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9 05:19:26
关键词：缙北文物勘查团考古调查古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史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8537(2009)02-0162-07
引子
2009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
“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之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模及力度都相对较小，且多集中于北京等大城市之中。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关注与支持。
1949年12月24日，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郭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古生物保护的暂行办法，并同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又如，同年7月6日，政务院又颁布《为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廊、宫阙、关塞、保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颁布的一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对建国之初特别是在“”运动中保护古代建筑及其他重要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得以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随之快速成长与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以1950～1953年期间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至1959年1月改名《文物》至今)上的重要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例，计有：《东北古迹古物分布图》、《东北各省古迹名胜统计表》、《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山西省各地文物古迹勘察报告》、《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登封文物调查》、《重庆市一年来的文物调查》、《川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报告》、《川北乐山文物古迹调查保管工作报导》、《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新疆考古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文物古迹调查记》等，由此可以管窥建国之初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文化遗产调查的概况。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文物局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以其较大的规模与成果丰硕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成为建国之初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队，该团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正式付梓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调查报告。
以雁北文物勘查团为契机 全国范围内的各类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陆续展开 其中包括 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东北考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殷商、战国及汉代古墓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发掘延续至1952年，1956年出版发表《辉县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曾昭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考古发掘延续至1951年，1957年出版发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之前身)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萧氏家族墓，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进行河南临汝古代窑址考古调查等。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人员组成及古建组考察内容
1950年初，当时的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之北，因水利基本建设开凿河渠时发现古城遗址，并采集有陶器及古钱币等文物。此事最初由察省文教厅报告中央文化部，因其所提交的报告不详，文化部故将其转回察省文教厅再为详细调查，察省文教厅遂派出专人前往山阴古驿，现场踏勘并撰写专门报告，上报中央文化部及文物局。经过论证，专家认为雁北山阴古城可能为汉初或战国遗址，有详加调查研究的必要。与此同时鉴于雁北专区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在刚刚经历的战争期间曾遭受炮火之灾，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如何，当时来自各方的传说不一，也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并邀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清华大学国文系及文物馆，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商请各方派出专家与文物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代建筑的调查工作。
1950年7月2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正式成立，分为考古、古建两组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国文系陈梦家教授为副团长。考古组组长由陈梦家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阎文儒、北京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担任，组员为宿白(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古建组组长由刘致平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工学院赵正主教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担任，组员包括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三人；另有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李承祚(至云冈因病返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广泉(至应县因病返京)，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总务科的王守中、王树林等共计十六人。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日，即行出发 于当晚抵达大同。次日，全团先至云冈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存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筑组即分途各地进行调查与勘测工作。迨至同年8月31日，考古组自阳高县，古建组自太原，石家庄返京，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的调查工作时间共计四十天，先后调查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广武古墓群，雁北及五台，太原，正定等地重要古建筑遗构二十余处，皆加以细致的测绘，摄影，记录，考察期间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以古建筑组为例，先后调查勘测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普贤阁)，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木塔、应县净土寺大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及观音殿、代县报恩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及文殊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献殿及鱼沼飞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及慈氏阁)，正定开元寺钟楼等重要遗构二十余处，主要对其保存及残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与记录。古建筑组的刘致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皆曾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1949年之前大都曾对上述古建筑遗构进行过调查、测绘与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检阅收录于《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先生撰写的《古建组勘察综述》及《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莫宗江先生撰写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赵正之先生撰写的《五台山》等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之下，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的考察目的及行程安排，重点放在对晋冀地区最重要古代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残损情形进行实地详勘，按照遗构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及残损程度，及时拟定保护目标及技术措施，以利按照轻重缓急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程，例如，《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诸先生所撰调查报告，整篇尽量缩减了相关历史考证，形制特征、构造做法、附属文物等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力求言简意咳，准确概括：与此同时，以上报告皆以大量的插图(多以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测绘图为底图标注，或以现场勾画的草图加以标注)、照片以及附表内容详细地描述，标注与统计所调查勘测古建筑的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残损程度分类及工程量统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针对实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考察目的及主要工作方针。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只能寻找重点中的重点量力而行。因而国家在确定重要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之前，态度非常慎重，必须要进行反复的勘察与论证。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无疑可视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论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以专家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
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调查的多数重要古建遗构，以往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之前皆曾经详细测绘，通过此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重修题记，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大木结构进行比较，较为准确地校正了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期对文殊殿始建年代的推论；而在佛光寺附近僧人墓塔调查及遗址的清理中出土的五尊唐代白石造像及彩塑残件，则被赵正之先生称为“意外的发现”，“不胜欣幸的收获”，这些白石造像经过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唐代塑像以衣纹、铠甲、饰物等进行比较，确认为唐代作品。并推测与殿内旧存唐天宝十一年白石释迦坐像同属无垢净光塔，由此也确定旧传所谓的后汉皇帝刘知远陵墓实乃“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邑县西子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遗址，佛光寺正殿内的供养白石释迦像最初的供养处也应为无垢净光塔，并非祖师塔。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反映的情况，晋冀地区古代建筑遗构的保存现状及其保护建议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藉此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当时古建筑调查，修缮与保护的重点地区。为提高古建筑评估工作的效率，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指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1952年，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结束考察并提交报告一年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杜仙洲，罗哲文等为筹备雁北地区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再次前往雁北，根据《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的具体评价标准撰写了《雁北古建筑的勘查》的考察报告，遂选定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和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作为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修缮工程的设计文件批准后，迅即进行施工，对于其他适合，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古建筑遗构则提出建议和具体技术方法，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保护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考古组调查内容
与古建筑组重点突出遗构残损现状的调查与勘测工作的现实性相比，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注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系统性及考古类型分析，重点彰显雁北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纵横交融的变迁历程。考古组报告分为《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裴文中：《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阎文儒：《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裴文中：《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等八篇，虽为简要的考古调查记录，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开创性的重要发现及收获，始自史前时代，迄至汉魏，及至辽金，实为开创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例如，实地调查云冈石窟，以及云冈附近高山镇的史前遗迹，开创建国以来云冈地区石窟寺及史前遗迹考古调查之先；关于山阴县故驿古城、山阴县广武及阳高古堡及古墓的考古调查，浑源李峪村史前陶片与石器的搜集等，陈梦家先生在《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上述报告运用关注文化构成的区域性与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学术视角，剖析雁北地区区域性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性的源流及变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也依然具有显著的特色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分在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宿白先生，以《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为题，对浑源县永安、圆觉二寺的寺史、殿宇(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寺塔(圆觉寺释迦塔)，碑碣匾额(大永安禅师铭)、佛
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研究，并对二寺的保护提出了简略的建议。季庚先生早年的这篇著作，广征博采，精于考据，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在调查及报告撰写期间，宿白先生多与古建组赵正之、莫宗江二先生通力合作，使这篇调查报告在建筑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得以博众长，兼容并蓄。
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宝贵价值
诸如上述考古学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则是建国初期各学科通力合作、打破门户主见学术风气的写照。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作序所言：“(过去)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彼此各有一个地盘，谁也不允许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门阀’。他们看不见全面，只见到一点一线，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范围，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并且把持着材料’并不进行研究，更阻碍其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专家们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连望一望他们的‘材料’都是办不到的。至于各个学术机关的合作，那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是那么壁垒森严的各自独立工作着。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的作风，干净地扫清了门户之见……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地传布于广大人民之间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开始怀着坦白而公开的心情，彼此相互合作着，互相帮助着；代替了嫉视的，是亲切的友爱与热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攘夺的，是彼此协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评的进步的方式。而各个学术机关也是充分表现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对于应该合力以成的工作，无不协力从事，不分彼此，毫无人我之见存在，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晚辈后学，当我们缅怀这位对于新旧文化皆有建树的文化大家、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时，西谛先生六十年前酣畅快意的文风与作风，中肯真诚的希冀与期望，犹言在耳，而我们做得怎样，又是怎样做的，述及于此，令人感喟!
结语
正如古代先贤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时至今日本文述及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当年的考古发掘记录、古建筑勘测数据以及历史照片等，其中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六十岁一甲子”，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凝结着老一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励精图治，跋涉开拓的挚爱深情，和无私奉献，也浸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本文不揣简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钩沉历史，简要回顾了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历史概况，并对其成立背景，人员组成，考察内容，调查报告等方面进行概略的述评。或可藉此为契机，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也谨以此表达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拓者，先驱者们的敬意。
