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25 10:55:41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频频以妙言隽语生动阐释。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国务院、生态环境部领导的批示精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入脑入心、融入血液；进一步建立公开透明、程序严谨、制度完善、行为规范的运行机制，锻造执法严格、敢于负责、作风过硬的环保卫士。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战略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五大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所在地区各部门联合执法监管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环境问题涉及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物，要实现可持续发现，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人人都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坚决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作为当地纪委书记，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建立追责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其次，要增强环保意识。可通过标语、广播电视、微信平台等手段，结合精准扶贫、普法等活动，开展一系列保护生态的法治宣传活动，让广大群众充分认识破坏生态环境的危害性，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最后，要加强监督、强化联合执法。加强与当地派出所、生态等相关部门的联系，逐步实现对生态环境资源领域案件的实时监督，打通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后一公里”。
一、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内容博大精深，涉猎十分广泛。他以高远的历史眼光、开放的国际视野、深邃的辩证思维，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再认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再探索。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产力理论。马克思认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人具有客观性和先在性，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统一，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精辟总结。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不仅自然界是劳动者的生命力、劳动力和创造力的最终源泉，而且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一科学论断把自然生态环境纳入到生产力范畴，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内在属性的重要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史上，还是第一次。
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历史上，作为西亚最早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文明自此光辉不复。而东方文化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理思想让中华文明亘古绵延5000多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这说明，生态文明是相较于工业文明更高级别的文明形态，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与文明关系以及人类发展阶段的深刻阐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对生态环境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人民主体性思想。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始终饱含深厚的民生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他关于生态环境问题是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等重要论述，把党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现实期待、对生态文明的美好憧憬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生动诠释。
辩证思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是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他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许多论述饱含着辩证思维的鲜明特点。他形象地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比喻成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主张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他用鲜活的语言指出，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
系统思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从方法论的角度深刻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单独从某一个或几个方面推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底线思维。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底线思维，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好处着眼，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坚持底线思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告诫全党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我们应对错综复杂形势必须具备的科学方法，是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治理智慧。生态红线是不能超出的界限、不能逾越的底线。生态文明建设要以底线思维为指导，设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三、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指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战略抓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动力、根本保障和前进指引。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想追求。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满足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产品需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从现实看，生态产品短缺已经成为木桶定律中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我们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保护生态的理念在全社会得到认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当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深化改革。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把深化改革作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动力，要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抓紧制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研究不同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禀赋、主体功能定位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
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和文明发展阶段。它是对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党的十报告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一表述体现了我党执政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提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一、理念的提升。“美丽中国”的提法新颖，但其理念并不陌生，是近些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不断升华的自然结果。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并将到2020年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之一。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作出战略部署，要求提高生态文明水平。2012年7月23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加以阐述，强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到十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这一理念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目标越来越清晰明确，战略地位越来越高。
二、理论的丰富。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高度，是科学发展观的丰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生态文明是人类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而取得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人类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的开采和环境的破坏。生态文明则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不同于依附于大自然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更是对征服大自然的工业文明的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以耗费大量自然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为代价，而生态文明却希望通过人类的知识和智力，把工业文明的劣势最小化。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求在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也能保障人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而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的要求，更加明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这是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
科学发展理论和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理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理论，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生态文明建设是这两部分理论当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党的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高度，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一表述把生态文明摆在了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生态文明建设不再是和前面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并列的关系，它在总格局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贯穿性，具有更高层次的指导性。我们要把对生态文明地位的这种认识，贯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只有从这种高度来认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做到让我们经济富足的同时环境更加美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高度的提升，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并在内容措施原则制度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理念必将成为指引未来中国发展的新共识，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人民不仅要富裕的生活、富强的中国，还要美丽的家园、美丽的中国。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蓝天、碧水、青山的美丽中国将不再遥远。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120－08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研究是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活跃的领域，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又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当前学术界，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理论的考察，又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念的探讨；既有对历史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又有对当前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这些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不同的理论层面，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是，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原则性规定都是由他们确立的。尤其是马克思，作为意识形态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正是由于他的理论，意识形态才引起世界范围内如此广泛的关注，他的意识形态思想，一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这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论争
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是探讨其意识形态思想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对此，俞吾金等提出：“总起来看，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否定性的概念，可以说是抓住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根本倾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其根本特征是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p.c.罗兹也坚持类似观点，他在《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中指出，“马克思已经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意识’，也理解为‘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整个‘上层建筑’。”
杨生平等持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中性说，即相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认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理解为阶级利益的观念反映：“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则是指思想家们通过对特定社会关系反映后而建立的思想体系”，其本身并无褒贬之分。
侯惠勤则持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综合说，即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用在不同的地方表达不同的含义。他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有三种含义，即作为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作为革命意识的意识形态和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既有中性用法又有否定性用法。英国学者汤普森则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分为论战概念、副现象概念、潜在概念，通过分析其具体使用时的特定理论背景，来说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
此外，也有学者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做出其他解读。麦克里兰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远不清晰，这一概念的很多重要部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伊泽尔曼则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使用有矛盾之处，整个看来，他们是将意识形态作为贬义词去理解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一定意义上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意识，认为其反映某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社会存在。
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论争，反映出我们仍然没有准确把握住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根本观念，因为“他的意识形态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至少表明，以往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颇具影响的看法，譬如‘意识形态’一向只是一个借以攻击论敌的标签或工具，譬如马克思著述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含混不清晰的，譬如他对意识形态的评论只是‘顺便提到的’、他‘从未进行系统的论述’，等等，这些‘成见’并不能成立”。
(二)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现有的研究一般都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在具体的历史分期及每一阶段的历史定位上尚有分歧。
俞吾金的三阶段说是：1845—1856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创立阶段，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含义、本质和基本特征；1
857—1870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深化阶段，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被物与物之间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1871－1895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得到完整论述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捍卫并发展。杨生平认为这种划分的理论依据缺乏系统分析，他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845-1856年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形成时期，1857年到19世纪70年代初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深化时期，而19世纪70年代到1895年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系统化时期。
张秀琴则依据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探讨深入的程度及概念表述的完整性，认为1840年到1844年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与理论的萌芽时期，1845年到1866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正式形成时期，1867年之后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成熟发展时期。
英国学者jorge larrain则将马克思、恩格斯分开，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早期著作到1844年；第二阶段是从1845年到1857年；第三个阶段是从1858年到《资本论》的完成。实际上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开作为独立的思想主体来看待。
当然，在这种主流的“三阶段说”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解读。葛晓梅就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一个酝酿与准备、形成与确立、深化与拓展的长期过程，它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于1845年至1856年间，在1850年至60年代末得到深化，于1871年至1895年则得以继续拓展。王宏伟则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将这一过程分为哲学批判阶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时间上大致以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移居伦敦为界。
(三)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探讨
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学者们大都认为是与他开创的唯物史观紧密结合并以之为哲学基础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消亡、本质属性与基本特征、地位与作用，以及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辩证关系等问题。但是就各个具体方面的内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具体来说，周宏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分为意识形态本质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本质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把握、对意识形态起源和基础的探讨、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和综合性特征的描述、对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的阐述，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则主要探讨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渊源、历程、原则和方法。 在认真研究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首先分析了意识形态产生和消亡，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跳出意识形态的前提和方法—_从唯物史观出发，考察人们的真实生活过程，通过实践改变其社会基础，最后则分别对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维护功能及文化发展功能作出了阐释。
张秀琴将实践性作为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关键线索，基于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没有绝对独立性，没有独立的发展和历史；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制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起着“软国家机器”作用，一方面是各种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思想体系；作为“阶级社会维护意识”的意识形态，以阶级实践为自己使命，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提供思想指导；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载体的意识形态，承担人类文化发展重要场所或载体的角色。同时也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主要包括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社会批判及全面的批判。
二、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把握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在列宁时期确立的，但是由于列宁去世太早，他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尚未完全展开，因此，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其意识形态理论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还远不充分，主要局限于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把握上。
还在上世纪90年代，俞吾金认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精神，并根据时代需要对意识形态含义作出新的说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列宁强调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主张对工人队伍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新概念，强调了哲学上的党派斗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与旧有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提出建设共产主义道德的伟大任务，强调发扬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做好意识形
工作。
后来，郑永廷等人研究得出结论：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具体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在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基础上作出新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新概念，阐述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原理；列宁把理论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高度，阐明了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
周宏强调了列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方法与新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批判，主要内容包括列宁对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林国标认为，列宁一方面继续坚持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则发展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中立性含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意识形态”，强化了不同性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党性原则；强调了革命理论对实践的重要能动作用，提出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及原则；在批判文化建设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及无产阶级文化的继承性。
直到最近两年，包毅才对列宁的意识形态观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探索，认为列宁依据时代特征的新变化，对意识形态做出新的解释，将其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他认为列宁通过提出意识形态党性原则、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灌输论、意识形态继承与批判等，开创了意识形态发展的新境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为后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邹放鸣则对列宁晚年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梳理，发现列宁晚年基于十月革命后的实践，强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文化建设上来，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社会主义胜利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认为，列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采取正确政策，正确对待旧时代的文化遗产和国外文化，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推进文化建设。而列宁晚年的这种探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彰显了文化建设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后，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讨更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具体内容、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等问题，学者们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应对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大环境出现新情况发生新变化的需要。胡映兰撰文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她认为十七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很多重要论述，提出了一些新论断，体现出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地位的新认识，对其四个基本层面内容的新丰富，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路径的新探索。
杨海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进行了阐述，他强调，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引领风尚，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其鲜明的时代性、严谨的科学性、深厚的民族性、广泛的大众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功能和作用是学术界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姜国俊、李建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重要功能，包括思想引领功能、文化创新功能、共识凝聚功能、利益整合功能以及制度调适功能。乔法容、赵增彦则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极富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具有指导功能、引领功能、整合功能和创新功能。高静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定位为对社会主义价值基本看法和总体要求，因而在社会发展中有导向和规范功能、调节和协调功能、人格塑造功能以及定向整合功能。卢岳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关键所在，它 们精神迷惘、加快社会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中，能够积极发挥导向凝聚、主导控制、兼容整合、规范自律、教育矫正和支撑保障等诸多功能。此外，一些学者还就其某一方面的功能进行专门论述。比如，石国亮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功能，余乃忠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解释功能，吴晓璇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整合功能，网卢凤菊则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嘴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研究则是学术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李建华、牛磊等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认为在准确抓住社会思潮的本质、把握“引领”的正当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张晓永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和方法，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和教育社会思潮传播主体，规范和发展社会思潮传播载体。顾红亮则在方法论层面上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问题，将“一致而百虑”看作主要的方法论原则，辩证地理解作为“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作为“百虑”的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王秀阁则进一步从机制建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她指出，有效的引领机制应该具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疏导同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抗御异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整合与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应该是一个纵贯引领始终、关涉引领各方的复杂系统，在机制建构上要注重其各项基本条件：充分认识其必要性、制定具体完善的政策、提高引领队伍素质、探索有效的引领方式等方面。
