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9 05:13:20
[关键词]分析个人投资金融投资行为理论
一、金融投资行为理论分析
金融投资行为理论悄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其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方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金融投资行为理论以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为其理论基础，并将人类心理与行为纳入金融的研究框架，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模型：
首先，BSV模型。BSV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一是选择性偏差，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这种偏差导致股价对收益变化的反映不足。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测模型，导致股价过度反应。
其次，DHS模型。该模型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和无信息两类。无信息的投资者不存在判断偏差，有信息的投资者存在着过度自信和有偏的自我归因。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自己对股票价值判断的准确性；有偏的自我归因则使他们低估关于股票价值的公开信号。随着公共信息最终战胜行为偏差，对个人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就会导致股票回报的短期连续性和长期反转。
再次，统一理论模型。统一理论模型区别于BSV和DHS模型之处在于：它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机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认知偏差方面。该模型把作用者分为“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观察消息者根据获得的关于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赖于当前或过去的价格；“动量交易者”则完全依赖于过去的价格变化，其局限是他们的预测必须是过去价格历史的简单函数。
最后，羊群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投资者羊群行为是符合最大效用准则的，是“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资者通过典型的贝叶斯过程从市场噪声，以及其他个体的决策中依次获取决策信息，这类决策的最大特征是其决策的序列性。非序列型则论证无论仿效倾向强或弱，都不会得到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股票的零点对称、单一模态的厚尾特征。
二、对金融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分析
1.多为投机心理，短期行为严重
我国很多证券投资者入市并不是看重上市公司真实的投资价值，而是企图从中获取超额回报。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为通过股票的买卖价差而获利，这类人群多是为赚钱买卖差价进行短线操作;只有少数投资者进入股市是为了获得公司分红收益;38%的投资者因有闲置资金而，把股市看成是一个长期投资场所。高比例的企图赚取短期收益群体的存在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博取短线利润群体的过大是我国证券市场行情波动幅度.惊人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造成证券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投资者入市动机上分析，就已经预示着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短期行为比较明显。
我国个人投资者更多的是短线投资、投机，而没有把股票作为长期的投资。另一方面，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诱发了一部分人的赌博心理，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由于证券投资者容易产生羊群效应，使这种市场短期行为具有很强的蔓延性，从而极大地加重了投资者孤注一掷的心理，一旦认为找到了机会，就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顾，冒险参与高风险的证券投资活动。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我国投资者的短期行为特征表现为比较明显的冒险心理和投机短期行为。
2.投资承受能力差
调查显示，我国个人投资者以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为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为工资收入，参与证券市场的时间普遍较短，证券投资意识很强，但投资经验相对缺乏，股市投入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较大，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很弱，投资者对投资股市的“情感依托”强烈。
3.对股票专业知识了解不足
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股票投资知识来自于非正规教育，主要通过朋好友的介绍、股评专家的讲解以及报刊、杂志的文章等获得;在做投资决策时，投资者大多依据“股评推荐”、“亲友引荐”，以及“小道消息”;在投资决策的方法上，两成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决策几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凭自己的感觉随意或盲目地进行投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过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视对其他信息的关注和深度挖掘。大多数投资者在评价投资失误时，往往将失误归咎于外界因素，如国家政策变化、上市公司造假，以及庄家操纵股价等，而只有少数个人投资者认为是自己的投资经验或投资知识不足;大部分投资者对新出现的金融品种如开放式投资基金的认知程度有限。
三、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的股票市场中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因素过多，政策因素、大户操作因素，这说明中国股市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对于市场是有效的基本假设;同时，投资者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中，投资者对于风险总是厌恶的基本假定:在收益时，股民表现出对已有收益的贪婪，以及赌博心理，而在被“套牢”时，又宁愿苦苦等待，以待反弹机会.这些特点都说明中国股民的投资心理符合金融投资行为理论的期望理论。
参考文献:
[1]何问陶王金全: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及述评[J]南方金融,2002,(12)
1.样本选择
为了能够反映河南省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工薪族”金融投资理财状况的差异，以2013年《河南统计年鉴》公布的2012年河南省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水平为标准，分别选取高于平均工资水平的郑州市、平顶山市、洛阳市、永城市作为中高收入“工薪族”调查对象，选取低于平均工资水平的邓州市、兰考县、固始县和新蔡县作为低收入“工薪族”调查对象。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在样本抽取过程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即将月收入作为分层特征，在各个层次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子样本，最后将这些子样本合起来构成总体样本。本次调查中每个调查地区发放问卷25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685份，回收率为84.2%。
2.调查方法
2013年7月，笔者组织郑州航院金融学专业本科生深入确定的调查市县地区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共设计问题30个，包含“工薪族”收入与储蓄、金融资产配置与负债、投资理财偏好、行为偏差等内容。为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本次调查主要采取在调查样本中匿名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包括不同层次的各类人群，包括医生、工程师、公务员、护士、财务人员、文员等不同职业群体。
3.样本特征
从调查样本的年龄特征来看，被调查者中25岁以下的占11.1%，25~45岁的占77.6%，45岁以上的占11.3%。从调查样本的学历特征来看，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占2%，本科学历的人占39%，专科学历的人占26%，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占33%。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占0.5%，本科学历的人占10%，专科学历的人占14%，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占75.5%。在调查中，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月收入在3000元至5000元的数量最多，占比为31%，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占30%，其中有7%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数量最多，占比为54.6%，占比大大高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同时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只占5%左右。河南省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收入集中在3000元至5000元区间，而低收入地区“工薪族”的收入绝大多数在2000元以下，且前者的收入水平要整体高于后者。
二、金融资产配置与负债情况
1.金融资产配置
一般而言，投资理财中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类别为银行储蓄、债券、基金、外汇、保险、理财产品和贵金属等。调查发现，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均将银行储蓄、理财产品、基金、保险作为主要的选择品种，分别占比为36%、18%、15%、8%和45%、9%、12%、5%。可以看出，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更偏好银行储蓄，而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更偏好理财产品，两者均高出对方10%左右，这显示了不同地区“工薪族”的资产配置差异。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年储蓄额在2万元至6万元的占比最多，达到了34.3%，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的年储蓄额集中在2万元以下的占比最多，达到了63.7%。年储蓄额在10万以上的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占比为22.4%，大大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4.5%的占比。这反映了河南省不同地区“工薪族”收入的差距较大，也表明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在进行投资理财时可运用的资金较为充裕。
2.负债情况
在调查样本中，持有负债的被调查者占58.5%左右。调查显示，房屋借款均为两类被调查者占比最高的负债项目，超过1/3的被调查者存在房屋借款。中高收入地区中超过10%的被调查者存在信用卡借款、汽车借款、工商业借款等负债项目，而低收入地区中超过10%的被调查者持有汽车借款、教育借款、工商业借款和医疗借款，负债类型分布差异明显。此外，可以明显地看出，持有房屋借款、信用卡借款和汽车借款的中高收入者占比明显高于低收入者，但是低收入者持有教育借款、工商业借款和医疗借款的比重相对较高。综合分析，“工薪族”的负债整体水平较高，且集中在房屋借款和汽车借款方面。同时，由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持有各项负债项目占比之和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占比之和，表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的负债类型更加多样化。
