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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是受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政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描述有很多，首先，它强调商品的价值属性，认为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1]。其次，商品价值是由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所形成的，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人类劳动。最后，商品使用价值不等同于商品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还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雇佣劳动力和剥削劳动力为主要生产方式，而共产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产品经济，生产完全社会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分析和研究外，它还对人类历史上各个发展时期的经济做了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出人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即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形式。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形成、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货币的发展与形成、价格的形成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作用与成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中国首次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全球再次掀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潮，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思考分析，并解决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其获得的成就主要有：一是利用数学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进行研究[2]。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数学领域有了快速的发展，数学也有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利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理论知识，能够帮助人们更加科学理性地分析出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劳动的剥削，也能够更加精准地论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经济理论。二是经济危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矛盾观，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必将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三是国家关系理论[3]。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资本市场国际化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这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给予正确指导。四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发展理论成就。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具有时代进步性，马克思是提出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社会经济调节理论的第一人，这一理论对20世纪和21世纪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一）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展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为前提，提出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理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完全的适用性和先进意义。然而，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学科的研究都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反映的政治经济观念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现象，也不能完全地解决现代的经济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不具备完全适用性，我们也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具有普适性。例如，劳动价值论中的生产规律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一般原理，依然适用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有部分观点和原理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完全适用，对于这部分观点和原理应该舍弃。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在现代的经济发展中不能够完全适用。如生产劳动包不包括现代企业所谓的管理劳动和监督劳动？这些劳动是否也属于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劳动？能否增加商品的价值？另外，关于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等个别原理知识，都是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修正的理论。
（二）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适应时展的需要，首先要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年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年代，两大阶级具有很深的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而现代社会，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他们拥有丰富的生活资料，甚至能够成为商品生产者和股权所有者，两大阶级的关系和矛盾日益缩小。并且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福利待遇也更好，工人阶级推翻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基本没有。其次，企业生产发展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得到了极大缓和。企业生产发展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主要是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分工的细化，各个行业的专业性加强，必然导致企业生产的组织计划性更强，同时，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不良竞争将会导致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二者产生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甚至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经济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方式，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得到控制，这大大的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第三，市场的扩大发展，与生产无限发展相适应。市场的限制性发展，必然导致发生冲突，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恶性循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拓了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这极大地扩大了市场的范围，缓解了市场与生产发展的冲突，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三）打破传统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行动指南，并不是教条，坚决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盲目地认定为教义，犯教条主义错误。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理论与一般理论一样，都具有时代适应性，反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应用，反对坚持实事求是。教条主义是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相违背的，是不可取的。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应该根据各国、各个时代的具体情况与发展变化，合力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并灵活应用个别原理甚至抛弃个别原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时代先进性，以促进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照搬硬套也是教条主义的特征之一，即指完全套用教义内容，不做任何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句话是在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激化的背景下说的，具有时代性特征。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有所缓和，此时如果不管实际情况，仍然坚持“消灭私有制”，必须对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稳定不利，这一理论明显不适合当代的发展。因此，要坚决杜绝照搬硬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必须要坚持创新与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正文】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3—0035—05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发端于现代社会的兴起，16世纪初叶的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就孕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时至17、18世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重农主义等三个典型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形态上就日渐成熟，其中尤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为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可谓早期现代(early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由它真正地塑造出一门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经过李嘉图、马克思以及诸多19和20世纪经济学大家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更为广阔和多元纷繁的理论场域。如今，政治经济学的形态，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甚至相互对峙。
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国家的框架)，另一个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变量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达到高度繁荣之后，很快就开始趋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现代经济学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较为系统性的层次分离，把原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抛到经济学之外，政治的归政治，不再加以探讨，而集中探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化出诸多理论流派，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层面问题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
在晚近以来的经济学界，一种去政治经济学或反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之完成，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有关国民财富的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制度前提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可以说，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问题不再作为一种变量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了。
但是，现代经济学不再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经济学的政治性(国家、层面的，非政府政策层面的)，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预设而设立了口只不过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原先自明的前提设立，反而在它们的局部扩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至于没有谁再提及，就像政治学的利维坦(海上怪兽，比喻国家)，大家都把它忘记了，或者说它主动藏匿起来了(有人说它在沉睡)，但是，藏匿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会苏醒，现身，那时将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现代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微妙而严峻的关系，将会铸成大错。
这也是在反思中国两个30年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过程的铺垫。否则，谈论中国当今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就缺乏大视野。
中国两个30年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其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从政治逻辑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政治(国家一自由政体)和现代经济(市民社会一市场经济)都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因此，我们很类似于16～19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生机制从一开始又是处在费正清所言的刺激一回应的模式之中，与西方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生演进秩序具有发生学的差异。尽管我们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这15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500年的历程，其中很多关键性的结构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逻辑是超越不了的。
当然，这个逻辑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也无法克隆、照搬西方曾经走过的那一套，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忽视或跨过这个历史的峡谷，一步就与西方现时代比肩而立，共同迎接所谓后现代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第一个共和国乃至于清朝新政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是一个多少有些决绝的新时代，用的话来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个新的现代中国的开始，经历了60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段，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属于一个绝对的革命与创新时代，是一个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发轫、推进乃至破溃的时代；后30年则是一个邓时代，即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时代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发轫与发展并且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
西方经历过政治经济学的退却与现代经济学的凸显。从形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两个30年，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西方来说，却是大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首先，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前30年是一种变异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与之伴随的是国民经济的即将崩溃，而后30年的经济学，则又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现代经济学，以至于到目前，难以为继。在笔者看来，某种意义上不尽如人意的双重性，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其内在逻辑之中了。
西方现代社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任务都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一个内政的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从而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构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说，一个现代政治，只有把财富的动力机制交付给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由他们自主追求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法律机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权行为，维护一个有序的秩序与市场秩序，那么，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法治、产权保护、自由秩序，这些到了现代经济学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基本
前提，为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所接受。
