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0:58:51
一、关于全球化的本质问题
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国际贸易迅猛增长。我国相当多学者在论述经济金融全球化成因时，往往也与西方主流学派观点相类同，他们说：“导致金融全球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实体经济因素，诸如贸易、直接投资、科技进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二是金融技术因素；三是全球金融自由化创新因素。他们根本不提和掩盖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驱动力是资本无限扩张的冲动。
笔者赞同宿景祥等同志的观点，他们指出：“西方主流理论描述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结果，却避开了全球化的本质”，从导致全球化因素剖析，“其根本驱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是资本的本性要求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不论经济全球化的每个阶段各有其什么特点，资本关系向全球扩张这个实质并没有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依然由西方所主导，因而全球化问题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范畴”“资本主义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指以资本主义为主导、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表现”。而今，西方跨国集团向超级化发展，全球民航客机市场已被美国波音、麦道公司合并坐上霸主宝座；在世界前10名金融巨头中美国竟占了7个，使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处于霸权地位，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其政府只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人”，利用军事、经济、金融实力称霸世界，企图控制、左右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与民族化是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势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的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三、全球化与自主化
在参与经济金融科技全球化的同时，必须要坚持自主化(核心是国产化)。从全球来看，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印度在坚持自主化问题上是做得很成功的。俄罗斯的电脑网络均是自主开发的，国际上的黑客袭击不了俄罗斯的互联网站，确保了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安全。印度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也十分重视支持技术国产化，印度风险投资公司投资范围和方式鲜明地为实现国家目标：注重技术的国产化和项目对国家和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使印度科技产业发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令世人瞩目。我国在电脑网络上引进的多，自主开发的少。引进的美国计算机、交换机、路由器均被装有密钥芯片，为美国政府留有一个人口，对经济金融安全存在着不安全的隐患。全球化与自主化是一对矛盾，我们既要参与全球化，也必须要坚持自主化。正是由于我国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终于使“两弹一星”自主地开发，上了天，赢得了今天我国在国际上较高的政治地位。当然，今日的自主化、国产化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大而全、小而全，而是吸收利用国外先进适用的技术，进行技术集成，形成集成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创中国品牌，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我国的企业要掌握总体设计、核心技术、采购和销售的控制权，不然，我国的企业只能受制于人，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打工仔”而已。我国的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投资公司，要学习印度风险投资公司的经验，注重扶持技术国产化的经验，过去只重视支持重复引进彩电、冰箱等生产线，造成了贷款大量呆滞的教训应予以牢牢记取。参与全球化必须要坚持自主化、国产化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才能防止经济金融的控制大权旁落，受少数发达国家所摆布。
四、全球化与跨国公司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是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所主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无限的扩张，而且要取得主宰世界的地位。当代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4万多家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正日益主宰着世界经济和世界金融。据统计，1998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共有6万家，其境内外分支机构已发展到近50万家。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生产的1／3、全球贸易的2／3以上、对外直接投资的90％。它们依靠竞争优势，挤跨、吞并各国的民族工业，独享垄断利润。排名全球1000家大银行几乎垄断了商业性金融服务。有些著名学者，主张国企改组借重跨国公司的国际资本，他们认为，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有能力进行较大数额投资，只有依靠跨国公司的进人才能显著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他们理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流动，愈来愈依靠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掌握着先进技术开发与跨国转让的主要份额。他们把跨国公司当作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救世主”，这个想法过于天真。因为跨国公司战略，就是要采取各种竞争手段，战胜搞跨吞并竞争对手，收购和控制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他掌握的核心技术是不可能转让的，只能把我国企业作为他的一个车间，甚至把我国企业彻底搞垮。最近，“PT水仙”股票被中国证监会终止上市，很能教育对跨国公司抱有奢望的学者和官员。美国惠而浦有限公司是世界最早生产洗衣机的厂商，其技术力量相当雄厚。上海“水仙”原也是名牌家电企业，但1995年与美国惠而浦公司合资建立大型合营公司——上海水仙惠而浦有限公司，中方只占45％的股权。水仙本想借此利用自己遍布全国的庞大销售网络，上个新台阶。但合资公司成立后，从生产、管理到销售全被外方掌握，没有利用水仙现有的销售网络，而是花大价钱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造成水仙惠而浦成本大幅上升，连年亏损，水仙也未能获得先进技术，最终被股市淘汰出局。波兰在私有化中，大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股份被外国资本所控制，70％以上的银行股份被外资所掌握；外资每年以25％的增长速度进入波兰，在同外企竞争中，大批波兰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外企利用波兰在外资管理方面的漏洞逃税。专家警告：如果外资流人波兰的高速度仍然维持下去，那么10—12年以后，外国资本将掌握整个波兰经济，并把所有波兰企业排挤出局。以上两个实例足以使那些主张依靠跨国公司改造国企的学者有所醒悟。美国的资深经济学教授托马斯·内勒最近指出：“规模空前的全球化，已使经济活动变得有点像一场战争。通常，战争是用军事力量获得或保存财富、领土?⒆杂珊涂刂迫ā5牵诘苯袷贝扌刖滦卸眉际酢⒕侄巍⒀沽途猛饨唬芄皇迪秩Φ目刂啤T谡饫铮绻臼亲詈鲜实闹葱姓摺薄6瘢拦目绻笠担唤鍪且桓鼍堤澹故且恢植豢珊鍪拥恼瘟α俊R虼耍收呷衔钥绻笠岛鸵械恼呤牵荒芾盟晕夜媒鹑诜⒄沟挠欣矫妫阅承枪泼裆男幸悼稍市砥浣惺识韧蹲剩槐匦胙细裣拗破淦笸悸⒍稀⒖刂坪统蹇缥夜褡寰媒鹑诘南矫妫阅切┕叵档轿夜媒鹑诎踩⒐泼裆男幸当匦胍卫慰刂圃诠沂种小?/P>
五、全球化与金融霸权
在为经济金融全球化唱赞歌声中，切切不能忘了而今的经济金融全球化是在金融霸权的垄断、控制和剥削下的全球化。从国际经济金融发展进程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金融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金融霸权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中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实现金融侵略和剥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突出。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三条均与金融霸权有关：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球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美国金融霸权国主要通过以下四种形式实现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1)美元霸权。目前，美元仍是国际货币，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结算的83％。美元的这种特权地位给美国带来霸权利益，使美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惩饬魍ǎ蛊涿磕暝蓟褚?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美国还通过向全世界举债和美元贬值，以及转嫁危机等手段，剥削其它国家。(2)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追逐超额利润是国际资本的本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国际资本盈利提供了良好环境。1990—1998年流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总额达14622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剥削。美国实施金融大改革后，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运用十分成功，低成本的资本输入和高回报的资本输出，使美国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大部分利益。(3)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具有极强的投机性、无序性和破坏性。目前，美国有1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资产，3000只对冲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到目前为止，不少有油水的新兴市场国家均被美国投机基金所袭击，使这些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攻击性的金融投机是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侵略和剥削的新方式。(4)美欧银行大肆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金融机构和企业倒闭、破产成为普遍现象。在金融霸权国炮制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再杀出“回马枪”，以低价收购东南亚金融机构和企业，而后者这时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任人宰割。东南亚国家挥泪大甩卖的过程就是金融霸权的实现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剥削的过程。面对金融霸权的横行，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国在金融改革开放步骤上、在利用外资政策上、在资本账户开放上、在允许外资控股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比例上等方面，切忌急燥冒进，必须要做到十分审慎，要反复调研、反复论证，切实做到知己知彼，万无一失。对金融霸权可能带来的危害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相应的对策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金融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要有防范金融霸权危害的警惕性。才会奋起推进金融改革，从各方面切实增强我国金融体系抗击金融霸权袭击的风险和应变能力，确保我国金融业有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贸易自由化，世界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4纳入国际贸易渠道。贸易占全球收入的份额已从二战结束时的7％上升至目前的21％。近年来，世界贸易以3倍于世界GDT的增长速度扩大，但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霸权，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推行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自由化政策，削弱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权利，甚至运用所谓的“国际惯例”，使不发达国家非但不能平等获利，而且还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和限制。例如1989年，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所谓“经济制裁”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冻结了对我国的贷款。196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的普遍优惠制原则，即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予以优惠待遇，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关税优惠待遇。但美国则对此拒不执行，自行规定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排除在受优惠待遇之外。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还频繁地运用反“倾销”调查手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反倾销案件：1995年156件，1999年剧增至328件。其中1999年，美国和欧盟提出的反倾销案件达110件，占全球总数的1／3，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高喊的所谓经济贸易自由化。美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不少分行，但当中国的银行要在美国设立分行时，美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则找种种借口，左审查右审查，进行百般刁难，就是拖着不予批准，不执行国际通行的对等原则，这就是美国所高喊的金融自由化!在贸易自由化中，我国也应运用反倾销保护本国企业。
七、全球化与贫困化
按理说，经济金融全球化，使全球生产、商品交换加快发展，有利于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实际结果却相反：一方面世界经济金融持续发展，世界财富急剧增加，而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另一方面世界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全世界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为13亿，1999年则增加到15亿；有关统计资料表明，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上升到74：1。在占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集中了全球80％的财富，而占世界人口60％的63个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却只占全球总收入的6％。从美国来看，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之间差距也越来越拉大，美国26．1％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裕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1．7％的财富。这是由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工业、金融寡头垄断的全球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两极分化，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因此，主席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公平的经济全球化和共存的经济全球化。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主席指出：关键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版权所有
【关键词】全球化金融；金融安全；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2-002-01
一、提出金融安全问题的背景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各国纷纷推出稳定金融、刺激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但从总体看，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仍在加剧，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一）世界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资产损失严重
西方国家的银行纷纷倒闭，美国五大投资银行或是破产或是被收购，或是转变为商业银行。全球金融资产损失严重。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此次金融危机造成资产损失5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家庭净资产损失11万亿美元，房地产价值损失6万亿美元，美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损失至少在2.2万亿美元，合计损失达21万亿美元。
（二）部分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政治不稳定
2009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宣布该组织30个成员国2009年第一季度的综合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各国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国外大小企业裁员和倒闭，导致失业人员增加。2009年5月，美国失业率达到9.4%，创25年来最高记录。经济衰退，贸易萎缩，失业率上涨，直接导致了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甚至社会危机。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全球化过程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所难免。我国2008年下半年以后经济增长大幅下滑。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降到9%。一是对外贸易形势十分严峻；二是工业生产仍然迟缓；二是就业困难增加；四是通货紧缩压力大。同时，由于美元贬值等因素，我国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持有的境外金融资产价值出现缩水，部分从事石油、外汇衍生产品交易的企业遭受损失。
此次危机对我们的启示：第一是，目前的金融安全体系不完善，并不能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第二是，当前世界金融格局存在不稳定性，过多依赖美元的金融格局很容易使美国本土的金融动荡影响到其他国家，发展成世界性危机。没有完善的金融安全法律保障作为武器.我国的金融很容易受到冲击。加强我国金融安全法保障律制度构建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乃至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迅速建立起完善的金融安全法律保障制度迫在眉睫。
三、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对策思考
（一）逐步放开金融市场
要“循序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切实把握开放程度与次序，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只有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推进，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约束机制，不断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例如，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是我国金融开放的必然发展趋势。但是，在金融市场设施不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开放资本，将使我国而临难以承受的金融风险。
（二）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旨在实现促进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的最佳组合，为交易者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为此，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妥善处理促进金融业务发展与加强金融风险防范的关系，建立化解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和调控体系，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增强抗风险能力，审时度势，把握好金融开放的力度，完善好金融法规，有计划、有步骤地最终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
