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2 06:38:40
日新变化思维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它把整个宇宙、人类社会看成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永不停息的一种存在状态。例如，《易传》把变化视为事物发展之新的状态，或变易为新的事物。事物的生成与发展，均是变化的结果。《易传》记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由于天地的变化才得以生成万物，变化即生成，生成是变化的结果。此外，“变化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4］。表明了变化的根本要义是反复与创新。《易传》创下了“先化后变”的思维，《中庸》则提出了“先变后化”的思维。《中庸》记载：“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说明了事物从小到大，从微至著，从内及外，逐渐由不明显到显著的变化过程。纵观儒学从先秦萌芽到两汉形成再到宋明鼎盛的历程，它是一个后儒在前儒的基础上不断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日新变化思维的烙印。例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加以丰富和完善，将“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又如，荀子的思想体系源于儒家，又吸取了各家的思想。再如，儒学到了宋明时期，把佛教的心性说和道家的天地万物生长说批判地吸收进来，形成了新儒学，即理学。这些都是儒家日新变化思维方式在学说或者文化发展上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批判地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展需要高度凝炼而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维特点。同时，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由于时代是不断推进的、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需要变革，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定型，还需要不断演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基于时代、源于实践、生于变革，从中便可窥探出儒家文化的日新变化的思维方式。
二、儒家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必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滋养。
（一）国家价值目标
就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是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发展目标所作的价值要求。儒家虽未就这四个层面作出过如此明确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张与现代价值主张并不乏相通之处。例如，孟子强调国家制度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决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富强”、“民主”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在其所极力倡导的由“礼”至“德”的社会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了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贵“和”的基本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国家交往中国与国之间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因此，这是对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精神的高度延伸与升华。
（二）社会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中借鉴很多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里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儒家所强调的“义”是相通的。儒家强调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正义”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即是说，在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适应社会，在社会规范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状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礼制，强调以“礼”至“德”。同时，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对“礼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这些思想资源，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虽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却不乏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实现了外来价值概念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融合。
（三）个人价值准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它关于个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资源自然十分丰富。“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爱国英雄豪杰。同时，儒家“尚公”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的内涵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已发生变化，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融合。“敬业”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学记篇》中的“敬业乐群”，这是儒家提出的一种道德观念，意指安于职守，联合益友，共同奋斗，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职意识有相通之处。儒家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导在为人处世、交友、办事、从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6］强调了“信”的极端重要性。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9］指出了实现“诚信”的关键在于“明善”。时展了，社会背景变化了，对公民个人的价值要求自然也要实事求是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我们党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抽离出其合理成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高度凝炼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播方法支撑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除了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以外，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教育、传播方法的支撑。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进步，其传播方式已相当完善。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的教育手段、教育技术及传播方法的同时，要充分借鉴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传播方法，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传播方法支撑，做到把传统与现代传播方法有机地结合、灵活地运用。
（一）注重价值观的生活化、具体化
例如，孔子讲“仁”，只告诉人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复礼”等等，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为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但却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践行。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方式，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一定的启迪。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宣传和弘扬，抽象的理念尚未渗透到人们具体的生活中。因此，传播主体应该把重点倾向于将十二条价值理念恰当地融入民众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及工作当中，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如何为之才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践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层次影响
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完善，是一个包括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应试教育到社会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封建社会在小孩的启蒙阶段就把儒家文化通过儿歌、故事等方式灌输给孩子，在家庭中通过家训的形式规范家庭成员。另外，封建社会将儒家经典定为社会选拔人才的指定考试科目，学子想要应试成功就要学习、掌握儒家经典。这样，一方面巩固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学子们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播给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众化。营造社会文化氛围也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文化影响方式，它将其所倡导的内容通过小说、戏曲、说书等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儒家文化无处不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这种全方位的教育、多层次的影响模式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借鉴之处。正如所说：“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启蒙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手段及活动载体的优势，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三）树立榜样，发挥示范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在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通过跨文化营销活动来提高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能力。在跨文化营销中，营销者需要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来适应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那么价值观差异对跨文化营销有哪些影响呢？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1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影响人们的消费观
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人因为价值观的差异在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上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比如，在欧美国家，人们强调努力工作追求良好的物质生活，也强调努力娱乐享受生活。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们一般崇尚竞争，将获得物质财富的多少看作是成功的标志。在其他文化中，比如佛教和印度教盛行的东南亚及印度等国家，与欧美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消费上人们都持有节欲的态度，与追求财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背道而驰。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必然会导致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观念的差异性。
1.2对待工作和成就的态度影响人们的工作观
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麦克莱兰在其跨文化研究中发现，不同国家对待成就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并且，对待成就的态度是决定一国经济执行情况的主要因素，即那些怀有成就感越高的国家，其经济执行情况也越出色。价值观的差异会影响人们对待工作和成就的态度。因此，在进行跨文化营销中，营销者应该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去刺激当地员工来提高营销的效率。比如，在日本，树立工作和成就方面的荣辱感可以有效激励日本员工。在欧美国家，人们则希望能够得到更高的报酬和更富挑战性的工作。
1.3对待变革的态度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
对待变革的态度主要有两种：求稳取向和求变取向。比如，在儒家几千年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对待变革的态度就是求稳的。人们习惯处于“相安无事”“、知足常乐”的社会氛围中。人们一旦接受了稳定的观念，就会习惯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感到心里没底。如果稳定受到影响，人们也会感到无所适从。英国也是比较注重传统、比较保守的国家，在变革的取向上也是追求稳定。相反，美国是一个较年轻的、移民的国家，没有什么传统可依附，也没有形成较强的传统观念，比较崇尚新奇，容易接受变革。
1.4对待时间和风险的态度影响人们的选择观
对待时间和风险的态度也会因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而不同。首先来说一下时间。每种文化对时间的观念和严格守时的要求是有差异的。这也往往是跨文化营销容易失败的原因之一。比如，美国人对待时间的观念是比较严格的，对严格守时的要求也很高。而在中东一些国家，一个拜访者可能要等很长时间才可能与谈判对方相见，或在签订合同之前也要拖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拉美一些国家，人们的守时观念是比较差的。所以，在进行跨文化营销的过程中，营销者必须了解当地人对待时间态度的差异。对于时间意识强的社会文化中，可以开发节省时间的产品，比如快餐、速冻食品等，这些产品虽然价格较高，但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指导下，这些地区的消费者还是会购买这些产品的。相反，在一些时间观念不强的国家里，人们往往在购物和选择商品时不惜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讨价还价，这些可以节省时间的产品可能就不太受欢迎。对待风险的态度也缘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待风险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同时也承担了风险。人们决定是否购买和购买何种品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对待风险的态度影响的。另外，不同的消费者对待风险的侧重点也有差异，企业在进行跨文化营销时应该制定相应的策略。
2营销启示
2.1了解并适应跨文化营销中的价值观差异问题
价值观是人们依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一种信念体系。价值观的差异导致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而文化的差异又导致各地消费者的需求特点和消费行为千差万别，跨文化营销中很多误解和厌恶常常是因为对这些差异的忽视而导致的，这给跨文化营销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跨文化营销者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文化价值观差异所带来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性。这种适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把文化价值看作是不变的。跨文化营销中要适应东道国目标市场文化价值观的固有特征。在静态适应中，最容易发生错误的是采用自我参照标准。因为，跨文化营销者在进入他国市场之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但这些都是本国文化和自己生活经验的产物。面对跨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营销者容易以本文化的价值观、态度、经验去理解、批判和决策。这就是自我参照标准。自我参照标准妨碍了对东道国目标市场的真实评价，在自我参照标准下制定的跨文化营销策略也必然会失败。除了要认识到文化价值观的静态性之外，还要注意到各国社会文化的变化性。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文化变革的结果。社会文化的变化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本身的发展；二是文化借鉴的结果。在动态适应中，营销者要特别注意文化借鉴。社会文化借鉴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变化，有利于克服文化价值观背景的差异，加快社会文化群体对新产品的接纳。
2.2有效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实施本土化策略
一、法学教育中价值观教育失效的原因分析
