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4 13:01:53
第二语言习得顺序研究方法述评冯丽萍;孙红娟；
汉语听说一体化教学模式探析胡晓清；
第七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
对外汉语教材练习题的有效性研究杨翼；
两岸考察汉语文化教学能力试卷的比较张利满；
试论“有+单音节动素”式动词刁晏斌;李艳艳；
首届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
汉语的性状义名词及相关问题温锁林；
现代汉语的义务情态分析李敏；
现代汉语虚词赋元功能羡余研究邵洪亮；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更名为《华文教学与研究》
两种等比句式的用法差异及语义制约因素刘振平；
北京话中的等类助词“伍的”张世方；
“心为主”隐喻的认知分析项成东；
明清时代汉语官话的社会使用状况张玉来；
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语言学教材编写中的若干问题施春宏；
留学生单音节多义语素构词习得过程的实验研究王娟;邢红兵；
基于语料库的留学生“是……的”句习得研究谢福；
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由《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引发的思考王添淼；
关于“汉语难学”问题的思考李泉；
“谁是NP”与“NP是谁”的句式语义王灿龙；
从方位词“上/下”看认知域刻划的三组构件蔡永强；
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代词“其”孙德金；
名核结构的属性语义关系模式研究孙道功；
“N_职+N_亲”结构歧义度考察李伟大；
表示反讽的非及物动词被字结构王开文；
名词动用社会使用状况的调查研究王薇;张平；
汉语学术论文中作者立场标记语研究吴格奇;潘春雷；
“两个半月”和“两个半天”——面向词法自动分析的涉数时间语素说略张霄军；
“之X”的词汇化及其动因刘云；
中国语言学会进行换届选举
“N地V”结构中N的语义基础分析梁永红；
当代“裸X”词族的语义衍生及认知模型——兼论造词机制与传播动因胡斌彬；
论中级汉语词汇教学的“概念地图”策略郭睿；
“地下”的参照体系与匹配限制储泽祥;肖任飞；
关于对外汉语课堂纠错策略的层次性选择田艳；
“但是”与“却”的转折强度张健军;吴长安；
日本留学生汉语声调的范畴化知觉张林军；
词义与语素义之间的关系对词义猜测的影响张江丽；
试论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学”一级学科的必要与可能亓华；
“形义错配”与汉英的差异——再谈“他的老师当得好”邓思颖；
试论“精视精读”教学模式与教材编写王飙；
汉语拼音缩写与对外汉语教学及辞书编纂吴汉江；
话语标记与口头禅——以“然后”和“但是”为例马国彦；
汉语明喻成语构式的特征分析王寅;王天翼；
基于学期测试结果的来华留学生个体差异研究陈天序；
北美《中文教师学会学报》简介
韩国留学生汉语持续体“V着”的习得考察刘瑜；
非自主性位移与汉语动词带宾语“被”字句的认知解释朱军；
南方方言“有”字句的多功能性分析陈前瑞;王继红；
论疑问代词指代用法的重叠徐默凡；
习用语“有的是”的词汇化刘志富；
关于创造型对外汉语教学与创造式汉语学习的思考鲁健骥；
对外汉语教学目的的分层兼顾问题刘颂浩；
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李枫；
中高级汉语口语教师的“主持人”意识陈侃;尉万传;毛良斌；
论典故词语对典源依赖性的减弱唐子恒；
《中国语言生活》电子杂志出版阿龙；
基于中外对比的汉语文化教材系统考察周小兵;罗宇;张丽；
对外汉语教材语法教学示例的基本原则——以趋向结构为例郭晓麟；
翻译对初级汉语学习者词汇习得的影响田靓；
汉语教学的模因论探讨李捷;何自然；
国际汉语教师培养理念解构陈申;薛馨华；
第七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宁召开
身体部位名词“足”的“充足”义来源陈卫恒；
略论近代汉语“VnegVP”正反问傅惠钧；
“处所类”把字句的演变朴乡兰；
作为构式的“都XP了”及其形成机制李文浩；
基于参照点理论的汉语隐喻名名复合词研究黄洁；
试用历史考证法判断联绵字语素沈怀兴；
强势模因的生成、复制及传播——“山寨”一词的个案研究武和平;王玲燕；
汉语经济隐喻的一项历时研究谭业升;陈敏；
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五届学术年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无端指责回应策略的跨文化研究石姝慧；
关于中介语语料库建设的几点思考——以“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为例任海波；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话语态度分析陈瑜敏；
综合课教学要处理好的十个重要关系杨惠元；
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预告
汉语阅读教材编写中的若干对矛盾朱勇；
语篇中的“参照体—目标”构式完权；
引申义的范畴分布特点及词义倾向——以人体名词为例赵倩；
现代汉语普通话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形成孟子敏；
汉语道歉语的话语研究傅蓓；
主流平面媒体中成语的使用情况及特征分析曾小兵;邱丽娜；
固化的流行词语“说不”芜崧；
中国语言学会罗常培语言学奖评奖条例
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朱盈梅；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年总目录
一、保证语言的规范性和标准性
小学生在刚进入学校的时候，会把教师看作是无所不能的人，他们在这一阶段对老师说的话唯命是从。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认为老师是知识的化身，老师所做所说的都是对的，因此可能会在经年累月的学习过程中受到老师的影响。教师并不是完美无缺点的，在进行教学时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如果被学生学习到了就会对学生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以为优秀的教师应该在言传身教的同时充分树立好自己的形象并且在自身的专业素质方面下功夫，尤其是在教授语文课程时，需要制定合理明确的教学目，那么相信可以让学生的学习事半功倍。对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和学习相信也会提高小学生的学习能力。本文就针对当前小学语文教育中存在的一些教学难和教学质量不高、效果不好的情况进行分析，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对策，希望能为我国小学语文教育贡献一份自己微薄的力量。针对我国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保证语言的规范性和标准性小学生在刚进入学校的时候，会把教师看作是无所不能的人，他们在这一阶段对老师说的话唯命是从。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认为老师是知识的化身，老师所做所说的都是对的，因此可能会在经年累月的学习过程中受到老师的影响。教师并不是完美无缺点的，在进行教学时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如果被学生学习到了就会对学生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以为优秀的教师应该在言传身教的同时充分树立好自己的形象并且在自身的专业素质方面下功夫，尤其是在教授语文课程时，需要制定合理明确的教学目标和计划，在教学时一定要坚持语言的规范性和正确性，尽量使用标准的书面语言不要出现方言等。这一阶段的学生的模仿能力都特别强，因此老师需要以身作则给学生树立好榜样，正确的书写和使用规范语言。
二、保证语言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来说，无论是他们的知识量和语言储备量都远远不及高年级学生，因此，对于很多事物甚至不能清楚的表达，在进行语文学习时由于认识的汉字较少在理解时可能也会产生一些误解和偏差。这也就给老师的教学带来了难题，并且要求老师积极开动脑筋解决这样的情况。在进行教学时，如果遇到了一些学生比较陌生甚至从未接触过的事物，老师可以将其用图片的形式展现出来，图片具有易于理解和形象的特点，即使学生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接触过，但是凭借图片也能在头脑中对其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此外，经过研究表明，在进行语文学习时将书本中的文字和图片相结合会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他们学习语文的热情。这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比如，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要给学生讲解“瀑布”这一词汇，对于许多学生来说肯定都没有接触过也没有亲眼看过，那么这样陌生的词汇教师就可以采用图片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向学生逐个解释。相信对于这样新奇的东西，学生也很容易接受和被激发学习兴趣的。
三、教师在教学时要保证语言的生动性
小学生由于年纪较小，在进行语文教学时教师要注意使用一些符合他们理解能力的表达方式。小学生思维活跃，但时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幼稚的语言和想法，这时，老师要做的不是打击他们发言的积极性，批评他们表达的错误而是更应该鼓励他们发言和积极思考，这样可以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此外，教师在讲授知识时要提高自身语言的生动性，不能一味死板地给学生讲解，比如在给学生讲故事时应该使用一些生动活泼的语气再加上适当的表情，这样可以很容易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上来，从而让学生在课堂中体会语言的魅力，长此以往，学生也会被这些生动、质朴的语言吸引，模仿并形成自己的语言。在保证语言的生动性时，教师必须要保证语言的形象和有活力。所谓形象就是老师在讲述故事或描述事物时务必要做到仔细和精确，这样可以让学生在自己的头脑中建构一个相应的形象出来。有活力主要是指教师讲述时的语调。语调有抑扬顿挫，不同的语调对于感染学生的情绪都有着不同的作用。因此，教师也要注意这一方面，尽量保持语言的生动形象、有活力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总的来说，在进行语文教学时，教师要充分把握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从语言的生动形象性和语言的规范性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具有过硬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此外再加上合理的教学方式和引导方式，相信能够有效地减轻学生在学习语文时的困难，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促进他们综合素质的发展。本文对当前我国小学语文的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但是由于篇幅限制，分析得不够深入，略显浅薄，此外，本文提出的上述三个对策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大家能给予参考和评价，如有不足请批评指正。
作者:林淑芬 单位:福建省永春县实验小学
1. 军事 / 语言学与军事语言 / 学 “某某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有渐增之势，“军事语言学”不知不觉加入了语言学之林，标志着军事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某某 / 语言学”不等同于“某某语言 / 学”。“军事语言学”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研究军事语言的的人似乎都没有细加区别。属于“某某 / 语言学”的固然不少，如“历时语言学”是以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应理解为“历时 / 语言学”；又如“心理语言学”是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应理解为“心理 / 语言学”（前期也有叫“语言心理学”的）。但是，属于“某某语言 / 学”的也不乏其例，如“生活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因为前者是研究“生活语言”，后者是研究“汉语言”。“军事语言学”既不是以军事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也不是军事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而是把“军事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显然应理解为“军事语言 / 学”。有人既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与军事学结合的产物”，又认为军事语言学“不是从军事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社群的语言”。我们认为，后一论断是正确的，前一论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把“军事语言学”理解为“军事 / 语言学”了。
至于“军事语言学”中的“学”，那才是“语言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学”是“语言学”之略，“军事语言学”就是“军事语言语言学”（“生活语言学”、“汉语言学”当然也就是“生活语言语言学”、“汉语言语言学”）。能否把其中的“军事”理解为“军事语言”之略呢？不能。因为向心结构在语义上是以核心（“语言”）为体，体若不存，“毛”将焉附？
2. 军事语言和两个相关概念 要弄清什麽是“军事语言”，先得弄清“言语共同体”（speech/ language/ linguistic community）、“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nt/ variety）两个概念。从语言交际人的角度研究语言，可以发现交际人的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即语项（language item, 大至某个语言，小至某个语言成分）有影响。由居住地这一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社群，由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类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具体地说，交际人的社群或类群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有影响。反过来说，共同选择某一套语言项目的人群或形成社群，或形成类群。如果再用一个语言学术语概括语言的社群和类群，那就是“言语共同体”（也有译为“言语[语言]集团[社团、社群]”的）。英国语言学家r.a.赫德森在《社会语言学》（丁信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一书里罗列了约翰。莱昂斯，查尔斯。霍基特，伦纳德。布龙菲尔德，约翰。冈佩兹，威廉。拉波夫等语言学家对“言语共同体”所下的定义，尽管这些定义在陈述角度上不尽相同，但都是根据言语划出的人群，而不是根据人群划出的言语。约翰。冈佩兹的下面一段话十分明确得表达了这层意思：“大多数持久的集团，不论是小到面对面交往的伙伴，还是大到尚可为地区的现代国家，或是同业协会，地段团伙，只要表现出值得研究的语言特色，均可视为言语共同体。”对于什麽是“言语共同体”，有一种解释是这样说的：“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按“言语共同体”的本来意义来理解这句话，于是就成了“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如果不按言语共同体本来意义来理解“言语共同体”，就会造成术语在逻辑上的混乱。从术语内部结构上分析致乱原因，显然是把术语的偏正结构（言语的共同体）当作了同位结构（言语这个共同体）去理解了。
何种言语共同体选择何种语言项目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言语共同体实质上是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的一套语言项目即语言变体来划分的。赫德森把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认为“英语、法语、伦敦英语、足球评论英语、亚马孙河西北部某大家庭的成员所使用的语言、某人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称为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变体的实例大都和交际人的社会特征有关，不是属于社群变体就是属于类群变体，只有足球评论英语是和交际人对语言的使用有关，是属于功能变体。军人是属于职业范畴，职业是属于类群范畴，因此，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类群变体划分出来的。有人认为军事言语共同体“是民族共同语的变异”，即社群变体的变体，这意味着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社群变体划分出来的。社群变体和类群变体可以相互从属，由于谁从属于谁涉及到以谁为主的问题，因此不能任意得把甲从属于乙说成乙从属于甲。我国军事语言的实际情形也表明，是社群变体从属于类群变体，而不是相反。对于社群变体，我国语言政策是推广标准变体，但不排斥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把我国军事语言说成民族共同语即标准变体的变异，会给人以错觉，似乎我国军事言语共同体里只有标准变体，没有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
