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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科：国际贸易：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F74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6-0080―05
收稿日期：2006―08―20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培养为其服务的国际贸易学科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不仅本科、大专招生的增长及总量居各专业前茅，而且硕士点、博士点的设立和招生也迫切要求增长，国际贸易学的研究领域和方向究竟要确定哪些，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国际贸易学科研究范围狭窄，不能适应学科和外经贸实际发展的需要
现今的国际贸易学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调整学科专业确定的，属于应用经济学，在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中，它同其它9个二级学科同属应用经济学，在国际贸易学(020206)中指出：“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家(地区)间商品与劳务交换的理论与方法的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具有很强实践性特点的学科”。①但是，当今世界已经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人员、知识产权交换及国际间的经贸合作，这些比纯粹的商品和劳务交换更为重要的内容没有包括在内。在业务范围中，指定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与管理，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组织”。①从当今学科发展的实践来看，它注重了理论与政策，贸易的实务，没有指出国际经济合作这个内容极为丰富的领域，业务范围是比较狭窄的。在指定的博士学位专业课中，指定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国际贸易政策研究，跨国公司管理及结合培养方向的其他专业课”；硕士学位专业课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经营管理及结合培养方向的其他专业课”。①这些指定，一是笼统，二是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经贸组织、国际金融、国际经贸法规等类重要课程没有提及。在指出的主要相关学科中，仅列出了“金融学和世界经济学”。①而与之关系极密切的国际经济法、企业管理、国际关系等没有提及，比起其他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来相关学科很单纯。
在以上学科研究范围的指导思想下，很多学校的博士、硕士学位设置的研究范围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总体上以文字中规定的为主，领域较小，对我国整个对外经济贸易战略有重大作用的对外投资(走出去)、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引进来)研究较少，偏重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当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重点院校与研究机构未受影响，影响主要是对一般性大学，它们多局限于以上给出的范围。实际的对外经贸情况早已突破了上述设置的范围，研究外资、外经的文章充满了主要国际贸易学类杂志，但在权威的“指导简介”中没有。
更为不可理解的是，在2006年国家社会学科基金申报填表的学科目录中，在应用经济学24个二级学科里，竟然没有了“国际贸易学”这个二级学科的名称，我们申报表只好填写成“应用经济其他学科”，作为全国最权威的管理和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学科领域及其地位的，我们不得而知。
学科是指学术的分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将学科定义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划分是遵循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它有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一些新的知识也归于原来的体系，这是任何学科都存在的发展规律。划分学科的目的，是为了专于学科的逻辑体系进行研究，以求学科有新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1)从国际贸易最初的知识体系来说，就是直接的出口和进口，后来有了国际投资，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二者可以互相替代(Mundel，1957)：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流动，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二者具有相互替代性；Bhagwati(1973)：过多的引致投资可能带来贸易的“悲惨性(贫困化)增长”。Markuson(1983)，Svensson(1984)：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具有互补性，如果贸易和投资之间不合作，则出现相互替代关系，如果相互合作，则是互补关系。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还出现外贸对外资的促进发展(陈泽星等，2005)；相当多的学者都承认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相互渗透发展的现实和趋势。(2)我国实践也证明，外资利用大大促进了对外出口和进口。在经济全球化下，生产要素和人员的跨国流动，跨国投资，它的地位和利益的所得，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出口和进口，仅以外贸来衡量利益的大小已经不能反映一国得到的外贸实际利益，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是对外贸易自然的延伸或替代。
无论任何学科，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总战略服务，为政府和企业服务。从目前我国主管对外经济贸易的国家职能部门，也可看出国际贸易学应该研究哪些领域：最高有国务院的经贸委，国家商务部，以下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商务厅或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在以下是市县的相应部门。商务部的主要下属职能机构有近20个，但无论多少，职能业务总体可分为外经贸法规政策部门、进出口管理部门、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外投资或对外经济合作部门四大类，当然新设立的商务部增加了管理国内市场和商贸一项大内容，倾向于内外贸一体化，这也是个新的研究点。省级商务厅或外经贸厅的主要职能机构有：没有设商务厅的省暂时不管内贸，其他管理职能部门如同商务部：外经贸法规政策(原政策法规处，现为综合处)、对外贸易(有贸易发展处、贸易管理处、贸易促进、机电进出口处)、外商投资(外资处、投资促进处、开发区处)、对外经济合作(外经处、境外处)。对于无形贸易，如旅游、运输、金融、保险的进出口，则属于其他政府部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学，它应该的研究范围是很宽泛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跨国界的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成为必然，载体是跨国企业和人员，因此，对跨国企业和人员及其文化的研究是越来越重要了。还有，国际竞争的加剧，多边贸易体制运转不好时，次多边即区域一体化组织，或几个国家的一体化组织，或双边一体化的发展都在涌现，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应放在一个日益关注的地位。
国际贸易学科研究面较小的另一个突出表现，
就是学校对纯理论研究较多，应用性对策研究较少，成果鉴定重期刊发表及档次，轻政策对策性研究报告，使我们的理论成果与实际需要脱节，失去了研究成果应有的价值，也抑制了研究面的扩大。
此外，学生，甚至我们个别的同行，也把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范围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内容理解为仅是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这种对学科和专业的片面或错误理解，导致的负面效应是严重的。首先，它使我们研究领域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不利于开拓应有领域或新领域，使研究水平很难提高，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其次，由于这个专业的热度非凡，我们的学生和其他有关从业人员是社会上人数增长最快和总量居前茅的，但学生如果仅做外贸单证或坐办公室，跑海关和工商税务局，这种单一的就业面，现已人满为患，中专生、高职生、大专生、本科生，同抢一个饭碗，我们的本科生与他们竞争没有多少优势。这样片面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外经贸人才的培养，现在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不能简单地就理解为国际贸易专业，而是一个“大外经贸”专业。
二、国际贸易学科应拓宽的研究领域与方向
(一)拓宽研究领域与方向的指导思想
教育部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对学科专业的改革结构调整提出了原则，如提出：学科专业调整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局性、战略性调整”，“要以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发展高新技术类学科和应用型学科专业为重点”；“……优先发展适应加入WTO急需的金融、法律、贸易等类本科专业”；“大力开展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应用型专业”；“鼓励高等学校积极探索建立交叉学科专业．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的新机制”[3]我们应根据以此指导思想并结合外经贸发展的实际和未来的趋势，拓宽研究领域与方向。
(二)学科研究总体要增加的内容
在对学科研究规律内容的界定中．应增加“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与交换”，以补充原来仅有的“商品和劳务交换”，体现当今经济国际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和趋势。强调应用性、对策性，体现学科特点。在主要相关学科中，除原来列出的“金融学、世界经济”外，应增加“国际法学、国际关系、企业管理”等几个重要相关学科，体现与它的知识体系相关的重要学科。
(三)从整个再生产纳入全球的现实来考虑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
我们要从经济全球化，生产贸易国际化来看学科的研究领域。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它与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利益的分配也不局限于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从国际化生产的整个再生产过程的三大阶段来看：
G--W…P…W’―G’
传统的出口贸易是仅在w’―G’间，纯粹用的是本国的原材料加工生产出口，也叫一般贸易。
传统的进口贸易是G―W，从国外进口来直接消费。
加工贸易，外商用进口的原材料加工出口，则是G―W…P…W’―G’。
如果是在境外国外利用当地原材料生产并就地销售，则是W…P…W’―G’。
这几种方式，都是与贸易有关的，包括了直接出口(传统出口，或自己进料加工出口)；直接进口(传统进口)；间接出口(来料、来样加工出口，外商要扣除进料外汇)；间接出口和进口(跨国企业利用母国的设备、东道国的原材料、人力加工生产后在东道国当地销售，或转销其他国家，或产品返销母国)。
以上表面上是进口与出口，实际上是利用外资来加工生产再出口：对外投资进行生产在东道国销售或转销他国或返销母国。这就是现资、加工、生产、贸易的复杂关系。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直接进出口，也就是传统的外贸，这是第一层次的外贸，也是狭义的外贸；第二层次的外贸，是利用外资加工生产后的外贸和国内贸易：第三层次的外贸是到境外国外投资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生产后的出口(产品到东道国或其他国家)或返销母国的进口。从利益上讲，第三层次的外贸综合利益最大。所以，仅以简单的出口和进口来看国际贸易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看到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与贸易直接有关的且利益更大。
以上是国际贸易学最核心的内容，可概括为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简言之，即外贸、外资、外经三大领域，我国管理外经贸的政府机构，主要是围绕这三大领域设置的。
(四)从与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的知识与理论体系及其相关性来分类细化研究领域与方向
以下研究领域大都出现于外经贸实践中，但从全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来看，研究领域总体较小，有的研究虽然有，但不深入，有的没有开拓和创立，应拓展领域和方向。这里并非要每个学校都要面面俱到，而是指全国应有如下研究：
(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从古典到当代，各种理论与学说，这是最基本的重点的研究领域，要开拓新方向；(2)国际贸易实务研究：国际经贸惯例、贸易合同、争议与仲裁、物流、运输与保险、信用证等单证运用、商务谈判等，要深入研究，开创新的方向；(3)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研究：WTO规则，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协议，原料生产与输出国组织规则，联合国经济贸易组织规则，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组与协议；(4)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研究：多边经济贸易关系、区域和次多边经济贸易关系、双边贸易关系，要深入或开创研究新方向；(5)国际贸易法规政策研究：国际经济贸易法，国内对外经济贸易法规，各国政策，要开创新研究点；(6)货物贸易研究：机电产品、纺织品与服装类、农林渔水产品贸易研究、原料与资源产品贸易研究，要深入研究或开拓新研究方向；(7)服务贸易研究：金融、电信、运输与保险、旅游、会展等研究．领域大，行业多，在不断扩展，地位日渐重要，是重点开拓研究的领域；(8)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走出去”战略与政策，投资方式、投资环境等，这是现在和未来都要大力进行并开拓的，是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领域；(9)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引进来”战略，产业政策，招商引资环境、方式，开发区，跨国公司研究，与上面都属国际投资的内容，研究理论多，形式及内容更多，要深入研究，以外资促进外贸；(10)国际工程承包研究：国际承包市场，招标投标，竞争能力等，要深入研究，开创研究新方向，是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方面；(11)劳务输出与自然人流动研究：这是现在和未来要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是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点项目，可部分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是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渠道之一。以上(7)、(10)、(11)，是我国重点开拓的贸易增长新领域，必须加强研究；(12)国际市场营销研究：市场预测分析，营销策略与手段，开拓的新领域；(13)国际金融研究：国际金融市场，贸易融资，国际货币体制及人民币汇率，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与运作．
要结合外经贸深入研究；(14)贸易方式研究：、经销、加工、补偿贸易、租赁贸易、采购、期货贸易及电子商务等，要大力开拓、开创研究；(15)国际企业管理：跨国经营与管理，要重点开拓研究，为“走出去”服务；(16)贸易摩擦与应对研究：问题层出不穷，要深入进行研究。
三、国际贸易学科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换名或同名及可否上升为一级学科问题
从以上国际贸易学需要研究的领域和方向看．它涵盖的内容很多，但从字面意思上看，它没有包涵这些内容，与实际要求的内容差别太大。更重要的是用“国际贸易”这个学科名，容易使人们对它产生狭义的或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少数人，甚至包括了实际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我们在毕业论文封面上写学科与专业名称时，不只是学生写错，而且相当部分老师也是模糊的，其他专业的人。就更不用说是片面理解和错误理解了。这种误解，对学科研究与专业的建设都是极为不利的。为此，不如将学科名称与专业名称互相替换，学科名称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名称定为“国际贸易”。但从“大贸易”或“大经贸”看，专业名和学科名都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更好一些。
这样命名的好处：一是从字面上就拓展了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有利于学科研究和发展：二是纠正对这个专业狭义的和错误的理解，跳出片面狭隘的专业就业观，可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及全方位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深入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领域。如按狭义的该专业就业，就是从事直接的进出口贸易、做单证、谈生意、跑海关、坐办公室，而与其他专业无缘，各层次学生在同一岗位就业。而要从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本科专业及学科涵盖面来看，就业领域就很大了。如我们的培养要求与目标中指出的那样：本专业培养应对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外贸、外资、外经、外事等领域服务的以实用型人才为主的多层次对外经贸人才，毕业后能在进出口企业、有进出口权的工业与商业企业、涉外金融企业、涉外政府机关和涉外事业单位、涉外中介机构等部门及个体工商业，从事进出口实务、商务谈判、翻译、经营管理、招商引资、市场营销、研究策划、文秘、宣传公关、新闻、研究、教育等工作。
此外，国际贸易或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可否上升为一级学科，⑷也值得商榷。任何学科和专业都是根据社会需要而来的。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越来越紧密融合，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和规律将引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从事与国际经济与贸易有关的就业人员来看，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显示出这个学科的地位日渐重要；另从学科研究领域和范围来说，应用经济学的其他任何一个二级学科，都没有这么大的领域，研究方向远远没有这么多。可否把它作为一个一级学科独立出来，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并列起来。学科名可以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下设三个大的二级学科，国际贸易学(涵盖所有的贸易理论与政策、各种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合作学或国际商务学(国际融资、对外投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国际经贸组织学(wT0理论与规则、区域经济贸易组织、双边贸易组织及双边经贸关系等)。这个设想敬请同行们提出意见。
关键词：要素商贸条件 出口导向型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纵观上世纪中后期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的主流方式，上世纪70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后是以我国台湾地区及韩国等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同样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展，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东南亚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此类经济增长方式推向了顶峰，并且取得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出现的欧洲债务危机，都给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稳定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大讨论，以出口导向为增长模式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度成为争议话题。
研究意义
其实，本文更关注的是经济内生增长方面的研究，探索内生增长与净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增长与相对价格冲击之间的关系受到比较大的重视，忽略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了更加客观、全面的衡量出口导向型经济中，作为出口部门的技术变化，和国际商品价格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全面引入要素商贸条件。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验与反思，因此，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及影响规模，成为了学术界热门的研究方向，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或增长优化转型模式也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现状
通过我国经济发展研究理论中现有的规律，可以看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离不开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若要实现有效的利用，提高其应用的效率，达到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与要素商贸条件的向好有着直接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的增长，可以使该国家有更多的优质资源投入到项目研发上来，技术的改进与革新是商业贸易产品质量提升的必经途径，因此该国可以获取更高的商业贸易出口价格，而更高的出口价格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直接作用于资源的优化升级，形成商业贸易的良性循环。
而经济增长与商业贸易条件之间的显著关系，还可以体现在要素与商品之间，如：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要素与商品（纯粹消费商品、消费与投资兼具的商品）的内生增长关系清晰地显示出商业贸易条件影响的增长，商业贸易条件的高低与消费品的专业化有着直接关系，二者越高，其增长率也会越高，反之则呈负相关关系。当然，短期商业贸易条件的下降会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双下降效应，但长期的商业贸易条件下降，则不会有显著的关系，虽然商业贸易条件对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有正向效应，但是二者之间表现的关系并非是对称或线性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对中心国家的积极效应并不表现的比边缘国家显著，甚至更加弱化。并且，在经过对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发现，人均真实的GDP和商业贸易条件之间也联系紧密，并且相互影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小型的开放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商业贸易条件的冲击，如从韩国与日本在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不同表现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因此，商贸条件稳定并受影响小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更为稳定持续，同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范围与力度也会更小。
通过2004年-2008年的五年间，对全球的94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但也有少数的研究认为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关系，无论是单要素商贸条件还是双要素商贸条件，其波动只能是有利于初级产品的出口，但同时会抑制该国的经济增长，我国有部分研究者对1981年-2004年的我国出口导向型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波动和商业贸易条件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甚至提出，虽然我国的商业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的现象，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步伐仍在持续。以上这些没有显著关系的研究，都缺少将技术变化纳入到研究因素中来，仅仅将商贸条件等价于净贸易条件，技术变动的因素没有进行充分考虑。
因此，本文以1997年到2008年亚洲经历的两次金融危机为研究分析的对象，从单要素商贸条件出发，尤其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参考研究指标，分析了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作用，研究了其对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影响。因为，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出口型经济模式和投资型经济模式为主要拉动方式，近年来，我国也在探索经济模式的发展转型方式，因此，本文研究要素商贸条件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推动，将对于是否应当坚持要素发展模式，还是进行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趋势变化及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的要素商贸条件分述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价格贸易条件，或称为净贸易条件，是指该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这类商贸条件没有将投入与产出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而只是以出口商品可以换回多少进口商品的价值作为参考，估算比较粗略；其二，收入贸易条件，其考虑的主要是出口对于进口的购买力，计算的方式是出口的数量乘以净贸易条件，这类概念将产出数量考虑进去了，但却忽略了投入数量的变化，也算是对净贸易条件进行了一定的改善；其三，即本文所要论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其计算方式是以出口中某要素的生产率乘以净贸易条件，其本质不离开净贸易条件，其所体现的是该国的单位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出口商品所能具备的购买力，这一概念比较完善，其所体现的经济内容也更加客观合理，衡量该国出口劳动生产率的效益，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的积极应用与探索，即使该国的净贸易条件下降，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优势，完全可以抵消净贸易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所以，我国出口价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