附注：本文插图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图片翻拍及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皆承蒙《建筑创作》杂志社陈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理炎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谨致谢忱。
注释：
本文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7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
1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0创刊号～1953年第40号目录索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藏。
2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吉林西团山古墓发掘工作，参加人员除领队裴文中外，尚有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地质调查所贾兰坡及沈阳博物馆李文信，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 李洵及吉林省文教厅赵儒林 王亚洲等共二十余人。
3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辖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及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共三十二县，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二省。1949年设雁北专区专著驻大同市。辖大同、阳高广灵、灵邱、浑源、应县、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右玉、左云等十二县，1952年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管辖。
有关盐业史的研究，我国有着悠久历史。进入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盐业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已积累了相当一批成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去零星的几篇文章外，有关盐业考古的实践和作业在我国基本还处在空白状态，考古学家基本没能给予这个领域以应有的关注，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盐业考古的历史和现状更是茫然。
短短几年，确切讲，自上一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过考古界同仁的努力实践，我国的盐业考古实践已经起步，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成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我们与国外有关科研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这些对于促进中国盐业考古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
自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开始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就盐业考古领域的合作开始接洽。1999年初，合作项目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很快，一个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三家组成的“中美盐业联合考古队”（以下简称“联合考古队”）组建起来。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队伍，其成员分别来自中外9所大学、科研机构，所涉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盐业史、历史地理、地质考古、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年代学、石器微痕分析等。
大致与此同时或略晚，一些地方科研单位和大学也开展了小规模的盐业考古实践。这些工作涉及到几个不同地区，在此按地域分别予以扼要的介绍。
二、考古调查
（一）四川蒲江-邛崃
四川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为蜀国领地，这里有悠久的制盐历史。《华阳国志》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以形象生动的画面语言传递出该地区古代制盐业的信息。
1999年3月，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蒲江、邛崃两县。在蒲江县白云乡考察了盐井沟内的古盐井、卤水漕运遗迹、盐井附近的佛教造像、毁坏的寺院遗迹及窑埂村一带的灰砂嘴遗址。对盐井沟内与盐产业有关遗迹进行测绘，对周围景观地貌作360度全景摄录，全面搜集了遗址范围内的遗迹资料。另外，还在金华村金福井遗址进行测绘及景观资料的收取。与此同时，还考察了盐井崖、百家井（六合村）、毛赤井（蒲砚村）、小王井（松花乡）等盐业遗址点。在邛崃县，考察了盐沱村（油榨乡）、火井、盐井村（火井镇）等遗址点。
（二）自贡市
蒲江等地的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自贡市，参观盐业史博物馆并与该馆盐业史专家进行座谈。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介绍了他们以往在四川境内及云南等地进行的盐业调查及收获，放映了考察录像资料。联合考古队成员介绍了中美盐业考古合作的背景及研究目标、国外盐业考古的现状及进展、日本盐业考古及研究成果等。其间，联合考古队考察了东源井、?龊＞?把纬∧诎局蒲温钡纳枋?J档夭喂哿硕?淳?浇?蛔?上缯蚱笠悼?斓难纬АU庾?纬∈褂帽冉显?嫉陌狙巍⒅蒲喂ひ眨?渖??鞒獭⒅笱斡镁摺⑷剂霞叭剂显?曳掀?锏亩逊偶拔恢玫纫?鹆?峡脊哦映稍钡募?笮巳ぃ?庑┙裉煲涯训靡患?娜死嘌?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50_1.shtml>材料对深入理解和阐释蒲江盐井沟-灰沙嘴遗存的关系及埋藏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重庆三峡地区
三峡地区在历史上属巴人管辖，这里的制盐历史更为悠久。《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有巴人向周天子贡盐的记载。《后汉书-南蛮传》记：“巴氏之子……是为廪君，……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止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此后历朝历代，这里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盐产区。
1）忠县
1999年，联合考古队抵重庆后，前往涪陵参观了白鹤梁遗址。旋即赴忠县，重点考察了甘井镇右溪村中坝遗址、古盐井等，对遗址区域及周围的景观环境进行了测绘和全景摄录；自中坝遗址沿甘井河上溯，调查沿线古盐井的分布及右溪村一带民居旁分布的盐井和与盐业产销有关的遗迹及炼渣。第三，自中坝遗址顺流而下步行至甘井河-长江交汇的河口，考察沿途景观地貌及甘井河口一带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脚遗址，并对其相对位置进行了测绘。第四，对中坝、甘井口周围遗址出土的部分尖底陶杯、圜底陶罐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对部分器皿的容积进行测绘。第五，前往涂井镇红赤村考察汝溪河两岸分布的盐井、蓄卤池、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大型熬盐炉灶遗迹及损毁的寺庙基址。对这里的大型熬盐炉灶进行测绘。历史上，这一带的盐产业颇具规模，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停产。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曾在甘井沟口一带作过调查 [2]；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井沟和中坝遗址进行过调查 [3]。1993-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再次对中坝遗址和甘井沟口等遗址进行复查 [4]。
2）云阳-奉节-巫溪-巫山
联合考古队在云阳县参观了云安镇盐场（已停产）、白兔井等，了解盐井的构造及提取盐卤的设施。然后前往巫溪县，重点考察了大宁盐场（已停产）和向厂区输送盐卤原料的大宁盐泉（后溪河北岸宝源山麓）。对盐场西端3号车间和东端3号车间内废弃的熬制盐卤的炉灶及相关设施、用具等进行测绘。
3）彭水郁山镇
1999年夏，联合考古队派遣北大城市环境科学系硕士研究生李小波（现任教四川师范大学）前往重庆彭水县郁山镇，考察那里的盐业遗址 [5]。与其他盐产区相比，郁山盐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因此有“彭水型”卤水一说。其特点为：1）盐矿地质时代早、埋藏浅；2）盐卤多天然出露；三）盐卤成分较差。通过此次考察，了解到郁山镇共有古盐井13处。此外，明清两代，当地也曾开凿过一批盐井。1949年以后，当地实际有生产能力的盐井共9眼，日产卤1.32万筒（每筒128斤），后又开凿了黄泥井、新皮袋井、郁机一井、郁机二井等，产量大幅飚升。但是，由于盐卤含氟量过高，1984年，郁山盐厂全部停产。另据调查，除郁山镇外，彭水鸡冠山、温泉等地也有产盐历史。
（四）鲁北莱州湾地区
2002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环境学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及胶东半岛进行了一次盐业考古调查，考察地点和单位达20余处。通过此次考察，基本达到了从面上了解鲁北-胶东沿海与制盐有关的遗址，以及这些遗址的分布、数量、埋藏及所在地的景观环境。其中，考察重点是该区域内常见的一种陶质盔形器，详细考察了此类器皿的分布、埋藏、年代、器形、纹样及在遗址中所占的比率等，同时，对各地博物馆、文管所收藏的一批盔形器进行了形态学的观察和实测。经初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6]。
三、考古发掘
（一）四川蒲江县盐井沟-灰沙嘴遗址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曾在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灰沙咀遗址作初步试掘 [7]。在盐井沟发现2口盐井和1处蓄卤盐池，并作了初步清理。2眼井均圆形大口，直径170-175厘米，开凿在沟内山溪一侧基岩台地上，至今仍渗出卤水。从井内清理出的遗物有唐宋时期的板瓦等。在1号盐井上方约28米处发现一处摩崖造像，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两侧刻写“大中”、“元和二年”纪年题刻及“勾当盐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题记。2号井位于1号井的上游段。盐井上方阶地有一处用石板砌筑的蓄卤盐池，长375、宽195、深120厘米，中间用石板分隔成两个小池。2号井和蓄卤盐池附近发现有10个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及板基槽1处。笕槽支架的柱洞为圆形，开凿在溪谷旁基岩或巨石块上，直径20厘米上下、深12-26厘米，间距73-208厘米不等。支板基槽也开凿在基岩上，共14个，长36-100、宽10-17厘米。估计当时可能在基槽上安置支板，再在支板上设置输卤笕槽，向下游窑埂村的盐场输送卤水。
盐场建在溪谷下游窑埂村边，这里保留大量废弃堆积，埋藏丰厚，当地人称“灰沙嘴”。经试掘得知有6层堆积，堆积物主要为熬盐时废弃的炭渣、盐卤渣等。出土遗物有釉陶碗、四系罐、灰陶盆、红陶缸等器皿的残件及板瓦、铁锅残片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长条形耐火石。从文化堆积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大致在唐-宋时期。
（二）忠县
1）重庆忠县甘井沟口遗址群等
20世纪50年代末，三峡水库的建设开始酝酿，由此拉开了三峡考古的序幕。这一期间，四川省长办文物队和四川大学等单位曾在忠县（原属四川省）甘井沟河口的瓦渣地、哨棚嘴等地作过试掘 [8]，发现了以尖底羊角杯和花边口罐为特征的一组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后来有学者推测，此类遗物有可能为制盐用具。
20世纪90年代，三峡水库建设正式上马，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在三峡地区全面铺开。1993年末，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承接了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论证的任务，并立即派员前往三峡进行先期摸底和遗址选点工作 [9]。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已先期在哨棚嘴、崖脚遗址进行试掘，为后来的工作作了铺垫。
1994年初，北京大学组建了三峡考古队。2月前往忠县，对忠州镇甘井口遗址群、乌杨镇汉-南朝墓葬、涂井李园遗址和魏晋时期崖墓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一批重要资料。在当年作的论证报告中明确指出，甘井口遗址群、中坝遗址、李园遗址出土大量花边口圜底罐、尖底羊角杯应是一种特殊产业活动的遗留，探索这些遗址的性质及此类器皿的使用功能是考古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0]。
从1997年开始，甘井沟口一带的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2002年。
2）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及古盐井
中坝遗址位于甘井河中下游的右溪村。该址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作过试掘 [11]。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址进行试掘，对遗址的埋藏状况有了初步了解 [12]。1997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址进行大规模的连续发掘至今。
为配合中美盐业考古合作项目的进行，经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商同意，从1999年末-2001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每年派遣部分外国研修生、研究生承接中坝遗址一座探方（编号99ZZDT0202）的发掘（面积10x10米，实际发掘面积9x9米）。自第18层(约东周晚期)到第69层(生土)发现的遗迹有：龙窑3座、房基地面（或工作面）33处、灰坑42个、方形粘土壁坑2座、沟槽6段，以及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角器、卜骨及其他遗物。
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1）对探方内所有土壤均作筛选(筛网孔径约0.6厘米)。2）鉴于中坝遗址堆积丰厚、陶片数量极其巨大，在探方内由选取了一个1米见方的抽样区(witness section)，抽样区内出土陶片全面收取。3）探方内出土兽骨全部采集。
发掘过程中，联合考古队的地质考古专家和地理学家还对甘井河流域进行了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的考察。此外，德国、法国、美国、瑞士等国的盐业考古专家也曾前往中坝遗址进行参观，他们对这座遗址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并一致认同这是一座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重要遗址。
3）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
2001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在寿光县大荒北央遗址进行试掘 [13]。此地距莱州湾15公里，是鲁北沿海地带集中出土盔形器的一处遗址，地表采集盔形器残片占陶片总量的95%以上。该址文化层厚约1米。地1层为表土，第2、3两层为文化层，包含物仍以盔形器为大宗，其比例超过90%。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和灰沟。灰坑圆形，圜底，直径50厘米左右，深40-50厘米。坑壁用红褐色粘土涂抹，加工规整，透水性差。发掘者推测它们有可能是保存淡水或卤水的设施。
此次发掘有两个收获：
1）在文化层中发现大面积分布的白色沉淀物硬面，表面平滑，推测是人工形成的遗迹，有可能是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遗留。
2）发现大量盔形器。其质地分两类：一类红褐色，质地差，估计是用当地的土壤在当地烧制的。另一类灰色或黑灰色，质地好，应是在外地烧制好以后的输入品。这些盔形器内壁底部有白色沉淀物，发掘者已采集样品，希望通过检测以证实此类器物是否为专门的制盐器具。
四、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成都平原
在蒲江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和试掘未发现早到先秦的制盐遗物和遗迹。目前，这一区域发现的盐井一般被定在唐代，蒲江白云乡窑埂村灰沙嘴的试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为唐宋时期。我们认为，尽管未找到年代更早的遗存，但也不能说那些大口盐井都是唐代的。事实是，自汉代起川西盆地就流行凿挖大口浅井；另一方面，目前断代的凭据大多为盐井附近的摩崖造像及上面的年款题纪，但这些盐井可能开凿在唐代以前，延续到唐带或更晚仍在使用。也就是说，摩崖题刻并不说明盐井的年代上限。但对此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调查结果证实，蒲江一带的盐井均开凿在山溪两侧或山崖下，井口大而浅，有的在盐井附近砌蓄卤盐池，或利用溪谷的高低落差架设笕槽向下游盐场输送卤水；盐场内用耐火石构建熬盐炉灶；燃料可能多为木柴、木炭，也可能使用煤炭（蒲江白云乡盐井沟内山崖下有自然出露的煤层及早年挖掘的矿洞，但具体何时开采？不详。但煤的质量极差）。另一现象是，盐井附近往往开凿摩崖造像，上面的题刻内容往往与盐井有关，说明当时的制盐产业与宗教之间存在联系，此类造像似乎充当着盐井保护神的角色。总之，上述工作及新的发现为探索川西平原制盐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三峡地区
上一世纪50年代末在甘井沟口发现羊角尖底杯后，有学者就推测这是一种造盐的器具，有人还进而推测，之所以制作尖底陶器，目的是利于将其插在江边沙滩地上，经日晒盐卤获取食盐 [14]。但是，如果考虑到三峡地区一年四季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这一推测显然经不起推敲。
我们认为这里的遗址是专门的产业遗留，其中以制盐的可能性最大。根据如下：
1）文献记载，甘井沟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盐卤产区。至今在甘井河沿线仍分布相当数量的盐井。
2）这里发现的古遗址埋藏状况特殊，堆积物以尖底杯、还边圜底罐为大宗，种类单一、形态特异。
3）此类器皿不是日常生活用具。
4）参阅国外考古资料，上述器皿及特殊的堆积现象与国外一些制盐遗址的堆积和器类极其相似。
中坝遗址探方99ZZDT0202的发掘有这样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1）从第56层开始出现羊角尖底杯。但直至第51层，其总量仅占该层陶器的5%；第50层增至23%；第49b层激增至75%以上。
2）羊角尖底杯的衰退亦极其迅速，第49a层时锐减至7%强。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仅占5%左右的大口短身尖底杯，第49a-48层，后者跃升至25%，此后迅速回落并走向消亡。
3）与尖底杯衰退的同时，厚胎花边口圜底罐逐渐成长起来。到49a-35b层时，大小不甚匀称的花边口圜底罐成为主流，比例占50%-80%以上。到35a层以后，此类器又迅速被一种容量均等的束颈花边圜底罐取代，后者比例激增至80%-90%。
4）到第21层左右，花边口圜底罐陆续被容量大小相差无几的平口圜底罐取代。
通过对探方99ZZDT0202出土的近200个完整的圜底罐、尖底杯容积的检测，可知圜底罐容积在500ml左右，但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另一共同点是，同时段的陶罐容积非常接近。因此有理由推测，这些陶罐可能同时还扮演着量器的角色。
对探方内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我们全面予以收集，并特别关注这样一些问题：
1）动物和鱼类的比例及变化；
2）不同时期动物种属的变化；
3）鱼类体积的变化（可反映环境变迁或捕渔技术的改进）；
4）兽骨一类遗存与制盐业之间的联系？即是否存在盐产业的副产品-如腌制鱼（肉）、鱼酱等？
尽管我们提出了上述结论，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尚不十分明确当时究竟如何用陶器制盐，在哪些地方制盐？工艺流程如何？盐产业的规模？是否存在贸易和交换？等。
（三）彭水郁山镇
郁山镇是一个比较偏僻的盐业产区。由于储量、质量、交通等各方面原因，这里的井盐业生产不象自贡、乐山等地那般举足轻重，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是，由于郁山盐泉具有的天然性和浅埋藏的特征，又很容易成为早期人类开发利用的盐业产地 [15]。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这一带的盐业开发必然与巴蜀、荆楚地区的早期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四）山东莱州湾地区
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已刊布资料的梳理，了解到这一区域内盔形器的分布基本环绕莱州湾，西起无棣县，东止于胶莱河，南界大致蔓延到泰沂山系以北、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沿线。据各遗址点出土盔形器的比例，或可将上述区域进一部细化为两小区：1）高密度区。以莱州湾为圆心，沿海岸线15-30公里构成一面向海湾的弧，这一范围内凡商周遗址均出盔形器，而且所占比例甚高，最高占陶器总量90%以上。2）低密度区。在高密度区，商周时期遗址也经见盔形器，但为数不大，呈零星分布。
