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5 14:13:39
「关键词公共选择；集体决策；个人选择；财政立宪；税收立法
「正文
一、引言
法律经济学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一般法律规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在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公共选择学自始尚未成为一主流学派，但由于其将研究视野投入到政治领域或者说是“政治市场”中，而法律恰为“政治市场”中的一个典型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从理论上给法律经济学提供了理论的支点。[2]公共选择学派之父詹姆斯。M.布坎南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作了拓展性的贡献，其代表作之一《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于1967年第一次出版，正如美国管理和预算局长詹姆斯。C.米勒第三在他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本书也许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最为简明的表述。”
二、内容概述
公共选择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个人面临资源的使用作出决策时，不同的制度规则如何使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发生变化？如何影响个人的选择行为？如何制定制度规则以使人们对资源的公共使用的选择达到最优？布坎南在本书中将个人的选择分为了三个层次。第一，传统财政理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个人在市场选择中对所实施的财政模式的反应。第二，在给定的财政制度下的个人选择行为——个人在给定的财政制度下对财政—集体选择的反应。第三层次，挑选财政制度的个人选择行为。在本书中，作者主要对后两个个人选择进行了分析。其理论假设是人们至少以两种身份对资源的使用进行决策，一是作为有组织的市场中物品和劳动的买者，二是作为流经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中的物品和劳务的买者。并且为了便于分析集体决策中的个人，作者首先建立了一个“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理论。”
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借鉴成本收益分析、效益最大化假定等已有经济理论，对集体决策中的个人行为进行研究。他认为尽管政治的决策制定比起市场制度中的非政治的决策制定要复杂的多，但在某一阶段或层次，个人在集体决策中总是不得不“选择”他的资源如何集体地使用，就像被私人地使用一样。集体决策就在许多个人以许多不同身份作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中形成。因此，使集体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得以分摊到个人身上的种种制度会大大影响个人对这类成本和收益的流量的评价和反应。政府劳动的直接成本对个人表现为各种税收，这些税收被征收的方式会大大影响个人对于这类劳务的扩张或收缩的态度。所以，政治决策与其他决策一样，完全可以用成本与收益的语言进行讨论，而且，其收益与成本能够以某种合理的精确度加以计量。由此作者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于政治生活的分析领域中开拓了法律经济学的视野，因为在作者的眼中，“法律”、“政治”、“财政”、或“宪法”制度之间很难划一条鲜明的界线。
当然，作者承认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参与集体决策的个人往往会有不同的成本收益计算。例如对于某一项公共支出提案有些人会赞成，有些人会反对。但集体决策因要最终做出，其最终决策的形成有赖于利益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中间选举人对决策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这是以财政制度已经选定实行简单多数否决规则作为前提的。当引入既定的财政规则时，作者的分析就进入了第三层次的个人选择。即挑选财政制度的个人选择行为。
作者认为，在民主的政治秩序下，个人不仅是在市场中进行选择及在给定的制度下参与集体决策，在决策的某一立宪阶段，他们最终也必须选择为进行选择本身而设置的组织机构，必须选择日常市场选择及普通政治选择所借以得到实施的制度。作者指出由于作出决策本身的成本，个人的“立宪”决策与“功能”决策两者是分离的，在分离的情况下，个人如何进行制度选择呢？布坎南强调不需要引入明确宣称为伦理规范的平等主义目标来捍卫现代财政结构中的种种制度或解释它们的可接受性。因为在不确定的情形下，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他选择对作为整体的该集体将是有效的制度规则。在这一意义上，“公平”和“效率”融合在一起且意味着同样的意思。同时，由于其他成员同样不能确定他们自己在随后选择中的状况，因此，制度规则得到集体同意成为可能。此外，在进行制度规则选择时，作者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时间。他认为时间是阶级之间、集团之间的决策转化为一个合理决策的因素。所有真正的结构变革应该被看成是准长期或长期的变革。只要政府的大多数的日常措施是在准长期的制度结构内产生的，那麽政府就能顺利地运转。如果认为可以利用基本的财政制度达到短期的目标，那麽讨价还价的因素将会很快吞没所有效率的考虑。
三、结论
（一）总体来说，本书改变了传统的财政理论只研究私人活动领域中的个人行为的传统，充分考察了公共活动领域中的个人行为，精确指出了在公共活动领域中个人的选择与财政制度之间的关系，透彻分析了特定的财政制度对集体选择中的个人行为的影响，对于今天我们的财政立宪和税收立法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同时，通过布坎南的阐述，我们也可以发现公共选择与个人选择存在着以下的差别：第一，个人选择是通过市场过程决定资源在私人产品间的配置，而公共选择是通过立法过程决定资源在公共产品间的配置，个人或者是按照立法程序决定资源在公共产品之间的配置，或者是直接决定或是选出代表决定。第二，个人选择都遵循的是自愿原则，而在公共选择情况下，则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如书中所提到的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否决规则。第三，在个人选择中，消费者的支出和各商品的消费是一一对应的，个人选择和结果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在公共选择中个人税收的支付和单个公共产品的消费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个人选择与结果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四，在个人选择中，供方为厂商，各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竞争；而在公共选择中，供方是政府，只有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政府才能更好的服务于个人。
（三）在以上的推论基础上，笔者认为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派虽然将研究领域拓展到政治生活中去，但从实质来说，他们研究的是经济决策的决策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传统经济学长期视为外生变量所忽视的。公共选择学派将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学体系中，用经济方法加以研究。民主财政的决策过程要经过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之中，公共选择体现的内容不同，笔者主以立法阶段为例来探讨。
四、公共选择与财政立宪的经济分析
（一）财政立宪与公共选择
在立宪阶段，公共选择理论
要决定公共产品的决定规则，即决定按何种原则把社会各成员的偏好加总起来，以确定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量，按何种原则确定各阶层要负担的税收。因此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立宪”是指制定立法的程序和规则，即为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一系列建议，以使最终制定的政策具有连续性而非随意性。有一个好的规则约束限制对于制定出合适的经济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民主政府在财政以及非财政方面的实际操作，要求它的公民坚持所谓的‘立宪态度’”[3].财政立宪是布坎南提出的，它要从立宪的角度来说明什麽样的财政体制合理。其基本的观点是财政体制的税收与支出两方面应采取不同的决策方法，公共支出中包括构成与规模的决策要在财政决策的日常运行中作出，而税收结构与水平的决策则要先于支出结构，在日常运行过程之前的立宪阶段作出，且一旦确定就应该相对稳定，能够为今后的所有公共支出筹资。
公共支出与税收决策的这种区别起因于它们各自的不同性质：公共支出是不可分的，其规模与构成一旦确定，所有的人都同等共享；而税收则是完全可分的，可在不同阶层、团体和个人之间分摊，构成“零和博弈”[4].从而难以就税收分摊达成一致的协议，税制及其变动的集体决策成本极高，不可能经常决策。因此税制在立宪阶段的预先决定有助于给纳税人在以后的经济活动中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公共支出是在财政日常运转中随时决定的，因而存在着一些人操纵利用决策程序剥削他人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而税制在立宪阶段的决定和预先稳定则防止了联合起来利用税收决策剥削他人的可能性。
（二）财政立宪的背景分析
布坎南于1967年在《民主财政论》一书中首次提出财政立宪的主张，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巨大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的支出规模一再膨胀。西方国家的财政发生了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危机，原有的以税收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收入结构，不能满足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发生大量赤字，政府开支长期地、大量地依赖债务收入。由此，布坎南认为政府收入若大量地依赖于公债而不是征税权受纳税人控制的税收，会使行政权力得不到应有的控制，这将破坏制度的稳定，为此他提出财政立宪主义，主张压缩赤字规模的同时，将预算平衡和相关财政原则写进宪法，以约束政府的权力。可见财政立宪的主张在当时有较大的必要性。
（三）财政立宪对我国的启示
1.我国当前的财政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从依赖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转型为以税收收入为主，由于当前的税收收入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主要依赖债务收入和非规范性收入来补充不足。这将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可能产生严重的债务危机[5]，另一方面是非规范收入带来的私人产权保护问题。从理论上讲，由于目前非规范收入的规模与预算内收入大体相当，即接近一半的财政收入不经过预算，不接受“人大会”的审查，很少受到纳税人的制约，这必然威胁到私人财产权利。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非规范性收入来自于非国有经济，长此以往，必将极大的破坏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的增长。
（二）财政立宪主义的借鉴
从上文可以看出虽然西方的财政立宪的时代背景与我国目前存在着差距，但西方财政立宪所体现的政府权力受制于人民，由人民对财政制度进行挑选的精神是当前中国应该借鉴的。具体来说在财政法规层次，应该
1.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收入的来源应该基于纳税人的收入与财产而征收的税，且征税必须采取规范的形式，通过民主程序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受纳税人所选择的法律的制约。同时，政府应该放弃通过国有企业取得收入的做法，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纳税人对政府的约束和民主制度的进步，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国有企业的低效带来国有银行的风险和政府财务危机，以及防止国有企业所依赖的政府垄断权力干扰正常的经济运行。
2.必须对政府官僚部门的规模与行为施加约束，用税收制度和预算制度将政府的收入限定在某一数量内，尽可能保持预算平衡。在当前阶段需要强调的是必须编制部门预算。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要求政府实施人人一律相同的课税方案，这样可以约束政府将税价歧视作为扩大收入手段的能力。
五、公共选择与税收立法
前面已经提到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派将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非市场决策的财政领域中，试图在国家征税决策和社会、个人选择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其方法与原则在税收立法中也是值得借鉴的。公共选择理论将市场选择中的供给——需求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等引入税收领域，力图弄清纳税人面对特定的公共产品及其征税方案，如何估算自己对特定公共产品的需求——收益状况，如何估价这类公共产品的价格——税收，进而纳税人又是怎样对这类方案进行选择、决策和投票，单位公共产品的税收价格又是怎样决定的。认为只有纳税人——投票人——受益人的意愿，才能努力促进征税方案的完善，实现帕雷托最优。
笔者认为公共选择学派理论本质仍然是古典学派的税收理论，认为税收国家与人民之间是利益交换关系，税收是人民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代价。公共学派的独特之处是提供了一整套的公共选择规则、程序和方法，将公共产品和税收对应起来，建立了个人纳税与其预期收益之间的直接联系，使每一纳税人都能针对具体的税收方案，决定自己的选择意向，换取最大的经济福利。公共选择的规则提醒我们必须重视税收立法的过程，加强税收立法决策的法制化。具体来说，税收立法的决策应该给民众提供一个充分选择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中纳税人或其投票人通过讨论、选择从而最终决策，经过这样的市场制定出来的税收法律才能防止税收立法中立法专横的产生，才能提高税收立法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才能让纳税人真正的决策，才能真正代表纳税人的利益。
但反观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程序的现状我们发现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税收立法的程序的相关规定还相当粗糙，其规则更倾向于“大而化之”的规定，欠缺对税收立法程序中相关细节的必要规定。第二，立法程序中缺乏民主的必要保证，纳税人难以自觉参与税收立法过程，在当前的税收立法体制下，税收立法过程成为一种绝对的精英决策过程，民众对立法的参与程度较低。第三，全国人大代表欠缺对税收和税法的理解，无法对草案提出独立的价值判断，无法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第四，专门机构的作用仍待加强。如预算工委对税收立法草案的审议准备不足，在草案制定过程中预算工委的作用有所欠缺，使其对草案的审议流于形式。[6]
因此，为了完善我国的税收立法，使公共选择理论的精髓能够运用于我国的税收立法过程中，我国应该从以下方向努力：第一，明确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出的税收立法议案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应该对人大代表的立法议案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详细的答复和解释；另一方面提出议案的代表有权对不列入立法规划的解释和答复，提出质询，并可以召开咨询会、论证会等。第二，注重发挥立法过程中专家的作用。
在专家组中，可以吸收国外专家参与立法起草，进行税法的比较研究和借鉴，避免税法执行中的潜在问题。第三，应该使人大代表与预算工委提前介入到税法草案的起草过程中，提前了解一下具体起草的背景和原因，及时交换意见，并提前进行交流和解释。第四，提高立法审议中各审议机构之间的配合和协调，通过制定程序性的文件，明确各审议机构的职责分工、审议的方式和重点，并明确审议后的修改程序。第五，加强立法审议阶段的公开性和科学性，草案一旦提交，预算工委应该组织多方面的力量，就有关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召开各种会议，邀请国务院各部门参加，以淡化起草过程中的部门利益色彩。
「注释
[1]丁以升：《法律经济学的意义、困境和出路》，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
[2]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经济行为的学问，经济分析方法本来也是分析人们经济行为的方法，无疑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经济领域或市场领域中的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当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法律上的问题时，由于经济与法律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因此其可信性就要受到质疑了。而公共选择学派成功的将其研究领域拓展到“政治生活领域”，无疑扫除了法律经济学纸上谈兵的风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公共选择学派为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理论支点。
[3][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12页。
【摘要】税收流失的治理一直是世界性的大难题，并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因此，世界各国无不采取各种措施减少税收流失，对税收流失行为进行惩罚。本文从偷逃骗避税、欠税、税式支出、以费挤税、隐形收入和地下经济等方面阐明我国税收流失的现状；从纳税意识、税制结构、税收征管、纳税申报、地方干预、电子商务、纳税环境等方面理论分析税收流失产生的原因，最后针对我国税收流失的现状和原因，提出治理税收流失是全方位、全社会的而不是局部的，需要从法制、征管、税制、体制、监督和宣传等方面多视角地系统研究税收流失的治理对策。
【关键词】偷逃税税收流失征管税制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税收收入实现新的历史突破，全年税收收入25718亿元，增收5256亿元，比上年增长25.7%；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9%，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在税收收入连连大增的良好环境下，我国税收流失额也在趋于扩大。据专家保守估计，2004年我国税收流失额至少4500亿元，税收流失率在15%左右，这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税收流失影响了我国的财政收入，弱化了税收宏观调控功能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延缓了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研究税收流失问题在“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加速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我国税收流失的现状
（一）偷逃骗避税现象尤为突出
1、偷逃税是税收流失的最大方式。我国的偷逃税面相当广，据有关资料2002年报道，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偷逃税面为50%，乡镇企业的偷逃税面为60%，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偷逃税面为80%，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偷税面为60%，个体的偷逃税面在90%以上。近年来曝光了不少偷逃税的大案要案，如刘晓庆及其所有的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北京刘晓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自1996年以来，采取不列、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高达1458.3万元；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及其有关联企业常州鹰联钢铁有限公司、常州市三友轧辊厂，在2001-2003年间共计偷逃税款2.94亿多元。