三、金融投资理财状况
1.理财相关知识了解程度
调查显示，中高收入地区中有10%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非常了解，有52.2%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了解较多，有35.6%的被调查者投资理财知识不了解，仅有2.2%的被调查者没有听过过任何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相比之下，低收入地区中只有7.1%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非常了解，而高达53.3%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不了解，同时有6.7%的被调查者没有听说过任何投资理财相关的知识。从中可以看出，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大大低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地区金融机构较少，获取投资理财知识的途径较少造成的。
2.投资理财活动开展情况
调查显示，28.1%的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没有进行任何投资理财活动，而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仅有12.9%没有进行任何投资理财活动，这可能是由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可支配收入较少，以及投资理财意识相对较弱等因素综合造成的。另外，投资理财比例在10%至30%的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占比分别为28.1%和29.5%。投资理财比例在30%至50%的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分别为25.7%和22.1%。这表明，有将近1/3的被调查者将收入的10%至30%用于投资理财活动，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投资理财比例要整体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
3.投资理财目的
在对进行投资理财活动的被调查者投资理财目的的调查中，将投资理财的目的分为“合理规划收支”、“实现资产增值”、“提升生活质量”、“保障子女教育”、“安排退休生活”等5个方面。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有39.6%的被调查者中选择“实现资产增值”，占比最高；有22.4%的被调查者选择“保障子女教育”；有18.9%的被调查者中选择“提升生活质量”；有15.5%的被调查者中选择“合理规划收支”；有3.6%被调查者中选择“安排退休生活”。但在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有41.9%的被调查者选择“提升生活质量”，占比最高；有28.2%的被调查者中选择“实现资产增值”；选择“合理规划收支”、“保障子女教育”、“安排退休生活”的被调查者比重分别为10%、10.4%和9.5%，相差不大。这两类被调查者投资理财目的的差异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被调查地区的“工薪族”收入差异较大。收入相对较高的被调查者通过投资理财达到资产增值的愿望要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同时，收入相对较低的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由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从而进行投资理财更多的目的在于提升生活质量；二是被调查的中高收入地区养老设施、教育、医疗和卫生等保障条件要比低收入地区相对优越。这使得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中更多地要为退休、教育等问题考虑。
4.投资理财偏好
在理财产品期限偏好方面，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选择投资期限在1个月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5.3%，选择3个月的被调查者占20.3%，选择半年的被调查者占23.8%，选择一年的被调查者占38.6%，选择投资期限在三年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占12%；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选择投资期限在1个月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15.3%，选择3个月的被调查者占25.5%，选择半年的被调查者占41.5%，选择一年的被调查者占9.7%，选择投资期限在三年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占8%。这说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较偏好期限在一年左右，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较偏好期限在半年左右，前者比后者更偏好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在理财产品的偏好选择方面，两组样本的被调查者中有67.4%的被调查者偏好保本固定收益类型产品，有24.6%的被调查者偏好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有4.2%的被调查者选择不保本固定收益类型产品，有3.8%的被调查者选择不保本浮动收益类型。也就是说，超过90%的被调查者偏好保本型理财产品，这说明“工薪族”中绝大多数是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
5.选择投资理财产品考虑的主要因素
在调查“工薪族”选择投资理财产品考虑的主要因素时，有43%的被调查者选择“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有37%的被调查者选择“收益性”因素，有13%的被调查者选择“流动性”因素，有7%的被调查者选择“波动性”因素。这与被调查者选择理财产品类型的结果基本符合，正是由于被调查者更多地考虑规避投资理财产品中存在的风险，保本固定收益类产品才最受被调查者的欢迎。同时，在对被调查者不进行投资理财的原因调查时，无论中高收入地区还是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均将“投资风险大，担心收不回成本”作为首要的原因，分别占41.5%和34.2%的比例，而“对金融投资不了解，缺乏经验”和“资金有限”分别占据不进行投资理财原因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6.投资理财中存在的行为偏差
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表明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其行为往往存在过度自信、从众和归类学习等偏差，即投资者往往过分倚重自己收集的信息、其他投资者的行为以及某类特定信息作出投资决策。为了调查不同收入水平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时是否存在这些行为偏差，对被调查者在进行投资理财活动时看重的信息来源进行了调查。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的被调查者对自己收集到的信息最为看重，在各个信息来源中占比最高，这表明这两类被调查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行为。同时，可以看到低收入地区的被调查者比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时更看重其他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表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时存在更为明显的从众行为。此外，以被调查者更易选择的股票投资类型为例，就被调查者是否存在归类学习行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有37%的被调查者在交易时更易选择换手率低的股票，有29%的被调查者更易选择有过异常收益率的股票，有18%的被调查者更易选择被媒体关注的股票，有11%的被调查者选择有过涨停板表现的股票，而仅有5%的被调查者关注宏观经济变化等其他信息。这说明这两类被调查在股票投资交易时较关注换手率和异常收益等特定股票交易的信息，而忽视宏观信息，存在一定程度的归类学习行为。
四、结论
通过上述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资产配置与负债方面。“工薪族”资产依次配置在银行储蓄、理财产品、基金、保险等品种上。低收入地区“工薪族”更偏好银行储蓄，但年储蓄额较低，而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更偏好理财产品。另外，超过一半的“工薪族”持有负债，且负债项目主要集中在房屋、汽车和信用卡等方面。另外，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的负债类型更加多样化。第二，金融投资理财方面。低收入地区“工薪族”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大大低于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将近1/3的“工薪族”将收入的10%～30%进行投资理财，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进行金融投资理财活动的占比高于低收入地区“工薪族”。此外，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和低收入地区“工薪族”的理财目的显著不同，前者以实现资产增值为目的，后者以提升生活质量为目的。第三，理财产品偏好方面。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偏好期限在一年左右，而低收入地区“工薪族”偏好期限在半年左右，前者比后者更偏好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工薪族”绝大多数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在投资理财时将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作为首要的影响因素。第四，投资行为偏差方面。“工薪族”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羊群效应和归类学习行为。同时，低收入地区“工薪族”在投资理财时存在更为明显的从众行为。
1、制作公司找电视台合作
电视剧的制作方在电视剧的策划阶段，把电视剧的剧本、导演和主要演职员的情况介绍给电视台。电视台同意购买后把购片资金提前投入到电视剧的生产中去。实际上，这是电视台买期货的一种方式。
2、向社会公司募集资金
第一，投资不担风险，固定回报。社会公司可以对电视剧的生产进行投资但是要求固定的回报。固定回报实际上相当于银行的利息。这种融资模式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只限于在电视剧的制作方非常有信誉的情况下进行。
第二风险共担投资比例分红。这里的风险共担是指制作方向所有想投资的社会力量进行的融资方式是一种近似于投票的融资行为。
3、广告公司的融资。实际上是广告公司的客户希望在全国播放的电视剧上加播自己的广告所以广告公司为客户进行电视剧的筹拍。
4、国内现阶段电视剧的其他融资渠道。最大的资金来源是房地产商、金融、投资公司。
5、政府融资。与其说是政府融资，不如说是政府资助。比如:军事题材可以得到军方的资助民族题材的可以得到民委的资助.地方题材的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资助。
6、海外融资。普遍采取的合作方式是双方各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然后按照投资的比例划分市场发行权。一般来说内地的制作商拥有内地市场的发行权海外市场则归外方。
二、投资电视剧的理由
为什么要投资电视剧?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对投资和融资的一般常识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影视企业或制片人对电视剧生产的投资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保证。其资金的来源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内部融资，即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的利润积累。它不仅能解决电视剧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还能满足政府部门对电视剧立项的审批要求。但它一般不作为全部的资本金。
外部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融资、股票融资、借款融资和定向投资定向生产。
现在来谈谈投资电视剧的理由:电视剧的盈利点是:电视剧在国内的发行权电视剧在海外的发行权音像制品和网络制品的制作发行权赞助款和其他形式的赞助相关产品和衍生产品的开发权近期效益和长远效益。
