整体性进行探讨，同时，在原始档案资料的利用方面也不够充分，由此可见，1945年到1972年的日本文化外交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整体上把握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以及认清当今日本文化外交本质。本文通过解读相关原始档案资料，在厘清1945年到1972年日本文化外交历史轨迹的基础上，解析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一、盟军占领与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1945～1952年）
1945年8月18日，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1945.8-10）就职后在日记中写道：“期望建立一个维持国体且崇尚道义与文化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新日本。”在随后9月5日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也强调：“建设和平与文化的伟大国家新日本……向着建设和平的文化的日本迈进。”文化国家理念成为指导战后日本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所言：
（战败后日本的历任内阁皆）以“文化国家”为旗号，历任首相皆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高倡建设“文化国家”。
文化国家为什么能作为战后日本重建的根本原则而受到历任内阁的一致青睐？战后著名文化活动家、众议院议员森户辰男在题为《文化国家的建设》演讲中指出了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占领当局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背景下，建设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第二，战败后的日本社会呈现出“文化饥馑”现象，强化文化建设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第三，文化国家固有的“甘美性与柔软性”使得其能够超越阶级、政见、意识形态而获得广泛认同。不难看出，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是战后日本政府展示其反思战争与配合占领改革形象而提出的国家重建理念。正如京都学派著名哲学家高山岩男指出：
（文化国家）象征着日本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性转变――由（军事、经济主导的）近代国家转向文化、道义主导的国家。
而强化文化外交以塑造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形象无疑是践行文化国家理念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首先，尝试强化对外文化机构，为塑造文化国家奠定制度基础。1945年9月27日，时任内阁参与大佛次郎在与东久迩首相会面时提出了设置文化省的建议。此外，在内阁中设置文化局以及文部省中设置文化建设本部等强化文化建设的诸多提案也多有提及。而最具代表性的则属当时外务省咨议所长兼外务事务官箕轮三郎提出的国际文化局构想。在该构想中文化外交被定位于日本对外政策的“根本”“基础”地位。其次，积极反思战前文化外交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符合战后时代特征的文化外交新理念。1947年11月25日，以箕轮三郎为首的情报文化班制定了题名《关于外务省应该推动的国际文化事业》的文件。其核心理念在于排除单向、强压式的宣传做法，摒弃战前的文化侵略模式，将促进相互理解与介绍日本文化作为基本理念。最后，在占领结束前成功实现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汤浅八郎指出，日本是一个放弃了战争的无防卫国家，无论是从安全保障还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言，日本都应当及早加入教科文组织。为此，日本在百废待兴的占领时期举全国之力开展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并最终在1951年7月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员。占领结束前夕成功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谓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对日占领政策重点由早期的彻底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重点扶持日本经济以及重新武装日本，重视文化外交的文化国家理念迅速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回归政权，“正显示了华盛顿的对日政策回归到了吉田茂从心底里期盼的经济复兴路线”。曾经高调宣扬“建设自由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日本）”的《读卖新闻》，在1947年8月21日发表题为《文化国家的经济基础》的社论，指出：经济重建是确保日本独立的基本保障，是文化国家建设的基础。在冷战的现实危机面前，文化国家的理想被认为显得过于理想主义，顺应冷战国际局势的展开，日本政府迅速用经济国家理念替代文化国家作为国家重建的根本原则。其结果正如平野健一郎所言：“经济（立国）主义逆转文化（立国）主义……日本外交构想中‘文化’的作用暂时性地消失了，经济和防卫逐渐走上了前台。”
虽然，冷战的爆发使得文化国家理念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并直接导致占领结束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文化外交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是，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构想的提出及其尝试，无疑对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乃至整个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占领结束后，日本文化外交的体制构建、理念以及具体文化事业的实施等很多方面，都可以追溯到占领时期文化国家理念，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可谓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恰如战后日本国际文化交流研究会指出：
三、经济高速增长前期日本文化外交的摸索（1957～1964年）
战后日本著名文化外交官山田久回忆称：“在我出任外务次官的1957、1958年左右，外务省才稍微积极地对待文化外交。”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上完成复兴并开始高速增长，政治上“五五体制”的形成稳定了动荡的政局，国际上实现了加盟联合国的夙愿。在此背景下，1957年上任的岸信介开始积极推动强化文化外交的政策。
青年时期的岸信介痴迷于上杉慎吉的国粹主义，从政之后积极支持日本推行海外扩张战略。田尻育三指出，“岸信介外交的核心就是战前的‘南进论”’。即使在战后，岸信介也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本质上是没错的。而结合岸信介外交政策的展开可知，通过经济、文化扩张为核心的非军事侵略方式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梦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早在岸信介任石桥湛山内阁外相（1956年12月-1957年2月）之时，就在国会外交演说中高调宣称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国民外交”也是其个人“抱负”。而上任伊始的岸信介就设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关――“文化外交恳谈会”（同时设立的还有经济外交恳谈会），为总理和外务大臣的对外文化政策提供咨询意见。
在第一次文化外交恳谈会的基调发言中，岸信介指出“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而文化外交更是“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的基础与航标灯”，“是最重要的”。为全面强化文化外交，会上还提出了在外务省内设立文化局构想。特别是为配合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第二次恳谈会以对东南亚文化政策为专题展开讨论，强调要全面强化对东南亚的文化事业。具体到实施层面，强调要慎重考虑“政治性地利用文化交流”，同时将“介绍日本产业技术的价值”作为日本对东南亚文化事业的重点。在岸信介的推动下，1957年2月至5月，日本相继与联邦德国、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签订文化协定，该年成为战后日本签订文化协定最多的一年。在首相兼外相的岸信介的鼓励下，外务省为了全面振兴文化外交，于1958年9月在外务省情文局编成的《国际文化交流振兴要纲》中提出了1959年度对外文化事业17项重点文化项目，总额达到13.8亿日元（1958年文化外交预算仅为5600万日元）。特别是为改善传统政府主导型文化外交的弊端，外务省提出了设立自主色彩浓厚的民间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构想（以下简称“基金”）。具体而言，政府出资设立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申请30亿日元，以基金的利息相关收益作为独立资金用于发展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对外文化事业。然而，日本财务省以及国会并未通过该案，只是在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金额上有明显的增加。
在具体文化外交事业开展层面，岸内阁发行的《外交青书》第1号中指出：
本来的文化交流应该是民间自发创意开展的，政府的作用在于为促进这些民间文化交流的有效开展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从最近各国普遍倾向来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中政府的作用也正得到不断强化，政府自身积极推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例子也正在显著增加。
整体上，岸信介内阁开始摸索“民间主导、政府援助”的官民协作型文化外交体制。在具体措施上表现为在有限的文化外交预算范围内，同时加强对民间文化团体的援助以及政府自身体制的强化同时展开。对民间文化团体援助方面，提供资金设立新的文化团体。例如，先后成立日本协会（北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研究所（加拿大）、日墨协会（墨西哥）、日墨文化会馆、日伯文化会馆、罗马日本文化会馆等。在强化政府推进文化事业中的作用方面，以美国海外文化机构――美国新闻中心（uSIS）为蓝本，于1956年末在纽约日本总领馆内设置了战后日本第一个专业的海外官方文化宣传机构――细约文化中心（New York Infor-mation Center）。紧随纽约文化中心，海外日本主要使领馆内相继设立了各自的文化中心。
岸信介的继任者池田勇人上任后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专注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继续强化文化外交。1961年5月16日，情报文化局机构调整，将第二课（对外宣传课）扩充为“国内宣传课”与“海外宣传课”两课。以1961年为转折点，外务省内的宣传事业预算迅速增加。同时，文化交流事业在池田内阁时期也得到加强。1964年5月，为进一步强化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外务省将情报文化局文化课提升为文化事业部，以总揽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文化事业部由文化第一、二课构成。第一课负责文化协定的交涉、缔结，以及指导、监督外务省文化团体等纯政府活动，同时主要承担各类物质性文化交流；第二课则主要承担人员交流。人员编制上也由原来的17人增加到23人，其中第一课11人，第二课12人。文化事业部的复活被称为“（战后）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对外文化介绍的正式开始”。
以文化事业部的设置为标志，经过岸内阁和池田内阁两届内阁的摸索，正式形成了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首先，官民协作是推动文化外交的基本方式。其中民间主要负责具体文化事业的策划与实施，政府逐渐将纯政府性质事业外的所有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实施，交付给以国际交流基金为首的诸多民间机构，政府转向幕后的援助与提供便利。其次，确立了宣传与文化事业并重的文化外交体制。1961年外务省机构调整中对外宣传事业的强化与1964年文化事业部的复活为标志，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形成了宣传与文化事I并重的基本模式。1972年国际交流基金正式运作时，日本的海外宣传预算与文化事业预算几乎持平。外务省发行的《外交青书》中对日本的对外文化政策称为“宣传文化外交”（日语为“文化外交”）而不是“文化外交”。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形成于岸・池田内阁时期。
四、经济高速增长后期日本文化外交的制度化（1965～1972年）
随着文化事业部的设立，日本外务省的文化外交预算费用呈逐年增加趋势，显示出日本政府强化文化外交的势头。1967年9月，外务省向财务省交的外交预算中，文化预算达到了417亿5249万日元，相比之前年度增加了24.99%。以该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额增加为转折点，占领结束后日本外交向经济一边倒模式开始转变，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文化外交事业开始受到重视，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
高桥力丸指出，日本国力迅速增加、对外关系恶化与国内文化民族主义的刺激是推动日本开始全面制度性地化文化外交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战败，被压抑的文化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鼓吹日本文化优秀论，为推动文化海外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再者，战后日本经济的过度扩张导致其当时最重要的两大外交关系（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开始出现动摇，修复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紧迫性。
日美关系方面，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用于推动日美文化交流的资金开始遭到大幅度削减，加之越南战争和日美经济摩擦等因素的影响，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强化日美文化交流以改善日美关系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美国方面，尼克松上任后提出的关岛主义明确要求日本在亚洲事务上分担更多的责任。在此背景下，1971年9月10日福田赳夫在第八届日美贸易经济合同委员会开幕演说中指出：“今后日本政府应当在包括财政支援在内为日美文化事业提供全方位的资助。”在会后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会谈中，福田提出了设立一个包含东南亚地域在内的日美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基金构想。亥构想也成为后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源头之一。
日本与东南亚方面，战后日本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廉价原材料来源地与商品倾销地，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导致6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反日情绪，指责日本为“经济动物”，因此，强化文化交流以缓和东南亚地区的反日情绪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另一重要课题。60年代后期，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活动明显增加，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纯文化交流活动。而为重新评估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1971年，日本派出战后首个政府文化使节团“东南亚文化使节团”。使节团走访东盟五国，回国后提交了题为《如何推进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的报告书。报告书指出：应当在彻底反思战后文化外交被当作经济利益工具的思想基础上，将强化纯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作为日本对东南亚地区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70年代后期，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推动“心与心的交流”是福田主义的标志性口号，而福田主义的源头正是上述对东南亚文化政策的反思。
1971年7月5日，福田赳夫出任日本外相后开始着手如何制度性地强化日本文化外交。早在福田担任财务大臣之时（1965年6月-1966年12月，1968年11月-1971年7月）就对强化文化外交兴趣浓厚，出任外相后便立即开始督促文化事业部提交强化文化外交的具体方案。文化事业部最初草案提议：由政府出资30亿日元产生的利息以及政府相关的委托费来推动文化外交。从内容上看，这一方案正是岸信介内阁时期国际文化交流基金构想案的翻版。对此，福田认为此规模太小，要求以设立1兆日元基金为目标起草扩充方案。在福田的支持下，文化事业部开始起草一个更为庞大的新方案。
文化事业部最终提交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案，核心由“负责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机关”与“保障文化外交事业所需资金的三个基金”两大部分共计四个机构构成。作为“实施机关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团构想”在继承国际文化振兴会的人员构成与组织机构基础上，拟全面承担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
而为了向事业团提供稳定充足的资金，计划另设三个基金。第一，为全面确保文化外交事业顺利推行，设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该基金以促进“心与心的交流”为宗旨，全面推动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作为该基金的初始资金，计划从政府外汇中抽出1兆日元（约28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第四次防卫计划预算的1/5-1/6。第二，为增进日美互信，设立日美文化学术交流基金。该基金基本资金额100亿日元，故又称百亿元基金。日美间的人物交流与相互研究是该基金的重点资助领域。第三，为促进与东南亚为首的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设立文化交流东京基金。该基金拟政府出资360亿日元（1亿美元）与民间出资180亿日元（5000万美元），共540亿日元。对东南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事业援助是该基金的核心。