对盔形器的年代还有不同认识。一般将它们推定为商周时期；或将年代下限延伸至春秋-战国或更晚。对其功能也有不同看法。1）汲水器；2）煮盐或晒盐用具；3）陶臼。
结合四川及三峡地区的盐业考古实践，我们对盔形器有如下基本认识。1）盔形器集中分布于胶济线以北，尤以莱州湾近海滩涂地带最集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盔形器的遗址坐落在现今盐场范围内或附近。2）参考全新世以来海面的变化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莱州湾的古海岸线大致在现今海岸线以内15-20公里范围，也就是说，那些出有盔形器的遗址当时更加靠近海岸线。3）沿海滩涂地下水位高，加之潮水涨落，土壤高度盐碱化，极不利于农业垦殖。4）盔形器胎体厚重，不具备一般生活用具的特征。有的遗址还发现将盔形器集中放置在地面或窑内，表明盔形器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化生产用具。
莱州湾地区的盔形器形态与三峡地区的花边口圜底罐类似，遗址的埋藏状况也与三峡甘井沟一带的埋藏一致，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制盐遗址的堆积及出土物也十分接近。此外，历史上齐国一直为重要的海盐产地，并因占有“渔盐舟楫之利”，而称霸一方。再往前看，《世本》记，“夙沙氏煮海为盐”。夙沙氏为传说中与神农同时的人物，被尊为海盐之神，其部族应活动在山东境内。可见，那里的盐产业出现的相当早。
（五）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重要的盐产地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带。古史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之所以将都邑选在靠近河东之地，首要原因是为了控制那里的资源，解池之盐即为其中之一。尽管上述传说还需要考古方面的证据，但晋南一带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的分布密度一直较高，暗示上述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2000年，刘莉、陈星灿撰文（以下称简称刘-陈文）讨论了黄河流域中心-周边系统的相互关系，特别谈到了夏商时期跨地域控制和运输重要自然资源等问题 [16]。这里的资源即指铜、铅、锡等冶金矿物原料和民生必需品-食盐。夏-商早期将都邑建在洛阳-郑州冲击平原，这里土地肥沃，便于军事防御和发展经济，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即缺少社会必需的一些自然资源，如铜、锡、铅、盐等战略物资。为获取并保障这些资源的供给，夏-商的统治者便将他们的政治-军事触角延伸到蕴藏有这些资源的周边地区。
晋南拥有中原最大的盐池-解池。解池之盐经日晒即可结晶，且蕴藏极其丰富，是晋-陕-豫地区唯一的大型盐业资源。也是夏商时期各方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
刘-陈文统计，晋南已发现旧石器以来的古遗址300余处。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以陶寺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龙山以后，夏代没有将都邑选在晋南，而是建到了豫西。但这一时期晋南的东下冯类型文化则趋同于豫西的二里头文化，这说明两个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到商代早期，晋南商时期文化则又与郑州商早期的二里岗文化保持一致。刘-陈文指出，这两次经历相似的文化变迁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夏人、商人都对晋南保持了浓厚兴趣？
刘-陈文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分析，注意到该址第五期（约当早商二里岗下层）建造的一座夯土城，在城垣西南角建有40多座圆形建筑，分为7行，每行6-7座。经发掘可知，这组建筑形制非常统一，每座直径850-950厘米，基址为厚30-50厘米的夯土，高出周围地面，每座房基中心有一直径20-30、深80厘米的大柱洞。地表挖十字形沟槽，宽50-60、深80厘米，内有柱洞。基址周边还有一圈30-40个排列紧密的柱洞。这组基址可复原为无墙、无门道的木构建筑，地面被十字沟槽分割，空间狭小，不宜作为人类居住的房屋。此外，除发现少量的陶片外，基址周围不见其他遗物。反之，它们却更像古代的粮仓。可是，考虑到运城的地势、土壤及这组建筑的格局，刘-陈认为，粮仓说亦不足取。联系到当地重要的自然资源-盐，他们提出这组建筑可能是商代储盐的仓房，其形状与《天工开物》描绘的古代盐仓非常相似。
刘-陈还指出，东下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大型陶器-蛋形瓮、敛口瓮，这两类器中的一部分可能被用来储藏河东盐池出产的盐。在豫西二里头发现的蛋形瓮和敛口瓮与东下冯的同类器一致，可能意味着河东盐池的盐在这一时期被运到了夏人的统治中心。从空间看，解池位于东下冯西南30余公里，发源于中条山的青龙河可将中条山铜矿、东下冯遗址与河东盐池连接起来，经青龙河、涑水、黄河及其支流可将中条山所产之铜、解池所产之盐运抵伊洛地区。如此，东下冯实际上扮演了由国家控制的自然资源集散地的角色。
刘-陈文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的某一时期突然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商文化在晋南的消失恰好与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向东方、向南方的扩张趋势同时，而商人向东、向南的扩张正是为了攫取那些地区的盐（山东）和铜矿（长江中游）等自然资源。
利用文献探讨河东盐池及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研究从很早就开始了。但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研究者可谓寥寥。由此，我们认为刘-陈的研究很有价值。尽管他们的结论还带有较大的推测成分，也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澄清，但他们毕竟以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对今后该地区考古研究思路的拓展无疑是富有启发的。
注释
[1] 本项研究得到美国Wenner-Gren基金资助。
本项研究得到日本住友财团基金（The Sumitomo Foundation of Japan）资助。
[2] 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四川万县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4] 1993年12月-1994年5月，本文作者曾负责在中坝和甘井沟口一带进行调查。
[5] 李小波：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古代盐井考察报告（待刊）
[6] 李水城等：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遗址考古调查（见本刊本期）
[7] 蒋成、龙腾：蒲江古盐井遗址考古调查有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9年3月3日第一版
[8] 忠县试掘工作组：忠县甘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况《文物》1959年11期
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忠县甘井沟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年8期
[9] 1993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承接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的任务后，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赵化成及本文作者即赴忠县进行先期考察。
[10] 北京大学考古系：《四川省忠县三峡工程淹没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报告》，1994年8月31日（草案）。
[11] 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注）1《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 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13] 王青：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发掘简介（待刊）
[14] 1982-1985年，本文作者在四川博物馆工作期间，曾负责四川省博物馆历史文物展览改陈及文字说明，当时已有学者持这种说法。
吐蕃考古始终是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巍的《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阐释了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的关系，然后回顾了吐蕃考古的学术史，并对近年来吐蕃考古的新材料所带来的新问题及其研究前景也作了学术展望。对吐蕃金银器的考述，是关注的一个焦点。如霍巍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许新国的《都兰出土舍利容器———镀金银棺考》、阿米•海勒的《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至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杨清凡译)瑏瑣是这方面的成果。其他，谢继胜对川藏青藏交界地带现今公布的9世纪前后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及其古藏文题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著录考释，并就各处造像之间在构图、题材、图像特征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1］。霍巍撰文则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考察、分析了大昭寺吐蕃木雕的艺术风格与源流，认为大昭寺的总体木构建筑融合有南亚和中原唐文化的不同文化因素，是吐蕃对外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2］(P．43－48)。陈庆英、马丽华等解读在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认为此碑是当地民众为现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竖立的，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活动具有重要价值。［3］(P．96－102)重要著述有《青藏铁路段田野考古报告》［4］(P．212)和《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5］(P．332)两部专题性考古报告集。其中，前者是2003～2004年青藏铁路段沿线考古调查中所发现36处文物点的系统资料及其初步研究成果，具有较系统的资料性，对于认识高原古代文化和区域性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其内容详细地记录了此次青藏铁路考古调查的工作方法与过程，并在“结语”部分对此次考古发现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分析。后者较为全面、系统地披露皮央•东嘎遗址的考古资料，主要涉及皮央•东嘎遗址的地理环境与遗址概况、历史背景与考古工作简况、石窟遗迹、石窟壁画、佛寺与建筑遗迹、佛塔遗迹等内容。该报告还以附录的形式发表了各相关领域专家的专题研究成果，以期对西部地区古代文明研究提供科学的资料。同时，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写者对这处古遗址若干学术问题的初步认识。
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趋势和主要任务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由西方学者掌控到中国学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由“地表”采集到“地下”发掘，由对远古社会的茫然到基本建立起由史前社会到历史时期的文化序列，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为下一阶段开展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60年的建设和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培养和锻炼人才队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和藏学界的热切关注，并初步形成藏学领域的一个独特的研究方面。
(一)发展趋向
综上发展历程来看，今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如下方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一是研究方法上，趋向多学科联合协作。文明史的有些疑难问题，并不是靠考古学本身就能解决的。考古学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这就要求其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长处，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正如汤惠生在考察青藏高原旧石器时所言:“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古老性、人类移居的时间及其过程、文化渊源、文化的适应等问题，不是仅靠考古便可解决的，21世纪以后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结合了地质学、分子生物学、高科技断代、古气候与古环境学等相关学科，从而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趋势。这种跨学科研究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修正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旧石器的传统认识，而且也向我们揭示了越来越多有关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青藏高藏彝走廊31原移居和生活的信息。正是因为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青藏高原史前研究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6］(P．100)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跨学科趋势，在最近几年的中国藏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是有实例可寻的。如《通史》(恰白•次旦平措等，2004)、《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宿白，1996)、《考古艺术》(柴焕波，2002)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在其代表作《通史》中注重“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将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重构古史，开拓了史学理论与实践的新理路，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构建史前文明史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借鉴。［7］(P．10－13)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注重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考察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其始建、修葺、扩建、重建等不同的年代及布局演变，最后建立起各地区佛寺的分期序列。正是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其“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称其为“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瑏瑤也正是由于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结合，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系列的考古边缘学科，如科技考古学、人类考古学、历史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考古文化学等等。随着研究的快速发展和推进，这种跨学科协作的模式将会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得以逐步推广和完善。
二是学科队伍上，趋向藏汉民族人员协合组队。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过程。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又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工作经验。概言之，从第一次全区文物普查(1984—1985)开始，文物普查中就采取了由区外考古专业人员与区内业务干部群众联合组队的方式。如此组队，使得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得到优势互补，既可发挥区外人员较强的业务素质和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的优势，又可充分利用区内广大藏族干部群众吃苦耐劳，熟悉民风民俗，语言交流通畅，适应高原环境的本地优势，给予进藏工作的区外汉族专业人员生活上、工作上的多方面帮助与关怀，确保文物考古、调查、普查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种模式为后来的文物普查、考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在第二、三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中都得到借鉴和沿袭。就工作历程的回顾来看，参与文物考古工作的内地学者主要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湖南、南京等地。瑏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藏族地区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大批藏族文物考古专门人才。他们在文物普查、考察工作中，与区外进藏工作的汉族业务人员紧密团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成了深厚的情谊。藏族考古工作人员更堆在回顾考古工作时说:“建国以来，考古工作，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70年代末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和发掘为界线。前三十年的成果，主要是内地同志做的。后二十年，主要是自己做的———因为有了一支自己的考古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藏族同志。可以不夸张地说，后二十年的工作成果占全部考古工作的90%以上。后二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的取得，还得到了内地许多省市同行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和内地，藏族和汉族(亦包括其他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卡若遗址的发掘，到万里高原的文物普查，从大批吐蕃墓地的发现，到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察，大家在同一个碗里抓糌粑，同在一个坑里搞发掘，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瑏瑦据此可知，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藏族同志已经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承担起了主力军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亦可窥见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团结协作感情之一斑。
三是发展空间上，趋向开放化和国际化。当代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开放化、走向国际化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学术而言亦是如此，再没有闭门造车的可能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地。对总体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国际性。”［8］童恩正的上述论述与图齐在谈及考古时说法不谋而合:“不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汉地、伊朗及中亚发挥各自影响的地区。”瑏瑧我们由此可知，从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复合性和开放性。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必须立足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藏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必须要结合南亚、中亚的考古工作。近些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步伐。青海都兰吐蕃墓群中大量中亚、西亚织锦的出土，陈庆英、马丽华等(2010)对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的解读等等，已经让我们切实地认识到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立足，立足国内，开拓学术视野，走向开放化、国际化的重要性。由四川大学、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开拓和尝试，自2002—2009年已成功举办四届，成为中国藏区文物考古学界与国外同仁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四是研究手段上，趋向现代化和科技化。关于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或将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引入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是现代考古学的一大发展趋势。现代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学科，学界称之为“科技考古学”。不管这样的称谓是否成熟可行，但从中足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之于考古学科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了。“一个学科总是在与别的学科相比较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是在与别的学科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