从中可以看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性，其对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有效地抵消了净贸易条件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起到了改善二元经济结构的作用。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计算可以体现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但至今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统计研究相对匮乏，转而是以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或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进行评估的。但劳动生产率的评估忽略了其他要素的投入增长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或者可以说高估了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此外，有些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据虽然被统计出来了，但并不一定是源自该部门的内部数据，有可能是其他部门的投入起到了改善的作用。因此，为了对单要素商贸条件进行修正，可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取代一般性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可以更加到位地衡量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生产率的真实情况。
全要素生产率一直被行业内的研究专家公认为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参考指标，是衡量技术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除了可以体现该国的投入-产出成本之外，还可以对规模、分配、技术三者的效率进行客观的反映。单要素商贸条件为净贸易条件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乘积，说明当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增加时，该国的收入和福利也会相应地增加，同时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全面进步。因此可以知晓，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依靠技术进步取得，还是依靠要素投入取得，可以用修正后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来加以确认，并且此类评估方式还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现实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和技术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技术进步可以使得该国在一定投入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净产出，而要素商贸条件同样如此。反之，当要素商贸条件出现恶化的情况时，会相应的导致该国所获得的净商品的数量出现下降。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已经将技术变动的成分纳入进来，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式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技术变动和价格变动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本文结合已有的实证进行综合分析，讨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依据为出口导向型增长假说检验方法，其运用的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已有的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上，对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经济增长进行考察，将出口变量因素纳入进来，而其他一些研究则用商贸条件指数来替换出口变量因素，但考虑其方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上述的函数研究方式忽略了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体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入影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基于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引入，可以很好地弥补传统的净贸易条件评估中的不足，考察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影响，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因为，其传统的商贸条件并不能完全体现该国的经济发展是否遵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所以，需要引入新的解释变量来衡量经济体的增长关系，即出口与经济体的增长是否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所研究的对象数据主要是以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对单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影响，衡量此因素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起到了何种作用。因此，可以将两次金融危机设为虚拟变量来加以考察。
一般可以认为资本的增长与劳动力的深化，对于一个经济体有着积极的正向意义，可以明显地起到深化资本市场的作用，把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经济的作用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和出口有明显的关系，并且一般情况下表现为正相关关系，间接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通过对1980年至2011年的数据分析，其中的数据计算都以2000年为基准，如出口数据、固定资本形式和人均GDP等，数据来源为世行的数据库，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进行计算，可以得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研究
从世行已有的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长与物质资本的累积有很大的正相关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样与物质资本的累积呈正相关的关系，这得益于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以往的发展中取得了稳定持续的增长，在此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同样离不开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除了韩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够显著之外，其他亚洲国家的表现都与传统的评价保持高度的一致，而韩国也在整体上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单要素商贸条件体现着技术的进步水平，从亚洲新兴经济体近30年的发展中不难看出，出口导向型中的技术进步对商业贸易条件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出口水平，进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在亚洲各国的影响表现并不相同，并且有着显著的区别，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菲律宾，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带来0.3%的经济增长；而影响最为微弱的是新加坡，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够带来的经济增长仅为0.02%，二者之间差距超过了15倍。从这些差距可以发现，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虽然可以推动技术的整体进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全面增长，但其增长值有些时候并没有期望的那么高。
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看，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各国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不尽相同，由于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恶化了单要素商贸条件的积极效应，使之对经济增长效应的推动显得较为微弱。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单要素商贸条件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表现的并不明显。尤其在200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以马来西亚、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甚至出现了单要素商贸条件严重抑制经济增长的情况发生，金融危机重创了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从1997年与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对比，后者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前者要小得多，而我国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也是后者要明显好于前者，充分说明了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推动我国的出口型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以上的论述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30多年之间，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已经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惯性模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单纯的依靠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建立短期内难以实现，而是要依靠内需、投资和出口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我国经济增长在面对两次金融危机时的表现仍旧可以看出，以技术进步为单要素的商贸条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正数，即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因而，以技术进步为要素的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虽然有很大的争议，但不能否认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国际需求会弱化我国的出口规模，形成消极影响，但要素商贸条件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仍旧可以起到持续发展的作用。
第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保持一致的，即单要素商贸条件是起到了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实效。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主流的表现为：随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经济增长是与之呈正相关关系的，并且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是起着推动作用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无疑对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研究了以往的亚洲经济发展进程后，更加肯定了这一结论。因此，以技术进步为表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可以有效的抑制净贸易条件的恶化，可以避免经济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主要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其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当中。在30年前亚洲的制造业占总出口比重为78%左右，而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其比重已经明显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充分说明了技术进步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取得了进步，并同时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第三，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其所标志性的变动即是商业贸易条件的波动，这些变化会传递到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当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因而所受到的冲击就更加明显，但受此类冲击时是一般性破坏还是创造性破坏，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析。但在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受到了经济冲击，其冲击对于单要素商贸条件和出口导向型增长之间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较大的差别。当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价格恶化逐步累积，并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即出口价格恶化的效应超过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就会对经济的增长起到抑制的作用，由于区域的出口价格下降和需求乏力，亚洲经济体的出口转而面向西方发达国家，以应对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我国同样如此，随着出口面向美国和欧盟，经济调整后更加强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继而导致全球的生产与分销体系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亚洲新兴经济体。
整体而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要小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形成的冲击并没有西方世界那么明显，除了出口价格的反弹之外，还与技术进步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推动，我国经济的出口收益不断取得增长，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收益放缓，但整体的增长趋势并没有停滞。因此，在短期内没有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进行根本转变的需要，这也不符合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现实条件。同时，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全球金融危机既是导致一般性破坏的因素，同样也是造成了创造性的破坏。
结论
两次金融危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分析。如何严谨、科学地评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引入要素商贸条件的研究理念已经成为业内的焦点方向。
因此，评估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对于我国无论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经济转型发展方面的论证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占据我国经济增长的比重依然很大，客观公正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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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贸易或称之为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关系之研究历来有之，虽然所付出努力不断，但都未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虽然证实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积极关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当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却无法找到二者间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现有研究文献中存在的缺陷，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指出一个更为明确、更为合理的方向：即使用微观经济论据而非宏观论据，对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宏观考察二者间的结果。惟有如此，才更有助于我们找出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关键词：贸易；政策；经济增长
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否能促进一国经济更快增长？更多的贸易是否就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增长？对于诸如这类问题的探讨，很多经济学家都做出了努力并且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罗伯特逊（D.H.Robert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甚至得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心，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是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服务，即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规律，从而政府能够根据需要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一国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就一定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经济理论固然有用，但很多基于经济理论文献所做出的预测与现实结果并不一致。提倡更为自由、开放的贸易理论有其合理成分，但倡导对国内某些产业进行保护使其免受国际竞争的理论也不无道理。本文通过介绍一些研究者对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目的不在于说明其特定的研究结果如何，而是试图找出其研究方法上所忽略的不该忽略的问题，基于此，为提出一套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献计献策以供大方之家商榷。
一、已有的实证研究概况
已有的关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讨论主要还是建立在其有力的实证研究结果之上的，尽管众多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进而所建议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不尽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却极其相似。都是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利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把各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和经济运行情况作为变量，从而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研究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所采用的变量和计量经济学方法都在不断地改变、有所发展，但总的来看，这些文献的研究结果并不能为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积极的有说服力的建议。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那些方法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决对贸易政策的制定问题。当我们问及其研究结果是否对贸易政策制定有实践作用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应该更注重于外贸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即通过研究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递机制而非停留在对其结果之间的关系上研究，会更有利于我们找出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早期的实证研究
对贸易政策和经济运行关系之研究，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似乎就是利用统计数据来考察贸易的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果开放的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比那些设置更多国际贸易壁垒的国家经济增长要快，就能实现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进行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在研究过程中，考察贸易开放程度所采用的变量主要包括：关税保护水平、非关税壁垒的范围、外汇市场扭曲程度以及国家是否垄断对某些商品的出口；考察经济运行状况主要看GDP增长率。这些研究表明，在二战后的期间，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经济增长也相应地比较快。
开放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它能够导致一国更高的贸易依存度（或叫贸易密集度）。然而，一国的贸易密集度除了受贸易政策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影响外，地理因素也是影响一国贸易密集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计算一国经济增长时把贸易（注意：不是贸易政策）作为主要因素考虑时，仅仅考察一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程度将不是衡量贸易密集度的最好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后者（地理因素变量）也是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在早期的研究中（包括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的研究），都是采用的贸易密集度作为变量而非贸易政策作为变量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自然就包含了非政策性的贸易壁垒。而基于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结果确实表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积极的关系，然而在运用这些研究结果来衡量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因忽略了开放度到底是受政策影响还是地理因素影响这一问题，我们不免对其结论持怀疑态度。研究过程使用的是贸易密集度，而结论使用的却是贸易政策开放度，其实混淆二者间关系而简单地将其划了等号。我们知道，实证研究方法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内生性偏差和变量遗漏偏差。内生性偏差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贸易政策与经济运行有内在关联。早期研究的一般结论都是越开放就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因果律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经济疲软的国家很可能更有设置贸易障碍的倾向，比如说提高关税以弥补国内税收不足。如果回归分析中所遗漏的变量恰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此时变量遗漏偏差就会发生。比如说一个拥有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和贸易政策恰巧有关，但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经济组织机构的质量本身。那么此时所观测到的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就会被误认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早期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中所采用的标准最小平方回归分析法，由于存在着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那么所得到的关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也就存在着偏差估计。以上的例子及其它读者可能想到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内生性和变量遗漏不是小小的技术谬误，而是改变研究结果的因素。在意识到这些不足之处后，文献研究又进一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引入变量估计来纠正内生性偏差，二是使用相关可控变量来解决变量遗漏偏差。随着方法的改进，后来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早期研究结果确实受到这些偏差影响，而纠正这些偏差的同时却发现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当前的实证研究
一国的贸易密集度既取决于贸易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也取决于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如上所述，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既可能是受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内生性）影响，也可能是受其他因素（变量遗漏）影响。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比如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与海洋的接近程度、人口状况等，似乎既不受经济运行状况影响，也不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andRomer(1999)将外生性特征——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作为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之中，研究贸易密集度。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利用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及贸易和经济运行情况间关系来推断政策性贸易壁垒的影响。FrankelandRomer发现，贸易中的地理因素确实会影响一国经济运行：贸易增长10%通常会带来收入增长约10%-20%。这种研究的结果与早期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同时说明利用地理因素做变量分析贸易密集度是正确的。这充分说明了贸易密集度除受政策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andRomer还声称：不同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差别不会象地理因素导致的贸易差别那样影响收入水平。RodriguezandRodrik(2001)的观点认为“即便以地理约束形式的无差别的贸易壁垒对一国经济是有害的，政策对市场失灵的干预程度和贸易管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即使政策和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一国收入有着相同的影响，但它们影响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比如相对于二十年前来说，信息科技改变了“距离”在贸易中的角色；同样，关税对贸易的限制作用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的流动的发展也不断改变。