由该四大机构组成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勾勒出了一个规模宏大且民间色彩浓厚的文化外交体制。首先，无论是事业实施机构的事业团还是提供资金源的基金，都以独立的“民间”形式设立，其活动与政府保持距离。其次，体制上事业实施与资金供给并立，保证了文化外交活动的专业化、高效化、长期化。最后，基金形式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干预，为文化外交活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源。然而，财务省执拗地坚持“不向性格相似的团体同时拨付资金”的原则，对上述方案持消极态度。迫于财务省的压力，外务省多次修改构想方案，后以100亿日元提出预算案，并以《国际交流基金法案》的形式于1972年2月29日提交国会审议。最终于1972年10月2日成立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标志性机构――国际交流基金。国际交流基金的设立，象征着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完成与正式开始。
五、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功利主义思想浓厚，工具性地利用文化外交，将文化外交作为国家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剂。主要表现为：盟军占领时期，为应对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高唱文化国家理念，而随着占领政策的急剧转变，文化国家理念很快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占领结束后，为稳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日美同盟，对美介绍日本文化成为日本文化外交的核心。同时，为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以技术援助的名义展开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活动：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国际形象迅速恶化，文化外交被视作国家应对外交危机的手段再次受到重视。为缓和外交危机，发挥文化剂作用是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定位。
第二，文化进化论思想明显，根据文化外交对象的地域、发达程度不同，文化传播、交流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巨大差异。主要表现为：针对两大主要文化外交对象（美国、东南亚）开展文化外交的内容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针对美国，战后日本对美国文化表现出完全接纳的心态，同时对美的文化外交也是以传播纯日本传统文化为主，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交流实现欧美对日本的身份认同。针对东南亚，则以技术援助为主，其目的在于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市场，同时，这种外交中还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心态，即向东南亚地区传播日本的先进文化。总体上，日本的对外文化理念中具有浓厚的文化进化论色彩，呈现出一种“欧美日本亚洲”的垂直型构造。
结合战前日本文化外交活动可知，无论是浓厚的功利主x色彩还是文化进化论思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理念都是战前文化外交理念的延续。战前的文化外交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日本对外军事侵略扩张策略而开展的“思想战”。主要表现为：单向地向亚洲地区灌输日本的“优秀”文化，为日本谋求亚洲盟主地位寻求文化心理依据；对欧美地区则推动日本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平等交流，以实现文化心理上欧美国家所谓的文明国家的一员。正如学者金弼东所指出：
（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本身只是顺应新时代价值在形式（对于战前的理念）上加以“包装”，其本质的价值（作为外交的手段）一点也没变化。
亦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了战前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本质上与战前文化外交是一致的。
究其根源，占领改革的不彻底与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的客观历史根源与文化思想根源。
首先，盟军占领时期对日改造的不彻底使得战前日本文化外交在战后延续成为了可能。占领后期冷战爆发，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入江昭评价称：
在“政府的政治、经济理论”压倒“人类的知性、道德纽带”呼声的国际环境中，意识形态、军备竞争以及经济建设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
冷战中断了占领当局督促日本彻底反思的既定方针，使得占领改革呈现出不彻底性。而正是这种不彻底性直接导致了保守势力得以在战后主导日本政坛，使日本丧失了彻底反思的历史契机，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
其次，日本文化固有的超克史观特征是导致其文化外交表现出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特征的内在因素。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被认为是一种“超克史观”，主要表现为：日本贫弱的时候服从强者，一旦强大之后尝试成为强者并超越强者。即用二分法看待外部世界（优与劣，强与弱）。对日本文化外交的影响表现为：用优劣等级观点看待他国文化，而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在于国力强弱。日本的文化外交使命在于学习强国文化以争取成为强国，同时向弱国输出本国文化以确立优越地位。这也正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战略的文化根源所在。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注定了日本文化外交总是从谋求成为强者的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同时，对于其他文化又总是用优劣的文化进化论思想来判断。
关键词：中日高校；协作学习；skype视频
中图分类号：G5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1―0033―02
随着IT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在外语教育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同时，如何培养国际化的高校人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高校教育课题。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远程国际化联合教学，是解决目前这一课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大学生之间的Skype视频交流学习，从整体评价、效果、建议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国际远程交流学习对国际协作意识、国际理解能力的提升作用及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意义。
一、Skype交流学习实践内容
本次交流学习利用skype视频进行，时间分别为2012年10月16日（日方发表）和10月23日（中方发表）。参加者是中国12名日语专业硕士生和日本10名大学本科四年级学生。
首先，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课前搜集文明用语宣传画、标语、广告牌等资料，进行专题研究，将结果做成课件并互发给对方。
其次，每组选出代表进行发表，之后双方提问并讨论，从而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交流过程中出现疑难问题时，双方教师进行积极引导，确保交流顺利进行。
最后，双方学生进行交流后总结在交流中的体会与感受，教师针对本次交流以调查问卷形式进行结果分析。
二、调查结果分析
交流结束后，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分为 “对交流的整体评价”、“交流效果”、“对彼此的印象”、“今后交流的期待”等几个方面，采用了自由陈述式回答方式。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如下：
（一）对Skype交流的整体评价
从教学方式来看，双方都认为“能够与国外学生进行面对面直接交流，进行中日即时比较”，“可以现场提问，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很好”，可见Skype交流学习可以给学习者创造以往教学方式难以达到的国际交流环境。学生们用国际视野进行比较学习，这是培养国际型人才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双方也反馈了“网络连接不稳定”，说明媒介效果对整个交流学习过程会产生影响，所以创造一个好的交流学习媒介是不可或缺的。
从课堂气氛来看，中日双方都认为“能够调动起积极性，使大家更主动参与课堂学习”，“能够让我们主动提问与思考，从而更好了解两国文化”。可见通过Skype交流学习，学生能采取积极态度进行学习，课堂气氛活跃，并有利于启发学生进行深层次思考，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知识点的学习。另一方面，中方的“将掌握的知识介绍给国外的学生”和日方的“通过了解国外信息开阔眼界”反映了两国学生思考问题方式的不同，中方侧重将自身知识进行整合与宣传，而日方侧重对他国知识文化的吸收，所以在交流过程中，能够发现对方的优点与自身不足，从而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取长补短，这对培养国际型人才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学生自身改变来看，中日都认为“加深了对中日文化异同的了解”，“和国外学生交流学习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可见通过这次交流，不但使学生对中日文化加深了理解，而且能够提高学习意识。而有效的交流学习正是要提高成员相互交流的质量，并且每个成员都要有积极参与贡献小组学习活动的意识。这种学习意识的提高对学生将来利用有效学习方式进行主动和协作学习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Skype交流的效果
调查问卷显示，Skype视频在中日大学生的交流学习中取得了三方面的效果：专题理解效果，语言、文化学习效果，相互理解效果。这充分肯定了Skype视频技术对远程国际化联合教学的促进作用。
（1）专题理解效果
关于车贴标语，日方认为中国车贴的表达方式直接、强硬，但是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各异。日本车很少有车贴，大多为“熊出没注意（车主是个硬茬）”、“baby in car”等车贴，内容和形式基本相同，没有独特之处。
关于街上的广告牌，中国大部分是口号性的，多为“和谐”字样，也有一些社会公德方面的，日方认为这种广告牌太生硬。日本多采用委婉、柔和的词语，有时会使用方言和漫画，甚至可爱的动物。中方认为这样的标语更人性化，易被人接受，同时也更能引起注意。
对于本次专题，日本学生还发表了一些感想，如“中国的标语比较直接，让人比较容易理解，日本应该适当借鉴”，“以前听说中国很少有社会公德之类的广告，其实现在有很多”等。另一方面，中国学生总结出日本的标语特点与日本的“换位思考”方式有关，还与日本“卡哇伊”文化有密切联系。
（2）语言、文化学习效果
中日学生通过交换意见、交流学习，彼此了解到对方国家的语言习惯，对语言的应用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另外，从交流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可以拓展思维，还在表达能力上有一定提升。通过Power Point发表、提问回答等，学生们可以学会多角度思考，提高语言能力以及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归纳总结的能力。
（3）相互理解效果
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普遍印象是“日语水平高”、“表达能力强”、“认真”、“交流积极”等。中国学生对日本学生的印象是“认真”、“可爱”、“热情”、“善于发现问题”、“对中国感兴趣”等。通过交流，中日两国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真实地了解了彼此。结果表明，Skype交流学习可以减少中国学生在和日本人用日语进行会话时的心理抵抗和紧张感，同时也让日本学生对中国排除偏见、重新认识中国。可以说，通过Skype交流的方式来加深中日两国学生的互相了解正是交流学习这一国际性学术方式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三）Skype交流的建议
两国学生对发表提出了一些建议：“发表时不要照本宣科地读，应时刻注意听者的反应”，“计划和准备非常重要。希望有一个电子黑板”。而且，学生认为大家互相讨论的话题也可以扩展到“就业情况、漫画、年轻人用语、电影、手机短信、化妆文化、网购、传统文化、敬语表达、饮食文化、大学生活”等，可见学生们对本次远程学习经验持肯定态度，并且期待今后的交流课程。
三、结论
结果表明，Skype视频交流学习不但能促进学生的表达、交际等综合能力的提升，还有助于培养国际协作意识。双方可以学习到对方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对进一步研究学习有一定帮助，同时也可以拓展中日学生对相同专业问题的认识角度，丰富对问题的思考途径，提高国际理解能力。所有参加者对于使用Skype软件进行视频远程协作学习持肯定态度，期待在今后的远程协作学习中可以讨论更多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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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是现代教育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理念。在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中，素质教育的定义较为丰富，强调学生教育与社会发展、个人成长等方面的实际对接，凸显学生的教育主体性作用，让学生在综合素质、潜能挖掘、个性培养、心理发展、创新精神等方面获得较大的成长和进步。在素质教育背景下，髙校日语教学也展开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活动。在教材建设方面，王琪著的《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对当前曰语教学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理论体系、教学实践方法进行了综合性的梳理，专业化地阐释了曰语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互动模式以及教学的一般规律，分析与总结了日语教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方法，对高校日语课堂教学的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指导作用。《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的理论综合性和实践实用性较强，全面囊括了日语教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对日语课程标准、教学原则、教师能力要求、学习心理机制、日语翻译教学、教学评价模式以及跨文化日语教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与总结。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笔者认为不仅需要从专业上遵循日语教学的一般规律，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归纳素质教育理念对日语课堂教学的影响与作用。
首先，在素质教育背景下，跨语言文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我国外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日语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不断优化日语课堂教学的策略与方法，从而在提高学生日语语言学习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日语跨语言文化交际能力，以便更灵活地适应各种各样日语应用的新情境。除此以外，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帮助学生培育开放性和多元化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机制，进而让学生在日语课堂教学中开阔眼界，全方位多层次了解日语语言和文化的知识内容。基于此点，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日语课堂教学策略需要秉持开放性的实践理念，在曰语课堂教学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给予更大的自由开放空间，实现课堂内外、网络上下日语教学的混合式教学，为学生创设更广阔、更综合性的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日语语言能力。
其次，在素质教育背景下，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暴露了学生主动性不足的缺陷，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足，导致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浮于表面，应付考试虽然足以，但是在实际的语言应用场景中却明显力有不逮。为了更好地实现素质教育理念与日语课堂教学的整合，教师应当着力强化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在日语的视听说教学中引人更多思考性、训练性和实践性的内容，让学生主动地、自觉地去思考与总结，同时还可以借助网络、新媒体的便利主动去搜索、求问和尝试,从而保证日语课堂学习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拓展性问题都能够被学生彻底消化。教师应该在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设计与实施中发挥指导性作用。一方面，教师应当灵活使用不同的教学手段，例如播放日语影视剧、动漫视频资料，营造更加真实生动的曰语课堂学习氛围，让学生保持积极、愉悦的学习状态，激发学生的日语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教师应当对学生的自主性日语学习给予实时的指导和帮助，减少学生在自主性学习中的误区和弯路，进而全面提高日语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最后，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日语课堂教学还应当增加更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以及真实情境的语言交际实践，有效提高日语课堂教学的综合性教学效果。日语课堂教学不是知识和技能的僵化式灌输,而是在语言教学基础上深入讨论日语语言的文化、交际方法等内容。从当前日语课堂教学的情况来看，学生的日语交流实践机会不够，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得不到有效的锻炼和提升。对此，教师应当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需求，组织一些开放性的日语实践活动，引导学生通过各种线上线下渠道展开真实化的日语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切实提高学生的日语水平，让学生深人了解日语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而避免学生在日语的跨语言文化交流中陷入交流的误区。此外，教师还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民族语言文化与日语语言文化的比较交流，在开阔文化的国际视野的同时树立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自信，并最终形成正确的多元语言文化观念。以上就是笔者在研读《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的过程中，对我国素质教育背景下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探索所作的研究。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应当推进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总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多思考、多交流、多实践，进而全面提高学生在日语课堂学习中的自主性、有效性和创新性，帮助学生在日语交流实践中切实增强自身的日语语言与文化的综合素质。
