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8 17:16:12
立足于大数据时代之下，传统的经济管理理论受到了此起彼伏的质疑与挑战，现代企业的经济运行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所谓“宏观经济”，即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体活动，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总体状态，其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战略阶段、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经济制度与市场体系、财政预算、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劳动就业水平与失业率等。为此，对其相关面展开分析与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 宏观经济政策下微观企业行为的现存问题
企业行为的另一说法，即是企业活动，是企业为实现创造价值和利润等企业目标的经济活动，通过企业行为可体现企业的内部结构及其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也将以此作出相应反应。而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行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 对企业的业绩及价值评估上缺乏相关研究。客观而论，每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国家多数都会出台相应的经济刺激政策促使危机稳定下来，不同行业经济回稳及业绩改善的先后顺序不同，掌握不同行业在各发展阶段的轮动顺序非常关键，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匮乏。将一个指标量化到企业未来业绩及价值预测上是很困难的，因此难以通过系统分析某个企业的业务特点、经济指标或者行业指标等进行对企业业绩与价值进行评估判断。以“广船国际”事件为例，相关人员对这一船舶制造企业进行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国际贸易活动及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对造船企业未来业绩有直接的指示作用；而为了预测“广船国际”的未来业绩，则需要对其相关指数的近期波动进行预测；由此，投资商会寻求专业的宏观分析师协助，对指数的波动进行分析，从而预测经济未来走向及对不同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上述并不能说明宏观分析师就拥有投资商需要的全部信息，因为投资商在进行决策时，通常只会部分性参考到宏观分析结果，且宏观分析结果也难以量化到企业具体业绩评价及每一价值评估当中。而实际上，投资商也更为关注伴随着经济周期而产生的行业轮动问题。
（二）央行利息变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尚不明朗。以我国股市为例，央行利息变动对股市的冲击力通常都是“立竿见影”的。通常央行发布加息政策后的首个交易日，由数以千计上市公司组成的股市股指大多数将会发生下跌现象，因此，央行加息会引起股民的强烈反应，觉得加息是国家降低企业价值的措施，由此对政府做法非常不满。实际上，央行利息变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明朗，也不明确，个中具体原因与影响等仍需进一步研究。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主要影响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随后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逐渐呈持续上升趋势，这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是极为特别的。但是，在这一经济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与税收收入增长不匹配，税收增长缓慢。因此，国家相关部门迫切需要开发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藉此提供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分析渠道及管理手段。据2015年5月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都正面临着一场变革，即意味将推动我国宏观经济步入一个新时代。
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宏观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政策等用以干涉企业的微观行为，而国家作为宏观政策的主体，其政策制定是有目的的活动，以期通过强制性干预企业行为实现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基于此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关系密切，且两者相互影响甚深。例如，银行基准利率如进行调整，则势必将对企业的融资和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同理，基准利率上升也将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由此企业发展战略则将出现缩减融资和投资等决策。简单地说，即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作用的影响，并最终将影响企业的财务研究及经营成果。然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并非空穴来风、无风起浪，其会以企业微观行为，例如企业将面临的发展环境或是发展状况等作其决策的先决条件。
三、调和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构想
（一）切实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效率。纵观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当国家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时，企业也会同期减少投资，以便在经济紧张时可以灵活应对，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货币政策效率不高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在多方面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会影响企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另外，宏观经济政策变动也将对企业的资产定价与折现率、投资与筹资产生带来直接的影响，使得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发展状况适时做出反应，以迎合经济政策的变动。
（二）严格执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阻力越来越大，仅靠经济改革已举步维艰，已经难以收到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效果，因此需要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化改革是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保障，现代企业应该将民主政治作为发展自由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如南斯拉夫在20世纪后半世纪实施的“工人自治”模式最终失败，其原因之一是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不允许企业自治与竞争；再如施韦卡特提出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实施的前提必须是在公民自由的法制国家。
（三）确保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间的稳定。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点，即在于有否体现公平思想。对此，应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和谐。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提高经济效益，所以，在保证利益流入的前提下，必须兼顾公平，将效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社会再次分配上，重视公平原则，以缓解社会层阶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难题。
本文构建了一个以投资者保护为起点，以国内企业投融资领域的“破坏性成长”现象为重心，最终汇总为宏观货币现象的理论假说，并基于国内上市公司的区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检验。实证结果验证了国内企业以高负债、高融资、高投资、低回报、低分红为特征的“破坏性成长”现象，由此揭示出宏观货币现象的微观形成机制。落实到实践层面，解决货币政策的两难需要考虑微观层面的制度校正，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规范企业投融资行为能够为宏观政策操作赢得更大的自由度和空间，有利于经济金融体系的平稳转型。
关键词：
投资者保护；破坏性成长；法与金融学
为何中国拥有如此高速的货币增长和冠绝全球的货币化比率，却依然存在着易紧难松的资金面和易升难跌的资金利率？高货币化比率和高资金利率并存的实质是资金配置和利用的效率问题，更需要的是结构化思维，因此就这一研究课题本身而言，简单地从宏观到宏观、就货币论货币往往会存在思维范式上的局限。另外也存在几个难以克服的技术性难题：比如货币的名义供给和有效供给的测度、货币金融市场的分类和分析、利率体系的分类梳理，这些在转轨经济的中国，往往难以给予精确的描绘和刻画。横向看，国内的利率体系相对分割，不同细分市场的投资者主体和行为偏好都不一样，货币创造和派生的机制也和国际经验有所不同；纵向看，过去30年，国内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利率和货币体系的变化纷繁复杂，理清其历史脉络和演进逻辑也是一个耗时耗力的系统工程。本文将重心转移至微观层面，力图在传统的货币经济学框架之外，寻找一条基于企业行为分析的微观道路，通过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和由此驱动的资金配置效率分析，来探讨中国高货币化比率和高资金利率并存这一宏观货币现象的微观基础，并由此来提供全新维度的政策建议。
一、框架设定：研究综述和理论假说
新视角的分析需要新的理论工具，而不能局限于简单的现象描述和逻辑推导。宏观视角的货币现象生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融资行为，而微观的企业行为又源自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约束，首先需要搜索那些能够有效链接微观制度安排—企业行为选择—宏观货币金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法与金融学提供了理想选择。该学科认为不同的法律传统会导致不同的金融发展程度，并对法律起源为什么影响金融发展进行了具体分析评估；同时也强调私人产权、支持私人契约及保护投资者权利对于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以及法律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政治机制和适应机制［1－15］。
从本文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微观的法与金融理论为研究特定法律制度背景下的公司融资偏好、融资行为特征及其实际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其重点讨论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对于本文的研究至关重要。进一步需要明确的则是传导的路径，为什么投资者保护程度不足会影响到最终的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这需要对国内外现有微观法与金融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全面总结和提炼，理清投资者保护机制与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打通从微观法与金融到宏观货币现象解释之间的逻辑路径。