任何学科都不能离开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轨道，而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不能没有现代科学的素养。这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包括理论、方法，也包括技术手段。正是因为有这一背景，考古学研究中才会有系统论的应用，有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人口考古学;还有考古埋藏学、地质考古学、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实验考古学、计量考古学等等新的分支的出现。”［9］(P．12－13)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行考古研究，可以在同样的资料中提取更多的更为精确的历史信息，可以促使考古学研究向更宽广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发展。现在，电子全站仪、差分卫星定位系统、三维激光扫描仪、数字摄影测量、航空遥感、卫星遥感等技术综合运用，完全能够满足田野考古工作中提取各种信息的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开始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我国考古学工作者近些年利用GPS、GIS、卫星与航空照片等先进的图像技术手段与地面实地勘测相结合，较为准确地核实了琼结吐蕃王陵数目及其各自的方位关系，并绘制了陵区分布图。［10］李涛等人则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1927年版的“雪冈”、1936年版的“新雪冈”和1949年版的“雪阿”三个品种的藏铜币做了表面成分分析研究，确定了其不同年代的材质及含量。［11］随着科学研究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将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科技手段。
(二)主要任务
经过60年的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成果少等原因，仍然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从藏区文物考古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至少有如下几项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一是构建完整系统的史前文化谱系。“人类的史迹留存人间或地面上下的并不是多量的，并且全是支离破碎的。将它们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是考古学家所做的第一步功夫。他们的第二步功夫，就是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事实连缀起来。”瑏瑩藏区文物考古经过60年的发展，在文物调查、遗址发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这也就是上面讲的“第一步功夫”。而“第二步功夫”，就是将藏族史前文明中这些琐碎的资料和事实连缀起来，加强分析和综合研究。综观60年藏区文物考古历程，主要是倾向于积累资料，而少于综合性研究。目前，反映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综合性著作还很缺乏，侯石柱的《考古大纲》(1991)、霍巍的《墓葬制度史》(1995)、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1996)可以算作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但构建较为清晰的考古文明史依然有一定难度。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做好文献本身的辨伪存真与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对应工作，解决关于史前文明的一些关键问题，逐步解开史前文明之谜，构建系统完整的史前史。将考古资料上升到理论高度，还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努力。
二是探索和建设藏区文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理论方法的建设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中国考古学已近百年，正在逐步经历着成熟之后的变革性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比较重视田野考古的基本理论和方藏彝走廊33法，包括地层学、标型学、年代学等理论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热烈的田野考古工作所决定的。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展开和深入，考古学界的理论研究更加活跃起来，注意力由田野考古理论开始转移到整个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和框架。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在考古学一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考古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将是21世纪历史赋予中国考古学者的神圣使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是富有特色的，自然环境也是富有特色的。在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加强理论方法的建设，也必然要考虑其特殊性。藏区文物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就是要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特点的文物考古理论与方法。
三是加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与规划。综观60年的发展历程，藏区文物考古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发现和发掘了一些重要遗存遗迹。与此同时，这也给藏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强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是为主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童恩正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加强地面、地下文物的保护，加强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规划。”瑐瑠但是，这项工作长期以来一直进展缓慢。2002年10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自治区文物局为制订《卡若遗址保护规划》，再次联合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探查确认，并在1978、1979年两次发掘区的东、西、南三面以及遗址西侧(现昌都地区粮食局库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瑐瑡这次发掘，直接为卡若遗址的保护规划提供了借鉴，同时也给其他文物遗迹的保护工作积累了经验。在今后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加强文物遗迹的保护与规划将是一项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是做好规划，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另一方面是要加大资金的投入，确保资金运用到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工作中。
县争创南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6月10日）
根据县委工作要求，5月19日至24日，县人大廖善朋主任、县政协吴焰生主席、县政府林建忠副县长带队一行5人，先后前往桂林市甑皮岩、杭州市良渚、银川市水洞沟等三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行实地学习考察，现将具体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考察点基本情况
（一）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甑皮岩遗址年代约距今9000多年至7500年，是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遗址。2001年6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占地面积214亩，遗址公园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以“保护”为主题的遗址保护区,包括洞穴遗址保护区、独山保护区、原始部落区等;二是以“科教”为主题的博物馆功能区,包括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甑皮岩文化4D影院、洞穴考古研究国际交流中心、桂林人文先祖广场、邓小平视察甑皮岩展示长廊等;三是以“休闲”为主题的配套服务区,延伸开发具有甑皮岩文化特点的互动体验项目,包括考古体验区等。
甑皮岩遗址与南山遗址最为相似，而且甑皮岩遗址仅仅是洞穴遗址，南山遗址则是洞穴和旷野相结合的史前文化遗存，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更具有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价值。通过综合分析，甑皮岩遗址有以下可学可鉴的典型经验：
1.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推动。甑皮岩遗址于2010年10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一批23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之一，遗址博物馆落成后于2013年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时间遗址公园建设时间从2010年开始，前后共历时10年。
2.召开专业性学术研讨会推进遗址公园建设。在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桂林市先后于2010年、2015年、2017年、2019年，以举办专业学术研讨会或高峰论坛的契机，邀请各级领导、专家莅临甑皮岩遗址参观指导，每次会议均为遗址公园建设争取到国家文物局的项目资金支持。
3.创新项目策划方式争取中央资金支持。由于国家对博物馆建设项目没有安排补助资金，甑皮岩遗址管委会转变项目策划思路，将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甑皮岩遗址文物保护展示中心”项目的名义获得国家文物局专项资金支持。
4.推动史前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甑皮岩遗址博物馆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入股，通过与旅游开发公司在阳朔县合作建设甑皮岩文化阳朔展示基地（图腾古道景区），让甑皮岩文化实现“墙内开花墙外香”。
（二）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良渚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良渚遗址群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主要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14.33平方公里，分城址区、瑶山遗址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谷口高坝区4个片区。目前有限开放的区域是城址区的核心部分，面积3.66平方公里，主要分为城门与城墙、考古体验区、河道与作坊、雉山观景台、莫角山宫殿、反山王陵、西城墙遗址、凤山研学基地、大观山休憩区和鹿苑等十大片区。
作为世界遗产，截止目前，良渚遗址公园在建设方面已投入资金46亿元，同时每年运行维护经费投入近1亿元。在遗址保护利用及遗址公园的建设开发方面，南山遗址可学可鉴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刚性规划保护。编制执行《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在遗址区红线内“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将各类建设项目、开发活动严格控制在“良渚遗址环境”的承载力之内。
2.依法高效管理。通过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浙江省良渚遗址管理局）等保护管理机构，建立有效保护管理的体制机制；编制执行《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良渚古城遗址管理规划》等专项政策法规，有效落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
3.创新和谐征迁。一是编制出台《良渚遗址农村私人住房外迁鼓励补偿办法》，坚持“保护第一、以人为本、总量控制”的原则，按照“群众自愿、政府引导、规划调控”的方式，有序引导农户外迁，有效解决了遗址区农户建房难、生产发展受限的问题。二是采取以租代征模式，将遗址范围内农田统一租用，并返聘被租农田农民根据公园统一安排按季节种植相应农作物或观赏作物，既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又增添了公园景区效果。
（三）水洞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水洞沟遗址是中国目前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水洞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设为综合性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宁夏水洞沟遗址旅游区，总占地面积7.8平方公里。水洞沟遗址博物院建筑面积4308平方米，外形仿水洞沟出土的石器造型，以大型雕塑、270度超大型半景画、幻影成像、实景、文物等展示形式，结合声、光、电、可调式地震平台等技术的运用，再现了三万年前远古人类生产、生活和灾难骤起被迫迁徙的活动场景，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展示的新形式，是目前国内唯一、面积最大的室内观众介入式动感体验展馆。
与周边景区串联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是水洞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最值得南山遗址开发建设过程中学习的经验。水洞沟遗址周边是我国明代长城、烽燧、城堡、沟堑、藏兵洞、大峡谷、墩台等军事防御建筑大观园，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最为完整的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为统筹推进水洞沟遗址保护利用和周边景区开发建设，灵武市于2003年成立水洞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水洞沟旅游区的保护、开发、建设、经营，由政府牵头制定《宁夏灵武市水洞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宁夏灵武市水洞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企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形成“企业主体、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景区建设格局，建成从三万年到五百年，从史前文化到边塞军旅文化，从土林景观到高峡平湖，从大漠边关到江南秀色的综合性旅游风景区。
二、南山遗址下一步工作建议
通过对比分析以上三处考察点，南山遗址有离城区近的天然区位优势、有洞穴与旷野文化遗存兼具的比较优势，但也存在规划不够科学、品牌影响不够、文旅融合不够、专业团队缺乏等诸多短板。做好南山遗址下一阶段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工作任重而道远，根据考察情况，特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要坚持规划引领
1.规划立意要立足长远。一要扩大规划范围。以良渚和水洞沟遗址公园为例，它们的规划面积分别为14.33平方公里和7.8平方公里，鉴于南山遗址周边均属于未开发用地，因此建议对南山遗址总体规划作进一步优化提升，坚决摈弃为保护遗址而建遗址公园的思想，扩大遗址规划面积，完善遗址功能区划。二要留有发展空间。以良渚遗址公园为例，虽然目前开放区域达3.66平方公里，但仅占总规面积的四分之一，未来随着遗址公园的深入开发，仍为后续项目实施留下大量发展空间。
2.规划内容要统筹兼顾。以水洞沟遗址为例，其在编制规划的同时，便融合文化与旅游元素，通过规划不同功能分区，让遗址公园成为集游、娱、购、学、研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建议南山遗址在规划编制时要跳出古人类遗址范畴，将明溪侨乡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等元素融入其中，着力打造为集中展示明溪形象的综合性旅游景区。
（二）要坚持久久为攻
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以甑皮岩遗址为例，从2010年动工建设至2020年，采取每一两年实施一至两个项目的方式，2015年建成遗址博物馆，2016年建成小平足迹馆，2018年建成时光隧道影院和智慧女神像及考古乐园等旅游设施，前后历时10年，累计投资9000多万元（中央资金6500万元，桂林市财政投资2500万元），主要项目才基本建成。因此建议南山遗址在建设上要按照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则，分步、分期、分批实施。
1.要优先建展馆。作为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首要条件，南山遗址博物馆项目至关重要。一方面要明确项目设计团队，完成项目设计、招投标等前期工作，争取博物馆项目早日落地实施；另一方面学习甑皮岩遗址的做法，加强项目包装策划，以南山遗址文物保护展示中心的名义，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上补助资金。
2.要争取设基地。加强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省文物局沟通对接，争取设立中科院东南考古研究所明溪基地，着力将南山遗址打造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重点院校考古专业硕博士的实习培训点。
3.要分批做保护。围绕南山遗址系统保护工程，学习借鉴甑皮岩遗址做法，分批分期谋划实施文物修复保护、环境整治、洞顶滴水防渗、安防系统等工程。
（三）要提升运作水平
在遗址公园日常运行维护方面，要学习借鉴甑皮岩和良渚遗址公园做法：
1.要有专业的团队。根据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馆长周涛博士的建议，下一步可积极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所陈国滨教授和清华建筑设计院吕舟博士进行接洽，通过引进一个专业人才，带来一个团队，确保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2.要促进文旅融合。以甑皮岩遗址为例，通过知识产权入股形式，与旅游开发公司在阳朔县合作建设甑皮岩文化阳朔展示基地（图腾古道景区），每年吸引游客100万人以上，创造近5000万元门票收入。因此，南山遗址的开发建设要全方位融入旅游因素。
3.要与乡村振兴融合。可学习借鉴良渚遗址公园以租代征模式，在不改变农田属性的前提下，以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模式，将南山遗址周边农保田纳入遗址公园范围，分季节种植与遗址公园景区相呼应的农作物，提升南山遗址周边环境观赏效果。
4.争取与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主动搭上当前万寿岩遗址的关注热度和发展快车，加强与万寿岩遗址景区的协作联动，通过万寿岩遗址下一阶段的深度开发带动南山遗址开发建设，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四）要打造“南山文旅”品牌
在南山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要积极做好“南山文旅”品牌打造。可学习借鉴良渚模式，成立南山文化创意公司，以“资源+平台”、“研学+文创”为核心，以资源整合为手段，联合大型文创平台，系统性、保护性孵化南山文化特色IP，开发新型文创产品，投资优质文创项目，与南山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有机衔接，围绕“轻资产、强整合、重运营”，全面提升南山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一要推广南山故事，促进南山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南山文创IP的品牌孵化，推进南山文化创造性转化。
二要打造研学基地，通过线下基地与线上云平台贯通的形式，整合“优质研学课程、文创产品、旅行服务”为学校研学旅行和家庭亲子旅行提供全新服务体验。