作者：赵娟单位：山东农业大学讲师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能力；商务日语教育；知识；技能；态度
doi：10.16083/ki.1671-1580.2017.04.01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4-0061-03
一、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定义及内涵
关于“跨文化交流能力”，世界上很多学者Ham.mer（1989）、Byram（1997）、Bennett&Allen（1999）等对其进行了定义。目前，最受跨文化学者们欢迎的定义是：“建立在个人的跨文化知识，技能和态度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进行有效和恰当沟通的能力”。《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4年）中对“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定义为：学生应能通过语言学习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并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现象；能敏锐觉察、合理诠释文化差异；能灵活运用策略完成跨文化交流任务；能帮助中、日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跨文化交流能力在知识培养方面，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
第一、不断积累对自身文化和他文化的知识，并且对此进行分析，理解文化间的异同。交流与文化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交流方式主要从文化知识中习得。只有通过文化知识的学习，才能理解不同文化中价值观的不同，习惯的不同和行为方式的不同。
第二、牢记语境对交流所产生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从跨文化沟通角度，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日本人在交流过程中对语境有着很高的依赖性，即日本属于高语境文化的国家。高语境文化交流中，信息只有很少一部分直接出现在说话者与听话者的语言中，绝大部分信息出现在说话人的语境背景之后，或内化于个人内心当中。因此与日本人交流时，需要从对方上下文、语气、表情、当时环境等因素中识别和把握说话人的真实意图，明白其话外之音、言外之意。
第三、提高日语语言和非语言运用能力。语言能力主要是指按照日语的发音、文法等规则使用日语语言的能力。语言能力是指根据不同的场面、对象或状况采取适当的语言来进行交流。但是在实际交流中，65%～70%以上的信息量是需要非语言交流方式传达。非语言交流方式因文化不同而不同，所以如果欠缺该方面的知识，就会引起文化冲击。
跨文化交流能力在技能培养方面，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首先、培养与人树立良好关系的能力。建立与异文化人们良好的关系，并维持该关系良好持续的发展。其次、培养平等交流的能力。当与对方意见不同时，能够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但对对方表示尊重，并且支持对方陈述自己的意见。再次、对比观察自他文化的异同。并且在对比观察后，再次重新审视自身文化，进行交流。
跨文化交流能力在态度培养方面，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第一、对异文化充满好奇心，并且以一种开放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异文化。只有对异文化充满好奇心，才会积极主动的去了解。第二、拥有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和异文化意识。为了进行顺利的跨文化交流，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异文化意识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即为“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因此我们应当跨越以自身文化为中心，采取客观、平等的态度，尊重因文化不同而导致的行为方式的差异，要虚心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点、长处。
在商务日语教学中，对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如果能够将知识、技能和态度三方面相结合进行全方位、立体型的培养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但是在目前的商务日语教学中，仍然较为注重商务日语知识和商务礼仪的传授，而对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的关注还稍显滞后。
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
（一）充分利用相关影视资料。影视资料主要是以使用母语交流的人们为对象，将真实的生活片段展现出来，体现出真实的特色。因为影视资料具有趣味性、语言和场景的真实性、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所以在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上是一种很好的教学素材。因为影视资料往往是图与文一起显示，达到视、听、说三位一体的立体性，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一定的情感与思想，所以往往比教材或单纯的音频资料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影视资料还能让学生感受最真实的语言氛围，体验最地道的语言表达，并且掌握一些句型的表达，能够提高日语语言表达能力和准确度。同时，影视资料中还会出现一些非语言的行为动作，即包含了日本的文化、风俗、日本人的行为习惯等。在利用影视资料时，可以在影视资料赏析前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设某些问题，让学生们带着问题去观赏影视资料。在赏析后，可以进行合理的评估。如让学生分角色扮演其中人物；写出最喜欢的经典台词等。
（二）采用案例分析法。可以收集身边的事例或者新闻、报纸、杂志上登载的现实中发生的异文化冲击的事例，并对此进行介绍。通过对事例的介绍，让学生对事例中出现人物的文化背景的特征、产生误解或文化摩擦的原因进行讨论、并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案例分析法有利于帮助学生更好理解跨文化冲突发生的原因；有利于增强学生对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行为的敏感性；而且通过讨论的过程，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加深对自他文化的理解。通过反复的训练，可以在培养学生实际交流中，根据不同的对象、场面、内容、状况选择恰当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能力。
（三）采取PBL教学法。PBL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以构建主义为核心基础的PBL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目的在于让学习者投入到问题中，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在课堂中，由教师提出任务，把商务活动的一部分搬入教室，赋予人物角色，在教室中进行模拟学习。在商务日语课堂上，可以将中日文化中的某种文化冲突作为问题由学生来谈论，并且得出结论。
（四）采取任务先行型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有很多种形式。在初级日语书中，经常是以“文型导入一使用所学文型进行角色扮演”的步骤来进行以“巩固文型练习”为目的的角色扮演。在已有的商务日语教材中，也是按照“场景提示一表达练习一相同场面角色扮演”的步骤来进行角色扮演，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均为已经学习过的表达方式，主要目的是巩固所学文型及表达方式。
任务先行型角色扮演是一种情境模拟活动。即“就某特定情境，学生分角色扮演情境中的人物，并通过目的语将情境中具体发生的情况演绎出来”。任务先行型角色扮演与单纯性的角色扮演有明显的区别。其特点是：特定情境的创设包含了交际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任务先行，使学生明确了在本交际活动中所要达成的目标；在任务完成过程中，没有事前学习相关的表达方式，所以学生必须要考虑如何发话，采取何种行为。即角色分配、情节讨论、表演均由学生独立完成；学生通过表演、观察、分析、评价、讨论、反思，培养思辨力和多文化视角。
尊敬的中国主席吴伯雄先生、各位
副主席,
尊敬的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亲民党秘书
长秦金生先生、无党联盟主席林炳坤先生,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仲夏的湘江之滨,万木葱茏,荷花飘香。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有识之士,相聚在素有“楚汉名城、屈贾之乡”美誉的长沙,隆重举办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共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的大计,很有意义。首先,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总书记,对本届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举办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落实“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重要举措。2006年4月以来,国共两党有关方面以经济议题为主,先后举办了四届论坛,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对推动两岸关系摆脱危机,迈入和平发展轨道,直至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重要作用。论坛是国共两党对话的重要平台,两党高层领导在这里发表意见,引领两岸关系发展的潮流。论坛也是两岸各界人士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党派团体代表、业界精英、专家学者在这里直接交流,赋予论坛广泛的代表性,汇集了各方面的真知灼见。论坛还是反映民意、政策先导的重要平台,达成的共识和提出的建议很多已经化为两岸双方的政策,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总之,论坛已经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重要品牌。
今年5月,总书记与吴伯雄主席会谈时都认为,国共论坛是一个成功的论坛,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都赞同要积极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举办以文教交流为主题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根据双方的共识,本届论坛首次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为主题,重点研讨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拓展两岸教育交流合作等三项议题。这样的设计顺应了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反映了两岸大多数民众的共同意愿。出席本届论坛的嘉宾来自两岸文化教育界和产业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们希望通过本届论坛,谘诹善道,博采众知,凝聚共识,进一步推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届论坛一定能够成为促进两岸文教交流合作的盛会。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孕育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文化与教育相伴而生,相随而长,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教育给文化以生机活力。纵观古今中外,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于交流、基于教育。中华民族历来强调人文化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老经典《周易》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论述。两岸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需要交流,两岸关系发展需要来自文教交流的动力,更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支撑。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要作用。
去年12月31日,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讲话的主旨,就是号召两岸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分体现了我们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决心和诚意。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描绘了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发展的美好蓝图。其中,专门提出了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的意见,号召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凝聚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倡导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这是我们与台湾方面共同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基本思路。
长期以来,两岸文化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单向发展为双向,活动日渐频繁,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领域愈益拓宽,规模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自1991年至2008年底,仅大陆应邀赴台的文化交流项目就达4500多项、44000多人次。截至2008年底,大陆298所高校与台湾108所高校签署了校际交流与合作协议,约有2万名台湾学生来大陆高校就读。两岸文化教育交流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创新,增进了两岸同胞的理解和感情,特别是在两岸青少年之间架起了心灵沟通的桥梁。同时也要看到,相对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还显得滞后,两岸同胞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隔阂和误解。这种局面应当改变,需要两岸有识之士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当前,两岸同胞大交流方兴未艾,两岸各界大合作势不可挡,两岸关系大发展前景光明。全面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一致愿望,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也为拓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两岸同胞要抓住难得的机遇,大力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高层次,扩大领域,丰富内涵,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建设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我提出以下五点意见:
第一,维护两岸共同的中华文化传承,加强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多元一体,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既异彩纷呈,形成诸多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又相互融合,构成丰厚多姿的中华文化统一体,并决定着各区域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根基。千百年来,随着大陆居民不断迁徙台湾,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俗、节日礼仪等早已传播至整个宝岛,使中华文化深植台湾、茁壮成长。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血同缘、书同文、语同声,亘古未变。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同胞仍然以各种方式顽强地延续中华文化传统,勇敢地坚守中华儿女的气节。台湾光复后,中华文化在台湾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已深深溶入台湾同胞的血脉之中,内化为台湾同胞的精神品格。台湾人民尊崇祖先的历史传统、爱土爱乡的真挚感情、抵御外侮的壮烈情怀,闪耀着中华民族敬祖爱国精神的光芒。台湾人民筚路蓝缕,勤奋打拼,将台湾开发建设成富饶的宝岛,展示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崇高精神。长期以来,台湾同胞不断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元素,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发扬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优秀传统。独具特色的台湾文化,为中华民族绚烂多姿的文化殿堂贡献了一块夺目的瑰宝。台湾同胞因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遭遇而形成的台湾意识,反映的是爱乡爱土的炽热情怀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朴素愿望,这与图谋分裂中华民族的所谓“”意识有着本质区别,不容歪曲和利用。历史的创伤割不断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人为的破坏除不去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中华优秀文化曾经创造了五千年灿烂文明,成就了泱泱大国的历史地位,今天仍然是两岸中国人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宝贵资源和强大动力。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两岸同胞应当携手面向未来,踊跃投入到两岸交流合作的大潮中去,共同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共同铸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第二,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增强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智慧和伟大创造力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源泉。诚然,由于近代以来两岸历史道路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两岸同胞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存在某些差异。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两岸同胞都是中华文化的传人,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新形势下,两岸同胞应该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凝聚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共同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挖掘和提炼有益思想价值,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共同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创新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时代内涵,提升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聚合力、亲和力。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石,两岸同胞有责任反对一切违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违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径,在共同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克服形形的偏见和误解,超越政治分歧,不断增进相互了解,融洽彼此感情,大踏步地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第三,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当今世界,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也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愈来愈多的机会。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产业之一,成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发展两岸文化产业,不仅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而且有助于实现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两岸文化产业各具特色,合作潜力巨大。大陆文化产业拥有深厚的底蕴、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台湾文化产业起步较早,在创意、研发、营销、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两岸又共同面临着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竞争压力和推进科技升级、产业升级的紧迫任务。我们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推动文化产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做强做大中华民族文化产业,大力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要深入发掘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共同打造一批具有中华民族特色、风格、气派和原创性的知名文化品牌,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中华文化的独特神韵。要积极整合两岸文化产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共同打造产业链,形成产业群。要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两岸文化业态创新,加强文化与科技结合,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要加紧培养两岸文化产业人才,积极引导人才合理流动,建设一支规模大、素质高的从业队伍,培养一批领军人物。要共同研究制订两岸文化产业标准,健全文化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两岸文化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四,加强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增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蓬勃活力。中华民族历来有兴学重教的传统。两岸教育各具特色,互有所长。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现了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基本形成了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台湾教育体系完整,教育普及率高,对教育改革作了很多探索。在两岸关系迈入和平发展轨道的时期,两岸学校、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对加强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提出了更强烈的呼吁、更高的要求。两岸要发挥各自优势,努力实现教育资源相互开放、相互共享,为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创造条件、拓宽道路。两岸各级各类学校要积极深入开展交流合作,构建多种交流合作平台。教育大计,教师为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两岸教师既要严谨笃学、为人师表,更要志存高远、传扬民族精神,为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不竭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培养优秀人才。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有着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和无穷的创造力。两岸年轻人应早接触、多交往,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携手共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
第五,协商签订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建立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机制。商签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建立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是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建立这样的机制,要考虑到两岸的实际状况,立足于两岸现实,既要适合台湾,又要适合大陆;既要面向两岸同胞、面向中华民族未来,又要面向世界。建立这样的机制,主要是订立制度规范和搭建稳固平台,商讨交流合作的重大问题,协调两岸双方之间的相关政策,以利于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各种资源,实现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建立这样的机制,需要确立正确、长远的发展目标,规划切实可行的推进步骤。当前,两岸双方可以组织人员先就商签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进行研究和规划,就其具体内容、形式、步骤等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如时机成熟,可将商签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纳入协商议题。我相信,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探讨出并建立起惠及两岸同胞的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机制。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伟大的复兴需要伟大的文化,伟大的事业需要人才辈出。我们希望,两岸同胞一起高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沿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不断谱写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的新篇章,努力建设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
最后,祝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圆满成功!
摘要：国内关于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系统研究某一地区或某类书籍的贸易情况，也有从经济或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国内的研究多从中国向日本传输这一角度来谈，相比之下，日本的书籍怎样传入中国及对中国的影响则涉笔不多，加之清代中日书籍贸易这一问题存在着涉及面广、资料繁杂等问题，因此关于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关键词：清代；书籍贸易；研究成果
国内对中日书籍交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加深了学界对中日书籍交流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末，浙江大学王勇教授提出了“书籍之路”的概念。他认为：“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意义、影响等方面，均有别于‘丝绸之路’，故应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无疑，这一概念完善了汉文化圈的建构。清代的中日书籍交流，除了以前传统的方式外，书籍贸易成为了中日书籍交流的主要途径。
一、研究现状
古代的中日书籍交流主要以中国向日本传输为主，以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为主，清朝前中期也不例外，至晚清则有另一番景象。所以，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多是从中国向日本传输这一角度来谈。至于日本的书籍怎样传入中国及对中国的影响则涉笔不多。关于清代中前期的研究，学者经常从经济贸易的角度出发，又归宗到文献学或文化交流的上来，以求完善中国的文献学研究，了解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晚清，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中日书籍贸易也发生了转变。日本书籍（包括日本的书籍和西方传输到日本的西方书籍）大量向中国传输，所收藏的汉籍也大量回流到中国。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汉籍回流现象、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及晚清图书的商税问题有所探讨。目前，学界对清中前期的书籍贸易研究数量较多一些，晚清研究数量较少。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以地区为研究对象的，也有以某一类书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总说等其他情况。
二、研究成果
古代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一直是历史学界的一大研究重点，而中日之间的书籍贸易不仅具有经济贸易的性质，又有文化交流的性质。因此，从书籍贸易的角度来研究清代中日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国内的研究成果有：
胡孝德先生在《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研究》一文中认为，清代的输日书籍更多是以商品的形式呈现的。通过对输入日本书籍的数量、价格和畅销情况，以及中日两国商人在书籍贸易中的获利情况的考察，作者比较清楚的向读者展现了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的概况。周振鹤先生的《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以《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书》为说》一文，以《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书》作为例证，从买方、卖方、刻本、写本诸方面分析了清乾隆时期中日书籍贸易情况。作者认为贸易的核心在于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商人在进行书籍贩卖时一定会了解市场的需要及考量入手的价格，然后才决定“持渡”哪些书及多少份，因此研究中日两国书籍交流史的核心应该是持渡书目的研究。持渡书书目与大意书的研究更直接关系到中国学术领域中的目录学与版本学的问题，也关系到书籍史中的出版史与印刷史的问题。周振鹤先生以《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书》所载441种书与《千顷堂书目》进行比较，列出了为《千顷堂书目》所不载的明人著作与明代刊本。书中含有的清代书籍还未与《四库全书总目》作比较。孙文杰先生的《论清代对外图书贸易及管理》一文介绍了中国和日本、朝鲜、西方的书籍贸易概况和清朝允许及禁止的进出口图书种类，文中还简单的介绍了晚清图书进出口税收的调整情况。
其中以地区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有：李杰玲女士的《清代广东与日本船舶贸易中的汉籍交流初探》一文，利用日本大庭先生整理的中国商船所载的书籍资料，介绍了清代广东方志输入日本的年代和数量，还提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汉籍的回流情况。贺宇红先生的《书籍东渐――宁波“中日海上书籍之路”的传播和交流》一文，简洁的介绍了中国古代宁波与日本的书籍交流，认为明清时期宁波鼎盛的雕版印刷业、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与日本由来已久的贸易传统，“足以使宁波成为日本人收集书籍的主要目标市场和基地”。范金民先生的《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一文，主要依据日本学者永积洋子的《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一书和大庭先生整理的三份输日汉籍书目，详细探讨了清代前期江南书籍输日的数量，书籍的出港地，输日书籍的内容、价值，以及江南书籍刻印与流通市场等问题。作者通过对三份输日汉籍书目的分析，为我们勾勒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情况。作者还指出江南地区的书籍生产和销售市场使得从乍浦、宁波和南京开出的赴日船只拥有比其他地区的唐船更为有利的条件，无论是在书籍的价格、采办、调度上等。江南地区的兴盛的雕版印刷业是中日之间书籍贸易的有利支撑。
以某一类书为研究对象的的有：巴兆祥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专书《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和多篇相关论文。《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详细介绍了中国方志东传日本的过程。其中，《17-19世纪中叶中日书籍交流史的经济学分析：以地方志为例》一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全面分析了17到19世纪，中国输日方志的数量、渠道、价格和利润，探索了中日方志贸易的特性及日本重视收集方志的原因。作者指出日本重视收集方志主要和日本国情及幕府政策有关。巴兆祥先生指出，地方志的交易在书籍贸易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属于半公开的形式，清政府一度禁止中国的地方志流入到其他国家，以防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在多方的参与下，地方志还是大量的传到了日本。
三、研究资料来源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总的特点是琐碎繁杂。清代的官方记载颇少，只零星见于清代皇帝和大臣禁止出口某些书籍的记载。因此，资料多来源于当时一些人的记闻。如杨守敬《日本访书志》、黎庶昌《古逸丛书》、缪荃孙《日游汇编》、蒋芷《清季野史》、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等。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关于中日汉籍交流的整理成果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如严绍T《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王勇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王桂平《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等。
清时期，日本对前来交易的商人商品审查甚严，要对船只上的商人和商品进行一一登记，所以日本留存的关于中日书籍贸易的资料比较多。国内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寻找日本方面的资料。日本方面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幕府和长崎海关留下的官方资料；二是日本学界整理的相关资料。长崎海关官员“书物改役”、“唐通事”等每年会制作当年进出口的各类账簿，然后进呈给幕府，因此留下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出口日本的官方资料。这些账簿通常会记载书籍的名称、卷数、数量、价格等。被国内发现引用的主要有《舶载书目》、《商舶载来书目》、《唐蛮货物账》《自文化三年至文政五年新收书目》、《享保十八年癸丑火乔长崎售书并新渡书目》、《书籍元账》、《落札账》、《购来书籍目录》、《百舌草茎》等。日本各级藏书机构编纂的藏书目录如《御文库目录》、《尾张德川家藏书目录》、《毛利元次宫所藏书目录》、《昌平学舍藏书目录》等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料，对于古本汉籍的整理大有裨益。长崎海关官员大田南o，除编纂《百年之账》等官方资料，其私人日记《琼浦又缀》、《琼浦杂缀》也记载了当时书籍贸易的情况。日本学界对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也极大的帮助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第十三个系列――《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是国内学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大庭先生编纂的《宝历三年八丈岛漂着南京船资料――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一》、《安永九年安房千仓漂着南京船元顺号资料――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五》详细整理了两艘漂流船上的书籍书目。大庭先生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研究，其著作《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其中收录了正德元年（1711）卯五十一番船所载书目）、《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都是杰作。其它如日本学者永积洋子的《唐船输出入品一览1637-1833》，日比野丈夫和山根幸夫关于中国地方志传入日本的研究等。