1．投资者保护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微观法与金融学理论指出：不同的投资者保护环境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选择。如果企业天生存在过度投资倾向，则构建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有利于对其产生正向抑制；而如果企业天生就存在投资不足的因素，则构建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又有助于对其形成正向的激励作用。简森等人（Jensenetal．，1976）认为，问题会导致管理层热衷于通过构造经营扩张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直接反映就是过度投资［16］。法扎里（Fazzari，1988）认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公司面临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导致投资不足［17］。而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实证分析中，李斌和江伟（2006）对企业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到底是表示融资约束还是过度投资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国内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过度投资现象［18］。罗琦和秦国楼（2009）发现较高的投资者保护程度可以缓解投资不足并且抑制过度投资［19］。黎来芳、程雨和张伟华（2012）则实证测算了国内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新增投资支出的水平远高于公司的筹资净额，存在明显的过度投资现象［20］。
2．投资者保护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投资有效性是微观法与金融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其实质是关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讨论。杰弗里（Jeffrey，2000）认为有效的投资者保护能够阻止资本向低回报率产业的流入，从而限制公司过度投资于低效率行业和领域［21］。施莱弗和沃尔芬周（Shleifer＆Wolfenzon，2002）认为有效的投资者保护可以约束公司内部人的侵吞行为，增强公司的融资担保能力，进而提高其资本配置效率［22］。麦克雷恩（Mclean，2012）同样证实了投资者保护制度对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作用［23］。克拉帕尔和拉乌（Klapper＆Love，2004）则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能够减少公司内部人对于公司资源的侵占，促使公司资本更多配置在增加股东收益的项目之上［24］。国内方面，黎来芳、程雨和张伟华（2012）的实证研究表明，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确实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20］。
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的实证研究结果则显示：投资者保护越好的地区，企业当期投资支出和未来业绩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大，说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增强能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25］。综合以上研究，投资者保护对于企业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的影响显而易见，良好的投资者保护既能够保证企业投资的合理性，避免过度投资，又能够提高企业投资的有效性，避免无效投资。如果企业投融资行为明显超过其资本承受能力，并且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和收益的同步增加，则这种投融资活动会实质上摊薄原有的股东权益，进而出现所谓的“破坏性成长”。由此，本文提供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假说：因为国内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完善，导致微观层面企业投融资行为的扭曲，进而造成普遍性的资金错配和浪费现象，拉低了实际的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最终汇总为较高的货币供给仍然对应着偏高的资金利率。
二、计量检验：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
经验上看，因为长期以来经济领域的行政主导色彩和“规模为王”思维，国内投融资领域的破坏性成长现象非常普遍。忽视经济增长质量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一种“破坏性成长”。银行把贷款企业经营效益的考核置之度外，多头授信和过度授信是一种“破坏性成长”。秉承“先做大再做强”的企业经营思维而不考虑企业经营是否存在真实需求，也是一种“破坏性成长”。但是，所有这些直观感受都需要有更加细致的数据实证。考虑数据披露的规范性、及时性、完整性，选择国内上市公司群体作为核心观测样本，这不仅可以保证微观数据的完整性，也可以尽可能提高微观数据的有效性，同时还可以保证微观数据的全面性。实际上，在严格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下，上市公司基本上代表了国内企业中质地最高、运营最规范的群体，从研究的就高不就低角度看，如果最好的企业群体都存在明显的破坏性成长现象，其对前述理论假说的证明将更加有力。综合以上因素，本文以国内上市公司1997—2014年定期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基础，并按照31个省级区域（港澳台地区除外）进行分类汇总，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下，对其中描述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相关度量指标和描述企业经营效益的相关度量指标进行计量经济检验，为前面提出的从微观企业行为到宏观货币现象的理论假说提供更多实证支持。
1．区域面板实证模型的设定依据前述的理论假说，设定企业破坏性成长对企业经营效应影响的线性模型。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省级区域和第t年份，εit为随机干扰项。Profit＿incit为企业利润率。Finanit为反映企业投融资类指标，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assetliab、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为排除四个指标之间的交叉和共线，故在回归中同时放入回归模型和单独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四个指标的回归结果若为负，即可表明企业投融资规模的扩张带来并没有带来企业效益的改善，反而出现利润率下降，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企业存在破坏性成长现象。Controlsit表示回归模型中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现金分红比例Bonuscash和经济发展环境（用人均GDP表示），现金分红比例bonuscash越高表明企业越倾向于把盈利收入给股东分红，进而有利于激励企业生产和企业效益的提高，预期指标为正。人均GDP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环境，一般而言，经济越热企业越倾向于过度融资，进而影响企业利润。各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2．区域面板实证模型的估计实证方法上，为了克服面板数据存在的截面相关、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主要选取“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时间维度为1997—2014年，截面为度为31个省级区域）进行回归，且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换准化处理以便对比分析回归系数的大小，回归结果见表2－1的估计（1）到估计（5）。为排除变量选取的随意性以及数据极值的影响，又进行了稳健回归。稳健回归结果见表2－2，主要包括估计（6）的替换变量回归，即用利润现金含量比替换利润收入比进行回归；估计（7）的剔除最值回归，即剔除面板数据中利润现金含量比和利润收入比相对较大的北京和广东地区，以及相应数据相对较小的地区（贵州和陕西）；估计（8）为替换被解释变量且剔除最值的回归结果。此外，在估计（1）到估计（8）中均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用来克服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同时每个估计过程均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进行了Hausman检验，用以表明固定效应模型选取的合理性。估计（1）到估计（4）显示，资产负债率assetliab、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四个反映企业融资活动的指标在不同的四个回归模型中均显著为负，其中，后两个融资指标的回归系数显然小于前两个指标，说明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对企业收益影响的敏感性相对要高。估计（5）显示，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指标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仅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模型的拟合度也较高，说明四个指标并不存在严重的交叉和共线性问题。而且，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的回归系数仍大于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的回归系数，再次说明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对企业收益影响的敏感性相对要高。
稳健性估计：估计（6）为用利润现金含量比替换利润收入比对估计（5）重新估计的稳健性估计，结果显示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指标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该结果与估计（1）较为类似。估计（7）为剔除面板数据中北京、广东、贵州和陕西四个最值地区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资产负债率assetliab、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融资指标显著为负，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为负但不显著，尽管Investnet指标不显著，但从整体上仍不能排除投融资活动对企业经营效益的负向影响。估计（8）为替换被解释变量且剔除最值的回归结果，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指标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一结果从企业融资指标的正负号及显著程度上仍然维持估计（5）的回归结果。综合考虑估计（1）到估计（8），选取的用来刻画企业融资活动的指标，如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指标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尽管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回归系数显著程度不高，但从整体上仍能给出企业投融资指标与企业收益指标负相关的结论，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破坏性成长现象。控制变量方面：现金分红比例Bonuscash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越倾向于把盈利收入给股东分红，越有利于激励企业生产和企业效益的提高，符合理论描述。经济发展环境（人均GDP）显著为负，说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效益的改善，反而带来企业效益的下降，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过去十几年间国内经济的粗放型扩张特质。表3－1中所有估计仍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①，所有回归中均加入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用来克服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且对所用回归过程进行了Hausman检验，用以表明固定效应模型选取的合理性。表3－1中估计（1）为发达地区回归结果，估计（2）为欠发达地区回归结果。估计（1）显示，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指标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但估计（2）中除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指标显著外，其余均不显著。而且，从估计（1）和估计（2）中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回归系数观察，估计（1）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估计（2），这表明企业投融资活动指标在发达地区对企业经营效益影响的边际程度要相对高于欠发达地区。
