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7 21:40:16
有些学者认为，20世纪的科学技术是以物理学和化学的成就占主导地位，而21世纪的科学技术是以生物学的成就占主导地位。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得到普遍的认同，生物技术是当今高技术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似乎是不争的事实。科学家预测，生命科学到2015年会取得革命性进展。这些进展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很多目前无法医治的疾病的治疗问题，彻底消除营养不良，改善食品的生产方式，消除各种污染，延长人类寿命，提高生命质量，为社会安全和刑侦提供新的手段。有些成果还可以帮助人类加速植物和动物的人工进化以及改善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影响等。产生新的有机生命的研究也会取得进展。
1.生物制药现状
目前生物制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
1肿瘤在全世界肿瘤死亡率居首位，美国每年诊断为肿瘤的患者为100万，死于肿瘤者达54.7万。用于肿瘤的治疗费用1020亿美元。肿瘤是多机制的复杂疾病，目前仍用早期诊断、放疗、化疗等综合手段治疗。今后10年抗肿瘤生物药物会急剧增加。如应用基因工程抗体抑制肿瘤，应用导向IL-2受体的融合毒素治疗CTCL肿瘤，应用基因治疗法治疗肿瘤(如应用γ-干扰素基因治疗骨髓瘤)。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TNMPs)可抑制肿瘤血管生长，阻止肿瘤生长与转移。这类抑制剂有可能成为广谱抗肿瘤治疗剂，已有3种化合物进入临床试验。
2神经退化性疾病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病、脑中风及脊椎外伤的生物技术药物治疗，胰岛素生长因子rhIGF-1已进入Ⅲ期临床。神经生长因子(NGF)和BDNF(脑源神经营养因子)用于治疗末稍神经炎，肌萎缩硬化症，均已进入Ⅲ期临床。
美国每年有中风患者60万，死于中风的人数达15万。中风症的有效防治药物不多，尤其是可治疗不可逆脑损伤的药物更少，Cerestal已证明对中风患者的脑力能有明显改善和稳定作用，现已进入Ⅲ期临床。Genentech的溶栓活性酶(Activase重组tPA)用于中风患者治疗，可以消除症状30%。
3自身免疫性疾病许多炎症由自身免疫缺陷引起，如哮喘、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红斑狼疮等。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多于4000万，每年医疗费达上千亿美元，一些制药公司正在积极攻克这类疾病。如Genentech公司研究一种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免疫球蛋白E用于治疗哮喘，已进入Ⅱ期临床;Cetor′s公司研制一种TNF-α抗体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有效率达80%。Chiron公司的β-干扰素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病。还有的公司在应用基因疗法治疗糖尿病，如将胰岛素基因导入患者的皮肤细胞，再将细胞注入人体，使工程细胞产生全程胰岛素供应。
4冠心病美国有100万人死于冠心病，每年治疗费用高于1170亿美元。今后10年，防治冠心病的药物将是制药工业的重要增长点。Centocor′sReopro公司应用单克隆抗体治疗冠心病的心绞痛和恢复心脏功能取得成功，这标志着一种新型冠心病治疗药物的延生。
基因组科学的建立与基因操作技术的日益成熟，使基因治疗与基因测序技术的商业化成为可能，正在达到未来治疗学的新高度。转基因技术用于构造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动物，已逐渐进入产业阶段，用转基因绵羊生产蛋白酶抑制剂ATT，用于治疗肺气肿和囊性纤维变性，已进入Ⅱ，Ⅲ期临床。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动、植物将成为未来制药工业的另一个重要发展领域。
2.生物制药展望
今后10年生物技术将对当代重大疾病治疗剂创造更多的有效药物，并在所有前沿性的医学领域形成新领域。目前热门的药物生物技术如下：
表1热门药物生物技术
疫苗62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4
基因治疗28凝血因子3
白介素11集落细胞刺激因子3
干扰素10促红细胞生成素2
生长因子10SOD1
重组可溶性受体6其他56
反义药物6总数284
生物学的革命不仅依赖于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自身发展，而且依赖于很多相关领域的技术走向，例如微机电系统、材料科学、图像处理、传感器和信息技术等。尽管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们难以作出准确的预测，但是基因组图谱、克隆技术、遗传修改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疾病疗法和药物开发方面的进展正在加快。
除了遗传学之外，生物技术还可以继续改进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疗法。这些新疗法可以封锁病原体进入人体并进行传播的能力，使病原体变得更加脆弱并且使人的免疫功能对新的病原体作出反应。这些方法可以克服病原体对抗生素的耐受性越来越强的不良趋势，对感染形成新的攻势。
除了解决传统的细菌和病毒问题之外，人们正在开发解决化学不平衡和化学成分积累的新疗法。例如，正在开发之中的抗体可以攻击体内的可卡因，将来可以用于治疗成瘾问题。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改善瘾君子的状况，而且对于解决全球性非法贸易问题具有重大影响。
各种新技术的出现有助于新药物的开发。计算机模拟和分子图像处理技术(例如原子力显微镜、质量分光仪和扫描探测显微镜)相结合可以继续提高设计具有特定功能特性的分子的能力，成为药物研究和药物设计的得力工具。药物与使用该药物的生物系统相互作用的模拟在理解药效和药物安全方面会成为越来越有用的工具。例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在药物审批的过程中利用DennisNoble的虚拟心脏模拟系统了解心脏药物的机理和临床试验观测结果的意义。这种方法到2015年可能会成为心脏等系统临床药物试验的主流方法，而复杂系统(例如大脑)的药物临床试验需要对这些系统的功能和生物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到下世纪初生物技术药物的种类数目尚不会超过一般药物的总数，但生物技术制药公司总数将超过前10年的6倍。目前主要生物技术公司多分布在美国，如Amgen,Geneticsinstitute,Genzyme,Genentech和Chiron，还有Biogen也发展较快。1987年尚没有一种重组DNA药物进入世界药品销售额排名前列表，但到1996年已有多种生物工程药物榜上有名。经上市的生物技术药物主要含3大类，即重组治疗蛋白质、重组疫苗和诊断或治疗用的单克隆抗体。
药物的研究开发成本目前已经高到难以为继的程度，每种药物投放市场前的平均成本大约为6亿美元。这样高的成本会迫使医药工业对技术的进步进行巨大的投资，以增强医药工业的长期生存能力。综合利用遗传图谱、基于表现型的定制药物开发、化学模拟程序和工程程序以及药物试验模拟等技术已经使药物开发从尝试型方法转变为定制型开发，即根据服药群体对药物反应的深入了解会设计、试验和使用新的药物。这种方法还可以挽救过去在临床试验中被少数患者排斥但有可能被多数患者接受的药物。这种方法可以改善成功率、降低试验成本、为适用范围较窄的药物开辟新的市场、使药物更加适合适用对症群体的需要。如果这种技术趋于成熟，可以对制药工业和健康保险业产生重大影响。
【摘 要 题】科技与文艺
【 正 文】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顾影自怜地抗议技术对艺术的压制和不战而降地接受技术对艺术的收编，都毫无必要。我们要做的是冷静地考察科学技术怎样影响了艺术的“出场”。
作为人类进化制作活动的手段和作为一种器具或物品的技术会对艺术产生影响，但这只是表层的现象。技术通过手段和物品透露出一种观念，这观念是技术赖以理解世界并展开改造制作活动的出发点，如生物工程技术便显示出这样的观念：生命组织中隐含着代码且代码以一定的组合方式决定着生命体的状貌。技术观念表明了人类通过科技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理解，因而它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着支撑其感悟方式的作用。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科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革包括“美学感觉”的变化，即技术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感和时间感（注：〔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文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第211-213页。）。从艺术中所包含的感悟方式来看，作为人类理解自身存在状态和一种意识交流的形式，艺术从技术那里领受的影响，大多发生在有关生命形态和人际交流的技术观念范围内。只有那些作用于人的生命形态和交流方式的技术，才可能在其产业化的过程中将它所赖以产生的技术观念注入艺术。在现代高新技术中，生物工程（其隐含观念是：生命体的性状是由代码及代码组合方式确定的）和电子信息技术（其隐含观念是：人可以在超空间状态下进行一种代码化的非物质流）对艺术的感悟方式影响最为直接，因为它们暗含了一种对艺术最为关切的人生问题的解答视点。
我们可以参照杰姆逊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来考察一下二百年来科技与艺术的关系史：19世纪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经典物理学和进化论构成技术观念，现实主义成为文艺主流；20世纪初至60年代是工业化阶段，基本粒子理论和系统论构成技术观念，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70年代以来是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基因学说和微电子技术构成技术观念，后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
在19世纪，经典物理学和进化论表现出人类认识宇宙的两个概念，一是运动，二是进化。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把自然现象理解为各种“力”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视生命形态为生物体与环境间动态演进的结果。运动和进化两个概念为19世纪人类理解世界建立了基本范式。英国历史学派、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都力图证明历史内涵即参与历史的各种力量相互对抗、逆反、替代的过程。这种力的相互运动形成了事物的终极形态的观念，也表现在19世纪艺术家对人生的感悟之中。诸多现实主义大师都写过关于年轻主人公与生存环境艰难斗争最终达成美好或悲惨结局的故事。譬如《浮士德》，其实就是一部关于资产阶级在“运动”中“进化”的史诗。
进入20世纪后，物理学转向对物质的微观结构的研究。“基本粒子”和“结构”这两个概念支撑着技术。物质世界的状貌被认为是由一些微小的元素按一定结构模型组合起来的。科学家们力图精确客观地描述这些元素和模型，于是出现了技术与情感、意志对抗的现象。美国学者格里芬讽刺这一时期的科学倾向时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消除一切主观性的词汇。我不说‘我饿了’，而是说‘K-14在燃烧’。当觉得妒火中烧时，我也许只是说：‘亲爱的，我的G-3活跃了起来’。对此，我的情人也许会这样回答：‘亲爱的，这的确驱散了我的G-7’！”（注：〔美〕大卫·雷·格里芬(D.R.Griffin)：《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第204页。）这种基本粒子加结构的技术观念引起了艺术家的反感，他们力图保卫自己那块自由想象的天地，天是现代主义艺术张扬一种生命本能的自我放纵，其真实意图在于抵抗工业化时代的技术观念对感性生命的压制。
经历了现代主义时期技术与艺术的对抗之后，科学技术进入了格里芬称赞的“后现代科学”时代。量子力学和微电子技术的产业化形成了电子信息技术，基因学说形成了生物工程技术，这两种高新技术使后现代文化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杰姆逊曾写道：“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所取代，这一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注：〔美〕F·杰姆逊(F.Jameson)：《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文版，三联书店，北京，1997，第293页。）后现代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感悟方式的革命，也带来了艺术的革命。
支撑着生物工程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观念是基因和代码。生物工程技术把生命当作隐含在脱氧核糖核酸中的螺旋式构成的23个碱基对的表征，人的生命也是这些遗传密码代代相传的结果。电子信息技术将一种非物质化的代码交流方式赋予人类社会，以计算机网络的形式把人们由身体或物品的交流带入代码的交流之中。基因和代码的观念使当代社会文化从物品到理解方式上认可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生物工程可以制作虚拟的生命（如转基因生物），网络则让人们进行虚拟交流（如“网恋”）。所以，杰姆逊讨论的后现代“幻象”、鲍德里亚描述的“仿真”，以及法国学者马克·第亚尼界定的“非物质社会”，其实都源于现代高新技术中的生物工程和电子信息技术。
以基因学说来理解生命，则我们传统思想中用社会历史因素来界说人的生命表征的做法就必然解体。比如过去的批评家们认为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眯缝眼睛是要表现虚伪的上流社会对安娜生命力的压抑，而按基因学说，这只是安娜家族遗传的一种习性而已。更重要的在于，生物工程技术用嫁接碱基对的方式可以创造出一种自然界从未有过的生物体，这些生物体在外表上与真实的自然无二，但却是一个人工制作的虚假的真实。非物质社会的出现，其根源在于生物工程技术为人们开启的以代码制作实在幻象的概念。
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出的网络产业使后现代人类的交流变成了一种超越身体和物品的“通讯交流”。这种交流方式造成了人与物质世界距离的远化，让人进入了一个无指涉性的代码世界。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建立，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话语参与权力。网络交流是一种“互动化”的交流，完全不同于麦克鲁汉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交流。大众传媒时代，言说者把他的话语通过阻隔式的交流模式“霸权化”地推向大众。言说者（比如借印刷品与读者进行交流的作家）用宣言式话语向芸芸众生真理。而网络则彻底推毁了个人话语霸权，同时也消解了宣言式话语，因为网络交流是一种言说者之间互动的、可逆的交流，它排斥一切独语。
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和广播电视作为主要的交流传播形式，固然体现了技术进步的趋势，为人类获取信息拓展了视界，但这些传播方式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专制色彩。信息发送者像皇家文告一样面对大众，而作为交流一方的接受者只能认可交流对象的话语霸权。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时代，文学家和艺术家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交流体制使他们能够把个人话语推向大众，而大众则被分离成孤独的个体，被动地承受着印刷品和电视画面的统治。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大众传媒的神话，因为互联网是人们“聚会”的场所，而不是“听演讲”的场所。通过网络进行交流，每一个人都是言说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交流，都不会被剥夺话语权。而且这种交流是互动的，即每一个参与交流的人都是在与交流对象相互间进行着一种话语行为的激励。这样，一方面先在话语权力的取消意味着宣言式话语中包含的整体性深度模式的消遁，另一方面互动把交流行为本身的价值凸现出来，解构了宣言式话语对所指的意识整合，于是先前充斥媒体的宣言式话语被网络聚会中的游戏话语取代。我们在网上见到的大都是一些无指涉对象的“巧言”，网络交流的快乐在于交流行为本身，因而这种交流是一种游戏。
文学活动是人类的一种语言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时代交流方式的互动游戏特点肯定将改变印刷出版时代以载道缘情为原则的文学范式。互动游戏的文学是消解了指涉物的能指游戏，它以“策略”的态度对待言词，并在其中体验交流的。所以，在我们告别印刷品主导的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即将告别背负着人类解放之重任的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正如法国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教授阿兰·芬基尔克罗所言：“我们都是以前的进步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怀旧含有某种反动的意味；不过这里所说的怀旧是对现代本身的怀念，是对印刷品的怀念，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方面即通过文化摆脱束缚的怀念。”（注：〔法〕R·舍普编：《技术帝国》，中文版，三联书店，北京，1999，第197页。）
互动游戏的文学在摆脱叙述真理的重负时，允许每一个交流者成为言说者。印刷品文学时代，作为交流一方的读者，其言说地位受到压制。而文学成为互动游戏后，读者作为言说者才真正出场。法国Ecole Nat-ionale d Art de Cergy教授Fred Forest认为，技术时代的空间是一种“建立在通讯交流媒介上的‘遭遇性’空间”，他预言：“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使大家相互接触’，这样一种作为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标志的关键观念，将变成未来艺术家的主要观念……”（注：〔法〕马可·第亚尼(Marco Diani)编：《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中文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8，第161页。）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看到的文学作品很可能是这样的：几十个不知名的作者，一大堆新奇绝妙的话语。
许多学者在讨论后现代文化时都观察到一种现象：当代生活中，文化成了渗透到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每一种物品的无所不在的因素。我们发现，工业化时代中人们消费的是技术物品的功能，而高新技术时代里人们除消费物品功能外还消费技术行为。这就使得消费活动染上了一层非物质的精神色彩。
英国物理学家约翰·齐曼在《元科学导论》中对R.K·默顿在1942年提出的四条科学规范加以补充修正，为科技活动制订了五个原则：公开性、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和怀疑主义。从这里我们看到，科技活动给人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确的数据和机械程序，它同样也使人体会到一种美学激情。高新技术把每一个当代人卷入技术行为之中，它让每个人体会到了一种艺术的韵味。
因此，在高新技术左右生活的后现代文化中，出现了英国学者费瑟斯通所说的那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现象。费瑟斯通认为，20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文化现象造成了艺术与实际生活界限的模糊，知识分子力图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符号和影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经纬，后现代的消费文化赋予日常生活以一种审美内涵（注：〔英〕费瑟斯通(M.Featherstone)：《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文版，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第96-98页。）。在当代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艺术终结的感叹，但我们又鲜明地感到日常生活更像符号、更多独创性。实际上我们感叹的是古典意义上的那种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纯艺术的消亡，而我们获得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日益靠近艺术。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进行的是一种审美“收集”的工作，即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因素收集在纯艺术中以保卫艺术在技术理性、消费文化面前的独立性，那么，高新技术时代的后现代艺术则是在进行着一种审美“散播”的工作，它把审美因素从纯艺术中析离出来分派给日常生活的诸领域。如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言：“经济与科学的后现展导致艺术脉搏与生活现实性强烈一致。任何人在他的工作和现实中，都直接地体现着某种艺术与创造性的精神。后现代社会是创造性的社会，是创造文化的社会。每个人都可成为艺术家，成为创造性地、艺术性地从事自己职业活动的人。”（注：〔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65页。）我们把艺术走下神坛的现象称作为“审美散播”。审美散播也许意味着纯艺术的消亡，但审美因素被散播到职业活动、生活行为、日常物品的过程又使我们的审美感受更加丰富了。