中国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准确地说，是一种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经济学。后30年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启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重大的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为中国后30年的现代经济学，它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阙如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所谓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作为其理论证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难辞其咎。
这里的后30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后30年中的后15年。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彻底甩掉了政治包袱。以独立的、由现实的经济增长赋予合理性的姿态，在中国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经济学逐渐变成“黑板经济学”，而不再思考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教条。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的半径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的领域为前提的。在现代的国家制度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的地域，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前苏联解体之后，在相关国家进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即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双重的功能，它只能在一个完备的体制内塑造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前一个基础，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
同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大多并没有经历过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双重的构建过程，现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那里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扩展，功能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独特情况，即一些威权国家或地区通过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某个时段内较为积极的成果，如曾经显赫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等。这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并不能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大的特殊功能，而只是表明这些威权国家和地区，至少在形式上与体制有某些相同之处，大致具备了一些作为现代经济学所必需的政治要素，例如稳定的乃至法治的秩序。
中国的后30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30年。由于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种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我们搞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绩卓著，但也问题巨大，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经济改革有点单腿独进。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现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
揭开经济改革的铁盖子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到了难以为继的现时代，关于经济改革的反思，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乃至对于整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变成了公共话语，对此，我们应该审慎对待。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哪些是它们能够做的，哪些是它们做不到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30年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一，它们有效地破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计划经济，把一个西方社会的完备的主流经济学植入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之中，没有这一派现代经济学的持久努力，我们很难走出政治经济学前30年之窠臼。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一个独特而严峻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在如此狭仄的空间下，新自由主义努力推进个人产权以及市场经济，力主国退民进、市场秩序等等，致使一个相对的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起来，30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不容抹杀。
问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盲目回避问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理论的限度与实践的边界，企图用经济化约政治，用现代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现代经济学家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要求他们担当政治经济学家、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所应承担的学科责任。而且，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权贵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权力寻租、国企垄断，等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力解答的。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重提政治经济学。
近些年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讲过，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经济学?结合中国60年尤其是后30年经济变革的状况，从而选择一条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道路，不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我们看到，中国有一部分人士完全接受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铁幕之中，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全球资本主义垄断对于中国人民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奴役，从而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解放。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摆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约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种政治经济学又以某种新面目出现。例如，政治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全面掌控，国有企业的强势垄断。30年来，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我们根本性的经济制度还依然是60年没有改变的这一套。当然，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周边地带还是让渡出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空间，但是，国家的政治性并没有出现，于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勾结的黑洞出现了，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所在。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与经济则是携手共进的，一个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必须依赖一个国家，一个现代的国家必然会约束权力的专横而培育出一个自由的工商社会。这两个部分的协调发展为西方现代社会的早期发育和后续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所以才有西方国家500年的政治繁荣和经济强大，使得他们在现代世界的舞台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才产生了新老帝国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
【前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经济逐步和国际接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现实经济问题也逐渐浮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我国现实经济问题有极大的帮助，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把现实经济和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提倡学好政治经济学，用政治经济学来解决现实问题。2014年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第三次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而并不是服从和照搬方法论原理，因此需要对不同的经济制度加以界定。
一、经济学教育体系的“西化”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于经济学教育体系严重被“西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不利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教学设置上，诸多财经类高校热衷于西方经济学。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学课时少，并且有选修化趋势。在相关的课程安排方面，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远远大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涉及到的科目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有微观经济学（初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初中高级）、计量经济学（初中高级）等。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科目仅仅涉及到一小部分，其中本科生开设的科目最少，而大部分高校硕士阶段开设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科目也不多，只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
部分高校将这类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学科作为选修课程设置，有的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传统，缺乏创新。很多高校关于政治经济学局限于资本论的讲述，在教学过程中照搬原物，没有对授课内容进行思考，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讲解变得枯燥和死板。长期采用的死板型、灌输型的教学方式与学生的预期形成对比，导致大部分学生对该学科具有抵触情绪，学习热情低迷。部分高校老师试图作出改变，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创新和突破，另一方面受到国家以及高校投入科研经费的限制，使得政治经济学科的教研水平一直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导致政治经济教学成为教条主义。在招生方面，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在硕士博士招生过程中并没有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考试内容，而是将西方经济学作为考察重点。部分高校将政治经济学学科纳入考试内容也出现如下特点：西方经济学所占的比重高于政治经济学，使得考生在学习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了西方经济学上。
从招生结果来看，政治经济学相关专业，例如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专业录取分数平均低于西方经济学。另外，在课程的培养方案方面，尽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经济学科都从属于经济学，但绝大部分高校对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培养方案不一样，西方经济学的课时普遍高于政治经济学，这同样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降低。在师资力量方面，目前国内重点院校在招聘过程中除了看重学术能力外，还关注学历背景。为了提高学校学术绩效，有些院校在招聘过程中直接贴着海归字眼，部分高校将重点放在西方经济学上面，认为海归所掌握的西方经济学更加受到欢迎，同时海归掌握的计量方法在期刊方面收获更大，因此造成了经济院校师资力量方面也逐渐海归化。
另外，在评职称等方面也存在不公平现象，严重打击了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的积极性，也使得国内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逐步降低。在分析工具方面，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盛行着“计量拜物教”潮流。关于“计量拜物教”潮流问题，造成的原因很多，其中对于发表论文的一项要求就是必须有西方经济学的计量分析，众多的研究学者都知道如没有计量的分析工具，经济学论文很难在一些权威的期刊上刊登。譬如SSCI这种权威期刊已经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基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相关期刊是不可能在该刊物上刊登的。现在经济学研究将分析工具重点放在计量上，主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度不够，理论与实践差距较大，难以体现专业性。
二、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替代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经济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必须清楚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基本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体现在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等多方面，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将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一，经济学存在阶级性。这种阶级性体现在经济人在处理经济问题时，都是从一定的阶级利益出发，在经济人特有的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判断下，追求自身阶级利益最大化。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肯定经济学阶级性的存在。同时，阶级性也体现在政治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本身，政治经济学家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刻的探究。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因此注定了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较为片面、肤浅。这种阶级性说明了不存在西方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学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我国社会主义中直接反映在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相对应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在特定的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特定阶级的利益需求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两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体现西方国家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对应的意识形态。因此，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发展，这种意识永远都会存在，这就注定了西方经济学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三，经济学是关于价值判断的一门学科。价值判断在这门学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价值判断主要反映在经济学家、不同阶级等方面。经济学家针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不同的阶级对于相同的一件事情也有不同角度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也毫无疑问体现在西方经济学上，并且也无法脱离政治经济学。
第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西方经济学存在历史局限性和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其中，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类永恒并唯一的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而并不是劳动。因此，在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制、原始公有制社会主义制的生产方式都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开始。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局限，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还体现在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上，并且在这些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还研究了现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在研究对象上，西方经济学同样具有局限性，它主要研究的是资源的配置关系，即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包含了诸多关系，其中也包含了对资源配置的研究。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相对狭隘，这就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终究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由于两者所处的阶级立场不同，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看法也不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体系上，还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质——雇佣劳动制度的研究方面，并且揭示出这种建立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从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出发，因此它的研究不仅不涉及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且还极力掩饰着资本主义灭亡的事实。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第六，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需要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能作为我国全部的经济制度。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因此不存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严重，因此必须探讨适合我国经济学教育体系发展的新路径。