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传说中的“尧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途中，于1926年2月22日路经夏县西阴村时，李济先生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7片有边（3片带卷边，4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
不久，他们即返回北京。嗣后，李济因病耽搁了半年时间，当他觉得可以出门的时候，即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先生商量发掘西阴遗址这件事。毕士博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同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商量了几条合作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2、考古团的经费由弗利尔艺术陈列馆承担；3、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4、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
于是，李济和袁复礼再次返回山西，并于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对西阴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他们采用了“探方法”，即每个探方2×2米，共8个，另有4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在探方的处理上，李济首创“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来逐件登记标本。前者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后者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例如，B4c表示出自探方4、第二层、第三分层，从其记载簿上可查出其深度为1.17---1.25米。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有关标本，仍可看到当时的标记。发掘工作由李济先生主持，袁复礼先生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8小时计算，我总费了25天的功夫”发掘工作进行的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33个层次。发掘陶片共装了60多箱，总数为18728块。仅第4探方出土陶片总数即达17372块，其中彩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和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等，可谓收获甚富。
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以丛书第三种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是近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其学术意义可想而知。书中载有袁复礼先生所著的“图说”和“山西西南部地形”两篇附录。“探坑地层剖面图”和“掘后地形图”也为袁复礼先生所绘。但袁氏付出最大心血的劳动成果——“西阴遗址地形图”，却限于当时的石印制版技术不佳而未能发表，确为憾事！
西阴遗址的发掘及考古报告的面世，证明中亚及近东的彩陶都很难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发生了动摇，李济和袁复礼先生当初“尚不能断定彩陶的确起源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最终被今天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通过对西阴遗址发掘材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1930年，中国的另一位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先生，用英文发表了，他留美期间回国整理和研究西阴遗址出土陶片的成果——《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书，该书在数以万计的陶片中，统计了各类陶片在第4探方33个亚层和四大层的出土数量和百分比，并探讨了彩陶与陶片的分布规律。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对其遗存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对于深化仰韶文化的认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的：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的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据土色及每次所动土的容积定分层的薄厚，的确是现代考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当年，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成功合作，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
关于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已故现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对此，笔者曾专门进行过研究，根据周边地区的有关蚕丝资料的考古发现，比如：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茧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蚕蛹；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仓形器”（实为操丝工具“榬”）；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蚕蛹；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丝织物；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上所绘的群蚕图等。结论为：“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养蚕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著作。
时间离西阴遗址首次发掘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首次发掘西阴遗址的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袁复礼先生，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发扬光大。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记念的历史。
本文参考文献
1、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3年8期。
2、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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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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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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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历史》《考古》1972年2期。
11、卫斯：《陶寺大墓中出土的“仓形器”名实浅说》《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
12、卫斯：《我国栽桑育蚕起始时代初探》《农史研究》第六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7月。
一、江西商代青铜工具的发现
青铜器在三代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既是通天的工具，又是政权的象征。所以，在商代，青铜器的使用，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只有他们才能拥有青铜礼器。贵族们死后，还要铸造大批青铜礼器作为殉葬品埋入墓中，以便在阴间继续享用。我国古代的盗墓之风在战国时代就已兴起，秦汉尤盛，《史记・货殖列传》云：“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说文解字・叙》云：“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
解放后，随着新中国科学的考古事业不断发展，江西地区商周青铜器时有出土，且多与几何印纹陶器伴出，为我们断定其时代提供了相对时代坐标。至目前为止，江西境内出土商代青铜工具9批计135件：1973－1974年，樟树市吴城遗址出土青铜斧、凿各1件，锛、刀各2件，共6件(1)；1974年，都昌县大港公社云山大队乌云山出土青铜斧2件、锛6件，共8件(2)；1975年，樟树市吴城遗址第四次发掘出土青铜刀1件(3)；1975年，南昌市李家庄废品仓库发现青铜锛1件(4)；1979年，南昌市郊出土青铜铲1件(5)；1982年，德安县石灰山商代遗址出土青铜锛1件(6)；1988－1992年，瑞昌市铜岭商周矿冶遗址出土青铜锛3件、凿1件,共4件(7)；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遗存出土包括容器、乐器、兵器和工具在内的青铜器475件；其中，铧、锸、耒、耜、铲、辍锛、镰、爿斤、钅至、凿、削、锥、钻等农具和手工工具111件(8)；1993年，樟树吴城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青铜凿、削各1件(9)。
从上述发现来看，各地出土青铜器集中在赣江及其支流沿岸地区，以赣中的樟树盆地最为集中，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一致。
石范是赣江、鄱阳湖地区青铜文化的一大特色，出土商周石范的地点有吴城、筑卫城等12个：1973年以来，吴城遗址先后经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300多扇石范，可辨器形有锛、斧、耜、刀、戈、镞、矛等；1956年，樟树市营盘里遗址上层出土石质斧、锛范各1扇(10)；1977年，樟树市筑卫城遗址出土石质斧范1扇(11)；1979年，乐平市凤凰山垦殖场高岸岭商代遗址采集石范2扇(12)；1980年，赣县白鹭公社官村大队圆背岭商周遗址出土石质斧范1扇(13)；1981年，永修县新祺周绍溪山商周遗址采集石范1扇(14)；1982年，上高县泗溪公社中宅大队鹭鸶岭商周遗址发现石质锛范、镞范各1扇(15)；1982年，德安县石灰山商代遗址出土石质范锛、镞范3扇(16)；1982年，横丰县舒家山商周遗址发现石范1扇(17)；1992年，德安县米粮铺乡猪垅山商代遗址出土石范1扇，黄牛岭商周遗址出土石范2扇(18)；1992年，德安县米粮铺乡袁山商周遗址出土石范1扇(19)；1993年，德安县陈家墩商周遗址出土石质铲范2扇(20)。
上述石范出土地点与该地区青铜器出土地点大体一致。这些石范，主要有如下5个特点：第一，选材均为质地较软、便于挖凿的粉砂岩，椭圆形浇注口，正面扁平，侧面圆滑无棱角，这种形体的石范在浇铸器物时，利于散热，使金属液迅速冷却定型，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浇注口均开设在所铸器物的柄部，范面打磨光滑，非常有利于金属液体的顺畅流注。第三，多数为一范一器，刀、镞等亦见一范二器或多器者。第四，石范的组合，单范少，基本上都是两扇合范，刻有合范的记号，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刻有很浅的纵凹槽或横凹槽，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又刻有纵、横凸棱；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刻有乳钉式的凸起，有的却又刻有浅窝似的榫眼。第五，石范均用于铸造工具和武器，未见用于铸造容器者，仅见用于铸造容器的型芯，这是因为石材质地坚脆，纹理粗糙，不宜镌刻繁缛细腻的花纹，难以解决铸造大型容器的工艺问题。
二、冶铸技术研究
冶铜术的产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技术成就和文化现象，是青铜时代一项尖端的生产技术，这一发明在人类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冶铜术的产生，有三个物质技术条件，即认识铜矿石、掌握还原气氛和能熔化铜块的温度。江西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后，就有密集的史前聚落分布，有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诸如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及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等，就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前的原始陶器，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表明其制陶历史悠久。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诸如距今七千年前浙江罗家角早期遗址中出土精美的白陶和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中漂亮的磨光黑皮陶器。至商代，制陶技术达到了十分成熟的水平，出现红陶、灰陶、黑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能烧制温度高达1200度以上的原始瓷，表明当时已经可以有效地控制陶窑内的气氛，具备了冶炼红铜、黄铜、锡青铜、铅青铜所必须的还原气氛和高温条件，为冶铜术的较早产生准备了技术条件。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古以来就以产铜著称，近几十年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发掘的一批重要的商周古铜矿遗址，证明沿长江中、下游一线的成矿带是中国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江西瑞昌铜岭商周铜矿早在商代就已得到开采，且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采矿技术，是世界上最早被开采的铜矿。这一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为冶铜术的产生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江西既已具备产生冶铜术的各种技术条件，又有必备的物质基础，完全具备冶铜的三个基本要素，因此，这里虽然没有发现早期铜制品，但仍可视为中国冶铜术的最早发祥地之一。中原地区在夏代就已产生较为进步的青铜铸造技术，考虑到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青铜器，已显示出相当成熟的铸造技术，此前应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再结合文献中关于“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记载，这里在夏代产生青铜铸造技术也是完全可能的。青铜质硬，具有熔点低、流动性好、气孔小等良好铸造性能，从红铜到青铜，是一次质的飞跃，是历史性的进步。在南方地区，红铜工艺是一种传统工艺，吴城先民掌握青铜铸造技术后，并没有放弃原有的传统技术，一直沿用至春秋时期，像新干大洋洲中棱水库出土的几件铜鼎，含铜量在96%以上，基本不含锡和铅(21)。
吴城遗址历次发掘清理了7个与青铜冶铸有关的灰坑，这7处铸铜遗迹虽均似灰坑形状，但其包含物多数为与冶铸有关的遗迹、遗物，如石范、陶铸件及大量的炭渣和红烧土块等。1974FT13H6，平面呈圆形，口径2、深0.40－0.60米，坑壁笔直，坑底平整，坑西部稍高，东部稍低，由西向东倾斜，坑底部中心又有1个深0.24米直伸西南壁的扇形小坑，小坑底部有一层厚约0.15米的红烧土堆积，再往上是灰土与红烧土相间的堆积，最上部有一块厚0.08米的烧土壁附在圆形坑的壁上，在烧土壁中夹杂有青铜渣、木炭屑等物。坑内堆积分8层。第一层，红烧土块；第二层，黑灰土夹烧土块；第三层，红烧土；第四层，黄褐土夹烧土块；第五层，红烧土；第六层，红砂土层；第七层，黄褐砂土；第八层，红烧土块。坑内包含物较为丰富，出土生产工具有石刀、石凿、陶网坠、陶纺轮以及大量砺石、石范。所出陶片有泥质灰陶、泥质黄陶、泥质红陶和硬陶等，以泥质灰陶居多，从出土的陶片口沿残部观察，多为鬲、豆、罐、盘、盆、缸、钵等，坑中出土有大批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还伴出有大量的炼铜渣、木炭和已炼出的铜块，这些迹象应与冶铸有关(22)。类似的熔铜炉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也发现了5座，伴出木炭末和铜渣，有圆形和椭圆形2种，直径1米多，深度在0.3-0.59米之间，做法是在平地上挖一个土坑，再在坑壁上平抹一层较厚的草泥(23)。
石范与陶范并用是吴城文化青铜铸造工艺技术方面的重要特色，显得古老而原始。吴城古城内既发现了石范，也发现了泥范，石范多用于铸造工具和武器，泥范则用于铸造青铜容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铸造容器时，有时用石质型芯。吴城遗址出土了35件型芯，多数型芯外壁上附有一层铜痕，标本1974ET13H6:51，青砂岩质，表面因高温关系呈焦黑色，长方体，两端大小不一，磨琢圆润，系鼎腿的型芯(24)。
从铜器产生的历史考察，最早使用的铸型应该是石范，石范铸造是青铜时代的初始阶段。彭适凡先生认为：“古代人们用红铜在石头上敲打成器的实践中发现，在石块上凿刻出一定形状的凹槽，灌进铜液，就可以铸成器具，于是石范应运而生……如果说石范铸造是青铜时代的初始阶段的话，陶范铸造则是青铜时代的发展阶段。”(25)目前所见，最早的石范是甘肃玉门火烧沟齐家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石质镞范(26)，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出土石范6扇，其中4扇为片麻岩制，系斧外范的一部分；第四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出土1扇凿范；第五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岗下层）出土石范3扇，其中1扇为镞、凿、斧三个型腔的复合范，另2扇为斧范(27)。上述石范都属于铸铜技术的初期，用于铸造工具或武器。商代后期的石范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也发现了1扇，作长方形，一侧已残。范面有两条凹槽，似刻有两个三角形纹，范背面有一凹窝，残长9.6、厚1.4厘米(28)。山东邹县一处商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残石范1扇，伴出陶片和残铜渣(29)。
在南方，发现商周时期用于铸造青铜工具的石范，除江西外，还有湖南、两广和云南地区，湖南澧水流域的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出土属于第二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岗上层）的斤范、斧范各1扇，刻有几何花纹(30)。广东出土石范的商周遗址有珠海平沙棠下环商代遗址出土石范1扇(31)，据李岩统计，广东各地商周遗址采集的石范有珠海淇澳岛亚婆湾、南芒湾、南屏白沙坑、斗门绘船埔，中山南荫龙穴，汕尾东涌宝楼村，乐昌老虎头等7批计15扇，地点遍及粤北、粤东和珠江三角洲地区(32)。香港发现石范24扇，其中有7对合范(33)。广西发现石范的周代遗址有4处，其中，武鸣元龙坡周墓出土石范30多扇(34)，灵川新岩遗址出土石范5扇(35)。两广地区的石范，时代多集中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比吴城文化要晚，考虑到周围地区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商代石范的报道，我们可以说，两广的石范是受吴城文化影响的结果(36)，两广石范的发现，再一次以实物证明先秦时期赣江、鄱阳湖地区在沟通中原与岭南之间文化联系的特殊通道作用。云南出土或采集的商周石范有10批24扇，时代从商代中期至战国，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使用石范铸造铁器(37)。
石范一般被认为是冶铸技术原始阶段的特征，但在吴城文化中，石范技术与泥范技术并存，当先进的泥范技术传入后，石范技术仍然循着自己的轨迹发展。石范与泥范相比，有能耐高温、不易变形、取材方便、便于雕刻加工，浇注过程中容易散热、能反复使用等优点，对于铸造那些成型容易、工艺简单的工具、武器来说，还是比较适用的，正是因为它有自身的这些优点，才使得它在中原泥范技术传入后仍能沿用到春秋战国，与本地区的青铜文化相始终，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冶铸工艺传统。云南地区在铁器时代仍采用古老的石范工艺铸造铁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石范的确有它自身的优点。
吴城文化的泥范青铜冶铸水平，当以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为代表，所有青铜器都是用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的(38)，与吴城遗址的石范工艺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大洋洲青铜器群中的工具和武器，也是用泥范铸造成形的，遗存中还出土了1扇泥质锛范，表明当时除用石范铸造青铜农具外，也掌握了泥范技术，这一工艺与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工具用石范铸造的技术传统不同。