最近一年多来，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视角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有学者以公民道德建设的视角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有学者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学者着手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新性研究
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性研究，主要是指在新的时代背景、新的世界局势和新的技术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这种创新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探索。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这一方面出现了不少比较优秀的成果。王永贵等人的专著《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在阐述全球化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变化，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探索和构建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框架、发展思路和实践形式，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与时俱进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核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基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重点，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保证，加快实施科学技术创新战略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支撑。
明栋才研究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极大挑战，甚至遭遇危机，资本主义借机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打压。在此情形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显得十分必要，为此，需要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存在”的意识形态格局，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主流地位，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尤其要注重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意识形态教育。
马振清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他
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经济力量的竞争引起的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较量，也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到战略地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科学的政治导向策略，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
刘霞、杨菲蓉则梳理了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哲学理路，要求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普世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科学性与阶级性的辩证统一。
(二)网络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信息化、网络化的飞速发展，在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有关学者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吴玉荣是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遵循与传统意识形态建设不同的原则，采取不同的方法。并且呼吁适应网络发展，要探讨互联网上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在虚拟空间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顾洪英全面地分析了信息网络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息网络化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对策，即加强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建立规范的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杨立英、曾盛聪在《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一书中，在分析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对网络化境遇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们分析了网络化的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挑战，探索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应对之策和自身发展之道，探寻了网络化境遇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理念与方法，认为面临新的挑战，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的现代性转换。
(三)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对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黄传新、吴兆雪等在《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一书中，以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为主线，着重探讨了和谐社会视域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创新路径，揭示了意识形态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归纳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进而提出要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充分体现意识形态建设的广泛性，努力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艺术性，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许多学者从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二者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杜敏、李英田研究认为，从理念价值意义上讲，和谐社会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拓展和延伸，这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综合性功能，着眼于 和谐社会这一目标，须在目标定位、内容任务、方法途径等方面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创新。肖应红则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遇到的挑战，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王勇桂、邱斌一方面强调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则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李方祥撰文指出，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权稳定的思想基础，并且探讨了新条件下对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的坚持与创新，论述了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规律。
也有学者专门就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相对深入的探讨。张艳新等主要关注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王翠芳明确地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意识形态的要求，刘梅则对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探讨。另外，吴俊清、刘瑞贤对和谐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想文化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代玉启则总结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
五、相关研究的不足及建议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探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着可以继续发掘的余地。
第一，现有的研究缺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界定。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但其中最具前提意义、最具基础作用的问题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却很少有人探讨，几乎所有的讨论都将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相关研究都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大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究竟要表达什么含义都有着共同、清晰的理解。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各种具体的讨论、争鸣中往往会出现自说白话的情况，究其原因，固然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是，学术界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尚无明确的界定，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第二，一般介绍性研究较多而比较性研究、批判性研究、反思性研究较少。在涉及到对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与实践的探讨时，往往只就意识形态本身进行叙述性研究，比如一般性地进行苏联历史上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研究。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却鲜有人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由此总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某些规律性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的某些意识形态思想只是一般地叙述，不能以批判的眼光对其中的发展变化和经历过的曲折进行重新的认识，难以对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 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当代社会主义流派之一。“指的是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理论家与活动分子依据生态环境问题政治意义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论分析与实践应对”。郇庆治认为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狭义)理论和“红绿”政治运动理论。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即理论探讨与论评;二是本土化研究,寻找生态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即启示研究。本文的目的是对我国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作初步疏理总结,并就如何开展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1 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思想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
国内学者有关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着述数量比较多,比如,1995—2004年间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等转载的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论文达122篇。其主体基本上是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的文章。目前,国内学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马克思主义中生态学思想的论证。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否存在生态学思想,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岩佐茂、岛崎隆、霍华德·帕森斯、吉恩·古格·维兰克特、戴维·哈维、多纳德·李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丰富的或明确的生态学思想,或者说,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就是绿色的。詹姆斯·奥康纳、吉恩—保罗·德里格、朱安·马蒂奈兹—阿里尔、米歇尔·雷德克里福特等学者则质疑马克思有自己的生态学思想或者说,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在这其中,日本一桥大学学者岩佐茂和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可以说是两位影响较大的学者。前者1994年出版的《环境的思想》试图通过对实践唯物论的重新诠释来阐发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丰富生态学思想。他认为,由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彻底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消除生产生活异化和物化造成的“自然的异化”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中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而具有后现代的特征,并不像有些批评者说的那样只是近代思想的一个分支。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是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不是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也就是说,人类针对自然对象的劳动实践未必一定会导致“自然的异化”或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在于我们是基于一种“支配自然”的态度还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观念。与岩佐茂的立场不同,后者则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生态学关注方面的“理论空场”,而这需要通过重新阐释和解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重构”。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明显地侧重于前一思路。郇庆治1994年出版的《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现代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从对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的理论阐释出发,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自然的人化是逐渐发生的历史过程、自然事物的客观必然性依然存在但有了新的意义、自然人化的实现方式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和自然人化的现实基础是人类社会。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拓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三个“关节点”:人与自然系统共存的有条件性、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性和人类存在活动的社会性。像岩佐茂对辩证唯物论的重新阐释一样,他的主要目的仍是着力于论证马克思的自然生态思想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学的内在一致性。
解保军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旨在阐发马克思自然观所包含的现代生态哲学思想,从而为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臧立(主编)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的前言所表明的主旨也是挖掘与归纳马克思恩格斯着述中的环境关爱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特性的强调对人类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人与自然间合理的“物质变换”或“人与自然和解”,有着强烈的时代性。
(2)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和立场的阐释。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生态原则、社会责任感(或社会公正)、基层民主和非暴力。有人称之为“四项原则”或“四支柱”。例如,韩海涛认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论是由生态原则、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非暴力四大支柱构成的。熊家学也有相似的表述,他认为,“四项原则”贯穿于生态社会主义体系之中,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脊梁和灵魂,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骨架建筑起来的。但也有人认为“四项原则”或“四支柱”实质上只是生态主义特别是绿党的政治主张。
其他学者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基本思想与基本立场的表述与上述观点大致相同,只是在分析视角或概括方式上有所差异。
周穗明在1998年与人合着的《激进,温和,还是僭越》中,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与基本思想进行了概括分析。她将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划定为70年代的“红色绿化”(共产主义运动转向生态运动)阶段、80年代的“红绿交融”(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和运动结合)阶段和90年代以后的“绿色红化”(社会主义化)阶段,并把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生态主义理论的差异归纳为四个方面:理论基础不同、哲学文化取向不同、政治诉求不同和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与未来发展的认识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虽然在总体上具有一些类别化的特征,但在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克服生态危机的手段、策略以及未来前景等问题上都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应该指出的是,她对生态社会主义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与概括后来被其他学者广泛接受,尽管关于“红色”绿党(Red Greens)和“绿色”绿党(Green Greens)的说法严格说来并不准确”。
郇庆治在1998年出版的《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和2000年出版的《欧洲绿党研究》中,设专门章节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理论观点作了归纳总结。在后者中,“他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概括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三个阶段,并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概括为对生态环境问题成因的阐释、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对未来绿色社会的设想和关于走向绿色社会的道路四个方面”。
包庆德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可归纳为两大部分:一是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成因、生态危机的性质及生态危机的出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二是未来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变革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王立则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其基本理论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建全新的价值观体系以及未来社会理想等方面。张荣等人则归结为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思考与探索、变革资本主义的途径和阶级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未来新型社会主义的构想。
(3)在解释为主的思路之下对生态社会理论新意旨的探索。韩立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对自然的支配”绝不是类似于主奴关系那样的“绝对的支配”,而是一种有责任的支配。“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扬弃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主张依靠变革社会制度去最终解决环境难题的生态社会主义”。王向峰通过阐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化自然”思想,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体才构成一个理想社会的看法。“在他看来,马克思理论视野下的自然是一个包含着人与社会的广泛性存在,人类从自然界和动物界中的地位提升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固有的自然与动物属性,人类只能依赖自然才能创造自身、社会、科学、艺术以及属于人的一切;人类人化自然的过程,既是一个人类外部自然发生变化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自然和社会精神性方面不断人化的过程。因而,问题的关键是自然的人化、人类属人自然的人化和人类社会性精神性人化的和谐统一,其理想目标是,人类既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自身,又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类自然环境,即实现一种美的境界。”
2 本土化研究,寻找生态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即启示研究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作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其价值还是明显的,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启示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对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渊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但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都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作为当代研究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出发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思考和解决生态问题。刘付春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生态社会主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运用历史唯物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这种历史唯物观对生态社会主义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历史现象,包括生态问题在内无疑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反过来,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种变种,一股左翼思潮,同其他社会主义一样,立足于对西方国家的批判思考和对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超越,从新的视角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途径:以生态为中心,关注人类、自然与环境。这无疑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思路,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生态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大都切中时弊,十分现实。单小桐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恢复了生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弥补了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对生态问题的缺位,并且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其理论切入点,克服以往现实社会主义理论过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夸大阶级斗争的极端性,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真面貌。”应该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作为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其理论和实践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为追求目标,并且把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其他活动置于其中进行思考和评价,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对于我们开拓视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论述比较丰富,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徐振光在《论生态社会主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一文中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三点,即正确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朱秋则将其概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始终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始终遵循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杨向荣在《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一文中将生态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概括为生态经济观、基层民主观、生态价值观,进而提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熊剑龙认为,生态和谐发展观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对中国和谐经济建设、和谐政治建设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启示作用。其他学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与上述几位学者大致相同,不一一赘述。
3 简短评论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国内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突出表现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本体的梳理与研究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方面的探讨,可以说构成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同时不可否认,目前国内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至少忽视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论探讨。一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探讨。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像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生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既是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一种强烈的现实需要,也会构成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深入与具体化的重要视角。“尽管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与制度设计在中西方知识界都处在一个相对冷淡的时期,但至少对像我们这样依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来说,这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二是生态社会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生态运动,环境运动在内的各种进步运动的关系的探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与包括生态运动,环境运动,环境公民权等在内的各种进步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推动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在这方面,还几乎没有严肃意义上的研究成果,而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更加扎实有效的文献资料整理分析能力,还应有一种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与大胆的创新勇气。就此而言,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正处在一个迈向新阶段的关节点。
参考文献
[1] 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4).
郇庆治.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到现代环境哲学[J].山东大学学报,1995,(2).
郇庆治.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论评[J].江汉论坛,2006,(4).
韩立新.马克思的“对自然的支配”:兼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J].哲学研究,2003,(10).
王向峰.论马克思“自然人化”论中的生态美学思想[J].社会科学辑刊,2001,(5).
刘付春.近年来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综述[J].求实,2008,(9).
单小桐.论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启示[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3:
朱秋.生态社会主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3).