电视剧的社会效益分析。在国夕卜电视剧的投资是一种商业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商业效益;而在我国电视剧不是纯粹的商品它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非常强调它的社会效益，这就使得电视剧的投资不完全是商业化的还含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因素。
投资电视剧的风险和风险的规避。投资电视剧的风险来自电视剧作为文化产品本身的特性和电视剧行业内部的竞争的不规范性。倘若生产一般的物质产品，即便市场不景气也总还能降价出售，而电视剧一旦卖不出去它最后的价值也就等同于几十盘用过了的录像带。
就行业本身的运作来说，目前我国电视剧市场发展不够成熟存在着不规范的竞争和暗箱操作也就是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这些问题使其他行业对电视剧行业的投资举步不前。
我国电视剧市场正在形成当中需要一个规范化的过程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影视制作公司以及独立制片人要同心协力推动这一过程的进展。今年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和一些电视剧制作机构就引进资本金问题多次交换意见基本想法是电视制作界应该按照政策规定，与国内外金融界、企业界合作本着优化结构，优势互补增进效益，壮大实力的原则，借鉴国内企业改革的经验，坚决走资本运营之路。
1、建立资金雄厚的影视制作公司和相对独立的影视市场。
电视制作和播出分离是改革的方向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电视台需要播出大量的节目这已经是客观现实。二是社会上需要存在若干有实力的影视制作公司，能够保证源源不断地供应各类节目。目前大多数影视制作公司势单力薄建立实力雄厚的影视公司是十分必要的。而形成以大公司为龙头.大、中、小影视制作公司并存的局面则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固定的、公平竞争的、规范化的电视节目市场，改变目前一户对一户的分散营销的方式，消除由此带来的弊端。
2.建立影视资本市场，全面拓宽融资渠道。
建立具有相当规模的影视制作公司也好建立相对独立的影视节目市场也好都需要投入较大数量的资金。因此建立规范化的影视资本市场全面拓宽影视业融资渠道就十分必要。比如建立投资基金、上市发行股票、资产置换、发行企业债券等等与之相配套.还要建立市场调查、风险评估、可行性研究、节目推销等机构甚至剧本策划部门编、导、演服、美、化到人，财，以及相应的服务机构。
3、加强行业法制建设和执法力度。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参与市场运作的人必须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否则就会出现无序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目前有些业内人士法制意识薄弱不时出现违规现象像盗版、暗箱操作、文化走私等等从执法力度来看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只有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能形成健康有序、公平竞争的影视市场和影视资本市场。
4、提高影视机构的管理水平.增强经营者的自立意识。
电视剧制作单位需要提高管理水平，其经营.管理者需要增强自立意识。只有这样电视剧业才能运转自如。影视机构必须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经营者要认真负责地确立企业发展战略.对投资方案进行科学论证加强市场营销队伍的建设严格控制投资风险。影视机构和经营者必然要接受严峻的考验，在激烈而有序的竞争中优胜劣汰从而提高整体的管理水平.以适应可能出现的影视投资方式的变化，在影视业中站得更高立得更牢。
5、推动影视科技进步加强竞争能力。
影视科技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从进口的影片中已经领略到高科技给影视制作带来的巨大变化。而我们与技术先进国家影视科技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技术可以引进设备可以购买，惟独能熟练掌握技术.充分使用设备的人才必须靠我们自己来培养。在推动影视科技进步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把培养具有浓厚创新思维的人才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才能尽早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影视制作水平。
三、现今的融资投资大环境
1、电视剧创作生产5年投资逾百亿，八成资金来自社会机构民营公司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有资料显示，近五年来全国电视剧的生产投入资金平均每年都在2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80%以上的资金来自于社会机构。其中相当部分是由民营公司投入的。这表明，我国电视剧的投资和制作主体呈现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势众多民营影视公司已成为电视剧生产中的一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力量。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民营公司对自己的市场定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上海和展广告公司董事长徐露告诉记者拍大戏不是我们的强项，但娱乐大众却是我们的所长，尤其是那些轻松、幽默的市民剧投资不大在老百姓中却很有人缘.收视率不比大片差。“该公司投资制作的《老房有喜》、《都是天使惹的祸》都取得了高收视率，堪称小制作高回报的成功典型。
精心策划选题，在创作上以观众的口味为标准，也使得民营公司推出的作品能够满足观众需求。正如上海安氏影视公司负责人安德宝所说的:每一分投资用的都是自己的血汗钱，不精雕细凿怎么行该公司投拍的(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和《越活越明白》等作品，都是经过对市场和观众不厌其烦地反复研究.才最终赢得成功的。
船小调头快是民营公司的另一优势。去年全国广电大整合后，频道压缩电视剧需求量减少，面对这一变化一些民营公司及时打出了精品牌，千方百计以质量稳住白己的阵地。海润公司在投资不减的情况下宣布将适当减少电视剧的生产数量以多出精品力作来赢得市场。
如今一批积累了相当实力的民营公司，已逐步开始向大片“进军并且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业内人士认为，国有制片单位在人才、经验、设备基地等方面有优势而民营公司则在市场化运作方面有着极大的灵活性两者互补将为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电视剧市场走出一条新路。
2、12亿资金全面进入影视市场国有机构神龙见首
2003年1月由保利集团公司和长影集团合作组建了大型影视公司东方神龙影业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将以12亿元资金全面进入影视市场.拟在创建之初年产影片3至5部、电视剧200集和若干档电视栏目并涉足影院建设、院线管理、艺人经纪、影视教育等领域。
“东方神龙”的成立无疑集合了国内两大集团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人力资源一个是国内最早的电影制片厂之一以农村题材、战争题材见长，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和粗犷风格另一个则是集贸易、房地产、文化等的多元化企业。东方神龙“携两大集团正筹备通过与意大利及韩国电影制作机构合作摄制电影，并组建属于自己的电影院线打造全新影视产业概念在新的领域内寻求新的发展。
对于此番集团进军影视业作为一个国有大型企业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国外的影视大鳄们早就想进入中国影视市场，他们看重的是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国有企业不抢先进入，而让国外企业占领市场，就有被西方文化资本、技术、管理优势所吞没的危险。
相对于近几年民营企业较为活跃地进入影视市场的状况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有着更大的优势。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可靠队伍做事规矩。此外作为国家大型企业他们在资金、公关、地缘甚至是政策方面都更有优势。
3、国内影视制作开放6天就迎来海外风险投资商两家海外风险投资商—凯雷投资集团和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已宣布将进军国内传媒产业。此时，距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影视节目制作列为对外开放领域仅6天。
一个是手中握有200亿美元的投资集团一个是在中国投资量最大、范围最广的成熟投资机构。风险商的强势介入让渴求资金的国内民营电视制作商激动不已。影视制作行业已成为众多风险投资家追逐的新猎物。创业投资研究机构清科公司总裁倪正东预测.电视传媒业将成为明年风险投资的新亮点。将有接近10亿元人民币的国外风险投资会投向中国传媒业，而影视制作正是其中最诱人的一块“蛋糕“。
自国家广电总局允许外资入股国内广播电视制作产业以来影视制作市场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4年11月底，索尼已率先进入国内付费电视节目制作市场和动画制作市场维亚康姆，时代华纳等公司也对中国影视业虎视耽耽。
以此为背景国外风险投资机构适时而动。业内人士认为这股及时的远水“将帮助民营电视制作商解决资金需求上的“近渴“从而打开与外资影视大鳄”的竞争局面。
(一)模型选择及指标选取
本文选择了输出指标Y文化产业总产出，输入指标X1财政支出，X2员工人数，X3固定资产投资，X4项目支出，选取了全国25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自各省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后，删去X3。可以看出在10%显著性水平下，所选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数据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所选数据不存在异方差。综上所述，本文选择了文化产业产值作为输出指标，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财政支出、从事文化产业的员工人数以及对文化产业的项目支出为输入指标来分析文化产业投融资效率。
(二)对文化产业投融资效率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陕西省在四项指标中，文化产业产值643.40亿元及财政支出91.81亿元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员工人数6.8万人和项目支出6.64亿元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四项指标均与全国最大值有较大差距。Deap2.1软件分析之后，得到样本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效率评价表。
1、技术效率分析
2012年陕西省文化产业投融资的技术效率既θ值为0.729，全国排名第八，超过全国平均值(0.414)。但是陕西省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效率与DEA有效仍有很大的差距，陕西省的文化产业输入指标存在投入冗余的问题。
2、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
2012年陕西省文化产业投融资的纯技术效率θ值接近1，为0.949，在全国范围内为第12名，规模效率为0.769，在全国范围内为第8名。技术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则陕西省文化产业方面的投融资效率较低，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的影响。陕西省文化产业规模效率低下，即假定在达到最佳的生产规模时，现阶段的投入也不能满足产出的需要。陕西省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过程中，应该增加投入，使文化产业的规模达到生产函数中的规模报酬不变点。
3、对投融资的投影分析
由表2可知，2012年陕西省文化产业的投入转化为产出效率较低，输入指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冗余。2012年财政支出，员工人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理想数值分别为：25.89亿元，6.45人和6.28亿元，分别有65.92亿元，0.34人和0.34亿元没有有效的转化为文化产业产值。结合上文分析可知，陕西省应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但现实中，投入指标出现投入冗余，投融资没有有效的转化成产值，投融资效率较低。
二、结论与对策
一、行为金融理论与投资决策模型