四、研究的未来走向
清代的中日书籍贸易研究，国内的学者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成果颇丰。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牵涉的问题十分繁杂。单从书籍贸易的的角度来说，它不仅牵涉到当时中日两国书籍印刷效率、成本、交易盈利问题，还牵涉到书籍交易在中日商贸中的地位。从中日交流的角度上，不仅仅牵涉到两国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还牵涉到清中前期与晚期，中日两国的地位变化问题。资料繁杂，涉及面广等问题的存在，给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研究留出了很大的空间。笔者认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是研究方向。前面提到，关于清前期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国书籍流向日本这个方面，而关于流入到中国的日本书籍研究较少。日本书籍散见于中国文人的文集中，要做系统的研究，工作量大而繁杂，有待进一步的整理工作，这样才能窥见中日书籍贸易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全貌。其次是资料整理。这一时期的书籍交流以贸易为主要途径，清朝的官方记载很少，因此学者的研究大多只能从国外着手，很难直接了解到中国人对这一时期书籍贸易的切身感受。如果将国内的各地区关于中日书籍贸易的资料做一个系统的汇编，再把日本留存的资料翻译成中文，对相关研究来说是如虎添翼的。再次是研究的纵向比较。中国“正式”的书籍贸易最初从什么时候开始；古代各个时期书籍贸易的规模有多大，在中日书籍交流中的比重有多大等等这些些问题看似和清代的书籍贸易无关，但只有追根溯源、了解全貌才能更好的认识清代的书籍贸易。尤其，晚清书籍贸易是中日两方地位的大反转，值得深入研究。最后，研究成果的应用问题。国内学者考订了很多日本编写的汉籍书目，这些书目与中国留存书目的比较，以及应用到国内文献学的工作还需要学者的辛勤和努力。（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勇《“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3卷第5期。
[2]贺宇红《书籍东渐――宁波“中日海上书籍之路”的传播和交流》《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5期。
[3]范金民《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史林》2010年第1期。
关键词：口译；文化传达；实践
Abstract：Interpretationisavitalandnecessarymeansofcommunicationamongnations.Culturalexchange，anindispensablepartofinterpretation，mainlyreferstocommunicationofdifferentculturesamongnationsandpeopleswithdifferentculturalbackgrounds.Effectiveexchangesofculturesnecessitatenotonlymuchattentiontothesharedcultures，especiallythesharedetiquettes，butalsoagoodcommandoftheuniqueculturalelementsofanationinsuchfieldsasreligion，food，gesturesandnumbers.
Keywords：interpretation；culturalexchange；practice
不同国家和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要达到沟通，就必须有翻译。翻译，作为人类交往的一个必须与必然的手段，作为不同文化传播的媒体，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翻译无论是在书面翻译还是在口译方面，长期以来大多定义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就是传统翻译的“转换—替换”模式。这种简单保守的翻译模式，虽然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语言本身的含义，但在翻译过程中容易忽略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无形造成了新的隔阂和新的文化障碍。最近，对于“中国龙”和“北京奥运吉祥物”翻译问题的争论，就极好地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忽视文化背景而给翻译带来的理解差异，也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和各国所存在的文化差异[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利用所学语言进行文化传播的桥梁。如果译者不能很好地理解交流双方的文化差异，交流的障碍就有可能因译者的原因而产生。本文将在概括阐述口译历史、异文化交流以及交际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外语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一、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口译伴随着人类语言的出现而诞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甚至不同民族的人在进行交流和沟通时，除了手势等肢体语言外，大多需要翻译作为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在社会和民族因素相对单一的时代，翻译只需要表达基本的含义，达到简单的沟通就可以了。但社会的发展却使各国呈现出文化发展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各民族和国家由于出现不同的图腾崇拜，也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使世界各种文化信息同享，文化资源共享，促使民族的、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融入到人类共同的文化信息之中。这两种倾向就要求我们在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活动时，既要遵照国际共同的文化规则行事，又要尊重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也是对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口译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关注，可以说口译工作的认可是和所谓的地球村、万维网的发展分不开的，也是和口译工作者所具有的双重文化素质分不开的。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更显现出在国际交流中不同文化交流，即异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性。
异文化交流是文化的相互交流或者跨文化交际的通俗说法，是指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之间的交流[2]。在当今社会中，随着异文化接触的增加，因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产生的问题也同时在增多。在交流体系方面，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有不同的规则和规定，在与异文化进行接触时，有本国文化圈不能预想的“陷阱”。比如在某种文化圈内被认为是有礼貌的行为，在别的文化圈内则可能被认为是无礼的行为；善意表达的语言，因文化的不同，可能会被理解为侮辱性的语言；同样的耸肩动作，会因国家不同而表达不同的含义。
因此，没有对异文化的理解，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就不能真正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交际。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而单纯以本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交流的话，不仅会很难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目的，还很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和摩擦。因此，国与国(也可指狭义上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要进行的相互理解的交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而对于在不同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的口译工作者，在口译过程中对这种异文化的理解和传达具有重要的作用。
口译中的文化传达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我国口译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局限于口译的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理论和授课方法的研究，忽视了对文化传达方面的研究。在近年的口译理论研究中，即使意识到了口译中文化传达研究的重要性，也大多因种种原因仅仅是一提而过，很少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近年来一直作为全国高校口译教材的《实用中日口译、即席翻译、同声传译》也只能看成是大量口译实例材料的汇编，而根本没有对口译理论，特别是口译中文化传达理论进行阐述。但在我国各外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中，都或多或少地阐述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在《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对口译的教学目标阐述为“口译课要通过大量的汉译日、日译汉的听说实践，训练学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口译能力。同时还应注意提高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涉外工作的能力”。对口译的教学要求阐述为“在无预先准备的情况下，能承担生活翻译；经过准备后，能胜任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翻译；忠实原意，语言表达流畅，并能区别各种不同的语感和说话人的心态”[3]。从该大纲的目标和要求可以看出，在口译过程中，对文化传达有明确的要求，也显示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二、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实践
口译工作者接受异文化的普遍形式是通过外国文学和历史来了解外国文化，但是文学和历史所反映的文化一方面范围有限，另一方面和现实的文化和社会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仅仅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学和历史的了解，也不能完全知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状。所以，口译工作者在口译实践的过程中，可以从国际交流中的共性文化(本文主要分析礼仪文化)和所学语言对象国的独特文化两个方面入手，来提高自己的异文化理解力。
1.共同礼仪文化的内涵
国际交流中共同文化主要是表现为外交活动中的礼仪文化。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是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从而使世界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另一方面是随着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加强，世界又表现出空前的统一化，各种局部的经济联合体以及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比如欧共体、上海峰会、APEC等国际和地域组织也佐证了这种国际发展的趋势。当然，在各种国际交流中都有一定的行动规范，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所表现的共同礼仪文化，了解这种文化是外语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具体来说，共同礼仪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举止。在外交场合，举止是有很多规定的。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口译工作者应保持不卑不亢的举止和态度，具有较高的语言水准却因动作滑稽等引起他人注意的不是成功的翻译[6]。口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让听众不太注意到译者的存在。除此之外，译者还应充分注意自己的站姿或坐姿的细节问题。在现代国际性会议和会见中，常用的会见礼仪是握手或拥抱，口译工作者，在自己了解该采用哪一种方式的基础上，也有告知自己的服务对象该用哪种礼仪的义务。②着装。在国际交流事务中，不同的场合对着装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在政治会谈或正式商务会谈时，通常是西装；在旅游兼商务的会谈中，可以是相对自由的便装；在多国文化交流的联欢活动中，可以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译者应充分考虑自己服务对象的会谈性质和会谈内容，以便采取和与会者相符的着装方式。
③站位。在口译过程中，除会谈时的坐立翻译外，很多时候还要参加互赠礼品时的翻译，或者共餐时的翻译等。参加这些活动时，口译工作者的站位方式也很有讲究。比如在互赠礼品之后合影时，译者应该主动退后，这些看似小事却极为重要的站位方式直接关系着口译工作的成败。
虽然说国际交流的共同文化还是有分歧的，但是，任何文化规范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共同礼仪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过程中，外语学习者或口译工作者应保持对它的敏感性，不断地学习和总结新出现的外交礼仪文化。
2.独特文化的基本内涵
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个体文化差别的内容主要包括宗教文化、饮食文化、肢体文化、数字文化等。
①宗教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所信仰的宗教也有所不同，在因不同而引起各种社会纷争的今天，外语学习者和口译工作者应该详细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和宗教习惯，特别是某些禁忌习惯。比如，对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能经常提及猪和猪肉，在信仰佛教的泰国不能摸小孩的头等等。如果不了解这些，不但不能进行很好的交流，甚至会在交流过程中因宗教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冲突。
②饮食文化。由于宗教不同或饮食习惯的差异，饮食文化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也显得非常重要，比如：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吃猪肉和无鳞鱼，日本人不吃羊肉，东欧的很多国家不吃动物的内脏，阿拉伯国家做客不能喝酒等。外语学习者既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饮食习惯又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有无因而忌讳的饮食。
③肢体文化。与人会谈时，我们一般用语言、声音和肢体语言三种方式进行沟通。有研究表明，沟通的55%是通过肢体语言进行的，38%是用声音完成的，只有7%是用语言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肢体语言在交流时的重要性。口译过程中，口译工作者除了注意自己的站位要适当、要保持良好的眼神、双手不要放到口袋里、双臂不要交叉在胸前、不要表现得懒散没有精神等常识性肢体语言外，还要根据所服务的对象来读解交流双方的肢体语言。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和民族不同，耸肩、树大拇指和微笑等所代表的意思也有所不同。译者只有在充分了解了所学语言国的这些肢体语言和肢体习惯后，才能在实践过程中更加准确地掌握双方所要表达的意思。
④数字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对数字的喜好也有很大不同，西方人认为“十三”和“星期五”是不吉利的，尤其是逢到十三日又是星期五的时候，最好不要举办任何活动。在日常工作中的编号，如门牌号、旅馆房号、楼层号、宴会桌次等，也尽量避开十三这个数字。其原因主要源于基督教传说，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为了贪图三十个银币，出卖了耶稣，结果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天最后的晚餐上的第十三个人就是犹大，这天又是星期五，因此，人们将十三日又逢星期五的日子称为“黑色星期五”，有些人在这天会闭门不出，唯恐会出现不吉利的事情。日本和朝鲜、韩国以及中国人不喜欢“四”这个数字，因为在中文和日文以及韩语中，“四”的发音与“死”相近，因此，这些国家的医院里没有四号病房和病床。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大多会有赠送礼品、安排宴会桌次等活动，这时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数字禁忌，势必会引起一些不愉快，好事办成坏事。
除此之外，在个性文化中，还包括了色彩文化、图案文化等等，对于这种个别国家的独等文化，外语口译工作者除了可以和文学作品相结合进行解释外，还可以通过专题的方式来理解和思考。
三、结语
口译中文化传达的理论和实践才刚刚起步，只有在口译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才能真正实现口译中的文化传达。外语口译工作者不但要有很好的语言功底，还要对本国和所学对象语言国文化有的深刻理解。口译过程中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文化的传达，就会成为一种不完整的口译。
如今的世界，文化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可能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要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来进行跨文化的无障碍翻译，这是翻译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更有助于人们的相互理解，构建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陆永昌.翻译：不能再增文化障碍[J].译林，2006(3)：211-215.