“生态文明教育”和“生态文明素质教育研究”是研究所涉及的两个基本概念。对于生态文明教育的内涵，相关研究可以做以下归纳:
1．“广义狭义”说。即研究视野的不同。该观点把生态文明教育看作是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各种形式教育，又把它看作是具体的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如刘经纬等人认为，“广义的生态文明教育是指定位于社会契约与广泛的道德观的对于社会全体公众的教育。狭义的生态文明教育是指学校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不同年级学生进行的专门教育。”［1］相关的观点还有，单纯广义的表述:如陈丽鸿、孙大勇认为，“生态文明教育是针对全社会展开的向生态文明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是全民的教育、终身的教育。”［2］狭义的理解:如余志健认为，“生态文明教育是一种把人的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大学生提出更高要求的教育。它要求大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为高校德育注入了新的内涵。”［3］从广义或狭义的角度分别对生态文明教育进行界定，有利于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特点和教育要求选择教育内容和途径，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但是，已有的概念表述偏重于对教育对象的区别，缺乏对教育内涵的揭示。2．“素质教育”说。如郑世英认为，“生态文明教育是对人进行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帮助人们建立起人对待自然、对待环境的正确的伦理观念，能促进人们的自我人格品性和精神境界的升华。”［4］该观点把生态文明教育看作是素质教育的一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质，是对生态文明教育的准确定位，然而，该表述对师生作为教育主体在表述上显得有些模糊。3．“生态道德说”。如王世民等人认为，“高校生态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德育活动，它要求教育者从生态道德观出发，引导受教育者自觉养成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与相应的道德文明习惯。”［5］该观点把生态文明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活动内容，强调从德育的角度对待生态文明教育，但是对二者之间关联的认识有待深化，对相关的教育内容有待丰富。以上对“生态文明教育”概念内涵研究的分析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是“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树立”，为此必须高度注重生态文明教育，其中通过学校对学生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学校教育有别于社会教育，学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必须与正在开展的素质教育有机结合，必须处理好与学校德育的关系。为此，进一步探讨以培养生态文明建设所需人才为目标，以素质教育为依托，以学校德育为载体，体现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特有要求的高校生态文明素质教育，对于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生态文明教育与素质教育及高校德育的有机结合具有必然性。“1995年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素质教育正式纳入高校德育目标体系，形成了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全面、科学的德育目标体系。”［6］而新时期，生态文明素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与时俱进，它丰富了高校德育的目标体系，因此，我们认为，高校生态文明素质教育是指高校以大学生为教育对象，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为价值导向，以生态情感认同、意志强化、信念培养与行为方式养成为着眼点，以确立生态价值观为重点，以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人才为目的的一种新型素质教育。
二、有关生态文明教育研究视角的评析
审阅有关文献可以看出，由于学者对问题关注的角度不同，其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对生态文明教育的不同理解。归纳有以下几种:
(一)生态文明教育与高校德育的关系
对生态文明教育与高校德育的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对此研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纳入论”。从德育的角度审视生态文明教育，认为生态文明教育与学校德育联系密切，培养目标基本一致，生态文明教育是高校德育的有机组成，应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到学校德育之中。比如王景明在《高校德育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中认为，“在高校德育中，把树立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时展的需要。”王康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思考》中认为，“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体系看，生态文明教育丰富了高校德育的内容。”2．“创新论”。主要是从生态文明教育的角度审视高校德育，通过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推动高校德育改革创新。比如阮碧辉在《生态文化视野下高校生态德育探究》中认为，“高校必须借鉴生态文化理念，构建生态德育模式，这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呼唤，也是高校德育建设的新课题。”杨怀祥在《生态文明时代学校德育的价值取向》中认为，“生态文明为学校德育拓展了新的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态文明时代，学校德育具有新的价值取向。”3．“要素论”。通过在中国知网上搜索，2007年以来，从德育视角来探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文献大约有17篇，其中核心期刊有6篇。学者们对此相关的研究内容，如内涵、必要性、途径措施等要素，本文作了以下归纳:(1)从内涵、内容等方面来看．学者们认为，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到学校德育之中，丰富了德育的内涵，引起学校德育内容和模式的重新建构。比如周卫平等在《高校德育应增强生态文明教育》中认为，“生态文明教育要求大学生全面发展和提高综合素质，为高校德育注入了新的内涵。”吴存兵等在《高校德育视野下大学生生态文明的培养》中认为，“在新的教育观指导下，我们必须加入生态因素，重新构建大学生德育教育新内容。”(2)从必要性和应然性来看，学者们认为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校德育之中，是时展的需要。比如刘倩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研究综述》中认为，“纵观目前的文章，论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强调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阮碧辉在《生态文化视野下高校生态德育探究》中认为，“生态文化视野下高校实施生态德育的应然性是:生态文化为高校德育提供突围路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必然性是:生态文化对高校生态德育具有规范、渗透、凝聚和认知的功能。”。(3)从途径措施方面来看，学者们认为高校德育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主要是观念的培养与行为的养成。比如唐晓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教学实践与思考》中认为，“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环节中强化渗透教育，引导大学生构建生态文明观念;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增强环保体验，注重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皇甫艳玲在《生态文明:学校德育的新视域》中认为，“要构筑学校德育教育新体系，丰富学校德育教育内容，创建生态文明基地，以学校生态文明教育为依托，构筑学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立体体系来实施生态文明观德育教育。”可以看出，目前学者们从德育的视角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和德育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有一定的基础和价值，已经认识到了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态文明教育的纳入不仅促进了学校德育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但是目前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学者们从德育内容、目标、内涵、体系等方面来全面研究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与德育的密切关系，然而内容比较散、论述较简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系统性研究也要加强。第二，学者们提倡从“德育”来看“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认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与学校德育有密切联系，同时通过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校德育后如何丰富学校德育新体系、如何创新德育模式、丰富德育内容等方面来进行探讨，但其研究内容并未真正地对“两者的密切联系与影响关系”作详细深入地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研究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对于构筑学校德育教育新体系，需要从理念、目标、内容、模式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论述和充实，以实现创新。
(二)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指导生态文明教育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它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且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要求坚持五个统筹。在2012年召开的中国十上又正式确立了它的指导思想地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从此视角探讨，以求找到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有效达到生态文明教育的最终目标。涉及高校的文献有《科学发展观视野下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探索》、《科学发展观理念下的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搞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等。学者们认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校应该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高校更好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并提出具体的路径。比如，黄平芳在《科学发展观理念下的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认为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7］刘甜甜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探索》中论述了“要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并且阐述了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必要性，最后探讨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三)运用生态文明理论，加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生态文明教育研究
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十又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这成为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和价值追求。一些专家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角度，结合区域性生态环境建设实践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研究。比如赵秀芳、苏宝梅在《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生态教育的思考》一文中论述了“生态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教育支撑，也是生态危机背景下的全球共识，认为在高校中开展生态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陶小模、秦佩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文中论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进而提出了在生态文明视野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与建议，以促进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视角来审视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进而提出相应的路径措施，有助于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顺利开展，同时也将促进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
(四)从科技伦理的视角分析生态文明与大学生科技伦理观之间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在高校普及科技伦理知识，为社会培养相应的人才，最终将有利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顺利开展。如薛建明在《科技伦理视野下的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中认为“生态文明体现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技道德伦理、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科技价值伦理，生态文明的提出有助于解决科技的双重性带来的生态危机，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
(五)其他视角
1．运用复杂科学的基本原理指导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如王素华等在《复杂科学视野中的高校生态道德教育》一文中论述道“复杂科学主张用整体思维、关系思维、非线性思维、动态思维来考察研究对象。”通过运用复杂科学的理论来看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所具备的复杂科学的特征，进而启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如何更好地开展。2．运用经济学理论指导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如苏畅在《高校生态文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认为，“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生态文明思想政治教育，找出二者的契合点，可以更深刻认识高校生态文明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3．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视角探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如于冰的《和谐社会视阈下大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朱佳佳的《和谐社会视阈下高校环境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加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增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性，并在两者关系的基础上论述了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意义、现状，并提出途径措施。4．从培养人文素养的角度来研究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如王辰等在《基于人文素养视角下的生态文明教育实效性研究》中认为“从提高人文素养着手，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应该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也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途径。”除了以上的视角研究，还有从其他角度展开研究的。如王为科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生态文明思想》;黄治东的《论社会转型视阈下高校的生态教育》;郭岩的《建构主义理论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启示》;李俊斌的《论环境法治视阈下生态文明实现之路径》;盛雅焜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生态文明》;肖克艳等人的《议程设置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中的应用》等。
总之，无论是从哪个视角来研究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学者们都是试图借鉴这些学科理论，并且企图从国家提出的一些理论思想，以及基于生态文明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来找寻一些理论支撑，从中找到它们与生态文明教育的契合点，进而运用这些理论来探寻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途径，以此更好地开展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目前研究的相关文献还比较少，理论研究上并不太成熟，势必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深入、创新研究，尤其是在如何利用这些理论来探寻有效的途径措施方面。
三、有关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内容的评析
就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研究内容，目前国内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概念、内容、目标、方法和途径等方面。另外，也有涉及其模式、主体性建构、载体等方面。
(一)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目标
分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总目标是目前研究普遍的观点，如曹迎《论高校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认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目标是提高新一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发大学生的生态安全意识，树立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观。［8］具体目标，如姜赛飞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探究》中认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以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综合素养为主旨。具体目标体现在知识与技能和情感态度与行为两个方面。［9］
(二)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
概括来讲，普遍认为内容主要涉及理论和实践教育方面。当然也涉及理念、观念和行为能力的培养等。如姜赛飞认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包括:生态文明理念的普及;生态道德意识的唤醒;生态道德素质的形成;生态文明行为能力的培养。［9］曹迎认为，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现状教育;生态科学的基本常识和基本规律教育;生态文明观教育;生态文明观的绿色精神教育。［8］另外林智理在《生态文明教育与高校的实践策略研究》中认为，生态文明教育内容极为丰富，具有跨学科性特征，涉及的学科很多，应该以“化零为整”和“化整为零”的方式进行。［10］
(三)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姜赛飞认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要开发课程资源，建立针对低年级和高年级的课程体系。［9］陈新亮、王英在《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刍议》中提出通过校园载体、建立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制定生态教育方案和相应的行为规范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11］曹迎认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要开展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活动。［8］黄平芳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探讨》中认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要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校德育体系。［7］林智理在《生态文明教育与高校的实践策略研究》中提出要构建生态文明教育评价体系。［10］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进行分阶段教育”、“网上生态文明教育”、“在‘对话’德育教学方式中创造意境并探索相应的方法”、“教育价值观的重新认识与思考”等方法和途径。对于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研究内容，学者们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论述，研究内容很广泛，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成果，但是目前研究出现一定的雷同现象，研究也比较浅，需要深入、详细、创新性研究。
四、结论与前瞻
(一)结论
从以上可以看出，目前学者们从各种视角研究了生态文明教育，有一定的意义和研究价值，尤其是从德育的视角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和德育的相互关系进行的研究，已经认识到了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态文明教育的纳入不仅促进了学校德育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而德育与其他视角又有着密切的关系。“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德育在一切教育中处于先导地位。从学科角度来讲，德育与其他学科相比，处于领先地位、起着统帅作用，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区别是，它们都属于不同的学科范围，侧重点不同。联系则是每门学科都渗透着德育的内容，无论从哪个学科理论视角来研究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最终在途径措施方面都要通过德育的课程体系建设来开展。比如王素华、马健芳在《复杂科学视野中的高校生态道德教育》一文中论述道，“高校生态道德教育要开展开放性的生态道德课程、要求打破封闭式的德育课程。”对于其他理论视角，它们最终也要通过学科的宣传，纳入到学科中来，更多的是通过德育学科来开展，对于高校而言，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总之，相比较来说，生态文明教育与德育的联系最为密切，而生态文明教育与其他研究视角的关系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德育始终处于优先和重要的地位。目前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研究内容上，虽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内涵、内容、目标、方法和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是存在着散、浅、重复、雷同的现象。需要从生态文明素质教育的角度加强对有关研究的整合与提升，同时，生态文明素质教育具有更强的实践性要求，而现有研究中有关教育实践策略或者实践探索的创新性研究不多，亟待加强。第二，在研究对象上，从已有成果来看，相关的文献仅侧重于对我国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进行单独分析，缺乏把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与社会、家庭、社区的生态文明教育联系起来，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形成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教育合力，强化学校生态文明素质教育效果，这方面有待研究。第三，目前，与德育视角相比，其他研究视角的相关文献是比较少的，总的来说，这些视角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高校生态文明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各个视角研究的都不是很深入。对于德育的视角，虽有研究，但是内容零散、不全面，研究的内容尚浅，并未详细深入、系统性研究。
(二)前瞻
关键词：经济人；生态人；生态文明
Abstract:Thepaperanalyzesthelimitationofthetheoryabouteconomicpersoninenvironmentprotection,andpointsouttherealisticpossibilityofecologicalperson.Itdefinestheconnotationsandcharacteristicsofecologicalpersonanddiscussesthetheoreticalandrealisticimplicationsofthetheoryofecologicalperson.