2、骗税现象有抬头趋势。骗税主要是骗取出口退税，与出口退税制度有着密切联系。近年来骗税已从高价值、高税率的产品发展到普通产品，骗税人员从少数出口企业发展到专业骗税团伙，骗税手段也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每年国家因被骗出口退税的损失是巨大的。如2005年年初青海西宁的“夏都专案”，涉及全国11省市211家企业，涉案金额28.42亿元，税额4.3亿元。
3、形形的避税问题。近年来外商避税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外资企业年度所得税的汇算清缴统计显示，1988-1993年外资企业的亏损面为35%-45%，1994年为63%，1995-1999年上升到70%，2000-2004年居然高达80%。其主要是外资企业通过资金转移、费用转移、成本转移、利润转移等避税手段达到推迟进入获利年度不交或少交所得税。
4、抗税行为时有发生。抗税作为我国税收征纳矛盾的现实表现，主要发生在城乡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中，如一些土法炼油、个体采矿等行业，在农村还存在着集体抗缴农业税的问题，每年税务战线因暴力抗税而牺牲的事件总有几次。
（二）居高不下的欠税
近年来，企业拖欠国家税款现象日趋严重，每年年末欠税金额均在500亿元以上。从税种分布看，欠税主要集中在“两税”上。如昆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银行存款余额超过8亿元的情况下，欠缴2002年应交税款1.53亿元；石家庄新乐国人啤酒有限公司2003年9月末欠缴“两税”1.33亿元；湖北省红安卷烟厂2002年12月底欠缴“两税”高达2.23亿元。
（三）滥用税式支出问题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另一方面也使税基变窄，宏观税负趋于下降。据估计，全国每年减免税达1000亿元，有的地方的减免税额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0%以上。近年来的减免税又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政策性减免税越来越多，税基受到严重侵蚀；二是各地对扶持性和困难性减免的审批尺度不一，操作上随意性很大。如2002至2003年9月，陕西省财政厅、地税局、国税局等5家单位经省政府批准，对陕西金秀交通有限公司取得的公路运营收入，由税法规定的5%税率改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及附加，致使该公司少缴税款277万元；2002年杭州市萧山地税局依据地方政府政策，将国家对新办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扩大到21户非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减免所得税1714.35万元。
（四）以费挤税日益膨胀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应有的分配制度不健全，各地方和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千方百计截留国家税收，对企业搞“包税”或变相“包税”，再通过其他途径转化为制度外收入，并人为使收费刚性大于收税刚性，以费挤税，导致财政分配中非税收入大于税收收入。过多过滥的收费，加重了企业、个人负担，使税源减少，使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受到打击，造成税收大量流失。
（五）大量的隐形收入与地下经济的存在
隐形收入与地下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现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税费负担的增加和政府管制能力的不足，加之法制、法规的建设不够健全，给隐形收入与地下经济大开方便之门，走私贩私、无证经营、制假售假、色情贩毒、现金交易等活动，偷逃国家大量税收，造成了巨大的税收“真空”。
二、我国税收流失的主要原因
（一）纳税人追求经济利益，纳税意识淡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其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由于税收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就使得这种被分配产品的所有权从纳税主体手中强制的、无偿的转移到国家手中。这无疑是对纳税人的一种剥夺，导致纳税人利益的减少，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少缴税或不缴税，尽可能多的增加税后利润。同时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吏制的苛捐杂税的残余影响，人口文化素质不高，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收入分配不公、政府支出透明度不强、乱收费和以费挤税等现象，使得纳税人权利和义务之间产生了不平衡的感觉，使得一部分公民的纳税意识缺乏，纳税理念淡薄，助长了税收流失。
（二）税制结构存在缺陷，使税收流失趋于越大
尽管1994年的税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对经济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很快，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知识经济的兴起，新知识、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特别是入世后市场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致使税收结构变化滞后于所有制结构、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现行税制理论与实践错位，导致巨额税款流失。如增值税税制设计明显已不适应目前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所得税，也为企业逃避税收监管提供了制度“空间”。此外，税制设计跟不上经济结构、税源结构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出现所谓税收“真空”。如在面临企业改制、产权转移以及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新情况下，部分纳税人利用税制设计的缺陷和税收政策及管理的相对滞后，大肆偷逃国家税收。有些企业利用网上交易偷逃税款就是一例。
（三）税务部门征管不力，造成税收大量流失
税收流失与税收征管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彼此在相互抗争中达到均衡。当前税务部门征管不力，导致税收大量流失。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征管人员素质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税收工作的要求。二是部分税务机关擅自扩大优惠政策执行范围，或变通政策违规批准减免税。如2002年至2003年9月，上海市国税局、地税局第六分局在上海农工商超市有限公司税收优惠政策期满、当年新安置待业人员达不到国家规定比例的情况下，批准该公司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少征税款13333万元。三是稽查查补税款不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如无锡市国税局稽查局2002年对稽查案件查补税款全部未征收滞纳金，据对该局2002年至2003年9月对稽查案件中涉税金额前21名企业统计，应征未征滞纳金达1549.86万元。四是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多环节审批、多头管理，地方政府干预税务部门执法，导致部分纳税人钻“空子”，造成国家税收流失。
（四）企业会计核算和纳税申报不实，导致税收严重流失
一是企业违规核算，少计收入多列成本，少申报和缴纳税款。如2002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油分公司，采用少计收入、多列成本的手法，少计增值税、所得税款共计1471.52万元；南京市玄武区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截至2003年9月未及时结转已完工项目利润，少缴纳企业所得税4500.97万元。二是有的企业与税务部门、地方政府相互勾结，利用税务部门与地方政府联合出台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少缴税款。
（五）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大量流失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网上贸易逐渐成为人们进行商业活动的新模式。由于网上贸易的商品交易方式、劳务提供方式、支付方式等都与传统的差异很大，如何对其征税，已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一是征管失控，税收流失严重。网上贸易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搬迁到互联网上进行交易，而税务机关又来不及研究相应的征税政策，更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来约束企业的网上交易，出现了税收征管的真空和缺位，致使税款流失。据国家税务总局的保守估计，2004年网上交易就造成我国税收流失近100亿元。二是稽查难度加大，助长了偷逃税。网上贸易是通过大量无纸化操作达成交易，账簿、发票均可在计算机中以电子形式填制，而电子凭证易修改，且不留痕迹，税收审计稽查失去了最直接的纸制凭据，企业如不主动申报，税务机关一般不易察觉其贸易运作情况，从而助长了偷逃骗税活动。
（六）地方政府干预税收政策，以费挤税现象严重
在局部利益的驱使下，有些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权代法、轻税重费、藏富于民、越权减免等现象，造成税收流失。其主要表现为：一是越权制定减免税政策，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程序，使税务机关执法不到位，税款大量流失；二是行政干预税收收入，不切实际地下达税收任务，迫使税务机关收过头税、预征税款，强压企业贷款纳税，竭泽而渔，寅吃卯粮。如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地税局2002年根据上级税务机关和当地市政府必须完成所得税任务的要求，多征德阳市蓝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1459万元，是企业应缴税款的7.63倍。三是费多税少，以费挤税。既有政府行为不规范，实行“税费一站式征收”，化税为费，截留税款，也有职能部门巧设名目，侵蚀税基，导致“费挤税”现象及纳税人“先费后税”等扭曲行为，加重了生产经营者的经济负担，造成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实现的税款流失到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纳税单位甚至个人的口袋中。
（七）缺乏诚实守信，依法纳税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工作却没有相应的跟上。为了追逐利润而践踏法律，有损社会主义公德的现象大量出现，人们诚实守信、依法纳税的意识十分淡薄。根据有关部门在我国北京等九个大中城市的调查资料显示：我国有半数以上的人没有纳税经历，纳过税的人数仅占被调查总人数的48.7%，领取工资或取得收入时，想到纳税的仅占被调查者的12.6%，从没有想到纳税的则占36.8%，有50.6%的人则是在收入超过纳税界限时才会想过。由此可见，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淡薄，广大人民群众对税法知识了解甚少，缺乏诚实守信、依法纳税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从而导致税收流失。
三、治理我国税收流失的对策
（一）健全法制，全面推进依法治税
1、加强税收立法，健全税收法律体系。基本思想是：建立以税收基本法为母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相应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贾绍华，2002）。（1）建立健全《税收基本法》统领下的各单行法律、法规，其相互之间的法律级次、隶属关系应当理顺，形成科学的体系。（2）在我国现行的各种税收实体法中，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其余税收法规都未经人大立法，而是国务院以暂行条例的形式颁布。虽然这些法规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但从实际情况看，这种有税无法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税收的强制性。（3）我国目前的程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是2001年重新修订的，其充分考虑了税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一个立法宗旨。但经过税务部门的实践发现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仍需要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尤其是在税收执法的规定上可操作性不强，执法随意性较大，执法困难的现象仍将普遍存在。
2、规范税收执法，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1）严格执行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配套管理办法，正确处理规范执法与组织收入、规范执法与优化服务、规范执法与支持发展的关系，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2）大力推进税收执法责任制度，强化税收执法权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健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推进依法治税。（3）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既不能认为调节收入进度、违规批准缓税，也不能寅吃卯粮收过头税；同时依法加大对涉税违法案件的处罚力度，杜绝以补代罚、以罚代刑。
3、健全税收法制保障体系。应建立税务警察，加大侦查力度，制止和打击税收犯罪活动，强化税务执法刚性，维护税收秩序，同时成立税务法庭，提高税务司法水平，使税务纠纷和税务犯罪案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和审判。
（二）强化征管，建立现代的税收征管体系
1、建立规范有效的纳税申报制度。（1）完善税务登记制度，提高税务登记证的法律地位，拓宽其作用范围。在法人认定环节上先签发税务登记证，然后再凭此办理工商登记证、开设银行账户。仿效美国、意大利等国，实行以法人身份证号码为唯一的纳税人登记编码，纳税人的一切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活动都离不开这一编码，从而从根本上控制纳税人的行为和活动。（2）在进行纳税申报时，可借鉴韩、日的经验，实行有分别的纳税申报，对纳税信用良好、会计制度健全的企业或个人使用区别于其他纳税人的纳税申报表，并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以此对纳税人形成一种激励，同时也对企业会计制度的健全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2、规范税源监控，加强税源管理。（1）税源监控要与社会经济结构和税制结构相适应。应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税源形态和特点来制定监控方法，因地制宜地进行，而不可来“一刀切”；同时又要结合税制结构，重视税源的源头监控和过程监控，有效控制税源的方向和真实性。（2）税源监控要充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征管方式的现代化、信息化，广泛推广税控装置，充分发挥金税工程的优势，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流失。（3）税源监控要充分借助社会力量，加强与工商、海关、金融、公检法等部门的密切配合；同时应建立税收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协税护税的积极性，严堵税收跑、冒、滴、漏，严打各类社会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实行税源监控。
3、改进征管办法，推进征管电子化。（1）税务机关应改变以“人海战术”为主的征管办法，强调专业化分工，按登记、征收、检查三大系列设置税务机构，并采用计算机对征管全过程进行监控。（2）加快电子化征管建设，建立税收征管局域网、发展广域网。在建立健全计算机网络基础上，加快税收征管现代化进程，推行电子报税及税收征收无纸化，充分发挥计算机在税务工作个环节的作用；同时通过与海关、工商、金融、企业等部门的计算机联网，加强信息交流，防止偷、逃、骗税，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征管能力。
4、加强税务稽查体系建设。（1）采取异地交叉稽查模式，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税务部门可采取集中人力、分组跨地区交叉稽查，有利于避免地方政府干预，使大案要案的集中、专项查处和稽查质量得以提高，便于各地交流稽查经验、验证稽查业务水平，提高稽查干部的业务素质，统一执法尺度，提高执法水平。（2）必须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尽快形成一个以“金税工程”网络技术为基础、高效、迅速的信息和管理网络，将人工稽查与计算机网络相结合，提高稽查质量。
5、加大惩罚力度，提高税法的威慑力。加重对各类违犯税法行为的惩罚是治理税收流失广为各国所采用的一种做法。如美国对查出的偷税不但要收回偷税款及利息，而且还要加以75%的罚款，严重的要查封财产并判刑5年。加重处罚并意味着随意处罚，必须以法律为依据。（1）必须通过立法对《税收征管法》中的处罚条例进行修改，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等中规定的“并处不缴或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这样处罚给税务干部行使权力的随意空间很大。（2）要求税务机关要严格执法，坚决杜绝人情税现象，也要杜绝滥用处罚现象的发生。（3）应税务违法案件公告，通过各种媒体对违法案件进行曝光，以形成对税务违法犯罪活动的强大威慑力量。
6、密切部门配合，实行社会综合治税。当前税收已经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经渗透到生产经营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说要加强税收工作，把税源控制好，单靠税务局自身是不行的。因此，请政府出面协调税务、工商、审计、财政、公安、银行、外贸、计委、广电等部门的关系，明确规定各部门必须配合税务部门开展工作，构建覆盖全局的税收征管工作，依靠社会综合治税。
7、完善税务中介组织，全面推行税务制度（童大龙，2003）。（1）加强注册税务师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素质，进行税务宣传，借鉴国外先进的税务经验，完善我国税务制度，使纳税人尽可能通过税务进行纳税申报。（2）推行税务制度，减少由于税务人员直接与纳税人接触，而可能发生的所谓“官员型”税收流失，并在税务机构与纳税人及税务机关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彼此监督的关系，避免税收流失的产生。
8、实现税收征管各环节的协调统一。税收征管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源监控、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税收处罚等都是税收征管这一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只有各个链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才能使整个税收征管体系保持相对高效的运转状态。因此，在完善税收征管体系过程中，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应当同步协调进行。在完善某个环节的同时，应考虑到其他环节的实际情况，全面兼顾，整体推进，避免不同环节之间出现“撞车”，保证税收征管的质量，减少税收流失。
（三）完善税制，优化税收制度结构