法学作为一门高等教育的知识学科，其知识体系至少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形而下的所谓“死知识”。这类知识内容以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名词概念的具体含义等为代表，掌握这类知识，对于学生而言，主要就是识记，教师稍加解释和辅导即可。第二个层次的知识是形而上的抽象内容。这类知识以法学教育所要灌输的各种价值观、各种理念精神为代表。掌握这类知识更多的是要靠“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模式，即教师只能将一些框架性的内容传授给学生，同时加以点拨、引导。对于学生而言，这类内容不能仅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还应当进一步内化为自己的主动认知，只有这样，才算是教育的成功。这一问题以往常常被我们忽视，在教学过程中，形而上的内容被等同于法律条文一般，教的人认为宣讲了即可，学的人认为记住了就行。如此一来，价值观停留在内心之外，流于形式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此，有学者就从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价值观不能仅仅停留在“知道”的认识层面，还应当“内化”。这一认同的内化机理具体来说包含五个环节，即理性认知、情感共鸣、思想转化、心理调适和沉淀固化。结合目前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可以清晰地看出，问题在于现行教育模式把重点放置在了第一个环节，即仅仅强调理性认知这一认识环节，而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其余四个环节则几乎被忽略。事实上，后面的四个环节才是决定价值观确立的关键。
除此之外，我们目前法学专业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不成功还与另外一个原因有关，那就是愈发严重的应试化倾向。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法学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很大。由于这种压力的存在，它回溯性地产生了一种连锁反应，导致我们的法学教育走上了一条越来越应试化的道路。具体来说，就业压力首先影响了高中毕业生的专业选择，毕业之后的就业难使得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对法学专业有所顾忌。近年来一些法学院系招生规模的萎缩即表明了这一点。招生困境反过来会直接影响大学的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教育思路和教育理念。国内前些年热议的法学教育该不该走向法律职业教育的讨论即源自这一背景。同时，国内高校的评估评价体系中看重毕业生的就业率，又返回来推动或者说加剧了这种应试化。就学生自身而言，就业当然更是头等大事，作为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入校以后就会考虑要准备将来的一系列考试，如司法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等。由于这些考试决定了他们未来的人生，因此学生们对其都格外重视，校方由于考虑到就业率的压力，对此也往往持积极鼓励的态度。最终，各种因素汇聚成的无情现实使得国内各高校的法学专业教育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应试这条道路。
这种应试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迅速累积，并引发连锁反应，使得当前的法学教育陷入到一种退化的困境之中。其突出表现就是对简单识记的强调，对阅读和思考的忽视。而这一状况又与前述第一个原因密不可分，即能够量化、标准化地以统一试卷的形式加以考查的多是形而下的知识，形而上的知识虽然与此不同，但也只能无奈地与“死知识”一同以试卷形式考查，最终使得知识层次不加区分，考查方式无区别，进而造成教学模式也完全同质化。
以司法考试为代表，探讨其与法学教育的关系，以及法学教育自身的定位，是前些年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了多年讨论，目前对此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考试不能成为法学教育的单一化指标，法学教育应当有自身的品格。正如北京大学的潘剑锋教授所言：“法学教育的性质是多维而非单一的。一方面，法学教育应当注重法律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使学生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法学教育不能只限定于法学知识的讲授，而应当向学生提供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讲解和学术训练，使学生养成‘多知识角度的观点’，并进而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公正气质。”
二、法学专业价值观教育的改进路向
笔者认为，加强法学专业的价值观教育，应当着重从以下两大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是要注重价值观的“内化”。正如本文之前所述，价值观可以说渗透在整个法学体系之中，我们在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肤浅、抽象的理论认知的层面，而是应当向学生强调从案例、事实中发掘价值观的方法。将抽象的价值理论融会贯通到具体的部门法领域，不仅强调了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性，而且也更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加强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法学专业的本科生都有至少一学期的时间要安排实习，尽管目前各高校基本上都规定了教师对实习活动的指导制度，但大部分都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落实。实习是学生走出校园亲身接触和体验社会的重要渠道，在实习过程中，学生们能够遇到各种课本上所没有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涉世不深的学生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那么如何评价和对待一些社会现象，如何在各种事件中选择立场，这对学生而言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假如实习指导教师能够像制度中所规定的那样跟随指导，在一些环节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在遇到一些价值冲突的时候给学生以正确的指导，那么，这样的实习环节一定会让学生受益终身，也会将价值观教育的积极效果最大化。总之，避免法学教育的应试化，重新找回法学教育的立身之基和追求目标，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价值理念教育。
作者：罗强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从人的本质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价值观培育
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起初只是家庭关系和血缘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人进入一定的地缘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之中。在这些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下，人慢慢掌握一定的社会文化，学会参与社会生活，逐步由自然人转变为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社会人。这个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人的本质形成和丰富的过程。因此，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存在物，每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也是接受社会影响、教化的过程，同时人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塑造自己。“社会与人的这种不可分性决定了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只能是先接受社会中已有的知识、观念、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从事独立的社会生活实践，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由此可见，价值观教育无时无刻不渗透于人的活动之中，对人的价值观发生作用。”［2］因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与社会不可分离，而价值观教育渗透在人与社会的互动与交往之中。社会对人所具有的先在性特征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得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可能性。
（二）从价值观的形成过程看价值观培育
列宁的灌输理论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向工人灌输他们原来不了解和不掌握的先进意识、政治意识；二是指“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灌输给工人”阶级意识，使工人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列宁的灌输理论实际上是强调科学、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学习、宣传、培育等自觉的方式才能掌握。尽管列宁的灌输理论是在当时俄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工人文化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灌输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可能不学而知、不教自会的，同样需要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培育才能确立起来。但不能将灌输理论简单地与教育的具体方法等同起来，认为灌输就是填鸭式、生硬说教。任何时代的科学的价值观都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时代精神，这种价值观也不是自发的、自然的演进过程，要使之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就必须进行科学的教育。因此，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也需要经过不同形式的教育才能形成。
（三）从中西方价值观培育的实践看价值观培育
古今中外的价值观培育实践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价值观的培育，儒家文化的奠基人孔子提出了“仁”和“礼”的思想，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克己复礼为仁”，把恢复周礼作为“仁”的目的，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德政。这些思想成为儒家政治文化“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儒家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逐步丰富和发展其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还提出了一些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方法。在家庭教育上，以“孝”为核心，讲究孝亲。在此基础上由家庭到家族再到国家，形成完整的“道之以德”的教民方法。在个人修养上，以修身为本，强调克己和内省。为了培育封建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统治者极力推崇《诗》《书》《礼》《易》《论语》《孟子》等经书。为了使经书的内容深入民心，为广大群众接受，历代统治者还进行了核心价值的大众化工作，编写了《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通俗易懂的书籍，传播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西方，经过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探索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成为西方政治和道德的内在价值和基本原则。许多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立法确立核心价值观的不可侵犯，另一方面通过国民教育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普及和强化。在美国，道德教育经历了从主张道德相对主义到提倡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反映出西方学者对学校教育的反思和对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新认识。在英国，从2002年8月起，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正式成为中学阶段的法定必修课。英国剑桥大学戴维哈格里夫指出：“所有学校都应开设一种专为多元文化社会制订的共同公民教育课。这种社会需要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观以产生国家内聚力所必需的粘合剂。”［4］英国执行官员尼克塔特在《课程中的精神与道德》中指出：“道德相对主义应该被另一种观点所取代，即我们认为社会中存在道德事实，一些道德事实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们组成我们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应该传授给青少年。”［5］在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方法上，许多西方国家都认识到以简单机械的道德灌输、知识学习的方式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较差，西方教育学的一些流派如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教育理论、道德两难判断等将多种教育方法与品格教育结合起来，以增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中心课程观”和“知识中心课程观”的消极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受到“社会中心课程观”和“知识中心课程观”的消极影响，过分注重社会因素和知识的作用，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主体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的发展。“社会中心课程论”重社会整体，轻个体。离开独立的大学生个体抽象地谈论社会，难免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而“知识中心课程观”以知识为重要支柱，片面强调思想政治理论间接知识的学习，忽视了学生的需要、兴趣和学生身心发展的差异。总之，无论是“社会中心课程观”还是“知识中心课程观”，都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发展，落后于时展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从这种片面的课程观中走出来，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需要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观的指导。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存在缺陷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是教育目标的具体化，是教育目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方面的具体体现。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角度审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价值观的关注程度不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五个方面的课程目标中，有四个是涉及世界观方面的目标，对价值观的关注程度不够，这种课程目标不利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第二，缺少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相关价值观目标。随着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人类已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价值观容易被忽视，这一缺陷很显然是与时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第三，缺乏审美价值观方面的课程目标。随着物质的丰富多彩，大学生对审美价值观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一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不够。第四，缺乏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缺少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和国际合作精神的培育，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大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一方面的缺乏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