四、发展经济学教育体系新路径
1、从教学到科研，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教育体系
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发展，必须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其中，针对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学科体系，政治经济学应该有所创新。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地位，重点将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放在提高学生专业理论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方面。针对授课老师而言，除了要精读相关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之外，还必须时刻了解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动态前沿，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知识，改变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式，使用授课加研讨的教学方式，提高与学生的互动性。在高校经济学招生和相关考试中，应该加大政治经济学的考核力度。在科研方面，需要看到西方经济学计量分析工具的弊端，如过分强调数字化，通过现实数据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都需要建立在某种假设之上，而现实经济是错综复杂的，尤其受到人类行动影响的时候，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因此，现实的计量实证分析并不能作为揭示事物本质的因果关系，从而也不能用来预测。期刊论文的发表应该增加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鼓励政治经济学期刊论文的发表，且国家应该在科研经费上给予支持，鼓励教学人员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从理论到实践，增加政治经济学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今被认为解释力度不够，并不是因为其理论体系出现了问题，而是由于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脱离现实经济的现象，如照搬书本知识、用理论来埋没现实的教条主义。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完善教材和完善教学等方法来解决的。在教材内容上，重点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经济相结合，这就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加大科研力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当代现实经济编写紧密的高水准专业教材，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在教学方面，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与当代现实案例、经济热点问题结合起来，不断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实际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努力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能力。
3、正确处理“两个”关系
要想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必须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即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被西方经济学所替代；另一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的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两者只有相互借鉴，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关于政权的指导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同样也拥有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两者并不能孤立的看待。从科学的层面来说，两者处于同等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健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西方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需要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两者只有相互的借鉴融合，才能创造出属于中国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西化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并不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但是要解决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是一项长期艰难的工程，需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新时代经济学研究学者将要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伟大使命。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潘石：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西化”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02（87）.
[2]何干强：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J].山东社会科学，2011（7）.
[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R].政治经济学评论.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关系；资源配置
研究对象问题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又是创新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问题。尽管其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学术的争鸣不仅没有削弱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地位，而且还进一步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随时代发展需求而创新和发展。但毕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时代与当代全球化经济推动下的历史时代存在着明显差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所强调的发展性必然要求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应当顺应历史发展而不断地创新和完善，在此条件下，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有可能也有必要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拓展和延伸。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研究对象的论述
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因为研究对象的确定将直接影响到其研究范围，影响到理论成果对现实的指导作用。而要真正的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经典作家们、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阐释其研究对象的。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马克思最经典的论述就是在《资本论》第1卷1867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对于这段话中“生产方式”的含义，理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比较有见地的是卫兴华老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再探讨》一文中的观点，他首先肯定了在《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生产方式”的含义不是斯大林所定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它是含义比较广泛的概念，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具体含义，但概括起来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生产的技术方式一般属于生产力范畴，不具有阶级关系和特定的社会性质，而恩格斯曾说过：“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2]，由此我们可知，序言中所指的“生产方式”肯定不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生产力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序言中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那么就应该是指社会方式，即在什么社会关系下进行生产。卫老先生指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方式，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总和）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或决定条件，所以，《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2]
二、当今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
1.政治经济学对当今问题解释乏力。建国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再加上长期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将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主要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地位、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虽然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中也研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局限致使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弱化，散见于有关章节，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后，中国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大，而传统理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却明显乏力，这意味着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时期的传统政治经济学需要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其对全球化、信息化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
2.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对象的限制，传统政治经济学比较侧重于对体力劳动分析而较少对脑力劳动分析、劳动对象偏重于对资源和土地而较少对社会资源的分析、劳动工具侧重于对实物形态的机器而较少对非实物形态的知识、技术、信息与管理的分析。然而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人力资本、信息与管理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力日渐突出，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此方面的研究却显得苍白。传统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侧重于所有制的统一性而较少对其分离性的研究、侧重于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对立关系而较少研究他们之间协调沟通的问题、侧重于研究资本家的绝对控制与雇佣劳动者的附庸地位而较少研究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4]。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西方产权理论占主导地位，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员工持股制度、员工激励机制等广泛存在并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劳资关系呈现二战前所没有的相对融洽关系，这一切都显示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如不紧随时代发展，改革和创新政治经济学，那么势必会影响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从而削弱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
3.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挑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对社会经济建设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正如上面所谈到的，这些研究在传统经济学中处于弱势，其解释和指导作用甚微。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西方的资金、技术、现代化管理理论，而且也带来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由于它们都不研究根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在现有根本经济制度下集中研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运行发展，其理论体系对现实经济的具体解释和指导功能较之政治经济学更为有力，其在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并构成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强大威胁。要想改变这种窘况，传统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从时代的背景、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和吸收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合理成分中进行创新，而这必然体现于从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对象上入手。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拓展：资源配置
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继工业经济取代传统农业经济之后，又迈向了知识经济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继续保持和发挥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地位，必须顺应时代需求，将资源配置拓展为研究对象。所谓资源配置就是指任何生产过程必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如何合理配置以实现效率优化的问题，不论社会形式如何，由于资源的功能是不同的，所以必然要根据资源的用途对其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一切社会组织生产所共同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资源配置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许多的经典著作中都反映了资源配置的思想。最为典型的论述在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照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5]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6]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将资源配置问题置于无关地位。
新时期将资源配置问题明确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政治经济学其开放性、革命性品质的要求。揭示经济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但这一根本任务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思想武器；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本质分析的同时，侧重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并认真研究现代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研究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途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要想完成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新任务，只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那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将资源配置拓展为研究对象，这是时代的需要，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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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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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仁发，舒晓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探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8.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65.