（三）建立风险控制与预警机制
完善金融监控制度，建立安全预警网络。首先要从维护金融安全出发，建立灵敏、高效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和救援措施，构建防范金融风险、遏制过度投机的坚固防线。通过监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及时采取防范金融风险的应对措施，防止金融风险的累积，保持对外经济金融的基本稳定。同时要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紧密监测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运行状态。编制金融市场风险的监测指标体系，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专业知识搜集和分析有关信息，判断金融业务的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领域，及时向金融机构发出预警信号。
（四）加强金融制度建设
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加快修订或制定金融法律、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增强其严密性、配套性、协调性、可操作性。用以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提高金融法规和政策的透明度，创造竞争公平、可预见的市场环境。金融危机的发生常常与金融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密切相关。我国在采取市场取向改革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要及时调整有关法律制度，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保障金融安全；要通过立法来解决体制性风险，强调依法进行金融监管，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创新需要。”
参考文献：
[1]汪贵顺.新时期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经济问题，2008（2）.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 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
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自由化和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它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由跨国金融机构担任运行主角，其发展建立在金融各类市场融合的基础上，并紧密依托于多种科技化的创新。今后国际的金融体系将进一步自由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跨国金融机构业务综合化、网络化，金融业的竞争更趋激烈，威胁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阴影依然在全球徘徊。
20世纪最后10年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者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经济、金融全球化，诸如经济、金融全球化发生的原因，对各国和整个世界经济、金融带来的影响、机遇和挑战，以及面对这一形势各国和各微观经济主体应采取的对策，等等。在此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预计在新世纪或新千年各国经济、金融必将进一步融合，甚至一体化。以上这些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对经济、金融全球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分析经济金融全球化本质的基础上，对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自主化、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全球化与贫困化、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揭露和论证，指出西方掩盖全球化本质的主流理论在国内泛滥，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我所用，发展民族经济，壮大自己；又要必须坚持民族化、自主化(国产化)，这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我国金融机构首要任务必须要扶持技术、品牌国产化，以赢得在全球化中取胜。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主权、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
金融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时代潮流。我国在获得金融全球化利益的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对全球金融利益的过度追求，势必会产生一些利益损失，坚持一定的利益原则，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并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金融利益，是我国金融全球化过程的重中之重。
虽然许多人都预测在亚洲也必然会出现货币整合，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亚元的出现似乎遥遥无期。亚洲货币一体化远远滞后于贸易和投资合作。显然，如果欧洲、北美完成了金融整合，而亚洲各国依然一盘散沙，那么在经济竞争中非吃亏不可。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剧烈冲击之下，亚洲各国普遍认识到通过货币整合来增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由于亚洲各国，除了日本之外，经济规模都不是很大，缺乏相互协调的机制，结果被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各个击破。一个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很快就通过外溢效应蔓延到邻国，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一直冲击到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中各国都竭尽全力应付，也曾经相互磋商，希望能够协调一致，集合地区内更大的力量来制止风暴的蔓延。但是，由于缺乏协调机制，甚至还出现了以邻为壑的做法，结果一个又一个国家在金融风暴中倒了下去。整个亚洲经济遭遇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实践证明，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很难独善其身。只有联合起来，建立某种形式的货币联盟才能增加地区的金融稳定性。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泰国外长素林提出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加“灵活干预”这一原则，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金融货币联动体系。
【关键词】金融危机 虚拟资本 经济周期 新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一、引言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是较为典型的混合形式的危机，其爆发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虽然美国先后出台一系列救市计划和经济复苏政策，但其对全球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破坏和冲击，复苏迹象甚微。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美国储蓄与投资之间比例的严重失衡而引起的庞大债务问题。从美国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来看，可以说金融危机的本质是经济危机，具有相对过剩和消费异化两个层次。流动性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利率市场危机等引起的问题重创了国际金融体系，冲击各国实体经济，并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危机，其危害性巨大。因而全球金融危机的频发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用主要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全球金融危机，而不过多地关注操作层面的问题，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角度梳理和解释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发展和防范，能对我国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一些启示。
二、从经济理论研究金融危机的动因
1.认识金融危机的根源。金融危机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学理论对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研究不够重视。宏观经济学理论一般假定金融系统会平稳运行，以至于可以抽象掉金融因素。从现代经济学说和政策演变大势看，大危机后紧迫问题是如何在政策上加以应对，随后理论进展主线表现为宏观经济学体系建立、凯恩斯主义兴起与货币学派争论等。在危机根源方面，虽然也有奥地利学派在再生产迂回理论基础上提出信贷过度扩张理论、费雪过度负债、通货紧缩理论、凯恩斯和左派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等，但是没有机会在透彻探讨基础上达到比较成熟结论。因而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2.认识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和规律。从经济学角度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加深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内在运行机制和规律。发展中国家逐步选择开放战略并与发达国家经济南北互动构成当代经济全球化特征，其微观基础可以通过观察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与中印等新兴国经济关系角度进行。发达国家一方面推动技术和产业前沿突破，另一方面通过转移和外包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传统产业或特定生产工序;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和工序转移，并通过连带技术引进、学习效应、产品创新等途径实现追赶。从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一定时期内技术和产业前沿演变处于相对平静和沉寂状态，发达国家若对致力拓宽技术和产业前沿使命意念模糊或用功不勤，或者出于试图仅凭衍生品创新主导全球经济，则不仅不能实现其目标，反而带来全球经济带来灾难。因而应当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认识金融危机的本质，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规律，并解释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和约束机制。
3.研究金融危机的预防机制和对策。从开放宏观经济和经济发展角度提出金融危机的预防机制和对策，并且提出可供进一步研究的重点领域，比如说经常账户失衡与可持续性增长关系等问题。在主权国家没有消亡、劳动力等要素流动仍面临边境壁垒限制前提下，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对发达国家也不利。此外，从金融危机的经验总结可知过度相信金融优势为巨额赤字提供合理化解释理论假设并不正确。因而全球金融危机能作为重要经验素材进一步补充和验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进一步研究金融危机的预防机制和对策。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经济理论解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
1.1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由于资本家的逐利性，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断地扩大生产规模，而由于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掌管，因而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管。因而当生产量超过社会总需求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因生产过剩引起的工厂倒闭、经济萧条的衰退。
1.3经济周期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复苏、高涨、危机、萧条的轮回变化。不断重复出现周期工商业繁荣、生产过剩、危机恐慌、经常的萧条、逐渐复苏，而复苏并不是长期好转的先兆，而是新的生产过剩和新的危机的先兆。运用该理论可知金融危机所引起的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周期的必然产物。例如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前，呈现出房地产业以及金融业的虚假繁荣现象，在9.11之后经济复苏是新一番金融危机的先兆。
2.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新凯恩斯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吸取非凯恩斯主义某些观点与方法形成的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对由信息成本所引起的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及其后果做更深入的研究，其理论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效率工资理论、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信贷配给以及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以下运用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干预与监管层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进行解释。
2.3政府干预与监管。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强调政府的干预与监管作用。而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和金融市场监管的弱化使得在市场失灵时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中的次级抵押贷款面向的是收入较低、信用风险较高的潜在购房者群体，而房贷机构为了快速回笼资金又在金融机构的帮助下发行了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而当信用风险的累积高息时代的还款压力，直接导致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资产受到严重侵蚀，从而直接导致金融危机产生。但金融市场层面的金融制度等只是给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以及过度的资产证券化以及较高的信用风险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具体原因。
3.新自由主义理论。
3.1新自由主义本质。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人本位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经济学，倡导产权明晰和自由竞争。新自由主义对于经济主体积极性调动、经济革命、优化资源配置和共享科技资源有着积极作用。
其主要观点包括:反对国家干预和计划调节，自由市场占主导的模式是最有效的;国家的职能是保护私人财产权和调节货币供给等有限经济职能;个人自由高于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要求放松对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管制以实现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
3.2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解释。
3.2.1金融管制的缺失使得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新自由主义体制得特征之一金融自由化使得国家对金融市场监管弱化甚至缺位，而金融机构在利润最大化的驱逐下，不顾伦理道德约束，日益追求高风险的获利方式，因而金融创新过度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即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而对于缺乏金融管制的金融市场来说是及其不稳定的。
3.2.2贫富分化促使了生产领域过剩。由于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特征还包括强资本弱劳动，使得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矛盾，直接导致了生产过剩。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主张市场对居民收入的调节。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条件下，工人和工会是处于资本博弈中得劣势地位，而缺乏援助以及相应政策保障，难以保证其收入和增长幅度。由于保证性住房建设不足，低收入人群只能进行借贷购买住房，因此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债务者，缺乏收入保障的群体，其偿债能力较弱，当不断加息使得债台高筑时，难以依赖微薄工资进行还款时，则集中爆发了信用风险，引发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由于80%的财富聚集在20%人手中，美国的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而投向了金融投机领域。而房地产的过热造成了房地产领域生产过剩，而其他领域消费也存在生产过剩现象，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居民的收入过低而消费不足造成的生产过剩现象。
3.2.3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动荡。新自由主义提倡的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经济动荡。.由于对金融机构的放松管制，资金任意流入流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靠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推动更高程度的生产社会化，因而生产资料和金融资产向少数国家聚集，因而全球范围的贫富差距亦进一步加大。新自由主义反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凯尔斯主义等过时理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新兴的市场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资源和服务，而积聚大量的外汇储备。因而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波及至全球。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生产过剩；对策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3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逐渐过去，关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曾经是学界讨论的一大热点。在危机的实质问题上，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金融创新复杂化、金融监管不力；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美国严重超前的信贷消费、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风险信贷过度膨胀；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些解释都仅仅是从技术或具体表象层面来分析危机发生的原因，只涉及表象而难以显现本质，必然掩盖了危机发生的真正根源。其实，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揭示的：危机的真正根源就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本身，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而且这种生产过剩表现出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的全球扩张，实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具体而言，资本主义扩张的途径是通过国际分工，或者说通过国际产业链的建立来实现的。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资本不断扩张的过程，资本全球扩张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这是因为资本扩张不是单纯生产要素的扩展，而是包括了社会关系的扩张在内的扩张。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具有两重意义，一种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另一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而且这两种资本不是分离的，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载体则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只有被纳入社会关系之中才能成为资本。因此，“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①。