当前的研究还将早期研究中所忽略的两组变量考虑进去，结果发现早期研究所得的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是不成立的。第一组包括与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关的变量。这里，地理被认为是长期发展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国距离赤道的距离。EasterlyandLevine(2003)指出：“……与适度的气候相比，热带环境更有不利于生产的倾向，更多的疾病，存在着不能有效使用在适度气候区域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以此来说明在实证分析中应该包括“距赤道的距离”这一因素。RodriguezandRodrik(2001)andIrwinandTervio(2002)在使用FrankelandRomer的理论模型分析时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结果发现贸易对收入的影响程度要大打折扣并且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其他的诸如一国在热带地区所占面积百分比等因素也不断地被纳入分析之中。结果都表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不复存在了。第二组变量与一国组织机构的发展有关。将这些变量纳入回归分析的模型之中，同样存在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1)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们的有关文献，由于受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他们的研究同样遭遇了“失败”，即没能找出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确定的关系。
这些研究文献都试图从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的实证资料中找出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确切关系。但最后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还需要用其它的数据集，变量，方法等做进一步研究。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一旦早期研究中的诸如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得到解决，就没有证据说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联系。结果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毕竟这些研究都没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从中了解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对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二、宏观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的局限性
即使研究人员能够找到象上面所述的一整套令人信服的方法来解决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使用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仍然存在着局限性。换言之，即使所使用的回归模型是接近完美的，分析中至少还存在以下两点缺陷：一是每个贸易-增长的回归模型都将贸易政策概括为一维指标，另一个就是所有的回归模型都不考虑贸易政策对政府依赖性。粗略地看一下贸易政策是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就能发现这些模型的结论是令人费解的。首先，贸易政策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比如贸易政策可以影响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从而影响企业定价及刺激企业不断创新、提高效率；贸易政策影响贸易量；贸易政策还会刺激不同部门不断扩张或收缩，不断扩张的生产部门由于产量的提高而可能产生积极的外部性，收缩的部门会重新分配无效率的资源。其次，贸易政策的手段或工具很多，包括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进口限制和出口补贴、出口信贷等出口刺激。再次，某些政策通过特定渠道实施的部分效应可能也取决于经济环境的特征，国家的发达程度，金融部门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说，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是特定经济环境下，一系列政策工具通过多种渠道共同作用的结果。考虑到其多样性的特征，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单靠典型的贸易-增长线性回归模型实际上不能揭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的。故将一国贸易政策不同方面的综合作用结果简单的融合为一种变量——贸易开放度，是不科学的。另外这些分析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中，排除了国家的影响，即其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很显然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假设前提，适合于一个贫困国家的政策可能不适合富裕国家。总之，经济环境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一些东亚国家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而拉丁美洲国家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式糅合在一种回归分析模型中？如果不考虑政策工具、政策实施的经济环境及作用机制而单纯地认为任何一种贸易保护措施都是有害的话，那么用于分析贸易-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似乎就是比较合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也就说明了对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同时也向我们暗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不得不改变我们所询问的问题的类型以及所要寻找的答案的类型，因为我们相信上述所涉及的回归模型是不能揭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可能的方法。
三、使用微观经济数据，注重对传递机制的研究
至此，我们已经分析了现有的实证分析的做法及其局限性，并且发现其分析结果是不确定的、没有说服力的。没有确切答案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本身不重要，相反，我们很想知道自由贸易的“赞歌”真的能起作用吗？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如果实施得当的话，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其实在现有的实证分析研究中，大多使用的都是宏观数据资料，注重于对结果而非传递机制的研究，因而其所得结论往往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并且这种只注重结果的研究严重地限制了现有贸易-经济增长文献中的政策关联性。所以对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就应该从注重结果转向注重传递机制，——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
（一）使用的数据资料问题。现有的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大都使用各国宏观经济资料。总的来说，使用这种资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它们所能给予的信息是不够丰富的。进行生产和贸易的不是国家，而是一国的公司企业和消费者。因而衡量贸易对收入的影响时就不能不使用这些微观经济数据。使用的国家宏观经济数据背后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它具有“平均作用”。有的公司赢利，有的亏损；有的消费者得利，有的却遭受损失；有些产业在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下能够兴旺而有些产业则不断萎缩，而宏观数据都将这些结果加以综合“平均化”了。且这种“平均化作用”不仅仅对一个国家，而是对所有的国家都是起作用的，因而其说服力是微弱的。
（二）传递机制。当问及是否贸易能够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时，似乎就需要贸易和收入的宏观数据来说明，然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很多经济文献只研究了结果而回避了对传递机制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或许能够用他们的所谓经济模型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一个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模型应该首先能够回答以下问题。1、该模型应包括哪些变量，不同的变量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所使用的变量是否都是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所必要的？2、哪些变量是外生变量，哪些不是？3、贸易是通过那些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为贸易和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很多方式相互作用的，单维贸易指数的简单线型回归分析并不能适合所有的情况。4、那些是动态变量？即要找到一个模型来说明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又牵涉到两个相关问题。首先，贸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特定关系的变化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政策措施相配套。这其实就是如上所述的政策作用对国家的依赖性。其次，即使不存在着这种依赖性，一些能够用来解释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如运输费用和信息科技等基础项目，他们的作用是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简言之，这样的模型要求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贸易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如果能够作到这些，就基本上避免现有的研究方法的弊端，这就要求我们选择适当的模型加强对传递机制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根据不同情形制定或选择不同的贸易政策。
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模型，对上述问题就难以回答。按照上面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首先一个优势就是能够让我们找出贸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当计量经济学与某一经济行为模型联系更为密切时，我们能够通过反复检测来验证模型的实用性，并对模型加以重新审视。这种反复的过程同时让我们不断地寻求更为合理的能够有实证数据支持的模型。
如果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能够向这一方向发展，那么这些研究就应包括：1、注重对企业等微观主题研究，调查是否从国外引进更为激烈的竞争能够使得国内市场更具有竞争性，从而更加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实际收入水平。2、是否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能够促使国内企业提高生产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3、研究国际贸易的外溢效应。货物贸易可能会连带知识、科技转移，知识的积累又会促进经济增长。4、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通过观察模仿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可能实现知识转移，知识的积累会促进经济增长。5、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有利于一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以上所列都是一些不完整的例证而已，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全球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感兴趣。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同，其相关的政策意义也就不同。比如对于南非国家来说，FDI的就业效果带动的经济增长较明显而通过货物贸易连带的知识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极其有限。那么此时政策制定就更倾向于鼓励FDI发展。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会因经济环境和政策工具的不同而变化，所以对其所能给予的答案也只能是在限定的范围内更加具体而非泛泛的解释。但这毕竟能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可靠的指导作用。
四、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断改变
无论是使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法还是本文所提倡的特殊方法，都要权衡贸易政策在其中的作用。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莫过于关税和配额了，它们被各个国家广泛采用以实施各自的发展和工业化战略。所以将其纳入回归分析之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贸易政策也不例外。因此，当我们再对贸易-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时，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极其权衡似乎显得不在那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双边的、区域性的以及多边的贸易协定大大约束了它们的实施效果，例如出口补贴就是WTO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得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作用不断降低。了解贸易政策的性质的变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对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读者们不免要问，在传统贸易政策工具作用越来越微弱的今天，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变得更重要？我想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了。随着新的贸易政策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强，随之而来的两个方面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第一，将这些新的贸易政策工具纳入我们的分析之中固然重要，但也具有挑战性。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比如税收优惠吸引的外商投资是否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挑战性是因为对这些新工具的权衡是存在难度的。第二，关税和配额往往因部门不同而不同，即具有“部门特性”，其实这种特性在新的贸易政策工具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它们的使用范围可能相对更为狭窄，因而不适宜用于贸易-经济增长的宏观分析。当我们放眼未来，对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下一轮浪潮就需要首先解决这些新的贸易政策工具所带来的问题。
五、结论
贸易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可惜的是很长时间的研究也未能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证实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当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却无法找到二者间的联系。简单的线性回归理论分析无法说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重要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微妙，且相互作用要依赖特定的机制和取决于特定环境。更多地使用微观经济论据而非宏观论据，对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建立特定的模型，而不是仅仅考察宏观结果，惟有向这一方向发展，才更有助于我们找出更加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只能在更狭窄的范围内使用，并且对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只能依具体情况而对某一方面给出特定的答案。因为我坚信，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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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提出后，推进贸易便利化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贸合作领域中最紧迫的要求，也是当前欧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的着力点之一。在贸易便利化的研究和实施过程中，谁能正确估计便利化带来的收益大小，谁能找到正确的便利化途径，谁就能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中抢占先机，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对于贸易便利化这个议题，各个国家的组织和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贸易便利化从此成为了一项国际性的行动，向着世界各个区域不断推广深化。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便利化；研究综述
1.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理论研究
1.1 国外研究综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贸易过程中存在的复杂的交易程序和管理规则日益引起一些贸易国的不满，为了降低各国之间的交易成本，这些国家开始呼吁简化易程序，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发展。1960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开始发起这项工作，成立了便利化国际贸易工作组。UNECE认为在实际工作中贸易便利化可以创造经济效率，降低整个国际贸易交易过程的成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出口的繁杂程序造成的贸易损失占货物价值的2%～15%。这一结果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这些交易费用要低于上述水平。其实在货物的进出口环节上，除了那些可以明确用货币表示出的直接成本，还有一些成本是以货币之外的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OECD（2002）提到，等待的时间过长可能使企业丧失商业机会，这样以来企业又不得不积累大量的库存，大量的库存成本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关的时间过长，会使产品的新鲜度和质量下降。所以，进出口货物耗时长会给这些企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成本，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1.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少，孙衷颖（2009）通过对科斯交易成本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和共同市场理论详细介绍，说明了进行自由贸易和贸易便利化的合理性。娄万锁（2010）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原理，从经济、政治、制度三个方面对贸易便利化的理论根源进行分析，认为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根源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政治根源是国家利益与利益集团，制度根源是路径依赖。孙毅彪（2009）认为贸易便利化改革不仅可以给政府和企业带来直接收入，还可以给其他几个方面带来了收益，这些收益最终转化成了国民福利。杨青龙（2010）认为，在产权的界定、转手、让渡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交易成本。除了一些可以进行度量的交易成本外，一些非交易成本，例如时间成本，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也非常重大。由此可见，在货物的进出境上所耽误的时间直接影响了便利化指数，从而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有效性。
2.关于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评估的研究
2.1 国外研究综述
贸易便利化对于一国的企业、政府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探索出影响贸易便利化的具体因素，从而对便利化水平有个评估和比较，找到其解释途径，而这就需要有一个信赖的便利化水平评估体系。
评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工作是复杂而艰巨的，Wilson，Mann and Otsuki（2003）等通过查阅大量资料，设定了贸易便利化指数具体是：港口基础设施、口岸环境、监管环境、电子商务基础建设。然后采用引力模型单独估计4个指标与贸易流量的关系，分析其中单个贸易便利化因素的提高对对外贸易的影响。Wilson等人研究了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关系，分析得出：区域贸易流量与港口效率是紧密联系的，但相对于港口效率，单个国家的贸易流量可以通过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得到大幅度提高。
相比于Wilson等人的研究，APEC曾经提出过更加详细的研宄内容。APEC指出贸易便利化的指数构成应包含：海关指数、国际标准及用国际标准指数、流动性指数、电子商务指数、港口环境指数。比较可惜的是APEC最后并没有对各个指标进行量化，而是继续采用了Wilson等人的指标构成。Ben Shepherd，John S.Wilson（2008）回顾了东盟成员国贸易便利化的进展，调查表明成员国进出口成本的差异非常大，降低关税对贸易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基础设施质量和服务部门竞争力的作用日益凸显。作者通过应用引力模型对东盟国家贸易流量做实证分析，发现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流量对运输基础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指标特别敏感，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经济收益将超越关税改革带来的经济收益。
2.2 国内研究综述
关于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评估的研究这部分，国内研究人员结合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曾挣，周茜（2008）把贸易便利化的指标体系分为五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涵盖了贸易便利化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49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做了测评和比较，我国贸易便利化程度属于中等水平。
何明坷、刘文纲、杨浩雄、陈高宏（2008）在贸易便利化与过境运输一书中，以开展调查问卷方式为主，对9个世界主要贸易国进行了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估；薛敬孝，李坤望（2009）在WTO新议题对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影响中，重点分析评估了APEC成员实施贸易便利化的成果，引入CGE模型进行模拟分析，探讨了APEC贸易便利化对于WTO谈判进程的推动作用。
段景辉，黄丙志（2012）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全球贸易投资便利化报中的评价数据，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在制度环境、金融环境等四个领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对提高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出了积极的政策建议。在提出了明确的四个主要指标体系之后，又划分出了 9个二级指标和28个三级指标，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
3.总结与展望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贸易便利化议题更是不断升温，成为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许多国家和组织向着实现更加协调、更加简便的国际贸易程序努力。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国外贸易便利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更加完善，实证分析也更加全面；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内容也较为单一。
所以说在国家和各地大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便利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探索其有效路径和对策建议，对于加快我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世界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孙衷颖.区域经济组织的贸易便利化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研究生院，2009：135-140.
[2] 娄万锁.贸易便利化理论根源探析[J].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0（1）：1-4.
[3] 孙毅彪.合作推动贸易便利化，共同应对挑战[J].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0（3）：2-5.
[4] 杨青龙.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一个文献综述[J].当代经济管理，2010（7）：1-4.
[5] 薛敬孝，李坤望，WTO新议题对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影响[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8：189-287.
[6] 段景辉，黄丙志.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研究[J].科学发展，2011（7）：46-51.
关键词：近代中国；贸易史；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14-02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而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结语
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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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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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6]王军.略论近代货栈业与天津华北物流中心地位的形成[J].现代财经，2008，（11）：97.