一 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 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 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 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 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关键词]政治发展；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3-0084-04
一
自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政治学进入行为主义的发展阶段。以行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为主导的政治发展理论，随即成为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且在60年代达到研究的全盛时期。
政治发展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迅速走向理论繁荣，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和政治发展研究专家乔治小多明格斯指出，政治发展研究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两股学术潮流汇合的结果：一是区域研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政治学受限于当时的政治条件，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西欧和北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受制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先是针对苏联展开“冷战”式的研究，后又附和美国在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存在。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一些主要大学都制定了区域研究计划。在主要基金会的鼓励和支持下，学者们纷纷涌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系统考察当地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状况，辅助推行美国的对外政策。发展问题、包括政治发展问题，成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重点。二是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作为现代政治学研究的新范式，行为主义范式高扬“科学主义”大旗，把严密的理论与经验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多国比较来系统考验理论的普遍性。它要求政治学家们吸收当代心理分析的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反馈、体系等概念，形成分析不同国家政治运作的系统框架。在上述两股学术潮流中，行为主义革命是政治发展研究走向深入的主要驱动源。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迅速取代传统政治学而成为现代政治学的主流。对于现代政治学来说，行为主义理论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改进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完善了政治学的学科分支，实现了政治研究的跨学科整合。于是，与其他学科相交叉的政治学新学科、新理论纷纷涌现，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生态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发展理论、政治博弈理论等。其中，政治发展理论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按照亨廷顿和多明格斯的归纳，政治发展研究至少有体系功能方法派、社会进程方法派、比较历史方法派。而每种研究流派都有其长处和局限。
政治发展研究的各个学派，无一不是通过与行为主义的交流得到成长的。它们都为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增添新内容，也都暴露出行为主义范式所固有的、深刻的内在缺陷：它强调政治发展的科学性而弱化政治理论的政治性：它聚焦政治主体的“行为”而忽视政治行为的制度因素；它倡导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而在实际研究中根本不可能做到：它注重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而排斥政治发展研究的历史主义风格与规范主义传统。政治发展研究的这些缺陷，阻碍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全面认识政治发展问题。而制度主义范式从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政治发展的科学理解，为政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
运用行为主义范式研究政治发展，最大的局限是不考虑制度因素和规范因素。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理所当然地受到诸多批评，并且逐渐走向衰落。这样一来。现代政治学便于上个世纪70年代进入到“重新发现”制度的后行为主义时代。
制度研究最初来自经济学界。与行为主义之前的政治学传统研究范式一样，在经济学说史上，关注制度者早已有之。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马尔科姆・卢瑟福的研究，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分为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两大门派。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多次提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来解释经济变迁，建构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中国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等人提出的产权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奥里弗・威廉姆森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共同组成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受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启发，部分政治学家把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引入政治分析。1984年。美国政治学者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开启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序幕。从此，“新制度主义”吸引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的注意。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学学者们认清了这样的事实：要理解不同社会系统存在的发展差异，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解释性因素。被理解为制度发动机的政治，重新找到了早期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所丢失的中心议题。诚如英国政治学者鲍・罗思坦所言，制度研究已经处于当代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许多学者甚至自称，现在我们都是制度主义者了。在后行为主义时代，整个政治学研究不仅没有随着行为主义的式微而没落，反而被注入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动力而走向深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分析途径不断拓展，学术队伍迅速膨胀，学术派别日趋细化。
关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得到国际政治学界公认的划分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于1996年共同发表在英国《政治学研究》杂志上的论文――“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三分法，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它们各自采用完全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分析路径，各有其鲜明特征和优劣之处。而它们的共同点可以归结为：制度因素是社会分析的最佳出发点，制度为人们的行为创造出大量的调节性规则，将制度视为人们意图的限制因素。有学者进一步把新制度主义的共同特点归纳为5个方面：一是强调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循此而追问制度的长期效率及其后果；二是重新定位制度。重点考察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因素，而不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三是将政治看作相对独立的领域；四是通过研究公共政策来探测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五是将制度的长期演进看作不连续的过程。在后行为主义时代，政治学的行为主义范式逐渐转换成新制度主义范式，政治发展研究也迈入新的阶段。
三
新制度主义为现代政治学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语境中，政治发展研究获得了新的理论框架。
(一)政治发展的本质――政制变迁
政治文明主要体现为政治制度文明，政治发展主要体现为政制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变迁过程。政制
变迁就是政治制度的设立、调整、更替的运动过程。政制创新则是前进意义上的政制变迁，是通过渐进改革或彻底打碎旧政制的方式，用新政制部分地或根本地取代旧政制的过程。无论是政制变迁还是政制创新，可以是根本制度的彻底更新，也可以是具体制度的渐进改革。在政治发展中，具体采用哪种方式，要视社会经济状况与时代环境而作出决定。新制度主义视野中的政治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的内涵――政制创新主体借以组织国家政权、安排政治生活、调节政治关系、规范政治行为、实现政治统治的一整套法则、规范、程序。二是政治制度的外延――影响和制约政治进程的非正式规则，如政治思想、政治意识、政治伦理、政治文化等的总称。由此带来新制度主义视域中的政治发展在思想价值层面和国家制度层面的嬗变演进。
(二)政治发展的方式――渐进和突变
一般来说，政治制度变迁有连续一渐进型和断裂一突变型两种方式。渐进型政制变迁是在保持根本政制框架稳定、连续的前提下对局部政制做出的逐次调整和更新。突变型政制变迁是以激进的、急剧的、整体的方式在短时间实现政制的变革和更替。政制变迁的压倒性方式是渐进。渐进就是对构成政制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进行边际调整，就是对总体稳定的政制框架进行跨时间和跨空间的复杂交换。经过漫长的时空演进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博弈，累积起无数次具体、微小的规则变化，最终完成基本政制变迁。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革命、武力征服、自然灾害等，政制变迁的非寻常方式是突变。当交易或冲突的双方无法在现有的政制框架内达成妥协的时候，其中的一方就会利用意识形态凝聚支持力量，凭借暴力手段打破政制僵局，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新政制。在和平时期，政制创新通常采取逐次铺展、探索试错的方式。在特定叫期，国家长期陷入政制无效、社会无序的状态，就必须通过突变来跳出僵局，粉碎旧政制之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创设更加有序有效的新政制取代旧政制。不过，突变型政制变迁也有弱点，除了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之外，就是带来正式规则的迅变而非正式规则的缓变甚至不变。由此形成既存的非正式规则与新生的正式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社会深层次的文化遗传，非正式规则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即便是正式规则的向前延伸与不断发展，非正式规则的巨大引力有时仍会导致正式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复归和变异。因此，许多经过革命完成政制创建和政治发展、实现社会跨跃式进步的国家，其后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总要面临着比革命本身还要艰巨和复杂的任务。
(三)政治发展的动力――利益关系
政制创新的源泉是利益驱动。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进一步从“成本－收益”的视角揭示出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因，乃是制度创新的主体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即创设新制度的收益大于成本，新的制度就会出现；反之，就不会冒险去创设新制度。在此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菲尼也指出，变化制度安排源于这样的认识：按照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利益。改变现有安排，就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之下得不到的利益。与经制创新一样，政制创新同样源于利益的驱使。而利益是复杂多样的，不仅是经济收益，还包括获得政治权力、增强政治合法性、博取政治认同与支持、积累政治资源等政治收益，以及民族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比起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更加充满冲突与博弈，政制创新进程也更为复杂和艰巨。政治发展进程充斥着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的权力角逐和利益争夺，由此推动人类政治生活的演进。
(四)政治发展的阻碍――路径依赖