（三）课程内容忽视差异，存在偏差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是以课程目标为依据制定的，它体现了课程目标的要求。但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角度审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不难发现存在下列问题。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价值观培育方面忽视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比较大，但国家统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忽视了各地区、各省市的特殊性和实际情况，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不强。第二，课程内容比较注重课程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比较注重从理论层面阐释问题，而在结合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和在回应大学生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课程内容缺乏说服力和针对性。第三，从本科所开设的四门课程来看，部分课程内容有重复的现象。如《中国近现代史》与高中历史就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同时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也有不少重复。这些问题的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有利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四）课程设计不够科学，课时不够课程设计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按照一定的课程理念和目标，以特定的方式组织安排课程的各种要素和各种成分，形成课程标准和课程教材的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由国家层面进行课程设计的，总体来看，这种课程设计的规格高、科学性强。但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视角看当前的课程设计，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处理好大学与中学阶段的衔接。在课程设计上，高中历史和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上有重复，这不仅降低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也不利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第二，课程设置与学时的分布不够合理。在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设置了三门，为11学分，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有一门，为3学分。课程之间的课时分配也不合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百多年的历史，只安排了2个学分，完成教学内容的难度很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由原来的两门课程合并的，但只有3个学分，完成教学的难度也偏大。最后，教材内容理论性的知识过多，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才能理解，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有很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但是在大专根本就没有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三、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一）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
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育人为本的课程观强调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出发点，把促进学生积极健康的思想品德的养成作为课程的中心。当前社会改革不断深化，社会竞争也日趋激烈，改革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号角，时代呼唤着大学生的主体人格和创造能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充分考虑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主动加强核心价值观的修养，提升思想道德品质。
（二）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目标建设
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要求我们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的误区中走出来，以育人为本的课程观为指导，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加强课程目标建设：制定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的目标；设定人与自然关系价值观方面的课程目标，引导大学生科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审美价值观方面的目标，引导大学生提高审美素养；同时还要在课程中设定人与世界关系方面的目标，引导大学生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内容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思想政治素质的基本要求。在课程内容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学者们应该充分研究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足和缺陷，在实践中丰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构成。针对当前存在的重视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世界观、人生观等，而道德教育、政治实践、价值观教育相对较弱，教材内容重复的现状，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建设。而在教育过程中，教材内容出现的重复，更是需要联合多个部分协同解决。
（四）增强课程设计的科学性
课程设计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前提。因此，第一，必须深入调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储备，弄清他们掌握了哪些方面的知识，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只有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的教学衔接问题。第二，在课程设计上应坚持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培育人的活动，只有结合现实的社会条件，才能尽可能地促进人的发展。第三，课程设置与学时分配要科学。应适当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的学分，让大学生有机会根据自身的思想品德状况选修课程。同时，应增加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学分，使之更加合理。在课程设计中应将以下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内容包括进去：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教育，二是爱好和平的价值观教育，三是科技价值观教育，四是人权价值观教育。
关键词: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开放系统生态系统价值观
本文通过对组织理论的脉络梳理来考察组织中的价值面，为组织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合体，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结构特征:组织是有意图地实现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组织是形式化程度较高的集合体。在理性古典组织理论中，组织结构是为了有效实现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从根本上说，组织模型是机械模型，这个模型把组织作为可操作部件的结构，每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改变，以提高整体的效能。理性古典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法约尔和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与科层制理论。泰勒提倡通过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来达到科学管理，其理论核心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它的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员工的努力方向，以便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员工的生产效率，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最大收益。行政管理理论提出了“自上而下”的理性化方案，主要阐述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过程的关系，其关注点是管理的行为和功能，以期通过协作与专门化寻求建立一个单一而有效的部门原则。韦伯则致力于对科层制结构特征的简要描述，以期能提高组织的效率。比较而言，泰勒主要是从微观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参与者的工作和决定予以考察，把结构特征作为影响行为的环境因素;而法约尔和韦伯则更多地是从结构角度出发，他们力图把组织形式的特征概念化并予以分析。
总之，该理论采纳了封闭系统战略:组织中的所有成分都是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且都会对组织整体起到积极的甚至是最佳的作用;所有资源都是恰当有用的，且这些资源的配置都满足于组织计划;组织的所有行动都是合理的，组织的结果也是可预测的。由于理性系统强调的是结构特征而不是参与者的特征，因此，理性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人的组织”。
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集合体，其参与者寻求多种相同或者不同的利益。但是，它也认识到组织远不只是达成既定目标的工具，从其本质上说，组织是力图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因此，不应把组织看做主要是达成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应把它本身看成是目的。它强调个体参与者从来都不只是被雇佣的劳动力，他们投入的是他们的智慧和情感:他们加入组织时带着个人的观念、抱负和计划，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兴趣和能力。通过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结构，Roethlisberger和Dickson(1939)称之为“感情的逻辑”。与些同时，该理论遵循了功能分析，系统如果要生存，就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需求，而且所有研究都试图发现满足这些需求的机制。为此，该理论强调行为的结构，关注做了什么，责任和动机就成了更为突出的变量，这为理解组织行动提供了比正式结构更丰富和精确的指导。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和巴纳德的协作体系和Likert的结构分析。人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及其产生行为的原因，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率。而巴纳德的社会协作体系把组织作为有目标的沟通合作体系，将所有参与者整合到一起以使组织目的被成员接受的非物质性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以及道德的行为基础。Likert通过对领导类型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系统组织。
总之，该理论认为参与者只有部分行为是与组织有关的，而只有这些与任务相关的行为才能作为问题来讨论;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则将与组织相关的行为界定扩展到个体活动和态度的方面。如果说理性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是结构机械模型，那么，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就是有机模型。理性组织是设计出来的，而自然组织是演进出来的;前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后者顺其自然地发展;理性组织以精打细算为特征，而自然组织则以发自自然为特征。因此，自然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组织的人”。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与参与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根植于其运作的环境之中，既依赖于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同时又由环境建构。它强调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个体要素被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体和子群体之间的联合时而形成，时而解体，协作与控制变成了主要问题。同时，系统边界也似乎是无形的，行动者的任务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似乎是武断的，并依据系统运作而变化。开放系统并不只是使组织结构特征的一致性变得松散，而是将其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都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过程不仅被看成是组织的内部运作，而且是作为系统的组织自身运作。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蒙的决策行为理论以及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决策行为理论考察组织的结构特征对个体决策者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的“管理人”。该理论认为决策贯穿于管理的整个过程中。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且与环境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系统理论关注系统中的战略性部分及其相互依赖性，系统中把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协调的主要过程及其所追求的目标。而权变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分系统内与各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确定关系模式即各变量的形态。权变观点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况的组织设计。: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动态系统，组织与其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强调组织与其周围及渗透到组织的要素之间的联系的交互纽带，环境被看成是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终极资源，并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作为组织与其环境相互依赖关系的开放系统，组织不仅要服务于人，建立和维护内部的运行机制，组织还必须建立基于价值的社会共同目标以服务于社会，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开放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社会的组织”。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组织结构与其环境互动性的社会体系，主张行为个体、组织只有在与环境、背景的关系中才能得以生存、定义、描述和认识。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关系的、生成的、演进的实体或一个视野中的实体，即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生产者”之间进行的。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不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所谓“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生态系统当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理论。演化理论主要是从组织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交互学习过程来解释组织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演化理论集中关注组织惯例、惯例的变体、环境选择以及成功惯例的累积性保留并认为惯例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而汉南和弗里曼的组织生态学致力于探讨组织种群的创造、成长及消亡的过程及其与环境转变的关系，该理论重点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多种类型的组织，同时探讨了相同组织内的不同组织形式如何在长期的竞争环境压力下作出反应。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组织的目标是对个人和社会做某种贡献。组织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系统。组织不能只关心利润，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利润是组织也不能把组织目的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把组织的性质或概念，理解为“生产者”或“经营者”，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格生态得到和谐发展以期人类本性得以真正体现。因此，生态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社会的组织”。
述评及其启示