正因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扩张，而资本又具有两重属性，所以我们说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资本扩张具体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建立。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构成大致可以概括为：美国处于最高层次，掌握着金融霸权和高技术，第二层次是欧洲和日本，第三个层次是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外向型经济部分首先卷入国际分工，这也是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部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体已经被纳入到这个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
二、本轮金融危机的实质是整个资本主义全球生产体系的生产过剩
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很快危机演化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普遍实质。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如此，只是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危机的新的形式。由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过剩不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危机更为明显地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这也是此次危机在一个国家发生之后迅速升级为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原因所在。
1.危机发生前，全球供给与需求处于暂时的平衡状态。
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需求不足，美国经济当局于是尝试着依靠从公共和私人两方面鼓励提高借贷的方式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公共借贷的结果是国家财政赤字的增长，私人借贷的结果是家庭的透支。一方面，美国公共和个人的透支消费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品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这种经济关系通过两条渠道来完成循环：一是贸易渠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生产并出口到美国；二是金融渠道，东亚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积累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国的金融市场，这些资金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一起，吹起了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泡沫，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实际消费能力。
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得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当然，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就是在这种暂时平衡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在2003―2007年间，世界经济以年均近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明显扩大，拉动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众多行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在推动我国经济以10%以上速度快速增长②。在美国不断增长的消费能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生产体系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以满足消费需求，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
支撑这种平衡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因为如果没有美元的特殊地位，巨额的外债将拖垮美国经济。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能够足以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外债。而巨额外债的实质就是美国人的消费远远大于了他们的物质创造。数据显示美国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接近30%，美国的这种消费能力实质上是不真实的，它的存在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内部的过度信用；一是外部的美元霸权。在二者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能力被极大地放大了。但是，这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国家和个人的过度借贷的基础之上。美国人依赖其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导致消费的畸形膨胀，即公共和私人的透支消费。以经济长期透支为基础的过度消费，使得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体，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消费市场占全球的比重约为37%，高于其GDP占全球比重近10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长期以来不得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一旦美国经济开始下滑，进口首先大幅收缩，对全球经济造成直接冲击。这体现出美国的消费远远超过其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美国经济对世界长期透支放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根据统计，80%的美国家庭拥有信用卡，每个家庭2008年底的信用卡平均债务为1.0679万美元③。
在2001年―2007年的经济周期中，美国的GDP增长率处于战后最低水平。经济的增长完全依靠个人消费和住房投资，这些皆源于宽松的信贷和飞涨的房价。尽管房地产泡沫和布什政府的庞大联邦赤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刺激，但是经济表现依然糟糕。在2001―2005年间，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达到三分之一，对就业率的增长贡献接近一半。因此，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消费和住房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就会跌落④。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1976年以来，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美国经济透支率（私人和政府总支出与GDP的差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为正，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透支状态。80年代上升到1.8%，90年代回落到1.3%；但是2000年后急剧上升，2000年―2008年平均透支率超过4.7%。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经济透支率超过5.7%。透支率的不断增加正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总之，与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相平衡的是被严重放大的美国消费能力。在这种暂时的平衡背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
2.平衡破坏――危机发生
这种虚假需求是靠房价的不断上升来支撑的，但是，一旦金融泡沫破裂，消费能力必然要向真实水平回归，从而导致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出现过剩，使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由于事实上生产能力已经远远大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一旦泡沫破裂，市场需求将向真实值回归，这样就会在整个链条中出现生产过剩。美国的虚假消费能力，信贷市场快速增长，规模庞大，透支消费非常普遍；不仅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美国在国家层面的透支，表现为它的巨额国债。由于投资的支撑，美国经济表面数据一片繁荣，但是背后却是信用泡沫的不断积累。最终，泡沫从房地产信用贷款领域开始破裂。
信用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以上循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基于房价不断上涨而设计的金融产品面临价格的不断下跌。由于其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被迫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以防止资产负债表恶化。市场主体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资本市场急剧下挫，资产价值快速缩水。在负债不变而资产价格不断贬值的双重作用下，包括金融机构、公司和家庭在内的资产负债表都迅速恶化，市场信心缺失，流动性急剧收缩，并严重侵袭到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将迫使美国消费者改变消费行为模式。由于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降，之前过度借贷的消费者现在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者又要进一步紧缩开支，由此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而这注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调整过程。
自2008年7月美国“房利美”、“房地美”两大房贷公司濒临破产，美国政府向其注资2000亿美元“救市”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便演变成金融危机。此后不久，美国金融危机酿成金融风暴，其五大投资银行悉数解体，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25家银行先后倒闭。除美国以外，其他许多国家金融危机也随之恶性发展。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同美国关系密切，受害尤深。不少金融机构或破产倒闭，或被其他银行并购，或被政府接管。连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英国汇丰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仍难摆脱危局。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其苦，许多国家股市大跌，货币大幅贬值，外资大批撤离，财政和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特别是东欧国家主要靠欧洲银行提供贷款来维持经济增长，共欠外国银行债务达1.65万亿美元。金融危机使外资纷纷撤离，加重了其困境。在东欧国家中经济形势向来较好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货币分别下跌48%、30%和21%⑤。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全球财富大缩水。据权威专家估计，危机使全球财富损失达50万亿美元，全球股市总值从2007年的63万亿美元降至2009年2月底的28万亿美元，降幅达55%。
这次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虚拟经济，也重创了全球实体经济，无论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大国，还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无一不受到冲击，经济都出现严重的下滑势头。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和世界媒体均认为，这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将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表现为：世界各类国家都遭遇工厂大批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工业产值急剧下降。至2009年3月底，工业产值下降10%，其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中就有克莱斯勒和通用两家公司相继宣告破产。欧盟失业人数一度达到2000万人，比危机前剧增20%。不少新兴国家工业产值也快速滑坡。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22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1.3%，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8%，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大幅减少，其中俄罗斯出现了6%的负增长，为10多年来之首次。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2008年9月以来，欧美市场的萧条和萎缩，导致中国出口的大幅度下降，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活动急剧减速。受外需大幅缩减的影响，我国大批出口型企业经营困难、倒闭，失业剧增。据媒体报道，2008年上半年破产倒闭或已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全国有约6.7万家，下半年还在继续增加。随之，返乡农民工有约780万人。受出口持续下降和国内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大幅回落，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2008年第四季度更降为同比的6.8%，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6.1%⑥，由此可见危机使我国的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轮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生产链条的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机制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矛盾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信用消费和透支消费（以房价上涨为依托，由于其财富效应，导致消费能力被严重放大）――虚假需求快速膨胀――全球范围扩大生产能力――暂时平衡（潜在生产过剩）――房价下跌――信贷违约上升――金融危机――潜在生产过剩转化为直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本轮危机的突出特点在于生产过剩表现出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对危机的发生机制可以做如下的描述：由于美国信用泡沫的泛滥，导致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实际消费能力，为了满足被放大的消费需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生产能力，以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这样的结果就是使生产能力大大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维系过度消费的金融泡沫一旦破裂，市场需求将急剧下滑并向真实水平回归，这样就会在全球性生产链条中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进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经济危机。
三、中国对策
由于中国已经加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之中，遭遇危机的冲击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应对策略也应当具有这样一种视野，也应当从这个现实出发。即从中国在整个全球生产链条中的位置现状和未来发展出发来寻找因应策略。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应当采取的策略包括：必须力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国际分工链条中改变被动的处境；应当提高工人工资，提高资源价格，逐渐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我国要发展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再次说明我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无论是保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运行，还是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扩大内需，不是靠投资，而是要提高普通大众的购买力，这就需要包括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社会福利。另外，要启动内需还必须控制房价。因为房价过高，居民为了买房就不得不减少消费。总之，我国必须通过扩大内需来逐渐改变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被动地位，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注释：
①丰子义，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
②毕吉耀，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12期。
③陆俊龙，“架”在信用卡上的美国，中国报道2009，7。
④布伦纳著，蒋宏达、张露丹译，布伦纳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
⑤张薇，金融危机与中国的作用，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
⑥刘国光，中国为什么会被卷入本轮经济危机，浙江经济，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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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一是全球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的集群式出现推动世界经济呈现出长周期波动，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般历时54-60年。一般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产业革命开启了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波周期进入了下行阶段。这意味着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新常态。
二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向复苏仍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鉴于1929年大萧条的巨大破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掀起了一波史无前例的集体救市运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E），保持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其他国家跟随出台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也第一时间推出四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托底全球市场需求、稳定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短期内，此次救市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效果，主要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被有效隔离留待日后清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保持良好秩序，主要国家银行体系及时恢复了融资功能。在极宽松政策刺激下，大宗商品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很快迎来新一轮涨势。
然而，宽松的政策也造成政府债台高筑，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削弱危机强度和烈度的同时，也延缓了市场出清，直观表现在企业层面，大量“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妨碍资源重新配置;在金融层面，有毒资产长期得不到彻底清理，金融机构融资能力受到掣肘;在宏观经济层面，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资产价格高涨和实体经济疲软并存，全球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讨论陷入“L”型复苏的可能。
三是复杂和分化是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观经济变数，因此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国复苏进程不一，各经济板块运行差异明显。总体看，美国等弹性较强、市场出清和结构调整较快的经济体表现出更强的复苏势头;欧元区受制于统一财政政策的缺失，不断爆发的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日本受人口老龄化困扰，难以走出长期通缩困境;新兴经济体易受外部冲击影响，金融市场波动增大。从短期看，造成这些板块经济分化的基本因素难以得到彻底改观，因此，复杂和分化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运行的基调。