1、合理分配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比例。就我国目前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仍应是坚持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逐步提高所得税比重。在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增值税制的同时，通过完善和优化所得税制，加强所得税的征管和稽查等措施，逐步实现所得税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流转税的增长速度，将我国税制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双主体税制。
2、完善和优化增值税，加速增值税转型。（1）实行普遍征收原则。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各项劳务的活动和无形资产及不动资产逐步加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2）加速增值税转型。2004年东北三省开始试行消费型增值税以来，促进了经济发展，收到良好效果，证明了消费型增值税在我国可行性。因此，应逐步扩大其实施范围。（3）完善增值税优惠政策。应进一步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最大限度的缩小减免税范围，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
3、完善和优化所得税。（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公平税负，推进所得税制的国际性。在各项成本、费用的税前列支标准和限额上，应做到内外一致，如工资扣除标准、捐赠的扣除标准等。坚持内、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保持一致，尽可能减少优惠政策，给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2）完善和优化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改革生计费用扣除标准，进一步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和规范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4、完善和优化其他税种，适时开征新税种。（1）调整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税率。将一些高档滋补、保健药品和一些奢侈性的高档消费行为列入消费税税目；同时适当降低与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或贴近的消费品的税率，如摩托车、非奢侈消费品的化妆品。（2）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配合国有企业改革，保证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3）适时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以适当调节社会财富分配，鼓励劳动致富，减少不劳而获产生的负作用。（4）将目前征收的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专门用于弥补九年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5）完善地方税体系，规范税外收入。将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合并，统一纳税人，合理调整计税依据，适当提高征税标准。对各地税外开征的各种基金、规费进行认真清理，将有偿服务收取的费用仍按规费形式征收，取缔不合理的收费。
（四）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推进税费改革
1、规范转移支付制度。（1）要确立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主导地位。收入的大头归中央，支出的大头放在地方的做法，强化中央调控，增加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益，实现转移支付制度与确保中央财力和有效地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相一致。（2）逐步改变以税收返回等一般性补助项目为主的转移支付形式，增加规定用途和有附加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2、推进税费改革，确保税收收入。应大力推进税费改革，清理和取缔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将具有经营性质的收费项目并入价格轨道作经营收入，将那些名费实税的收费项目可以通过“改费为税”的途径用相应的税收取而代之，对确实须保留的收费项目则通过“规范费”的办法分别纳入“规费”和“使用费”，并调整收费标准，规范收支管理和监督。目前，可适时将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失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等合并征收社会保障税，等等。
（五）严格监视网上贸易，加强电子商务征税管理
网上贸易的迅速发展对传统的税收征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目前情况看，网上贸易只是呈现雏形，应加紧采取措施和对策管理。（1）采取备案制度，要求所有上网单位将与上网有关的资料报当地税务机关，由税务机关根据网络经营者的咨询状况，核发数字式身份证明，以便税务机关确定交易双方的身份及交易的性质。（2）拓宽税务与银行联网的空间，税务部门应与银行合作设置电子关卡，对企业的资金流动进行监控，从而大大限制了偷、逃税行为的发生。（3）在网上建立电子银行，要求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和个人在电子银行里开户，在网络上完成异地结算、托收、转账等金融业务，在网络上完成缴税业务，实现电子支付。
（六）健全税务监督机制
要有效防范和抑制税收流失，还必须有广泛、严密的监督机制。税务监督应包括内部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在内的全方位、全社会监督。当前，税务监督机制基本上是税务机关内部实施的，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因此，健全税务监督机制重要的是将税务监督的外部监督建立健全，如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充分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为治理税收流失做出应有的作用。
（七）加大税法宣传力度，转变公民税收观念
（1）深入广泛地开展税法宣传，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我们应该持之以恒地、广泛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税收教育宣传，应把税收的基础知识编入九年义务教育课本，使国民从小就树立“纳税光荣”的观念，使国民从小就知道社会主义税收性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2）更新公民税收观念，树立权利与义务对等观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应尽义务说”观念已不能为纳税人所认同，甚至会造成纳税人的逆反心理。因此，要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观念，分别规范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营造良好的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
总之，税收流失的治理是一项涉及到全方面，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庞大的、系统的工程，任重道远。因此，各级领导和税务部门应积极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趾步致千里，积小流成江海，就能逐步改善目前我国税收流失严重的状况，开创我国税收工作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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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财政结合而成的财政宪法更是逐渐成为当代宪法及财政法学研究之潮流取向。（p110～111）在财政法、税法领域，无论是发达国家学者还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都立足于宪法，站在宪政的高度，对各种现行财政立法进行检讨点评。从方法论角度，可以把这种研究方法概括归纳为财政税收法的“宪法之维”或者“宪法研究范式”。 一、宪法研究范式的国家观 在研究税法、财政法时，重要的问题是整理好自己法学思维背后的“坐标系统。”那么，宪法研究范式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坐标系统”呢？这就是社会国、租税国和法治国的理念。 （一）树立社会国的理念 所谓社会国，是相对于自由国家而言，是指国家介入社会生活，肩负一定的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的福利。树立社会国理念的核心是要正确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要坚决反对主张国家自身具有独自生命与目的，将国家从社会中孤立划出或是将社会从国家划出的国家社会二元论；另一方面，也要适当区分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和意思形成与决策程序。树立私法自治所为之运作模式及其功能在基本价值观上高于国家公权力运作模式和功能的理念，坚持“国家补充原则”。国家不能仅以“公共目的”为由就随意介入社会生活，而是要在社会不能靠自己达成目标时国家才能介入。而且即便是国家介入，单纯的“公共利益之促进”也不能成为国家行为的正当化基础，而是要考虑比例原则，采取对人民侵害最小的财政手段。（p39） （二）树立租税国的理念 所谓租税国，乃相对于“所有权者国家”、“企业者国家”而言，是指以租税为国家主要收入的国家。在租税国中，课税不但是国家收入之合法形态，也是唯一之合法形态。除非公用事业及其它独占性企业，国家原则上不得从事营利活动；，非有特殊法律的依据，非租税之其它公课，不得成立。（p142～143）由于大多数近代国家都采取租税国家（tax state）的体制，即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税收的一种体制，因此，租税国家的宪法政治可归结为如何征收租税，以及如何对征收的税金加以使用。换句话说，可以将宪法视为规定租税国家的税收方式和使用方法的法律规则。（p320） （三）树立法治国的理念 所谓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实施法的统治（rule of law）。法治国家为近代宪法所普遍认可的国家理念和制度。近代自由国家演变为社会国家后，并没有改变法治国的传统与理念。“所谓现代社会法治国为社会国（民生福利国），主要系指以租税国之形态表现其功能。”意思是说，社会法治国以自由法治国理念为基础。而福利国家即社会国家如不放弃法治国家之基本保障，只有借助租税国形态作为中介。（p44）“法治国家”与“给付国家”并非是对立的，而是观察的角度不同。现代给付国家的理念乃是源自对自由法治国家的理念的不满，但是仍旧奠定在法治国家基础上。 二、宪法研究范式的宪法价值观 从宪法的意义和形态看，宪法有不同的分类，反映和体现了不同的宪法价值。在运用宪法作为财政税收法的分析背景、视角和标准时，不能不先对宪法价值有一个清楚、准确的认知和定位。 （一）固有意义的宪法还是立宪意义的宪法？所谓固有意义的宪法，是指以宪法为国家统治基本的法，关注的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这种意义的宪法不论在什么时代和国家都存在。而立宪意义的宪法，是指基于自由主义而制定的国家基本法。是指在十八世纪末期近代市民革命时代，以限制专治权力广泛保障国民权利的立宪主义思想为基本的宪法。其目的与其说是在于政治权力的组织化，毋宁说是在于限制权力保障人权。这种立宪意义的宪法，才是最具有特质的宪法，是宪法学对象的宪法。（p30）因此，作为财政税收法分析标准的宪法，应该是立宪意义的宪法，而不是固有意义的宪法。 （二）近代宪法还是现代宪法？近代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定的宪法，而现代宪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法。如果说近代宪法的基本原理或特征是国民主权、自由平等和权力制约与平衡，那么，在进入现代宪法时期之后，近代宪法基本原理的具体内容则出现了一定的变迁，反映出传统自由国家向现代“社会国家”、“福利国家”的演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先进立宪国家的“后现代宪法”现象呈现出向近代宪法价值原理的“复归”。（p25）那么，我国宪法的价值定位又当如何呢？一方面，由于我国基本上仍未完成近代立宪主义的课题，某种意义上面临近代宪法的补课问题；另一方面，适应“社 会国”、“福利国家”而出现的现代宪法，代表和体现了一定的先进价值理念，需要我国借鉴、吸收。这样一来，我国的宪法价值取向的选择面临着更大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中国宪法学选择宪法价值时，应偏重于近代课题中的宪法价值原理，而不是偏重于现代宪法。这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宪法并没有彻底完成立宪主义的近代课题，由此决定了近代课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均可能超过了现代课题；对于我国来说，只有重视近代课题的价值原理，才能在“入世”之后契合世界潮流，并迎接国际上“后现代宪法”现象的挑战。（p26） （三）规范性宪法、名义性宪法还是标签性宪法？ 从宪法实施效果的角度，可以把宪法分为规范性宪法、名义性宪法和标签性宪法。所谓规范性宪法，是指宪法能规范国家的社会生活，具有法律规范的作用；所谓名义性宪法是指宪法仅仅徒有虚名，不能规范国家的社会生活；而标签性宪法是指宪法规定的权利被一部分人垄断，缺少权利的平等性。显然，作为宪法研究范式的宪法，应当是规范性宪法。 （四）国家的根本大法还是人民的根本大法？一提到宪法，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关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规定。这一认识是否恰当呢？从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看，宪法是民主的产物，也是民主的保证。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就是限制王权，保障教会、领主的特权和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的产物。此后的《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案》等，都直接而又明确地体现了限制王权的理念。因此，宪法理论一般认为宪法就是“限法”，是限制和规制政府权力，保障国民的人权的法，是人民的权利根本法。而简单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则没有反映和体现宪法内容的性质和价值定位。因此，在强调宪法是根本法并用以构建和研究财政宪法时，万万不可忽视了宪法是谁的根本法这一重要问题。 三、宪法范式与财政税收法的价值定位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廖钦福认为，财政法学为新兴法学，过去在研究财政税收问题时，多从经济上追求效率的角度出发，而较少从财政作用的法学角度切入，造成法治的漏洞，形成财政事项往往无法控制在“宪法”的控制之下，造就了财政怪兽的出现。因此，有必要建立财政法学，特别是“财政宪法”。（p351）这种意义的财政法必然以控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益为价值定位。 日本学者北野弘久认为，传统上研究财政法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对财政法进行法学研究，以财政权力作用法即税法为研究对象；第二种是狭义财政法即财政管理作用法为研究对象。这两种研究方式都不是自觉地从纳税者立场展开的研究，不能正确维护纳税者的权利，其价值定位有问题。因此，应当建立新财政法学。立足于纳税者的立场，从纳税者基本权角度统一地、综合地研究有关广义的租税概念，旨在维护纳税者的新的广义的财政法。而不是割裂税收的征收和适用并限制在税收的征收的狭义租税概念或狭义行政法。（p80）可见，北野弘久教授的新财政法或广义财政法以全面维护纳税人（人民）的权益为价值定位。 从财政论的变迁看，旧时代的财政承认少数统治者的独占利益。而新的财政观是财政理念的民主化。《英国大宪章》第12条规定，国王非经国会同意，不得课以租税和征收其他税金。《权利法案》规定，不仅课税权而且关于财产的开支决定，也有必要经国会同意。联邦德国基本法除本身规定财政制度外，还规定有必要根据议会制定的法律规定财政的详细情况。日本宪法第83条规定，“处理国家财政的权限，必须根据国会的决议行使之。”体现了鲜明的财政民主主义。（p267） 综上，从宪法特别是宪政的角度看，财政税收法的价值定位应该是控制政府的权力，体现人民的财政权，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四、宪法研究范式与财政税收法的概念 概念是法律和法学的基本构成要素。概念清晰准确是法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财政税收法学兴起较晚，不少概念直接取自财政学，未能体现财政税收法学的特质。因此，如何从法律上构筑财政税收的有关概念或者说是如何构筑财政税收法的有关概念，就是财政税收法学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从宪法层面构筑财政法学有关概念，大大提升了财政法学的研究水平。 北野弘久认为税法学视角下的租税概念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租税概念，而是法律上的租税概念。阐明法律概念必须要说明法律上的依据。就租税的法律概念而言，也必须依法特别是以宪法的规定作为构筑租税法律概念的根据。但是，宪法虽然有关于租税的条款，并没有具体规定租税概念。因此，我们只能 运用法理构筑出宪法所预设的租税概念，并将该概念当作宪法意义上的租税概念。即从尊重纳税人主权和和平生存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出发而构筑的租税概念，把租税看成是而且只能是：国民基于宪法的规定，对符合宪法（福利目的）理念所使用的租税，遵从合宪的法律所承担的纳税义务。（p15）这种概念规定是一种应然概念，是我们所期待的宪法中的租税概念，是指导纳税者、国民进行各项立法（包括预算）、行政以及裁判的基本法理，而且有时还是从法律上认定立法等因违宪而无效的依据。（p11）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葛克昌教授认为，法律上的定义只能用作宪法上有关概念的辅助材料。因为，在方法论上，宪法系法律之最终审查标准，宪法概念，只有籍由宪法解释途径，由宪法整体秩序中寻求。（p115） 五、宪法研究范式与财政法基本原则 财政税收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有哪些，是研究财政税收法学的重要问题。由于背景和出发点不同，关于财政税收法的基本原则并未达成一致和共识，特别是这些基本原则的法律依据何在，一直未能很好解决。而运用宪法学分析法，从宪政角度看财政法的基本原则，则会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财政法基本原则的宪法分析，以立宪财政为基点，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解释财政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其法理根据和法律根据，体现了规则与价值的有机结合。例如，日本政府关于财政的基本原则在宪法中规定，而财政的具体处理方法、具体标准是由《财政法》及其他法律规定作出规定，财政法服从宪法。《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第一，财政民主原则；第二，健全财政原则；第三，财政公正原则。政府经济活动不同于民间活动，不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而是要妥善支出，确保公正。（p453～454）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廖钦福在论述公债的财政健全原则时，也是从宪法层面找根据，深入分析了财政健全原则的宪法基础，认为政府永续发展与人民权利保障二者，为财政健全原则的“宪法”理论基础之所在。（p355）就税法的原则而言，根据宪法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自由权的基本理念，应坚持未经人民同意，不以法律的形式，就不能对公民征税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基于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税法必需坚持税负公平的基本原则。根据宪法保障国民健康且富有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规定和要求，应推出最低生活费不课税的原则和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的原则。（p100-102） 六、宪法研究范式与税制改革 构建合理公平的税制，是税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是，什么样的税制才是公平合理的，从宪法特别是宪政的角度予以构筑，是一条通向真理之路。