【关键词】鲍德里亚技术哲学；理论思想
1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但是在质量和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体现出了负面的影响，根据鲍德里亚技术哲学理论能够发现，技术物的发展至极限往往会突破系统，产生负面的作用。我们在面对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思想时，应该认可理论存在的积极影响，同时也需要学会反思，正确处理人与技术和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客观地看待我们这个世界。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仅分析了鲍德里亚技术哲学的内容，同时在此基础上提醒人们面对多元化的社会应该学会正确地选择，反思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样才会使技术积极地发展。
2鲍德里亚前期技术哲学论述
2．1鲍德里亚界定了物的内涵
鲍德里亚早期对物进行了一定的界定，出版了《物体系》这本书，说明了我们身边最熟悉和经常需要接触的是“物”，通过“物”能够将消费社会的秘密和本质进行揭示，从而使大众文化能够得到破解。从书中能够看出，首先介绍了物的功能性和非功能性系统以及相关的失调体系，然后介绍了物存在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书中比较重要的内容。鲍德里亚深入分析了生活中存在的物，解剖了一般的物的存在，引申出了符号化之物和个性化之物，为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鲍德里亚研究与分类的“物”主要是指与人们发生一定关系的物质，并且这些物质正在被人们消费，例如洗衣机、杯子、牙刷等等，从整体上来看，鲍德里亚所界定的物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鲍德里亚对物存在的功能性进行了研究的同时，也会对其他特性展开分析，也就是所谓的非功能性;其次，这些物质是拥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属于包含高科技元素的技术性物质;第三，鲍德里亚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般消费物质。
2．2鲍德里亚早期对物的分析
鲍德里亚所指的物是具有一定功能性，但是他想要体现的是物所具有的超脱自身使用价值的特性，在实现本质的基础之上，超越其基本的功能，从而迈向更高的功能领域，这就进一步体现出物的功能性是以实用性为基础的，而超功能性主要是在人的爱好、兴趣以及执着等情感方面的基础上的主观性意识特征。鲍德里亚也提出了物的自动化主义，主要指的是通过特殊功能将有绝对意涵的引申意义进行充分地提炼，属于一种自然层面上的仿生学，鲍德里亚认为物的功能性没有技术成分，而是一种延生出来存在意义，这种意义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迎合人类的心理需要，这样才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而对于自动化本身也一般不会有技术的内涵，甚至会出现功能层面上的重复和封闭，而人就是物产生自动化的来源，所以，鲍德里亚认为，物的自动化主义拥有巨大的蛊惑力和逐渐兴盛，主要原因是它并不是技术理性的表现，而体现出的是一种欲望，具有一定的拟人化特征。通过对物的自动化主义的了解，能够看出物的超功能性，经过分析可以发现技术物的本质就是自身包含的非本质必要内容和本质必要内容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区别能够为物的超功能性的理解提供一定的基础。在实际的社会中，非本质必要内容在物的功能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而本质必要部分却逐渐被弱化，例如，人人都离不开的电子产品手机，其非本质必要部分主要是指一些附加功能，如游戏功能、照明功能、导航功能和照相功能等等，而本质必要部分包括发短信、打电话等等，其中的非本质必要功能具有的实际效果并没有单件的效果明显，就像手机照相与相机照相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但是人们仍然比较看重这些非本质必要的功能，体现出了技术物具有的个体性和人格性作用。所以，面对如今的物质世界，我们需要:第一，重新审视物的背叛性和脆弱性，即假如某物起初是具有平衡和安全特征的，但是也会反向产生失望;第二，对技术计划和生产体制产生质疑，也就是其中的手段和目的是否存在合理性的一种内在假设。人们利用这些技术是为了创作价值，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对真正的技术造成阻碍，这是技术自身具有的症结，主要由非结构配件构成，成为引导消费的主流。所以，物品的存在体现出了对威望和安全性的追求，这并不是创新物的结构，这些附加体系体现出的是一种伪意识，是为了适应变化而存在的，除此之外，将这些不重要的系统进行蔓延，往往会进入形式化的领域。例如现在的汽车，即使进行了不断地完善和改进，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已有的结构限制，处于停滞阶段。
2．3鲍德里亚早期技术哲学的简单评价
鲍德里亚的早期技术哲学思想将物向符号进行了转变，批判了现代主义的消费社会，也为社会消费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鲍德里亚揭示出了物的非本质必要部分的重要地位，这些个性化特征能够体现出人们的品位、地位以及身份，就如同目前比较受欢迎的苹果手机，基本与市场中的其他手机功能一致，但是一些附带功能是其他手机无法比拟的，例如音乐的音质比较好或者外形耐用美观，这些都会使人们想要购买它，除此之外，现代人们将苹果手机视为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这就是鲍德里亚认为的符号意义，而在手机快速地更新换代的过程中，催使着人们跟随着潮流盲目跟风，刺激消费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苹果的主体功能。我们是社会中的主体，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面对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消费，应该学会拒绝和合理判断，只要能够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就应该适可而止。但是，实际上这种消费观念已经无法融入这个社会，如果选择拒绝消费，会被社会逐渐边缘化，这是现代广告和媒体主导的，使人们失去了主体的思想和选择能力，因此，鲍德里亚的思想指出了这种被欲望驱使的现象，往往使技术发展受到阻碍，也是人们盲目跟风的现象愈演愈烈。
3鲍德里亚后期技术哲学论述
3．1鲍德里亚后期对物的分析
鲍德里亚在后期重新加强了对技术物的研究，开始针对如概率、混沌、上帝等形而上学的内容进行了思考。鲍德里亚后期重新回到了对物的分析上，并且深化了对技术物的思考，呈现出了一种反叛和侵蚀主体的状态，而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如电脑本是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的工具，但是却反过来对人们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就体现出了人类为了提高自身而研发出来的生物科技，却成为了毁灭人类的潜在危机。又如目前的网络时代，每个人都离不开网络，虽然看上去是人们在控制着网络，但是实际上网络却在侵占人类的生活，束缚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许多人都已经离不开网络的使用。所以，鲍德里亚后期对技术物呈现出了比较悲观的状态，而我们相对比较理性，看待鲍德里亚的观念会存在一定偏差，虽然鲍德里亚的理论比较超前和独特，但是其中的致命之论体现出了人类终会被物来约束和控制，导致整个世界失控存在一定的偏激。鲍德里亚后期在致命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完美罪行的理论，这也是后期比较著名的理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所谓的完美，是每个人都在极力追求的目标，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完美是一种极限状态，这就说明当这种状态达到几点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正所谓物极必反。因此，鲍德里亚认为的完美与一般辩证法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一般辩证法分析的完美是在善的前提下使其发展至极点，而朝反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平衡这其中的矛盾，体现出的是相互转换和对立统一的理论观点;而鲍德里亚认为的完美是通过发展冲破极限，但并不会转换至对立面，发展至极限直至整个系统的崩溃。鲍德里亚对技术完美之罪进行了深度地描述，但是仍然过于极端，如今社会，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往往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社会整体会限制技术的发展，我们在思考鲍德里亚相关理论时，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应该理清理论能够使用的广度和范围。
3．2鲍德里亚后期技术哲学的简单评价
从鲍德里亚前后期的技术哲学思想来看，对技术物的分析存在一些必然的联系，后期的论述往往在前期的基础上进行，展开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延伸，前期的鲍德里亚理论分析了技术物具有的诱惑性，使主体失去了理性，而到了后期，将这种侵蚀和反叛主体的邪恶性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对前期和后期的鲍德里亚技术思想进行综合地分析，同时也需要结合现代社会，充分利用鲍德里亚的思想主导社会正确地看待现代技术，并且合理和科学的处理人与技术和社会与技术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关系，理解理论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这样才能够正确地应用这些理论，虽然鲍德里亚思想存在一定的激进性，但是应该学会对其思想进行评价，吸取思想中的精华，去除其糟粕。
4鲍德里亚技术思想的积极作用
鲍德里亚技术哲学存在两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辩证性特征，我们不仅仅需要发现其消极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鲍德里亚思想的积极作用。首先，鲍德里亚提出的理论能够使人们认清目前存在的问题，学会反思这个世界中的信息和电子技术，同时也包括世界未来的发展前景。我们应该思考现代技术的发展前景果真如鲍德里亚认为的那样暗淡吗?人们的生活真的会走向完结吗?在这种反思中才会认清现代技术和目前的世界，这样才会做出正确地选择;其次，鲍德里亚的理论观点提醒人们，技术的仿真现象是否代表着地球会走向终结，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鲍德里亚没有阐述其他的技术现象，也缺乏具体地和针对性地研究，但是我们能够借助该理论加强对消极社会和技术责任的关注，体现出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思想的重要作用。5结论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发现，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理论揭示的是比较消极的内容，但是却能够使人们重新地反思现代社会和技术，我们应该正确处理好人与技术和社会与技术之间存在的关系，充分展现出鲍德里亚技术哲学具有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鑫．真实的虚拟和虚拟的真实［D］．合肥:安徽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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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倾向人文社科的研究，西方艺术注意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这与东西方文化传统对艺术的内容、含义不同理解有关。西方艺术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以建筑、雕塑、绘画等视觉艺术为主。西方艺术一词含义是美的事物的创造或表现，源于拉丁文Art,原意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现代尤其是指视觉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刻等①，现代的西方艺术史是建筑、雕塑、绘画的造型艺术史。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接近于自然科学②，涉及透视学、解剖学、数学、色彩学、地形学、建筑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西方高校中与艺术系、艺术史系并列的是戏剧、音乐、舞蹈系，艺术系是造型艺术。西方的艺术系与艺术史系倾向于视觉艺术，其中视觉艺术的建筑、雕塑、绘画发展及演变构成艺术史的内容（图1)。
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情感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③、杂技等（图2),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艺术的书法、篆刻在西方艺术门类是没有的。中国文人诗画书法艺术主要是艺术家的情感表达，排遣艺术家的情感成分比较多，对于自然科学的理性规律把握较少，这是中国历代文人画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
从简略的东西方艺术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大体的趋向，西方艺术内容比较单一，中国艺术内容非常庞杂；西方的艺术接近自然科学，中国艺术接近人文科学；西方艺术走向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的创新之路，中国艺术走向与文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结合的道路。自然科学注重探讨未来，人文科学注重研究历史与过去。西方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文艺复兴时期促进了解剖学、透视学、建筑学、物理学等学科的进步。现代艺术与自然科学比翼齐飞，科幻艺术、仿生艺术、星球大战、数码艺术、高科技艺术是艺术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植物性等学科结合的产物。
西方艺术（Art)有时被称为精致艺术或美术(FineArts),指利用技巧与想象力创作艺术品物件、环境或经验的表达模式，以便与他人分享美的情感与意识。“美术’’（fineart)—词系日语转译，是西语“美的艺术”的简称，在我国主要是指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与西方的艺术含义基本相同。西方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简称。艺术—词原指除实用工艺之外的一切“自由艺术”，包括诗歌和音乐，属于广义上的艺术概念，现代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有漫长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科举制度，对艺术有以下解释：1.艺术亦作“蓺术”，古代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古代教学科目）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能；2.封建科举制度中特指经术，即“制艺”。清代方苞《答申谦居书》：“艺术莫难於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也。”3.通过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而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建筑等。中国的艺术长期属于意识形态的敏感区域，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乐趣，可以抒发情感，中国文人艺术主体上是一种写意艺术，将琴棋书画作为日常生活的合理部分，以抒发艺术家的感情世界，调节人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较少地研究自然世界。
二、艺术学理论的层次与理论结构
艺术学学科课程安排与学科结构有关，遵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论一般规律，处理好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课程与艺术学理论专业课程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文科各专业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理科、工科各专业自己的关系，在学科交叉的实践中发展艺术学理论，以科学的严谨、实证、逻辑与艺术的激情、想象、浪漫相结合，展开科学与艺术的两翼开启民智创造未来。
艺术理论来自于艺术实践，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长期的艺术发展的历史总结，艺术学理论是由具体的、丰富的学科知识内容构成，绝不是所谓的纯理论。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接受艺术创作实践的检验。张道一教授认为艺术理论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见下图（图3、图4、图5)。
哲学课程t艺术学课程I艺术史学课程艺术批评学课程各门类艺术技法课程图1课程结构
关于学科和课程结构，张道一先生是这样描述的：“从教学层次看，研究生是金字塔的上部了，博士生更是金字塔尖，需要博大。我反对‘所有学科专业的实用化’提法，我曾经说过：‘大学本科应当强调实用，硕士可以倾向实用，到了博士阶段则需要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从艺术学的理论建设看，宏观性的理论研究也是需要鼓励的。”艺术学理论是宏观的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的位置介于美学与艺术创作之间。就学科结构而言，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认为艺术学应与门类艺术学并列并区别开。研究内容可包含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其中，艺术史不是门类史，而是涵盖各个具体门类的艺术史，即艺术通史。
值得注意的是，技法理论是艺术品评理论的基础，艺术品鉴的标准来自于艺术创作的标准的建立。不懂艺术技法理论难以具备艺术内行专家的眼光，难以开展艺术品评。在艺术创作标准的基础上，形成了艺术批评标准与艺术欣赏标准。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与鉴赏理论，是由艺术家、艺术鉴赏家总结出来的，形成了艺术批评与艺术鉴赏准则。东晋顾恺之著《魏晋胜流画赞》、南齐画家谢赫著《古画品录》，唐代书画家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宋代画家郭熙著《林泉高致》，元代书画家赵孟頫著《松雪论画》，清代恽寿平著《南田画学》，张庚著《国朝画征录》等等。中国古代艺术史证明不是艺术行家，不具备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经验积累，就难以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艺术理论、史论著作。
门类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批评理论的基础，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基础理论，也是艺术欣赏者应该知道的艺术语言。只有懂音乐的耳朵才能够欣赏音乐，只有懂绘画的眼睛才能够欣赏绘画。戏迷票友往往会唱戏，艺术理论往往由艺术实践的技法上升到艺术创作的检验总结，成为歌诀、(如书歌、画歌）、画诀、工法口诀，再由艺术实践的检验形成技法理论的文字。即艺术技法理论如：语录、则例、画谱、印谱、舞谱、乐谱，形成艺术技法的谱系。再由艺术技法理论上升到门类艺术批评标准的形成，六法论、气韵论、形神论、传神论、雅俗论等等。艺术史上的理论家从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这两种人中产生，艺术理论的形成经过艺术的创作实践、欣赏实践，上升到艺术创作规律的总结，形成艺术批评的标准，总结出自成体系的艺术理论。
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学理论专业的基础。往往会被忽视。其中，西画门类艺术技法理论包涵有：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构图学理论等等。中国绘画技法理论有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包括了气韵、用笔、象形、赋彩、构图、写生六个方面。技法理论往往以画诀、工法口诀的形式流传，形成画论、书论等艺术技法理论。由艺术欣赏的见习到门类艺术创作的实践上升到艺术标准的约定俗成，发展成为艺术评论，积淀成为艺术史，提炼成为艺术理论是一个系统的、有阶段的、有层次的发展过程。