四是推进深度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量顺差长期持续。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骤增，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6%飙升至2006年的5.8%。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快速增长，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1%飙升至2006年的4.8%。二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长期背离。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到新兴市场，而货币金融中心仍主要掌握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市场国家。于是就形成了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西方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用出口换取的外汇去购买这些产品;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的失衡甚至“荒谬”的全球经济布局。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发行失去了黄金储备的制约，在理论上具有了无限发行的权力。在现实中，由于美元一家独大，储备货币发行缺乏有效竞争，美元发行缺乏必要的制衡，主要服从于美国国内经济需求，往往表现为其他国家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未来全球经济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推进深度的全球再平衡。
五是QE背景下的通缩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意味着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与2007年相比，截至2015年6月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了4倍。但全球却面临普遍的通货紧缩压力，主要国家的通胀率始终徘徊在低位，日本和欧元区核心通胀率更是长期游走于零水平附近。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性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总体仍在合理区间。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不足，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增速缓中略升，进口降幅扩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仍在合理区间，为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需求迫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经济的调整，造成失衡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投资和出口驱动依赖严重等。中国经济亟待通过结构调整重新激发经济活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人口红利加速消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0-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人口红利面临加速消失的风险。这将对经济潜在增速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对劳动生产率、利率、汇率等政策变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改革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度过了帕累托改进的增量改革阶段，深入到了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存量改革阶段，面临的阻力空前增长，改革的动力亟待进一步增强。但“危”也意味着“机”，国际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国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的应对
在当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背景下，中国能否迎难而上，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能否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由大国过渡到强国的关键所在。
一是锐意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集中释放制度红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政府和市场“双引擎驱动”，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二是致力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充分释放全球化红利。一方面应扩大国内市场开放，有序推动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应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顺应比较优势规律，合理引导优势产业转移，鼓励国内居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分享全球化红利。
【关键词】金融危机预警与治理经济格局变化秩序重建
一、从墨西哥到亚洲：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
1994年末和1995年初，墨西哥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被有些学者称为“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危机”。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场危机发生在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者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重要标志之一－－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二是这场危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即由于国内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而是金融领域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利率和汇率引发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墨西哥危机的爆发标志着金融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当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首要的危机形式；同时也标志着金融领域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得到了确立。[1]
关于墨西哥危机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墨西哥危机爆发的原因。[2]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墨西哥在90年代表现出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在发展国家是非常突出的，但是由于大量流动资本的进入，也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因为墨西哥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来规范资本行为，预防和限制风险。总体来说，导致墨西哥危机的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外部的经济性因素。1994年2－9月，美国为了降低经济过热而将短期利率提高到2.5%，这样国内大量的投机资本开始寻求向国外扩展，由于90年代初的繁荣以及两国之间利率差，墨西哥成了最佳的投机地之一。这样第二个因素——国内经济制度的作用就体现出来。虽然墨西哥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大力开放金融市场，推动自由化进程，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规制体系，尤其是有意放松了某些方面的管制，做了扭曲的制度调整，为投机资本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隙。但是真正引起危机爆发是第三因素——政治因素。1994年是墨西哥政局动荡，先后发生了恰帕斯州南部的农民起义，总统候选人卡洛斯和执政党总书记马斯西乌被刺等事件，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的地位岌岌可危，这直接造成了市场的恐慌，包括国内资本在内的投机资本纷纷外流，为了维持资本信心，墨西哥政府发行了以美元计值的短期公债，并且一直用外汇储备来支持市场，保持汇率不变，这实际上将比索贬值的危险从外国投资者转移到墨西哥政府的身上，并且把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结合在一起。一旦政府做少许变动，就可能导致更大的市场动荡，而1994年12月22日墨西哥政府放弃支持汇率，听任货币贬值的决定作出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这点。
毫无疑问，墨西哥危机的爆发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一下政治因素，正如克南所说1994年春天资本流入的终止“源于人们对政治前景判断，特别是政策制定团体的政治命运的判断的改变……市场观点的改变不能归结为市场理解墨西哥经济具体情况的方式的改变。必须把这看作是市场对墨西哥重要事件－查巴塔造反以及克洛西奥被刺－理解方式的改变。”[3]因此，“墨西哥经历了一场政治引发的投机攻击，并且像滚雪球一样发展成金融危机。”[4]从另一个角度讲，危机的应对过程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一个由某些利益集团主导的政治过程，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更大数人的利益。
亚洲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东亚和东南亚危机是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与墨西哥危机相比，亚洲危机在表征和影响上更具有全球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范围是全球性的。首先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资本外逃，总量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占这些国家危机前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1％。这导致了这些国家货币的剧烈贬值。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8月的时候，危机变成了全球性的。俄国、拉丁美洲等国都遭到了资本外逃的冲击。
2.对于各国以及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冲击更为全面深刻。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需求、外汇储备、出口增长率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参见下表）尤其对于长期以来保持世界领先经济增长率的东亚国家来说，经济的急剧下滑使各国政府显得手足无措，政局出现动荡。但是，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各国货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这些国家的公众长期辛苦积累下的财富一夜之间减损大半，造成了国际购买力的减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本来已经大幅度减少的贫困人口数量出现明显反弹。
亚洲危机也对全球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政策，充分利用了低劳动成本优势，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增长不仅拉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而且有利于全球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亚洲危机直接影响到了全球经济增长总水平，并且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
3.亚洲危机爆发的原因更加复杂，更具有国际性。经合发组织在一个分析报告中指出，虽然亚洲危机的直接原因在本质上是金融方面的，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些国家产业的结构性弱点在其中扮演了根本性角色。[5]有学者认为墨西哥的危机是由于货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而泰国等国是由于金融危机引发货币危机。[6]实际原因更为多样，因为亚洲危机是地区性的，牵扯的国家更多，而且各国情况也明显不同。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指出，东亚各国的问题源于不同原因。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问题是币值高估和固定汇率；韩国的问题是放纵一些金融机构承担大量的短期美元债务并且把这些资金投在高风险的长期项目上。因此整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反映的是“危机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各经济体的基本特征（例如政府－企业关系、劳动市场原则、出口保护程度以及不愿意外国所有权扩大等）。[7]
从现有文献可以归纳出导致东亚危机的几个要素。
（1）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1996年，日本、中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减弱，美国等国家对电子产品的需求量骤减，加上电子元件价格下跌，东南亚各国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同年的出口贸易额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有的出现了负增长。
（2）与美元挂钩的危险。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各国相继与美元挂钩。由于美元汇价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大约10年内持续下降，所以这些国家的货币保持弱势，有利于出口。同时也吸引了日元的进入。从1995年开始，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开始上升，从而造成了各国货币的升值，限制了出口，而且改变了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在危机爆发之前，各国的现金帐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赤字。证券投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赤字。在1994－1997年间，这些国家的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率急剧增长。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泰国的这个比例在1997年中期达到了100％。本国货币钉牢美元的做法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3）周边国家的竞争。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中国凭借成本更低的劳动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更有潜力的国内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并且在电子、玩具等诸多东南亚国家的传统优势领域中对后者构成了威胁，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出口的减弱。
（4）国内金融监管和财政调控能力的软弱。由于银行存款与放款之间的利息差额非常可观，银行和金融机构为追逐高额利润，积极扩大资产规模，造成物业过剩、通货膨胀率上升和以套利为目的的短期外资流入增加。而在危机中，中央银行无法通过提高利息来消除货币危机。只是一味地在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直接卖出美元，买入本国货币，这容易招来拥有大量资金的国际投机家。
（5）政治因素。长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财阀和金融之间形成了密切关系。这种体制虽然在经济起飞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严重限制了各个行业根据市场要求进行灵活调整。尤其在银行业改革上，非常容易导致实权人物的反对。而危机爆发后，政府应对的失误，进一步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以及政局的动荡，影响了危机拯救措施的有效贯彻。
4.亚洲危机引起的全球性反应更为强烈,国际组织的参与与卷入程度更高。尽管在亚洲危机的解决上，美国所表现的热情和投入没有在墨西哥危机中那么高，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突出表现有目共睹。它们虽然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许多方面（包括危机国政府和民众）的抵触和反对，但是其所扮演的危机解决牵头者和国际协调者的角色是不容置疑的。它们分别从政策建议、救援资金、国家间协调、预防对策等诸多方面对危机国提供了帮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它们的协调行动体现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端倪，表明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任何一国危机的解决都需要更多国际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协作；另一方面，它们的行为直接引发了对于未来国际经济管制体制的争论。显然，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先有的国际经济管制体制无法解决新的全球问题，必须进行改革。
二、全球经济治理和经济预警：争论的焦点
东亚危机不仅对东亚模式提出了挑战，而且引发了对现有国际经济管制体制及其未来的争论。而后一个争论似乎涉及的范围更大，影响更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成为了新世纪急需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从本质上讲，这个争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全球经济治理。尽管目前对于这个概念依然众说纷纭，但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全球经济治理是多层次、多主体的。在层次上涵盖了地方、国际、区域以及全球；在主体上包括各级政府、国际政府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显然，治理不是“国家中心”的。正因为如此，半个世纪以来被视为国际经济制度支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在危机中以及危机后成为了关注的和批评的焦点。
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由东西方对立的政治局面转变为南北分化的经济局面。市场体制获得了全球合法性，西方经济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化。主要由西方国家建立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覆盖范围有限的国际性组织转变成全球性组织。RobertSolomon在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说，伏尔泰曾经说过，神圣罗马帝国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帝国”。用这个方式来描绘90年代以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同样适用。它不是国际的（因为俄罗斯和中国没有参见进来），比货币范围更大，而且离所谓的正式“体系”甚远。而90年代后，这种状态发生了重要改变。现在只有9个国家和地地区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它们包括：古巴、朝鲜、台湾、安道尔、列支敦士簦、摩纳哥、瑙鲁、图瓦鲁和梵蒂冈。[8]
伴随这种制度性扩张的是经济理念的扩散。80年代在英美等国盛行的“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进一步系统化，最终体现为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它包括十项内容：在财政上严格控制，减少刺字；在公共开支方面，取消补贴，政府投资方向转到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上；实行税收改革，扩大税基，边际税率要适度；在利率政策上，实行正的实际利率，减少资本外逃，提高储蓄；在汇率政策上实行“竞争性”汇率；实现关税最小化，推动贸易自由化；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实行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改革产权结构。[9]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华盛顿共识“扮演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西方传播其理念，为其利益辩护的重要根据。从内容上看，”华盛顿共识“的侧重点是扩大市场的力量，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在单项建议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并且推动了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更自由的流动。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具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只强调如何解放市场，不关注社会公正，只强调经济因素，忽视了政治因素。只强调给资本以自由，忽视了对资本的有效合理管制；二是其思想的最初版本来自西方经验，把发展问题线性化、单一途径化了，没有为其他可能性选择提供空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共识“的实现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胁迫性的。西方国家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常常用停止援助资金、贷款等手段来迫使发展中国家来实行。这种方式很容易产生不顾各国实际情况的武断做法，为了短期内能够实现经济自由化而忽视了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并且容易引发社会矛盾，造成政治的不稳定。