Keywords:economicperson;ecologicalperson;ecologicalcivilization
一部人类史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的历史，也是人的存在内涵、范式不断深化、丰富和演变的历史。因此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阶段既可以用狩猎、农业、工业的科技发展形态或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来概括，也可以从人本身的生存状态来规定，对应于社会形态的演变，我们可以把已经有过的人的存在类型也相继分为“自然人”、“道德人”和“经济人”三种不同阶段。
“自然人”是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状态中的人，此时的人既无独立的意识，也无独立的个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个人完全臣服于自然。“道德人”是农耕时代依靠自然血缘和封建宗法等级观念维系的人，这一时代生产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立身做人是根本的，追求利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主张“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通通钉到十字架上”，利益的淡漠使人与自然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和谐状态，但同时这种重义轻利的思维方式弱化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两种人性也为历史的发展所淹没。工业文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经济人”，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经济人”的人性特征，为解决当代人的生存危机寻找一条出路。
一、“经济人”的人格透视
“经济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出现的。17、18世纪的西欧，封建的地租制逐渐被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所取代，决定人们地位的不再是门第、出身，而是看拥有财富的多寡，社会已经最大限度地围绕着利益来运转。1776年，亚当•斯密撰写了《国富论》一书，在书中他描绘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自身动机的“经济人”形象，并阐述了其思想特质、行为类型等，由此“经济人”形象获得了广泛传播，并成为人格塑造的重要依据。
“经济人”假设的提出确实有它积极的社会功能，如：它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弱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人”本身是存在缺陷的，也正是这种缺陷引发了今天的生态危机和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首先，“经济人”的思维方式是“最小—最大”式的，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是其行为的根本目标。在他的头脑中思考的只是物质利益、财富和利润，“经济人”成为了一个完全的经济动物，一个精于算计的逐利机器，这必然驱动着“经济人”在生产过程中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毫无节制地掠夺资源和原材料，把自然界当成原料库和垃圾场，而毫不顾及他人、社会、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且“自然界是公共的、免费的资源，如果我不开采别人也会去开采”这样的思想也在“经济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些必然引发哈丁所描绘的“公有地的悲剧”。
其次，“经济人”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错位，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但在“经济人”身上我们很难发现其自然属性，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观点更是无从体现，这种自然属性的缺失也使得“经济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片面地归结为“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将“作为人类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源的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奴仆和奴隶，在“经济人”的视野中人才是“万物的主人”和“自然界的立法者”，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类毫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蔑视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最终将人类推向了生态危机的困境中。
最后，“经济人”的主体性过度膨胀，轻视生命过程，只看结果，只重物质享受。“经济人”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削弱人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导致了人性被泯灭，丰富的感性丧失，引起了人类价值世界的分化和迷失，人成了“工具人”、“单面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至多还有居住、修饰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却成为动物的东西。”
［1］
上述“经济人”的人性缺陷及其所造成的生存困境都表明，工业文明及其人性标准都已不合时代的发展，历史呼唤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新的人格模式的确立。
二、生态人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对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的文明时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托马斯•伯里将其称为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而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可见，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当今全社会的共识。与工业文明形态下人与自然关系尖锐的对立不同，生态文明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协调、良性循环，并以此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和全面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类型，生态文明也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承担者，一种新的主体形态，以此表征、创造和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将这种人类存在的新形态称为“生态人”。［2］
（一）“生态人”概念的界定
“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应的，与“经济人”相比，它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质的理论设定。“生态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人”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还追求人与他人、与自身的和谐，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人，一种完人；狭义的“生态人”是特指单纯的环境保护人士。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所指的“生态人”主要是对“人与自然平衡的向往”，对生态文明充满憧憬的人们。毕竟生态危机是当代社会所有危机当中最为根本性的，同时也应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完善，因为“对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可以将“生态人”定义为具备生态意识，并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能够做到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约束个人与集体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个人或群体。“生态人”既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政府、企业和个人。
（二）“生态人”的价值观
“生态人”并不是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阐述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而是更加强调从人的本质内涵来诠释。在“生态人”的观念中，生态问题的解决不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某一特定阶段上用来应付特殊生存境遇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根本的生存原则，因此“生态人”除了具备关爱自然、生态平衡等生态意识外，还应具有以下价值观念：
(1)具有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范式。与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掠夺观不同，“生态人”抛弃了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以有机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人—自然—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普遍的联系中，认为人和其他生命一样，只是生态系统这个有机网络上的一个网络点，人类生命的维持与发展要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人与自然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2)树立生态安全观。“经济人”只注重经济利益，无所顾忌地掠夺资源，而“生态人”将生态安全放于首位。生态安全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它是指在地球几十亿年漫长的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任何生物必需的特定气候、温度、湿度、光照通量等生态参数处于稳态时的状况。“生态人”能够意识到失去生态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虚假的，因而在决策时将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如果其行为危及到生态安全即使利益再大也要放弃。
(3)拥有生态善恶观。生态善恶观是“生态人”的核心，生态善恶也即生态道德，它扩展了传统道德的界限，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人们以道德理念去维系生态平衡，树立人们对于自然的道德义务感，因而对人类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当有了这种善恶观时，“生态人”就会把保持生态平衡作为个人的一种人生责任，当其行为有利于生态平衡时就感到高兴，而对破坏生态、伤害生物的行为则感到悲哀。
(4)主张环境公平、正义观。环境公平是针对环境伦理的缺陷而提出的，但它也同样是“生态人”坚持的一个准则。环境公平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环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同的阶级、群体对环境会有不同的诉求，因而其利用自然的权利、履行环保的义务也应有所差别。环境正义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实现环境资源所有权与享有权分配方面的公正，应承担环境责任方面的公正，最终达到环境权利、环境责任和环境义务的统一。
(5)推崇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相协调的发展观。“经济人”以高耗费、高污染的方式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生态价值、生态效益和社会和谐，是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生态人”则不然，“生态人”是以全面的、整体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坚持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统一，追求包括经济持续增长、自然生态平衡、社会和谐有序在内的综合效益。
以上只是对“生态人”价值观的一个简要陈述，并不能表明其全部内容，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出于不同的立场和主体利益的差异，对“生态人”的内涵及其特征的理解也会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重视生态观念和生态保护是共同的。
（三）“生态人”何以可能
从上面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人”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但它并没有违背人的本性和客观现实，因此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或空中楼阁，而是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一个社会范畴、历史范畴。马克思将其表述为“人的本质并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382。而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生态人”就是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形下逐渐萌芽的，“生态人”取代“经济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本能或需求，一种是沿着生物谱系方向逐渐变弱的生理需求，另一种是随着生物进化而逐渐增强的心理需求。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已使得物质财富在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人类社会的、心理的、感官的、环境的、生态的等非物质需求则越来越强烈，旅游、休闲、景观享受、闲暇生活、绿色消费已逐渐为人们推崇。伴随着消费需要的变化，生产者也把降低环境成本、标榜绿色生产作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标，可见在人的本性中蕴涵着生态因素、生态因子，这些就为“生态人”的塑造提供了现实可能。
第三，当代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大大拓展了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联系，一国的生产和消费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各种文化间的交流、碰撞、融合日益频繁，生存方式、生存境遇日益公共化，各种主体间的差异不再明显，这些都为“生态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可能。同时生态问题的跨区域性以及本身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生态问题并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它需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三、“生态人”理论的当代价值
“生态人”假设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经济发展遭遇“环境瓶颈”的时刻，对于我们走出发展的困境具有极好的启示。
第一，“生态人”价值观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维护和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当代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调所引起的。而“生态人”坚持一种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荣衰与共，要求在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谋取个人利益，力求实现自然、社会、生态的互动平衡、协调发展，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生态人”的观念也有利于平息环境伦理学内各个流派的争论，像“动物权利论”、“生态中心论”在“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问题上展开的论辩。而“生态人”并不在某些问题上过多地纠缠，它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倡一些更易于理解的观念与普遍的价值观，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和传播。
第二，“生态人”的观念深化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是人的发展中的一个更高层次。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发展三阶段”时并没有具体展开，只是抽象地将其描述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294。“生态人”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失，是对人性的更为具体的描述，而它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重视人的需要的满足”，也为引导人们如何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向。
第三，“生态人”理论的确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表现。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就要求我们实现从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到产业结构、经济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摈弃铺张浪费的现象，坚持实用节约的原则，要求社会的经济生活以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为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力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共赢。而这一切恰好是“生态人”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是“生态人”应有之义。因此，“生态人”的理论建构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生态人”的观念有利于推动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当前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沿袭多年的单纯用GDP的数据来考核干部政绩方式；按行政区划管理生态，破坏了生态本身的统一性，造成自己利益优先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因此，假如政府成为了“生态人”主体，它必须推进体制改革，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建立生态管理制度；将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依法保障公众在在环境事务上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力求对极具整体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统一而有效的保护、管理，努力构建“生态型政府”。
总之，“生态人”理论作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它本身还不完善。如何实现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过渡，还需要靠理论界、知识界的共同努力克服种种障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4.