三、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中外艺术学理论发展的趋势
艺术与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艺术哲学即美学理论、艺术史论、文艺理论（即文艺理论、文艺史、文艺批评）等方面展开，成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基本学科研究取向。改革开放以后，艺术学理论研究扩展到人类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等等领域，出现了艺术人类学、艺术经济学、艺术传播学著作，总体上说，艺术学研究在文科中学科交叉比较多，在工科、理科、医学的交叉研究相对比较少。
德国是现代艺术学的故乡，德国作为艺术学的先行者设有艺术学学科，而艺术学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接和协调发展。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欧美各国高校没有完整意义上的艺术学学科，他们的专业设置有“艺术”而无“艺术学”，与创作技艺和历史研究有关的专业也没有融为一体，而是分为“艺术”与“艺术史”两个板块，教学工作分别由艺术系和艺术史系承担™。艺术系注重技法、创作、艺术技法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艺术史系注重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的研究。德国在2004年发布的“专业群、学习范围和学习专业目录”共计10个门类，下共有83个一级学科。艺术和艺术学(普通）属于一级学科，其二级学科为跨学科研究(以艺术、艺术学为主）、艺术教育、艺术史/艺术学、艺术品修复学等有30个专业，艺术教育含有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的重任，学习艺术的学生学科专业的选择非常宽泛。
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下发《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强调，艺术教育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种有序的、综合的、包含四门艺术学科（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的教育事业。艺术是认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重要学科。艺术在发展学生的自觉、推理、想象、创造、平衡多种思维方式、交流、自信、自尊、自律、合作、竞争等认知、技能、情感因素中起重要的作用。2009年，哈佛大学《艺术特别行动计划》指出：艺术应当与科学、人文并立，艺术第一的理念应当被置于哈佛大学教育观念的核心地位。”弗斯特校长说：“我们必须借助艺术教育强力激活哈佛大学全体师生的创新精神，以期确保哈佛大学在21世纪的人类知识界之领先地位。”美国政界与学界人士强调：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英美等国家没有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因为艺术是通识学科，可以进行不同学科背景的交叉，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与文科学科背景相结合的研究如艺术人类学（人类学）、艺术心理学（心理学）、艺术社会学（社会学）、艺术文化学（文化学）、艺术管理学（管理学）、艺术传播学（新闻学）、比较艺术学等(图6)。
图6艺术学理论与文科专业学科交叉图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科交叉功能非常强大，艺术可以与其他文理学科交叉。从其他学科研究艺术的视角，艺术与艺术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分出若干学科方向，一时之间是争奇斗胜，而艺术学自身的学科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艺术学理论研究有脱离艺术本体的倾向，对此艺术理论家们津津乐道，艺术家们往往不以为然，艺术家关心门类艺术的创作问题，其艺术技法处于经验与探索阶段，没有完全上升为技法理论，身在艺术创作其中而不自知艺术理论的高度发展。理论家则关心与艺术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在艺术本体之外看艺术，将艺术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背景环境中去考察。
艺术家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方法是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课题。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艺术学教授贝蒂艾德华的《像艺术家一样思考》被翻译成14种文字，畅销全球，美国IBM、通用电气、苹果电脑、迪斯尼等公司企业将该书作为员工创造力培训教材。艺术关系到另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艺术的方式不同寻常，富于联想与想象力，艺术的方式往往是异想天开，突破常规。艺术学在与理工科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方面，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MasterofEntertainmentTechnology”，是一个有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与艺术学院共建的学位项目，提供“娱乐科技硕士学位”。艺术与科技的交叉发展，前景无限。艺术学与门类艺术技法、材料学、科技、心理学的交叉，形成艺术技法理论、艺术材料研究、艺术史学研究、艺术科技学、艺术心理学等学科。现代计算机科学的高度发展，对二维、三维技术的运用，成像技术的发展，对未来的世界的建筑、城市、行为模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与艺术的交融非常密切，几乎是浑然一体，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关注艺术与世界科技发展的动向。艺术与理工学科的交叉，拟图标如下（图7)。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可以产生全新的艺术样式。20世纪以来结合了传统定义艺术领域以外元素的多元艺术形式不断出现，如常见的“科技艺术”(TechnicalAn)“数字艺术”（DigitalArt)、“装置艺术”（InstallationArt)、“观念艺术”（ConceptualArt)、“科幻艺术”“行为艺术”、“生物艺术”、“数码艺术”、“多媒体艺术”等不胜枚举。理工科与艺术的结合，如此多样的艺术形式随着时间不断地在挑战艺术理论能够定义的极限。艺术创新与科技创新已经融为一体，尤其是在虚拟空间技术，数字艺术领域，超强的三D技术还将继续发展。
宇宙的建模是数字的建模，数学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数的比例，并且发现了黄金比例分割，自然科学揭示了客观世界运行的规律。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达芬奇横跨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力学等学科领域，米盖朗基罗横跨建筑学、解剖学、绘画、雕塑等等学科领域，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印象派画家通过物理学的光学成果研究大自然的色彩，推动了绘画色彩的发展。计算机色彩运用色彩学研究的成果进行设计，三维建模与数比例的关系可以将任何平面的形转换为立体的形。自然科学拓展了人类的大脑智慧，艺术创作的材料、使用工具，创作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的创造性与科学的严谨性，艺术的形象思维与严密的数理逻辑推理，艺术的观察力与科学的验证，艺术的大胆的想象与科学的小心的求证，可以发现新的艺术与新的世界。
设计学可能具有最大的与自然科学学科结合的空间。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与设计艺术有关。艺术设计已经蔚为大观（图8)。
【关键词】 身体技术；书法字体设计；三维观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书法是中国传统的书写艺术形式，不仅传达和记录信息，还具有传达文字意境的艺术价值。然而，现代数码技术的普及，让这一传统的书写方式逐渐淡出人们日常生活。现代设计师不甘于如此美妙的书法艺术形式的逐渐消退，他们极力地运用现代技术重建书法表达的艺术魅力。由此，现代书法的字体设计孕育而生。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设计师却走向对技术的迷失。比如，有的设计师排斥现代技术的不断渗透――认为这会导致传统书法艺术形式的变味。这使得他们无法适应技术变迁带来的设计表现方式的变换。[1]168-169还有的设计师认为技术构成是设计的本体，因而沉迷于工具软件的便捷和虚拟的美妙，从而脱离传统文脉的传承，迷失于形式化和趣味化的表现技法。[2]102-103
上述问题，可以归结为设计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针对此，早在学界就素有技术工具论（1）和反技术工具论（2）的争论。一方面，技术工具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体系，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服从于使用者的意志。技术存在的意义仅仅限于技术使用的目的。[3]22-23另一方面，反技术工具论看到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它认为，现代技术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很快就会滥觞成统治一切，并反作用于人本身。[4]23-30实际上，设计技术与设计师主体本身具有互通的一面。对此，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指出，在人类身体和技术的惯习中，个人是一种总体性的人，在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维度中活动。[5]78因此，在身体技术的范畴中，人和技术互为一体。借用莫斯的概念，设计师与技术可以从物质、传承和自我反思三个层面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其一，物质观对应身体技术的客体建构；其二，传承观对应身体技术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其三，反思观对应身体技术的主体能动性。这三个层面分别从主体、客体和主客体间进行分别阐述，立体呈现在技术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社会中，设计师是如何主导自己的身体技术，并审视技术之于设计师身体的内化状态，从而讨论设计师主体话语权的体现。
一、身体技术的物质观：书写工具的现代变革
现代技术可以视为人自然身体之外的器官延伸。它可使人类弥补自然身体的不足，提升人的社会生产能力。对此，莫斯认为：“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是人的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技术手段。”[5]85同样，克里斯・席琳在“技术态的身体”中论述了技术和身体的关系，他把“人们利用技术尝试改变其身体存在的特定形式及所居处的社会情境当下所造成的约束”看成是“身体拓展”。[6]204 由此，人的自然身体和技术工具作为主体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创作主体展演身体技能的物质基础。而工具是身体外在器官的物质延伸，是历史的产物。
在现代技术的变革中，数码技术改变了世界，甚至主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构建创作主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文字的书写方式上，大部分人很少通过笔墨来书写文字，而是通过敲击键盘在屏幕上呈现文字。文字形态不是由文字表达者直接书写，而是通过选择字库里现有字体来呈现。因此，字库里的字体是设计师有计划的、有目的的设计成果。设计师把设计好的字体放入字库中，供文字表达者选择使用。从而，设计师成为了文字风格的直接创造者。那么，现代设计师又是如何创作书法字体形态？方法大致有两种：其一，先通过传统的笔墨工具进行书写，然后扫描输入电脑，将文字转化成数码格式，最后通过电脑的绘图软件进行编辑与修缮；其二，通过手写板和绘图软件等现代电子技术，直接在电脑上模仿书法笔画特点进行设计。虽然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包含了传统书写技术的使用，但是最终的设计方案仍须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来完成。因此，设计师需要把握现代技术变革带来的文字形态表达方式的变化，把现代数码技术内化为经验，运用于设计过程之中。毋容置疑，数码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渗透到整个设计过程，并与人发生叠加，真切地成为创作主体的一部分。
从身体技术物质性的角度出发，设计师既要看到现代技术带来的优越性，又要充分理解其局限性。一方面，电脑技术的介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书写效率。因书写失误或者字迹不够美观，需要重新抄写的困扰已经被消除。不仅如此，设计师作为字体形态的创作者也获益良多。不是每种字体设计师都得成为书法家，才能创作一款让人满意的书法字体。运用数码技术反复雕琢与修改，可以帮助书法艺术摆脱以往手工抄录的困扰。但问题同样明显，比如，通过电脑设计出来的文字形态会呈现模式化的艺术表现痕迹，失去书法书写中“字如其人”的文字性情。阅读者可以从字体的风格中体会书写者想要表达的文字信息，却无法像传统书法那样，通过外在时空的笔画流动韵律，来洞悉和体会书写者波澜起伏的内在情感。
总之，从物质层面分析，我们认为：设计师的成长需要一个与现代技术互相磨合的过程，不仅接受技术给予的主动导引，而且要把握技术最终实现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和设计师的关系表现椋荷杓剖羌际跸蛏杓浦魈宄开的过程，反过来，也是技术塑造设计主体的过程。
二、身体技术的传承观：现代技术与传统法则的交融
莫斯认为身体技术具有传承的特点，他把技术称为“传统的、有效的行为”，如果没有传统，就没有技术和技术的传承。[5]84以现代的书法字体设计为例。它是传统艺术形式在现代技术中的延续，为丰富现代人的文字表现形态、领略古典文化的艺术魅力而产生。它表达了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彰显了现代技术实践的媒介。因此，兼有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混合。因此，设计师在书法字体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身体技术不仅包含上述计算机绘图能力和现代数码工具的使用技能，还需要具备扎实的书法艺术基本功。因此，后天教化和技术的传承尤为重要。若设计师要深刻领会笔墨的特性，及传统审美的意蕴，就需要强调主体的“身”与“心”的规训，进行书法的执笔姿势和用笔方法的身体训练。
（一）技术传承对主体“身”的规训
莫斯认为，身体技术的传承，是在一系列被集合在一起的行为中所追寻的个人行为。因为传承行为既通过主体本身，也通过主体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和主体所属的社会、占据的位置等要素聚集而成的。[5]85他强调，在使用身体技术的所有这些要素中，教育占据主导位置。古训：“无规矩，难成方圆”，“自古百工皆有法度”。其中，“规矩”和“法度”的熟练掌握是驾驭技能的最佳手段。
书法字体设计亦是如此。例如，书法基本功中的笔法练习，笔法即用笔的技法，包括了下笔、行笔和收笔。这需要用毛笔弹性而柔软的性能，让笔毫在疾涩相顾、顺逆相交、轻重相间的境况中从容运行。对此，元代书法家赵孟\曾说道：“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由此可见，笔法的练习需要在古往今来书法领域中，对“有威信的成功行为的模仿”[5]82。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从中体会运笔过程线条的各种表达方式，即在不同的笔法下点画线条所产生的形态变化。现代数码技术的掌握更是如此。任何类型的绘图软件培训均是在教育者的指导下逐步进行，被教育者通过向师者的模仿的方式，反复地操作练习，掌握相关软件的使用功能。
上述两种类型的设计技能：一是来源于传统；另一种则来源于现代。在设计应用过程中，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相互交织――或是被穿插使用，或是融合为一种设计技法。它们内化于设计主体的潜在意识中，外化为其身体技能，并演绎于每幅设计作品之中。
（二）技术传承对主体“心”的建构
身体技术的传承性不仅体现在设计技能上的适应和熟练应用，还渗透到设计理念和审美心理上的体会和理解。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所说，每一种技术都根源于人类心灵的某种模式。[7]377同样，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和之后的斯宾诺莎身心一元论，均揭示了身体拥有思考的能力以及身体的精神性。[8]26-27莫斯也提到：“这些技术很容易地进入我们共同的系统：成为心理学家们思想的象征性生活的基本观念。”[5]85在技术的习得过程中，受教育者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特定的技术生产所代表的审美价值。
书法艺术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历代书者对书法文字意境的追求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禅的哲学根源，从而在篇章中透露出独特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方式。相对而言，现代技术来源西方文明，代表着西方工业文明所推崇的功能至上，讲究简洁、效率、模式化的设计理念。这两类身体技术（传统的身体实践和现代技术实践）背后蕴含的审美价值观既有共通和融洽之处，也有剧烈的冲突和妥协的挣扎之处。例如，基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反思而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它与中国传统艺术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有着共通之处。然而，草书线条的抽象化表达、追求笔墨的痛快挥洒和酣畅淋漓的自由情境，与现代字库技术仍未能脱离模式化表达而形成的工整、效率的设计审美观之间不相协调。可以说，在书法字体设计中，因传统的身体实践和现代技术实践的训练，不同设计师会形成对作品各自的独特构想和审美水准。例如，获得第五届方正中文字体设计大赛一等奖的作品――《新新魏》。设计师基于现代数码技术网格化设计原则，重新解读传统魏碑书法的艺术风格。作品既体现了计算机时代的零部件标准化的审美特点，又以锐角的笔画呈现传统魏碑书法艺术的金石趣味和“宁拙毋巧”的审美标准（图1）。
三、身体技术的反思观：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延续
在莫斯看来，人的一生其实是通过训练而获得社会所承认的身体技术，从而表现自我并与他人交往的过程。设计师的身体不是一个消极的文化教化容器。任何一项身体技术，不管其受到怎样的社会文化规制，其实践过程必然包含主体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9]145-245规范化的训练使设计师获得了标准的、具有效率的身体技能。但是，这并不是设计师获得身体技术的最终目的。日本设计师武藏野曾说过，“设计是追求新的可能。”近250年的现代艺术设计发展史告诉我们：每一次时代风格运动的形成无不以反叛和突破为时代精神特征。设计的任务必须具有不断假设、推测并保持思维的前瞻性，才能起到引领社会时尚文化，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的重要作用。[10]58-60单纯依靠传承得来的“被驯服的身体”，无法满足设计任务的创新需求。那么，在书法字体设计过程中，设计主体是如何反思由传承构建起来的身体技术，而不至于使身体遭受技术的殖民呢？
（一）时代环境带给主体的身体技术反思
刘熙载《艺概》言：“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书法字体设计亦如此。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浪潮下，任何现代风格的设计作品都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创作。设计师对传统书法的深入理解，是建立书法审美感受模式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传统书法中所蕴含的审美理想、精神生活是无法满足现代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的，会引导人们不自觉地回到过去，复制前人的感受。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不仅不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更不能在现代人心中引起共鸣、产生震撼。