“华盛顿共识”的弱点在东亚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首先是这些国家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过快地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造成了大量投机资本的涌入，使管制当局无法应付。其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消极态度表明，国家利益在国际援助行动中依然是核心动力。在墨西哥危机中，美国表现非常积极，在它的推动下，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在1995年宣布提供约48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美国200亿，货币货币基金组织178亿，国际清算银行100亿）。而在亚洲危机中，美国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实际行动，而是先对东亚模式横加指责，然后又压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提出援助条件。至于日本，作为该地区唯一的经济强国，行为更为人所不齿。它没有积极协调地区行为，相反想借机摆脱本国长期经济衰退的困境。最后，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与资本管理的局部性和有限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现有的经济治理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辅以区域性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在区域组织上，目前最完善的是欧盟，而负责全球经济事务的国际组织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东亚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行动有许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大加指责，并且在救援措施上简单武断，试图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危机国政府，把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为国内，把自己树立成一个高高在上，毫无失误的全球“救世主”形象。而世界银行则显得低调一些，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世界银行官员主张要客观全面地分析危机的起因，不能简单地否定东亚模式的有价值之处，而在危机救援中要考虑社会政治因素，尤其要尽量减少危机的社会冲击。他认为，这次的金融危机烈度如此之大又如此难以解决与两个条件有关：一是世界变了，最突出的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有了显著增加。要不是巨额国际资本流动的掺和，今天的危机就很类似于1980年的韩国或1983年泰国所碰到的问题。二是东亚国家已经放弃了过去运用得很成功的政策，在那儿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帐户开放已经得到实施，但同时相应的监管措施却没有跟上来。[10]在这些条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进一步反思自己，对国际治理结构和制度的进行更合理、更具有建设性的改革。
两大国际组织在看法和行动上的分歧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东亚模式是世界银行总结和倡导的，因此不可能主动摧毁；二是世界银行的官员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作为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在理论立场上一直强调国家的有效作用与市场应有作用的有机结合，因此更强调社会政治因素。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歧也充分说明检讨现有的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问题并进行改革日益紧迫。东亚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主体介入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概括来说，这些讨论有三个主题：
1.对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的批评
无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批评的焦点。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实际上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经验建立的，因此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作出更合理的反应。萨克斯等人认为，在1997年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失误表现为：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肯定在措施上不谋求在短期内恢复信心；从一开始就把危机归结为国内要素的基本缺陷，而不是债权人自己造成的恐慌，实际上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其采取的措施使债权人认为无法挽救，所以收回了短期投资；其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货币从紧政策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加强一国汇率，但在恐慌时期却减少了国内经济的流动资金，削弱了商业借款人，给银行增加了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借款人的信心。总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实际上起到了“在剧场中喊失火“的负面效应。[11]曾经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义的费尔德斯坦指出，导致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经济崩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该组织中盛行的全球主义。他的结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强加给亚洲的‘大刀阔斧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将带来恶果。”
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官僚，其行为缺乏民主和监督，很容易成为暗箱操作。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早在墨西哥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就有报告指出了一些缺陷，但是很快就被掩盖过去。而在东亚危机爆发之前，组织内部报告就提出了印度尼西亚存在着危机隐患，并且写进了康德苏访问印尼的讲话稿中，但是在访问印尼时，康德苏有意忽略了这些内容，只赞扬印尼的优点。而在解决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视其他意见，一意孤行。造成的结果是，就像墨西哥在1994年到1995年那样，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预算都受到控制。它们不是罪人，却是不健全的国际汇率制度的受害者。[12]
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资本利益的代表，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工具。长期以来，这一直左翼学者坚持的观点。比如著名学者阿明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其从一开始建立就受美国控制；2）、从来无法迫使大国接受自己的建议和措施；3）、在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未能阻止债务危机的出现，也没有有效地解决债务危机；4）、对于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把过多的精力，不顾世纪情况放在实现这些国家的货币可兑换上，使这些国家承担了巨大的代价；5）、没有实现自己目标的实际权力，不过是七国集团的工具。[13]在亚洲危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批评的队伍中，其中最突出的有萨克斯、詹姆斯·托宾、乔姆斯基、巴格瓦蒂、斯蒂格利茨等人。这些学者大部分属于西方主流队伍，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在表面上似乎并不合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充分说明了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萨克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它是美国财政部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工具。[14]而巴格瓦蒂讲的更加明确。他认为现在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被所谓的“华尔街-财政部集团“所控制，这个集团通过影响美国政府，进而控制着国际经济，为资本在全球流动开路。他说，华尔街之所以对华盛顿具有超凡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趣味相投、地位显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最著名的机构。财政部长鲁宾来自华尔街；阿特曼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接着又回去了；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Brady），曾任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现在重操金融旧业；恩斯特.斯坦（ErnestStem）曾任世界银行代行长，现在是J.P.摩根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Wolfensohn）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现任世界银行行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了维护这个集团利益的重要工具，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危机国，而是资本。[15]
2.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
对于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有能力管理和协调全球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新机构。在目前情况下，这种看法过于极端，缺乏可操作性。另一种看法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组织并没有过时，不应该终止，而应该进行改革，使之更开放、更透明、更有效力。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在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指出，它并没有过时，对于稳定很有必要。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领导作用是把短期稳定与长期稳定工作结合起来，另外就是保护易受伤害的国家。此种看法中包括多种建议。这里罗列几个有代表性的：
第一，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开性。萨克斯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公开所有计划资料，公开进行讨论并接受批评性检查；2）执行委员会要监督成员的工作，不能只是橡皮图章；3）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世界虚假的政策制定垄断。
第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权限。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持相反的立场。前者认为，除了帮助最贫困国家减低债务负担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预防和解决危机上，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不再承担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中长期融资的任务。而康德苏认为，许国家还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而且不可能把世界各国区分为对金融体制有重大影响和无重大影响的两类。应该进一步提高基金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使之成为全球金融体制的最后贷款人。[16]
第三，重新确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费尔德斯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改革应该符合三个条件：1）、对于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是有必要的；2）、不能干涉国家所固有的法律权限；3）、改革内容同样也适应于主要工业化国家。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制定政策上，要放弃美国模式，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用的改革方案。
第四，对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的高塔姆·卡吉，佩赖·米斯特里，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集中精力处理国家与国际的可能影响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策、困难和问题。它的目标应是实现国家、地区和全球这三个层次的协调。除了发挥监督作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着力消除或迅速矫正由发达的或者新兴市场暂时故障引起的混乱。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中央银行的储备，通过实际提供预先安排和预先谈判好的给受危机影响的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和其他主要金融机构的备用信贷，以恢复信誉，防止传染的蔓延。世界银行应将更多精力集中在机构、市场、市场支持构架及其他有利条件。它还应该处理相关的实际的和基本的困难与问题。世界银行应作如下努力：加强商业银行体系，设立财产重组基金，改进地区投资银行业务和提高公司的金融能力，参与发展和加强电子通信系统，提高非政府部门市场的运行效率。世界银行应帮助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健全的衍生品市场，制定对风险管理的全球标准，它应参与在整个金融服务部门建立长期的和非自愿储蓄的更可靠的机构。金融服务部门包括保险公司、共同基金资产管理、投资信托基金以及自愿和非自愿退休基金储蓄等。它需要积极努力，为非政府部门企业进入金融市场－－首先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然后进入地区和国际资本市场－－开辟直接的渠道。它应该注重基础设施部门的私有化和私人投资，以及新兴市场中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及其责任，同时改变过分考虑缓解贫困（不过是言论多于行动）的态度。[17]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克林顿总统的建议下，组织了“theIndependentTaskForceontheFutureoftheInternationalFinancialArchitecture”其中包括了许多学界、政界以及企业界的知名人士。该组织的报告摘要发表在ForeignAffairsVol.78,No.6,1999上。改报告提出了六项原则：1）鼓励新兴市场加强危机预防；2）允许储蓄流向回报最高的国家和行业；3）加强私人债权人、官方债务人以及官方债权人在危机过程中的责任；4）加强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在危机预防和解决中的作用；5）进行双向的金融改革，工业化国家要发挥作用；6）重新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挥作用的领域。它提出的建议包括：1）、给那些能够“管好自己家”的国家更大的鼓励；2）、调整资本流动的数量和结构；3）、私人部门要承担应负的责任，遵守市场纪律；4）、停止钉牢利率；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要用在刀刃上；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调整关注对象，把注意力集中在基本要素上；7）、为改革创造制度支持。
除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外，还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等组织。尽管这些组织在相关领域的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它们对于各国政府的行为的监督和引导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并且彼此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存在着问题，依然有很大改革和深化空间。
总的来说，全面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是一个长期而且系统的工作，并且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将非常艰巨。
3.建立全球经济预警系统，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缩小影响范围。
全球金融市场充满了风险，要进行准确及时的预警显然非常困难。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还没有一套非常有效的预警系统。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萨克斯等人认为过去的预测模型无法解释亚洲危机，因为它们没有把“没有流动性”(illiquidity)和“没有清偿能力”(insolvency)区分开来。没有流动资金的贷款者虽然缺乏现金来支付债务，但是其资产的能力足以支付未来的债务。但是，债权人个体由于担心贷款无法偿还，会停止贷款，这样会在债权人中间产生连锁效应，最后导致资本市场的自我恐慌。当资本市场不向具有清偿能力的贷款者提供新贷款的时候，没有流动资金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亚洲危机不是因为没有清偿能力，而是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因此，他们认为，危机是由债权人对其他债权人期望的剧烈变动引发的。他们根据1994-1997年在24个新兴市场中发生的9次金融危机的情况，建立了一个概率单位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们提出了7个危机预警指标。它们分别是：短期债务/外汇储备、债务人信用/GDP、资本流入/GDP、现金帐户/GDP、外债总量/GDP、真实汇率的变动以及腐败的比较指数。他们通过分析指出，只有前三个与危机有重要关联，而其他提供的或者是错误信号，后者是不重要的信号。
由艾斯里·德谟夏克一坎特（AsliDemirguc-kunt）和德特拉加克（EnricaDetragiache）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银行危机最重要的预兆是：宏观经济因素（低增长和高通胀）、高利率、资本外流的易动性，国内金融自由化和无效的法律实施。
多米尼克·萨尔瓦多提出的预警指标包括：经常项目赤字（国内投资减储蓄加政府开支减财政收入）；全部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短期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经常项目赤字减去外国直接投资后的数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外债过大而需要致富巨额的利息和费用，使异国容易面临资金枯竭和外国投资者因害怕该国无法履行债务而突然撤走资金的风险。其他制指标包括：一国短期债务与国际储备的比率，偿付外债与其国际储备的比率；偿付外债与其出口创汇的比率；一国的外汇储备所能支撑的进口付汇能力的比率。他认为单一指标是不能准确预测一国何时面临危机的；多个指标固然优于单一指标，担也未必准确地预测金融危机；各国具体情况应区别对待；金融指标仅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用：提供一国金融形式概况；预警异国一国如处理不当，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及已发生的危机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政治危机常对金融起催化剂作用。[18]
东亚危机与以前发生的危机的显著不同点就在于许多东亚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是相当牢靠的，表现在高储蓄、预算盈余或少量赤字、低通胀以及相比较而言为数不多的外债等多人面。尽管一些同家（如泰国）有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而另一些国家(如印尼）的经常项目赤字却不大，有的国家（如韩国和马来西亚）的赤字不仅适中而且还在下降。虽然东亚危机有其独特指出，但是众多研究表明，在危机预警指标中，与流动资本相关的各个指标带有更强的关联性，因此也特别值得重视。
著名经济学家托宾对东亚危机的分析在这里很有启发意义。以下是他对资本流动如何导致危机的各个步骤的分析：
挂钩：一个国家把货币跟另一种“硬”货币——美元、日元、德国马克（这三种货币是全世界都接受的）或三者联合起来——挂钩。这是为了促进国际对该国货币的信心。中央银行答应，它将根据挂钩汇率在外汇市场买卖本国货币，以换取硬货币。为了履行这个承诺，中央银行持有硬货币储备。承担的诺言通常不是规定明确的价格，只是一个价格范围。挂钩汇率往往在宣布后慢慢下跌。
货币定价过高：如果一国的挂钩汇率定得过高，出口货价格对外国人来说会偏高，居民却认为进口货便宜。于是就出现令人吃惊的贸易赤字。投机者开始怀疑挂钩汇率可能会支撑不住，那就是，中央银行储备金不够，无法兑现诺言，在需求时把本国货币按照挂钩价格换成硬货币。