日本学者北野弘久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葛克昌教授都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一）关于构建税制的指导原则。北野弘久认为，宪法是财政税收法的基础，议会的课税立法权是必须置于宪法制约之下的。由于不论在实体方面，还是在程序法方面，宪法都在规范上对租税的表现形式作了一定的约束。故，租税立法至少要符合日本宪法的人权秩序，使租税立法的内容首先符合作为法学的税法学的要求。例如，即使都是土地，因为该土地的所有人、使用目的和面积等的不同，而在宪法上产生不同的含义，所以，对税制构造也就不同。因此，必须将生存权方面的财产与投机性财产加以区别，要重视宪法在人权理论上对财产所作的这种区别，反对在宪法理论上不公平的税制。（p2～5） （二）国税与地方税的改造。北野弘久认为，国税与地税都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的应能课税原则负担，而不是国税按照应能负担，而地税按应益负担原则承担。此其一。其二，在税源划分上，应将税源优先分配给最基本的地方自治体才符合宪法的“地方自治”要求。（p11） （三）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搭配。在间接税中，纳税义务人和担税人不统一，作为担税人的纳税人在排除在税收法律关系之外，无法从法律上主张任何权利。所以，从国民主权的原则出发，应建立起一个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租税体系。（p24～27） （四）纳税客体的人性化。纳税客体指的是对什么征税，理论上可以分为物税和人税。所谓人税是指以财产所得和财产的归属为中心并以改纳税人情况所课征的租税。而物税指的是只重视财产和权益本身而不考虑纳税人情况而课征的租税。课征人税必须尊重人的人权，所以，从宪法理论来讲，应尽可能在税务行政中将有关物税进行人税化改造。（p28） 七、宪法研究范式与财政税收法的解释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基本程序和工具，税法也不例外。然而，解释根据与价值取向不同，得出的解释 结果必然不相同，法律适用的效果和结果也必然不一样。而宪法是法律价值和原则的集中体现，因此，税法解释必然也要以宪法为价值取向，并由此获得实证宪法的依据。这在法律解释上称为解释的“合宪性”要求。其功能有二：一是确保税法的解释不超出宪法所确认的价值之外；二是对不合宪法的税法解释的控制。（p286～287）北野弘久认为，在法解释论方面，税法的目的不在于确保征税，而是在于通过表示纳税义务的界限，征税权行使的界限，以维护纳税人的人权。（p69～71） 八、宪法研究范式与财政税收法的合宪性分析 宪政主义是指如何安排国家制度来保障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近代宪政主义的含义就是设定宪法应当采纳限定政府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的价值。长期以来，人们通过“无代表不纳税”的法律保留来制约税收，保障公民的财产权，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税法轮廓的模糊化，税法立法者支出意愿的加强，议会之外制定税法等，都使得税法难免侵犯人民的财产权。因此，税法出现了由立法控制步向司法审查的趋势，税法需以宪法标准予以衡量或具体化。（p49～51）财政税收法的合宪性审查与控制成为财政税收法学的亮点之一，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论意义。 （一）实体法上的合宪性审查。德国学者ortz认为税课在宪法的界限，主要可从三个角度观察：（1）何种税及公课，宪法许其课征？国家及省县是否有课税之权限？（2）税法在立法及法律适用上宪法之界限；（3）税负担是否过高侵及人民财产权？（p163）葛克昌教授认为，应当对租税的正当性进行审查，构筑租税体系宪法上的蓝图。为避免租税对财产权的不当侵害，在宪法上可从两个层面加以审查：第一，对特定租税客体之负担是否该当；第二，对整体财产之税负是否合理正常？（p119） （二）程序法上的合宪性审查。程序与实体的有机统一，决定了程序的合宪性审查是财政税收法学宪法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此也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对限制欠税人出境制度合宪性之检讨、对税收复查限制之“违宪”审查等。黄俊杰先生从能否揭示实质平等原则、差别处置是否合理、限制是否必要、规定是否周延等方面对税收复查限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认为这些复查限制规定，不符合宪法规定，是对人民诉愿权及诉讼权之不必要限制，应当予以删除。（p219） 九、宪法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对财政税收法的宪法研究不是以解说制度构架为目的，而是以探索其制度沿革，并针对其趣旨、目的与功能，比较研究相关的种种见解，比较衡量与之对抗对立或相互关联之种种价值与利益，具体地析明其本义，构架理论导出一定结论。（p4～5）为了取得宪法的实效性并防止宪法的形式化，必须根据国民主权主义来彻底地实现构成宪法的基本理念。因为，宪法分析是承担着提升社会任务的“既有政治性又有实践性的学问，”而不单纯是为学问而学问。（p2）具体说，宪法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包括： （一）实证层面之分析、观察与规范、价值、应然层面研究的对立统一。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关系，始终是困扰法学研究的难题之一。从新康德主义出发，日本宪法学界认为应当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实证分析与宪法分析的分离。理论宪法学应奉行实证研究，回答宪法实际上是什么，而应用宪法学应从价值角度进行规范研究，回答宪法应该是什么。（p16～19）但是，价值中立只能是相对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是相对的。因此，应坚持实证层面之分析、观察与规范、价值、应然层面研究的对立统一。葛克昌在运用宪法分析法时，经过“宪法”层面的实证分析，认为租税国已确立为基本国家体制，具有宪法上的规范性，受宪法保障。但是，他也注意到租税国在台湾“宪法”所实行者，非纯粹理念之贯彻，财政学上的租税国概念，亦并非一成不变地反映到“宪法”条文中。完全按实证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租税国理念，犹如数学中的“坐标系统”，在宪法系统中，赋予各种制度以适当定位，故仍有认识的价值。（p163）又如，台湾“宪法”对国债并无规定，如果从实证法学分析出发，就很难说在宪法层面上对公债发行做合理限制。但是，如果就宪法整体精神观察，则应当作出限制性结论。（p110）这就是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的统一。北野弘久认为，税法学研究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法认识论的研究，将税法学当作一门科学，进行实证法学的研究，以客观解释和阐明其中的法规为目的。第二种是法实践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是科学的、实证的分析法学研究，而是以租税的法解释论、立 法论进行研究，属于实用法学的领域。但是，而这并不是不相通。法实践论的研究应当吸取法认识论研究的成果，在以维护人权为至尊的宪法规定的实定法秩序下，去构筑一个最有助于维护一般纳税者、国民人权的或最富有合宪精神的法实践论。（p11）也是实证层面分析与应然层面分析的统一。 （二）比较分析法的引入与运用。比较法擦亮了法律学者们的眼睛，使其能够发现本国法律机制的一些缺陷与弱点。比较法学者能够对他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作出一种判断，这一判断更为成熟，并更具有批判性。[12]（p19）无论是日本学者还使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对财政税收法进行宪法分析时，都广泛运用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在全球背景下审视和检讨本国、本地区财政税收法律制度，参照先进的理念与制度进行财政税收法律制度的重构，给人的感觉是眼界开阔、论述有力。 （三）分析资源的寻找与确定。在对财政税收法进行宪法分析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分析资源的确定问题。有些国家与地区，立宪财政解决得比较好，财政宪法的内容比较丰富，自然有利于对财政税收法进行宪法分析。但是，还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果宪法上缺少财政的规定，那么，对财政税收法的宪法分析无疑更加迫切，但也面临很大困境。因此，寻找和确定宪法分析的资源，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本国法上如果没有宪法分析资源，可以借用外国法和宪法理论进行财政税收法的宪法分析。 十、结论与启示 国外学者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从宪法高度对财政税收法的研究，虽然与我国法制规定不一定相符，与我国的政治文化也不尽一致，但仍有很多值得反省参考之处。现从方法论的角度将财政税收法学的“宪法学研究范式”总结如下： 第一，对财政税收法学进行宪法分析，必须树立正确的社会观和国家观。具体说就是树立社会国、租税国和法治国三位一体，以法治国统帅社会国和租税国的理念。 第二，必须对财政税收法予以正确定位。具体说就是：坚持从宪政角度，把保障人民权利作为财政税收法的价值定位。 第三，树立正确的宪法价值观。目前，应当树立近代宪法也就是立宪宪法的价值取向，以此作为对财政税收法进行宪法分析的基准。 第四，财政税收法的宪法分析，涉及和涵盖财政税收法的全部，举凡概念、宗旨、理念、原则、原理、制度、规则、体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法律解释等等，都可以从宪法层面进行分析和阐明。宪法分析的核心，是使财政税收法建立在宪政的框架下，依据宪政的理念予以构建。 第五，在进行宪法分析时，应注意实证分析与应然性研究的统一。首先，要确立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和原理，紧接着以前述基本人权和原理为基准，检讨和分析现有财政税收法律制度，最后按照前述基本人权和原理的基准，对财政税收法律制度进行再造。这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有效研究方法。 第六，正确寻找和确定财政税收法的宪法资源是有效进行宪法分析的重要前提。在此问题上，应坚持实质意义的财政宪法而不是形式意义的宪法。在本国资源缺少时，可通过比较法学和宪法原理，寻找和确定对财政税收法进行宪法分析的宪法资源。
建设城市与农村的经济收入水平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的城乡差距并不明显，所以没有对其实行相应的解决办法。近些年，这一差距越来越大。怎样使城乡差距缩小，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问题。为了使这一问题早日得到解决，国家颁布了许多相关的政策用于使农村落后的经济水平得到改变。在财政税收的问题上，一是对农村的相关税费实施减免；一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力度。目前，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能够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如农村的就业率水平平均要低于城镇，一部分的劳动力经常处在无事可做的闲置状态，这样的情况不仅使农村自身的经济水平的提高受到障碍，还对农村的治安建设存在不良影响。农村的公共社会生活建设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等都远远落后于城市，所以，国家的财政分配政策中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有关工作应该持续加大工作力度。
2、引导贫困地区结合
本地实际进行相应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主要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城市大多数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因而这一部分地区得到了较早的发展。这些地区都位于我国的东部，东部地区多为平原，交通与其他地区相比更为便利，再加上整体的自然环境比较好等原因，使得东部的建设十分迅速的发展了起来。但正是因为东部的发展速度较快，东部地区各种资源的消耗速度也非常快，致使东部的资源更加稀缺，增加了各项生产所使用的成本。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而近些年来物价与劳动力价格等均呈现上升趋势，这对于东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许多企业将目光转向了拥有丰富的资源、地域面积更为广阔的经济水平较落后的地区，并逐渐进行产业转移。获得了企业的产业转移的地区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一方面要积极加强对于本地区内的各种公共设施的建设，尽全力为前来投资的企业创造出易于发展的良好环境。
3、引导落后地区进行产业的科学发展
经济水平落后的地区同样是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经济水平落后的地区的发展进行设计与规划时，需要对其进行主体功能的相关规划。由此，经济水平落后的地区就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划分出在本地区中，哪些地区可以进行大力开发与发展，哪些地区由于自身的情况无法被开发。在进行了主体功能的规划之后，可以对这些已得到利用的资源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的评估，除了对本地区的资源情况进行科学的规划设置以外，还要加强与周边资源的联系，让企业可以在本地和附近进行产业的资源链接，使本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交流能够加强，促进本地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发展，从而使本地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够得到共同提高。
4、促进经济水平落后的地区公共服务的普及
目前我国经济水平落后的地区普遍公共服务的水平也不高，这主要体现出三个问题，一是政府并没有使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形成一个完全的、便于操作的体系；二是这些地区中所固有的公共服务水平的平均值较低；三是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基本上均长期处在供给不平衡以及供给不足的状态下。针对这样的问题，有以下几点建议：
（1）在当地已有的、已经投入使用的公共服务资源中，要使其中主要的、使用率较高的公共服务能够得到优先的发展机会。（2）政府要将减贫战略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普及进行衔接和整合，从而改善、减轻当地的贫困状况。
（3）要使经济水平落后地区的基本的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的建设工作得到完善。
（4）在支付转移的制度上，政府还要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改革。
5、结束语
1、影响财政税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在长期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受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都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历史问题，使得财政税收工作在税制改革后依然担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并且呈现积重难返的局势，仅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税权是很难全面解决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使部分地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各种挂账、欠账的包袱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1.2指导思想较为落后。在地方的财政税收发展理念中，很多领导依然沿袭采用传统落后的指导思想来指挥财政税收的发展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以计划经济理念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错位现象，注重财政税收的分配，而忽视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1.3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由于分税制给地方财政部门下放了一定的税收分配权力，使得税收这点“香饽饽”被政府各个部门盯上，并出现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税收分配额等不良社会现象，给政府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财政的发展都带来极大不利。
1.4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较弱。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相关行政机构的结构过于臃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只挂空职而无实际工作内容。这样的机构不但办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在改革这些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或设施中，各地政府表现出改革不利的现象，改革成效较为微弱。
1.5经济体制设置不合理。受经济体制关系混乱的影响，多个地方的财政常常需要承担多种额外支出负担，给税收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6政策性减收增支过多，财政监督管理不力。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将税收用在发展项目上，但这些项目并非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财政税收的长远发展。而对于财政税收的资金用途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财政税收面临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
2、如何创新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2.1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的辩证关系：（1）必须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财政职能关系。要重点在市场干不了和市场干不好领域发挥政府财政的独立作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必须结合政府的事权分工，明确本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职责内容，使政府财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功能；（2）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府财政体制关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包括区域财政在内的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都必须适应体制转变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3）必须处理好市场运行方式与财政运行机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选择各级政府的财政调控机制，必须尊重市场的运作方式，必须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区域财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选择与搭配，理财方式和方法的采纳与改进，必须体现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规范性的内在要求。