艺术来源于生活。设计师从现代社会生活中获得身w体验，并把它渗透在自己整个心灵中，成为创作的重要资源。亚瑟・普洛斯（ICSID前主席）曾认为，设计师的目标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尽力改变它。设计师用身心体验生活，不会满足于那些表现肤浅的或者过时的精神面貌的作品。他们会强烈地渴望寻找对新的精神生活的表现――不满的情绪从心灵开始萌动，最后表现在形式上。以书法设计为例。设计师通过对自己生活的深刻体察，构建属于这个时代的审美感受模式和审美判别标准，藉此来重新诠释从传承而来的身体技术，形成每一个社会所接纳的身体技术习惯。如第二届获评委奖的设计作品――《美眉》，是设计者为现代网络女孩量身定做，借鉴中国传统工笔画的白描技法，以热烈、恬静而又舒展的线条，昭示现代女性的精神面貌。作品中折射出设计者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审美态度（图2）。
（二）个体差异性带给主体的身体技术反思
在身体技术的实践过程中，反思性使设计主体获得一种自我表达的，实现了设计主体话语权。与此同时，反思性还表达了现代人对传统艺术形式自己的审美理解，借助群体的力量建构具有文脉气息的时代感。
莫斯认为，在身体技术的模仿行为中，包含着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因素。对同一个身体技术的模仿，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模仿能力，对模仿内容不同的解读，最后模仿产生的结果也必然是不同的。在书法字体设计中，设计主体的身体技术不仅展现为如“秦碑力劲，汉碑气厚”的时代风格，还有“书如其人”的个体风貌。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中品评了二十多位书家的书法：“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 纵复不端正者， 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他把书家笔下的字，当作个人的品性风貌来进行观照。其中同时代的书家，亦是有迥然不同的独自文风。因此，在同一时代的背景下，个体差异性也会带给主体对身体技术独特的认识、想象和表现力，呈现独特的人格与修养。“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3）
与此同时，个体反思也受其心理结构的制约――有其习惯和活动范围。齐美尔认为，身体是社会文化形式的一个源头。反之，这些社会文化形式也使个体发挥出他们的个性。[11]73-81除了生物学上的基因差异，设计师的个体差异性的形成，更是人生经历的概括性体现――涉及社会实践、生活经历、教育方式、个人信仰、家庭环境等方面。社会文化因素会通过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渗透入个体的心理结构，并通过个体的外化结构折射出来，展示为主体对身体技术的多样化反思。图3为第三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获得第一名的作品《魑魅》。其设计者唐一鸣在谈及设计灵感时，这样描述道：“这套字体起初的想法是来自我迷迷糊糊的一个梦，几经修改形成了一套字体。”设计者力足于书法笔墨“元气淋漓幛犹温”的传统审美基础，加上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主观体会，挑战现有成规的极限，在字体中彰显“似在现代人的白日梦中搜获最自由的感情印记”（4）。
四、结 语
在这个以技术为主导的时代，技术工具论和反技术工具论的辩论方兴未艾。它们是以改善人类的社会生活为出发点，不仅探讨技术存在的现实意义，而且看到在人类该如何应对技术的自我膨胀所带来的反作用力。然而，不管是技术工具论，还是反技术工具论，都把人和技术看成两个独立的实体。这样的立足点很可能导向两个极端：要么为技术大唱赞歌，乐观看待技术为人类服务的社会价值，产生统治技术的幻想；要么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人已经沦落为技术的附庸，恐惧于技术对人类的反控制力――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
上述两个观点均存在片面性。本文基于身体技术的理论，把设计师――主体和技术――客体看成一个实体，一个“总体的人”，分别从身体技术的三个维度，以书法字体的设计实践为例，阐述设计主体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两者如何成为统一体的过程。首先，在现代书写方式颠覆性变革的时代趋势下，现代技术是设计师身体的延伸，帮助设计师实现的设计构想。同时，它又在一定程度上规训设计师的创作行为，决定设计作品的最后呈F；其次，现代数码技术和传统书法技术通过以教育为主，在传承方式上，内化于设计师的身体当中，并潜移默化地构建两种技术混合后形成的审美标准；最后，设计师通过对身体技术的主体性反思，感悟生活中的点滴，演绎在设计作品中。整个设计实践是技术内化于设计主体“身”和“心”之中的过程，是技术与设计主体融为一体的过程。因此，在技术与设计主体的关系中，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也不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而是一个实体身体里的两个元素，通过彼此之间互动交融，在不断反思中，实现设计师的主体话语权。
注释：
（1）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就形成了朴素的技术工具观。从工业革命到20 世纪中叶，“工具论”逐渐成为了人们认识技术的主要观点。人们认为通过技术人类可以达到对自然的真正控制。当代西方技术工具论的代表人物E・梅森认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和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理变得不确定。产生什么影响和服务于何种目的与技术本身并不相干，而取决于人们用它来做什么”。
（2）18世纪，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主张消除技术，以人的天性代替文明的罪恶。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批判技术消极作用的思潮悄然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技术向社会的全面渗透，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危机也逐渐露出端倪，于是反技术思潮席卷全球。
（3）西汉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指出：“书，心画也。”其中，“心画”指书法是文人心性意态的自然流露。
（4）这是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担任第三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评委时，对作品《魑魅》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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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晓珊.反思性身体技术：一项汽车与身体的扎根理论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3 （6）.
技术主义作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一种生存之道，有别于农耕时代的自然主义，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跃升。一方面，它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技术主义的生存方式也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矛盾和困境。技术主义所引发的困境渗透至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现代医学也难逃其厄运。早在20世纪初，卓越的医学教育家威廉•奥斯勒（WilliamOsier）就非常尖锐地、切中要害地指出，医学实践的弊端在于“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1］
1何谓医学技术主义
医学技术主义实际上是科学还原论和科学决定论的混合体。医学中的还原论认为：人体的一切都可以还原为化学的和物理的物质运动，还原为分子和亚分子，认为人体的疾病和健康都可以通过物理的、化学的方法得到解决。科学决定主义（或称技术决定主义）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一种以技术主义社会学面貌出现的理论，强调技术对社会生命及其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将产生“技术统治者的社会”。当前医学技术主义的思想，与科学决定论直接相联［2］。医学技术主义的巅峰，使医学技术成为一种凌驾于所有诊疗手段之上的绝对标准：以技术的眼光看待医疗过程，技术至上，使人囿于技术视野；以经济效率为准则评价医疗结果，追求功利，成为纯“经济人”；以“物”为尺度，疏忽了人的道德情怀、价值理念和自由维度。
2产生医学技术主义的原因
2．1机械唯物论对临床思维的影响机械唯物论者以机械论的观点来观察和解释周围的一切，以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和运动，都是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度量的机械运动。由此带来的生命机械论正是机械唯物论在医学中的体现，生命机械论者认为：人体的生老病死，也是由于机械运动的结果，把人看作是与自然物体一样，是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度量，把心脏比作机器上的发动机，骨骼和关节比作其中的杠杆和齿轮，疾病就如同机器中的“发动机”、“杠杆”和“齿轮”等失灵后出现的结果。机械唯物论下的医学技术主义有助于人们从物质及运动的角度去思考、寻找导致生老病死的原因，但是它不能用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去观察和研究人体及疾病，对患者的诊断犹如盲人摸象，由此，涌现出许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案例。
2．2医学技术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技术原本是人的技术，即技术的主体是人，医学技术也应当如此。随着呼吸机、起搏器、计算机X线断层摄影术（ComputerizedTomography，CT）以及磁共振显像（MagneticResonanceImaging，MRI）等现代诊疗技术的应用，医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然而，医学技术发展的同时，技术主义也得到了急剧地膨胀，技术客体发生了“主体化”的过程，正如杜治政所言：“医学技术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具有独立于医学宗旨的自身逻辑的发展目标，它不再单纯是人类借以达到控制疾病、增进健康的工具。”［3］其具体表现就是医学技术主义者不再考虑技术的适用性，而是考虑如何为“高新技术”拓展市场，收回成本，赚取利润。在医学技术辉煌的征程中，还深藏着人“主体”的危机：在诊治过程中，“望、闻、问、切”被实验室指标所替代，扭曲患者的主体地位，将其“客体化”。医者脱离病人去治“病”，忽视了对患者人格的尊重，忽视了除生物病因以外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心理行为等众多致病因素。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不仅生命体在培育和利用中从技术上被对象化了……归根到底，这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去制造、去处理。”
2．3医学技术价值二重性的忽视技术既可能造福于人类，也可能危害人类，相互对立的价值特性就是技术价值的二重性［5］。追求高新医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诊疗水平，但是，所承担的医疗风险也越来越大。因为，高新医学技术在改造人体的广度和深度上与传统医学具有根本的不同，它已不满足于对人的浅表改造，而是要在各个层次上实施对人体的根本改造。所以，高新医学技术带来的副作用也就会随之增多，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由于缺乏对医学技术价值二重性的全面认识，医学技术主义者往往只重视“春雨贵如油”之“喜”，而忽视“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代医学之“痛”。抗生素的发明，给人们带来了攻克感染性疾病的曙光，而抗生素的滥用也带来了耐药性的问题；试管婴儿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的生育方式，也带给了人们伦理学的追问；基因技术的应用，可使疾病的治疗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更多的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拷问。
2．4医学文化价值的缺失医学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但是，仅仅以医学技术水平的高低，衡量医学是否进步的标准过于片面。技术理应具有“人性”，而且应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媒介”。因为，科学的特点是在研究过程中极力避免人的主观因素，而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之中应赋予人的主体地位，必须考虑技术的价值问题。然而，由于当今医学文化价值的缺失，单纯追求技术已成为医学界的一种潮流，对患者的社会属性、心理需求、价值取向等方面则熟视无睹，并进一步演变为单纯以技术论成败的医学技术主义。
3医学技术主义的困境
医学技术主义使医学技术成为评价医学的绝对标准。由此，导致了医学的物化，医生临床思维能力的退化，并引发了为追求“技术红利”最大化而派生的道德危机，随之而来的医患诚信体系也受到了前未所有的挑战。医学技术主义自身的矛盾，使自己成为了否定自己的因素：它力求通过医学技术来掌控自己的命运；然而，人类却对技术产生了更大程度的依赖。社会为此付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代价：一方面，医学技术主义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已经走上一条昂贵的、人们无法接受的道路；另一方面，医学技术主义面对当前疾病谱的变化，愈来愈显得力不从心。更为甚者，生命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命的干预，使“自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分裂：生命科学技术对“自我”肉身存在的改变致使自然自我走向虚无；控制技术的意志反过来为技术所控制，导致精神自我的绝望与迷失［6］。
4医学技术主义的救治之道
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在享受它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品尝了医学技术主义的苦果。作为有责任感的医学家，卫生部门管理者不可以只关注医学技术领域里的竞争、加冕与狂欢，而应该从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调整技术的适应性与先锋性的张力，来规划医学的技术节奏、人文标杆、社会价值，来端正医生的职业形象［7］。正像爱因斯坦指出的，“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8］38面对医学技术主义的困境，需反思医学技术主义形而上之本质，并从医学教育、诊治思维、从医理念以及系统论的应用等方面予以救治。
4．1人文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医学技术主义思想的流行，割裂了医学的技术属性和人文属性。这与医学教育重专业知识的灌输，轻人文教育的滋润不无关系。爱因斯坦曾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激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以及鲜明的洞察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良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8］310。所谓人文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人性教育，它以个体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9］。作为医学教育，有必要加强对医者人文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培养医者批判性思维；重视医学生的文化修养；使医者成为真理的践行者、至善至美的追求者。唯有如此，才不会使医学迷失方向，也不会在技术异化的路途上走得太远。
4．2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融合医学应该包含与逻辑思维密切相关的技术活动和与形象思维相关的人文活动。然而，技术主义者形象思维相对缺乏，在医学诊疗时，操作机械化，过程程式化，见病不见人，匠气十足。要救治技术主义，必须加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融合，用价值概念为逻辑思维的践行指明方向。价值概念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它涉及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多学科的内容，是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未来命运和全面发展的探索。用价值概念来评估医学，评估各种逻辑技术，有利于对某一医疗技术作出全面的估价。医者应当依赖形象思维，通过技术手段为患者赢得健康之体魄，自由之生命，从而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类价值的统一。
本单元所对应的是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历史必修3的第7专题（以下简称本专题）。根据课标①所规定，本模块和本专题都包括史实和史识两个层次的学习目标，就本单元而言，史实层面的学习目标是了解近代科技史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和重要人物;史识层面的学习目标是要理解和认识“经典物理学对自然科学的意义”，“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意义”，“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说明科学进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显然，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进展与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相关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近代科技史作为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既要理清与历史学科背景差异较大的科技发展史脉络，又要把握科技与社会、人文的内在关系，有机呈现两个层次的学习目标，确实不易把握。从抽到本单元参赛选手的现场表现看，基本都能思路清晰地处理属于史实层面的近代科技发展历程，但大部分选手基本忽略了史识层面的目标，即近代科学技术史与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物理学重大进展》一课只讲授人类物理学知识的进展，多反复强调“经典力学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或“经典力学开创了实验的研究方法”，几乎没有选手去追问“近代科学为何首先以经典力学为突破？”或“实验何以如此重要，以致成为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分水岭。”结果是同学们只能“知道”而非“认识”经典力学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探索生命起源奥秘》一课的教学则集中在从解剖学到细胞学，再到进化论等生命科学知识演进上，几乎无人概括科学与宗教在解释生命起源或人类起源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一课是科技与人类发展关系最直接的一课，但绝大多选手对本课的处理与历史（Ⅱ）中的“工业革命”无异。另有不少选手可能是出于对历史课堂人文性的追求和体现，在探索生命起源奥秘的教学中花了很多时间去介绍和讨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个别选手在课堂上全方位地介绍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由于这些内容对于选手们和“学生们”都非常陌生，使教与学的活动难以在“历史”的层面展开，而脱离了作为历史课程的课堂要求。
显然，学习科学技术史仅仅停留在自然科学发展脉络的层面，课标所规定的教学目标难以达成;完全脱离课标和学情，讨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同样有失偏颇。造成这种偏颇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将教学立意狭窄地集中于自然科学发展上。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将科技史置于广阔的文化史视阈中，全面理解和把握科技与人文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寻找切合课标、适合学情、紧扣教材的文化史视点，将对近代科技史的深刻认识体现在教学立意中，并以此统领教学设计，当可获得令人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从课标对近代以来世界科学发展历程的规定看，如前所述，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学习目标;从教材内容的选取和设计来看，它包含着从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从发现以求知到发明以致用的演进过程;从科学发展自身的特点来看，科学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发展依赖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背景，需要社会人文因素的参与;反之，社会人文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科学的进步。只有将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历程置于纵向的历史文化传统、横向的特定社会人文背景，以及深层的科学家的理想、信念、意志、兴趣、激情等文化史视阈中，才能深切理解、合理解释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历程，才能使科技史课堂彰显历史学科的价值与魅力。