政制创新的阻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治制度具有阶级性，总是服从服务于特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政制一经确立，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衍出各种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关系。代表这些既得利益关系的社会集团抵制任何剥夺它们攫取社会产出份额的变革。政制创新就是要打破现存的权力格局，实行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也就必然遭到旧制度所庇护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二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政治制度一经确立就具有极大的惯性和惰性，同时产生自我捍卫和自我强化的机制，非凭籍强大外力难以扭转其初始的发展路向。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架设起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桥梁。借助路径依赖理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精辟地阐释历史演进的不同模式，以及绩效不良的社会经济制度为何能够持续存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也强调，与经济制度相比，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更为突出。英国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指出，相对于经济生活而言，政治世界具有相互关联的明显特征。这些特征强化了政制变迁的路径依赖：一是集体行动的核心地位。在政治活动中，任何一项政治产品都是集体活动的结果，每项政治活动都依赖同他人的合作，极易产生对制度的适应。二是政治制度的高度密集。供给公共产品的政治生活必然要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因此大多数政治活动也必须基于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而展开，而无法自由退出。三是运用政治权威提高权力的非对称性。政治活动主要是非对称性的权力活动。权力的支配方巩固自己执掌的权力。同时也在巩固既存的制度。四是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使得政治生活缺乏明显的纠错机制。五是政治活动提供的是非竞争性公共产品，政治供给的非竞争性决定了政治活动的主体缺乏改善制度的动力。
(五)政治发展的目标――制度效益
走向科学。说中国政治学没有科学体系，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认为中国政治学科学体系已经很完备了也是不正确的。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已经有了一个科学体系，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不仅因为中国重建政治学的时间尚短，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学就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自古就有非常丰富的治人和治于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把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学术进行思考和研究，更没有运用这些要素构建政治学，直到中国近代化开始以后，主张维新变革的先驱们才从“西洋”和“东洋”把政治学引进中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可以说是形成现代政治学的三个源头。但是，在当时的所谓政治学，实际上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学，是拿来主义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可是，正当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政治学却被误解成伪科学。似乎政治学只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政治学。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政治学长期为缺门。正是因为政治学长期被误解，多年被忽视，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
我们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现有学科的分化、交错、综合，各学科内容总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随着行政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就没有必要把行政学按原样包容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尽管行政学仍然不能割断与政治学的关系，但这只是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发展情况是，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就会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总之，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新现象，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政治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政治学对政治社会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同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抱守计划经济理论，不进行理沦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政治学本来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有不同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心内容。当前，中国转型期政治就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只有通过研究转型期政治，科学地回答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井由此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前人的经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学术研究规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避免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一致的。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同见解的，在这方面，政治学也可以进行百家争鸣，在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政治学不同于政治，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一致，但政治学在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是应该有不同学派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受科学发展规律支配而发展的。
走向实际。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政治学作为科学走向实际，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是科学本质的要求。走向实际应该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就是说，政治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修正错误，丰富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当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本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来解释和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和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需要，因此，这就要求政治学在实践中提出新的认识，进行理论创新。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政治学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在国家学说上如何回答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主要通过国家中央集权的计划来进行配置，国家和社会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主要体现于“单位制’啪形式。在那时，“单位’俱有双重的职能，既行使国家职能，也行使社会职能。党组织（支部或党委）建在“单位”上，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其结构和机制也很简单，一份“红头文件”，就可以从上到下全部动员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学不得不面对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国家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而逐步弱化，最后也许只保留公共经济领域里的极小部分的职能。对此，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义不容辞作出科学的解释，政治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比人们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要复杂得多。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已不可能再像“单位制”的条件下那样对社会进行控制。例如，在乡村的某些地方宗法势力的回潮，还有城乡某些地区黑社会性质势力的猖獗。从经验上说，这是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现象和问题。但是，从理性上说，这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只是对政治研究来说，必须从科学上回答和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乡村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有中国传统政治历史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随着乡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未能及时相继推进社会结构的重建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政治发展。事实上，自从乡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社会经济资源就逐步转归社会支配，由此，国家本来藉以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让出去了，而乡村本来依靠国家维持的社会结构松懈了，但又没有及时进行社会重新整合，建立新的结构，以致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地方的某些方面出现结构的薄弱部分，正是这样，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乘虚而入。在某些城乡特别是其接合部黑社会性质势力的出现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显然，这些实际中的问题都是政治学应该研究的对象。从政治学的视角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发展中的现象，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必然会带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由于从集权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恰恰说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后必须及时相应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看到这一点，并且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同时，从这些政治现象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学研究面对实际应担起的历史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不仅要从理论上解释这些现象，分析这些现象生成的原因，更重要的还要运用政治学理论来解决由这些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自己，进行理论创新。如果还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把传统的国家政治建设分成两条路径来思考和设计。其中一个是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是社会建设。对前者的认识和实践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经验，对后者，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毋庸讳言，我们不但经验不足，而且理论准备也不足，由此，我们不能不把社会基层民主政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它的现实意义不用多说，就以“专项打黑”这个举措为例，这样做确实必要，可以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为一方保平安，但是没有社会建设，不可能根治这样一些由社会机体不健全而产生的癌变现象。因为，社会本身没有制止和打击黑势力的组织力量。如果我们的社会建设取得成效，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起来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加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政治学走向实际，研究社会生活中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政治学研究实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同时，政治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保持学术生气，不断理论创新，走向学术前沿。
走向世界。当代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应有的要求，而且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尽管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国的政治学也都各自具有本国的特色。但是，政治学井不排斥在各国之间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吸收别国有用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还是东方国家的政治学，无不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吸取养分。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古典巨著中关于政体的分类及其分类思想直到今天对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仍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都已把它作为研究政体形式的学术规范。当然，东西方国家对政体形式的研究和分类在价值理性上是有根本差异的，然而在工具理性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纵观中国政治学发展史，政治学最早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近20年来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事实上也引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如分析工具和政治学中的某些新的话语都来自西方政治学。政治学走向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必然停滞落后。其实在政治和文化上道理也是一样的，政治上自我封闭和文化上与世隔绝同样也会造成停滞不前，落后守旧。当然，吸收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不等于照搬西方，全盘西化。如何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马克思已经做出了榜样。列宁也曾精辟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得出自已独特的结论，不仅在于马克思的天才，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尊重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要走向世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中国走出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不抱守集权的计划经济，运用在西方发育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是根本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特色。并且，可以断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小康水平，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特色。