表3－2中估计（3）到估计（5）为发达地区的稳健性估计，估计（6）到估计（8）为欠发达地区的稳健性估计。估计（3）到估计（5）显示，尽管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均不显著，但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这两个敏感度较高的指标仍显著为负。在欠发达地区的稳健性回归中，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只在估计（6）中显著为负，且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均不显著。因此，稳健性回归结果整体上仍表明企业投融资活动指标对在发达地区的对企业经营效益影响的边际程度要高，且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两个指标最具敏感性。综上，通过选取资产负债率assetliab、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等能够反映中国企业融资活动的指标与企业效益指标进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融资活动扩张不仅不利于企业效益的改善，反而带来了企业效益的下降，其中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两个融资指标对企业收益率影响的边际效应相对较高，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融资活动存在较为明显的破坏性成长现象。而且，这些投融资指标对企业效益影响的敏感性和显著程度在发达地区要明显强于欠发达地区，说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不仅不能够消除或者缓解破坏性成长现象，反而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资金浪费，也从更深层次说明国内企业破坏性成长的背后实则存在更多的制度性因素影响，并不能够简单地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这一多维度的实证结果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前面所提出的理论假说。
三、结论与展望
国内上市公司存在普遍性的资产负债率提升、投资规模扩张与投入资本回报率和现金分红比例持续下降并存的问题，甚至投融资活动越活跃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和现金分红表现越弱，由此验证了所提出的理论假说：国内投资者保护机制缺失导致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扭曲，进而引发以高负债、高融资、高投资、低回报、低分红为特征的“破坏性成长”现象，最终降低资金配置和使用的实际效率，并汇总引发宏观层面的高货币化比率和高资金利率并存问题。落实到实践层面，本对应对国内高货币供给和高资金利率并存的两难困境也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的解决方案，即在传统的宏观货币政策操作之外，也应关注微观层面的制度校正，包括完善国内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从立法的完备性，到执法的严格性，再到多层次的社会规范体系，通过“依法治国”真正约束微观主体的投融资行为，形成合理的投融资制度安排，最终提高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包括在企业评价层面，更好地区分价值性成长和破坏性成长，鼓励那些与股东权益创造相匹配的规模扩张行为，并对那些摊薄和损害股东权益以获得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的破坏性成长行为给予抑制。只有这样，才能为宏观货币政策操作营造和开辟更大空间，最终实现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和平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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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没有转向
以货币政策为例，今年广义货币M2的预期增长目标为12%左右，也可能略高一些，与2014年相比变化不大。降息、降准主要是防止货币政策被动紧缩，维护货币政策的中性或稳健性。
降准是为保持货币供应量平稳适度增长，最近降准一个百分点，只是大致对冲外汇占款少增所带来的影响。
降息是为保持实际利率的基本稳定，去年以来CPI持续走低，如果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就会上行。
有定力，也要有活力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也“没必要”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宏观调控思路也需要适时转变。
新常态下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一方面，应保持政策定力，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不能仅仅因为“速度焦虑”而踩大油门，而应把握好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就要实行定向调控，抓住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去年以来，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央行实施了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措施，明确指向“三农”和小微企业。最近这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普降的同时，也有针对性地实施了定向降准措施，体现了定向调控的一贯思路。
另一方面，也应处理好定力和活力的关系，在保持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框架下，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保持定力不等于固定僵化、自缚手脚、无所作为。应当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有专家认为，央行动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补充流动性，引导利率水平下行，正是巧妙地避开了问题积累、被迫“放水”的尴尬境地，充分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今年调控方向已明
对于今年的宏观调控，政府工作报告已定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重点支持薄弱环节。” 这些表述为今年宏观调控奠定了主基调，指明了方向。在稳定宏观政策取向的基础上，要切实把握并落实好财政政策加力增效、货币政策松紧有度。
尽早预判，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为应对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调结构、稳物价、惠民生、促改革等多重目标可能出现的短板，需要宏观政策及时到位。这就需要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判能力和监测能力，根据宏观经济变化及时预调微调。
国务院总理6月在英国智库演讲时表示，中国不采取强刺激措施，而是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实行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相结合，加强预调微调，确保经济运行始终处于合理区间。
这一表态与此前陆续出台的“微刺激”政策一起，宣告中国的宏观调控步入“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阶段。央行的定向降准更是被评价为从“全面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进步。
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组合拳中，新型调控工具的入场和调控力度的把握都因上半年的结构性“微刺激”而进入观察期。
两波“微刺激”
在货币政策上，第一波“微刺激”主要以一季度的“宽汇率、稳货币”为核心。
据海关统计显示，按人民币计算，第一季度中国进出口值为5.9万亿元，下降3.8%，第二季度进出口值为6.5万亿元，增长1.8%，增速已经开始转正。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员刘学智认为，此前人民币的阶段性贬值，下半年开始进入收获期。因为汇率贬值对出口的促进有大概6个月左右的时滞。
另外，央行于2014年年初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常设借贷便利（SLF）。1月份，央行在多地开展SLF操作试点，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行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
春节后，随着现金逐步回笼及外汇流入形势变化，央行又全额收回春节期间通过SLF提供的流动性。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分析，央行之所以在一季度全额收回SLF提供的流动性，是不希望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太过宽松。“否则会导致表外融资扩张，不利于降杠杆。”
二季度开始进行的第二波 “微刺激”，核心是“宽货币”，主要是通过定向降准来实现。央行先是在4月22日针对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而后6月9日又将定向降准范围扩大，符合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标的商业银行也被纳入降准行列。
分析人士指出，此举主要目的在于配合结构调整的需求，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对“三农”和小微这两类实体经济中的薄弱环节进行政策倾斜，本质为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
目前来看，定向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果尚不明显。“两次定向降准给我行释放了近2亿元的资金。”山东一位城商行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但是他也坦言，这些资金很难全部转化为信贷，今年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更是从紧从严。
“很多小微企业埋怨银行不放贷，其实银行也有苦衷。”这位城商行负责人表示，银行对信贷发放除考虑流动性因素外，还要受存贷比、资本充足率、贷款限额等多个硬性指标的限制。另外，如银行坏账率高企，银行便“有钱不敢贷”。
央行思变
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加速下行，市场上普遍预期的更大力度的第三波“微刺激”正蓄势待发。
从货币政策的调控角度来看，央行可能有待观察现下政策的效果，再考量推出新的调控手段。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传递渠道并不顺畅，因此定向调控的精准度也有待提高。目前，央行研究局已经在着力研究货币政策到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力图打通栓塞。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央行的初步思路是对于定向降准的银行，一年一考核，检测资金流向，动态调整。
央行公开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会议内容显示，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此外，二季度例会新闻稿较一季度还增加了“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这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包括定向降准、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的使用范围和量级均可能扩大。