农民收入问题始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增长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并且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国内外学者也已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总体来看，国外学者主要从农民自身拥有资源禀赋的多寡和农业自身的弱质性着手，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收入增长主要通过传统农业改造、农民科学技术能力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农民资源禀赋增加来实现［1］。而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宏观角度来考虑，运用实证检验方法从不同研究视角分析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各个制约因素。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人力资本说。蔡昉等(2003)，任国强(2004)，王国敏等(2006)，李建中等(2007)从人力资本视角探讨了劳动者素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认为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智力素质水平和健康素质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劳动者的信息获取能力、生产能力以及资源配置能力，进而起到促进劳动者收入的作用［2～6］。第二，金融支持说。Goldsmith(1969)，GurleyandShaw(1955)，McKinnon(1973)，林毅夫(2001)，章奇等(2003)从农村金融的视角探讨了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村非正规金融对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各自起到的作用［1～11］;温涛等(2005)，刘旦(2007)，谭燕芝(2009)运用实证方法检验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及其运行效率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得出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运行效率仍比较低，并不能很好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12～14］;然而杨雯(2007)采用人均农户储蓄存款代表农村金融发展的水平进行分析，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因果关系［15］。第三，制度创新说。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限制农民收入增长的两大因素，黄季焜(2000)，韩俊(2003)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了我国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他们认为土地制度主要通过对农民产权的制约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16～17］;而周其仁(2002)从产权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产权界定模糊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大制度因素，并提出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从产权明晰入手［18］;另外，陈锡文(2002)则认为阻碍农民增收最根本的制度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其通过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19］。第四，公共产品说。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好坏也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林毅夫，2001)［20］。王国华(2004)，张秀生等(2007)也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并提出只有通过构筑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满足农民对其需求，才能更好的促进农民增收［21～22］;沈坤荣，张璟(2007)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国家财政的农村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并讨论了如何改变农村公共支出结构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23］。第五，其他一些学说。Kooreman(1986)，Wil-liam(2002)从农村产业结构的视角揭示农村产业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作用原理，量化了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赵峰等(2006)，张贵先等(2006)对农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民的非农就业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原因［24～25］;姚耀军等(2005)，宋元梁等(2005)研究了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城市化劳动力流动更能够通过要素报酬均等化来提高农民收入，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正向交互响应作用［26～27］。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大多从人力资本、财政金融支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制度变迁等视角来研究，而从农产品贸易视角来研究农民收入增长的文献相对较少。在当今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大环境下，农民收入的变化与农产品贸易密切相关。但是，农产品贸易对农民收入增长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农产品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如果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又是如何波动?是农产品进口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大?还是农产品出口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大?如何才能通过合理的农产品贸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要解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脉络进行梳理，理清二者的关系，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路径。
一、农产品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脉络
纵观农产品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可发现，二者的关系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隐含在农产品贸易与经济增长、农产品贸易与就业工资、农产品贸易与收入分配等的研究之中，鲜有直接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对农民收入增长重视程度的增加，二者关系的研究才开始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出现了直接论证二者关系的研究，笔者将在以下部分重点分析二者关系的研究脉络。
1．农产品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经济增长通过分配制度必然影响着农民收入增长。自英国学者罗伯特逊(D．H．Robertson，1937)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种说法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28］。其中，持肯定态度的学者有R．Nurkse、PaulSamuelson、PaulKrugman、Dougla-sA．Irwin、GeneGrossman等。他们认为对外贸易不仅扩大了交易市场、有利于市场竞争、容易形成规模经济，而且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有利于知识、技术的传播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能够带动经济的长期发展。相反，辛格、普雷维什等却持否定态度，他们从贸易条件恶化的角度出发，对“中心—”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当今国际经济体制的中心在发达国家，中心发达国家控制着发展中国家，并且国家只能顺应中心国家的发展(李明武，2004)［29］。而威廉·刘易斯、欧文·克拉维斯等人则持中立态度，认为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贸易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
关于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刘晓鹏(2001)，孙林和等(2003)，沈坤荣，李剑(2003)，缪德刚(2010)等认为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30～33］;张鹤(2005)的研究表明出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进口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34］;孙夫启等(2009)的研究则表明贸易进出口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35］。而彭福伟(1999)、赖明勇等(1998)、尹翔硕等(1997)学者则对贸易促进经济经济增长持怀疑态度，认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明显［36～38］。具体到我国农产品贸易与农业经济的关系研究，学者们大多是从实证进行论述。郑云(2006)根据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计量方法，对我国1980—2004年的农产品出口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得出农产品出口与农业经济之间以及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产品出口是农业经济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与农业经济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与农业经济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39］。余皓浩(2007)也通过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农产品出口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进口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进而得出我国农产品贸易应当进行适当的保护政策［40］。杜红梅，安龙送(2007)根据我国1980—2004年的相关数据资料，运用OLS方法拟合了一个农产品贸易与农业经济之间的线性模型，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农产品贸易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短期内农产品进口对农业经济的增长的作用不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农产品进口却可以通过促进国内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知识积累、提高农业技术等途径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而农产品出口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起到促进的作用［41］。从以上相关文献可以得出，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到底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这一论题，目前还仍然存在争论。具体到农产品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者们一致认为农产品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农产品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目前学术界仍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
2．农产品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
经济的增长需要通过分配制度传递到农民收入上，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农民收入增长有着不同的影响。MinotandGoleti(2000)通过构建多市场空间均衡模型，发现国际大米市场的贸易自由化会提高国内大米市场的价格，有利于当地农民收入的增加，对缓解当地的贫困起到积极作用［58］。Deculuwé，Party，SavardandThorbecke(1999)使用Beta函数模拟了代表性住户的收入分配情况，并用线性支出系统对贫困线进行了设定［59］。CogneauandRobilliard(2000)把劳动力分配的计量模型纳入到总体分析框架内，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收入和价格变化尽管在大多模拟中十分显著，但这些变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却比较小。
ChenandRavallion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后的收入分配问题。发现大多数城镇居民，特别是那些相对较贫困的城镇居民将会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对农村居民来说，并没有从中得到利益。DollarandKraay(2001)的研究表明，贸易量和收入不平等在统计意义上不存在系统相关，这就意味着贸易自由化并不一定加剧收入不平等分配［60］。Milanovic(2002)根据90个国家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开放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开放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初始收入的水平，在非常低的收入水平时，富人能够从贸易扩大中获利，而当收入水平提高时，穷人和中等收入水平群体的福利趋向改善［61］。徐水安(2003)运用动态两要素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采用H－O－S模型分析了工业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得出贸易自由化将遗赠财富取得的收入和工资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如果出口的消费品价格上升，则不平等下降。由于在分析此模型时采用了世代交叠的假定，因此这种收入不平等，会传递给下一代。研究还发现农业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分配与工业经济分析中的模型一致，只是每代人获得的遗赠用来投资在土地上，若一国的农业经济是劳动充裕的，则该国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其劳动与土地的相对价格比率上升，该国农业人口的收入不平等下降［62］。杨小凯、张定胜(2004)采用一般均衡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对一国贸易开放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国家间和同一国家不同人群间存在着不同的交易条件，具有较好的交易条件的个人会首先卷入分工和贸易，此时二元结构出现，不平等增加。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不同的个人逐渐地卷入分工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是波动的，它既不是单调增加的也不是单调减少的［63］。
3．农产品贸易与就业、工资的关系研究当把农民收入问题放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世界经济变化的大环境中来观察时，农民收入问题实际上就变成了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因此，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就变成了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蔡昉等，2006)［42］。国际贸易会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就业水平?20世纪以后，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贸易出口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但贸易进口对就业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并且比较复杂［43］。安妮·克鲁格(1985)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出口部门的相对劳动力密集度更高，越是中性的贸易政策，越有利于使生产转向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从而能够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就业［44］。但是，由于各国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市场发育程度存在差异性，这种结论适合不同的国家吗?HineandWright(1998)通过研究英国的就业发现，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的都对劳动力的需求起到阻碍作用［45］。HaroonBhorat(2000)对非洲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与就业进行了研究，发现贸易出口导致了大量的非技术工人失业［46］。Orbeta(2002)对菲律宾进行了研究，发现进口贸易对菲律宾国内的就业水平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另外，国内学者对我国贸易与就业的关系也进行了相关研究。熊伟(1999)，夏先良(2002)认为进口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而出口增长率却与就业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47～48］。魏浩、张二震(2004)认为进口可以带动产业升级，进而可以带动一国就业［49］。张小雪、陈万明(2006)，吕超荣(2007)通过协整检验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对城镇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出口与国内城镇就业负相关，而进口与我国城镇劳动力就业正相关［50～51］。另外，贸易是否是工资收入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对于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第一个着眼点就是研究贸易格局，特别是贸易要素含量对工资分配的影响。然而利默(2000)认为，要素的价格不是外生的，其中，各部门所经历的技术变革起了关键性作用［52］。而Krugman(2000)则认为，要素偏向型技术变革才是要素价格的关键，任何部门内的熟练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推广都会导致工资的提高［53］。M．Slaughter(2001)认为，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与资本这两大要素间存在争价能力的影响，如果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函数，这将导致工人争价能力及工资的下跌［54］。Gross-man(1986)通过研究进口竞争的局部均衡效应，发现工资对进口价格并不特别敏感［55］。Trefler(1993)，FreemanandKatz(2002)，Revenga(2002)也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跨行业就业进行了研究，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的研究都表明，进口竞争对工资的影响却是很小。于晓燕(2006)从理论与实证上探讨了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及程度，认为贸易自由化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及就业状况将得到改善，技术创新效应等其他因素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带来不利影响［56］。随着农产品贸易发展以及对农民就业的日益重视，研究农产品贸易对农民就业的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目前相关文献极少。杨玉华(2008)从农产品贸易的结构调整出发，研究了我国农产品贸易对农村就业的影响。他认为农产品贸易能够带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两者的影响程度不同，农产品贸易对农业就业影响程度较小，而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程度较大，特别是农产品贸易出口对农村非农就业影响程度更大。并提出通过农产品贸易结构调整，发挥我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不足，并且能够增加农村的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57］。总之，关于贸易对劳动者就业及工资的影响这一问题，目前理论界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对外贸易是否引起了不同劳动力类型间就业情况的变化以及收入差距的加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情况有何差异，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并且我们发现关于农产品贸易与农民就业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很少，今后要加大这方面的研究，这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4．农产品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贸易的扩大以及人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视程度的增加，人们开始关注农产品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研究。但是，已有文献大多只是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缺乏理论上的研究。Frankel和Romer(1999)通过构建国家地理模型，验证了贸易的收入效应，并指出贸易促进收入的现象不仅在高收入国家中存在，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同样存在［64］。随后，DouglasA．IrwinK和MarkoTervio(2002)通过分析一战至二战后的数据，得出了与Frankel和Romer相似的结论，认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贸易对收入具有正效应。同时，他们还发现，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值会低估贸易的收入效应［65］。依靠农产品出口来拉动农民收入增长，是当今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曾国平，王燕飞(2006)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了农产品出口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我国农产品出口是农民收入变动的Granger原因，农民收入显著地受滞后一期农产品出口的影响［66］。乜国婉，马述忠(2006)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农产品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外汇贡献，这不仅推动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尤其是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从而能更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67］。另外，也有学者结合农产品贸易进出口两个方面研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王培志，刘宁(2007)运用协整、ECM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等计量方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新途径做了探讨。得出我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农产品进口、农产品出口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农产品出口是农民收入增加的Granger原因;同时，农民收入的短期波动受到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农产品进口、农产品出口短期变化的影响，其中农产品贸易竞争力的短期均衡调整力度更明显。并提出通过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就能够有效带动农民收入增长［68］。汪艳涛，王记志(2009)，陶秀玲，张鹏(2009)通过建立VAR模型，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了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结果表明，农产品贸易总额与农民收入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农产品贸易总额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提出通过扩大我国农产品贸易的规模，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69～70］。
二、农产品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展望
现有文献大多运用实证检验二者的关系，缺乏理论上的分析，目前还没有文献对农产品贸易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农产品贸易到底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农民收入?由于农产品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导致了学者们对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受阻。所以笔者认为，“基于农产品贸易的农民收入增长研究”这一课题，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产品贸易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理模型研究
农产品贸易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很多、并且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这给建立统一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带来了困难。但是，我们可从农产品供给的角度出发，将农产品供给分为四个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初级产品销售阶段、初级产品加工阶段、制成品销售阶段，然后结合贸易理论和农民收入理论通过价格效应、规模效应、就业效应、制度效应等建立农产品贸易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理模型是下一步的研究思路。
2．农产品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研究
由于我国农产品贸易具有地区差异性，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不同贸易部门以及不同贸易产品的环境下，必然导致农产品贸易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同。限于数据收集的局限性，本文并没有对农产品贸易分地区、分阶段、分部门、分产品进行具体研究。因此，在数据收集完备的情况下，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分地区、分阶段、分部门、分产品地来研究其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更有深层次的意义，可以为一个国家制定具体的贸易开放政策提供理论和政策参考。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imports in recent year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mports on the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obvious. When studyi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trade on economic growth， we should not on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exports on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consider the impact of imports on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takes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China's import trade as a research topic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mport trade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aper， from the demand point of view， trade on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xport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import trade is a negative factor of national income， but from a system point of view， import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have a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a's import to economic growth.