大量的事实证明，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深层次的心理特征对投资活动的结果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在研究复杂的金融市场时，我们必须考虑人类自身行为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特点。在借鉴行为科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以投资活动当事人的心理因素为基础的行为金融理论体系。对应于现资理论的假设，行为金融理论给出自己的理论假设：（1）人是有限理性的；（2）非完全市场的存在；（3）投资者的投资具有群体行为特征。行为金融理论基础主要有：（1）期望理论（ProspectTheory1979）；（2）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3）行为金融资产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1999）。在此基础之上构造的行为金融投资决策模型有：（1）BSV模型与DHS模型；（2）统一理论模型（UnifiedTheoryModel）；（3）羊群效应模型。
二、行为金融对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结论
1.过度自信。人的心理中往往有过分高估自己能力和知识的倾向，表现为投资决策中过分相信自身的判断和决策，而忽视了客观情况变化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由上交所组织完成的《中国证券投资者行为研究》指出，我国股市6500万投资者中无业者占较大比例，有理由相信这些无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人，由于无事可做，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就想到股市赚钱，由此可见我国投资者过度自信之严重程度。
2.抛锚性错误。人们在对某件商品的价值进行判断时，通常需要一定的信息锚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同样，投资者对于证券价格的变动预测也需要一定信息作为参照的锚。抛锚性往往导致投资者对新的、正面的信息反应不足。我国投资者往往是利用类似行业、板块、股本大小、经营业绩等的股票价格来衡量其投资股票的价格的。但是锚并不能长时间一直保持准确性和有效性，即锚会使投资者判断出错。
3.羊群行为。股市中的“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由于受其他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其关键是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并对他的决策结果造成影响。我国股市中存在的大量“跟风”、“跟庄”、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类同等都是典型的“羊群行为”。孙培源（2002）通过构造股票收益率的横截面绝对偏离和市场收益率的非线性检验，实证了中国股市羊群效应的存在。
4.噪声交易。非理性投资者把与价值无关的信息认为是与价值有关，或者某些投资者人为地制造虚假信息，而其他投资者无法识别其真伪，这两种信息被认为是噪声，相应产生的交易称为噪声交易。我国股市近400%的年换手率中至少300%可以归因于噪声交易。施东晖（2001）实证研究表明，由于技术分析方法在上海股票市场被广泛使用，当某此技术信号显示“上升”或“下跌”趋势时，将引发大量的买卖行为，从而强化现有的股价趋势。
5.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过度反应是由DeBondt和Thaler（1985）最早发现的，他们发现投资者对于近期的好消息不是做出正确的贝叶斯反应，而是过度反应致使股票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我国王永宏（2001）运用DT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现象证实了中国股市存在着明显的过度反应现象。反应不足是指投资者对自身的判断过度自信，或是一味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犯抛锚性错误），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丧失了获利的良好时机。我国股市中存在的“轮涨效应”就是一种“反应不足”。
6.处置效应。“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长时期持有套牢的股票而过早抛出赢利的股票的现象。这意味着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是风险回避者，而处于亏损状态时是风险偏好者。赵学军（2001）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与国外相比，我国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我国股市的处置效应在年末相对增强，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强于机构投资者。
7.动量效应。在一定持有期内，平均而言，如果某只股票或某些股票组合在前一段时期内涨幅较好，那么，下一段时期内，该股票或股票组合仍将有良好表现。通过对我国股市历年大盘及个股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大盘还是在个股上，我国股市都存在动量效应。大盘的动量效应以日为时间单位比较明显，而一些典型个股无论是以日、周还是以月为时间单位都非常显著。
8.过度恐惧与政策依赖性心理。当股市虚假消息满天飞、股市暴跌时，投资者不计成本的大量抛出股票，表现出十足的恐惧。在股市暴跌时，我国投资者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救市政策上，这种对政策的依赖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9.遗憾。遗憾理论认为投资者为了回避曾经做出的错误决策的遗憾和报告损失带来的尴尬，可能避免卖掉价格已下跌的股票。还有，即使决策结果相同，如果某种决策方式能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决策方式就优于其它决策方式。因此，投资者有从众心理，倾向于购买本周热门或受大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可能降低其情绪反应或感觉。
10.暴富心理与赌博心理。中小投资者短线频繁操作，其目的是为了快速致富。面值1元的股票炒到100多元还有人敢去追涨；公司亏损了几亿元，已经资不抵债还有人敢去接盘；ST现象是指那些被冠以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其股价在特别处理消息公布后不跌反升的现象。明知上市公司巨额弄虚作假还有人敢去炒底，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我国投资者实足的赌性。
11.轮涨轮跃效应（补涨补跌效应）。在一次行情中，如果某些股票没有上涨（下跌），那么它们就具有补涨（补跌）的潜力。没涨的要无条件补涨，没跌要五条件补跌。长期以来我国股市个股轮番炒作就是一例。
12.小盘股、新股效应。我国股市对小盘股、新股独有情忠，逢小必炒、逢新必炒已是我国股市的惯例。我们统计分析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小盘股、新股的收益率显著高于大盘股和老股。但自2001年6月中国股市长期下跌及证券投资基金大量发行以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
三、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证券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意义在于确立了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在投资决策行为以及市场定价中的作用和地位，否定了传统金融理论关于理性投资者的简单假设，更加符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行为金融学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投资者可以采取针对非理性市场行为的投资策略来实现投资赢利目标。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目前有数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实践着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其中有的基于行为金融的共同基金取得了复合年收益率25%的良好投资业绩。考察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行为特点，我们总结出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策略：
1.针对过度反应的反向投资策略。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的近期表现，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最终为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2.动量交易策略。即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和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动量交易策略的提出，源于对股市中股票价格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
3.成本平均策略。指投资者在将现金投资为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地进行，以备不测时摊低成本，从而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带来的较大风险的策略。
4.时间分散化策略。指根据投资股票的风险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的信念，建议投资者在年轻时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重投资于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将此比例逐步减少的投资策略。
5.小公司效应策略。小公司效应是指小盘股比大盘股的收益率高。Banz（1981）发现股票市值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而减少的趋势。Siegl（1998）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小盘股比大盘股的年收益率高出4.7%，而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根据小公司效应而采用的投资策略称为小公司效应策略。
6.组合投资策略。行为金融学认为，证券市场并不是有效的（一般指半强式有效，semlstrongefficient）。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证券组合投资理论中，“在有效市场中，投资者不可能获得与其所承担风险不对称的额外收益”的提法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合适的组合投资策略，投资者将可能获得额外收益。
7.针对羊群行为的相反策略。由于市场中广泛存在的羊群行为，证券价格的过度反应将是不可避免的，以致出现“涨过了头”或者“跌过了头”。投资者可以利用可以预期的股市价格反转，采取相反投资策略（contrarianstrategy）来进行套利交易。中国的股票市场素有“政策市”之称。考察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走势，我们会发现在重要的顶部或底部区域，在消息面上总是伴随着一些重要的股市政策的出台。不同的投资者对政策的反应是不一的。针对个人投资者的行为反应模式，投资基金可以制定相应的行为投资策略——相反投资策略，进行积极的波段操作。
8.购买并持有策略。个人和机构投资于股票应执行几种能帮助控制认识错误和心理障碍的安全措施。控制这些心理障碍的关键方法是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都要实施一种严格的交易策略——“购买并持有”策略。投资者在为组合购进一只股票时，应详细地记录购买理由，而且要制订一定的标准以利于进行投资决策。长期采取“购买并持有”策略，通常业绩将超过高周转率的短期交易策略。
9.利用行为偏差。心理学和决策科学提出，在某种情形下，投资者并不是尽力使财富最大化，并且在某些情形下投资者还会在智力方面犯系统性判断错误，这些行为偏差将导致证券定价的错误，合理利用这些偏差将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行为型投资人则尽力寻找由于行为因素而被市场错误定价的证券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可见，对人类行为偏差的正确把握是获取市场超额利润的来源之一。
10.ST投资策略。上市公司被宣布为特别处理，意味着公司陷入严重困境。但同时，ST公司也成为潜在的并购目标。考虑到壳资源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稀缺性，ST公司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作为一种投资策略，ST公司是可以被纳入证券投资组合之中的。