7月10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央行想要让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正在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准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
这一表态似乎验证了近期传闻央行正在创设一种新的基础货币投放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并通过PSL的利率水平来引导中期政策利率。这是利率市场化渐趋成熟后可采用的一种价格型调控工具。
上述央行人士向记者指出，央行早已试图将货币调控手段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只是由于以往外汇占款增长过快，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不至于过快上涨，央行不得不进行流动性对冲。而如今外汇占款的情况有所改观，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转型提供了市场基础。
降准是为保持货币供应量平稳适度增长，最近降准一个百分点，只是大致对冲外汇占款少增所带来的影响。
降息是为保持实际利率的基本稳定，去年以来CPI持续走低，如果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就会上行。
有定力，也要有活力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也“没必要”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宏观调控思路也需要适时转变。
新常态下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一方面，应保持政策定力，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不能仅仅因为“速度焦虑”而踩大油门，而应把握好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就要实行定向调控，抓住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去年以来，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央行实施了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措施，明确指向“三农”和小微企业。最近这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普降的同时，也有针对性地实施了定向降准措施，体现了定向调控的一贯思路。
另一方面，也应处理好定力和活力的关系，在保持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框架下，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保持定力不等于固定僵化、自缚手脚、无所作为。应当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有专家认为，央行动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补充流动性，引导利率水平下行，正是巧妙地避开了问题积累、被迫“放水”的尴尬境地，充分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今年调控方向已明
对于今年的宏观调控，政府工作报告已定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重点支持薄弱环节。” 这些表述为今年宏观调控奠定了主基调，指明了方向。在稳定宏观政策取向的基础上，要切实把握并落实好财政政策加力增效、货币政策松紧有度。
尽早预判，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为应对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调结构、稳物价、惠民生、促改革等多重目标可能出现的短板，需要宏观政策及时到位。这就需要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判能力和监测能力，根据宏观经济变化及时预调微调。
为了进一步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发挥经济手段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4月27日宣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5.58％提高到5.85％，上调0．27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保持不变。
我们注意到，中央银行这次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和2004年的加息行动有所不同。2004年第一、二季度，国民经济增长过快，出现了过热的苗头，固定资产投资严重失控，物价有全面上涨的趋势。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各部委实行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举措。在CPI连续三个月超过5％的情况下，2004年10月29日，中央银行做出了同时提高存贷款利率决定，这项举措带有一定的被动性。本次利率调整是在信贷增长过快的初期，CPI还处在较低水平下做出的，反映了中央银行吸收了历史上金融调控的经验教训，带有明显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同时，在国内贷款利率已经放开的条件下，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仅属于微调行为。这种微小的政策调整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影响不会很大，其紧缩信贷的政策效应也不会很明显。但是，这次利率调整却有很强的导向作用，特别是这次调整仅限于贷款基准利率，反映出中央银行既要抑制投资和货币供应过快增长，又要避免对消费产生负面效应的政策意图，预示着货币政策开始紧缩的趋势。
这次微调，反映了中央银行对经济运行的正确判断，保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目前， 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格局没有发生变化，继续保持着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数字显示：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3313亿元，同比增长10．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908亿元，同比增长27．7％，比上年同期加快了4．9％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26万亿元，同比多增5193亿元。今年全年的信贷目标为2．5万亿元，一季度的信贷发放已超过了全年 的一半，信贷投放与国民经济增长发生偏离。贷款增长超过调控目标，反映出在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依然存在，必须引起高度的关注。要关注投资的加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传统产业和粗放式经营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快增长的投资会加剧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失衡，潜在着严重的经济风险；要关注贷款的高速增长。中国居民出于对教育、医疗、住房等 的消费预期，储蓄率居高不下，资金过度向银行集中，银行资金的过剩矛盾突出。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发育滞 后，经济运行过多地依赖间接融资，使经济生活中的风险大量集中于银行，控制信贷规模和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严重的挑战；要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已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外需隐含着经济波动的风险，巨额的贸易顺差带动外汇储备的超常规增长，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且易引发国际贸易摩擦，也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有效地控制投资和信贷，调整经济结构，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中心环节。从根本上解决结构问题，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通过改革，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
贷款利率上调的直接影响将是多样的。如对不存在信贷投放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大贷款企业的财务费用，减少企业盈利空间；有可能增加居民消费的负担，抑制消费需求；有可能扩大银行利差，改善银行经营状况等。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要关注宏观经济运行，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跟踪货币政策实施情况和效果，及时发现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为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做好基础性工作。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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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关键词：
税负；费用；经济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2009602
小微企业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简称，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不同行业对其界定的标准也有所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动态变化。2011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了各行业划行标准，如工业行业，从业人员小于1000人或营业收入小于4亿元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大于等于300人，且营业收入大于等于2000万元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大于等于20人，且营业收入大于等于300万元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小于20人或营业收入小于300万元的为微型企业。
目前，全国共计6000万左右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提供了75%左右的就业和新增90%的就业机会，并且直接或间接创造了50%左右的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可见，她们已经是我们社会大家庭中很大的支撑点，他们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中国要在未来保持健康高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小微企业更快、更稳健地发展。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不可忽视的“血液“，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技术创新的成长力量，是扩大就业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实现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撑点与落脚点。但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费用支出却是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通过对小微企业的税费问题的探讨，促进小微企业的经营现状得到进一步改善。