理性古典组织理论和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的错误在于坚持了对组织认识的这种两分法。从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来看，由于过于关注组织的规范结构，理性系统的分析家实际上忽略了组织的行为结构。在坚持劳动分工是组织基础的同时，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却从个人的经验和有限的观察出发，旨在寻找组织设计的先验假设。此外，理性系统中的理性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在组织的最上层，指导整个决策制定的价值前提是处于体系之外的。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放弃了理性的主张而代之于感情的逻辑，但是，在对非正式组织理论的重点研究中，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却放弃了对非常重要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认识。借用权变理念的术语来说，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只是极端地关注了有机型的组织。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由于坚持了开放系统的这一正确主张，从而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学组织理论的形成。但是，开放系统既没有按照统一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也没有据以运作的分析单位及其关键维度。正是这些缺陷，使得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根本无法提出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统一观点，而始终处于组织研究两分法的艰难境地。此外，西蒙的决策理论虽然始终致力于微观分析，但是，作为分析单位的决策前提却从未被人予以操作化，以便使之得到广泛而一般的应用。由于关注了决策前提，西蒙主义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是薄弱的。而系统理论把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分系统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加以研究并认为组织的很多价值观来源于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该系统从外界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信息并确定组织的价值观，以便组织履行社会大系统所确定的目标和职能。但是，组织系统理论没有更为深入剖析组织的价值观也没有予以操作化。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使用变异—选择—保留的基本环境机制作为解释工具。但是，演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过多地与生态学系统进行类比，导致它没有涉及人的决策和动机，致使价值观问题也被忽略了，而且整个过程都被视作不可避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对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围绕着组织管理系统的价值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使得组织管理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即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面对这些事实，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深思的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意味的问题: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强调组织的制约性一般是互斥的，但为什么成功的企业组织能有一种综合协调的机制扬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发展之长而避其短，使企业组织趋向良性运转呢?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的回答是:建立一种以幸福为中心的价值观系统，而这种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观系统正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核心所在，它的存在对个人行动和组织的行为产生的韧性约束，推动了组织成功地迈向卓越，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参考文献:
(一)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欲世界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由于大学生的辨别能力还很不完善，所以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在高职高校中逐渐蔓延，造成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学校也没有做好自身的文化建设工作，功利性比较严重，过度的推崇大且全的教育体系，不利于专职技能人才的培养，在学生中，受价值利益的影响，学生之中攀比现象较为严重，挥霍父母的血汗钱;这些都是由于社会功利性对学校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校园文化的内涵在逐渐的流失
高职院校最重要的是文化内涵，但是随着物欲世界的不断发展，学校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的流失，如今学校在不断的重视硬件设备的建设而忽视了软文化的建设，对于教学的设施设备却还是比较落后的状态，在如此大环境之下，校园文化肯定会逐渐的向功利化的方向发展;还有校园文化活动缺乏丰富性，部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仅限于晚会以及各项比赛等，活动的内容比较单一化。
(三)道德传统思维的逐渐消失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也在不断的融入我国传统文化中，大肆的崇扬西方的文化，而逐渐丧失对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所以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对学生以及教师的道德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教育。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功能的不断增强
高职院校的发展不但与校园物质文化有关，更与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有很大的关系，高职院校的教育要与企业的文化结合起来，建设技术型思维新型人才，所以，校园在对学生的激励、约束、凝聚等功能上具有很大的作用。
(二)有利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的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中央提出的符合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它能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起到引导作用，使学生建设适合自己的思想发展理念。
(三)有利于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人才
高职院校主要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新型的技术型人才，学校在教育培养阶段要注重学生的知识、道德、技能的一系列的系统的培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引导学生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的养成，也有利于学校认识培养发展的重点，这样才能全面的实现高职院校对大学生的素质的培育。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建立高职校园文化的发展理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前提，首先就是要改变高职校园文化的发展理念，摒弃传统的功利化的教学理念，建立社会主义办学理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高职院校，所以学校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发展的理论基础，确保社会型人才的培养，不断的增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以及教师的社会主义的良好的价值观，注重人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不断重合，注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专职技术人才。
(二)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积极的校园文化
对于积极校园文化的建设，学校就必须结合积极的校园文化建设理念，如可以在学校贯穿落实爱国精神，使爱国精神这一理念贯穿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从而营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校园文化理念。除此之外，还可以重视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培养，每个校园文化都需要新鲜事物为其注射活力，高职校园文化的建设也不例外，这样才能更好的调动学生的文化热情，使学生的思维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在现如今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三)不断增强高职院校校园软实力以及硬实力的建设
各种社会价值广泛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关系结构的转变,呈现出价值观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化而言的。当代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转变,主要是作家对于文学的价值认识和美学认识的多样性造成的。在一系列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从胡适、鲁迅、巴金、茅盾的文学作品,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创作,再到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17年文学,都表现出了中国作家强烈的思想意识。当代文学创作在这里体现出来的是尊严,对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阶段,然后发展到属于现代派的先锋文学阶段。在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无论在文体实验,还是在选择题材,当代文学都表现出它的多样性。作家创作的作品,虽然未能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枷锁,但还是有很多的作家自觉地从现代化的理念中发出呼吁,支持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鲜明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当代文学创作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之后突出表现丰富的审美形态,从审美层面表现文学创作的多元化。20世纪末期,文学创作表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点,众多作家依靠自己的文学素养,创造出自己感兴趣的作品。由此,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80年代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这和当时解放社会思想密切有关,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解放了思想,在文学创作上更加自由活跃。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影响下文学创作漏洞
文学创作有自己的标准。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但是部分文学创作却是不尽人意的,具体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作家精神价值追求的冷漠和责任感的缺失
作家的创作动力不够,没有积极进取的意识。体制带来的影响虽说是外在因素,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作家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却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创作的作品多数存在着类型化的趋向。与此•58•同时,作家不再关注社会民生和生活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精神资源的匮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贫瘠。
(二)大众文化时代对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
随着大众文化的盛行,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冲突。当代作家面临文学创作最大的迷茫和抉择。作家自身创作素材的匮乏、创作过程的迟缓和市场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不平衡。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创作的初衷,部分作家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了自身文学创作的信念。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作家文学创作能力的弱化
文学是有魅力的艺术。文学创作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把文学的高度和魅力展示给读者,而计算机语言的智能构词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家对文字的推敲和有效使用。作家过分依赖程序化的语言,从而放弃了对文字语言使用的主动性。
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下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的网络文学现状
网络传播的兴起,使当代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文学创作者与读者接触更亲密,沟通更频繁,而这正是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影响之一。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文学的存在与传统的出版形式已经形成了彼此认可、合作互补的双赢局面。网络媒体的发展让网络文学有了新的市场。通过网络资源,人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大量的文学网站,网络期刊和各类文学论坛占据了读者们的视野。
(二)多元化下的网络文学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充实和补充
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经济政策、管理方式的变化,还有不断进步的科技和更替速度得到大大提升的资讯设备。这些现象紧密地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走向多元化。人们开始有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这些因素使得网络文学的考察视角变得丰富。网络文学的创作方式、存在形式和文学机制都呈现出新的价值趋向。不同的传播方式迎合了不同的文学特征,不同的文学特征则需要不同的传播方式。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具体表现在作者文学创作欲望表达的扩张、题材与文体的拓展、文学形态的变化、文本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变换等几个方面。
四、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文学创作中写作理念和手法的发展方向
(一)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
倾听国家和人民的声音随着商品经济和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学迅速崛起。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文化格局发生结构性的转变,社会结构呈现多样性。在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扮演着一种角色。作家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社会行业。因此,作家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要对社会负有责任。作家的文学创作虽是个体劳动,却不会是个体事业。因为,作家代表的是一个行业。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仅要满足于个人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应表达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关注和关心,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引导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要与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需求相联系,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要具有现实担当的作用,也要具有指导教育的意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重。随着我国综合竞争国力的迅速提高,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人们生活幸福了,而且社会价值观念也多样化了。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充满着文学创作的素材。这正是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黄金时期。在这种条件下,作家应该站到人民的立场,关心人民的生活,倾听人民的心声。这样,作家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具有影响力的好作品。
(二)认清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下的文学创作发展方向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化
同志说过：“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弱则国弱。”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国家的主力军永远是青年大学生。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国民素质都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然而，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取决于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切关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各种各样的西方社会思潮传入到我国高校，再加上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体制有待完善，因此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浪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主义甚至丧失人生信念和信仰的心态消极和颓废的现象，长此以往这些都会影响着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树立。同时，这也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由此可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建设，高校要重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高校的主要任务即培养为国家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杰出人才。