纵向把握西方传统文化对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关联。
包括科学技术史在内的人类历史都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人的思想、人的价值、人的行动甚至人的情感，都是文化的产物”。①可见，文化既是人的创造活动的成果，也是人的创造活动本身。进而，以往的文化传统影响并制约着以后历史中人的创造活动与创造成果，科学技术也不例外。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必然受到古代科学、思想意识的影响。“《天体运行论》扉页的左页印有柏拉图的名言‘不懂几何者莫入’”;②解剖学创始人维萨留所说“人是艺术品，上帝就是艺术家……男人和女人都体现了艺术家的设计思想……提示设计者的思想和意图就是解剖学家的使命”，③是古代思想意识对近代科学影响的最生动注脚。
横向把握近代西方社会人文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联。
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内容的统一系统，或者说是由许多要素形成的有一定结构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文化按其所面对的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即人和自然关系的方面、人与社会关系的方面、人自身精神与肉体的方面，科学、技术、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等按其内容的侧重分别属于这三个方面，哲学、宗教处于核心的地位。④基于这种观点和方法，文化史的研究不是依据个别的、零散的事实，而是将事实整理为彼此关联的诸要素，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下建立一个自身完备的结构总体。唯物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出发点是人的经济活动。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但同时它又始终是一种社会性的关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同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人发现自然、描述自然和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和产物。“如果有望远镜，托勒密不会创立日心说”，①“技术是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物化方式”，②都是科学技术与各种社会因素之关系的形象注脚。
深入把握重要科学家个人的思想意志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作用。
西方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群有思想的人干的事”，③科技史尤其如此，科学离不开对真理的追求和向往，离不开敢于怀疑、勇于批判的真知灼见。要理解科学技术史，不仅要关注科学技术发现、发明本身，还要透视科学技术发现发明背后的“思想”。马克思强调，“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他在1784年4月获得的专利说明书中，预见到蒸汽机的一切可能用途，并指出利用它来建造机车锻造金属的可能性”;另一些科学家强调，“发明是一回事，会不会经营发明是另一会事”，都是有力的证明。
当我们将近代科学技术史置于上述三个维度的文化史视阈中，不仅可以“看到”，而且可以“看透”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所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为达成课标所规定的基本教学目标、体现历史科学魅力与价值，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毕竟，历史课堂不是历史研究的翻版，教师的理解更不能代替学生的学习和思考，教学设计不必也不可能是鸿篇巨制的理论专著。在深入理解科学技术史背后的“思想文化”之后，需要找到合适的文化史视点、建构合理的相关教学立意，以统领教学设计。
找寻合适文化史视点的有效路径，就是在宽广的文化史视阈下，将上述研究和学习科技史的三维视角聚集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根据课标要求，本单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必须是，也只能是“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进展与人类进步的关系问题”，由此，本单元的教学立意即可确定为：人类与自然对话的过程漫长而曲折，科学技术是人类与自然对话的重要桥梁，它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技术，是在对未知真理不断探究精神的支持下、在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文化因素交互作用下发展进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人对自然、社会乃至科学技术本身的态度。
明确了本单元的核心问题和教学立意后，具体到每课的核心问题和教学立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第11课《物理学的重大进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探究精神、思想解放、物质条件等与物理学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即将课标中要求的“认识经典物理学对于理论科学的意义”聚焦在研究手段的转型上，实验较之数学与逻辑的方式更加客观、更加接近客观真理，更符合科学求真求实的精神，它对于追求真理而言如此重要，以致成为近论科学的基石。将课标要求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意义”聚焦在对世界看法的改变上，如果说用简单法则或机械运动解释世界的经典力学给社会带来理性和规则，那么微观世界运动形式的复杂和无规律则带给社会多样性和包容性。物理学的进展就是这样与社会、人文交互作用。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对客观真理探究的冲动深深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数学、逻辑都曾是西方历史上探究和认识客观真理的手段与方式。文艺复兴后对客观真理的探究进入崭新阶段，近代物理学、现代物理学相继诞生的同时奠定了理论科学最本质的特征――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表达。本课以近代物理学对客观真理的探究历程为线索，了解近代以来物理学在客观真理探究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受社会、人文因素与物理学进展的相互作用，深入理解经典物理学、相对论、量子论的深层意义。
第12课《探索生命起源之迷》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探究精神如何将生物学从服务信仰推向排除上帝”，即将课标明确要求的“概括宗教与科学在人类起源上的根本分歧”，聚焦在达尔文进化论诞生的过程之中，既让同学们理解科学曾服务于宗教，宗教也曾借助自己的力量使科学得到发展，又让同学们明白宗教和科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对世界的解释方式。如此，既达成课标所要求的基本目标，又不必过于复杂地涉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生命起源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亘古之谜。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万流归宗的地位，使神创万物成为普遍信仰。文艺复兴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先进工具的出现，在人们试图用新工具和新方法进一步理解神创万物的过程中，生理学、细胞学、进化论先后诞生并不断完善，直到将神从生命起源中的主角位置上排除。本课将以与生命科学的关系为线索，考察生命奥秘的探索历程，理解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
第13课《从蒸汽机到互联网》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社会化背后的推动力”。科学技术社会化，是科技对人类社会发生影响的前提，要达成课标所规定的“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必须聚焦于科学技术社会化及其背景的推动力上。近代以来，生产方式的改变，人对提高生产效率的追求，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社会化，直至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反之，科技社会化又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先进的研究设备、更大规模的研究群体。如此，既能实现课标的要求，又不至于讲成又一堂“工业革命”。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科学技术史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对话的历史。科技活动及其成果的本质是社会性的。把科技成果普及到社会中服务于生产生活、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体现了科学技术社会性的本质特征。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人类对自身发展的追求推动科学技术不断社会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程度加深反过来推动科学技术更加迅猛的发展。本课以科技社会化为线索，让同学们感受科技社会化过程中科学家们的执著与追求，认识科技成果社会化背后的真正推动力。
简言之，近代科学技术史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不易把握的难点。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从史实层面了解近代科技史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和重要人物，又要从史识层面把握科技进步与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为此，教师必须加强史学理论学习，提高史学修养，以宽广的文化史视阈把握教学层次，以合适的文化史视点建构教学立意，进而，使近代科技史教学成为中学生拓展人文视野、训练史学思维的园地。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变迁；演化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65―06
一、引 言
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Marshall，1890)就指出“经济学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凡勃伦(veblen，1898)也质问“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但经济学研究的演化方法却是在近一百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由博尔丁(Boulding，1981)及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1982)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得到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演化经济学家和大量的相关文献，以致“演化”已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
与主流经济学采纳笛卡尔－牛顿世界观，借用经典物理学均衡、弹性等概念进行简单化和还原化的经济学类比方法不同，演化(或进化)经济学则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Being)，而在于动态的生成(Becoming)，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Metcalfe，2001)。然而，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还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纲领和理论范式，其内部对很多问题都还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和争论。对于马克思是否是一位演化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同样存在着不同意见，弗里曼(Freelnan)和卢桑(Louca)把马克思认作演化经济学的前驱，而霍奇逊(Hodgson)则把马克思逐于演化经济学的大门之外。但是，包括上述人物在内的几乎所有演化经济学家都一致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确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
任何一个学派的发展都需要从前人成果中汲取充足的养分，演化经济学概莫能外。然而令人稍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演化思想进行挖掘的成果和文献还甚为鲜见。技术变迁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丰富的演化思想也在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挖掘和发扬马克思技术变迁理论中的演化思想和洞见正是本文之意图所在。
二、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演化经济思想
马克思生活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工业革命时代，时代背景让他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科学技术如此重要，以至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的”。也正因如此，有关技术变迁的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达尔文和马克思是同时代的人物。当马克思于1860年第一次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它是以天然的英国风格发挥的，但正是这本书为我们观点提供了自然历史基础”。一年后他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但是，由于当时达尔文主义的渐进观点与马克思力主通过暴力革命跳跃式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不相容，所以后来，“达尔文及其追随者成了马克思敌意的牺牲品……但是，他将达尔文的概念适用于技术进步分析”。因而，“达尔文对经济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发展的技术进步概念范围内特别有意义”。
技术变迁的巨大作用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有目共睹，但当时大多数学者都只把技术简单地看成一个自变量和动因，并不去深入研究这个变量和动因本身，而马克思显然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并不从来就是这么重要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才开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马克思写道：“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正如罗森伯格所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坚持认为技术必须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技术变迁被(马克思)理解为一种对变化经济压力适应性反应的社会活动(过程)，而人类需求的变化是这种经济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技术社会学无疑从马克思这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而当技术变迁被马克思恰当地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时，其中就已经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达尔文将生物器官的进化理解为环境的自然选择过程，自然选择机制既来自于外部生态环境，也来自于生物内部本身(如新特征要与内部特征和谐一致等)，进化表现为一种生物与环境(注意包括内外部环境)相适应的过程。而技术变迁，和生物器官进化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必须当成一种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来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将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试图以此来理解技术变迁的整个历史，并尝试用人类技术的历史阶段作为不同经济时代划分的根据。因此，他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等著名论断，其实应该被更好地理解为这种深邃演化经济思想的应用而不应该简单化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
三、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经济思想
虽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达尔文进化理论还备受争议，远没有如今的这种被普遍接受的显赫地位，更没有能够证明其合理性的现代遗传理论。但马克思显然走在时代的前列，不仅明确提出将人类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还进一步地应用和发挥了这种思想和方法，试图开创和发展一种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理论，提出了许多超前而又深邃的演化洞见。
1．作为知识的技术。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技术本质上应该是作为知识的技术，人造物(或称人工物品、劳动资料)只是技术的外在形态和实物载体，技术不应该被曲解为“劳动资料或劳动手段的总和”。马克思明确指出：“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组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方法的组合”。马克思还更加明确地写道：“自然界没有制造任何的机器……它们
是人类的产物……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不但在知识的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他甚至还直接指出：“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这种人类社会生产工艺的本质――应该是包括科学原理、操作方法、使用技巧等在内的一个知识集合体。
一旦技术被马克思看成是作为知识的技术，这其实就是一种极为超前而深邃的演化思想洞见。因为这种理解为解决技术从而人工制品的“自我繁殖”及其“选择和自我进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法，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潜在地意识到知识而非人工制品才是技术遗传和进化的基本单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中，知识才应该被视为现代遗传学中的基因或DNA概念的隐喻对象，知识才是技术演化和变迁的縻母(Meme)。考虑到当时还没有作为进化理论基础的现代遗传学，马克思的这种演化思想洞见是多么难能可贵。