1现行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主要措施
减税措施不断推进。截止至2012年8月底，重庆市小微企业已累计上缴税收1.19亿元。尽管近两年来减税政策措施颇具亮色，但由于人力资源成本，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经济下行订单缩水，利润空间狭小，税负压力增大。不少小微型企业仍在背负着税负的“镣铐”，在困境中徒步前行。有资料显示：2008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比法定税率低5%。2009年1月1日起，新增值税条例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由原来的6%和4%统一下调至3%。2012年在上海试点对增值税进行税制改革，将征收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改为征收增值税。2012年7到12月在北京等10个省市扩大试点范围。从2012年1月1日起，对金融机构向小微型企业贷款的合同3年内免征印花税；随着各项政策的贯彻实施，小微型企业的税费负担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2小微企业税费负担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人力资源成本大幅增加。在过去，外国企业涌入中国进行投资，他们最为看重的就是中国的人工成本低，为降低成本耗用，他们将场地迁入中国，这样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而近年来，随着社会平均工资的不断上调，企业为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障金也越来越成为企业的负担。企业现行缴纳比例为：养老保险20%，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3%，工伤保险1%，生育保险0.7%，仅这六项社会保险，企业就要为职工支付薪金总额的38.7%的资金，可见，企业的生存压力是非常之巨大的。
（2）企业税负过高。有专家曾指出：低税负国家或者税负负担适中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要高于高税负国家，税负水平的提高是以牺牲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代价实现的，税负提高1%就会引起GDP增长率下降0.36%。他同时指出，税负变化对高、低收入国家的影响不同，税负增加1%，低收入国家经济下降0.585，而高收入国家经济下降034%，二者相差0.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高税负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税率与增长率呈负相关的关系。
从目前的小微企业所得税负问题来看，企业的负担有所减轻，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小微型企业的税负仍然较重，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3小微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建议
（1）自身素质不够。经营者要着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在选定某一项目时，要对市场进行细致的分析，多做调研活动，再根据自身的条件与特质来确定经营范围，避免盲目从众，形成恶性竞争，提高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诚信经营的理念，树立团队合作意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金融企业应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着力促进金融业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增强金融企业对小微企业发展潜力的辨别能力，使金融业对小微企业树立信心，逐步扩大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资金，形成信贷规模，避免小微企业因为融资问题丧失生存能力。
（3） 政府等相关部门应加强引导、服务。将被动转变为主动服务，及时为小微企业抛砖引玉，从经营项目、引进先进技术及人才等方面提供信息服务，积极帮助小微企业化解经营过程中的困难及矛盾，引导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生存道路。
（4）对培训存在错误的认识。第一种，单纯的认为培训会增加其成本，却忽视了它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这种观念的驱使，导致许多企业经营者偏重广告的投入，而广告能够给我们带来近期的经济利益且效果显著，却很大程度上轻视了企业的长远策略。第二种观念又认为培训是万能的，见效快，企图通过培训解决所有的难题。第三种观念认为培训应立竿见影。第四种则认为高层管理人员不需要进行培训，感觉培训只是针对基层人员或者极个别的中层干部的，高层管理已经具备了很高的能力，经验也丰富。第五种更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认为培训是为他人调教人才。培训后的员工，掌握了知识与技能以后，就不能安于现状，想着各种离开企业的理由，这样企业就大大流失了人才增加了培训费用。
4小微企业税费负担建议
（1） 加大对特殊行业的税收优惠。根据《企业所得税》相关条例规定：“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该规定对特殊行业的税收优惠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国家主要对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所得和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等特殊行业实行免征和减征企业所得税，国家应当扩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的行业范围，并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力求降级小微企业的税收成本，使小微企业能够更快、更稳健地发展。
（2） 加大对小微企业创立初期的优惠。现国家正在鼓励大学生毕业后自主创业，这样既 可以减轻就业问题，又能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企业在创办初期各项成本费用很高，市场占有率很低，收入不稳定，盈利水平相对落后，能承受的税负也很有限。面对小微企业自身资金欠缺，融资困难等原因，创办初期成为了企业发展最为困难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国家对小微企业税收政策的扶持和帮助，国家应当加大对小微企业创办初期税收优惠政策，让企业能够有未来的发展，实行减半征收或免征。
（3）减少对小微企业征收的各项费用支出。国家应当通过像废除农业税费一样，对小微企业实行优待政策，为减轻小微企业的费用，减少交易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税收成本、用电成本、物流成本、政府不守法成本等。各级政府可以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减少对小微企业征收的各项费用支出。
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国家通过强制性的税收手段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国家应当支持和鼓励小微企业的发展，制定和完善有关税收政策，促使小微健康稳定发展，让小微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4）合理筹划提升利润。小微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既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基本保证，又是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这就决定了企业需要进行合理的税务筹划，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增加其收益。企业税务会计在众多可供选择的纳税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优方案，通过筹资、投资、经营、利润分配等财务活动，针对采购、生产经营以及内部核算等惊醒合理决策，利用国家法规积极税务筹划，既保证企业完成纳税义务，也为自身增加了“造血”功能，在降低了税收负担的同时，增加了企业的税后利润，使自身有了持续健康发展的内部驱动力。
（5）应实行“多支少收”的宽放政策。“把培养和发展小微企业作为当前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将富民政策落到实处。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决定性难题，近年来生产经营成本也是继续上升，劳动力成本更是翻倍增长，当前小微企业面临的瓶颈除了这些客观问题外，政府政策落实不到位，扶持效果不明显，也是造成目前小微企业生死攸关的新局面。尽管国家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框架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有利的政策措施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重视大企业，忽视小企业”这样的观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应本着“能免则免、能减则减、能缓则缓”的原则，加大降息、减税和减费的力度。国家有关行政职能部门应加大对政策贯彻执行的监督，以确保政府的扶持政策到位。同时要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明确划分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功能，强化政府向社会提供的服务职能。加快商会立法步伐，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有序竞争。
5外国政府对小微企业的发展支持
（1） 在英国，小企业是重点的扶持对象。英国私营小企业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左右，目前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向鼓励投资及占有股份、简化税收、促进竞争、鼓励技术发明应用及商业化等方面倾斜外，还将小企业的创建和发展作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基点。对小企业的总体方针，就是要求各政府部门，积极努力参与各项工作，为它们创造一个更加稳、长期的发展道路，鼓励资本的投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帮助它们掌握适应未来的新知识与进技术。
（2） 在德国，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对小企业进行扶持。在财政方面，联邦政府每年在预算中安排2亿马克用于补贴中小企业咨询、培训和参展及提供创业贷款担保。在信贷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或融资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在税收政策方面，更是为中小企业实行了特殊的优惠措施。法律手段，通过立法，使小企业参与平等的竞争。在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合同自由方面，有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其运行。
（3） 在法国，法国政府主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力度鼓励国民创办企业，自己做老板，为新生命企业发展奠定的良好的基础。政府意识到，众多的新兴行业，他们为国家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创办新企业能够注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活力，体现了未来的经济。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中小企业促进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越来越大，不少企业已经从早期的简单加工、外贸交易等领域中脱离出来，向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等领域拓展，企业在不少地方已经形成了固有的产业群，是产业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业化协作的基础，成为大企业不可或缺的供应商或经销商，是创新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
参考文献
[1]刘彩霞.我国税费负担现状分析及建议[J].财会月刊，2013.