弄清了什麽是“言语共同体”和“语言变体”，我们就可以给“军事语言”下如下的定义：军事语言是军事言语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类群变体。
3. 军事语言变体和语域 军事语言在使用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军事语言变体。讲语言变体不能不讲语域，讲军事语言变体当然也要讲语域。语域是“根据不同用途而区分的变体”，正好与方言相对照，后者是“根据不同使用者而区分的变体”。语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多维性，即具有反映交际行为系统的多维矩阵形式。语言学家们提出了不只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被广泛使用的是英国语言学家m.a.k.韩礼德的三维模型。这个模型由场（交际的目的和话题）、式（交际的手段）、体（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也就是说，语域这种语言变体可以进行场、式、体三维立体分析。有人把语域看成是“军事词语变体的又一个重要的条件或因素”，意思是语域本身不是变体，而是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只与词语有关，和话语无关。这种认识会导致把语域只局限在生活文化背景、交往场合、交际方式几个方面，从而把交际双方、上下文等因素从语域中剔除了。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虽然话题（属于场）、角色（属于体）都被剔除了。分析实例时，根据需要，可以对语域进行一维平面分析。但是，在理论上如果出现语域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的任何暗示，就会给读者造成错觉，似乎语域真的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其实，所有的语域实例都可以进行多维立体分析。
语域和语境是什麽关系，直接影响到对语域的理解。如果语域从属语境，语域就失去了语言变体的资格，因为语域不是语言变体，只是影响选择语言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如果语域不从属语境，语域就有资格成为语言变体。语境有广狭两义，狭义语境只指上下文（内部语境、小语境），广义语境还包括说话环境或背景（外部语境、大语境）。但在社会语言学里，语域和语境有明确分工：语境只指上下文。赫德森把语域视为一种变体，把语境视为对语言变项产生影响的一种因素，在他看来，语域和语境之间并无从属关系。
语域的一维是交际方式，交际方式主要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大方式，有一种分类法把体态“语言”也看成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体态语言三级独立交际方式的一级，其实，体态“语言”只是和有声语言并列，是不能和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研究军事语言的口头语和书面语，既可以用传统语言学的表达理论，也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变体理论。用什麽理论去讲，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两种理论都能讲出自己的特点，而且不能互相替代。同样讲语言使用，语言表达论是着眼于语言的内部特征，语言变体论是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分布，就像同样是讲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着眼于口头和书面，讲的就是交际方式，着眼于语言，讲的就是语言变体。
4. 军事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陈原教授介绍说，社会语言学不当至今“没有一致公认的界说”，而且其“研究对象或范围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界说”，因而社会语言学大有“发展活动的余地”。用这些话来说明“军事语言学”的现状，也恰如其分。有人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尝试在论著中从基本构架直到基本观点、基本术语都向社会语言学靠拢。如果有一本论著能首尾一贯地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语言，那不但是对军事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而且也是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可惜目前做不到，因为编著一本纯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加以研究的军事语言学论著似乎条件还不成熟：大量的、活生生的军事语言现象还没有用结构描写的研究方法去整理和分析。如果把结构描写的研究看成是前期工作，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看成是后期工作，那么，前期工作没有做好，后期工作就很难有所作为。当务之急还是做好军事语言现象的结构描写，这也就是本书研究工作的定位，虽然本书也不排斥用结构描写方法以外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现象。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把军事语言学看成是一种社会方言，主张用社会方言学的理论去分析它。这样一来，军事语言学不是直接和社会语言学挂钩，而是直接和社会方言学挂钩。这种从社会语言学——社会方言学——军事语言学分级模式去看待军事语言学的观点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在社会方言学里各种语言研究方法都有大现身手的机会。
【关键词】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概论》；影响
一、索绪尔的语言观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祖籍法国。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奠基人，被誉为“结构主义鼻祖”和“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早年曾从事过印欧语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在1879年发表文章《论印欧语系元音的原始系统》。在以后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他感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有局限性，如忽视语言的体系性，孤立处理语言单位；强调语言的历史比较，忽视共时的研究等。经过思考和探讨，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方法。
索绪尔首先区分了语言（ langue） 和言语（ parole）两个概念，他认为， 言语活动包含了对立的二重性――生理的与心理的、个人的与社会的、稳定与演变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他认为人的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同时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其次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既语言学自身的内部要素，外部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同民族学、政治史、地理分布以及社会制度的关系。索绪尔把对语言的研究分为共时性的研究和历时性的研究，进而把语言学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的研究就是静态的研究，历时的研究就是动态的研究。索绪尔还提出了语言是一套能够表示意义和概念的符号系统，其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索绪尔认为， 语言是一套自足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它是集体成员之间的契约， 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性部分， 单个人的行为不能对它造成影响， 人们只有遵守它。他还认为在语言系统中各个要素及其构成成分都处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中。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等，频繁出现在语文教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教学论价值。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很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必须由整体出发切分出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彼此联系的。
二、《普通语言学概论》的主要内容
《普通语言学概论》并不是索绪尔所著，而是索绪尔的学生巴利（Charles Bally）和薛施埃（Albert sechehaye）依据听课笔记整理出来的一部著作，其内容大部分包括了索绪尔语言学的观点。《普通语言学教程》全书分六部分：绪论、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和结论，其中前三部分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历时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基本延续了前人的观点，但纳入了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地理语言学属于外部语言学。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前三部分的内容。
在绪论部分，索绪尔首先确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对有可能观察到的语言现象进行描述和探究，追溯语系历史，概括语言中的一半规则。他把复语言现象分为语言（langue）言语（parole）和言语行为（langage）三个层面，语言只是言语的一个确定部分，它既是言语能力的社会产物，也是一套必要的规约。为了强调语言的同质性和系统性，索绪尔还提出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区分，一切跟语言的机构、系统有直接关系的要素都属于内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内部语言学是不允许随便安排的；外部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同社会、文化、制度等各种要素的关系。在第一部分一般原则中，索绪尔指出，在社会现象中有一类特殊的社会事实，就是符号，语言是表达意思和观念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有两个重要的性质，即符号的任意性，一个是符号的线条性。所谓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指语言符号单位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个是概念，为符号的所指，一个是音响形象，为符号的能指，能指和所指在社会约定俗成之初的组合是任意的，符号的线条性是指一句话中各个符号系统是按照直线排列的，只能在时间上展开，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其中包括说出的话和写出的文字。
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索绪尔依据语言研究的方法和性质把语言学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又可以称为静态语言学，是研究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在其发展历史中的某一阶段的情况，也就是语言的状态。历时语言学又可以称为演化语言学，主要在于研究语言在较长历史时期的演化和变化中所经历的变化。索绪尔认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说明了任何时期的语言使用者只需要了解当时的语言状态就足够了，演化过程不能说明一个语言符号的现在假值。历时元以内现象并不企图改变语言系统，任何变化或修改都只影响孤立的成分，而不是正规系统。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机构中，一切要素都是按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组合起来的，句段关系是在语言中的各个词由于它们连接在一起，彼此便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性为基础的关系，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叫句段。因此，句段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的单位组成的。联想关系是指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这种关系不在前后相继的环境中出现，而是在说话者的脑子里出现的。
三、索绪尔语言观的影响力
《普通语言学教程》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20世纪的语言学对自身结构的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从索绪尔开始，语言学的研究中心才开始转向共时的分析描写。索绪尔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都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更重要的是，索绪尔的机构主义理论还超越了语言学的界限，影响到了哲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在欧洲形成了结构注意思潮，使得语言学真正成为一门领先的科学。在索绪尔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后来分化出来的布拉格音位学派，哥本哈根语符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都有重要影响。
索绪尔的语言研究开辟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历史时期。传统的语法研究是规范性的，长期处于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的附属地位，很难就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因此对语言本体的把握难以全面深入，一直缺乏一套独立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十九世纪的历史语言学才真正就语言自身做规律性的探究，这时的语言研究总结出许多语言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其理论落脚点是语言成分历时变化的语言事实，因此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语言成分间的结构关系。索绪尔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对语言整体的性质加以探讨。二十世纪语言研究的成就证明了索绪尔语言理论历史价值，索绪尔的理论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语言研究的基本思想至今仍是各种语言学流派的存在前提。这样看来，学术思想的影响和继承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后继者而言，他们对于辈思想的接受有些是主动的、自觉的，而有些则是不自觉的。不管人们接受与否，索绪尔的思想光辉一直照耀着语言研究的历程。象历史上所有的著名思想家一样，他为人类留下了一份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遗产。
【参考文献】
[1]王晓男.索绪尔的语言观研究[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9（12）.
[2]卡勒.索绪尔[M].张景智译.刘润清校.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
[3]De.Mauro.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J].国外语言学，1983（4）.