2.培育特色大学文化需要精神文化
如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被社会广泛关注，因为社会需求发生着快速的变化，以前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和社会的需要，失业也是在所难免的。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高校大力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美化高校校园环境、购入一大批新型实验仪器和增强师资力量等。但是，大部分高校仅仅重视加强学校硬件的建设，目光只锁定在美化校园、更新科研设备等外在的因素上，却忽视了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大学文化才是高校真正的魅力所在，由内向外地散发着吸引力，独特的大学文化才是一所大学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不仅是“硬件”过硬，“软件”也是十分出色，这两所高校对培育大学精神文化十分重视，他们不仅是全国学子向往的学府，而且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应用型人才，称得上是成功的大学。因此，高校要提升在如今社会中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抓住培育大学精神文化这项工作，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3.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需要精神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文化形态，属于亚文化的范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是中国软实力，它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和社会生产效率，进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生产，这也是国家将大学精神文化建设视为重点发展对象的原因。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力量，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主人，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不断从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大学生在高校感受到了具有先进超前特征的大学精神文化，大学精神文化是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精神文化的建设。
二、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1.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与时俱进，这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遵循的理论。从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理论成果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历任伟大领导人都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经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坚实力量，大学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阵地，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也必须紧跟国家步伐，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其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文化发展，大学生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思考问题、认清国情和感知世界，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学生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艰辛长久，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他们才能奋发图强，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奋斗。
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大学精神文化的共同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也就是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也就是中国梦。提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坚守的，也是社会成员共同的追求。中国梦不单单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由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所有的理想构成的，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怀揣着这个理想，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是到经济基础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行得通的，是可信的。大学必须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课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当然，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种，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位学生和教师都认识到，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共同理想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说过：“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所以，必须要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只有实现了社会理想，个人理想才能得以实现，个人价值才能得到实现。高校要鼓励大学生和教师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实际上也是他们个人的理想，进一步确定共同目标和坚定人生信仰。在革命时期，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坚守着全国解放的共同理想，他们不畏牺牲、勇往直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付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一直保留着。我们拥有了共同理想，就有了强大的前进动力，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一定会实现。
3.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核心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融入民族的气节、风范和日常生活中。当遇到困难时，这个民族表现出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等精神都彰显出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则是一个时代的人们在文明创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是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早就融入所有中华儿女的心中，他们会凭借这两种精神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凝聚他们的力量，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由于，多元文化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一部分大学生慢慢地开始失去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财富。因此，大学必须重视在培育大学精神文化的同时，开展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教育。民族精神体现了大学生是否爱国，时代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大学生没有了时代精神也会被时代所淘汰。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教师，都应该重视他们的重要性。高校也应通过各种方式来培育大学生，使他们感受到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使大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
4.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基础
本文作者：老柯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期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南岸经济社会发展有何重要意义和影响，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群众中入脑入心、落到实处？南岸区关工委报告团全体老同志进行了认真的学习、思考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此讲稿。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重要现实意义
任何成熟的社会都需要一个核心价值体系来统领社会的各种思潮。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中国是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国内外矛盾突出。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诉求急剧增加化，极左和极右的政治意识形态撕裂化，文化道德价值取向多元化。鉴于我国人口众多，需要核心价值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人心；由于目前社会多元价值差异共存，需要核心价值来规范、引领和主导；更因为社会存在着价值缺失和偏离，急需要核心价值来培育、强化和纠偏。因此，必须有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自觉接受、认同并用来约束、规范自己行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引领时展，凝聚人心、增进共识的需要，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现实意义怎么估量也不会过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由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
核心价值包括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风尚三个部分。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后，十用三个“倡导”来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核心理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的内容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构成一个整体，刘云山同志最近讲话中用24个字,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最新概括。为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二、如何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风尚？
第一，学习教育。要在南岸扎实有效地开展专题学习教育活动，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党校培训、干部教育、职业教育、学历教育等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教学之中。全区各级党组织都要把核心价值观纳入行为规范，党员干部模范带头践行。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都应该遵从的，要全区人民做到的，共产党员首先应该做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全体公务人员、教师、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都要率先垂范，带头实践核心价值观，树立好的典范和榜样。
第二，分别要求。就是根据不同人群、不同组织、不同层级、不同岗位提出落实的不同重点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地方领导人的职责就是要带领本地区人民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省市区。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带领人民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他们的承诺和使命。对每个人来讲，重在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个层面。比如践行诚信，就应该与职业操守联系起来，地区领导的诚信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教师的诚信就是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医生的诚信就是医者仁心，救死扶伤；公务员的诚信就是遵循公正、平等、法治的原则处理社会管理事务。
第三，扬善惩恶。凡是违背核心价值的，社会应当及时作出反应。一切没有道德的行为，一切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都应当有人及时批评、制止，必要时有所斗争。而对于弘扬核心价值观的人和事，应当及时表彰，应当立为典型，树为榜样。比如那些见义勇为的人，可以说是实践核心价值观最好的人，不能让他们流血再流泪。那些扶老太太反而被诬陷、被状告的人，在任何法庭上都应该是赢家。如果反而被判输赔钱，这样的逆向刺激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伤害很大。宣传部门要在全区寻找、发现、培育本地区有说服力的正反典型事例加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实践、贯彻落实，是一个需要全民努力、各方实践、精心呵护的长久工程。
第四，建立社会公正保障体系。一是行政公正，政府机关和一切具备承担行政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都应当为公民提供公正。二是舆论公正，报纸、电视、广播及新兴传媒，都应当提供公正的舆论。尤其是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对一些矛盾纠纷的评价，应当给予公正的报道和评价。三是仲裁公正，是比舆论公正要强、但比司法公正要弱的一种公正，专门由仲裁机构来提供。最后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最后和最高的公正，是纠正一切不公正行为的最高裁判。每一个公正都很重要，一切政府机构和带有行政职能的
企事业单位和组织都应当公正地为社会服务，公正地提供平等机会。同时，不公正的现象总是难免的，仲裁、舆论、司法等一切担负着裁决矛盾纠纷的部门，应该公正地予以裁决。公正的依据，一是道德，二是惯例，三是法律。一个社会具备了公正，这个社会从投资来讲就是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从生存来讲就是好的生存环境，从成才来讲就是好的成长环境。
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思想道德营养，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延伸阐发，既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树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
历经江州、荆州、巴州、楚州的更迭，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升恭州为重庆府，古城重庆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南岸位于重庆市区东南隅，人杰地灵，有与大禹治水有关的涂山寺、夫归石；有引历代骚人墨客折腰的黄葛晚渡、海棠烟雨、龙门皓月、字水霄灯、黄桷古道；有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宣传孝道的觉林寺报恩塔；有重庆的南陲屏障、南山诸峰上的抗战文化群；有红岩文化中的《挺进报》遗址等。江山胜景引历代贤人志士，渡江涉水，穿径登峰，形诸吟咏，或讴歌江山之壮丽，题咏林壑之秀美；或寄托家国之忧思，抒发人生之感慨；或遥寄斗争之艰辛，畅想革命之胜利。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不忘过去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和发展。在山东考察调研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增添文化的内涵、实现文化的关照，努力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要结合“三个倡导”的基本内容，讲清楚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思想和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传统美德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然，对待传统文化，也要辩证地对待，加强鉴别、合理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把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宝库开掘好、利用好。