恐慌：在全球自由市场里，大量私人资金可以以闪电般的速度转移到任何地方。一旦一国的中央银行捍卫挂钩汇率的能力受到怀疑，投机性的资金流动能迅速使它的储备货币迅速化为乌有。遇到银行发生挤提，仓促溃逃的群体心态便会出现，迫使这个国家放弃挂钩汇率，让本国货币汇率下跌，以便保存剩余的储备。
三、发展中国家：风险与机会
AlexandreLamfalussy说：80年代“世界金融体系突然间发生了三场革命－解除管制，国际化以及创新”。[20]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国内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压力的推动下，它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资的进入，实行浮动汇率。这些措施深化了这些国民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尤其为西方资本提供了新的利润空间（见表二）。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金融创新以及西方各国金融制度的改革也为西方资本的向外输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资本的全球流动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在西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完成的。E.Helleiner认为，80年代各国对金融体制实行的自由化实际上是政策制定者在面对明确的问题和选择情况下精心采取的政治决定。[21].而美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最为突出。例如，为了解决70年代出现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s）对银行的冲击，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根斯特-杰曼法案”，允许银行提供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MDAs），以此为银行提供与包括建立证券机构在内的非银行机构公平竞争的条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项法案对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竞争起到了作用，但是也鼓励了非银行机构的发展，实际上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政府与资本的有效互动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优势。以金融创新为例，80年代以来的主要金融创新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见表三）。金融创新是一种双向的工具。一方面可以为资本向外流动提供更简单便捷的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的监管能力的提供，可以更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在创新领域中，谁第一个创新，谁就会第一个受益。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暴露出明显的缺陷。
这种缺陷集中体现为金融管制体制无法适应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这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管制陷阱”：一方面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了金融管制，这不仅起到了规范国内资本投机行为，防止更大的风险出现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机资本向国外转移，实际上起到了转移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本国资本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诱逼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制度情况和实际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管制上的严重不均衡。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蜂拥进入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而一旦攻击得手，就会趁对方来不及反应迅速撤离。
“管制陷阱”的存在造成了近20几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危机的主要发生地是发展中地区（见表四）。二是越是发展迅速，对流动资本越具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越容易发生危机。到1997年东亚危机发生时，几乎所有发展迅速的新兴市场都不同程度经历过了危机。
在发展中国家中，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国家有效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的攻击。它们分别是智利和中国。二者在避开冲击的手段上非常不同。智利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托宾税”来管制短期资本流动，而中国则由于没有开放金融市场，实行货币可兑换，所以限制了短期资本的进入。另外，中国的外国投资政策的重点是吸引直接投资，这也防止了外国资本的波动性。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与智利的做法也许没有太多的直接借鉴意义，但是这些做法说明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要有效地管制短期国际资本。当然，在全球经济日益联系密切，各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有效地管制不等于全面限制，那是消极的做法，而是要积极地改革国内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国际合作，并且逐步使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协调起来。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恶性循环：往往在危机出现后把原因归结到政府头上，诱发了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政府各项措施（不管是否合理）无法有效执行，使危机更加严重，引发政府，政局动荡，危机更加难以克服。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政府能力的缺乏；另一方面在于对市场的盲目信任，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解决各种问题。最终结果是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极端化了，不可调和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依然是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单位，政府依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合法主体，而秩序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增长与稳定是何等重要，但若离开了稳定和增长，这种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就不可能形成。显然、政府个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不仅直接体现在监管金融体系上，还体现在建立一套鼓励谨慎有效行为的激励机制上。[22]
关键词：金融危机 新凯恩斯主义 政府干预危机原因
中图分类号：F65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7-016-05
一、父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一分为二，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的教学也划分为微观课程和宏观课程。学生首先学习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和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而在接下来的宏观课程中，他们则被告知各种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在纠正这些失灵中所扮演的角色。微观经济学家批评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缺乏严格的理论基础；而宏观经济学家则谴责微观经济学家沉迷于不现实和不适应的理论之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所以不完全令人满意，也正是因为人们希望对该理论某些核心假设做进一步解释，尤其是价格和工资的黏性。通过两种方法可以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重新连接起来。宏观经济学可以引入微观经济学，反之亦然。新古典经济学选择了第种。这种方法的支持者试图从理性、企业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等基本原则出发，来推导经济加总的动态行为。这个学派意识到了经济动态在理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预期在形成经济动态中的核心地位。另一种方法则尝试将微观经济理论引入宏观经济理论。为表述方便，学术界将其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主要是应对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的理论危机。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曼昆和罗默参考某一特定理论对下面一组问题的回答来判别其是否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问题1，此理论违反了古典二分法吗?即货币是非中性的吗?问题2，此理论是否认为经济中的实际市场不完全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在主流经济学派中，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失业、信贷配给和商业周期等经济现象与标准微观理论的结论并不一致，新凯恩斯主义的目标就是发展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微观理论。如果考虑其最宽泛的内涵，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很多分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不完美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研究。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基于凯恩斯主义基本思想的，但新凯恩主义者意识到应该更为彻底地远离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并且应该对由信息成本所引起的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及其后果做更深入的研究。效率工资理论。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信贷配给以及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效率工资模型
效率工资是指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工资水平。效率工资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工人特征的相关信息不完美。工人的行为不能够被企业完全地观察到，因此，企业无法制订有效的合约来保证工人承担他们行为的后果。因此，劳动质量和生产效率(因而企业的利润)就有可能因为企业支付更多的工资而上升。同样，人员更替也会因为工资上升而减缓。正是因为意识到降低工资可能会降低生产效率，增加人员更替，从而减少利润，所以，企业面临大量失业时，并不一定降低工资。在这种理论中，市场上也有很多企业，企业之间是存在竞争的，但是至少在一定范围之内，企业是工资的制定者。如果瓦尔拉斯工资(出清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太低，那么，企业可以选择提高工资来增加利润。当然，效率工资，也就是最大化企业利润的工资，会因为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效率工资并不意味着工资水平一成不变，但却说明了工资水平为何不一定会降低到出清市场的水平。
效率工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工资不能出清劳动力市场。类似的模型也可以解释利率不能促使信贷的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原因。更一般地，阿克洛夫和耶伦(985)指出，即使应该改变工资，企业也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来保持工资不变。他们证明这种近似理性的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损失很小，但是，社会成本却可能非常高昂。事实上，如果企业是风险厌恶型的，并且改变工资的后果存在某种不确定性，保持工资不变是完全理性的。
(二)资本市场的不完备
资本市场不完备起源于信息不完美。在企业经理人和潜在的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这种不对称会导致所谓的“股权配给”(equity rationing)。股权配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如果企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以投资或者增加生产，它们必须借入资金。即便它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们也会面临不可忽略的风险，包括破产风险。要分析企业行为，就必须关注企业是否愿意承担这些风险。企业生产资本不可预期的改变(比如存货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对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三)信贷配给
尽管有时企业对潜在风险的考虑降低了企业愿意生产的数量，但是，在其他时候，企业获得资本会受到限制，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资本供给者在面临过度资本需求时不提高利率的考虑和企业在面临过度劳动供给时不降低工资是相似的。原因在于选择效应(申请者的构成发生反向变化)或激励效应(借款者从事风险更大的项目)，提高利率可能反而会降低资本供给者的期望回报。
(四)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
货币政策起作用时，它并不是通过调整个体持有的货币余额，而是通过影响信贷的可获得性来影响经济活动的。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意味着如果某一家银行决定减少提供贷款，那么，市场上一定不会存在其他的潜在贷款提供者可以对这笔贷款进行完全的替代。货币政策当局可以采取某些措施来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或者影响银行愿意贷款的条件)。当然，某些条件下，其他的贷款提供者可能会采取某些行为来抵消货币政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货币政策的作用不会被完全抵消。
二、当前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是解释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一个重要视角。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上世纪30年代，鉴于929年－933年大危机的教训，罗斯福政府要求国会通过“证券交易法”，阻碍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使美国经济的的金融化进展受到阻止。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明显加快，这也加剧了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传递。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从美国的次贷市场和次级债市场以及金融衍生产品来看，都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首先，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与次级贷款借款人之间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不如借款人自己对其个人信用和还款能力清楚。其次，次级贷款被证券化后变成了次级债产品，次级债券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券的投资银行之间在次级债风险水平上
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最后，次级债券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衍生产品的投资银行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可见，美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在这次次贷危机中我们会看到，这种道德风险问题，不仅仅集中在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身上，实际上几乎处处都是，包括借次贷的老百姓，向老百姓发放贷款的银行，从银行手里购买次贷证券的金融机构，乃至最大的金融机构，都存在着道德风险。换句话说，从最底层的次贷借款者，层层往上，所有的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显示了特别强的道德风险问题，大家都不顾一切地举债，每一层金融机构都有特别高的杠杆率，债务杠杆程度空前之高，这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个重要原因。
美国政府为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在连续多年房地产信贷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并不提高房地产信贷的利率，导致美国家庭负债大幅度提高。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0％上升到120.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Dayid M.Kotz，2006)。过高的家庭负债对这次次贷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金融危机中若干经济现象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
在资本市场不完备的股权限制模型中，投资的波动要大干产出的波动。原因在于金融危机来临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推迟投资是企业在财务状况恶化时，能够采用的所有降低风险的决策中成本最小的一个。如果由于需求冲击，企业财务状况恶化，那么，此时增加新的投资的边际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边际风险会显著地上升。企业能够随时间积累资本意味着平均而言，此种风险会随着时间减少。因此，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时，推迟投资对企业会有好处。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是基本一致的。危机到来以后，很多企业的老板都选择了推迟投资。
(二)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小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模型中，实际工资的确像现实中一样呈现出顺周期变动，原因在于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会降低劳动的边际产出(考虑到增加产出所带来的风险)。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实际工资的上升而上升，结果削减工资对企业而言反而是不利的。高工资能够通过吸引高质量的劳动力，或者通过激励出更多的努力程度，或者是降低劳动替换率(从而降低培训和雇佣成本)来增加劳动生产率。效率工资的存在又使得工人在面临劳动需求变化时离开劳动力供给曲线。这导致就业水平较大变动，而同时实际工资变动较小，对短期调整而言尤其如此。这就是我们看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东，江浙等省份的企业大量裁员，造成大量的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由于这些在岗的工人的工资水平本身就不高，所以，在岗的工人并没有被大幅降薪。因为这些企业的老板认为调整劳动力使用数量所产生的后果比调整工资(由于效率工资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更加确定，那么，企业所进行的调整就更多地采用调整雇佣数量来实现，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解释的。
通过效率工资的方法所引入的工资刚性，能够像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假设名义工资刚性一样，在劳动力需求发生变动时产生出就业波动和非自愿失业。既然劳动力边际产出的持续性波动来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性变化，新凯恩斯主义预测失业是一个持续性的现象。与传统的隐性合同理论不同，效率工资理论至少部分地揭示了，为什么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企业采取解雇而不是减少工作时间的形式。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内部，不同的流派一般采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第一种强调现实市场经济与阿罗一德布鲁(Arrow-Deb rau)理想状况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名义价格刚性(nomIRal price rigidity)。他们认为，如果不存在名义价格刚性，那么经济就能够迅速地对它所受到的冲击进行调整，并通过这种调整来保证充分就业和市场效率。这方面的早期研究主要在于建立包含名义价格刚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另一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重视凯恩斯的另外一个思想价格和工资灵活性的增加反而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这意味着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可能不是唯一或者是最重要的导致对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偏离的因素，也不是唯一与经济波动性相关的因素。很显然，新凯恩斯主义的上述两个分支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不同的看法。第二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模型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它们都是以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全合同为基础。它们分别是风险厌恶的企业，风险厌恶的银行通过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给予配置信贷资源的机制，以及包括效率工资理论和内部人一外部人模型的新劳动力市场理论。这些基本要素有助于解释为何灵活的价格反而会增大经济波动幅度并导致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特别地，前两个因素能够解释为什么小的经济冲击会引起大的产出波动，而新劳动力市场理论则可以解释产出的波动是如何导致失业的(通过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变动)。风险厌恶的企业将会对任何与风险有关的行动都小心翼翼。