[关键词]经济学帝国主义
研究方法
民主理论
民主转型
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理论与研究方法最为成熟的学科之一，其科学的分析工具和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社会科学的典范。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是唯一进入诺贝尔奖的学科。凭着强势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向其他学科扩展与渗透，因而造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自从“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产生以来，对这一学术现象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那么，“经济学帝国主义”究竟是一种学术霸权还是一种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有什么启示？本文试图结合当代西方经济学同政治学在民主理论研究领域互动形成的学术成果，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做一个学术层面的梳理和评析。
一、侵入-接纳-融合：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再度联姻
按照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划分，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子学科，但由于经济活动的精确性特征。经济学与主要依靠定性研究的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其在研究方法上更趋近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方法。力图通过经济数据，建立量化分析模型，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般化的定理、规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革新，经济统计数据更趋精确、全面，经济学研究已名符其实地成为了一门以数学方法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科学学科”。经济学的科学化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他社会科学更多时候只能发现问题而难以预测问题的弱点，这为其提供了学科比较优势。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边际效益最大化、均衡等主要分析工具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被应用于很多社会问题的研究。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明确地提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它侵犯着邻近学科的疆域，不是为了救助或并吞它们，而是为了援助和丰富它们，促进它们自我成长，并在这个过程中援助和丰富经济学自身”。
“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巨大争议，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开创性地将经济学方法引人到对家庭、婚姻、闲暇、社会歧视等一直被认为是属于社会学范畴问题的研究后，经济学跨越学科边界的活动日益频繁，并且产生了蔚为壮观的研究成果，甚至产生了像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经济学向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社会学科领域的渗透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地位日益凸显，“经济学帝国主义”已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事实。
政治学和经济学向来联系紧密，政治经济学曾一度是经济学的主流。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创立现代经济学后，对建立在先验假设和数理推导上的研究方法日益偏爱，政治因素因为其难以量化而逐步被剥离出经济学研究。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伴随“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版图扩张。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复兴了。这种复兴沿着三条路径推进。
一是经济学主动“侵入”政治学领域，即部分经济学家将成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问题研究。这一路径形成了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成果：“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前者源于阿罗、萨缪尔森、布坎南等美国经济学家，他们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以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发展出了社会选择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寻租理论、官僚理论等。后者则源于制度主义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强调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凶素对经济的影响，对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拓展性运用是其主要路径。
二是政治学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自觉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力求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为此，政治学者主动接纳了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经济学在内的诸多研究方法，企图对政治行为建立起全景式的逻辑论证，而对经济学方法的借鉴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约翰·E·杰克逊在其收录于《政治科学新手册》的论文《政治科学方法论：综述》中明确指出，政治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主要来源于对其他学科主体方法的借鉴。而“在过去的25年中，这主要是指政治科学对于计量经济学一直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应用和拓展”。
三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对民主政治的关注，找到了学术对话与交流的共同点。民主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命题，政治学自建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民主问题的探讨。二战以后。以民主化进程研究为核心的政治发展理论异军突起，吸引了许多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参与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转型理论成为民主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大量学者投身其中，各种理论、方法层出不穷。其中，乘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东风，依循经济学研究路径所取得的成果是民主转型理论中最为重要和深刻的部分。检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许多研究者都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学科背景。许多研究成果巾充斥着经济学的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对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共同关注，促进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再度联姻。“经济学帝国主义”俨然成为民主理论研究的主力军。
二、研究方法：经济学推进民主理论研究的技术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创新是一个学科理论取得突破的前提。一些由经济学首创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展了民主理论研究的视界，使民主化进程这一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得以被最大限度地提升到科学审视的高度。根据对现有文献的研究，以下几种研究方法在当代民主理论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民主理论的科学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一）均衡分析方法
均衡分析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均衡分析（equilibIium analysis）是假定经济变量的运动总是趋向于均衡状态。据此研究经济现象如何达到均衡。如西方经济学均衡价格理论，就是假定商品价格总有成为均衡价格的趋势，然后用“价格调节供求，供求影响价格”这一市场机制来阐明均衡价格是怎样形成的。安东尼·唐斯是将此方法应用于政治科学的第一人，其核心思想简要讲就是，政治当事人（选民、政党与政府），也像经济当事人（消费者与生产者）一样，服从基本的“理性人”假设，即他们总是在给定的制度和非制度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从均衡分析的视角审视民主转型，其发生机制大多可以归结为“政治、经济情势影响不同政治派别（主要是当权派与反对派）的力量对比，力量对比变化催生新的权力平衡（民主）”。
（二）博弈论
博弈论（game theory），又名“对策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研究具有相互竞争性质的“局中人”（players）之间的行动策略（stmtegies）和优化策略。1928年，现代计算机之父、美籍物理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在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博弈论被首次系统地引入经济领域。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约翰·纳什发现了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对博弈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今天，博弈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
民主转型理论首要的关注点是非民主政权（包括军人政权、法西斯政权、个人独裁政权、威权体制等类型，我们在此将其统称为威权政府）如何向民主政权转型。贯彻转型始终的是掌握现政权的当权派与反对派之间的行为互动，因此，博弈论特别适合被用于对这一动态过程进行分析。亚当·普沃斯基认为，“建立在自利的策略性服从基础上的民主理论，对于解释现实的民主运作是合理而充分的”，而“博弈理论的最新发展使这种解释成为可能”。他利用博弈论对民主化过程中的当权者（分为强硬派和改革派）和反对力量（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在各种情势下的策略选择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对发生在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民主转型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三）计量检验方法
经济学研究方法科学化的最重要特征是将定量研究作为主流分析工具。借助计算机技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指导，通过占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资料，对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并催生了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计量经济学。计量研究方法为验证旨在勾连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和其复杂的政治影响的相关民主转型理论开辟了道路。
亚当·普沃斯基在研究民主转型过程中，非常重视统计所给出的结果，认为随着新兴民主国家的增多，“使我们可以开始用统计学来研究它们”。他在《民主与发展：1950-1990年间的各国政治体制与福利》一书中，运用大量数学和统计学公式，将世界上141个国家和地区41年的历程按照时间、政体类型、收入水平、增长幅度等标准进行划分，通过数据论证自己的结论。2004年，其在论文《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中，通过数学模型统计出按照人口收入来衡量转型可能性的数字。
三、条件与几率：经济学对民主化进程的独特阐释
威权政府如何向民主政府转变是民主转型理论的核心关切。从本质上讲，权力具有高度排他性，这意味着威权政府不存在自动退出权力的动机。正因如此，也就决定了民主转型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只有在适当的时空条件下民主转型才能成功开启。从经济学背景进入民主理论研究的西方学者特别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离开对经济环境的合适解释，难以对纷繁复杂的民主转型过程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经济因素既是解释民主转型何以发生的起点，也是探讨民主转型成果能否成活的依据。为此，西方学者以“条件与几率”为核心，从经济发展、经济危机、分配冲突三个主要变量出发，阐释了经济因素同民主转型的关系。
（一）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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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J].新闻大学（秋季号），2011.