[2]锅仓健悦.异文化间入门[M].东京：丸善文库，1999.
[3]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3-5.
[4]高见泽孟.初めての日本语教育基本用语事典[M].东京：讲谈社.1997.
[关键词]渤海国；唐朝；日本；佛教；交往
对于渤海国的记载，汉人刘建章著有《渤海国记》，但此书早已失传，所以对渤海国的事迹有所记载的文献则少之又少，要想对渤海国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存在较大的难度，但在中、日、朝、韩、俄等国的资料进行统计数量也十分有限，而值得庆幸的是日本史籍中关于渤海国的国书、牒文、诗歌等有所保存，这是极其珍贵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渤海国的资料。在中、日、朝、韩、俄等国的专业学者的挖掘整理下，重现了渤海国耀眼的文化，使其形象得以大致显露出来。使人们对渤海国的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也给人们带来较大的惊喜，因为在当时盛唐的辉煌笼罩下，渤海国文化并没有失去自身的色彩，而是以独具特色的光辉，在东北亚地区展现其耀眼的文化英姿。
从当前仅存的史料中可以看出，虽然当时的渤海国地处于边鄙地区，而且民族群体也较为落后，但在其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不仅得益于渤海国人民的勤劳勇敢，而于与其统治者与周边民族、中原政权及日本的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当时的渤海国统治者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特别热衷于与周边民族、中原政权和日本的文化交流，虽然初衷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但却使其文化交流得以广泛发展开来。而在大祚荣统治时期，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得以稳定下来，求得一个安定的生存发展环境，则向唐廷称臣，并积极的与周边民族进行结交和结盟，这种低调的外交姿态，为其得以立足及生存发展环境的稳定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是在其第二代国王时期开始的，当时的国王是大武艺，与日本开始交往是始于当时的唐朝在渤海国的北疆扶植黑水部，在这种情况下，大武艺开始了与日本进行交往，谋划与唐廷的抗争，而且随着两国使节的不断往来，日本出船发动了对新罗的海上攻战，从而保证了渤海国在以后的时间内再新罗进行各平相处，在与日本的交往中，使渤海国解除了新罗这一后顾之忧。而在这之后，大武艺开始北征黑水、南袭登州， 但都没有取得预想中的的胜利，都以失败告终。而当时的唐廷也充分的显示了大国的风范，不计旧嫌，渤海国又恢复了对唐朝的臣子服关系，但仍保持着与日本的往来。而在大武艺儿子大钦茂继任后，其表面对唐廷表现出一副恭谨效忠的样子，不仅遣使朝唐，而且还拷贝唐廷的各种典章制度，有效的为麻痹了当时的唐廷。这为渤海国以后吞灭黑水全域进行疆土的扩张奠定了良限的基础。
渤海国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唐朝还是日本的交往，都是将政治军事目的放在首位的，但当时乃至以后的唐朝政权，无论是对待当时的渤海中还是其后裔都优遇有加。在对其赋税措施上就存在很大的区别，不仅不与当时华夏的各州相同，而且需要当时的渤海的各州贡纳当时的某些土特产即可，而且当时的唐廷还会回赠数量更多的赏赐。这种对流亡酋长的关怀备至的优遇， 用中原政权惯于“以夷制夷”或封建帝王好大喜功是很难予以解释的。
而在日本朱雀天皇延长八年（公元930） ， 臣属于辽的东丹国（渤海亡国后旧地被辽太祖改为东丹） 使臣、原渤海国文籍院少监裴访日， 日方因裴叛国求荣而对其没有好感， 接待甚为冷淡， 与接待原渤海国使臣、包括乃父大诗人裴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 只能用日本在与渤海国的交往中， 非常珍视二百年来建立的友谊来解释。
唐廷乃至其他中原政权以及日本， 对渤海国的优遇是发自内心并且有原则立场的。政治上的交往， 是以政治制度先进、完善的民族产生中枢指向的渗透压， 来影响政治制度落后、不完善民族作为主要流动方式的。这种交流， 必然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辐射式流动。中原儒、释、道三教对渤海国的影响及渤海国同日本之间的佛教交流， 是这种流动的表现形式之一。渤海国人民原本信奉萨满教， 建国之后在与唐廷的交往中， 受中原佛教盛行社会风气的影响， 开始信奉佛教。渤海国建国不久的 713 年， 大祚荣便遣使朝唐请求礼拜佛寺； 其子大门艺同年归国， 带回唐廷赏赐的佛经经卷和佛像。之后， 佛教在渤海国大为盛行。上京龙泉府人口最多时不过十万， 从遗址发掘中便发现古寺址十余座。在渤海国遗址中出土的佛像， 有石佛、铜佛、陶佛、铜铁陶佛、铜胎鎏金佛数种。无论是寺庙的规格体制还是佛像的体态面相， 与唐朝并无二致。渤海名僧释仁贞本是皇族大氏成员， 史载， 释仁贞和僧贞素均曾数度入唐求佛法。渤海国王大钦茂的尊号为“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便是上层崇拜佛教的明证。
僧贞素和日本高僧灵仙大师逆旅相逢， 一言道合，交往甚密。僧贞素在往来唐廷、渤海、日本之间的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为灵仙大师向日本传送佛舍利、新经，为日廷向灵仙转送游方之资， 最终溺海而死， 成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段凄美史话。
渤海在当时的商贸等外交活动当中，不仅加强了与大唐、日本的商贸往来，而且加强了文化、宗教的交流，而且通过渤海国，使盛唐的物质和先进文化局也传入到日本列岛，有效的促进了渤海、大唐和日本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推动了渤海国和日本社会的快速发展进步，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参考文献：
[1]王颖.王旭. 浅论渤海国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吉林农业C版.2011年11期.