1 风险厌恶的企业
企业在这些不确定状况之下所表现出的风险厌恶特性是企业“资产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的基础。在此理论中，在考虑到各种行动的风险(以及它们的方差和协方差)和期望回报的同时，企业选择合意的行动组合，这些组合包括定价、制定工资。雇佣工人，生产等。经济环境的变化总会导致企业采取某些行动。如果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那么企业一定会改变其商品的售价，或者改变生产的数量，或者增加存货的持有。如果其售价不变，那么就一定会有数量调整，反之亦然。
企业的行为会因为“手段不确定”和各种资产价值的不确定的原因，而受到它们自身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至少有三个因素可以影响企业面临风险以及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第一个是经济的总体状况。当这次金融危机到来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企业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很悲观，或者企业变得更加担心风险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第二个因素是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企业的流动性决定了为保持正常生产活动企业必须从外界借入资金的数量。企业的流动性还受其利润的影响，因为利润是生产剩余，因此小的价格变动就有可能导致利润、从而企业流动性的较大变化，在杠杆率高的行业尤其如此。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紧缩信贷，资本市场投资者缺乏信心，因此，企业的流动性会受到影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一些产品价格下跌，进而影响企业的利润，从而也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流动性。第三个因素是价格水平的变
动。因为几乎所有的债务合同都以名义量来记价，价格水平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流动性和实际净价值。这样，关于风险厌恶的企业理论就可以用以解释为何企业的供给曲线。以及社会总供给曲线一每个价格水平上所有企业愿意生产的产品数量一在衰退时期剧烈地移动。因为在衰退期，生产的风险增大，企业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下降。
2 信贷市场和风险厌恶的银行
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揭示了在信贷市场上，信贷资源并非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拍卖过程来配置的(出价最高的人获得贷款)。事实上，贷款提供者必须考虑贷款无法归还的风险。相应的机构，比如银行，必须对贷款申请者的资格进行审查，并监督贷款的使用。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了信贷市场不完整性的后果，这种不完整性使得厌恶风险的贷款人通过将资产组合转向比较安全的项目来应对经济衰退。格林瓦尔德和斯蒂格利茨(990)引入风险厌恶的贷款提供者的分析框架。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受到股权限制的企业一样，受到破产风险威胁的银行同样会表现出风险厌恶的行为特征。银行的这种风险厌恶的行为会放大经济最初受到的逆向冲击，导致衰退程度更深，时间更久。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当银行认识到次级贷款的风险后，银行减少或停止这项业务的贷款，当银行认识到次级债风险严重后，就会减少对次级债的投资。当经济状况较差时，银行会认为提供贷款的风险增加，因为企业净价值减少，拖欠贷款的概率增加，企业承当风险的意愿也减少。这样，企业要获得贷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的流动性受到影响，最终，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金融危机最终影响了实体经济。
某种冲击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资本，即使是企业能够自由进入信贷市场，它们愿意借贷的数量也会因为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而受到限制。借贷合同的约束力意味着随着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在任何借款水平上的风险(破产概率)都会增加。因此，如果它们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那么，企业意愿的生产水平也会减少(假设它们并没有承诺销售固定数量的商品)：而且，生产资本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理论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是总量冲击(例如由于货币政策导致的不可预期的价格水平下降)还是部门冲击(比如不可预期的需求减少，或者石油卡特尔组织的突然成立)都会产生总量效应，最终使实体经济陷入长时间的衰退。
四、各国政府应对策略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不需要政府干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对于政府应不应该采取行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成为学术界和政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7因为新凯恩斯模型认为波动是无规则的和难以预料的，所以，他们不会积极支持政府试图“精确微调”的宏观经济行为。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昆)接受货币主义者的旧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也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动态一致性的一些批评。政府为应对经济总量波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采取自由裁定的财政和货币行动，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由于市场的失灵，尤其是深度衰退的时候，绝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承认需要行动主义的政府采取某种形式的干预。例如，泰勒认为，虽然财政政策通常应该应用于长期目标如经济增长，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当名义利率降为零时”就有充分理由去明确地使用财政扩张政策。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不确定性，新凯恩斯主义者不支持货币政策的固定规则方式，这种方式是由弗里德曼及7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均衡理论家如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巴罗等倡导的。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为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特别是在持续的巨大冲击下，因为市场经济调整过程运作缓慢，政策干预成为必要。
这次危机开始时，以财政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方向上一直摇摆不定，力度也相当欠缺，还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最终选择了政府干预主义。危机开始时，财政部置身其外，协调行业超级基金计划、救助贝尔斯登，后来放任雷曼兄弟破产，设立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为避免经济衰退加剧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相继又推出两大救市方案。财长盖特纳于2009年2月10日宣布了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核心为拯救深陷困境的银行的“金融稳定计划”。与此同时，经过多轮的辩论与协商后，美国国会于2月13日终于通过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可见，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周期变化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新干预主义和传统凯恩斯主义本质相同，那就是在市场失灵时由政府出面，帮助市场恢复信心，恢复市场正常运作。但不同的是，它的干预建立在对市场经济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旨在帮助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其手段也远远超出了凯恩斯当年的设想。例如，在危机冲击下，对若干主流金融机构实行部分国有化：在工会，债权人、企业管理层等各方之间斡旋，在企业重组破产这一微观层面上进行干预；通过印钞或发债等方式购买低质量的金融资产，以支持金融业的运行，从而降低社会的贷款成本。这种扩大到金融刺激以及部分国有化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法。
(二)财政货币政策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有效吗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基本上认为增加政府开支会改变经济运行的结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工资削减也不是有效的，利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应该是应对金融危机，增加就业，减缓经济衰退的有效举措。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这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路比较一致。
在货币政策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投资依赖于利率的程度，要小于对获得贷款能力的依赖，获得信贷能力的变化可能比利率的变化要显著得多。中央银行通过两种手段影响获得信贷的能力，一是通过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二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当银行没有储备，则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起作用：改变限制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支持货币主义者的如下观点：货币政策并不是主要通过利率机制发挥作用，利率并不是货币政策的良好目标。因此，通过调整利率应对金融危机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如日本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不断降息至“零利率”的水平，仍无法诱发企业接受贷款进行投资，史称空白十年。利率太低时，人们宁愿持有现金，最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失去了作用。2008年底以来，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水平已经接近于零，虽然我们还很难断言美国会陷入“流动性陷阱”，但通过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太可能让美国摆脱经济衰退。中国的货币政策仍有不少空间，政府促使银行扩大信贷的能力要大干西方国家。
新凯恩斯主义赞同凯恩斯主义者关于货币政策起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它对投资和企业生产的意愿。能力所产生的效应。关于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的具体方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货币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不是通过交易机制，而是通过信贷机制发挥作用。从2008年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来看，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让商业银行迅速扩大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来实现的，提高企业生产意愿和生产能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到来以后，政府也是通过扩大信贷规模来刺激经济，产生了比较积极的效果。
五、结论
我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对于在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不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以及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能进行较合理的解释。对于各国政府该不该干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提供了理论分析，而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也基本符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摘 要】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金融法迅速发展，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国际金融法一方面受到全球金融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全球金融环境施加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分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1)。 【论文关键词】价值取向 经济全球化 国际金融法 一、经济全球化及金融全球化 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就国际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简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国际金融法的两大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也就无所谓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又是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运行或停滞不前，都可能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混乱与动荡。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导致金融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过来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这两大价值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法功能实现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金融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价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们的主观认识而转移，它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并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也是如此，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着。在国际金融法形成初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之后，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各国都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视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1)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 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 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 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催生的技术创新、全球性产业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的崛起提供了基础条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技术、产业和贸易的全球化，并开始迅速支配和主导全球产业分工、贸易、价格、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体系。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崭新的经济生态系统。这个全新的经济生态系统已经和正在重塑全球产业价值链、价格和资源配置体系、财富和收入分配体系，重塑每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战略、货币金融和汇率政策、产业发展策略。今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忽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哪怕是微弱的变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忽视国际资金流动和汇率动荡，各国货币政策皆深受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制约，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生态体系正在颠覆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维。我们所熟悉的货币数量理论、凯恩斯IS―LM模型、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理论，以至整个经济学，都是基于以各个国家为主体的封闭经济体系。经济学家的基本思维范式是各个封闭国家之间的贸易、货币和金融平衡（均衡），西方经济学的所有宏观模型皆源自这个基本的封闭经济假设。然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将所有国家的经济彻底改造成为开放经济体系，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封闭起来，只有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基本封闭经济假设的所有经济模型皆在失去解释能力。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数量论无法解释全球或个别国家的通胀或通缩，购买力平价理论无法解释汇率的波动，利率平价理论无法解释各国利率和汇率变动的关系，汇率波动和生产力增速差异亦无法解释各国利率和汇率变动的关系，汇率波动和生产力增速差异亦无法解释各国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变动，IS―LM模型无法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和指南，L险分散模型无法阐释国际资金的流动方向，边际生产力学说无法解释全球和各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
最麻烦的是，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始终回避或忽视物理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宇宙自然和生命演化的规律和真理，将人类经济体系与宇宙自然和生命演化过程完全隔绝开来，经济学变成基于抽象人性假设的象牙塔学问，甚至成为一种纯粹的数学游戏。很多时候，当我们试图运用所谓主流经济学来解释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贫富分化、汇率波动、资金流动和其他众多全球性经济现象时，我们发现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似乎完全颠倒过来了。我们确实需要全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
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和突变历史表明，新的自然生态体系突变和崛起并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占据自然生态链的高端，将持续不断地侵略、毁灭、蚕食和改造旧的生态体系。譬如人类崛起之后，逐渐形成以人类为中心的地球生态体系和生态链，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与此同时，人类生态体系和生态链亦必然深受其他生态体系和生态链的影响和制约。
同样，新经济生态体系的出现，必然重塑整个人类经济体系的价值链和生态链。蒸汽机的发明和煤炭的广泛使用，石油的发现和重化工的兴起，电力的发明和人类生活全方位的电力化，内燃机和汽车的发明，公路网的兴建，电报电话和无线通信的发明，电脑互联网的崛起和人类生活全方位的数字化，皆是新经济生态体系崛起并全面重塑经济生态链和价值链的经典故事。
然而，新生态体系的突变和崛起，并不意味着旧的生态体系消失殆尽。旧的生态体系可以继续存在，与新的生态体系共存共生，只是新生态体系将居于整个自然生态体系的支配地位。