关键词： 进口贸易；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Key words： import trade；economic growth；empirical study
中图分类号：F75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24-0249-04
0 引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愈加明显，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国际贸易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因此对于任何国家而言，要想提高自身经济水平，发展对外贸易都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此，关于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以及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等问题便自然而然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增长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问题。
对外贸易包括两个方面，即进口和出口，因为出口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被直观的感受到，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相关课题时，更加关注出口或是贸易顺差，强调出口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低估了进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所以大部分关于对外贸易的研究多集中在出口方面，学者们从多个层面探讨了出口对经济的影响，关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少涉及。但是，从目前理论界已有的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来看，无论是从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还是从出口影响经济的经济学逻辑的角度分析，没有任何一种证据表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高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进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发现我国进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在进1：3增长速度快的年份，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而在进口速度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年份，经济增长率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些事实表明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现。那么，究竟是经济增长带动进口增长？还是进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或是两者同时存在？我国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不同种类商品进口、不同方式下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相同？进口对国民经济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的作用是怎样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1 研究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意义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更加重视出口贸易，认为出口贸易能够更大程度上的促进本国经济增长，我国亦是如此，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对进口贸易都不是十分重视。受这种贸易观念和政策层面的指导，我国国际收支近些年来一直呈巨额顺差状态。长期处于巨额顺差状态使得我国面临了以下两个挑战：一是贸易摩擦加剧，我国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投诉，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二是随着出口贸易的日益增多，我国外汇储备也与日俱增，截止2015年年底，已经达到了2.40万亿美元，如此不仅无法使得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利用，还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些都告诉我们不能一味强调出口而忽视进口贸易的作用，更不能忽略先进设备与技术的进口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因此本文从进口贸易出发，在分析进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之后，分别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分析进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正确制定进口贸易发展的政策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①长期以来，我国贸易政策倾向于鼓励出口追求贸易顺差，并且通过限制进口来扶植本国产业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因而长期以来关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侧重分析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关注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大部分研究都是分析进口贸易与GDP之间的简单双向关系，没有细致分析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本文试图将对其他学者在对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零星论述加以系统化、逻辑化，并总结出一个有效的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②经过分析研究，找出我国经济增长和进口贸易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互为因果关系还是单方向的因果关系。
③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由于学者们对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关注的较晚，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是从总量上分析进口贸易与GDP之间的简单双向关系，对于进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不多。进口贸易通过改变其贸易方式、结构、总量等能够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首先为这些指定特征量化衡量的指标，然后对中国经济增长与这一系列指标的时间序列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分析、单位根z验，之后为以上各个因素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最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 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推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和贸易政策不断发生变化，我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外贸易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在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带动下，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大大提升了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本章先通过进口贸易总量，进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口贸易结构等方面分析，对进口贸易发展速度、进口贸易结构是否合理、进口贸易是否能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等做出定性的判断。
2.1 中国进口贸易概况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国民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国家贸易开始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常见，它对于促进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都取得了飞快的发展，GDP从1984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了现在的335353亿元，增长了约92倍，增长幅度惊人。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4年的355.0亿元上升到了2015年的150778.34亿元，增长了近425倍。全球贸易排名也进步飞跃，1984年是32位，到2015年已经是第3位。外贸依存度也越来越高，过去1984年是9.74%，现在该数值已经变成了44.96%。不仅如此，我国进口贸易也取得了飞跃式发展，进口由1984年的187.4亿元增加到了2015年68692.27亿元，为1984年的366倍，年均进口增长率达23.86%。
2.1.1 总量与增长率分析
依据《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两务部官方网站中的数据我们可知，GDP、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都呈现增长势头。1984年经济增长和进、出口增长都比较缓慢。1985年是我国进口的一个高峰期，原因是1984年国家开始外贸体制改革，实行汇率双轨制，即外汇调剂价格与官方汇率并存，如此不仅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还有效促进了当地企业的外贸发展。1994年外贸体制开始新一轮的改革，其核心是以人民币汇率并轨，明显加强了市场的调节作用，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出口与进口都大量增长，出口增长了97.2%，进口增长了66.38%。同时这两年也是我国国民增长的两个高峰，1994年我国GDP增长率为36.41%。2001年以后受到入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进口贸易又进入了一个上升阶段，2002-2007年中国进口贸易从2443.30亿元增加到73284.60亿元，年均增长速度24.37%。近六年的进口贸易总额共295996.9亿元，该数值是改革开放头24年合计（136057.0亿元）的1.88倍。
另外我们发现进出口贸易呈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年份，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大幅度下降，如1998年和2015年。1998年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西方各国经济普遍不景气，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世界贸易急剧萎缩，受其影响，该年我国的进口贸易出现了2.77%的负增长。2008年亦是如此，出口和进口都出现了较大的负增长，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16.20%和-18.24%。
2.1.2 外贸依存度分析
外贸依存度作为一项指标，既反映了一个地区对外贸易活动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依赖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外向程度。其计算方法是用各个考查指标数值除以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乘以百分之百所得，如对外贸易总额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100%，依此类推得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过去我国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外贸依存度低，在1984年进口依存度仅为0.051，在1985年之前一直不超过0.1。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进口贸易进行了改革，进口了大量的国内急需的先进设备与原材料，进口贸易总额得到迅速增长，进口贸易依存度也增长迅速，1985年是13.95%，到1994年已经变为了20.67%。1994年之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再加上货币贬值导致的进口成本增加，使得进口贸易增长缓慢，1995年至1998年期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汇率改革后进口成本增加的影响，这种时间进口贸易增长缓慢，1998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段期间，进口依存度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为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2002年开始进口依存度一直高于20%的水平。与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一样，进口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了最高峰，为29.91%，出口依存度是36.61%。虽然2006年以后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整体而言中国外贸依存度很高，可见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依赖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以1990年为界，在此之前，我国的进口依存度基本上高于出口依存度，而在此之后，出口依存度则基本高于进口依存。我们也发现这几年GDP增长率基本在十位数以上，在1995年达到最高峰25.08%，而1985年正是进口的第一个高峰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进口发展对我国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2.2 中国进口贸易发展趋势分析
通过对我国进口贸易状况的分析，我们发现我国进口规模迅速扩大，进口依存度很高，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性很严重。随着我国社会总产出和国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人民币逐渐升值的趋势，未来我国的进口规模势必还会不断高速增长，基于此，我们预测未来我国的进口贸易发展可能面临以下形势：
2.2.1 能源和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加大
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完全拥有生产所需的全部生产要素，自身所具有的资源也一定不能满足各个行业的发展所需。因此需要通过进口来弥补本国稀缺要素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也不例外。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石油以及一些矿产资源的需求也大大增加，而国内储量不足，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未来我国将加大这些重要能源物资（包括石油、铁矿砂）的进口以满足我国发展经济所需。
2.2.2 继续加强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引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实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技术和关键设备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目前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依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此要优化进口结构，着重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产业机构的现代化和合理化不是一蹴而就，应循序渐进的开展，首先围绕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和技术改造，科学的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
3 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从供给角度来说，一国可以通过进口国内稀缺资源来突破生产要素供给的约束从而保持经济的增长，也可以通过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从需求的角度来说，进口与出口、消费、投资之间以及与国民经济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消费品的进口增加了一国消费品供给，有利于拓展消费者的选择空间，有助于实现消费升级，增加消费者剩余，提高整体国民福利。同时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技术、管理方法等，并与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相结合，可以促进我国的出口。本章将在理论分析基础上，结合中国进口贸易现状，对中国进口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分别从需求角度检验进口贸易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
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国民经济的构成要素包括进口、出口、消费、投资等，这些要素或多或少的都影响着国民经济，同时国民经济也对这些要素存在反向影响。基于此，本文从需求角度研究进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在研究进口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关系。在本部分实证中，消费C、投资I、出口Ex@三个指标的数据分别用历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出口额表示，而进口指标则依然用进口额表示。
3.1 样本数据选取
本节选取1981-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出口总额EX与进口总额IM作为样本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海关网站、商务部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等。数据采用现价形式（单位：亿元），同时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数据之间的协整关系，还能使其趋向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因此在实证检验中采用数据的对数形式，为LNC、LNI、LNEX和LNIM，其相应的差分序列为A LNC、A LNI、A LNEX和A LNIM。
3.2 进口与消费的协整关系研究
3.2.1 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为验证LNIM和LNC平稳与否，需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各变量及其差分的检验结果见表1。
3.2.2 协整检验
从上面的分析得知LNIM和LNC是一阶单整I（1）。仍然采用EG两步法检验LNIM和LNC的协整关系。估计LNIM和LNC的长期关系方程，得到：
然后求得误差修正序列ECM=LNC-3.5192-0.7099LNIM。对两序列进行ADF检验，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由SCI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其结果如表2。
根据检验结果，此误差修正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证明LNIM和LN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1，-0.7099）’为协整向量。
3.3 进口与投资的协整关系研究
3.3.1 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为验证LNIM和LNI平稳与否，需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各变量及其差分的检验结果见表3。
3.3.2 协整检验
然后求得误差修正序列ECM-LNI-1.4172-0.9235LNIM。对两序列进行ADF检验，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由SCI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其结果如表4。
根据检验结果，此误差修正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证明LNIM和LN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1，-0.9235）’为协整向量。
3.4 进口与出口的协整关系研究
3.4.1 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为验证LNIM和LNEX平稳与否，需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各变量及其差分的检验结果见表5。
3.4.2 协整检验
然后求得误差修正序列ECM=LNEX+0.4217-1.0535LNIM。对两序列进行ADF检验，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由SCI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其结果如表6。
根据检验结果，此误差修正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证明LNIM和LNE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1，-1.0535）’为协整向量。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我们可以说进口每增长l%，将会促进出口增长1.0535%。所以，进口贸易是能够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的。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对于进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讨论了进口贸易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再从贸易求角度方面实证研究了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贸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4.2 建议
4.2.1 优化进口商品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首先要保持并加强工业制成品在进口商品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扩大对先进且易消化的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吸收和创新。为了能更好推动国内技术进步，我国要加大先进技术人才的引进，这样可以使我国能迅速掌握先进技术，让先进技术即时转化为高生产率。同时，我国也要调整初级产品的进口数量和结构，提高初级产品进口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国应该适度扩大对能源、重要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扩大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原料的进口，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我国获得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场景产业结构升级。
4.2.2 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投入，利用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从实证中我们发现，以高科技产品、机械设备为主的工业制成品的进口，由于内含的资本、技术扩散将带动国内技术创新，激发潜在生产能力，拉动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应该增加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将注意力放在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培养上，加强人力资本的培训。在努力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实施灵活的人才政策，吸引国内外各种优秀人才，使得本国企业更有效的吸收利用先进技术。同时我国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要加大国家财政对研发经费的投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科研项目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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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培养模式；综合改革
A
周恩德（1980-），男，讲师，硕士，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负责人。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技术经济及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研究。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湖北省地方高校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创新及保障机制研究”（编号：2011B071）；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教学工程”建设项目“国际经济与贸易校级专业综合改革”（编号：JX201302）。