1996年10月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威廉·维克里(w.vickrey)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j.a.mirrlees)以其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分享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揪渴加?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马克卢普—普拉特(machlup- porat)的信息经济测算体系和约维兹(m.yovits)的广义信息系统决策模型理论的系统引入，使情报学界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对信息产业的分类、评价和测算方面，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应用性成果。相比之下，信息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情报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体系还是相当陌生的。笔者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十分活跃的前沿分支，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尽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从经济研究领域中展开的，但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及其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因而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同样应当属于情报学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微观信息经济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因此，情报工作者应当拓展视野，抓住时机，迅速投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情报学发展的契机。
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进展
1.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换句话说，抉择与行为后果一一对应， “帕累托最优”(pareto perfect)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h.a.simon 于1978年以其《对经济组织内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肯尼思·阿罗(k.j.arrow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60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70年代以后，乔治· 斯蒂格勒(g.j.stigler于1982年以其在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此前也许有人发现过这类问题，但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2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例如，厂商和消费者常常缺乏对手和交易品的信息而无法预期可能的收益；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具体状况缺乏足够的信息；拍卖商不知道主顾究竟肯出什么样的价格，而欲购者同样也不了解其它竞购者愿意支付多少钱；雇主并不清楚每个雇员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等等。简而言之，经济行为中所有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分布所引起的市场不确定和交易障碍都属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对于个别行为者而言，他所掌握的与某一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果有关的信息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有行为者或当事人双方都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公共信息；另一部分则是只有某个行为者自己知道，其它行为者或对方当事人所不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私人信息。例如，商品交易行为中的买方知道自己的消费偏好、支付能力和意愿价格等，但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性能和成本；而卖方则恰好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各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中，持有较多私人信息的一方具有信息优势，在交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对方则居于信息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达成显然要比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困难得多，因为信息劣势方试图使交易更加“公平”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分布的发生概率要比理想状态高得多，因此，需要制定某种交易规范和契约，以确保“可能的”交易顺利达成，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或至少对其中的一方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合作剩余”。这正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广义上讲，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奕论(game theory)都可以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的范畴，而其核心议题则是“反向选择”(adverse selecting)和“道德危机”(moral hazard)以及与此相关的“委托人—代理人”问题。 “反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事人中的信息优势方可能会故意隐藏私人信息，以求在交易中获取更大收益，而另一方则可能由于缺乏信息而利益受损。这种状况经常妨碍和阻止某些“有效率的”交易的达成。 “反向选择”最典型的例子是人寿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个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概率，因而高风险者可能有意隐瞒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使保险公司相信自己属于低风险者，并通过支付相应保险费而获益，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害保险公司和低风险投保人的利益，并可能最终导致“市场失灵”。 “道德危机”，亦称“道德风险”，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很可能由于对方不负责任、混水摸鱼的做法而利益受损。换言之，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是一种人为的道德风险。例如，购买了就业保险的人可能不会急于找工作，购买了火灾保险的人可能会不太注意防火，从而导致失业的人数或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委托人—代理人理论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信息商品交易活动，规范信息市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事实上，信息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市场，由于信息商品具有效用滞后的特性，在交易达成之前，买方无法确切地了解和验证其真实效用，只能主要依据卖方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大致的估测和抉择，而卖方则很可能故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不真实地夸大信息商品的效用以谋求更高的价格。因此，信息商品交易中的买方常常陷入一种“反向选择”的困境；而且表现得比一般交易活动更为显著，这种状况导致信息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十分普遍，并经常使信息市场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严重地妨碍了信息市场的有效运行。引入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这一工具设计和改进某种制度安排，肯定会有助于提高信息市场的运行效率。
2 威廉·维克里的主要成就评价
威廉·维克里教授堪称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以其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享有盛誉，而且其著作之丰，研究领域之广也罕有人及。维克里一生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广泛地涉足了公共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分支，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选择理论、税收理论、边际成本定价、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直接促成维克里教授获奖的理论成就是他所提出的最佳所得税系统模式(40年代中后期)和选择学说(60年代初)，而维氏最有影响的贡献则是他所发明的“维克里拍卖法”(vickery auction)。
从表面上，我们似乎看不出维克里的这些研究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深入地考察他所进行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点展开的，导出的理论方法也是围绕如何设计和构造一种更有效的契约和制度安排，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维克里是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将其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这些方法也正是在针对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形成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维氏的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贯穿于他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活动之中，因此很难对其加以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只能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理论的内核，才能一窥端倪。维氏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税收理论。1946年，维克里建立了以所得税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由米尔利斯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并将其推延到其他领域。这一理论成果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维克里在其博士论文《累进税制的议事日程》(agenda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中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累进税影响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建议。他的另一项发明是“累积平均化”(cumulative averaging)，指出所得税对于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从而消除了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此外，维克里在遗产税、消费税、公司税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2) 选择学说。维克里在《效用、策略和社会决策规则》(utility，strategy and social decision rules 1960 11)一文中修正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由基数效用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并讨论了社会决策中的策略性因素。
(3) “维克里拍卖法”又称为“第二价格拍卖法”。维克里在《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counterspeculation,auctions and competitive sealed tenders 1961 3)一文中指出拍卖中竞买者的个人估价为私人信息，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第二价格拍卖法，以抑制投标者的投机行为。采用这种拍卖法，投标者在决定其出价时只需要确定自己的个人估价，而不需要搜集和估测其他竞买者的出价，因而大大减少了投标者的信息搜寻费用。
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拍卖和投标方面，它实际上解决的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因而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价值。