总之，行为金融理论寻求并确定投资者可能对新信息产生反应过度或反应迟钝而导致证券定价错误的市场情形。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的目标就是在大多数投资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前，投资那些定价错误的股票，并在股票价格正确定位之后抛出获利。
四、应用行为金融理论指导证券投资要注意的问题
行为金融学的科学性在于它始于公理并寻求建立在公理上的理论能解释金融市场的行为。它试图理解和预测心理决策过程的系统的金融市场意义。如上所说，中国股票市场中存在着普遍的运用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金融现象，而用行为金融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之，并由此导致了许多有价值的行为投资策略，但在具体运用这些投资策略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1.行为金融理论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行为金融理论的投资策略是：在大多数投资者尚未意识到错误时投资于某些证券，随后当大多数投资者意识到错误并投资于这些证券时卖出这些证券。一旦证券市场的绝对多数投资者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同的策略，那么结果又会怎样？我们相信随着行为科学的深入研究、证券市场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会进一步发现更多的行为金融问题，并且一些已有的行为金融现象可能会淡化甚至消失。因此在应用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时，要防止教条化。
2.要切忌对国外现有行为投资策略的简单模仿。现有的行为金融理论主要是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产生的。我国证券市场同成熟的证券市场比较，还是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历史短、不规范。中国金融市场与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共性与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在运用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时，不是对国外现有行为投资策略的简单模仿，而应当掌握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方法，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行为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探索适应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特点的我们自己的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
3.行为投资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的深入及投资者结构的改善，我国金融市场行为金融现象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小公司效应现象就不如过去明显、庄股由于监管的加强从而动量效应也明显减弱。我们预言随着管理层对股市认识的转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ST现象迟早会消失。
4.不同投资者需要有不同的投资策略。将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践中，可以合理引导投资者的行为。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要通过教育来使其趋于理性化，提高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能力和市场的运作效率。对于机构投资者，要提高其投资管理水平。投资者决策中的心理偏差是与生俱来，而这些认知偏差可以通过学习、训练等手段得到有效缓解，因此，不同投资者应该采用不同的投资策略，只有呼吁所有各层次的投资者共同参与探讨我国行为金融问题，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才能在我国有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1]阳建伟。蒋馥。行为金融：理论、模型与实践[J].上海经济研究，2001，（4）。
[2]杨胜刚。金融噪声交易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J].经济学动态，2001，（5）。
[3]孙培源。基于CAPM的中国股市羊群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2，（2）。
[4]王永宏。中国股市“惯性策略”和“反转策略”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1，（6）。
[5]施东晖。中国股市微观行为：理论与实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有限套利；羊群行为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是金融学的最新研究前沿，它突破了传统金融学“理性人”、完全套利和EMH的假设，从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心理出发，重新审视主宰金融市场的人的因素对市场的影响，使研究更接近实际。该理论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得到迅速的发展。行为金融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Kahneman获得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受到全球金融界的关注。
国外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引起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999年北京大学刘力教授在《经济科学》第三期发表的《行为金融理论对效率市场假说的挑战》一文，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行为金融理论的文章。
2002年行为金融学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定后，国内掀起了行为金融学介绍和研究的热潮。2003年11月29日，在南京大学举办了全国首次行为金融学与资本市场学术研讨会，将国内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1对投资者的心理研究
金晓斌、唐利民（2000）统计分析显示，在影响股市异常波动的因素中政策性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影响远大于市场因素、扩容因素、消息因素和其他因素。孙培源、施东晖（2002）通过对1992-2002年初上海股市52次异常波动的分析表明，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的异常波动达30次之多，而且当月出台的政策对该月的股价波动具有显著的影响，直接影响投资者入市的意愿和交投的活跃程度，中国个体证券投资者存在政策依赖性偏差。利好政策的颁布导致在相当长的交易周期内投资者交易频率明显上升，加剧了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倾向，而利空政策出台却导致在较长的交易周期内投资者的交易频率大幅度下降，表现出较强的过度恐惧心理。这种强烈的“政策依赖”倾向是中国证券市场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张华庆（2003）认为中国证券投资者的行为有明显的过度反应的倾向，而深层次的根源是投资者的种种心理偏差，其结果将导致市场会对信息或政策的反应超过应有的幅度，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导致市场风险的放大。这些心理偏差包括过度自信、过度乐观、赌博心理、暴富心理、从众心理以及过度恐惧心理。
2对投资者有限套利行为的研究
现代金融理论普遍认为，当金融资产的价格存在误定时，众多的“理性套利者”就会在相应低估的资产上“做多”，而在高估的资产上“做空”，不但可以最终消除价格误定，而且可以获得无风险利润，从而使市场保持有效性。应该说套利机制是金融市场的重要机制，套利行为的存在具有“价值发现”的功能，它推动着资产价格向基本价值的回归。但是，中国的证券市场有以下特征：信息的获得是有成本的；信息的传递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交易者并不能同时获取信息；交易者的行为是存在着差异的，并非都是理性的；交易者所持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此，机构投资者凭借优势，往往扮演着理性套利者的角色，而个人投资者却因先天不足沦为噪声交易者。张华庆（2003）认为，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当理性套利者进行套利时，不仅要面对基础性因素变动的风险，还要面对噪声交易者非理性预期变动的风险。在噪声交易者的影响下，不但理性套利者的收益将受到影响，甚至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放弃原来奉行的成长型或价值型投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蜕化为“追逐热点、短线运作”的投资方式。
3对投资者羊群行为的研究
“羊群行为”（HerdingBehavior）是信息连锁反应导致的一种行为方式，当个体依据其它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换而言之，当“羊群行为”产生时，个体趋向于一致行动，即所谓的“赶潮流（Bandwagon）”，这时个人往往放弃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信号而附和他人的行为，虽然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和信号，按理性分析可能显示他们应采取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宋军、吴冲锋（2001）使用个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标，使用市场公开的价格数据，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高于美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在市场收益率极低时的羊群行为程度远远高于在市场收益率极高时的羊群行为程度，这个结果可以用期望理论中决策者对于损失、收益的不同态度来解释。孙培源、施东晖（2002）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建立了较为灵敏的检验羊群行为的回归模型，并据此对我国股市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政策干预频繁和信息不对称的严重的市场环境下，我国股市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为，并导致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占有较大比例。从投资运作层面来看，羊群行为将削弱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效果，特别是在市场发生大幅度涨跌时，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的效果将极为有限。就政策层面而言，羊群行为意味着投资者的买卖决策并非基于理性的决策过程，因此股价极有可能偏离其均衡价值，从而破坏了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常志平（2002）采用横截面收益绝对差（CrossSectionalAbsoluteDeviationofReturns，CSAD)方法，对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羊群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上涨行情中，我国深圳证券市场与上海证券市场均不存在“羊群行为”；但在下跌行情中，深圳证券市场与上海证券市场均存在“羊群行为”。并且深圳证券市场比上海证券市场具有更多的“羊群行为”。张华庆（2003）指出“羊群行为”对中国证券价格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羊群行为”者往往抛弃自己的私人信息追随别人，这会导致市场信息传递链的中断；如果“羊群行为”超过某一限度，将诱发另一个重要的市场现象——过度反应的出现，使中国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下降；所有“羊群行为”的发生基础都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一旦市场的信息状态发生变化，如新信息的到来，“羊群行为”就会瓦解，这意味着“羊群行为”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4行为金融学在我国的应用性研究展望
4.1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应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存在一定的非理性，而且市场也不是完全有效的。如何克服这些非理性，使投资者能在并非完全有效的市场生存，是市场参与者最想解决的问题之一。