近年来，由于受到华尔街金融风暴、欧洲债务危机和国内国贸专业人才严重供大于求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连续几年被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公司列为“红牌警告”专业。为突破就业危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在人才培养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下工夫。
一、实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的意义—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为例
1有利于发挥资源优势，凝练专业办学特色。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为例，该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以“汽车产业链”为依托，坚持“以汽车贸易为中心、以汽车经济和汽车金融为两翼”的人才培养定位，进一步凸显人才培养特色。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学校汽车产业相关资源优势，以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作为贸易产品，实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外贸操作实务的融会贯通，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另一方面，可借助学校所在地十堰市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国际商用车之都”的契机，充分挖掘十堰市众多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实习资源；最后，能够凸显本专业的汽车贸易特色。
2有利于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专业教学效果。教师是人才培养工程的实施者，专业综合改革项目的实施，为教师凝练研究方向、统筹教学内容提供了契机。依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定位，需要规划构建汽车贸易、汽车经济和汽车金融三个专业课程组，在分析现有教师知识结构和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对人员进行整合，结合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逐步形成一支特色鲜明的教学队伍，为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奠定基础。
3有利于整合教学资源，丰富知识结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发展，需要体现汽车贸易特色，但又不能唯特色而特色，既要兼顾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就业取向，又要综合考虑学生知识体系的完备性。构建以汽车贸易为主，兼顾汽车经济和汽车金融两个方向的课程体系，一方面有利于整合现有教学资源，体现差异化人才培养理念，另一方面可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分散就业风险。
4有利于扩大专业影响力，打造专业品牌效应。专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既影响生源质量，也影响就业质量。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要在区域内乃至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需要体现教学特色，更需要体现科研特色。目前国内关于汽车贸易的相关研究较多，而汽车金融研究相对较少，几乎没有汽车经济的研究。通过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进行综合改革，在教学上体现汽车贸易特色，在科学研究上凸显汽车经济和汽车金融特色，有利于扩大本专业的影响，形成品牌效应。
5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质量。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国民经济重心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汽车产业人才需求向汽车后市场转移，汽车贸易与汽车金融的融合程度与日俱增。同时，我国政府职能也开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考的岗位中，对学历和经济学基础的要求越来越高。为进一步扩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层次，在人才培养中，需重视研究生和公务员这两个就业领域，而这两个领域都需要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在专业综合改革中，凸显汽车经济特色，可引起学生对经济学的重视，为他们迈向更高层次的就业岗位奠定基础。
6有利于强化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服务地方经济的职能。实践教学改革是专业综合改革的重要环节，在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过程中，坚持服务汽车产业不动摇，同时也要兼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探讨面向汽车企业、金融机构和面向农村相结合的差异化实践教学体系，既可解决当前面临的实习岗位不足、实习内容单一的问题，同时可充分发挥本专业服务地方经济、尤其是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职能。
二、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综合改革的内容
遵照“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创特色”的人才培养理念，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综合改革将围绕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构建、特色教材建设、企业培养环节建设、学业指导等内容展开，具体内容如下：
1构建“以汽车贸易为主体，以汽车经济和汽车金融为两翼”的“一体两翼”课程体系。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中，围绕汽车贸易、汽车金融和汽车经济构建三个课程体系模块。汽车贸易模块以培养学生贸易实务操作能力为主，该模块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汽车贸易》《外贸实习平台操作》等课程。汽车金融模块以拓展学生的汽车后市场知识为主，该模块主要包括《汽车金融》《汽车保险与理赔》等，内容涵盖汽车金融、汽车保险与理赔、二手车市场等。汽车经济模块以夯实学生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培养学生对产业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为主，该模块以《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为基础，以《SPSS统计软件应用》《经济分析与预测》等实践课程为核心，着力培养学生应用经济理论分析产业经济尤其是汽车经济问题的能力。围绕各模块的培养目标，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探讨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教法改革，在兼顾共性的基础上突出特色，使各模块相得益彰。
2围绕“一体两翼”课程体系，编写《国际汽车贸易》《汽车金融》《汽车零部件贸易理论与实例分析》等一系列特色教材。特色教学资源是特色专业建设的基础，目前《国际汽车贸易》教材已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汽车金融》和《汽车零部件贸易理论与实例分析》两本教材已经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协议。今后将结合专业建设实际，围绕“一体两翼”课程体系编写其他特色教材，形成特色鲜明、内容精湛的特色教材群。
3围绕专业核心课程群，建设一支“以高职称、高学历教师为先导，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双师型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建设方面兼顾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围绕核心课程群，凝练教师队伍。对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给予宏观指导，围绕专业目标，制定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和人才引进计划。积极支持专业教师参与“青年教师深入企业行动计划”，支持专业教师参与各种专业培训，鼓励教师围绕专业建设目标开展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到“十二五”末期，基本建成一支协同创新、创新驱动、特色鲜明、素质过硬、结构合理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4建设《西方经济学》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和《国际汽车贸易》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在巩固《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完善教学资源网站，优化教学内容，在将《西方经济学》建设为校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的基础上，争取获得省级立项。同时，以《国际汽车贸易》特色教材为基础，将《国际汽车贸易》建设为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5加强企业培养环节建设，实施校外实习“小型化”和“多元化”工程。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已经在《国际贸易模拟操作》课程中尝试了校企联合培养，积累了一些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为进一步扩大学生受益面，突破企业接纳能力瓶颈，探讨实施校外实习“小型化”和“多元化”工程。在“小型化”方面，增加3～5个汽车零部件企业实习基地；在“多元化”方面，增加1～2个金融类实习企业和1～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实习单位。从而有效提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契合度，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实际工作的密切程度，强化本专业服务地方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职能。
6实施专业教育和学业指导“系统化”工程，编写《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业指导手册》。将现有的专业教育成果汇编成专业教育手册，内容围绕人才培养方案解读、专业现状与发展前景介绍、专业学习方法、外贸从业资格考试、研究生与公务员备考指导、就业解惑、经济与贸易前沿问题等模块展开，按照各学年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特点规划专业教育内容，将专业教育常规化、系统化和规范化。
7构建就业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施毕业生与在校生“一帮一”工程。借助网络技术，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校友联络平台，及时了解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分享就业、考证、考研、考公务员等成功经验。探讨毕业生与在校生“一帮一”工程建设，成立以校友捐赠为主体的“就业促进基金”，一方面为家庭困难学生提供就业资助，另一方面也可以奖励在研究生考试、外贸从业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典型。
8实施教学管理“标准化”工程。在教学法活动、教学资料管理、教学过程监控等环节构建“标准化作业程序SOP”，编写《教学资料管理办法》《日常教学标准化作业程序》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细化分工、明确责任，强化制度约束，提高教学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三、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专业综合改革的技术路线和目标体系构想
根据项目内容的不同，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综合改革分为顶层设计、基础部分、特色部分和品牌建设四大模块，具体技术路线和目标体系如图1和表1所示。
关键词：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经济增长VAR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心开始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倾斜。2010年，世界服务贸易额已经高达72037亿美元，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9%，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虽然属于贸易大国，但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还显得比较落后。2010年中国的对外服务贸易总额为3624亿美元，仅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0.9%，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方针决定了我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因此重视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按照生产服务的要素密集属性，服务贸易大致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贸易两类。长期以来，带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出口的主要是依靠运输和旅游这样的传统服务贸易，其出口也长期占据着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一半以上的比重。但是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以金融、通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贸易开始崭露头角，并显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这直接表现在贸易出口总额中占比的不断提高。现代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从2001年的31.9%增加到了2010年的53%，增长幅度很大。虽然传统服务贸易还是占据着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现代服务贸易的比重在2009年突破50%大关，已经标志着中国的服务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传统服务贸易向现代服务贸易倾斜。
二、相关文献评述
我国学者对于服务贸易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服务贸易结构问题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朱福林（2010）运用计量方法测算了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结果表明服务贸易结构的升级会对全要素生产的提高产生更大的效应。尹忠明、姚星（2009）运用协整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长期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传统服务贸易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而传统服务贸易进口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余道先（2010）等对1997年以来中国生产贸易进出口贸易结构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生产贸易进出口结构不合理，现代生产业发展滞后，生产业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且发展不平衡。李丹（2011）等对日本和美国两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发展阶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两国服务贸易出口中，按要素密集度分类的各项服务出口的变化趋势比较一致，都遵循着劳动密集型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人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的优化规律，印证了巴拉萨的“比较优势阶梯论”。
目前学者对于服务贸易结构的研究大多是基于贸易数据的横向比对，抑或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手段分析贸易量和某些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缺乏针对贸易结构，尤其是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而从规模报酬差异和产业关联度等角度来看，贸易的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那么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目前还无相关文章对此做出解答。本文遂拟以此作为突破口，构造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分析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三、经济计量分析
（一）数据选取和变量定义
本文拟选取1986―2010年共25年的服务贸易出口和GDP年度数据作为分析的样本数据。其服务贸易出口数据均来源于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不含政府服务）；经济增长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GDP和汇率数据计算得到。以上所搜集到数据均以美元计价。WTO将服务贸易分为三个部门，分别是运输、旅游和其他。这里我们把运输和旅游合并为传统服务贸易部门，其出口额记作CT；其他归入现代服务贸易部门，出口额记作XD，并将现代服务贸易出口在服务贸易总出口中的比重计作PCXD （PCXD＝XD/EX，其中EX＝CT＋XD）。经济增长用GDP表示，数据单位用美元计价。为了消除可能出现的异方差性，将GDP作对数运算，结果记为LNGDP。其结果不改变其原来的协整关系，可以作为时间序列的分析数据。
（二）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分析的时候，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要这些数据是平稳的，否则的话，通常的t检验和F检验都不可信，且会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但是现实中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为了能进行回归分析，必须对其做平稳化处理。ADF检验是为了保证DF检验中随机干扰项的白噪声特性而扩充形成的一种平稳性检验方法。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LNGDP和PCXD的ADF检验值均大于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没有通过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两个时间序列均非平稳。而取一阶差分之后，两个时间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单位根不存在，此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
由ADF检验可知，LNGDP和PCXD为一阶单整序列，因而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根据检验（具体过程略），5%显著性水平下协整的检验值大于临界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拒绝原假设，说明LNGDP与PCXD两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
根据向量自回归模型VAR(P)的一般形式以时间序列LNGDP和PCXD建立VAR模型。为了在自由度和滞后期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并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准则，经过多次测算，最后确定滞后阶数为4，整体拟合度较好。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于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它的优点在于不需要考虑变量的内生性和外生性，每一个模型含有相同的滞后结构。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冲击下的动态响应路径（具体过程略）。
由PCXD对LNGDP冲击的响应结果可以得知，当给经济增长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呈正向变动。虽然此正面效应随着期数的增加逐渐减弱，但是其累积效应还是在不断加强。而在中期达到最小值之后，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开始回升并一直保持较为平稳的增加态势，且整个过程中的正面效应一直没有消除。这说明经济增长对于现代服务贸易比重的提升有着长期的促进作用。
由LNGDP对PCXD冲击的响应结果可以得知，当给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之后，经济增长呈正向反应，且前期增长最为迅速。之后除了在中前期和中期有小幅回落之外其余各期均保持平稳态势。同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冲击的响应一样。经济增长对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冲击的响应始终保持正向反应，这也说明了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的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正面的，而且从数值上来看这种正面效应要大于经济增长对于服务贸易出口份额提升的贡献效应。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经济增长对于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的提升起着促进的作用。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水平的不断提升，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尤其是现代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会随之增加。这是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现代服务贸易产业较之传统贸易产业的比较优势将体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现代服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二，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的提升对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的现代服务贸易出口比例的不断提高能够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这是因为现代服务贸易在资本积聚、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培养方面都能给经济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而且长久来看，这种正面效应会越来越强。
建议：首先，根据比较优势阶梯理论，中国要以现有的传统比较优势产业为依托来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在吸取过去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资本积聚，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技术和信息等现代服务，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其次，根据比较优势陷阱理论，中国必须认识到现代服务贸易在技术积累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通过产业升级来充分挖掘金融、通信、管理咨询等现代服务潜力，避免固化原有的贸易分工，重视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服务贸易，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为更长久地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做贡献。再次，根据贸易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这一分析结果，我们要重视经济发展成果到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转化机制。包括进一步加大对现代服务产业发展的资金扶持力度，资金鼓励国内相关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强人员培训以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等等。最后，要发挥政府在服务贸易结构转变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完善信贷等优惠措施和积极产业政策导向，优化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高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①余道先，刘海云．中国生产贸易结构与贸易竞争力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2）：49―55
②李丹，崔日明．日本与美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比较研究[J]．亚太经济，2011，（2）69―74
③周中林.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及国际竞争力分析[J]．产业经济，2009，（5）：67―70