[4]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关键词]语言学；哲学；语言理论；常项
[中图分类号]H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115-06
一、引言
当代语言理论不断地涌现新观点、新思想甚至新的理论体系，这些观点或者理论有的基于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句法语义、句法语音、词汇句法等等理论，有的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近似值、盖然率、级阶等理论，有的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认知框架等理论，也有的基于语言文化学的预言世界图景、语言定型、语言个性等理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数理语言学、生理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等新兴学科，都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国外语言理论飞速发展的同时，国内语言学界也奋力追赶，不过，在面对国外五花八门的语言理论时，中国语言学总有一种永远都追不上国外语言理论发展的步伐之感。这就足以引起学界的思考：为什么国内语言学界鲜有新的语言理论产生，而只是以国外的语言理论来研究本国的语言？如何建立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时如何选择或者创造适合于一定研究目的的语言理论与方法？
语言作为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媒介，从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已经作用于人类的各个领域，“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1]，“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2]37，“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3]52，“语言是存在之家”[4]，所有这些表达都是体现了语言的多维性。的确，人类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凝聚在语言中，同时又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所以对语言的研究就可以以不同的视点、在不同的维度中进行。不过，不管视点在哪里，也不论在哪个维度中，对语言的研究都有一些恒定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共同认可的知识体系。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所有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都离不开哲学这一常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哲学开始的。“哲学（philosophia）”这个词来源于两个希腊词语philein和sophia，意思是“爱”、“知识”或“智慧”[5]1，哲学即“热爱智慧”，就是指人类为了提高认识能力，为了更智慧地生存而进行的思想认识活动。在汉语中，“哲”这个词起源很早，“哲”或者“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的人，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都反映了“哲”这个词的涵义。总之，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哲学都是探索人类自身、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等等问题。而在从古至今的种种哲学思辨中，都避免不了对语言的关注，因为 “语言与其说是一种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生态，人类及其历史不仅存在于自然生态环境之中，而且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之中。”[6]从上古时期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再到文艺复兴、近代哲学中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以及当代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主义都体现了语言和哲学无法分割的关系。
二、语言的哲学思索
（一）西方哲学中的语言思索
哲学作为人类认识自我和他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知识体系，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基础，语言也不例外。人类最初对语言的探究散见于古代的哲学著作中，最早涉及语言问题的哲学家是上古时期的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万物生成变化是根据真正的话语或规律（逻各斯）进行的，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规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哲学问题的思索集中体现在“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即“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和必然的还是由人来规定的。柏拉图建立了自己的“相”或者“理念”的世界，他认为人类世界有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分，理念世界是永恒和完美的，现实中可感的个别事物既不永恒也不完美，它只是在“分有”或“模仿”永恒而完美的理念，是理念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相是一类个别事物共有的性质，“共相”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
中世纪关于语言的论争集中到“共相”问题的这一结点上。经院哲学家把语言作为证明“上帝的存在”的主要工具。“在基督教信仰中，圣父、圣子、圣灵—三样独立的事物—是同一的，即‘上帝’。‘上帝’一词因而不仅适用于单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普遍词语。”[5]92所以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时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共相”是上帝心中的形式，先于事物而存在（唯名论）；另一种认为“共相”是上帝的本质和一般的性质，存在于事物之中（唯实论）；还有一种认为普遍词语仅仅和思维中的概念对应（概念论），从而确立了唯实论、唯名论和概念论三个主要观点。这些起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于中世纪的关于语言的思考，直接导致了语言研究中的唯理与经验主义之争，并且对语言成为独立学科之后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主义、语言文化主义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唯理与经验主义之争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于近代哲学。一方面机械的客观世界对于自身的描写要求语言是一个摆脱模棱两可性和优美性的关系系统，要求准确、清楚、形式化的语言；另一方面语言自身又是一个人们表达情感，具有某种语义模糊性的实体，所以就出现了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对语言的唯理主义探索和培根、洛克、维柯等哲学家对语言的经验主义探究。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理性主义者笛卡尔在1629年11月20日写给梅森教士的信中，描述了建立通用的、形式化的人工语言的思想；而莱布尼茨则发展了笛卡尔的通用语言的构想和该构想与逻辑的关系，长期致力于普遍文字思想的研究，是公认的世界语的先驱[7]74-81。唯理主义在语言研究中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波尔·罗瓦雅尔的《唯理普遍语法》。《唯理普遍语法》以唯理主义者对良知和理性的理解为出发点，认为人类的语言是由两个层次或者两种语言构成的：一个层次是准确的、清楚的、有序的、有规律的、对于所有的人都通用的；另一个层次是每个民族独特的、变化无常的、不合逻辑的，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具有非普遍规律的。唯理普遍语法是对所有语言都普适的语法，自然，这样的语法只能是逻辑上的。作为逻辑上的语法，不仅仅是普遍的语法，还是演绎的语法。《唯理普遍语法》的作者阿尔诺和兰斯洛认为语法首先是以语词中，尤其是句子中思想表达的普遍规律作为真正的对象，正因为如此，语法就是科学。个别语言中的语法相对于前者就是个别情形，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由每一种语言及其“日常语法”的具体特点造成的，因此确切地说，是“艺术”，因此，可能存在“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普遍语法是基于理性规律的关于所有语言中口语和书面语普遍和不变的原则的科学，而个别语法是基于不同民族语言中不同的用法任意建立起来的个别语言的形式的科学。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以洛克的白板说和意大利人詹巴蒂斯塔·维柯所持有的历史主义原则为代表。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的第一卷中探究了天赋观念的问题，他认为，任何有天赋的原理，人类心灵就一定能意识到，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于心灵中，而不为心灵所察觉。心灵的原来状态是一块白板，一片空白的板块，一个暗室，一个空箱或者一张白纸，其中没有任何字样、任何观念。人类观念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可感觉的性质；另一个是内省或者内在的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关于它自己的活动，诸如知觉、思维、怀疑、信奉、推理、认识和愿望的观念[8]。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语言的思索从哲学上来说是认识论的双重性—对现实世界完全客观的认识，完全除却“不定”因素的干扰，同时还是要考虑到“有思维能力的东西”[7]74-81，也就是要探求语言自身潜在的基础—“人”的潜在影响。就其对语言研究的影响而言，还要考虑到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人”的因素。
对语言最有影响的还有发生于20世纪初的语言哲学。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一般分为以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莱尔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传统，和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9]。这两个传统的哲学都体现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但是两者的切入点、理论框架、论述风格等各个方面相去甚远。弗雷格是个数学家，他在对数学提供逻辑基础的过程中，对语言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提出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就是在弗雷格与布尔等建立的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罗素在与弗雷格相似的方向上展开了自己的逻辑研究和语言研究，从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方面展开语言的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他从“思维-语言-现实”三元关系来全方位地探索和研究语言哲学，他的《逻辑哲学论》是语言哲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而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则认为完全逻辑的方法造成了对“生活世界”或者“存在”遗忘，致使文明、文化的失落，他们的语言哲学就是要争得人文学科的独立地位，所以他们的语言哲学和文化、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海德格尔在其哲学之路伊始就开始关注语言，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环节上对语言进行过深入研究，而后期的《在通向语言途中》更是把语言问题放到了中心位置。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动摇了传统的西方文化传统，与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拒斥哲学、逃避哲学不同，海德格尔以转向后的诗化语言重建哲学，以诗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哲学。伽达默尔发展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在他的《真理与方法》中说明了一切理解都必须通过语言发生，哲学阐释学的归宿是语言。
哲学对语言的思索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等研究范式的更替，从语言的角度上来说是对语言本体、语言性质、语言功能等等维度的认识。西方语言学的研究一直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进行，许多语言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所以对西方语言学的认识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哲学这一本源。
（二）中国哲学视域中的语言问题
与西方哲学相同，中国的哲学也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史前年代。在先秦诸子中，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辩、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都是古代哲人对语言的思考。公孙龙在《指物篇》中论及“指”和“物”的关系时说：“物莫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天下无物，可谓之乎？”[10]12这里的“指”就是“物”的特征。所有的事物都有它们的特征，没有特征就不可以称之为物，同样没有物也就没有它们的特征，所有的“名”都是由这些“物”的特征而产生的。荀子在《正名篇》中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10]14就是说事物与名称之间本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什么名称来指什么事物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合社会规约就是“宜”，不符合就是“不宜”。这些古代思想家对语言的思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和西方思想家对语言的思索是一致的，都是对现实世界本体的思索。不过，这些零星的言说之词，对中国整个语言研究的方向并没有形成巨大影响。对整个社会、乃至各个学科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个国家所延续下来的社会思想体系。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主要有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就是一，就是自然，是永恒。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道”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是一致的。但是道家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哲学，儒家思想以道德楷模来作为训鉴后人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对经典作品、经典人物的推崇与注疏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哲学的主要手段。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主要致力于训诂、文字、音韵三个板块—训诂是对古代经典作品的注疏、文字是对“字”的本源进行探究、音韵是对语言的语音外壳的研究。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对语言的研究是追本溯源式的研究，这与中国当时的主导哲学体系是一致的。