4.2对参与者的心理学实证研究
从以上可以看出针对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学实证研究，一般还是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旧有框架中的心理学理论，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中国文化、国情或者利用更多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更适合中国的现实。
4.3在金融产品的设计和销售上的应用研究
随着我国的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金融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变得也越来越重要。其实，人们对于经济学和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最早就是从消费者心理学开始的，隶属于市场营销学中的消费者行为学是一门理论系统完整的科学。其中对消费者的调查、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借鉴与行为金融学的实证方法相结合用以来研究金融产品的购买者的行为，根据投资者的不同偏好来设计金融产品，制定营销战略，从而为金融产品的开发和销售打出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1］金晓斌，唐利民．政策与股票投资者博弈分析［J］．海通证券研究报告，2000．
［2］宋军，吴冲锋．基于分散度的金融市场的羊群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1，（11）．
对金融投资的实际建立主要是积极的把握一条主线，并对多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同时也要进行整体性分析，要从多个方向共同构建。其中，正确的主线就是通常情况下要为相应的投资人员进行服务，要让金融行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对金融的实际构建来说要考虑到以下几种情况：首先，要实际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要努力立足于中国的金融资本体制，同时也要出台一些较好的经济政策进行金融投资的引导，并不断激励相应的构造人员与社会性团体积极参与，与此同时也可以积极引进国外的一些金融体制，来充分实现投资体系中的多元化形式。其次，要为相应的投资人员提供多元性选择，要进行积极的采用与发展网络技术，努力实现我国金融的创新性发展。日前，我国金融投资体系的不断建立完全离不开网络的发展，对高科技的不断引用，以及一些基础性设备的更新，已经充分确保了相应的投资需求，进行全方位的投资，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投资者的持续运行，并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第三，就是要依据如今国内的相关企业制度与市场型经济的实际需求，积极的实现了中介型的机构，国家要不断制定自律性制度与信用性制度等，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加强其社会监督的体能。其四，为了进一步尊重市场性金融经济，而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体制，就应该努力避免金融投资与其过程中的活动性参与，努力成为市场经济的调控者与监督者。其五，需要从国内的一些实际情况来出发，然后从基础上来相应的满足实际金融投资人员的宗旨服务。首先，要积极改变相应投资的复杂性因素。其次，要进行灵活的使用于制定政策方针，要对实际金融投资中的非物质性因素不断进行改善。
二、有关金融实际投资中的评估分析
对经济社会中的经济投资进行不断的评估，要相应考虑到两个主要方面，最后对所占的比例进行积极判断。
(一)管理和科技的相关系统管理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每个行业都不能离开管理的技巧与科学性技术。也就是说，在进行系统的评估的时候相应的金融投资环境良好与否，是否成熟，都是要进行优先考虑的。1、相关科技水平的实际情况在之前的实际金融投资体系中与如今的证券交易中，进行实际投资的时候要用到相关电子的交易变的越来越真实，此时就要求相应的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来充分确保实际投资人员的相关利益。2、有关管理水平与人力资源相应的管理水平和人力资源在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实际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相应的程度上就可以确保其实际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较少出现错误。一个完美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积极改善投资空间，从而来不断来完善相应的投资环境。
(二)有关金融体系介绍金融企业在进行实际投资的时候要提供较好的服务，这就要对其环境进行系统性评定。1、具有比较专业的机构依据金融行业中的机构数量我们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进行金融行业成熟度的衡量。2、其企业的硬件设施条件较好金融企业内部实际硬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相应投资环境的好坏，其也是相应投资人的直观性感觉。3、较好的社会状况社会的生活状况主要是说相关的投资人员对文化上的认识与实际观念情况等相关因素，都会对相关的投资环境造成直接性影响。
三、有关金融投资环境实际评估
(一)有关金融投资实际环境的必要性评估作为可以满足投资者相应经营模式的金融性投资资源早就已经获得得了比较客观的环境受益，其是一项多因素的、一个动态的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性体质。其中，主要包括有：通讯、交通以及一些基础性措施等环境，不仅如此还包括有政治体质与经济体制等多形态人际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对金融的实际环境投资才能进行评估，从而为我国众多区域的质量好坏进行评价，同时也为经济发展的决策与制订进行了政策性实施，充分提供了科学有效的参考性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前，对金融的实际投资所进行的评估并不是很多，都主要集中在投资环境的实际评估上。相关学者尽量大量的搜索与探究，从而得出了诸多的方法与结论。因为金融在如今的社会体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及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中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十分有必要建立一个科学而又全面的金融性体质，同时研究出更加合理的方式，在如今的市场体质下对如今的金融环境与状况进行评估与度量，并揭示了相关区域环境的好坏，实际金融投资环境在实际的环境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有关评估指标的积极确定有关区域金融评价的指标比较多，很难把所有的指标进行量化。而从相关投资人员的角度上来说，因为相关信息与技术的不完善性，并不能将所有的因素都包括在内。所以，本文就在进行研究、选取以及实际构建评估的相应系统指标下，必须要遵循以下几种原则：1、具有全面性要尽量完整而全面的进行指标的选择，要让所有指标的环境相互结合。其目的就是为了从各个层次与方面反映系统状况与程度。然后，更好的衡量其实际环境的好坏与实际水平的高低，从而避免了相关信息的疏漏，而造成的片面性，最终导致相应的评估结果不科学性。2、具有简洁性就向之前所说的，进行指标的选择要遵循相应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具体到每个细节。而是在进行指标的设置与遴选时要充分考虑其相应的代表性与典型性，要将含义相同的安排两个不同的指标上，要做到少信息量大去反映问题。然后，将简洁性与全面性进行有机的组合，从而避免繁琐以及重复的评估模式。3、具有系统性相应的金融投资系统主要是由一个功能与一个结构共同造成的整体机能。指标系统与指标不是一个整体概念，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相对概念。所以，在进行实际确定与选择的时候来进行指标的建立，同时也要综合性考虑其环境的动态性、整体性与系统性。不仅要衡量系统的指标与现状，还要充分考虑其相关的协调性，同时还要有描述与反映的动态指标。不仅如此，要进行随时的改变以及相应地点的推移和具体的实际情况，对指标的变化进行系统的调节。4、具有科学性在相应的指标中，其指标都是比较科学而确定的。对指标体系建立要依据相应环境进行经济发展的联系，并根据统计性指标与金融投资评价建立科学原则与理论，同时可以选择容易理解并容易计算的指标，以公正而客观的体制进行管理。5、具有可操作性可操作性的评估指标具有一定可行性与实用性，对相应指标数据的获得与选择以及计算，都要努力立足于相应的文献资料以及统计年鉴。相应资料必须容易计算，同时也要采用国内的一些统计方式，其相应的指标必须要明确，从而有效的进行分析、定量与评估。6、具有可比性对相关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要依据一些研究成果和成功性借鉴，并与多个地区进行对比，进行动态性对比。这就要求在进行实际的选择时，要积极考虑到其历史的延续性，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预测的可能性与支撑的分析性，要尽量做到口径与实际选择范围保持一致。
四、结束语
关键词：风险投资金融环境
金融环境是风险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我国风险投资的金融环境现状，并提出了完善风险投资金融环境的策略。
我国风险投资金融环境的现状
（一）相关的金融政策法规不健全
我国现有法律诸如《公司法》、《合资企业法》、《专利法》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人意，甚至对风险投资有所抵触。例如，在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方面，根据《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养老基金都被禁止用于风险投资；在风险投资资金的退出方面，根据现行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不能自由转让，若转让需经过全体股东半数同意，并且要优先转让给其他股东。而国外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高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不必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他人侵犯，这样企业才可以专心从事企业生产和管理，发展企业。还比如，《证券法》规定不允许法人股参与流通，而对于风险投资主体来说，他们的目的是通过风险投资实现资本快速增值，因此，他们在一个投资项目成功并获得巨额回报后，需要及时撤出资本，进行下一轮投资，但是，根据《证券法》规定不允许法人股流通，虽然允许协议转让，但还是限制了风险投资主体的撤资行为，从而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当然，我国有关风险投资方面的法律和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关，一时还难以改变，但是，为了风险投资在我国的良好发展，我国应尽快修改与风险投资相关的金融法规、政策。
（二）缺乏风险投资的生成机制
美国是风险投资业发展最好的国家，其风险资本的融资环境很好，融资渠道广泛，主要包括公共和私人养老基金、抚恤金、富人、捐款、金融保险公司、个人和家庭积蓄、国外投资基金，它是一种以民间资金为基础，风险投资企业为中介，金融机构为后援，政府间接参与为保障的多层次融资体系。而与美国相比，我国的风险投资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官方资本和有限的机构投资资本。以政府的财政资金为引导，带动部分机构投资者参与，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高校、科研院所、大型的企业集团以及少数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财政拨款的数量有限，而银行贷款要求短期、安全、成熟的项目，与风险投资的资金需求相悖，因而困难重重。
据统计，我国22个省市的风险投资机构风险资金总额最多也就100亿人民币左右，相比而言，美国的风险投资资金达480亿美元。由于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虽然回报很高，但是风险也相当大，这样一些个体和机构投资者为了谨慎起见，不参与风险投资，而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其他投资方式。因而，风险投资资本的融资渠道狭窄已成为制约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瓶颈，我国应扩大融资渠道，改善风险投资的融资环境。
（三）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不完善
我国目前风险投资运作中存在的另一瓶颈是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美国的风险投资资本的退出机制很完善，建有NASDAQ市场，这个二板市场为风险资本提供了良好的退出环境，许多大公司如微软、苹果公司都是通过在NASDAQ市场上市来达到风险资本的退出目的。而我国由于证券市场不成熟，刚刚建立二板市场，二板市场的上市公司较少。