通用文本的通知
(发改投资[20xx]1169号)
国务院各部门、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中央管理企业：
为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指导企业做好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写工作，规范项目核准机关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行为，特编写“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和“关于《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的说明”，现印发你们，供有关方面借鉴和参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是对项目申请报告编写内容及深度的一般要求；关于《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的说明，是对通用文本的详细解释和阐述。在编写、审核项目申请报告时，应同时借鉴和参考通用文本及说明的有关内容。
二、企业在编写具体项目的申请报告时，可根据拟建项目的实际情况，对通用文本中所要求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如果拟建项目不涉及其中有关内容，可以在说明情况后，不进行相关分析。
三、项目核准机关在核准企业投资项目时，应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主要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进行审查。
四、为了适应各行业的具体情况，我委将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通用本的基础上，逐步制定和完善特定行业的项目申请报告文本。行业本的制定，既要遵循通用本的一般要求，又要充分反映行业特殊情况，可根据实际需要对通用本的内容进行适当增减。
五、此次所发布的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适用于在我国境内建设的企业投资项目，包括外商投资项目。境外投资项目申请报告的文本将另行编制。
六、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我委办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时核准招标内容的意见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xx]824号）的要求，凡需报我委核准招标内容的企业投资项目，应在项目申请报告中包括有关招标内容。
七、20xx年9月1日以后报送我委的项目申请报告，原则上均应按本通知的要求进行编写。
附件：一、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
二、关于《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附件一
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
第一章 申报单位及项目概况
1、项目申报单位概况。包括项目申报单位的主营业务、经营年限、资产负债、股东构成、主要投资项目、现有生产能力等内容。
2、项目概况。包括拟建项目的建设背景、建设地点、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产品和工程技术方案、主要设备选型和配套工程、投资规模和资金筹措方案等内容。
第二章 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分析
1、发展规划分析。拟建项目是否符合有关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要求，项目目标与规划内容是否衔接和协调。
2、产业政策分析。拟建项目是否符合有关产业政策的要求。
3、行业准入分析。项目建设单位和拟建项目是否符合相关行业准入标准的规定。 第三章 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分析
1、资源开发方案。资源开发类项目，包括对金属矿、煤矿、石油天然气矿、建材矿以及水（力）、森林等资源的开发，应分析拟开发资源的可开发量、自然品质、赋存条件、开发价值等，评价是否符合资源综合利用的要求。
2、资源利用方案。包括项目需要占用的重要资源品种、数量及来源情况；多金属、多用途化学元素共生矿、伴生矿以及油气混合矿等的资源综合利用方案；通过对单位生产能力主要资源消耗量指标的对比分析，评价资源利用效率的先进程度；分析评价项目建设是否会对地表（下）水等其它资源造成不利影响。
3、资源节约措施。阐述项目方案中作为原材料的各类金属矿、非金属矿及水资源节约的主要措施方案。对拟建项目的资源消耗指标进行分析，阐述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等方面的主要措施，论证是否符合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的相关要求。
第四章 节能方案分析
1、用能标准和节能规范。阐述拟建项目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合理用能标准及节能设计规范。
2、能耗状况和能耗指标分析。阐述项目所在地的能源供应状况，分析拟建项目的能源消耗种类和数量。根据项目特点选择计算各类能耗指标，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进行对比分析，阐述是否符合能耗准入标准的要求。
3、节能措施和节能效果分析。阐述拟建项目为了优化用能结构、满足相关技术政策和设计标准而采用的主要节能降耗措施，对节能效果进行分析论证。
第五章 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分析
1、项目选址及用地方案。包括项目建设地点、占地面积、土地利用状况、占用耕地情况等内容。分析项目选址是否会造成相关不利影响，如是否压覆矿床和文物，是否有利于防洪和排涝，是否影响通航及军事设施等。
2、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分析拟建项目是否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求，占地规模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集约和有效使用土地的要求，耕地占用补充方案是否可行等。
3、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规划方案。对拟建项目的征地拆迁影响进行调查分析，依法提出拆迁补偿的原则、范围和方式，制定移民安置规划方案，并对是否符合保障移民合法权益、满足移民生存及发展需要等要求进行分析论证。
第六章 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
1、环境和生态现状。包括项目场址的自然环境条件、现有污染物情况、生态环境条件和环境容量状况等。
2、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包括排放污染物类型、排放量情况分析，水土流失预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对流域和区域环境及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
3、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按照有关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的政策法规要求，对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提出治理措施，对治理方案的可行性、治理效果进行分析论证。
4、地质灾害影响分析。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建设的项目和易诱发地质灾害的项目，要阐述项目建设所在地的地质灾害情况，分析拟建项目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提出防御的对策和措施。
5、特殊环境影响。分析拟建项目对历史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和自然景观等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保护措施。
第七章 经济影响分析
1、经济费用效益或费用效果分析。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通过经济费用效益或费用效果分析，评价拟建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2、行业影响分析。阐述行业现状的基本情况以及企业在行业中所处地位，分析拟建项目对所在行业及关联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对是否可能导致垄断等进行论证。
3、区域经济影响分析。对于区域经济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应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空间布局、当地财政收支、社会收入分配、市场竞争结构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证。
4、宏观经济影响分析。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应进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项目，应分析拟建项目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提出维护经济安全的措施。
第八章 社会影响分析
1、社会影响效果分析。阐述拟建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活动对项目所在地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
2、社会适应性分析。分析拟建项目能否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人文条件所接纳，评价该项目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性。
3、社会风险及对策分析。针对项目建设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因素进行社会风险分析，提出协调项目与当地社会关系、规避社会风险、促进项目顺利实施的措施方案。附件二
关于《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的说明
一、编写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的主要目的
为贯彻落实投资体制改革精神，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帮助和指导企业开展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写工作，规范项目核准机关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特编写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供有关方面借鉴和参考。
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是对项目申请报告编写内容及深度的一般要求。企业在编写具体项目的申请报告时，可结合项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通用文本中所要求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如果拟建项目不涉及其中有关内容，可以在说明情况后不再进行详细论证。为了更好地适应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通用本的基础上，逐步制定特定行业的项目申请报告文本。行业本将充分反映不同行业的特殊情况，并根据工作需要对通用本的内容进行适当增减。
二、项目申请报告的性质及研究思路
按照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政府不再审批企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产品技术方案等都由企业自主决策。尽管不需再报政府审批，但为了防止和减少投资失误、保证投资效益，企业在进行自主决策时，仍应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对上述内容进行分析论证，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投资体制改革之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企业自主投资决策的需要，其内容和深度可由企业根据决策需要和项目情况相应确定。
项目申请报告，是企业投资建设应报政府核准的项目时，为获得项目核准机关对拟建项目的行政许可，按核准要求报送的项目论证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应重点阐述项目的外部性、公共性等事项，包括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众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内容。编写项目申请报告时，应根据政府公共管理的要求，对拟建项目从规划布局、资源利用、征地移民、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论证，为有关部门对企业投资项目进行核准提供依据。至于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产品技术方案等内容，不必在项目申请报告中进行详细分析和论证。
三、“申报单位及项目概况”的编写说明
全面了解和掌握项目申报单位及拟建项目的基本情况，是项目核准机关对拟建项目进行分析评价以决定是否予以核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不能充分了解有关情况，就难以做出正确的核准决定。因此，对项目申报单位及拟建项目基本情况的介绍，在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通过对项目申报单位的主营业务、经营年限、资产负债、股东构成、主要投资项目情况和现有生产能力等内容的阐述，为项目核准机关分析判断项目申报单位是否具备承担拟建项目的资格、是否符合有关的市场准入条件等提供依据。
通过对项目的建设背景、建设地点、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产品和工程技术方案、主要设备选型和配套工程、投资规模和资金筹措方案等内容的阐述，为项目核准机关对拟建项目的相关核准事项进行分析、评价奠定基础和前提。
四、“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分析”的编写说明
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等，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核准企业投资项目的重要依据。本章编写的主要目的，是从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及行业准入的角度，论证项目建设的目标及功能定位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与项目相关的各类规划要求，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等规定，是否满足行业准入标准、优化重大布局等要求。
在发展规划方面，应阐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行业发展规划等各类规划中与拟建项目密切相关的内容，对拟建项目是否符合相关规划的要求、项目建设目标与规划内容是否衔接和协调等进行分析论证。
在产业政策方面，阐述与拟建项目相关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产业空间布局、产业技术政策等内容，分析拟建项目的工程技术方案、产品方案等是否符合有关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的要求，如贯彻国家技术装备政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情况等。
在行业准入方面，阐述与拟建项目相关的行业准入政策、准入标准等内容，分析评价项目建设单位和拟建项目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五、“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分析”的编写说明
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对于开发和利用重要资源的企业投资项目，要从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等角度，对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论证。
对于资源开发类项目，要阐述资源储量和品质勘探情况，论述拟开发资源的可开发量、自然品质、赋存条件、开发价值等，分析评价项目建设方案是否符合有关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是否符合保护资源环境的政策规定，是否符合资源开发总体规划及综合利用的相关要求。在资源开发方案的分析评价中，应重视对资源开发的规模效益和使用效率分析，限制盲目开发，避免资源开采中的浪费现象；分析拟采用的开采设备和技术方案是否符合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要求；评价资源开发方案是否符合改善资源环境及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要求。
对于需要占用重要资源的建设项目，应阐述项目需要占用的资源品种和数量，提出资源供应方案；涉及多金属、多用途化学元素共生矿、伴生矿以及油气混合矿等情况的，应根据资源特征提出合理的综合利用方案，做到物尽其用；通过单位生产能力主要资源消耗量、资源循环再生利用率等指标的国内外先进水平对比分析，评价拟建项目资源利用效率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分析评价资源综合利用方案是否符合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分析资源利用是否会对地表（下）水等其它资源造成不利影响，以提高资源利用综合效率。 在资源利用分析中，应对资源节约措施进行分析评价。本章主要阐述项目方案中作为原材料的各类金属矿、非金属矿及水资源节约的主要措施方案，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价。有关节能的分析评价设专章单独阐述。对于耗水量大或严重依赖水资源的建设项目，以及涉及主要金属矿、非金属矿开发利用的建设项目，应对节水措施及相应的金属矿、非金属矿等原材料节约方案进行专题论证，分析拟建项目的资源消耗指标，阐述工程建设方案是否符合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政策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要求，就如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提出对策措施。
六、“节能方案分析”的编写说明
能源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大力推进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缓解能源约束，减轻环境压力，保障经济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企业投资涉及能源消耗的重大项目， 尤其是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耗能行业及高耗能企业投资建设的项目，应重视从节能的角度进行核准，企业上报的项目申请报告应包括节能方案分析的相关内容。
用能标准和节能规范，应阐述项目所属行业及地区对节能降耗的相关规定，项目方案应遵循的国家和地方有关合理用能标准，以及节能设计规范。评价所采用的标准及规范是否充分考虑到行业及项目所在地区的特殊要求，是否全面和适宜。
能耗状况和能耗指标分析。应阐述项目所在地的能源供应状况，项目方案所采用的工艺技术、设备方案和工程方案对各类能源的消耗种类和数量，是否按照规范标准进行设计。应根据项目特点，选择计算单位产品产量能耗、万元产值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主要工序能耗等指标，并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进行对比分析，就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能耗准入标准进行阐述。
节能措施和节能效果分析。应根据国家有关节能工程实施方案及其他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分析项目方案在节能降耗方面存在的主要障碍，在优化用能结构、满足相关技术政策、设计标准及产业政策等方面所采取的节能降耗具体措施，并对节能效果进行分析论证。 七、“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分析”的编写说明
土地是极其宝贵的稀缺资源，节约土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项目选址和土地利用应严格贯彻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切实做到依法、科学、合理、节约用地。因项目建设而导致的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人口，是项目建设中易受损害的社会群体。为有效使用土地资源，保障受征地拆迁影响的公众利益，应制定项目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规划方案，并进行分析评价。