2.2创新政府理财制度：（1）财政支出的创新。要以拓展范围和延伸链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采购制度；要深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按照外溢性产业发展要求，变政府包办制度汲水财政制度；要按照国有企业有进有退，适时进退的改革要求，实现我国政府投融制度创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资范围；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模式转换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要按照改进补贴方式，控制补贴范围和压缩税式支出规模的要求，推进财政补贴制度和税式支出制度创新；（2）财政收入制度创新。要按照税费归位的“费改税”制度创新要求，正确处理好税费关系；要改进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各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收入纳入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适应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要求；（3）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要以统一政府财政为目标，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目标，推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要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为目标，推行业绩预算制度；要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科学顺序，推行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公债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专项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财政税收运行质量：（1）在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培养区域财源，为地方财政税收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要高度重视防范、控制和化解区域财政风险，特别是风险程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县乡财政更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3）在正确处理财政开源与节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真正将政府理财纳入统一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轨道；（4）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国有资产收益纳入财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等，这是实现地方财政税收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一、政府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重大
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过去的15年中，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1%，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然而，我国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忽视环境保护，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解决我国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造成的后果，政府责任重大。
1.我国生态环境严峻形势必须改变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环境恶化。一些地方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结果，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五分之一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时期是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环境状况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到2010年，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使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些目标，体现了防治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国家长远利益的要求，政府必须下定决心确保完成。
2.经济增长的高环境成本必须降低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土地退化”等现象。许多地方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降低。2006年我国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指出：仅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可见，如果再不重视保护环境，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会更高，政府必须下决心改善生态环境。
二、政府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手段
保护生态环境，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律，针对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灵活运用财政税收手段，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性。
1.财政税收手段引导绿色消费保护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在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政府通过制定财税政策，鼓励使用、消费环境标识志产品、环境认证产品、能效标识产品、节能节水认证产品、绿色标志食品和有机标志食品，有利于消费环节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政府机构实行绿色采购、消费者选择绿色消费，全社会自觉抵制非环保产品的消费，增加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1)财政资金转向绿色采购
形成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政府财政资金要优先购买对环境有利的绿色产品，形成政府绿色采购。政府绿色采购就是在政府采购中选择那些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的绿色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技术标准，而且要按照产品生命周期标准使产品从设计、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再利用到废弃的全过程均符合环保要求。政府所购物品：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车辆等办公用品，都必须达到特定的环保标准，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这有利于带动企业生产绿色环保产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实施政府绿色采购，必需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政府绿色采购标准、清单和指南。2006年11月我国公布了第一份政府采购“绿色清单”。它涉及汽车、打印机、彩电、板材、家具等14个行业获得中国环保标志认证的上百种产品的采购清单。它规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在用财政资金实施政府采购时须优先选择“绿色产品”，不按规定采购的单位，财政部门可以拒付采购资金。
（2)税收政策促进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避免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节约资源和能源。消费者作为绿色消费的主体，进行绿色消费还存在一些障碍，还需政府出台财税加以引导。
①减少税收鼓励购买环保产品
环境标志是一种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签，它表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在生产、使用和处理处置过程中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实施环境标志认证，实质上是对产品从设计、生产、使用到废弃处理处置，乃至回收再利用的全过程的环境行为进行控制。它由国家指定的机构或民间组织依据环境产品标准及有关规定，对产品的环境性能及生产过程进行确认，并以标志图形的形式告知消费者哪些产品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更为有利。
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标志产品受到重视，消费者更注重购买环保产品。但是有很多不法厂商，擅自在产品包装上印刷环保认证标志，消费者难辨真假。本来，发放环境标志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环境，一方面通过环境标志告诉消费者哪些产品有益于环境，并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这类产品；另一方面通过消费者的选择，引导企业生产对环境有益的产品。但是市场上假冒的环境标志产品，产品质量低劣，成本低、价格低，不利于消费者对真环保产品的购买。
鼓励绿色消费，政府不仅要加大对假冒环境标志产品的打击力度，而且要对获中国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减免税收。通过减免税收，增加其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共有近200家企业，40多个大类，500多种产品获得了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对这些产品减免税收，降低其生产成本，增加其降价空间，使其在价格上处于有利地位。不仅能鼓励消费者购买绿色环境认证产品，而且能鼓励生产者生产绿色环保产品。
②消费税限制购买非环保产品
促进绿色消费，减少对非环保产品的消费，必须完善消费税制度。去年4月1日，我国对木质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大排量轿车提高了消费税，限制对其消费。还有许多产品，消费者看不出它对环境的危害，然而，生产中对环境危害巨大。例如，消费者在购买黄金首饰时，很少知道它对环境的危害。黄金生产中的氰、砷、汞、浮选药剂、悬浮物、重金属，腐蚀性气体、粉尘、尾渣、废石及放射性物质，对环境危害极大，尤其是汞和氰，严重污染空气和水。对这类生产中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政府应提高消费税，限制百姓对它的消费。
2.财政税收手段引导绿色生产保护环境
改善生态环境，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推行绿色生产。企业是绿色生产的主体，政府要制定财税政策对企业加以引导。
（1)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绿色生产
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就要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一方面，强化从源头防止污染，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现状，就要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清洁生产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就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提高环境保护的水平。鼓励企业在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环保相关技术、共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切实提高我国环境保护的科技含量；鼓励企业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业、参与污染治理和环保产业发展，政府财政资金都要予以支持。
①财政资金支持绿色发电
国家环保局公布，去年上半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增长4.2%，大大高于“*”规划环境目标所要求的每半年降低1%的目标。2006年1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了《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单位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1000美元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计，中国2.9公斤，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为1.1公斤。我国煤炭消费高速增长，导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大幅度增加。燃煤电厂又是二氧化硫排放的主要来源，而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控制二氧化硫污染的问题，一方面，加快现有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建设，推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二氧化硫综合治理；另一方面，必须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财政资金要支持绿色发电。政府财政资金重点支持企业使用大型高效清洁发电装备、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财政资金投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绿色发电项目。
②财政资金支持绿色交通
我国汽车尾气和烟尘、噪音等造成的交通污染，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目前公交车辆使用的燃油普遍含硫较高，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三氧化硫等，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控制城市空气质量恶化趋势，财政资金要支持发展绿色交通。财政资金项目资助企业研制清洁、廉价新型环保公交电动能源，财政资金补贴公交公司使用尾气零排放，无污染，低噪音的新型电动公交车辆，淘汰老旧车辆。
一、VEC模型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后续Johansen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更为可靠与精确。对于误差修正模型来说，其所具有vecm系数的大小可以说是对偏离均衡发展方向以及不同变量指标情况下所具有差异性调整力度进行调整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说，该系数同长期均衡误差间所具有的经济增长调整速度成正比关系，据此可知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所具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时间协调性，而其中所具有的增长规模却不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时，在同一发展背景形势下，财政税收指标同当地经济增长指标之间还具有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当投资总额出现滞后情况时其所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将对之后财政税收对于当地经济增长所能够产生的影响要更大、更广。
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式中，把不同经济变量因素排除之后，则以更为针对性的方式对投资总额、经济增长以及财政税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能够对这几大指标所具有的影响机制进行更为精确、全面的判定。而分析之前研究所获数据后可知，经济增长指标同财政税收指标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几率较小。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要想单纯通过当地财政税收调节来对当地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控制很难实施，而通过投资总额才能够更好地帮助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三、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分析
在VAR模型中，本文对经济增长同投资总额、经济增长同财政税收之间的脉冲函数曲线进行描绘，并对相关的规律进行细致的寻找：第一，当当地的财政税收标准差为一个正值时，当地的经济情况则可能在一到三年内具有一种稳定上升的趋势，且在三年之后出现下滑，并在五年之后又会再次出现这种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并使得整个范围的财政税收都会将对于当地经济增长所具有的推动型保持在0.00至0.02的范围；第二，在投资总额产生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所具有的指标也会从上升逐渐呈现出下滑的规律，且这个变化的过程会具有较为平稳的特征。而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了在标准差取值为正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同投资总额之间所具有的关系要远远大于经济增长同税收指标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情况假设的是在其它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因财政税收冲击引起经济增长的响应曲线，如图1所示：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方差分解的方式对三大指标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首先，对于财政税收指标来说，在一到三年内，当地的经济增长指标就会在财政税收的影响下以非常迅速的方式得到提升，并且在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趋于平稳，而在滞后期出现之后，财政税收则会对当地的经济增长情况产生更大的影响，最高可以达到40%左右；其次，对于投资总额指标来说，当其滞后期为3时，投资总额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最大的贡献率，并在之后的七年内以较为平缓的方式下滑，且在此过程中其所具有的贡献率也始终会保持在80%之上，而正是这种经济规律的存在说明了在当地其它经济环境因素同等的情况下，投资总额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所具有的贡献度要远远大于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指标所具有的贡献程度。
四、三者关系的判断
通过上述对于三大指标关系的协整关系研究，本文将三者间所具有的协调关系归结如下：（一）财政税收同经济增长之间通常成负相关关系从经济增长滞后期对当地产生影响的方面来看，财政税收将会在较短的时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如果滞后期以10年为一个周期，那么通过调整财政税收指标，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能够对整体经济产生40%的贡献率。（二）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通常能够产生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在经济滞后周期中，投资总额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大于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说明，要想对经济增长指标进行适当的调整、控制或者推动，可以尝试从投资总额方面入手，相对于调整财政税收来说，这种方式具有着更为有效、迅速的作用。