2．作为累积过程的技术进步。和达尔文理解生物进化过程类似，马克思则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累积和渐进的过程。有别于当时(乃至现在)大多数人强调技术进步过程中“大发明家”和“重大突破”的重要性，马克思则强调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渐进性，认为发明是建立在许多微小改进基础之上的技术累积过程，而不是少数天才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杰作。他写道：“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技术)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这是一种鲜明的技术进步演化思想，马克思在考察具体技术时继续坚持并发挥了这种演化思想。在研究机器发展时他写道：“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后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只要表面上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在关于磨的细致研究中，马克思将这种演化思想表达得更为精妙：“最早是把谷物砸碎。起先是用石头把谷物砸碎。以后，开始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杵捣碎。后来人们发现碾碎比捣碎好。因此，人们使臼内的杵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来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杆上，并由人来转动……手磨就这样发明了……以后用辕杆代替手柄，把马、牛以及驴子套在辕杆上……这就有了马拉磨……接着马拉磨得到了改进……”。这些言论中，马克思表达了一种清晰的把技术进步理解为一种累积渐进过程的演化经济思想。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学者吉尔菲兰(Gilfillan)追随马克思这种技术进步的累积思想，对船舶进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最早的漂浮的掏空了的圆木一直研究到内燃蒸汽机驱动的汽船，得出“发明事实是不可分割的连续统一体”的类似结论。一些技术史学家也开始接受马克思这种观点，坚信技术进步是一种累积和渐进的过程，并试图对人工制品序列进行分类整理，以证明这种过程的累积和渐进性。比如美国著名技术史学家巴萨拉(Basalla)写道：“假如人造物链中缺项比生物链中缺项显得更多的话，那只是因为，对植物和动物的采样和分类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对人造物的整理和分类仅仅才刚刚开始”。显然，马克思是他们当之无愧的理论先驱。
3．作为选择过程的技术进步。对生物进化而言，自然选择是在变异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自然选择作用，能适应环境(包括内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异得到保留，有害变异则被淘汰，如此完成生物的不断进化，同时造就生物的多样性。马克思已经注意到技术进步类似的选择适应特征和多样化特征，他写道：“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5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在这句话的注脚里，马克思还毫不讳言自己是从进化论那里获取了灵感，写道：“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大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态；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生物学隐喻方法，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选择适应过程。
马克思虽然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但应该说他的这种隐喻还是较为模糊和笼统的，也是不够彻底的，马克思并没有对技术进步的选择适应过程作进一步的隐喻和更深入的研究，对技术“变异”及起选择作用的“环境”等问题也很少涉及。其原因不在于马克思意图发展一种技术进步演化思想的立场和态度是否坚定，而是在于当时人们对达尔文的理解远不如今天这么深刻和清晰，进化论在当时还远非一个成熟的理论，这才是影响马克思发展一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的真正原因。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是明确和坚定的，这种坚定态度也为后人继续研究技术变迁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四、关于技术消失的演化经济思想
现代生物学研究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球上曾存在过的物种数量大得惊人，但其中99％以上的生物都消失了，幸存至今的物种仅是总量的一个零头不到，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是大量物种灭绝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达尔文《物种起源》还刚刚问世不久，物种“神创论”还有着广泛影响，人类对于物种的整理和分类也才刚刚开始，对生物化石亦知之不多，但马克思显然已经较好地理解了达尔文并将其进化理论应用到对技术变迁的研究中，已经意识到技术和物种一样存在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马克思写道：“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重头开始的境地……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可见，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技术演化不仅和生物物种一样有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而且造成技术消失的原因也和物种灭绝的原因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大量生物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大灾难突然降临(如五次动物大灭绝时期地球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而技术或文明的消失也往往是由于“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等引起的技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马克思在这里发挥了一个绝佳的生物学隐喻，甚至还阐述了通过交往和竞争来保障技术和文明不断传承演化的思想，考虑到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认识，这就已经蕴含着通过基因重组、突变和频率等概念的生物学隐喻方法来进一步研究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的可能性。如果这些遗传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已然了解的话，如果马克思时代进化生物学已像今天一样成熟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会在这种演化方法和思想上走得更远。
五、结束语
论文摘要：在西方绘画观传承、沿袭与变革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往往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很大程度上科技发展导致西方绘画观不断嬗变。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科技发展，人文主义复苏，艺术家创造了最高成就的形体写实主义绘画；19世纪后半期。由于科学光学理论出现等原因，印象派画家找到了新的写实绘画突破口；l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工业社会多种矛盾尖锐化、摄影术冲击、现代物理学等新科学观确立等．现代画家将注意力转入绘画本体。实验和反叛成了现代画家探索的动力和口号。
西方绘画传人我国约近百年的历史．尽管西方各主要画种在我国均普及开来并拥有大批忠实的追随者．但我们对西方绘画观念的理解和吸收还有待深入，比如对西方现代主义阶段艺术观念方面的研究不足就有碍于我们对西方当代各类艺术形式的正确理解和吸收。为了找出西方绘画观形成、发展乃至嬗变的真正原因以深化对西方绘画观念的理解和认识，笔者把西方绘画观的形成和发展分为古典主义时期、印象主义时期、现当代时期三个明显的阶段来分别剖析其后的科技动因。
一、古典写实模仿观的形成与科技动因
在远古社会，为了生存和掌控自然．出于巫术目的，原始人创造了最早的洞窟壁画．这是绘画领域模仿意识出现的萌芽；从古希腊开始，“艺术模仿自然”理论已经出现，正如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绘画、音乐、诗等艺术。都用各自的媒介和方式来模仿自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古希腊罗马艺术的传统……所以，除了中世纪这一特殊时期。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早期艺术家一直企图找到能逼真模仿客观现实的艺术造型手段。就绘画而言，用线条来模仿自然物象的造型手段是古人类对艺术的一大贡献。古人用线条来模仿自然物象、绘出逼真的形象起初只是为了对假想的猎物实施巫术。主要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由于古人类还没有掌握明暗方面及透视方面的知识，因此原始绘画也必然以线造型为主，倾向平面．即使后来精于造成景深感的西方希腊化时期的画家也并不懂得焦点透视所遵循的数学法则，依然不能准确地模仿真实空间。而中世纪，很大程度上，绘画是以形象解说宗教教义的工具．因此绘画也是平面化的，不需要也没必要造成深度的空问感。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对自然的不断认识，对知识的探求与把握。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认可自己、认可生活。人们开始思考周围的世界、环境、个别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对空间的追求变得非常强烈。”E2]文艺复兴早期的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阿尔贝蒂提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绘画艺术。这种新的绘画艺术该是这样的：自然是艺术的源泉。数学是认识自然的钥匙，而透视学则是绘画的数学基础。因为几何学上的盲人．是难以理解绘画的原则的。15世纪，在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下．随着绘画领域数学般精确的透视法则的提出．艺术家对一具具尸体的深入解剖研究以及与写实绘画密切相关的明曙光影知识系统的日趋完善，艺术家们发现：“艺术不仅可以用来动人地叙述宗教故事，还可以用来逼真地反映出现实世界的一个侧面。这一伟大成就给了艺术家极大鼓舞，各地艺术家纷纷投入绘画试验并在画面中追求新颖、逼真的惊人效果。这一时期艺术开始和中世纪艺术真正决裂。得益于科学的解剖、精确的透视和完善的明暗光影知识的文艺复兴写实艺术也发展到了高峰。就西方最主要的画种“油画”而言。总体来说，印象派之前的油画作品还是强调固有色，以问接画法为主，采用层层罩染的技法。这种技法特点是：艺术家先绘制好严谨的素描底稿，再层层地用颜色罩染。作品一般在室内完成。所以印象派之前的艺术大师都有惊人的素描造型能力。出于对素描的重视．安格尔甚至说：“如果要我在自己门上挂一块匾额，我将写上‘素描学派’4个字，因为我坚信，一位画家是靠什么来造就的”。笔者认为，这时期的画家之所以偏重素描并坚持用“固有色的色彩系统”作画，并非当时画家的色彩感觉不好．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画家得到的颜料种类是很有限的．科技提供的媒介材料影响了画家的观看方式，画家只得用这种固有色的观察方式开启自己的视觉思维。
二、印象派画家的写实模仿观与科技动因
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持续快速发展引发了经济、技术和科学领域的一系列革命．也带来了崭新的视觉体验和革命：蒸汽机、火车、照相机等新机器、器材的应用触发传统绘画光与影观察和表现的巨大革新；新出现的科学光学理论为印象派进行光和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来源；科技工业快速发展使画家能轻易得到一应俱全的颜料种类．为艺术家采取直接画法作画提供了可能。这样．作为古希腊以来西方模仿再现艺术的延续．继承了柯罗、库尔贝等画家现实主义精神的印象派画家开始以更加真切地逼近自然的有力口号来反对古典主义和学院派。他们走出画室．以光与色为研究对象采用“直接画法”进行户外写生．捕捉自然界一瞬间的光色印象。这种画法实际属于“环境色、光源色、固有色相互作用的条件色系统”的直接作画方式。
三、现当代绘画观的形成与科技动因
19世纪末．由于摄影艺术引发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为绘画的前景感到担忧．一些曾受到印象主义鼓舞的画家开始反对印象主义客观的自然描绘。他们不满足于光色的瞬间效果．在绘画中强调艺术家的自我感受和主观感情，开始自觉运用色彩及形体表现性因素进行绘画实践，提倡带有主观因素的和摄影所无法代替的绘画艺术．后印象派由此诞生。其中．塞尚更被尊为现代艺术之父。尽管产生后印象派的原因要复杂得多，摄影艺术的出现却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以后的现代派绘画脱胎于印象派与后印象派绘画，塞尚、凡·高、高更成了现代主义画家崇拜的先驱；马蒂斯、康定斯基等现代画家也对印象派绘画情有独钟，并从中找到所需的精神。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对现代绘画观念的决定作用集中体现在：
首先。现代派艺术的产生是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旧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秩序在持续的资本主义工业科技革命中被摧毁．运动和变迁成为现实世界的主要特征．人们对这种工业社会的质疑、不满和逃避导致了近代哲学和美学思潮的产生。丹尼尔·贝尔认为“这种运动感和变化感在人的精神世界引起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即对空虚的恐惧”。对现代工业社会的逃避侵艺术家走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理论等新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为现代派画家表达内心世界和独特艺术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对现有生存环境的一种逃避和回应，现代艺术家在绘画中用平面感来打破传统绘画倡导的三维空间的真实，画面呈现的形象与真实物象的背离阻止我们进人其画中的内容，正如马蒂斯对造访他画室的一位挑剔的夫人所说：“夫人，您错了，这不是一个女人，这一是幅画”。而古典绘画所营造的逼真情境是一种可居可游之境．人类的灵魂是可以栖息其中的。现代绘画的平面化旨在抑制我们对真实空间的遐想或恐惧。它创造的是人类精神形式自身。
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激起了艺术家强烈的创新意识。经典物理学理论被击垮和超越，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现代物理学观念得以确立；一些玄奥和不可思议的事情纷纷成了现实。受其影响，实验成了艺术家进行绘画创造的动力——现代艺术出现了艺术家争先恐后否定已有艺术、创造新形式的格局。火车和汽车、飞机和热气球、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出现使现代艺术家全面整体地观看世界成为可能；“动力宇宙观取缔静力宇宙观”等新的时空观念．为西方现代绘画注入了新的血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写实艺术的没落及抽象艺术的出现是现代物理学超越古典物理学的产物，中国艺术研究院王端廷教授先生也说：“从本质上看．西方写实艺术和抽象艺术都是理性的产物．两者的区别是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的区别。写实艺术描绘的是看得见的外在的真实，而抽象艺术揭示的是看不见的内在的真实。”正是出于对古典物理学的质疑和对现代物理学的崇敬，许多艺术家的注意力转人了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宇宙的宏观或微观世界，企图揭示一种看不见的内在的真实。源自于塞尚理论与实践的立体派画家便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破除了惯常的时空观念．对自然形体进行多体面的分解和重构，以展现出人眼难以企及的事物的内在结构和时空意识，从而引发了绘画语言的一次革命。
再次．摄影技术的日臻完善成了西方写实艺术的劲敌；现代派艺术产生．是艺术家力图在艺术上摆脱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束缚的结果。照相术出现后．随着摄影器材质量的提高和摄影技术的完善，照相机等摄影器材迅速普及开来。画家们预料“就逼真、精细地再现物象而言，人们的绘画能力早晚敌不过光学机器”，而在过去绘画艺术大多旨在记录真人面容、风景或某个事件等，往往与实用功利性联系在一起，所以摄像器材引发的危机迫使现代艺术家不得不跳出“现实主义”等写实性艺术的形式栅栏去思索艺术的真谛所在。正如贡布里希所言：“在摄影术发明之前．几乎每一个自尊的人一生都至少坐下来请人画一次肖像。在摄影术出现后。人们就很少再去受那份罪了，除非他们想加惠和帮助一位画家朋友。于是艺术家就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去探索摄影术无法企及的领域。事实上，如果没有这项发明的冲击，现代艺术很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论文关键词］虚拟现实 普通物理实验 教材开发
邓小平在1983年10月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指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教育工作者要研究和改变旧的课程体系，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来设置课程、学科、专业，使学生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基础知识；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及时把最先进的思想、事物、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知识引进教学内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益飞速地发展，涌现出许多优秀的高新技术成果，在我们的生活、军事、医疗、教育等领域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即为其中之一，钱学森院士又将其翻译为“灵境”技术，它实际上是一种可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系统。该虚拟系统由计算机生成，可以是现实世界的再现，也可以是构想中的世界，用户可借助视觉、听觉及触觉等多种传感通道与虚拟世界进行自然的交互。
利用VR技术辅助教学正逐渐成为物理理论和实验教学中最具有吸引力的现代化教学手段，而开发出高质量的VR实验教材是充分发挥其教学优势的基础和核心。基于VR技术的普通物理实验教材的开发，将会改变普通物理实验教学的传统模式，通过VR技术模拟逼真的物理实验场景，对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将从普通物理实验课程教学的基本目的和要求出发，探讨在开发基于VR技术的普通物理实验教材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以及VR实验教材的优势等内容。
一、普通物理学实验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概念的建立、定律的发现以及物理现象的研究都离不开科学严谨的实验。可以说，离开了实验，就没有物理学的发展。
在大学阶段为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的目的在于通过实验使学生对相关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有助于概念的掌握，提高相应理论课的教学质量，使学生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技能，掌握物理实验的选题、构思设计、具体实施方法以及结果的分析和研究等，使学生学会通过实验对物理现象进行观察思考、测量分析和研究，从而完成对物质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通过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的实践应达到以下几点基本要求：第一，使学生获得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通过实验可以直观地把物理现象和物理规律展现在学生面前，加深印象，增强说服力。对于一些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见到的抽象概念因学生头脑中没有感性材料，若只通过书本的文字介绍，学生很难理解，而通过实验学生则很容易获得切身的直观体会；同时通过实验实践过程，能够使学生了解到现代物理实验新技术与新知识发展的前沿概况。第二，培养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一是阅读理解能力，训练学生自行阅读实验教材和参考资料，正确理解实验要求和内容，做好实验前的准备；二是动手操作能力，能够借助仪器说明书及相关资料正确使用常用的基本仪器，实施实验方案；三是分析判断能力，运用所学的物理基本概念和知识，对实验现象和结果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判断并作出结论；四是书写表达能力，要求学生撰写规范的实验报告。第三，培养与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的思维方式，使学生具备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以及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在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中要实现上述目标和基本要求，离不开高质量的物理实验课程教材。因此，编制现代化的高质量的普通物理实验教材，对提高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二、普通物理实验教材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分析能力、严谨熟练的动手操作能力以及对物理现象正确的语言表述能力。从教材设计的基本原理角度考虑，普通物理实验课程教材的编制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适应性原则。要求实验教材的设计应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学生的发展相适应，与知识逻辑关系、心理逻辑关系和教学逻辑关系相适应，与教学目标、教育制度相适应。如普通物理实验教材的编制应很好地体现全国大学实验课程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的科学性、思想性和实践性要求。