“一带一路”文化先行成效显著
1000多年前，汉武帝遣臣子开辟了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连接起来。就历史而言，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之路。千百年过去了，作为国家级顶层战略，朋友圈越来越大的“一带一路”，其基本属性既包含经济合作共赢，亦囊括了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远景之下，文化交流与文明融合赶上了“加速度”。按照关于“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国家文化部全面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既看眼前，又重长远，基本建立起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框架。
2016年，以中国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为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全国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基本建立。《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经文化部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
配合“一带一路”战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70多个城市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300场。2016年9月，23国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逐步建立完善，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中国在欧洲11国、亚洲10国、非洲5国、大洋洲3国和拉丁美洲1国共建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文化中心数量就达11个。“一带一路”文化先行可谓扬帆乘风、亮点多多。
中国继续与沿线国家签署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等频繁登场―互相尊重，各呈其美，在碰撞与交流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中国故事更真实更清新，世界语言更悦耳更动听。2016年12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香港出席《南华早报》中国年会时畅谈“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更多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只有文化的交流，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交流。“任何国家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带着爱商（LQ）去帮助别人”，才能在融合与欣赏中，促进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转型升级。
品牌活动助推中华文化自信
2016年，中国作为主宾国举办的“中加文化交流年”“中卡文化年”“俄罗斯中国文化节”“非洲文化聚焦”“蒙特利尔灯光节”等活动成功举办或顺利开幕，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中埃文化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阿拉伯国家共同举办文化年活动，地点覆盖北京、开罗、卢克索等10余个两国重要城市，受众人数逾千万。2016年1月，主席与埃及总统塞西共同出席了“中埃文化年”开幕式。
从埃及卢克索神庙广场举办的文化年开幕式、“两个伟大文明的对话”主题演出，到“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展览、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系列文化活动，再到两国艺术家在文化年闭幕式唱响经典歌剧《阿依达》……整个文化年活动呈现出出席嘉宾层次高、活动项目数量多、内容涉及领域全、省市覆盖范围广、思想对话程度深、交流宣传效果佳的显著特点。
一年来，文化年执行项目有100余项，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银川、南京、无锡、成都、开罗、卢克索、阿斯旺、亚历山大、达曼胡尔等，两国互访人员总数达912人，活动直接受众超过2000万人次。文化年期间，埃及在中国举办了40余场文化活动。
“中拉文化交流年”是中国同拉美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年度文化交流活樱覆盖约30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直接受众近千万人。主席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在古巴、墨西哥举办的活动。此外，“东亚文化之都”“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等品牌活动的影响持续扩大。
文化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中国国际合作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6月，文化部部长雒树刚率团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第13次会晤，全面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第七届亚欧会议文化部长会议、中沙（特）高委会文化分委会、第七次东盟-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第三次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第八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等成果丰硕。
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化组织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通过携手进行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2016年，中国文化部积极履行国际公约责任，完成“赫哲族伊玛堪说唱”“麦西热甫”等7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项目履约报告并向教科文组织提交；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撰写《非遗公约》政府履约报告和《文化多样性公约》政府履约报告。
为了更好地推动各层次的文化合作，中国文化部举办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为引进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促进中外文化合作搭建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级论坛”、首届“中澳文化对话”、第11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中英表演艺术高级管理人才交流研讨会”“中英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等各类论坛有效地促进了中外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
搭建中外思想交流“朋友圈”
中国文化部注重思想领域交流对话，以此促进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的全球传播。在短短3年间，汉学家翻译家工作从无到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2016“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邀请到全球26个国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31位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齐聚北京，聚焦“一带一路”建设。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扩容增效，分别在北京、上海和西安开设3期研修班，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89名青年汉学家和智库学者来华研修，参加人数达历年之最。“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先后成功举办，一支乐于并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中外译者“先锋队”逐步成型。
关键词：高职 日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
在高职日语教学期间，应该明确的问题为所教授的不单为一种语言而已，其具有较强的文化性。作为文化的重要构成，语言是其主要的表现方式。由于语言各异，因而产生不同的文化。在语言的交流期间构成了跨文化交流，因此在实践应用日语时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至关重要。
一、当下我国高职院校与日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多数的高职院校中展开的日语教学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思维，面对当下社会发展的潮流以及所需人才应具备的能力标准已不能相适应，急需采取有效的举措进行改善。
例如，目前在实践教学期间，教学模式依然注重理论而轻于实践。通常，教师以教学大纲作为基础，针对教材的内容分析和讲解语法和句型等。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学生能够获得较强的应试能力，但是教师由于缺乏将语言同有关语境、文化的背景进行结合，导致学生实践应用能力较弱；同时，由于教学方法滞后，使教学整体形式较于单一，仅仅在日语的单词、课文背诵以及翻译、写作上作为重点的教学内容，这种方式就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在进行非母语语言教学工作时，由于学生自身无语言基础，这种教学方式容易给学生造成理解困难的问题。加之课堂教学中以教师教为主导的形势，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容易造成学习主观意识不强；此外，在教学实践中，未能够对日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得到足够重视。在教学期间，由于学生对日本语言语境、社会历史文化以及背景等没有做到足够的掌握，就不容易实现学以致用。所以，要想保障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应该重视培养其语言综合能力。
二、高职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在国际市场不断加深沟通的大环境下，中日双方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在随之增加，因此，也使得日语专业人才供不应求，并且对人才的素质也不断提出新的高要求标准。作为重要的培养日语应用型人才基地，高职院校承担了为社会培养应用型复合人才的重责。对于高职日语专业学生而言，一方面需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应该切实加强日语交际能力。所以，在实践教学中，应该进行传授一定的日本文化内容，使学生全面了解日本民族特性，了解到同日本人交流所需注意的细节等问题，实现良好的文化沟通。
另外，由于历史因素导致日本文化具有其自身独特性，通过深入的了解日本文化，能够增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加强自主学习期间，也提升了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而有效的避免在学习日语期间受本国文化因素的束缚，真正的跟随日本文化投身于日语的学习中，推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
三、高职日语教学中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科学对策
在发挥日语语言能力期间，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所以高职日语教师应该尤为重视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向学生传授日本文化背景以及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等，让学生主动的加强日语学生，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推动教学方式变革，将课堂效率提升
语言教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良好的应用，所以需要在进行教学期间提升实践能力。在教授单词、句型以及语法等基本内容之外，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等先进教学手段，将教学实践获得丰富。并且创设真实或者建立模拟交际情境，让学生真正的进入到现实问题情境，从而调动课堂气氛。例如，可以利用日本文学作品和影片，介绍日本的文化内容等，将中日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更直观的感受日本深层文化，提升敏感度。同时，于授课期间，应该将学生的学习注意力聚焦于表达上，组织进行日语交流活动，让学生可以表达和展示自己的日语能力，克服害怕开口或者羞涩感。另外，在课余时间可以开办日语角，推动学生自主学习和交流，让其在参加活动期间增添跨文化交际机会。
（二）提升教师文化素养
对于跨文化交际的教学，需要教师具备足够的跨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够满足教学要求。跨文化背景知识所包含内容广阔，例如涉及到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历史、风俗习惯和礼仪等方方面面。同时也体现在日常用语以及专有名词、民间谚语和成语典故等，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因此，要想全面以及熟练的掌握日本跨文化背景知识，并向学生进行传达，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需要日语教师不断加强学习，提升综合素养，深入的理解日本文化实施教学。
（三）教学中推动非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
交际能力包含两种能力，分别为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其中，非语言交际能力于实践交际中产生至关重要作用，并且与语言交际能力紧密联系，影响语言交际效果。其包含面部表情、眼神以及手势、服饰等诸多方面。非语言交际能力也是构成中日文化相异的重要表现，例如日本人在家居交往时跪坐行为以及见面时的鞠躬行为等。实际交际期间，多数社交信息的传递渠道为非语言交际能力，所以教学中教师也要重视学生对此种能力的培养，进而结合两种交际能力加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四、结语
语言学习终究需应用于实践，实现日常流利的交流。为了满足当下对日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应该将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教学中的重点环节。因此，通过将文化教学结合语言教学作为教学方式，推动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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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外交的概念与应用
“公共外交”一词由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首次提出。古利恩认为，公共外交包含了国际关系的多重维度，超越了传统外交的范围。如一国政府对他国公众舆论的引导与促进，两国利益集团间的互动与交流，外事报道及政策层面的制定等各类政治活动均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约瑟夫·奈认为“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是软实力的三个主要来源。其中文化在对他国产生吸引力方面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对本国政治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是否被理解与接纳、对本国外交政策是否被认知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更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推动力。奈还认为，在通常意义上，公共外交被看作是展现本国软权力的重要工具。公共外交是政府运用软实力并与他国公众交流，进而驯化他国公众的有效手段。因而公共外交不仅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而是包括多种行为主体在内的对外交流与活动方式。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公共外交既需要借助政治与文化两个维度来进行跨文化的外交活动，同时又倚重和借助大众传播工具，从而实现影响国际公众态度，以及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外交目的 。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具有更加开放、多元、瞬时、互动、无障碍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因此成为直接干预外交议程和结果的工具。作为互联网大国的美国一直很注重新媒体公共外交。早在2008年，美国就提出了“公共外交web2.0”的概念，旨在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技术与公众实现高效、快速、直接的交流沟通，进而推行美国的外交活动。网络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外交竞技场。
二、基于政治舆论的公共外交
美国向来主张以政府为主导，发起外交项目，影响国际舆论，为自身营造有利的政治舆论环境。美国政府重视公共外交战略的统合工作。早在2001 年，美国就成立了“白宫联合信息中心”(White House Coalition Information Center)，时隔一年又设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负责公共外交议题的协调与统筹，主要是为政府提供有关外交政策和提升国家形象的建议。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都由总统任命，历任总统也特别重视公共外交的战略部署。作为“互联网”总统的奥巴马利用网络进行公共外交活动，并借机塑造美国形象的实践运用得相当熟练。比如，他曾在 2015年9月28日就叙利亚问题在推特上连发三条推特：“Nearly 12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displaced by the conflict in Syria. As Americans， we can’t sit idly by. That’s not who we are.(在叙利亚将近有1200万人因战乱而流离失所，作为美国人，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We’ve provided more than $4.5 billion in humanitarian aid to help meet the needs of those impacted by the Syrian conflict.(我们已提供超过4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来帮助那些受叙利亚内乱影响的人们)。”
“We’re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yrian and other refugees we admit to the U.S. to 100，000 per year for the next two years.(未来两年，我们每年接收的叙利亚和其他难民人数将增加至10万人)。”
美国的公共外交常常借助政治舆论来表达，往往会摆出鲜明的官方立场。从奥巴马的推文可以看出，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多次发声，表明愿意提供政治、经济，甚至是包括转移和救助难民在内的各方面外交援助。奥巴马站在有利于美国的政治舆论立场上，极大地宣传了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即美国不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冷漠旁观，而是积极展开人道主义救援。奥巴马在个人推特上多次提及美国对叙利亚问题做出的贡献，利用公共社交平台，频繁营造国际政治舆论，来塑造美国人道主义国家的形象。
三、基于文化存在感的公共外交
2013年英国BBC国家形象的民调显示，德国国家形象排在第一位。2012年美国《时代》周刊对国家形象排名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日本，而且日本得票远超其他国家。很显然，根据西方权威主流媒体的排名，两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较好的国家形象，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两国在公共外交方面注重文化存在感的建构。