自从以西方语言体系为框架的《马氏文通》在中国传播以来，中国的语言学就开始追寻西方的语言研究之路，不过因为中国语言本身的特点，所以中国语言学现在走到了永远都在追赶别人步伐的瓶颈中，要突破这个瓶颈，除了要研究汉语本身的个性外，还要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有深入的研究，只有对学科赖以生成的基础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建立起适合这种学科发展的知识体系。
三、语言研究的哲学基础
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从19世纪初开始的，从洪堡特、索绪尔到乔姆斯基、韩礼德，语言学经历了许多流派、许多门类的研究范式，但是总体而言，语言学要解决的是语言本体、语言功能、语言与语言使用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所以语言的研究也就集中体现在语言的形式、功能和认知方面。形式和功能是从语言的两个最主要的显性特征，形式是语言自身的表象，功能是语言作为一种实体的内涵，而认知作为研究语言与心智、思维相关的新兴研究方向，已经对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做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当然，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功能主义，甚或是认知语义，其研究的根源都离不开基本的哲学基础。语言研究理论的产生必定有其哲学基础，语言研究的具体方法论上也必须遵循哲学的方法论。
（一）语言理论的哲学基础
任何一种语言理论的建立都是和哲学传统一脉相承的，以索绪尔为起始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传承的是唯名—唯理—形式路线，想要找到的是除却一切不定因素、所有语言都具有的共性的东西。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要“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做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2]30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洪堡特问题”—“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柏拉图问题”—先于经验的内在天赋的存在、“笛卡尔问题”—思维实体中认知系统的存在。这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还是要“解决整体人类知识的哲学理论问题”[11]。功能主义的语言学研究可以从柏拉图和普罗塔哥拉的思想中找到源头，他们都认为语言是人谈论问题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方式，是一种选择系统，可接受性或用途是其标准。从洪堡特的语言功能论到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观再到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遵循的是语言不仅是一种“能”，而且是一种“功”，其哲学基础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洪堡特在其《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写道语言中的一切都是动的，而不是静的；它的相对静的部分在人的心灵中不断地被加以复制；语言不是研究完成了的工作，而是一种行动[3]56。布拉格学派的马泰休斯认为语言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必须采用功能的观点来进行语言的分析。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则发展了语言是一种“功”、一套系统，认为每一个系统就是语言行为中的一套可以供选择的可能性，是通过说话者对语言的不断选择而进行的分类，从而得出某种表达的系统形式。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一些关注认知研究的哲学家如Johnson、Putnam都是其理论生成的直接推手[12]。由此可见，从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那一刻开始，哲学就一直是其理论的隐性基础，所有成熟的语言理论都有很深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没有一定哲学基础的语言理论很难有持续的发展。
（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就具体的方法论而言，语言学也是从哲学中汲取营养的。语言学自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以来，一方面，要探求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精密度，所以就用哲学中的二元论，以及由哲学发展而来的数理逻辑等等形式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由索绪尔所创立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语言内-语言外、句段关系-联想关系、历时-共时等等都是二元论的体现，哲学中的数理逻辑以及斯宾诺莎的“自类有限”理论都是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论的基础。数理逻辑的先驱是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后来由布尔、亨廷顿、康托、弗雷格等人发展完善起来。数理逻辑包含很多东西，有模型论、集合论、递归论和构造主义等等。索绪尔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就是以德国数学家、集合论的创始人康托的集合论思想为基础的。斯宾诺莎的“自类有限”理论认为，“所有的可以为同性质的另一事物所限制的东西，叫做自类有限。”[7]85在他看来，有限事物由其物理上或逻辑上的界限来限定。索绪尔以语言将其表达为：语言的本质不是由其本身的内容决定的，而是由其反面，即它们之间彼此的区别特征来决定的。实体不是别的，而是具有反面的区分特征的集合（区别性特征）。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更是用一系列的数学计算方法演绎语言中出现的、未出现的种种可能。另一方面，因为语言与人、世界的割不断的关系，所以语言又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精密，因而在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上，也采用人类中心论、原型范畴等等理论。由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发展而来的原型理论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方法论。原型范畴理论认为，隶属于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之间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所以不能单纯地以二元对立、互补来研究语言，原型理论在解决语义问题上有着更加合理之处。由此可见，语言作为一种多维的现象，在研究的方法论上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手段，但是这些方法论的起源都来自哲学。
四、语言的语义、句法、语用三维空间的哲学思索
一定的语言理论、语言研究方法论都是为具体的语言研究服务的，当前语言学研究中遵循美国行为主义学家莫里斯提出的符号学的三大分野—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语义学处理符号与符号的所指，符号与现实对象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句法学处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学处理符号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言在这三个维度上均衡发展，这三个维度本身就是语言学、哲学和语词艺术中语言问题的主要根源。”[7]1在这三个维度上，语言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
语义学是语言学三个方向中的第一个方向，语义学与传统语言研究最相近，传统语言研究是传统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领域，传统哲学中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是关于名称与其所指物之间的关系的论断，拿现代符号学的观念来说就是符号学中符号与符号所指、符号与现实对象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对语义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中，在他那里，“逻各斯”从形式上表示言说之词，从内容上表示思想及理性本身。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万物的生成变化根据“真正的话语”或者“逻各斯”进行，揭示这种规律就是哲学的任务。继苏格拉底之后，“逻各斯”主要是具有“概念”意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苏格拉底之后的整个古希腊哲学可以被称为“概念哲学”。概念哲学把世界看成是分布在空间中的事物的总和，它关注的是事物的名称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古代哲学家就此把关于事物的概念进行了范畴化分类：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态、主动、被动。在这些范畴中，实体居于第一位，其他九个范畴都是不能在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这样一来，范畴本身就已经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名称多半是主词，所有其余的大多是谓词或者某些可能命题构成中的限定语。在语义研究中，语义三角是最小的也是最稳固的图式：语词与事物相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命名；语词与事物的概念相联系，这种联系就是表达，即用词表达概念。
句法学是语言研究的第二个范式，和语义学不同，句法学关注的并不是世界中的个体事物，而是语言事实，罗素认为不能把世界想象成由事物构成，而是由事件或事实构成。事实可以被肯定或否定，但不可以被命名，世界由“事件”或“事实”构成，每一个事件都是用“原子”句来描写的，这种描写是客观的，与观察者—说话人的态度无关，观察者的态度在事实世界中或者不予考虑，或者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用来表达事实的语言形式是句子（命题），而谓词是其中心。在谓词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中，空间和时间统一在物质存在的形式之中，即时空统一。每一个事件都由四维，即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来界定。谓词中是事实命题的核心，谓词概念的实质内容包含着同样的四维，谓词是最不具有语义性的一个恒定项，谓词之间的关系是思维单位，是外部世界中的语言外客观对应物及其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把它引入到语言领域并不是因为语义，而是句法。在句法的研究中，数理逻辑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论述了句子结构的内在相互关系的问题，他认为这些关系可以通过运算来得出句子。所以在语言学的形式主义研究中，语言学家关注的并不是某个句子本身，而是首先对直接构成的句子的分析，然后通过句子各个阶段的生成转换来分析计算这一类形式下能够涵盖的所有出现的或者是没有出现的句子。
语用学是语言的第三个研究范式，与语义句法研究不同的是，语用研究范式中整个语言与使用语言的主体都与“自我”相关，而且用于语言描写的所有基本概念都被相对化。在语用范式中，“我”始终在研究的中心，是所有其他相关项的必要基础，除了“我”以外，接下来是以“我”为基础的语词，“这里”、“此时”、“这个”等等，罗素把这些词称为“自我中心特称词”，而语用学中一般称之为“指示语”。指示语指向的是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指涉的说话的那个“我”才能被理解的语词。其余的语境、语义蕴含等等都是在“我”的理解和我的存在下才能被感知和被理解。
语言和哲学向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语言研究中，哲学一直起着基础和指示作用；每一种语言理论的确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在具体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同样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起着隐性的指导作用；在语言研究的语义-句法-语用三维空间中，同样是哲学指引着研究的方向。以《马氏文通》为起点的中国语言学选择的是西方语言理论的研究传统，这种传统一方面要求国内的语言学界在研究语言理论时，遵守西方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重视其研究中的哲学常项以及哲学方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汉语，其语音、形态、语义也有自身的特点，所以在研究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汉语本身的个性以及这种个性的成因。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适合于中国语言个性的语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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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语言学；语言习得；生成机制
心理语言学的诞生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和心理学根源。古希腊时期，以柏拉图为首的天生主义者就提出：语言是自然赋予的，和人类的规约无关，因此词语的声音和意义是完全对应的。和他们的对立的是以亚里士多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他们认为词语的意义和声音之间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
心理学基础。语言的使用以认知为基础，威廉・冯特1879年在德国莱西比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被看作是现代心理语言学的雏形。他认为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句子而不是词，将语言产生看作是完整的思维转换为有组织的线性语段的过程；提出“统觉”概念，指我们对某一种经验的结构的感知。例如把一系列的音符听成某一种曲调。他主要采取实验内省法。而后来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华生、斯金纳、波利斯等。他们首先批判了“内省法”，认为这种方法带有主观性，而且人类行为主要受客观环境影响；反对将心智活动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因此研究对象常常是动物；强调经验在行为中的作用。
一、发展阶段
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研究时期、重大突破时期和跨学科发展时期。
（一）早期研究时期