项目选址和用地方案，应阐述项目建设地点、场址土地权属类别、占地面积、土地利用状况、占用耕地情况、取得土地方式等内容，为项目用地的合理性分析和制定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规划方案提供背景依据。在选择项目场址时，还应考虑项目建设是否会对相关方面造成不利影响，对拟建项目是否压覆矿床和文物、是否影响防洪和排涝、是否影响通航、是否影响军事设施安全等进行分析论证，并提出解决方案。
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应分析评价项目建设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求，占地规模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保护耕地的要求，耕地占用补充方案是否可行，是否符合因地制宜、集约用地、少占耕地、减少拆迁移民的原则，是否符合有关土地管理的政策法规的要求。如果因项目建设用地需要进行征地拆迁，则应根据项目建设方案和土地利用方案，进行征地拆迁影响的相关调查分析，依法制定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规划方案。要简述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规划方案提出的主要依据，说明征地拆迁的范围及其确定的依据、原则和标准；提出项目影响人口和实物指标的调查结果，分析实物指标的合理性；说明移民生产安置、搬迁安置、收入恢复和就业重建规划方案的主要内容，并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评价；说明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补偿费用编制的依据和相关补偿政策；阐述地方政府对移民安置规划、补偿标准的意见。
八、“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的编写说明
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文化遗产，维护公共利益，对于可能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企业投资项目，应从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等角度进行环境和生态影响的分析评价，确保生态环境和自然文化遗产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得到有效保护，并避免出现由于项目建设实施而引发的地质灾害等问题。
环境和生态现状。应通过阐述项目场址的自然环境条件、现有污染物情况、生态环境条件、特殊环境条件及环境容量状况等基本情况，为拟建项目的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提供依据。 拟建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应分析拟建项目在工程建设和投入运营过程中对环境可能产生的破坏因素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包括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噪声、粉尘和其他废弃物的排放数量，水土流失情况，对地形、地貌、植被及整个流域和区域环境及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等。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分析。应从减少污染排放、防止水土流失、强化污染治理、促进清洁生产、保持生态环境可持续能力的角度，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的政策法规要求，对项目实施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提出保护措施，对环境影响治理和水土保持方案的工程可行性和治理效果进行分析评价。治理措施方案的制定，应反映不同污染源和污染排放物及其他环境影响因素的性质特点，所采用的技术和设备应满足先进性、适用性、可靠性等要求；环境治理方案应符合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对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提出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方案；污染治理效果应能满足达标排放的有关要求。涉及水土保持的建设项目，还应包括水土保持方案的内容。
对于建设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或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项目，应结合工程技术方案及场址布局情况，分析项目建设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及规避对策。通过工程实施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可能导致的公共安全问题，是否会对项目建设地的公众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编制的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及地震安全评价文件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描述。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和自然景观等特殊环境，应分析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论证影响因素、影响程度，提出保护措施，并论证保护措施的可行性。 九、“经济影响分析”的编写说明
企业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价，主要是进行财务盈利能力和债务清偿能力分析。而经济影响分析，则是对投资项目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及其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论证，分析项目对行业发展、区域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判断拟建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对于产出物不具备实物形态且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无形产品项目，如水利水电、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医疗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具有明显外部性影响的有形产品项目，如污染严重的工业产品项目，应进行经济费用效益或费用效果分析，对社会为项目的建设实施和运营所付出的各类费用以及项目所产生的各种效益，进行全面地识别和评价。如果项目的经济费用和效益能够进行货币量化，应编制经济费用效益流量表，计算经济净现值ENPV、经济内部效益率ElRR等经济评价指标，评价项目投资的经济合理性。对于产出效果难以进行货币量化的项目，应尽可能地采用非货币的量纲进行量化，采用费用效果分析的方法分析评价项目建设的经济合理性。难以进行量化分析的，应进行定性分析描述。
对于在行业内具有重要地位、影响行业未来发展的重大投资项目，应进行行业影响分析，评价拟建项目对所在行业及关联产业发展的影响，包括产业结构调整、行业技术进步、行业竞争格局等主要内容，特别要对是否可能形成行业垄断进行分析评价。
对区域经济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应进行区域经济影响分析，重点分析项目对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空间布局、当地财政收支、社会收入分配、市场竞争结构等方面的影响，为分析投资项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及融合程度提供依据。
对于投资规模巨大、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战略性资源开发等项目，应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角度，进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如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重大产业布局、重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等。 对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项目，应从维护国家利益、保证国家产业发展及经济运行免受侵害的角度，结合资源、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分析，进行投资项目的经济安全分析。内容包括：⑴产业技术安全，分析项目采用的关键技术是否受制于人，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技术壁垒方面的风险等；⑵资源供应安全，阐述项目所需要的重要资源来源，分析该资源受国际市场供求格局和价格变化的影响情况，以及现有垄断格局、运输线路安全保障等问题；⑶资本控制安全，分析项目的股权控制结构，中方资本对关键产业的资本控制能力，是否存在外资的不适当进入可能造成的垄断、不正当竞争等风险；⑷产业成长安全，结合我国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分析拟建项目是否有利于推动国家相关产业成长、提升国际竞争力、规避产业成长风险；⑸市场环境安全，分析国外为了保护本地市场，采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和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手段，对拟建项目相关产业发展设置障碍的情况；分析国际市场对相关产业生存环境的影响。
十、“社会影响分析”的编写说明
对于因征地拆迁等可能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项目，以及扶贫、区域综合开发、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具有明显社会发展目标的项目，应从维护公共利益、构建和谐社会、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角度，进行社会影响分析评价。
社会影响效果分析，应阐述与项目建设实施相关的社会经济调查内容及主要结论，分析项目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效果的种类、范围、涉及的主要社会组织和群体等。重点阐述：⑴社会影响区域范围的界定。社会评价的区域范围应能涵盖所有潜在影响的社会因素，不应受行政区划等因素的限制；⑵影响区域内受项目影响的机构和人群的识别，包括各类直接或间接受益群体，也包括可能受到潜在负面影响的群体；⑶分析项目可能导致的各种社会影响效果，包括直接影响效果和间接影响效果，如增加就业、社会保障、劳动力培训、卫生保健、社区服务等，并分析哪些是主要影响效果，哪些是次要影响效果。
社会适应性分析，应确定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分析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研究目标人群对项目建设内容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评价各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阐述各利益相关者参与项目方案确定、实施管理和监测评价的措施方案，以提高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对项目的支持程度，确保拟建项目能够为当地社会环境、人文条件所接纳，提高拟建项目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性。
社会风险及对策分析，应在确认项目有负面社会影响的情况下，提出协调项目与当地的社会关系，避免项目投资建设或运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冲突和各种潜在社会风险，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减轻负面社会影响的措施方案。
十一、关于利用外资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写
外商投资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写，按照《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除遵循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的一般要求外，在项目概况介绍中还应包括经营期限、产品目标市场、计划用工人数、涉及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价格、出资方式、需要进口的设备及金额等内容，以满足项目核准机关对市场准入、资本项目管理等事项进行核准的需要。
一、以理念创新提升生态文明思想认识的新境界
生态文明理念创新是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和行为创新的先导。生态文明理念创新是指自觉破除在生态文明建设上陈旧的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以新的视角、新的思想认识和新的思维方式，形成新的结论或理论体系，用于指导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和行为创新。
生态文明理念创新的实质是在对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理论深化，是对以往生态文明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提升、超越和发展。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提升了生态文明思想认识的新境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现状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认识的新理念。同志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两个清醒认识”的理念。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5月24日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个清醒认识”的理念揭示了当前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引发的生态矛盾的尖锐性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以水土流失、沙漠化、土壤酸化、盐渍化、水资源匮乏、河流普遍污染、森林资源严重不足、草地面积逐年缩小、草地质量逐渐下降、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日益突出、电子垃圾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雾霾等极端天气频发等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最大的民生议题，成为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障碍。只有清醒地直面和正视当前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才能真正将生态文明建设当作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两个清醒认识”的理念同时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方面，自然规律作为自然界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具有复杂性和难以直接把握的特点，对于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何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和驾驭自然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需要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总结。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肩负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愿景的历史重任，不能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当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而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双赢。为此，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关系认识的新理念。同志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出了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理念。他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他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
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思想。长期以来，这一重要思想被人们忽视了，只是强调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误解和曲解。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都是在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时起作用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离开了自然环境只能处于抽象状态，都无法成为现实生产力中的要素而发挥作用。“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将自然界作为生产力能够进行的重要前提条件，指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马克思并没有一味地推崇生产力，而是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即建设性的生产力和破坏性的生产力。前者是绿色生产力，后者则是非绿色的生产力。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忽视自然环境和人的发展而片面地追求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要人们警惕生产力的“片面的发展”，警惕生产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同志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中国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同志指出，一定要做到“三个决不”：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决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为代价换取当代人的所谓“富足”。同志的这些深刻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科学阐述，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以制度创新谱写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
生态环境危机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紧张度，既是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的生存危机，又是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和制度危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只有从制度的层面上加以透析，才能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才能以制度的权威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走出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出现的边治理边污染、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来的恶性循环怪圈。同志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以制度创新谱写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新篇章的深刻见解。
同志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理所当然地包括了依法进行生态治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症结在于法律法规偏软、惩处不力。必须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切实加强立法、执法等各个环节，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形成依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法治氛围。