我国的证券市场自1991年建立，刚刚才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许多方面都不完善，由于过度投机和受政府行为的影响过大，且大部分企业是国有企业，由于国有股是不能流通的，这样就造成圈钱、庄家操纵、上市公司做假账现象时有发生。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有很多，包括公开上市、买壳或借壳上市、并购退出、风险企业回购、寻找第二期收购、清算退出，但是公开上市应该是风险投资资本退出的最好方式。但是，对于风险投资企业来说，其规模一般较小，达不到国内主板市场上市的要求，因而在国内主板市场上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虽然香港和海外上市的条件相对宽松些，但是对于正处于发展中的风险投资企业来说，在香港和海外上市的少之又少。因此，我国应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尽快完善为中小型企业特别是风险投资企业服务的二板市场，以完善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改善风险投资的退出环境。
（四）缺乏风险投资家人才
风险投资的发展不仅与内在的金融环境有关，而且与外在的金融环境也有关。金融人才特别是风险投资家的缺乏就属于我国的外在金融环境，也是人为环境。风险投资是跨越高科技和金融领域的特殊金融活动，涉及评估、管理、审计以及高科技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实践性强，所以风险投资家是复合型人才，而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家主要是单一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对金融知识一无所知，金融人才对技术方面的知识又知晓太少。我国真正具有现代风险投资理念与素质的风险投资家较少。
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家要么缺乏投资理念，要么缺乏科技知识，不能够很好地运作风险投资企业，使风险投资资本得到较好的利用。因此，我国应大力培养真正具有现资理念、高素质、复合型的风险投资家。
（五）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据美国的Sahlman（1990）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认为，风险投资家和受资企业以及最终投资者之间存在着双重委托关系。第一层关系中，风险投资家作为委托人，受资公司作为人。风险投资家对潜在的投资对象进行评价，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具体到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情况而言，因为相应的监管环境较差，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监管机制和激励机制，前景好、收益大的投资对象被前景差、收益小的投资项目所驱逐，风险投资家最终选择那些前景差、收益小的投资对象，从而产生逆向选择问题。
再者，受资公司是人，与风险投资家的投资目的可能不一致，不按照风险投资家的要求去运作，从而产生道德风险。第二层关系中，风险投资家是人，最终投资者是委托人。如果风险公司业绩太差，将无法再从最终投资者那里融资。所以，这里也同样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具体到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情况而言，最终投资者对风险投资家不了解，只能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风险投资家，最终导致优秀的风险投资家被较差的风险投资家所驱逐，最终投资者把钱投给了较差的风险投资家，这就产生了逆向选择。另外，风险投资家是人，与最终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风险投资者不按照最终投资者的要求去做，产生了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严重后果是风险投资最终失败，而这与我国的监管环境不完善有很大的联系。因此，我国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降低这种风险。
完善我国风险投资金融环境的策略
（一）尽快建立和修改与风险投资相关的金融法规和政策
我国目前许多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限制了风险投资的发展，因而我国应该在公司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风险管理条件、创业板上市规则、专利法、税法、基金、保险基金、机构投资参与等方面修改和制定有利于风险投资和中小企业成长的政策法规。
（二）扩大风险投资主体以增加风险投资资金总量
我国的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比较少，居民和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很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居民储蓄由于其流动性大，要求变现力强，且多为短期资金，而且居民储蓄与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息息相关，虽然其容量大，但是目前还不宜作为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我国可以挖掘的最佳资金来源是包括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这些机构投资者资金实力雄厚，资金来源多为长期资金，正好符合风险投资资金的要求。另外，我国可以吸引境外资本，设立由国内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型高科技企业与国外有实力的优秀风险投资机构合资或合作成立的中外合资或合作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境外募集资金对国内进行风险投资。
（三）尽快完善二板市场以改善风险投资的退出环境
二板市场的建立，对于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的证券市场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为证券市场是在不断发展中得到完善，二板市场的建立并未加大监管的难度，一些中小规模企业在二板市场上市能够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反而有促进作用。二板市场的建立，降低了上市条件，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了良好的退出方式，将会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尽快完善二板市场。
（四）加强对风险投资家的培养
在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历程中，风险投资家不仅要为企业筹措资金，还要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提供管理咨询，甚至寻找销售渠道，风险投资家是风险企业价值增值的源泉。但是，我国缺乏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家人才，所以，我国应加强培养风险投资家，使他们既懂经济、技术又懂经营管理、具有金融投资实践和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实践，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不畏艰难的创业拓新精神。
（五）加强对风险投资的监管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为了使风险投资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影响降到最低，我国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为了从最终投资者那里吸引资金，风险投资家必须提供必要的“市场信号”来证明自己的行为能力，包括有效的审查、适度的谨慎态度、风险投资经验，以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再如，为了降低风险投资家和最终投资者之间的风险，风险投资公司应采取有限合伙制，将有限合伙人（最终投资者）和一般合伙人（风险投资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再比如，为了降低受资企业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风险，可以采取设置较高的基准回报率、详尽的合同条款、适当的薪水和契约策略、对投资进行密切监管等措施。
参考文献：
1.刘国新，修振威.我国风险投资业的风险与收益对称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1
2.苏惠香，王冬梅.我国风险投资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几大问题.财经问题研究，2002.6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相融的趋势日渐明显，人们逐渐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行为主体的不同选择，两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基础。因此，研究和探索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两种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个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于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回顾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都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所以，用国际分工的思想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共同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
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创新企业中，已经成功创新的企业与未成功企业相比，更容易出现融资约束问题，前者融资约束比例为19.41%，后者比例为11.46%，两者比例接近1.9:1。由于企业类型不同，需要承担的资产风险也有较大差别，创新企业与非创新企业相比，风险明显较低。根据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的环境中，资产风险存在明显差异。
根据财务稳定性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财务状况稳定性根据企业类型差别，可能发生较大波动。根据企业内部融资约束与外部债务融资进行讨论，可以发现Ⅱ型企业内部融资比例达到77.91%，Ⅲ型企业为65.23%；而Ⅱ型企业债务融资比例达到24.21%，Ⅲ型企业为36.99%。债务融资主要以银行贷款、机构贷款为主，而Ⅱ型企业银行贷款为5.87%，Ⅰ型企业为8.94%，Ⅲ型企业最高，达到了15.85%。可以看出，创新企业财务状况明显优于非创新企业，在其它方面的内容也接近如此。
根据企业盈利能力进行判断，可以发现企业行业存在差异，那么盈利水平也会出现差异，这种差异被称为经营绩效差异。企业盈利能力主要以总边际率、成本率、融资比率为解释方法，而非融资企业与融资企业相比，日常运作状况更好，创新企业的运作指标也会高于非创新企业。
二、融资约束对创新项目投资决策的影响
融资约束主要由不对等的信息与企业资产风险共同组成，根据变量设计方案，可以看出融资约束应包括自变量与测量方法。
(一)企业规模在分辨融资约束影响时，企业规模是评价信息准确性的重要方法，大企业的声誉较高，外部投资者可以收集企业的经营方向与管理层知识背景。所以，企业规模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
(二)抵押品价值从外部投资者方面进行研究，企业用来获得贷款的抵押品，其价值是判断风险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抵押品价值越高，企业越容易成功筹集外部资金。所以，抵押品价值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
(三)内部融资与债务融资内部融资作为企业财务状态的核心指标，如果债务融资过多，就会导致资产负债问题不断恶化。所以，通过这两项影响企业财务结构的指标，可以看出两项影响因素的反向效果：内部融资呈现出负向影响，债务融资会呈现出正向影响。(四)经营绩效企业的经营绩效代表企业正常的经营业绩，不仅会影响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也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水平。经营绩效效果越好，外部投资者也会相应的提高投资意愿，使企业融资约束得以缓解，而两者呈现出反向变动状态。
三、结束语
一、成都金融投资结构和风险分析