五、结语
总的来说，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建设规模逐渐增大的背景下，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把握已经成为现今经济界以及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其中，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以及经济增长指标作为衡量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更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加以重视与关注。在上文中，本文对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与分析，而在后续经济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也需要政府能够在对三者关系进行充分把握的基础上以更具针对性的方式开展工作。
作者：孙庆平 单位：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
内容摘要：我国现存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需要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本文梳理回顾了我国“十一五”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方向和路径选择。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进程，由此前政府自身的制度建设开始向满足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延伸。
顺应时展的需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要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任务，更加体现了财政的目的开始向公共性转移，体现了面向平民纳税人的一种民主化财政的新起点。而要围绕这一任务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就成为其关键环节。公共财政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一种活动。它的核心是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与原来的财政制度相比，它更注重分配过程中的公共性、市场性和法制化。我国1998年开始进行公共财政建设和公共财政体制创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公共财政体制的雏形。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积极变化
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十一五”期间，按照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财政保障范围有进有退
一方面逐步减少非公共服务支出项，压缩经济建设费支出，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另一方面，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二）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日益明显
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为5955.5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7.9％；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达到7253亿元，比2008年增长21.8%，主要用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拟安排8183.4亿元，比上年增加930.4亿元，增长12.8%。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981.39亿元，增长23.6%，保障教育优先发展；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96.66亿元，增长20.2%，重点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等；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277.14亿元，增长49.5%，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民生支出增幅明显高于财政支出平均增幅，表明国家收入分配重点逐渐向城乡居民倾斜，财政在支持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超收，为逐步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的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8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2990.76亿元，增长26.8%，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8%，其中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平均54.4%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09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8621.3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24.5%，地方财政支出的39.1%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10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将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提高至30611亿元，增长7%，为更好地实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公共财政的要求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
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公益性支出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36319.92亿元，增长22.8%；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43901.14亿元，增长24.1%。但在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6.48亿元，占16.9%；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7253.1亿元，占16.5%。相比内地，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23.8%和17.6%。显然，中央财政支出中公益性支出积累还很薄弱，总量依然不足，而且公益性支出在地区间、各项目间的分配也缺少科学合理的执行标准，重点项目不突出，财政支出分配的随意性加大。
中央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较差，缺少公众监督。政府浪费是影响民生投入的一大因素，政府浪费的根源在于从预算的编制到执行基本由政府部门主导，它优先考虑部门需求和利益在所难免。审计部门的审计力度虽然逐年加大，但由于审计缺少严厉的问责制度相配合，相关违规乃至违法行为仍在不断重复出现。加之现行制度下公众无法介入监督，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更加无所顾忌，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完整体现。
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其中税收返还所占比重较大，但税收返还额度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更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不仅不利于均等化的实现，反而使两者之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更加扩大。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尽管有均等化的功能，但所占比重过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虽然较高但透明度较差。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原则
在推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应掌握以下原则：
有法可依原则。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程序合法为要求，以规范运作为准则，即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一是要依法编制年度预算，并强化预算执行和监督；二是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关系，推进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同时对地方在转移支付的投向问题上进行合理的监督和规范。
统筹兼顾原则。统筹兼顾原则是指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安排，必须从全局出发，分清主次，适当照顾各个方面的需要，妥善安排和分配财力，以保证政府各项职能的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安排公共支出时要做到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应将资金力量集中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和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建设，避免出现资金平均分配的现象。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科学有效地配置政府财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公平性、均等化的原则。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基础比较薄弱，社会保障总体上覆盖范围较窄、标准较低，且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高，地区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受益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建议
为适应公共财政框架完善的要求，强化和提高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和分配功能，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一）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以实现结构优化
通过存量调整改变现有项目支出规模，对各项支出有保有压，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同时保证行政性工资、福利等个人收入增长；通过增量调整，利用未来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扩大财政保障范围，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目标，继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中西部困难地区倾斜。
（二）调整目标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城乡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们享有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
（三）探索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与货币、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增加的投入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要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着力支持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民生保障的长效机制。
（四）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从我国目前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情况来看，县级基层政府承担了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责任，但其掌握的财力资源却十分有限，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通过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所加强，基层财政困难局面有所改善，但有些措施的规范性仍然不够，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依然偏高且透明度较差，一般性转移支付又无法真正做到完全依据各地区社会、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历史差距和客观需求进行资金分配，再加上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安排缺乏总体布局，导致很多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预期成果。因此，中央政府应在明确中央与地方责权利的基础上，明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科学系统地制定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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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庆旺，贾俊雪.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视角看2009年预算报告[J].中国财政，2009（9）
内容摘要:理论上的财产税是受益税,实践中却被施以种种限制。文章以这一悖论为逻辑起点,从权衡公平与效率的角度分析了最适财产税应该具备的制度标准指出最适财产税应该坚持财政交换论、公平课税论与低负担原则;应该在拥有良好公众呼吁机制的小辖区中按照公平评估的财产价值低税率征收,并配以上级政府补助的支持。
关键词:最适财产税 财产税限制 呼吁机制
税收制度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以实现公平征税基础上的经济扭曲效应最小,这涉及最适课税的讨论。最适课税理论是权衡税收公平与效率,并用来构建合理税收制度的规范性理论。目前对最适税收理论的研究局限于商品税和所得税,但是其研究成果是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中实现的,即使在发达国家,它也仅仅是完备的抽象而远非成为指导一国税制改革的理论。实质的财产税应该只是财产的保有环节征税。由于动产的征管成本较大,财产税逐渐演变为只对不动产征收,通常也被称为不动产保有税,本文基于这种意义分析财产税。税收经济学对于最适财产税的研究极度匮乏。Bell Michael E(1999)曾研究最适财产税问题,指出最适财产税的特征应该包括合法性、公开性、技术熟练性和公平性。不过,并未结合财产税的实践研究最适财产税,因此,只得到了最适财产税制度表面而非实质的标准。本文从财产税的实践出发,以财产税限制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抽象出最适财产税的制度标准,以期完善税收经济学理论。
最适财产税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理论上的财产税受益论
在蒂布特模型下,财产税通常被看作是受益税,这种受益税由居民的“用脚投票”机制来保证。蒂布特指出辖区的居民们对于公共产品的偏好可以有效地通过选择辖区而显示出来。各辖区拥有不同的公共产品―税收组合,如果辖区足够多的话,就意味着居民面临很多种选择。居民们对公共品―税收有不同的偏好组合―既有居民偏好于高公共品―高税收的组合,也有居民偏好于低公共品―低税收的组合。同时,居民对于辖区的信息是完全的。那么,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假定下,居民将对辖区不同的公共品―税收差异做出反应―他们将选择自己偏好的辖区。如果现居住辖区未能有效地提供使自己满意的公共品―税收组合,他们就迁移到其他适合自己偏好的辖区。这样的机制对辖区构成一种压力,辖区间将会展开类似于私人厂商争夺消费者的竞争。达到均衡状态时,每个辖区的税收与公共服务的组合都是匹配的,居民因其偏好不同而被安置在不同税收―公共服务组合的辖区,税收被用在公共服务支出上,公共部门出现了与私人部门同样的高效率。相对于私人产品中的消费者用货币作为选票进行“用手投票”而言,这种通过迁移方式提高公共部门效率的方式通常被称为“用脚投票”。蒂布特之后,奥茨、汉密尔顿、费希尔等人进一步阐述了财产税的受益税性质。在这种论述下,财产税是一种良税,不会引起任何的经济扭曲效应,公众完全没有理由反抗它。
(二)实践中的财产税限制
实践中对财产税的运用大大超越了理论的预测,在美国发生过多次税收革命反对财产税。现代财产税限制始于1978年6月加州第13号提案的通过。该提案限制了财产税的最高税率不得超过1%、每年评估价值的增长率不得超过2%。马萨诸塞州紧随其后,于1980年11月4日通过了旨在限制财产税的2-1/2提案。将地方政府的财产税税率最高上限设定为2.5%,税率高于2.5%的地方政府应以每年不低于15%的比例减少财产税直至上限2.5%;税率低于2.5%的地方政府可以提高财产税比重到税率上限,但是财产税收入的年增长率不得超过2.5%。此后,各州绝大部分通过了对财产税实施限制的规定。
据Nathan B. Anderson(2006)统计,截止到2006年,美国仅有5个州没有任何形式的财产税限制举措,其余各州均有一定形式的财产税限制。第一种形式是对财产税收入的限制,29个州实施了这种形式的限制措施。它限制了财产税的年度增长,通常将增长率限定在通胀率或一定比率下。第二种形式是财产评估价值增长率的限制,有20个州限制了评估价值的增长率。第三种形式是财产税税率的限制,有34个州对财产税的税率做出了限制。
财产税理论上的受益论与实践中所受的苛刻限制构成了财产税运用的悖论。现实中存在的事物往往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此,财产税悖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该税在公平与效率方面存在若干缺陷,分析这一悖论将是研究最适财产税的逻辑起点。
最适财产税的制度标准
财产税在实践中的限制反映出该税在公平和效率上存在的缺陷,财产税制度需要避免这些缺陷,构建最适财产税制度。本文认为,最适财产税的制度标准有三个,分别体现在效率、公平及安全上。
(一)效率标准―财政交换论
财政交换论是税制改革理论基础之一,该理论起源于维克赛尔。公共选择学派将利维坦假设引入政府特征中,增加了政府通过税收对公众进行掠夺的可能性,从而使约束政府的征税行为尤为必要。可以采用的约束形式就是税制改革必须坚持财政交换论,税收为受益税。
虽然财政交换论提出了与主流理论不同的思想,但基于税收的性质,试图在现实中将全部税种坚持受益税标准是非常困难的,纳税人付出的税收与其得到的相应服务受益很难匹配。不过,地方税的这种匹配却是可能的。
首先,财产税具有独特的属性―它是非常透明的税种,纳税人覆盖范围很广,是对未实现的收入征税,这些属性导致了公众对财产税非常反感,并直接影响该税的税收遵从度。如果这种收入再用于其他用途,未体现出公众的直接受益,那么,财产税的缴税率应该极低。从这方面来看,财产税应该是一个受益税种。其次,由于财产税的征税对象不易移动,征收财产税会减少财产的价值,但是辖区服务质量的提升也会增加财产的价值,两者对财产价值的共同影响取决于财产税用于公共服务的程度。纳税人能够明显看到该税所能带来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自己付出的财产税并没有被政府浪费,而是使自己直接受益。他们感知到这种公平交换,税收遵从水平将得到提高。再次,与其他税种相比,财产税的征税对象是财富存量,这种征税对象的特殊性在于不能因政府的税收政策改变而提前规划自己的最优行为,因此,按照布坎南的论点,财产税更易为政府剥削。所以,约束政府的财产税规模和使用方式非常必要,而约束的方式就是将该税做成直接受益的税种。
但是财产税并不是自然成为受益税的,需要有一定条件的保证:
第一,财产税应该是较小辖区内的税种。在较大辖区使用该税,由于公众的个人偏好很难统一,财产税的受益税性质就无法有效发挥,损失整体区域的福利状况。历史上,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征收财产税,但是州一级政府逐渐发现该税在本级政府征收的受益性较差,逐渐退出了对财产税的依赖而转向其他税种。地方政府并没有跟随州政府放弃财产税,原因在于该税有地方优势:对本辖区公共服务的获益对象有准确了解,从而能够清晰地制定本地的财产税政策,增进其受益性质。
第二,辖区拥有良好的公众呼吁机制。蒂布特的“用脚投票”理论认为辖区将会在居民流出的压力下展开类似私人厂商争夺消费者式的竞争,依靠居民的退出机制实现财产税的效率。但是,区域的文化氛围、居民本人在辖区中的人际关系、就业状况等因素影响居民选择辖区的动机,并且后者常常是居民在某辖区居住的决定性因素。居民仅仅对辖区的税收―公共服务组合不满意就选择结束在本辖区工作、结束在本辖区交际圈子的做法是不明智的。退出辖区机制在现实不可行,在提升财产税的效率上仅具有理论意义,实践中能够有效提升财产税受益税效率的是公众的呼吁机制。这种机制需要增加政府管理者漠视公众呼吁的政治成本才能得到保证。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财产税在具备良好公众呼吁机制的小辖区内实施才会使得该税具有受益税性质,财产税才更有效率,这是最适财产税具备的首要标准。
(二)坚持公平课税
1.财产税的社会公平。在公众负担本辖区公共服务成本的受益原则之下,下一步将涉及个体按照什么原则来分担本辖区的财产税。财产税按照个体所拥有的不动产价值来分担整个辖区财产税总量,这应该是公平合理的。一般而言,个体拥有不动产价值与其支付的财产税正相关,拥有不动产价值较多的居民常常被认为是支付能力较高的人群。不过,对于失去劳动能力与退休老人等特殊人群,他们拥有的不动产价值可能与支付能力有差异,对其应该有税收减免的情形。这种减免无疑违背了经济公平原则,也会损失部分效率,但是出于社会公平的需要,这种减免依然是必须的。
2.财产税的评估公平。为实现经济公平,需要按照不动产价值分担财产税,其中的关键是确定不动产价值。与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税基显著不同,由于不动产交易并不频繁,所以,财产税的税基需要由政府评估机构评定,主观性较大,评估的公平性是坚持财产税公平的关键。不幸的是,由于评估的技术要求和评估员的能力及品德所限,“在许多社区,税务机关的财产估值工作做得很差”。财产税评估方面常常存在横向不公平和纵向不公平现象,成为财产税限制的原因之一。
3.财产税的辖区间公平。在辖区间税基差异较大的前提下,单纯依靠财产税来提供公共服务资金会带来辖区间的极大不公平。首先,如果各辖区执行统一税率,那么征收的财产税将会由于税基的差异而有较大不同。按照财产税是受益税的性质,这将导致各区之间享受的公共服务会有较大差别。其次,如果要使各辖区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同,那么贫困辖区的税率肯定要比富裕辖区高(假如辖区单纯依靠财产税筹资)。无疑,财产税此时将具有累退性,这仍然造成辖区间的不公平。所以对财产税的运用实际陷入了一个矛盾:要想使得该税体现受益税性质,就需要在小范围征收,实行分区制;但这样的后果不是公共服务水平在辖区间有差别,就是财产税具有较高的累退性,这两个后果都将引起辖区间的不公平。
财产税在辖区间的这种不公平是内生的,经常受到公众的攻击,构成财产税限制的原因之一。比如,美国加州著名的西拉诺对佩雷斯诉讼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终加州最高法院于1971年裁决公立学校严重依赖财产税为教育筹资的做法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因为会由于辖区间的财富不均衡而导致学校教育质量差异(在诉讼中,诉方律师证实了比佛利学区对学生的平均支出是低收入学区伯蒂文园的两倍)。随后通过了Serrano I(1971)和Serrano II(1976)两项决议改革了加州的教育财政体系,不再单纯依赖财产税为教育筹资,而部分地转向了州政府拨款,不同辖区的教育支出逐渐实现了均衡化。之后,其余州也质疑单纯依靠财产税为教育筹资的合宪性,并将教育的筹资方式逐步由财产税转移到州政府的教育补助。
(三)坚持低负担原则
由于财产税是一种对财富存量征收的直接税,很难转嫁给他人,税收支付需要依靠个人的其他收入来源。因此,政府在设定其税率时需要极其谨慎。一般认为设定税率坚持的标准是以支定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数额减去其他非财产税收入的差作为拟征收的财产税总量,与财产税税基的比值即是财产税税率。这样的做法对于其他税种当然是无异议的。不过,对于财产税而言,还需要进一步估算个体支付的财产税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以此来衡量财产税是否对个体造成较高负担。这里的家庭收入是家庭成员的全部收入,包括工资、分红、利息、伤残救济、退休金等。美国财产税的实践表明,即使财产税是受益税,用在了公共服务方向,公众对于这个负担依然是十分在意的。历次税收革命的导火索均是财产税占个人收入比重过大,而税收革命的结果,都导致财产税占个人收入比重的下降。
因此,最适财产税要求地方政府在设定财产税税率时,需要有两个标准:以支定收标准―按照以支定收的原则确定税率;负担合理标准―将个体支付的财产税占收入的比重降到可接受程度。只有同时考虑这两个标准的财产税才是安全且持续的。
提要：本文按时间顺序对我国财政理论的变化进行综述，突出我国财政体制理论形成的特殊性，重点归纳西方财政联邦主义对我国“分税制”体制理论产生的影响。
由于“国家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是关于财政本质这一财政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缺乏系统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对财政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关注的比较少，所以，作为财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体制，在我国的财政理论中缺少比较系统的论述，更多则是体现在财政实践中“原则论”指导下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调整以及对运行状况的评价。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选择了以国家为决策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权力资源，也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中国特有的“国家分配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的财政体制“原则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发生转变，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对我国的财政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财政学者借鉴财政联邦制对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实践中，财政体制的“原则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建国初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理论发展：大一统的财政体制
建国初期，我国财政理论尚处于摸索期，还没有形成自有理论体系，在财政实践中，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也是高度统一的，强调的是国家财政活动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尽管针对地方财政缺乏积极性的问题，一直在探讨如何克服财政体制的过分集中，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领导”始终都是作为基本前提而存在的。
1951年出版的《新财政学教程》（丁方、罗毅，1951）设置专节介绍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和收入关系问题，但未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到五十年代后半期的财政理论基本出现在国家的政策决策以及领导人的论著当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像这样多，情况像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实际上是规定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在不否定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财政管理体制的适度分权，而计划经济下的这种分权只是行政性分权（吴敬琏，2004）。1964年出版的《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管理体制问题》（许飞青、冯羡云，1964）对我国的财政体制问题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在这两本专著中，分别论述了财政体制的概念、体制建立的原则、收支划分的方法以及我国民族地区财政体制问题等，并对财政体制建立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取得了一致。许飞青还对中央与地方集分权的数量界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支出三七开”、“收入对半开”、“地方经济建设支出不超过50%”等观点，开创了我国财政体制从经验数据上总结数量界限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性分权是在“放权让利”和“调动积极性”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自建国至1979年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从集中到较为分散又到集中的过程，但其基本形式没有多大的改变（杨之刚，1999）。
二、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理论发展：包干制与分税制之争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提出了改革要求。我国的财政理论界也逐渐认识到财政体制的重要性，开始总结以往计划型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着手探索市场型财政体制模式。“财政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的经济关系。因此，财政体制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环节之一”（贾康，1987）。中央的“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单项分步进行的，先后实行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贷款，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包干制’，两步‘利改税’等政策”（王绍飞，1988），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还未能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式”（刘溶沧，1987）。此时的理论界已经受西方财政理论的影响，提出按税种划分财政收入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即“利改税后，企业只按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不再按隶属关系向各级主管部门上缴利润，这就必然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划分向划分税收的方向转化”（马国强、吴旭东，1985）。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客观分析了“包干制”的弊端。贾康认为，财政包干制束缚了企业活力的发挥，强化了地方封锁、地方分割的“诸侯经济”倾向，客观上助长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投资膨胀，使得中央和地方关系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导致国家财力的分散。1986年分税制改革方案的破产，但财政理论界并没有停止对财政体制改革的探讨，进一步分析了行政性分权的弊端和各层次经济活动当事者的行为，认为“行政性分权的局面不宜久存”（楼继伟、肖捷，1987）。张馨认为，分税制基本上可以解决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我国财政工作的财政体制难题，他还分析了分税制难以推行的真正原因，例如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财政收入中税收的地位、地方公债发行权等问题。由此，他主张应该分阶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进行改革。刘尚希则依据财政体制应与经济运行相融合的理论，提出了涉及我国财政体制的两条基本原则，并对发达经济区域和落后经济区域在职权配置、收益形成、企业和政府关系、收支划分方法等方面的差别作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区域性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刘尚希，1991）。刘黎明、刘玲玲、王宁还用数学方法分析了财政包干制中存在的体制弊端所形成的讨价还价博弈机制，进一步揭示分税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其体制上的优越性。在与西方的财政联邦制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后，张馨还将我国建国以来的财政体制理论概括为“体制原则论”，主张“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实质上是“国家分配论”的一个理论分支。张馨认为，这种理论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演变趋势，市场经济要求中国的财政体制向分级独立的财政体制模式转换，但原则论强调各级财政收支都要纳入国家预算，因此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也需要借鉴西方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三、1994年税制改革至今的理论发展：“分税制”应不断完善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体制的弊端，陈共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辅之以若干辅助税种的较规范、完整的税制体系；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合理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既保证了中央集中适当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并且中央财政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调控余地，有利于实行有效和有力的转移支付制度（陈共，2005）。但寇铁军认为，分税制的基础缺乏科学性，税收返还和补助制度尚不规范，尤其是体制的分配格局是以现行税制划分为基础的，随着各种收入格局的变化，进一步调整税种划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按照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带有明显的旧体制痕迹，改革的渐进性也致使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以及整个改革只在增量上做文章，并没有触及存量问题。针对财政实践中现行“分税制”所存在的问题，财政理论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1、从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来看：张馨从双重财政结构理论出发，提出我国的财政体制不仅应该分税，而应该分税与分利相结合，这一观点是基于我国拥有众多的国有资本而提出的。寇铁军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以集权为主、分权为辅，形成中央集权下的地方分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谢旭人也指出，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方向，是实行分级分税财政体制。从国外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均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事权可以下放，但财权相对集中，中央或联邦政府集中部分财力，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分开，税收征管机构分设，财政资金采取规范化的分配方法。
2、从地方的财政自来看：由于中西财政体制的根本差异在于“地方财政的独立程度不同”（张馨，1993），所以许多学者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着重点放在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赋予和地方税体系的建立上，目的就在于扩大地方财政的自，以符合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性。杨之刚认为，地方人大应具有独立的地方税立法权，对地方税税基的计算、税率的制定以及征收办法等，地方人大应该有一定的自，但不得不侵犯全国性的税法和国税税基，或者“税收基本法和税收征管程序综合立法归中央专属，至于税收实体法及税种具体征纳程序法，则可视情况划归中央或地方或中央与地方共享”（孙开，2004）。邓子基提出了优化地方税制结构的近期、中期以及远期目标，他认为近期目标是构建以营业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并对一些辅助税种进行调整；中期是要建立以所得税、财产行为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设计应重点放在资源税、环保税等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种上；远期目标就是建立以财产行为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配置则应着重放在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利于循环经济确立的行为类税种上。
3、从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角度来看：寇铁军提出，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应是由转移支付多重目标和多样化手段所组成的，并借鉴OECD主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模式，论述了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的模式选择、若干重要因素以及技术性问题。杨之刚和马栓友也在比较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后，指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以平衡补助为主，注重财政分配的横向和纵向平衡：建立制度初期，应以较低的公共服务水平均衡为目标。财政理论界在以国际视角提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差异的同时，也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从1995年到2000年，考虑各地方转移支付因素时的地区经济收敛系数反而比不考虑该因素时的收敛系数小，说明转移支付并没能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即转移支付没有取得均等化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的不科学、不公平”（马栓友、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对无条件拨款和专项拨款的使用界限不清，专项补助多固化为对某些地区的固定补助，项目繁多，且疏于管理”（李齐云，2002）。而且，对均等化起主要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其测算方法还存在诸多问题，“转移支付办法中对标准收入的确定虽采用了公式法，但是只有本级标准收入采用了税基和税率的办法，所占比重有限”（李晓红，2002）。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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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馨.我国财政体制的双元模式[J].国有资产研究，1996.3.