④尹忠明，姚星．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动态效应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5）：25―33
[关键词]区域合作；东盟；泛珠三角；静态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8-0085-04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泛珠三角区域(以下简称泛珠)与东盟地理位置邻近，开展贸易往来具有区位优势。不仅如此，泛珠三角内地省区还基本涵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CAFTA)建设的国内热点和重点地区。目前，泛珠三角合作论坛已经将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摆在战略优先的地位。在2008年的“第六届泛珠合作与发展社科专家论坛”上，泛珠三角省区社科学界已经确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东盟开放合作的战略构想与对策》的联合研究课题。毫无疑问，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研究已经成为重要议题。
如今泛珠和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虽刚起步，但国内的研究成果却已迭出。如陈乔之、李锦元(2004)关于泛珠三角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对接的研究，肖茂盛(2005)有关泛珠与东盟开展经济合作的初步判断，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05)有关泛珠三角经济国际化问题以及泛珠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本分析，林凌(2006)有关泛珠三角在“10+1”中扮演的角色探讨，华晓红、汤碧(2007)有关香港在CAFTA框架下泛珠三角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平台中作用与功能的定位分析，陈秀莲(2007)关于泛珠三角西南次区域和东盟开展区域贸易的分析，徐佩文(2008)有关泛珠三角地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本探讨，这些研究成果给本课题的深入分析提供了有益启示。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过于集中在经验性的描述研究方面，研究结论多侧重于宏观定性分析与战略判断，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比较少，缺乏一些深层次的探讨。因此，本文尝试借助静态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从区域组织层次视角着手，对双边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展开实证分析，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领域。
二、静态经济效应的分析范式
泛珠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背景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现象，在对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贸易效应的研究是主流方向，并可分为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从静态效应的视角来分析，主要有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理论，凯姆普和亨利·旺的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福利增长理论，克鲁格曼的区域集团和世界福利理论。
其中，美国经济学家维纳认为，在静态效应的分析框架中，贸易创造效应是由于关税同盟内部取消关税，一成员国国内生产成本高的产品或原先从同盟外高价购买的产品为另一成员国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从而导致从成员国的进口增加，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消费者福利。贸易转移效应是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转向另一成员国成本较高的产品进口，其结果恶化了资源配置，减少了社会福利。维纳(Viner，1950)认为，贸易创造效应增加了关税同盟成员国和整个社会的福利，因为关税同盟的建立使国内生产的产品被其他成员国成本较低的产品所取代，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扩大了生产盈利。而贸易转移效应使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较低成本的产品进口转换为从成员国较高成本的产品进口，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减少了社会福利。至于建立关税同盟是否得益，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相互比较的实际结果。维纳的研究显示，关税同盟福利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建立关税同盟前各国或地区之间关税税率的差异程度。建立关税同盟前的税率越高，建立关税同盟后的经济效应越大，因为产品价格的下降会增加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第二，关税同盟的成员国或地区越多或经济规模越大，贸易转移的可能性就越小，区内资源重新配置的可能性越大，提高区内福利水平的可能性也越大。第三。一国或地区国民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越低，参与关税同盟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可能性越大(Viner，1950)。
米德(Meade，1955)认为，维纳的分析只考虑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生产效果，不能准确地估计关税同盟的净损益。因为维纳的分析基于供给完全弹性和零需求价格弹性的假设，而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在关税同盟形成之后，随着区域内关税的消除，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需求增加，对伙伴国的进口量上升，这种由于价格变化而引起的进口消费的增加会给进口国的消费者带来福利。因此，消费效果加强了贸易创造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而且部分消除了贸易转移对社会福利的损失。利普赛(Lipsey，1957)进一步认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不同虽是分析关税同盟对生产影响的基础，但却不是分析社会福利的依据。因为，关税同盟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可能是正面的。对于贸易转移是否一定减少国际福利，经济学家格瑞尔斯(Gehrels，1956)认为，贸易转移是否一定减少国际福利还要取决于商品间有无替代性。如果商品间有替代性，则贸易转移也可能增加福利。维纳分析的缺陷在于只注意到国家间的替代关系，而未注意到商品间的替代关系。
库柏和马塞尔(Cooper and Masell，1965)的研究却认为，按照传统关税同盟理论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非歧视性关税削减，那么该国所得到的福利要比成为一个关税同盟成员所得到的福利要多。从成本一收益角度考虑，一个国家必然有加入关税同盟的理性偏好。因此，库柏和马塞尔建议，应建立补偿机制以弥补成员国之间的损益分配不均。约翰逊(Johnson，1965)则从私人和社会的成本与收益角度说明社会福利除了来自于效用最大化的私人消费外，还来自于对公共产品的集体消费。当一国通过征收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时，私人消费者因商品价格高于世界价格而利益受损。但是，国内工业生产活动的扩大将可能给国家整体带来超过消费者的损失。政府的理性决策使得国内的关税保护将消费者损失与国内工业生产扩大所带来的集体福利大体相当。保护国内市场，发展本国工业，促进出口，可以通过建立关税同盟来达到。虽然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对伙伴国来说都可带来收益，但是关税削减国更倾向于贸易转移。上述有关贸易静态经济效应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与发展深化，为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之间开展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绩效评估
从泛珠与东盟双方经贸合作的现实来看，双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贸易静态效应首先来源于贸易壁垒的取消。目前，中国和东盟在合作框架下的关税减让参照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原有《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CEPT)来实施，“10+1 协议”明确了货物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和取消所有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目标，并以CEPT为基础采取封闭式的区域性优惠关税措施，将产品分为三类，实行逐年降税模式。如图－1所示，在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双方贸易曲线变化平稳。2003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双方贸易达782亿美元。到2007年底，双边贸易总额高达2025.5亿美元，提前三年实现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预定目标。
与此同时，泛珠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在快速发展，双方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凸显泛珠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的显著作用。2004年，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的出口额为144.27亿美元，进口额为257.68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01.95亿美元。2005年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的出口额增加到174.55亿美元，同比增长20.99％，而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462.46亿美元，增长15.05％。2006年泛珠(含港澳)与东盟的贸易总额达到1138亿美元。到2007年底，双边贸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2008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双边贸易额出现短期大幅波动。
在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贸易的地区差异中，广东和福建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份额占比超过80％。若以2005年为时点来做不同省区的数据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对泛珠不同省区的影响不一。2005年广东、福建与东盟贸易总额分别为369.04亿美元、46.55亿美元，广东所占泛珠与东盟贸易总额的79％，而福建则占9％，两者合计高达88％。而2006年、2007年广东省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分别达到441.48亿美元、559.60亿美元。而福建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则分别为54.12亿美元、70.74亿美元。作为经济规模较大的两个外向型经济省份，它们的贸易数据变化符合维纳关于静态效应中区内经济效应与福利水平增长程度与区域经济规模成正相关的判断。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前沿省区的广西和云南，区域进出口贸易份额增长显著。2007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为29.08亿美元，云南与东盟贸易额则达30.3亿美元，贸易增幅强劲，东盟一举成为广西和云南对外贸易规模活力最强的市场。这应验了静态效应理论中一个地区外向型经济比重越低，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可能性越大的基本结论。
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泛珠与东盟的主要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在双边贸易商品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体现出了水平型分工特征，这有利于取得贸易创造效应。另外，新加坡在一些化工、机械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而泛珠三角内地省区在货物贸易上有很强的互补性。马来西亚在电子、电器产品方面，泰国在大米、糖、热带水果等农产品方面，菲律宾在水果、蔬菜、办公用品方面，印尼、文莱在能源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泛珠三角地区基本上是石油净进口地区，双方合作空间广阔。由于存在特惠贸易安排，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新东盟国家也将享有在能源、木材加工、农产品和水产养殖等资源性产品上的比较优势。而泛珠在电器、机械产品、建筑材料、服装及纺织品上占有一定的优势。随着贸易壁垒的减少和撤除，这种优势互补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受《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定》实施的推动，2006年，泛珠三角内地省区共进口东盟自由贸易区项下货物受惠货值达10.74亿美元，税款优惠7.08亿元人民币，比2005年同期分别增长1.11倍和45％。进口东盟化工品共3.4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1倍，占总受惠货值的近31.94％。进口东盟水果受惠货值为2.4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44％。这无疑证实了米德关于消费效果加强了贸易创造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而且部分消除了贸易转移对社会福利的损失的观点。伴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降税进程的推进，随着区域内关税的逐步消除，双边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需求增加，对伙伴国或地区的进口量上升，这种由于价格变化而引起的进口消费的增加给进口国的消费者势必带来明显的福利效应。
此外，从贸易对象来看，泛珠和东盟各国主要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主要有服装、鞋类、组装类电子产品以及日用品等。在进口商品结构上以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为主。因此，贸易的国别结构和商品结构决定了泛珠和东盟的贸易很难替代各自与区外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后虽然会扩大区内的贸易往来，但是产生的贸易转移效果不大。不可否认，泛珠和东盟在出口结构上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相互竞争的产品，特别是纺织品、服装及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由于泛珠三角区域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趋势明显，在汽车工业、医药工业、机械电器、电子产品领域，也和东盟国家存在竞争。正如约翰逊所论，政府的理性决策使得国内的关税保护将消费者损失与国内工业生产扩大所带来的集体福利大体相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发展本国工业，促进出口，泛珠和东盟企业唯有大力引进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努力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竞争结果将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寻求最优配置。
四、结论
东盟与泛珠同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水平有很大相似性。此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大致相等，出口产品和市场相似度大。贸易的国别结构和商品结构决定了泛珠和东盟的贸易都很难替代各自与区外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果有限。泛珠与东盟的贸易效应直接来源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或撤除，这虽然有助于地区扩大共同市场容量，但同时也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双边的贸易关系互补性能促进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资源优化配置，在优势互补的产品上产生贸易效应，形成提高区域经济利益的巨大动力，在形成规模经济的基础上促进了区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泛珠与东盟国贸易创造的空间很大，同时对第三方市场的贸易额会有所下降，但贸易转移并不居于主导地位。
注释：
①国内现有关于泛珠与东盟的代表性研究文献，集中于下列研究视角。如陈乔之、李锦元《“泛珠三角”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载于《当代亚太》，2004年第5期；肖茂盛《浅议泛珠三角经济圈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载于《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2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促进泛珠东盟合作：构建“9+2+10”经济圈》，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廖杨《世界体系中的“华南经济圈”及其参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问题》，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林凌《构建“10+1”自由贸易区的前沿阵地一一泛珠三角在“10+1”中扮演的角色探讨》，载于《开放导报》，2006年第1期；邝国良等《泛珠江三角洲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研究》，载于《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陈秀莲《泛珠三角西南次区域和东盟贸易的实证分析》，载于《企业经济》，2007年第8期；徐佩文《“泛珠三角”地区与东盟经济合作浅析》，载于《长沙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上述研究在切入点方面具有诸多新意，但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应用性上却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②详细分析参见孟夏《亚太区域贸易安排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至72页。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 标准 法规 福利
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国内外学者对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但与传统贸易壁垒相比较，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本身的复杂性和隐蔽性、数据收集的困难以及很难从其他关税、非关税壁垒中剥离等特点，如何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仍倍受困扰。“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难量化的非关税壁垒之一”(Deardorff and Stern，1998)，如何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其影响成为当前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不少学者主要是国外学者为有效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进行了各方面的尝试，相应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量化方法。但总的来说，由于受数据和方法等条件的限制，有效的量化方法仍处在探索中。
一、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分析框架
Roberts，Josling和Orden(1999)提出了一个非关税壁垒的分析框架，总结了之前各类学者的研究，他们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有三种经济效应。
一是“法规保护”效应，指技术性贸易壁垒增加了外国供应商的成本，限制了进口。单从这种效应来看，主要侧重的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但同时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就像关税一样会给进口国带来很大的损失。由于没有关税收入，损失要比关税等价更大。这也表明关税等价仅适于测量贸易量效应而不能反映福利变化。
二是“供给移动”效应，主要包含进口对国内生产者的影响和技术法规本身可能的收益效应。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特征:法规对大型和小型企业的成本影响不同、改变了竞争结构或市场规模、引起价格上涨和产生租金(Neven，2000;Fisher和Serra，2000);Maskus，Wilson和Otsuki(2002)通过出口国的过剩供给曲线和进口国的过剩需求曲线的相对移动说明了法规的歧视性。
三是“需求移动”效应，指法规所带来的信息增加了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大量产业组织方面的文献对此也作了阐明。Bureau，Marette和Schiavina(1998)专门说明“需求移动”效应的信息方面:法规可避免“柠檬市场”问题、消除质量不确定性和减少消费者寻求产品的成本。Casella(1996)以及Fisher 和Serra(2000)阐明了法规的公共物品效应，有些法规和标准可引致交易成本减少。Roberts，Josling和Orden(1999)提出的分析框架可扩展至多个市场情况，标准和法规可使需求替代弹性变大、带来网络外部性、甚至规模经济及其他贸易便利(Harrison，Rutherford和Tarr，1996;Maskus，Wilson和Otsuki，2002)。
Roberts，Josling和Orden(1999)采用局部均衡分析阐明了非关税壁垒的三种不同效应即非关税壁垒对福利的影响，许多学者在此分析框架基础上作了很多发展。然而，在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分析框架和经验估计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供给的影响、引致的额外成本、国内外产品价格差异是模型模拟的关键，但这些方面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其他更复杂的信息和贸易便利方面的效应就更难量化了，比如标准对消费者信心、支付意愿等方面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从理论上，应用一般均衡模型可以说明技术规定对贸易的效应;但实践中，许多模拟只是在总量水平上完成的粗略估计，很多时候结果是值得商榷的。
纵观国内外学者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和福利影响的分析上，为此对其的量化研究也大致分为贸易导向和福利导向两大类。从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制定上看，福利分析更为全面客观，但由于国际谈判一直以来都强调对贸易的影响，所以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下面就各种相关研究从贸易导向和福利导向两个方面进行介绍和评述。
二、贸易导向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其影响的方法及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经济学界普遍承认，技术性贸易壁垒在限制贸易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Maskus与Wilson(2000)、Baldwin(2000)等学者为主，试图从贸易导向的角度对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定量测算，在此基础上就其对贸易的限制效果进行检验。从贸易导向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有三类度量方法。
1、以价格差/关税等价为基础的方法及相关研究
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比较本国价格和参考价格来衡量，最常用的方法是关税等价法。关税等价通过比较进口品价格和本国市场上可比商品的价格差计算得出。如果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保持不变，正确的方法是比较不存在壁垒时的价格和存在壁垒时的本国价格之差(Deardorff and Stern，1998)。然而，这两种价格都难以获得，实践中通常对本国和进口产品的贸易数量及供给、需求弹性作出调整以估计出不存在壁垒时的价格。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与本国进口商支付给外国出口商的发票价格(如进口商品的CIF价格)进行比较，通过价格差减去关税、运输成本和产品质量差异等可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等价。
Campbell和Gossette(1994)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包括农产品和食品在内的许多部门。他们做了复杂的调整使得产品为同质的，这种方法在两项研究中被专门用于农产品和食品部门。Calvin和Krissoff(1998)测算了在苹果部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率等价。为了测算，他们比较了美国苹果在外国的CIF价和外国市场的批发价。他们假设价格差由关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关税率构成，尽可能采用市场中同时空的同质苹果(同种类、级别和大小)的价格，并构建了运输成本。一旦知道了美国苹果在外国的价格和类似苹果在该外国批发市场类似苹果的批发价格之差，月度价格差比率就测算出来。该月度价格差由已知的关税率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率等价组成。EC(2001)也采用此办法比较了在欧盟市场上美国生猪和禽肉的月度CIF价格和欧盟内可比商品的批发价格，在EC的同一个项目中还用类似办法度量了美国西红柿和苹果。Calvin和Krissoff(1998)得出结论:价格差方法可有效测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等价;而EU研究认为这种方法不是很有效，在对西红柿的测算中结果取决于价格的选取。而出口价格随时间不同和产地不同变化很大，品质原因亦不能解释该变化。