1.成都金融投资结构现状。从宏观的角度来定义金融结构是指在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等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而从微观角度来看，金融结构是指金融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内部的构成、比例关系及其变动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的金融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成都金融行业从“单一型、集权式”转向“多元化、分散式”，金融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有了较大发展。目前，我国的金融结构的高度化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而金融结构得合理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在投资风险方面，成都金融风险投资企业的规模较小、数量不多且不具备产业规模，风险投资资本不足，抵抗风险的水平较低；成都风险投资企业的资金来源较单一和缺乏，金融投资的行为也得不到规范，这加剧了风险，也创造了机遇，有利于开辟多远的金融资产融入渠道，有力地促进金融投资的发展。
2.成都金融结构优化策略。成都金融结构的优化需要从宏观上依赖于中国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具体的策略如下：第一，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首先要着手调整利率结构，并根据经济运行状况更为频繁地调节利率，同时完善货币和资本市场，丰富市场上的交易品种，逐步扩大企业融资中市场利率的比重。当国有银行商业化进展顺利，银行体系的竞争水平提高和监管机制得到完善时，就可以考虑逐步扩大商业银行决定贷款利率的自由权，放开贷款利率。而如果银行经营状况良好，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进展时，就可以逐步放开存款利率。通过这样有步骤、渐进地层层推进的改革，最终实现利率的完全市场化。第二，建立金融市场体系。建立金融市场体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要加强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发展体系建设；要有序促进国内金融市场融入国际市场；要建设具有高度诚信的市场信息披露机制；要着重建立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制度；要建立有效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管理机制；要重视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建设。第三，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保障金融投资者权益。优化成都金融投资结构，需要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保证投资者的权益的取得和并为其决策提供一定的保障。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可以进一步引导金融行业的有序发展。
3.成都金融投资风险控制策略。成都金融投资行业的发展面临一定的投资风险，为了促进金融行业的发展，就要有效地控制投资风险，具体的风险控制策略如下：第一，控制价格风险。价格风险主要是指金融投资者高价买入债券期权后没有补偿较高买价的成本而造成的风险。控制价格风险需要金融投资者能够对企业的发展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判断。金融投资者要对债券发行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发展前景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提高风险意识。第二，控制内部收益率风险。内部收益率就是在考虑了时间价值的情况下，使一项投资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量现值，刚好等于投资成本时的折现率。而内部收益率风险就是没有有效地控制这些指标而造成的收益率低的风险，要控制这一风险需要投资者准确的预测企业发展前景和当前财务情况，增加收益率。第三，控制赎回风险。赎回主要是指债券发行起亚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将未到期的债券赎回。赎回是发行企业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但是这会给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然而，发行公司赎回权的形式需要一定的时间，投资者要充分利用这一时间间隔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成都金融投资行业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并会逐步建立起金融投资风险控制和决策体系，完善金融投资的法律法规，将成都金融投资行业的发展推向高峰。
二、结语
我国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不断进行金融投资的调整，也为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成都金融投资行业作为我国金融投资行业的组成部分，探析成都金融投资的行业现状对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可以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价值。促进成都金融投资行业的发展要加强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调整金融投资结构，降低投资风险，以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
作者：张权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一般而言，企业的风险投资是需要等到企业发展到上市阶段，通过IPO将风险投资撤出投资，以期获得更大的资本增值，但是目前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是非常的完善。我国风险投资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相对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比较落后，缺乏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也缺少政府部门的法律法规支持体系，更加缺少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体系，最后导致风险投资难以成功。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上市公司IPO是风险投资退出的最佳方式和时间，但是这需要完善有序的市场秩序支持以及健全的法律法规保护，而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来的很晚，因此IPO过程当中风险投资退出的方式受到了阻碍。吴超鹏（2012）研究也发现我国风险投资在公司上市之后退出的比例不高，从2000年之后一直到2010年之间，在公司上市三年后退出的风险投资仅仅35%，五年之后退出的也不过44%。通过这样的分析来看，我们国家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
二、风险投资
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影响分析总体来说，上市公司一般的融资行为会存在一些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的问题，但是风险投资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探讨的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可以视为是投资与被投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需要从上市公司自身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分析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具体影响。
(一)对于上市公司内部机制有利影响
风险投资可以成为上市公司的十大股东之一，可以通过其有效的监督管理引导上市公司形成优秀的公司治理团队，只有拥有一个优秀的团队才可以促进企业创造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从而通过内部的监督管控，提升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优秀的风险投资家可以通过自身宽阔的视野，卓越的思想对公司进行监督，对于公司绩效有绝对正面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帮助公司制定战略管理政策，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对于上市公司内部机制的不利影响
一般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公司IPO之后，风险投资就会退出，但是我国风险投资的长期存在，并且风险投资家会成为上市公司董事身份，这样可能会形成一种“尾大不掉”的现象，他们会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干扰公司的政策，甚至也会出现恶性的竞争夺权现象，因为私人利益做出有损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融资活动。
(三)对于上市公司外部机制有利影响
企业与外部环境的沟通交流过程中，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风险投资可以有效地加强信息传递能力，增加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第一，风险投资可以给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这是衡量企业质量的一个标准，这样良好的声誉可以帮助公司吸引融资和投资对象，给外部传递更加可靠的信息。因此，风险投资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降低信息交流沟通的成本，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逆向选择问题。
(四)对于上市公司外部机制的不利影响
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比如说国家的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第一，我国税收政策的制定主要是我国中央政府部门根据当前社会经济的具体发展内在要求而确定出来的制度体系，并且会以此作为根据，作为指导各级地方政府税收收取的基本方针准则，来开展税收收取工作。另外有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关系、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等众多的分配关系基本是没有理顺的关系。总而言之，在这种税收政策下，我国的上市公司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避免税收政策带来的各种影响。目前的风险投资可能会受到这样的政策干扰，从而对于公司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就是国家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来说，自身竞争力十分缺乏，而且公司的资本结构不合理，一旦中央政府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动的基础十分脆弱，很容易受到政府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从紧”的货币政策会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导致公司出口商品的价格会有所提高；上市公司的资金压力会进一步地加大，公司的信贷成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提高。这些外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来说，都不是有利条件。而这些都是风险投资难以规避的。总体而言，风险投资可以有效地解决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以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与之相关的新的问题。对于风险投资该如何把握和利用需要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行为当中有良好的掌控。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完善我国宏观资本市场，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确保足够的后盾支撑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