【关键词】社会变革； 大学生； 政治社会化
2006年7月12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作出论断： 目前，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围绕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 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 各项改革在不失时机地向前推进。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风险性却在加大， 改革在各领域有序展开的同时， 也使得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 直接影响到了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取向以及他们的政治行为方式。由此可见， 要使大学生们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主导文化， 以实现其政治社会化顺利进行， 必须关注中国社会改革的大背景。
有鉴于此， 我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必须有科学的认识。
一、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定涵义及特点。
1.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定涵义。
变革是对事物的改变和革新。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就出现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变革， 表现出来的是一场维护新制度的革命， 但仍然处于农业社会、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真正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变革则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场变革使我国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 由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 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 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体制等等， 也都处在这种转变之中。
从哲学的角度讲， 变革就是对旧事物的辨证否定和扬弃。邓小平曾指出： “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 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说的社会变革是社会的改革， 而不是改变社会性质的革命。当代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 它来自于社会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运动， 来自于社会普遍而强烈的变革要求， 自觉地对社会的某些部分或环节所做的改善， 它是依靠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力量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 即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人们生活的现代化和人们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它是一个不断把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为我所用的过程， 因此， 社会变革是个全面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社会变革的内容包括：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体制的变革， 也包括思想层面的变革。
2.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
第一， 社会经济变革， 引起了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
“江泽民同志强调，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社会经济变革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使得社会财富的占有形式在总体上形成了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这样的所有制结构， 引起了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 这也是当代我国社会变革的突出特点。物质利益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 也是人们为之努力工作， 追求卓越的强烈的内驱力，它体现在人们对物的占有形式、程度、范围、多寡等多方面， 是社会要素系统的内在结构的调整。
社会经济变革必然引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社会关系是一种看不见的“网”， 它不像物质利益那样是以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然而， 恰恰是社会的本质属性所在。人的本质， 归根到底是社会关系， 换言之， 有怎样的社会关系， 便会产生怎样的人。市场经济它体现并要求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独立、平等、自由的生产与交换关系， 因为市场经济必然伴随自由竞争， 而竞争需要个人的独立性与主动性。
当代大学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 他们政治人格的内涵应该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即独立性、公平竞争观念、自由意识等， 因而， 社会经济变革引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成为大学生政治人格形成的主要前提。
第二， 社会政治变革， 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社会政治变革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变革而言，政治变革是以经济变革为先导的。因为社会政治变革是由社会经济和利益的变化和发展而演绎开来的， 社会经济变革引起利益关系、利益结构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促进了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要求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涉及到诸如法令法律的修改、政治组织和制度的改革、行政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 政府权力从中央高度集权转向寻求中央和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相互协调， 以及认识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而且也涉及到人们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等。在今天的中国， 政治民主化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头等重要的政治目标， 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与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步提高， 政治参与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 关心国家政策， 请愿示威、与政府要员对话、积极参加选举活动等。
当代大学生从他们出生后， 就无可选择地被置于社会变革之中，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 社会政治变革程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个性的发展水平与趋向。
第三， 社会主体观念形态的更新。
观念意识是一种客观实在， 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一种精神动力。这种观念意识产生于现实社会， 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同时， 它又是指导和激励人们从事某种活动， 参与某种实践的重要思想根据。社会变革使得社会主体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大学生无论在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都处于生命进程中的高峰期， 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 反对保守， 大学生的人生观、道德观以及他们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在改革中呈现多元化和实用化趋势。”
二、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有着重大影响， 其中既有积极影响， 也有消极影响。
1.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积极影响。
第一， 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与改革， 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 政治就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在全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政治的制约， 也不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各方面的影响。我国的社会政治变革主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 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而使我国的政治体制向高度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在社会主义中国， “三个代表”集中体现着政治目标的价值内涵，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传承社会主导政治文化， 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人， 即拥有一种稳定的政治心理、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 形成政治思想， 具有一定的政治能力和产生一定的政治行为， 从社会人成为政治人。
社会主义民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 “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我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理想、政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进一步增强了大学生的政治情感，政治情感是大学生政治行为的内驱力， 是大学生政治心理的沉积， 主要指大学生对政治事件、政治活动等的一种心理感受和好恶倾向。良性的政治情感表现为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对集体的热爱。如1999年5月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 当代大学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方式声讨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再如大学生对我们党内存在的某些腐败问题深恶痛绝。大学生政治情感的表现比其他公民更为强烈， 是政治社会化的产物， 政治情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心理现象， 它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政治行为，是政治教育和政治影响的结果， 他们的政治思想不断走向成熟。
改革的进程， 紧紧维系着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命运， 改革每前进一步， 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就前进一步， 因此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hi138/Com]
第二，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高。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性质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其发展水平归根到底则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不仅政治因素直接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而且作为政治制度基础的经济制度、经济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 给社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使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社会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既对大学生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外部的物质技术条件， 又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结构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要求。