以价格差/关税等价为基础的方法局限在于:第一，它量化的是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非关税壁垒的综合影响，而无法单独度量出技术性贸易壁垒这样一种具体壁垒的影响。第二，它的前提假设是进口商品与本国商品是完全可替代的(同质的)，局限性较大。第三，最主要的局限在于很难取得剔除了质量差异影响的价格数据。由于受数据所限，这种方法相对来说仅适用于同质或标准化产品。
2、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及相关研究
该方法最早由美国贸发会提出，可以用来量化非关税壁垒和估计贸易受到非关税壁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Beghin与Bureau(2001)认为可用该方法来定量和定性评估国内法规的重要性。有三类信息资源可利用:一是法规本身的数据，如法规数、本国法规文本的页数。二是产品被阻碍的频率数据，包括限制的数量、发生频率的比率、进口覆盖率等。经过严格假设，还可派生出某些指标，比如以采用国际标准的比率可作为符合国际标准的程度指标。三是企业就歧视性法规提出指控的数据以及国际贸易组织和机构对此类案件通报的数据。
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被广泛采用。两项研究以一国的标准存量为指标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Swann等(1996)在一项计量研究中采用英国和德国的自愿性国家标准数、两国认可的国际标准数，基于标准的频数指标对1985—1991年期间英国的净出口、出口、进口作了回归分析。Moenius(1999)也采用了存量指标的方法做计量分析。两项研究都把既定行业中的标准数用来度量标准的强度。Otsuki，Wilson和Sewadeh(2001)进一步扩展了该方法用最大允许的污染量来直接度量食品安全标准的强度。Fontagne等(2001)采用一个更复杂的指标来评估环境法规的影响。其他一些研究采用了边境限制数据。Lux和Henson(2000)分析了在美国边境被限制的数量以评估进口程序和边境检验如何阻碍欧盟出口，他们的分析表明保护主要发生在特定部门，如乳制品。Henson等(2000)还研究了因卫生和技术原因美国对非洲、亚洲、拉美国家产品的进口限制。鲍晓华、朱钟棣(2006)以频数比率和进口覆盖率为量化指标，测定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进口贸易的限制效应，得出技术性贸易壁垒频数比率、进口覆盖率和进口贸易额之间是显著负相关的，说明中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内生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体系。
由于部门和产品间标准的重要性不同，不同标准产生的影响不同，用标准数或国内法规页数作为代理变量是比较粗略的;由于国家报告的不稳定性和跨国间未有统一的覆盖率指标，基于有关频数数据的估计也是有漏洞的;基于在边境事实上被阻碍的数据的测度相对可靠，但除了美国，各国这方面的数据都难以获取。受以上限制，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可直接用来计算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某一部门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组国家发生的频率，评估贸易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这种方法可为计量估计构建指标，用这些指标作为计量模型(如引力模型)的代理变量的研究在进一步探索中。以标准数或频数等存量指标为测算变量，运用引力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考察该变量对贸易的影响是目前贸易导向测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对来说最有启发性和拓展潜力的一个方向。
前述Moenius(1999)作的计量分析即在对标准引力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将标准引力模型中的GNP、人口、地理位置等因素作为常量，对双边互认标准、各国国内特定标准的数量及一系列虚拟变量进行估算。他指出两国之间技术标准信息的获取是造成双边贸易中成本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双边共享标准导致进口明显增加;进口国异质标准虽然会大大降低非制造行业的进口，但同时也会大大促进制造业的进口。由于没有对规模效应和其他一些阻碍因素进行适当的处理，因而很难解释其回归结果。比如忽略了区域贸易协议中成员国会采取一致政策的指标，在估算中只考虑到颁布技术标准的数目，而没能区别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的不同等。Maskus等(2002)针对此问题搜集了技术法规的信息，并将其考虑到模型的贸易等式中，从而获得关于自愿标准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不同影响的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技术法规制定情况结合起来，建立了引力模型。模型区分了标准与法规影响的不同:标准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对贸易有促进作用;而法规则限制贸易。引力模型不仅能找出在“边境效应”中法规的影响，还能处理二元或离散变量，这正是标准的统计特征。这种将存量指标和引力模型及计量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得出对贸易的影响，还为分析此影响和某一变量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桥梁，能更深入地分析问题。
3、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及相关研究
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不能将具备贸易限制作用的法规和不具备该作用的法规区分开来。调研是通过对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主要国家、行业及企业的经营者或管理者的会面或调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分析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通常是定性的，但可以缩小分析的范围，集中了解那些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不同对象国家的影响程度、重点影响的行业，从而有针对性的为政府采取正确的贸易政策措施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调研方法还可用来为计量研究提供信息。
如欧盟(2000)就美国贸易壁垒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和美国贸易代表处(2001)就国外贸易壁垒提交的年度报告中都采用的是通过调研行业就其出口遭遇的限制提供的信息数据。OECD(1999b)对美、日、英、德四国三大行业55家公司进行了调研，其中一大行业为乳制品业。美国农业部(USDA)1996年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技术壁垒做了一次跨部门的调研，其调研的跨部门数据库主要用来说明基于经济利益的保护程度。许多学者都采用该次调研的结果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量化研究(Roberts 和DeRemer，1997;Thornsbury等，1999;Thornsbury，1998)。Maskus等(2005)还利用世界银行对16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调研数据库进行了计量分析。一些研究还专门就发展中国家如何达到SPS要求和遵守SPS条款进行调研，如Henson，Loader和Swinbank(1999)将调研和深入采访结合起来，把问卷发到发展中国家的联络点。里丁大学做的一些研究也是将调研和深入采访相结合。这种方法可以鉴别出最相关的一些问题并暴露出一些通识但属误解的看法，如Henson，Lux和Traill(2001)的研究表明欧盟出口厂商对美国主要抱怨的不是关税和卫生要求而是行政方面的延误及缺乏预见性;OECD(1999b)对乳制品的调研得出企业认为认证和批准方面的延误限制作用甚于标准。
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的局限性在于:由于被调研对象认为调查结果可能对政策出台产生影响，所以提供的数据和结果有可能出现偏差。在缺乏足够数据时使用该方法是有效的，比如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欧的产品面临的一些障碍等问题的认识。此外，在对一些壁垒衡量中容易混淆或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如行政管理中出现的贸易障碍等情况可以通过调研的方法了解到。而且一些技术法规主要是行业关心的问题，而经济学家们分析时往往考虑不到而没有作为模型中分析的变量，通过调研也可以弥补。
三、福利导向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方法及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严格的技术法规、标准和相关合格评定程序来实施对贸易的影响。这些实施手段在短期会对贸易产生影响，还会对一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并且从长期来看，对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还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要全面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福利的影响，需采用测量范围全面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但限于数据搜集的极大困难，国内外学者更多使用的是以下两种方法来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福利的影响。
1、以风险测评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法及相关研究
以风险测评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法是根据风险测评的损失概率及大小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方法能表明法规对福利的影响包括哪些效应，而不是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具体效应。对于纠正市场失灵的SPS规定，困难之一是难以识别其保护的强度。对达到法规要求所花费的成本与减少外部性的收益进行比较可以分解出一项法规的效率及保护的效果。通过分解福利效应，当其成本超过收益可以得出一项措施是福利损失的。当收益可忽略时，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检验贸易扭曲，用来评估当前法规是否具有保护性。
Bigsby和Whyte(2000)提出了一种方法度量针对虫病检疫法规的经济效应和风险的概率。James和Anderson(1998)评估了检疫法规的效应，他们得出那些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检验的检疫限制才是合理的。Arrow等(1996)对环境卫生部门运用更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评估其法规的合法性。Orden和Romano(1996)还运用这种方法就墨西哥鳄梨进口进行了USDA贸易政策分析，表明结合使用风险测评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以量化估计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解决SPS贸易争端。
将风险测评和成本—收益结合使用的方法是鉴别和评估技术性贸易壁垒效应研究的最有潜力的方向之一，多被用于分析食品、农产品等与环境卫生有关的产品。但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风险的概率和大小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在实际应用中分析的范围较窄，许多经济影响不能包括进去:就收益分析来讲，收益的重新分配可能涉及到许多相关方面，要计算所有相关代理人的影响非常复杂，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变化很难估计;就成本分析而言，不仅要计算供应商自身的损失，还应包括管理成本和寻租代价等。
2、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及相关研究
就某一行业或产品进行单市场或多市场分析的局部均衡分析法以微观经济学的供需平衡为测度基础，分析某一特定政策对均衡价格、数量和福利的影响。局部均衡分析模型的建立可以是基于成本增加原因，也可以是由于需求的变动或由于两种因素共同影响。从成本方面的影响来看，技术法规可以改变边际成本，也可以改变固定成本，而收益的大小则取决于进出市场的难易程度和竞争性质。如果是完全竞争市场，基于弹性大小假设前提下，边际成本增加可以直接分析对数量、价格的影响范围，直接计算区域内标准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而在差异产品情况下则不同，厂商的固定成本要考虑到规模收益递增，这些成本可能因技术法规的不同而变化。因此，模型取决于市场准入的难易和产品可替代的程度。模型会根据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校正市场上的厂商数量，可以用于需求一方有固定的替代产品，也可用于标准和法规性质不同、替代弹性不同的产品。此外，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还经常和价格差法、存量指标法、风险测评等结合起来，能更精确地分析标准或技术法规对生产、消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
Thimany和Barrett(1997)研究了美国向其他NAFTA国家出口奶制品受到的技术法规的影响。他们强调了需求和供给曲线变化的影响，得出进口国需求和供给曲线都向上移动。向上移动的需求曲线代表了标准能缓解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而供给曲线的上移则是包括相符成本在内的出口成本增加所致。结果是标准不会影响进口国国内生产商，反而与关税一样会起到对生产商保护的作用，但却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福利。Sumner和Lee(1997)则具体到市场营销各个环节上发生的成本。Calvin和Krissoff(1998)采取了价格差法和局部均衡分析模型相结合的方法。Paarlberg和Lee(1998)结合风险测评和局部均衡法研究了美国运用关税政策对可能传播口蹄疫的国家实行牛肉限制进口的效果。除了这些对单市场进行局部均衡研究外，Overton，Beghin和Foster(1995)就欧盟对烟草的化学成分残留值规定进行了美欧两个市场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果出人意料:欧盟设定的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残留值规定最终却使美国制造商撰取了绝大部分的收益。
局部均衡分析法是目前对福利导向测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应用较多且较有发展潜力的一种方法，可用于评估标准或法规对某一产业或某一市场经济活动的影响，无需直接联系其他产业的影响，只需利用价格、数量、相符成本信息及生产厂商对市场价格变动的反应，就可进行相对简单的计算。其模型在研究法规或标准对不同市场的影响上可以做不同的改变，其有效性还有待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差异化产品和不完全竞争等微观经济学理论定量计算方法上的进一步发展。
四、总结
以上是沿贸易导向和福利导向介绍了到目前为止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本身和与之联系较为紧密的一些分析方法以及采用这些方法的主要研究成果，评价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和不足。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远大于单纯对贸易的影响，所以从福利角度进行研究更有说服力。为了全面有效地分析其影响效果，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对进出口国贸易流量的影响;对国内外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对第三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消费者的反应等。价格差/关税等价率法、存量指标(如标准数等)法以及调研数据法是常用的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本身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还需进一步改进。把它们和引力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比较适合于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影响;而把它们和局部均衡模型或一般均衡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是目前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社会福利影响比较有拓展潜力的方法。
(注:本文获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对策研究”的资助，项目编号07BGJ0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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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于扩大专业影响力，打造专业品牌效应。专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既影响生源质量，也影响就业质量。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要在区域内乃至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需要体现教学特色，更需要体现科研特色。目前国内关于汽车贸易的相关研究较多，而汽车金融研究相对较少，几乎没有汽车经济的研究。通过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进行综合改革，在教学上体现汽车贸易特色，在科学研究上凸显汽车经济和汽车金融特色，有利于扩大本专业的影响，形成品牌效应。
2.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质量。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国民经济重心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汽车产业人才需求向汽车后市场转移，汽车贸易与汽车金融的融合程度与日俱增。同时，我国政府职能也开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考的岗位中，对学历和经济学基础的要求越来越高。为进一步扩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层次，在人才培养中，需重视研究生和公务员这两个就业领域，而这两个领域都需要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在专业综合改革中，凸显汽车经济特色，可引起学生对经济学的重视，为他们迈向更高层次的就业岗位奠定基础。
3.有利于强化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服务地方经济的职能。实践教学改革是专业综合改革的重要环节，在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过程中，坚持服务汽车产业不动摇，同时也要兼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探讨面向汽车企业、金融机构和面向农村相结合的差异化实践教学体系，既可解决当前面临的实习岗位不足、实习内容单一的问题，同时可充分发挥本专业服务地方经济、尤其是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职能。
二、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综合改革的内容
1.构建“以汽车贸易为主体，以汽车经济和汽车金融为两翼”的“一体两翼”课程体系。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中，围绕汽车贸易、汽车金融和汽车经济构建三个课程体系模块。汽车贸易模块以培养学生贸易实务操作能力为主，该模块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汽车贸易》《外贸实习平台操作》等课程。汽车金融模块以拓展学生的汽车后市场知识为主，该模块主要包括《汽车金融》《汽车保险与理赔》等，内容涵盖汽车金融、汽车保险与理赔、二手车市场等。汽车经济模块以夯实学生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培养学生对产业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为主，该模块以《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为基础，以《SPSS统计软件应用》《经济分析与预测》等实践课程为核心，着力培养学生应用经济理论分析产业经济尤其是汽车经济问题的能力。围绕各模块的培养目标，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探讨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教法改革，在兼顾共性的基础上突出特色，使各模块相得益彰。
2.围绕“一体两翼”课程体系，编写《国际汽车贸易》《汽车金融》《汽车零部件贸易理论与实例分析》等一系列特色教材。特色教学资源是特色专业建设的基础，目前《国际汽车贸易》教材已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汽车金融》和《汽车零部件贸易理论与实例分析》两本教材已经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协议。今后将结合专业建设实际，围绕“一体两翼”课程体系编写其他特色教材，形成特色鲜明、内容精湛的特色教材群。
3.围绕专业核心课程群，建设一支“以高职称、高学历教师为先导，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双师型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建设方面兼顾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围绕核心课程群，凝练教师队伍。对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给予宏观指导，围绕专业目标，制定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和人才引进计划。积极支持专业教师参与“青年教师深入企业行动计划”，支持专业教师参与各种专业培训，鼓励教师围绕专业建设目标开展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到“十二五”末期，基本建成一支协同创新、创新驱动、特色鲜明、素质过硬、结构合理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4.建设《西方经济学》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和《国际汽车贸易》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在巩固《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完善教学资源网站，优化教学内容，在将《西方经济学》建设为校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的基础上，争取获得省级立项。同时，以《国际汽车贸易》特色教材为基础，将其建设为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5.加强企业培养环节建设，实施校外实习“小型化”和“多元化”工程。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已经在《国际贸易模拟操作》课程中尝试了校企联合培养，积累了一些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为进一步扩大学生受益面，突破企业接纳能力瓶颈，探讨实施校外实习“小型化”和“多元化”工程。在“小型化”方面，增加3～5个汽车零部件企业实习基地;在“多元化”方面，增加1～2个金融类实习企业和1～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实习单位。从而有效提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契合度，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实际工作的密切程度，强化本专业服务地方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职能。
6.实施专业教育和学业指导“系统化”工程，编写《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业指导手册》。将现有的专业教育成果汇编成专业教育手册，内容围绕人才培养方案解读、专业现状与发展前景介绍、专业学习方法、外贸从业资格考试、研究生与公务员备考指导、就业解惑、经济与贸易前沿问题等模块展开，按照各学年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特点规划专业教育内容，将专业教育常规化、系统化和规范化。
7.构建就业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施毕业生与在校生“一帮一”工程。借助网络技术，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校友联络平台，及时了解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分享就业、考证、考研、考公务员等成功经验。探讨毕业生与在校生“一帮一”工程建设，成立以校友捐赠为主体的“就业促进基金”，一方面为家庭困难学生提供就业资助，另一方面也可以奖励在研究生考试、外贸从业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典型。
8.实施教学管理“标准化”工程。在教学法活动、教学资料管理、教学过程监控等环节构建“标准化作业程序SOP”，编写《教学资料管理办法》《日常教学标准化作业程序》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细化分工、明确责任，强化制度约束，提高教学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三、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专业综合改革的技术路线和目标体系构想
根据项目内容的不同，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综合改革分为顶层设计、基础部分、特色部分和品牌建设四大模块，具体技术路线和目标体系如图1和表1所示。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