科学而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对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长期以来，在我国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中虽然也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某些指标，但是，往往是点缀性的，分量不重，权重较低，总体上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且不注重分类考核办法，不管各地实际情况，搞“一刀切”。许多官员常说的“没有水平，去种草坪”、“宁可毒死，不要饿死”的话，就反映了对经济指标的高度重视和对绿色发展的轻视。同志关于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深刻论述，有助于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纠正不科学的政绩观和考评观，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国策的高度，实事求是地确定政绩。如果在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方面下了功夫，在治理水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污染、大气污染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即使生产总值下降一些，名次排位靠后一些，也是科学的政绩，也要将其看作真正的英雄。相反，对简单为了生产总值增长造成生态环境问题恶化，导致民怨沸腾，特别是造成严重后果的，不但不能算政绩，而且要追究责任，甚至终身追究责任。
生态资源产权制度创新是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他一生所致力考察的不是经济运行过程本身，而是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制度涵义的界定，通过对产权的定义，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及收益的论述，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科斯认为，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完善产权制度，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具有重大的作用。为此，必须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只有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才能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避免生态环境自然因产权不明晰而上演哈丁所说的“公有地悲剧”。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还涉及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环保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环境民事责任制度建设、生态文明激励约束机制建设等众多方面，只有认真学习和切实贯彻落实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精神，才能有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推动生态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以行为创新开辟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新局面
生态文明行为创新是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落脚点和载体。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坐而论道，重在建设，取决于在理念创新指引和制度创新规约下的政党、政府、企业、公民等各个阶层的整体性行动。生态问题根本上说并不是生态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人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只有真正改变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和行为，注重行为创新，告别人与自然对立的非绿色行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行为，才能开辟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新局面。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中贯穿了生态文明行为创新的丰富内容，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性、现实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与之相应的社会道德和文化基础，需要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培育生态理性人，提升生态文化软实力。生态文化缺失或落后，是生态文明行为创新的重要阻力，是助长整个社会重功利、轻伦理、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奢靡之风盛行的重要原因。同志指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也是直接受惠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促进生态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社区、进工厂、进头脑，融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推动全民环境保护意识提升，构建政党、政府、企业和公民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行动体系，是生态文明行为创新的重要任务。
生态文明行为创新需要变革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树立现代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同志指出，要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口众多和资源匮乏是我国的国情，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作为节约型生产方式和节约型生活方式，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绿色生产方式是一种按照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组织生产过程，创造出绿色产品，以满足绿色消费的企业绿色行为，涉及企业的绿色发展战略、生产和产品的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众多方面。生态设计是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制造、销售、使用、处理等各环节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将节能治污从消费终端前移至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力求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尽可能少用或不用有毒有害物质的绿色行为。推行绿色生产方式的另一重要环节是实行清洁生产，变末端治理为源头预防，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大力推进循环发展，努力构建消耗低、污染少的现代生产消费体系。
绿色生活方式是节能减排的低碳型生活方式，是一种将环境保护与人们的日常衣食住行生活消费融入一体的新文明、新风尚的现代生活方式。要在全社会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实行环境标志认证和政府绿色采购，提倡绿色出行，完善绿色消费激励政策，完善绿色消费体系，形成以绿色消费带动绿色生产，又以绿色生产推动绿色消费的良性循环格局。要通过大力创建“绿色政府”、“绿色企业”、“绿色学校”、“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楼院”等活动，促进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新时尚并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生态文明必须知行合一。美好的梦想一旦付诸行动，就会变得神圣起来。以同志关于生态文明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我们一定能够建设一个天蓝云白、山青水秀、鸟语花香、阳光明媚、空气新鲜、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1.1 古代和谐论
2004年9月16—19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我国在此后几年中,形成了对“和谐”的研究热潮。
其实,和谐思想,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人看来,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在两周时期,太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论断,他在《国语·郑语》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的和谐思想。《易传》中,也极力提倡和谐思想,并提出了“太和”观念。北宋思想家张载指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篇》),“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在这里,“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左传》用“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社会和谐的图景。
我国和谐思想在儒家、道家和佛家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与提升。在儒家,孔子的学生有子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孟子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道家学派的典型代表有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老子》第五十六章),以及庄子提出的“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庄子·外篇·田子方》),“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庄子·外篇·缮性》)等思想。佛家学派最具代表性的是“能善和谐,造作业果,转轮生死,无有穷已……能如此者,即是众生真善知识。不毁净戒能修禅定,增长觉慧能坏恶趣,得解脱道观四谛方。”(《无明罗刹集》),“佛之遗嘱,以戒为师。师训七支,弟子奉行。莫令污染,仁让贞信。和雅真正,战战兢兢,动静和谐,故言以戒为师也。”(《四念住》)。
在西方,毕达哥拉斯派最早把“和谐”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其和谐观揭示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某些和谐现象,为艺术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和观点。柏拉图提出了“公正即和谐”的观点。黑格尔认为各因素的协调一致就是和谐。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单子论》和黑格尔的和谐思想,以及当代西方哲学中的怀特海的合生思想、哈贝马斯的和谐观等等,这些都表明西方文化中关于和谐的思想有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它植根于哲学,又在政治学、社会学中表现出来[1-2]。
1.2 当代和谐理论
从和谐论的理论渊源来看,早期的和谐思想,源自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和谐”认识,从自然界的和谐有序运转,得出了启发,并将之运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与实践。到了近代、现代,和谐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方面着手的,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和谐社会”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其内容也很少涉及到自然界的“和谐”,或者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和谐”。
1987年,席酉民先生在《和谐理论与战略研究》的着作中阐述了其观点,认为和谐理论是建立在系统理论与系统分析的框架之上的,其理论的核心基础是,任何系统之间及系统内部的各种要素都是相关的,且存在一种系统目的意义下的和谐机制。1989年,席酉民、汪应洛、李怀祖在《和谐理论》中,对社会经济系统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各样负效应,提出了一种降低负效应使系统最有效发展的“和谐发展理论”[3-4]。
1999年1月18日,张国庆在知识论坛上发表了《和谐发展初论》,以及随后发表的《论和谐发展》和《再论和谐发展》,从全球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角度,提出了和谐发展理论。2006年,张国庆又从发展学角度,分析了人类社会的显性危机和隐性危机,构建了发展学学科架构,倡导符合和谐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此时的和谐论,已经基本拓展到了广义的生态系统。2012年4月10日,随着张国庆在科学网博客上发表了《生态健康概论》,以及稍后发表的《和谐论概述》《生态论概述》和《生态论与经济生态化研究》,和谐论已经基本融入了广义系统,此时的“和谐”,对广义系统来说,既是系统的最佳状态,也是系统的理想目标,还是系统朝理想目标进化的过程。至此,和谐论已经拓展到了广义的系统,已具理论雏形[5-16]。
2002年,刘长明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研究后,认为该理论尚在一定的缺陷,他认为和谐发展是在物种平等的思想指导下,人类自觉吸取大自然的生存和发展智慧,促使生态系统内部进行良性互动、协调共进,从而优化生态系统,使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2005年,刘长明、刘明辉又分别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对和谐理论进行了阐述。2006年,刘明从社会公正角度指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理所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维护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2006年,袁吉福从代价论角度分析了和谐发展代价的特点与付出方式,认为社会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是如此,当代和谐发展也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负面代价,我们能够肯定的只是产生的负面的代价不会危及总体和谐的局面[17-21]。
2 和谐林业的内涵
林业是 “人·地”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维护社会、生态系统和谐的主体之一。和谐林业应以“人·地”系统为对象,以 “人地共荣”为最高目标,协调人与人、人与环境、陆地生态系统诸因子间的关系。因此,和谐林业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以和谐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全社会参与协调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与管理,采用生态化技术,协调人与人、人与环境、陆地生态系统诸因子间关系,倡导生态文化,维护人类心理系统与生理系统健康,实现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共荣。
3 和谐林业研究进展
张国庆分别于1999、2002年发表的《和谐发展初论》与《全民参与,按需育林, 和谐发展中国现代林业》,初步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和谐林业定义与发展策略[7-12]。随后又在2003年发表的《试论和谐林业》中探讨了和谐林业的内涵。此后,和谐林业的研究进入高峰期,按照中国知网检索,至2012年9月底,重要的有关“和谐林业”研究论文多达57篇,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余方银(2004)和张培洁(2006)从林业的经营对象、原则、思路3个方面论述了和谐林业理念;王学兵(2006)从发展学角度提出了和谐林业定义,并根据我国林业现状,提出了我国和谐林业发展策略;万承永、曾德庆、万青(2007)从生态建设、林权改革、城乡统筹、建设平原林业和现代林业角度,分析并提出南昌市创建现代和谐林业事业的建议对策;吴静平(2006)运用和谐林业理论,论述了森林法的作用,指出了我国现行森林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修改意见;曹 文等(2006)从财政政策角度提出了国家应当制定以公共财政为主,全社会多渠道投入支持和谐林业建设的财政政策;张冰新(2008)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与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出发,阐明林业可持续发展在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中的作用,从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上探讨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策;武雷、刘立成(2010)从林业文化角度,提出了我国林业持续和谐发展的对策[22-29]。
4 我国和谐林业发展对策
(1)林业现代化。我国林业要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激活行业活力,因而必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原有的思维惯性,进行林业体制改革,从而加速我国林业产业现代化进程。
(2)林业生态化。只有理解和尊重自然规律,将生态学规律融入到人类所特有的活动中去,人类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林业生态化就是将林业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生态化,按照生态学、社会学规律,发展林业,促进林业系统功能充分发挥,使林业系统发挥其生态化样板作用,促进社会这个大系统生态化进程,从而达到林业与社会和谐的目的。
(3)林业社会化。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林业发展必须遵从社会学规律,将林业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融合起来,发挥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才能够促进林业的和谐发展。
5 参考文献
[1] 康渝生.和谐发展的理论渊源及其在当代的实践[J].学习与探索,2006,162(1):144-147.
[2] 李莉.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提出背景与实现途径[D].武汉:湖北大学,2010.
[3] 黄丹,席酉民.和谐管理理论基础:和谐的诠释[J].管理工程学报,2001,15(3):69-72.
[4] 席酉民,汪应洛,李怀祖.和谐理论[J].系统工程学报,1989,4(2):79-89.
[5] 张国庆.和谐论概述[EB/OL].(2012-10-05)[2012-10-07]./home.php?mod=space&uid=3344&do=blog&id=619388.
[6] 张国庆.生态论与经济生态化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2(10):28-29.
[7] 张国庆.和谐发展初论[EB/OL].知识论坛,(1999-01-18)[2012-10-07]./bbs/dispbbs.asp?boardID=5&ID=1005.
[8] 张国庆.论和谐发展[EB/OL].(2000-02-28)[2012-10-07]./bbs/dispbbs.asp?boardID=5&ID=1299.
[9] 张国庆.再论和谐发展[EB/OL].(2001-01-08)[2012-10-07]./bbs/dispbbs.asp?boardID=5&ID=1351.
[10] 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生态建设[J].安徽农业:学术版,2003(1):69-79.