2.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要给学生构造普通物理学实验体系的总框架，勾勒物理实验科学统一的图景，反映物质世界的真实面貌，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物理思维方法，获得探知物理世界科学的方法论。
3.综合效应原则。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社会要求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主要由思想品德素养、文化素养、创新素质、身体素质及心理素质等方面构成。从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特点来看，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其教学过程和科学研究过程有极大的相似性，对学生的创新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物理实验课程教材的编制应注重科研创新素质的培养。另外，笔者曾研究过理科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与其创新素质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两者具有显著相关性，因而在教材中也要考虑对学生思想品德素养和文化素养的培养。
4.效能原则。教材的表现形式、知识体系构成以及制作材料等，要求既有利于师生的教与学，又体现使用方便、美观朴素的特点，同时对阅读者的身心健康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5.现代化原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材也应现代化。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衡量教材改革的成败，不仅要看新教材在教学实践中的效果，还要看培养的学生是否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就要求教材的内容与时俱进，体现新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教材现代化是教材建设的方向，表现形式应展现高科技的应用价值。
三、VR技术应用于教材的适用范围
从理论上说，任何课程都可以采用VR技术进行教学，但并不是所有的课程都有必要采取这种教学形式，这取决于教学过程的实际需要。如果滥用其教学形式，并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引入VR技术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模拟展示。课程中抽象概念较多，学生不易理解，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若采用VR技术模拟展示，教学效果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一些需要大量演示实验的课程，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既能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又能提高教学效率。
2.动态演示。课程中若涉及动态的演化过程，对于传统的纸质教材而言，无论它的印刷技术多么先进，语言描述多么生动形象，都很难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统一的事物演变的过程，而VR教材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一需求。
3.虚拟实验课程。对于实验课程而言，由于各个学校拥有的实验设备、实验条件不尽相同，一些价格昂贵的先进的大型仪器设备，许多学生没有机会看到，如果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则可以很少投入就解决教学中的这一难题，使学生对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有一定的了解，从而拓宽他们的视野。建立虚拟实验室，提供各种大型仪器设备的虚拟仿真实验，学生通过VR系统实验内容，并且可以改变条件多次重复，在加强理论理解、掌握实验技能的同时，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状况。
四、VR技术应用在实验教材中的优点
VR技术是系统仿真的新兴技术之一，它利用计算机技术制作被仿真世界的动态、三维的视觉环境，使操作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融合了计算机技术、计算机图形学、视觉生理学、仿真技术、信息技术及网络技术等多种高新技术手段，其逼真性、实时交互性及沉浸性使人能沉浸其中，出入自然，形成具有交互效能多维化的信息环境。因此，VR技术目前正逐渐应用于医疗、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并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教学内容视觉化。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因教学手段落后，对学生的感官刺激单一，往往很难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起来。运用VR技术可以实现虚拟实验，如力学实验、电磁学实验、光学实验及近代物理实验等可以用VR技术模拟实验全过程，学生可以随时在VR系统中反复操练和感知实验过程。这样不但可以节约实验经费，而且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教师在利用VR教材进行教学时，可以边讲解理论知识边演示实验步骤，指导学生或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学生利用VR教材自主学习时，既能学到必要的理论知识，又能掌握技能操作，做到省时、高效。
2.学习中的交互性好。为适应素质教育的现实需要应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教育，这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在VR技术条件下，学生可以实时操作虚拟实验环境中的物体，并从中得到自然的反馈。如学生可以用手直接抓取虚拟环境中虚拟的物体，这时人会产生握住东西的感觉，并可以感觉物体的重量，视野中被抓物体也能实时随着手的移动而移动。在这种交互式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基础、学习兴趣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学习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从而形成良好的学习动机，主动参与教学活动，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
3.沉浸感及真实感强。学生可以在犹如身临其境的反复操作过程中领悟物理实验的思想精髓，充分发挥创造潜能，提高综合实践素质，使不同基础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知识与能力的提高，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而言之，VR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辅助手段，必将逐渐渗透到各专业课程的教学环节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将此手段与物理实验课程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其虚拟功能强大、交互能力强、形象逼真的优势，对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一定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海德格尔的学生、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约纳斯（Hans Jonas，1903年～1993年）在1979年出版了《责任原理：技术文明的伦理研究》一书。此书出版后很快就成为了当代的经典之作，于1984年被翻译成英文，于1987年获得德国图书业和平大奖。约纳斯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和现代的各种伦理学截然不同的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学。约纳斯的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学并不是像传统的和现代的各种伦理学那样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而是力图“给科技时代的伦理一个本体论的解释”。这一本体论的解释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的思想，从自然的本体论来论证技术时代的伦理学，使约纳斯在20世纪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1]（P214-236）
一、对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约纳斯对技术时代伦理的本体论解释并不是想在现代的各种伦理学之中加入一个所谓的“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的分支，而是要从人的本体论的根基上改变整个伦理学。约纳斯认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还是基督教的良心论；不论是康德的义务论，还是密尔的功利主义；不论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是各种道德相对主义，所有这些伦理学无一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纳斯认为这些伦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近距离的伦理”（N?chsten-Ethik）。比如说圣经上说，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或者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别人。或者像康德说，决不要把你的邻人当成手段，而总是要把他当成目的本身。这些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上或主体间自律或他律的伦理学，是对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提出的规范和约束。无论道德的目标是在于自由，还是在于德性，也无论道德的标准是个人行为的内在准则，还是社会契约的正义和外在规范，这些伦理学的实质都是对人的善与权利的关注。概而言之，“整个传统的伦理学就是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伦理”[2]（P24）。
人类中心论的伦理学不言而喻的核心就是人或人的社会，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是研究人的学科。但是，从古至今的各种伦理学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显露出它们的贫乏和无能为力，因为它们在技术的无目的性的庞大力量面前束手无策，它们对自然和未来的生命置若罔闻。它们的那些崇高的道德价值随着技术时代里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和上帝之死而彻底崩溃，与此同时它们却未能提出一种直面技术时代的道德责任原则。各种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面对技术对地球的统治以及为争夺这种统治权的斗争无能为力，这种伦理学的失败促使约纳斯针对传统伦理学的困境提出了一种“远距离的伦理”（Ethik der Ferne）。这种“远的伦理”首先面对的不再是人的精神性的道德困境，而是在技术统治的威胁下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无疑是一种道德伦理，但是它的本质是首先对自然的关注的义务（Fürsorgenpflicht für die Natur），而不是首先对人的关切（Sorge für die Menschen）。“远的伦理”并不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范畴，而是意味着敞开了一个新的维度，一个新的价值尺度，所有的古代的和现代的伦理学都将在这一尺度中重新得到检验和批判，所有的传统的伦理学都将在这一维度中被重写。以前的伦理学与其说是没有思考到“远”的维度，毋宁说是在根本上存在着人类中心论的限度。
当然，这一“远”的维度不同于“远”的乌托邦。在《责任原理》的最后一章“从乌托邦批判到责任原理”中，约纳斯以人的自然的“已经存在”（Schon Da）拒斥了布洛赫空洞的“尚未存在”（Noch-Nicht-Sein）的“希望原理”和“乌托邦精神”。在他看来，布洛赫的“希望原理”仍然只是是一种人类学性质的本体论。[2]（P56-376）约纳斯所说的“远”是从现在的人对“已经存在”的自然和“未来”的生命的责任出发的，因此它是一种直面已经存在的人的生存境况的本体论。约纳斯将责任原理的绝对命令表述如下：“你的行为必须是行为后果要考虑到承担起地球上真正的人的生命持续的义务。”其否定形式的表达是：“你的行为必须是行为后果不能破坏地球上人的生命的未来的可能性。”[2]（P36）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是一种考虑到人类行为的后果，甚至很大一部分是不可预测的后果的伦理，他不像基督教的和康德的伦理学那样诉诸人的行为的良好动机、善良意愿和自由意志等等。在他看来，在伦理学中诉诸人的动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它将人类从自然以及未来的生命的整体中完全剥离出来，将人类个体的自由和尊严视为最高的价值。它的原则是，个人按照正义行事，行动的后果交付给上帝或普遍的道德原则。责任伦则理要求人类充分考虑到技术的权力所带来的大量的不可预知的全球性的破坏性的后果。责任伦理也不同于效果取向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因为功利主义伦理学虽然是以理性化的、实用的效果甚至是长远的效果为目标，但是就真正的价值尺度和本体论的基础而言，它却是盲目的和虚无的，它的效果是以利益甚至是长远的利益而非以自然的目的作为评价道德行为的标准。在一个技术文明时代，在福利社会和消费的时代中，功利主义使得人们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利益和需要的逻辑去思考我们人类和地球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韦伯在人的行动的价值领域区分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在韦伯看来，尽管康德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自律的、形式反思的、可普遍立法的伦理，但仍是一种信念伦理。韦伯的责任伦理认为，在人类的政治行为中，必须从政治义务和行动的后果出发，而不是从善良意愿、良好的动机、伟大的信念等等出发。[3]（P30）如果从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来看韦伯的责任伦理，那么韦伯的责任伦理仍然是一种康德式的伦理，一种人类中心的伦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对启蒙辩证法和技术理性的批判同样陷入一种对技术文明的悲观主义之中，而缺乏一种规范技术力量的责任伦理。责任伦理的关键是我们要对什么负责，即衡量我们行动的后果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对于约纳斯来说，责任伦理要求行动的后果要对自然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负责。
二、责任关系的原型和责任原理的宏观伦理学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的绝对命令是要求人对自然承担责任和义务，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对时间上未来的人类和空间上遥远的区域的影响远比我们所能想像的深刻得多。技术力量的未来的危险已经超出了人们的计算和想像。因此，人对自然和未来的人的责任和义务构成了责任原理的核心。人的责任并不仅仅是为已经做的事情负责，而且还要为未来做的事情负责，承担自己的义务。约纳斯为责任伦理学原则提出了一个生动的原型关系。约纳斯说：“所有责任的原型就是对孩子的关系。”[2]（P184）这种“父母与孩子的关系”（Eltern-Kind-Beziehung）是一种“不可逆的关系”（ein nicht-reziprokes Verh?ltnis），[2]（P176）因为“孩子要求人的庇护是种不可逆的关系。”[2]（P192）一个小孩有什么用呢？他不过是个小生命而已。然而，“责任的原初的对象就是孩子。”[2]（P234）父母对他的孩子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在不可逆的关系之中，要求庇护的是弱者，而承担庇护责任的是有行动能力的强者。相对于人而言，自然和未来的生命就是弱者，尤其在技术统治的强大力量面前，作为弱者的自然和未来的生命更需要我们当代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技术文明中，人的力量随着技术的疯狂突进而空前地增长，但是人的欲望和需求的增长并没有同时伴随着人对弱小者的责任的增长。因技术而强大的人类的责任意识仍然需要启蒙。人的尊严不是体现在他的强大之上，而是体现在他的责任伦理之中，因为“只有人具有责任意识”[2]（P185）。
人对自然和未来的生命的伦理责任就在于：“任何行动必须从人类的长远存在着想，或者任何行动的后果不能对未来的生命造成破坏。”这是对整个人类提出的伦理原理，而不是针对某个个体。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体伦理学只注重个体的自由、权利与尊严，而无力承当集体行动的责任。只有古典哲学和宗教的伦理才针对共同体或集体提出伦理原理和道德律令。自从宗教作为伦理被驱逐出现代世界以来，一种面向未来、面向集体行动和公共领域的“大伦理”再也没有出现过。现代哲学制造了宏观伦理学和微观伦理学以及元伦理学和对象伦理学之间不可弥合的分裂。结果是现代社会缺乏一种能思考人类行为的巨大后果的元伦理学，而那些诉诸个体权利或自由的伦理学却无力拓展人的道德责任能力。约纳斯的对自然和未来的责任伦理再次将道德责任承载者确立在整个人类身上，而不仅仅是理性自律或意志自由的个体上。因为责任原理所基于的“人的自然”（human nature）是处于自然和历史中的整体的存在，而不是基于人的反思理性、自我意识或良心。约纳斯认为，伦理学首先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人根本存在于世界之中？为什么要有保证未来生存的无条件的绝对命令？这一问题不可能在任何一种传统伦理学中得到回答。这是一个最为本体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根本问题。将人置于伦理的核心的传统的意识哲学或现代的生存哲学，都追求一种高级目标的伦理，却在根本上忽视了其最低限度的本体论基础。这一本体论的基础就是被整个现代哲学所遗忘了的自然本体论。
三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是从自然的本体论来界定道德伦理的绝对命令的，这意味着善的概念既要在自然中得以思考，同时也要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中进行思考。善的概念既不是基于人的权利或社会的契约，也不是按照价值的原则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它是植根于自然之中的，因为自然本身就有价值和目的，而且它是人类行为的价值和目的的基础和源泉。自从康德以来，对事实和价值的区分已经成为了现代思想尤其是现代伦理学的自明的前提。然而这一前提却是以自然本身没有目的和价值为前提的。正是现代技术文明的兴起才造成了一种二元论的普遍的意见，这种现代性的分裂左右着现代哲学的基本范式。