通过文化传承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既要有内容还要有载体，要有文化活动还要有文化产品。要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活动，在国民教育中增加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更好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人们心灵、陶冶道德情操。应该利用南岸的一些地方性资源举办经典诵读、道德论坛、文化讲堂等活动，利用传统节日举办民间民俗活动，这些都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好形式、好载体，要围绕反映中华民族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党史、国史，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制定工程规划、加强重点扶持，推出一大批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精品力作。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四、推动人人参与、个个实践，知行统一
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行动。参与面越广，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基础就越深厚。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教育和实践两手抓，以教育引导实践、以实践深化教育。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是具体的，必须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动员人们从身边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把“三个倡导”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增强自觉奉行和日常践行的能力。要坚持不懈推动实践养成，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人们在实践中深化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要充分利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开展面向大众的主题实践活动，开展必要的礼仪活动，让人们更好感悟核心价值观的真谛和要义。活动不在多，关键要有效果。如果离开实际生活和工作去搞道德实践活动，不管口号提得再响，活动规模再大，最后只能是空对空。推动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一定要注意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实现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让人们便于参与、乐于参与。
弘扬正气，就得压住邪气。推动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还应当把抓建设与抓治理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人们反映强烈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丑恶行为，对那些激起公愤的缺德现象，要充分运用舆论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予以遏制、加强惩戒，形成社会压力，决不能听之任之。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一直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的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下大气力解决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秩序、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务求取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成效。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出行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旅游中不文明现象日益凸显出来。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引导公众增强文明出游意识，不断提升道德素养，更好地塑造和展示良好国家形象。
五、党员干部要引领带动
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党员干部在弘扬先进思想道德上作出表率、见诸行动，就是重要的导向和最有说服力的教育。党的十以来，我们党抓作风建设，坚持领导带头、党员干部带头，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带动整个社会出现新的气象。这深刻启示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抓好党员干部这个重点，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引领带动作用。
党员干部的引领带动作用，就是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时代的先锋、社会的楷模。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坚定理想信念，带头保持良好的思想道德情操，带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要求普通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当前，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方面，加强党性党风教育，加强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
重德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个“德”从根本上讲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让党员干部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就要把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情况，作为考核评价、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真正把“德”的要求、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落到实处。对那些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要及时提拔任用到合适岗位上来，形成鲜明的以德为先用人导向。对那些信念动摇、精神颓废的干部，对那些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的干部，对那些在关键时刻逃避责任、引起民愤民怨的干部，要及时作出组织处理，决不能让“问题干部”消解思想道德建设的正效应。
六、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仅是宣传部门的事情，更是全党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一定要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统筹规划、加强工作指导，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各级宣传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切实履行好组织实施、协调推进的重要职责，加强与各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加强对重点工作的谋划和督导，推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区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认真落实《意见》精神，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到各自工作中，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政策法律，对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要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做好有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使之有利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措施都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背离现象、脱节问题。要善于通过科学的立法、执法、司法实践推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用有效的制度机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鼓励，使违背核心价值观的现象受到制约。要加大对先进典型、道德模范的关心和帮助，不仅要给予舆论上的推崇和道义上的支持，还应当给予物质上的激励和生活上的关心，推动形成好人好报、善有善报的正向机制，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实现之时，就是党的十报告所提出的美丽中国更加靓丽之日。广义的美丽中国不仅是一个生态概念，也是一个人文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落地，生产力会进一步被激发出来，中国会更加繁荣富强，天会更蓝，地会更绿，水会更清。具有十分诱人的前景，值得我们花大气力去推动。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党的十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大学生作为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人，其各方面都还很不成熟，大学时期又是每个人价值观逐渐形成的时期，无论在什么社会、什么时代在该时期都容易感到价值困惑，特别是生活在网络信息时代的90后当代大学生。因此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是有必要的。因此，要在高校学生中深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育学生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提升道德修养。
2高校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
2.1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简称16号文件）中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也是对16号文件中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的内容的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覆盖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它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该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最高层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我们党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加以倡导，在高校学生中进行学习和践行，正是16号文件中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深化和提升，最后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也是大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观的目标，通过学习，构建适合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将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调整教学目标和内容，通过课堂的灌输和学习，来提炼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是高校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2.2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使学生从校园文化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2.2.1校园文化在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校园文化展示着一个学校的品味和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是每个学校发展历史的积淀。它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对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校园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其对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具有能动作用，可以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遵循，将对学生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重要的意义。在我校草堂校区全面施行书院-学院（学科）制的大背景下，学校更加注重学生的素质培养的校园文化建设。“书院-学院-学科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实践就是要以素质教育为目标，传承和发展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方的“博雅教育”精神。书院-学院（学科）制人才培养模式以“正心、明德、励志、笃行”为理念，旨在培养“合格的人”和“有本事的人”。通过书院熏陶、学院教育，努力使同学们成为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学生在书院制背景下，良好的校园文化熏陶下，一定会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
2.2.2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校园活动也可以作为校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校园活动也是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有针对性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学生通过参与这些校园活动，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学习积极性，还有利于自身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帮助大学生实现精神、心灵和性格的塑造。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校园活动中，结合书院-学院（学科）制的办学要求开展经典诵读等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有所警醒；在如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节等重要的节庆日举办纪念活动，发挥节庆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优势，挖掘节庆日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将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一言概之，即要使校园活动成为学生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2.3发挥学生党员的引领示范作用，形成自觉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学生党员做为党员中的新鲜血液和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作学习生活思想等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在广大学生中有较强的认同感。同时学生党员能够积极支持和配合学校的各项工作，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成为学生工作上的表率，学习上的楷模，生活中的榜样，全方位引导普通学生向他们学习，成为校园中的正能量，形成自我教育的良好氛围。大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先从党员和积极分子入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首先内化成为党员的基本行为准则，与他们的日常行为与生活相结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如在校园开展“十个一”活动：参加一次义务捐赠活动、帮助一个人解决具体困难、提一条合理化学习建议、改掉一个陋习等。督促学生党员践行“十个一”活动，使学生党员争做活动表率和活动先锋，从大学生身边选拔青春榜样。通过党员、榜样的引领示范，让全体同学都能加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列。高校学生党员是大学生中的优秀代表，重视大学生党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践行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发挥学生党员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先进性优越性，对于高校学生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2.4主动占领网络新媒体阵地，使网络新媒体成为高校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新媒体是以新技术为支撑的新的媒体形态，相对于电视、报刊、户外、广播四大传统的媒体而言，新媒体被称为“第五媒体”，微博、微信、飞信和人人网等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截至2013年6月，我国共有网民5.9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4.1%，手机网民4.64亿人，占网民比例78.5%，网民年龄结构中，比例最大的为20-29岁，占29.5%，网民职业结构中，比例最大的为学生，占26.8%。也就是学生是网络新媒体的主要使用者。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网络新媒体进行宣传，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新媒体途径了解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主导高校学生的价值取向。高校要全面加强网络新媒体的应用，可以通过建立微信平台、人人平台对学生推送当日新闻、榜样在身边等信息，使网络新媒体成为弘扬正能量的主旋律，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窗口。