[11] 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和谐林业[J].绿色中国:B版,2003(3-4):79-83.
[12] 张国庆.全民参与,按需育林,和谐发展中国现代林业[J].安徽农业:学术版,2002(2):163.
[13] 张国庆.试论和谐林业[J].世界林业研究,2003,16(6):45-49.
[14] 张国庆.生态健康概论[EB/OL].(2012-04-10)[2012-10-07]./home.php?mod=space&uid=3344&do=blog&id=557531.
[15] 张国庆.生态健康评价及生态系统管理方法[J].现代农业科技,2012(11):245-246.
[16] 张国庆.从林业系统的自组织探讨生态林业的设计[J].华东森林经理,1990,4(3):37-41.
[17] 刘长明.发展的革命——从可持续发展到和谐发展[J].济南大学学报,2002,12(1):5-14.
[18] 刘长明.和谐文明论纲[J].学术界,2005(1):79-105.
[19] 袁吉福.从代价论视角看和谐发展之代价[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12-115.
[20] 刘明辉.试论政治和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9):43-46.
[21] 刘明.论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32-35.
[22] 余方银.试论和谐发展与现代林业[J].安徽农业,2004(5):37.
[23] 张培洁.浅议现代林业的和谐发展[J].辽宁林业科技,2006(6):42-43.
[24] 王学兵.论中国和谐林业建设[J].现代农业科技,2006(11):59-60.
[25] 万承永,曾德庆,万青.创建城市现代和谐林业的思考[J].林业建设,2007(5):41-43.
[26] 吴静平.从和谐林业理论探讨我国森林法律体系建设[J].现代农业科技,2006(12):61-62.
[27] 曹文, 陈建成.构建和谐林业的财政政策取向[J].山东经济,2006,136(5):74-77.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道德素养；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280-02
2014年“六・五”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为“向污染宣战”，旨在进一步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倡导全社会共同行动，打一场治理污染的攻坚战和持久战[1]。作为承载着培育国家和民族希望艰巨任务的高等教育院校在这场攻坚战中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有效地对在校大学生通过生态道德理论的教化，生态文明情感的陶冶，生态环保行为的践行几个层面来提升当代大学生生态道德素养，使大学生无论是在学生生涯阶段还是将来走向社会从事职业生涯阶段，都能够做一个“知行统一”的、真正的生态道德规范的遵守者，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是我们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努力探索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要求之一。党的十报告对“生态文明”进行了专章论述，“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由此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加快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
由此可见，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树立，到“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决心，到“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五位一体”的格局，到“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实行最严格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目的是“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更要“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二、提升大学生生态道德素养的重要意蕴
（一）从国家层面上看，提升大学生生态道德素养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如前所述，党的十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作以专门的论述，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广泛而持久地进行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不断加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已成为当前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而首要任务。高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栋梁，向社会输出人才的主要责任，理应将党和国家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作为己任，并在此目标的指引下，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客观实际，按照社会时事形势所需来合理地设置相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课程，更多、更好地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将生态文明的教育贯穿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始终，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养成良好的生态意识，以提升大学生的生态道德素质，进而为大学生迈出校门走向社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之时做好能力与素质的储备。
（二）从社会层面来看，提升大学生生态道德素养是培养生态文明建设引领者的重要举措
大学生不仅承载着家庭和亲人的嘱托，更肩负着祖国和民族的希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都需要他们的努力学习。大学生在其十几年的持续地学生生涯中，进行了广而博基础知识学习和专而精的专业知识的探索，这使得大学生整体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都相对高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上的同龄人。同时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决定了他们在大学阶段的政治参与热情较高，一般情况下，大学生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同样相对高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上的同龄人，大部分大学生会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去关心、观察、审视和思考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并善于接受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还能有效地将思想与理念付之于实际行动，进而去积极地影响和带动自己身边的人，大学生群体所具有的这种素质和能力，使得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会成为带动全体社会成员生态道德素养提升的主要力量。
（三）从个人层面来看，提升大学生生态道德素养是促进大学生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的必要条件
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物质基础，更要有具备一定生态知识与素养的人才资源作为保障。“能否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提出新的要求，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这是大学生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2]生态文明教育实质上对大学生的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语境下，作为“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前沿的科学文化知识，更要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不仅要具备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伦关系的优秀品质，还要具有能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良好素养，因此，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讲，树立的生态文明理念，具有生态道德意识，养成生态道德素养，以自己的言行努力营造保护社会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不仅要真正地实现自身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还要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和谐地共处，是大学生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的必备条件。
三、提升大学生生态道德素养的路径探索
（一）从思想意识层面，引领大学生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理念
想要大学生牢固地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必须提高他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能力，这就要求大学生对生态文明的相关理论进行学习和研究。一直以来，高校德育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人伦道德等为主要教学内容，以目前作为高校主要德育课程之一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内容为例，对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人生价值、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都有专门章节的论述，然而对于生态道德的提及最多的篇幅是呈现在“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这一章中的第三节“科学对待人生环境”中第四个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可见，从教学内容安排的比重来讲，对于生态文明的教育是比较少的。在教学中我们发现部分大学生只是简单地认为生态文明就是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拒绝污染，而对于作为生态文明的内涵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适度的消费即可持续消费”的理论了解甚少，更有一些同学认为消费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有能力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他家庭的财力状况良好，并以此沾沾自喜。我们认为，大学生在大学阶段通过对生态文明理论的学习，然后树立一种以适度节制的物质消费、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有利于健康、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的理念，对于他们日后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自觉地遵守生态道德规范意义重大。基于此，高校应开设相关的生态文明理论课程，作为对学校各个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来提高大学生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水平，进而提升大学生的生态道德素养。
（二）从情感意志层面，培育大学生建立恪守社会主义生态道德规范的情感
培养大学生建立恪守社会主义生态道德规范的情感，就是要使他们真正地将生态文明理念内化为素质的一个过程。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特别需要文化的渗透与滋养。“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3]“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尊重自然、崇尚自然，倡导与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平等共存。中国传统文化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面前，始终报以一种博大、仁爱的胸怀。“就是这样强烈的生态意识，这种浓郁的自然情怀，在中国文字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我们相信，这种宝贵的精神资源，不仅将继续嘉惠中华民族，而且必将融入世界文明潮流，成为整个人类谋求进步、和平、发展的智慧。”[4]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来影响当代的大学生，不仅能增进大学生热爱自然、善待自然的情感，更能够提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
（三）从行为实践层面，培养大学生提高践行社会主义生态道德规范的能力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当前大学生中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知行脱节”。比如，他们知道善待环境其实是善待人类自己的道理，可是将垃圾直接扔在课桌上，教室里人走灯不关等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内化为素质，再外化为行为，让大学生真正做到“知行统一”，这样，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才会得以发挥。在教学中要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大学生提供参与社会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机会与平台，让大学生有实践、有体验，有感悟，使得生态道德知识与生态道德实践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实现互动发展。在诸多的社会实践组织形式中，我们认为，大学生生态环保社团应是大学生参与社会环保实践主要组织形式。高校应充分地重视大学生生态环保社团的作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应该对其进行科学的、规范管理和持续的、有效的经费支持，使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其中，并进行较为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生态环保社团的影响不仅仅是局限在校内，更重要的是大学生通过参与和践行社会生态环保活动，会使其个人潜力得到挖掘、实践能力得到锻炼、创新精神得到培养，进而使他们的生态道德素质得到提升，并影响和带动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事业中，建设“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周生贤.坚决向污染宣战――写在2014年“六・五”世界环境日[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2014-06-05.
[2]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例】（2013・浙江・40）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的全过程。
材料一 2006～2012年我国环境治理、科研投入和经济成就
■
材料二 2006～2012年我国节能减排主要指标情况
■
注：①我国每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美国的2.3倍，欧盟的4.5倍，日本的8倍。
②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空气污染指数PM2.5（细颗粒物）经常超过300微克/立方米的重度污染标准。
（1）指出材料一、二反映的经济信息。（8分）
（2）结合材料，运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有关知识，说明如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中。（12分）
【命题立意】本题坚持了新课标高考命题关注社会生活、不回避社会热点的原则，以“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社会热点为背景，重点考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等经济生活知识。本题在重视对基础知识考查的同时，综合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经济信息、调动和运用相关经济知识、描述和阐释社会经济现象、论证和探讨经济问题的能力，很好地彰显了政治学科的特色与魅力。
【解题思路】第（1）问属于图表分析题。解答图表分析题的关键是首先要读全、读准材料，图表的标题、标注和图示、图表数值（横向和纵向）等均不能忽视；其次，还要从图表直接反映的信息中找出其内在联系或本质问题；最后，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对图表进行解读、阐释。在本问中，材料一的“表”揭示了我国环境治理、科研投入和经济成就的关系；材料二的“图”揭示了我国每万元GDP能耗与空气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在逐年下降，“注”揭示了我国每万元GDP的能耗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以及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PM2.5超标，空气质量重度污染，由此可分析说明材料一、二共同表明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不容乐观，必须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第（2）问属于“怎么办”类问答题。解答时重在审清设问，把握题眼。从设问角度看，本题限制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知识范围；从设问指向看，“如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中”，关键点在于“如何……融入”。其次，灵活掌握解题方法。要紧扣设问指向，结合材料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万元GDP能耗等信息，运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具体举措的相关知识，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能源资源保护等角度进行阐释、论证和探究。
【参考答案】（1）材料一、二反映了2006-2012年我国在GDP总量实现较快增长的同时，科研经费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每万元GDP能耗和空气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在下降；但是，我国每万元GDP能耗与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说明我国在节能降耗、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2）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需要加大环境治理和节能降耗方面的科研投入，大力推进环境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加强生产发展过程中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需要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落实到每个企业和每个家庭。
二、真题启示
1.“经济生活”试题易与社会经济生活热点、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结合命题，反映了试题的时代性特点。“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重大的社会经济热点问题，更是关系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问题，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除浙江卷40-（1）（2）题以外，山东卷30题（2）“科技创新”、安徽卷38题（2）“技术创新”，重庆卷13题（3）“社会公平”，福建卷39题（2）“美丽中国”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热点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这就启示我们在平时的复习备考过程中，要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热点、关注经济发展的动态，同时又要注意提练社会经济热点与《经济生活》模块知识的结合点，并进行适度的拓展训练。
2.“经济生活”试题以教材主干知识为载体，突出了试题的基础性特点。浙江卷40题（2）考查的知识点“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教材第十课的主干知识，而且设问清晰、指向明确，并具有一定的探究性。又如重庆卷13题（3）“如何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广东卷37题（2）“结合材料二，运用《经济生活》中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知识，分析消费新趋势对汽车行业的影响”，同样体现了上述命题的共性特点。这就启示我们在平时的复习备考过程中，要注重把握教材的重点概念，掌握教材的核心知识，构建知识网络体系，做到“点”、“线”、“面”的有机融合、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