约纳斯在《责任原理》一书中对事实与价值，或“是”与“应该”的现代性分裂的批判不遗余力。他将这些区分和对立视为“现代性的教条”：“我们时代的一个根本的教条就是从‘是’不能推导出‘应该’”[2]（P92）。他认为这是整个现代哲学内在的价值主体性（Wertsubjektivismus），或者说主体性强大的意志的恶果。[4]（P101）正是这种事实与价值的分裂造成了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即本体论和伦理学。现代所有的伦理学都建立在人权、自由、正义和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对自然的沉思的本体论之上。人们认为伦理学与本体论无关。与此同时，传统的本体论或自然哲学已经被现代的自然科学体系所取代。对此，约纳斯坚决拒绝认为我们时代的“自然科学说出了自然的真理”[2]（P30）。他甚至认为自然的真理恰恰是毁在自然科学手中。约纳斯试图重返古代哲学的视域，重新追问“是”与“应该”、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自然与价值等等之间的关系，重新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建立伦理学，从自然的本体论追问人曾经生存的基础、未来生存的权利和现在生存的伦理责任。就打破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以及对自然概念的追问而言，他和海德格尔、施特劳斯、洛维特等人的努力有许多契合之处。用谢林的话说，约纳斯的责任伦理不是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然的自由之上。
约纳斯批判整个现代哲学基于一种“传统主义”立场。[5]（P12）约纳斯试图重返古代的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对人与自然的理解，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以克服现代哲学包括海德格尔早年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后果。约纳斯早年曾经批判了现代虚无主义对世界的漠然态度和对人的进化论生物学观点。约纳斯发现，现代虚无主义和灵知主义一样，是一种极端分裂的二元论，一种在人与世界、上帝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它导致了人在体验世界的情绪上产生一种异化感、孤独感、陌生感、冷漠感、无家可归感和根本的虚无感。对自然的理解，现代人认为是物质的、同质的、冷酷的、僵死的；而灵知主义则认为是反神的、魔鬼的，但这个世界仍然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约纳斯说：“现代自然科学的宇宙和灵知主义所认为的宇宙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它们相对于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只不过在灵知主义那里，世界是敌对的，而在现代人这里，对自然完全是冷漠的、漠不关心的。人的价值只体现在人的意志之中，此外别无它矣。”[6]（P102）约纳斯在《虚无与永恒之间》（Zwischen Nichts und Ewigkeit）中称光怪陆离的各种现代哲学乃是“一堆失落了世界的哲学”，一种“宇宙的虚无主义”，是“对自然的遗忘”。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经过康德的主体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人的本真生存等日益加剧的过程，已经彻底地埋葬了古代人所体验的整全的世界和自然。约纳斯批评海德格尔说：“从未有过一种哲学像存在主义这样对自然漠不关心。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们听到的是作为烦劳操心的此在，但是这是从精神方面来谈的，而不是从定要烦劳操心的物质基础即身体来谈的。只有通过身体，我们才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受制约地融入周围的自然世界之中。”[7]（P19）约纳斯认为存在主义是双重地或加倍地遗忘了自然世界。
在《生物与自由》（Organismus und Freiheit）一书中，约纳斯对生物的本质进行了新的反思，尤其是批判了进化论的生物哲学和普列斯纳的新人类学。约纳斯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目的论说明任何存在于“永恒与虚无之间”的生命都有自身内在的目的和自己的意志，都具有其本体论的价值，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对抗对自然的虚无主义的动力、条件和归宿。约纳斯认为，现代虚无主义的哲学有意忽视了生物的有死性。在进化论的生物等级的哲学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低级的关系，它无视每个植物和动物都有其作为生命存在的内在性和自身的目的，一个自然的目的。现代进化论的生物哲学将自然视为自身没有价值而只有使用价值的无意义的物质，剥夺了生物的自然的本性。启蒙运动从基督教人类学和自然法理论中发展出一种人类学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人从《圣经》所说的代理上帝管理自然僭越为培根所说的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人的权利不再基于自然本身的权利，进而剥夺了自然的神圣性和权利，人们再也无法体验到古人对自然和生命那种神圣的敬畏感。约纳斯说：“将自然视为冷漠的、中性的存在物实际上成了意义丧失和虚无主义的起源……这同时也是自然的价值和尊严的丧失。”[2]（P156）
约纳斯试图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思想。亚里士多德论述了自然具有自身的目的，认为自然具有最根本的存在下去的生命意愿。自然的本体论就在于所有的生命存在都通过生命自身显示其克服虚无的价值，生命的目的就是自我肯定的生命本身，生命自身的目的性要求不能破坏生命本身。约纳斯说：“所有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就是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它自在地就是善，就是存在对虚无的克服。”[2]（P155）自然就是最高的善，自然不是人的利益。人必须放弃他的空前膨胀、肆无忌惮的人类中心主义，承担起对自然和未来生命的责任和义务。
四
但是，在技术文明时代，让人类放弃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承担起对自然和人类的未来的义务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因为技术至上论和技术乌托邦已经深入到现代文明的方方面面了，以至于我们把现代文明称之为“技术文明”。约纳斯认为，在技术的框架之内是根本不可能给出任何克服技术控制人与自然的解决答案的。技术本身不能克服技术的风险和危险。对技术本质的认识以及对技术的警惕是责任伦理首要的任务。技术实用主义者认为技术可以充分考虑到长远的利益，但是这种辩护实际上何其虚伪和软弱。[2]（P7）
首先，约纳斯认为，技术文明的本质就在于技术已经内化成为人自身的需要了。技术不再是一种人所能控制和运用的工具和媒介，而是一种深刻的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力量。技术就是人的欲望和力量的载体，是人的意志的体现，是人的权力的象征。[8]（P43-44）其次，约纳斯认为，技术时代的绝对命令是一切皆可利用，一切皆可制造，一切皆可消费。然而，能做的是不是就等于一定要做，是不是应该去做？也就是说，是否凡是技术力量所能做到的都应该去做？在约纳斯看来，现代人更多地考虑技术上能否做到，而人对技术说“不”的能力和智慧已经荡然无存了。再次，技术不仅改造了人类生存的整体的自然，更为重要的是技术重新界定了人的自然（human nature）。人不再被视为智慧的人（homo sapiens）了，人的本质就是劳动的人（homo faber），或者说技术的人。因此，技术已经不再是人自身之外的东西了，而是技术的人的一整套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现代人几乎不能在技术思维之外思考问题，诸如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可能与现实的区分等等都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我们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思潮之中。最后，自从培根提出科学技术的新工具以征服自然的近代转折以来，人们形成了一整套的评价自然和生物以及人的本质的知识，成为整个现代文明技术乌托邦的基础。[2]（P251-255）因此，技术时代的伦理问题首要的就是对技术乌托邦的清醒认识。
技术乌托邦对未来的危险虽然是无法加以确切地计算的，但是它并不因此而不存在。约纳斯提出了一种尽可能想像技术在未来的难以预料的巨大危险的“恐惧的启迪术”（Heuristik der Furcht）。“恐惧的启迪术”有助于人们在面对技术时代里去测度技术的力量及其威胁，去思索自然和生命的本体论地位和意义。对于约纳斯来说，伟大的圣徒施韦泽提出的“敬畏生命”（Ehrfurcht vor dem Leben）是一种最值得尊敬的思想。恐惧技术，敬畏生命，这种技术悲观主义和自然生命神圣论就是约纳斯的责任伦理的基本精神。责任伦理首要针对的就是技术文明本身的危险，那些技术至上论和技术乌托邦的危险，那些使人成为“技术的人”的危险，那些疯狂地生产一切、制造一切、消费一切、享受一切的危险。责任伦理要对技术本身坚决地说“不”。对于技术文明来说，不仅仅是负责（Verantworten）的问题，而且是给出解决的答案（Antworten zu geben）的问题。约纳斯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世界观和现代哲学的视域之外去思考技术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人承担起对自然和未来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哲学的未来，也是自然和生命的未来。[9]（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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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感官审美的媒介文化属性
电媒是技术社会形成的前提。而电媒的技术感知与现代主义的艺术感知同形同构，形成媒介、技术、文学、艺术的相同感知，对现代主义文学与对电媒分别出现了神话感知的表达就是一个例子。研究媒介理论的何道宽指出：“质言之，技术、媒介、环境、文化是近义词，甚至是等值词。”电媒的感官审美，使现代主义文学转向非理性的审美，背离了印刷媒介时期现实主义观念文学的社会理性。现实主义属于认识论主导，电媒语境的现代主义是形式审美主导，认识论与审美不属于同一个范畴。现代主义转向审美，形成文化转向。C.德里斯科尔的《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对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予以互释。该书的第7章与第8章两次提到，现代主义是现代性中的“文化转向”。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一书中，也有“时空压缩和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崛起的现代主义”的提法。现代主义是20世纪新的审美文化的起点与标杆，其根基在于电媒介的出现，电媒介使社会与艺术进入了崭新阶段。18世纪、19世纪的科学影响了文学观念，但科学观依然是一种观念文化。而技术则不同，已经脱离观念文化，其对文化的影响不是观念价值，而在感知审美，它与观念价值有一定的对立。技术常被视为文化的对立面，被排除在观念价值主导的文化之外。这是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一直忽略电媒介与技术作用的原因。电媒对感官的塑造力，兴起了影像文化新形态，其成像技术与即时传播，带来了一切领域传播的审美化。艺术家们的感知，过去以哲学和科学为主导，而20世纪则转向了以技术与媒介为主导。对现代主义形式勃兴的审美现象，一直没有结合媒介进行理解，而只是就形式而论形式，走向审美自律，这忽略了现代主义审美的媒介塑造。从社会角度看，形式本身既是审美的又是社会的。过去理解审美自律，偏重自律，而忽视了形式的社会性的一面。乔治·马尔库什说：“形式是文学中真实的社会元素……是创作者与读者之间连接的纽带，是唯一的既是社会的又是审美的文学范畴。”此外，卢卡奇也强调过形式的客观性，他认为形式包含一种世界的和思想内容的质的“内涵”整体。这也说明形式与社会有所关联。我们不妨采取N.弗莱的平行说来看分离。他认为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新的经济结构与老的政治结构并存的局面，且是一种对立关系。现代主义与技术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同样形成分离，不是包含关系不等于没有关系，还存在平行与对应的关系。过去文学被包含在社会观念与阶级关系中，是反映关系，而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社会分离，构成的是平行与互喻关系。
文学艺术作为现代性核心领域的文化功能
现代主义联系于新的电媒环境、技术环境以及技术生产带来的物质环境、商业环境与消费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联系于系统化管理所带来的民主社会与大众社会形态。它本身承载上述文化，如布克哈特所言，文学艺术与科学本身是都包含在文化中的。从现代性文化看，艺术与科学是其中两个主要构成领域，相当于一个是审美现代性，一个是社会现代性，对二者的分离的强调，切割了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联系。马尔库什说：“文化现代性具有一种持久的结构，这个结构使它成为一个统一体，但却是矛盾的统一体。它的统一不是建立在主要成分渗透并约束所有其他实践的基础上……统一体建立的事实基础是，不论在范畴上还是在制度上，文化中的两个最有意义的领域都以两极对立的方式构建在一起。”对立的两极正是科学与文学艺术。这种对立带来“作为文化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歧义性、不确定性和矛盾性”。对现代性文化缺陷的反思一直存在，也是现代性文化的一部分，文学艺术属于反思的组成部分，有时称之为审美现代性。一方面，科学属于遵从单一理性不断向前的部分，正是科学技术单一效率目标的后果，即科学技术“突破自然的限制——一种不断进步的理念要把盲目的、抵抗的自然转变成顺服的自然、作为物质资料的自然；一步一步地接近无限遥远的绝对支配的目标”。这种现代性的走向，使社会充满悖论与异化，现代性背离了“完整的人”，产生“片面的人”。但另一方面，文化现代性的反思也从不曾停止，其中，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属于现代性文化矛盾对立中的自我反思部分。技术的非人文化、非人性化与应用的逐利原则，排挤了人的中心地位，使社会的异化程度加深。技术社会被技术原则组织与主导，被追逐利润的工商精神与实用原则所统治，人的价值被漠视，有机的关系与自然秩序被排挤。“我们被一再告知，不断向定位于无限性目标的靠近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想法，而且每次操控的成功接踵而至的是其不可预见性结果的风险和不断加剧的恐惧。”此外，科学与艺术一方面有矛盾，另一方面却又存在互补。“因为文化的两个主要领域是互补性的对立面，所以每一个都可以作为补偿，来弥补被对方提升为内在价值的原则危险的片面性。”“在这种处境下，艺术——主要由于它们的去功能化——可以发挥补偿的一般功能。艺术是现代性中最卓越的补偿领域，因而它就成了一种救赎力量。”宗教衰落后，科学成为一种新救赎。科学、道德与艺术取代宗教与形而上学之后，艺术与科学、道德出现第二次分离。科学、道德是理性主义的，科学受到质疑，道德受到遗忘，科学不再能承担现代性社会的救赎，当历史、理性、道德、逻辑等都随之不能承担技术社会的文化组织原则时，唯剩下艺术审美担此重任。艺术的拯救之所以被认为与宗教的拯救具有相通的地方，在于它们给人一种幸福的满足感。“宗教给人许诺一种现实的满足，即来世的满足……艺术创造一种现世模仿，它可以作为一种许诺或保证，作为来世的一种映像。”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在失去形而上学与观念文化崇高价值的技术社会，成为信仰文化、价值论观念文化与理性文化失效后的补位与替代，它的超越性的审美功用被提升到了救赎位置。这充分彰显了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文化功能。
现代主义文学作为新文化的六个维度
现代主义文学具有之前文学不具有或不突出的新文化维度，决定了其新文化属性，并支撑其作为一种新文化模式，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根本转型。
（一）技术塑造维度
由于人们习用了上千年的人文认知框架，不习惯将技术与文学扯上关系，因此往往将现代主义文学演变视为艺术家的创造或归结为文学自身的发展。技术引发了20世纪科学范式的革命——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理论，改变了牛顿的机械力学理论所形成的思维模式。技术的思路是非决定论的，电力技术的自主性与自身逻辑，显示为新的文化原则。技术的自主，指技术按照自己的属性运行。新技术经常产生意想不到的多目的的情形，打破了原因与结果的单一关系的因果律，不确定与无法预知被推广开来。因此，技术思维取代了严密的原因与结果的科学思维，也颠覆了序列思维的主导，呈现出比线性思维远为复杂的无序状况。技术工具也与感知有关系。唐·伊德说：“新的工具化给出了新的知觉。”他认为，“现代科学与所有古代科学的明显区别体现在工具上”，“现代科学包含一种自身在工具设备的感觉上的可感知性的新模式”。新工具与新技术及其系统化环境，兴起了一种新文化。第一，高技术环境成了人工环境，社会现实被技术中介、由技术构成或被技术转化，因而“我们的生存是由技术构造的”。第二，成像技术的去远性形成信息堆积的马赛克，呈现为复合文化，单一的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受冲击，国际文化思潮兴起，现代主义正是这种思潮之一。第三，“成像技术有‘再生’或‘产生图像’的能力”，而“图像是真实的，有自己的呈现，并不必然属于‘再现’，而是一种独特的呈现”。因而，审美摆脱模仿转向创造。现代主义艺术家的逐新就是追求创造的表现。
（二）电媒介塑造维度
如果说技术并不直接对接于文学的话，电媒介则直接塑造艺术家的感知。麦克卢汉发现了电媒感知及环境的人工化与艺术化。人造卫星使地球成为一个被看对象，自然、地球都艺术化了。麦克卢汉说“机器使自然转化成一种人为的艺术形式”，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消解。新的影像媒介产品兴起感官化审美、时空的聚合使线性历史叙事以及历史认知范式受到冲击。“技术破坏了精神与历史实体的结合，这个结合曾被认为是永恒的秩序。技术时代确实给很多东西带来了死亡。”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空间小说形式。电媒的即时连接，让联想与象征有了自发发生的语境，带来意象勃兴。现代主义各流派都包含象征。现代主义文学与感官化经验美学相连、与意象为基础的象征美学相连，也可以说与新的媒介美学相连。
（三）感官审美维度
电媒的塑造力超过了观念文化的塑造力，电媒使意象直接与符号连接而无需真实对应实物，意象审美随处发生，不像现实主义需要有现实或实际原型为参照。现代主义审美脱离对应物而以想象与创造为主导，审美勃兴与创造风行。现代主义的审美转向来自电媒介感知塑造，感官化与直觉化形象，成为新媒介属性，形象即美，新媒介传输的形象都是美的。这样的媒介传输，也是美的形象传输，可以说使电媒自带美，一切被电媒所传播的，因形象而具有审美特征。这种感官形象感知影响到所有领域。苏珊·桑塔格强调，一切现象在镜头面前获得了平等性，这使得对物质的感官体验被放大，感官的、身体的、物质的东西都平等地进入文学艺术中来，弱化了道德等观念价值。现代主义的审美转型，与实践的大规模扩大也有关系。技术创造物质，即丰富的商品，包含有美的意象。现代主义的审美与工业设计、商品设计等包含的表象化与外观审美一道，形成美的潮流。电媒的感官化兴起表象价值，文学不再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理想王国，而传播各种物质美的意象。电媒介还改变了过去文学的上层建筑属性，使之成为“穿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个界面”的存在。马克·波斯特将电媒时代的文学艺术，归到整个信息化生产。他说：“我之所以将‘信息方式’与‘生产方式’相提并论，是因为我看到了文化问题正日益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心问题……意义的建构已毋需再考虑什么真实的对应物了。”媒介形成一种特殊的生产，即信息生产方式。形象、符号传送的传播方式、传达的感知模式，符号本身成为文化范型。而文学艺术同样被纳入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化生产”的视野，很难说它就是上层建筑。新的媒介审美可以脱离对应物，以象征、感官化与符号化构成新型审美。艺术家以抽象化来制造反环境，以追求表象背后的东西，那么抽象化本身，是对媒介环境的反环境化，成为艺术化的手段。
（四）“现代性”维度
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与政治思想的一个主导框架。20世纪随工业体制制度的确立，现代性进入新阶段，作为新的历史框架与社会框架，框定了新的文化形态。“审美现代性”强调的是反现代性，让人忽略了现代主义为现代性所兴起的事实。20世纪现代性对进步的加速追逐，破坏了人所依赖的社会稳定性；社会分工使信仰被专业追求取代，哲学、政治与宗教都成为专业领域的事情，社会丧失了精神向度。社会失去精神目标，变成了一盘散沙，源自技术的发展带来社会的不断分化；也源于技术引发大规模实践活动，相互不具有同一性；还源于技术没有人文关怀。20世纪现代性处境中的人，基本不再有反抗。最具反抗的形象，被认为是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其实他并无反抗的言行，不过是以冷漠对抗世界而成为反荒诞英雄。文学的理想性下降，异化与荒诞成为基本面。
（五）跨学科维度
电影、艺术、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对文学形成交互影响。文学与其他知识领域的关系，在20世纪兴起了新一轮的改变。政治、历史、理性哲学对文学的权威性有些过时。现代主义文学与新型学说网状互联，不再是谁被谁决定，而是它们具有共同的土壤——工业体制社会与电子媒介语境，学科之间更多是呼应、互证，而非过去教材所强调的哲学思潮等决定文学思潮。显著的例子是，20世纪初的尼采热和麦克斯·施蒂纳（MaxStirner）热，与现代主义的形成相呼应。心理学领域也兴起了同样与文学交织的事件。定居巴黎的匈牙利心理医生马克斯·诺岛（MaxNordau），其反现代社会的《传统是我们的文明》难以置信地印了73版。在表现手法上，现代主义被认为吸取了电影蒙太奇，文学与电影的交互影响成为新范式。
（六）反文化性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