儿童语言习得和儿童心理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内容。库斯谟1859年发表《新生儿心理生活的研究》一书，这是对较多婴儿进行观察实验以后统计整理的结果，在当时说来，是一种具有新的特点的研究。如他用糖水、盐水、奎宁水等分别放在新生儿口中，观察他们的反应。1954年，《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的概观》问世，成为了心理语言学的。
（二）重大突破时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心理语言学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时期。1957年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发表了《句法结构》，提出了转换生成理论，随后深刻批评了行为主义。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理论应该解释人们对自己语言的隐含的知识，他注重讨论语言中的创造性。儿童的大脑里有一种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不是靠“刺激―反应”来掌握语言规则。语言系统的规则和表征与认知系统的规则和标准是不同的，是相互独立的。
（三）跨学科发展时期
80年代以来，心理语言学研究重点从表面结构和言语行为转移到底层结构和认知结构。并且受到认知心理学，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影响。人工智能对心理语言学最重要的影响是关于语言理解和知识表征的研究，语言理论、语法规则和语法分析再度受到重视，句法结构也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
二、重点研究内容
早期的心理语言学从儿童习得入手一步步解开语言产生的奥秘，因此，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分为语言产生、语言理解和语言习得三个方面。
（一）语言产生
语言产生分为记忆和输出两个过程。首先是记忆结构模式。其次作为说话人，我们要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概念化。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周围的环境有所了解，即共有背景知识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前语言环境。概念化之后就是构想过程，提取心理词汇和前语言知识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合乎语法和词汇的结构化语言。这时产生的仍然是内部语言，然后通过语音计划，发声转化为口语化表达形式，即外部语言。
语言产生的模型分为以下三种：1.串行处理和并行处理。其中有两个阶段：（1）建立句子的短语结构；（2）提取准备安插到句子的词项；决定这些词项的正确发音。2.自下而上的过程：即从小到大，语音，语音和音节；词汇；句法；话语，把一个句子的意义和前一个句子的意义联系。自下而上反之。3.自动化过程和控制过程.自动化指的是不太需要记忆容量的过程。第二阶段是脱口而出，即自动化。
（二）语言理解
1.言语听辨
言语听辨是语言理解的第一步，这部分主要研究人们是怎样处理言语中的声音信息和语言信息，即我们是怎样把言语信号分解成语音单位并与有意义的词语匹配。研究者提出了四个模型：（1）肌动模型。（2）合成分析模式。（3）模糊逻辑模型。它认为言语听辩有三个过程：特征评估，结合和决策。它的基础是原型，先有一个汇总的描述，包括了各种区别性特征的联合。（4）交股模型。它包括了两个阶段：首先一个词的声学/语音特征激活了记忆中和他相近的词。其次，所有可能的信息都会影响目标词的选择，因此这个时候需要排除干扰信息。
2.心理词汇识别和提取
（1）词汇识别。研究者提出了心理词汇，指储存在内心的一个统一的词汇。关于词汇的识别有以下三种理论：第一，直通理论：词的意义可直接由词性获得，语音的提取是词义通达后的附加过程。第二，语音中介理论：词义的获得需要先词形信息转换成语音，由语音激活词的意义，因此语音信息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第三，双通道理论：词形通过词义和由词形通达语音在通达词义两条路同时存在，哪条道路起作用取决于词的频率和类型等因素。
（2）词汇提取。福斯特（1976）提出串行搜索模型：将心理词汇比作一个图书馆，有三个提取档：供辨认书面文字提取档、供辨认口语的语音提取档、供辨认意义的语义/句法提取档。这些提取线路一次只能用一次。还有一种相对于的是并行提取模型：词汇发生模型。词的提取并非靠它在心理词汇中的位置，而是靠它激活的程度。她就像一个记分板，记下该词项和直觉刺激共享的特征数目。
3.语篇理解
语篇理解的关键问题是句法知识首先被加工还是句法、语义和语用三者同时起作用。因为言语交谈中充满着大量的歧义句，如They are eating apples，借助语境，我们才能知道这句话表示的是“这是可以吃的苹果”还是“他们正在吃苹果”。因此研究者提出了以下两种理论。（1）模块化理论。句子加工中，句法和语义信息由大脑不同功能性模块或加工器完成（词汇加工器和语义加工器）。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相互独立。弗雷泽（1982）提出的“花园小径”模型。如果语义分析否定句法分析的结果，句法分析模块再一次进行分析，提出另外一种结构。（2）交互作用理。句子理解的过程中句法和语义信息同时交互作用。
（三）语言习得
儿童语言习得也叫作语言发展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家主要任务是分辨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在各个阶段儿童语言的变化。他们认为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前语言阶段，只会咿咿呀呀发出有意义的、但无法交流的声音。（2）语言听辨阶段。区分音段和序列、区别语调和重音。（3）单词语阶段（1岁至1岁半），模仿和创造。这一阶段中，儿童语言开始体现语法。（4）双词语阶段，标志着儿童说话能力的进展，这是由于其交际意愿强烈。（5）成人阶段。
三、结语
心理语言学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但是国内研究仍然落后了一步。心理语言学是以语言心理活动的过程，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心理过程，以及语言理解活动为基础。通过对心理语言学的简要梳理，我发现：首先，在心理Z言学的各个研究方向上，需要一个大家认同的理论基础和框架，并且运用比较统一和规范的试验方法。其次，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互相促进，这不仅对于我们认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有促进作用，而且对于认识人类智力也有重大的作用。最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是跨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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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种发育障碍性疾病。根据最新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 DSM-5 )，孤独谱系障碍的核心症状包括持续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沟通障碍，以及局限、重复的行为、兴趣和活动。
2012年美国调查发现，孤独症患病率已达到了1.13%，每88名孩子中就有一位孤独症的患者，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比例为4.67：1。我国自闭症患病率约为1%，但近年来呈急剧上升趋势。据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自闭症患者可能超过1000万，0-14岁儿童患病者可能超过200万(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 2014)，许多家庭深受其害。
二、自闭症表现
自闭症一般起病于36个月以内，通常在5岁以内比较明显，主要表现为三大类核心症状：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碍、兴趣狭窄和刻板重复及怪异行为方式。
(一)社会交往障碍
自闭症患儿在社会交往方面存在质的缺陷。在婴儿期，患儿回避目光接触，对人的声音缺乏兴趣和反应，没有期待被抱起的姿势，或抱起时身体僵硬、不愿与人贴近。在幼儿期，患儿仍回避目光接触，呼之常无反应，对父母不产生依恋，缺乏与同龄儿童交往或玩耍的兴趣，不会以适当的方式与同龄儿童交往，不会与他人分享快乐，遇到不愉快或受到伤害时也不会向他人寻求安慰。学龄期后，仍明显缺乏主动与人交往的兴趣和行为，对社交常情缺乏理解，对他人情绪缺乏反应，不能根据社交场合调整自己的行为。成年后，患儿仍缺乏交往的兴趣和社交的技能。
(二)交流障碍
1.非言语交流障碍。自闭症患儿常以哭或尖叫表示他们的不舒适或需要。稍大的患儿可能会拉着大人手走向他想要的东西，缺乏相应的面部表情;即使有表情，但显得漠然，少用点头、摇头、摆手等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2.言语交流障碍。患儿言语交流方面存在明显障碍，包括：语言理解力不同程度受损;也有患儿2-3岁前曾有表达性言语，但以后逐渐减少，甚至完全消失;言语形式及内容异常：患儿常常存在模仿言语、刻板重复言语的现象;语法结构、人称代词常用错;语调、语速、节律、重音等存在异常;言语运用能力受损：很少用言语进行交流，不会提出话题、维持话题或仅靠刻板重复的短语进行交谈，纠缠于同一话题。
(三)兴趣狭窄和刻板重复及怪异行为方式
患儿兴趣范围狭窄，甚至怪癖。患儿对一般儿童所喜爱的玩具和游戏缺乏兴趣，而对一些通常不作为玩具的物品却特别感兴趣。患儿行为方式也常常很刻板：常用同一种方式做事或玩玩具，要求物品放在固定位置，出门非要走同一条路线，长时间内只吃少数几种食物等。他们常会出现刻板重复、奇特怪异的行为。
三、自闭症患者的语言特征
自闭症患者语言表现多样，有的终身沉默不语或使用有限的语言，有的言语非常流利但有沟通障碍;也因性别、年龄、智力及自闭干预程度差异而不同言语发育迟缓或缺损。
语音方面，自闭症儿童的语调、语速、节律、重音等异常。患儿语调常比较平淡，缺少抑扬顿挫，不能运用语调、语气的变化来辅助交流，常存在语速和节律的问题。语音的音值、音调和音量方面的异常。嗓音高低不当，语流不畅，机械无味。说话时出现音素的替代、歪曲、遗漏和添加的言语异常;无意义地重复过去听到的词或短语。词汇方面，自闭症儿童的词汇量及词汇种类低于其他儿童，没有形成词汇概念，并未真正掌握词汇;创造新词等。句法方面，由于逻辑思维能力的局限，句中词序颠倒，句子结构和功能性词语缺省，像幼儿的“电报词语”， 缺乏句法功能;常用简单句表意，对较长的较复杂的句子理解和表达都存在困难;自闭症儿童多使用陈述句，较少使用感叹句和疑问句。语义方面，能理解只有一个意义的词，理解多义词、同义词或短语困难。另外，理解抽象词语和比喻性语言困难重重。
自闭症儿童所有的言语或语言问题最终都表现为语用问题。患儿主动言语少，多不会用已经学到的言语清楚表达自己需求和意见，他人也无法理解他们的言语，部分患儿会用特定的自创短语来表达固定的含义。上述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自闭症儿童存在着交流障碍和刻板重复古怪行为。
非言语交流障碍，儿童孤独症患儿常拉着别人的手伸向他想要的物品，但是其他用于沟通和交流的表情、动作及姿势却很少。他们多不会用点头、摇头以及手势、动作表达想法，与人交往时表情常缺少变化。
四、自闭症语言研究学必要性及其价值
(一)自闭症语言学研究的必要性
首先，汉语有自己的语言及文化特点，国外文献对自闭症儿童语障特征的描述恐不能全面客观反映汉语自闭症儿童语言特点。大量研究表明，汉语认知有不同于拼音文字的脑神经激活模式[4]。国内自闭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成因、康复治疗及教育教学等方面，缺少系统的语言学研究。
其次，以往涉及自闭症患者语言多是根据量表进行描述，而且样本少。小样本的发现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代表性稍弱，需要大数据的验证和补充。
第三，自闭症确诊后，我们需要汉语语言学专家根据我国自闭症儿童语言特征来制定相应的汉语语音清晰度测试表，训练的汉字、词语、句子等标准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这些无疑亟需大量实证研究来揭示和整合语言各个范畴的特征。
最后，人际交流中的信息传递是多种模态的。手势、身势位置、距离、面部表情等副语言不仅有沟通交际作用，而且有认知作用，其产出与言语在时间上具有协同性。副语言可以帮助理解自闭症儿童的真正语意及其思维。自闭症患者的手势、身势、面部表情等对语言发展及康复治疗也有重要作用，所以语言和非语言研究不可分离，需要研究他们的协同性及互补作用。
(二)自闭症语言学研究的意义
研究汉语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及其副语言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描述自闭症儿童语言不同范畴所呈现的特征，检验或修改、补充以往自闭症语言的研究结论，揭示汉语自闭症儿童语言的特异性。第二，以自闭症儿童语言及副语言为窗口，管窥人类神奇的认知结构、加工方式和神经构造，对其共性特点、程度差异、认知矛盾和可能的促发因素进行多元记录和分析，有助于揭示自闭症儿童的认知机制及神经基础，丰富和发展语言学理论及习得理论。第三，课题为我国自闭症语言障碍进行临床鉴定及其评估量表的制定提供必要的语言学依据，对患者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从而达到促进康复的目的。第四，该研究为自闭症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融入常规学校接受教育，融入社会，提供语言方面的服务，如针对自闭症患者语言康复的教材开发、教学方法设计等。
作为国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章太炎也同其国粹派同仁一样，认为要研究国学，即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发扬优良传统，提高民族自尊心。在章太炎看来，“血统”与“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表征，如果“血统”与“文化”中断了，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灭亡。所以，要维持民族共同体的生存，首当其冲的便是要维护民族的“血统”与“文化”的绵延。那么怎样才能保证做到维护民族“文化”的延续呢?章太炎认为在于保国学，存国性，只要国学不坠，国性不失，则文化不灭，民族不亡［5］。章太炎发出“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6］366之感叹，可见章太炎深刻地认识到“国粹”对于建立现代国家的重要意义，显示出其高瞻远瞩、洞烛先机的目光和视野。在此情结下，章太炎提倡的“国粹”，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民族的语言文字;二是古代典章制度中的好东西;三是国族的历史中的建功立业、有学问的优秀人物的事迹和道德情怀［7］。他认为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在世界历史上，异族侵略、破坏、毁灭一个民族，往往都从这三个方面下手［8］。“群之大者，在建立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语言、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英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9］而这“国粹”的第一项就是语言文字。在晚清时期的国粹派看来，一个民族如果语言文字灭亡了，便会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如果语言文字不亡，即使遭到亡国的命运，还可以藉之作为复国的基础，实现民族的复兴［3］256。章太炎更是将振兴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使民族强盛的重要手段之一。透过对世界各国历史的考察，章太炎发现，强国对于弱国的征服，往往是并其语言文字而灭亡之，如俄罗斯之灭波兰便是一个显著的例证［3］256。章太炎及国粹派为了对抗西学东渐的迅猛之势，增强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以民族语言文字作为斗争工具，其实质是将语言变成了争取社会权利的重要手段。章太炎的主张虽然与语言民族主义在原因和目的上有相似之处，但其主张并不是语言民族主义的体现。
(一)与“新世纪同人”的争论