因此，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必然随之而发展，当今中国社会变革促进了他们政治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首先， 大学生思想解放， 富有政治上的开拓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长期禁锢中国人思想的桎梏被打破， 使大学生们拓宽了视野， 他们比以前的大学生思想更为解放， 很少受到传统观念或传统思维模式的羁绊， 富有开拓精神。例如：
1997年满怀欣喜欢庆香港回归， 洗雪百年耻辱；1998年为数百万军民抗洪救灾的事迹所感动， 大学生们纷纷捐款捐物、参与抗洪； 1999年为50年国庆兴高采烈， 喜迎澳门回归； 而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 大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 有组织的上街游行， 强烈谴责这一野蛮行径； 2001年大学生欣喜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 2002年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令大学生感到欢欣鼓舞； 2003年大学生同全国人民一道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 战胜了非典病魔， 同时为我国首次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2004年我国奥运健儿在雅典再创佳绩， 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二的历史最佳成绩，大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向奥运健儿学习， 为国争光；2006年我国再次成功发射航天飞船， 扬了国威，大学生为此感到精神振奋。大学生对国家重大事件的关注充分表明了大学生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意识的积极高涨， 也体现了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
其次， 大学生坚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受到世人瞩目，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年到2004 年的26 年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 亿美元增长到16494 亿美元， 年均增长914%， 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正不断增强。大学生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和辉煌的业绩中， 切身体会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才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1999年对云南高校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 “7213%的学生认为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7719%的学生认为我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001年对上海市高校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 “77%的学生赞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总体上看大学生们的政治思想走势同社会发展步法比较协调， 政治观念上， 呈乐观上进的态势。
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
再次， 大学生政治主体意识增强。我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 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个人与国家身份关系的旧观念。“改革的实践以生活及其利益者以最简洁、最有力的杠杆， 直接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使当代大学生在自由开放、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学会审视社会， 认识自我， 能以个人主体的身份面对生活。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直接积极结果就是大学生们的自主性空前增强， 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 要求个人与国家关系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至上原则， 因此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法治化要求也空前迫切。
最后， 大学生竞争意识增强， 政治实践能力提高。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对整个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大学校园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 也处处体现着竞争： 大学生们积极要求入党，竞选当学生干部， 学校里的比赛一个接着一个，参加者比比皆是等。在这样一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已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意识。与此同时， 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极为关注， 他们积极参加竞争就是为了争得一席锻炼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以期自我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对自我价值主体地位的确认， 已成为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大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愿望已渐趋强烈， 政治实践能力也随之提高，更趋于理性与务实化。
2. 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影响。
在社会变革时期， 市场机制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却相对被动和滞后， 部分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的渗透， 社会上的以权谋私， 贪污腐败等现象困惑和冲击着大学生的头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失望， 对政治教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也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消极的思维定势， 对正确的思想听不进去， 对正确的政治要求表示反感， 甚至产生对立情绪。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内化主导文化出现障碍。
党和国家希望通过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将我国的主导政治文化传播给大学生， 使之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利益群体分配的差距拉大， 价值观念多元化， 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反差， 使大学生在政治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和困惑大为增多。大学校园内提倡的高水平政治道德规范与社会上低水准的政治道德行为的反差， 理想教育的完善与社会现实的反差， 自身思想政治道德认识的崇高与实际实践行为的平庸和无奈的反差使得大学生们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 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学习又不够重视， 甚至一些学生认为可有可无。“大学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虽然在认识上不断提高， 但仍然存在不少模糊认识， 比如： 有一些学生对‘社会主义最终可以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问题表示‘不同意’或‘说不清’。”再如： 对长春工业大学2002、2003、2004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表明： 大学生在面对个人利益和前途的选择上，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知行不统一。一个学生在调查问卷中写道： “在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 腐败、下岗、通货膨胀、贫富两极分化等等问题，让我深深地陷入疑虑中， 我找不到自己可以信赖的精神支柱。”理论上的认识不清， 加之政治参与渠道和政治实践机会不多等原因， 表明他们在内化主导文化过程中出现了障碍， 影响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第二， 政治价值取向具有功利性。
大学生政治价值取向上自主意识增强， 但有功利化倾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大学生成长的宏观历史背景， 缘于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和西方思潮的冲击， 使得一部分政治观不坚定的大学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色彩。
一些大学生把“有用”与否作为政治价值判断的标准和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依据， 如一些大学生把教科书按照“有用”与否分成两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材则常被打入“无用”者之列， “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要求入党的动机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长’。”凡此种种， 都是政治价值取向中功利主义的表现。
第三， 政治责任意识淡漠， 诚信观念淡化。
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是政治觉悟的组成部分和鲜明反映， 是个体对一定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和使命的认识、情感和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关心国家大事、顾全整体利益、追求光明进步、乐于奉献自己的人， 就是强烈政治责任感的表现， 他们恪守坚定的信念， 为着远大的理想而矢志不渝地奋斗。相反， 那种囿于个人狭小天地，只要权利不讲义务， 就是政治责任感不强的表现”。一些大学生在发展目标上， 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 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没有社会责任感和诚信观念； 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 在生活上超现实享受， 不珍惜父母家人的劳动， 没有家庭责任感； 在个人感情上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没有道义责任感； 还有一些大学生不刻苦学习， 盛行抄袭作弊之风， 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 假文凭、假证书屡见不鲜， 就连助学贷款的偿还也存在恶意拖欠甚至不还的现象，这些问题从不同侧面暴露了大学生缺乏责任意识。
大学生在承受了较大的经济差距压力的同时又面临严峻的就业竞争， 面对激烈的竞争， 诚信观念上的失范， 也是政治责任感不强的表现， 严重地阻碍着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影响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
第四， 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
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大学生自身特点以及在内化政治文化过程中出现障碍、政治价值观的功利性、政治责任感不强等原因， 使得他们的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
大多数学生带有政治理想化心理， 他们感受敏锐， 想象丰富， 甚至充满幻想， 在政治理想化心理驱使下， 幻想大于现实， 理论超前实践， 牢骚胜过满意， 因而对社会现实， 常常带有挑剔的目光。也有一些学生带有政治狂热心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先锋作用历来为社会所公认，但是他们的政治热情的极端化便是政治狂热， 就会产生政治上的盲目， 这种状况在西方和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政治逆反心理也是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 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况： 越是进行某种政治宣传， 有的学生越是“不买帐”， 越是进行某种政治批判，有的学生越是同情被批判者或趋同某种思想观点，这种逆反政治心理如果不加以疏导， 可能会出现反政治社会化。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回避， 在社会变革中， 大学生们更多地追逐经济利益， 认为政治是“假、大、空”的东西，或是认为政治参与活动得不偿失， 不追求政治进步， 一样可以成就学业， 以致一些大学生会有政治回避心理。大学生出现的政治理想化心理、政治狂热心理、政治逆反心理和政治回避心理体现了大学生政治心理发展的不平衡， 都影响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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