(4) 边际效用测度。维克里对将某一商品的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效用的测度方法提出异议，建议对风险的反应测度边际效用，认为这将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在《效用服务的反应性计价》(responsive pricing of utility services.1971.2) 一文中，维克里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研究了公平与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探讨了当个人生产率是私人信息时的最优化问题。这一理论后来被米尔利斯发展为一种更为精确化的模型。
3 詹姆斯·米尔利斯的主要成就评价
米尔利斯教授并不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但他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成就，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芒。米尔利斯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1996年度的经济学奖，相反，早在被提名为候选人之前，他就已经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几位学术泰斗之一。对此，我们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米氏的著述的确是字字珠玑。事实上，他的一些重要成就至今仍未公开发表。 米尔利斯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发展和完善了维克里等人的理论，而且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应用和模型化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尽管米尔利斯的研究也涉及财政与税收、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诸多领域，但总的说来，从米氏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成就中，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委托人—代理人理论。米尔利斯创立了委托人—代理人的模型化方法，并奠定了其基本的模型框架。70年代中期，他深入地研究了激励与风险的关系，并推导出委托人—代理人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个人努力程度与风险高度相关，从而解释了风险分担的必要性。
(2) 税收理论。在《最优所得税理论的探讨》(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n income taxation.1971)一文中，米尔利斯探讨了政府在不充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最优化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发现，如果政府充分了解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根据个人能力征收所得税是公平而有效率的，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这种税制则会影响高能力者的努力程度，降低税率，因而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这一结论后来发展成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必须让拥有私人信息者享有信息租金，否则就会导致反向选择，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
(3) 福利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注释》(notes on welfare economics,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1974)一文中，米尔利斯通过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由于政府缺乏企业和家庭的充分信息，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不现实的。由此，米尔利斯后来将这一理论推及众多的经济领域。
4 小结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事实上，几年前美国政府就已开始运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制订经济政策，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已采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招标、拍卖等经济活动，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开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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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观经济主体;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利率弹性
利率是微观经济活动的重要调节器,是连接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的纽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利率在市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利率水映了金融市场的变化及整个经济的基本情况,而且利率已经成为中央银行对市场进行宏观间接调控最为有效的手段。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西方货币政策概念,198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自此,在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下,具有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开始实施。
利率调整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
(一)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拟采用居民的消费增长率DCON代表居民的消费行为,同时,将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R、居民收入的增长率DY和居民收入水平Y作为自变量。
采用1990-2009年的相关数据,CON是居民消费支出,DCON是其增长率;Y是居民收入用国内生产总值代表,DY则表示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R为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1+通货膨胀率))
由此,本文建立模型:DCON=c+β1*DY+β2*Y+β3*R
(二)实证结果和分析
使用EVIEWS3.1软件中的最小二乘估计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DCON=1.936244+0.678755DY+(1.70E-05)Y-0.139209R+0.749563AR(1)
(0.235275)(2.189484)(0.573229)(-0.272341)(3.044513)
R2=0.900975F=31.84467D.W=1.358340
通过以上回归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的效益显著为正,DY每上升1个百分点,DCON就会上升0.678755个百分点。第二,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绝对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绝对收入Y的系数非常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三,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与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这符合利率和居民消费的一般理论,即利率下调刺激居民增加消费,利率上调居民则减少消费。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对利率做出了理性的反应,但是同时需要注意到,居民消费对利率的弹性偏小,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仅增长0.139209个百分点,相对于收入增长,其弹性则显得较低,且其t检验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
利率在经济生活中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对于目前我国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所起的作用不显著,主要由以下因素造成:一是我国居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在生活中消费剩余往往以储蓄的方式储存起来。二是对未来的预期制约着我国消费的增长,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在不断发展变化,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加,并且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居民的消费信心不足。三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贫富悬殊问题,这削弱了利率的消费效应。对于高收入者而言,因为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而边际消费倾向非常小;对于低收入者而言,其边际消费倾向非常高,但是他们想增加消费却没有相应的货币资金,并且目前消费信贷也因为多方面的限制进展缓慢,银行的消费信贷停留在很狭小的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利率降低多少,都会出现高收入者因在当前的消费条件下,所有消费需求都基本得到满足而不增加消费,而低收入者则由于手中无钱无力增加消费的现象。可见,在经济生活中利率虽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对于目前我国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弱的。
利率调整对企业投资的效应分析
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一般来讲,当利率下降时,企业会由于经营成本的降低增加投资;而利率上调则会增加企业的经营负担,于是企业减少其投资需求。约翰泰勒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七个国家的利率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发现这些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均与实际利率成负相关关系。
(一)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对我国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进行分析,拟采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DI代表市场投资情况,将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一年期实际贷款利率R、国民收入Y和国民收入增长率DY作为自变量。
采用1990-2009年的相关数据,DGI是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DgI是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Y是国民收入用国内生产总值替代,则DY是相对应的增长率(%);R为一年期实际贷款利率。由此,建立模型:DI=c+β1*DY+β2*Y+β3*R
(二)实证结果和分析
使用EVIEWS3.1软件中的最小二乘估计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DGI=-42.14569+3.052604DY+(4.55E-05)Y+3.258173R
(-2.249508)(3.621804)(1.899075)(2.287963)
R2=0.623514F=8.832768D.W=1.483161
DgI=0.613975DY+0.000119Y-0.379011R
(2.694126)(3.804750)(-0.580299)
R2=0.477478D.W=1.733647