在吴城文化时期，当地居民已掌握了先进的采铜、冶铜技术，利用便利的铜矿资源，大量铸造青铜农具和手工工具，以满足他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从吴城文化的农具观察，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从耕作到收获农具配套齐全，包括开荒起土（犁、耒、耜、锸、铲、辍锛）、中耕锄草（铲、锄）、收割（镰、钅至）等农业生产全过程所必须的全套农具，每个劳动环节都有相适应的农具，分工细致，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质量和粮食产量，这也是农具变革的最终目的。吴城文化的农具，变化较大，特征显著，尤其是青铜犁、耒、耜、 等还是首次出土，为我们研究这些农具的发展演变脉络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在我国农具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些农具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对农具改革的基本思想，集中体现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具体过程和农业的发展水平。斧虽然是手工工具，但在当时，对于砍伐森林还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同样是农业产生中必不可少的器具。斧、凿、削等工具也可用于加工竹、木质农具。吴城文化多数遗址有出土青铜工具和铸铜石范，是“涂泥多草秽，而山出金锡，冶铸之业，田器尤多”，“粤之无埔玻非无埔玻夫人而能为埔病钡募好脚注，郑注云“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置国公。”(39)普通百姓都会铸造农具，无需国家设置专门机构来进行，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青铜农具被普遍使用的史影。青铜农具的普及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率，为吴城文化迅速崛起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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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木兰县历史沿革
木兰县地处黑龙江省中部，小兴安岭南端，松花江中游左岸，面积3179平方公里。境内有大小山峰50座，最高峰为北部海拔961米的摩云顶子；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均属松花江水系。全县共有8个乡镇，总人口包括汉、满、蒙、回、朝鲜等10个民族在内的27.4万人。据文献记载和文物调查证实，早在远古时代，肃慎氏就在松花江流域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古肃慎氏文化。从商周到隋朝的2300多年间，肃慎又经历了挹娄、勿吉、的演变。至唐代，粟末崛起，建立了渤海国。辽、金、元、明、清各朝代，由演化的女真、满族一直在这里居住经营。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废将军，改为省制，木兰为黑龙江辖界；1932年，木兰县公署，为伪黑龙江公署管辖；1946年2月，木兰解放，建立了木兰县民主政府。
二、木兰县“三普”前的文物保护工作
20世纪80年代，木兰县先后开展了两次境域内的文物普查，主要由当时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王禹浪同志与木兰县文化工作者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在松花江左岸的石河、柳河、吉兴、五站、木兰镇等5个乡镇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十余处遗址，采集文物标本86件。
1998年木兰县文物管理所成立，编制3人，为财政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负责木兰县的文物保护工作。历年来我们十分注重文物调查和发现，每年都开展文物调查工作。
（一）蒙古尔山城址。1999年经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址位于柳河镇北利村常家屯北500米，蒙古尔山南部，南距松花江约8公里。城址依山势而筑，平面略呈不规则圆形，周长约1150米，文化层厚约0.5至1米。城墙为掘土堆筑，残高1至2.5米，基高3米，顶宽1米。城内分布穴居址200余处，间距3至5米，深约0.5至1米，另有窑址1处。城内曾出土石磨、北宋铜钱、铁甲片、铁刀、铁镢头、铁犁铧等遗物。根据古城址的形制与出土遗物推断，该城为金代所建，元、明时期沿用。
（二）石河北山遗址。遗址位于柳河镇石河乡北150米，南距松花江2公里，东临小石头河。遗址长70米，宽70米。面积为4900平方米，呈不规则圆形，地表为耕地。2000年，经省考古所所长李陈奇等专家断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添补了我县没有旧石器时期遗址的空白，为我县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价值。
三、“三普”中的重要发现
在普查过程中得到很多文物志愿者的帮助，有些重要遗址的线索都是志愿者无偿为我们提供的，许多村民还将捡拾到的石斧、陶器等交到文管所，并亲自担当向导，为普查队准确及时发现遗址提供了帮助。正是这些热心自愿者的支持和帮助，为我县三普工作顺利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冯宝山是我县退休多年的老干部。得知我县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后，主动申请参加文物调查工作，并将自己发现的石核等石器捐赠给文管所。在他的帮助下，爬上海拔六百米的骆驼砬子山主峰顶部发现了太平遗址。
遗址平面略呈椭圆形，地势南高北低，南北宽约80、东西长约200米。遗址区内分布有65个穴居坑。最大的为11×10米，其余为5×5、4×4、3×3米不等。观察两处已经被破坏的浅坑，可见有约10厘米的文化层，含少量红烧土。经哈尔滨市博物馆馆长杜赤清理，出土55片夹砂黄褐色陶片，简单拼接后应为一个口径22厘米，侈口、圆唇，平底的陶罐。在另一个浅坑中发现大石块堆积，似乎为一段墙体。
依据对陶片和整个塌陷坑分布特征的观察，结合对依兰、宾县、阿城已知的相似遗址对比，并参考有关黑龙江东部相关遗址研究报告，我们初步认定此处应为汉魏时期山城遗址。这处遗址的发现不但丰富了木兰县古文化种类，为研究木兰古代历史提供了新的内容，还是研究黑龙江省东部汉魏时期考古文化沿松花江向西传播的重要资料。2013年该遗址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三普”后对不可移动文物采取的保护措施
截止2013年12月，全县共有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64处，其中，古遗址54处，古墓葬4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4处，其它2处，消失不可移动文物8处。综观不可移动文物的保存现状，我们十分担忧，因为我县有58处古遗址、古墓葬占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的91%，保存状态正逐渐向较差发展。损害变化的因素，一是毗邻江河，遭受河水冲刷浸泡；二是地处山坡，遭受风雨侵蚀、冻害、植物生长等；三是长期耕种，水土或墓葬封土流失；四是旱田改水田、开挖养鱼池、栽种果树、修建民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其造成的破坏。近现代重要历史事件纪念地及烈士墓因有民政部门和人员管理维护，保存状况稍好。
我县不可移动文物正式向社会公布后，为了更好的保护好这些文物，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测量了遗址的地理坐标、对遗址现状进行拍照，绘制了图纸，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数据采集工作，建立了我县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我们还提请县政府将太平村遗址、石河北山遗址、木兰镇窑址等8处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的重要发现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设立了义务文物保护员、实施挂牌保护。同时，文物管理所加强了对重要遗址的巡查，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关键词：海洋文化；遗产；浙江；保护
一、前言
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沿海发展、港口建设、船舶建造、航海技术、航路开辟、政治联结、文化传播、商品生产、贸易互利等诸多方面，通过开发、利用海洋环境空间而存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中国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半壁江山，沿海、海岸、港口、航道、岛屿、水下等现存和蕴藏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藏量和独特的价值。这些海洋文化遗产对推动当代中国海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实现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相比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我国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十年，且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遗产调查与发展理论，缺乏对于区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针对性研究成果。同时，近30年来沿海城市发展与经济建设，导致中国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破坏严重，大量遗迹不复存在，而且这一趋势至今仍在持续。因此，在推动沿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寻求合理保护沿海物质文化遗产的路径已刻不容缓。
浙江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端，临近东海，作为一个海洋大省，浙江沿海人民与海洋朝夕相处创造了璀璨的海洋文化，但是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政策体系还不是非常完备。本文即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考察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将直观可靠的现状与学科前沿理论相结合，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建议，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方向，以提高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浙江文化软实力。
二、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南翼，拥有海域面积约26万平方千米，相当于陆域面积的2.56倍，大陆海岸线和海岛岸线长达6500千米，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20.3%，拥有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3061个，占全国500平方米以上岛屿数量的47%。浙江的海洋活动可以追溯到距今六千年前的河姆渡时期。优越的海洋地理环境与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使得浙江在漫长的海洋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于舟山、宁波、温州、台州与嘉兴（按分布数量多寡排序）这五个城市。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既有共性的海洋物质文化遗存，如海防物质文化遗产（诸如烽火台、炮台等历史军事遗址）、妈祖文化遗存（诸如浙江沿海渔村及岛屿上分布的天妃宫），也有独具浙江特色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如涉及中日交往的海洋文化交流遗产（如舟山、宁波一线的市舶司遗址、寺庙日本友人题词与绘画等）、涉及浙江先民抵御海洋灾害的海塘文化遗产（如嘉兴海塘）。就浙江本省而言，不同区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诸多的地域色彩，如舟山涉海博物馆、宁波远古文化遗址、温州沿海炮楼遗址、台州章安港遗址、嘉兴海塘遗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不仅呈现出面上的空间分布，还是区域海洋文明历史累积的结果。如宁波至温州一线的海防遗址就包含自明代抗倭烽火台直至民国抗日工事近500年的海洋物质文化遗存，而温州至宁波、嘉兴一线的天妃宫遗址也是随着沿海渔村妈祖信仰自南向北扩张而不断累积的下来的。总体而言，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海洋远古文化遗产、海洋商业文化遗产、海洋港口文化遗产、海洋军事文化遗产、海洋信仰文化遗产等五个部分，其在浙江沿海城市的分布状况如下表。
表 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现状
资料来源：据互联网统计与实地调查整理。
相比其他浙江沿海城市，舟山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最为成熟，这里建立了12家涉海类博物馆，将本区域乃至全国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以博物馆的形式进行保护与开发，如中国盐业博物馆、中国海洋渔业博物馆、中国海防博物馆、中国灯塔博物馆等国字头的博物馆。除此之外，舟山沿海村落与摩崖石刻的广泛分布也体现了这一区域海洋文化历史的悠久。而作为中国沿海著名的港口城市，宁波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其海洋文化遗产几乎涵盖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如远古河姆渡遗址、东汉越窑青瓷遗址、唐代天封塔、宋代海运码头遗址、元代高丽使馆遗址等一批在浙江乃至全国享有盛誉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而现存明清时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计其数，仅海防物质文化遗产就有120处（其中明代87处，清代33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地处浙闽交界的温州不仅分布大量明代抗倭遗址，还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防范海匪的炮楼，这一融居住与军事防御为一体的独特建筑仅在乐清就有22处。除此之外，温州还有郑成功的遗址，如洞头郑成功校场遗址、平阳郑成功摩崖石刻等。另外，除信仰妈祖的天妃宫外，沿海渔村还大量分布信仰温州海神杨府爷的杨府庙，这种庙宇仅温州洞头县就有39座。相比前三个沿海城市，台州和嘉兴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海洋军事与信仰物质文化遗产。与温州相类似的是，台州的海神庙宇既有天妃宫，也有杨府庙，另外这里比较有特色的是仙居下汤文化遗址与东吴时期章安港遗址。嘉兴乍浦的水仙庙、天妃宫、普照庵、城隍庙，海宁的海神庙，海盐的云岫庵等众多庙宇则祭祀着形形的海神。除此之外，嘉兴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当属海塘遗址。
三、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存在的问题
浙江省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如一颗颗明珠般点缀着这个沿海大省，它既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追根溯源的历史依据，其对当代浙江“两富”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在对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与访谈后，发现现存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很多问题，其现状不容乐观。这些问题主要集中研究基础数据缺乏、城市经济发展破坏、政府政策导向不足与民众保护意识淡薄等四个方面。
1.缺乏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基础数据
尽管自2008年以来浙江文物保护部门与各地旅游部门都发起过大规模的文物遗址普查工作，但是至今我们仍然无法全面了解浙江省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状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偏僻与难以准确鉴别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缺乏对积累基础数据的重视。而海洋物质文化遗产随时间流逝而产生的变动也给数据统计工作带来了难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现有数据已经无法准确反映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现状。如我们在平湖市博物馆网站上查到嘉兴有一个“龙湫”摩崖石刻位于平湖市乍浦镇陈山北麓的九龙山森林公园内，但在实地考察中却没有找到此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而当地人对此也一无所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数据的缺乏，不仅为相关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使得我们现有涉海文化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缺乏现实基础。
2.沿海城市发展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近三十年来，浙江沿海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旧城改造工程使得原有城市格局荡然无存，宁波历史上的码头、商埠、渔港等建筑、街区、场地、标志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只能在博物馆看到，而宁波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江码头如今只剩下一片现代化景象。与此同时，工业化建设也导致浙江大量海岛物质文化遗址消失。如在舟山市马岙镇的实地考察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当地很多海岛先民建造的土墩都被工厂取代。至今我们已无法知道浙江沿海有多少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被消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再不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我们在几十年后将很难找到一个沿海城镇所特有的文化传承。
3.政府所出台的相关政策导向性不足
中国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纳入文物保护的范畴。浙江现行的《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于2005年制定。就地方相关立法而言，只有1994年的《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2001年的《温州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作为浙江省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舟山市，还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条例。至今仍旧空缺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使得浙江沿海各级政府缺乏对本区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依据。缺乏足够政策导向的后果就是不具备经济开发价值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被忽视。如在舟山嵊泗列岛上的金平天后宫、沙帽礁沉船遗址、白节山灯塔、各类摩崖石刻等有专人负责管理，而定海马岙镇的凉帽篷墩遗址和洋坦墩遗址却一片荒凉。如果任凭这一状况持续下去，大量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就成为必然。
4.民众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
没有意识，就没有自觉。政府政策导向性是大方向，但具体到基层还要看民众的态度和行为。在涉及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热门旅游景区，游客还基本了解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但对其历史渊源知之甚少。具体到乡镇，民众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的淡漠更加严重。我们在对舟山马岙镇的问卷调查中发现，仅有17%的居民知道当地有哪些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而高达53.33%的居民仅在政府组织的情况下才会参与相关的保护活动。民众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还表现在浙江沿海地区有不少工厂和企业在不经批准的情况下建造厂房，破坏海洋物质文化遗址。同时，趋利性的海底非法打捞水下文物的行为在浙江沿海也时有发生。
四、对于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建议
对于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到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中去。针对实际调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最迫切的是由政府支持地方高校常态化普查与研究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成立由省市政府主导，各相关部门、高校参与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加强政策引导。在此基础上，由省市旅游部门主导，文物保护部门、高校参与设计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保护与开发的模式。最后，各地方文化旅游部门要加强对本区域居民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普及与保护意识的宣传工作。
1.常态化的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研究
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动态分布的准确把握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相关保护政策的前提，而普查工作需要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需要由省政府牵头协调地方政府与相关科研院所开展常态化的普查与研究工作，在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以便各级政府了解本区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与保护状况。与此同时，省政府应适时引导高校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以借鉴国内外成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与教训。