由于中国国土非常辽阔，全国各地存在着众多的方言，这不仅造成了全国各地在主体文化之外形成众多亚文化存在形态的历史格局，而且还妨碍了散处在全国各地人民之间的交流。并且，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系统，识解颇难，不易于进行文字的普及。所以，汉语与汉字发展到近代若不对之进行改良，便不能适应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需要［3］257。建立一套易于普及的标准化的统一的语言文字系统，便成为历史赋予时人的一项重要使命。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以吴稚晖为代表的万国新语派。掀起了“万国主要是以他们所创办的刊物《新世纪》为阵地来发表他们对于汉语言文字前途的看法的，所以，他们又自称为“新世纪同人”。“新世纪同人”提出废除汉字而代以拼音文字、废除汉语而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他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他们认为汉语言文字是野蛮文字，是落后不开化的，而万国新语是优良文字;二是认为汉语言文字识解、读音、印刷颇难，不利于普及和开启明智。与此同时，章太炎同时人一样，也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建立标准化的统一的语言文字系统，对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他把语言文字作为他所倡导的“国粹”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立志使传统的汉语文存在格局“恢明而光大之”，其意既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汉语言文字系统，使汉语文挥发出新的生命，并且，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他们正在从事的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需要［3］280。但在建立一套什么样的易于普及的标准化的统一的语言文字系统问题上，章太炎同“新世纪同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它与民族生存、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把语言文字看成是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存在。所以，他反对“新世纪同人”漠视语言文字作为历史性及社会性存在的价值，忽视“习惯”的作用，而将自然科学真理的普遍性应用于人文社会，用“科学之理数”进行“齐一”语言文字，“人为”地实现世界语言文字的“大同”的主张［3］269。章太炎对于“新世纪同人”的主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反驳的理由:他认为汉语言文字属于象形字的表意文字系统，欧西诸国语言文字属于合音字的表音系统，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地的不同产生的，无关乎文化的优劣。如果将使用象形文字称之为野蛮，将使用合音文字称之为开化，那么，章太炎指出“南至马来，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体”，但我们却不能说马来、蒙古的文化要优于中国［3］265。从文字内部来看，合音字徒识其音不知其义，与象形字能辨其义不识其音，本是各有长短，在半斤八两之间［11］74。因此，章太炎认为:“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6］254其次，对于“新世纪同人”认为汉语言文字识解颇难，不利于普及和开启民智的看法，章太炎则以俄、日为例给予了驳斥。他认为俄国使用的也是合音文字，但俄国人的识字率却少于中国;日本人使用的是混合文字，在其文字里杂有汉字，但“日本人既识假名，亦并粗认汉字，汉字象形，日本人识之，不以为奇恒难瞭。”［6］257在章太炎看来，开启民智，提高国人的识字率，并不在于是使用象形文字还是合音文字，而在于“强迫教育”的有无，教育的发达与否。并且，章太炎还认为，国人识字与否，还系乎其本身的需要与否，譬如说，农民种地似乎无需乎识字［3］266。因此，章太炎认为随着国人需要的增加，如果国家再实行“强迫教育”，那么，“何患汉字之难知”呢?［10］267汉字读音较难，章太炎认为可以在中国先前反切方法的基础上，创造一套新的简便易行的注音方法。“新世纪同人”认为从印刷来看，中国文字字粒制造很难。章太炎从汉字与欧西文字的特征，以及援引日本印刷为例给予了驳斥［3］267。此外，章太炎还认为如果中国人采用世界语废弃汉文，则不能“宣达职志，条鬯性情”［6］255，即中国人将无法表达自身。例证有二:一是社会学家杜尔斯兑曾经指出中国的“道”字，任何一种外文皆难以准确译述［3］267。二是汉文中“持”的精细化。在汉文中，“持”是通名，但抗、提、捽、抱、奉、儋、台、扛等表达不同的“持”，被传教士称为汉文的“独秀”［12］，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汉文中比比皆是。因此，汉语言文字作为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存在，与其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做到将语言文字从其文化之中游离独立出来。所以，在章太炎看来，将普行欧洲一隅的万国新语当做普行全世界的统一语言文字，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章太炎的以汉语和梵语为中心的语言的亚洲视野，与章太炎政治上的亚细亚主义是同构的。这正印证了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的那样:“语言同现实世界是‘同构’的，人与世界不是主客体紧张的对立关系，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所以，与其说章太炎的汉语观是语言民族主义的体现，倒不如说是章太炎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使然。
(二)章太炎的标准化汉语言文字系统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中国社会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由表及里地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之相随的是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出来，这不可避免地会对汉语言文字构成冲击，汉语言文字正在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时期。章太炎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既看到了积重难返的传统汉语言文字的窘迫处境，又非常清楚我国自身语文的巨大发展潜力［13］。所以，他在如何统一全国的语言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建立起了一套统一的标准化的汉语言文字系统。章太炎主张应在原有的民族语言文字的存在格局之下，将“汉口音”确立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语言的“正音”，以“汉口音”为基础，再以其他各地的方言补其不足，以确立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语言。为了使“正音”规范化并普行全国，章太炎主张应在研究汉语言纽、韵的基础之上，确立汉语言的标准纽、韵，并以此标准纽、韵制成“切音字母”来标注“正音”［3］280－281。所以，章太炎对于汉语言纽、韵的研究也是注力颇勤，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确立汉语言的声纽为三十六，韵部为二十二，并以“古文、篆、籀经省之形”，制成“切音字母”五十八个，以之来标注、规范“正音”［6］276。但此“切音字母”只能作为原有汉字的“注音符号”来运用，不可以用之替代原有的汉字。章太炎的统一的标准化的汉语言文字系统可以说是他的中西文化观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他尊重文化传统和民族习惯，从古代典籍中提取“典语”，以为“正音”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借西方音素文字的长处，创制切音符号，附注于汉字之旁。这是他既保留民族特色，又效取西方之长的文化思想的典型例证［8］。实际上，章太炎是将西方语言文化本土化、阶层化，使之成为本土文化、本阶层文化的一部分，用以坚持和发展本身语言文化，以彰显自身的身份和价值追求。清末民初之际，章太炎从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质出发，奋起捍卫汉语言文字的尊严，反对“新世纪同人”以万国新语取代汉语言文字，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独立而完整的标准化汉语言文字系统，为弘扬民族精神、振奋国人爱国情感做出了特殊贡献。特别是他对于汉语言“正音”的厘定，及其创制的“切音字母”，为解决汉字识读难问题提供了方便之利，也为解决汉语言的普及和统一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3］282。从而真正地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提供强固的纽带与强大的凝聚力。章太炎所拟定的汉字注音符号，1913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一致决议采用，遂成为全国统一语言的标准“注音符号”(在实际运用中略有增损)［14］。由章太炎创制的“切音字母”，以后一直沿用多年，这一伟大的学术成就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之下，已经愈来愈显示出其深远的意义了。
(三)汉语言文字本身的近展
章太炎认为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产物，语言文字必定要随着人们社会交往的日益繁复而不断发展。反过来，人们对语言文字的意识和重视与否，也会对语言文字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章太炎指出，当代世界最为发达的语言应数英语。相比之下，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大为落后。在近代，西方先进国家“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蘖”，中国古老的语言文字再若停滞不前，那势必引发严重后果［15］。因此，章太炎在进行汉语言文字标准化、统一化的同时，对汉语言文字在近代的发展也非常关注。关于汉语言文字在近代的发展，章太炎同样也注重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因袭，主张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具体而言，第一，章太炎主张呼吁新词汇的创作要做到名实必符。当时的新词汇“格致”和“维新”在章太炎看来就是名实不符的。他认为时人将西方的声、光、化、电及有机、无机诸学概冠以“格致”之名，会让国人产生西方的声、光、化、电及有机、无机诸学“皆中国昔时所固有”［16］的谬见。而“维新”一词，会导致国人丧失反清革命大义，“以维新为温和主义”，章太炎斥其为“妄”，其影响之坏，较“格致”一词为尤甚。第二，关于“外来语”的翻译，章太炎则主张应当音译、义译相辅而行，不能义译的听其译音，能够义译的则可为之“特为作名”，但不能强相比附。如关于西方的海军、陆军之帅，时人或强相比附译为中国的“提督”，章太炎认为:“译之以提督，则权甚轻也”［9］298。有人译之为“大将军”，章太炎表示这种译法更确切些。第三，关于“废弃语”，章太炎主张旧有的废弃语，经过作时代性的创造，化腐朽为神奇，仍然可以继续为时代服务。因此，章太炎认为废弃语只要用之得当，仍然不失为一条丰富与发展汉语言文字的途径［3］288。1906年7月15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太炎提出新时代语言学的三项新的使命:其一，根据造字的先后，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从而深入了解先前的社会和历史;其二，能够按照文字固有的规则增造新字，以反映新事新物;其三，提倡小学，以使文辞优美，以达到“文学复古”，产生爱国保种的力量［10］424。通过上面对于章太炎关于汉语言文字本身近展的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章太炎为我们指明了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新方向，以使汉语言文字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文化的进步，使中国的汉语文有大发展。
(四)传统语言文字的研究
章太炎在致力于进行汉语言文字近代转化的过程之中，还特别地注重对于传统语言文字进行研究。他依据自己在小学方面的特长，对中国文字的发音、起源等进行考证，对文字的古今损益、一字重音、古双声、语言的缘起、转注假借等，一一进行考证说明和梳理，使之得以明晰［17］。他在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及《国故论衡》卷上诸书，这些专著成为了中国近代语言学的奠基性著作。《国故论衡》卷上收录论文十余篇，从理论上阐明语言发展规律。书中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中国文字的构成方法“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做出了新的诠释，并对语言和文字出现的先后顺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先有语言，然后方才形诸文字;文字总是先有声，然后方才有形。形以表音，音以表言，言以达意。因此，形体、音韵、故训三者必须同时并重。在论述语言起源问题时，章太炎明确指出:语言的产生是“不冯虚起”，“诸言语皆有根”“故物名必有由起”［11］26。他认为语言起源于对于客观事物固有特征的反映，起源于人的实践，因此，语言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其在人类亦然，异种殊族，为之特立异名。如北方称狄，东北称貉，南方称蛮、称闽，其名皆特异”［11］26这实际是指出种族或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事物名称的不同。章太炎对于语言文字起源及形体、音韵、故训的研究，不仅对了解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及其社会文化内涵提供了门径，而且对中国语言文字如何依循其固有规律在新时代获得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章太炎着眼于发展近代统一的民族语言，努力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形体、语音、字义发展过程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演变，阐明其起源及其演变规律，揭示其内在的统一性［10］429。《文始》和《小学答问》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文始》根据古代声韵演化的轨迹，从语源穷究文字如何孳乳变化［10］433。《文始》对初文(指纯象形、纯指事的文字)及准初文(指合体、渻变、兼声、重复而产生的文字)510字，加以考释，揭示了初文、准初文510字同《说文解字》中近三分之二即五六千字之间的内在联系及演化方法。《小学答问》专明本字借字之流变［10］433。它在指出清代的《说文》研究的不足的基础上，从《说文》中的一个字开始，征引相关古籍，阐明其本字、借字如何演变;对于字音相关、字义相同或相反者，则努力揭示其内在联系［10］430－431。《新方言》则从方言俗语中推寻古音古义，从语根理其会通［10］434。章太炎在其中重点探讨了中国各地方言的声音条贯、原始意义等，从而揭示了全国各地方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流变［10］428。《新方言》是从语源学角度，充分利用他丰富而精深的声韵学知识，揭示古今及各地方言演变规律的一部具有原创性价值的著作。它开启了现代中国方言研究之门，推动了方言的调查与研究，方言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形成了有系统的分析语言、比较音韵、词汇语法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10］429。这是《新方言》的学术价值，而它的社会政治价值则在于它保留了华夏民族精神的种子，集中体现了晚清国粹派“以国粹激动种性”的思想。这几部著作构成一个整体，阐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内在的统一性与规律性，是章太炎对支撑民族思想文化底蕴的载体汉语言文字的清理和净化，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实证支持。章太炎对传统语言文字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也令章太炎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多面的样态。（本文作者：丛日宏、徐晓艳单位：辽东学院装备与材料学院、辽东学院外语学院）