通过以上回归模型及其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国民收入的增长对全社会投资的增长的效益显著为正,DY每上升1个百分点,DGI就会上升3.052604个百分点;全社会的投资增长和利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实际贷款利率R4的t检验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有悖于利率和投资的一般理论。第二,与全社会投资相比较,国民收入的增长对个体经济投资增长的影响较小,其系数仅为0.613975,远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影响系数3.052604;实际贷款利率与个体经济投资的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R每下调1个百分点,DgI将增加0.379011个百分点,这符合利率和投资的一般理论。但需要注意到,实际贷款利率R4的t检验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实际贷款利率和个体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第三,国民收入水平与社会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无论是全社会投资还是个体经济投资均与国民收入水平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三)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利率刺激投资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我国,造成企业对利率缺乏敏感性的主要因素有:一是银行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制约了货币供求机制效率的发挥,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二级银行制度,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商业银行来传递的。由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存在偏移,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受到阻碍。二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在利率管制下,利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在平衡机制被破坏。同时,利率形成机制的外生性特征非常明显,利率指标大多是根据政府的经验数据制定的,利率指标和实际经济运行的关联度低,并且中央银行对利率的调整也难以做到灵活及时。三是不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由于改革不到位,大多数国有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往往不计较成本和收益而进行投资,造成贷款软约束,其投资行为缺乏利率弹性;地方政府作为投资者,由于缺乏信贷约束,其直接投资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与利率无关,而是取决于政府的目标;民营企业虽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它们很难从国有银行得到贷款,其主要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利润的再投资等,而来自国有及其控股银行的资金所占的比例偏低,故而其投资的利率弹性不显著。四是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环境存在制度缺陷。在金融环境中,制度是金融系统的核心,而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由于目标差异形成地方政府在本位利益驱动下,对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抵消性博弈,形成地方上下级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格局。地方政府成为决定区域投资的重要力量,并成为影响投资的内生型因素。
提高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利率弹性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金融市场和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从市场因素来看,金融市场效率过低,储蓄就会难以全部转化为投资,而目前我国金融深度和金融广度都不够。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场同时也是进行利率改革的基础,可以通过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鼓励金融创新等来发展金融市场,扩大其覆盖面,提高其运行效率,增强其影响力,形成真正反映金融市场资金供求的利率信号,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近年来我国利率改革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目前的利率管理体制仍较为单一,以管制利率为主,从而影响了利率政策效应的传导与发挥,而利率传导作用高效发挥的基础正是利率市场化。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虽已建立,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基准利率。稳步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是我国金融业的重要任务。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信用体系
社会改革引起了居民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居民大幅度提高预防性货币需求,不断压缩货币的交易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快保险市场的发展,增加政府公共性保障的供给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性保险,以降低对未来不确定预期恢复社会居民的信心。在社会信用体制缺失的情况下,银行会在大量吸收存款的同时,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进行谨慎贷款,风险不确定的贷款者很难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并会引起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样必然造成信贷业务发展缓慢,导致消费不足和国内有效投资不足。因此,需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并且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转变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逐步地把居民的自我积累型滞后消费转变为有信用支持的适度超前消费。积累型消费对利率的弹性很低,而消费信贷对利率的反应比较敏感,通过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可提高消费的利率弹性。
(三)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和调节资源的布局
收入分配机制缺乏效率,导致财富分布不均衡。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过大,不同的储蓄群体对利率的变动均缺乏敏感性。对此,应该改善收入分配的机制,提高收入分配的效率,培养具有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的主流经济主体。并且,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的影响要远大于绝对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要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经济和法制手段的双重调节下促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布局。
(四)推进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求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管理机制不规范,企业行为未完全市场化,预算软约束对利率特别是贷款利率的信号反应不敏感。作为资金需求方的企业,如果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明确清晰的产权关系、利益机制和风险机制,具有责、权、利相互制约的经营机制,那么它对利率的变动就会具有相当的灵敏度,就能根据利率变化采取灵活的融资方式和投资策略。因此,必须全面推进企业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企业管理机制的规范。并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尽快明确企业的产权主体,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上市的进程,使得企业真正成为产权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尽快规范企业的管理机制,增强企业的信用观念,通过建立健全的企业利益驱动和风险约束机制,增强其对利率的敏感度,确保利率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
参考文献:
1.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盖锐.金融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周小川：股市房地产并非利率调整主要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这次利率调整是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组成部分。他还说，尽管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各界人士意见不一，但在这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国务院一直都非常强调要发挥好利率政策的杠杆作用。对于利率调整的决策依据，周小川表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并非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参考因素。此外存款下降、资金体外循环的因素也并非利率调整的决定性因素。至于外汇流入增加带来的人民币占款问题，周小川认为，仍在中国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周小川总结称，判断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要看整个宏观经济的走势，包括看CPI和PPI这样的指标。另外，央行比较关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此次利率调整的影响，周小川表示，这次利率调整刚发生半个月，政策效果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同时，央行要积极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对这次利率调整政策的消化，尤其是加快推进微观机制改革。
郎咸平：人民币升值的口子绝不能开
“人民币一旦升值一次，就极可能升值两次，后果将是极具破坏性的。这个口子不能开，否则会越撕越大。”郎咸平近日表示。曾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的郎咸平对国际“热钱”对人民币的狙击忧心忡忡。郎咸平是强烈警惕国际“热钱”的华人学者。国际“热钱”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套利机会觊觎已久。2003年6月，郎咸平就曾指出，为炒作人民币而流入中国的“热钱”高达500亿至600亿元，这批“热钱”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日本是去年要求人民币升值呼声最高的两个国家。此次“热钱”卷土重来，郎咸平甚至建议人民币应先贬值2％一段时间，再恢复现有汇率，以此逼退“热钱”。
唐双宁：宏观调控不宜再出台新总量控制政策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评点宏观调控，指出目前的宏观调控，一要巩固已取得的宏观调控成果，不宜出台新的总量控制的政策。同时，密切关注国民经济发展走势，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前瞻性，保持灵活性、务实性，提高商业银行自主审贷、自担风险能力，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为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积极的货币信贷环境。二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发展。三要在信贷投放上做好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工作。他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主要具有以下的特点，见事早，方式新，针对性强，震动小，见效快，影响深。四要充分认识到宏观调控成果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基础还不够稳固，要保持警惕，防止反弹，特别是采取得力措施防止投资领域盲目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五要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六要注意防范宏观调控中由于项目停建、缓建所带来的新的银行风险，严防新的不良贷款。
吴敬琏：运用利率政策频繁微调较适宜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把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了27个基本点，虽然幅度很小，但我认为，应该表示欢迎、表示拥护，”吴敬琏说，“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试图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运用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这是今年以来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吴敬琏强调指出，运用利率杠杆调控经济时，最好按照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采用的办法，频繁地微调利率，而不是要么长期不调，要么一调就来一个大跨度的调升或是调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是短期调控，像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几乎是每天都应研究它的松紧力度，利率的调控当然不能每天进行，但也不能好几年都不动。所以，比较多的频繁地微调是比较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