2.5深入开展社会实践，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16号文件中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同时应重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旨在培养大学生在生活这本优秀的社会实践教材中获益更多，进一步深化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日后的工作、学习打好基础。在高校学生当中学习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成为学生的价值观，使学生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彻底地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形成稳定的价值取向。而社会实践作为联系大学生与现实社会的重要纽带，是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感认同的重要手段，社会实践能够较好地消除大学生的接受心理障碍，使之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社会实践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活动，对大学生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与自己利益一致性认识有重要的作用，最后社会实践作为行为规范训练，可以为大学生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奠定重要前提和基础，能够很好的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
3结语
(一)建立网络教育平台
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多为90后，他们接触的新事物多而快，新媒体的普及更加强了这种90后大学生足不出校园就可知晓天下事的能力。由原先的QQ、博客，到现在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运用，大大加速了地球村的发展速度。人们常说:“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青年大学生只要动一动手指，就可以收发一手信息，传播正能量。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作为青年大学生，首先得端正价值观，运用新媒体传播正能量，引领社会风尚。根据目前的状况，加强青年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建立网络教育平台，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大学文化机制的创建
校园是一个纯净而神圣的殿堂。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一个宁静致远的人文精神家园，首先得加强校园景观、物质文化建设，突出地方和民族特色。其次得加强精神文化建设，精神文化的建设承载着一所高校、一个地方的神韵，在树立精神文化、精神理念的前提下，加强校园物质文化、物质景观的建设:校歌、校训、校徽、绿化、景观、书画等等，营造一个自由、平等、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同时，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不仅要突出学生的全面发展，体现素质教育，也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方面面，包括国家层面的、社会层面的、个人社会准则层面的。比如举办以“爱国”为主题的诗歌朗诵比赛、以“自由•平等”为主题的师生谈心活动，或者是举办以“和谐•文明”为主题的寝室文化评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拉近了同学们之间的距离，增进了师生感情，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校园文化的创建，丰富了90后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三)树立典范，夯实理论研究基础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断地加强和完善，不能松懈，这种理论教育不能单纯地依靠课堂教学，还需要融入到日常生活教育中。大家都知道，对于课堂的灌输式教学，当代的青年大学生早已乏味，课堂上的抬头率并不高。这并不是说理论教育不重要了，理论教育是基础，只有理论扎实了，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要求学校在做理论教育的时候能够改变原先的灌输式教育，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可以通过课堂上的互动、课下的实践进行，可以从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选取鲜活的实例，进行分析评价。比如:通过树立典范，寻找这一素材，作为我们理论课研究的基础，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从我们身边入手，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最美妈妈”、道德模范等等。
(四)落实社会实践
网络的构建、文化的创建、理论的夯实，最终还得落到实处，没有实践的理论都是纸上谈兵，流于形式。作为90后大学生，他们必将走出校门，运用自己的所学做出一番成就，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呢?90后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知识能力，但是缺乏动手和沟通协调的能力，当代大学生应该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运用自身所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让核心价值观流于形式，成为说教的工具。投入社会实践，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参加集体学习培训以及党员的集体生活，参加社区实践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等等，知行统一。在积极投身于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从而传承了我们国家的优良风尚，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了自我的思想道德境界。
二、中国梦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不仅如此，牛顿文化活动的两种结果——科学学说与宗教学说，其后世的文化地位是非常不同的。牛顿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近代力学的集大成者名垂于世，科学使他获得了崇高地位。他的宗教学说则无此殊荣，远不及科学学说那么幸运。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牛顿的宗教学说仍然众口不一，微词不绝于耳。纯粹的科学论者视牛顿的宗教思想为累赘、束缚，甚至看作神经不正常的产物；正统的神学家则认为牛顿的宗教思想是一种伤害宗教利益，反对上帝的异端。牛顿宗教思想的文化意义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因此，牛顿学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把牛顿学说中科学与宗教以一种特殊方式结合起来，而两者的文化结局极为悬殊，所获得的评价极为不同的现象称为牛顿文化现象。本文即是从文化价值论和整体论角度对牛顿文化现象进行的初步探讨。它试图以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对牛顿文化现象作出新的解释。同时，作为这一解释的逻辑结果，文章也顺带说明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是科学主义的价值论前提。
1
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通过牛顿对科学价值问题的回答来探究牛顿的文化价值观。牛顿对“科学的价值是什么”的问题给出了两种回答。首先是科学性的回答。牛顿说：“自然哲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界的结构和作用，并且尽可能把它们归纳为一些普遍的法则和一般的定律。”〔2 〕牛顿在另外的场合从比较微观的意义上也讲了类似的意思：“从现象引出两三条一般的运动原理以及随后表明怎样从这些明了的原理得出一切有形体的事物的性质和作用，将是哲学〔即科学〕上的一个十分重大的步骤，尽管这些原理的原因尚未发现”〔3〕。不过， 科学的目标又不限于具体的事物。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序言中这样宣称：“从运动现象去研究自然界的力，再从这些力去验证其它现象；书中第一、第二卷的一般命题就致力于这个目标。在第三卷中我们阐明了世界体系，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我希望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推理，从机械的原理推演出其余一切自然现象。”〔4〕所以， 按照牛顿的理解，科学的价值是认识整个自然。罗素在回顾近代科学发展时重复了牛顿的这一看法，他说：“理论科学是企图了解世界的科学”。 〔5〕牛顿对科学价值的回答是近代的标准式回答，这一回答的内容和表述形式都使人感到并不遥远。
但是，牛顿的第二种回答令人听起来就有几分陌生。他在1693年曾直言不讳地说：“写作《原理》的目的，是向思索着的人们灌输上帝存在的信仰。”〔6 〕牛顿在《光学》一书中指出：“自然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从现象出发，而不臆造假说，从结果推到原因，一直推出最初的第一因，这第一因肯定不是机械的。……从现象中不是可以看出有一位神吗？他无实体，却生活着，有智慧而无所不在。〔7〕这里， 牛顿明白无误地肯定，科学具有认识第一因，坚定上帝信仰的价值。
按照牛顿的观点，科学的价值一则是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一则是推出上帝的存在，维护对上帝的信仰。这两者从近现代的科学观看是那么的水火不相容，而在牛顿这里好象是并存不悖。
牛顿不仅以明确的语言陈述了双重文化价值观，而且以自己的文化活动体现了这一价值观。已有的统计资料可以说明，从17世纪60年代到18世纪前十年，牛顿在每个时代的研究写作活动不仅有科学方面的，而且有宗教方面的。也就是说牛顿对科学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文化兴趣基本上贯彻一生，并无明显的断裂特征。在每一个时间段里，牛顿的文化活动总是既有科学性，也有宗教性。虽然两者相互渗透的痕迹存在，但总的看，牛顿文化活动的指向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是他的双重文化价值观的一种表现。
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化价值活动的结果方面。他对整个世界的文化解释是双重的，既有科学性的解释，也有宗教性的解释，二者构成对世界的完整说明。
从微观世界看，上帝对物质质点的创造与质点运动的规律是互补的。牛顿说：“上帝在开头把物质造成固实、有质、坚硬、不可贯穿、而可活动的质点，它们的大小、形状以及其它性质与其对空间的比例，都最适合于上帝创造它们时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些质点不但有一种惯性以及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的被动的运动定律，它们并且为一些主动的原理所推动，”这些原理“是自然界里决定物体形式的普遍定律。”〔8〕
从宏观世界看，行星与太阳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也由上帝的第一推动和引力规律的结合予以解释。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版中说：“上帝将各行星安置在离太阳的不同距离上。”〔9 〕至于它们的动因，牛顿解释说：“如果把地球（不连月球）放在不论何处，只要其中心处于轨道上，并且先让它停留在那里不受任何重力或推力的作用，然后立即施一个指向太阳的重力，和一个大小适当并使之沿轨道切线方向运动的横向推动；那么，按我的见解，这个引力和推动的组合将使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是，“没有神力之助，我不知道自然界中还有什么力量竟能促成这种横向运动。”〔10〕
在牛顿的时代，牛顿文化现象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十七世纪中叶所有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互相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11〕亚沃尔夫也从世俗态度与宗教态度统一的角度描述了这一现象，他说：“对自然现象抱世俗态度并不一定排斥对世界抱宗教态度。……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实际上都笃信宗教，事实上都是基督教的忠实儿子”。〔12〕
2
一个科学家的群体，为什么对科学问题既抱着世俗态度又持有宗教态度？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为什么对宇宙问题给出了科学和宗教的双重解释？这种文化现象对于在科学占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在科学一元文化空间中生活的人是难以理解的。然而，这对于生活在二元或多元文化空间中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他们尽管可能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感到困惑，出现一些矛盾， 但总的来说却赋予这种双重文化现象以某种统一性。牛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在认识论方面是统一的。 这种统一性集中表现在：科学发现的自然规律就是上帝赋予自然的秩序，认识了自然规律就是认识了这一秩序本身，从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上帝。牛顿曾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在宇宙的物理秩序及道德定律中寻找神的自然真理”〔13〕“根据生生息息的诸种现象来考察上帝，不言而喻，是自然哲学的对象”。〔14〕在牛顿这里，自然规律就是上帝真善美的具体体现。
在牛顿的学说中，牛顿还进一步试图给双重文化价值观以本体论的基础。牛顿说：“一个永恒的、无限的、全智的和最完美的却无支配权的神，不是上帝，而是自然……上帝的神性最好不由抽象的概念，而由现象，由它们的最终原因来证明”。〔15〕这里，自然与上帝的多数特征是统一的，相差的是支配权；而这支配权是由最终原因来说明的。对于自然与上帝在第一因上的区别，牛顿——按照后人的解释——是通过自然神论予以协调统一的。如贝尔纳所说：牛顿给了世界一种机制，“这一机制是按简单自然定律来操作，不需要继续加力，而只要神灵插手创造它，并使它起动”。〔16〕这样，宗教的价值由上帝作为其价值源泉，科学的价值由自然作为其价值源泉，二者在其源头是上帝与自然的某种统一。
与双重文化价值观在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的统一相契合，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在其外部关系上也是对接的。按牛顿的理解：宗教文化是“从人类知识的顶点才能看到的境界，而不是人类知识的基础；它们是科学的终点，而不是科学的开始”。〔17〕
所以，上帝与自然的某种统一，上帝秩序与自然规律的某种统一，宗教价值与科学价值的某种统一，乃至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的某种统一，在牛顿这里是集于一身的。牛顿是上帝和自然之间的中介。上帝因为牛顿找到了自己在自然界的表达；自然界因为牛顿找到了走向上帝的通道。
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有其文化史方面的渊源。历史上以明确的方式在比较抽象的层面上首先协调宗教和理性关系的，是生于西班牙的回教哲学家阿威罗伊。他提出“双重真理说”企图解决这一问题。在阿威罗伊之后有迈蒙尼德斯，他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犹太神学。到阿奎那时实际上表达了某种双重文化价值观。知识来源在他那里有两个：一是宗教启示，二是人类理性，两者形成了统一的结果。他的《神学大全》就是囊括宗教教义与理性知识于一体的神学体系。
双重文化价值观到了近代对牛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代人们做了许多努力试图把科学与基督教教义调和起来。牛顿“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亨利莫尔、罗伯特玻义耳和伊萨克巴罗等人的影响。”〔18〕
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还有其历史的基础。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就其现实基础而言，建立在新教与近代科学的某种统一性之上。美国社会科学家默顿曾这样判断：“新教伦理学和资本主义精神一样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在17世纪英国特定的环境下不能认为科学和宗教之间仍然处于敌对的关系”。〔19〕
新教与近代科学在以下方面是一致的：第一，两者都诉诸于个人理性。路德提出“因信称义”说，认为信徒个人可以象教皇一样解释圣经，从而使个人理性成为决断自己信仰的权威。“同样，早期的近代科学家也不理会古代哲学家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学者的体系，而从自己的经验中寻求科学真理，按自己的理解解释世界。”〔20〕如托马斯斯普拉特所说：“一个把改革放在宗教里，另一个通过哲学达到改革的目的。……一个求教于圣经，另一个求教于自然界这本巨著。”〔21〕第二，新教与科学以目的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统一起来。例如，“为了宗教的目的而动用科学被17世纪加尔文教派看成是一件重要事情，尤其是英国的清教徒总强调宗教的职责是做‘有益的事情’，并把科学活动看作是一种对人类有益的工作。”第三，新教与近代科学有相通之处。近代科学认为自然有其自身的规律，科学就是发现这些规律。加尔文教派则要求人们生活井然有序，合乎规律。清教徒约翰普雷斯顿径直宣布：“上帝不改变自然规律”。
牛顿正是在上述新教与近代科学相统一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许多研究者对牛顿的新教特点作了多方面的刻画。可以断定，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3
虽然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体现了某种统一性，虽然文化传统和时代条件为这种统一提供了可能，乃至形成了后人所说的“牛顿物理学——神学体系”，〔22〕但这不等于说，在牛顿这里科学文化与宗教文化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是这样，近代自然科学与宗教文化逐渐分离的事实和趋势，以及牛顿作为近代自然科学集大成者的地位都无法得到解释。事实上，牛顿是努力在科学文化与宗教文化之间的某个区段上为两者划一条界限的，只不过这个界限并不一般地划在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而是主要划在科学与神学之间，或更准确地说，划在科学与经院哲学的论证之间。
一般而言，神学论证主要由方法和解释所构成。按照牛顿的观点，信仰与科学是可以相容的，但是科学与神学的方法和解释却是对立的；对上帝的信仰必须坚定不移，但是在自然的范围内，接近和信仰上帝的方法以及由此获得的解释都应该是科学的，而不应当是神学的。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和工作，自然科学的独立地位才有可能真正确立。