关键词：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语言学习观念；英语学习
近年来，随着外语教学的研究重点从“如何教”逐渐转移到“如何学”，语言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的研究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语言学习观念影响并决定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方法，而这些方法会通过学习和交际环境中使用的策略反映出来，它对于决定语言学习者能否成功地掌握一门外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力图调查中国非英语专业的研究生的语言学习观念现状，以期对国内非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以下简称研究生）的英语教学提供启发。
1 调查对象及工具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华中农业大学刚入校的非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他们从全国各大高校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学习深造。一共有151名学生参加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51分。
本调查采取Horwitz所设计的《语言学习观念调查表》（BALLI），因为其内容全面，而且其有效性已被许多研究者证实。该调查表包括34个选项，涉及5组语言观念，分别是外语学能、语言学习的难度、语言学习的性质、学习和交际策略以及动机和期望值。每个题项后都设有从坚决不同意到坚决同意的5个登记的李克特量表。
2 调查结果与讨论
对问卷34个题项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学生对每一题项回答的百分比都被计算出来，结果按照各个类别显示如下。
2.1 外语学能观念
语言学能是智力中负责语言学习的特殊部分，它被认为是影响外语学习结果的学习者因素之一。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74.8%）认为某些人具有学习外语的天赋，这一结果同刘润清和戴曼纯（2003）对大学生语言观念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但是另一方面，只有13.9%的学生认为自己有学习语言的特殊能力，这种对自身语言能力的消极看法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的语言学习效果。
此外，相当多的学生（64.3%）赞成小孩比成人学习外语容易。这一结果与人们的普遍观点一致。
75.5%的学生反对“数理化学得好的人外语学得不好”的说法，可见大部分的学生都认为语言学习与其他科目的学习并不冲突。而51%的学生反对“会说外语的人很聪明”的说法，因为70.2%的学生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学好外语，即学好外语不需要很高的智商。虽然智力因素一直作为学习者的个人因素之一被学者研究，但是对于其对语言学习的影响程度却没有定论。从此调查来看，学习者本身并不把智力看作是语言学习成功的关键因素。
2.2 语言学习的性质观念
语言学习的性质观念是指学习者对在语言学习中所应包含的方面的看法。对其全面的认识有助于学生采用有效的学习方法。本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研究生认为学习外语与其他科目不同，与大学生对此项的看法一致。外语的学习不仅包括语言知识如词汇、语法的学习，还包括语言技能的掌握，如听说读写等技能。此外，84.7%和74.9%的研究生都分别认可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和融入式学习的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对题项17和23的回答。在Horwitz (1988)的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学生分别赞成学习外语主要就是学习词汇和语法规则，而本次调查表明只有27.2%的学生认为学外语最重要的是学习词汇，20.5%的学生学习外语最重要的是掌握语法规则，很明显，研究生的语言学习观念与当今流行的交际型外语教学法更加相一致。
2.3 外语学习的难度观念
外语学习的难度是指学习者对学习外语难易程度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本次调查的研究生而言，他们普遍相信自己语言学习的能力，与他们对题项33，即“每个人都可以学好英语”的回答一致。同时，他们也赞成有些语言比较容易学。
与Horwitz（1988）和Kern（1995）的研究结果相似，学习者普遍低估了外语学习的难度。41.8%的学生认为每天花一小时，两年之内就可以学好一门外语，38.4%的学生认为5年之内就可以学好，只有不到20%的学生认为这个过程需要5年以上。显然，他们对英语学习的难度估计不充分，而当他们发现实际上学习过程比他们预料的要久时，他们就可能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从而对他们的语言学习带来不利影响。
2.4 动机与期望值观念
动机与期望值观念涉及学生为什么要学习外语的问题。那么多的学生都想学好英语（95.4%），他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因为可以以后找份好工作，因为我们国家都重视对英语的学习。而大部分学生学习英语都不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英语国家的人，因此可以认为，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大多是工具型的。
虽然74.1%的学生表示，他们想和英语本族语的人交朋友，但是交朋友的最终目的却不一定是为了同他们进行交际，去真正了解他们，而是为了操练自己的英语，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这可以看作是他们的一种学习策略。
2.5 学习和交流策略观念
这组观念是有关学生如何看待英语学习中的一些学习和交流策略的。本调查显示，学生对这些策略普遍持有积极的态度。74.1%的学生认为即使不确信如何用英语表达，也应该试着说。此外，86.7%的学生认为碰到生词可以猜测它的意思，这些体现了大部分的学生都愿意冒险。
在调查者中，没有人否认重复和练习的重要性，这表明在今天全国强调交际法教学的环境下，传统的行为主义的学习观还很盛行，因为行为主义提出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习惯生成的过程。而习惯如何生成？依靠重复和练习。而且，绝大多数的学生（82.8%）都相信好的发音很重要，然而事实是，在教学过程中发音不是衡量口语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
3 结束语
本次调查从五个方面调查了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语言学习观念，结果发现有些是积极的、有助于英语学习的观念，如“碰到生词可以猜测它的意思”，有些却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利于学习的观念，如有近一半的学生认为“每天花一小时，两年之内就可以学好一门外语”。作为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英语教师，应该及时发现学生错误或消极的学习观念，给学生灌输关于语言学习的元认知和认知方面的知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语言学习观念，从而教会学生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学习。
参考文献
［1］Horwitz，E.K. Using student belief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methods course ［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18，No.4. pp. 333-40. 1985.
［2］Horwitz，E. K. The belief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of beginning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3): 283-294. 1988.
关键词：幼儿园；语言教学；问题；解决方式
在幼儿时期，孩子的语言教学换句话说就是通过一些简单的谈话、讲述、听说等方式来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在新时期，幼儿语言教学的目标是：让孩子能够很乐意的进行交流，能够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用语，能够很流利地将自己想要说的表达出来，但是在目前的幼儿语言教学中，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学习兴趣不够，学习效率下降，下面我们就对幼儿园语言教学进行分析，提高幼儿语言教学的质量。
一、现阶段幼儿语言教学中存在的漏洞
1.在幼儿园语言的教学中，最常见的一点就是，幼儿老师的教学理念落后，没有跟随时代的发展，教学的方式简单，更是枯燥。幼儿的教师大多都是受到我国应试教育的影响，总是对幼儿采取“一刀切”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缺点就是忽视了孩子之间的个体性差异，对孩子个性的发展限制，这对孩子的发展是不利的，而且还有很多的幼儿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还是以自己为主，幼儿辅助，还有许多的幼儿教师教学方式单一，只是简单地通过看图说话、讲故事来提高幼儿语言的学习效率。
2.幼儿教师只是重视语言课程的教学，却忽视了学生的语言活动教学。根据调查显示，大多数幼儿园的教师只是仅仅以语言教学为主，再加上幼儿时期孩子的集中力是有限的，长时间的语言教学会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孩子的学习效率也就下降了。虽然我国在幼儿的语言教学上开设了很多的课程，但是幼儿教师只是重视课堂，忽视了幼儿的语言活动教学，这阻碍学生个性、思想的发展，严重影响孩子的发展。
3.很多幼儿园的教师语言的修养都不标准，专业素质都不是很高。随着教育不断的发展，社会各界更加重视幼儿的教育，幼儿园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教师的数量也在增加，但是在教师的筛选上，学校的领导没有严格地进行把关，很多的教师没有达到标准，专业素质不高，修养不高，而且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幼儿教师语言的修养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培养出来的，有些幼儿教师是刚刚拿到教师资格证来教学，而且还有许多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重视自己语言知识的积累，从而使自己的专业素养越来越差，对课程的教材没有深入的研究，往往把握不住教材的重点，这就严重影响孩子语言能力的学习，也阻碍了学生未来的发展。
二、解决幼儿语言教学问题的有效措施
在幼儿教学中，教师要有针对性教学，教学要有目的、有方向。针对上述幼儿教学语言的教学中，教师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幼儿语言教学的质量。
1.开设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在幼儿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方式非常简单，教学枯燥，不适合幼儿时期孩子的发展。在幼儿教学中，教师要开设多元化的教学活动，根据幼儿时期孩子自身的特点，将游戏教学引入语言的教学中，让孩子积极地参与进来，积极地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交流沟通，这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增强孩子之间的需求，既满足了幼儿时期孩子的需求，又增强了师生关系，对孩子以后的交流沟通、人际关系都有一定的
帮助。
2.利用多媒体教学，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在幼儿时期，孩子的特点就是对新事物有一种新鲜感、未知感，而且孩子最喜欢动画片了，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大自然画面，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在介绍大自然的过程中，教师要用普通话作介绍，这以便于学生的学习和理解。幼儿时期孩子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喜欢大哭大闹，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让学生看动画片，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也可以让孩子扮演动画片中的角色，这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课余时间可以给孩子放一些有教学意义的儿歌，让孩子边听边学，提高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教师可以组织孩子进行跳舞这一课外活动，跳舞可以培养孩子肢体的协调性，这对孩子语言能力的学习有一定的帮助。
总的来说，幼儿时期孩子语言能力的培养是相当重要的，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发展。但从近几年的幼儿教学来看，在幼儿的教学中暴露了很多的问题，严重影响孩子的发展。因此，在幼儿的教学中，教师要创新教学理念，根据孩子自身的特点，创造多元化的教学活动，要时刻以孩子为中心，以孩子为教学重点，要做到满足每一个孩子的需求，还要让每一个家长都放心，将“以孩子为本”作为教学的理念，提高幼儿语言教学的质量。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语言磨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21-013-01
一、引言
语言磨蚀是指某种语言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受该语言的语言因素或非语言因素（情感、动机、年龄、语言使用的减少或停止等）影响而出现的言语行为或言语能力的衰减现象。外语语言磨蚀指的是学习者由于对该语言使用的减少而导致其语言能力的退化。
语言磨蚀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更具有语言经济学上的重要价值。研究语言磨蚀不仅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教学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更对外语教学的课程设置有重大影响，通过这一研究，可以检测到学习者所存的语言应用能力水平，找出评估和弥补语言磨蚀的解决办法。
二、语言磨蚀研究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
大学英语课程教材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在经过大学英语学习后掌握4200词的四级水平词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倾向于将词汇教学放在首位，真正的语言应用能力培养较为缺乏。因此，如何合理设置教学内容，强化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培养，防止语言磨蚀成为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重点所在。
英语使用环境上的缺乏使大多数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局限在了英语课堂中，只有长期持续的英语输入才可能减低语言磨蚀对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从当前高等院校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来看，绝大多数院校都将大学英语开设在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一般情况下都是周课时4节，想要达到长期稳定的英语输入必须对传统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高等院校的非英专学生学习英语基本都是靠教师进行的课堂教学，要达到应用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需要大量的语言输入为基础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所以对于大学英语教学不能笼统的以周课时4节为设置基础，有必要将教学按照教学内容进行分类，如英语听说，英语阅读及英语写作。如此分类的教学内容若依然按照两年的教学周期、一周仅4个课时的教学时长来进行教授显然达不到语言输入的要求。为了增大对学生的语言输入两，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有必要将大学英语的课时增加，且在大学三、是四年级增加大学英语课程，从而达到降低语言磨蚀程度的目的。