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并没有完全消灭传统的经济形态和市场交换模式，传统经济形态和市场交换模式长期存在，只是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开始主导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价格体系，商业资本家开始主导各国经济政策；工业资本主义崛起，亦没有消灭商业资本主义，只是工业资本开始主导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价格体系，工业资本家开始左右和支配国家的经济政策；金融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工业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然而金融资本开始主导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家开始成为资源配置、国家经济政策、收入分配和价格体系的主导者和决定者；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全球金融资本和货币体系开始主导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资源配置和价格体系、收入和财富分配体系以及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全球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融合，形成各个行业的垄断资本，形成财雄势大、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或全球垄断企业，纵横世界。
某种程度上，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都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然而，只有当资本主义演变到全球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才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体系。商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程度相当有限，产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程度大幅提升。金融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不仅彻底改变了金融资本本身，而且彻底改变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而彻底全球化。
深入认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内在机制，不同经济生态体系的本质区别，主要看哪些产业居于经济生态链的高端和支配地位，哪些市场居于市场体系的高端和支配地位，哪些价格居于价格体系的高端和支配地位。
我们分析产业分工层级结构或产业价值链层级结构的本质。产业分工体系就是产业价值链结构或价值链体系。价值是经济学的基础概念，亦是经济体系赖以运转的枢纽，是人类经济生活的本质。价值容易定义却很难度量。理论上，凡是能够满足人类一切精神物质需求者，皆是价值。如此定义的价值，无法以数值度量。经济学者发明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或国内生产总值度量体系，仅仅能够衡量价值的一小部分，即人类劳动本身所创造的那部分物质财富或价值，自然所赋予我们的宝贵价值，譬如美轮美奂的自然、潺潺清澈的流水，清新甜美的空气等，皆无法准确量度。自有历史以来，人类所创造和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没有人能够准确量度其价值。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宝贵的自然和人文精神价值做最后的基础，人类一天也无法生存下去。现代国内生产总值崇拜症的根本谬误就在于过度重视人类所创造的那点儿物质财富，忽视乃至无意和蓄意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天赋价值和人文精神价值。
经济全球化；实质；金融风暴；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2-0010-02
一场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全球正面临着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涉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怎么看待当前的金融风暴呢？经济学家给出了许多的答案，我们从当代经济全球化实质这一角度，分析这个问题，也许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晰、更全面。
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人类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时，在社会经济生活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谈论经济全球化的。只有当人类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才得以开始。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人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即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并随着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由个人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
14～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欧洲封建国家内部萌芽，在此后的200年间，资产阶级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力不断增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作了长期殊死斗争后，先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接着，资产阶级对内通过立法消灭小土地所有者和对外通过发行公债等方法，实施侵略和殖民，野蛮地掠夺殖民地人民财产，开始其资本原始积累，并逐步具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资本的积聚和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存在。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机器的使用很快就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制，机器分工代替了手工分工，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的宗强行将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们一方面进行国内的社会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向国际扩展形成国际分工。当时的模式就是宗主国是世界的工厂，负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世界工厂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这种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分工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早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科学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以电磁理论、近代化学理论等科学理论的建立和电力技术、化学工业和内燃机的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使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有了飞速发展，促使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在这一时期金融资本和带有垄断性质的大股份公司迅速发展起来，并经历了从早期仅仅是划分销售市场、确定商品产量和规定商品价格，但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仍保持独立性的卡特尔到虽在生产上和法律上保持独立性，但丧失商业上独立性的辛迪加直到丧失全部独立性的、仅仅成为合并企业的股东的托拉斯的垄断组织形式的发展，并出现了由金融巨头控制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相结合的康采恩。这些垄断组织不仅在个别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特征就是开始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
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经济创世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迈入信息社会。全球信息通讯网络和交通网络的建设，为生产和资本的全球集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手段。同时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国家所认识和采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模式，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有利通道。科技力量和生产力的推动及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使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发展到了跨国垄断，其最根本的特征是生产集中、资本集中已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边界，而跨越了国界，并力图超越国家的管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重组，使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三阶段，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现状。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是人们主观意志或客观精神的产物，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融入到这个社会大潮中，否则，就会被社会淘汰。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等同志都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反复强调，融入世界大潮，抓住机遇。
二、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扩张
从历史长河看，当今正在演进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低层次的经济全球化，它是以资本扩张、无限度的追逐利润最大化为核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以金融、产业跨国相互融合、相互兼并为形式的经济全球化。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大大膨胀起来的生产能力与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生产产品的迅速增长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大规模的货币市场的积累与国内有利于投资场所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就会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后果，解决这些矛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国外转移，寻求世界市场，这就是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资本向乌贼一样把触角伸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把全球的经济变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非常强大网络，各种经济要素、成分、各个国家经济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网节。但是，资本的本性没有变，资本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追逐利润的冲动是永远的，一旦资本扯破了这张网络中的一个网节，全球经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作出反应，一场经济危机就降临了。
三、金融风暴究其根源仍是资本对利润贪得无厌的追逐
关键词：金融工程；经济全球化；现状建议
现代世界各大国家，提倡经济全球化，这使得金融产业的发展被社会各界关注，基于此现状，我国的各大企业，同样也掀起了金融工程建立的热潮，导致国内金融工程的规模逐渐增多。从经济的角度上来分析，金融工程的发展，确实提高了我国的经济，但基于理想化的角度上，其发展的效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其中依旧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存在了许多不足与有待提高的地方。
一、经济全球化概述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国际化的经济活动，这样的活动实际上并不是最新出现的行为，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与普通的国际经济活动又存在一定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与普通的国际经济活动相比，具有更复杂、更先进的形式，能够整合之前国际较为零散的经济分布，使经济集中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基于世界各国的跨国型企业，向世界范围进行生产、金融服务的拓展推动力，以及当前全球信息化技术的推广力而逐渐壮大。
二、金融工程概述
金融工程属于金融产业的新型发展，通过金融工程的建设，能够开发更多新型的金融产品，有助于金融工具与行为的管控，从而有效的提高了金融用户，对金融市场的接受度。对于金融产业而言，金融工程的出现，将其从提升到了实业的地位，能够支持金融产业，实际的运作生产、营销、工艺等运作行为，使金融产业被社会认可。从金融工程本质上来说，其即包含了概念工具，又包含了实体工具。在概念工具方面，其主要包含了估值关系、收益度量、风险测定、利率汇率、投机、套利等等，而实体工具方面，主要包括产品开发程序、期货、互惠调换、单期期权、固定收入证券、权益、混合证券等等。金融工程的实施，主要是以产品为中心，针对性的对其做出相关的策略，并拓展一系列的经营渠道。详细来说，金融工程能够对其他企业的资产、风险、负债进行管理，也能够针对企业的套利、重组、税收驱动进行把控，通过金融工程的的产品运转，使得社会各大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加，整体上就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效益。
三、当前我国金融工程现状分析
（1）我国金融工程建设现状。当前我国金融工程建设尚处于发展阶段，但相比之前的规模而言，已经取得了质的突破。基于现状的角度上，许多的新型金融工程产品被退出，例如电子货币等等，同时一些传统的金融产品也同样得到了新的推动力，例如股票、债券等等。发展成果上来说，我国现代的金融工程有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电子支付系统、银行业务网络化等等，都在金融市场当中，引起了剧烈的反响。（2）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方向。我国的金融的发展概念，主要以社会主题发展为导向，以便捷用户使用、提高社会经济为宗旨，通过围绕此两点的发展，现代我国金融工程，主要发展方向在于信息化、网络化、端口多元化。这样的发展趋势，使得金融工程的规模呈现出层次性，并且规模整体也得到了拓展。但基于经济的发展状态来看，我国的金融工程发展，依旧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持续发展的角度上，应当继续深入的发展金融工程与网络的结合，使金融工程的发展，能够更加的融合与社会生活。但同样基于网络的灵活性，网络化的金融工程发展，可能会出现新型的风险，如此，需要对风险进行预测、防护等措施，保障产品用户的经济效益。（3）我国金融工程人才现状。金融工程的发展，是近代才开始扩张的，因此在人才方面，暂且可以满足自身需求，但从长远的角度上，金融工程的规模扩张速度十分迅速，人才的储备出现不足，只是时间问题，因此需要加快对未来人才的培育工作。而当前，我国对于金融工程人才的培训，虽然无法确保完善，但基本的培育体系已经成型，能够为当前的金融工程市场，提供一定数量的基础型人才以及高素质人才。此外，部分金融工程企业，意识到了人才储备的重要性，进而开始着手建立企业内部培训体系，实现了人才综合素养深化培训，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当前我国金融工程的不足
（1）金融工程管理制度的不足。虽然从单方面的角度上，金融工程的形式增多、规模扩大，是良好的发展趋势，但从深入的角度上来说，基于网络的灵活性，网络金融工程的行为方面，存在部分超出规范的操作空间，存在违反规定的可能性，因此为了避免此类情况，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以此实现对金融工程的管控。但基于现况，部分的金融工程，依旧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甚至有触犯法律的迹象，由此可见金融管控的制度中，存在一定的不足。（2）市场管制较为混乱。金融工程的大规模拓展，使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而基于对市场现况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许多不足现象，例如欺骗消费者、金融工程运行不专业等等、而这样的现象从理论的角度上，是不应当存在的恶劣现象。而为了避免这样的影响，国家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与法规，并成立了相关机构对金融工程市场进行管制，但基于管制的实际情况上来看，呈现出管制工作开展困难阻碍，例如某违法金融工程，在关闭以后，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追查，以至于法律的判决无法落于实处。（3）政策的不足。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推动力，在当前基本是来自于金融市场的热度，但在此前提下，金融工程的市场，能发展至现在的规模，足以证明该市场的潜力。因此政府应当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给予此市场更大的发展动力，但实际上，当前对于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政策并不多，而且多数为作用于金融市场，从而带动金融工程市场的政策。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应当设置更多，直接作用于金融工程市场的政策。（4）金融工程与非金融产品结合不足。现代不少的非金融产业，将自身的产品转化为金融产品，以此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强的经济动力。非金融产业向金融产业靠拢的转变形式，属于一种企业结合的转变形式，双方可以做到互惠互利，互相提供业务、融资、发展等方面的支撑。但基于现状角度分析，这样的合作模式尚且存在不完善的部分，例如產业结合之后，管理职权范围划分不清晰、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全面的现象，如此导致许多工作当中的失误。
五、金融工程发展建议
（一）新型金融产品的推广。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会产生许多新型的金融产品，为了是金融工程市场，始终与社会需求贴近。金融工程的新产品设计，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结合市场的需求进行制定，而在产品设计完毕后，需要大力度的推广新型产品，使得市场用户，能够了解新产品的功能、概念。对新产品进行推广，能够更好的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满足市场的新需求。（2）加强金融工程师培训。基于现代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趋势，其规模愈发增加，由此可以预见，当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需要的金融工程师会越多。如此基于预防的角度，需要提前做好人才的储备，此点可以通过在高等院校中，设立更多的金融工程相关专业，以培养将来的金融工程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充足并且综合素养较高的前提下，能够使金融工程市场得到进一步的支撑，从而发展至新的层次。（3）金融工程产品的法制保护完善。当前金融工程市场中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原创类型与模仿类型，从产权保护的法律上来说，原创类型的金融产品，是他人经过思考与劳动后得出的成果，过度的模仿与抄袭，是对其权益的侵犯，而当前的市场中，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如此需要更加完善的法规制度，来对原创类型的金融产品进行保护，避免过度的抄袭现象。（4）认知误区的修正。随着金融市场的规模增加，出现了许多金融工程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当中，存在部分对金融有认知误差人员，使得企业运行受到了限制。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认知错误，是觉得金融产业与非金融产业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难以实现产业的结合，这样的认知，会导致金融产业发展的形态固化，无法脱离传统金融产业的发展框架。但实际上，金融产业与非金融产业之间的距离并不大，在当前已经有很多非金融产业，将自身的产品转化为金融产品，做到了发展形态的转变。如此为了提高金融市场的发展效应，需要修正当前对金融的误差认知，使其明白金融产业，能够对自身带来什么样的功能，能够实现怎样的预期。
六、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金融工程市场的规模不断的扩张，金融工程产品的形态也开始增多。基于其发展的形态統计，多数的金融工程产品，都朝向网络化、信息化等方面发展，增加了金融产品的多样性、便捷性。目前金融工程产品的发展现状、相关政策方面均存在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此需要尽快的采取改善措施，而目前来说，金融工程的发展重心，应当着手产品与制度的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翁春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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