2.涉海省市成立由政府主导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要改善现有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缺失的现状，就需要成立由省政府主导，各相关部门、高校参与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以统筹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相关条例、规定，以实现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法可依，更加合理有效的强化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同时，该委员会作为省级及地方政府的咨询机构，负责提供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前瞻性政策研究。
3.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保护与开发
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高低及广泛分布的态势增加了我们管理与保护的难度，这就需要由省市旅游部门主导，文物保护部门、高校参与设计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保护与开发模式，将本省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按照可开发程度的高低及其价值进行合理排序。将符合开发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交由专业旅游机构进行保护性开发，而其余不适合进行市场性开发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按照其价值由文物保护部门进行差异化保护与管理。
4.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
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广大人民的参与。通过支持地方海洋文化活动，大力宣传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提高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区域的保护意识。与此同时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与媒介，加强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普及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区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以增强其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的兴趣及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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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学；实践教学；专业考察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因而，实践教学已成为大学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教学环节。而历史学作为传统的基础理论学科，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本文以专业考察为例探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问题。
一、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历史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传统基础学科，承担着把知识转化成素质和能力的重任，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但近些年来，历史学科的地位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人受经济大潮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以实用为评判尺度，对历史学科做了功利性的取舍。历史学专业面临招生难、就业难的困境，成为人们眼中的“冷门专业”，这给该学科的办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变落后陈旧的教学现状，要理论联系实际，更新授课方式，更为重要的就是注重实践教学。而目前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仍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长期以来，历史学专业的授课局限于课堂理论教学，师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读史书、探寻理论，并未能深刻理解历史、感知历史，以致于脱离了实践，流于空泛的理论。在教学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所占比重很少，而且在内容安排和时间安排上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相反，理论课时数量过大，导致学生盲目追求理论课成绩，从思想上对实践教学不能给予足够重视。
第二，缺乏开展实践教学的平台。实践教学是以理论教学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学生知识视野的重要实践活动，尤其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增强其感性认识，加深对本专业理解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未能建立开展实践教学的有效平台，对校内外的实践教学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整合，缺乏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第三，实践教学缺乏保障机制。由于学校未能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开展的较少，而且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活动，未能结合专业特点，形成相对稳定的长期有效的实践教学基地，也缺乏业务素质好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因而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实践活动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也无法真正走出学校，走向社会。
二、历史学专业考察的目的和意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中，要做到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行专业考察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首先，组织学生对历史遗址、遗迹和遗物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对具体、生动、丰富的历史材料进行收集和感知，可以弥补理论学习存在的不足，使学生能更为生动直观地感知历史、理解历史。学生把采访调查中所获的非文本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形成自己的观点，有效训练了史料收集能力和科研能力，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和实践技能。通过实地考察，能增强学生的历史专业感，深化对历史学专业的学习和认识，巩固专业思想。同时还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其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其次，进行专业考察，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爱国精神。通过实地考察，将课堂空间拓展为社会空间，学生有机会深入社会，对各地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拓宽知识面，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专业考察的过程中，学生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具有重要意义。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历史学专业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必须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其中在专业考察方面，应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专业考察。历史学专业考察是出于本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考察地点多为历史遗址、遗迹或遗物，如半坡遗址、昭陵、乾陵、茂陵、龙门石窟、碑林、故宫等等。这样的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内化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还能通过专业考察收集更多的历史资料，去感知历史、研究历史。因此，在历史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应加大实践教学所占的比重，增加实践教学的课时数，增设与实践教学有关的课程，改变过去只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的传统观念，转变学生的史学观念，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把实践教学放在重要的位置，突出专业考察的地位，提高师生进行专业考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构建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要进行有效的实践教学，除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之外，还要构建一套合理完整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学生在学习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后方可进行专业考察。具体的实践教学模式需要合理有序地展开，就专业考察而言，首先要确定合理的考察地点，考察的范围应尽可能的获取到丰富的历史材料。比如古都西安，历史上多个王朝建都于此，留下了可供我们学习研究的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考察地。其次，要有明确的考察任务。带着目的和任务去实地考察，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喇嘛教，可就近去各地的喇嘛庙考察，如大召、百灵庙、五当召、美岱召等。如果去西安碑林，则研究的重点内容就是典籍石刻和书法艺术。参加专业考察，不同于户外旅游的休闲放松，师生要有明确考察的重点和任务，要认真观摩，有目的地收集历史材料，考察后学生要撰写出有质量的历史考察报告，对专业考察做深刻的分析总结，并以此作为考核成绩的依据。再次，就近实地调查与异地专业考察相结合。一方面，组织学生实地调查就近的古城遗址，有效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包头的同学可去麻池古城、北魏时期的的怀朔古镇，通过就地采访调查，采集历史资料，进一步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要进行异地专业考察，重点考察著名古都、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址、遗迹，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起源、分布和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与规律，加深对历史学专业的理解。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科研立项等方式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实践教学，再结合理论课程的学习，共同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效果。
第三，加大力度建立有利于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首先，根据专业所需，建立一批长期有效的专业考察实践基地。历史学专业实践基地的建立要以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共享为重要目标，学校要与实践基地签订协议，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搭建良好的教学实践平台，共同为培养新型学术人才贡献力量。其次，学校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保证专业考察的有效开展。在教学管理工作中，学校必须在人员配置、时间安排以及经费保障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专业考察以学生为主体，同时也要有专业的业务素质强的指导教师组织和参与，以便有效地指导实践教学，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学生在专业考察中真正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在教学计划中，要有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保证必要的专业考察的时间，避免随意性。同时，学校还需多方筹措实践教学经费，加大投入力度，从而使学生的实践活动得到有效保证。
总之，开展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活动，进行实地考察，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必要途径，是打破传统封闭的教学模式、培养具有较强社会适应性的新型历史学专业人才的重要步骤。只有师生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为实践教学创造条件，推动教学改革，带动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才能使历史学专业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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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辽宁历史文化资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作者简介：张敬军（1967-），男，辽宁沈阳人，沈阳化工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辽宁 沈阳 110142）
基金项目：本文系沈阳化工大学教研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精品课程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2C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6-0116-02
“05”方案实施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即成为全国各类高校大学生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热情，让这门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真正受益的优秀课程，始终是“纲要”课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充分利用高校所在地固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教学，是增强教学效果的一个有效途径。辽宁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果把辽宁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纲要”课的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教学方式方法的多样化，而且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建立起爱国、爱家乡的崇高责任感。
一、充分发掘可供“纲要”课教学利用的辽宁历史文化资源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的各种精神产品的总和，包括物化形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1]辽宁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历史遗存、遗迹、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历史文献资料等，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1.历史悠久的辽宁古代文明
辽宁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营口金牛山遗址、沈阳新乐遗址、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等都揭示了辽宁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而距今两千多年的桓仁五女山城，建于辽代的“千年国宝”锦州义县大奉国寺，以及清初建于沈阳和抚顺的“一宫三陵”等重要遗迹，则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聪明才智。
2.近代辽宁历史上的中国革命遗迹
辽宁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发生地之一，现存大量反映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斗争的革命遗址遗迹。例如，反映帝国主义势力对东北进行渗透与侵略的旅顺日俄战争遗址、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等，反映中共早期在东北领导革命活动的中共满洲省委纪念馆和中共奉天特委旧址，以及反映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抗战经历的抚顺三块石抗联遗址和本溪老秃顶子抗联遗址等。
3.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重工业基地
辽宁还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要基地，被称作“共和国长子”，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标志新中国工业崛起步伐的沈阳铁西老工业基地展览馆，反映辽宁改革开放以来重大成就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大型工业企业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以大连为龙头的“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和沈北新城子现代农业经济区等，都充分展现了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丰硕成果。
二、 在“纲要”课教学中辽宁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运用
在“纲要”课教学中利用辽宁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1.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
课堂教学是向学生传递历史知识的最基本途径。教师从导入课程开始就要紧紧抓住学生感兴趣的人和事，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学生跟随着教师的引导走进历史的时空。如在讲授中华灿烂古代文明的内容时，可以结合沈阳新乐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址向学生介绍辽宁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又如，讲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可以结合旅顺日俄战争遗迹，通过图片让学生了解列强为争夺东北权益进行的激烈斗争以及对所侵略地区造成的巨大伤害。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多媒体课件引入辽宁地方历史资源，展现辽宁的历史文化，既丰富了课程教学内容，又调动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增强了教学的实效性。
2.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社会实践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实践教学不仅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才干、锻炼毅力、培养品格，还可以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因此，“纲要”课要利用已有的条件开展实践性教学，引导学生实地考察探究，增强学习历史的直观感受。实践教学中也应充分利用辽宁历史文化资源，如可以组织学生到少年读书旧址、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还可以组织学生到抚顺三块石抗联遗址和本溪老秃顶子抗联遗址进行实地体验，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东北抗联将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于白山黑水之间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对实地实物的接触，可以使学生近距离地与伟人、英雄进行心灵上的沟通，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理解。