语言磨蚀的研究除了对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有一定的影响，也对大学英语的教学模式产生了一定影响。多年来，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一直以教师为主体，多数大学英语课堂都是教师讲、学生听，且大班教学环境下的满堂灌模式普遍存在，完全是单向式的课堂教学，这样的教学模式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不利于对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也违背了语言学习规律，不利于学生英语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为了避免磨蚀的出现，英语教学应把语言能力的培养放在教学首位，以此选择能够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教学模式。
大学英语教师在有效的进行英语教学的同时，要熟识语言习得和语言磨蚀的影响因素以便有效的提高教学效率，在教学中避免语言磨蚀。
作为大学英语教师，应尽可能扩展课堂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把课文内容和相关背景文化知识融会贯通，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加大对重难点的输入量以提高英语知识的抗磨蚀程度。第三，英语应用能力的水平尤其是听说都系能力的水平高低与学生抗磨蚀程度成反比，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越强，语言磨蚀对其产生的影响就越弱，因此，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加强相应的训练，鼓励学生主动加大英语听说读写方面的学习强度，增加相应的训练内容及时间从而提高语言应用的能力，进一步阻碍语言磨蚀对英语学习的影响。教师除了对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更应该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加深对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的了解。大学教育侧重自学，英语教师不可能每天监督学生上课或自习，即使学生出勤率得到了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不一定，因此学生的学习态度直接影响着其学习效果，而学习动机对学习态度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学习动机也是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潜移默化传达给学生的，学习动机的持久与否直接关系着语言磨蚀的影响大小，如果学生仅仅是为在大英四、六级考试中取得较好的成绩，那么在目的达到后往往就会将英语束之高阁，语言磨蚀便会产生。因此，教师有必要加深对学生学习动机的了解，从而更好的引导学生端正英语学习态度，避免出现以考试为目的的学习动机。最后，建立和睦的师生关系是大学英语教师想到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只有在良好的相处环境中，教师才能够较好的了解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真实想法，从而实现因材施教，合适的教学方法及教学内容才能吸引学生积极主动的去学习、端正学生学习态度、进一步强化综合性学习动机，最最终达到提高综合水平的目标。
磨蚀理论不仅仅在课堂上起作用，更会在学生走出校门以后起作用，想让学生在毕业之后仍然持续进行英语学习成为复合型、具有国际化理念和视野的人才就要求教师对学生加强持续发展理念的灌输，试试持续发展教学策略。
三、结语
语言磨蚀，作为语言习得的逆过程，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大学英语教师不仅要注重学生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从而使英语的学习及使用得以保持。如何减轻我国广大英语学习者英语语言磨蚀的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语言磨蚀的研究在国内也是刚刚起步，还需要广大英语教育从业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移动语言学习 智能手机 大学英语教学
1.引言
移动学习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校中已经作为一种必要的教学模式存在。例如，在日本，移动学习已经走在世界的前端。日本网络大学2007年4月成立，是仅通过互联网提供全部课程的大学，提供100多个课程，可提供学士学位。在国内，2002年5月，北京大学启动了国内首个校园无线局域网建设项目。2004年9月，英特尔联手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宣布推出“中国无线大学计划”。2005年9月召开的中国大学无线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和台湾大学等高校的无线校园网络发展思路和模式引起关注。2007年，上海电大移动校园在移动学习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和有关公司共同研制了“移动英语学习系统”，向真正的“移动语言交互教学”迈出了第一步。在香港，移动学习也正在学校中被采用，名校培正中学推出“手机教学”，学生可以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来实时回答教师的问题，促进互动学习。可见，智能手机等智能便携设备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对教学和学习产生影响，学习技术朝着移动化、便携式和个性化方向发展。这些趋势会导致语言学习模式更加多样化。其中，移动学习有效又灵活，可以克服时间、地点的局限。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无线智能移动便携设备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使用智能移动设备支持学习将变得越来越普遍。
首先，笔者知网上搜索到的关于移动学习的论文中的大部分研究内容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阐述移动学习的内涵、理论基础，以及相应的实施方式，概述综述类文章最多。例如，张燕等人阐释了移动学习的内涵和发展途径，提出加强和完善移动学习资源建设和技术支持服务体系，推动移动学习教学的模式研究。其次，移动学习相关技术研究的学术论文也比较多，例如，余胜泉等人研究了泛在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资源设计与共享。利用智能手机、tablets等便携设备来促进大学英语学习和教学的研究很少。
在海外，移动语言学习的研究较多。例如，Markett等人研究了使用手机短信服务（SMS）激励英语课堂互动；Cui & Wang认为，手机已经非常先进和智能化，智能手机可以拥有几乎所有个人电脑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Stockwell探索了基于移动通讯技术的智能词汇学习系统。这些研究的结论不尽一致，这也表明移动语言学习的研究潜力巨大。这些先锋研究催生了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分支：移动语言学习（Mobil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移动语言学习是一种应用智能移动通讯设备来进行和强化语言学习的新途径。
2.本论文的研究焦点与实施方案
本研究聚焦利用移动智能设备（如智能手机）作为大学英语学习和教学工具的应用潜力、利弊、挑战和发展前景。
2.1参加者
江苏常州某高校65名大学一年级新生和六名大学英语教师参与本研究。这65名大学生同属于一个教学班，大学英语是他们的必修课。6名教师主讲大学英语，有5年以上的大学英语教龄，对多媒体电脑辅助外语学习（CALL）有一定研究和应用经验。
2.2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两种研究方法：对65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6名老师进行采访。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学生智能手机使用情况及学生对在英语课堂上使用智能手机辅助英语学习的态度和看法。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学生使用智能手机的功能进行英语学习的频次和使用方法等。其中有些问题的答案是开放式的，学生需要做出简要回答即可，研究者对这些回答进行归类、归纳、总结，用于进一步分析研究。对教师的采访内容包括教师对智能手机用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和课外自主学习的可行性、目的、看法，利用手机进行大学英语学习的潜力、优势和挑战等方面。对教师的采访时间不少于20分钟，采访过程录音的方法，之后研究者整理出6位老师的主要观点。
3.数据分析与讨论
3.1大学英语教学中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和态度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65名受试者全部拥有手机，其中56名同学的手机为中、高档智能手机，如iPhone，三星，HTC等，软硬件配置强，完全满足多模态外语学习的需要；另外9名学生的手机为普通非智能手机。70%以上的同学认为自己熟悉智能手机的各种功能。16名同学认为在课堂上使用手机进行语言辅助学习会干扰学习。全部同学认为他们使用手机是为了进行通讯交流、听音乐、看视频、玩游戏、上网等娱乐活动。32名同学在调查之前就意识到了智能手机辅助语言学习的功能和潜力。21名同学已经下载和安装了手机英语学习应用软件，如电子字典、英语电子书、英语音频资料等。调查显示，手机是大学生的必需品，但是，在课堂上学校和教师会要求上课时手机要静音或关机。部分同学回答说对手机有些沉迷，在课堂上也会偷偷使用手机发消息或玩游戏。同学们认为手机铃声会分散其他同学的注意力，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是一个干扰因素；如果允许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学生就会滥用手机。被采访的教师也认为，课堂上完全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是不可能的，英语教师要对手机的使用加以引导，利用智能手机的学习功能来辅助英语学习。
3.2学生使用智能手机的功能进行英语学习的频次和方法
为了获取学生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英语学习的频次和使用方法，对问卷调查的问题选项设计为三个：经常、有时、从不使用。数据见表一。
在使用手机练习听力方面应用最为广泛，许多同学下载听力音频材料利用课余零碎时间听，有些同学通过听英文歌曲练习听力。阅读方面，许多同学登录英文学习网站阅读文本资料或者下载英语电子书和文章阅读。词汇方面，使用手机练习词汇能力的同学较少，问及原因时，同学们说这方面的手机应用软件比较少或软件不能满足大学生的要求，说明这方面的软件开发有巨大潜力。口语方面，个别同学反应通过用英语打电话或使用手机的录音功能录下自己的朗读声音，与课文录音进行对比，纠正发音和语调，这个策略是很好的，但是遗憾的是，有这种意识和行为的同学太少了（仅占7.77%）。写作方面，只有三名同学有时使用手机功能进行了英语写作能力的练习，方式是通过使用英文书写短信与他人交流。从表一中看出，使用手机进行听力和阅读训练的人数较多，说明手机在这方面有其优势或应用软件和资料较多。在其他方面，手机应用程序较少。
3.3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英语学习的潜力、优势与挑战
结合对六位教师的采访内容和与部分同学的交谈，笔者总结出以下要点。
3.3.1潜力与优势
*手机人人都有，功能强大，便于携带。可以用手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学习。
*使用SMS、QQ、飞信等平台，学生可以实时地和老师、同学交流，及时获得老师的指导、反馈等。
*智能手机提供了一种更加轻松舒服的学习条件和背景，使学生能更好地融入语言氛围。
*有助于给学生自主学习机会，使学生按照自己的进度和节奏自主学习，有利于提高课堂互动积极性。
*手机应用于英语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传统的语言教学课堂不再那么枯燥。
*教室和宿舍如果安装了无线路由器，智能手机几乎就像一台电脑一样支持语言学习，成本低廉又方便。
*利用其无线功能，智能手机能提供虚拟课堂功能。
*利用互联网功能，智能手机可以是一种便携、有效的语言学习工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网络学习资源。
*用手机等移动设备进行英语语言移动学习的应用程序和系统开发在学术上和商业上有待进一步研究，潜力巨大。
*通过开发利用智能手机的学习功能创造移动学习环境是语言教学模式的创新。
3.3.2挑战
智能手机等便携设备用于教学和学习还存在以下挑战：
*目前，高校基本上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有的学校还禁止大学新生带电脑。
*在使用智能手机指导移动学习活动和教学方面，教师现在还没有多少专门的研究或培训。
*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无线化。无线校园网的建设需要更快推进，使新技术更快地得到应用。无线校园网的营运模式需要更多研究。
*适应于手机等移动设备较小屏幕显示的英语应用资源和软件需要更多开发。
*SMS只能最多发送160个字符，对学习文本传送来说是个瓶颈，SMS使用成本较高。
4.结语
十几年来，信息通信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还不能说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于教育学和教学法（ICT Pedagogies）获得了同步进步。现在的年轻一代生活和学习的世界已经和十几年前大为不同。年轻人不仅在使用新技术方面不同，而且因为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他们应对日常活动事务和学习的方式也不同了。移动语言学习的研究及应用为各类学校、各类课程的老师提供了真正的机会来重新认识日新月异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对教学和学习过程、学习效果的影响和潜力，因此，教师和管理层首先要改变教育、教学理念，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支持新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不能因噎废食。只要英语教师、教育管理者、技术专家之间形成真正的对话和合作，无线通讯信息技术与英语学习整合就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Cui G. & Wang， S. Adopting Cell Phones in EFL Teaching and Learning.[J].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xchange，2008 （1）.
[2]Markett，C.，Sanchet，I.A.，Weber，S. &Tangney，B. Using Short Message Service to encourage interactivity in the class room.[J].Computers & Education， 2006（3）.
[3]Stockwell， G. Vocabulary on the Move： Investigating an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based Vocabulary Tutor.[J].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07（ 4）.
[4]余胜泉，杨现民，程罡.泛在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资源设计与共享——“学习元”的理念与结构[J].开发教育研究，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