牛顿认为：自然科学发现规律的方法是“用观察和实验来建立这些规则，从而推导出事物的原因和结果。”〔23〕牛顿说：“在实验哲学上，我们把用一般的归纳法从现象推导的命题，看作准确的或很接近于真实的。”〔24〕“由做实验、观察和用归纳法从其中得出普遍的规律”〔25〕的方法是分析法。以这种经过实验验证的普遍规律为基础“推证其它的结构”的方法是综合法。〔26〕牛顿的方法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而它的基本特色无疑是分析法。这正是牛顿方法与经院哲学方法相区别的地方。
经院哲学方法的要害是把未经现象证明的东西作为原理，把实验无法验证的东西作为一般出发点去说明自然现象。例如，经院哲学以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因、目的因去说明自然现象，笛卡尔以以太旋涡去说明自然现象，都属于这种情形。牛顿称这种方法是“编造假设”。他宣称：“我避免假设，不论是力学的还是神秘的质，它们是有害的，并且不会产生科学。”〔27〕牛顿评价说：这种方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一种神秘的特殊性，而事物就是靠这种特殊性起作用，并产生明显效果，这样说等于白说。”〔28〕
基于两种方法的差别，牛顿在对自然作出解释时基本恪守自己的方法。以重力研究为例，牛顿说：“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用重力说明了天空和海洋，但是我们尚未确定这种力的原因，……对我们而言，重力实际上存在，并按我们已经阐述的定律作用，而且对于我们说明天体和海洋极为有用，就足够了。”〔29〕到了1717年，牛顿仍然声明：“我未把重力看作物体的一种本质属性。我已经增加了一个与原因有关的问题，以一个问题的方式把它提出来，因为我对它尚不满意，还需要实验”。〔30〕
与此相对照，神学家本特利的解释是：“万有引力是肯定存在于自然界的；它超出一切机械论物质原因之上，而且是从一个更高的原因或神圣的能力与影响中产生出来的”。〔31〕这一解释按牛顿的观点即属于在实验哲学中无地位的假设，是一种靠不住的前提。
以实证分析的方法为基础，牛顿也不同意对具体的自然现象作唯灵论和目的论的具体解释。克拉克在解释引力时说：“我们必须假定有一种非物质的灵魂，按一定的规则支配物质。这种非物质的力在物体内是普遍存在的，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32〕按照牛顿的观点，这就是一种无法通过实验验证的唯灵论观点。牛顿一方面竭力使自己的科学方法和解释与经院哲学区别开来，认为后者对于科学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另一方面，牛顿又将自己的实证科学与宗教信仰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不是通过神学提供的启示方法和目的论、唯灵论等解释，而是通过实证分析和数学力学的解释达到的。认识、接近和信仰上帝，在自然现象的范围内，必须通过实证科学，这是牛顿的结论。正是在这一点上，牛顿使自己的学说与传统神学挥手告别，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4
在基本厘清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内涵及其内部关系后，我们进而转向这种价值观的文化作用与功能。
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对宗教文化的影响既是限制性的，又是维护性的。其限制性表现在：上帝的文化幅射面和幅射方式改变了。上帝虽然在社会生活的领域依然故我，但在自然现象的范围里却大踏步地后撤。如果说它仍然存在着，也主要以第一创造或第一推动者的身份而存在着；如果继续颂扬它无所不在的话，那么它的这种存在也主要体现为数学或力学的规律，后者实际上已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形态。不过，牛顿同时也是宗教信仰的忠诚维护者。“牛顿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相信有一个第一原因。……对于牛顿来说，承认上帝在宇宙中的存在和影响，不止是对大众信仰的忍让。它是他的思想的攸关重要的部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观点。”〔33〕
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对于宗教文化的内在作用既是解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牛顿在文化整体上割裂了上帝与自然的直接联系，创造了相对独立的科学文化，原有的神学论证与上帝信仰的联姻关系被破坏了。宗教文化的原有体系解构了。但同时牛顿又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上帝与自然、上帝的秩序与自然规律协调起来，建构了一种新的宗教一科学型文化。
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双重作用同样也体现于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之中。这是它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方面。
首先，双重文化价值观赋予自然科学以某种神圣性。近代科学文化的崛起，不仅取决于这种知识的逻辑性、实证性和实效性，而且也取决于这种知识文化的某种神圣性。从历史背景看，在一个宗教文化的大背影下，科学文化如果没有一点神圣性，充其量只不过是某种器用性的附属物，不可能迅速成长起来，获得主体性的地位。从文化价值论来看，一个文化价值体系的生成，不但要有价值的论证和价值推广，而且首先要有价值的选择和推崇，这三方面的要素缺一不可。牛顿的科学文化开始就有某种价值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建立在科学与宗教的特殊关联上。在牛顿这里，科学是认识、接近上帝的一种途径，是与上帝直接相关的神圣事业。上帝是神圣的，体现上帝存在的力学规律也是神圣的。牛顿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不仅是实证的，也是神圣的。
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也表现为为科学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热情。荻原明男曾指出：牛顿的“杰出的‘数学’综合能力和丰富的‘实证’精神，是他对宇宙秩序深深依赖的两个媒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宗教’感情。这正是17世纪产生近代世界图景的根源性的原动力。”〔34〕牛顿所以具有坚韧不拔的研究精神，是因为“信仰”的支撑。荻原明男认为，象牛顿一样，这种“信仰”也鼓舞着开普勒、伽里略、笛卡尔、惠更斯等近代科学家，这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的、强有力的推动力”。〔35〕
关于宗教性的感情和态度对科学的影响，爱因斯坦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宇宙的宗教的经验，来自于科学的天空之背后，是最强有力、最崇高的经验。没有艰巨的努力和献身精神，科学思考开拓者的创造是不可能产生的。……对于宇宙的无限合理性无限依赖，而且，对宇宙中出现的无论多么微小的理性闪光也渴望理解，这些，开普勒和牛顿是一定具备的。”〔36〕
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对科学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自然的解释及其研究方法上。
如上所述，牛顿对自然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科学的，另一种是宗教的。到牛顿这里，自然解释虽然已经以力学体系的形式出现，但这一解释又是不自足的，需要宗教性的解释予以补充。对科学方法的影响也是如此。一方面它强烈地支持实证方法的出现；依据这种方法，科学的划界以实验观察的验证为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助长牛顿在构筑科学体系时寻求绝对的立足点，上帝的绝对性以逻辑的某种形式出现。如牛顿所说：上帝“由于始终存在和无所不在，因此他构成持续和空间”〔3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牛顿的绝对运动、空间和时间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受莫尔和巴罗影响的神学观点的结果。”〔38〕双重文化价值观对科学范畴和方法的渗透影响已见一斑。
在进行了上述分析后，我们可以厘清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对科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一种影响：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是科学主义的价值论前提。科学主义作为对科学的一种崇拜，从价值论的角度说，它的形成既要有世俗的价值基础，也要有天国的价值依据。牛顿力学是自然科学的近代综合，它不仅形成了完备的体系，而且它的文化解释力与社会应用的效果都是令人叹服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真正奇迹般的成功有可能造成一种“宗教性的气氛。”〔39〕牛顿的文化价值观中无疑包含着导致这种结果的内在因素。
但是，仅仅这些条件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恰恰在牛顿之后，科学如此迅速地成为一种被崇拜物，甚至要被拥戴为一种牛顿教，从而开科学主义之先河。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之中就存在着天国价值的内在因素，存在着从对上帝的崇拜转向对科学崇拜的逻辑项链。这里，价值让渡的内在环节是：既然力学数学定律是上帝赋予的秩序的体现，那么对上帝的崇拜就可以转变为对这种规律的崇拜。这是牛顿文化价值观的特殊之处，是它所以能成为科学主义价值论前提的内在原因。换言之，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与科学主义具有内在的文化逻辑关联。这是我们研究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当代文化意义。不胜其烦的实证研究不仅要给牛顿文化现象一个新的解释，而且也是要给当代科学主义思潮一个新的文化诠释。
5
对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实际上是从文化价值论的特定视角，通过对牛顿文化现象的个案研究来重新探讨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或者更一般地说，探讨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很现实的文化实践意义，也具有一般文化学的意义，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文化反思。
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在历史上无疑有着某种矛盾性的关系。这种矛盾曾经表现为宗教文化对科学文化的排斥、压制，甚至残酷的扼杀。布鲁诺1600年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火焚，伽里略1663年在罗马宗教法庭被宣判，都是典型的例证。到牛顿这里，他也承受着来自宗教方面的攻击和压力。贝克莱主教用上帝意志批驳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莱布尼茨指控牛顿提出绝对时空是无视上帝。这种压力之大，以致牛顿到了风烛残年还要申辩：“本人对主的敬意有一种朴素的宗教信仰，将不会陷入莱布尼茨阴险设下的罗网。”〔40〕这些说明，一种新文化类型的出现，“需要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41〕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不论在科学史的研究中，还是在一般文化的研究中，仅仅以相互斗争为线索来论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不够的。两者还有相互统一的一面。这种统一性是复杂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的文化人物来说，其内容和形式是不同的，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牛顿的情形表明：宗教文化的某些部分可能与科学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但另外一些部分与科学文化却是可以相容的。在牛顿这里就存在着这种相容的具体形式。不仅如此，宗教文化的某些部分可能对科学文化的发展还起了刺激、启发、推动的作用。上帝是宇宙主宰的思想促使人们赞同这样的观念，即上帝井然有序地安排了一切事物，从而使人们想到自然规律的存在。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同样也刺激启发了绝对时间与空间的观念，成为牛顿建构自己力学的一个基础。这些都表明，宗教文化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格斯玛特所说，虽然我们不能说神学思想是正确的，但它“事实上可能是科学兴起的一种必要的因果条件。”〔42〕
宗教与科学文化的统一性还需要放在更大的文化幅面里去考虑。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文化整合是不同文化类型或成分形成统一体的重要形式。人类文化的每一次大综合，实际上都是文化整合。人们常说的牛顿完成了近代力学的大综合，实际是说他将力学整合为一个体系。这实际只是牛顿文化整合的一个方面。如本文所论述的，牛顿还有将科学与宗教相整合的一面。这是更大范围的文化整合。这一整合深刻地影响了康德，后者以哲学的形式继续了这一工作。但是，这种整合在近代的文化承，尽管一直很有影响，但它得到的批评似乎多于对它的肯定。近代 以来，人类文化场中的主要变化是科学文化的迅速崛起壮大。科学文化处在与原来主体文化——宗教文化逐步分离、对峙甚至企图取而代之的态势中。很自然，人们观察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参照系是科学场，而不是更大的文化场。按照辩证法的语言说，科学对宗教的关系仍然处于否定性的阶段，还不是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康德的文化总结显得为时太早。在科学的凯旋声中，科学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响，人们很难想到科学文化还需要与其它文化结盟。这些情形，是由文化发展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人们只能基于他们当时所处的那种文化背景来考虑问题。
但是，随着现代文化综合趋势的明显出现，随着各种文化形式的文化域的相对确定和互补性的增强，原来的以近代科学为参照系的文化单向维度观察与分析就显得非常的不够。文化，愈来愈象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单身汉。在这种情形下，牛顿与康德所作的文化整合——虽然他们整合本身的合理性需要分析和讨论——就有了新的特殊意义。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论题，也是一个可能上升为人类一般文化学的论题。这里，人们有希望对人类的整体文化获得一种新观念，并由此建造一种新的更加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园林。
文化整合，重要的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整合。本文对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分析对此已经有所说明。没有价值性的整合，其它逻辑和功能性的整合就缺乏内在基础的统一性。因此，从文化价值论的角度去探讨文化整合，在文化学的范围内具有根本的意义。它既是我们研究精神文化整合的一般线索，也是精神文化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中介环节。一般而言，解决此类文化整合问题，要在文化结构上解决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价值观整合；与价值观密切相关的文化解释之间的整合；文化解释应用空间的相互整合。不过，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已经远远超出了本文所允许的范围。本文只是想说，如果牛顿在自己的文化实践中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文化课题，那么，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人类文化走向21世纪的大综合时，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理论上予以回答。 参考文献
〔1〕阎康年著：《牛顿的科学发现与科学思想》，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61—562页。
〔2〕〔23〕H.S塞耶，《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扉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3〕Opticks， 3rd ed， P.337， 转引于亚沃尔夫《十六、 十七世纪科学、技术的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55页。
〔4〕、〔7〕、〔8〕、〔11〕、〔13〕、〔17〕、〔26〕、〔31〕、〔32〕转引于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8 、252、246—247、219、254、251、245、253—254、253页。
〔5〕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5页。
〔6〕大沼正则，《科学的历史》，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
〔9〕、〔40〕F.E.Manuel， The religion of Isaac Newton，Oxford， (1974)， P.31， 79.
〔10〕H.W.turnbull， The Correspondence of Isaac Newton，Vol. Ⅲ， (1961)，P.240.
〔12〕、〔18〕、〔33〕、〔37〕、〔38〕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744、 756、758、756—757页。
〔14〕瓦尔特尔霍利切尔《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5页。
〔15 〕、〔27〕A. R. Hall and M. B. Hall， unpunishedScientific Papers of Isaac Newton， (1978)， P363、360.
〔16〕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译， 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278页。
〔19〕见萧kūn＠①焘主编《科学认识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页。
〔20〕、〔21〕、〔22〕、〔28〕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3、163、175、188页。
〔24〕I.Newton， Principles， (1947)， P399—400. 转引出处同注⑴，第469页。
〔25〕I.Newton， Opticks， (1931)， P404， 转引出处同注( 24)，第473页。
〔29〕Isaac Newton， Principles， 1974， P546—547.
〔30〕I.Newton， Opticks， 1931， Pxxix.
〔34〕、〔35〕、〔36〕友松芳郎主编《综合科学史》，陈云奎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88、89、90页。
〔39〕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