3.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
“纲要”课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如采访仍健在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考察本地的历史发展变化等。通过采访和考察，可以使学生对历史有切身的感受，形成“历史就在我身边”的理念。在调查活动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籍贯布置实地调查走访任务。例如要求沈阳籍的学生到沈阳铁西老工业基地展览馆和沈北新城子现代农业经济区参观调查，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巨大变化，体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再次振兴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魅力；要求锦州的学生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或塔山阻击战纪念馆，了解辽沈战役的过程和在解放战争中的重大意义。然后要求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心得体会，教师可选择其中优秀者进行交流讨论。通过社会调查可使学生更直观、更形象地了解过去，深切感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三、 结合辽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重要意义
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开展“纲要”教学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它们具有形象、生动、直观和贴近生活的特点，运用好这些资源对“纲要”课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是实现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有效途径
目前“纲要”课使用的是全国材，该教材高度概括、凝练，所涉内容时间跨度大，事件繁杂，而课程分配的学时又不足以让学生全面详细地了解教材内容，这就使得教师在讲授课程时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最终使课程内容空泛化。在当前大力提倡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前提下，以全国材为蓝本，辅之以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可以为教学内容增加大量具体可感的事例，使教学内容更加充实完善。
2.是增强教学实效性的有效手段
结合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课堂教学，那些与自己家乡有关的事件和人物可以使学生产生亲切感，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为配合课堂教学开展的实践教学，又可以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增加了学生的理论知识，而且提高了学生的思考能力。通过结合实际分析情况、思考问题，可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拓展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达到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目的，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教学的实效性。
3.是对学生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渠道
早在1994年就颁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把培养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感情，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又进一步提出，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纲要”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渠道。在以辽宁地方历史文化资源配合“纲要”课教学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首先立足于家乡，了解家乡的历史变迁，热爱家乡的历史文化，进而由爱家乡提升到爱祖国，培养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进一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四、 结合辽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纲要”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结合辽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纲要”课教学，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
1.地方与国家的关系
“纲要”课是讲授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变化的课程，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在课程中结合了辽宁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但在教学过程中切忌过度讲授地方史料，以偏概全。要注意防止滋生狭隘的地方主义情绪，要让学生明白辽宁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熟悉辽宁地方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切不可把“纲要”课演化成地方史课程。
2.民族自豪感与忧患意识的关系
结合辽宁历史文化资源讲授“纲要”课程，要注意将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结合起来。不仅要让学生看到辽宁灿烂的历史文化以及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更要让学生了解近代辽宁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从而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树立起历史的忧患意识。
3.民族情感与理国的关系
在讲述辽宁地方历史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导致学生民族情绪的产生。例如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所犯下的罪行时，旅顺大屠杀、抚顺平顶山惨案等事件就比较容易引发学生强烈的民族情绪，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类似事件中的过激行为。这时教师要适度引导学生，告诫学生有爱国的民族热情是对的，但是作为有知识的爱国者要懂得理国的道理，遇事要冷静思考，不能因一时冲动而引出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将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纲要”课程教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当然，这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不仅需要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同时还要协调教师、学生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如解决相应的资金问题，建立教学实习基地等。总之，如何把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引入“纲要”课教学，作为增强教学效果的一种辅助手段，还需教师和相关人员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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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虚拟现实在内蒙古博物院的应用构想 任巍，宁国强
15.运用计算机技术测定古代岩画年代的实验报告 姜涛，谭士俊，龚鹏，姜忠
16.金属文物的腐蚀结构及文物保护相关问题 贾莹，高秀华
17.克什克腾旗发现辽代骨雕鞍饰 韩立新
18."古代回鹘考古学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萨仁毕力格，徐峥，奥其尔
1.赤峰市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调查报告 赵爱民，黄丽，张艳玲，于晓玲，Zhao Aimin，Huang Li，Zhang yanling，Yu Xiaoling
2.和林格尔县榆林城窑址发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3.扎鲁特旗达米花鲜卑遗址调查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
4.凉城县古城梁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5.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勘测报告 李中核，Li Zhonghe
6.红山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郭治中，Guo Zhizhong
7.小河沿文化聚落形态 索秀芬，李少兵，Suo Xiufen，Li Shaobing
8.鄂尔多斯龙首镳刍论 韩金秋，Han Jinqiu
9.老铁山·将军山积石墓浅析 高芳，华阳，霍东峰，Gao Fang，Hua Yang，Huo Dongfeng
10.汉武帝对北方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 郑承燕，Zheng Chengyan
11.七郎山墓地再认识 吴松岩，Wu Songyan
12.试谈辽代墓葬的研究和对契丹文化的再认识 张帆，Zhang Fan
13.西夏制瓷手工业述论 彭善国，Peng Shanguo
14.明代大同镇之败虎堡考略——兼论败虎堡石碑题字"永宁"所体现的蒙汉关系 翟禹，薄音湖，Zhai Yu，Bo Yinhu
15."高氏之宝"印章考释 辛蔚，Xin Wei
16.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藏一组珍贵的佛教石刻文物 郭涛，Guo Tao
17.阿拉善旗蒙古族妇女的传统衣着特征与习俗禁忌 蔡彤华，Cai Tonghua
18.《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杨泽蒙
1.杭锦旗塔拉沟汉墓清理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2.赤峰市哈喇海沟辽墓清理报告 赤峰市博物馆，松山区文物管理所，Chifeng Museum，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of Songshan Borough
3.西辽河上游科尔沁沙地区域性生态环境考察与思考 孙永刚，赵志军，Sun Yonggang，Zhao Zhijun
4.赵宝沟文化与周围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索秀芬，李少兵，Suo Xiufen，Li Shaobing
5.郭家村遗址分期再研究 杨占风，昊，Yang Zhanfeng，Li Penghao
6.定窑瓷器分期新探——以辽墓、辽塔出土资料为中心 彭善国，Peng Shanguo
7.广化寺及全化寺佛教艺术特点 迟利，Chi Li
8.呼和浩特市大召寺经堂壁画的取材背景及布局形式 武晓怡，Wu Xiaoyi
9.边陲日伪建筑阿尔山车站 王文
10.内蒙古旧石器时代考古简史 王晓琨，Wang Xiaokun
11.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博物馆的任务——以内蒙古博物馆为例 孟和套格套，贾麟，Menghe Taogetao，Jia Lin
12.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翻译的几点思考 郑张敏，Zheng Zhangmin
13.赤峰博物馆馆藏辽代石幢浅析 刘冰，Liu Bing
14.鄂尔多斯地区汉代居民的人类学特征及相关问题 原海兵，赵欣，Yuan Haibing，Zhao Xin
15.鹿皮唐卡的修复 谭士俊，杜华，白云飞，Tan Shijun，Du Hua，Bai Yunfei
16.翁牛特旗发现红山文化时期兽面陶塑 庞昊
17.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正式成立 王大方，马晓丽
18.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夏长城与汉受降城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A·A·科瓦列夫，д·额尔德涅巴特尔
1.元宝山哈喇海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es and Archaeology，Chifeng Museum
2.土默特左旗国营苗圃北魏墓清理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es and Archaeology
3.通辽市孟家街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es and Archaeology
4.2007年磴口县默勒赫图沟岩画调查报告 赵占魁，Zhao Zhankui
5.翁牛特旗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民间碑刻调查 李俊义，庞昊，Li Junyi，Pang Hao
6.试析东北地区北部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的关系 王春雪，赵海龙，陈全家，Wang Chunxue，Zhao Hailong，Chen Quanjia
7.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态 索秀芬，李少兵，Suo Xiufen，Li Shaobing
8.浅析辽西地区史前时代的陶窑 陈国庆，张全超，Chen Guoqing，Zhang Quanchao
9.从居室墓和石雕像看兴隆洼文化的祖先崇拜 陈苇，Chen Wei
10.匈奴、鲜卑的人种学研究综述 赵欣，原海兵，Zhao Xin，Yuan Haibing
11.契丹小字《耶律副部署墓志铭》考释 盖之庸，齐晓光，刘凤翥，Ge Zhiyong，Qi Xiaoguang，Liu Fengzhu
12.辽祖州"军"号及附近部分山名考 金永田，Jin Yongtian
13.美岱召旧存契约 苗润华，姚旭，姚桂轩，Miao Runhua，Yao Xu，Yao Guixuan
14.达斡尔族民间节日及其特色 王敏，Wang Min
15.新时期博物馆建设理念刍议 李毅君，Li Yijun
乡土历史是指家乡或者故乡的历史，包括我们成长地方的地域特色、自然景观、历史文物、古城遗迹、民间艺术、风土人情、名人秩事等。乡土历史资源和教材知识的融合教学，可以为学生搭建重现历史的平台，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能更好地进行品德教育。乡土资源是具体而亲切的，可见而摸得着的，如能在教学中合理地融合乡土历史资源，做到“润物无声”，历史教学将呈现出美好的前景，而学生则是最大的受益者。
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要在历史教学中践行乡土教育，但实际教学中，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历史课时相对较少、学生负担重等因素制约，历史教师很少利用乡土版教材进行教学，丰富的乡土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因此，我尝试在人教版初中历史的教学实践中加强乡土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一、在历史课堂上穿插乡土教学资源
大部分历史教师把教学重心放在了历史教科书上，因为历史教科书是历史教学最重要的课程资源，也体现着绝大部分的考试内容，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教学资源。新编《中国历史》等四册书中，在内容设计上更加贴近学生实际，反映出社会的各种现象，这就提示学生应从衣食住行等不同角度重现当今的社会活动。现在的历史教材中，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资源很多是与历史教科书内容息息相关、互为补充的。因此，历史教师应对教科书中出现的与乡土资源教材有关的知识内容进行整合和有效指导，使乡土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在讲授七年级“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我引导学生参考南京地区的乡土教学资源中的《胥河是世界上最早的运河》进行学习，世界上第一条运河叫“胥河”，以它的开凿者——春秋吴国大夫伍子胥命名。最早的运河，就是用于战争的。它从苏州通到太湖，经宜兴、溧阳、高淳，穿固城湖，在芜湖接长江，全长100多公里。有了这条“快速通道”，前线兵员、粮草源源不绝，才有日后伍子胥攻入郢都，鞭尸雪耻的故事，如今胥河已褪去硝烟，仍在滋养两岸生灵，肩负高淳、溧阳间的引水灌溉与河道通航。为延续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在学习“辛亥革命”一课时，我结合乡土教材，把江苏人们在辛亥革命前夕抗捐抗税斗争的革命斗争展现给学生，让他们知道当时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官吏横行的社会是怎样官逼民反的。在学习完《侵略与反抗》这一单元后，我将《江苏乡土历史》教材作为总结课的教材，让学生通过文字描述重现当年江苏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学生都为自己家乡的英雄感到骄傲，对守护着他们的烈士表示崇敬，对这片养育着他们的土地深深眷恋。
二、开展历史遗迹文物课外参观活动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全国各地都保存着各具特色的历史遗迹遗址、文物博物馆、历史名人秩事和自然景观等。浙江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十分丰富的。以南京市为例，就有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汤山直立人化石遗址、清朝乾隆下诏修撰的《四库全书》、全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雪窦山弥勒佛道场，还有黄宗羲、王守仁、高则诚等一大批名人，历史资源丰富。各个市属文化局或者博物馆也会不断推出各种系列的专题历史展览以供市民、学生观赏和学习。这些历史文物和历史遗址是任何文字书籍都替代不了的历史乡土资源，能最真实地将历史重现，这种可见的、摸得着的历史文物更容易让学生融入历史情境中，触发情感。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不可代替的乡土历史资源，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参观考察这些历史文物，一定能提升学生的历史学习激情。
我在历史教学中，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让学生走出去感受自然、感受历史。在本学期的第五周，由于地理位置和时间等各种条件限制，我选择分批带领学生参观中国原二大十博物馆——南京博物馆。进入博物馆，学生的兴致就被点燃了。他们一边认真地听讲解员的介绍，一边认真做下笔记，用发现的眼睛寻找着历史，最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博物馆。简单的参观并不能让学生在瞬间与历史“感同身受”，但在每一次学生的观后感中都能发现他们成长的亮点。
三、实践活动整合乡土历史新资源
“实践出真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是新课程改革对广大教育者提出的新要求。即使现有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得多么完善，资源多么充足，但仍有值得探究和创新的方面。新编教科书在每一课中都增加了“活动与探究”版块，在每个单元最后都安排了不同类型的“活动课”，就是让学生通过多元化的活动实践，从历史印象走进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一种新的形式去收集信息、探究问题、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提高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实际和学科知识开展科学合理的历史探究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学生收集过去的购物证券，如各种货币、布票、粮票等，以此感受市场经济的巨大变化；开展“知我家乡，爱我家乡”等主题活动，让学生了解家乡的过去和现在的巨大变化等一系列课外活动，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整合出教材上没有的乡土历史知识。
例如，八年级第三单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课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我们各自家乡的变化是中国大变化的影子。我采用社会调查的形式开展“我的家乡焕然一新”活动，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专项调查，整理“我的家乡新在×××”报告。在开展活动之前，我指导各组学生制订具体的调研活动计划：
1.确定主题：家乡的交通变化、教育变化、建筑变化等；
2.确定调研形式：实地考察，人物访谈，问卷调查等；
3.调研对象：普通居民、文化部门、老一代知识分子等；
4.分工合作：记录员、资料整理员、分析员等。
在学生完成调研资料收集后，我再指导学生进行资料分析和补充，让学生的调研报告更具科学性。
总而言之，乡土资源作为历史教育甚至是爱国教育必不可少的素材，历史教师要善于加以利用和开发，让乡土资源发挥出应有的教育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晓光.乡土资源在学科教学中的价值与运用[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2（36）.
[2]张爽.谈丰富的乡土资源的好处[J].教育教学论坛，2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