政府虽然在公共外交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德国的商企和民间力量也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诸如汉莎航空、大众、奔驰、西门子等知名跨国商企，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宣传德国品牌、输出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传递着德国文化的品质、底蕴和理念;此外，民间力量的参与也给德国文化外交带来新鲜力量。2015年获得南京公共外交梧桐奖的德国人盖尔克，身为德国博西家用电器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早在2008年就选择用一场慈善之举来为西门子家电的中国业绩年庆祝，并在慈善会上组织拍卖张大千等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盖尔克还提供赞助，与南京大学合作建立拉贝纪念馆，用来纪念和研究南京的战时历史，配合德国官方正视二战以及法西斯历史的诚恳态度。民间力量的参与可谓是公共外交中事半功倍的一剂良药，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人与文化之间的深度认同与共鸣。提倡公共外交的主体多元化和公共外交内容的多样性，无疑是对国家形象塑造产生积极影响的有利补充。
除了德国，日本“谦逊有礼”的国民形象、“高端精专”的科技形象，以及“古朴与现代并重”的文化形象也为其在公共外交事务中添力不少。日本的“国技” ——相扑，在日本的长期经营下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日本的传统文学形式——俳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世界范围内演绎出英俳、美俳、犹太俳、法俳等不同的文学形式。日本的樱花、茶道、茶花、浮世绘扬名全球。除此之外，日本也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国之一，日本甚至成为西方人眼中体验东方文化的最佳去处。不可否认，日德两国在国际文化之林中以其鲜明的文化烙印，向国际民众呈现出真实、可感的文化形象。非政府主体的外交活动，形式丰富而多样，与政府为主体的外交项目相互配合，相得益彰。2006 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发表《文化外交的新构想——寻求大家的力量》的演讲，他指出，日本要以“文化”作为公共外交的切入口，日本将长期大力推行文化外交。而近几年，日本政府还向东盟国家派出3000名公开招募的志愿者，旨在推广和输出日本文化。
四、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外交实践来看，政治舆论和文化存在感构筑了公共外交领域的“双壁”。我国公共外交的实践中也常常借助政治与文化两个维度来进行对外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俨然成为促成我国公共外交中政治话语与文化传播相互交织的重要一环。“中国故事”既包含了当前国家政治利益的陈述表达，也纳入了文化形象的符号编织。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社交网络媒体的运用使得公共外交更加释放出其多向立体的效果。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在 Facebook上开设了官方主页“Xi’s US Visit”，其对官方首次以国际社交媒体展开外交活动的深入解读，有利于我们探讨“互联网+”时代公共外交的规律与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一是要积极主动地讲述中国的故事，二是需要讲述与外国人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中国故事，三是要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在“Xi’s US Visit”的主页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动态已是在遵循这三个层面的传播规律讲述中国故事：
“习大大和彭麻麻的故事”——2015年9月29日下午1时51分，主页上发布的时长仅40余秒的短片，题为“Mee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遇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短片以漫画的形式讲述了习近平主席的成长经历并对其夫人彭丽媛进行介绍，以生动的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国家领导人及其夫人的故事。此外“Xi’s US Visit”还发布了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英文演讲的视频，受到世界网友的广泛好评。很显然，彭丽媛在外交舞台上具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Xi’s US Visit”发布相关信息，更是在社交网络平台宣传了软实力外交与文化外交。正如约瑟夫·奈所评价的那样：“彭丽媛女士是中国的软实力。我们能看到她所展现的中国文明之礼和中华文化。她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很大，是中国软实力的代表。中国有这样一位‘第一夫人’，对国家的形象提升非常好 。”
“高铁故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和全球领先的高铁技术，在公共外交中，高铁已是一个重要的推介项目。“Xi’s US Visit”在2015年9月28日发布的这篇题为“China’s high-speed railways： benefit people& connect world(中国高铁：便利民众 连接世界)”的文章，不仅介绍了中国高铁自1999年建设以来取得的进展，还透露，中国高铁轨道近年来已经铺进不少国家，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等福利。这条动态一度置顶，获得诸多点赞，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高铁的故事。
“熊猫外交的故事”——主页在2015年9月25日通过一个视频对“熊猫外交”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介绍。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大熊猫作为一种人见人爱的动物，是一种带有可爱意味的文化符号，同样也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它们在中国外交史上扮演着特殊角色。从1957年到1982年，中国一共赠送给9个国家23只大熊猫。熊猫外交是中国在向境外赠送或租借大熊猫，借以增进友好关系的外交方式。
“体育故事”——体育外交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座桥梁。2015年9月25日发布的一个视频介绍了中国青少年对篮球的热爱，对青少年个体进行跟踪写实，让西方受众既深入了解中国，又觉得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国普通老百姓是一体的，对诸如姚明、王治郅等中国篮球明星进行介绍，也提及了在中国发展的 NBA篮球明星，如马布里和莫里斯，指出了中美两国在篮球方面的交流活动。9月26日发布的一条名为“Two world leaders and their shared love of sports(两位世界领袖和他们对体育共同的热爱)”，指出习近平和奥巴马在体育运动方面有共同点，他们都是体育迷。体育外交是彰显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途径，体育外交也是公共外交的一种形式。
“传统节日的故事”——2015年9月27日中秋节当日，该主页发布了一个2分23秒的视频，视频内容是一个英国人讲述中秋节的习俗和历史，并介绍了月饼的饮食文化等。当天还发布了一个名为“China connecting with you(中国与你相连)”的视频，视频讲述者是澳大利亚知名酒商Burke Reschke，主要是以外商的视角介绍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以西方人的视角和口吻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经贸，更容易使国际受众理解和接受。访美期间通过 Facebook这个平台发布上述内容，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公共外交。
五、启示与展望
无论是凭借文化的独特魅力开展公共外交，还是以政治舆论来驰骋世界舞台，都是公共外交不可或缺的部分。很显然，在当今这个多元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上，很少会有国家仅凭特定的一种方式来展开外事活动。德国政府长期以来也在积极推动各类政治外交项目，例如：德国驻华大使馆和德国驻沪总领事馆文教处在新浪微博上开设主页，汉堡和不来梅等地方政府也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开设账号，抢占新媒体时代的舆论高地;同样，尽管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外交来营造国际舆论，文化输出也是美国的外交强项之一。美国的好莱坞影片、美剧、流行音乐等文化产品的强势输出，以及影响全球的奥斯卡奖、艾美奖、格莱美奖等文化活动等，都为美国的公共外交添砖加瓦。不可否认，政治与文化两个维度的外交形式相互配合，能取得更佳的效果。然而，以哪个维度为重要发力点，基于不同的国情和历史发展，仍是不同国家在公共外交中抉择其最终目的的差异性所在。这不禁让人反思外交的目的何在?是以影响国际社会的政治舆论环境为优先考量，还是以扩展国际民众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欣赏和接纳度为目的?在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发力的外交时代，如何让两者平衡交织，相得益彰，恐怕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议题。
[关键词]文化适应 理论模式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0-0082-02
文化适应研究作为跨文化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并在其他领域诸如人类学p政治学p社会学等都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全球化进程加快，不同文明，多种文化的相互交融促成了此研究增多的趋势。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相互交融成为主要趋势。面对此种形态，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下的群体都面临着心理和行为方式的选择，这也促成了文化融合，逐渐形成多种文化形态的原因。本文主要探讨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当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启示。
一、文化适应内涵
19世纪末，来自美国民族事务局的J.W.Powell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定义。他认为文化适应是指来自外文化者对新文化中的行为模式所导致的心理变化。在此基础上，Redfield， Linton和 Herskovits于1936年对文化适应重新进行了定义，他们认为文化适应是指由个体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从早期对文化适应的概念不难看出，其重点强调主流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而主流文化影响相对较小，我们称之为文化适应的单维度模式。John.Schuman提出的文化适应理论则从教育领域详细探讨了文化适应与二语习得的关系，在其理论中，他提出影响人们去学习异文化中的第二语言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距离，另一方面是心理距离。John.Schuman将社会距离分为社会显性、结合方式、封闭性、凝聚性、学习者社团规模的大小、文化和谐性、社团的态度和打算居留时限等因素，社会距离代表着学习者社团相对于目的语社团而言的地位，或者学习者被目的语社团容纳并与之接触的程度，这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创造第二语言的环境去提高学习者对异语言的敏感度；心理距离指的是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总体心理感受，重点强调个人在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包括语言震惊、文化震惊、动机、自我透性。心理距离的作用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作用没有社会距离大，当社会距离对二语学习者没有起到明显作用的情况下，心理距离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简而言之，John.Schuman的理论从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阐释了文化适应对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及意义，对我国外语教学产生了深刻的影。
二、Berry文化适应理论
Berry的文化理论模式在此前单维度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对文化适应理论进行了发展，也就是我们提及最多的双维度模型。该模型将文化适应研究的理论层次推上一个更加全面细致的层次。Berry根据两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个体所产生的反应态度为依据，进行两个维度的考量，即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与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在Berry研究结果看来，两种研究倾向性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两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时，个体在保持原有民族文化的同时，认可并且接受其他文化是互不影响的，其个体的文化身份具有相互独立性，也会伴随着不同文化的认可程度变化而变化。
Berry根据个体针对不同文化碰撞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列出四种文化适应的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并对四种策略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从非主流文化族群的角度，整合是指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同化是指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频繁的交往；分离是指个体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边缘化是指个体既不能保持原来文化，又不被其他群体文化所接受。Berry从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四种策略进行了阐释。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同化；当主流文化实行种族隔离时，非主流会采取分离；当主流文化实行排外策略时，非主流文化会采取边缘化；而当主流文化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整合策略。我们站在世界文明的角度去考虑Berry的这种文化策略，世界有可能会产生四种可能的结果：世界文化同质化――非主流社会逐渐趋同于主流社会（同化）；相互的改变――全球化导致交流双方的某些方面的趋同，共享一些特质的同时有保留了各自的独特之处（融合）；相互排斥――非主流群体抗拒主流群体的影响并与之隔离，或主流群体无法与非主流群体交往；主流支配――非主流文化被毁灭，并且不能融入主流文化，其成员丧失了文化纽带（被边缘化）。
此文化适应理论也从一个侧面迎合了萨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从政治学角度将世界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建议美国当局重视文明，文化的力量，探讨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文化输出的可能性，倡导文化主宰世界，采取文化措施让异文化群体接受美国文化，但同时他也提出世界在将来不会出现同一的普世文化，而是会出现几个由超级大国主导的文明圈，世界的冲突也会集中在这几大文明圈之内。基于世界文化的角度，出于对美国安全考虑，其大胆预测未来世界对美国构成主要威胁将会来自两大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其观点认为世界冲突与矛盾在将来也主要会集中在此两大文明之中。当今世界格局保持“一超多强”的局面，但是地区冲突与矛盾不断出现，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周边，这一点印证了其预测的准确性。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与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某些方面不谋而合。几大文明圈的形成，需要在其文化圈内采取整合同化的策略，文明圈才会得以形成，文化圈内部又会有许多小型文化圈之间的交融与碰撞，最终会归于大文化圈之中。当然，Berry所提出的世界同质化假设在萨缪尔・亨廷顿的理论中被完全否定，单一的普世文化不会出现，文化如同世界格局一样，会出现多极化的局面，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Berry 的文化适应理论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启示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由中国国家主席于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倡议提出后，得到了沿线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带一路”不仅仅可以实现沿线国家经济利益上的互惠，也必将会对世界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此战略构想沿线会经过中国华夏文明、印度古文明、伊斯兰文明、欧罗巴文明乃至非洲文明等引导人类世界进程的文明圈，多种文化并存于文明圈内，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创造出形态各异的民族文化，结合上文提到的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本着“经济为重，文化先行”的原则，助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做好以下几点启示工作。
（一）提倡文化整合，促进文化包容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要经过形态各异的文化圈，在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语言p思维方式等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此种差异往往容易造成误解和摩擦。文化整合是文化交流中最理想的状态，在两种文化相互交流时，个体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企业必将走出国门，与华夏文明之外的人们进行经济，文化上交往，此刻我们的国民其文化身份不仅仅代表其个人，更多地会带有国家身份的文化标签，这就需要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及个人时刻牢记我们国人的文化身份，表现出我们大国国民的风范，将我们华夏文明的优秀特点及品质带到异国他乡；同时也应该加强与沿线国家民众的交往，深化友谊，表达出我们国人谋求和平发展的诚意，扩大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深度及广度。
（二）提倡文化平等，弱化文化主流与非主流
文化不论历史长短，影响大小都应该尊重，平等对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下层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世界文化有发展程度的差异，但其地位应该一律平等。“一带一路”沿线文化呈现出文化迥异并存的局面，我们应该本着“文化平等，文化共荣”的原则，不强调谁是主流文化，谁是非主流文化，最大程度加深文化合作，避免冲突与摩擦，表现出我们与其他文化群体求和平，求发展，求共荣的诚意，消除其他文化群体在遇到外来文化时所采取的分离或者边缘化策略，强化与其他文化群体的“命运共同w”意识。
（三）提倡文化多极化，避免世界文化同质化
政治学中提出世界格局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而世界文化也将会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作用，加强与沿线各文化群体交往合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各文化群体优秀特点，招揽各方优秀人才，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发展自身文化同时，也促进其他文化的繁荣，达到文化共荣的局面，避免Berry理论中的世界文化趋于类同，是对世界文化的拯救，也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具体实施。
四、结语
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详细地阐释了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时，个体采取的行为方式和态度所有可能造成的理论结果，这也是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我们所研究真正达到的跨文化交际的结果，我们所要达到的跨文化交际的结果，文化适应理论都有所概括，应用到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之中，需要我们在Berry文化适应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方文化因素，本着“经济为重，文化先行”的策略，发扬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尊重和包容沿线其他文化，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早日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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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One Belt， One Road” Based on Berry’s Accultu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