摘要：汤教授首先指出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点体会，即财政税收和法学联系非常紧密。因此，他认为财政税收的理论研究应当和法学研究联系起来。其中，经济学家吴敬链和法学家江平联手创建的上海经济研究所，是探索这两者结合的一个先驱和榜样。关键词：公共财政；税制改革；财政税收Abstract:ProfessorTangfirstpointedoutthatheinascholarlyresearch''''sexperience,namelythefiscallevyisclosewiththelegalsciencerelation.Therefore,hethoughtthatthefiscallevythefundamentalresearchmustcontactwiththelegalscienceresearch.And,economistWuJinglianandjuristJiangPingcollaboratestheShanghaiEconomicsinstitutewhichfounds,isapioneerwhoandexampleexploresthisbothunion.keyword:Publicfinance;Taxreform;Fiscallevy引言汤教授的讲话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关于公共财政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财政的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阵容及其实行机制、公共财政框架完善以及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等问题。第二，基于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当前分布实施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问题。一、公共财政的相关问题汤教授认为尽管公共财政的相关内容存在诸多方面争议，但是总体看，公共财政具有其道理，个人赞同这个提法。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有特定的论述。该论述要求分步实习税制改革，并具体提出了实施分步税制改革的八项具体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国家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以及整个财政制度。汤教授认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是以市场失效和社会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为标准。因此，只有那些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政府和公共财政应当介入。由此，导出公共财政的介入领域范围。（一）公共财政的特征和应当介入的领域公共财政的含义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建立的财政收支活动新的机制和新的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公共财政的基本点包括：（1）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2）公共财政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3）非营利性的财政；（4）法制化的财政。公共财政涉足于公共领域。从一般的角度讲，公共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1）第一个层次：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支出、公共服务；（2）第二层次：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完善等；这两个领域都是公共服务应当介入的领域，也是公共财政应当涉足的领域。（3）从特殊的角度来看，应当联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看。从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需要介入的领域更多，某些私人资本在一些领域无法介入。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市场失灵领域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三层次。（4）我国特有的国情：地域广阔、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公有制经济比重大，改制改组的难度较大，必须政府介入。我国的经济发展国情构成我国公共财政的第四个层次。（5）另外，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我国的公共财政的范围还涉及到宏观调控领域。（二）公共财政的职能和机制财政的范围由政府的只能决定，同时这两者以一定条件下经济体制为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和经济管理管理职能。基本职能直接配置资源和间接调控私人配置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提高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稳定经济的能力，维护公平的能力，拉拢经济体制的能力完善经济发展的能力，完善经济体制的能力、法制的能力，对外宣传的能力等八项。政府的这些职能规定着财政职能运行的方向，规范着财政职能的范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的暂行定位，反映在财政领域就是建立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性财政。财政职能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公平分配职能和稳定社会发展的职能。除了这些传统职能之外，对应政府的职能的转换，财政职能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体系至少包括：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制度；构建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完善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一步完善票款分离、收支两条线的支出管理制度；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完善宏观调控的协调机制；实行权责化的政府会计；建立政府管理信息制度。关于税收和公共财政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建立和规范以税收收入为主，以辅助化收入为辅的财政体系。税收收入是基本内容，制度化收费处于辅助地位。采购成为新的金融工具。公共财政应当以税收为主要的手段。因此，公共财政改革以税制改革为基础，其中税费改革是关键和难点。第二，在市场经济中，在总体上税收制度应当保持较高中性，它对配置资源非常重要。保持税收的中性要求依法治税。税收制度也成为财政制度的中心。第三，在公共财政下，政府收入来源于社会的公共收入。政府提供的是个人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无需偿还的财政收入，即税收。税收成为公众取得公共服务的对价。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公共收入的基本甚至唯一的形式。此外，还应当考虑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共财政的直接来源是公众提供的税金，因此公共财政应当保障纳税人的正当权利。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本身就是公共财政的目的。二、当前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几个想法（一）税收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依据1、应当把中国税制改革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下，放到世界性税制改革背景下分析。关于世界性税制的改革的理论依据和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世界税制改革有三大理论依据：公平课税论、最优课税论和财政交换论。对于该三项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汤教授认为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后区分性借鉴。关于公平课税理论。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收益原则和课税能力原则。理想的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综合所得概念，宽税基。既要强调横向公平，又要强调纵向公平。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我国进行税制改革应当以公平税负理论为依据。但存在一定问题。税费加上无法统计的制度外收费大约占30％。因此，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关于比较有分歧的最优课税理论。汤教授应当承认其在世界税制改革中发挥过的重大作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最优课税理论是获得诺贝尔奖两种财政税收理论。其中强调的最优商品课税、最优所得课税、以及最优商品课税和最优所得课税的最优搭配值得我们思考。尽管该理论中的很多假定并不存在或者有一些前提，但是这种思路给我们很大启发。比如，应当注意到产品的需求弹性和税率的关系。对于需求弹性较小的应当征收较高税率。这些思路应当值得我们思考。再如，最低边际税率和最高边际税率都应当低一点，应当选择合理区间，这样一个视角具有其价值意义。应当注意税率的调整和效率的关系。此外，维克里较早提出中性税收的思想，尽可能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汤教授认为，把税收的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等细化一下，可能就推断出最优课税理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个人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导致劳动者的逃税动机，另外这样的边际税率在实际中很少得到运用。因此，最优税收理论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关于财政交换论。财政交换论和法制已经宪法经济学联系较为紧密。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不良政府行为。政府从公民哪里获得财产应当如何限制？汤教授主张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法制，对政府权力实施宪法上的约束。税收设计属于宪法问题，税制改革应当属于立宪性问题。税收法定原则等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主张应当约束预算和平常所讲的政府权利来源于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理论是一致的。政府的财政权利来源于宪法，立宪原则还涉及到许多公共财政思路：公债、预算、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财政交换理论的核心——贯彻税收法定主义有其道理。2、关于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汤教授还从经济全球化态势和十六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可以看出我国税制改革的紧迫性。国际层面上的税制改革应当考虑到税收竞争和税收协调问题、居民管辖权原则和来源地管辖权原则问题等。我国进行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当看到我国税制和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我国税制改革还应当考虑如何按照国际惯例经济贸易区域化、国际税收协调等对国际税收产生影响，并最终如何和国际进行接轨，怎样和国际减税浪潮协调。另外，汤教授认为现今倡导的税制改革并非新一轮税制改革，而应当是94年税制改革的后续部分。（二）关于现行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1、关于加快增值税暂行试点工作。中央已经在东北八个行业进行增值税转移试点工作。对当年新增加的机器设备中所包含的税进行试点，范围并不是很大。汤教授认为，不应当因为局部过热而延迟增值税试点工作。目前投资过热有结构性原因。因此，既然主要的行业都已经试点了，其他的行业应当改革。另外，试点的时间不宜过长，应当向全国较快推开。可以借鉴很多国家的做法。采取分步到位办法。其中，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应当进一步降低。2、关于两法合并问题。两法合并工作已经展开。其中，关于两法的名称，主导意见仍然采用《企业所得税法》的名称，但在条文表达中体现法人所得税的精神。但也有有人提出一步到位，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现行企业所得税界定纳税人的关键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其弊端日益显露。因此，尽量与会计制度保持一致，以减少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纳税和征税的成本。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问题，大体的倾向是在25％左右。3、农业税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现阶段的农业税制改革提出了基本思路。汤教授提出建议，全国范围内是否可以加快在三年内基本上取消或者全部取消农业税？其观点是，按照现有进度，三年内可以完成农业税改革。但是，关键在于配套改革以及农业税改革后续问题。难点在于农业税的配套改革。汤教授的第二个建议是统筹规划，加快配套改革。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国家财政的充裕、农村基层政府的改革和机构的精简是配套改革完善的三个条件。第三，还应当及早研究具体方案，推进制度创新。方案和步骤是在三年内取消农业税、统一研究税制问题、五年之后推进城乡税制的统一。如果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有人主张农业商品增值税，或者有选择性的征收所得税，以上设想应当调查确认。农业税制改革解决的两个难题是征收机关和农民打交道和如何进行计税核算和评定。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思路，即不直接对纳税人直接征税；尽量避免农户的经常核算，采用粗线条定下征税的数额和征收土地使用税。4、加快消费税的调整问题。前段时间，官方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进行辟谣。汤教授认为，消费税应当加快调整步伐。选择性强是消费税的特征。消费税和现在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应当完善消费税，适当提高消费税基。对于某些环境污染严重的，资源稀却性的，国家垄断性的，资源不再生的，倾向于适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破坏环境等的，也应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小汽车，老百姓都认为高档的消费品等并且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可以适当扩大税基。对于化妆品等应当作出不同的调整。对于某些高消费有人主张开征消费税。在营业税基础上加征消费税。5、汤教授还对于当前税制改革中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物业税和财产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问题、出口退税问题和税收立法权的下放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和税制改革的难点问题
关键词：营改增；财政风险；财政幻觉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18-02
引言
自2012年1月1日上海市率先进行“营改增”试点，时至今日我国“营改增”已经运行2年多，试点范围不断扩大。2014年“两会”更是明确提出，至2015年，我国要全面实现“营改增”。“营改增”无疑带来了诸多好处。据统计，我国“营改增”减税额累计达2 203亿元，①“营改增”结构性减税效果初显。
当前，我国关于“营改增”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营改增”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即在“营改增”过渡期结束以后如何重构地方主体税种，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安全。第二，“营改增”对相关行业税负的影响，在当前“营改增”环境下，绝大多数行业的税收负担是下降的，但是部分行业如交通运输、物流等行业其税收负担却是上升的，对此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解释，提供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第三，部分学者对“营改增”后税收征管机构改革提出了相应的看法，众多学者认为“营改增”会对税务机构设置产生重大影响。通过以上对我国“营改增”问题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尽管当前不同学者对于“营改增”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但是却鲜有涉及“营改增”的风险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欲以风险的视角对“营改增”条件下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进行的“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存在直接风险与次生风险。在直接风险方面，包括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安全性与稳定性的风险；在次生风险方面，因“营改增”引致的社会、政治风险亦是不容小觑。
一、直接风险
我国进行“营改增”改革，在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方面均存在风险点。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中央财政收入方面，看似“营改增”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在长期来看无疑会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但是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会使得中央财政收入过度依赖于增值税这一单一税种。以2011中央税收收入各税种占比来看，增值税一枝独秀，其所占比例为37.58%，而当期地方政府营业税收入为13 504.44亿元，如若二者合计则增值税在中央财政收入单一税种中所占的比例将达到58.41%。②毫无疑问“营改增”使得增值税这支“独秀”更加艳丽，然而，冷静思考会发现就单一税种而言，中央财政收入过度依赖于增值税，甚至某种程度上讲增值税已经不是一枝独秀了，而是一朵“奇葩”。鉴于此，中央财政收入风险暴露无遗。首先，“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最基本、最浅显的道理，然而很明显，中央财政收入将过多的财政收入来源放在了增值税这一个篮子中，所存在的风险不言自明。其次，中国经济在保持了多年高速增长以后，其增长速度正在衰退，并且这种衰退是不可逆的，中国经济的衰退必然会导致税源的减少。最后，当前我国经济高度依赖于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又是增值税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治污环保力度的加大，第二产业势必会经历巨大变化，而基于第二产业的增值税也必然深受影响。
在地方财政收入方面，因“营改增”而导致的财政风险更是不言自明的。首先，在“营改增”之前营业税是地方财政的主体税种，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实行“营改增”无疑剥夺了地方的主体税种，断了地方政府的财源。尽管当前将“营改增”之前征收营业税的收入仍旧划归地方财政，但是这只是过渡期的政策是大家心知肚明之事，一旦过渡期结束，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自何方，无疑是萦绕地方政府心间的一大疑云。其次，从2014年我国地方政府披露的审计报告来看，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据东部各省披露的审计数据显示：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占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的平均比重为46.58%，①天津市更是以64.56%高居榜首。实行“营改增”在剥夺了地方财政收入主体税种的情况下，无疑会加重地方政府还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最后，尽管当前我国消费税改革研究在“营改增”的倒逼下，正在紧张进行，并且众多学者呼吁将消费税划归地方，将消费税与房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但是应该明确的是我国当前的消费税是范围较大的有限型消费税，即便将其划归地方，对于消费税小省而言也是无法弥补“营改增”对其财政收入所造成的“创伤”，其财政风险仍会有增无减。
二、次生风险
“营改增”的次生风险是指因“营改增”所引致的风险，具体表现在社会政治风险，在分析“营改增”所引致的社会政治风险之前需要对“财政幻觉”理论进行阐述。“财政幻觉”理论最早产生于意大利，由意大利财政学家普维亚尼提出。普维亚尼的“财政幻觉”理论是基于垄断的视角进行的论述，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布坎南则以民主的视角对“财政幻觉”理论进行了修正。具体而言，所谓“财政幻觉”是指，假设公民是按照税单规模来衡量政府规模的，那么，要扩大政府规模，由于公民不愿意自愿纳税，立法和行政部门必须在公民无法察觉他们已经多付税，或者在下一次选举中不会显示出不悦的前提下，才可能增加税收负担。假如税收负担能以这样的方式伪装，公民就有政府比事实上的更小的幻觉（布坎南，1967）。“财政幻觉”理论看似与我国当前的“营改增”的关系不大，但是要知道我国当前的财政收入，不论是中央财政收入还是地方财政收入，均主要来自于间接税，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在“营改增”以后，其增值税所占比例十分庞大，而间接税最大的特点便是隐蔽性极强，负税人很难察觉，间接税是政府实施“财政幻觉”理论绝佳的税种，毫不避讳的讲，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完美的践行了“财政幻觉”理论。
然而，正如前文所分析，我国经济增速必然会逐渐趋缓，增值税一家独大的局面终将被打破，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终将受到冲击，而在此种情况发生下“财政幻觉”的“面纱”终将会被揭开。一旦“财政幻觉”破灭，一方面政府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来保证庞大的政府开支，另一方面“财政幻觉”破灭会使得纳税人更加关注自己的税收负担。而当前我国公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社会上“无代表不纳税”的呼声正在不断高涨，一旦税收负担不合理很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爆发政治动乱。统观中外历史，不难发现历次革命、历代王朝的覆灭均与赋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有些革命的直接诱因便是赋税改革。怀古思今，我国当前的以“营改增”为起点的税制改革亦必须重视税制改革潜在的次生风险，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三、结论
当前，我国“营改增”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形势利好，但是亦存在直接与次生风险。中央财政应适时调整收入来源结构，降低对以增值税为首的间接税的依赖，改革所得税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制，使得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逐渐扩大，进一步探讨开征遗产赠与税、房产税等财产税，逐渐分散中央财政风险。地方财政方面，在近期内不断完善与改革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安全；在长期内开辟新税源构建与地方事权相匹配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并逐步将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全口径预算之中，防范地方财政风险。
在次生风险防范方面，第一，应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有效识别，防患于未然；第二，增强政府开支的透明度，让公民更多享有民主参与、监督权；第三，降低公民税收负担，甚至在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时可以考虑个人所得税的指数化变动，即根据宏观经济的景气状况征收个人所得税，使得个人所得税灵活性与合理性共舞；第四，引用布坎南在其《民主财政论》立宪态度中的一句话，即“只有通过改进产生结果的制度，才能够改进配置或结果，而只有意识到了并理解到了制度在整个民主过程中的适当作用，才能够改革制度。”该表述无疑深层次诠释了我国对于防范、化解“营改增”风险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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